【关键词】信仰心理学结构特点相关因素
信仰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最高体现，是精神主体趋向成熟的表现。对于信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从哲学的角度看，信仰与人们对人生与宇宙存在价值的思考紧密联系。信仰作为人的一种高级的意识状况和终极的价值观念，贯穿于生命的始终。长期以来，心理学界忽视了对信仰的关注，笼统地把信仰与理想、价值观看成是个性倾向的一部分而不加辨析。有人把它看作是与价值观等同的概念，甚至把信仰混同于信念。信仰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精神状态，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信仰是十分必要的。
一、信仰的概念
从心理学的角度界定，信仰是指人们对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信奉和遵循。它居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地位，与人的知、情、意相联系，并且贯穿于整个意识领域和精神活动之中。它既可以存在于现实的意识之中，去引导行为、规范道德意识和自我评价，同时也可能内化于无意识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一切外在的行为，从而影响造就人格的深层结构。
二、信仰特点与结构
1.认知是信仰的前提
信仰是一种以“相信”为中心的知、情、意相统一的综合的精神状态。信仰中的认知因素，即信仰中认识、知识、观念的因素是信仰确立的前提。
长期关注信仰问题的学者认为，从信仰的结构与程度来划分，信仰可包括“可信”与“确信”两种水平。信仰中的“可信”可以被看作是信仰的认知成分。任何信仰，都是“可信”与“确信”两者的统一。所谓“可信”是指人们的信仰能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于现存知识予以证实，即能为我们的理智所理解和接受。这就是信仰中的理智或认知的部分。所谓“确信”就是“相信”在情感上的强化，主要体现为信仰的非理性成分。
信仰中的认知成分如同其他心理现象中认知成分一样并非是静态的、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人们总是对所信服的对象有深入认识的愿望，并且信仰态度本身有可能随着认知的变化而产生变化。
2.信仰包含情感的投入
信仰是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倾向，它往往表现为人们对其认定的、体现着最高生存与生活价值的某种对象的由衷的信赖和追求，因而情感倾注必然成为信仰心理的基本要素。离开了情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已有的信仰也会枯萎，主体对信仰对象情感的丧失意味着信仰的失落与衰减。
信仰具有两重性，从单纯的“信”上升到“信仰”必须从“可信”的层次上升到“确信”。信仰者不仅应对信仰对象有理智的认识，还应有情感上的专注。情感使人的认识与信仰对象联系起来，只有建立起情感上的依赖与信服，才能建立其真正不可动摇的信仰。一方面，信仰会培养起情感，并使情感得以升华；另一方面，情感又会促进信仰。对信仰对象的情感会使人全身心地投入到信仰活动中去，甚至为信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在宗教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同样，在科学信仰中，仍然需要真挚而强烈的情感参与。
3.信仰最终体现在人的意志活动中
信仰是人的最高需要的体现，是人的最高价值观念，它对人的心灵与行为起到导向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靠人的意志努力来实现。意志是人自觉的确定目的并支配其行动实现或趋向目标的心理过程。信仰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直接影响支配着人的意志。
意志在信仰心理结构中起稳定、定向与维持作用。这些作用主要是通过意志对情感与认知因素的影响来实现的。
从意志对认知因素的影响来看，意志可以巩固信仰主体的认识和观念。人们总是具有凭借意志去寻求证实或强化固有观念的理论或事实。意志不仅能稳定认知结构、固化信念，而且能有意无意的排斥与所持信仰观念相反的观念。意志也能使信仰者的认识活动朝着已有观念的方向发展。意志对认知的这种影响使得信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专一性。信仰所具有的意志品质是激发、推动、维持人前进的力量。在信仰心理结构中，认知因素、情感因素与意志因素相互影响，互为依托，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们的有机结合才构成完整的信仰心理状态，才展示出信仰所具有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精神信仰形成的相关因素
对信仰的研究，除了关注信仰概念、结构、特点和功能外，心理学家还重视信仰影响因素的研究。在现有的文献范围里，针对于一个发展成熟的、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而言，人性哲学（对周围人的信任）、生活事件、经济收入、教育程度等这些因素影响人们的信仰。
人性哲学对精神信仰的影响。人性哲学反映我们对人是否值得信任的看法，它影响我们的政治态度和其他的价值观念。艾里克森在他的人格发展阶段论中指出：在0—1岁，孩子对周围环境的信任将影响到以后人格的发展。人格中的结构中有价值、信仰的成分，人性哲学是否影响人们的信仰至今还没有实证的研究。
生活事件对精神信仰形成的影响。许多研究认为生活事件影响人们对生活状况的归因，是人们信仰形成的重要因素。Freud，S.谈到宗教对社会控制时提出，生活中出现的苦难事件是产生的基础。说明不幸的生活事件是信仰，尤其是的重要变量。德·莫·乌格里诺维奇认为，如果不重视人在社会生活条件下经受的心理危机和危急状态，就不可能解决的根源问题。
还有一些研究指出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状况对精神信仰的影响。宗教心理学研究指出信仰的转变年龄在青春期。刘玉新指出面临大学毕业，女大学生比男生更多地采用“求助于宗教”的应对方式，其差异显著。
心理学对信仰的研究，是从开始的。实证研究的特点，使心理学家沿着概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思路，把信仰问题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信仰概念由局限于宗教扩展至政治乃至个体的日常生活，努力从更广泛的背景中探讨人的这一精神世界。除了信仰功能和特性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外，还对信仰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探究，标志着信仰的研究已开始进入系统研究的阶段。我国对信仰问题的关注比较多，心理学研究的比较少。因此，系统整合国内外这些研究成果，建构信仰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是今后信仰研究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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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个“信”，指的是自信、信心和信仰，也就是公信力。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无数领导实践表明，领导者之所以能够带领追随者取得成就，就在于他们有坚定的信仰作动力、当保证，并获得追随者的认可和拥护，哪怕在非常困难的时候，追随者也不离不弃，紧紧团结在组织目标的周围，心甘情愿为之付出，或者牺牲。一个领导者，倘若没有信仰，就会失去奋斗的目标，偏离前进的方向，组织就犹如一团散沙，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无数优秀组织的进展历程表明：伟大的理想，坚定的信仰，不仅可以铸就领导者的灵魂，也可以铸就一个组织的灵魂，它是领导力量的源泉。失去信仰的组织，必定难以拥有恒久的前进动力，而一个信仰迷失的领导者，更不会持久地赢得民心和追随者的力量。
一、坚定的信仰就是方向
领导者是一个组织的领航员，是把控方向的舵手。当追随者不知道往哪里走的时候，领导者要告诉他们怎么走。领导者铿锵有力的誓言，质朴无华的字句，诠释着领导者坚如磐石的信仰。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一个转折的时代，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需要信仰的支撑与引导，使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坚定步伐，明确前进的方向。但是，一些干部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在诱惑面前不能保持纯洁以致腐败堕落，这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
领导干部如果丧失了坚定的信仰，就会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关键时刻就会辨不清方向、站不稳立场，甚至会使自己的人生走向毁灭。领导干部只有坚定政治信仰，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才能不畏任何风险，不受任何干扰，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透视一些领导者违法违纪的案件，无非有两条轨迹：一条是从政治上被打开缺口，一条是从经济和生活上被打开缺口。但两条轨迹的起点，都是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事实表明：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仰的危机是最致命的危机。因此，每一位领导干部在理想信念问题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要真正解决好“人生为什么，入党做什么，当官干什么”这一重要问题，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做到以淡泊之心对“位”，以知足之心对“利”，以敬畏之心对“权”，安下心来干事，扑下身子创业，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坚定的信仰就是精神
从汉语构词的角度来讲，“信仰”是一个关系紧密的词组。信者，仰也；仰者，信也。唯仰者信，唯信者仰。惠特曼说：“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信仰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它需要领导者实践与坚守。没有实践，信仰会沦为思想的“空中楼阁”；没有坚守，信仰就失去根基。领导者有了信仰，就是有了精神力量。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思想多样、利益多元的新形势，要抵制形形的诱惑，把握人生航向，绝不可没有信仰。
信仰是成功领导必备的精神素养，是领导成就伟大事业的基础。领导只有充满必胜的信念，具有永不言弃，永不言败的勇气，才会对自己的事业确信无疑，才能迈出坚定的步伐，才能产生克服任何困难的斗志，才能随时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信仰的力量并不仅仅局限于信仰者自身，它同样可以影响别人，这正是信仰成其为魅力的重要原因。领导者具有坚定的信仰，事业也就成功了一半，他可以用自己的信仰去影响追随者，使他们认同、信服，进而愿意为实现组织目标服务。信仰是无私的存在，它是构成幸福的一个积极因素，信仰能够驱使人们共同应对不幸和灾难，促成整个社会的相互作用和支持。如果一个人信仰歪曲，他的精神也就歪曲，那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扭曲的，也会为他扭曲的信仰做出疯狂的举动，从而危害自身、危害组织和社会。
三、坚定的信仰就是隐忍
卢梭说：“我们生而具有信仰。人承载着信仰，就像树载着果实一样。”坚定的信仰是领导者战胜挫折、赢得机遇的前提。自信的领导者首先忠诚于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融入领导者的言行、举止，让自己的举手投足都在辅助语言所表达的信息，因而让追随者相信你的能力和人格。作为一个领导者，信仰是战胜工作中的困难、力排干扰、把握时局、打开局面、果断决策和树立领导威望的一种重要力量。能否隐忍是检验一名领导者信仰坚定与否的“试金石”，是否“能忍”、“善忍”，也是领导力的重要方面。说，政治家需要忍耐。“忍”，可以回避正面的诸多矛盾，可以体现弯而不折的智慧，更可以考验宽容大度的胸襟。领导干部要忍得住欲望，包括：权力、金钱、美色和贪婪。一旦不能控制欲望，不能驾驭欲望，就会被欲望吞噬。唯有看得开，忍得住，才能心不动于利禄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领导干部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这压力来自老百姓的期盼，来自组织的信任，更来自发展和稳定的压力。面对压力，领导干部应将其转化为愈挫愈勇的动力、根治慵懒的动力、居安思危的动力。忍，最终靠信仰来承担。领导干部时常处于矛盾的焦点，关注的前沿，常会有不能说的委屈，不好说的误解，不便说的为难，更需要内心坚忍。心怀坚忍之心，绝不是柔弱的人，而是忍辱负重的人，更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四、坚定的信仰就是力量
宗教信仰，是指人们信奉某个宗教，对超自然的神灵、神学理论和宗教教义的认同和崇拜，同时，以坚定不移的信念、绝对依附的态度对该宗教全身心皈依。这种认同感、崇拜感体现在宗教的仪式、活动中，并指导、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
一、宗教信仰是对超自然和超人间的神秘力量的皈依和崇拜
宗教信仰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又是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一种独特形态，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不是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它是在一定的环节过程中间接地反映出来的，是人们超乎自身异化表现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原始时代，人们没有办法脱离自然的压迫，于是把自然力量上升为神的帮助，由此产生了宗教。在阶级对抗的文明社会，宗教信仰的对象开始发生转变，人们将平常生活中的社会力量异化，将其想像成超乎人间的力量，然后就形成了神学宗教。所谓的“万能之神”，究竟是是原始时代的自然力量?还是文明社会的社会力量?这两者均不是，而是人们将其本质加以神化，并付诸于自然和社会，形成脱离实际的人，将人的实质与自然和社会融合，演化为一种超自然和超人间的神秘力量。因此，恩格斯以反映论的角度揭露宗教的本质：“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二、宗教信仰的基础不在理性而在意志
启蒙哲学家康德通过对理性的批判阐明了宗教信仰的超越理性的本质，于是，宗教信仰就变成了一种实践理性在道德规范上的价值诉求。因此，近性主义哲学家试图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宗教信仰的种种努力都被康德斥之为理性主义的独断论，不能成立。康德以后，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则通过对宗教经验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宗教信仰的意志本质。因此，宗教信仰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理性。
(一)消除对未知恐惧的需要。宗教信仰的根本来源是原始人类对自然的无法理解、无法解释，进而产生难以抗拒的膜拜之感，形成以自然为核心的最早宗教。从古代到现代，历史和已知世界在不断扩大，但是未来和未知世界永存。。虽然，当下是一个由科学占据半壁江山的时代，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可是依然有许多现象是目前科学水平难以解释的。人们需要一种机制来给出合理的解答，安抚、消除这种恐惧和不安，而宗教信仰就是满足这一诉求的有效机制。
(二)满足依赖感的诉求。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可以得出宗教的本质表现在献祭之中。他指出献祭的根源就是“依赖感”，也就是恐惧、怀疑、对后果、对未来的无把握和对所犯罪行良心上的咎责;献祭的结果可以使人感到自信、满意、对未来、对后果有把握及自由、幸福。因为这一点，费尔巴哈把“宗教的基础”归之于人对自然的依赖感。依赖感对于一个人而言，不是时可有时可无之性，而是人的最正常的特性。我们总是在自己与他人所建立的语言和爱的关系之中存在的，基于这一点，信徒在自己与信仰的神圣关系中找到了信赖感，也就找到了可以依赖的对象。这种依赖的对象永远是唯一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信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宗教。
(三)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人生活在这世界上、社会中，总是不可避免的面临很多磨难，会对自己不满意、对他人不满意、对社会不满意。而宗教信仰可借助宗教道德的信仰化来诉求理想愿景，具有使人减少对现实黑暗社会的仇视，憧憬理想社会的功能。宗教信仰宣扬建立理想的乌托邦，在那里没有痛苦，人和人彼此真诚相待。宗教中的神永不会放弃你、抛弃你，永远在你身边，予你佑护。宗教信仰引导人们超越自我、超越现实、追求最高价值，追求下一世，让人们可以忘记现实中的存在的忧虑和烦恼，寄希望于下一世，使得心灵可以解脱。宗教信仰，使人们对未来有幻想，对所求有期望，对遥不可及理想有期盼。
二、宗教信仰的精神超越性
一切宗教信仰都具有精神超越性，这种精神超越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绝对的真、善、美的追求，指向人性的升华和完善。
(一)宗教信仰对象的超现实性。宗教信仰是人们信奉上帝、神鬼等虚幻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是虚幻的，但都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都是人们以自己形象为基础而塑造的，我们甚至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其原型。宗教信仰的基础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有经验性基础的对象才有可能会成为宗教信仰的客体。但是宗教信仰又不仅仅是以当时的事实为依据，而是进一步的事实的超越，是用美好理想来看待不完美的现实，使人们对真善美的一种期望。
(二)宗教信仰是主体的一种价值追求。宗教信仰既包括了宗教信仰的主体对所在的现实环境所允许其达到的目标的认识和价值追求，也包括了对其所期望的未来理想的认识和价值追求。并且，宗教信仰更多时候指的都是未来，是超越现实的对未来理想的认识和价值追求，这就是其超越性所在。宗教信仰使人类超越生物的本能生活，超越个体的孤独无助，超越人生的不安与寂寞，解决了肉与灵的矛盾，解决了有限与无限的冲突，与更高的理想境界相关联。
(三)宗教信仰超越理性。宗教给人的心灵以启示和安定，人们都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即受神之光辉照射的生活。宗教为人类制定了一种超越自我的道德准则，每一个个体都拥有追求高尚精神和崇高人生价值的欲望。通过宗教信仰，人们可以脱离因怀疑主义而造成的烦恼空虚，但凭借个人的理性不可能得到确定性，由于个人的理性总是怀疑的、否定的，因此人们追求的确定和与它相关联的和平稳定，只能从普遍的理性和广泛的认同得到。宗教信仰是超越理性的，因为宗教信仰所认识到的和所带来的存在不仅仅是理性的事情。以宗教思维的纯粹性来讲，宗教信仰是追溯本源的形而上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心灵上升、超越的思考。
宗教与道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艾米丽.杜尔凯姆将宗教定义为是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实践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实践将所有的信奉者团结到一个称为教会的道德的共同体中。康德认为宗教来自每个人的道德理性，他说：“我们关于上帝的每一个概念都是从道德意识中衍生出来的。”宗教总是与同一时期的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国家有信仰宗教的传统，甚至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占据了国家政治的统治地位，基督教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因而使得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将宗教教育作为对国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1.西方宗教道德教育方法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认为，宗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古希腊就已被人们认识到。宗教之本文由收集整理所以被人们信仰，就在于它宣扬正义、摒除邪恶的教义，从这一点来说，宗教就自然地具有了道德教化的功能。可以说，道德使宗教具有了持久、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同时宗教客观上使其所宣扬的道德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长久普遍的维持。宗教的道德作用，是以教徒的宗教信仰为基础，以宗教情感体验为中介的。西方国家普遍信仰的宗教是基督教，它所宣扬的是对上帝的爱和信仰，也正是这种爱的教义使基督教成为西方人们心中的信仰，也使上帝成为能够监管其行为的内在约束力。
1.1以爱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思想
基督教宣扬爱，认为爱是一切宗教的伦理基础。有一次，犹太经师们问了耶稣一个问题：哪一诫命为最大。在回答中耶稣列出了一条最伟大的诫命—爱主与爱人，这条诫命因此而成为基督教伦理观的最显著特征。“‘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的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最首要的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这两条诫命互相完善互相补充，爱主是第一重要的，但如果独立看待这条诫命，它会显得很抽象并且会太过于出世。爱近人这条诫命给了爱天主诫命实质内容，简单得足以使每个人能理解和遵循，但是它反过来需要爱主诫命作为最后导向和衡量标准，如果没有爱主这条诫命，爱人便成了漫无目的的行为，也就很难决定它的价值。[1]中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哲学家之一奥古斯丁认为，只有通过上帝，人才能获救，他不仅强调对上帝的爱，同时也强调人们在现世所做的善功。他认为，想要进入上帝之城的人必须先在自己的内心建造起上帝的殿堂，也就是说要以宗教的教义为指导，行为善之事，这样才能获得救赎。奥古斯丁还认为，信仰、希望和仁慈是道德转化的三个阶段，而爱是最高的。“只要爱得正确，信仰和希望无疑也是正确的。没有爱，信仰就无所作为；没有希望，就没有爱；没有爱，也就没有希望；没有信仰，爱和希望都不会有。”[2]
1.2原罪说
基督教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受到了蛇的诱惑，违背上帝的意志，偷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而犯了原罪，他们将这种原罪传给后代，因此使人的子孙在一出生都带有罪恶，这就是人类的原罪。正是由于这种生来就有的原罪，使基督教徒专注于现世的赎罪，他们认为只有按照上帝的指引行善事，帮助别人，爱自己的友人，才能洗清自己的罪责，才能在来世通向天堂。正是由于这种教义的引导，使基督徒的内心构筑起强大的宗教城墙，这一宗教城墙也可以看作是道德的城墙，它不依赖于法律和舆论等外在力量的约束，它所形成的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不仅能够稳定人们的思想，唤起人们内心的精神力量，还能使人们不顾外界条件和个人得失而去维护他们所认知的善。正是由于基督教要求人们谦虚、正直、真诚、信任、拥有同情心和宽容之心，才使得西方的人们乃至思想家都信仰宗教，把宗教作为个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认为：道德神学不仅使我们相信上帝存在的确定性，信仰宗教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它把神和道德紧密的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成为更有道德的人。
2.西方宗教道德教育方法
宗教道德教育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在宣讲教义的同时将宗教教条灌输到人们的思想中，久而久之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这一过程不免以灌输作为其重要的道德教育方法。但是与我们目前的课堂教育相比，宗教性的道德教育方法有着许多富有特色的形式。
2.1举行丰富的宗教仪式
通过仪式和圣事，基督徒对教会的信仰会不断的得到强化。这些礼仪对于信徒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白舍客认为，“那些具体的道德训导是需要的，但它们的影响不会太深厚；更深入地影响我们思想的是一些具体的人的榜样和形象。我们的观看方式、判断方式和行动方式都受思想的影响，而我们的思想来自于我们的团体以及我们的团体所尊敬的那些价值和榜样。教会对于人的想象力的影响广泛得多。因为教会有礼仪和宗教形象的丰富遗产，她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精神家园，使人们获得一个基督徒的人格，并作出道德决定。”虽然这种影响力有不同的渠道，但礼仪仍然是其中最突出的机会，信徒们在那里能够接触基督宗教的种种形象。在礼仪中，基督宗教的团体承认上主的主权，成为一个效法耶稣榜样的团体。[1]p69
基督教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基督教中的受洗是一个人确认并了解自己的信仰，愿意归向基督，成为基督的一份子，并按照圣经的指引行事，因此，洗礼可以说是一个人确认信仰的开端，从此之后，他的所思所行都不可违背自己的信仰。洗礼意味着一个人的重生，他可以告别过去的种种罪恶，以一种新的信仰、新的生命去生活，它意味着个体加入了拥有共同信仰的团体中。虽然洗礼仅仅是一种仪式，但这种仪式所具有的象征符号确实非常重大的，它象征着一个团体对个人的接纳，标志着个体的群体化以及个体与团体之间的密切联结，我们的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以及入党宣誓等仪式也具有这样的意义。此外，基督徒每周日还要到教堂进行礼拜，在礼拜的过程中会经历讲道、唱诗、祈祷等过程。基督教的讲道与我们道德上的授课是不一样的，讲道的内容是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故事，是耶稣如何救人、如何为善的事例，这些故事非常具体，并不是大而无用的条条框框，接受过讲道之后，信徒
会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且觉得这些事情自己也是可以做到的，因此他成为了富有说服力的榜样。唱诗的过程更是营造出了强大的宗教氛围，使基督徒拥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基督教非常注重这种归属感教育，教会为基督徒的信仰提供了一个大环境，使信仰者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奥古斯丁曾将教会看作是人们通达幸福的保证。在个人之外，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但对于基督教信仰者而言，教会则成为他们最依赖的组织。人类具有求同性，不愿做特立独行的人，教会中的人有共同的信仰，遵从同样的行为准则，这就使信仰者有了心理认同感，从而形成强大的心理信念，特别是当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信仰能带给人某种力量，这种相同的信仰会使他迅速地找到志同道合之人，从而融入这一大环境中。
2.2提倡禁欲式的生活方式
奥古斯丁认为，人类内心所求以及所向往的必须是完美的善，必须符合神的旨意，其道德行为要以戒律为准绳。他教导人们不可荒宴酗酒，不可好色邪荡，应当爱主耶稣嫉妒，勿纵肉体私欲。同时他还认为想要获得与上帝交流和沟通，需要经过祈祷、忏悔以及德性上的谦虚。在这里，他所要表达的是对人类内心精神领域的关注，抛开物质的枷锁，在禁欲、安贫、听命的生活方式下，只关注内心的修养，使自身构筑起强大的精神力量。但是基督教并不否认财产的获得，马克思韦伯曾指出，基督教肯定人们对获利的追求，同时也使人们富有拼搏精神，他们将世俗的活动看作是自己信仰的实现，在听从上帝的指引努力工作、与人为善从而不断接近上帝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道德教育是具体的、可行的，它将上帝的终极目的与人类的目标一致起来，在人们走近上帝的同时也实现对自我的完善。
3.西方宗教道德教育方法的现代价值
当今西方国家仍然将宗教道德教育方法作为其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一宗教性的道德教育方法是具有当代价值的，对我们的道德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1建立道德信仰体系
目前我国出现的一系列道德滑坡现象，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民众没有基本的道德信仰。无信仰就意味着无所畏惧。如果说基督教的上帝是西方人内心的法官的话，我们的国民内心是没有法官的。或许我们需要一个“上帝”，让我们的内心有所畏惧，也让我们在内心形成一道道德的栅栏，拥有内心的审判法庭。宗教教育中所建立起来的道德团体为人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力，使人们在面对外界的诱惑时拥有坚强的后盾，这个后盾可以看做是人类心灵的净化器，当人们进入所属的道德团体中，就自觉地遵守团体中的道德规范，这就是道德团体的力量，每一个道德团体都会有它特定的道德信仰体系，正是这种道德信仰将道德团体中的人们凝聚起来，遵守道德约束，同样，也正是由于道德团体本身带给人们的强烈归属感，使道德信仰得以在人们心中扎根，从而外化为日常的道德行为。
3.2强化道德教育的礼仪
我们的道德教育是在课堂上进行的，而且多为条条框框的规范。或许一些人认为，道德教育礼仪是多余的，是形式主义，但是不得不说，宗教仪式对于培养信仰者的宗教情感、巩固宗教信仰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杜尔科目说，基督教的洗礼、驱邪仪式、进餐仪式等似乎纯粹是崇拜动作，但其实是宗教能量的来源。在宗教仪式的整个过程中感受到的是强大的精神信念的支撑。因此，我们也应当开展各式各样的“仪式”，营造出特殊的教育氛围，使受教育者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同时还应该将大道理式的课本内容转化为生动的故事形式，做到寓教于乐，以利于受教育者的理解和接受。
[关键词]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马斯洛需求层次论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3-0044-03
1 昆明某高校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调查分析
1.1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检验
调查问卷设计的第一阶段是针对所研究的群体进行开放式问卷的抽样调查，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找出影响贫困生、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下：身体健康状况>积极、消极情感>自信程度>物质因素>学习成绩、家庭关系>精力情况>自我认可、人际关系>择业就业、精神压力、他人尊重>他人认可、恋爱情感。根据分析结果筛选出影响贫困生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为：物质生活、健康状况、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将以上四个方面作为设计问卷的预设因子。
问卷设计的第二个阶段根据预设因子的内容审计生活质量量表，本量表设计了44题，其中最后两题为总体幸福感与满意度的测量，其余42题涵盖了对物质生活、健康状况、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的测量。为了使问卷测验结果更有效，避免被测对象不假思索的选择答案形成回答惯性，本问卷设计了11项反向积分题项，保障所测结果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根据量表调查结果进行后得到本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9，标准化的信度系数为0905，说明所编制的“昆明某高校贫困生生活质量量表”稳定性很好。
1.2 生活质量调查结果分析
1.2.1 基本信息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共收回调查问卷826份，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调查结果如表1：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每人每个月用于食物支出的金额在400～500元，家庭每个月提供给学生的生活费平均为300～400元，而根据国家目前的资助政策，每个学生每学年至少可以获得一次国家助学金二等，即每学年至少获得资助2500元。同时学校还为贫困学生安排勤工助学岗位，每个月部分同学可以获得240元左右的工时费，贫困学生奖学金对于成绩的要求也相对较低，只要全部科目都及格，每个学生又可以每学期获得700元的奖学金。假设贫困生同学只能获得国家助学金二等，那么按每学年8个月来计算，每个学生每个月至少可以获得300元的资助，加上学生家庭资助，学生每个月可用生活费为600～700元，足以满足维持生活的需要。可见，从客观上来说，目前该校贫困生的物质生活基本得到保障。所以对于生活质量的探究主要集中在贫困生的精神生活方面。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知，贫困生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基本上能够得到满足，且贫困生与贫困生党员在物质生活上并不存在很大的差异，探求影响贫困生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精神生活方面，研究贫困生与贫困生党员的生活质量是否存在明显差异也主要集中在精神生活层次。
1.2.2 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1）贫困生党员与非党员生活质量差别分析：
由表2可知，非贫困生党员的平均生活质量为151.1331，贫困生党员的平均生活质量为15202，可见，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贫困生党员的平均生活质量明显高于非贫困生党员的生活质量，两者的生活质量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2）贫困生党员与非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根据我们发放的调查问卷的统计显示，贫困生党员的生活满意度总体上高于非贫困生党员，而贫困生党员的总体幸福感却低于非贫困生党员。对于睡眠状况、食欲状况、压力感、与非贫困同学相处的坦然感、对获得帮助与支持的满意感、对于就业的压力感这六项内容贫困生党员的满意感低于非贫困生党员，其他36项的满意感及认同感贫困生党员均高于非贫困生党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贫困生党员中有673%的人认为“有自己的信仰并能用信仰鼓舞自己”，非贫困生党员中有597% 的人认为“有自己的信仰并能用信仰鼓舞自己”；贫困生党员中有76.6%的人认为“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非贫困生中党员有728% 的人认为“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
1.2.3 回归分析
（1）贫困生党员的生活质量回归分析：
由分析结果得出：F=6009937，P=0000
Y1=151.555+11.593X1+8595X2+8519X3+8116X4
Y1为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值，X1指贫困生党员的积极情感，X2指贫困生的消极情感，X3指贫困生党员的健康状况，X4指贫困生党员的社会功能。
（2）非贫困生党员的生活质量回归分析：
由非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回归分析输出表得到：R Square Change=0984，说明因变量Y2的变化984%是由自变量引起的。F=8122070，P=0000
Y2=151.372+11.349X1+8441X2+8637X3+8101X4
Y2为非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值，X1指非贫困生党员的积极情感，X2指非贫困生党员的消极情感，X3指非贫困生党员的健康状况，X4指非贫困生党员的社会功能。
由以上分析可见对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的因素按影响强弱程度排序应为：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健康状况>社会功能。
对非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的因素按影响强弱程度排序应为：积极情感>健康状况> 消极情感>社会功能。
同时，积极情感对于贫困生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这就说明贫困生看待事物的心态是否乐观，对待问题是否心存希望是贫困生生活质量高低的最重要的因素；而非贫困生党员的生活质量在受积极情感的影响外其次受健康状况的影响，可见问卷中出现的健康状况不好的情况经常出现在非贫困生党员的身上，身心健康状况是影响非贫困生党员的又一主要因素。
此外，影响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主要集中在精神和心态层面，而影响非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除了积极事件以外还主要取决于自己的睡眠、精力、食欲、身心健康状况。睡眠、精力、食欲、身心健康状况是压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可见非贫困生党员自我压力调节的能力相对较差。
2 昆明某高校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的调查结果概述
2.1 贫困生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精神生活质量有待提高
近年来，国家、社会、学校不断加大对于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贫困生的经济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根据昆明某高校贫困生所获奖、贷、助等方面的帮助，贫困生的基本生活已经不存在太大的问题。贫困生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根据问卷的调查结果我们发现，贫困生的精神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
2.2 信仰对于生活质量具有深远的影响
我们常说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信仰支柱体现着人生价值的可靠落实，其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能够赋予短暂人生以永恒的意义。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人生价值的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绝不能离开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人生价值的实现是建立在信仰支柱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常常感叹中华民族是信仰缺失的民族，但是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但是在调查中贫困生党员坚持自己有信仰的只有70%多，可见在党员中存在一定的信仰缺失的情况。
2.3 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贫困生生活质量存在明显差异
因为人的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因此不同年级的贫困生同学生活质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成员的幸福感将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例如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式的作用，其成员便可能知足常乐，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个处在开放之初的社会，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开始了外在参照，因此，其成员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现下降之势，因为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创伤。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的不断成熟，不同年级的贫困生对于生活的主观感受有很大不同，一次就产生了生活质量的差异。
2.4 贫困生党员与非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存在明显差异
通过分析我们得出高校贫困生党员与非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存在明显的差异，且贫困生党员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非贫困生党员，除了个别项目的满意度贫困生党员不及非贫困生党员外大多数测试项目的满意度都是贫困生党员高于非贫困生党员。
3 改善高校贫困生党员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3.1 关心高校贫困生更高层次的需求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看到贫困生的基本生存需求已得到满足，努力探求贫困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对于提高贫困生生活质量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家、社会、学校对于贫困生经济生活上的关注越来越多，资助的力度越来越大。如何提高贫困生的生活质量应该更多地考虑贫困生的精神生活层面。关心贫困生的精神需求，了解贫困生的情感需要是提高贫困生生活质量的又一重要途径。
3.2 加强对高校贫困生生活态度的引导
根据回归分析所得的结果我们看到，积极情感、消极情感是影响贫困生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虽然贫困生党员与非贫困生党员的生活质量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影响贫困生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均是积极情感，可见生活的态度是否积极，是否感受到积极情感是影响贫困生生活质量的关键。因此加强对贫困生生活态度的引导是提高贫困生生活质量的关键。
3.3 对高校贫困生广泛开展信仰教育
信仰是人一生的精神信念，是人一生的不懈追求。因为我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并且我国民众的相对比较广泛，所以目前我国公民并不存一个固定的、统一的信仰，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信仰缺失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支撑着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理想和信念。每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都应该以此为信仰。信仰能让人精神饱满有所寄托，信仰能让人对生活充满信息和期待。根据本次调查，贫困生党员中只有70%的人有自己的信仰，可见贫困生党员的信仰不足，而非贫困生党员同时也存在信仰不足的现象。因此应该在贫困生中广泛开展信仰教育，通过信仰的力量来激励贫困生，从而提高对生活的希望，提高生活质量。
3.4 发挥高校贫困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贫困生党员是贫困生中的佼佼者，是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他们在这个群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根据调查了解我们得知贫困生党员往往是班级中的学习优秀者，是班级中的学生干部，他们在贫困生这个群体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们往往性格开朗，学习上进，与人相处自信、大方，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发挥贫困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于提高整个贫困生群体的生活状态、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明隆.SPSS统计应用实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卢玲玲.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对策思考[J].甘肃高师学报，2007（2）.
[3]田喜洲，王晓漫.在校大学生满意度调查与分析[J]. 高教探索，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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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艳玲.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J]. 科技创新导报，2008（16）.
[6]余欣欣，郑雪.大学贫困学生生活满意度与快乐感的关系[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07 （17）.
[7]蔡立丰，梁洪坤.高校学生满意度研究述评[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1）.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信仰；信仰缺失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379-02
一、信仰的内涵及特征
（一）信仰的内涵
信仰，在今天，常常被人提起，到底什么是信仰？在学术界，古往今来，可谓仁者见人，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无论是心理学、文化学，还是哲学、政治学，不同的领域都赋予其不同的内涵。
1.心理学领域中的信仰
心理学上的信仰主要是指信仰者的一种稳定的心态，这种心态以相信为核心，将知、情、意等心理因素统一起来，并在行动上表现出来[1]。心理学家荣格说过：“就像人的身体需要盐一样，人类的心灵从记忆难及的洪荒时代就感受到一种信仰的需要。信仰的力量源自信仰能够满足主体精神需要的属性。”[2]
2.文化学领域中信仰
《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信仰：“信仰是对某人或者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崇拜拿来作为自己的行动榜样或指南。”梁启超先生说：“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3]
3.哲学领域中的信仰
费尔巴哈指出，“信仰不外意味着坚定不移地确信主观的东西——跟限制的、也即跟本性与理性之规律相对抗的主观的东西——具有现实性，也即确信具有的条件的有效性和真理性。”[4]荆学民将信仰解释为：信仰是人作为有限性的存在的一种自我超越性，是人对自我观念、对实践，社会对个人，精神对物质，理想对现实的超越，是一种乌托邦意味的冲动。
4.政治学领域中信仰
刘建军将信仰解释为：“信仰是人们对其认定体现着最高生活价值的某种对象的始终不移的信赖和执著不渝的追求。”[5]
结合学术界各个领域对信仰内涵的解释，笔者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信仰做如下解释：从广义来讲，信仰是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于无形中指引我们的行为，是我们前进的一种精神支柱；狭义来讲，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二）信仰的特征
我们要研究信仰，首先要了解信仰的特征。当今社会的信仰特征对我们研究当代大学生的信仰缺失状况尤为重要。当今社会的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超功利性。信仰不仅是指一种心理状态，而且是一种终极关怀，是神圣的，是人的一种终极依托对象。它就是人们对自身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前景的展望和构想，就是人们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想象，是对生活现状的完善性和功利的超越，是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人类之所以称之为人类，是人类具有思想，思想使得人类不仅仅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这种憧憬就是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一种表现。信仰通过给人确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空间，弥补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缺陷，让人们可望可及，成为人类在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行动指南。尤其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正确的健康的信仰作为一块心灵净土，能够净化人类的心灵，使得人类获得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收获一份精神的安宁。
第二，理想性。信仰是人们的精神支柱，是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一种超越，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它是人类理想的产物。它满足了人类对自身终极价值的追问，给人以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明确的目标追求。这种理想性主要体现在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信仰是现实的一种体现和反映，但它高于现实。
第三，激励性。信仰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是人类的思想、言行的动力。作为人类生存的支撑，它激励着人们克服困难，不抛弃、不放弃，从而向着自己的目标迈进。“信仰作为人生的精神支柱，它能够成为一个人为其确定的远大目标而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甚至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的强大驱动力。实践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信仰越坚定、越高尚，他在内心焕发出的驱动力就越强大、越持久。”[6]
二、当代大学生信仰缺失现状及其分析
近年来，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条件下，当代大学生信仰的总体状况是积极向上的。2006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显示，89%的大学生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大学生高度关注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相关的事，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民族自信心。[7]这表明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本态度上，绝大多数大学生是理智明确的。但是，中国正处于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这种形势一定程度上折射到学校，对大学生的信仰产生影响，从而引发了大学生信仰的缺失。现就当代大学生信仰缺失的主要表现做如下几个方面的阐释：
今年以来，“李一现象”的出现更是使得信仰问题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大众话题。一种广为人知的说法是，中国之所以出现腐败、道德沦丧等问题，是因为信仰的缺失。那么，当前中国老百姓的精神状况是怎样的?靠复兴宗教是否能让中国人在精神上返璞归真?信仰是否可以救国?构建权力之外的权威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思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通过对中国30个城市4500个样本的抽样调查及相关的调查数据的解读，我发现：
第一，物欲主义价值观以压倒性状态成为当前一般老百姓日常生活形态。它既来自于西方的消费主义，同时也有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价值传统，有某种必然性。虽然总理也再三讲要让我们中国人有尊严地生活，但在日常生活中，究竟什么样的人有身份?什么样的人有尊严?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人相信就是拥有多少物欲性的东西，你有无房子?有无车子?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地段?穿什么衣服?什么品牌?都成为你是否有尊严。是否被看得起的外在标志。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价值观并不能使人们有安身立命之感。在当代中国急剧变革的社会过程里，人们普遍对未来命运有强烈的不可知感。在被问到“你是否经常考虑生活意义的问题”，竟然有27％的人同意说经常考虑。45.5％的人说偶尔考虑，这两部分总共加起来有72.5％。可见。关于生活意义的问题即使是物欲主义价值观占主流的社会，它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毕竟有很多人在一些特定的时刻，特别是大火之后，突然觉得生活和人生价值的问题变得非常重要，这是一面，我们要看清楚。
第十问题是价值观的失落。今天中国有句话是说“形势大好，人心大坏”，社会处于断裂的状态。今天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的调查有一个题目“你是否同意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结果有近六成的人都同意，都持相对主义态度甚至是一种迷茫状态，从中可以看到价值观失落的问题。
今天中国是在建设一个法制社会，而真正的法制不是靠制度建立起来的，它背后还有一套文化，一套价值，所谓法律文化。但当今法律背后是空的，法不自助，内心缺少一个价值，这种价值被抽空的话，虽然法铺天盖地，但往往是形同虚设。
当然，一般的老百姓基本的良知还是有的，所以才有11月21日上海10万人自发的完全不是政府动员的献花的举动，说明人们内心还有良知。但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把伦理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化了。最难做的就是家长，首先告诉孩子一套大道理，然后碰到具体问题时，又告诉他们一套小道理，而小道理往往超越于基本的伦理价值之外的。这种双重性在我们的应试教育中普遍存在，应试教育考的都是一套乏味抽象的大道理，但人们却普遍按照日常生活中所学到的小道理在实践。
第三个问题是宗教的复兴问题。我们调查发现的数据，现在16岁以上的中国大陆人口当中，有的人数占31.4％，即使抽去那些民间，信仰今天我们承认的五大宗教而言，这些人数也占了24％，也就是2，2亿左右，我个人觉得这个数据可能还有些保守。
但中国的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呈现多神化和实用化的趋势，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一神论传统，神圣与世俗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界限。在我们的调查中很多人都不是一种信仰，可以有多种信仰同时并存，哪怕有时可能信基督教的也信仰佛教。而很多老百姓追求的不是信不信，而是灵不灵?这是中国百姓对中国宗教的一向态度。哪个菩萨灵，他就信仰什么。
而且，不仅宗教在复兴，人文也在复兴，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儒家传统的社会，有一个人文代宗教的趋势。所以杨庆坤先生也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价值观主要不是宗教提供的，而是儒家所提供的。无论是人文的复兴，还是宗教的复兴，应该都是很好的事情。但首先信仰要和权力相分离。蒋庆搞那个儒学，说是儒家要成为儒家的经典，要成为中学必读的经，像这些现象，可能会异化为压抑性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心灵解放心灵重构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权力一定要和权威分开，今天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只有权力没有权威。权力就是权威，谁有权力谁就拥有权威，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今天中国社会要重构权威，宗教也好，人文也好。这个权威就是一个心灵秩序，一套价值。民间信仰不是封建残余
金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副所长)：与过去相比，当代的民间信仰在形态上发生了变化。以江南宗祠为例，它业已改变了过去阴森、昏暗的情况，变得明亮、辉煌，而且其名目繁多，背后的社会功能则复杂叠加，呈现布迪厄所云“文化再生产”状况。其次，民间信仰由以往的“自发”转向当前的“文化自觉”。以对某地灵媒(巫婆神汉)的研究为例，我们发现他们开始借助于乡村精英的力量，诵读儒家经典，并吸引乡村文化人的广泛参与。可见，当代民间信仰已经变化，并开始自觉寻找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
因此，一定不能“一刀切”地看待当代民间信仰。很多人把民间信仰看作是封建残余，这是不对的。在对待民间信仰的态度上，首先要知道，民间信仰场所、数量跟现有五大宗教差不多甚至更多。从理论上讲，民间信仰是的一个子范畴，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心灵需求，是社会权利的体现。因为民间信仰是老百姓自己选择的信仰，而非别人要求他们去选择的信仰。任何人不能强行把个人的价值判断强加其上。在法律面前，任何宗教都是平等的，任何宗教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老百姓也具有选择自己信仰的权利。当然，民间信仰的发展也需要与法律、法规保持一致。
民间信仰会不会弥合什么文化断裂?它可能有这种东西。但我们不能赋予它太大期望，它可能有承载文化的功能。比如我们到寺庙上去，迎合上写着劝善、向善等，我们到祠堂去看，考上博士挂个匾，它有个价值引导的作用，但可能仅此而已，不要把它夸大到一个层面。民间信仰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满足老百姓的需要而已。对于文化人来说，他要把这种东西往上引导。对于国家对于地方来说，各个的角度看都各不一样。比如我到一个县城，公安局长说不关注到底有多少信众，他说他所关注唯一就是他们拜神的时候不要发生踩踏。所以不要简单的看这个复兴，好像就是一个传统的简单的再生产的过程。而是有加有减的，要关注这种变化。信仰救国?
晏可佳(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宗教在中国过去10年当中是大大发展的，中国现在的宗教，已经不局限在宗教活动场所范围之内，而是体制内宗教与体制外宗教的二元分化和长期并存。体制外的宗教自我发展意识非常强，传播手段非常灵活，蔓延的范围比较广，社会影响不断增加。
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社会问题就是因为信仰缺失吗?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从以往坚信的“科学”、“民主”可以救国，发展到了现在的“信仰”可以救国?在我看来，在此“后信仰时代”，社会问题并不尽出在信仰上。因此，社会科学尤其是宗教社会学介
入宗教研究，可以为后者提供很重要的研究手段和理论方法，但它只是提供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理论和方法，至于在提供最终解释性答案方面，其能力却是有限的
李向平(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无论是宗教复兴，还是宗教救国论，核心问题在于是不是宗教越多越好?香港人现在对于这个问题进行思考，香港人说菲律宾腐败透了，天主教人口占90％左右，腐败得一塌糊涂。我就得到启发，我们现在做的一个课题，就是宗教与腐败，看看宗教与腐败有没有关系，结果发现没有关系。宗教可以有很多信众，腐败照样很多，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宗教能不能救国?不能救国。最近世界顶级的一个期刊讨论宗教的影响，结果发现都是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对于宗教复兴要打上问号了。
许纪霖：宗教不一定能救国，但可能能救心。国和心是两套秩序，国是社会政治秩序，心是一种精神的心灵的秩序，宗教至少可以救心。至于你说过的宗教与腐败的关系，这其中有无腐败，还有很多变量。比如说他不仅取决于心灵秩序，还取决于法制。和国家信仰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国家信仰这个词在中国用得很少，它是什么意思呢?从语义和字面上理解，我现在只能想出三种意思：第一个就是国家本身的信仰。国家自己的信仰，英文是faith of stale。第二个是指全国人民的信仰，一个国家大家都信仰的，有共同的信仰，Nationa]ity offaith。第三个就是对国家的信仰，国家是信仰的对象。
193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意大利的盛行，背后也有对国家的信仰作为基础，我们对此应持抱警惕态度。我们现在体育的举国体制，很多专家提出反思，是金牌重要，还是全国人民的健康问题重要?这里面也有国家信仰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反思以国家为信仰对象在实际生活中带来的问题。
童世骏(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在中引近代政治思想传统的三个主要派别之中，以当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最为重视民众生活的精神问题，他们认为精神价值和中国文化最为优越之处，就在于为中同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家同。自由主义则认为精神价值固然重要，但社会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舆论不应过多干预民众私人问题。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传统战胜了自由主义传统和保守主义传统，但对相当数量的民众而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主要涉及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不是人们的精神生活。与此同时，古老民族的几T年文化，则是无数国人的重要精神食粮。
随着国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避免精神空虚，越来越成为国内的主要问题。随着我同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有多少精神品质，而不仅仅是有多大物质力量，越来越成为国际问题。
当前对主流意识形态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有文件明确表述，包括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以改革创新为中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关键是，要处理好精神价值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特别要防止对价值体系内容和要求做简单化的理解。
“约定”：敬畏底线
在中国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接二连三被爆出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杨锐曾感叹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队伍，相关制度也林林总总，但为何食药安全事件却仍然频频发生？
他回忆起第一次到新加坡，回国后和朋友聊起对这个国家的感觉：整洁、秩序、保守。这是个多元种族社会，在70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便居住着来自20多个国家的居民，社会治安良好，而这个极其开放多元的国家，却又极其保守。各种族的宗教、文化、生活习惯，包括建筑风格在这里得以完好保留。法制再加上文化信仰，让这个国家秩序井然，多数人都能遵守纪律，各行其道，心里不浮躁，没有妄念，不抱侥幸，脚踏实地工作和赚钱。
杨锐因此认为其中有一种无形的社会“信仰”。它是什么呢？他比喻道，在城市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交警、交通规则当然哪个地方都会有，但是，人和车若没有一个对他人行为的预期把握，心里就没有“安全感”。
因此，敬畏制度、遵守法律，是我们社会信仰的最大公约数。亚当·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论》里写道，社会中一个人心里的安全感来源于别人对道德和规则的敬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底线的“敬畏”，没有精神建筑来维系一个社会的约定，每个人的生活，同样无法得到保障。
“信仰是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认为，信仰涵括神圣与世俗两大层面。对普通人来说，不一定人人都能追求崇高，但人人一定要坚守底线。
在公共领域，所谓信仰重建，更多应该是从这个层面。然而作为社会秩序的屏障，规则意识需要被最先建立起来。
“无规矩不成方圆”，有法可依、有法必究，在此共同核心之下，不同理念的存在就有了各自不同的空间或领域，它们彼此有关联却不能完全等同，人生理念可以并行不悖，最终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相协调、达一致，构成精神世界的社会和谐。
垂范：党员干部的“领袖作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讲话别指出，一个青年如果没有明确的信仰，就会在混沌的生存状态中失去自我；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没有具有坚定信仰作支撑的青年，将失去凝聚力，失去前进的动力，无法实现真正复兴和繁荣的。
尽管，信仰的搭建要靠社会的各个阶层与人群，然而由于中国的当下国情，公务员阶层应该在社会道德重建中扮演关键角色。清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将之喻为信仰的“领袖作用”。
他认为，“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社会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引领常常是通过公共权力和权力者的公共示范来实现的。官员对职责是否有神圣感？党员是否忠于党的信仰？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的运用是否源自高尚的精神动机？尤其受到关注，其正负两面的影响都尤其突出。官德示范和公共领袖（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示范不可或缺”。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源永远与“人民”有关，从嘉兴南湖上的一条船上为国家复兴定下了这个信仰起点，至此无数共产党人“投身革命即为家”，在血雨腥风中为新中国的缔造和建设创下基业。
今天的信仰问题也需从源头来解决。那些落马的党员干部其腐化堕落就从信仰的蜕变开始。
而如果在社会中处于精英阶层的领导者首先搁置了信仰，那很难保证人民群众的信仰重建。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党员干部要“在对待党和国家事业上始终保持进取之心，在对待人民赋予权力上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在对待个人名利地位上始终保持平常之心”。
重新回归这“三心”，既是回归到人民群众中间，回归共产党人的先锋的锐度，更是回归敬畏与信仰本身。中国共产党拥有8000多万党员，是社会的领导者和精英，它的精神回归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精神回归的关键。
“基因身份证”：社会核心价值观
“如果我们社会的精神层面没有（信仰）这张独特的‘基因身份证’，要追求民族的凝聚力和信仰力都是空谈。”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对于我们当前国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标准的参照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描述道：“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这是立足中国特色、立足社会主义的一个描述，辛鸣解读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几个范畴：和谐、公正、仁爱、共享。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状态，公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指向，仁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诉求，共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
如今，我们提倡最多的是“和谐”，“和谐”这一范畴虽然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其价值内蕴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中国文化中的“和谐”，一言以蔽之，“和而不同”，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承认“不同”，充分肯定、尊重、保障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差异性、独立性，包含了“自由”、“平等”所应有的内容；但这不同又没有导致根本性的冲突与斗争，而是“和谐相处”，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更高层面上达到一种融洽、协调、有序的状态。
一个社会的信仰力量来源于“自觉”。大众要走向“自觉”，既要有崇高的引导性，又要有相当的包容性。
“只强调崇高性，让普通大众望而生畏，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过分迁就包容性则丧失了价值观本来应有的引导功能，会让价值观名存实亡。因此，我们社会树立的榜样与标杆人物不可欠缺，但一定会越来越大众化、平民化、人性化、草根化”，辛鸣说。
前段时间，社会上广泛开展“岗位学雷锋、争当好员工”活动，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各个行业倡导信仰的重建，规范每一个细节，让人们实实在在地通过遵守所在行业的职业伦理和规范，来重建其信仰的价值体系。这样的过程，似乎更接地气，“人人都做得到”。
信仰之路，无论寻找，还是重建，对于中国都将是大命题。
师德建设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它既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校规校纪上保证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真正实施，又要通过全体教师自身的共同努力。师德规范要转化成教师自觉遵守的行动，一方面，需要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等支持，这是外在的制约力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的支撑，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主要是师德信仰。师德信仰是加强师德建设、提高师德水平的源动力。信仰是道德之本，同样也是师德之本。师德的理论本性决定了师德离不开信仰的支持。首先，师德具有现实约束性和理想导向性相统一的特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2］”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出道德的现实性基础，即人们不可能超越现实生产状况去构筑一个子虚乌有的道德王国。师德属于道德中更高规范和要求，必须立足现实，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带有现实化色彩的约束和规范。同样，师德又必须高于现实，具有理想导向性，即它必须依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提出的一种高于现实，带有较强理想化色彩的激励和倡导。师德的现实约束性和理想导向性二者是有机统一，缺一不可的。师德这种高于现实的理想导向性内在地要求信仰的支持。失去信仰的支持，教师不可能去自觉追求一个崇高的理想目标。其次，师德具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相统一的特性。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师德也不例外。如果失去功利性的特性，师德也就失去了其为教师所追求的魅力。但师德更体现为一种为人品格与思想境界，反映出教师对真善美的完整追求。这正是师德源于现实并高于现实的集中体现。没有功利的纯师德是虚假、梦幻的，而仅仅为了功利而进行的师德行为又只能是庸俗、丧失理性的。在源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符合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师德才是现实可行的师德。师德对功利的超越本性，引导着人必须超越功利的现实，而超越功利的师德要求若没有信仰的支持也是难以实现的。再次，师德具有他律性与自律性相统一的特性。师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它对教师行为的限制与约束有其特有的方法，如师德评价、师德监督等。师德需要他律，需要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否则不能立足。但师德规范若不能转化为内在的师德自律，师德与法律的区别就失去其意义，正如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3］”完善的道德只能是自律与他律的内在统一，师德也不例外。实现他律向自律转化的一个根本条件就是信仰，只有获取信仰的支持，这一转化才能最终实现。若无对师德的追求与信仰，没有对师德的敬畏之心，师德的防线只能一触即溃。由此而言，师德不仅是对现实教师要求的简单描述，而且高于现实，引导现实，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依托于信仰的理论本性。失去信仰的支撑，师德就成为无源之水，不可能上升为教师自觉的追求。而有信仰支持和保证，就会使得师德有了真正动力，因此坚定师德信仰是加强师德建设内在的源动力。
二、高校教师师德信仰存在的问题
师德建设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灵魂和基础。师德从狭义上是指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操、道德意志和道德品质等。教师需要坚定师德信仰，才会从内心、灵魂深处有所追求，有所敬畏。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师德定位为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它还应是一种信仰，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体系的灵魂和具体化。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的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笔者认为，师德信仰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教师职业道德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把此作为其行为准则，是师德建设的精神源动力。当前，我国高校教师师德状况总体是良好的，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高校部分教师中出现了师德信仰危机，这不仅威胁着其道德水平与专业发展，更威胁着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和未来，迫切需要高校加以重视和解决。第一，部分高校教师信仰缺失，价值观迷惘。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是人们不断进取的精神动力。目前，有的教师在物欲横流、浮躁喧嚣的现实社会中出现自我价值迷惘和师德信仰危机，导致其人生理想功利化、价值标准实用化，行为选择偏重眼前利益，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使得他们缺乏对教师职业的热爱，没有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仅把教师当做一种职业和谋生的手段，而未看作是承担着传承人类智慧、传播崇高理想的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第二，部分高校教师知与行脱节，缺乏自律意识。师德信仰作为一种道德约束力，对教师行为发挥着规范和引导作用。若高校教师不能保持坚定的师德信仰，势必丧失对教师职业操守的信念，缺乏律己意识，放松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致使其师表意识淡薄，缺乏敬业精神，过分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物质利益的索取；教学工作中懈怠，用心不到位，敷衍塞责；教学手段单一，不重视课堂质量；不求上进，热衷于利用第二职业挣钱；甚至弄虚作假，不讲学术诚信等。第三，部分高校教师育人意识淡薄。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但部分高校教师缺乏师德信仰，对教师的职责内涵没有全面的认识，以至于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给学生传授专业技术知识，只满足于课堂专业知识的讲授，缺乏育人理念，甚至缺乏基本的教育理念。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求”，“教”仅是形式，“育”才是本质。他们没有认识到第一课堂是学生综合素质培养重要阵地，反倒认为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心理素质培养，是学校领导和党务政工干部的事，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有的甚至做出一些违背道德准则的行为，极大地降低了高校教师的职业声望。第四，社会师德监督和高校师德建设机制不完善。当前，社会舆论存在着对少数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表面上重视、实际上漠视的现象，缺乏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少数高校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时，仅仅注重教师的业务素质和学历层次的提高，缺乏对教师师德的规范、管理和考评，导致其师德建设机制不健全。同时，部分高校对如何坚定教师师德信仰缺乏系统的思考，相关教育措施孤立不成体系，教育方式方法落后，导致高校教师师德信仰教育的有效性不高。
三、坚定师德信仰，加强高校师德建设
坚定师德信仰是保证师德规范被自觉自愿执行的基础。在师德信仰淡化或部分丧失的今天，要想重塑高校教师的师德信仰，从社会角度看，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好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加强师德信仰教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道德最终能否为社会所接受，最终能否转化为社会成员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关键固然在于它能否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本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这种道德究竟能够在多大范围、在何种程度上为人们所信奉和遵行，归根到底则取决于道德教育的成效如何［4］。因此，教育是师德信仰生成的基础。弗洛姆说：“过去反对信仰，是为了解脱精神枷锁，是反对非理性的东西；它表现了人对理性的信仰……今日缺乏信仰则表现了人的极度混乱和绝望。［5］”因此，将师德信仰教育纳入到现行的德育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只有使具体师德规范的践行同最崇高的人生信仰追求结合起来，才能赋予师德行为以价值感、神圣感，从而进一步激发师德教育对象的学习、践行动机。在师德信仰教育工作方面，注重师德理论联系教育教学实际，构建集理想性与现实性于一体的科学信仰系统。同时，寻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师德信仰教育的最佳切入点，改变以往单向灌输式教育模式，让教师真正地体悟到师德不仅是一种约束、一种牺牲、一种奉献，而且能从中得到幸福和满足，得到自我的充分发展，从而使道德信仰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第二，建立师德奉献与师德回报的社会机制。在当前商品经济和市场化格局下，仅仅诗化师德是不全面的，不强调回报的师德奉献，只会让教育者和受教者产生受损感受，必然导致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的不公，导致义务与权利、奉献与补偿、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久而久之，在师德生活中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状态，讲师德成了有德之人的重负，缺师德倒成了无德之人的通行证。因此，要想坚定师德信仰，只有让师德得到现实回报，建立师德奉献与师德回报机制，才会形成普遍意义上的师德意识，成为高校教师普遍奉行的价值原则。其实，德行统一、善恶报应理应是师德信仰的题中应有之义。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完全走出用集体主义消除个人利益的误区，因而常常把集体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实际上，师德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相统一的特性，决定了既不存在没有义务的师德权利，也不存在没有权利的师德义务。个人对自己的利益、幸福的关注与追求（以不危害他人利益和幸福为前提）以及对德福统一（好人有好报）的向往与对师德的信仰是不相冲突的。建立良性的师德奉献和师德回报机制，也应是我们集体主义原则的一种体现。作为承受奉献并倡导师德精神的社会，有义务对奉献者予以回报，使履行师德义务的人、做出奉献的人，在这种回报中客观上获得他所应有的道德权利。当然，回报的形式既可以是精神奖励，也可以是物质奖励。比如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师德楷模，通过社会媒介的赞颂，使教师的社会形象大放光彩，使之感受到做有德者的高尚光荣；也可以为师德高尚者设立相应的奖励基金，或为他们提供一些特殊的有利其自身发展的机会和便利。另外，在选贤任能、评优、待遇等方面，注意优先考虑那些师德高尚之人。总之，建立此机制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要使教师在师德公正的环境里感受到做有德者高尚、做奉献者光荣，真正体现出履行师德义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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