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影响差异概述
1.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存在着东西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情况，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造成的，同时根据生产要素总是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规律可得，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向东部地区聚集加剧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东西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较大。这说明虽然人力资本对不同区域的经济都有促进作用，但影响的程度和贡献率有所不同。
二.探究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差异的原因
(一)导致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
1.东西部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的不同
根据Backer和Lucas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积累主要受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健康投资和迁徙流动四个因素影响。
1.1教育
在Lucas的人力资本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正规教育和干中学(learn by doing)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成在职培训。东西部地区教育科技发展的差异化不仅导致了东西部教育质量的差别，更造成了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的差别，虽然国家对西部采取支持开发的政策，但是其中的教育投资所占份额较小，这也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形成有所影响。
1.2健康
下面主要运用构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教育和健康对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的影响。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作为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组合成人力资本的方式：
H=AEλM1-λ ,λ<1 (1)
其中H为人力资本，E为教育投入，M为健康投入，λ为参数，A为衡量地区原有教育水平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的系数。
为了数据更有代表性和统计的便利，笔者选取东西部有代表性省份作为数据分析的对象，其中包括东部省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西部省份：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使教育和健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加标准化，我们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H=lnA+λlnE+(1-λ)lnM ,λ<1 (2)
根 据东西部地区1995-2000之间对教育和卫生健康的支出状况，进行回归，主要分析在近年来由于教育和卫生投入不同对东西部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值。所有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能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
从以上的回归模型中可知，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也实际影响人力资本的存量，对医疗卫生投入较多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也会增加的越多，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会越大。
1.3迁徙活动
人力资本对东西部区域经济作用的差异，不仅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而且和人力资本流量，即人力资本迁徙有关，异质性高素质人力资本的迁入可以为当地经济注入活力，而且会增加当地人力资本积累。
2.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
随着的国家对人才流动的导向性，西部地区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也在逐步增加，但其对经济贡献作用依然有限，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不同也是其对经济增长作用不同的原因之一。
三.政策建议
1. 加强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协调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比例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内生化结构启示我们两者要合理高效搭配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我国的现状是对人力资本投资仍存在东西部空间的差异的情况，西部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所占西部投资的比重较小。
2.区域配置。
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激励机制，制定特殊优惠政策，加大人才激励力度，并且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NGO)组织的作用，通过公益志愿活动引导促进人力资本区域的合理化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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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了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在他们的眼中，西方的教育环境要比中国的环境优越的多。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持有这种观点。因为这个原因，学者应该着眼于东西方教育的差异去进行研究和探讨。尽管我们清楚东西方教育差异是巨大的，但是到底它们之间的差异起源于何处和对之后的教育界有何影响仍然是一个盲区。
这篇文章将通过对文化价值取向的研究去探讨中西方教育差异，并以《绯闻女孩》和《十八岁的天空》为蓝本。
关键词：教育；中西方差异；文化；价值取向
一、中西方教育差异的渊源
中国和大洋彼岸的西方世界自古以来就有深渊的差异存在于此。自远古时期以来，中国就坚守“我本地大物博，无需迎合与外”。中国自开元以来一直妄自菲薄，认为外来之物无一优等。这是古人给后人留下的永远磨灭不去的观念。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世人眼光的扩散，国人逐渐开始发现国外的东西渐渐优于国内。但此时已晚，我们已经和世界开始有了差距。这是中国教育的缺点所在，但是中国教育的优势也来自古代。例如孔子的诗书礼仪，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也源于古人的传统。而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例如美国，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它的历史传统记载非常短暂。此国是一个欣欣国家，它没有什么传统，历史去追溯和查询。它把创新和发明当做自己国家的最重要因素。所以开放，创新，不惧权威，不畏惧将来，这些都是这个新国家给世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但是它的缺点在于它不在乎历史，不为未来着想成了它们自己的缺点所在。
二、文化价值取向
文化价值取向对跨文化交际方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理论之一。它是由荷兰学者霍夫斯蒂德研究发表的理论之一。在文化价值取向的研究范围之内，文化被分成五个维度去研究证明。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长期与短期主义观，男性与女性权威。用着五个维度去研究中西方文化差异是一个比较关键和准确的理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文化价值取向的第一个维度，它旨在研究人的态度对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的取向。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一个比较核心和重要的点去研究来自于不同国家人们的态度。研究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需要用个人主义值去研究，如果个人主义值较高，证明对自己的利益和权力看的比较重而不太在乎集体权益和他人利益。不确定规避指的是对未来将要发生事情的避免和选择。不确定规避指数越高，证明他们喜欢未雨绸缪，而不确定性指数越低，证明他们越是不太在乎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和所做的决断。权力距离指的是对权威和高层的畏惧感，权力距离指数越高证明对权威的高层的距离感越强，而权力距离指数越低证明对权威和高层的距离感越弱。文化价值取向对中西方教育差异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会对中西方教育差异之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文化价值取向在《绯闻女孩》和《十八岁的天空》的表现
《绯闻女孩》是在美国正在风靡流行的美剧之一。剧中的男女主角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剧中的女主角Blair是一位富家千金，生活极其奢华.她生活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参加各种名流的派对和聚会.由于从小生活条件的优越导致她从来不在乎他人的感受，总是喜欢别人围着她转。男主角Chuck也是其中的男主角，他本人生性放荡不羁，对生活没有太大的追求与渴望。从这两位男女主角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的身上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低而且不惧权威，权力距离指数也比较低。而在《十八岁的天空》中，男主角石延枫尽管也是出生于富贵人家，但是他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尽管他喜欢捉弄别人，但是在他的内心里。这些都是他对别人的关心和喜欢。他对班里的女主角疼爱有加。而且专心一致，不喜欢出尔反尔。剧中的女主角蓝菲琳是学校的校花之一，但是她在同学面前从来不会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样子。
这是中西方教育差异在文化价值取向角度下的研究，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没有那个文化是完美无缺的，也没有哪个文化是高人一等的。我们在判断文化教育的好坏和利弊的时候应该从多方面的角度去看问题。观点和决定都不能太过于片面。根据此结果学生以后再决定选择哪种教育的时候，应该谨慎小心，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即可。不应搞崇洋。（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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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教育总投入；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面板数据
一、文献综述
财政教育投入对教育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得到了学界的共识，我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从财政教育投入水平的区域差异这一层面来看，有学者认为我国虽然加大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但是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教育投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分配结构不合理[1]。无独有偶，冯学军在研究我国的义务教育投入水平是也认为在教育投入水平上，在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投入明显高于西部[2]。在此理论基础上，沈百福虽认同在区域间教育投入存在差异，但在综合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划分教育区域时指出经济区域与教育区域不能完全一致地对应，既有联系，又相区别[3]。
针对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这一问题，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周宁在分析了吉林省的财政教育投入情况后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教育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投入的差异，且差距逐渐拉大[4]。在此基础上，张得娟在对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中认为一国的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经济的增长促进财政教育支出的增长[5]，但张光就为什么我国的教育支出达不到GDP水平的4%这一问题上指出在一定范围内，经济增长不能提高教育投入，而超过了这个范围，地方的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6]。李伟军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教育投资的发展速度一般高于GDP的增长速度，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的投资逐渐与GDP的增长保持协调[7]。但冯云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我国地区财政教育投入与地区居民的收入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8]。祁毓利用泰尔系数分析我国的财政对教育的支持问题时指出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的差异并没有加大我国财政教育投入的不均衡[9]。
综合以上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之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地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水平上，未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国家财政对地区教育的影响。地区的教育发展需要中央的财政支持，仅研究地方的财政对教育的支出不能完全反映地方的教育投入。同时，在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上，采用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过于单一，不同的研究对于财政教育投入总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说法不一。因此本文基于实证的分析方法，重点研究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投入）的区域差异以及财政教育投入总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整理
早在1995年我国就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但从我国教育现状来看，我国的教育虽有较大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而财政投入对于教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重点就在于研究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在经济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存在何种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会影响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基于2008-2013年30个省级地区（由于地区的数据缺失较多，因此忽略不计）的经济指标及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指标，对四大经济区域的数据进行研究。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单因子方差分析等研究方法，借助excel、spss、
eviews等工具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我国的财政教育投入现状。
为避免地区之间的其他因素影响，本文采用的是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水平指标（财政教育总投入/地区人口），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则引用许招元等人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其中包括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教育水平（初中文化以上人口/6岁以上总人口）、市场化程度（国有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城市化水平（非农业人口/总人口）六个维度的七个指标[10]。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四大经济区域（东部经济区域，中部经济区域，西部经济区域和东北经济区域）将30个省级地区6年的数据划分分成四部分将数据按照年份分别录入excel表格中，并对数据进行编码，将东部地区2008-2013年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编码为1，中部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编码为2，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编码为3，东北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编码为4。数据处理步骤如下：
（1）运用excel画出6年30个省级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
教育总投入折线图，分析是否存在稳定的发展趋势。
（2）运用spss面板数据单因子方差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各
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存在怎样的差异。鉴于四大经济区域的样本数差距较大，直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误差较大。为减少误差，采用面板数据单因子方差分析方法。通过
spss面板数据单因子方差分析结果，研究四大经济区域间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3）基于eviews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区域间的经济水平是否影响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对七个经济指标以及人均财政教育投入进行无量纲化后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三、数据结果与分析
从六年各省级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来看，其中最高的地区为内蒙古自治6907.7元/人，最低的地区则是青海地区人均的财政教育总投入只有97.59元，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六年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为1357.29元/人，中部地区为705.02元/人，西部地区为1135.047元/人，东北地区为913.57元/人。从四大区域的均值分析，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最低，区域之间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存在较大的差异。
为分析财政教育投入水平与经济区域之间的关系，采用excel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各省级区域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是否存在一定的稳定趋势。结果表明各省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存在某种稳定的发展趋势，折线图中六年的波峰和波谷均存在一致性。财政教育总投入水平在区域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呢？运用spss对面板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显著性为0.003，小于0.05，说明数据没有通过方差齐性检验，因而在多重比较分析时选择Games-Howell方法。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I）地区的与（J）地区的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投入总值的均值差在0.0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差异，其中存在差异的有1-2，1-4，以及2-3，说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人均财政教育投入总值存在差异，中部与西部亦存在显著差异。且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均值差均为正数，表明东部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与其他地区相比较高。这与之前的研究存在一致性。
我国的人均财政教育总投入水平在四大经济区域之间存在差距，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和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相关呢？本文采用七大指标来描述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财政教育投入两者的关系。
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运用eviews的面板数据回归方法，鉴于是六年的数据，故不进行单位根检验。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显著性为0.743>0.05，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通过0.1显著性检验的经济指标有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以及公路密度，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为0.933。地区生产总值与财政教育投入水平正相关，这与之前的研究存在一致性，而与城镇化水平和公路密度负相关，这样的结论可能是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人均国家财政教育总投入，除地方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影响外，还存在中央对教育的补贴的影响。可见，中央财政对地方的教育投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8-2013年的30个省级地区的人均财政教育总投入指标和经济指标研究财政教育投入水平在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影响财政教育投入水平的因素，研究结论如下：
（1）我国的人均财政教育总投入在四大经济区域之间存
在不平衡，东部地区较其他地区的人均财政教育总投入水平高，中部地区的水平最低。
（2）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教育投入总水平存在影
响，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均财政教育总投入正相关，而公路密度和城镇化水平与财政教育投入总水平负相关。可见我国中央对教育的投入成效显著，促进了地区之间的教育公平，降低了地区生产总值对教育的影响。
基于以上的论证和分析，为实现区域之间的国家财政教育投入的公平，一是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区域之间经济的协调；二是加大对贫困和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中央的财政支持对于发展地区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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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 高等院校 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8-0193-02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非均衡性的问题由来已久，客观上受到区域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引导，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经济发展的梯度差，使得高等教育资源各要素的经济属性明显，区域不平衡性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是经济均衡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等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不仅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速度，还威胁到区域经济的整合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
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按“三大地带”划分法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并以此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三大区域”普通教育资源差异化特点分析
（一）高等院校数量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表1 2001―2011年“三大区域”高等院校数量变动 单位：所
2001年到2011年11年间，全国高等院校总量从2001年的1225所增加到2011年的2483所，净增103%；东部地区由2001年的548所增加到2011年的1085所，净增9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由2001年的379所增加到2011年的799所，增长幅度达111%，发展速度最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由2001年的298所增加到2011年的599所，增长幅度达10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高于东部地区发展速度，但由于西部地区原有高校数量缺乏，相当于东部拥有量的46%。2011年中部、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绝对数量差距虽然在扩大，分别是286所和486所，相对差距明显减少，分别是11.52%和19.58%。可见，高等院校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总量配置差距明显，相对差距缩小。
（二）高等院校省均数量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从纵向发展看，11年间全国高校省均数量由2001年的39.52所发展到2011年的80.09所，增长103%；其中东部地区由2001年的49.82所发展到2011年的90.41所，增长81%；中部地区由2001年的47.38发展到2011年的99.87，增长111%；西部地区由2001年的24.83所发展到2011年的54.45所，增长119%。东部增幅最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中部和西部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近年发展速度较快。从横向发展比较，2001年我国高等院校省均数量39.52所，东中部分别为49.82所和47.38所，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26%和20%，西部地区24.83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7%；到2011年，我国高等院校省均数量为80.09所，东部、中部分别为90.41所和99.87所，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和25%，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比2001年下降13%，中部地区比2001年增长5%，西部地区54.45所，说明西部地区高等院校省均数量发展滞后于全国，并且东西部差距、中西部差距悬殊。
表2 2001―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高等院校省均数量变动表 所/省
（三）高等院校专任教师数量变动趋势比较分析
11年间，全国高等院校专任教师总量从2001年的531910人增加到2011年的1392676人，从增长速度看，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年均增长幅度分别是16.58%、15.84%、17.92%和16.33%，东部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增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4%，发展速度较快，西部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11年间，全国平均每所高等院校专任教师数量从2001年的434人增加到2011年的561人，11年增26%，尤其是2004到2007年四年间增长速度较快，2007年达到最高，然后又急剧下降，主要是扩招对高校师资规模的影响作用非常明显。从平均数量上看，东部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则接近于全国平均，西部地区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有一定的差距，2001年东西部每所高校的师资差距是56人，到2011年是47人，差距有所减少；东部地区高校原有师资力量雄厚，优势明显，在高校的规模效应上依然是东部地区最大，西部最小，可见高校人力资源在东西部、中西部的差距并不明显。
表3 2001―2011年“三大区域”平均每所高校专任教师数量 单位：人/所
二、“三大区域”优质教育资源差异化特点分析
高等院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包括国家重点学科、部级教学团队、部级教学名师、211工程、985工程、有研究生院设置等指标内容，通过对“三大区域”优质教育资源的比较分析，能较全面的把握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化特征。
表4 “三大区域”六项指标占总量比重表
（一）东中西部地区高校国家重点学科分布特点
表3分析，东部地区在校生占全国在校生45.22%，却拥有国家重点学科高校总量的64.9%，占有国家重点学科数总量的69.34%，该项优质教育资源在东部地区配置具有较高的密集度；中部地区在校生占比33%，其他两项指标占比仅为19.3%和18.14%；西部地区在校生占比21.78%，两项指标占比为15.8%和12.52%。国家重点学科东中部、东西部差距分别为51.20%和56.82%，说明该项优质高教资源东中部、东西部差距悬殊。
（二）部级教学团队及教学名师资源分布特点
东部地区在校生数量占比、部级教学团队占比、部级教学名师占比分别为45.22%、54.2%和54.6%，后两项指标占比均比在校生占比高出近10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三项指标分别为33%、24.8%合26.2%，后两项指标占比均比在校生数量占比低近7―9个百分点；西部三个指标的占比较为接近，差距较小，该指标东中西部差距则更为突出。从纵向占比比较看，部级教学团队东中部、东西部差距分别为29.40%和33.20%，而部级教学名师东中部、东西部差距分别为28.40%和35.40%，差距较大。
（三）211工程、985工程、设研究生院高校分布特点
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211工程、985工程、设研究生院高校数据分析，三项指标占比在东中西部差距悬殊，其中211工程东中部差距为40.54%，东西部差距为43.25%，中西部211工程院校极其匮乏；985工程院校资源东中部差距为61.54%，东西部差距为53.85%，东中部、东西部差距更为扩大；设研究生院教育资源东中部差距为52.55%，东西部差距为55.93%，三项指标均说明极其重要和优质的高教资源在东中部、东西部配置的极其不平衡，优质高教资源东中部、东西部差距悬殊，中西部基本持平。
三、结论及建议
三大区域普通高校资源要素东中部资源丰富，差异不明显，西部资源较缺乏，并且东西部、中西部有一定差异；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悬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呈明显的梯度差，从东到西呈明显的递减态势。因此，高教资源的配置应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大力培养实用型人才逐步缩小东西部梯度差；积极推进并实施促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专项扶持工程、加大对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支持力度，制定并出台三大区域高教合作方案，持续推进落实东部地区对口支援西部地区的政策，实现东部带动西部，高校资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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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本；地区差异；动态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9-0088-06
一、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年均GDP超过9%的高增长率，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问题浮出水面，成为学者们重点关注的经济现象之一（Fan，Kanbur and Zhang，2011；CC Fan Mingjie Sun，2008）。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各国和地区间人均产出（或收入）的差异导致了该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率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经济的发展伴有收敛趋势。而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某些因素如人力资本存量、知识总量会导致区域差距不断扩大。多年来学者们利用跨国数据研究人力资本对地区增长收敛性的影响，但结论却不尽相同。教育作为学者们度量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指标，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一致性的实证支持（Mankiw et al.，1992，Pritchett，2001）。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要素，由于数据获取的问题，研究中多被中国学者忽略，这很有可能会低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可能高估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余长林，2008）。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收敛还是发散趋势？包括教育和健康在内的人力资本是否会加快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速度？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在中国也体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征？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差异的作用，学者们首先围绕教育展开讨论。在Mankiw et al.研究中，人力资本（中学入学率）的差异，能够解释80%以上的跨国收入差异。然而，由于模型中对人力资本测量误差等原因，这一结论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 （Klenow and Rodrigue-Clare，1997）。Benhabib和Spiegel（1994）发现，新古典模型设定下的人力资本会减弱经济增长的作用，Pritchett（1997）的研究也说明教育不利于经济增长。A de la Fuente and Rafael（2009）对21个OECD国家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数据选取过程中，人力资本指标的质量和规模直接影响了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显著程度。Liu（2009）认为在中国的城乡之间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外部效应。
按照舒尔茨对人力资本内涵的描述，除了教育投资外，健康投资也是人力资本不可忽视的部分。早期的研究大多肯定了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Barro（1997）首次构建了含有健康人力资本的增长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预期寿命对其后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当初期预期寿命从50岁上升到70岁时（预期寿命增加40%）会带动人均GDP增长率年均增长1.4%。Hongyi Li and Liang Huang（2009）将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均纳入M-R-W模型，他们发现，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劳动者可能在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权衡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比例。王弟海等（2008）构建具有Arrow-Romer生产函数和Grossman（1972）效用函数模型，分析发现如果排除健康投资对物质资本的挤出效应，则健康投资总是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健康投资可能会挤占物质资本积累。
纵观已有文献，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作用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尚未得出一致性的实证结论，将人力资本指标狭义地用教育指标进行替代会忽视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度量也大多采取传统的方法，国家间截面数据的研究方法可能会造成人力资本数据的有偏性。本文尝试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估计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影响下的地区经济差距问题，进而分析由人力资本产生的区域效应。
三、模型设定与方法选择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忽略了对人力资本的讨论，而新增长理论则重点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Mankiw、Romer和Weil（1992）的研究更是将增长的大部分贡献归功于人力资本投入。他们将人力资本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扩展了索洛模型，成为当前学者们研究经济增长收敛理论的有效方法之一。
假设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带有人力资本的Solw模型可以表示为
Y（t）=K（t）？琢H（t）？茁[A（t）L（t）]？滋（1）
其中，Yt、Kt、Ht、Lt分别代表不同经济体的产出水平、物资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A代表技术进步水平。α、β、μ分别代表各要素投入对产出的边际弹性。由于生产函数的规模报在使用面板数据前，需要通过Hausman检验来选择采用固定效应方法还是随机效应方法更为合适。由于固定效应模型允许未观测效应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任意相关关系，比随机效应的假定要宽松一些。然而，固定效应估计量却无法剔除某些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因素对教育、健康甚至产出变化的影响。为此，本文同时采用DGMM方法（differenced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来估计（7）式。DGMM方法由Arellano&Bond（1991）提出，其基本思路是先对（7）式求差分，继而用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中的工具变量。本文综合比较了固定效应和DGMM的估计结果。
四、数据说明
如非特别说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各年数据。为保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将重庆与四川的数据合并，因而模型中包含30个横截面地区的数据，时间跨度为32年（1978-2009年）。参照Islam（1995）的研究方法，我们将32年的数据以4年为周期划分为8个区间（1978-1981年、1982-1985年、1986 -1989年、1990-1993年、1994-1997年、1998-2001年、2002-2005年、2006-2009年），各变量取4年的平均值，这样做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商业周期对估计的影响。本文选取的主要变量如下：
1. 人均产出和人均产出增长率（y）。各地区的人均产出yit，用1978年为基期的人均GDP实际值，lnyit-T为各时段初始期人均GDP的对数。人均产出增长率（？驻y），笔者采用某一时段最后一年的人均GDP和初始年份人均GDP计算得出。以1990-1993年时段为例，某省人均GDP增长率？驻y4=ln（yi1990/1993）/4。
2. 教育人力资本（se）。人力资本的测量方法主要有成本法和收入法两种，但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除了个人以外，还包括企业和政府的培训和投入。因此，在研究中测算人力资本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目前普遍的做法是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人力资本的测算指标，但仅通过此方法却又忽略了教育回报的问题，使得平均受教育数据存在估计偏差。因此，本文参考了Hall&Jones（1999）方法测算教育人力资本存量。
假定j省中第i人受教育si年，则人力资本存量可表示为：
1978-1981年的数据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替代，1987-1995年间的数据来自陈钊、陆铭和金煜（2004）的估算结果，其他数据均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衡量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si时，数据选用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各级受教育程度人口比重，并依据不识字初识字者0年、小学受教育者6年、初中受教育者9年、高中受教育者12年、大学受教育者16年作为权重进行计算。
3. 健康人力资本（sh）。考虑到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保证人力资本的正常投入，故本文从成本角度考察健康人力资本的投入。因此，笔者选用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sh）和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dh）作为度量健康人力资本的数据。
4. 物资资本投资率（k）。本文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GDP比例的对数来度量物质资本投资率。
5. 其他控制变量。以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度量n，根据习惯做法取外生技术进步率和折旧率和为0.05（g+δ=0.05）。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考虑面板数据方法选择时，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大都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好。表1为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是不考虑人力资本时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第（2）列是考虑人力资本变量时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为了剔除某些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因素对教育、健康甚至产出变化的影响，本文沿袭Benhabib和Spiegel（1994）的模型设定，应用DGMM估计方法分析将教育（健康）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第（3）列记录了DGMM模型的估计结果。
1. 从全国范围来看，固定效应模型和DGMM模型中初始人均GDP水平的系数都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我国在1978-2009年期间经济增长存在着条件收敛。同时，在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后，促使我国年均收敛速度从9%增至10.3%-10.7%，这说明人力资本促使我国经济增长条件收敛。
2.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物质资本投资率对全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只是影响作用并不显著。而在DGMM模型中物质资本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投资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平均经济增长率可提高0.065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张焕明（2004）得出的结果较为相似。
3. 从全国范围看，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教育对地区人均GDP产生正向影响，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可以提高劳动者知识和技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
4. 从估计结果来看，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复杂。用每万人拥有床位数度量的健康人力资本，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即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以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度量的健康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显著为负，即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这似乎违背了我国的客观经济现象，在剔除了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因素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后，DGMM模型中的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负效应并不显著。
5. 劳动人口增长的系数为负，这表明人口的增长的确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增长，这与Zhang和Li（2007）使用的工具变量回归得出的结论一致。
为了更好地说明不同经济地带内各省区之间经济增长率的收敛性，同时估计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作用，笔者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型分别回归①。其中，模型1是不考虑人力资本时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模型2是考虑人力资本变量时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模型3为DGMM模型的估计结果，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1.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初始人均GDP在固定效应模型和DGMM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说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条件收敛。引入人力资本后，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收敛速度加快，而中部地区的收敛速度却因为引入人力资本而有所下降。这表明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收敛作用的区域差异性显著。从收敛速度可知，东部地区收敛速度较快（11.2%～12%），而中、西部地区的收敛速度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3%～10.7%），西部地区收敛速度最慢（6.1%～6.6%）。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际间人均GDP增长出现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即不同地区内部经济增长存在趋同，而地区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其次，物质资本投资率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物质资本是支撑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西部地区物质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最大（12.1%～17.4%），东部其次（8.4%～9.7%），中部地区最小（5.1%～6.9%）。从西部地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物质资本的产出系数也居于首位，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
3. 分区域来看，东部、中部地区的教育人力资本产出弹性显著为正，且东部地区教育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要大于其他投入要素（13.1%～22.4%），这说明在我国东部，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较于物质资本等其他要素更为重要。而在西部地区，教育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系数虽然为正，但却并不显著，这表明教育在西部地区并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西部地区教育投资不足，加之西部地区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中教育人力资本的缺失。
4.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出弹性系数为正，且多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在DGMM模型中，西部地区每万人拥有床位数的增加也显著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用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度量健康人力资本时，DGMM模型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医生数量增长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弹性系数显著为正），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医生数量的增长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但效果不显著。这验证了我国区域间医疗水平差异明显、中西部地区医疗资源投入少的客观现实。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1978—2009年分省面板数据，应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和新近流行的广义矩阵法（DGMM）估计了人力资本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经济差异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人力资本促使全国省际间的经济增长呈现“俱乐部”收敛态势，而三大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则存在条件收敛。这一结论与潘文卿（2010）、刘金全等（2009）的研究结果相似。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存量使得我国经济增长趋异（史修松，赵曙东，2011，张学良，2010）。除了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外，笔者认为，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必然存在一个“阈值”，即如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低于某一临界点，东部地区就会凭借优秀人才提高对要素的利用效率，进而更容易吸引物质资本和先进技术；而中西部地区则会陷入人力资本“低技能”和人才外流的困境中，迫使区域间经济差距加大。由此可知，落后地区更应该加强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入，提高当地的人力资本禀赋，促使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物质资本驱动。1978—2008年，物质资本存量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且从区域角度看，目前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重点依靠政策扶持下的物质资本投入。然而，单纯依赖资本投入的增长模式并不能缩小落后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再多的物质资本也是徒劳（姚先国，张海峰，2008）。
3. 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这一结论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McDonald，Robert，2002）。同时，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在东中部地区较为显著，对西部地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从教育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方向转变。
4. 以每万人拥有床位数代表的健康人力资本促进了我国及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这说明通过增加病床数的方式来增进劳动者的健康人力资本，进而保证其持续的人力资本投入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增长。然而，用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代表的健康人力资本只证实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东部地区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验证了我国区域间医疗水平差异明显，中西部地区医疗资源投入少的客观现实。
注释：
①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方法为：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12个省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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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区差异 教育机会 公平
中图分类号：G522 文献标识码：A
世界银行在《2006年发展报告：公平与效率》中对高等教育的教育机会这样解释，认为高等教育的教育机会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对量的规定，即是否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二是对质的规定，即接受什么样水平的高等教育。在现当代的社会，对于每一个适龄人来说不会因为身份、阶级或是其他非自身才智因素而将你拒之于大学之外。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衡，例如地区、性别、阶层以及民族等等，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地区差异对于高等机会的影响。
1地区差异的内容
按照国家计委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划分法，把我国分为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大的区域，区域的差异就是这三大区域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性。
按照国际上的通用方法，评价国家或地区之间教育机会差异的时候通常采用的是“毛入学率”指标。但是，这种方法运用到实际的操作中是有困难的，因为各国家的高等学校都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招生的，这样计算出来的数据是不准确的，因此，实际的数据统计中大多是以“毛录取率”为标准的，它以录取人数而非在校人数为分子，这样也就便于统计一个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
据笔者搜集的数据显示，自从高考恢复以来，我国高考录取率出现了成倍的增长，从1977年的4.8%到2012年的75.0%几乎增长了近16倍。但是地区之间的差异依旧存在。其中东中西部的高考录取率几乎相差10个百分点。东部的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四省近几年的高考录取率都是80%以上，遥居排行榜前几位。而西部的四川、贵州、甘肃、宁夏四省几乎每年的高考录取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数。中部的山西、湖北、河南也徘徊于平均数线。这就可以明显看出东西部的差距。
2地区差异产生的原因
2.1自然原因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东中西部在地貌、地势、环境、资源分布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别。高校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必须拥有自己的校园、校舍、图书馆等实施教育的场所，这就对土地资源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职能除了教学、科研之外还有服务社会，这就要求这个地区有可以服务的对象，这也对该地区的资源和环境提出了要求。我国东部拥有着优势的自然条件，地势平坦，交通发达，人口分布密集，这样就为高等学校的设立创立了良好的条件，而一个地区高等学校的数量与该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之间是呈正相关的。西部无论在地势、环境，还是人口方面都远不如中部和东部，这也就使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机会远低于中部和东部了。
2.2社会原因
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都会有一定的动力源，高教机会的不均衡也是如此。除了自然条件这样不可逆的客观因素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社会因素。
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控制是不言而喻的。“政治体系的任何一次重大变更，都必然直接产生一种新的、与变革了的政治提携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观念和信仰，都必然导致现行教育体系、教育管理体制的解体、改造和重组，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与改变了的政治基础相一致的教育结构、教育秩序”。在我国，在1985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鼓励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80年代末的教育水平”，这就意味着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非均衡发展战略就占据了教育发展的主导地位。东部的教育尤其是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为代表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在这一政策下飞速的发展起来，与中部西部的高等教育形成很大的差距。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尤其明显。80年代中期后，教育投资于管理权限下放地方后，各地区的差异显露得尤为明显。各地财政的不均衡，使各地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愈加严峻。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最为发达，财力也最为雄厚，这就使得东部有充足的资金来发展高等教育，有雄厚的财政做基础，就可以吸引优秀的师资，建造高水平的大学，这样就会带动这个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地区的财政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这个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呈正相关的：财力雄厚则高校数量和质量就会有较高水平的发展，那么与之相联系的高等教育机会就会多；反之，则高等教育机会就会少。
大学的基本任务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就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生命的精神交往肯定离不开文化。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就像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连体婴，共同享有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精神交往的载体就是文化。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其他技能，最终都会以文化的形式保存下来，拥有雄厚文化底蕴的地区、城市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上总会有优势，比如北京，这样的古都让这所城市拥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也让这所城市的教育在中国占据领先地位。
3缓解措施
高等教育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会给我国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带来阻碍，而且这种差距的长久发展也会给（下转第22页）（上接第7页）国家的安定、社会的稳步前进以及全民素质的提高造成困扰，因此缓解地区的差异从而使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刻不容缓。
第一，政府的调控。首先中央政府要从政策方面对这种差距进行调控，这可以称得上是最直接的手段。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增强弱势地区的高考录取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上的“人为地方化”（将一个地方的高校看成是这个地区的专属学校），同时，地方政府也要配合中央积极贯彻这一系列的政策，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的政府。其次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弱势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在2012年，我国的教育经费首次达到了GDP的4%，这其中又有多少真正的用到了一线的教育事业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最后，政府也要对各个高校的招生政策进行控制，减少因发达地区“高校责任感”而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减少招生政策方面的地区不均衡。
第二，地方要努力发展经济。经济的发展是任何事业发展的基石，丢掉经济的发展来谈教育的发展是不成功的，也是不现实的。地区的经济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区高等教育的差异，要想缩小这种教育差距就要首先缩小这种经济差异。每个地区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只有建设地区特色经济，才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了，地区的教育也才能得到发展。
第三，社会支持系统要充分发挥其作用。社会支持系统主要是各地区的各种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企业只有依靠高素质人才，依靠先进的文化与科技才能求得持久的发展，它所依靠的正是教育的产物。企业要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对高校的财政进行投资，这样就能够使地区高校发展得更为壮大，也使高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也就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增加地区的高等教育机会。
第四，适当合并弱势地区的部分高校。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境况下，一个弱势地区的高校能够存在，一定会有它赖以生存的优势。所以，可以将这些弱势地区的一些有优势的高校进行合并，建成一个大的学校，各个院校都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优势学科，发挥“1+12”的功效，这样就能够增强这个地区的高校竞争力，也就能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区之间的差距。
第五，采取知名教授流动授学制度。众多周知，中国最顶尖的教授大多集中在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一系列知名大学，而这些大学都分布在东部，“大学之威，非高楼也，大师也”，一所大学之所以知名，之所以能吸引众多的人才前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地方有大师。采取知名教授流动教学制度，可以避免弱势地区因为各种客观条件缺乏教授而减弱其竞争力。当然，这也需要教育发达地区的高校能够秉着教育责任感，加强对弱势地区教育的支持，例如学术交流、资源共享、图书等硬件设施的捐赠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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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报告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体育思想文化是文化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的先进与超越才能统领文化的主流。
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中、西方体育对体育价值的看法和认知方式不同，也使得中、西体育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它们各自反映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西方体育占据着学校和社会的主要阵地，民族传统体育却被排斥和忽略，这种全盘照搬的过急行为至少造成了两种不良的后果：一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长期得不到发展和广泛传播；二是在全民健身和学校体育活动中，由于忽略了参与主体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从而使全民健身和学校体育教育的有效性打了折扣，因此，要对西方体育活动的方式进行改造并有选择地吸收，才能满足现代中国大众的文化心理需求。后现代主义思潮表现出20世纪下半叶人们更关心周围日常生活的思想特点。后现代主义真正崛起于20世纪60 年代，发展至今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后现代主义以后工业社会为背景，以批判否定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重视平等，否定中心和等级。”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也没有统一的理论，但通常它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状况，一种哲学导向和一种研究运动。它表现为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否定，批判，超越。
1.后现代主义批判二元对立，倡导创造和多元
后现代主义主要思想是“反思”，当现代体育从全球性发展逐步地转向了全球化发展的时候，现代体育体系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了，这就使得以西方文化为基本内核的现代体育就当之无愧地取得了近乎于垄断的地位。西方体育如此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其他形式的体育，如东方体育，为了存在和发展就不得不依据现代体育的基本规则来重新对自身进行必要的、也是根本性的改造，从而使得原本丰富多彩的体育存在形态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由于此时的体育学者多数都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学者，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在立足于西方文化模式下形成的，因此，对于已经存在着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严重威胁现代体育健康发展的严峻的现实问题。认真研究比较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差异，对更好的继承和发展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使中国传统体育在世界体坛上找到新起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主义在科学研究中以理性方法和逻辑为唯一的方法论，强调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的绝对对立。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话语霸权，他们对现代主义中所谓不言自明的真理持怀疑的态度。墨菲(J . W. Murp hy) 指出，“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反二元论的。简言之，不再假定有一个绝对支点可以用来使真理和秩序合法化。”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了彻底的解构，把矛头直接指向现代性，指向依赖着一种元叙事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即那些能为科学立法的哲学话语。然而，元叙事的合法性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原因是主流文化所反映的是霸权意识形态，而这套话语仅代表着某一种阶层、身份地位的人，其实质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容易造成性别歧视、人类中心论和种族主义的泛滥。因此，后现代主义在理论意义上是一种对现代性价值、信念和话语霸权的反动，是对现代主义的辩证否定。倡导创造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思想家最推崇的活动就是创造性地活动，最在意的人生就是创造性的人生，最欣赏的人是从事创造的人。在格里芬看来，“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的奉献，这种接受性同许多接受性价值一起构成了我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中西方体育思想应当是互补的不是二元对立。西方体育的垄断严重威胁现代体育健康发展的严峻的现实问题，体育学者们却反应迟缓，直到其他学科领域（如哲学、生态学、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等学科） 的学者们在全球范围内对西方文明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弊端进行全面反思的时候，这样的局面才开始有了一定的改目前，当我们将体育置于全球人类发展的平台上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现代体育至少在两个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现代体育期待角色的合理回归
2.1 现代体育的“极限运动”
由于现代体育是以西方文化为基本内核发展起来的，而西方文化又是以理性主义为基本核心，所以现代体育就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从学术角度来看，理性体育的基本特点是其功利性。可以这样讲，现代体育为了 “更高、更快、更强” 这一目标，完全地走上了 “极限运动” 的发展道路。这样，体育与原来起源所具有的为人类进化与发展服务的基本内涵就被彻底地异化了，这就使得现代体育无法消解技术化社会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例如，现代技术给人类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种提升仅仅是一种物质生产的提升，而非是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同步的、和谐的提升。由于人们过于满足于物质的享受，而忽视了人本的价值———人类和谐发展的价值，所以造成了人生理的健康问题（身体素质水平下降、健康水平下降、各种疾病滋生等）以及人的心理问题 （孤独、焦虑、自我迷失、主体缺失等）。虽然人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开始认识到人类的人本价值，必须通过和谐的运动来体现，但是现代体育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却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如何促进现代体育进行角色的合理回归，使之成为促进人类和谐发展的社会活动内容之一，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
2.2 现代体育的多文化特征
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体育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文化发展模式必然会孕育和产生不同的体育发展模式，即体现出体育的多文化特征。然而，受到现代西方体育垄断发展的强力制约，其他一些形态的体育，如东方体育一直没有获得其发展所需要的空间和时间，即使东方体育以感性为基本内涵、更能体现人本价值，即使东方体育更强调人与物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即使东方体育恰好是消解以理性为基本内涵的西方体育弊端的最有效的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可以说，现代体育发展对东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不公平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广泛的不公平性，对人类进步与进化的强干扰性等问题的存在，客观上要求现代体育进行复归。要解决这些由于单一的体育———文化形态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就必须促进体育的多文化特性发展。在多文化体育的发展模式下，我们可以通过促进各种文化的互动来实现弥补单一文化体育的种种缺陷这一目标。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体育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平台上展开的对体育的比较研究。可以说，这应该是当今体育学者们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也应该是比较体育学科发展所必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比较体育学科的发展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来进行规划，将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现代体育的合理发展作为其学科发展的基本任务。
3．消解“对立性”，崇尚多元共生的文化观，建构中西方体育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和谐发展
3.1古希腊时期中西方体育发展历史的比较
3.1.1西方体育发展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理性体育的发展状况与东方的感性体育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东方形成的农业社会的重人伦、重道德的审美文化不同，古希腊人重思辨、重物理。重思辨则审美与伦理的差异自明，为审美摆脱伦理的束缚创造了可能；重物理则自然与伦理的关系澄清，为人体自然的自觉扫除了障碍。因此古希腊人明确地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目标，身体美被列为重要的目标之一①。古希腊的体育一般是在音乐的配合下进行的，这是因为古希腊人认为，配以音乐的体育锻炼能塑造出身体健美、精神高尚的自由民，它保证了人身心的和谐，正如柏拉图所说：“二者都是灵魂的仆人。”①古奥林匹克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规范下展开的一种竞技活动方式，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格外注意的十分有趣的问题：古希腊人注重理性至上，然而，柏拉图却认为理性的活动———体育———却是 “灵魂的仆人”，似乎是与古希腊理性观相违背的，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可以证实，在古希腊理性与感性确实是被人为地分立为两个方面，这就为体育理性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柏拉图看来，理性的表现形式———体育锻炼———虽然重要，但是仍然要归于纯粹的心灵———一种理想的理性的东西。当然，在古希腊时期，西方体育仍然保持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之所以强调西方体育的理性特征，是因为这样讲与此时西方体育重理性传统的历史事实是相一致的。
3.1.2东方体育发展进程
我国古代体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即公元前2500 年。当时已有完整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称为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和御都带有体育教育的性质。从这些史实来看，周朝已经将德育、智育、军事教育和体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就说明，在当时社会中人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体育的社会功能，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当时的体育已经比较发达了.
3.1.3 中西方体育异同比较
在古代，由于中西方文化是平行发展的，因此互不交叉，没有互动作用和相互影响。同时，又由于这两种社会发展的背景不同，所以古代中西方体育文化在演进的过程中，存在着差异。但是，这并不是说中西方体育只有差异性而无相似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相同点（1） 在这一历史时期，无论是东方体育还是西方体育，都非常强调内外和谐，注重理性与感性的统一。（2） 中西方都注意借助于体育的方式进行军事训练。2. 相异点（1） 古希腊体育工具理性内涵所占分量较重，因此古希腊人注重人体的造型和肌肉沟回，喜爱表现 “外力” 的活动方式，一些体育项目也基本上都是 “外在式” 的锻炼身体的模式。总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中西方体育都是以理性和感性统一存在着的，但是东方体育更讲求理性与感性的和谐统一，而西方体育虽然还是保持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但是同时已经显现出理性与感性分立的基本走向，这就为后来的中西方体育发展的不同走向奠定了基础。二、欧洲中世纪时期中西方体育发展历史的比较（一）西方体育发展欧洲进入到中世纪之后，基督教在社会上盛行起来。（二） 东方体育发展欧洲中世纪时期，正值我国的两晋南北朝至元朝结束这一历史阶段，三、工业革命时期中西方体育发展历史的比较在讨论本问题之前，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即本节所讨论的问题的时间包括了文艺复兴时期。竞技运动是指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人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罗蒂认为，哲学的基本活动是对话、沟通，其目的是促进中西方体育文化之间的对话，以达到人类的相互理解。
4结语
西方体育的现状影响现代体育健康发展，现代体育期待角色的合理回归。后现代主义能促进中西方体育文化能够达到平等对话，和谐发展。中西方体育具有差异性与相似性能够进行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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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西方 体育文化 表现形式 精神内涵 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以动作技能、运动技术为文化符号的人体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反映。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文化区域，不同的民族文化对体育文化的形成都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中西方体育文化作为东西半球不同脉络中的产物，二者构成了世界体育中的两支艳丽的奇葩。因此，对中西方体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深刻认识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促进二者之间的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文化和体育文化的概念
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文化的概念，大而言之，指体育运动本身所蕴含的围绕体育运动所形成的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小而言之，又可指体育运动某一方面的文明因素。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所谓体育文化，是一切体育现象和体育生活中展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说，人们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过程中，为谋求身心健康发展，通过竞技性、娱乐性、教育性等手段，以身体形态变化和动作技能所表现出来的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体育文化是人类本身需求的特殊反映。它是人类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通过有形的身体形态、动作技能、运动器材、物质以及无形的与社会属性相关的意志、观念、时代精神反映出来，显现了各具特色的存在方式。
2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渊源
2.1中国体育文化的产生背景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脱胎于中华民族独特的以天、地、人及其相互间联系为基本框架的“整体”哲学观，这种整体观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即对天地万物进行联系、分类的思想。中国古人凭借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巧妙的冥想建立了对天文、地理、社会以及人事具有超强包容性的太极、阴阳、五行学说。在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格及体育文化，既有踏实勤劳的特点，也有以和为贵、不提倡竞争的特点。这种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并在“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的指导下，衍生出“师法自然”这一学习、运动思想，认为人应该学习、模仿动物，顺乎自然，天、地、人之间应该相互协调，从而创造了很多具有养生功效的体育形式。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圈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必然受到一个国家主流文化的影响。中国位于亚洲东部的大陆，东面海洋，西北高山、沙漠的地形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这使得民族传统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就缺乏戡天役物的精神，它以仁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主体，兼顾道家、法家、佛家的思想，它追求的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倡导的是中庸、轻竞争，重自然发展、轻开发，重文轻武的文化倾向。同时，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给中国人的思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加之强烈的宗教意识和家庭意识，在这样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下，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多顺从少抗争；多保守少创造；重人性，讲人治；强调贵贱等级制度的民族性特征。
2.2西方体育文化的产生背景
西方近代体育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这不仅源于传播它的国家大都为国际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经济、军事强国，更是因为西方近代体育所包含的开拓进取的精神以及开放、严谨的科学精神。现代西方科学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某些本质与规律、人体机能变化与运动能力强弱具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使西方对体育的认识登上了新的台阶。这归因于19世纪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由此而引发了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的重大突破，进而又引发出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解剖学等学科的发展。从地理位置上讲，古希腊位于地中海沿岸。这种海洋国家非常易于形成具有开放性的经济结构与生存方式，也自然会造就拼搏创新、人定胜天的海洋文化。西方文化产生于欧洲，欧洲位于欧亚大陆的西部，西临大西洋，南濒地中海，东南是黑海、里海，北临波罗的海、北冰洋东部以乌拉圭山脉与亚洲相接。欧洲海岸线曲折，多天然优良港湾，适于发展海洋贸易和海洋运输。欧洲土地面积狭小，平原少，山地、丘陵多。因此，古代欧洲人自始就注重利用海洋优势，发展海洋贸易和海洋运输等商品经济。由于商品经济的开放性和外向性，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欧洲文化就具有了外向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同时受西方地理文化背景的影响，西方民族的个性特征呈现出与东方民族截然不同的特点，它重视个体的力量，强调对个体发展的尊重和宣扬，对外来世界存在天生的征服与探索欲望，对不断突破人类自我未知的极限有着不可思议的向往与追求。
3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异同点
3.1表现形式的差异
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不同风格使得这种文化的外在形态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中国古代竞技体育多以个体的、娱乐性的、技艺性的、表演性的项目为主，如投壶、戏球、礼射等，而对抗性强的、竞争性强的、身体接触较多的运动项目，在中国开展很少，也难以流行。这不能不说与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心欲宁，志欲逸，气欲平，体欲安，貌欲泰，言欲讷”有关。这种形态的竞技体育与现代竞技体育相比，缺乏竞争性和开放性，反映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符合中国古代哲学意识的内倾性，与东方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活节奏和思维方式相同步。竞争是西方体育运动的灵魂，他们强调超越自然、超越极限，其体育中表现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色彩。我们从古代西方比较盛行的单程赛跑、角力、拳击、赛车、赛马等竞技活动中就会感觉到西方体育的外向型性格的水手气息。西方体育动作多讲究自然性、尽量要求动作的舒展、自然，并强调要用大肌肉群参与动作的完成。西方大多体育项目都对规则、场地、器材做出严格规定，注重对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机能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独立的、科学的、规范的体育理论体系。
3.2精神内涵的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儒家文化开创了这样一条道路：由内向外去驰求，通过修齐治平，通过内圣外王，通过成己成物，从内在发掘这个世界，所以是一个从内向外的发生过程。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或者是基本精神，是一种伦理精神。这些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观念和精神对传统体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支柱。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人是由“气”组成的，“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而这一条件又取决于人体自身组织中的“阴”、“阳”结构的运动状态，能否保持一个阴阳和谐的内部生态环境，就成为衡定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因此，这种关注于现实的道德修为的、和谐的现实精神就成为中国体育文化的主体精神。西方体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发展是一个超越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从希腊多神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基督教的转换。希腊民族是一个崇尚运动和自由的民族，在他们的神话中间充满了欢快明朗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但是犹太族由于长期受异族的统治，在犹太教里面充满了罪孽意识，形成了严守各种外在的律法。但是到了基督教，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开始走向了一种形而向上的、一种超越的神的崇拜。这个转换是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完成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转换使得人们不再关心现实，不关心肉体，不关心物质生活，人们都把眼光投向天国，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这种精神映射到西方体育文化之中，就突出地体现为一种浪漫的、自由的、不断征服的超越精神。
3.3审美价值的差异性
审美观是受不同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审美观，在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不同的审美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对于观看武术、太极拳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对于足球、艺术体操、体育舞蹈等能够带来感官享受的体育则情有独钟，我国传统审美情趣是含蓄、宁静、抽象，是对于“神”的领会，而西方的审美则是一种热情、奔放、直观、具体，是对于“形”的一种欣赏。
4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相同点
首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受儒、道、佛家文化的浸润，处处表现出“礼”与“和”的文化特征，这种“礼让”和“仁爱”的准则，与西方体育文化“公正”、“和平”的原则不谋而合。就像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深刻影响着西方体育一样，东方的伦理也使中国传统体育处处表现出和平、公正的特征；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中都要求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西方体育的重练形，多刚劲，还是东方体育的重神、形、气结合的性命双修的养生体育，都是为了达到愉悦身心，健康长寿的生命追求，形成了东西方人体审美的共识。西方体育的目的使人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提倡文武双全、德艺双修的文化思想，与西方体育文化一样，中国传统体育同样把促进人的完美和发展作为目标。
5结语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是世界体育文化中两只同步发展起来的主力军，西方体育文化主要是在希腊、罗马、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影响下，逐渐发展、成熟起来。而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沿着一条所谓的“夏威夷”的路线发展下来的。二者的不同背景决定了从其哲学基础和价值观念的核心层次到活动内容、运动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二者都包含着某些人类文明的进步的思想。因此，我们要充分挖掘中西方体育文化中的精华，从而在体育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和当代体育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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