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群（1980―），男，湖北应城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管理与遗产旅游。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JY088）、2011年度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资助（PHR201108319）、国家教师科研基金“十一五”教育科研规划2009年度重点课题（CTF0900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0BGL049）、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BG125YB012）资助。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部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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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粉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国际贫易活动与交往的须繁进行，不用国家与民族，尤其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在国际贫易中的影响日益凸现，充分了解和认识文化差异，并来取恰当的方法和措施应时国际贫易交往中的丈化差异在当今世界1得尤为重要。
国际贸易就是国际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由于人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而需求受文化背景制约，人们总是依照本民族的文化习惯、文化标准和风俗来审视和评价外来文化，在国际贸易这种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中，任何细节都无时不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所以说在国际贸易中，适应特定文化环境的企业就能抓住消费者的需求，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能很好把握文化环境的特点和消费者的需求，其国际贸易活动就难以展开，可见能否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氛围是国际贸易成败的关键。在现代东西方国际贸易中影响国家间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西文化反映在价值观上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们对好与坏、美与丑、值与不值、干净与肮脏、正确与错误、善良与残酷、公正与不公正、得体与不得体所进行判断的标准。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为选择的心理活动，是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思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的活动。
东方文化注重“和为贵”，以“和”体现其最核心的宗旨。而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全局的观念比较淡薄，个人的利益是至上的。西方人在道义上没有东方人的背负，他们只知道为生存而奋斗;为利益而争斗;为欲望而决斗。获取个人利益是其社会行为的指南，也是其事业成功的支柱。
西方人尊重个人权力，向往自由，崇尚平等，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个任何人，无论出身贵贱，都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头开始的社会，这一“平等”观念体现在行为模式中常表现为对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过份客气和礼貌，如对任何服务都要说声“谢谢”，作完报告也要说声“谢谢”，对待家庭成员甚至是晚辈也是“谢谢”挂在嘴边，连打个喷嚏也要说声“对不起”。
二、东西文化反映在思维逻辑上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一般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者街年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胜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东方人信仰理想主义，重视主观看法。西方人则信奉现实主义，重视客观事实，一切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
三、东西文化反映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
1文化精神核心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东西文化在内容与结构上的差异，也使得两者在看待问题时的切入点各异。东西文化的差异作用于东西世界社会生活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故而同样也能体现在它们对各自文学及文学评论的影响上。其次，语言也是研究东西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工具与评判指标，因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在表现，语言的使用特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语言使用者的思维特点。以汉语为例，中国人在包括语言艺术在内的主要文化艺术系统里，最讲求的是“意境”二字。故而汉语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擅长于制造空间，营造意境。但是，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越精妙的汉语也越有一丝飘忽不定之意味，这既是它值得玩味之处，但也是它相对于以英语典型代表的西方语言来说略显得欠缺严谨性的地方。对比英语与汉语不难发现，语言对于其所处文化的文化精神内核的表现力是强大的。东方人讲求意境，西方人追求理性与科学的不同文化姿态一览无余。最后，具体到中西艺术差异来说，我国的艺术文化中主张“写意”，而西方国家的艺术作品则将“写实”之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在艺术创作中讲求的是一种心境，而后者发展艺术的默认前提则是一种视听上的求实理念；前者讲求的是与自己内心的沟通，而后者则关注自身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刻画能力，一个内敛，一个外向。再具体到文学艺术，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抒情内容笔墨浓重，像传统文化经典的唐诗，对于事件的叙述其篇幅往往非常少，而西方文学中，哪怕是最古老的诗歌，也有着丰富的叙事内容，像最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等，均属此列。2东西文学评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不同的东西文化特质使得两种文化在看待相同的作家或者文学作品时，其观察的立足点也不尽相同。我们以卡夫卡的名作《城堡》为例。纵观西方文学评论界，历来对于《城堡》的评价，牵涉其主题内涵的评论占主要篇幅，并且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类：一，《城堡》旨在于表现犹太人渴望在长期的漂泊中找到精神寄托；二，《城堡》旨在于表现人类对于上帝的追寻；三，《城堡》旨在于表现人类对真理及生命意义的追问。而在中国的文学评论界，人们对于《城堡》的评价情况却大为不同，不但对《城堡》的主题的探讨涉及得很少，大多数评论内容所关注的都是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艺术特点以及表达手法。可见，西方文化习惯于抛开艺术本身而去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容以及内容中所牵涉的诸如社会、宗教、心理等科学讨论，以务实的精神去研究这种东西的客观规律；而东方文化则习惯于重点去研究某一具体文学作品的个体情况和它们的艺术性，故而两者所形成的评论作品不论是立足点、表达方式还是细节上的措辞都各不相同，有着鲜明的对比性。再以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为例。在美国本土的文学评论界，关于《老人与海》中主人公所体现出的“硬汉精神”，很多声音认为，它是一种象征喻。通过这种隐喻，作者得以宣泄对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不满，而在这种宣泄里《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表现出的硬汉品质实际上只是作者个人意愿的戏剧化与扩大化。从这样的评价里不难发现，西方文学评论界对于文学的评论是求实而谨慎的、不轻易升华的，文学作品由哪个单独的个人而来，便常常首先围绕着这一个人进行分析。再同时对比中国文学评论家们对《老人与海》的看法，他们当中的很多都曾经提及，小说主人公所表现出的刚强、勇敢的品质和敢于抗争、敢于面对失败的精神映射出的是当时美国社会和广大民众对于强悍人性的渴望与追求，故而它是民族性的。东西文学评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又再一次地印证与体现了各自的文化精神内核。3东西文化差异对各自文学评价理念的导向作用在文学评论上，东西文化在对各自文学评论的引导上，其最大的差异影响在于二者对于评论体系的态度。纵观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评论，绝大多数都只注重单个作品本身的研究，除了注重对作品的艺术欣赏与和思想探讨，还习惯于以小见大，从文学中捕捉人的态度和人与社会的联系，将其中的精神文化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进行评价，并且这一点同样受用于形容中国文学评论界对于英美文学作品的评论态度。而反观西方文学鉴赏与评论，西方人理性、务实的精神使得他们得以以一种更加客观与现实的态度去看待与比较不同文化作品文之间的异同并针对这一点展开分析与分类，并最终形成自已独有的文学评论体系。这也是西方文学作品流派众多并且各流派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并形成了各自有代表性的理论。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与东方相较，西方社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分析手法多样、分类细致而思辨性较强的文学评论体系。这既是西方社会对于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但同时也意味着东方文学评论体系建立的急迫性与必要性。
二、英美文化内部差异及其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美文学的主要特点英美文学，顾名思义，其主要组成成分是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由于有着共同的语言基础，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在很大意义上属于同源文化。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变革，英语在英国与美国各自都经历了一定的流变过程被并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也有了各自的土壤，但文化的同根性在英美文学中仍然许许多多体现之处。文学常常有着非常显著的时代特点，英国丰富的时代历程与社会变革过程在英国文学中有着深深的烙印。故而英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特点就是帝国叙事和乌托邦情结。英国文学的帝国叙事特点来源于英国的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文化，它随着英国历史的殖民历程发展壮大，也随着它的没落而逐渐消退。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常常体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统治愿望，故而战争文学、探险文学大行其道，甚至一度达到了铺天盖地的地步。而乌托邦文学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学，它起源和发展于数个世纪以前英国的特定时期的政治猜想热潮，并且包含“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文学”两大方面。尽管乌托邦文学最后也平息于历史的浪潮中，但它的出现与发展对于人们对极权统治的戒备与反省还是有着相当的正面推动作用。与英国文学相比，美国文学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没有太过厚重的历史沉积感，它如同世界文学的一道新鲜血液，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关注与讨论中。尽管起源于乡土主义，但发展到今天，美国文学的最大特点依然是现实主义。阶级矛盾与这种大矛盾背景下的世间百度一直是美国文学的主线。现实主义的美国文学擅长于对社会现实的冷静揭露与真实刻画，并通过这种揭露与刻画还原社会的本质。但同时，受特殊的历史发展因素影响，起源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文学在创造性上较前者更加青出于蓝，部分范畴内的文学，像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的影响就像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最大的相类之处来源于英语语言一样，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巨大差异也源自于英语本身的发展与流变。但从本质上来看，英美差异其实是英语语言使用人群所选择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差异。从英语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经历了早期、形成期与现代期的三大典型发展阶段。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在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相同，但近代以后，美式英语在与北美印地安语的接触碰撞中发生变化，英语的英美分化也正是于此时正式脱胎形成。与英国悠久的历史与辗转复杂的社会变革历经不同，美国由从奴隶社会走到资本主义的过程几乎是跳跃的。这使得美国成了一个没有历史负担、敢于创造、敢于打破规律的国度，在如此文化背景的影响下，美式英语也尽显其张扬活泼之个性，而这种个性同样也深深地扎根在了美国文学作品之中。3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对文化差异的讲解其实是对历史的讲解，所以文化差异对文学评论的影响也离不开参照对历史的分析，英美文化与文学也是如此。以英国文学为例，英国文学及评论学古老而厚重，这既是它的优点与长处，但也导致它负重前行举步为艰，不得不在对历史的继承及时代的顺应中反复挣扎、犹豫不决。尽管近一百余年，新的思维已经在英国文学与评论范畴内产生且古老的英国文学及评论的踪影也在近代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文学评论理念就已经一改过往呼风唤雨的形象，进入了相对的蛰伏期。与英国文学作品及评论理论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是，从时间上来说，美国文学与文学评论的产生几乎是同时的。尽管学界对于美国文学与文学评论是起源于印第安土著文学还是英国文学这一问题争执不下，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文学与评论体系可以理解成源于美国本身。它内涵的种子成形于欧洲大陆，但无疑北美的土壤养育了它，并促使其发展了一个新鲜独立而具有一定创新性的体系。
关键词：财政不平衡；收支结构；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011-05
引言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是用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其平衡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经历的三个阶段，即“统收统支”、“分灶吃饭”、“分税制”，地方政府收支平衡状况表现差异性。
学者们分别从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已有文献对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地方财政收支是否平衡和原因分析、收支结构在地区间是否平衡以及各自对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徐涛（2011），张伦俊、陆建华（2001），李永友、丛树海（2005），王军平（2005），申嫦娥（2006），林颖（2009），陈志勇（2005），张明喜，（2007））。鲜有文献对地方政府收支结构对收支平衡的解释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
本文旨在研究地区间财政收支不平衡和收支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通过分析不同地区财政收支分配差异对扩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否会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为政府从地区间财政收支结构出发，平衡财政收支，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新的视角。
一、理论分析框架
财政平衡，即财政均等化（Fiscal Equalization）是指具有相似状况，每个人从公共产品获得的回报与所承担的税负都相等，即要求无论居民位居何处，均能享用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Jeff Petchey，Sophia Levtchenkova，2004）。换言之，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相匹配。
根据瓦格纳法则，财政支出的发展趋势是扩张的，即公共支出的增长表现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表现为图1 。
20世纪60年代初Peacock and Wiseman在瓦格纳原则基础上提出替代—规模效应理论，公民所容忍的税收水平是财政支出规模的约束条件，当外部冲突暴发时，公共支出会替代私人支出，财政支出的比重会增加。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用经济发展阶段解释财政增长的原因，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是不同的。
本文从税收理论来分析税收的发展规律。税收追求兼顾公平与效率，在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下，税收还应体现中性特质，即一方面尽可能不带来外部负效应，另一方面不能干扰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基于税收原则和中性物质，税收发展规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拉弗曲线和马斯顿的经济分析体现了不同国家税负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不同地区，税负对地方政府财政平衡的影响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拉弗曲线表现了税率、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图2所示）。其中，税率为横坐标，税收收入或经济增长为纵坐标，税率从O到B的数值为0到100%。当税率在OC区间变化时，税率越高，税收越高；当税率超过C点，从税收的供给角度来讲，纳税人因税负太重而工作意愿减弱，直至B点，无人愿意工作和投资。阴影区域则为税负太重而导致的税收收入的减少。
根据财政收支理论与已有文献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1）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能否满足财政支出需求，即财政是否平衡？（2）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不平衡度的贡献如何？（3）如果财政收支结构差异是造成财政不平衡差异的因素，那么财政不平衡通过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力度如何？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选择
根据相关文献与理论研究，针对本文提出的三个问题，本文拟运用以下测算方法与模型。
1.地区间财政收支平衡分析
Hunter（1974）提出的财政不平衡度计算公式为1减地方财政收入中来自中央转移支付的比重，为了能够正向地反映财政不平衡度的大小，我们将财政不平衡度的计算公式调整为以下形式：
财政不平衡度=1-（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
运用变异系数度量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度差异。
2.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和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分析
本文构建财政收支不平衡度（D）、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E）两者分别与一般公共服务（X1）、教育（X2）、科学技术（X3）、文化体育与传媒（X4）、社会保障和就业（X5）、医疗卫生（X6）、环境保护（X7）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一般预算收入（X8）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采用混合面板数据，利用逐步回归方法筛选出回归系数显著的自变量，以求解筛选出的自变量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度，以及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模型公式分别如下：
D=αiXi+ε
ε表示随机误差项。Xk如果在逐步回归的过程中，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则令αk=0。
E=βiXi+ε
同上，如果在逐步回归的过程中，Xk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则令βk=0。
（二）样本选择
1.区域划分
按经济带划分地区，中国通常被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如表1所示）。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显著差异，且地区间财政状况也表现出不同。本文按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状况，分析地区间财政收支平衡问题。
2.数据来源
鉴于1994年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实施，为保证数据平稳性，本文选取从1995—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财政收支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本文数据来源于1995—2011年《各省财政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地区间的财政收支平衡
根据财政收支不平衡度测算方法得到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不平衡度的结果。从图3的计算结果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不平衡现象普遍存在，且中部和西部地区尤为明显。
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再从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度发展趋势来看，自1995—2011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中部、西部地区财政不平衡度分别从1995年的39.25%和58.17%上升为2011年的57.67%和65.63%；东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从1995年以来一直低于30%，并且呈下降态势，到2011年，东部财政不平衡度仅为18.99%。
（二）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分析
本文选用最近五年面板数据，运用Eviews软件，通过逐步回归法筛选自变量最优子集的方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1.财政收入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
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宏关税负差异对财政不平衡的贡献度为正1.1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税负差异是造成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差异的主要原因。根据2001—2011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宏观税负与其生产总值来看也反映出税负是造成财政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如表3所示）。
2001—2011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平均宏观税负为8.44%、6.42%和7.72%，三大地区分别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8.59%、23.69%和17.72%。东部产值高但税负较低，西部产值低但税负较高。
2.财政支出结构对财政收支平衡的贡献度
本文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关键性的财政支出，即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保障和就业和医疗卫生。
具体从上页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一般公共服务在西部地区是缩小财政不平衡的根本因素，对财政不平衡的贡献为负。东部地区教育支出为正，加剧财政不平衡差异，而西部教育支出为负，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科学技术支出总体上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东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小于西部科学技术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社会保障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为正，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医疗卫生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为正，虽然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医疗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各自贡献不显著，但总体是显著的，表现为该项支出是造成财政不平衡差异的原因之一。
（三）收支不平衡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同样，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结构视角，分析财政收支不平衡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力度，结果（如表4所示）。
1.财政收入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宏关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度为正，表明税负差异是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其中，东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说明东部税负差异是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西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负，西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起到一定的作用。
2.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表明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是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地区间教育支出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解释显著为正，表明教育支出差异会对经济发展差异产生影响。科学技术支出总体上缩小经济发展差异，东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缩小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小于西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这一现象体现了科学技术支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东部最为显著。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并不显著，但东部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显著为负，医疗卫生在东部地区内是缩小地区内差异的原因之一。
结论
本文分别不同地区财政不平衡度进行测算，并分析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以及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研究结果表明：（1）地区间财政收支不平衡现象较为显著，且呈扩大趋势；（2）地区间收支结构不同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有着显著差异；（3）财政收支结构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财政不平衡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因此，基于财政支出与税收收入理论，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和经济发展阶段，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发展，同时对缩小经济发展差异起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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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方文化差异之表现
自有文明以来，人类经历过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而在这之中，古老的中华文化与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欧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则更是为各类学者所注目。首先，尽管一般文化都有大体一致的内容要素和基本结构，但是每一个稳定的文化系统却都有自己不同的侧重点或中心目的。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东西方文化在其基本精神上是有差异的。(本文中东方文化统一以中国文化为例，西方文化则以英美文化概述。)也就是说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异首先表现在各自文化精神的核心是不一样的，东方文化以人文传统为核心，而西方文化则以科学精神为核心。根据这一论断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是对人的反思，而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则体现在理性精神、客观态度与求真的执著等方面。其次，中西方不同文化特质也离不开对两种语言系统的比较。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师徒所创立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不同的人们应该具有相应的不同的思维模式，语言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思维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汉语的妙处就在于“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些飘忽不定，而西语则是板上钉钉，一丝不苟。就如同一首小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在汉语中，有人能将其重新断句变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一来，意思仍通，但形式上就像词了。流传的关于此诗的英文版大约有七种，然而无一例外都要逐词逐句翻译，就如“断魂”一词，无非只能用“heart”来做文章。无法表现出作者内心的那种惆怅忧郁之情，可见西语之用词着实严谨。再次，中西文化中艺术这一分支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总体上来说，中国艺术体现出强烈的写意性、程式化和整体感、运动感，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和谐。西方艺术则体现出强烈的写实性、科学性和真实感，在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的同时，常常也表现出偏重形式的倾向。概括言之，就是中国艺术重于“写意”，而西方艺术则重于“写实”。中国艺术中的“写意”是指以作者的主观表现为出发点的艺术表达方式，也就是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描绘客观事物在作者心中的投影，以意统形，亦即东方艺术家所苦苦追求的“意境”之说。而西方艺术则是竭力强调满足视听真实之美，从而更加注重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捕捉。这种思维方式外向型的特点以及寻求圆满的欲望和认识的阶段性局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使西方艺术在模仿的对象以及模仿的方法和手段上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成为西方艺术流派众多、花样翻新的动力。既然要谈到文学鉴赏，那么东西方文化中关于文学方面的差异则不得不提。有研究表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仅显示出不同的文化内涵、截然异趣的风格特色，而且在其成长历程中还显示出双向悖逆的不同发展趋向。传统中国文学以抒情为表现中心，重视作者本人的主观情意的表达。而西方古典文学传统则更加关注反映客观现实，借以引导读者认识其自身的生存状态与生活中的真善美。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从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诗歌。从大量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诗歌以抒情为主，而叙事文学则少之又少。反之，西方文学中即使是诗歌也离不开叙事，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例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
二、英美文学中东西方鉴赏角度及评价之不同———以卡夫卡、海明威为例
在西方，“文学鉴赏”更多地被称为“文学评论”，尽管在某些微语意上来说“鉴赏”与“评论”是存在着不同的，但是在本文中，将对这两个概念作为一种含义来理解，即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运用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探讨，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以指导文学创作，并从中获得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体验，引起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反应，得到审美的愉悦和享受。以下，将对读者所熟知的几位作者的作品进行适当剖析，以期发现基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将对同样的作品予以怎样的鉴赏与评论。卡夫卡是我们都比较熟知的一位有个性的作者，他的《变形记》《城堡》等作品可谓是深入人心。西方评论者关于《城堡》以及卡夫卡其他小说的主题内涵有三种解释:(1)犹太人长期漂泊，试图寻找精神家园;(2)人类寻找上帝;(3)人类追寻真理和人生目的。然而美国作家及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指出，关于卡夫卡的三种评论是属于社会分析、宗教分析、心理学分析，这与卡夫卡的艺术全无关联，因为这些评论完全注重卡夫卡小说的内容而不注重艺术本身。相反，再来看我国学者对其鉴赏评论的内容:“卡夫卡的小说思想内容荒诞离奇，艺术形式新颖别致，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讲述一个内容严肃的故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点:象征性、荒诞性、冷漠性、意识流。他善于利用富有实感的形象来反映生活，探求人生哲理，揭示现实世界中的困境。小说结构紧凑，行文简洁流畅，语调平淡冷峻。”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评论者在评论立足点上还是有较大的不同的，西方学者在“写实性”思想指导下更注重剖析作品中的主旨，揭示深层次哲理性通识意义，而东方学者在“写意性”思想指导下则注重个体作品研究，挖掘作品中的艺术特色表现手法等，并且东西方文学评论在用词以及行文逻辑上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评论说，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崇拜”现象不过是作者本人“个人神话”或“自我戏剧化”的一种象征喻。在一个异己的商业社会之中，硬汉形象是海明威对社会生活中实际矛盾的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海明威的小说创作不过是作者本人遏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策略性活动。而中国评论家则认为海明威作品中所塑造的“硬汉形象”坚忍刚毅、勇敢正直，他们的“硬”不仅在于勇于抗争、视死如归，更在于他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以及对待失败的优雅风度。面对战争的噩梦以及荒诞的生存境遇下的失落、迷茫的困扰，抚摸身上的创伤，建立起生存的法则:“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种对待命运的态度，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一个民族的生活哲学体现。同样是一个“硬汉”形象，西方学者从现实出发解读出的是作者个人的理想化，而东方学者则认为是隐喻一个民族的生存哲学。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客观求实，因此，对于作品主旨的升华总是十分慎重，轻易不上升一个层面来进行总结，也就是说严格尊重客观现实;而东方文化的核心精神则是人文精神，注重对人本身的反思，这一反思可以是个体本身，可以上升到群体社会，甚至是全人类都为之适用。这也是中国文化中始终强调的“经世致用”的道理。
三、文化差异在文学鉴赏中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东方人;西方人;思维方式;差异;比较
【Abstract】Aiming at the differences btweem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inking mann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has been made in this paper from the aspects of curve and beeline， resolution and integer， middlebrow and deflecti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each parties even the reasons of the differenc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Key words】oriental; occidental; thinking manner; difference; comparison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有的方面这种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本文试图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予以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使大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 东方人好曲线，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曲线思维，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1]。寻求世界的对立，“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如“天人合一”、“亦此亦彼”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譬喻的话，那么中国以“辨证”为主的思维途径，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法感到非常头痛，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难懂的文字。那么，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整体思维”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因此犯下“基本归因错误”的几率较低[2]。所以，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大的如国际事务小的如夫妻关系，都有可取之处，不可片面否定;但在很多事情诸如有关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则可以向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学习。
最耐人寻味的是，最近西方的研究显示，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有关心理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显示西方人“解析思维”或东方人“整体思维”的特征。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许会出现新气象[3]。
2 西方重解析，东方看整体
生活在不同变化下的人们由于对外界的认识模式存在着差别。季羡林认为:“一言而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这样看来，中西思维方式分别属于整体、直觉、具象思维与分析、逻辑抽象思维。
仅举一个例子:德国人做菜放多少盐是需要用天平来称的，而中国是用勺子舀的。中国人似乎更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善于归纳，西方人善于演绎;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善形象思维，西方人善逻辑思维;中国人更具诗人的气质，西方人更具科学家的头脑;中国人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充塞其中的是“道”或“气”，西方人把宇宙看作一个个原子，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把人体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西方人处理事情就像西医，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简单来说，西方人大多关注具体问题和细节;东方人则主要从整体结构思考问题。就是说，比起西方人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更有整体性，东方人会本能地更注重来龙去脉。
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所长，我们应该在注重整体性的优势上，多训练解析性或分析性思维方式，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将会占有双重优势。
3 东方人偏模糊，西方人偏精确
美国的心理学家最近做了一个实验:试验者要求中国人和美国人看水下景物的录像，让他们说出看到了什么。他发现，美国人的眼光直接奔向那些最亮的在水中运动最快的物体，例如，三条游来游去的鲑鱼;而中国人更有可能说他们看到了一条溪流，看到水是蔚蓝色的，水底有岩石，然后才提到水里有鱼。研究发现，中国人从这个试验中掌握的背景和前景物体的信息量是美国人的两倍。这个研究发现，比起西方人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更有整体性，东方人会本能地更注重来龙去脉。与东方人相比，西方人似乎更善于集中注意力，也更具有分析性[4]。心理学家解释:东亚人生活在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有固定的角色关系。因此，关注背景对有效的职能运作非常重要。相比之下，西方人生活的社会约束较少，强调独立性，他们可以较少关注环境。
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共同特征。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模糊性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了丰富的发展，但是没有像西方思维方式那样在近代受到了精确性的否定。因而直到现代，中国思维虽然吸收了西方思维的精确性，但是模糊性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全面把握事物，通观全局，但是所得到的认识不深刻，不能对某一方面做更仔细、更精确的认识或研究，对事物之间的界限不能分得很清楚。相比之下，西方人自古以来就重视数学和逻辑，因而具有精确性的性质。精确性是西方近代思维的一大特征，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注重对事物分门别类，重视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因而促使了数学、力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发展。虽然思维对象是模糊的，但是西方人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工具却是相当精确的，这就导致了精确思维的习惯。近代以来西方人崇尚科学和理性，注重思维更精确活动的严格性、明确性和确定性，注重思维程式的数学化、形式化、公式化、符号化和语言的逻辑性，思维方式也必然带有精确性。相比于东方农耕文化重视生活背景与人际关系而言，西方工业社会更多表现为对于时间与效率的把握。这种差异造成了两种社会截然不同的民族种族个性与发展模式[5]。
然而，西方人也发现复杂的世界存在着许多模糊的现象和事实，如在程度、关系等方面，很多情况下不可能具有精确的结论，反映在思维中就产生了模糊性，由此产生了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模糊语言等学科。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6]。
4 东方人喜中庸，西方人喜偏激
“中庸”来自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儒家思想，是重要的伦理道德标准，指处理事情要不偏不倚，后来引申为平庸、妥协、保守。“中庸”内容十分广泛，它是人们观察问题、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中庸”思想体现了事物的自身内在规律，反映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诸方面，对现代人的身心发展、协调人际关系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但中庸思想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基本上还是过大于功，障碍了历史发展。所以对于“中庸”之道，鲁迅是极力反对的:“惰性，……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鲁迅是最不中庸的人，他一贯的旗帜鲜明就是对“中庸”的抗拒，把“中庸”当作中国人的惰性。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激烈的批判立场，鲁迅在反对“中庸”的道路上已经走向了偏激。
西方人好偏激性思维，一种思维、观点总是先全盘否定前人的，提出自己“全新的”，一鸣惊人，在争论中再逐渐纠正自己的偏激之处，最后被人们接受，成为流行的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如存在主义、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等等，莫不如此。他们在创立理论的过程中(特别是初期)，往往好走极端且有意言过其实，尤其喜好只“击”一点不及其余。待理论建立起来后，再来进行修正。如是有新精神分析学派，新行为主义，如此等等，反正不新不“偏”的东西是没有市场的。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凡事必弄个是非曲直，绝不含糊。在国际关系中也如此，经常使用偏激语言或偏激行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可为典型事例)。
作为思想方法的“中庸”，它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对于认识和观察世界、处理人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有着积极意义。作为人要讲诚信、要仁爱、不偏不倚、做事要有尺度，不走极端、要恰到好处等等。但缺陷是求全求稳，善于调和，缺乏创新精神。
如何解决中庸与偏激的关系?可以打个比方:比方一棵大树，根虽偏，却从大地吸取营养与水分。树梢虽偏，却能不断生长。中庸之干，可抗风雨。中与偏紧密配合，保证大树屹立天地而不倒。我们不仅能做到为人处世的中庸，也能够保持激进的思想，中庸与偏激运用得宜，这样的思想，是不是光比中庸要进步呢?而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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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科学与生活杂志2005年10月号， 美国人和中国人以不同方式看世界. 参见参考消息，2005年10月26日第8版
关键词：环境质量;自然保护区;？茁收敛;？滓收敛
一、 引言
经济收入（产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收敛性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经济收入（产出）和环境质量都是影响人们福利的重要方面，在经济收入超过一定的阈值之后，人们对环境质量会越来越重视。因此，继经济收入（产出）收敛性研究之后，研究者将关注点转向了环境质量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收敛性问题。跟随和参考国外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国内文献，例如许广月（2010）研究了中国1995年～2007年省际碳排放的收敛性，研究表明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存在条件收敛，同时东、中和西部存在俱乐部收敛;刘亦文等（2016）构建并测算了各地区的污染物排放强度这一综合指标，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中国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及收敛性，研究表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存在 收敛，但各地区的污染物排放均不存在明显的绝对 收敛，在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均存在明显的条件 收敛。
环境问题的多面性使得构建类似于GDP这样的综合性指标来反应环境质量困难重重。现存的国内研究一般都选取人均或单位GDP污染物排放或碳排放等流量变量作为环境质量的变量。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选取划为自然保护区的国土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例（以下简称保护区占比）为环境质量的变量。建立自然保护区是（现场）保护生物、文化和历史多样性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自然保护国际联盟将保护区定义为陆地上或海洋里用于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化资源的专门区域（IUCN，1994）。相对于人均或单位GDP污染物排放或碳排放，选择保护区占比作为环境质量的变量具有以下几个优势：其一保护区占比是一个存量指标，它具有累积效应和饱和水平，因此将渐进收敛于一个稳态，它更能反映环境问题的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其二环境质量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在人均或单位GDP的污染物排放或碳排放降低的情况下，污染物或碳排放总量仍可能不变甚至增加，而真正影响人们福利的是总量而不是人均量或排放强度，人均或单位GDP的污染物排放或碳排放不是环境质量的精确变量;其三污染物的排放或碳排放受到资源能源价格变动引起的技术变动和经济周期这两个外生因素的影响比较大，而自然保护区的设置受这两个外生因素的直接影响很小，自然保护区的设置主要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反应的是人们对环境质量和其他公私产品或服务偏好的变化以及政府对这种偏好变化的回应，因此保护区占比更能有效反应人们的环境质量需求和政府的环保政策。
本文将参考Bimonte（2009）关于保护区占比收敛的研究方法，收集中国28个省区市1993年～2014年自然保护区的历史数据，对中国各地区保护区占比是否存在 收敛和 收敛展开研究。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研究方法。
2. 数据来源与处理。所采用的数据集覆盖1993年～2014年这段时期。之所以选择1993年为初始年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才有各省份的保护区面积统计数据。1997年重庆从四川划出去，我们无法得到1997年及之前重庆和四川的保护区面积数据，因此这两个省市没有包括在样本中。海南大部分领土是海洋，有大量的海洋保护区和海岸保护区，与其他省份有很大不同，因此也被排除在样本之外。
各省份保护区面积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自然保护区有部级、省级、市县级三种，本文所指的保护区包含这三种。各省陆地面积数据来自于国务院网站公布的各省陆地面积。之所以选择陆地面积数据是因为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是在陆地上进行的，将一部分土地划为保护区意味着放弃该土地经济发展的功能，面临着权衡取舍;大部分省份只有陆地部分，选陆地面积更具可比性。我们用保护区面积除以陆地面积得到保护区占比数据。
本文借鉴王小鲁和樊纲（2004）的区域划分方法，将研究样本中的28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辽、沪、江、浙、闽、鲁、粤10省市;中部包括晋、吉、黑、皖、赣、豫、鄂、湘8省;西部包括蒙、桂、黔、云、藏、陕、甘、青、宁、疆10省区。
三、 经验研究
1. 全国和各地区的保护区占比统计特征。比较全国和各地区在1993年和2014年的保护区占比平均值，我们可以发现：在1993年，东、中、西部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平均值依次为2.07、2.88和6.52，东部和中部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保护区占比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在2014年，东、中、西部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平均值依次为8.76、7.88和14.02，东部和中部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保护区占比仍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在1993年～2014年保护区占比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包括、新疆、辽宁、吉林四个省区，保护区占比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包括北京、河北、山西、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贵州、陕西、宁夏14个省区市。
2. 收敛分析。
（1）整体分析。本文使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 系数三种方法，分别测算1993年～2014年地区间保护区占比的总体差异，以相互验证。为了更直观地呈现研究样本区间内中国地区间保护区占比差异的变动趋势，我们将计算出来的各类系数绘于图1。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各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差异一直都比较显著。从图1也可以看出，用三种系数表示的各地区保护区占比差异变化趋势基本相似：用三种系数表示的各地区保护区占比差异在2005年之前呈快速缩小的趋势，在2005年之后基本稳定。通过考察各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历史数据可以发现，西部地区各地的保护区占比初始值都比较大，东、中部地区各地的保护区占比初始值都比较小。在2005年之前全国各地的保护区占比都呈现出增长趋势，但是东、中部地区各地的保护区占比增长速度比西部地区快很多，这导致全国各地区保护区占比差异在2005年之前呈缩小的趋势。在2005年之后全国各地的保护区占比都比较稳定，与之相对应，在2005年之后全国各地区保护区占比差异基本稳定。
从整体上看，保护区占比的差异随着时间趋向于变小，即存在 收敛。收敛过程是统计显著的。保护区占比的横截面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 系数都显示保护区占比的差异在下降：变异系数从1993年的1.36下降到2014年的0.76，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0.57下降到2014年的0.38， 系数从1993年的1.45下降到2014年的0.68（见图1）。其中基尼系数随时间而趋于下降还说明在环境保护上的不平等在减小。
（2）区域分析。以变异系数为例来说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变化趋势，探讨各大地区内部本身的保护区占比的收敛性及三大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我们计算了1993年～2014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隔年的保护区占比的变异系数，将三大地区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绘成图2。
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从三大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变异系数的横向比较来看，在1995年和1999年之后所有样本年份，中部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差异最小，西部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差异最大，东部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差异居中。西部地区既包括生态极为脆弱的、青海、甘肃，也有生态相对较好的广西、贵州、云南，前者保护区占比很大，后者保护区占比小很多，因此整体上看西部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各省份在各方面都比较相似，因此保护区占比的差异最小。
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部保护区占比变异系数变化趋势来看，东部地区保护区占比差异在1997年之前呈增大趋势，在1997年～2005年快速减少，在2005年～2014年相对平稳呈缓慢增大的趋势;中部地区省际间保护区占比的差异在2003年之前快速减少，在2003年之后相对平稳呈缓慢增大的趋势;西部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差异波动起伏最大，保护区占比差异图呈现出两个“V型”特征，即西部地区保护区的差异经历了两个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过程。两个V型是：1993年～1999年，其中以1995年为谷底;1999年～2014年，其中以2005年为谷底，2005年之前快速减小，2005年之后相对平稳。相对于初始，在2014年三大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差异都减少了，东部地区的变异系数从0.94降到0.70，中部地区的变异系数从1.02降到0.52，西部地区的变异系数从1.15降到0.73，中部地区的变异系数降幅最大（降低0.5），东部地区的变异系数降幅最小（降低0.24）。因此从整体上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差异也都随着时间趋向于变小，即都存在？滓收敛。
3. ？茁收敛分析。利用（1）式对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保护区占比的 收敛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无论是全国还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回归方程，Ln（PAi，0）的系数？茁都是负的并且是显著的，具体而言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系数？茁分别为-0.042、-0.052、-0.029和-0.035，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1993年～2014年间，全国省际间、东部地区省际间、中部地区省际间、西部地区省际间的保护区占比都出现显著的绝对收敛，从而意味着无论是全国还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省际间的保护区占比的差异都呈现出缩小的趋势。在收敛速度上，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最快，中部地区收敛速度最慢。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用横截面分析方法和分布方法分别对中国1993～2014年28个地区保护区占比差异进行？滓收敛和？茁收敛分析。主要得到了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对各地区的保护区占比的统计分析表明，在2014年（1993年），东、中、西部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平均值依次为8.76（2.07）、7.88（2.88）和14.02（6.52），东部和中部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保护区占比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其次，在对各地区保护区占比差异进行？滓收敛分析中，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 ？滓系数对中国各地区保护区占比差异及其收敛进行统计分析显示，中国各地区保护区占比差异显著，其中西部地区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差异最小，整个样本的保护区占比差异呈现出显著的？滓收敛。用变异系数来考察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变化趋势表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差异整体上也都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最后，对中国各地区保护区占比的差异进行？茁收敛检验表明，在1993～2014年，中国地区间保护区占比呈现出显著的？茁收敛。对三大地区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三大地区保护区占比也都呈现出显著的？茁收敛，其中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最快，中部地区收敛速度最慢。由于保护区占比作为环境质量的变量的特殊优势，实证结果也为环境质量（需求）、环境政策、个体偏好在空间上的收敛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本文只讨论了？茁绝对收敛，还可以在（1）式中加入一些控制变量以对中国各地区保护区占比差异进行？茁条件收敛分析，考察哪些因素有利于各地区保护区占比的收敛。此外，可以将本文所得到的收敛结果与经济收入（产出）收敛结果结合起来讨论中国绿色经济的收敛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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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亦文，文晓茜，胡宗义.中国污染物排放的地区差异及收敛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4）：78-94.
[3] 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异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04，（1）：33-44.
【关键词】中西文化；传统建筑；建筑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4-0246-02
一、中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
中西方之间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其文化之间的差异，东方最具代表性的是辩证思维模式，尤其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辩证观点再加上易学观点，看问题较为折中，俗语说“看破不说破”，中国先人的文化思维总结来说分为：变化、矛盾和中庸。这些观点基于世界万物都是由对立矛盾面组成，处于不断变换过程之中，中庸是不偏不倚游走其中的道理。中国更注重中庸之道，讲究低调的处事风格，这种思想传承了千年，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而西方人们的思维多以线性为主，尤以欧美为代表。不同于我国的思维方式，西方国家更加认可事物的根本，认为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世界上任何的关系都没有矛盾，矛盾即具有两面性，他们将事物判断得十分明确，在对错之间的界限十分鲜明，一定要将事物进行明确的分类，不允许有不确定的因素存在。而中国人喜欢从多角度来分析问题，认为事物存在两面性，任何问题都能够得到有效解决，都追求能够和谐地发展。由于东西方国家人们思维的不同，导致了判断问题的方式不同，西方国家的人们更加重视对个体的强调，而东方国家的人们讲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将个人的作用弱化，而重视群体的力量。
二、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形成
东西方国家人们思维上的不同，追溯其根源，有心理学著名专家尼斯比特指出，这种差异是由于两个地域的国家在形成中所经历的轨迹不同，西方国家的发展中主要推崇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主张，他们国家的文化是以古希腊为主，而我国在发展中人们大多遵从儒家思想和文化主张，并且在道教的影响下，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整体性作用。
（一）辩证的东方思维方式
我国从古代以来，就形成了群体生活的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集体利益共享的方式进行劳作的。这种生活方式使人们形成了集体思维模式，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大多从集体的角度出发。自己的生活方式要依赖社会的总体环境，因此我国人们在分析问题时多夹杂着外部因素，对自身的影响考虑得不多。从历史环境考量，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人们的生活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大，等级制度和相互配合的劳动十分明显，因此形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体以五方面进行总结：1.变动性：所有的事物都不是固定的，不同的角度及不同的方式来看都是存在变化的。2.矛盾性：事物本体充满矛盾性，没有绝对的精确。3.折衷性：与太极符合原理一样，强调柔和曲变，得到中庸之道。4.关联性：每个人都不能够单独存在，与环境和社会都存在着相互的关联。5.平衡性：客观事物与环境普遍和谐共生才有它存在的意义。
（二）独立的西方思维方式
西方国家的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的独立性，强调的是自由和人文，这是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而形成的思维方式。由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相对单一化，人们更多的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自己身上，社会的环境背景对个人的影响不大。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结构和人们所生活的大环境是形成人们思维方式的主导力量，是形成认知的过程。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会被世代相传，一直延续下去，使人们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由于西方国家人们的生存主要依靠狩猎和捕鱼，这种生存方式更加重视个体的能力，适者生存。因此西方国家更加重视个体的力量。中国的社会生产主要以农业为主，人们的思维更倾向于人际关系和自然因素。西方则更倾向于独立的个体，东西方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导致了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更加依赖于自然的恩赐，是一种被动的思维，而西方靠狩猎来生存的方式使人们的思维偏向主动，两种思维方式之间既存在不同，也能蚧ハ啻俳。
三、中西方文化思维差异在传统建筑上的体现
建筑设计师的知识文化直接影响着建筑的形成，且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存在着变化，中国建筑的设计方式是其内在根本机制，它更加详细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建筑的设计风格相比，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即自觉的理论表达不够，没有根据准确的科学原理进行设计，只是凭借设计师的灵感，使其在理论上存在着不足。
（一）建筑文化传承差异
西方国家的建筑设计主要以理论为主，只要理论上成立就敢于开始修建，在《建筑十书》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论建筑》等文献中，能够看出东西方国家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的差异。西方国家的建筑书籍中更多的是说明建筑的理论和设计方法，而中国的建筑文献中记载的多是在建筑施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前者注重理论，后者注重实践。当然，中国的建筑只靠设计师的灵感去想象是不能完成的，之所以中国建筑能和西方建筑一样成为东方代表性的文化传承，是由于东西方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或者说是对建筑的需求不同，设计师通过自己对文化的理解，融合社会环境，用自己的方式将设计风格与理论进行结合。
（二）建筑形态形式差异
从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到明清时期的皇家建筑，可见木结构建筑在古代中国所占的地位。即使是中国古代也有砖石建筑，多存在于古代佛塔和墓室之中，虽然材料是砖石但是在构筑结构上还是模仿木结构建筑形式，与西方建筑构筑形式不同。西方国家在建筑设计过程中更多的参考古代罗马帝国以及古希腊文化，以石材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木材为辅进行设计，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风格。
我国的古代建筑遵循天人合一思想，不论功能如何基本构成形制要求相对统一，即中轴对称、外合内开和院院相连，讲求意境和内敛。从古代民居建筑到宫廷皇家建筑，以及寺庙道观都是左右对称，院院相接，只是在空间处理和建筑体量上加以分级，这是儒家思想的等级尊卑观念的一种体现。在特定空间环境内以某一核心建筑为主体，以特定的模式与方法向外拓展扩散，再分别赋予其建筑功能性，组成大片群体建筑且保持轴线对称和空间意境及空间连续完整性。西方建筑在建造之初就强调其功能性，一切构造方式由其功能所决定，例如西方社会设计教堂时的仿十字模式，确定后就在其空间内部进行精细的空间分割和装饰描绘，建筑形式一般以单体居多。与我国的建筑风格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建筑更多的重视个体的风格，每一个建筑都具有庞大的气势和恢弘的设计风格，他们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突出人类的智慧和地位，建筑多采用高大宏伟的风格。
（三）建筑文化理解差异
我国古代文化更多的强调对主体的凸显，在进行“认知-评价”这种机制的分析中更加重视评价，重视人自身对事物的评价，而不是理论上的成立，也不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进行总结得出准确的结论，而是更加倾向于人自身的实际感受，来对事物作出准确的判断。
我国古代建筑的设计上也更加重视整体的和谐，不断研究建筑的设计风格和其装饰特点，并进行改造升级达到一种至高的状态。在认识和评价机制上，中国古代匠人在建造建筑过程中更习惯于运用人的感受和行为习惯来类推建筑的形态本体。这种明显的中国传统式思维是在几千年的东方哲学思维和常态的农耕生产方式下产生和形成的，具有二元结构特征。它既具有浓厚的东方辩证主义色彩，又充满强烈的主观色彩。强调自然与建筑本体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又具有天道无变的绝对思想性；主张经验和理想的结合，又要求具备自身的内悟；既追求纯粹的技术美学境界又鄙视科学的验证。在中国的古代建筑匠人那里，储存了几千年的建造思想，建筑原理在实践中以师徒方式口口相传，师徒文化在古代建筑文化体系中是一种基本存在机制。从哲学角度看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建筑设计理念。西方国家的建筑更强调主体性，而中国传统建筑强调的是一种融合、和谐共生的原理。二者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也没有高下优劣，但是从建筑创造和延展以及对后人的启示，及一些精巧技术传承的角度来说，西方国家的建筑精华部分值得我们当下的建筑设计师研究借鉴。
四、结语
虽然中西方国家在思维上及文化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其建筑的发展却都是朝着人类文明的延续而进行的，都体现出人类的智慧。古代建筑代表著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形象特征，它的存在能够提醒人们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改变，都不能忘记自己的传统，也不可能轻易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习惯。我们可以融合示范建筑文化思想中的精髓，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发展，同时可以将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思维方式带入现代建筑设计之中，将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推向世界。相信在这个相互交融的时代之中，东西方可以相互理解，产生更加优秀的建筑作品。
参考文献：
[1]袁忠.匠师文化及中西建筑文化心理比较[J].华中建筑，2005，23（1）.
[2]侯玉波.从思维方式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N].光明日报，2003-10-14.
[3]李信.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M].航空工业出版社，2003-1-6.
作者简介：
袁 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讲师；
体育文化的研究在中国体育理论界一向并不缺乏，甚至成为持续的热点，中西体育文化的研究更是热点中的热点。“以中西体育文化差异比较为基础，研究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问题，是目前体育界运用得最多的理论和方法”[1]论文联盟。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原因，此一论题近年更是炙手可热，可见“人文奥运”“文化奥运”的理念深入人心。《体育学刊》2007年14卷第2期刊发署名为万义、白晋湘的《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论’的质疑》（以下简称《对》文）一文，在众声喧哗中发出质疑之论，给人以清新之感。然仔细研读，方知此论新则新矣，失之偏颇处也颇多。
1《对》文不顾及母文化的研究成果，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文化是人类一种亘古恒久的社会现象，多年来人们给文化下过数百个不同的定义，不同时期其含义也有所变化。体育和宗教、政治、法律等一样，都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构成要素，对此，人们并无置疑。探讨体育文化，探讨中西体育文化就不能脱离其母文化，即世界文化或者东西方文化的研究成果。
有关世界文化的体系，各国学者有过不同的划分。据季羡林的研究，“所谓文化体系是指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体系。”[2]世界文化最多被划分为400多个体系，但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英国汤因比，他认为世界文化出现过23到26个文明形态，德国斯宾格勒提出了文化体系，即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墨西哥文化[2]。梁漱溟将世界文化划分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季羡林认为有活力的、有影响力的、对人类的生活方式有决定作用的，是四大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体系、希腊-罗马和欧美文化体系。再简单地分，就可以分为东西方两个体系[2]。中西方文化在任何一种文化体系的划分中几乎都独立占据重要席位，鲜见有各国学者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一种文化。《对》文视中国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为同一种文化，认为“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认为“中西体育文化特征的差异是由于同一种文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1]，这样的观点显然没有得到中西方体育文化母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在体育文化研究内部自言自语，显然难以反映中西体育文化的全貌，失去了持续生长的土壤。
2《对》文不顾及人类文化的综合性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牵强附会，结论缺乏合理性
人们普遍认同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设施；广义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3]。文化包括物质设备、精神、语言、社会组织等方面。对文化的结构解剖，有两分说，即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有四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有六大子系统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4]。可见，人类文化确乎是一复杂的综合系统，具有综合性特征，需要人们去进行综合研究。
中国体育文化源远流长，它是指在中华民族整个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身体实践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等物质、精神产品的总和。从成因来看，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其自然成因，中国的农耕经济形式是其经济成因，中国的宗法等级制度是其政治成因[5]。
黑格尔语：“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5]西方体育文化产生于欧洲，欧洲文化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地区，古希腊、罗马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摇篮。西方文化至少有三种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一种是基督教的，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日耳曼的，但不能简单地把基督教等同于日耳曼。”[6]西方体育文化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追求理想，不断地自我否定、超越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6]。
中西文化是中西两个地域中的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产物。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两种文化在解决“同样的矛盾”时所侧重的面不一样，中华民族侧重矛盾的同一性，因而化生出了悠久灿烂的和谐文化精神；西方民族偏向于矛盾的斗争性，于是便演绎成为颇具个性色彩的竞争文化精神[7]。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正确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化规律，但简单地把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文化体系进行一一对应，进而推论出其进化顺序、前后优劣，并断言某一种必将为另一种所代替，这样的推论方法以部分元素变化取代事物的整体发展，将人类文化这一复杂的现象做了简单化处理。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在特殊的气候、生态、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适应策略，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们各自的独创性和不同的历史渊源，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基石，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形成各自有其独立的过程，并不是单一的社会形态更替可以代替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未必能直接转化为文化形态理论，所得出的结论未必可靠。试问《对》文作者，马克思主义以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阶段，假如用这一理论来套用东西方体育文化，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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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文陷入了迷信西方体育文化的泥潭
近代以来，为应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审视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长短利弊。他们的研究视野开阔，涵盖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引领了中论文联盟国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这一课题没有因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而终结，更多的人们投入这一研究领域，但由于种种原因，众多研究者常常走入一些思维误区，“进化论语境下的二元对立模式”[8]即是其一。
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的救亡图存成为研究者思考一切问题的中心和出发点，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审视西方，明确中国的地位和差距，选择进化目标，探寻进化路径。在这样的背景下，奠定了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西方一开始就处于被学习的先进一方的位置。研究者抽取中国典型落后面与西方典型的先进面进行对比，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观意向性。《对》文也未能免俗，进入了这一思维误区，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将中西体育文化的比较，由空间维度转变为时间维度，“在时间维度上，通过模糊其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个性，将二者进行时间序列的排列”[8]，从而，中西体育文化的比较便转化为世界体育文化系列中古今体育文化的比较，即农业文化之体育文化和工业文化之体育文化的比较。《对》文为了比较效果更加鲜明，甚至不惜任意变动时间区段，将不同时段的东西方体育文化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是如果把目前的中国传统体育与公元1350年以前的西方体育相比”，“如果我们把‘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社会和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希腊-罗马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比较”[1]，这样随意变动比较时段，得出的结论又有何意义呢？即使如《对》文不断强调的“在远古”“自古”中西体育文化之间“存在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继续前推，上溯智人、直立人、能人、原人等人类发展阶段，也只能找到全球各地人类有共同的灵长目类人猿祖先而已。也只能如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类基因组与人类权利宣言》从学术上和政治上宣告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组一样，宣告东西方的人们从体育文化上也具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组，东西方的体育是人类的体育，东西方文化都属于人类的体育文化而已。设若这样的推理是一正确的思路，《对》文作者倒是遗忘了另一个重要的证据：在时间维度的另一端“远古”的对面，遥远的未来也可以证明东西方体育文化不仅同根同源，而且极有可能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归宿，当人类的大同世界到来时，国家、民族、文化的界限尽皆消失，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差距也理所当然地归零了。只是这样的结论又有多少意义呢？
其二，《对》文中西体育文化的比较，是一种“再造模式”[8]的比较。在时间区段任意转移的情况下，《对》文还对中西体育文化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分割、再造、抽象、甚至想象”[8]，经过如此包装后的中西方体育文化果然变得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俨然成为同一条进化链上的两个环链。如《对》文通过举证中国历史上若干带有宗教巫术色彩的体育活动“摆手舞、茅古斯舞、划龙舟、东巴跳、绕三灵”等，得出结论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依附于宗教的一种祭祀礼仪和活动形式”[1]，全然不顾在中国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宗教性的以人为本的文化，它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造就了中国体育文化的非宗教的世俗性”[9]的事实。难道如此“人神对立”和“人神对话”东西方不同背景下的宗教观下的体育就能如此那么地贴切一致吗？[10]再如《对》文为证明中西体育“在远古都是强调群体本位的体育”，祭出东西方古圣先贤的经典语录，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城邦，在本性上则先行于个人和家庭”，更拿出柏拉图《理想国》中表达的一些抽象而不曾实现一天的理想作为例证，只是这种文字上的例证又能说明什么呢？无非是证明了东西方的古圣先贤确实有人类共同的理想，孔子“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主张，固然和柏拉图“人们应该把所有的于自己的父亲年龄相仿的人当作自己的父亲，把所有于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儿子”的主张比较一致，可是他们的主张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的时间和程度如何呢？这样臆想的对比，又能得出多少合理的结论呢？
其三，《对》文想当然地在赋予西方体育文化现代性的同时，也想当然地赋予了西方体育文化普遍意义的优势地位，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姿态显然直接和体育文化对应了起来，极容易导致民族体育文化的虚无和自卑。西方体育文化固然在当今世界占据优势地位，但中西方体育文化并不是小儿和成年人可以类比，正如中国体育文化急切需要西方体育文化一样，西方体育文化也需要其他地区、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国势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而且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迅猛发展，这样的对所谓的西方先进体育文化的迷信也应该随之消亡才是。
4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应迷茫、自卑
考察我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历程，中国文化一直是在和世界各民族特别是西方文化的论争和交流中发展流变，其论争的主题“一直是‘古今中西’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11]。在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时，都绕不开对文化发展的历时性理论和共时性理论的选择取舍和综合运用。历时性理论强调文化的纵向发展，认为人类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种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并由此体现出阶段性。尽管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速度不一，有转贴于论文联盟
先进和落后的区别，但均需经过同样的阶段。这一文化理论，基于对文化共性的肯定，认为人性同一，各民族所经历的文化路途也应该是同一的。共时性理论由斯宾格勒提出，认为人类只有互不相同的文化，没有普遍性的历史，世界的8个文化体系，在价值上是等价的，无所谓优劣之分，在时间上是同时代的，无所谓先后之分[12]。
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是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差异。由于具体历史进程的原因，不同类型的文化又会显现出许多时代性差异的特征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由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因此人们更注意和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时代性差异[13]。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文化以其居高临下之势向全球漫延，抱有唯我独尊的优势感，但其他民族文化并没有消亡。时代性的差异可以通过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来迎头赶上，乃至消除。文化类型上的差异则复杂得多，不能用赶上的方法去解决，而且可能永远不能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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