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历史建筑哲学———和谐之美
“天人合一”的哲学定理是中国建筑哲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之一，对我国建筑营造观念的各个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和”这一观念一直指导着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传统的古代师徒制度将建筑工匠们的经验以及技术口口相传，加之灵活使用和思维的拓展，古代设计、规划与施工等营造活动则显得更为丰富多变，表现出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智慧形态。如战国时代的《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叙述了有关城市建设的完整规划思想；在建筑规划的选址、布局、规划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特征、地形地貌、水土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如“辨方正位”、“相土尝水”等理论的流传，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独立建筑中，我国特有木架结构将建筑本身的结构相互“锁住”。使整个框架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并利用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独有结构特性，达到“墙倒屋不塌”的建筑水平，可谓独树一帜。在整体的建筑中，中国建筑多以组合而有序的排列为多数，讲究各个独立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廊柱等结构联系起来；而在建筑色彩、建筑方位以及建筑形式及空间等结构方式中，也常常杂糅“天干”、“地支”、“八卦”、“五行”、“阴阳”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充分显示出华夏子民对整体构思的重视，而并不是注重条分缕析的思维特点，将人与自然、建筑等构成有机的和谐整体。难怪李约瑟在游览和研究清代皇陵后由衷地赞叹道：“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深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会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
二、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历史建筑美学之和谐
中国建筑的和谐美，同时体现在建筑形制的和谐上。儒家学派的思维特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浸透于生活中的每个领域，也必然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与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尤其体现在宫殿、坛庙、陵寝等皇室建筑形态之中，这也变相地表明中国古代建筑用自己的“身躯”与“血液”写下了当时帝王社会的“政治伦理学”，并通过建筑形式的尺度、均衡、对称等形式美学原则以及色彩、线条、体块等手段将本是抽象的伦理道德符号的演绎，变为具象化的“礼乐和鸣”。
（一）“中正无邪”的布局构造
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对称形体的构成体现了尊严和重要的特性。从结构与功能上区分，大致分为正堂区、休寝区、苑囿区三个功能区域。根据传统儒家哲学“中庸之道”的价值观，在建筑领域里也能看到强烈的“尚中”情结，表现了我国建筑领域的设计者们清醒的世界理性精神，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传统理念之一。集中体现在中轴对称的运用和强化以及中心对称的以攒尖式屋顶来强调的建筑形式。正如《乐记•乐论篇》所言：“中正无邪礼之质也”［4］。在周代时期，中国院落空间布局已经呈现出对称的建筑形态，重要的建筑空间处于中轴线或中心点上。这种以方正的院落空间为基础，于其中营造各式对称秩序园林建筑形态的方法，已然成为城市、宫殿、坛庙、庭院建筑布局的主要模式。中轴线南北贯穿，建筑物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设计以前后中轴线为主干，而左右交轴线则往往被忽略。西方著名美学家乔治•桑塔耶那曾从人的视觉角度说明对称对人的心理机制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对称所以投合我们的心意，是由于认识和节奏的吸引力。当眼睛浏览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每隔相等的距离就发现引人注目的东西之时，一种期望，像预料一个难免的音符或者一个必需的字眼那样，便油然涌上心头”［5］。
（二）“高大为贵”的审美态势
中国传统建筑中，功用不同的建筑具有不同的体量。在王权建筑中，常常通过巨大的体量感来突出王权的尊贵和震慑力。所以建筑物本身的体量感便成为华夏传统建筑艺术的又一个和谐美的重要品质。只有通过强大的体量感，才能彰显王权的秩序性和人与当时社会的礼制的“和”。作为古建筑中重要类型的宫殿、都城、陵寝等建筑形式多是通过“高大为贵”的艺术手法来体现建筑本身的恢弘气势。《周易•彖传》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者，阳刚、威壮、雄大、壮美之谓也。就是传统建筑“高大为贵”之观念的深刻反映。建筑的尚“大”之风，在建筑史上一直保持着一脉相承态势。如秦始皇时期的阿房宫，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前殿阿房，东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这一描述将阿房宫的体量之大、气势之恢弘、面积之广泛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再如唐都长安，据考古工作者的初步实测，唐长安都城的外郭城东西宽9 500米，南北长8 470米，周长35．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其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西安城的10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万里长城的建造无疑是中国建筑的卓越表现，它蜿蜒盘旋的身姿如同飞舞磅礴的巨龙，盘卧在中华大地上，在沙漠戈壁的广袤无垠和千古岁月的时空交错中舞动着，向人们传颂着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故事。
（三）打破绝对对称的“均衡之美”与“礼乐韵律”之美的呈现
传统建筑中的均衡之美是与中轴线或中心点建筑形式相关的建筑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又一基本美学特征。“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的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2］12。均衡感从建筑形象上来讲，具有安慰、灵境、坦然、持重之感。但是，建筑布局的整体效益还受制于很多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等等，如具体的场地、交通、地形、山势等因素。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国劳动人民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他们往往通过多变的艺术处理形式，将建筑在绝对对称形式被打破的情况下使设计依旧保持良好的均衡性，使建筑仍然具有良好的均衡审美效果。如我国著名传统帝王建筑十三陵，其中长陵是整个陵区的中心，本在神道的设计中用纵深笔直的道路铺设才能合于中轴观念，但由于神道两侧远山布局体量变化所致，便将神道走向做了偏东北方向的艺术处理，使神道在略有弯曲的基础上靠近东部形态较小的山峦，远离西部形态较大的山峦，这样便在视觉上使人感到更符合均衡之美的建筑构图。“礼乐韵律”之美是中国建筑美学中的重要语汇，是塑造意境美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大自然中，韵律美随处可见，起伏的山峦、荡漾的波纹、绵绵的细雨都是韵律美的体现。而建筑艺术中的韵律美则是通过相同或相似的构件装饰等按照一定规律规则排列成的。整齐的韵律美将建筑的外在或内部在布局或形态上获得完美统一，进而达到和谐的境界。“韵律是使任何一系列大体上并不相连贯的感受获得规律化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比方说，一些散乱的点，我们要想记住它，虽说不是不可能，那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点所仅有的效果，是混乱或单调，别无其他。如果把同样数量的点分成组，这样一来，整体效果就是可以认识的一种重复了，这些系列马上就变得有了连贯性，我们说它已经图案化了。眼睛常常会本能地把自己的感受归类成为一个有韵律的系统，所以在看星星时，人们常常趋向于把那些距离大致相等、光辉大致相当的星星看成一体，从而建立起一种星座图案，一种美学上的满足就会应运而生。”［6］在传统建筑布局中，中国建筑韵律是通过建筑群落以横向铺排布局而在平面上展开的。如故宫的部分房屋设计，用统一的柱子等距离排放，柱后窗门样式相同或相近，每隔一段距离便是一间屋室。屋室多为左右对称，或是在柱边放置大小齐一、数量齐一的台基。有序不乱的固定模式定期重复，宛如音乐的不同声符的和谐交织，既显示出了王权的壮观景象，又不失庄严中的韵律感与节拍感，在心理上使人得到统一排序的震撼效果。
三、道家思想与中国园林的和谐之美
中国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必然对中国建筑哲学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其所表现的美学意义依附于“礼”的特点十分明显。而中国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派———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建筑美学中为儒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对中国建筑艺术也具有深远的美学意义。在哲学范式中，儒家与道家学派都讲求“天人合一”。但究其侧重点，却各有不同。如果说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思想与情理统一的审美理想被宫殿、陵寝、庙宇所呈现，那么道家的心物相通、追求自然和谐的审美之道便在我国古典园林景观中淋漓地体现了出来，更在文人士大夫中获得了自由的升华。在古典园林中，建筑是被赋予其中的，构成园林所必要的条件就是建筑。山水中的亭台楼阁，小河边的拱桥轻跨，百花中庭院点饰的美学意境随处可见，它们都是园林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园林的每个角落都闪烁着建筑美的光辉。道家将“无为”作为“天人合一”的道法，人只要以“无为”的态度回归自然，便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强调自然与返朴归真的情怀，也正是这种情怀奠定了中国建筑美学的深厚的哲学基础。园林是人们亲近自然，从“内”向“外”的重要媒介，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之所。它把建筑变相地运用于现实的自然环境，是建筑向室外空间的有机延伸和拓展。中国园林美学讲求意境之美，意境之美是中国园林建筑的灵魂。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和谐为美的审美意境，意境为中国园林美学之灵魂，是中国园林追求的对美的事物的审美的创造，其和谐是由多元化和不同差异杂糅而成的优美。在园中，只要角度稍作变化，就能将庭院的景色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进入“人动景变”的情景中去，产生一种虚实相生、回味无穷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也是中国园林艺术追求的审美意境，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将无限的景致囊收其中。在传统园林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造园者通过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将空间组织调整，圆满地解决了“无限于有限之中”的矛盾，将美的感受不断丰富完善，创造出园林艺术的意境之美。在传统园林中，造园者以景观为物质基础，以“天人之际”为表现形式，以“心与境契”为理想境界，从有限到无限，创造出了无穷的以“和”为美的审美意境。
四、历史传统建筑中“和谐之美”的精神传承
(一）安庆城区历史文化建筑景观式保护的原则与方法
对安庆市区历史文化建筑开展景观式的保护，要在分析认识清现状的基础上按照规划和相关配套法规制定保护的具体原则和方法。具体来讲，景观式保护的原则与方法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历史文化建筑本身只能进行微创手术式的返真修复，并増强其对历史文化信息的视觉传播新功能；修复要严格按照原来的形制、结构、材料、工艺进行要“修旧如旧”，为了増加历史文化信息的含量，可以在建筑内部安排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展示及其互动体验项目。另一方面，对其存身的周围环境，一是要切实遵守规划、保护法规的要求，严格执法，二是要尽可能地采用艺术化的造型手段，创造新旧之间过渡衔接的视觉面貌和观赏的空间环境。可以选用改变立面造型、色彩呼应、添加形体分割等艺术设计方法，避免采取拆除、降低高度、限制使用性质等措施。
(二)安庆城区历史文化建筑景观式保护的实践
在安庆，对历史文化建筑本身进行微创手术式的返真修复，并增强其对历史文化信息视觉传播功能的景观式保护实践已经开展。如，坐落于孝肃路和锡麟街交汇处的安庆天主堂，1871年动工，1893年落成。近年来，因主体建筑老旧化严重，曾经屡次修缮，现在看到的是2009年那次大修的成果。?在修缮中从保持建筑主体立面装饰的牌坊、宫廷式护栏、石鼓等形制、造型不变人手，从细节上保证了主体建筑耶稣圣心堂中西合璧的风格不变。仅仅修整了部分斑驳的墙面，小心地劍除了岁月的痕迹，使老建筑仿佛返回了百多年前的原真面貌。在修缮后的神甫楼二楼设立安庆天主教爱国主义展馆，通过图文集中展示建国以来，安庆天主堂爱国主义活动史料，包括重大活动、重要事件和典型人物的爱国事迹。修缮后的安庆天主堂在更具观赏性的同时，历史文化信息的传播功能也得以实现。大修后的安庆天主堂成为安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愈久弥新的“新景观”。美中不足的是修缮中也对原建筑的历时性和附属建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安庆师范学院菱湖校区有两处国保单位：国立安徽大学红楼和敬敷书院。1935年3月落成的红楼，两层砖木结构，建筑质量很好，一直使用至今。建筑外观墙不粉化、屋脊不塌，正门柱廊等西式建筑的造型形制、细节均保存完好。红楼的使用功能也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因而，内部结构也基本没变。因此，对红楼的景观式保护的具体工作，体现在对红楼周围环境的设计营造上。具体措施是在红楼的周边进行绿化并栽种香樟树。目的是要为红楼营造一个可以遮蔽周围现代景物的独立空间环境。经过多年的不断营造，今天可以看到，在红楼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广植的香樟树，已经形成了老红楼与校园新建筑之间的成片樟林间隔。簇拥影映着红楼的樟树林，为历史文化建筑与新建筑形成的现代环境提供了两者之间的清晰分界和过渡景物，并在多个观赏角度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空间背景。红楼作为景观的效果被衬托突显。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暮春移建于现址的敬敷书院，1933年大修过一次现在看到的模样是2002年重建的。拆除时对进深、檐高、梁架、门窗等等进行了拍照、测量、放样。这些工作保证了重建后整体建筑的原真效果。但门楼由于没有历史资料对照，现在的样式有猜想的成分；外墙的粉饰、卵石的铺地，有些画蛇添足。为了解决书院与北面教学楼的视觉冲突，重建时保留了书院内外的古树，借用古树和书院外高耸的杉树，成功地遮蔽了周围的现代景象，塑造出亦幻亦真的历史场景。新的敬敷书院内部设立了安庆师范学院百年校史馆，展示着学院教书育人百年薪火相传的历史。重生的敬敷书院焕发出崭新的旧貌，增添了传播历史文化的新功能。如今，在安庆师范学院菱湖校区里，新旧建筑相映成趣。师生和游人徜徉其间可以享受到移步换景、时空切换的视觉乐趣；可以感受到学校百年育人、薪火不息的光和热。
二、安庆城区历史文化建筑景观式保护的意义
关键词：全球史观 建筑史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TU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了解史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适当借鉴现代史学理论对教学观念的更新和教学设计的创新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当前，史学界关注度较高的史学观念是全球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新观点和新视角，主要强调的是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出发，以文明为单位来考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横纵向历史现象。在这种新观点的指导下，对建筑史教学改革的研究将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收获。
1．全球史观的定义
史学界一般将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视为全球史观的开创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首次提出“全球史观”。全球史观，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为特征，主张历史研究者要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以公正无私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
2．全球史观对建筑史教学的影响
传统的建筑史教学在课程安排上分为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两类。多数学校的中国建筑史课程以潘谷西的《中国建筑史》为教材，外国建筑史课程以陈志华的《外国建筑史》和罗小未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为教材，多数教师也是参照教材按照朝代更替、时代变迁讲授建筑史演变过程，并辅以类型专题配合。这种分国家、分年代的教学方式固然有它的优势，比如可以对各个时代下不同建筑类型了然于心，但是也带来一定的弊端，比如对中外建筑史的割裂认识，不能形成统一的知识体系，缺乏中外建筑史的交流和互动学习。
如果运用全球史观来思考建筑史教学改革的话，在教学体系和内容编排上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全球史观强调全球、全局的视野，主张历史要横向联系，建筑史教学可以借鉴全球史观的特点，改变中外建筑史分家的教学体系，把课程整合化，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去考察不同文明类型下，同一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或是同一文明类型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真正做到古今贯通、中外对比。
3．全球史观指导建筑史教学改革的方面
目前的建筑史教学中，中外建筑史两大理论板块一直处于泾渭分明的发展状态，难道中国与外国的建筑风格真的是各自发展？在建筑史教材的内容编排上也多数是按时间序列说明建筑物的发展，难道仅仅是时代的推进让建筑风格不断演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是多元的、立体的，跨时空、跨地域的文明交流从来没有中断，正是这种交流造就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文化之间的横纵向影响。在建筑史教学中，应该建立起跨越时空的内在联系，展示世界建筑史的基本谱系和概貌。在本科建筑史教学中，开设一门世界建筑史课程，编写一本世界建筑史教材是很有必要的一项工作。
3.1 世界建筑史课程
开设世界建筑史课程是很有必要的，这便于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让学生形成一种新的史观去认识世界建筑文化，那么，这个课程应该在几年级开？原来的中外建筑史课程是否就要取消？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课程安排可以设想如下：
一年级开设世界建筑欣赏和建筑师介绍，从观念上帮助学生建立直观的感性认识，无教材；二年级开设世界建筑史，进行通史教育，帮助学生建立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树立把建筑文化放诸全球的眼界，世界建筑史教材；三年级开设中外建筑史课程，对具体知识点进行讲解，帮助学生建立专业的建筑思想，中外建筑史教材；四年级开设专题史课程，内容涉及园林、城市、古建等，帮助学生深入学习，无教材。
3.2 世界建筑史教材
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世界建筑史教材应该是一个基于整体认知观下的分层次、重比较的教材，以全球为视野，文明为单位来讲述建筑史的发展、变化和交流。在内容选取和编排上有以下几个重点：
（1）整体框架的构建
全球史观反对中心论，反对仅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叙事单位，主张以“全球”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站得高方能望的远，如果一开始就关注建筑的细枝末节，将很难从繁冗复杂的专业史中脱离出来，也很难审视我们国家的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中的地位。应该建立一个世界建筑的基本谱系，中外合编，方便学生了解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或是不同时代同一国家的建筑历史发展状况，这种尝试在东南大学建筑系已经有成果。这样的整合便于把握全球建筑史状况，让学生很直观的了解到中国的宋朝在修建元大都，而同时期的西班牙在建阿尔罕布拉宫诸如这样的知识点。
（2）叙述单位的编排
传统的建筑史教材常常以国家、民族、地域以及建筑风格、类型等作为单位进行分类，这些研究单位都有过于庞大或过于微小或关联不够直接等的嫌疑，多数教师在授课内容上也不够全面，往往是就建筑物论建筑物，对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是介绍较少的，几乎把建筑史教学变成了纯案例的展示，而没有引导学生将建筑史与政治、社会、文明统一考虑，并且，我们的学生多数来自理科背景，本身缺乏历史素养，当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和资料时，如果没有明确的引导或是引导不够，更容易陷进建筑本身不能自拔。
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建筑史教材，中外合编，古今贯通，突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文明因素对建筑的影响，突出文明的传承和交流，借鉴齐格勒的《新全球史》的框架，设想的建筑史大体系如：
第一部分：早期复杂社会的建筑（公元前3500-前500年）
第二部分：古典社会组织的建筑（公元前500-公元500年）
第三部分：后古典时代的建筑（公元500-1000年）
第四部分：跨文化交流的时代的建筑（公元1000-1500年）
第五部分：全球一体化的缘起的建筑（公元1500-1800年）
第六部分：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的建筑（公元1750-1914年）
第七部分：现代全球重组时的建筑（1914年至今）
通过新的研究基本单位的确定就是希望能够弥补过去建筑史研究中的不足，把全世界的建筑放入一个体系，去关注背景，关注交流，获得一些新的发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3．小结
时刻把握全球史观倡导的全球视野，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研究体系，重比较、重交流。以培养学生的全球眼光为目的，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史观，学会历史研究的方法，使学生真正能全面的接受世界建筑文化的熏陶，不仅是为了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对学生今后的人文素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美)本特利，齐格勒著,魏凤莲等译.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 荆其敏，张丽安.透视建筑教育[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正常发展的历史阶段，具有自身的史学内容。它的趋势是‘向前迈进、向上发展的’，是中国历史上变革发生最剧烈的阶段之一。因此，近代建筑历史和近代建筑文化的发展也是整个中国建筑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 国内近代建筑的研究历史和趋向
我国的近代建筑数量繁多，分布地区广，建筑风格多样，是一笔丰厚的文化与建筑遗产。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保护的探索阶段开始于本世纪20年代末，至今沿海城市和一些发达内陆地区的研究较为深入和细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代建筑的研究在发展现代建筑的过程中处于关键性的地位。中国关于近代的研究最早出现在梁启超先生《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1902年）一书里，梁先生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相对应的历史阶段称之为“近世”。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真正开始近代史的研究。几十年的研究历程受到了一代又一代建筑学者关注。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较具规模的近代建筑的研究开始起步。由中国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主持下，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初稿（图1）和参考图集。到了1985年8月，第一次全国性研讨会“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随后几十年里先后在多个城市成功举行了12次全国性研讨会，出版了12本论文集，并且对多个地区的近代建筑做了详细调查。为更好地从事近代建筑史的研究，中国建筑学会于1997年决议在建筑史学分会下设“中国近代建筑史专业委员会”，充分反映了我国对近代建筑史研究中的进一步关注。这期间国内关于近代建筑文化研究的理论文献主要集中在一些高校研究成果中，内容主要是针对各个地区的近代建筑的发展，分期和实例作以介绍和概括。
2004年3月国家建设部了《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各级地方政府也根据各地的情况颁布了有关近代建筑保护的相关条例。许多近代建筑的保护项目开始付诸实践，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近代建筑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日益受到重视。
2 河南近代建筑文化研究现状
河南地处中原，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建筑文化。近代受益于区位和交通枢纽的优势，一时繁荣兴旺，郑州、新乡、商丘、焦作等城市随之陆续崛起，建筑类型更加丰富。政治上出现袁世凯、冯玉祥等中国近代史上显要人物，这些都为河南近代城市发展添色增彩。河南虽然现存的近代建筑从质和量上与沿海开埠城市相比有所差异，但做为近代中国中部省份近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有其主要的价值。
河南近代建筑史研究全面展开阶段是在1989年——1991年期间。确切的说，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是从1988年撰写《河南省志•建筑志》（图2）开始发展的，在当时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影响下，推动了各界研究河南近代建筑的热情。到了1989年河南省组成约200人的群众性建筑史志研究网络，成立河南省建筑史研究会，并出版了《河南建筑史志》（图3）[刘征远主编.河南近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7]。1990年8月，为贯彻国家建设部和文化部共同颁布的《关于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我省全面展开了近代建筑物和建筑活动的调研，通过登记、拍照、测绘，编写了简明实录。到了1992年，鸡公山风景区管理局和17个地市建委共同承编了《地区近代建筑史略》、《近代建筑选纪》初稿。
刘炎先生最早在“试论河南近代建筑发展脉络及其发展迟缓之原因”一问中介绍了河南近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分析发展迟缓的原因，勾画出河南近代建筑史的概貌。清华大学苏海星在2007年对河南安阳洹上村旁的“袁林”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和资料研究后，从雕刻、彩绘、材料、建筑等多个方面对袁林进行介绍和分析。而姜传高所著《鸡公山近代建筑史》(打印稿)囊括了鸡公山半个世纪的中西建筑活动及成果，是研究鸡公山近现代历史的基础资料。到了1995年由河南近代建筑史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河南近代建筑史》完成，整本书较系统的收录了河南近代建筑，并提供一些当时建筑活动的基本资料。
对于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过程中许多青年学者经过长期点滴积累近代建筑资料，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研而作了颇见功力的著述。湖南大学田惠娟的《河南开封地区近代公共建筑研究》论文中以开封近代城市发展为考虑的出发点，通过调查和收集历史资料，分析了开封近代建筑在近代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中建筑类型的发展和近代建筑风格上的演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范飞的《开封理事厅教堂研究》论文中对理事厅教堂做了详细的测绘，并从历史、技术、艺术、情感和景观五个方面来发掘理事厅教堂的价值。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张宏志的硕士论文又以河南大学近代教育建筑为研究对象，从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近代开封的城市转型、河南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校园规划以及单体建筑设计等方面做以总结。
从以上概括的国内领域研究成果可看出几十年来河南近代建筑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所需资料的源途径比较局限，实地的调查和口碑资料积累欠缺。关于河南近代建筑研究的后备力量也不足，年轻的研究者视野狭隘，知识结构单一，研究领域局限。由于我们基础理论的匮乏，不能清晰地分析研究对象，政府和普通民众对近代历史建筑缺乏判断，许多近代历史建筑的价值在得到科学评价之前就消失了。再次，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其研究状况严重不平衡。对区域的的研究发掘停留在“典型”层面上，全面性较匮乏，尤其对民居和公建类型的发展状况研究薄弱。最重要的是没有注重微观和宏观、局部和整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全面发展。
总的来讲，有关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提高，这种提高不仅仅指的是研究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改进、理论内容及结构的完善、研究角度的转变，而且更需要史料收集范围扩大，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只有在这几个方面都有相当改观的前提下，关于河南近代建筑研究才能更快地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论文摘要：运用 哲学 中“互补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就当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给出更加综合全面的方
法论指导原则。以“系统论与还原论”为基础，提出了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观念以及在保护过程中建立“复合层次性保护结构”的方法。
“认识世界，解决问题，一刻也离不开方法”。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各种方法之后，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但是把这些方法论研究的成果摆在一起相互校正，我们常常发现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难以避免地会提出内容或形式恰好相反(互斥)的方法论思想或体系。在逐渐认识到这一 规律 后，哲学界提出了“互补方法论”研究。其主要思想就是“在宏观和多重视角下，在原来相互排斥的方法论之间发现彼此观点上的互补性，通过比较和澄明使各种方法论之间保持恰当的，必要的张力，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更加全面完整的解决之道”。它的提出是人类社会 发展 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只有当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握现实的能力比较发达时，才能产生对不同的方法，对它们的应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提出某种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解决了我们对于各类看起来都“言之有理”的方法论的认识态度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它的思想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避免了方法论上的“先天缺陷”，其运用将是广泛的。
“系统观和还原论”就是一对互补的方法论思想。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和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交替出现。近代 科学 的进步，是依靠经验的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达到的，分析还原论是主要手段。而 现代 科学的发展，却将系统观指导下的“以综合为主的整体”思维方式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互补方法论”原理，认为系统论和还原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提出，“真正的系统观应该是与还原论互补的，它不排斥并且还借助谨严精细的分析手段，还原论是研究的基础。在充分利用还原论的基础上，促使系统观上升为主导思想。”
我国历史遗产保护过程中面临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全面评价历史遗产的价值，协调绝对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认识矛盾。通过“互补方法论”的运用，可以获得认识与方法上的跃进。
1系统整体性与历史遗产“整体保护”观念的形成
目前我国的遗产概念在对一些重要环节和内容的理解上，由于价值认识的不完整，而出现了概念的脱节，使保护体系存在明显的缺失。最主要的就是对建筑遗产中“ 艺术 价值与历史信息真实性价值，社会主流历史价值与平民、大众历史价值”的理解。可以说，我国到目前为止，获得官方认同的仍然是“文物古迹的艺术、 教育 的价值以及精 英文 化价值”。这种认识基本忽略历史遗产中作为建筑物质实体而存在的特征，割裂了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当做古董冷藏起来。这种人为的割裂和分解导致我们的保护观念滞后，进而造成保护方法和政策措施的片面。以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应该建立“整体保护”的意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的认识历史遗产综合价值。1987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了《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在第二章保护原则第二条价值中详细列出了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见表1)
2)从保护的硬件来看，参照国外历史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应该包含:有形遗产保护和无形遗产保护两大类。有形遗产包括:历史文化遗产与 自然 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名城保以及它们中的精华“世界遗产”四大层次。建筑遗产包括: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
在我国就建筑遗产而言，除了《文物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内容(文物建筑)之外，还应该包括一般性历史遗存，即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概念。其实早在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已经通过《保护民间建筑的国际》明确了对一般传统历史建筑的保护。适时的将“文物古迹”保护概念拓展为“建筑遗产”保护概念，有助于完善遗产的系统。
3)从软件来看，由于许多历史古迹、文化遗产是与它的环境同时存在的。从文化信息来说，保护历史遗迹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历史信息。单体文物建筑所传承的历史信息是有限的，许多信息则承载于古迹周围的环境、区域的街区形态和结构，甚至包括在城市的景观风貌中。所以，我们必须以整体保护的观念看待历史环境保护。张松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中谈到，“历史环境保护，是从文物保护出发，保护与此有关的建筑、建筑群、街巷、广场和历史街区，……历史环境保护不是要绝对地保护某些特定的建筑，而是要从整体上保护城镇特色”。
4)从保护脉络上看，保护遗产从保护建筑艺术珍品，如宫殿、教堂、官邸、寺庙等建筑艺术精品，发展到保护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一般历史建筑，如祠庙、会馆、民居、作坊等;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到保护建筑物周围的历史环境，再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历史街区，直至保护完整的古城，这也是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发展脉络。
2系统的层次性与保护结构的建设
富于生命力的系统都一必须建立“复合等级结构”的体系，因为组织性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我国历史遗产的保护在层次化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
1)在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上，“遗产保护学”已形成一门专门的综合性强，跨“文、理、工、管”的新兴交叉学科。早在1973年印尼著名的婆罗浮屠(千佛坛)维修工程中，在修复设计之前，进行筹备工作涉及的学科就包括:航摄照片分析，考古学，建筑学，化学，保护技术，工程地震学，基础工程学，工艺学，园林规划，微生物学，气象学，岩相学，物 理学 ，土壤力学，测量学，地球摄影测量学;而修复过程中还涉及到修复材料学、修复技术工艺学、修复 经济 学及修复施工管理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
21世纪，各国遗产保护学发展迅速，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具有“学科交叉性进一步突出，向着跨学科综合性的模式发展;基础保护科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以及实用技术与科学理论交融发展”三大特点。
在基础理论层面，保护活动的复杂性使得一系列文化精神的再领悟成为可能。21世纪的修复活动进人哲学高度思维的阶段，特别是“建筑的地域性受到重视，使保护学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社会科技条件等相关学科关联”。(摘自o.n普鲁金《21世纪文物建筑修复》)
在保护方法上，比如说:新的建筑修复方法将不断在新材料、新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完善;历史建筑再利用设计方法研究已明显脱离了单纯的文物修复范畴，设计手法日趋多样化，丰富了当代建筑创作的语言，成为当代建筑设计的重要分支。
在实用技术方面:拓展对文物建筑损坏机理、过程、产物、结构、缓蚀机理、作用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专门理论体系。根据保护领域对材料性能的要求，拓展文物保护的材料、方法及技术。
在相关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从对纪念性建筑的关注开始，朝着关注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方向发展，挖掘历史建筑本身深层的与城市发展脉络相通的生活结构问题”，是现代城市规划和历史遗产保护理论双方面都要着重研究的课题。
在遗产管理方面:从遗产保护中 法律 建设、管理机制的完善到以城市发展角度进行“城市策划以及城市特色区域开发更新”等城市课题都将深人遗产保护研究。
2)管理机制的“多层次，多途径”。既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体系化管
理;又有社会专家社团以及市民良好的公众参与途径;还要有宣传机构的舆论监督等。
在西方保护遗产已经从“很大程度上依靠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专业保护体系转变成一套由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的社会化体系组成的综合保护体系”。
在法国，当巴黎的民居面临毁灭的厄难时，巴黎人挺身而出，在报上写文章，办展览，成立街区的保护组织(如 历史 住宅协会、老房子协会等等)，宣传他们的观点。巴黎人认为，正是这些老屋、老街，构成了”历史文化空间”。在城市修复古迹的活动中，年轻人的历史文化敏感度提高了，保护古迹的意识增强了。这是一种文化熏陶，也是公民 教育 的一环。
3)保护与再利用方式的分级化。就历史建筑本身，就包括多个层次(见表2)
3“还原论”方法论对历史建筑保护方法研究的指导
我们认识事物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还在于应用于社会的操作性研究，“前者致力于对社会活动及其产物的理解，探究其中的意义;后者着重为社会活动提供预测，评价和方案。”历史遗产保护具体到实际的操作层面，我们就要借助于还原论方法。
通过对保护历史遗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分别思考，我认为如果将这些问题纳人一个大系统中间的子系统来看，可以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原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文物建筑综合价值量化评估登录方法的探讨;保护资金多渠道方法的探讨;历史遗产保护 法律 法规建设;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以及建筑设计与技术层面的有关古建筑修复技术研究;新老建筑相结合的设计方法论研究等多个层面。这中间通过周密的调查，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料，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可以获得多种更具适应性的方法。
比如，针对我国传统历史遗产保护理论中有关文物建筑保护分级管理原则在指导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综合价值评估体系的基本构想”。
该构想指出，制定综合评价标准，将“决定和影响历史性建筑综合价值的大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因素层次化，条理化，并能够区分它们各自对评价目标影响的重要程度，并对评价的因素进行恰当的，方便的量化处理”，将得出我们在保护和再利用不同历史建筑的时候有完整的价值判断标准，它不仅可以决定历史建筑的保护级别，还可以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开发经营模式。发挥社会上各种可利用的资金和人员力量让全社会参与历史建筑的保护。
具体评估内容基本包括以下部分:
1)历史遗产内在价值评估，包括:按“历史价值，建筑美学， 艺术 价值， 科学 修复价值”的高低进行分档打分，归人一定的等级。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评定。
2)历史遗产社会价值评估，包括:按本身所处地区，是“中心城市，一般乡镇，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或者 农村 ”等地理位置条件打分;按该文物在城市历史中所处对比历史价值，保存文物现状和多少打分;按文物在现在城市规划布局中是否纳人“重点历史保护规划区及建筑设计相关的历史城市规划因素”打分等。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和市民代表共同评定。
3)再利用可行性价值评估，包括:区域地块土地 旅游 ，商业利用价值调查，建立评估体系。对原有结构可靠性和结构适应性进行评估;再利用设计方案效益比较评估(按建筑预设计效益评估方式操作，加强对比性);再利用建设成本对比性评估以及加改建部分与文物建筑的适应性评估等。
关键词：建筑史；反建筑史；矶崎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human history of the building, whether Chinese or western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history is a history of human inheritance and creation. In modern architecture is very valuable for reference. Building general history compilation are gener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e development process has been completed on the substantive building types of classifying way, and for those who only exist in medium without physical entities of the building have not been completed, which few refer to Japanese architect rocky battery new proposed "reverse architecture is the real architectural history". This article does not comment on what kind of view is right or wrong, only discuss the architecture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respectively the impact, in this sense, whether or not completed building built buildings, is the whole macro big part of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a tremendous impact, it is useful to humans, and treated equally.
Keywords: architectural history; Rever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Rocky battery new;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中图分类号：TU-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以中国古代建筑史和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为例探讨已建成建筑对现代建筑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建筑史
1、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简述
我国古代建筑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其中封建社会是形成我国古典建筑的主要阶段。
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从建造穴居和巢居开始，逐步创造 了原始的木架建筑，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活动要求。在奴隶社会里，大量奴隶劳动和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建筑有了巨大发展，出现了宏伟的都城、宫殿、宗庙、陵墓等建筑。这时，以夯土墙和木构架为主体的建筑已初步形成，但前期在技术和艺术上仍未脱离原始状态，后期出现了瓦屋彩绘的豪华宫殿。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建筑逐步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体系，不论在城市规划、建筑群、园林、民居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创造与贡献。
中国古代建筑对现代建筑风格的影响
（1）陕西博物馆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是对古代皇宫建筑的继承和发展。用水泥取代了传统古代的木质结构；处处体现现代与传统相互结合，整个博物馆既具备了传统元素又具时代气息。它的色彩构思更加突破了以往的红墙黄瓦的沉闷格局，反而以白、灰、茶三色为主调，使整个建筑庄严、典雅、宁静，具有雕塑感。
（2）传统符号应用于现代建筑――上海金茂大厦
所谓符号即是用一种明确的信息单元来表达一些概念和具体事物内涵。建筑中的传统符号则是通过一种高度概括和提炼的方法，以某一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图案或造型来强调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真正尊重传统的建筑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更不是传统符号的简单叠加和堆砌，而是恰当地把握传统的神和意，抓住其文化的精髓与内涵。如上海金贸大厦。上海金贸大厦运用了中国古代密檐塔的传统符号。从第一节的16层开始，每节减少两层，逐步收进到第五节的8层，此后每节减去一层，如春笋般节节收分，最终形成了与中国传统密檐塔相近的外观造型。对照一下传统密檐塔西安小雁塔的外观造型不难看出其檐部向上层层收分的相似之处。
3、中国古代建筑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设计理念。无论是北方的传统建筑还是江南的自然林园，都有许多能体现出古人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设计理念。古代如此，现在也更是如此。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保护环境等等，这充分展现了我们的现代社会开始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价值。现代建筑更注重对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
（二）西方近现代建筑史
1、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主要建筑思潮简述
（1）19世纪的复古运动
19世纪在欧美出现的建筑上的复古运动是19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事实上，这场运动在18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了。
这场复古运动是有着巨大进步意义的，而且在建筑形制上有所创新。只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兴起，一直绵延不断的复古建筑才成为现代建筑形成和发展的障碍。
（2）工艺美术运动与新艺术运动
工艺美术运动,敌视工业文明，认为机器生产时文化的敌人，热衷于手工艺的效果与自然材料的美。莫里斯的“红屋”是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性建筑。新艺术运动主张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适应工业时代精神的简化装饰，反对历史式样，目的是想解决建筑和工艺品的艺术风格问题。其建筑特征主要表现在室内，外形一般简洁。这种改革只局限于艺术形式与装饰手法，没能解决建筑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新技术的结合问题，是在形式上反对传统形式。这两场运动又被称为“新建筑运动”，为现代建筑奠定了形式基础。
（3）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建筑是指20世纪中叶在西方建筑界居主导地位的一种建筑思想。主张建筑师要摆脱传统建筑形式的束缚，大胆创造适应于工业化社会条件和要求的崭新建筑；强调功能主义，用科学的、客观的、理性的精神进行设计。这些理论用勒・柯布西埃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在实践中，也这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建筑形式的出现:金属、漆成自色的混凝土和大面积玻璃窗的使用，非对称的、非装饰的立方体形式的采用等。
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学说或学派，对其建筑的主要特征人们也无一致的理解。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后现代主义建筑有三个特征：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即采用非传统的混合、叠加、错位、裂变及象征、隐喻等手段，以期创造一种融感性与理性，集传统与现代，揉大众与行家于一体的即“亦此亦彼，非此非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双重译码的设计风格，重现历史文脉，文化内涵及对生活的隐喻。
2、西方近现代建筑思潮对当代建筑的影响
现代主义建筑将继续发展、变化和充实。20世纪最后2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建筑思潮有的已销声匿迹(如粗野主义)，有的虽不成气候但仍有出现(典雅主义)，甚至后现代也成了强弩之末。但是相反，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卓越作品仍然不断出现，例如“纽约五人组”的“白色派”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迈耶的作品就是突出代表。
矶崎新的反建筑史――对未建成建筑的定义
1930年以前，建筑通史是忽略未建成的建筑的，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如果抛开未建成，建筑史就难以继续了。
在漫长的建筑史中，20世纪是杂志、展览、照片及影像等媒体具有最强大影响的时代。媒体的作用可以使得未建成的建筑具有物理性实体建筑相同的历史作用。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因此宣称未建成是20世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并撼动着现实的建筑界，如果没有未建成，就谈不了20世纪的建筑史。
（一）矶崎新的“反建筑史”
矶崎新被称为日本建筑界的“切・格瓦拉”,他超前的设计观念对日本、亚洲乃至现代世界建筑潮流都影响重大。矶崎新宣称“反建筑”正视建筑本身，认为唯有“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矶崎新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至今40多年的建筑事业中，每10年里有代表性的未建成作品即构成了矶崎新的反建筑，他对这些反建筑的述说也组成了其宣称的反建筑史。
1、20世纪60年代――空中城市
矶崎新20世纪60年代的未建成作品是多个空中城市方案和“孵化过程”，它们具有自由连接核心筒的自生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都市的功能和密度，同时过去和未来的废墟景象也同时被重合出来。
2、20世纪70年代――电脑城市
在70年代矶崎新最重要的未建成项目“电脑城市”规划中，计算机辅助设施的概念扩展到整个城市的范围，设计了一个蕴含着既存的各种机构的解体和再整合过程的城市模型。在这里，计算机网络被全面渗透到城市的各种活动中，这个城市被可以调节气候的穹顶所覆盖，被包容在其中的各种设施都具有可变的内部结构。
矶崎新的这个“电脑城市”是以先进的信息系统对现有的建筑形式进行了在编和分解，预见未来城市即是分散型的如便利店般包罗万象，又共存着中央集权式计算机的表象。
3、20世纪80年代――虚体城市
80年代矶崎新的代表作是“东京都新都厅舍”。矶崎新的这个设计方案充斥着柏拉图式立方体或可以解释成“风水”的几何体，并“明知故犯”地拒绝采用超高层，提出一个错综体结构的办公楼和一个体现民主的内庭广场。在此，矶崎新所关心的不是建造什么或今后的城市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关心在建造建筑物的时候如何去更改限制建筑设计的任务书，认为不修改任务书就无法建造建筑。
4、20世纪90年代―蜃楼城市。
矶崎新在这个10年的重要未建成作品是在中国的“深圳证券交易广场”和“海市”。“深圳证券交易广场”和“海市”以被压缩了的亚洲时空为舞台，前者是反映当今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的异想；后者探索者信息资本时代网络型都市模式的多种可能性。
（二）媒体时代的反建筑史
媒体时代使得空间和时间概念近乎消逝，而仅存“间”，如在网络中，因网络具有同时性，所以时间为零，而空间则是根本不存在的。矶崎新的未建成是对20实际媒体世界的这种现象的回应，这种回应过程超前而注定成为未建成。矶崎新的未建成建筑编织了一幅20世纪由非时间的事物构成的反建筑史。这种汲取了未建成的建筑史与以往的建筑通史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三）矶崎新的反建筑史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现存建筑将不复存在。那时，建筑史学家将怎样回顾现在？除少数的实物史料得以传世外，媒体储存的信息将成为依据，当作为原型的实体消失时，建成与未建成之间的差距亦随之缩小。将来的人们，有可能在矶崎新的未建成作品中，发现未来建筑的前兆。
结论
现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恶化,非常有必要学习和传承古代建筑文化，把传统的建筑文化与现代的科技手段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建筑的可持续发展。纵观整个建筑发展史，不论流派，不论国别，不论古今，均可对现代建筑发展从思想到风格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未建成建筑则是对传统建筑通史的有益补充和修正，两者共同构成了一部人类建筑发展的宏观历史，对现代建筑具有重要的建筑意义。在今后的研究中，建筑史和反建筑史应该被放在同等的地位上。
参考文献
[1]梁思成.中国建筑艺术图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1.
[2]矶崎新 著，胡倩译.未建成/反建筑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3]牟晓梅，李冬梅，牟卫东.西方当代建筑的发展状态与趋势[J].煤炭技术，2004.11.
关键字：教学方法 可持续发展 社会需求 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 G42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current architecture specialize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curriculum general teaching materi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ommonly used teaching method. Not only proposed the foreign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education to be supposed the church student to appreciate various times, various local construction essence, sharpened their esthetic ability and the artistic percipient, had to let ability which the student had learns from history. In this foundation, indicated the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to be supposed to walk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the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should be the establishment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eakthrough and in the social demand both union.
Key Words: Teaching method，Sustainable development，Social demand，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图分类号：TU 文献标识码：A
一．建筑史的教材特点和常用教学方法
（一）外国建筑史的教材特点
当前我国建筑学科开设的建筑史课程主要是《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一直沿用梁思成先生著的《中国建筑史》；这本书系统的按历史发展顺序详细讲述了中国各种建筑（包括宫殿、坛庙、陵墓、宗教、民居、园林乃至城市规划等等）的技术、结构、审美等等方面，系统明了。外国建筑史教材最权威的版本是由陈志华先生所著的《外国建筑史》与罗小未先生主编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这两本教材主要收录和讲解了代表较高水平的欧洲建筑史。
从广义上来讲，外国建筑史应该是包括除中国以外各个国家的建筑历史，但狭义到单纯为我们的建筑学科教学服务，就涉及到篇幅与相应的学时数所限，所以由陈志华先生所著的《外国建筑史》与罗小未先生主编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的内容主要是收录了代表较高水平的欧洲建筑史。而欧洲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各地的气候差异也较大，所以不同的国家由于受各自的经济、政治、历史、宗教、习俗等原因的影响，又表现出了各自的特色，所以作为教材内容也只能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建筑成就片段，而不象中国建筑史那样完整和系统。
在外国建筑史里，除了欧洲建筑以外，简单介绍了亚洲印度的宗教建筑与伊斯兰国家建筑和日本建筑；非洲主要讲了古埃及；美洲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所以，外国建筑史教材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教学内容的先天缺陷，这就对我们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外国建筑史教学常用方法
外国建筑史基于上述特点，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也大多是片段性的介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建筑技术与艺术成就。比如古埃及的陵墓、两河流域的王宫、古希腊的圣地建筑群、古罗马的拱券技术与公共建筑、中世纪的拜占庭建筑与哥特建筑，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建筑、古典主义的法国宫廷建筑以及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各个国家的代表性建筑。对于近现代部分，也是主要介绍了不同时期的现代建筑理论探求及其代表性的建筑实例，包括各个时期的各种建筑思潮与代表人物。
这样的教学只是给学生罗列了一些片段，而没有更高层次的系统性的激励学生去思考“将来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学生就缺少更多的更深入的创新思路和方向。针对这样的教材和教学方法，笔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以期更好的提高教学水平，最主要的是探求更好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二．建筑史的教育目的应该是教会学生以史为鉴
（一）建筑史学科的教学目的
外国建筑史的教育对于非建筑学专业学生的教学目的往往可以认为是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开拓学生的视野，但对于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论语》里也讲到了历史的作用，比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告诸往而知来者”等等。所以讲述并明晓历史的目的是要知未来，而不仅仅是知过去。所以对于建筑史的教育方法和目的主要是要探索并进一步知道将来的建筑发展方向，而不仅仅限于了解或熟悉一大堆的历史性建筑。
（二）建筑史的教学方法和重点创新
所以，在外国建筑史的教与学中对于古代部分，主要是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具有很高技术与艺术成就建筑的介绍，培养并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让学生明白经典的建筑经典在哪儿，为什么能历久弥新、永不过时，成为历史的见证，从而让学生在设计实践中把握正确方向。对于近现代部分应该教会学生有鉴别的去学师的作品，教会他们解读隐藏在大师作品表象下的深层内涵，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大师的作品，而不是迷信大师，而且要籍此指明建筑发展与革新的方向。
比如讲到戈地的塑性建筑，要讲明那些作品只代表戈地的个人风格，只适用于部分建筑类型，而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建筑类型；对于密斯的贵金属与玻璃幕墙结合的建筑形象，只是代表了密斯对于新材料、新技术应用的理论探索与实践，那些建筑都是用来印证他的新建筑理论论点的论据，而不见得就是完美的、适用的建筑。对于柯布西埃的城市规划与马赛公寓等等，也都是投石问路的探索，而不是尽善尽美的结果。
其次，还应该让学生知道现代建筑大师之所以成为了大师，是因为他们在结合新技术、新材料、新社会需求方面作的不懈探求，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设计的某些单体建筑形式。而学生在认识大师时，往往是从他们的作品入手，认为大师的作品就是尽善尽美的，因而盲目的崇拜大师，并模仿其作品。动不动就在无论什么性质的建筑上加大片的玻璃幕墙，不管其适宜否，这样往往会使学生的创作思想走上斜路还不自知。
再次，建筑设计应该遵循“经济、适用、美观”的原则，这在古罗马的《建筑十书》中就提出来了并一直沿用至今。但在当前的建筑实例中由于开发商、政府官员或建筑师自身的原因往往忽视前两点，而过于强调形式上的美观，所以给学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要知道建筑毕竟是一种供人使用的适用品，而不是单纯的雕塑、壁画等纯艺术品。过分强调形式的后果就是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与当前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低碳原则背道而驰的。
三．建筑设计的创新应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与社会需求两者的结合上
现代建筑大师格罗庇乌斯、密斯、柯布西耶、阿尔托等之所以在建筑领域作出了超人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恰如其分的利用了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解决了当时的一大社会需求――批量化的建筑生产，提出了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办法，并付诸实践。而他们之所以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也是与他们的扎实的建筑理论与实践经验分不开的。要知道，这些大师们都曾先后到过希腊、罗马实地考察与测绘古代建筑遗迹，并且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足以证明他们主观上对建筑问题的重视与深入钻研的敬业精神，还有他们胸怀天下的大志向和社会责任感。
而现在我们的学生却往往是急功近利的，理论、技术、文化基础不牢，却过分的要强调自己的风格和形式，这与大师们相比是何等的浅陋！当然对于这样的现状，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我们这些为师者也是一大考验。如何引导学生，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如何解这道难题，是我们应该好好思考的。对此，笔者以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引导：
3．1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毕竟不管在什么行业，一炮打响的人只是少数的幸运儿，而且这些幸运儿的成功往往都是建立在他们平时兢兢业业的勤勉之上的，这些人的成功也是永恒的。否则，一夜走红后也是昙花一现。所以，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将来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学生都应该踏踏实实、勤勤勉勉的刻苦钻研，要有十年磨一剑的钻研精神。
对于社会责任感问题，我们作为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一员，有义务有责任爱护保护我们的环境。我们人类只是地球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伤害和践踏其他成员，更不能破坏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建筑师充其量只是开发商或者某个机构雇佣来为其服务的，你没有权利浪费任何资源，而是有义务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全人类服务，为保护家园服务。只有把自己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捆绑到一起，甚至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才干，才能最好的发挥自己的专长，成为历史的中坚。
3．2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教育
要知道，建筑除了具有技术性和艺术性外，还具有独特的社会性、文化性和环境生态性。建筑创作是一项社会性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工程技术知识和艺术修养，还需要了解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与建筑的关系，了解建筑心理学、建筑行为学及城市社会学，甚至历史学、民族学、哲学等。也就是说，建筑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加艺术，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任何只重视功能或只重视形式的建筑都是简单的，没有深层社会根基的，是不成功的。就象梁思成先生所说“建筑师应当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
所以，在学生阶段或者工作后的初期阶段，应该脚踏实地的从方方面面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武装自己。坚持下去，成功就会离你越来越近！
3．3进行生态与可持续发展教育
21世纪定义的世界建筑范例将集中在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方面。1972年罗马俱乐部麦道斯（D.L.meadows）的《增长的极限》从全球和长远的角度，把经济、技术、社会和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以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建立了一个世界模型，通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指出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粮食生产、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的指数增长，最终全世界将面临物尽财绝的境况。而且目前全球的能源短缺、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变暖问题也日益突出，人类的生存正在遭受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恰恰来自于人类自身！
这些问题也促使业内人士对地球上的大型人工建筑物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和评估，结果显示引起全球变暖的有害物质中有50%是在建筑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在建筑设计、建造和使用过程中所耗费的能源也占能耗总量的1/3。对此，建筑师们不得不将人类自身的活动纳入到生态系统中，重新评价人、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鉴于当前存在的普遍问题，对于未来建筑人们提出了功能建筑、智能化建筑、绿色建筑等等。作为建筑史教育工作者，作为未来建筑师的学生们，我们应作何感想？这时候你还单单考虑建筑的形式和风格吗？只有将当前的“无所不能”的建筑技术应用到生态的、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建筑上，才是建筑设计创新的突破口。建筑与环境、建筑与生态、建筑与地貌等等都是共生、共荣、共存、共乐、共雅的，我们只有将建筑创作纳入到地球这个全人类的家园中，并考虑这个大家庭中各成员的各自特点与喜好，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给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一、缺席与回归的两个阶段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肇始于1930年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沿循流行于西方的建筑史观，参照西方建筑史研究方法开展大量基础研究工作。中国营造学社虽然仅存10余年，但其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意义深远，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自立’时期的成果，为其后中国建筑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奠定了基础。”①中国建筑史学的大厦历经几代学者的建构，在实物与遗址调研、文献研究、“类型”研究、“做法”研究，通史、园林史、宅地史、技术史等方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徽州建筑第一次走进建筑史学的视野是在1952年12月，时年55岁的刘敦桢先生第一次走进徽州，对歙县西溪南乡古建筑进行考察，发现一批明代祠堂、民居和牌坊，随后撰写、发表了《皖南歙县发现古建筑的初步调查》。由此，徽州建筑得以进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殿堂，对于徽州建筑来说，这次历史机遇的到来可归因于营造学社在建国之初分流为南北两宗学术流派，即以清华大学为基地的北方学术流派和以东南大学为阵地的东南大学学术流派。营造学社的两位主力学者梁思成和刘敦桢一南一北，率队开展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此之前，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活动范围以1938年为时间结点可以分为南北两大活动圈，1930年到1937年间，以中原及华北地区为研究区域，“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们在梁思成和刘敦桢的率领下，从1932年起到1937年日本入侵之前，在华北地区137个县市，调查了古建筑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的测绘图有1898张。”②仅从这一系列的数据足以可见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成就和影响，但是这一组数字与徽州和徽州建筑并无关系。1938年到1945年间，因抗战爆发，营造学社随西南联大前往西南后方，期间梁思成和刘敦桢在西南地区开展野外实地调查和研究，足迹遍布云南、四川、贵州、陕西、西康等省市。这次，地处江南的徽州因为不属于抗战期间学术撤退的区域，徽州建筑再次与营造学社失之交臂。营造学社解体之后，刘敦桢于东南大学组织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南方学派开展工作，之前一直不为营造学社重视的长江中下游的建筑逐渐被学者们所关注，“概括地说来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研究了江南古典园林；二是研究了南方传统民居。”③这个时期，刘敦桢团队的学术足迹活跃于上海、苏州、扬州等南京周边地区，徽州也在其列，由此，徽州建筑开始亮相于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大舞台。
刘敦桢先生考察徽州建筑的翌年，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合写的论文《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发表于《建筑学报》，在该文中有如此记述：“最近在安徽歙县发现许多私家的第宅，厅堂用巨大的楠木柱，规模宏大。”④在梁氏浩繁的建筑研究文献中，如此寥寥数语是笔者读到的唯一提及徽州建筑的内容，而其语境是对明代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评述。在《中国建筑史》中涉及明清民居建筑时，梁思成粗略提到：“长江以南各省，东自江浙，西至川黔，南及闽越，大致均有一共同特征。”⑤对于徽州建筑在南方建筑系统中所具有的独特气质、形制特点等个性特征，梁氏终其一生没能进入，这对于梁思成的学术体系和徽州建筑来说，都是一个遗憾。
以刘敦桢首次考察徽州建筑为起点，徽州建筑走进中国建筑史学家族，其研究重镇在东南大学刘敦桢的学术团队。1957年，东南大学学者张仲一等出版的《徽州明代住宅》是第一部研究徽州建筑的专著。随后，关于徽州建筑的研究除了有零星学术文章面世(如考古学专家殷涤非的《皖南古建筑调查中的一些认识》，胡悦谦的《徽州地区的明代建筑》等)，并未出现意义重大的研究成果。因历史原因，第一轮徽州建筑研究匆匆落幕。令人费解的是，刘敦桢先生作为学界发现徽州建筑的第一人，在其后续研究中徽州建筑却悄然退场，在1980年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在述及明清建筑装饰时提到：“安徽歙县住宅的装修和彩画也以精丽见称。”⑥全书仅此一处轻描淡写地提及徽州建筑。
在中国建筑史学的家族中，徽州建筑研究的主力始终是东南大学刘敦桢创始的团队，由刘敦桢——张仲一——潘谷西的传承线条延续至今，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专题研究，他们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在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中，徽州建筑受到关注的程度日益提高，如新世纪之初，在罗哲文、王振复主编的《中国建筑文化大观》中，徽州民居得以与黄土窑洞、北京四合院、福建民居等相提并论，徽州棠越牌坊也作为明清牌坊建筑的代表在书中出现。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在社会学大繁荣的背景之下，徽学研究得以勃兴，灿烂的徽州文化吸引着多个领域的学者奔向这片文化的热土，尤其是徽州地区旅游热的推波助澜，徽州建筑的造物图景及其思想文化价值，已然成为徽学研究格局中的重要篇章。由此，在徽学研究的框架中，徽州建筑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并派生出建筑技术、装饰、风水等专题研究方向，如张永春先生的《徽州建筑》便是代表之一。
二、徽州建筑的时空之境
学界对徽州建筑的时空界定更侧重于徽州建筑与徽州文化共生相融的 深层关联，即徽州建筑并非徽州地区地理范围意义上的全部建筑，而是指向徽州文化发展进程中，发端于宋代、历经元代，成熟于明清时期的具有鲜明地域文化气质的“徽风”建筑。“徽州建筑，既应符合地理意义上‘徽州的建筑’，也应当是文化学意义上，呈现儒家伦理道德精神风貌的‘徽风’建筑。”⑦
当代美国批评家雷纳·韦勒克曾说道：“历史是无法完全用达尔文那种生物进化的理论来加以推演的。因为历史是一种文化的结晶。”⑧但梁思成受西方史学“生物模式”叙事风格的影响，在其《中国建筑史》中针对中国建筑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作这样的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佛教之兴盛则为建筑活力之一大动力。”⑨隋、唐时期，“唐为中国艺术之全盛及成熟时期。……唐之建筑风格，既以倔强粗壮胜，其手法又以柔和精美见长，诚蔚然大观。”⑩元、明、清时期，“此期间建筑传统仍一仍古制。……以西洋建筑之式样渗入都市，一时呈现不知所措之混乱状态。于是民居市廛中，旧建筑之势力日弱。”(11)当代学者赖德霖和巫鸿都认为梁式的建筑分期理论参照了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和建筑的分期，“林徽因在1934年为梁思成《清式营造法例》所写的序言中已经把中国建筑史概念化为‘始期’、‘成熟’和‘退化’三个阶段。”(12)即便是以文化史或艺术史的维度来考察建筑所包蕴的人文精神，汉唐气象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两宋时期因思想、经济等领域的“转型”结点也受到重视，明开始则逐渐式微，时至清代，则视为封建历史的终结。显而易见，将明清徽州建筑纳入中国建筑史的分期轨迹之间，其时代链条上的弱势地位再次将徽州建筑推向边缘。
在传统文化史观看来，中华文明的主脉在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南宋以降，政治与文化、经济中心开始南移，长江流域和江南逐渐取得历史中心的位置。正因如此，营造学社初期明确将学术活动范围定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华北地区。梁思成1940年发表的《华北古建调查报告》中提到：“迄今为止，我们到过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研究过两千余处遗址。”(13)他们田野调查的足迹遍布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等华北地区，而徽州不在其列。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在于是时日本侵略者对北方建筑严重破坏，营造学社的带有抢救式研究的紧迫感奔走在华北的古建筑之间。
中国营造学社最初的10年对古建筑的考察、测绘等基础工作一直被认为是这个学术组织成就最为辉煌的十年，这个团队没能造访地处江南的徽州，除了中国南方地区在传统文化史观中的弱势地位之外，地处深山的徽州地区山垠阻隔，通行不便也是其因之一。徽州地区因四面环山，兵燹鲜至，大量地面建筑实物免遭历朝战火的损毁，但同时也因舟车不便，让建筑史学的专家学者难以进驻其中。更何况在交通和通讯极为落后的年代，有限的文化与信息交流渠道终归让徽州建筑藏诸深山无人识。
三、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旨趣所向
传统史学研究偏重于宏观，处于历史意识中心的多是帝王将相、战争和政治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该史学传统投射到建筑史研究的范畴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官府建筑和宗教建筑，前者关乎官式做法，后者则指向神秘的神灵体系，在外观风格上，两者都同享巨大的物质形体以营造“崇高”的视觉特征。如被誉为“中国建筑两部文法课本”(梁思成语)之一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关于大殿、厅堂、箭楼、角楼等工程做法是该古籍的主要内容，梁思成认为是“清管式建筑之准绳”。受此研究旨趣的影响，大型宫殿、府邸、坛庙、佛塔、寺庙宫观、陵墓等建筑类型率先受到早期学者们的青睐。梁思成在1954年为油印本《中国建筑史》作前言时曾说：“以帝王朝代为中心的史观，将各时期人民辉煌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的积累，竟说成了封建主和贵族的成就。”(14)因为处于特定历史时期表明阶级立场的需要，梁氏此番言论固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道出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起步阶段的主导研究旨趣。
徽州建筑生成于乡野之间，是典型的民间建筑，其功能主要是满足庶民百姓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古民居、祠堂、牌坊被称为徽州古建筑“三绝”，除此之外，书院、桥梁、亭榭等也是构成徽州建筑的主要内容，虽然徽州地区存有一定数量的古塔建筑，但少有佛塔，多为风水塔(如歙县的岩寺塔，立意是以塔为笔，以台作砚，以塔西余公桥当墨，祈求岩寺文运昌盛)。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徽州地域与历史文化等原因，封建儒家伦理观念构成徽州社会群体的共同精神向度，虽然道、释二家思想偶有显现，但长期牢固占据徽人精神空间的是程朱理学与宗法观念，由此直接影响徽州地区的建筑造物行为，因而在徽州建筑的结构内容中，除了徽州民居之外，寄托精神诉求的祠堂与牌坊建筑类型远远多于寺观建筑。显然，徽州建筑因其建筑类型与官府建筑的宏大气象和宗教建筑的神秘指向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一段时间内不为中国建筑史涉足是理所当然的境遇。
建筑史学研究中可资利用的史料通常为古建实物遗存、文献和图像。针对远古时期建筑实物难以遗留的窘境，通过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通往古时建筑的主要途径，如通过《长安志》对汉代都城长安建筑的读解。此外，借助艺术史学研究中图像志方法接近古建筑已被学者们视为一种新兴研究模式。明清徽州建筑群的数量和完好程度在全国罕见，因而是研究封建社会后期民间建筑的鲜活资料，如果徽州建筑群遗存没能为学界所关注，借助文献和图像的通道走近徽州建筑更不可能，因为徽州地域时空与宏大的历史叙事相隔千里，即便偶有传世文献，也多被视为下里巴人。朱永春先生在其著作《徽州建筑》的开篇即说道：“宋人罗愿《新安志》中，对徽州初期建筑有比较可靠的记载，它可追溯到南朝梁大同元年(535)歙县永丰乡的向杲院，至于隋唐五代时期有关徽州建筑的记述，则更丰富翔实，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建筑足以看作徽州建筑的滥觞。”(15)更何况在徽州古典文献总体不受重视的境况之下，其中所包含的零散建筑记述也退之一隅。除了古建筑实物、 文献与图像之外，考古发现对建筑史学研究的价值颇为重要，与徽州同处同一地域文化圈的浙江河姆渡文化和相距仅百公里的繁昌缪墩先后发现干阑式建筑遗址，学界便不费周折地将徽州建筑的源头与此两处建筑遗踪相联系。
徽州建筑所处时空的不利因素使其为中国建筑史学所忽略，在此不妨作一简单对比，具有千年学术研究历史的武梁祠，作为汉代的一处建筑遗址，虽然武梁祠的学术研究重在艺术图像领域，但其能够成为学界热衷的研究对象，时空之因直接决定其本身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汉代的墓葬、画像石艺术向来是人文学术牧场中的一片热土，更何况武梁祠地处黄河流域，从宋代赵明诚，清代黄易，到近代的法国汉学家沙畹、美国学者费慰梅、日本学者关野贞等众多古今中外学者纷纷造访这片遗址，以至于武梁祠的研究成为中国建筑与艺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分支。相对于作为单体建筑遗踪存在的武梁祠而言，徽州建筑以其规模庞大的群体性包容了明清时期各种形态的建筑文化，而且保存状态良好，但是徽州建筑因在史学框架中时空维度上的“先天不足”，直到半个多世纪前才回归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家族。
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徽州建筑被长期忽略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时空地域观和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主导旨趣等多重原因所致。事实上，无论北方建筑还是南方建筑，每个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并无孰优孰劣之分。但在史学研究领域，以学者现实的目的和学术立场研究历史由来已久，治史者依据传统的参照体系和价值标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内容和材料作取舍时，身居北方的建筑系统先入为主，而徽州建筑一段时间内被置于学术圈外。因学术传统和研究旨趣所致，一段时间内徽州建筑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所冷落不足为奇，整部中国建筑之书如此宏大，建筑史学大厦的建造也非一蹴而就。随着建筑史学研究范式的不断调整和研究方法的日趋多样，徽州建筑必将逐渐绽放其独特魅力。新近在西方学术界誉为“新史学”转向越来越重视在历史叙事中，将重心下移至关乎庶民百姓的物质史，彼得·伯格在《图像证史》的开篇便提到：“一两代人以来，历史学家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兴趣，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政治事件、经济趋势和社会结构，而且包括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等等。”(16)此种学术路向已经波及到建筑史学，以往处于边缘地带的徽州建筑文化将逐渐回归中心，由此展开的徽州建筑史学研究格局远非建筑本体，以社会史、文化史、民俗史共同支撑的徽州建筑史将直接指向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群体的思维结构和造物观念，与之息息相关的建筑雕刻和装饰等视觉文化也将迎来学术研究的新生，更何况搭乘徽学研究的快车，徽州建筑终将获取公允的历史评价。
注释：
①张复合：《中国近代建筑史“自立”的时期概略》，《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年。
②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③崔勇：《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
④梁思成：《建筑文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85页。
⑤⑨⑩(11)(14)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58、15、15、15、506页。
⑥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316页。
⑦(15)朱永春：《徽州建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⑧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微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1998年，第57页。
1. 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聚居形式，如村寨、坞堡、城邑、都市等；
2. 各种类型的古建筑单体或组群，如：宫殿、陵墓、寺观、塔幢、园林、宅第、石窟、祠庙等；
3. 建筑材料及加工和结构技术。如：土工、木工、砖石工；基础、沟渠、城垣、高台等构筑技术；防火、防洪、防雷、防鼠、防蚁等技术；
4. 室内设计、装饰、陈设、帘幕、家俱、照明灯具、音响、通风等；
5. 各种装饰工艺如雕刻（木雕刻、砖雕刻、石雕刻）、采画、裱贴、鎏金、镶嵌、油漆粉刷、泥塑等技术；
6. 著名匠师和建筑文献典籍；
7. 社会文化背景如宗教、家族观念、伦理制度、审美观、风水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社会习俗对建筑的影响；
8. 风格特色，即地区特色，民族特色，中国和外国建筑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我们说的古代，是指1840年以前的氏族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和封建社会时期，而以封建社会时期的建筑作为研究的重点,又分为：
1. 战国（475B.C-221B.C)至秦汉时期（221B.C-220A.D)。有人主张自周代开始（1027B.C)到三国时代（220A.D-265A.D)为止。
2. 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265A.D -907A.D)0有人主张三国时期列入此期。
3. 五代、宋、辽、金、元时期（907A.D-1368A.D)
4.明清时期（1368A.D-1840A.D)
1840年以后，中国进人近代时期，但古建筑体系的活动仍有延续。
1949年以前，在中国从事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的，除了个别的业余受好者外，唯一的专门组织，便是正式成立於1930年的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人和社长是朱启钤,社中主要人物是法式组主任梁思成和文献组主任刘敦桢。学社的历史不长，抗日战争前在北方诸省（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作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力量於大木结构方法，特别是围绕宋〈营造法式〉的研究。战争时期在西南的云南、四川两省调査和研究。大约至1945年基本停止活动。学社取得十分重要的成绩：为中国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奠定的基础，积累了经验，建立了体系，培养了骨干。1949年以后中国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可以说直接间接继承了学社的传统。
1949年以后，中国古建筑的调査和研究，无论范围，类型，数量和深度，都远远超过营造学社时期。不仅有专业机构,也有不少业余爱好者，不仅有中国人，也有不少外国人参加了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就研究的专业队伍和相关学科而言，可分为四方面系统：
1. 文物部门：中央有国家文物局，其下设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和古建筑专家组，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列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古建筑（单体或组群)作全面测绘记录,逐年重点拨款维修。省文物局（或文化局)除管理保护本省境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还负责调查、记录、保护、维修省内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下还有市级、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保护单位中，古建筑占有很大比重。北京故宫博物院下设古建部，专门测绘、研究、保护故宫建筑群。国家文物局又多次举办不同层次的古建筑培训班，培养各省地方古建筑调查和保护工作的人员。他们比较侧重古建筑技术方面的知识。
2. 考古部门：中央有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国内重点地区如隋唐长安城址，洛阳汉魏故城址设考古站,专门从事地下发掘。一些文物集中的省，如陕西、河南，则於省文物局（文化局）设考古工作队,从事本省考古发掘。他们发掘的遗址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浙江馀姚河姆渡遗址，四川广元三星堆遗址;古城址如湖北盘龙城、河南西毫和陵都、汉长安、汉魏洛阳、邺城、隋唐长安等；古墓葬如安阳商代妇好墓、中山王墓、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唐乾陵拊葬墓、明定陵等。这些资料,也是古建筑研究的重要内容。
3. 高等院校：1953年，华东建筑公司委托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刘敦桢教授创办中国建筑研究室，主要从事民居、园林和长江以南古建筑的调查研究。该室有许多重要发现和收获。例如闽西客家土楼住宅、徽州明代住宅和祠堂、河南窑洞民居、馀姚保国寺大殿、福州华林寺大殿、秦宁甘露寺大殿等，1956出版了〈中国住宅概说〉、〈苏州的园林〉及若干调查报告。1956年,清华大学梁思成教授则受中国科学院委托,在清华大学创设建筑历史研究室。梁先生自己另有一个小组专门从事〈宋营造法式〉的研究诠释和图解。
其他一些大学的建筑系，设有中国建筑史课,教师也从事调査研究，依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条件许可而各有重点。如天津大学长期调査清东西陵和北京、承德的范围，清华大学长期研究颐和园和北京的古建筑(包含故宫）以及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南京工学院长期调查测绘曲阜孔庙孔府等建筑，同济大学多在苏州、杭州、杨州一带调查民居和园林，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则长期调查研究四川地区的古建筑和民居，华南工学院则重点在岭南地区。
4. 建设部门。1958年，中央建筑工程部曾於所属建筑科学研究院下设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后来改为研究所,有人员一百余人，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古建筑研究机构。但时间不久,至1977年重新组建为中国建筑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人员20人左右，已不再充当主力。而许多省市的建筑设计部门则积极展开当地的古建筑特别是民居和少数民族建筑的调查研究,规模愈来愈大,成绩可观。
以上几个方面虽然各有职责范围因而各有重点和特长，但也曾各尽己能、通力合作，进行编写中国建筑史的工作。1962年，由建筑工程部长亲自召集组成了包括上述四方面人员共35人的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讨论大纲,分工撰稿，於1964年编写完成〈中国古代建筑史>,1979年出版。是到当时为止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的全面总结。1977年，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主持，由几方面人士40个单位80多人参加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又总结了新的研究成果、开阔新的领域，有较大突破。最近，由高校和研究部门合作的《中国建筑通史多卷集〉和《建筑民族志〉仍在进行写作，尚未竣工。
近年来，各种中国古建筑领域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风起云涌，出版很多专门著作、图集和学术刊物,举办专题研讨会,大大促进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交流。例如中国建筑学会所属建筑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所属古建筑园林学会，中国传统民居研讨会，古建筑保护技术研究会，圆明园学会,长城学会,古都学会,历史名城研究会等,均在活跃发展。相信会有更丰富多采，更高水平的成果出现。
此外,在外国也有一些对中国文化、中国古建筑感兴趣的人士，他们也进行考察,撰写专著或论文，并进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有许多成果。对此，我们深表欢迎和感谢。
现在,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成果，按几个大项加以概括叙述。
1.中国古代遗址、城址及陵墓：主要由进行发掘的考古部门整理研究，出版专著或於〈考古〉、〈文物〉杂志。古代城市的研究，除考古界人士(如宿白、马得志、徐萍芳、王仲殊等）之外，还有以历史地理学家如侯仁之、谭其骧为代表的古都学会的研究。建筑学家的研究，则有同济大学董褴泓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贺业钜的〈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此外,还有日本学者村田治郎的〈中国四帝都〉和美国学者NancyShatzmanSteinhardt的〈ChineseImperialCityPlanning〉（中国都城规划）。清华大学吴良镛的〈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则是由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旧城相结合改造的实践和总结，具有典型指导意义，该工程获联合国1993年世界人居奖。
陵墓和墓葬除考古部门的发现和研究之外，东南大学调查测绘的河南巩县宋代陵墓，天津大学调査测绘的清代东陵（河北遵化）和西陵（河北易县），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和渖阳博物馆合作调査研究的清代辽宁三陵均为重要成果。陈明达的〈四川汉阙〉则是对四川汉墓墓阙形制的研究。英国巴拉丹夫人(MrsAnnPaludan)所著的（TheMingTombs〉（明十二陵）和〈TheChineseSpiritRoad〉（中国陵墓神道）则是她根据自己的调查而研究的成果。
2. 古建筑技术：中国古建筑技术以木结构建筑占主要地位。宋代元代以前的古建筑，绝大部分在山西境内，其中宋以前的有106座，包括唐代4座，五代3座，宋辽金99座。山西省文物局的古建筑研究所多年来调查、研究、保护，多数已测绘记录存档。其中有不少部级文物保护单位,除了陈明达的〈应县木塔〉一书，其他古建筑尚少专著介绍，只有单体个别的分析论文，尚无全面的分析研究。
关於〈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原是中国营造学社在成立时即定为重点研究的历史名著，可以认为是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核心之一。梁思成领导下的小组，於梁去世后整理出版了〈宋营造法式注释〉上册，至大木制度为止。以后部分预计在下册发表，但迄今已十余年，尚无消息。陈明达的〈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则详细分析了材分制度统一关键问题。傅熹年材分制度推广於建筑群的平面布局，并又推广於研究日本的古建筑中去。张十庆亦有类似论文。
在长期调査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的应用，古建筑特别是北方大木结构的年代判断上已相当准确。古建筑断代是研究和评价的基础。祁英涛的<怎样褴定古建筑〉是集多方面经验之大成的著作。砖石建筑以佛塔为代表,则有罗哲文和张驭寰的著作。石窟研究方面较突出的有萧默的〈敦煌石窟建筑〉。
3. 民居，或称乡土建筑，主要指各地区的住宅和地方特殊风格。最早的民居研究是中国营造学社於1940年前后在云南、四川的调查。刘致平据此写了〈昆明一颗印〉,并据长期积累的资料，写〈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1990年出版）。刘敦桢主持的中国建筑研究室，以调查民居为重点，於1957年出版了〈中国住宅概说〉和（徽州明代住宅〉。1959年，中国建筑科学院以浙江为重点开展调査研究，以后形成专著{浙江民居〉。嗣后各地陆续出版了〈吉林民居>(1985)、<云南民居>(1986)、〈福建民居>(1987)、〈丽江纳西族民居>(1988)、〈窑洞民居〉(1989)、《广东民居>(1990)、〈桂北民间建筑>(1990)等。全国性的民居研讨会，已召开过6次年会和一次国际讨论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此外，还有香港大学龙炳颐（DavidLung)的（中国传统民居建筑〉（ChineseTraditionalVernacularArchitecture,1991)、同济大学陈从周等的〈中国民居>(1993)。中国广大乡镇的地方性民居建筑是十分丰富的宝库，民居研究方兴未艾。
4. 园林：在中国，最早研究园林的童雋於1937年即写成〈江南园林志〉,至1962年才正式出版。刘敦桢於1953年开始收集苏州园林资料，1956年发表〈苏州的园林〉。同年,陈从周也出版了专著〈苏州园林〉。一时园林引起广泛兴趣，谈论园林的文章接踵而来，形成热点。刘敦桢继续深入研究，彻底调查，重写了〈苏州古典园林>,这是园林研究的典范之作。
许多机构尝试创作新的建筑与传统园林相结合。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园林组，以桂林为试验点；广州的莫伯治则运用岭南园林手法於新建筑之中，如广州白云山庄、东方宾馆、白天鹅宾馆中的传统园林手法。自此，世界多处建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园林。皇家苑囿的调查和研究则有天津大学对承德避暑山庄和故宫乾隆花园的调查研究，出版了〈承德古建筑〉;又有清华大学对北京颐和园的测绘与研究。园林方面综合性研究，则有清华大学周维权的〈中国古典园林史〉（1990)和英国詹克斯夫人（Mrs.MaggieJencks)的〈ChineseGardens)(中国园林）。
中国的林业科学界也有研究传统园林者多人。北京林业大学汪菊渊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卷〉中的园林部分的编写，该校并承檐〈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的园林技术一章。南京林业大学陈植著有〈园冶注释〉。东南大学童离曾为外国读者用英文写作了〈东南园墅〉（AGlimpseofGardensinSontheasternChi¬na)0已由汪坦先生译成中文,将编入〈童离文集>。
5. 少数民族建筑。1958年，曾派许多工作组赴各地调查少数民族地区的建筑。如内蒙古蒙古族(张驭寰等），云南贵州少数民族(郭湖生等）,新疆维吾尔族(刘致平等），青海藏族（陈耀东等）。中国民族有56个之多，各民族建筑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弓丨起多方面注意。但调查研究成果发表不多，仅出版了〈内蒙古古建筑>(张双寰）、〈丽江纳西族民居〉(朱良文）、〈中国伊斯兰建筑>(刘致平）、〈四川藏族住宅〉（叶其焱）。日本学者与贵州省设计院联合调查的黔东南侗族、苗族村寨建筑的论文以及日本浅川滋南写成的〈住圭V、(D匕乇乃周边〉一书，则於日本发表。同济大学主持的〈民族建筑志〉计划按省区分章，又按各省区的不同民族分别立志，规模庞大，尚在继续进行中。
6.近年来，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方向，向室内外环境、风水思想、民俗等文化深层次以及中外建筑文化交流岔接等方面进行。已取得不少成果。重要的如家俱方面，已出版王世襄的〈明代家俱珍赏〉、〈明式家俱研究〉，而他积稿数十年的〈中国家俱史〉,不久也将问世。风水方面，则有天津大学王其亨等编写的〈风水理论研究〉及东南大学何晓昕的〈风水探源〉可为代表。儒学建筑方面,有东南大学编写的〈曲阜孔庙建筑〉，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研究〉等可作为代表。在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方面，有高介华、杨慎初、巫纪光等人发起的中国建筑文化讨论会，已召开过多次会议，出版了论文集，并举办国际讨论会(1996年）。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等人对浙江乡土建筑的研究，已获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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