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职业带；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技术教育；人才类型；教育类型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01-0023-05
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出版了一套有关工程教育研究的丛书，共九部，其中第七部为H.W.French所著的《工程技术员命名和分类的若干问题》，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职业带”的概念。本文通过对英文原始文献的阅读理解、“职业带”理论及相关参考文献的分析研究，对“职业带”理论进行简要介绍并根据该理论建立了“职业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示意图模型，其目的是使该理论能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有所帮助。
一、“职业带”理论分析
（一）“职业带”理论模型概述
“职业带”理论是将工程领域的技术职业范围表示为一个连续带，如“图1”[1]所示。第一个三角形左侧短边表示手动和机器操作的技能与技巧；另一个三角形代表科学知识和工程原理。由一条直线表示的一个特定职业可以由斜线切成两部分，斜线是两个三角形共同的边。代表特定职业的直线被斜线分割的比例表示手工技能与技术知识在不同职业中所占的比例。
图1中处于职业带最左端的直线AB表示机器操作员的工作，这表明他的工作基本是手工操作的，涉及的技术知识可以忽略不计。处于职业带最右端的直线CD表示以理论方法从事工程研究分析人员的情况，他们涉及高度的理论知识，不要求太多的实际操作能力。工程领域中各种类型的人才分布在职业带的不同区域和位置。例如，技术工人主要是通过已掌握的手工技能作出贡献，其由直线E-G表示，他们需要一定程度的理论知识，用G-F表示；可见他们的理论知识通常是有限的，本身的经验经常与特殊的工艺技能密切相关。可以看出，如将能工巧匠都分布在图上，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区域。这表示技术工人在其区域内，手工技能与需要的理论知识之间的比重也存在差异。如新合格的技工可能会处于左端边缘；有经验的技工更大程度与积累的知识相关，则可能处于技术工人区域的右端边缘。
像“技术工人”区域一样，图1中表示“大学水平的工程师覆盖的区域，显示出所需的技能和理论知识比例之间也存在差异，如处于工程师区域左端和在右端边缘线之间的差异。这源于两个原因，首先，工程师有不同的类型；其次，对于实际需要的教育培训程度也不一致。
对于技术人员（技术员或技术师）区域及其边界，是介于技工活动的上限和大学水平工程师活动下限之间的工程活动范围。技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实际还要早一些，而工程学位水平的学制也已存在一个多世纪了，有些国家还要更早些。中间人员或称技术人员相对来说概念较新，五十多年来只有少数国家承认这种工作水平是工程领域的一个独立部分，大多数国家在更短的时间里才承认了这一点。事实上有些国家还没有对这种水平人员着手制定教育和训练法规，说明不同国家对技术教育是否是独立的教育类型还存在争议。
（二）“职业带”理论与人才分类
职业带是一个既连续又分区域的职业分布理论模型，对分布带上各种类型的职业进行定位并显示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两个方面的能力结构要求，愈靠左边对实践操作技能要求愈高，对理论知识要求愈低；愈靠右边对理论知识要求愈高，对实践操作技能要求愈低。而对居于这两类人才之间的技术型人才，则对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都有比较高的要求；相对而言，对技术型人才中技术员的实践操作技能比理论知识要求略高，而对技术师的理论知识要求明显高于实践操作技能。
严格地说，仅仅通过职业带理论模型来表述复杂的社会人才结构和类型分布有不够精准的方面，特别是现代科技的发展日益呈现明显的综合性、各类人才在职业带上的重叠区域不断变宽，专业内涵不断深化，特别是技术类岗位对专业技术复合程度的要求愈来越高，技术人员区域在职业带上的分布持续向高端前移的现象，更会不断显露出不能完全反映时代特征而需要研究的问题。关于社会人才结构分类、人才培养的分类以及教育的分类问题，一直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但从事教育的学校类型的差别应该主要通过人才培养类型的差异来反映，而人才培养的类型又应该根据社会分工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状况来决定这一逻辑关系是始终存在的。
关于人才分类，虽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人力资源在社会活动过程中的主要功能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现和研究客观规律的人才――称为学术型人才，另一类是应用客观规律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直接为社会谋求直接利益的人才――称为应用型人才；这类人才根据不同层次或工作范围，又可分为三类：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2]。《工程技术员命名和分类的若干问题》以及“职业带”理论虽然也存在需要丰富和完善的内容，但它毕竟对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三种类型人才的命名、分类，工作职责的定义、学历要求、资格认定与注册等若干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特别是在对30多个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并广泛收集资料的情况下，对容易混淆，在“职业带”中上下重叠的技术型人才的职业分类界限、主要职责、需要具备的能力和工作内容以及教育状况，进行了说明和分别介绍。所以说“职业带”理论毕竟是迄今为止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和比较完整的人才结构和分类理论，特别是通过对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两个方面的比例关系研究人才分类，便于与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相联系，从而建立起反映应用型人才结构类型与职业内涵以及教育类型的对应关系。
二、“职业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变化
各种类型的教育都是科学与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生产发展和社会分工密切相关。“职业带”理论能体现人才结构伴随着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变化过程。《工程技术员命名和分类的若干问题》发表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学者对“职业带”理论进行研究，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三种不同类型人才的知识结构、教育培训、发展变化及其不同特性，并不断对其进行充实和完善，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反映人才结构发展变化与教育层次变化在“职业带”上对应关系的“职业带”示意图，这虽然是对“职业带”理论的充实和进一步完善，但与图1比较，却难达意原，本文在参考文献[2]的基础上通过查阅大量资料，根据原始的“职业带”理论示意图模型，建立了“职业带”上不同历史时期人才结构与教育层次发展变化关系示意图，见图2。
众所周知，古代的工匠技术是一种经验技术，这种经验技术的传播不是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实现，直到大工业出现前都主要采用学徒制方式培养工匠型人才，“职业带”上的人才结构以单一的技能型为主。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工业革命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技术革命[3]。在工业革命时期科学理论开始应用于工业领域，产生了将理论知识应用于生产实际的工程师。技术工人虽然重点还是掌握熟练技能，但要学会看懂图纸，操作机器，因此，出现了专门的职业教育学校。“职业带”上开始显现工程师类和技术工人类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工程师负责产品设计和生产管理以及其他一些技术方面的工作，技术工人负责产品制造。当时对工程师学历层次和理论水平的要求并不很高，所以这两类人才在“职业带”上是直接相交并形成共有的区域。
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成为技术的先导，出现的新兴技术已经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形成的工程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高等教育的主要培养目标是工程师，但也有中等工程教育承担了对技术人员（本文指技术员或技术师）的培养。20世纪，技术人员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人才类型，这是掌握一定科学理论知识并能应用于技术领域的新型人才。“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把第二级学校改为专业技术学校，培养完全精通本行业务的专家。1928 年，苏联进一步明确中等技术学校的培养目标是技术员”[4]，发达国家陆续将工程师在技术领域的工作交给技术员这种新型人才担任，于是他们常被称为工程师的助手。这时的技术教育尚处于中等教育层次。美国在1946年开始用高等教育的2年制专科培养技术员，理论知识在技术领域受到重视。理论技术的形成并不像经验技术那样主要来自生产实践，而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理论知识在技术领域的应用进一步发展了现代高新技术，工程师与技术工人这两种类型人才在“职业带”上的交叉消失，逐渐分离并在中间出现了空隙，技术型人才就填补了这一空隙并与其他两类人才分别形成交叉。
不少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开办技术员学制，1965 年，美国以本科四年制高等教育培养技术师，这属于高级技术型人才。在60年代，很多国家开始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根据《教育研究》1984年11期《世界职业教育学制研究》一文的统计数字，在世界117个国家与地区中，设置培养技术员类人才学校的有116个”[5]。说明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区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用技术教育培养技术型人才已经很普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工程技术人员跨国（境）流动日益频繁，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工程技术教育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认定也趋向国际化。于是成立了“国际工程联盟”（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Alliance，IEA），并举行两年一次的“ 国际工程会议”。“国际工程联盟 ”包括的六个国际协议中：华盛顿协定（Washington Accord，WA）、悉尼协定（Sydney Accord，SA）、都柏林协定（Dublin Accord，DA）等三个协定主要是对工程技术教育及工程技术人员培养质量进行认定，“WA要求完成4年或4年以上大学的系统学习，而SA和DA则分别是3年和2年的高中后教育，即相当于我国大学专科[现ISCED（2011）的5级]的教育要求。WA主要从事的是工程教育，旨在培育未来的专业工程师。……而SA、DA主要培养的是技术型人才”[6]。这说明在20世纪下半期，技术型人才在“职业带”上虽然仍与其他两类人才分别形成交叉，但区域却进一步扩大，培养技术型人才的学历从中等教育的高级[ISCED（2011）的3级]一直延伸到高等教育的本科[现ISCED（2011）的6级]层次。
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迎来了信息时代，社会需要越来越多掌握高新技术的技术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因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容易正确理解工程师的意图并传达给技术工人，同时，其又掌握一定的实践技能，能够正确理解生产工艺、发现问题并向工程师反馈。所以技术越发展，对技术型人才的要求越高，他们必须接收系统的、高层次的且不同于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内容的技术教育。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21世纪对工程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和学历有了更高的要求。 2007 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工程会议上，许多国家已计划未来将要求准专业工程师（Professional Engineer，PE）的第一个学位自学士提升至硕士[现ISCED（2011）的7级] ，专业工程师须具备硕士学位正成为国际趋势[7]。英国和爱尔兰已将从事专业工程师职业的学历提高到硕士研究生层次；美国证照机构也要求将硕士级教育视为专业工程师的第一个学位；而SA对工程技术师的要求也在近几年要求提升至四年以上水平，即学士学位作为工程技术师的第一学位要求；我国也已在上海电机学院等院校试点开办技术本科培养技术型人才，博士学位获得者从事工程领域工作（含工程应用研究与工程设计）的已为数不少。再看技能型人才的变化，现代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高层次智力技能型人才，因为原先在手工和机械操作时期，许多由普通技术工人就能胜任的设备操作和维修工作，由于在自动化运行中提出了较高的智能要求，使他们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一些应用高技术的设备，特别是自动化生产线的操作维护，也陆续改由大学专科层次的高技能人才甚至本科层次的技术型人才担任。因此，“职业带”上在技术人员区域不断扩大并持续高移的同时，其他两类人员在“职业带”上的分布及其对应的教育层次继续高移，这些都反映了现代科技发展对教育和人才的客观要求。
三、“职业带”理论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和技术型人才是发展经济的核心。技术型人才处于社会人才体系的较高层次，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又是社会经济运行和技术方案的具体执行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对技术型人才的忽视，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成效显著，但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总体上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层次结构、基本制度、国际化程度等诸多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2014年5月2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委组织编制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但要实现这些决定和规划，不论是在理论层面或是实践操作层面，都是教育系统和人才管理系统的重要任务和研究课题。
社会人才既分层次又分类型，层次区分人才知识和能力的深度，类型区分人才知识和能力的结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将培养人才的分类和教育的分类等融入整个教育体系中统一考虑；我国教育体系又是世界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培养人才的分类和教育的分类等还应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教育培养的人才又是服务于社会的，因此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还应与社会人才体系形成对应关系。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高技能岗位大量产生，技能型人才在职业带上的区域也进一步扩大并出现层次上的分化，对于普通技术岗位的技能型人才，仍可由中等层次职业教育培养，而“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应上升到由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包含两类：一类是多工种的不同技能复合；另一类是技能与智能的复合，这类人才也可归入技术型人才，因为他们符合技术型人才兼有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特点。所以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就成为了职业带上技能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重合交叉区域，本科层次高等教育就成为职业带上技术型人才和工程型人才的重合交叉区域，而且这一区域在职业带上会继续向右延伸。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承担职业和技术教育的高等学校必然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其中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转型为培养技术型人才，转型前后培养的人才在职业带上都是处于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中工程型与技术型的交叉结合部分，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同属“ISCED（2011）6级‘学士或同等学位’”[8]；若有部分高职高专院校由培养技术型人才转型为培养高技能人才，转型前后培养的人才在职业带上也是同处于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的交叉结合部分，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同属“ISCED（2011）5级‘短期高等教育’”[9]；因此人才培养的层次都不发生变化，但是人才培养的类型却都要发生变化。因工程型、技术型、高技能型人才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是有区别的，转型后必须重新按新的人才培养类型要求制定培养方案、构建课程体系、确定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比例和课程内容。所以对于参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学校，特别是职业技术学校和转型的本科院校以及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院校等，首先都应找准自己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准确设计自己的发展路向。
我国是宏观控制能力比较强的国家，但人才管理中对人才的类型和层次结构研究和制度建设均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专业人员是根据专业技术职务确定各种待遇和薪酬，而目前却还没有处于社会人才体系重要位置的技术型人才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只是把技术员作为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的最低层次，缺乏“技术员”“技术师”“高级技术师”的专业技术职务上升通道；而又把“技师”和“高级技师”不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对待，列入技术工人系列，走的是从“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的技能型人才升职通道。因此“技术型人才”的独立地位和重要作用容易被忽视，这也是影响技术型人才培养和成长的巨大障碍。
当我们对一个新的体系充满憧憬和期盼的时候，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以下四项关键任务，这些任务的落实程度直接影响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质量与效果。（1）积极营造适合职业人才成才的文化氛围。文化为行事之先导，在构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进程中，首先要积极营造适合职业人才成长的文化氛围。文化氛围的形成分为体系外和体系内两个层面。职业教育体系外部文化氛围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之“气”；职业教育体系内部文化氛围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之“魂”。（2）不断优化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职业教育的发展不是教育领域内部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外部环境与教育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法律和政策建设应该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上。（3）努力做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层次衔接。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层次设置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历史传统密切相关。要重点做好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材开发、教学过程、招生制度、评价机制、教师培养、行业指导、集团化办学等“十个衔接”。（4）创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互通模式。针对我国教育发展现状，创新构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互通渠道主要以资源共享、课程渗透、联合培养、招生及学籍制度改革等方面为突破口。
摘自《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13年第二期 孟娜《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四项关键任务》
关于现代大学制度下职业教育体系构建
构建或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我们还将面临来自教育观念转变、制度保障、教师队伍建设、产业行业要素、职业实践等方面的严峻挑战。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策略是：（1）转变教育观念，接受终身教育；（2）突破制度障碍，总结实践经验；（3）强化师资建设，完善队伍架构；（4）融入产业要素，服务区域经济；（5）坚持行业标准，推行规范执行；（6）设计个性课程，打造职业资格；（7）体现职业资格，融合职业属性；（8）提高岗位能力，整合实训基地。综观国外及一些地区的大学教育体系和我国大学体系现状，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对我国的大学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予以参考：首先是职业教育体系完备，一是类型完备，二是层次完备；其次是职业教育地位突出，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从社会认知度方面，国家都要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再次是职业教育之间交互多，要为不同类型的大学教育之间提供方便的“立交”通道，使学生在个人发展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的教育具备多元选择的可能和自由；最后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必须在职业教育体系完备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摘自《职教论坛》2013年第九期 金泽龙《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下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关于对高职教育的认识
从职业带理论看高职教育，首先，职业带决定了高职教育是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一个层次。职业带理论根据不同职业岗位从业人员具有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结构，用一个连续的“职业带”来表示职业岗位的不同要求。职业带的一端是技能型人才，对理论知识的要求很低，只需要经过短期培训即可胜任。职业带的另一端是工程型人才，工程型人才属于高级应用型人才，对理论知识的要求很高。工程型人才的培养应由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承担。从技能型人才到工程型人才，职业带形成了层次明晰的金字塔形。毋庸讳言，高职院校位于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底层，其人才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的一个层次。其次，从与职业带对应的角度看，高校办学类型和办学层次具有一致性。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的来临意味着高等院校办学类型的多样化。类型的划分取决于分类的标准，层次本身也是一种分类标准。以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还是理论型人才为标准，则很难对高等院校进行分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研究型大学也占有很大比例。如果以毕业生就业岗位处于职业带哪一层级来划分高等院校的类型，则高等教育的类型与层次是一致的。
摘自《江苏高教》2013年第三期 韩冰《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再认识》
关于课程评价改革
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是已走过千百余年生命历程且延续至今的考试文化，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种视角加以论证。从理论视角看：改革的实质是文化变革，改革的深层桎梏是文化。故而，探寻改革的桎梏，要以文化为切入点。而当我们基于文化视域加以思考时，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就无处遁形了，它就是弥漫于中国大地千余年之久且早已凝结成为一种生存方式的考试文化。从实践视角看：考试文化是我国自古以来诸多教育改革的深层桎梏。考试文化既是古代学校教育改革走向失败的深层原因，又是当代诸次课程改革的深层桎梏。如若学校教育改革未能改变考试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稳固状态，未能扭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未能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亦即当教育改革没有触及考试文化这个深藏的暗礁，没有跨越考试文化这道深层的文化桎梏之时，任何改革都难以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难以称之为是真正的文化变革。纵观历史，考试文化并未伴随考试制度的几经变更而减损生命，反而以其依然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固化着应试教育。首先，考试文化制约了课程评价功能的应然转向；其次，考试文化导致了课程评价指向与初衷背离。
关键词：技术本科教育；技术应用型人才；协同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422（2013）11-0029-04一、高职与应用型本科协同开展技术本科教育的理论依据（一）《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为高职与本科衔接开展技术本科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按教育体系的发展阶梯把高等教育划分为5、6两级，第5级作为高等教育的第一阶段，包括大专、本科和硕士教育，第6级作为高等教育的第二阶段，是指博士研究生教育。第5级分为5A和5B两种类型，5A是指理论研究教育，为研究和高技术要求的专业工作做准备的高等教育，5B是指实用型、技术型、职业专门化的高等教育。5A又分为5A1和5A2两种类型，5A1是按学科分设专业，为进一步研究做准备的教育，培养的是学术型或研究型人才，是研究型、综合性的高等教育；5A2是按大的技术领域设专业，适应高科技要求的专门教育，培养的是高科技专门人才，是应用型、专业性的教育。这里，5B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系统，并未仅限定在2-3年制的高职高专教育，因此，应该有自己完整的层级体系，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也可分5B1和5B2两种类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高等教育的层次与类型划分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认识成果，为高职与本科衔接开展技术本科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人才类型的分类为高职与应用型本科协同开展技术本科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社会人才的合理结构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一定社会的人才需求结构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总量需求，二是层次需求，三是类型需求。根据生产或工作活动的过程和目的以及人力资源在社会活动中的主要功能进行划分，人才类型可分为学术型或研究型（发现和研究客观规律）和应用型（应用客观规律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两大类。在应用型人才中又分为工程型（设计型、规划型、决策型）、技术型（工艺型、执行刑、中间型）和技能型（技艺型、操作型）三类。这四类人才之间不仅有不同的层次系列，且各类型人才与层次人员之间具有交叉和重叠的现象，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科学、工程与技术三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不同人才类型的交叉与融合也越来越明显，当今研究领域较为赞同的人才结构的阶梯模式（见下图）：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专业设置、教育定向、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培养方式及途径、师资队伍等方面，技术本科教育都是仅仅围绕着技术师和技术员来培养的，这种人才类型既不同于工程型人才，也不同于技能型人才，其一个重要特征是与工程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有交叉，即其两端各有交叉的“中间性”。因此，高职与应用型本科协同开展技术本科教育是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最有效、最简洁的途径，其培养人才的作用是其他教育类型不可替代的。人才类型的分类为高职与应用型本科协同开展技术本科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
・协同创新・1高职与应用型本科协同开展技术本科教育的思考二、高职与应用型本科协同开展技术本科教育的可行性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职业岗位呈现分化与复合的趋势，在职业岗位的复合过程中有技术与技术之间的复合，也有技术与技能之间的复合，职业岗位呈现分化与复合使得技术（水平）层次高移和技术含量的提升。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使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企业的需求，现代企业更强调的是技术的高新性和应用性，需要的是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相融合的技术应用型人才，社会对技术师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技术型人才通过岗位自我成长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且只有部分人才能从技术员成长为技术师，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在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工程技术员命名和分类的几个问题》别强调了当代技术型人才有“技术师”与“技术员”两个层次，其中技术员一般由高中阶段的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初级阶段来培养，技术师则由本科教育来培养。[4]尽管工程教育也重视技术知识与实践的作用，但无法与以技术知识为核心课程内容、以培养技术与整合能力为目标的技术本科教育相比，技能教育在人才培养上虽然也较注重实践教学，但高职的教育层次及其课程决定了其主要是培养面向技能型人才中的高层次和技术型人才中的技术员层次的人才，远不能满足技术型人才的工作要求。应用型本科教育在培养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一定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与高职教育相比在学制、时间和实施条件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但不具有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和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良好基础和途径。高职与应用型本科协同，通过系统化、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开展技术本科教育，紧紧围绕技术师的培养目标，能在短时间提升人的职业能力，较好地培养技术师层次的人才，为进入应用科学和现代技术领域就业的学生提供学术和职业准备，这是其它类型教育不可替代的。因此，高职与应用型本科协同开展技术本科教育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是必要且可行的。
・协同创新・1高职与应用型本科协同开展技术本科教育的思考三、高职与应用型本科协同开展技术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特征高职与应用型本科协同开展技术本科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最大区别是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培养的是具有较强技术理论基础、实践技能和应用能力，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创新创业素质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于生产、建设、管理一线，从事技术应用、技术管理和技术服务等工作的技术应用型人才。这类人才通常在工程开发后为实现开发成果进行技术规范、提供技术保障和技术支持，最终在应用过程中组织完成技术任务。人才培养目标总体上须达到两方面的要求：一是人才培养要达到本科层次高等教育的学业标准要求，二是所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应用型的，具备较强的技术实践能力。应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定“性”在技术上。主要从事技术实践活动，在知识的转化上发挥重要作用，主要任务是实现技术的转化、申请专利并获得专利许可，其在转化过程中最明显和重要的的贡献在于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型人才专家。二是定“向”在行业一线上。现代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及改造主要集中在行业企业生产的第一线，因此，面向行业企业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为行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是其主要任务。三是定“格”在复合上。技术和科学相似，自身在发展中，一方面急剧分化，其内容越来越专，另一方面又相互综合，这种发展趋势都要体现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和培养过程中，因此，技术应用型人才应该是通才基础上的专业复合型人才。四是定“点”在实践上。不仅应具备必需的技术理论基础以及相应的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还应掌握一定的经验技术，学习现代技术和传统技术的结合。此外，定点在实践不仅体现在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上，也体现在教师的来源和应用技术研究的项目来源上，教师的来源不仅是学校的老师，还要有从行业企业中选拔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应用技术项目的来源也应主要来自于行业企业中的实际问题，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四、高职与应用型本科协同开展技术本科教育课程衔接的思考（一）构建具有技术本科教育特色的课程体系
技术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与本科工程教育相比有同“级”但有“类”差，与高职教育相比有同“类”但有“级”差。因此，技术本科教育特殊的培养目标要求其课程体系既不能照搬普通本科教育的课程体系，也不能完全采用高职教育的课程体系，要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规律性，既要有一定的学术性，又要有一定的实践性，且这里的学术性和实践性都必须是以技术定向的，主要包括两类课程：一是使人成为人的学问――共同知识类课程，二是使人成为某一种人的课程――专业知识类课程。“共同知识类课程”主要包括素质类的政治理论、体育、大学英语、就业、创业指导等公共平台课程，各个专业或部分专业都需要上的科学类和技术类的公共基础平台课程，以及素质、科学和技术类拓展课程，与“专业知识类课程”是互补和关联的。“专业知识类课程”主要包括某专业（群）都需要上的科学类和技术类的专业基础平台课程、专业技能课程、专业方向模块课程、实践实训类课程和专业拓展课程等。以上两类课程不仅类型可多样化，其课程性质也不是单一的，包括必修和选修，由上述各类课程构成梯次递进、内容衔接、结构优化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二）专业课程设置上构建功能各异的多种课程群
在课程设置上可构建具有技术特征的理论教学体系和与之对应的课程群，具有技术应用性的校内外实验实训的实践教学体系和与之对应的课程群。也可采取综合化模块课程，将技术理论与实践融合在模块中，不明显划分理论课与实践课，采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课程形式，每个模块不仅包含相近的若干门课程，而且都有对应的具体应用领域的对象，按照应用能力确定课程群。通过设置不同专业方向的课程群，以满足学生不同专业发展需求，使学生的自主性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课程内容选取上技术理论和技术实践知识并重
课程内容的选取首先要明确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探讨其课程内容的整合，以选择技术知识为重点，技术理论和技术实践知识并重，不同专业对技术知识的要求应各有侧重，视具体情况而论。以技术实践活动项目为线索组织教学内容，将技术知识和素质培养融于任务能力来构建具体课程的课程体系，同时采用技术活动项目为主线的课程开展方式，使学生在参与一个个项目的过程中完成知识的学习、素质的养成、能力的增强。
（四）课程实施上高职与应用型本科院校协同发挥各自的优势
对于设置的多种课程模块组合，可由多条路径多渠道培养学生，实行模块化课程教学，充分发挥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科优势，完成素质类公共平台课程、科学及技术类公共平台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模块的教学，充分利用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团队和实践教学优势，完成专业技能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模块的教学，借助合作企业资源优势，引入项目教学，高职协同本科院校与企业共同完成综合实践实训课程模块的教学和产学研合作项目。
（五）在课程建设上突出技术教育特色
要加强面向技术和实践前沿的各类课程（群）的建设，吸纳行业企业参与课程开发和教学，采取灵活多样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采用多元评价方式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着力打造“双师结构”的课程团队，制定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并以技术为导向的课程评价标准，坚定不移地走产学研合作的道路，加强校企合作共建校内外实训及基地，拓展教学空间。
参考文献：
[1]RobortF.Amove，Carios Alberto Torres，parative Education：The Dialectic of the Global and Local， Lanham：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9，p283-304.
[2]肖化移.审视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与标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3.
[3]夏建国.论技术本科教育[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65.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论；理解型；教育实践型方法论
学科的划分是以知识类型的差异为标准的，而知识类型的差异基于认知客体或认知对象的不同，从康德的批判哲学所导致的学科分类到狄尔泰的对于人文科学逻辑的论证都可以得到说明。比如说自然科学和哲学就是不同的知识类型，自然科学着眼于自然现象探究“物”之理。哲学则着眼于形而上世界追问“道”之理。这种以知识类型为基础的学科的形成和分化，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功能性的差异要求。而知识类型是以知识论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因此，一般说来，任何学科的成立首先需要同时满足两点：其一，一种以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其二，知识论的达致依赖着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发现，以及一种与之相适宜的科学方法论的构建。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被设置为一级学科，和其他学科所面临的一样，关于它的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也相应而至。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确实是比较特殊的，有不同于一般学科的特点：它的知识论并不是由对于特定对象世界的认知而来，而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基于这种本已存在的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它也不是严格的教育学，教育学探讨人类教育现象(或者说这构成了教育学的认知对象或领域)的本质、规律和科学方法。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最终确立起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展示给人们，更重要的是还要使人们承认并接受它的真理性，这才是学科的最主要和最终的目的。但是一门学科的成立，按照一般规律，也必定要符合“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和“科学方法论”这基本两点。在学科属性上这似乎有点问题，但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与政治教育学科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论和方法论。
以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首先是发现一个具有排他性的专有研究对象或领域。在十九世纪哲学学科陷入合法性危机正是因为原先属于哲学研究范围的“世界”、“灵魂”、“心灵”等问题域，随着科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从哲学母体中分离，而丧失了自身的对象世界。
反过来说，像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正是获得自身专有的对象世界而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如果自然科学着眼于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着眼于社会现象，思维科学着眼于思维现象，通过把这些现象设定为认知意义上的客体从而达到对于对象的分门别类的“认知”，这便是“知识原型”。但是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似乎并不参与这种“对象分割”，在整体的客观“世界”里也确实不存在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客体”世界，因而也就没有由“客体”世界而来的新的知识的发现和创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也首先在于此。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国情、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系统具有已为历史所证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很显然同其他学科相比。它的社会功能性的要求要大于知识性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不能用非常绝对的学科标准来对待它。不过基本上讲，我们仍可以用传统的学科规律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和形成。
我们可以用解释学上所谓的“文本”世界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论的对象世界。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论是以获取知识为目的的“认知型”的知识论，那么，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论称之为“理解型”的知识论，这种“理解型”的知识论又可以分为“解释型”知识论和“扩展型”知识论两种。关键问题是：“理解型”的知识论并不是在于去发现新的知识，而在于对于已包含了完整知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再理解”，就是说，它的对象不是“现象世界”，而是“文本”世界。
“解释型”知识论着眼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本的“解释”。这种经典文本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经典作家马克思本人及其继承者(像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所著著作。从解释学看来，这种解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一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释，即是要通过对于文本的“按照事物本来面目”的“现象学”式的意义去展现、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本的原初意蕴。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统一性问题本来就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三方面造成的：其一，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也确实存在着对于马克思思想经典文本的差异性极大的不同理解，像第二国际的分裂以及其后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峙就是明证。其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所谓的“青年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之后”的思想转折问题。其三，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也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有所取舍。那么我们所谓的“解释性”的知识论目的显然在于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通过解释学式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当下性术语)，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性的知识基础。解释的第二方面是来寻求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在现时代的理论意义。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的基础，但是文本的当代意义的重要性要大于文本的本来意义，这是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现时代要求所决定的，如果说文本的本来之义不能佐证现代要求，很显然就对于教育实践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教育不再具有多大价值。所以说文本的本来之义必须指向文本的时代之义，理解文本的本来之义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时代意义，这二者共同构成“解释型”的知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身决不是仅仅是去解决“解释型”知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专业教育的要求(即着眼于具有政治目的性的意识形态教育)决定的，这样就必须在“解释型”的知识论走向“扩展型”的知识论。这种“解释型”的知识论基础本身很显然是以后的“扩展型”的知识论的基础和前提。
如果说“解释型”的知识论是“扩展型”的知识论的前提，那么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扩展型”的知识论的产生既有理论逻辑的要求，又是时代的客观要求，而这种在经典传统上的知识和思想意义的扩展才是新时期特定的意识形态教育所真正需要的。在特定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性基础应该是“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路径。这一思想路径是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合拍的。也可以说，所谓的“扩展型的知识论”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落实在一个国家的理论反映，在中国就表现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扩展型的知识论当然是要考虑“解释型”知识论所提供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基础和理论特征，但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静止形态的理论的教条性，必须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构成中国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论基础才能够真正形成。这就要求不断在知识论的“扩展”上与时俱进，按照时代的要求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内涵，不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解读以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发展中建构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另外，在这种“理解型”知识论的内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知识分工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体系，而思想政治教育则侧重于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体系为基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的思想基础，提供正确的政治理念；而思想政治教育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并促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的动力。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唯物辩证法、能动反映的认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说来包括资本主义论、商品经济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具体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论以及共产主义论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教育方法论、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很显然它们是一种具有层次性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释以及再扩展始终处于进行时之中，因此这种理解型的知识论基础也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知识论的构建，和一般的学科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目标更强调知识的“传播性”功能。这样，怎样传播或者说采取何种方法来实现这种知识论的传播就凸现出更大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理解型知识论相似，它的学科的方法论也不是“认知型”的认识论，而是教育实践型的方法论。此种方法论的目的并不要去找到获取新知识的方法，而在于采用什么方法达到使人们明白并接受马克恩主义理论真理性，并形成社会实践动力的目的。
有两种教育实践型方法，其一是灌输式的，其一是理性式的学理分析型。不可否认，就意识形态教育而言，一定程度的灌输和劝导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目的就是要让人接受之。但是，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及时代特征已使得单纯的灌输既不合理又不合时宜。既然是大学的学科，从大学教育的规律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要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实效性，也就是理论思维的培育和问题分析能力的培养以及从内心的心悦诚服，最终落在科学世界观、人生观的建构上。但这是一个靠事实去论证的过程，不是仅仅有良好的愿望和强制力就可以达到的。只有在理论上得到论证和支撑，政治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理直才会气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方能真正达到实效性所要求的“信”而“从”之。具体说来，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是构建“理性式的学理分析型”方法论的关键。
首先，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就是我们先前所论述的“理解型”的知识论，它是人类历史上科学的世界观理论，也是经过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的检验的，包含了充分的真理性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不断自觉地改造和调整自身，在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上严格按照学科要求完善自身，并且不断创造与时俱进的新的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理”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只是有“理”是不够的，还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把道理讲出来。一般学科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学理分析来实现教育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不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教育就不讲理了呢?既然现代大学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素质教育关键在于让学生形成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任何课程只要是在大学里设置，都要服务于这个目标，这可不是填鸭式的单纯灌输或扳起面孔训人就可以达到的。正如马克思本人精辟指出：“人们通常总是被自己亲身所发见的道理说服，更甚于被别人精神所想到的道理所服。”像一般学科一样强调讲理，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门“科学”，才能使人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才有可能生发成社会实践的动力。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要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般学科的要求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尽管它不可否认地有自己的学科特性，但是学科特性不能完全超越一般的学科属性的客观要求。在现实层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学科有政治性的支持，但是在现代社会，受众也有在心理上选择、甄别的权利，这是无法剥夺的。互联网、全球化时代，中国异质性社会的初步形成，这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不相同，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仅仅靠灌输，不但教育的实效性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可能是适得其反。
最后，作为教育实践型的方法论，如何能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性的讲理型”的教育方法论呢?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让问题意识贯穿全体。问题意识是创新的源泉。既要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又要不断地和中国社会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即现时代的现实问题，体现问题从生发到阐释到解决再到问题再生发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蕴涵无限地充实，其理论的触角无限地伸张，其思维的深度无限地扩展，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其次，要做到史论结合。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注意在人类文化的“面”、西方文化的“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点”之间上下穿插、融会贯通，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必然性和真理性，以及划时代、革命性的意义。最后，要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性、人文性和政治性的统一。
通过对仙游县基层小学体育教师的调查与研究以及对文献资料的查阅和分析归纳,结合笔者多年的教学体会,按教师专业成长发展把体育教师大致划分为4种类型:早期型、基本型、成长型、开创型。旨在为仙游县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及专业化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小学体育教师；类型；发展
1研究目的
小学体育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执行者,他的教学能力决定着体育课的质量,也决定着学生体质的增强与否。了解仙游县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类型的现状,为提高该县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及专业化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2研究方法
2.1采用文献法
查阅了国内大量有关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培养资料,为论文的撰写提供基础。
2.2采用教师访谈法
走访有关体育专家、体育教师多人,为文章撰写提供依据。
2.3分析归纳法
根据调查反馈的信息进行分析归纳,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体会,对该县体育教师的类型进行了初步研究。
3研究对象
仙游县基层小学体育教师。
4结果与分析
仙游县基层小学体育教师划分为四大类:早期型、基本型、成长型、开创型。
4.1早期型
毕业1～3年的教师可以称为早期型的体育教师,这类型教师年轻、充满活力。但对教材不熟悉、教学常规不规范、教学技能不熟练、教学经验缺乏。前年参加本教研片区近3年新教师教学技能大赛评委工作,参赛教师教学设计格式混乱、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重难点把握不清楚、不能及时纠正错误动作、课堂评价不真实等。但早期型教师年轻可塑性强,如能多学习多请教多探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步空间很大。
4.2基本型
这类体育教师安于现状,把体育教学当成一种生活的职业。新课程改革已走过十几个年头,“转变观念”的口号也喊了十几年。由于受过去的一些思想观念的束缚,这类型体育老师笼罩在“职业怠倦”的阴影下,意识淡薄,固步自封。他们教学技能、教学常规比较熟练、但专业知识掌握不系统不丰富,教学经验较丰富,但教学内容深度不够,教学方法不够新颖、实效,缺少探究心理,没有自己的教学特色和风格。教学中常常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内容随意,想到什么上什么,怎么简单怎么教。虽然新课程改革已有十几年时间,基本型体育教师,对于各级培训不上心,对培训存在应付现象。对于各级各类教学技能比赛不关心、不参与,对荣誉淡漠,处于平安过好每一节为最大目标的现状。笔者观察到,因师资缺乏,农村基层小学专职体育教师教语数学科现象较多,专职体育教师变为兼职体育教师,这类型教师普遍存在。
4.3成长型
这类型体育教师一般是县、市骨干教师或学科带头人,他们除了自身素质和能力较高外,有较强的危机感、学习欲望和责任感。面对《对体育教师调查报告》中,体育教师存在“三不会”“四不能”“五缺失”“十困惑”现象。成长型体育教师要及时抓住学校为他们提供的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注重先进的理论学习,吸收优秀教育思想,大胆创新尝试。能主动购买阅读体育教学相关书刊,做好读书笔记,对疑问能及时请教或查阅资料。对于刊物中介绍的优秀案例吸收其精华部分进行模仿、改造,成为自己的教学风格。成长型体育教师还注重课程资源的开发,不管是人力资源、场地器材设施资源、课程内容资源还是信息资源。成长型体育教师有自己的教学思想和特色,只有将积累的教学经验转变成文字形式,积极撰写教学反思、随笔、教学叙事,积极参与到课题研究,才能向科研型教师靠近。
4.4开创型
这类型体育教师一般是具有学科潜力的带头人、特级教师。开创型教师综合了理论、教学、技能、科研为一体,敢于转变、拓宽、更新、引领,是精懂教学、深通技能、敢于创新的体育专业人。这类体育教师也是综合型体育教师,他们课上得好,运动队带得好,组织管理能力强,科学研究能力强。这类体育老师比重较少,是最为理想的一类体育教师,该县这类教师甚少。北京市特级教师蔡福全老师能运用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指导教学实践,立足现实,开拓进取,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深、人深我精”的教学思想,积极探索体育教学规律。
5结论与建议
随着课改的深入,不管是早期型体育教师、基本型体育教师、成长型体育教师还是开创型体育教师,都必须具有更新教学理念、提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课堂教学艺术的自我完善的敬业精神。
（1）早期型体育教师应多请教多学习,熟悉和精通教材能使重点抓得准,难点易突破,学生听得懂,学得快。熟悉并学会分析1～6年级教材,懂得教什么内容,怎么教,如何把握重难点。教学讲解与示范要清晰、到位,形成基本的教学能力与规范。
（2）基本型体育教师应加强体育教师责任感培养以及根据本校具体条件和学生“身体、心理、社会”综合健康能力发展要求,按新课标新理念来武装头脑,系统了解学生、合理运用教材,有效指导教学。基本型教师应知道这节课要教什么,为什么教,怎么教,并仔细思考与分析教学中存在问题。改掉旧课程中的不合理部分,发扬优秀教学传统。去除职业怠倦,积极投入到体育课堂教学研究,让学生喜欢体育,通过体育课体验成功,这种成功是增强体质、运动能力提高,以及身心健康发展。
（3）成长型体育教师是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不能只停留在使自己的实践具有理性支持,还要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要善于对自己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进行梳理与提炼,将自己隐性的实践知识转化为显性的教育思想,在价值层面上更深刻地认识自我,形成自己个性化的教学风格与教育理论。应根据新课标,针对不同学段学生身心特点及发展其终身体育能力的要求,对教材进行补充和完善,选择有价值的内容来教学。体育教师要敢于承担课题研究任务,以理论为先导,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思索、在实践中改进、在实践中反思、在实践中提升。
（4）开创型体育老师应解决教育哲学思想,形成独特的学科教育理论,发挥指导、引领、培训作用,努力成为教育专家。理论来自实践,从基层体育教师实践得来的理论最具有说服力。引领指导基层教师如何将经验总结为归范的文字描述并进行交流发表,让现代基层小学体育教师成为身体矫健敏捷,思维细腻灵活的新一代。
（5）基层小学体育教师的类型是可以培养的,各具特色的体育教师可以通过后天的实践逐步进行培养。基层小学体育教师的类型其实还受到工作的对象(学生)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体育教师为了把各具特点的学生培养成才,必须根据他们的身体条件、生理特点、个性特质、接受能力和技术风格等进行科学的教学与训练,而单一结构类型的体育教师是很难胜任的。所以,每一位体育教师,都应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具有时代需要的、高水平的“综合型”体育教师。体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基层小学各类型的体育教师不能还停留在凭经验、吃老本、得过且过的思想上。不进则退,应积极行动起来,用现代教育理论武装大脑,让自己拥有一身过硬的“真功夫”,还要有一身跟得上学校体育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新功夫”来坚守操场,坚守体育教师的一份自尊。潘建芬老师说过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体育教师自己。我们要克服学习上的惰性,勤阅读、勤探索、勤沟通,做个会积累、会思考、会实践、会总结,有执着追求的体育教师。
作者：林建芳 单位：仙游县鲤南中心小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专业学位 药学 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6（b）-0000-00
基金项目：河南中医学院2010年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课题（2010YJX007）；河南中医学院2011年教育教学研究立项课题（2011JX26）
作者简介：李晓坤（1979-），女，河南新乡人，讲师，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
通讯作者：冯卫生，男，教授，博士生导师。
河南中医学院是我国开展药学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先行者之一。2010年9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我校被授权开展药学（代码105500）、中药学（代码105600）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并于2011年开始正式招生。药学、中药学专业学位是一种新的学位类型，培养模式的制定是实现其教学培养的纲领性文件，是完成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和进行培养工作的主要依据。为加强药学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探索其培养模式成为当务之急。根据国务院学位办[2011]34号文件中下达的“药学、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内容，同时结合目前我校的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相关研究。
1 总体思想、培养思路和培养目标
1.1 总体思想
以培养适应我国创新型、复合型药学专业人才为目标，紧紧抓住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通过统筹规划，优化结构，健全机制，创新模式，积极发展药学类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大力推动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高药学类专业学位教育质量，更好地服务国家、河南的经济发展。
1.2 培养思路
紧紧抓住国家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的重大机遇，将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与学术性学位人才培养置于同等重要位置，整合并合理配置药学院教育资源，充分发挥药学院实习就业基地较多的综合优势和学科特色，使药学类专业学位教育人才培养层次更加完善[1]。
转变观念，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质量为目标，不断深化专业学位教育改革。完善专业学位的保障机制，注重提高培养质量；优化论文设计及实践内容，着重完善实践培养体系；创新培养模式，突出自身特色；适应社会需求，强化职业导向。
1.3 培养目标
加大应用型药学人才的培养力度，逐步增加专业学位硕士生所占比例，使药学专业学位教育体系不断完善[2]；逐步实现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转变。力争做到我校药学类研究生教育变为学术型人才及应用型人才培养。
2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1建造药学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新模式
转变传统办学观念，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加大人才类型和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加大人才类型和专业结构调整，积极推动药学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转型，逐步加强与大型医药企业、医药管理机构等单位建立实质性的联合培养机制，积极构建药学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模式，搭建较好的合作培养平台[2]。教师构成、教学方式、教学组织、教学过程等紧紧围绕教学目标而实施。
培养环节中突出实践教学，时间上保证不少于一年的实践教学，同时加大实践教学学分比重。并对以往的实践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创新，坚持让学生到生产科研一线，和企事业单位合作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在实习实践的过程中进行管理、考核和评价，以保证实践培养的质量。使学生掌握药学及相关学科专业知识，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胜任本领域的实际工作。
2.2 构建药学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式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需要反映药学相关领域对药学人才的能力与素养要求，我们将以药学一线应用为导向，以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需求内容为目标，以应用能力和综合素养提高为核心，将学校培养机构、行业单位和学生的职业发展需求有机结合在一起。目前，药学院冯卫生院长已被聘请为全国高等院校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参与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材建设工作。
教学方式也要着重强调实践教学。药学、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参加药厂、药物研究所、药物流通等环节的实习，具体安排可与专业学习、毕业课题研究结合起来，时间不少于2年；以上培养环节均需进行考核。考核合格方可参加论文答辩。
2.3 制定专业学位的硕士学位申请要求以及培养考核办法
药学类专业学位申请硕士学位标准，须注重其在应用方面的导向性，论文形式可不局限于研究型论文。并鼓励学位论文选题要紧密结合药学及相关领域科技转化、注册与申报、生产与技改、推广与流通、药学服务及药品监管等实际问题，注重针对性、实用性。学位论文可以是针对药学实践领域具有一定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专题研究等，重在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个人能力；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或社会实践，并有明确的应用价值；可采用多样的学位论文答辩形式，并应有行业内实践领域的专家担任答辩成员。
3 鼓励采用“双导师制”的师资队伍
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采用培养单位与实践部门合作培养的模式。建议鼓励采取双导师制，即在校内和实践单位分别聘任研究生指导教师。校内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课程学习和培养全过程协调，实践单位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实践活动，校内导师与实践单位导师按照集体培养的方式，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以及每个研究生的具体情况，制订培养计划，定期检查实施情况。导师由培养单位相关学科和实践部门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应行政职务人员担任。药学院计划与已有的实习就业基地合作，通过与主导企业进行合作办学、订单定向培养、双导师制等校企合作方式，积极鼓励行业参与专业学位教育，使校企真正成为专业学位教育的办学共同体。
4 探索专业学位教育管理新机制
管理机构要转变观念，加强对专业学位教育工作指导，规范工作程序，探索药学类专业学位教育管理新机制。注重分类管理和指导，制定专业学位的培养标准，同时建立有助于培养的教学、管理和组织机构，探索建设专业学位导师的科研教学评价标准，加大投入，统筹教学和研究资源，加强教学基础设施及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建立和完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奖助贷体系，加强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把专业学位毕业生纳入与学术型研究生相同的就业政策范畴，提高学生就业能力。
5 结语
目前，我校药学类专业硕士学位培养处于初始阶段。我们将发挥学术型学位已有的办学优势，改变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学术化倾向，推进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探索符合药学类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规律的培养模式、质量标准及保障体系和办学管理体制，促进专业学位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明显提高。
参考文献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
Abstract:Mr.PanMaoyuanhasputupaseriesofviewpointsonmasshighereducation,whichformasystematictheory.Theseviewpointsinvolvethesignificance,implication,transitionperoid,enforcementapproach,quality,classificationandorientationofmasshighereducation.Mr.Pan''''sthoughtonmasshighereducationisaChineseeditionoftheWesterntheories.Theyinherit,developandenrichtraditionaltheories.TheyarebasedonChinesereformpracticeandserveit.
Keywords:PanMaoyuan；masshighereducation；thought
高等教育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实践的跨越更是需要理论的飞跃。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围绕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问题和理论研究显得十分需要。潘懋元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人，在这一宏伟的时代进程中与时俱进，立足中国现实，综观世界风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系列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我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概要
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有没有必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理论界思考较多、争论较激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立论有三：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21世纪掌握高新科技的创新人才只能由大学来培养，中国本科以上的人才储备量太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城乡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如潘先生所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而应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争取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迎头赶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超车道。”［1］
2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具体含义
潘懋元先生在引进和接受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基础上，对大众化的理解不是坚持简单的数字标准，而是从量和质两方面来入手，坚持量与质的统一。潘先生认为，大众化的进程包含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两个方面。量的增长是人们所熟知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准确说是在校率)达到15%～50%。质的变化具有广泛的内涵，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说，大众化进程包括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是两者相互统一的过程。
马丁•特罗教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最先提出者，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观出发，提出了精英、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数量指标，并进而剖析了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特罗教授同时断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他方面的变化”，只有量变在先，然后才有后面的质变。潘懋元先生认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将以往关于学生选拔与录取、课程与教学方式、行政与管理等许多离散的、孤立的问题研究综合在一起，并将其置于从精英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大跨度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使原先只以数据表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具有了丰富的质的内涵，也使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质的飞跃有了量的参照系，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潘先生根据世界各国学者有关该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从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提出了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进程中存在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非均衡性。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进程中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高等教育的“量”的积累尚未达到西方学者所说的大众教育的“度”，即毛入学率未达到15%，但是却“超前”出现了种种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质。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提出了“过渡阶段”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要通过量的积累和总的量变过程中的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部分的质变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反过来部分的质变一旦发生又会促进量变，并为整个高等教育的根本质变准备条件”［2］。
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路径
潘懋元先生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有涉及，自9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撰写论文，特别提到起点（即资金投入）和终点（毕业生就业）这两个关隘，并以此探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条路径［3］。（1）民办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公立高校来实施的，以此为基础的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没有涉及。显然，这种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潘懋元先生在90年代末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潘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此外还有师资、设备和校舍等教育资源的短缺等，而这些问题通过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都能较易解决。
（2）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即毕业生就业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传统思想，改变思维方式，并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就是一条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在这里，“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不仅仅是为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而且还是在高等教育服务理念上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大众化高等教育要为农村的发展提供高层次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在入学机会上，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要为城市生源服务，也要为占适龄青年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村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农村青年能够‘上得来’，城市青年能够‘下得去’，而且两者都能够‘用得上’、‘留得住’”。
4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过程问题——高等教育质量
潘懋元先生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思想非常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在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上，潘懋元先生提出了全面素质质量指标和多规格、多层面的质量要求构成；在教育质量的价值取向上，坚持“社会发展需要与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相统一”；在实现教育质量标准的途径上，坚持教学是实现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在保障机制上，强调优化教育结构、立法与管理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这里，笔者将重点阐述潘懋元先生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核心。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大众化时代，基于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是多样化的：既需要学术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也需要应用型、技术型、职业型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而后者的需要量是数以千万计的。与传统的基本上是单一的本科以上的教育、培养学术型高级专门人才、课程设置着重于传授与研究“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相比，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其核心就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多样化上。据此，先生提出了多层面、多规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先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在统一的质量标准要求下还存在依各级各类的具体培养目标所规定的质量要求，这就是“具体的质量标准”。不同高校处在不同层次，拥有不同培养目标，针对不同的社会适应面，应当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质量标准。先生非常赞同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所言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衡量高等教育质量”。按潘懋元先生的理解,所谓“多层面”，包括博士、硕士、学士、专科等纵向层次，也包括理论型、技能型、研究型、应用型等横向层面。对于纵向层次的质量要求，人们比较清楚，而对于横向层面的质量标准,人们则较模糊或容易忽略。在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时，分辨横向层面的不同质量标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否顺利发展的要害问题”［4］。
(2)关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思考。潘懋元先生认为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既是真命题，也是假命题。从前者来说，高等学校由于连续不断的扩招，学生数量的增长与学校教育资源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为了应对质量的下降，先生提出了改变两条政策性原则（第一，在规模速度上,变“稳步发展”与“快速发展”为“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第二,在增长方式上，变“内涵式发展”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采取两项适当对策（第一，扩充教育资源；第二，政府切实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的承诺，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教育，开放海外“招商引资”）。从后者来说，是由于用传统的、精英教育的标准衡量当前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所引起的认识偏差。先生提出了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实现两个转变：要把传统的唯知识质量观和西方流行的唯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括知识能力在内的素质质量观；要把精英教育时期的单一化的教育质量观转变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同时要根据社会对各层次、各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标准，评价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教育与教学质量［5］。
5中国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
《高等教育法》提出：“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没有多样化，只采取全日制这一单一形式，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只采用一个传统的本科的精英教育标准来衡量多种形式教育的质量，会对大众化的发展方向产生误导。因此，在多样化的框架下就存在着进行分类定位的必要了：
(1)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同时包含着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潘懋元先生认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并不是两个矛盾对立、非此即彼的概念。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既包含了大量的旨在培养专业性的、应用性的、职业性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的大众教育，也还存在一定比例的从事高深学问学习和研究的传统精英教育。只不过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一个朝提高方向发展，一个朝普及方向发展。无论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哪一个方面也不能缺少［6］。潘先生进一步认为，尽管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包含了精英教育，但是对于一所具体的高等院校而言，必须存在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定位，研究型的大学必须着重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一般的高等学校，尤其是高专高职，应该全心全意承担大众高等教育的任务，培养应用型的各类人才。因此，有必要改变当前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定位不明、分工不清的局面。
(2)从具体的高等院校来说，要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层次、多类型需求进行正确定位，避免统一，寻求特色。潘懋元先生认为“单一化的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矛盾，从全国来说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如当前的共同趋向就是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定位上综合求全，在发展目标上定位北大、清华、哈佛、牛桥(牛津、剑桥)。所以当务之急，应当做好分类指导工作。要使高等学校定位明确，各就各位，各定发展方向。分类指导的前提是科学的、恰当的分类。先生比较国内外几种主要的高校分类方法，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类和高等学校的定位。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相当于5A1)，他们遵循“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顺序提升其学习层次；(2)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应用性)大学或学院(相当于5A2),他们依循“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的学习阶梯；(3)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高校(相当于5B),它们走“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梯。每一种类型都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高校。这样，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可以各就各位，避免大家都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路子［7］。在学校的定位上，先生提出，每所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学校所处的客观环境、社会需要状况和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各自的层次和类型中争创一流。
二、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特色
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内容广博，从入口到出口都囊括在内；思考全面，从大学的分类定位到具体的教学问题都有涉及；视野开阔，从世界反思到中国国情考察，思想深邃，逻辑清晰，系统深刻，自成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最早在美国提出，其据以为本的仅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而“对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基本没有涉及”［8］，也没有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大众化发展方式［9］，因此视野自然具有局限性，甚至对同是发达地区的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也不能进行准确的指导。如马丁•特罗教授在1978年自己也承认“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着美国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的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明显的错误”［10］。显然，将美国的大众化理论简单移植过来指导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样，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学者都对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在我国，90年代末开始进行大众化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理论的指导，潘懋元先生在引进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出了中国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个性：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薄弱，他认为按照特罗的依靠政府举办公立高校来实现大众化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中国是后发外生国家，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还没有达到大众化门槛的时候就已经局部出现大众化的“质”；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学轻术，崇尚“动口不动手”，这就要求对高等学校进行符合实际的分类定位等等。可以说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是符合我国国情、建诸于我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2是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丰富、发展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以马丁•特罗教授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基本反映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它提出的数据模型和量变带动质变的论据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是采用归纳法提炼出来的，该理论的实际基础非常狭窄，现在看来，有些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由于该理论提出至今的几十年中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的发展等使许多原先正确的观点现在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而显得有点过时；由于特罗教授本人的精力和视野的有限而使得该理论的问题考虑得不全，具有片面性。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无疑首先是对马丁•特罗教授理论的继承，但同时也是对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创新和发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思想，如提出了大众化发展的“过渡阶段”理论和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思想；二是从现时代的形势出发，与时俱进，促进大众化理论的时展，如根据今天国际竞争的需要提出了“教育——人”才是21世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从整体把握，论述马丁•特罗教授没有顾及或涉及不深的方面，如进一步研究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理论等。
3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存在。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基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需要和现实，以指导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既来源于中国高教实践，又超前于中国高教实践，因此，既是对实践的把握与升华，又对未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我国政府决定开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之前，以潘懋元先生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看到了大众化发展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引进并研究西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奔走呼号。1999年扩招成为事实后，高等教育由于规模扩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潘先生从这些问题中觉察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于西方理论论述的地方，并提出了“过渡阶段”一说，开始引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质的变化，以期尽量减少突然启动的大众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潘先生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路径，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结构的准确把握。同时，面对公众和学界对大众化高等教育中质量问题的批评和责难，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提出了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今天，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与社会需求衔接的问题，他对高等教育结构分化、功能定位的高度重视就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从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来看，应该说，这一理论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有力地指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实践。
今天，86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仍以他矍铄的精神和睿智的头脑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每年仍以数量不菲的思想成果服务于高等教育这一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仍然是今天先生的真实写照。我们深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不断前进，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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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懋元.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J］．中国大学教学，200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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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潘懋元.分类、定位、特点、质量［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4）：106．
［8］张洪亚.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2.19．
[关键词]教育元数据 应用纲要 高等教育
[分类号]G254.3
1 引 言
随着网络远程教育的普及发展以及网络教育资源的快速增长，对教育资源检索与获取起关键作用的教育元数据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与一般通用元数据相比，教育元数据的特殊性来自于其特定的应用环境。教育元数据针对各种类型与载体的教育资源，面向教师、学生及其他人员如家长这样一个特定用户群体；更为重要的是它需要实现辅助教育的功能，因而，它要间接反映教育行为，如教育目的、教育功能、教育程度等。学习对象概念的产生就是一个例证，它实际上是从用户的角色、目的视角出发来重新阐释与命名教育资源。教育元数据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它的元素类型和标引深度上，如DC-Education增加了Audiences、Standard两个字段来反映教育标准资源和教学双方不同信息需求的重要性；IEEE LOM更为深刻地反映了教育资源的教育功能，它在教育类设置了如难度、学习环境、交互类型、语义密度等这些与教育行为有关的元素，同时对标引深度也提出了要求。
本文论述一个适用于高等教育环境的基于GEM2.0的教育元数据应用纲要。该应用纲要综合考虑了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活动需求和教育资源特点。由于该教育纲要应用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资讯学院(以下简称“我系”)，承担将有关教育资源链接到一个我系自建的分类浏览工具(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上的职能，因而它被命名为In-formationStudiesTaxonomyMetadata。
2 应用纲要
2．1适用范围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Metadata应用纲要基于GEM2.0，之所以选用GEM2.0为依据，首先是因为GEM2.0本身是基于DC元数据的，具备一定的通用性，其次GEM2.0对DC元数据作了扩展，使用起来更为方便一些。InformationStudies Taxonomy Metadata应用纲要适用于高等院校环境，可描述与整合围绕教学、科研活动需要的各种数字教育资源，包括课程教学资料、科研资源和一般参考工具书；覆盖文档、网络资源、多媒体等在内的各种数字载体；面向直接参与教学活动的教师、本科生和研究生用户。
2．2元数据表
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Metadata由19个基本元素(Elements)和多个扩展字段(Refinements)组成，如表1所示。19个基本元素基本保持稳定，扩展字段是灵活的，可根据需要而增设。19个元素中，除了一些常规元素，如Title，Creator，Publisher，Format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是Courses，Programs，Research Groups，Resource Types和Information Types四个元素。Courses元素专用于描述与组织课程教学资料，用于标记课程名称；Programs元素指的是培养专业，它可用于描述课程教学资料和学位论文；Research Groups元素指的是研究小组，也可以理解为研究方向，比如，我系将研究领域划分为4组：数字图书馆和信息检索(Digital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Retrieval)、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Management)、知识组织与知识发现(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Discovery)以及用户与易用型研究(user and Usability Studies)。Research Groups元素主要针对与科研活动有关的资料，它按研究方向来聚集资料。为了细化资源和提供更多的检索点，Resource types元素被扩展为三个字段：课程资料类型(coursematerial types)、文献类型(Document types)和工具书类型(Reference types)。
Information Types是个很有意思的元素，它首先对标引单元作了重新定义，被标引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单元，而是信息单元。比如，一个教学讲义可能由若干个PPT组成，每个PPT都有可能反映特定的信息，这些单个的PPT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有意义的信息标引单元；其次，它与其它元素，如主题(Topics)组合，可以帮助用户有效地查找目的信息。主题在元数据表中之所以被命名为Topics而不是Subjects，是因为Subjects一词在英文中也可以被理解为课程，为避免误会和易于用户理解，采纳了Topics名称。Courses，Research Groups，Resource Types，Information Types四个元素和Topics元素共同构成了用户查找高等教育资源非常重要的5个检索点，它们其实也是分类浏览工具(Information StudiesTaxonomy)的5个重要分面，可以分别用来进行组配检索。比如，研究小组与文献类型组配来查找关于某一特定研究方向的资料，课程名称与课程资料类型组配进行教学资料的查找。另外，19个元素中，Cataloging元素专门用来管理标引记录，Sources元素用来上传资源，它有File和URL两个扩展字段，一个用来上传本地文件，另一个用来上传远程资源，也就是网络地址。
值得探讨的是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 Metadata应用纲要中没有采纳Audience元素，一个在教育元数据中极其常见的元素。主要是考虑在高等教育环境下，师生之间的角色、任务差别不如中小学教育明显，双方的信息需求差别不是很大，同时他们的任务是有所交叉的，比如，学生与老师通常会同时参与科研项目，大部分教育资料会被老师与学生同时需求。因而，InfommtionStudiesTaxonomyMetadata应用纲要没有设置Audience元素，而是将他们的任务体现在
Courses与Research groups两个元素中，并对教育资源的资源类型进行了细化。
2．3受控词表/编码标准
元数据表中的11个元素或扩展字段的标引采用了受控词表或编码标准，如表1所示。其中，Date，Language和Format三个元素采用了通用的标准，其他8个元素或扩展字段，由于目前没有可参考的词表，它们的受控词表是自建的，表1中用星号表示的7个词表全部来自Information Studies Taxonomy的7个分面。Courses元素可选用容易识别的课程名称代码，Programs，Research Groups元素可根据使用单位的具体情况而定。值得一提的是自建的Course Materials Types，DocumentTypes，ReferenceTypes和Information types四个词表，它们是对相关教育资料进行内容分析并参考了有关工具书建成的，如表2所示，Coupe Materials Types词表涵盖了教学大纲、教学讲义、读物、作业、讨论板、试卷等教学资料，Document Types词表涵盖了项目意向书、项目报告、开题报告、学位论文、口头答辩、期刊论文、会议录、研讨会等研究资料，为了方便用户有目的地查找期刊论文，Document Types词表还细化了各种期刊论文如综述、研究论文和技术论文等；Refer-ence Types词表包括字典、百科全书、政府出版物、统计资料、年鉴和网络论坛等工具书，Information Types词表包括概念、定义、特征、框架、功能、目的、比较、设计、评估、历史、发展趋势等一般性概念。信息类型分面词表与主题分面组配使用可以达到很好的检索效果，如查找有关会议信息，只需将有关的主题词与信息类型中的‘Conferences’组合即可。这4个词表详尽反映了高等院校教学科研活动中涉及的各种资料类型和信息类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4最佳实践
配合元数据表使用的是标引指南，标引指南对每个元素或字段的定义、著录信息源、著录方式、采用的词表和标记符号都作了详细说明。标引指南的编制参考了传统书目标引规则和著录格式。比如，对于Title元素，指南解释题名为识别内容的名称，题名的著录信息源为内容本身，如没有题名，标引者需根据内容本身自拟一个题名，并用方括号表示，正题名与副题名之间用分号相隔，并前后空一格，等等。在主题标引方面，要求选择可以详尽而准确表达内容的主题词，并尽可能多选。此外，指南还在附录部分给出了各种资源，如教学大纲、教学讲义、学位论文等的标引范例，以供工作人员参考。
2．5标引界面
InformationStudiesTaxonomyMetada切应用纲要实施的标引界面不仅被标引工作人员使用，也供师生之间递交资源。因而，标引界面的设计力图简单易操作。如图1所示，标引界面对每个标引字段都做了简洁的文字说明，凡是使用受控词表的字段，都采用下拉式菜单或选择框等录入方式供用户直接选择。为保证标引质量，系统设置了两道工作流程，普通用户递交的标引数据经工作人员检验后方可入库。
论文摘要:随世界新军事变革进行,军队院校对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发生了深刻变革。我院作为生长干部学历教育型军队院校,重点是培养培养德、智、军、体全面发展,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打赢信息化战争需要的高素质新型初级指挥军官。因此全面增强学员素质教育尤为重要,而作为素质教育重要一环的艺术教育一度被军事院校忽视。为此,文章首先阐述在高等院校进行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及高等军事院校开展艺术教育的必要性,同时又针对军事院校的教育功能和课程设置条件,具体提出在军事院校需要开设的艺术理论课程,以及对具体要开设的美术理论课程实施主要做法进行了思考。
一、在高等院校进行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国家教育部1996年07月29日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指出:“美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具有其它学科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是全面提高学生文化素质,促进高校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
艺术教育是高校实施美育教育的重要途径和内容,是高校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对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激发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艺术教育的发展日趋多元化,无论任何形式,但都是表达人类共同情感与观念。都应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艺术的文化价值在创作、欣赏的过程中通过作品得以实现。如果我们握住艺术教育的关口,使我们的大学生认识自己的文化命脉。虽然学生不会艺术创作,但他们可以学会欣赏、审美。如果我们忽略艺术教育的重要性,那么很快,单一的知识结构会使很多学生失去感叹、欢乐、神思的灵魂世界。站在艺术品前不能判定他的价值,失去人生中美好瞬间。审美能力是人类创造精神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由情感、意志、想象发挥中介作用的活动。如果说教育是创造一代新人的主要手段,而艺术教育则应该贯串于一切教育科目之中。
二、高等军事院校开展艺术教育的必要性
第15次全军院校会议做出了“建立完善以岗位任职教育为主体、岗位任职教育与生长干部学历 教育相对分离、军事特色鲜明的新型院校体系”的重大战略决策。任职教育属于成人教育范畴,是按照部队任职需要,给予受教育者岗位任职所必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与学历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学历教育旨在打牢基础、提升发展潜力,注重学员素质的长效性、稳定性、基础性,是为学员的一生发展起奠基作用的教育。学历教育阶段培养目标是完成普通本科学历教育,同时进行军政基础理论教育和军事基础训练,为学员的任职培训特别是未来长远发展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科学文化基础、军事素质基础和身体心理基础。
综上可见,无论哪种军事院校,不管哪种层次军事教育,尽管在人才培养目标具体规格和标准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育有差别。但作为军事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分子,与其它各级各类的教育一样都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军事人才素质的培养。作为理工类院校同时应加强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当代世界教育发展一大趋势。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艺术教育的作用亦也不容忽视。在高校开设公共艺术教育课程,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院校也不例外。
三、高等军事院校美术理论课程的实施
原则上说,艺术教育课程的设置应能适应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素质的总体要求。在横向布局上,应能覆盖艺术范畴内的主要门类,如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影视等,在纵向结构上,应能兼顾理论传授、艺术赏析和艺术实践等多个层次,以满足广学生日益高涨的选修要求。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开设,还应向高水平、规范化和教学手段现代化的方向努力。在课程的内容选择上应主要应强调两部分:一是知识性的,介绍艺术是怎样的,艺术的规律有那些:二是文化性的,介绍为什么是这样,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背景以及由此可以推导出什么。将艺术教育从时间和观念上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部分。
但另一方面,艺术教育课程设置应考虑具体院校的职能,军事院校毕竟是培养军事人才为主,艺术综合素质只是一个方面,也不是专门培养艺术创作与科研人才的专业艺术高校。因此,可以结合本院校具体教学情况,灵活开设艺术类课程。至于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表演类艺术门类艺术实践教育,军事院校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进行课程教育,但为了达到全面素质教育的目的,可以进行这些艺术门类的理论教育。至于美术门类,由于美术属于造型艺术,其创作造型基础也与本院的工程类课程息息相关,已经开设了艺术造型基础教学,例如色彩、素描等。但是,美术理论同样也需要开设,以便引导学员们了解中外美术史的发展、美术史上的美术流派、美术现象、美术作品和美术风格等,从而达到提高审美眼光、增强艺术素养、陶冶审美情操的目的。
综上分析,看见在艺术教育课程设置上,一方面为开阔学员艺术视野,达到学科门类综合,体现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可以设置一门构建跨越各具体艺术门类的基础理论教学课程,名曰《艺术概论》或《艺术学概论》。另外针对美术这门造型艺术,可以专门开设美术理论课程教学,其内容包括体现美术造型规律与基础的《美术概论》;还有再现美术历史发展的美术史课程,例如《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另外还可以针对艺术作品欣赏开设中外艺术赏析课程,如《艺术鉴赏》;另外可以专门开设中外美术理论的课程,如《西方美术理论》、《中国绘画理论》;当然也可以根据各个绘画门类开设门类课程,如《中国油画史》、《中国山水画史》、《中国花鸟画史》;如果再从时间上看,针对现代艺术,可以开设《波普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多媒体艺术》等现代艺术门类课程。当然这只是一个完美的设想,由于限于军事院校的特点与教育功能,不可能全部开设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开设所有这些课程,但其中的《艺术概论》、《美术概论》、《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和《艺术鉴赏》是必须开设的艺术理论课程。因为这些课程是艺术门类,更具体的说是美术造型艺术门类的基础课程。
四、结语
纵观全文,我们不难发现艺术教育在高校(包括高等军事院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艺术的最大作用就是开发人的右脑,激发创造性。学习的方法、手段应该多样化,切忌教条,应努力开发学生创造思维的潜能。由于军事院校的功能与教育条件所限,不可能开设所有艺术门类的教育。因此作为各艺术门类一般规律的《艺术概论》,以及作为美术门类一般规律的《美术概论》,还有作为了解古今中外美术发展历史与规律的《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以及涉及对具体作品鉴赏的《艺术鉴赏》等美术理论课程就显得极为必要,也有条件可设这些课程。提高初级指挥军官的能力素质应多管齐下,综合课程的教学,尤其是美术理论课程教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通过这一探索,可以使未来指挥军官素质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可以实现未来指挥军官向素质型军事人才的全面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学员艺术素质具体而言是美术能力素质的培养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授受美学》,陈宏在,安徽教育出版社。
[2]《艺术家的美学》,翟墨,人民文学出版社。
[3]《美的历程》,李泽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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