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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信息化论文集锦9篇

时间:2023-03-16 15:39:15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1

1 信息与情报

1.1 “信息链”

信息与情报是情报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情报?对这些基本概念如果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对情报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解。“信息”和“情报”,英语都是“Information”。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信息链”由事实(Facts)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Intelligence)五个链环构成。简单地说,“事实”是人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客观映射。“数据”是事实的数字化、编码化、序列化、结构化。“信息”是数据在信息媒介上的映射。“知识”是对信息的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果。“情报”、“智能”则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换句话说,“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五个链环组成“信息链”(Information Chain)。在“信息链”中,“信息”的下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上游是面向认知属性的。作为中心链环的“信息”既有物理属性也有认知属性,因此成为“信息链”的代表称谓。

1.2 “三个世界”模型

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从哲学高度阐述了信息的属性。波普尔认为,信息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物理领域,第二世界是主观现实领域,第三世界是客观知识领域。根据这个理论,信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有关客观物理世界的信息,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它反映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的方式;第二类是有关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隐性信息,它反映人类能感受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处于意识、思维状态;第三类是有关客观意义上概念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显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用语言、文字、图像、影视、数据等各种载体来表示,汇成一个实在的自主的“信息世界”。以“三个世界”的理论来研究信息、知识、情报,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并列关系。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

转化关系。数据不会自动变成信息,信息也不会自动变成知识,数据、信息、知识同样也不会自动变成情报。实现从数据到情报的关键要素是人。是人通过信息组织与管理,知识组织与管理来实现信息、知识、情报相互转化。知识本身也是一种信息,情报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相互之间可以转化。但是,知识、情报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体现人的认知因素而且在运用中能改变人的行为的特殊信息。

包含关系。信息存在于全部的三个世界中(主观世界、客观的物理世界、客观的概念世界),知识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但不存在于客观物理世界中,因此知识包含于信息之中。情报也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中,是活化了的知识信息,包含于知识、信息之中。

层次关系。从数据提升到信息,主要是对数据之间建立相关性,使其有序化和结构化。从信息提升到知识,主要根据信息的相关性、有序性,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从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从数据、信息、知识提升到情报,主要是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激活它们。

2 情报学研究范式

情报学的多学科特性,正是由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决定的。围绕情报学理论研究,可归纳为以下研究范式。

2.1 机构范式(Institution Paradigm)

机构范式是一种视图书馆和情报中心为社会机构的一组思想和观念,以社会学和教育学观点研究图书馆,从图书馆实践出发,研究资料(采集文献)、组织(行政机构和人员管理)、知识属性(分类、编目、采编政策等),从而驱动资料和组织的有效管理以发挥机构的社会功能。我国20世纪60—70年代情报学以及所探讨的文献合理布局,情报所的地位、作用以及情报政策、管理等都是从机构范式出发,对本行业的问题进行研究。

2.2 信息运动范式(Information Movement Paradigm)

该范式起始于申农和维纳《通信数学理论》一书的通信数学模式:即信息源—传输器—噪音—接受器—信息端。信息运动范式关注的是信息运动的过程——反馈和控制。它构成了当代情报检索系统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显然,通信数学模式的概念不适合应用在信息语义上,情报用户被视为情报检索系统以外的被动接受者,要去适应检索系统,利用现有的信息。因此,该范式只是从系统角度去对待情报用户,而不是从情报用户角度了解用户的情报需求。

2.3 解释学范式(Hermeneutics Paradigm)

伽尔默尔提出解释学的依据是人对信息、情报的解读、解释因人的知识与经验的不同而取舍,因此要研究传播、语言、文字、知识、理解及解释。如果说卡尔·波普尔偏向把情报作为静态的客观知识来加以纯技术性的分析和处理,伽尔默尔的解释学认为,社会文化以及情报消费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状态在查询、解读和利用情报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关注情报流动过程中情报客体与情报消费主体的交融。

2.4 技术主导范式(IT-centered Paradigm)

V.布什关于实现情报检索自动化的构想,使情报学研究的主流向着利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范式演变,技术范式对情报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计算机技术突破了人类生产、处理和存贮信息的能力在数量、时间和智力等方面的限制,通信技术的进步,突破了人类传递信息的能力在距离和时间两方面的限制,信息内容开发从点(字、词)、线(字符串、全文文本)、面(数据库、关系数据库)、立体(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结合)、三维空间(A/V、数据挖掘)到万象空间(虚拟真实)不断向纵深发展。情报学研究致力于发展各种先进、高效的情报系统和信息技术应用,但是,情报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情报学的全部内容,不但如此,由于过分夸大技术的作用,反而导致了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忽略情报学的整体研究。

2.5 认知范式(Cognitive Paradigm)

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语言等,来观察信息和情报现象。认知范式强调入的知识结构,研究人的信息处理原理,关注情报的利用和吸收,目的是支持和改善情报系统的设计和情报服务。认知观的变迁意味着情报学研究主体从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扩大到强调情报用户的知识结构、认知过程、情报行为和人机交互等认知范围。

2.6 知识主导范式(Knowledge-based Paradigm)

传统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单元而不是知识内容。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1980年提出了著名的布鲁克斯基本方程式,明确地指出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情报学要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和组织,以便绘制出知识的“认识地图”并最终按“认识地图”来组织知识。情报学从文献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是情报学研究的新趋势。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显性知识存在于信息载体上,通常经过符号化、编码化或结构化等文献处理,内容是固定的,外在的。隐性知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行为上及概念里,是个人的,没有经过文献化、内部化的,以经验为基础的。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能激活灵感和启发创新,是一种更有价值的知识,但以往这类知识只能靠个人交流获取,无法收集和加工利用。情报学要超越显性知识,研究收集、筛选、加工、整理隐性知识的理论和规律。当前知识经济、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发现、数据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情报学界研究热点和学科体系成长的标志,最终将使情报学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一门学科。

2.7 经济学范式(Economics Paradigm)

情报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早期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基本方法,借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模式来评价情报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的价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等也成为情报经济学的主要议题。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情报经济学年会,内容主要围绕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等方面。面向21世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网络革命掀起的全球信息化所提出的众多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正在推动情报经济学开拓新的领域。例如,信息(情报)经纪业、竞争情报、博弈论、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等,都成为情报经济学研究热点。

2.8 人文范式(Culture Paradigm)

以人为本的思想必然要同人文科学这一更高层次的概念进行整合,从而研究信息民主与信息专制、信息自由与信息保护、信息平等与信息歧视、信息富裕与信息贫穷、信息共享与信息垄断以及信息污染、信息灾害、信息伦理、信息法律、信息政策、信息文化等以人为主体的信息环境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突出人文因素的研究,提高人的信息素养,将使情报学更加符合信息化时代特征和情报学自身的发展要求。

3 国内外情报学发展现状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拓展了情报学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使情报学研究带有时代特征,同信息科学群的其他学科协调、融合、互补,进入了一个情报学整体更新的发展阶段。信息技术是情报学创新的原动力,但国外情报学研究迅速改变“技术至上”的倾向,技术与理论并重,技术与人文并重,技术与经济并重,不断探索情报与技术最佳匹配模式。情报学研究从强调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重视以用户为中心来设计信息系统和情报检索开始,逐步引入解释学、认知观、人文因素等新成分,现在关注的焦点移向知识管理和利用、以人为本、用户/信息/技术/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平衡。情报学不断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与时代的要求俱进,与技术的发展俱进,与社会的进步俱进,不断拓宽情报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目前已形成为一门多范式交叉、多学科集成的全方位情报学。

我国情报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个高潮是引进国外情报理论,开始学习和探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布鲁克斯的知识方程式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为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打下基础,一些有影响的情报学专著如《情报学概论》、《情报数学》等相继问世。另一个高潮是开始计算机情报检索的试验、应用和研究,出现了计算机编制主题表、汉字切分、中文全文检索、自动标引等应用研究。我国情报学关注领域和研究重点开始从文献转向技术,从理论转向应用。截止1998年统计,新中国成立50年来情报学领域计18369篇,按11个论文主题分类,论文数排名分别是情报组织管理、情报基础理论、情报检索、情报分析研究、情报服务、情报搜集、情报技术、情报事业、国外情报事业、情报整理、情报教育。关于理论研究方面,情报学界出版了《现代情报学理论》等专著,近年来在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情报学研究的定量化、情报学认知观、经济情报学、知识组织和管理、竞争情报、内容开发等广泛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说明我国情报学研究有新的发展。据2000年9月统计,我国目前培养情报学硕士的高等院校和情报中心有22个;培养情报学博士的单位有4个;情报学作为一级学科单位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2个。

4 情报学与相关学科

4.1 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文献学

美国学者S.Hemer 1984年在“JASIS”上发表的《情报学简史》认为,情报学是在图书馆学、计算机和穿孔卡片、研究与发展、文献学、文献与索引技术、传播学、行为科学、微观与宏观出版、视频与光学等学科领域相互整合的结果。情报学与图书馆、文献学在学科性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要研究编目与分类、存档与索引、检索与获取等技术。图书馆学和文献学是情报学的基础之一。图书馆学是以图书期刊为对象,以馆藏、出纳、阅览等为工作重点;文献学以文献为对象,以揭示报道、加工、研究、提供每篇文献以至每个数据的内容为重点。情报学以信息和知识为对象,以内容开发利用为重点,广泛采用情报技术产生、搜集、整理、检索、传递、分析、利用情报。情报学对信息加工组织有质的飞跃,对组织信息是由线性组织(字符串、全文文本)、平面组织(数据库、关系数据库)到立体组织(A/V数据),进而到虚拟组织(虚拟真实、时空信息)。

4.2 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群

信息科学群的崛起,是信息现象日趋复杂化、信息爆炸性增长、知识重要性增加、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学科领域对信息现象的共同探索,形成了信息科学群。信息科学群是以信息为基本研究对象,以信息运动规律和应用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扩展人类信息功能为中心研究目标而形成的一个横断性、综合性学科群体。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起着重要作用,为信息科学群各个范畴提供新思路、新概念和新方法。综合有关研究,信息科学群的研究范围包括:哲学范畴、认知范畴、计算机科学范畴、信息交流与管理范畴、社会科学范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有关信息范畴等。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2

(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摘 要:我国会计信息化建设历经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存在的理论陈旧与体系碎化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标准建立、实施应用以及人才培养等一系列具体工作。通过对会计信息化实践与理论的分析,重构基于基础理论、环境理论和应用理论为一体的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

关键词 :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环境理论;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F2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8-0104-03

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是指基于会计信息化实践活动,对实践活动中的规律、规则、经验等进行总结、概括、抽象、认识所构成的理论体系。会计信息化的理论体系源于会计信息化的实践,又对会计信息化实践有指导意义。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关系到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标准建立、实施应用以及人才培养等一系列具体工作与问题。然而,由于目前会计信息化实践发展远快于会计信息化理论发展,会计信息化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已经大大削弱,缺乏指导方向的会计信息化实践已经在一系列尝试中付出了惨重代价。

30多年来,IT投资与实际生产力效应和期望之间存在不一致的信息技术生产力“悖论”现象一直存在,且已造成了大量的IT投资浪费。在会计信息化人才培养方面,会计信息化教学存在的理念不清晰、内容更新进展迟缓、部分高校甚至一直停留在会计电算化教学阶段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会计信息化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基于上述问题,我们非常有必要对会计信息化理论及体系进行分析、梳理及重构。

1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重构的原因

1.1会计信息化理论陈旧,发展缓慢

与会计信息化的发展相对应,我国会计信息化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理论研究方向及成果受政府导向影响甚深,与国外差距巨大。

第一阶段基本上可归集为传统手工会计业务如何进行电子化数据处理问题。该主要理论研究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其理论成果与国外同期研究差距甚大。美国著名信息系统管理学家托马斯·达文波特教授指出,过去的四十年应该更确切地描述为“数据时代”,而不是信息时代[1]。实际上,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会计电算化为代表的会计信息化第一次浪潮只是财务部门内部“数据时代”的写照,基于会计电算化理论的会计信息处理已经被证明为仅仅是手工会计的计算机模拟,在本质上并没有比传统手工会计系统有所突破,会计人才的培养也沦落为部分软件厂商财务软件的使用培训。

第二阶段大体可归集为会计信息系统如何与所在组织的管理信息系统融合问题。该阶段理论研究除了受政府相关部门的持续推动影响外,信息化产品市场已成为主要驱动力。但受制于传统会计理论,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大大弱于管理信息系统理论研究。美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始于21世纪初的业务财务一体化阶段(erp阶段)确认了会计信息系统的概念并认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提出的“财务与会计的许多业务处理任务被分解并融于各个业务处理模块中。比如企业内部会计数据的采集、会计分录制作、内部控制实施等许多工作都不在会计这一端而是在业务发生端来完成,即所谓的财务业务一体化,呈现一种融合、一种协同[2]。”ERP有助于打破企业传统的部门壁垒,重建业务流程,改变组织结构和工作模式,在信息技术、信息系统的作用下形成大一统的、集成的、融合的、协同的新的业务工作模式。但是,会计数据处理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仍然采用单、证、账、表的形式,仍然遵循复式记账原理。会计信息化仅仅是企业信息化的蹩脚的跟随者,其理论仍然是管理信息系统理论的应用及解释。理论的缺失和观念的陈旧甚至导致部分来自国外的财务软件必须进行二次开发以适应中国财政部门信息输出的格式需要。

第三阶段涉及网络财务报告和 XBRL 语言的相关研究较多,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计算机网络特性。该阶段国际信息化环境的影响已经超越政府推动及信息化产品市场成为会计信息化理论的主要驱动力。近年来,信息技术在全球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8年,中国XBRL地区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XBRL为代表的会计信息化第二次浪潮。然而“XBRL、SAAS、云计算、全程电子商务”等会计信息化新技术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并没有纳入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

1.2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不受重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是我国两大部级科研基金,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相关学科的最高研究水平。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项目可以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申请立项。自1991年至2009年(19个计划年度)涉及管理信息系统的立项项目相对集中,在19年时间里,每年均获得批准立项,累计下来共计约500项,占管理科学部全部立项项目总项的8.79%;而涉及会计信息系统的立项项目相对较少,只获得批准立项10项,占比约为2‰,平均每年不足1项,共计14个年度出现空缺,2009年立项最多,也仅为4项,其中有3项隶属于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研究范围。[3]

1.3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破碎

会计信息化教材及相关书籍是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总结与传承,根据对现有会计信息化教材及相关书籍调查发现,一是会计信息化内容所占比重非常小,会计信息化仅仅是个概念或“帽子”,主要内容依然是以会计电算化财务软件操作方面为主。二是会计信息系统开发类教材大都是以会计业务为例的管理信息系统内容介绍,体现不出信息技术的特色。另外,在高校会计教学中突出表现的会计信息化教学与传统会计教学各据一方的“割裂”现象,也充分说明目前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匮乏与体系破碎。

2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重构的原则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杨周南认为“从会计学角度讲,会计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应用于会计系统的结果,从信息科学角度讲,它是社会信息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对会计信息化进行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由此决定了如果研究者没有丰富的知识结构,不遵循科学的研究体系,其研究成果往往浮于问题表面,以偏概全。”[4]这段话一方面概括了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构建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现阶段的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需要科学性。基于此,在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应遵从以下原则:

(1)全面性原则: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应包括会计理论、方法、和实务等所有会计领域系统全面的发展;又包括会计职能转变,根据信息管理原理和信息技术重整会计流程,提供信息服务;还包括采用信息技术进行现代会计信息系统的构建。

(2)系统化原则:会计信息化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会计信息系统,是与企业组织内外信息系统有机整合的、高度数字化、多元化、实时化、个性化、动态化的信息系统,这些决定了会计信息化的理论也必须是系统化和具有相关性的。

(3)标准性原则:会计信息系统的标准化对我国会计及企业管理软件产业的发展和促进我国会计信息化的进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会计信息系统的应该是一个由各标准所构成的一个标准体系。毫无疑问,其理论体系也应该是一系列标准的集合。

(4)动态性与可扩展性原则:信息技术与会计理论实务都处于一个动态性过程,会计信息化系统建设应具备动态性和注重可扩展性。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应考虑动态变化的特征,并为以后的扩展留有余地。

3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研究思路与构成

3.1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研究思路

由于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复杂性,为了能更清楚地表述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本文设计了以下的研究思路:以指导和推动会计信息化创新和实践活动、促进会计行业、组织或企业的会计管理活动和会计业务的变革,推动会计事业的发展为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战略目标;以ERPII、价值法、事项会计法、全程电子商务、XBRL等现代信息技术前沿为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核心技术平台依托;以系统科学、管理科学、会计学、组织学、社会学、信息科学、信息工程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等学科为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主要理论依托;以会计信息化识别、技术开发、实施控制及管理集成为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内容构成;以明确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功能构成,指导社会、行业、组织(或企业)和会计人员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需求,充分开发和利用会计信息资源为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功能定位。

3.2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构成

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是由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环境理论及其他理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理论体系。其中,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构成其理论体系的基本要素,包括会计信息化内涵、特征、意义及会计信息系统理论等;会计信息化应用理论是指导会计信息化实践的理论,包括会计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实施和对策研究、管理体制理论等;会计信息化环境理论,则是对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产生影响作用的外部条件理论,包括信息化环境下会计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社会价值观、会计学的融合论、会计模式的变革等方面;其他理论主要指作为会计信息化理论的各种基础理论。详细的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见表1所示:

4结束语

会计信息化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程科学与技术科学、信息科学与会计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的有机结合,其内容涉及面较广,相关学科知识发展较快及实践超前,使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重构显得愈加迫切。本文基于各学科最新发展成果提出的会计信息化的理论体系建议,只是一个框架性的论述,在进一步完善及应用时,可考虑使用对象差异分层次调整组合。受作者认知水平的局限,作为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探讨和研究可能存在着严密性不够、论述不够深入等缺陷,仅作为抛砖引玉的一点思考。

参考文献:

[1]吴沁红.新一轮信息化浪潮下会计信息化:使命、挑战、展望——第十一届全国会计信息化年会综述[J].会计研究,2012,10:91-94.

[2]王振武.信息技术与会计革命[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6,10:19-23.

[3]李刚,安静,张超等.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的回顾与思考[J].会计之友,2011,21:76-79.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3

1(略)1.1(略)

以往许多技术人员没有对这种相关性给予应有的重视,或是将其看成枝节问题。例如,专业人员在信息系统设计、设备选择和安装以及咨询系统的发展方面通常只注意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而不太注意它们与社会的联系,这方面的问题往往由社会科学家去研究。如今,社会信息学研究已形成了一些有利于改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概念,社会背景、工作过程和社会-技术系统是其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从理论上,他们对"技术决定论"提出质疑。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在西方国家十分流行,并成为一些国家官方和企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将信息技术看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保证,对计算机和通信系统的投资急剧增加。例如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公司对计算机和电信系统的投资几乎相当于其投资总额的一半[2]。许多人坚信这种技术投资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也经常从技术角度提出促进计算机化发展战略的建议,例如如何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如何建立更有效的信息系统,或者如何用计算机系统代替人的重复劳动等。然而到8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国家的经济统计结果没有显示出生产力呈稳长的态势。一些管理者也发现,大量投资似乎没有使企业的生产力明显提高。这促使人们析其中的原因,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看法。一些人坚持认为信息和通信技术具有许多传统媒没有的优势,计算机化可以直接和明显地提高生产力,只是目前计算生产力发展的方法不适当,一些因利用信息技术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文书工作的减少--没有统计在内。一些人认为,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不可能通过少数人对多样化计算机系统的利用得以实现,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与实际需要仍相距甚远,因而不能在国家经济统计中形成具有重要意结果,唯一的出路在于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另一些人则对计算机化与生产力发展之必然联系提出质疑,认为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计算机化战略,特别是仅仅依靠技术手段,不一定能产生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今天尽管不能说人们对技术决定论的信念已经彻底动摇,但是对这种思想的质疑是社会信息学研究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例如一些坚持"技术决定论"的权威人士认为,"网络可公众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的信息",而从事社会信息学研究的人士则认为,需要进一步分析"网络能够在什么时间、地点、条件下,出于什么目的和使哪些公众获得更好的信息"。这种将事物的发展置于其背景中进行研究本身说明,社会信息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发展对信息技术与社会生活相关性认识的重要方面。

1.2美国社会信息学中的组织信息学近年来尽管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使一些国家和组织的生产力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这种发展在公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络成为政府、企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这些系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问引题已经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如今,即使是一些计算机科学家和系统设计人员也意识到,仅仅从技术角度进行系统设计,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例如一些系统在实验中看似很好,然而一在现实环境中,往往由于设计没有适当考虑相关的社会因素,如人们的工作方式、组织形式和不同需求,因而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社会信息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在70-80年代,社会信息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方面,因为当时的计算机技术应用主要在各种类型的组织中进行,与组织的计算机化有关的各种问题,例如计算机系统对组织结构、组织行为、工作质量,以及组织的集中化或分散化趋势等都受到重视。许多研究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这促使一个新的科研究领域--组织信息学的兴起。组织信息学主要研究计算机化信息和通信系统在组织中的发展,包括它们的概念和设计、在组织内的有效实施、系统的维护和使用、组织的评价及其对组织中的人的影响等。近年来随着计算机通信系统进一步向家庭和社会的渗透,尤其是公众可以普遍接入因特网,于是与人们在家工作、交流、娱乐、获取信息和其他一些个人利用信息技术有关的问题日趋增多,这使社会信息学迅速成为一个涉及面十分广的研究领域。如今在美国,组织学已成为社会信息学的一个分支领域[3]。

1.3传播信息学基础上的社会信息学日本较早地研究了新闻学,也较早提出了社会信息学的概念。但是,由于社会信息学理论问题研究受到整个信息科学基础理论严重滞后的限制,在美国的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下,他们对建立社会信息学知识体系深入不够,在信息科技的社会应用和教学方面有显著的成果。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改名后的日文名称是"社会情报研究院",英文名称是"InsttituteofSocio-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udies",汉语是"社会信息与传播学研究所"。如该所所长滨田横一说,这次改名,在努力摆脱"新闻无学"的舆论压力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它也对日本其他与信息及传播有关的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第一个作出直接反映的是群马大学。群马大学此后迅速设立了一个社会信息学院,下设三个系,它们是:社会与信息行为系,政策与行政信息系和经济与经营信息系。日本人非常希望它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和八十年代下半叶在美国出现的"信息传播学"相协调。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人在"信息"之前加了"社会"一词来修饰普通的"信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因为直到九十年代,立足于对一切信息加以研究的普通信息科学,一直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而对各种分支"信息"加以研究,就有可能成为推动信息科学向前发展的一种有效办法[5]。他们感到在理论信息学的发展上难有进展,遂退回到应用信息学的研究轨道,与企业合作研究,于是和美国的社会信息学研究就同出一辙了。

2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途径

从总体上看,为了独树一帜地发展,与美国争夺国际领导地位,前苏联和俄罗斯,都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研究社会信息学。他们注重关于社会的信息学与关于自然的信息学之间的区别;他们非常地关注社会信息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论;他们在整个信息科学体系的框架中确立社会信息学的学科地位;他们提出建立人文信息学。所以,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研究开始得比较早,研究得比较深入,研究成果纳入了大、中学教学内容,在其国内影响很大,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重视,在全球范围处于先进行列。

2.1直接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社会信息学1971年列宁格勒国家文化学院信息学教研室索科洛夫和曼科维奇在论文"未来的信息学"中提出社会信息学这一概念。他们提出信息学应该研究的不仅是科技信息,而且还有所有的其它各种社会信息,包括各种社会认知、心理认知和交流。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社会信息学。这意味着把研究领域扩大到全部社会信息。他们认为这一概念能避免专业片面性[6]。但是,А.В.索科洛夫等提出的社会信息学I,并没有引起学界和政府的关注。从总体上看,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得以蓬勃发展,主要原因是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1988年7月1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通过了《关于制定社会信息化设想》的决议。决议责令苏联科学院等制定《关于社会信息化设想》,即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广泛传播信息技术。专门研究该领域问题的专家卡贝洛夫总结实现信息化的三种草案。但在1989年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提出的三个草案都没有通过。在这种背景下,乌尔苏尔院士提出了社会信息学Ⅱ的概念。他《论社会信息学的形成》和《信息化的系统活动观》,指出三个方案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明确一致的方法论。他认为,应当形成新的信息学的社会作用理论,"这种被定名为社会信息学的新学科正在形成。"1990年,由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社会信息化:社会信息学引论》。于是,А.Д.乌尔苏尔提出的社会信息学II,引起强烈反映。随后,К.К科林提出社会信息学III,则是一呼百应。他们很快地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建立了相关的专业,设置了社会信息学的院系,纳入大学与中等教育的轨道,设置研究生培养计划,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好评。这样,在俄罗斯,建立和发展社会信息学,主要不是一种学者个人或研究组织的学术行为,而是一种行政行为,是执政党的政府实现与美国争雄的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所以,能够由国家科学院和著名院士牵头,组织浩浩荡荡的"官办"团队,设计与苏联"登月计划"相类似的社会信息学行为,来实现国家的目标和意志。所以,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发展的途径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国家资源,它是"国家主导型"的途径。相比之下,日、美、中的社会信息学发展只是在单位和学术组织的水平上进行。

2.2信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社会信息学研究的指导作用2001年,科林在第6期俄罗斯《科技信息杂志》上发表题为《信息革命与基础信息学》的专论,提出了一个建立全球信息社会、信息科学知识体系、信息科学世界观、信息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纲领,论述了信息科学的哲学基础以及新的教育哲学。他说:"在众多科学知识领域进行研究的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出版的研究著作表明,在未来几十年内,可以期待具有普遍科学意义的新的重大成果出现,而这些成果很可能允许形成新的完整的世界科学图景、新的科学世界观以及科学研究的新方法[7]。"科林说,可以把基础信息学的对象领域分为6个基本的部分。第一,理论信息学(信息学的哲学原理和信息的一般理论)研究信息最一般属性和信息相互作用过程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规律的科学。第二,技术信息学,研究信息一般规律表现的特点和信息过程在人工建立的技术信息环境中表现的特点。第三,社会信息学,研究信息在社会中,即在完全不同的具有社会本质的信息环境中运动的形式和规律。第四,生物信息学,研究信息过程在生物圈(动物和植物)中表现的一般规律和特点。第五,无生物界信息学,研究信息属性在无生物界的信息环境中的表现特点。第六,能量信息学(энионика),研究所谓能量信息相互作用过程在生物界和无生物界客体之间表现的规律性。上述的信息科学基本结构与中国学者的观点大体相同。在理论信息学作为整个信息科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上两国的学者完全一致。理论信息学的主体是关于信息的一般理论,其基础的部分是信息的哲学原理。理论信息学的目标是研究自然和社会中信息最一般属性和信息相互作用规律。这样,理论信息学自然是社会信息科学的理论基础。欧阳康教授说,提出社会信息科学的首要因素是理论信息学向具体信息学的延展。在社会信息科学的理论思维方面,中国学者走到俄罗斯学者的前面了。

3中国的社会信息科学途径

与俄罗斯和日本美国相比,中国社会信息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同的途径。这种推动主要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而不像美国那样,有众多企业的参与,有经济学领域专家的努力;也不象俄罗斯那样,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由政府指令引导。中国社会信息学途径的的主要特征是三股学术思想潮流的汇聚而产生的一种涌现现象。"社会认识论","理论信息学","社会信息论"等三个方面的研究潮流,在华中科技大学形成了合力,推动着中国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信息科学学术界的三种潮流分别与国际学术界的图书馆信息科学、计算机信息科学与通信信息科学三种不同的信息学研究传统遥相呼应。

3.1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潮流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认识论研究几乎与美国斯蒂夫o富勒等等同时展开,随后形成了较大的研究潮流,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是其中的主要代表。1988年1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通过题为《社会认识论导论》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标志着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开始。随后,社会认识论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或研究领域而不断得以拓展,成为博士和硕士生的培养方向。20多年来,欧阳康出版的相关著作有《社会认识论导论》、《哲学研究方法论》、《社会认识论》等;主编的相关著作有《社会认识方法论》、《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等。他的20多位博士和30位硕士参加到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队伍,形成了一个非常和谐协调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共同体。研究生们不仅积极参加到社会认识论的课题研究中,也以社会认识论作为学位论文的主攻方向,提出和研究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推动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他们分别写出了《社会本体论》,《社会理想论》《,社会心态论》《,社会理解论》《,社会评价论》,《社会风险论》等一批论文和专著,形成了几百万字的研究成果[8]。2004年8月,欧阳康组织关于国家985项目二期工程申报,即申报建立华中科技大学"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吸收李宗荣作为理工科专家的唯一代表参与起草申请报告。随后,欧阳康担任了李宗荣的理学博士论文的评审专家,对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04年10月,欧阳康担任李宗荣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他在答辩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世界的信息统一性"问题,对理论信息学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2005年11月,欧阳康派《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副主编蔡虹主任参加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信息科学交叉研究研讨会,为中国社会信息研究中文理结合打开了通道。2006年4月,学校党委副书记欧阳康教授应邀出席一个系统科学全国研讨会,在会议开幕式上做了关于信息系统复杂性的讲话。随后,他在同济医学院主持召开了关于成立华中科技大学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的筹备会议,与会者有欧阳康,李宗荣,闫学杉,邬,蔡虹,金新政等六人。会后,李宗荣与蔡虹提出成立该研究中心的申请报告;5月,报告获得学校批准,欧阳康出任研究中心主任,孙秋云、李宗荣、闫学杉任副主任。这样,由于这位学者兼官员型的专家的努力,中国学者关于社会信息学研究的学术潮流实现汇聚,与华中科技大学的文科发展捆绑到一起,兼具了一种单位的行政行为的性质。2006年12月,欧阳康组织了该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发表长篇重要讲话,论述社会信息科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思路[9]。他指出"社会认识就是对社会信息的采集、识别、处理和传播的过程,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揭示社会信息的复杂性并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置社会信息。社会认识论与社会信息学研究的具体对象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目标是一致的,二者研究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的研究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2007年6月,他主持召开了中国首届社会信息科学研讨会。2007年7月,欧阳康教授主持审查了26个关于社会信息科学的科研课题,他作为"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国家创新基地主任,批准了其中的14个课题立项。2008年3月,他批准组织跨学科、跨单位的研究团队,对国外社会信息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展开调查研究;7月,在全国社会信息科学培训班上老师们汇报了俄罗斯、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情况;10月,他派员赴俄罗斯参加关于"人文信息学"的全俄学术大会,通报中国学者的研究进展,邀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K.K.科林教授等权威学者来华参加"首届国际社会信息与系统科学研讨会",推动中国社会信息科学研究走向世界。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4

摘要:本文以学术研究的层次理论为基础,对教育信息化以及教育信息化环境下教育学科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创新性的阐述,期望为我国的教育信息化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课程改革;教育科学;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1教育信息化的思辨

教育信息化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辨:一是教育自身发展的信息化;二是人们认识教育的方法论的信息化。前者是直接的、具体的教育信息化表现;后者是间接的、抽象的教育信息化表现,两者相辅相成。后者实质上是一种思维定式,往往不易被人们察觉,但却是反映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根本性标志。

若从教育自身发展来思辨教育信息化,很显然教育信息化是必然的。幻灯、声像、计算机网络等物质基础的发展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又进一步促进着教学方式、教育模式、教育理念的信息化发展。例如,多媒体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远程教学的诞生并逐步普及等等。

若从人们认识教育的方法论来思辨教育信息化,可以以人们认识教育的四大历史阶段为基础进行阐述。这四大历史阶段即

(1) 萌芽期:17世纪以前,以不成文的个体实践感受为主导的教育认识时期。

(2) 发展期:17~19世纪,以哲学思辨观为主导的教育认识时期。

(3) 形成体系结构期:19世纪~20世纪后期,以“科学―实证”为主导的教育认识时期。其中教育控制信息系统理论正逐步发展成为与传统教育理论同等重要的教育基本理论。

(4) 多元化时期:20世纪后期至今。人们认识教育的方法论正发展为教育控制信息系统理论为主导、传统教育理论为补充的多元化形态。

上述四个阶段与联合国提出的如图1(a)所示的学术探究的一般层次是互相联系的。若将教育作为学术的一个子系统,结合教育的主体(人)与客体(人)的情意因素,将可推导出如图1(b)所示的教育探究的一般层次。

(a) 学术探究的一般层次

(b) 教育探究的一般层次及其各层次的具体内容

图1学术探究和教育探究的一般层次

根据图1(b)可知,教育探究若以教育科学与技术为主要层次(又以教育控制信息系统理论为主导),既有利于向教育工程实践迁移,强调教育的以脑认知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注重人的科学精神培养,又有利于向教育情意、教育哲学思辨迁移,关注教育的人文社会观,注重人的品德培养。此外,还可非常自然地衍生出当前教育的许多理论基础,例如,从教育的对象――人是物性与人性的统一,可衍生出教育必须强调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从教育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可衍生出教育必须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统一等等。还必须提及的是,对于人文、艺术类等课程,教学内容可能以非科学类内容为主,但其教学探究是应该以科学与技术为主要层次的。

实践方面,国内一些大学(如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也已成立了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而且一般是由原来的教育系、教育技术系等合并而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科学技术化(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化)的发展方向。

2教育信息化发展下的教育学科课程改革

教育信息化改革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中教育自身学科课程的信息化改革是首当其冲的。教育一级学科中课程与教学论(各学科)二级学科的课程又是涉及所有学科的未来教师――师范类学生的课程,所以在此又以课程与教学论(各学科)课程的信息化改革作为案例进行阐述。

当前高等师范院校课程与教学论(各学科)课程设置基本如图2(a)所示。根据教育部课程改革及立体化教材改革的精神,我们提出了如图2(b)所示的改革后的课程设置(在此称之为教育科学与技术(各学科)立体化课程系统),并进行了初期实践。说明:图中所示的课程综合考虑了专业课程、教育教学类公共课程、通识课程等。

(a) 当前高师院校课程与教学论(各学科)课程基本设置

(b) 改革后的高师院校教育科学与技术(各学科)立体化课程系统

图2课程与教学论(各学科)课程设置及其改革后的教育科学与技术(各学科)立体化课程系统

改革前与改革后的课程比较如下。

(1) 改革后的课程体系将增强科学技术特性,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特性

图2(a)所示的改革前的课程与教学论(各学科)课程的教学原理、教学理论整体上是300年前的哲学学科的继承,主要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来诠释教育教学。随着认知科学、脑科学、控制信息系统科学、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应用,教育教学原理的科学技术化发展(又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主导)日益突出。教育探究若以教育科学与技术为主要层次,既有利于向教育工程实践迁移,强调教育的以脑认知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注重人的科学精神培养;又有利于向哲学思辨迁移,关注教育教学的人文社会观,注重人的品德培养。所以,改革后的教育教学与技术(各学科)立体化课程理念是改革前课程与教学论(各学科)课程理念的扬弃和发展。

(2) 改革后的课程体系更体现了课程立体化和学科整合

图2(b)所示的改革后的教育科学与技术(各学科)立体化课程基本沿用了图2(a)所示的改革前的课程与教学论(各学科)课程的基本框架。可以发现,其实无论对于改革前或改革后的课程体系,教育科学与技术(各学科)二级学科名称的内涵与外延都比课程与教学论(各学科)二级学科名称更合理,改革后的课程则更体现先进性、立体化、整合性,以提高师范生专业化水平,主要表现在:

整个立体化课程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为指导,以教育实践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有机统一的思想为主导。

整个立体化课程名称、门类和次序以教育系统工程的设计、开发、实施、管理和评价为主线,并大大增强了教育信息技术类的课程,以体现理论与实践统一,重在应用的思路。

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如图2(b)所示的课程与教学论(各学科)与网络远程教学资源设计开发(各学科)是相辅相成的,网络远程教学资源设计开发(各学科)相当于课程与教学论(各学科)的计算机网络实现;图2(b)所示的“网络远程教学资源设计开发(化学)”是化学教学与网络媒体技术的整合;“课程与教学论(化学)”是化学教学与教学数字化设计的整合。

教学管理评价与信息技术的整合。如图2(b)所示的“教育管理与评价技术”是教育管理、评价与信息系统的整合。

教育研究的创新思想、原理、方法等已贯穿整个立体化课程系统,所以图2(b)所示的改革后的课程中不再专门设立“教育研究方法”课程,这和其他学科的课程设置不谋而合。

思想品德的培养以通识课程“思想品德”为主导,而又整合到图2(b)所示的各课程中,从而得到深化。

改革后的课程及其教材系统符合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统一、公共课程与专业课程统一、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统一、学科课程与经验课程统一、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整体一贯螺旋式交替上升等立体化课程观。

此外,根据上述理念,图2(b)所示的“教育科学与技术原理基础”课程将成为各教育探究层次的综述导论性课程,将以认知心理科学、控制信息系统理论的教育应用为主线,对传统教育学与教育心理学进行整合,传统教育学中教育政策法规类的内容则独立为“教育政策法规概论”课程而加强教育时政意识培养,传统教育心理学中教育情感类的内容则独立为“教育情感心理学”课程,这样在发展教育科学技术观的同时,又不失教育情感的培养,符合教育的物性与人性统一、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的原理。

(3) 改革后的课程体系中教育技术类课程突出了网络远程化发展

因为网络远程教学对传统教学基本兼容,所以改革后的教育科学与技术(各学科)立体化课程系统中教育技术类的课程内容体系全部网络远程化发展(如图2(b)所示的“网络远程教学技术基础”课程、“网络远程教学资源设计开发(化学)”等课程替代了图2(a)所示的改革前的“多媒体教学(化学)”等课程),符合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顺应了教育资源网络远程化发展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1] 吴式颖,李明德,单中惠. 外国教育史教程[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2] 赵德成. 新课程实施中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评价[J]. 课程•教材•教法,2003,(9).

[3] 方彦,朱汝葵,黄景碧. 高师化学教育专业信息技术类课程设置与实施的调查分析[D]. 2006.

[4] 齐梅. 教育学原理学科科学化问题研究[D]. 2006.

[5] 黄景碧,朱汝葵. 网络远程教学资源设计开发(化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6] 黄景碧,朱汝葵,黄小兰. 试论网络远程教学对传统教学的兼容[J]. 教育与职业,2006,(20).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

学科体系传统经济新型经济

[分类号]F062.5

1 信息经济学提出的背景

信息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末发端于美国,其启蒙思想最早出自凡勃伦的《资本的性质》(1919年)。195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J.马尔萨克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提出信息经济学特有的信息范畴问题,使用了信息经济学这一概念,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诞生。而其作为正式的学科概念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丁・斯蒂格勒(c.Stigler)1961年在美国《政治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信息经济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乔治・丁・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的成本、价值、信息对价格和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第一次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要素和经济运行的机制结合加以研究。信息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B0年代中期,在经济学、信息科学、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和介入之下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对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及其所属研究领域的认识尚未实现统一。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我国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和信息活动;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经济与经济活动;前者侧重于微观,偏重理论研究;而后者侧重于宏观,偏重应用实践。从研究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获得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更有多位信息经济学家5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经济的发展、信息资源战略地位的凸显、信息产业主导地位的形成、信息市场作用的加强,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形成和发展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以指导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桂学文、娄策群编写的《信息经济学》(以下称为“桂著”)于2006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该书是桂著作者经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科研积累,并借鉴和吸收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编著而成的,下文将对其特色进行详细阐述。

2 桂著的亮点与特色

2.1

有机融合了两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内容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一个开放的动态体系。面对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息经济正经受着各种波动与考验,作为研究信息经济的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学科范畴与学科体系,新现象、新问题随时出现,需要相应的理论归纳与理论指导。有学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必须赋予信息经济学新的含义,不能仅局限在源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进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研究,也不能把信息产业或知识产业的分析排除在外,只有把众多信息经济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将互有联系但又有差别的内容加以融合,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才能最终推动信息经学的发展。

桂著在前言中提出:信息经济学是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有机地融入到这一研究体系中来。

该著作的内容安排正如上述所言,对信息不对称角度的信息经济学研究与信息科学角度的信息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有三章,介绍与信息经济分析有密切关联的一些经济学基本知识,包括信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体系、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信息经济学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不完全信息与非对称理论等。第二部分四到八章,主要讲信息经济活动。按照从小到大的信息经济活动的递进序列,分别阐述信息资源、信息产品、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等内容。第三部分第九章讲解信息经济活动的效果反映与评价,内容为国民经济信息化。

2.2对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提出新的见解

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较短,学科体系尚未定型,桂著在借鉴他人观点的基础上重新构架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认为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层次结构。就其门类而言,信息经济学由普通信息经济学和专门信息经济学两大门类构成,每一门类又是由不同层次的分支学科组成的知识群体。普通信息经济学将信息经济领域中带有普遍性和共性的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信息经济和信息经济活动领域中的一般原理与共同规律。专门信息经济学是将普通信息经济学,尤其是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成果应用于专门的信息领域,对某些专门的信息经济活动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分支学科。这种体系分类方式比较新颖,国内尚未有同类提法,体现了桂著作者的创造性与丰厚的理论知识积淀。与其他学者提出的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相比,如按研究性质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划分为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按研究层次或范围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划分为广义信息经济学和狭义信息经济学等,更具有直观性。这种体系分类方法对信息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2.3专门阐述了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影响

桂著从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影响、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便于读者对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辩证关系有更清晰的了解。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传统企业的影响,改变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手段(由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竞争)、企业工作方式、企业生产方式和管理手段,其次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推动第一产业不断升级、第二产业不断升值、第三产业不断增长。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对生产力要素理论、边际效益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厂商理论、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和通货膨胀与事业理论的影响。在信息经济时代,传统经济应该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传统企业该如何应对信息经济时代产生的种种问题?桂著对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影响的阐述为企业家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2.4辨析信息经济与其他新型经济的辨证关系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许多新概念,如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比特经济(bit ooono一my)、知识经济(knowledge―b8sed economy)、智能经济(intelligenoe―based economy)、后工业经济(post indus-trial eoonomy)、新经济(new eoonomy)等。人们对这些

概念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这些概念的定义并不清晰,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似之处,容易引起混淆。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比特经济、知识经济、智能经济、后工业经济、新经济都是对信息社会经济的不同称谓。”桂著在第一章中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economy 0f net_work、network economy或intemet economy)的关系进行了详尽探讨,便于读者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有更好的认识。

桂著认为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从关键资源来看,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都是以信息、知识为主要经济资源;②从内容范围来看,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组成部分;③从发展趋势来看,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关键资源、产业结构、核心能力和组织方面:信息经济强调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资源,以信息产业为主导,而知识经济强调知识资源与智力资源,以科技产业为主导;在核心能力方面,信息经济强调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力,而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管理方面信息化管理是信息经济时代主要的管理内容和管理手段,知识经济则是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内容。

对于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的关系,桂著认为两者同样既存在联系也存在区别。联系主要表现在两者都是信息革命的产物,有着共同的目标,并且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别在于两者产生的时间和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2.5对信息产业经济学进行阐述

桂著中虽没有明确提出信息产业经济学(informa-tion industry eeonomics)研究内容,但根据靳娟娟在《信息产业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及方法论研究》一文中对信息产业经济学定义的描述:信息产业经济学是一门以信息产业为研究对象、以信息产业结构为研究核心、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宏观及微观)为经济学基础。系统研究信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结构构成、分布与成长、关联与组织、控制与优化的一门独立的信息经济学的应用学科。桂著在第八章用大量文字对信息产业的概念、特点、地位、经营与管理及信息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可以认为这部分内容是对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介绍。

2.6注重基础理论,强调实际,采用案例教学

桂著绕开枯燥的理论和复杂的模型,结合国内外信息经济发展的实例,大量运用事实、数字、生活化语言,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把零散的材料系统化,给读者以阅读的享受。如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阐述和对信息经济学原理的论述,具有综合性、实用性、先进性。另外,在信息产业发展的集团化、规模化及国民经济信息化等问题上,一直联系我国社会现状,用实践印证理论,把经济学、情报学的理论与方法和经济学界、信息学界的思维意识、具体行为相联系,并重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与实际经验,这些论述对我国信息产业商品化的开拓发展,尤其是对其生产经营及产业运营具有指导意义。

3 桂著不足

桂著除有以上特色与亮点之外,也存在着不足,主要有两点:①在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研究中未提及博弈论的理论。博弈论作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与信息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得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变得日益凸显,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信息的研究,特别是重视信息不对称对个人选择及制度安排的影响,而这种关注与重视则直接导致了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这部分内容没有被桂著所囊括,是其不足之一。②缺少对信息经济学新兴起的研究领域的介绍,如电子商务经济学、信息系统经济学、信息机构经济学、信息资源经济学等。

4 总结

总体来看,该著作观点新颖,见解独特,内容通俗易懂。在实践上,对我国信息经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在理论上,桂著中的一些独特见解,将对信息经济学学科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助于信息经济学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靖继鹏.信息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

[2]肖勇.对信息经济学的不同解读.图书情报工作,2008,52(4):134―137

[3]肖勇.中国信息经济学二十年研究综述.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3):66―69

[4]桂学文,娄策群.信息经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5]赖茂生,王芳.信息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

[6]骆正山.信息经济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序

[7]朱雪刚,李春梅.情报学视域下中国化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维度.情报杂志,2008(5):10―12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 选题方向 研究趋势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选题方向分析

近年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发展非常迅速,其中,硕士研究生已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的重要力量之一。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基础课和管理类必修课学习后,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志愿可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物流工程等领域选择研究方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学习。

本文依据《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该数据库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高质量、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至2010年11月1日,累积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文献87.5万多篇,文献的来源是全国530多家硕士生培养单位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本文统计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2000年——2010年论文选题的主要方向,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输入榆索控制条件。“发表时间”输人从2000年1月1日一2010年10月l8r:t,“学位单位”输人模糊,“优秀论文级别”输入不限,“作者”及“作者单位”输入模糊。第二步,输入内容榆索条件。“主题词”输入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方向,如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等,点击“检索文献”。第三步:按文献分组排序方式选择文献。文献分组点击“学科专业”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即可。其统计结果如图1:

从图可以看出,物流、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是2000年~2010年管理科学与T程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的研究方向,说明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受到信息技术、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出现这种格局的原因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深远影响和国家的信息化战略已得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界的重视,并日.在企业信息化、决策支持系统和政府信息化等方面已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

目前,在物流管碑研究方向中,循环经济与绿色物流的发展、以信息技术构建传统物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系、物流系统优化的工具化与工程化、物流金融的合作与创新是研究热点。在项目管理研究方向中,供应商和项目外包管理项目成为焦点,高级管理层更加接受项目管理和项目群管理的价值,在金融危机之后要追求项目的项目组合管理得到重视。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向中,心理契约与员丁绩效、组织公平感与组织绩效是研究热点。

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趋势分析

根据以上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选题向的分析,可以看出:

1、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

由于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管理变革,管理科学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电子商务、管理信息系统、物流管理等方向。信息技术是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手段获取、传递、存储、处理、显示信息和分配信息的技术。信息技术的研究包括科学、技术、工程以及管理等学科以及这些学科在信息的管理、传递和处理中的应用,相关的软件和设备及其相互作用等方向。当今世界,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信息技术和知识资奉的发展,不仅丰富了管理科学的研究内容,也给管理科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2、管理科学与一f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生产与流通的变革而产生了如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服务管理等研究领域与-向。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学者在营销与运作的整体优化、多渠道供应链管理、综合物流等方向已做出了重要的研究和应用成果,并且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的热点。

3、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向知识经济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作为一种新的资源的观念已经逐渐为人们认识和接受,知识管理成为最为关注的话题。当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企业必须不断获得新知识,并利用知识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价值。知识管理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的途径。知识管理包括几个方面工作:建立知识库;促进员工的知识交流;建立尊重知识的内部环境;把知识作为资产来管理等。在未来几年知识管理的研究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知识本身的特征;知识管理效益的定量分析;新知识产生知识在企业间的传播机制;个体知识与组织知识的相互作用关系。

4、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越来越侧重系统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探索管理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复杂系统管理理论基础包括: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线性到非线性非线性理论,其中的非线性理论涉及到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混沌动力学以及分形理论;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时间的可逆性到不可逆性;从简单性到复杂性;从复杂系统到复杂网络;从硬系统到软系统方法,这里主要指的是钱学森的综合集成方法;从单元系统到系统集成。例如,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从组织内部的各组元间以及组织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中寻找组织发展和进化的动因和规律,以使组织能适应社会、经济及技术的迅速发展。

5、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向低碳管理方面发展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7

【摘  要  题】图书情报工作论坛

【英文摘要】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n……

信息素质教育是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它的出现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作为一门在信息科学与教育学交叉点建立起来的信息素质教育学,是一门以信息检索技能为研究对象,探讨信息检索技能的生成、本质、功能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经过国内外学者近30多年的初步探索,信息素质教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随着信息素质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构建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素质教育学理论体系,已成为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课题。本文试图以当代信息素质教育学的研究主题的反思为基础,探讨此研究领域的基本架构。

1  信息素质教育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1信息素质(Information  literacy)的内涵

近年来国外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信息素质”教育(Information  Literacy)。因特网上有500多个专门的网站,1200万条网络信息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在技术变革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中,不管是学术研究,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个体都面临着丰富繁杂的信息选择,都必须了解信息需求,知道如何及何时借助各种工具进行信息检索、评价和有效利用,对这种技能的见解逐步形成了信息素质的观念。由于信息素质对个体事业和生活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信息社会中的重要生存技能之一。

信息素质的概念首先是从图书馆检索技能发展和演变过来的,最早是1974年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尔斯基(Paul  Zurkowski)提出的,当时将信息素质解释为“解决问题时利用信息的技术和技能”。1989年,美国全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对信息素质作了定义:“个体认识信息需求,检索,评价和有效利用信息的综合能力”[1]。1998年,美国全国图书馆协会和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制定了信息素质的九大标准,分信息素质、独立学习和社会责任三方面的表述,丰富了信息素质的内涵。2000年,美国全国图书馆协会的学院与研究图书馆协会颁布了适用于高等教育的信息素质标准和性能指标。

在我国,信息素质通常被定义为:从各种信息源检索、评价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是信息社会劳动者必须掌握的终身技能。信息素质的内涵包括:认识到准确和完整的信息是明智决策的基础;认识到信息需求及问题所在;制订信息检索策略;掌握信息检索技术;能评价信息;根据实际用途组织信息;将新信息融会到现有知识结构中,在批判性思考、解决问题和交流的过程中使用信息。

早在1985年美国教育家就认为,面向21世纪的学生,除了要接受传统的阅读、写作和数学教育外,还需要具有信息交流、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的最基本的目标是让每个学生学会如何识别所需的信息,如何寻找、组织、并能以明晰和有说服力的方式加以描述。1992年美国“信息素质全国论坛”将45项评价标准列为全国教育总目标的评价内容。

长期以来,信息素质教育仅局限于将专门从事信息服务的学生中间,主要教学内容是传授图书馆学、情报学知识,因为这一学科所要研究的正是如何搜集、整理和提供信息。但根据信息社会对各行各业的人才需求来看,了解和掌握信息组织、检索和分析加工等一些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知识和方法对于加强自身的信息素质是非常有用的,是信息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外不少图书馆学校开始开设这类远程教育课程,网络上也有各种类型的用户培训服务。知识经济时代,文献信息的传播方式、渠道等都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信息检索课程体系的研究和教育都提出了新要求。信息素质是大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培养学生的信息素质也是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

1.2  国外信息素质教育研究现状述评

美国 1988年,学校图书馆员协会出版了《信息就是力量》指南,提出学校媒体中心应提供各种形式的信息获取途径,培养学生利用信息的兴趣和能力,与其它教育者一起制定适应学生的学习策略。1987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了信息素质教育委员会,目的是明确信息素质在学生学习、终身教育和成为一个良好公民的过程中的作用,设计在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环境下的信息素质教育模型,决定继续教育和教育培养的发展方向。委员会由教育界和图书馆界主要负责人组成。1989年1月,委员会出版了关于信息素质问题的报告(ALA  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报告论述了信息素质教育对个人、企业、国家的重要性,分析了信息素质教育的机遇,说明了信息时代学校的主要任务,并提出了若干建议。1990年,“国家信息素质教育论坛”(The  National  Forum  on  Information  Literacy)成立,目前已发展到超过65个国家组织委员会代表企业、政府、教育等不同部门。1990年,美国大学与中学教育中部协会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制定了“信息素质教育结果评估大纲”,1996年又确定了“信息素质教育在普通教育计划中的框架”。1994年至1995年,美国对全国3236所大学的信息素质教育情况进行了调查。美国高等教育协会(AAHF)成立了“信息素质教育行动委员会”,定期开展活动。1998年美国学校图书馆协会(AASL)和教育通信和技术协会(AECT)出版了《学生学习的信息素质标准》,对中小学学生的信息素质能力标准进行明确的规定。2000年1月,美国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通过了《高等教育中信息素质能力标准》,包括5项标准和22项操作说明,作为教师或图书馆员评估学生信息素质能力的一个指南。

英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教育改革。199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998教育改革法案》。该法案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从1989年起全国所有中小学实行统一课程,法案规定开设两类课程: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信息技术和信息检索”课为中小学的公共基础课。

日本 1984年,中曾根首相成立临时教育审议会,三年中提交了四次咨询报告。第一次咨询报告提出了八项基本报导思想,明确指出:“适应信息化社会”,可见日本在80年代即重视“信息化意识”的培养,加强信息技术与信息检索课的教学。

1.3国内信息素质教育现状述评

我国高等学校的信息素质教育源于1984年教育部下达的[84]教高—字004号文件《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4]。该文件规定在全国有条件的高校广泛开展文献检索与利用课教育,旨在提高大学生的情报意识和文献检索技能。1992年,国家教委印发《文献检索课教学基本要求》,标志着我国高校的文献检索与利用课教学开始朝着规范化方向迈进。199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科技文献检索教学大纲》(国家教委1994年12月编发)和《社科文献检索教学大纲》(国家教委1995年编发),该大纲的编发,对于规范教学内容、指导教学工作、保证教学质量、搞好课程建设、进行教学质量评估等有了重要依据。200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在黑龙江大学召开。首次将文检课教学学术研讨会改名为“信息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表明文献检索课教学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发生了质的变化,图书馆用户教育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最近几年,教育部大力提倡包括信息素质教育在内的素质教育,高教司已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中立了一个“网络条件下的文献信息用户教育研究”项目,委托清华大学图书馆刘桂林馆长主持研究。

2.构建我国信息素质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原则

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它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理论体系。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一门学科建立的标志,学科理论体系是否完善,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关于理论体系在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性,黑格尔在谈到哲学的理论体系对哲学的重要性时的看法很具有代表性。他曾提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说或个人的主观确信而已。[3]”鉴于理论体系在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构建学科理论体系一直是学科建设的重心所在。

为此,著名科学史学家G.霍尔顿提出:“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那些混乱和不断变化的现象中探索出一个有秩序和有意义的协调一致的结构,并以这种方式解释和超越直接的经验。”[4]对于信息素质教育学学科而言,这些道理同样是适用的。

万物皆系统。信息素质教育学科及其理论也不例外。我们在构建信息素质教育学理论体系时,除了应用唯物辩证法外,还应以系统论所提示的一系列科学方法、原则作为指导。

2.1整体性原则

人们对事物的属性认识要进入到“组织性”、“相关性”、“有机性”的认识,从对事物的单向研究,从而开拓对事物整体性研究到非线性研究,从而开拓对事物整体性研究的新领域。我们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文献检索和情报学,而应开阔视野,将宏观信息与传统的文献检索统一起来,透过各个子系统,要素之间的组织性、相关性、有机性,从总体上构建信息素质教育学科理论体系。

2.2有序性和动态原则

有序性原则认为,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有一定规则,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认识一个系统就是要认识相关性中产生的“有序性”或规则性。这一原则表明,系统内部的“序”必须在与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动态交流中,才能保持和发展起来。人们从系统内在的有序过程和系统与环境的交换过程来分析系统,认识就进入到系统整体性的本质中。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信息素质教育学理论体系时,要充分考虑理论体系内部各个理论要素之间的相关性,使之保持有序性;同时,要从动态上研究信息素质教育学理论与信息环境之间的关系。以社会信息环境作为研究的起点,可深入到信息素质教育系统整体性的本质中。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8

本文认为,超循环理论是系统科学从有机整体论走向生成整体论的开始,超循环,分形与混沌揭示的是世界生成演化的规律。生成规律本质上是信息规律,生成的“单元”是信息载体,生成过程是两种相反相成力量或趋势相互作用,并形成反馈和多层次回环,层层涌现的过程。本文提出以“复元论”或“归源论”超越“还原论”,认为超循环理论揭示了超稳定系统生成的内在机制,生成的逻辑除了形式逻辑,还需借助辨证与类比推理。本文认为更重要的是,超循环理论第一次将价值引入了科学,证明选择价值是生成进化得以实现的必然性依据,第一次展示了内涵价值的世界图景,为人类建构基于信息的生成论科学开辟了方向。沿此方向发展的科学不仅需要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数学,而且需要新的方法论和形而上学基础。在科学的这一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当可提供重要的启示与资源。

关键词:自选择 自组织 生成 信息 载体 “复元论” 价值

贝塔朗菲创立系统论的初衷本是要开创一种机体论的新科学,但由于仍然不能超越构成论 —— 即整体由部分构成的预设,其后的发展几乎仍然向着制造“更复杂的机器”前进,以致许多人认为系统科学并非科学革命,因为它并未逃脱机械的逻辑和“还原论”的“如来佛”掌心。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系统科学后又一轮重大突破是从超循环理论开始的,超循环直接探究生命发生的奥秘,终于冲破了机械论的遮蔽,揭示了生成的逻辑及由之生长起来的整体的规律。由此,它不仅推动了系统科学从有机整体论走向生成整体论,而且展示出内涵价值的自然界生成演化的世界图景,为人类建构基于信息、内涵价值的新科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自选择与自组织——整体生成的内在机制

艾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超循环理论,与达尔文进化论不同,超循环研究的不是宏观个体的物种进化规律,而是分子水平上微观整体——“拟种”*的进化规律。根据超循环理论,作为“拟种”的一个自复制单元(即一个催化剂)不仅能催化生成一个类似的循环,这些循环还会耦合成一个更大的循环,这更大的循环又能进一步成为新的更大循环的单元而催生出更高层次的循环。超循环即指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催化循环系统。如此类推,理论上可生成无穷层次自相嵌套的循环生长系统。

根据超循环机制,从无生命到生命的进化实质上是一种生成的过程,即生命发生及其完成的过程。这是系统在远离平衡条件下,从不稳定到重建新的整体稳定的过程。与构成性整体不同,生成不是从实体到实体,从部分到整体的既成“原子”之组合,而是信息不断选择和组织质料(信息载体),而质料不断生灭的过程,由此生成的整体在原则上不仅不可逆转,也是不可还原的(或不具有经典意义上的可还原性)。为明确整体生成与构成的差别,笔者将超循环机制或过程概括为自选择、自组织与自稳定三个主要阶段:

1、自选择:即具有进化优势的突变体作为偶然涨落而出现,并通过自复制实现自我选择。这种自复制机制相当于“正反馈”放大作用。通过自复制,信息选择质料,功能相似的突变体越“生”越多,它们逐渐聚集起来,使进化信息得以积累。

这里,突变体的出现及其自复制作为总体现象乃发生于远离平衡的不稳定状态下,或者说,突变体的发生和生长本身就是一种远离平衡态下打破系统原有稳定的行为。

2、自组织:经选择生成的突变体通过自组织进行功能整合。选择出来的众多突变体经相互竞争、相互协同,功能慢慢耦合起来,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负反馈机制,最终生成总体稳定的封闭环。显然,若干自复制单元组成的总体的功能整合,必然要求在所有成员中建立催化联系,这样,突变体通过自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作为更大循环功能整合的单元进入更高层次的进化过程。

3、自稳定:在高度关联的组织中,由突变体组织成的循环逐步地自我稳定。突变体能够在新的稳定序中复制、保存、转换、传送进化信息,经过因果的多重反馈循环、自我选择和组织,在新的稳定序中,系统的整体功能不断完善,信息不断积累,并层层转换传送,形成具有“长程相干”的多层回环,最终使系统整体得以稳定生长,实现向高度有序的宏观组织进化。

艾根指出:催化超循环的作用,不仅是选择,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整合功能,由此它才能推动系统迅速越过不稳定点,建立新的整体稳定,它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①为保存信息而竞争。②允许不同单元竞争协同,自己组织起来。③建立某种稳定的共存。

我们看到:正是在超循环这样的生成系统中,携带进化信息的突变体不断被创生并自己组织起来,并通过竞争和筛选联结在一起,从而使每一个体的优势都能够被所有成员加以利用,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协同进化。艾根指出:这就是一切系统能在没有“外部选择者”的情况下,自己有选择地组织自己,完成进化的奥秘。

笔者认为,生成整体的不可还原性正是由以上超循环的生成机制所决定的,或者说,是超循环过程的必然结果。与构成性整体不同,超循环起源于某种达尔文拟种的突变体分布中,它是从自复制单元出发的,这种自复制单元不是还原论意义上的“原子”、“分子”,它从一开始就是整体,不是部分,更重要的,它是信息载体,具有某种排列序,而非单纯物质。信息(而非形式)赋予质料方为载体,载体离开信息即成死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超循环机制的关键是自选择和自组织。这种自选择和自组织乃是信息对质料的选择和组织。载体所携带的信息将指导生成发育的全过程。这里,信息是主动的,质料是被动的。信息规定了选择和组织的基本法则和标准,根据这一法则,质料与能量不断被选择、组织和协调。由此,超循环生成的过程必然是一远离平衡的过程,即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只有信息相对稳定,而作为信息载体的质料则是不断生灭的。

正如艾根所说:信息是生物学的典型性质,信息的物质载体(核酸分子),同别的化学物质一样不稳定。…… 但蕴含在核酸分子中的遗传信息却是稳定的,经过自我复制而生生不息,大约3、5到4万亿年前,即核酸开始贮存和传递信息,连续地改变信息,并以修改过的形式转录信息的时候,贮存在我们基因中的信息原理上就被产生。在这些过程期间,材料载体仅有有限的生命,只有非材质的信息幸存。[1]

因此,笔者认为:生成规律本质上是信息规律,是信息选择、组织物质和能量的规律。生成的过程是从整体到整体,而不是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生成是信息的创生、保存、传送、翻译和转换,而不是物质的运动,也不仅是能量的传递与转换,或者说后者只是表面现象。

二、 “复源论”—— 关于生成的方法论原则

根据超循环机制,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出:

1、超循环生成的系统原则上是不可还原的。因为一个通过超循环机制生成的整体,不仅相同层次各单元间具有功能耦合的非线性反馈关系,而且不同层次间亦存在不可割断的功能偶联和信息回环关系。这里,被生成者反过来生成自己的生成者,回环即指不同层次间对自我进行组织、生产的反馈整体。显然,与构成系统不同,生成整体在小尺度与大尺度之间存在“长程相干”的“强相互作用。” 由于生成过程中贯彻始终及一切层次的信息规律之一致性和时间绵延性,决定了生成的整体不仅不可逆转,也是不可还原的。此外,根据超循环生长机制,可以推出一切生成系统必然具有蝴蝶效应。因为微观尺度上的微小变化——如基因变异必然会被放大为宏观的整体突变。

2、超循环生成的系统必然是超稳定系统。由于通过自复制自组织生成的每一部分(如突变体)都携带着某种整体信息。因此,一旦系统的物质结构被破坏,乃至毁灭的情况下,只要信息尚存,其每一部分或“单元”皆有可能成为“种子”或“生成元”,被破坏的系统便可能通过超循环机制再次生长起来,重新修复系统。但注意:可修复决不意味着原系统可逆或可还原。这里,修复是再生,是信息对质料的重新选择和组织,修复的系统乃由新的载体实现,它虽与原系统结构相同,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质料。

笔者认为,超循环理论揭示了超稳定现象的内在机制或原因。可以推测,经由超循环机制生成的系统,只有在信息本身被破坏,或其生长信息不能再适应环境变化时,才面临真正的灭绝或淘汰。同时,也只有在信息“进化”时,系统才可能有真正的进化。总之,在宇宙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经常性再生的无序则是对组织有序不断进行再生建构的必要部分。”“一切存在。一切生命,它们都靠不平衡和不稳定得以长存。”[2] 而系统进化的差别在于这种不平衡、不稳定表现的方式,因为系统突变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

3、超循环是一种层层涌现的整体性生长过程。如果说,涌现是(emerge)是一个“无中生有”产生新秩序的过程,或“可变结构的受限生成过程”那么,涌现本身就是一种生成现象。注意到哈肯曾将序参量称为“信息子”,并指出序参量的功能乃是作为宏观信息的信源,向子系统发出如何组织和行动的命令。[3] 那么,一旦组织成整体的循环作为“单元”在宏观层次上出现,它就相当于一个序参量。“涌现”使生成过程充满不稳定的突变点,这是超循环论与“自然界无飞跃”的达尔文渐变进化论之又一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超循环理论不仅揭示了从无生命到生命的机制,揭示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前提,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系统整体或群体生成演化的普遍规律,为我们研究自然界生成进化及一切生成性组织现象奠定了新的科学基础。它本身蕴含着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原则。笔者以下试提出以生成论为基础的“复元论” 或“归源论”,以图超越以构成论为基础的还原论:

首先,探索世界生成演化的科学方法应建立在信息及生成论的基础上,肯定生成整体原则上的不可还原性。尽管它也需从某种“单元”出发,但它所需观察和研究的是如何从这种“单元”生长为新的整体之过程,而非将整体静态分解为基本物质实体。因此,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研究,而不是静态的结构研究。

其次,作为新的科学方法之基础或逻辑起点的“单元”是整体,不是部分;它本身亦是生成进化的产物或过程。“种子”或“生成元”是信息载体,而非“死物”原子,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1、是以信息为基础还是以质料为基础,前者具有复杂性,因为它携带或蕴藏着整体生成信息, 2、是生成整体的信息源,还是构成整体的“本原”。信息源是“时间最初”,而非“空间最小”,更非层次最低。3、关键是破译和掌握载体所携带的信息及其生成法则,还是分析物体的运动或物质成分。如果说整体是“质”,部分是量,那么,生成整体论的方法乃是“以质还质”,而不是“以量控质”的。

进而,如果科学必遵循某种因果律,那么,由此出发可以开出两条路:一条是遵循构成因果律,还原到最小物质实体,这是众所周知的传统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另一条则是遵循生成因果律,复归(恢复、回归)到最初生命之“信源”或“生成元”,笔者将后者称为“复元论” 或“归源论”,以区别于还原论。迄今,此二者分别引领了科学发展的两大主流,以前者为范导,科学找到的是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夸克及由之构成的世界;以后者为范导,科学发现的则是宇宙大爆炸奇点、奇怪吸引子、各种信息载体或“生成元”——基因、细胞、胚胎、种子及由之生成的世界。

笔者认为,“复元论”和还原论展示的是两种不同的世界图景,研究“生成”抑或“构成”需要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论。也可以说,两者对“分”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显然,对于一颗“种子”,我们不能同时既观察其内部结构,又观察其生成过程,为全面理解和探索世界生成演化的规律,“复元论”与还原论这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应是互斥互补的。在一定情况下,“复元论”可将还原论作为静态的特例包容在内。

三、辩证与类比——生成进化的逻辑与数学

透过超循环机制,我们进一步看到,以信息为基础的生命性活动,从一开始就涵有与物质构成及机械运动不同的逻辑。

艾根的研究表明:在进化过程中,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充当信息载体,那就是:代谢作用,自复制与阈值范围内的突变。与这些条件对应的正是载体实现或完成进化的三种必要能力:即保持系统远离平衡态——与外界交换的能力,积累和保存信息的能力以及自我否定、自我革新或超越的能力。

显然,这些条件从一开始就已将两种相反相成的因素统一在信息载体之中。为进一步研究遗传的保守性与变异的革新性的关系,艾根提出了最大信息量的阈值关系。该关系表明,复制错误是进化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错误导致进化”,但复制错误是有限定的,当突变率处于某种阈值时,进化最快,但突变率不能超过阈值。否则,只要一次错误突变,就会使进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信息丧失殆尽。这里,误差阈保证了内稳定性的需要,但它也限定了拟种进化的能力,规定了生成进化只能是“遗传变异”。

从自选择、自组织过程看,进化信息诞生于不稳定,却完成于稳定。可以说,生命起源于两种相反相成力量的相遇和作用。或者说,自选择、自组织、自稳定本身就是平衡与不平衡,稳定与不稳定,正反馈与负反馈两种相反相成的过程。生成意味着:“在起源、生存和常态上,时间之存在都以复杂的方式(即在对立中合作的方式)在自己体内包含了反组织活动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把解体的基本因素统合为组织的基本因素。”[4] 如果我们将这种相反相成的力量或因素归结为生与灭两种作用或过程,那么,一切生成系统都必然内涵生与灭两种循环。由此,笔者认为:生成进化,特别是生命的逻辑必然需要能涵容互补、互含、互根或互生关系的辩证思维。显然,在超循环理论等非线性科学观念与方法论中,蕴涵着当代辨证逻辑深化发展的重要契机。

其次,对于不可还原的生成整体,量的守恒律不再适用。但以遗传变异为基础的进化,在其不同进化阶段或不同层次间必然具有某种相似性。由此,以质的相似性为基础的“类比逻辑”亦日益引人关注。令人鼓舞的是,随后分形理论的创立为超循环的生成提供了相应的数学形式。分形通过简单的几何变换法则的重复,或方程迭代,或直接应用迭代方程,揭示了超循环生长的普遍规律,并可以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生动而形象地展示出具有非线性自催化特征的生长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生长的整体性表现在变换并非是一部分一部分完成的,而是每变换一次,所有相应部位便一起变换,也就是说,所有相关部位是同时生长的。这里,我们看到贯穿所有层次的信息或规律的一致性与自相似性,这决定了生成性整体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与构成性整体的又一明显差异。此外,如果说一个方程代表一个系统,解方程意味着对系统的静态分析,那么,迭代方程便意味着系统整体随时间的演化。注意到迭代将反馈回环表现为数学上的递归,而递归在逻辑上则意味着自生产或再生的过程,由此可以说,分形提供了关于生成的逻辑基础和数学形式,

混沌学作为生成动力学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生成的普遍规律。我们知道,混沌的关键在找到奇怪吸引子,而奇怪吸引子具有分形特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形所表示的既非物质结构,亦非运动轨迹,而恰恰是信息传输的通道——即信息从小尺度传向大尺度的通路。混沌学通过各个不同学科,以各种不同方式证明了,生命性的发生与完成实质上是信息的创生、储存、传送与转换,这种独特的信息活动方式和生成发展规律,不仅决定了系统生长的基本形态,而且决定了系统整体生成进化的基本道路。笔者以为:奇怪吸引子的涡流正是一种超循环的螺旋,它源于稳定与不稳定两种作用的相遇,它生成旋涡,又每时每刻孕育着旋涡得以再生的组织,并由此维系着整体的动态稳定,正是这种涡流的形式“不仅是发生学性质的,总体性质的,也是生成性的。”[5] 而进化的限度与超循环生成的非线性、反馈与回环特性,决定了分叉、s形,螺旋与网络才是生成性系统的基本形态。

进一步追问下去,辩证的逻辑亦可能找到合适的数学表达吗?“一阴一阳之谓道”,其中蕴含的是某种二进制推演方法。那么,从目前的二进制数学中有可能发展出更复杂的能涵容互含、互生辩证关系的数学吗?

迄今,从不同角度研究生成进化的数学尚有突变论、拓扑学、群论等,而复杂网络方面的研究更令人关注,或许,其进展可望为艾根提出的超循环化学反应网络及其数学处理方法带来新的发现。

总之,超循环所开创的研究世界生成进化的科学方向,需要新的时空观(另文详论),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描述与时空描述,它的发展正有待逻辑与数学方面的新的突破。

四、价值与“一旦——永恒”——生成进化的必然性依据

西方经典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基于主客二分,以追求客观性为主旨,将价值排除在科学的殿堂之外,而超循环理论对科学发展最重要、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它第一次将价值引入了科学。并根据选择价值,证明了生成进化是大自然的一种非决定,但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为科学建构以信息为基础、内涵价值的生成论研究纲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启示。

作为科学,超循环理论必须证明生成进化实现的可能性或普遍必然性。艾根指出:在分子进化中,信息如果不能保持到被读出,它就没有价值。而信息只有通过选择,才可能获得价值(语义)。超循环机制表明:系统自选择、自组织的过程就是信息创生、保存、传递和转换的过程,这一切都是通过信息载体来实现的,与普通物质不同,可以说,信息载体是集信息、物质、能量“三位一体”的整体。而要证明生成进化的必然性,就必须确定载体实现或完成进化信息所赋使命的能力或性质。

由此,艾根引入了选择价值,他指出:对选择有决定意义的是选择价值,为了定量刻划选择价值,艾根根据载体必备的三个条件,建立了选择进化方程,并以具有最大选择价值的函数来表征在选择约束下幸存的系统,该函数包括三个价值参数,即速率参数:包括生成速率参数——表征信息复制的速度;分解速率参数——表征信息寿命长短,以及品质参数——表征信息转移的精确性。显然,它们是对载体在有限的寿命内保存、表达并准确转移信息的能力或“素质”的度量。对于最优选择,要求价值参数尽可能大,三者的组合则决定选择价值。

根据选择价值和选择原理,艾根规定了进化的选择原则 —一简言之,即携带最大信息量的载体,具有最高选择价值。 由此,进化便意味着提高选择价值和利用更大的信息量。而自选择、自组织便都成为由价值引导的合目的性的行为,其目的就是生成本身。

选择价值的至关重要性在于:它让“上帝的骰子灌了铅”! 艾根证明了:选择价值使超循环具有一种特殊的“once—— forever” 即 “一旦——永恒”发展趋势,它使得超循环虽然根源于随机性,而且在生成过程中还会包含大量随机事件,但只要条件具备,超循环组织的出现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要自然选择有了偏好,它就可能超越统计平均值,从而保证具有选择优势的突变体只要一旦出生,就会继续生长,并最终将微观的不确定性通过不可避免的放大过程在宏观上映射出来。这样,通过超循环的进化不但在原则上不可避免,而且在现实的时间间隔内也是完全可能的。艾根指出:这种“一旦——永恒”之势乃是大自然的一种统计必然性。一种非决定,但不可避免的规律。

近代以来,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西方科学,一直将价值中立奉为最基本的原则与信念。笔者认为,超循环理论作为科学革命的最深刻之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价值引入了我们对自然的基本理解之中,科学地证明了自然界的进化乃源于有价值的选择,并将事实的生成与价值的实现统一在自然进化的同一过程之中。科学的建构基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超循环的提出为人类建构某种价值内在的科学带来了希望。至此,贝塔朗菲所提出的科学转向亦终于有了进一步明确的内涵:那就是: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从探究物质实体转向解读信息载体;从还原论转向“复元论”;从机械的逻辑转向生命的逻辑;从价值中立转向价值内在。显然,沿此方向发展的科学,与目前科学的基础是矛盾的,它需要新的自然哲学或形而上学为其开路。

值得注意的是,10年前,朱葆伟在《机体与价值》[6] 一文中已以超循环理论为案例,深入讨论了科学世界图景中的价值学蕴涵及其意义,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哲学问题,本文仅从建构未来科学的角度出发,引述如下(有删改):

1、假定价值在人和人类社会形成之前有一个自然的起源并由此与我们的生命存在形式密切相关是否合理?

2、宇宙中是否有一种“可以追溯到被理性所发现,但仍然是根源于自然的普遍的善的原则”?或是否可能概括出一条适用于整个宇宙进化的标准或价值倾向,以此作为“普遍的善”?并进而成为所有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普遍规范?

3、用机体乃至生命的隐喻取代机器的隐喻,把生命有机体看作理解世界的模型和代表水平对自然界来说是否更为本质?

4、生命活动有着与机械运动不同的逻辑,通过与超循环类似的“活动-实践的逻辑”,我们能否找到认知与价值统一之路?建构某种价值内涵的科学?

“光明来自东方,法则来自西方。”[7] 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追问,笔者蓦然回首,转向中国文化。

五、“天地之大德曰生”——探索内涵价值的科学

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与科学,恰恰是一种以价值为基础的整体论与生成论,它对我们今天与未来试图建构内涵价值的科学,将提供重要的形而上学基础与智慧启迪。

追根寻源,亚里斯多德从‘存在’(‘to be’)的探究开始,创立了“四因说”,他以形式加诸质料成为一物,外部动力推动物体运动以恢复其自然位置来理解存在及过程。实质上,这是一种机械论或构成论的制造原则,由此出发奠定了西方近代科学之方法论基础。

而牟宗三先生指出:“中国人了解‘存在’不从‘to be’(是什么)讲,中国人从‘生之谓性’的‘生’讲存在。” [8] 笔者发现,中国古代亦有关于存在的“四因说”,那就是老子道德经中所深刻揭示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五十二)[9] 这是一种生成论“四因说”。

老子以道、德、物、势为万物生成的四大原因。其中,“道生之”:道为生命之本源,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代表宇宙生命的创始,或原始动因;“德畜之”:德为生命之载体,所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德载物,可谓保存生命,使生命得以诞生之质料。一开始,“道”“德”便为生命创造之源,或者说,万物生成皆源于内涵价值的“乾”“坤”;“物形之”:物使生命有形,须注意,中国人以“气”为物质基础,生成是“气”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气一旦凝聚成物,自然有形;故形与物不分开讲。“势成之”:生命既已诞生,便必有自然而然生长之势,以实现和最终完成自身之生命,“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是谓玄德”,(五十二)这种自然而然的生长本身就是自然本体的道德目的。

根据老子之四因说,显然存在一个人类诞生以前,根源于自然的普遍之善的创造性原则,“天地之大德曰生” (系辞下,一),整个宇宙的价值倾向就是“生”,而这种本然的价值乃是今天我们与万物得以生成的根本依据。

显然,老子的生成论四因说与亚氏构成论的四因说是大异其趣的。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我们可将老子四因说中的“之”理解为信息,以此解释超循环理论,则“道”可释为信息创生,“德”可释为信息载体,“物”释为突变体,“势”恰为“一旦——永恒”。

循此新径,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中国文化与哲学中对变化及其规律的理解。

“生生之谓易”,[10] 易经中讲变易即指生成,如果说自然有选择,那么其偏好就是“好生”。“生”就是宇宙价值,“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五)继承生成之根本法则,维护万物之“生生不已”就是天地之大德。

就生成过程看,周易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上,十一)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这里,道为无,为终极因,而太极即宇宙万物生成之起点或“信源”。值得注意的是,太极一开始便是将阴阳两种相反相成力量或趋势统一为“一”的整体,太极图生动表达了阴与阳互含、互根、互生的动态关系。故“万物得一以生,”(三十九)太极既为生成万物之本源,又为万物生成之普遍规律而内在于万物之中。万物通过气,使对立的因素和谐共存:“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

就生成之最基本法则:“一阴一阳之谓道”,或“反者道之动”(四十)显然遵循辩证的逻辑,中国人讲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笔者认为,这一法则是人类最早提出的具有信息内涵的生成法则,[11] 此不详论。有趣的是,中西科学皆推崇简单性,而西方科学的简单性指逻辑或形式之简单,而中国则指“易知”“易从”,西方以简单性为美,中国却以简单性为善,所谓“易简之善配至德”。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二),中国的认识论是沿着以价值为本的实践(践履)与直观的“感应论”路线发展的。“外师造化,内得心源”,首先强调的是人内心之“德“与天地之”“德”的相通、相应,实以价值取向统摄认知取向,并大量采用了类比推演的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开不出西方近代机械论式的科学,由此可说易经“阻碍”了近代西方式科学在中国之诞生;但易经却哺育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源于价值的生成论式的科学。

机体乃至生命的隐喻与机器的隐喻,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模型,何者更合理?更本质?这一问题牵涉到中西科学的又一重大区别,进而,西方科学之隐喻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隐喻,是否有研究层次上的差异?自然之“真”是否可有不同层次?如果有,怎样认识世界才能更本质或更合理?

众所周知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以最基本、最低层次的物质和机械运动为隐喻,将机器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而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则以宇宙进化之最高产物——人为隐喻,将人的生命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它们基于两种不同的宇宙论、本体论以及认识论、方法论原则,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如果我们将所谓“真”分为不同层次,西方近代科学所讲之自然,乃人所认识之自然,故其“真”乃为感性与概念之“真”,主要依靠实验与形式逻辑。但20世纪后,其真理性已不断受到质疑。问题在于,低层次的“真“对更高层次之真”往往是“瞎”的,机械的隐喻及其模型显然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目前,以之解释生命现象已显困难,解释人类社会则更有危险,故以基本物质或机械为理解世界之模型,若试图覆盖一切,必导致生态危机和道德危机,目前已引发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危机。

而中国传统文化所讲自然,乃自然而然之“物之在其自己”,自然不仅是善的,而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此为真善美统一之本体。实乃人之最高境界或理想。中国文化与科学以人之生命为隐喻,将人体作为理解世界之模型,所谓“天地万物,犹一人之身也”(《吕氏春秋•有始》)。其形式逻辑不发达,主要依靠辩证与类比推理。值得注意的是:以人为隐喻或模型,必最全面而具有最大包容性。因为人是宇宙进化序列中最高、最全面者。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 邵雍说:“举凡动植之偏,莫若其(人)气质秉受之全也”“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13]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周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五)“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系辞上,六)笔者以为,“生成论”与“人之隐喻”才是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和持久性的根本原因。但其弊或在于,一旦由此“据高临下”蔑视、忽略甚至取代最基本之物质需求与知性框架的建构,则必因缺少基本层面的支撑,最终导致虚伪而带来文化衰落。

与以上两者不同,超循环理论是介于无生命与有生命之间的理论。应该说它是一种以原始生命为隐喻,将生命发生及生成过程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沿此方向发展的人类未来科学,有可能综合中西文化与科学之长,开辟出既内涵价值又有实证基础的科学之路吗?

总之,对以上三种不同的隐喻与模型值得作进一步的深入比较研究。

笔者以为,科学的发展亦遵循生成演化之规律,未来科学的发展必将继承当今科学发展的成果,同时吸收中国整体论、生成论的自然哲学,并将这种哲学转化为现代型的关于世界生成演化的科学。而中国文化只有在对世界文明及科学作出自己贡献的过程中,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获得现代生命,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

[1] 参见艾根 (m.eigen ): 《相跃——生命的未来基础》潘涛译 引自《走向混沌》 新学科研究第一辑

北京、上海 1995年 p123-4

[2] 莫兰(edgar. morin):《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渺 冯学俊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p227、226

[3] 参见李曙华:《从系统论到混沌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p164

[4] 同[2],p227

[5] 同[2],p186

[6] 参见朱葆伟:《机体与价值》 《自然哲学》1994年第一期 p151-179

[7]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 刘??译 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第143页

[8] 页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p2

[9] 老子引文,皆引自《老子道德经》辜正坤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 以下同

[10] 易经引文皆引自《周易》 马恒君注释 华夏出版社 2001年,以下同

[11] 参见李曙华:《非线性科学视野中的易经》 《系统辩证学学报》 2002年第4期 p16-17

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9

息高速公路”建设时,将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和问题。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经济结

构的变化,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人际交流、传播媒介的改变,社会结构的改变,信

息生态问题突出。这些新事物和问题的提出,国内外学者对信息社会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必将推动一门新学科——信息社会学的产生。文章最后论述了信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英文摘要】once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is basically built among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industrial countries during 2010—2020,

a series of new things and problems willappear,and changes will take plac

e in mode of production,economic structure, style of working and livi

ng, ways of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ecology will becomeprominent. the

se changes and further researches by scholarson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socicty will form a new area ofstudy——information sociology. the target

s of the study inthis area are also discussed.

【关 键 词】信息社会/信息社会学information society/information sociology

【 正 文 】

自本世纪40年代末申农创立信息论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高度发展和广泛应

用,由于各相关学科(如控制论、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传播学

、分子生物学、仿生学等)的发展,扩展了信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应用领域,使信息理

论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在信息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其研究对象不断拓宽,研究不断深入

,产生了许多新学科。人们常把信息理论划分为三个层次:狭义信息论、一般信息论和

广义信息论。

广义信息论,即通常所说的信息科学,并不单纯属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也不属

于思维科学。从信息科学研究的对象看,范围非常广泛,扩展到各个领域。与其它学科

不同,它不是以客观世界的某一种物质系统及其运动形态为研究对象,而是以许多不同

的物质系统及其运动形态的某一共同的方面——信息和信息交流过程为研究对象。所以

,信息科学包括所有与信息有关的领域,已形成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学科,是一个学科

群。信息科学对应于广义information science, 笔者认为可对应于information scie

nces。随着信息技术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信息科学的研究对象和涉及领域将不断

拓宽,必将产生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丰富和发展信息学科群。

近20年来,信息技术得到了高度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工作、生活的各个

领域。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信息(数据)、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相结合的信息网

络的建设及其功能的扩大与增强,正在大力推动世界各国社会信息化的进程。1993年9月

, 美国克林顿政府宣布实施“信息基础设施计划”,紧接着世界许多国家竞相仿效,“

信息高速公路”热席卷全球。

作为信息高速公路雏型的internet网近几年来获得了超高速的发展,正在广泛、 深

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可以预计, 当2010 —2020年世界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

国家基本完成“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时,它们的社会信息化程度将大大提高,整个世界

几乎都维系在信息网络上,世界将深刻地改变面貌,出现一系列新的事物和问题。笔者

认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信息技术越来越先进,并且广泛、深入地应用

于各个生产领域,经济信息化、产业信息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np的比

重进一步提高, 产业结构呈现进一步高度化的趋势。另一方面,现有的生产方式、结构

将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一批“网络工厂”(或称“虚拟工厂”)——为生产某一产品,

由许多小型的、高度专门化的工厂(生产单位)在网络上组建“工厂”,当这一产品的

市场生命周期完结时,该“工厂”就解体,从而为某一新的产品再组建新的“网络工厂

”。这种“网络工厂”极具竞争力、生命力。随着“网络工厂”的逐渐普及,一个国家

乃至世界的生产结构、经济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将逐渐一体化。

(2)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

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多媒体信息网络联结着整个社会——政府、学校、

商店、医院、银行、公共交通、家庭……,使得公务、事务处理、贸易、金融往来、购

物、医疗、教学、信息交流、科学研究、学术会议、旅游、文化娱乐、休闲等都在网络

上(或网络辅助)进行,届时将出现“网络社会”,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将产生重大

变化。

(3)人际交流、传播媒介的改变

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的高度发达,电视、电话、数据传输通道的合一,计算机

、电视、电话三合一装置的普遍应用,多媒体、交互式信息交流方式的实现,将极大地

改变现有的人际交流方式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格局与方式。人们在网络上进行交流和获取

信息,点着自己需要的电视、电影、演出节目,方便地浏览网络上的信息资源,阅读报

纸、刊物、公告、参加学术会议、论坛,充分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和文稿,进行心理

咨询和休闲活动等。这一切将破坏现存的人文环境,逐步地改变人们现有的思维方式、

交流方式、文化氛围,产生一种新的“网络文化”。

(4)社会结构的改变

“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对社会的影响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①地球空前变小,社

会的结合更加紧密。不论你处于什么地理位置,属于何种阶层,只要你与网络相连,你

便既是“信宿”又是“信源”,真正体现了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名言:“信息是社会的

粘合剂”。信息网络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获得商业、成才的机遇,接受医疗、教育的

水准,获得和利用信息的权利等这些现代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得到缓解,社会将变得较

为公平。②社会原有的块状结构和层次结构相结合的结构模式将发生重大改变,社会将

呈现一种网状结构;目前高度自由的、开放的internet网已迫切需要寻求一种“网络社

会”管理模式;整个社会维系于信息网络,使社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一切必将导致形成

新的社会结构,要求探索新的社会结构和控制、管理模式。

(5)信息生态问题突出

信息生态是指信息—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信息社

会中,如管理不当将产生信息生态失衡,即信息—人—环境之间的非平衡状态。它主要

表现在以下诸方面。①信息超载。包括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指信息量过大,阻塞通道,

甚至使网络瘫痪;二是指系统或个人所接收的信息超过其处理能力或信息未能有效应用

的状况。②信息垄断。指信息资源不合理地被独享或专用的状况。③信息污染。指信息

垃圾、冗余信息、色情信息、电脑病毒充斥网络。④信息犯罪。指利用网络进行信息骚

扰、诈骗、盗窃、破坏活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以至隐私。⑤信息侵犯。指国家之间利

用信息网络进行间谍活动,干涉他国内政,进行文化渗透。⑥信息综合症。指诸多与信

息有关的症候群。如个人信息综合症,即个人难以适应外部信息环境的症候群,包括信

息饥饿症、信息孤独症、信息恐惧症。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信息化、社会信息化的程度比较高,自本世纪70年代开始

,西方学者就开始了对“信息社会”的研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d·贝尔于1973年提出了

“后工业化社会”的概念。a. 托夫勒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阐述了社会面临

“第三次浪潮”的深刻变化。s.诺拉和a.孟克于1980年提交了法国社会信息化的报告,

讨论了信息化社会的社会模式、结构和信息化政策。1982年,j.奈斯比特进一步提出当

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世界在以“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1988年w.j.马丁发

表专著《信息社会》。我国学者自80年代末起,也开始了对信息社会理论的研究。

上述一系列新事物和问题的出现,国内外学者对信息社会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必将

推动一门相应的新学科——信息社会学的产生。信息社会学是信息学、社会学的交叉学

科,涉及系统论、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经济学、管理科学、行为科学、心理学、传

播学等学科。信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化社会的特征、过程;信息化社会的社会

结构、运行机制和控制模式;社会信息交流的模式、机制和控制;人文环境、个体行为

方式、道德规范的变异和控制;信息生态的平衡与控制;信息化社会的法制、政策研究

【参考文献】

[1] 邹志仁:《信息学概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 d.贝尔著,高锋等译:《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6

[3] 胡昌平等:《信息社会学》,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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