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翻译专业各类学位课程的设置进一步巩固了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同时也凸显出亟待解决的问题，翻译教育的理论建设必须加快步伐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要尽快转变学科理念，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搞好专业课程的设置及教材建设工作。
随着国际间交流日趋频繁，翻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愈加息息相关，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关注。继2040年部分外语院校开始设置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2006年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翻译专业，2007年又批准开设翻译专业硕士(MTI)学位课程…。也就是说，翻译作为独立学科进一步得到确认。翻译学在我国虽说起步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翻译院系将会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翻译专业本科也会在全国高校中普及。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加快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步伐，以便使新建的翻译专业在理论与应用方面不仅只有其名还要确有其实。翻译作为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与以往仅作为外语一项技能和一个方向的教学要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新增的翻译专业，硕士、本科课程如何设置，教材如何建设等，这些问题迫在眉睫，需要上升到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来认识。
我国的翻译专业教育起步较晚，要获得较快较好的发展，必须抓好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除了体系机构的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学科理论建设。就翻译教学来说，就是要从翻译教学理论出发，认真学习研究国际翻译教学的经验，分析国内翻译教学的现状与不足。只有树立正确的学科理念，开展积极的理论批评，研究适用于新形势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才能进一步巩固并继续提升翻译学的学科地位；才有可能从宏观上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的过程，从微观上指导翻译的具体实践；才有利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翻译专业的人才。应当承认，当前我国在翻译专业教育理论建设方面与西方①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才有助于学科发展。本文拟从学科理念、翻译批评和课程设置与教材这三方面探讨翻译学科理论建设。
一、转变学科理念，进一步提高学科地位是搞好理论建设的前提
论及中西方在翻译学学科理念上的差距，许钧断言，“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因为，早在20世纪7O年代，翻译学在西方已经开始确立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在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中，JamesHolmes将翻译学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种。而纯理论研究之下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这个时期西方的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活动的多种形式、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翻译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运作方式，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在形式上拓展至模仿，对文学史、文学评论等进行改写，这些理论还涵盖了影响翻译过程和译作接受的诸多社会文化控制因素“。此后，西方翻译学学科地位从不同方面得到巩固和提升。以英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设了培养翻译理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以及应用翻译学硕士学位课程，现已形成规模。有的设置纯理论翻译学博士学位，有的设置了应用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些翻译院系还定期举办短期的翻译研究培训班进行专项的理论培训(如曼彻斯特大学联合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暑期短训班)。翻译学朝着跨学科多角度的方向发展，研究成果也随之越来越丰富。2O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翻译学的专门学术出版机构，如创立于1995年位于曼彻斯特的圣·杰罗姆出版社，国际性翻译学杂志如TheTranslator，Meta，Target，Perspectives和rI’I’R等，并且数量还在继续增长。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继1998年的《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之后，主编MonaBaker在2009年又有《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新版问世，新版的百科全书根据翻译理论的发展增加了新条目，原有的条目在内容上又有扩充。大量翻译学术论文的发表，翻译研究专著和论文集的出版均反映了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景象。这一点从上海外教社和北京外研社近年来分批影印的翻译理论研究原版书籍便可见一斑。这充分反映了翻译学科在西方的地位。
当翻译学学科地位在西方不断上升时，与此形成反差，在我国却在下降。首先是不合理的学科定位直接限制了整个学科的发展。“如果不能在国家的学科目录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该学科就很难获得包括申报课题、成果评奖等学术研究的资助，也很难自主安排教学计划。而翻译教学的相对落后反过来又制约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使得新兴学科的发展举步维艰。”L8然而，尽管翻译学科没有获得应有的学科地位，但从学科内涵和学科力量上，翻译学已经与“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成三足鼎立之势。可以说翻译学现状比较尴尬。一方面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普遍认可并不断提升，报考翻译专业的硕士博士数量骤增，几乎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文学两者之和。而另一方面，学科的学术地位仍然很模糊，比如，有些学校将它归属于应用语言学，而有些学校又将它归于外国语言文学。希望业界进一步转变学科理念，为翻译学正名。只有尽快改变目前这种局面，使翻译学科得到它应有的地位，专业理论建设才能有效地开展。
二、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
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是加强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又一重要环节。翻译批评既可以是对具体翻译实践的批评，也可以是对翻译理论的批评。中国的翻译史源远流长，也有着丰富的翻译理论，然而在国际比较权威的当代翻译学概论中nDjL1却看不到中国的译学理论。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西方学者有学术偏见和知识局限造成的，不能单凭这一现象来评判我国的翻译理论，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不无理论思路的狭窄，理论意识的不成熟，和理论方法的缺乏。翻译理论发展史告诉我们，实践经验对东西方翻译工作者都是公平的，区别只在于谁能从这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LI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间，西方现当代语言学、文学理论以及人类学等学科迅速发展并纳人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翻译研究大量吸收了这些邻边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和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理论。而这个阶段，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在原地踏步。翻译理论多是在语言层面上依据“信达雅”的标准做评判。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翻译理论还多是经验式、印象式的评点，大部分是围绕具体的翻译技巧在做文章，也就是说，还停留在语文学角度的探讨，凭印象、以原文为基准对翻译进行评判。这些特点在不同时期权威性的翻译论文集中可见一斑。。这些文章在理论层次上大致相当于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国际译坛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多元化体系，而我国还是一元论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在我国译坛一统天下达百年之久。进入21世纪，在国外翻译理论的影响下，我国译界有些改观，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翻译研究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研究重心应该从原文向译文及其译者和社会转移。但是迄今为止，真正以社会文化多元体系为理论框架对翻译的热点问题展开研究的论著极为少见。正如许钧指出的那样：“目前一些学术刊物上刊载的翻译批评文章更多的还是文本的对比和分析”。也就是说，仍然停留在狭义的翻译研究层面，真正意义上的广义的理论研究还很少见。理论范畴无体系，术语界定模糊，不系统，缺乏缜密的论证，加上学术规范性不强，因此，当代国际译坛上至今没有我国学者的声音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请进来派出去的政策给翻译理论的建设输入了新的血液。外国的翻译理论逐步译介到国内，我们看到了尤金·奈达、约翰·卡特福德、皮特·纽马克、劳伦斯·韦努提等理论家的相关介绍。但是这些译介多停留在译说的层面，缺少具体的分析和批评，很难听到我们的意见和看法，更缺少外来理论与我国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适性研究和应用。
三、重视专业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
专业课程如何设置、采用什么教材在学科理论建设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像一面镜子反映出该学科存在的问题。既然设置了翻译专业，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只是将其作为外语的一项技能来教。应该围绕翻译专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做好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只要懂外语就会做翻译，甚至连外语界也存在这种认识。受这种认识的影响，翻译课只是被认为是外语技能训练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成为专业训练课。随着翻译学科意识的增强，以往的错误观念正在转变，人们认识到翻译能力不是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自然获得的，而是需要专门培养。本科翻译专业的设立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翻译作为一门专业，其课程设置需要根据专业特点并结合各高校的翻译人才培养目标来考虑，在突显专业性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突出各自的特色。很显然，翻译有口译、笔译之分，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上展开。口译又细分为同传、交替、影视等；而笔译则有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网络媒体翻译和机器翻译等。哪个学校都没有能力面面俱到，更何况学生的精力也有限，难以样样精通，因此，应该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根据实际需求开设课程.
由于学科定位不合理，翻译专业硕士生的学习课程多为理论课程，缺乏翻译实践，缺乏技能的培养，部分讲翻译实践的又不与理论挂钩。翻译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应该是翻译专业课程最精彩但也是最不容易的部分，需要花大气力下大功夫。要求任课教师或教材编撰者既要有广博的翻译理论，又要有扎实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基础、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这样才能够为理论配以经典的范例。好的翻译教材需要时间以积累足够的恰到好处的范例，不能急功近利。目前翻译教材很多，但这方面做得好的若说是凤毛麟角也不能算夸张。
此外，高校本科翻译教材普遍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本科教材中多偏重翻译技能的培养。教科书大多是选取中、外文不同体裁的文本进行互译实践，在句子层面上讲述翻译技巧以及翻译应该遵循的标准。还有一些翻译教材仅仅是前面列出原文后面提供译文，根本没有理论。翻译教材如果不能将所译的文本置于语言的上下文中，或者更宏观些，没有将翻译活动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只是就事论事地谈翻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了解翻译的本质与功能。用这样的教材培养出来的学生势必缺乏理论修养，难以将实践上升至理论层面，也就无法做好当时的翻译实践以及后来的翻译研究。在最新出版的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中的翻译教程，已经注意到适量加入理论阐述，但是理论部分仍然是弱项。这除了观念滞后之外，还因为编撰者自身不重视系统地学习当代翻译学理论，所编写的教科书缺乏相关的翻译理论框架支撑。这样，翻译专业教学这一重要领地仍然是技巧占主导地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学科应该加强三个层面的理论建设。
(一)继续引进西方翻译学理论成果并进行批评研究。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目前仍处于强势，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引进无疑是走捷径。纯翻译学理论也像纯语言学理论那样对所有语言有广普的适用性，只有应用翻译学才会反映出各语言文化的特性。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的主张与大量引入西方译论是不应该有矛盾的。
关键词：翻译学 学科建设 问题
今日之中国，译事可谓空前繁荣，几近“泛滥”之势，毁誉褒贬，莫衷一是。而关乎翻译学科存在与否的辩论，也是不绝于耳。近二十年来，专家学者就翻译学的建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激烈交锋，各执一词，其撞击的思想发人深省。经过数次探讨，译界的专家学者尤其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多数同意呼吁当局承认翻译学科的学术地位。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从语言学、心理学、文体学、修辞学、哲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自 1988 年黄龙的《翻译学》问世以来，国内就出版了 40 多种研究翻译理论的著作（包括翻译史、译论史及有影响的论文集）以及更多冠之以翻译教程的书籍（杨自俭，2002：6）。尽管如此，翻译学科至今仍未获得适当的学术地位，社会对翻译专业及从业人员不够重视。面对当前翻译学科难有作为、境遇窘迫、面临阵痛的现状，大凡关心翻译学科建设的人无不为之担忧。本文拟从翻译学的厘定、翻译理论的研究、译者的水准与声名以及人才的培养等几个问题来探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概括而言，当前国内翻译学科存在如下问题：
一、翻译学科厘定不清
每门学科的建立，首先要厘定自身的目标与范围。总的说来，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性的人文科学（杨自俭，2002：11）。就学科体系而论，存在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和建立以西方理论框架为基础的翻译学科两种争论。对于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只是作为普遍性学科而言，无须贴上中国还是西方的标签。诚然，翻译学既不是理论方面也不是普遍规律方面的封闭的科学，而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的科学”（wolfram wilss，2001：13）。在翻译学的学科架构中，我国学者谭载喜、隄金 、杨自俭、刘宓庆、范守义等人各自提出了翻译学的范围与分野。参照西方学者如霍姆斯的译学构想，这些学者的构架缺少“描写翻译研究”，这就使得我国翻译研究视野狭窄，表现在“只研究文本而不重视研究翻译的目的、用途以及译语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其它社会因素”，在“应用翻译研究方面，焦点一直放在制订单一的、万能的、永恒的标准”（张南峰，1998）。描写翻译研究的缺失以及其它方面的失误，使得我国的翻译研究难以推进，学科建设自然停滞不前。
翻译学是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凡是翻译中出现的问题都可纳入研究。建立翻译学必须做些“扎实的工作”，包括“编写全面、系统阐述翻译学的纲领性著作”，“鼓励产生并完善各种翻译理论，如翻译的??理论等等”（谭载喜，1988）。然而，翻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尽管会借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翻译学能把众多学科囊括在内。从世界范围的研究趋势来看，翻译研究受制于人文思潮的传播与嫁接。国内的一些学者以跨学科建构译学框架为目的，把其它学科装入他们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说是多元的表现，然而未免牵强。这些理论分支缺少联系，难以沟通，给人“其它学科从属于翻译学”之嫌。
（二）纯理论崇拜过热
目前的翻译界，纯理论的研究似乎已成气候。陆谷孙教授曾就此现象撰文称：在国内英语界的一些人之间，近年来呈现越来越狂热的理论崇拜倾向，文章越写越艰涩，术语泛滥之余，数学公式和物理图表（例如，语言力如何在语言场中作用！）之类的学术泡沫，把原本简明不过的常识弄成云里雾里，读者难以洞视其中。而毛荣贵教授也就这种现象说出自 鑞己的看法，认为“这种纯理论是一支‘好箭’，可惜是银样枪头！”（毛荣贵，2002：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拔高纯理论研究的现象呢？这主要是目前中国翻译界有种倾向认为：国内翻译学科地位低下是因为翻译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多数学者认为只要加强了纯理论（所谓基础理论）的研究，便会从根本上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摆脱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阴影。这种“指引式的言论经常出现于各种翻译学报，但实际上投入时间与精力去做基础性研究的人却非常少，真正接触原始史料并进行理性分析的更是罕见”（孔慧怡，2000：8）。翻译研究当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任意拔高纯理论研究的地位，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翻译学科的地位，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翻译研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主要还是要扎根于本土的实践。正是缺乏对国内带有根本性的本土研究，使得翻译学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再者，翻译研究并不只是纯理论的研究，还包括应用翻译理论的研究。
（三）学者译家水准问题层出，声名卓著者稀缺
学风译德是人们关注学者、译家及翻译学科的重要维度，也是关乎学科建设的无形力量。当前，这方面的问题可谓很多，繁荣背后隐藏着双重危机。一者见利忘义的浊流冲击翻译市场，二者不少译者不能严肃对待翻译事业。翻译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算少，察其荦荦大端者，“编译外文著述观点冒充自己的观点者有之，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者有之，胸怀不够豁达宽容者有之”（杨自俭，2002：20）。尤为突出的是少数学者抢占山头，各自为政，造成研究术语混乱。术语体系是一门成熟学科的重要参数。一门学问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必须有一整套术语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定理的基本概念。六十年代以来，各种思潮、文论拓宽了翻译研究视角。国内学者在引进这些术语时，根据各自的见解，纷纷译出各种名称，使得翻译研究术语杂、乱、玄。这种局面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还有待于学术的规范。
翻译学科地位有待提升是大家的期望。人文科学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不是按其科学性、学术性而定的，很多学科证明了这一点。就拿语言学来说，在索绪尔确立现代语言学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语言学还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经过雅各布逊、乔姆斯基等人的努力，语言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西方学界显赫一时的学科。这之后，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也加入语言学研究者的行列。再以国内民俗学为例，如果没有钟敬文先生顽强地在这个领域里耕耘，民俗学就不会获得这般重视。很显然，没有声名卓著的学者，没有大师级人物，要想获得重视，谈何容易！人文学科尤其如此。国内理论界，专著越出越多，大部头翻译作品也层出不穷，然而较之人才辈出、星光灿烂的年代，现在的译界黯然失色。如此现状，岂能走向主流，遑论获得认同？
（四）人才培养急待提升
翻译研究说到底还是研究队伍来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教育体制的束缚，当前的翻译研究队伍不尽如人意，知识面狭窄以及理论素养欠缺制约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学科设置来看，大多是将翻译的教学置于外语系，很少开设专门的翻译系来培养专门的人才。近两年来，局面稍有改善，部分外语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立翻译院系。由于受到教育观念、人才观念、培养规格以及教育体制与管理的影响，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翻译学科总的专业水准有待提高。可以说，人才培养问题与总的专业水准都与翻译学科地位关系密切。社会的需要是学科规划的主导力量，如果这个学科没有培养能够胜任工作，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这个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当前翻译学科难有作为是个不争的事实，任何关心它的走向的人都会感到有责任改变这种遭遇阵痛的困局。翻译学科如何走出困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尝试。
第一，完善翻译学科构架。首先要突破观念，译学构架并无中西体系之分，任何可取之处皆可为我所用，尤其要重视描写翻译研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西方的理论来解决本土的问题，毕竟中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的传统发展除了关键性的危机时期之外，一向强调内部协调、不假外求。（孔慧怡，1999：7）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从边缘走向中心，翻译研究必须立足本土，借鉴外来思想，建构理论。至于翻译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可以将翻译学视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但无需将其它学科囊括其中，而要厘定学科分支间的联系。
第二，分清缓急，合理分配纯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的资源。翻译理论可以分为纯理论与应用理论。
纯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基础知识，既包括有实用价值，也包括无实用价值的知识。应用理论的目标在于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践问题，尤其要关注文学翻译以外的文体的翻译问题。翻译理论的多寡并不说明地位何其高也，翻译学的研究终究主要是面对实践的，基于翻译语料库的研究代表了新的方法。而且在当今翻译学科受挫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应用理论研究，才能获得充足的发展资源，才能为纯理论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如果偏离这个方向，便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第三，加强学术规范，整顿翻译出版市场。一个学科在草创时期，难免会出现混乱的状况。但是如果任其发展而不加约束，学科的发展便会受阻。这就需要对学科的组成人员及内容进行规范，使之走向正常的道路；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鼓励正常的学术争鸣。对于翻译市场的混乱状态，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管理。尤其对重译作品要严格限制，有限的出版资源要保证急需的资料翻译。
第四，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及评估机制。建立课程设置合理的翻译系势在必行。完善课程设置研究，加强双语教育，拓宽学科层次，尤其要引进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教育。当前人事部实施的翻译资格证书考试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稳妥的方式。说到底，所有的努力便是要培养专家、大家，提高学科的专业水准。
参考文献：
1. wilss, wolfram.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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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荣贵. 新世纪大学汉英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
6．谭载喜. 试论翻译学[j]. 外国语. 1988(3).
7．杨自俭. 译学新探[c].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2.
8．张经浩. 再谈“翻译学”之梦[j]. 上海科技翻译. 2001(2).
关键词: 翻译研究;范式;研究模式;方法论
Abstract: A paradigm is a model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sets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the breakthrough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paradigm shifts. The paper briefly surveys the major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analys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maintains that what is urgently needed now are new paradigms which could enlarge the research scope, usher in a diversity of research models and provide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hat ar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digm; research models; research methods
一、 科学研究的范式
译学要上升成为科学体系,要正确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必须依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或之所以区别于宗教或伪科学,就在于认知的权威,即科学客观地描述实在;而认知的权威又在于用以发现和描述规律的理性准则——科学方法的权威(吴小英,2000:18)。古典科学强调观察、归纳、预测和重演。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科学的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传统理论正是在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逐渐被新兴理论所代替。库恩(Thomas Kuhn)强调研究范式(paradigm)的演进和变迁。他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吴小英,2000:19)。在着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庞加莱(Henri Poincare)、爱因斯坦等所进行的研究,都因改变了当时的研究范式才引发了科学史上的革命。赫曼斯指出,范式为翻译研究制定“指导原则”,是“研究特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Hermans,1999:9-10)。因此,范式实际上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就生动地体现了新旧研究范式的演进与交替。
二、 翻译流派与范式的演进
研究范式的演进最明显地反映在翻译理论家划分翻译史的观念上。纽马克以语言学翻译论的兴起作为翻译前语言学模式时期与语言学模式时期的分界(廖七一,2001:166),认为前语言学模式时期的翻译研究“忽视了翻译与意义、思维以及语言普遍性的关系”,讨论往往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优美与忠实之争,理论上没有多大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卡特福德、奈达、费道罗夫、穆南、威尔斯等将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语言结构、文本功能等引入翻译研究,分析和制定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的规律,成绩卓着,翻译研究局面为之一新。
奈达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Nida,1984:9-15),更加明显地表现了范式的演进。语文学翻译观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ibib:9)。语言学的翻译观将翻译视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交际学的翻译观着重研究动态使用中的语言,刻意分析文本内容、形式、接受者以及交际情景对翻译的影响。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以皮尔斯和艾科的符号学理论为理论基石,强调“语言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其他符码的关系”(ibib:11),强调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四种翻译研究模式不仅承前启后,在时间上有相随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均有革新和超越:语言学派克服了语文学派将文本孤立于整个语境和情景之外的缺陷;交际学派又克服了语言学派过分倚重语言结构而无视语言交际功能的倾向;而社会符号学派则力图克取交际学无法充分考虑翻译中各种符号交互作用的不足。
根茨勒(E.Gentzler)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派主义派,同样体现出翻译观念的嬗变。美国翻译培训班派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认为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和语言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强调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转换”,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廖七一,2000:17)。
翻译科学派即翻译语言学派。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语言学派是对19世纪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同时又是对语文学或培训班重文学价值和美学体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使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句子的层次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早期翻译研究派认为,无论是从文学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借用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即使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诸多因素。同时,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文——译文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
多元体系派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早期翻译研究派注重翻译中一对一的等值关系,而多元体系派将翻译理论概念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框架之中进行考察,试图为翻译研究设计出一个多维的构架整体,并且认为目的文化的社会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翻译的全过程。此外,多元体系派还特别注重客观描述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解构主义翻译派一反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把握,因而否定原文——译文,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主张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Bassnett,1996:11)。其次,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艺的讨论,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
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所做的概括,清楚地勾画出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研究范式的交锋与替代。其中有研究视野的扩展,也有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对传统翻译观念的扬弃,也有研究重心的转移;有新的研究思路的引进,也有研究手法的更新。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型“带有明显的横向开拓特征”,即“文化外求”。方向大致有三:1)外求于“他种文化”,如借鉴巴西食人主义的翻译观;2)外求于“边缘文化”,如女性主义的翻译观;3)外求于“他种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参见乐黛云,1998:7-8)。了解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积极意义和范式转型的特征,对探索中国译学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
纵观中国译学史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发展模式,译学研究的高潮与理论的创新或思维的拓展始终交织在一起。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种书的“化境”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对传统译学的扬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译学至今仍然是因袭多于创新,考证诠释多于建树和超越。辜正坤就指出,“信、达、雅这三字经一样的论点,即便在1700年前支谦的一段不足300字的文字中就已能逐字拈出”(辜正坤,2001:11),“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方法似乎无须有所革新,研究视野也无须有所扩展。然而,辜正坤同时又指出,“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同上)。
中国译学的局限性基本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译学研究的视域狭窄,观念僵化。传统译论在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上颇有建树,但对原文——译文以外更广阔的领域很少涉猎。科学与艺术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等形成了僵硬的二元对立。第二,研究思路和模式缺乏多样性和丰富性。译学研究的对象仍然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为主,其题材的翻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译学主要的理论来源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论,缺乏跨学科的理论支撑。第三,在方法论上,传统译论长于“模糊、抽象的定性概括”而“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辜正坤,2001:11);长于随感而疏于实证;重点评和个人经验而轻概括和理论提升。因而扩大理论视域,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探寻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成为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首要任务。
1. 扩大研究视域
翻译学科的建立必须以科学体系的认定为前提。霍姆斯曾经指出,翻译学应该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客观描写“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描写或预测上述现象”的“普遍原理”(Holmes,1972;Venuti, 2000:176)。霍姆斯将翻译学划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大分支,而纯翻译学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他提出的翻译学研究范围的设想,后经图里(G.Toury)进一步阐释和完善,受到译学界的普遍认可(Baker,1998:278)。
其后,巴斯奈特(S.Bassnett)又提出译学应该包括四个最基本的领域:
1) 译学史,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的理论研究、翻译评论、翻译授权出版的具体步骤、特定时期翻译的作用与功能、翻译方法的发展以及翻译作品分析;
2) 译语文化中的翻译研究,包括具体文本、作者或学派本身所在的文化习俗,翻译对译语文化的影响,以及译语文化中翻译取舍的原则;
3) 翻译与语言学研究,着重译语与原语语言要素的比较研究,如音素、词素、词汇和句法等的比较研究,语言等值问题、语义问题、不可译性问题、机器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的研究;
4) 翻译与诗学研究,包括概述性研究和具体文学领域的研究,如诗歌、对剧、小说等文本翻译,或者电影文学翻译,具体译者的诗学研究、译者诗学对比研究、诗学结构研究、译文与原文相互关系,以及“作者—译者—读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等等(参见Bassnett-McGuire, 1991)。
与霍姆斯和巴斯奈特提出的翻译研究范围相比,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翻译始终被当作文人雅士的一种技艺,研究大多集中在原文—译文比较,具体转换技巧或先验性的翻译标准方面,长于“一字一词的得失”和“增词、省略、重复、反译、分句和合句”这些基本技巧的总结与归纳,“忽视对翻译基本问题和对翻译及翻译有关的问题的客观研究”(许钧,2001:4)。视野基本局限于“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文”与“质”的争论,以及对严复信、达、雅理论的“挽救”与“完善”(朱志瑜,2001:3)。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取舍等至关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译文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等紧迫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研究“主题文化的规范和环境”,以及“翻译活动与主体文化”相互影响的着述(孔慧怡,1999:3),逐渐打破了这一领域沉寂的局面。对那些与翻译实践有一定距离,目前尚缺乏实践意义、但具有前瞻性的问题,特别是形而上的探讨一直是讳莫如深。
译学研究既要重视文本或翻译机制,但也不能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甘于形而下的分析研究,也要有人敢于从事纯理论的探讨,对语言与民族精神、翻译的性质、翻译活动的一般规律、“意义的阐释和传递的纯文本理论”等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观照(盛宁,1997:287)。19世纪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洪堡(W. Humboldt)等对翻译和语言相互关系的分析,20世纪上半叶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对“纯语言”、“亚当的语言”以及原作的“来世”(afterlife)等观念的阐述,都超越了当时人们的认可能力,甚至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产物(蒋骁华,1995:64)。但是到了20世纪末,这些研究竟成为解构主义翻译观灵感的源尔和理论基石,促进了文本互文性的研究,为创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引发了翻译观念的革新。纯理论的前瞻性和宏观指导意义由此可窥一斑。
2. 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
理论视域的扩展自然会促使研究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到了20世纪后半叶,翻译题材和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文学、宗教、哲学和科技翻译;翻译也不再被看成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传统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的翻译批评日渐苍白,显得力不从心,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要正确地描述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必然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模式。由于翻译的跨学科性质,相关学科无疑会对翻译的某一侧面或层次提供理论框架,多种研究思路也必然会在翻译研究中找到适应性。
语言学的最新发展继续为翻译研究注入活力。自从卡特福德、奈达等成功地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翻译之后,语言学的研究模式使翻译中语言各个层次上的分析更为精细和完整。贝尔(Roger Bell)试图用心理语言学来研究口译和笔译,加深我们对翻译心理过程和“对人类一般交际行为的认识”(Bell, 1998:190)。哈特姆(B. Hatim)和梅森(I. Mason)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的“交际层面、语用层面、符号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以及从“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方面讨论了“衔接方式如何在语境因素的作用下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廖七一,2001:267)。
同样,文学研究的发展也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文艺心理学将视角从文本转移到译文的读者,强调读者的心理功能和审美体验;现象学既重视文本的本体结构和要素的剖析,又特别强调译者(原文读者加译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创造性;读者反应理论强化了阅读接受和批评活动的主体性观念,揭示了读者反应种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接受美学与阐释学又深化了人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重视读者期待对翻译内容的取舍与翻译手法的选择的反馈作用。例如,奈达就认为,翻译既然是选择和决策的过程,那么选择与决策的大脑活动机制自然应该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翻译紧密相关的语言能力也许就深植于DNA或人的大脑之中(Nida and Liao Qiyi,2000:52),研究和破译翻译中的“黑匣子”显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巴斯奈特等对当代的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自觉的反思,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在翻译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使翻译研究柳暗花明,前景豁然开朗。文化翻译论者认为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Snell-Hornby,1994:2),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协调和操控(cultural mediation and manipulation)。文化人类学家从神话诠释的角度分析了翻译的多样性、多极性和连续性的本质(multiplicity, plurality and serial nature)(Flotow, 1997:47),改变了人们对意义单一性,以及原文尊贵、译文卑贱的二元对立认识。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们看来虽有些超前,但是,我国最近几年版权引进与输出(外译汉与汉译外)的严重失调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概念对我国译学未来的潜在影响。西方女性主义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已经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翻译许多基本问题的传统认识,一批女性译者还按照女性主义的原则从事翻译实践;无视这些事实的存在,对其置之不理至少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甚至出版社、赞助人、大学课程设置与教授聘用,以及政府行为和政策对原文作品的选择,对译者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法的限制,都成为译学研究的课题。与计较一字一词的得失相比,研究主体文化的规范如何制约和影响翻译政策和策略,似乎意义更加重大。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嫌不足,没有“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孔慧怡,1999:5-6)。例如,西方译界忌讳的将本族语翻译成外语的做法在中国却经久不衰,许多翻译名家也乐此不疲。这就是一个十分有趣和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些译作(中国学者翻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和种种古典名着)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如何?译者的翻译理念与中国文化身份的塑造有何关系?中国译者与西方译者在翻译观念、翻译标准、翻译方法上有何异同,有何侧重?这些问题实际上能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中西译论的差异。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searching the differences of aesthetics elegant from it, meanwhile, researching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studying and developing for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y comparing the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关键词：中国；西方；翻译美学；差异；研究
Key words: China；western；translation aesthetics；difference；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4-0300-02
0引言
当今时代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派流层出不穷，相继出言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1]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也以中国传统的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而形成了一系列翻译理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2]而美学与翻译的联姻必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尤其在当今这个多元环境下，笔者认为更应该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
1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演变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如果单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特点大致有这三点；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其实，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即美学紧密相连。[3]此外，除引言部分，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4]然而，面对着蕴含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路又在何方呢？在关于翻译美学理论研究中，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以及毛荣贵先生的《翻译美学》等等大家名作，他们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研究了翻译的美学成份。笔者认为，这些先行的开拓者们无疑为国内翻译美学的发展与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和引领导向。
当我们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为研究案本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上。而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意美，音美，形美，以译译诗，传神达意，包容理解，来进行研究的。[5]科技翻译中周君也提出了词语修辞，音韵修辞，和结构修辞这几种美学修辞方法。[6]而商标翻译中，有作者也有提到译者应灵活运用翻译美学理论，充分尊重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体现商标的意境美，文化美，音韵美，情感美和简洁美等美学特征，最大限度地实现商标的商业价值。[7]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什么形式的文学翻译，译者都颇为讲究美的意境和美的意境的传达。笔者认为，所有译作之佳品无一不是美学的再现之作。交际翻译理论大师奈达也在翻译的性质中提出过四个标准，其中达意与传神首当其冲，他认为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只管内容不顾形式，通常反映不出原文的美感，使译文显得枯燥无味，因为说到底，翻译是一种“再创造”，而不是“再生产”。[8]
针对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王宏印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①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②国学为主的翻译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③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科学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情况看，我们不妨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9]
2西方翻译美学的发展
在谈到翻译美学，我们不能不提到西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最初的美学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我们不难察觉到不论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美学家大抵都是哲学家，而哲学又来源于德国，当然在两千多年以前的中国，也有类似于哲学的学派出现，那就是老庄的道家学说。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美学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随后又转移到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学中心。这其间一位较为锋芒的美学家托马斯.芒罗在对美的本质问题上认为：“美学在一般传统方式中仍普遍被看作是‘涉及美的一种哲学分支’…。”
笔者发现，无论是在国内，亦或是在国外，对翻译美学研究大抵都集中在文学这一领域，尤其是诗歌的翻译美学。而且，笔者认为，从系统的意义上而言，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它们都是艺术的体现或是艺术的再生，而艺术的特征是美，马克思曾说过，“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而文学翻译的目的正是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让人类共享各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翻译就其本身而言，已具备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即便是以其自己极端或纯粹的形式存在也是可以的。而诗歌，作为人类文学领域的集中代表，无论从其形式，节奏，韵律，无一不体现出古今中外各民族对美的追求，所以在诗歌的翻译中也就最能集中体现翻译之美学，用黑格尔的话说，诗歌就是“语言的艺术”而且是“最高的艺术”。
中国古典美学讲究的是中和，气韵，意境，美丑，情志，形象，形神，文质，虚实，真幻，文气，情景，动静，比兴等强调文字内在精神的美学要素〈胡经之〉。而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一种，必然反映西方美学的一些特点，所以它强调的是理性，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和空间结构 〈朱立元〉。在考察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时，不难得出这种结论：西方大多数翻译理论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的。泰特勒（A.F.Tyler）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之原则”，并在结论中将他的原则阐释为；成功的译作应能体现原作的全部优点，洞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终领悟原文的全部美。而十九世纪的译论家阿诺德主张译诗应力戒矫饰，讲求欣畅的气韵以保持原著的神采为本，翻译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文学作品“真理”的审美感知。三、四十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大多以语言哲学为理论武器，翻译评论几乎都是文学大师们书斋中的哲学――美学思辨。费尔迪南曾指出，语言的审美因素在文学作品中更集中地体现在语音方面，语音的审美效果主要体现在节奏和韵律上，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正体现出这些差别。英语主要依靠音势即重音节和轻音节的交替形成韵律，这种语音的审美效果在英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尤其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时教士诗人霍普金斯采用的“跳跃节奏”，充分展现了独特的音韵美。
总而言之，在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亚昆那一直到康德和黑格尔，西方著名美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西方美学家在阐释译论之时，起先主要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出发：西塞罗在公元前就提出翻译理论必须工于辞章之美；美国的德莱顿早在17世纪就已经明确提出翻译是艺术；20世纪20年代时，意大利的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一书明确指出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作；到了6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吉里.列维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应该是使读者从译作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与原文相应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对文学翻译的分析与研究也应该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不难看出，多种不同的翻译理论之下，都蕴藏着同时代美学思潮的因子。
3未来中国翻译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方向
纵观前文，笔者认为不论是中国译论还是西方译论，美学的成份正逐渐成为翻译理论中的又一热点及亮点，而翻译美学，作为译学的边缘学科，“还不成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它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译坛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翻译美学不仅是翻译跨学科性的要求，而且有其特定的历史时代要求。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认为“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翻译学与哲学尤其是美学的联姻”。翻译理论与文艺美学的译论，大抵都是对译文的美学探讨与论述，而且主要集中在内容与形式这个美学命题上。在古典文艺美学的影响下，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也始终没有越出美学的范畴，这点也恰与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不谋而合。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翻译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方向大抵会朝以下几个方面发展：①翻译的标准问题，或是原则；②最高境界的翻译问题，即美学上的意境与传神的问题；③文学翻译的风格走向问题；④翻译美学的国际化问题。而这其中的前三项一直是中国美学史上重大的审美范畴，也是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译论命题。而最终在整个多元的大同世界里，翻译之美学也必将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整合多民族多元化的文化氛围里，翻译美学也将与其他领域交相辉映，发展成为一整套科学体系。一个国家要想建立起自己的译学体系，就必须做到兼容并蓄，在此过程中才能将自己发扬光大。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及语用价值等，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未来的译学理论指向将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翻译美学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4总结
翻译史上任何一部佳品，无不都是译者创造的美的呈现。翻译不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还是译者解读原作的美并将其转化，移植到译文中的一种审美和创造美的过程。翻译与美学的携手体现人们对美的追求和人文理念。美学可以指导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借以在翻译领域发展其自身；美学分析可以帮助译者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分析，找出那些隐含于字句之外，却又可感可知的美学要素。只有在美学价值观下的翻译，才能实现语际翻译的信息与价值的完整传递，也是最高层次的翻译。翻译之美学，作为译学的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既是美学，又是翻译，是翻译中的美学问题和美学中的翻译问题的统一。因此，找准两门学科的契合点，是我们研究翻译美学成功的关键，也可以为翻译理论的构建寻求新的支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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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动态对等;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关联翻译法
Abstract:BothNidaandNewmarkareoutstandingwesterntheoristinthefieldoftranslation.Theyhavemanydifferencesaswellassimilaritiesintermsofthenatureoftranslation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formandcontent.Theirconstantefforttodeveloptheirtheoriesdeserveourrespect.
Keywords:translation;dynamicequivalence;semantictranslation;communicativetranslation;acorrelativeapproachtotranslation
尤金·奈达(EugeneA1Nida)和彼得·纽马克是西方译界颇具影响的两位翻译理论家,他们在翻译理论方面有诸多共通之处,同时又各具特色。
一、对翻译的认识
对翻译性质的认识,理论界的讨论由来已久。奈达和纽马克都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奈达对翻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把翻译看作科学到把翻译看作艺术的转化过程。在奈达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交际理论阶段,他认为,翻译是科学,是对翻译过程的科学的描写。同时他也承认,对翻译的描写可在三个功能层次上进行:科学、技巧和艺术。在奈达逐渐向第三个阶段,即社会符号学和社会语言学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倾向于把翻译看作是艺术。他认为翻译归根到底是艺术,翻译家是天生的。同时,他把原来提出的“翻译是科学”改为“翻译研究是科学”。到了上世纪90年代,奈达又提出,翻译基本上是一种技艺。他认为:翻译既是艺术,也是科学,也是技艺。
纽马克对翻译的认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最初,他认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也是技巧。后来他又认为翻译部分是科学,部分是技巧,部分是艺术,部分是个人品位。他对翻译性质的阐释是基于对语言的二元划分。他把语言分为标准语言和非标准语言。说翻译是科学,因为标准语言通常只有一种正确译法,有规律可循,体现了翻译是科学的一面。如科技术语。非标准语言往往有许多正确译法,怎么挑选合适的译法要靠译者自身的眼光和能力,体现了翻译是艺术和品位的性质。但译文也必须得到科学的检验,以避免明显的内容和用词错误,同时要行文自然,符合语言环境要求。纽马克虽然认为翻译是科学,但他不承认翻译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因为他认为目前的翻译理论缺乏统一全面的体系,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科学,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二、理论核心
奈达和纽马克都是在各自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为了解决自己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理论。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翻译理论也就各成一派。但毕竟每种实践都要有一定的规律存在,因此两位的理论又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似。
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他对翻译所下的定义: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这一定义明确指出翻译的本质和任务是用译语再现源语信息,翻译的方法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同时这一定义也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标准:
<!--[if!supportLists]-->1<!--[endif]-->(1)传达信息;
<!--[if!supportLists]-->2<!--[endif]-->(2)传达原作的精神风貌;
<!--[if!supportLists]-->3<!--[endif]-->(3)语言顺畅自然,完全符合译语规范和惯例;
<!--[if!supportLists]-->4<!--[endif]-->(4)读者反应类似。
要达到这四个标准,内容和形式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奈达认为信息对等优于形式对应。他主张从译文接受者角度,而不是从译文形式角度来看待翻译,要实现动态对等。动态对等就是译文的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基本等同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所以判断译文质量的标准最终基于三个方面:能使接受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易于理解;形式适当,吸引接受者。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因此语义翻译较为客观,使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近,重在重现原作者的思想过程而不是意图,讲究准确性,倾向于超额翻译,重内容而轻效果。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从定义可以看出这与奈达的动态对等如出一辙。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相比,较主观,讲究通顺简朴,合乎习惯,倾向于欠额翻译,重视效果。纽马克强调应把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看成一个整体,翻译中不可孤立地使用某种方法,二者在翻译中常常交替使用,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对于对源语信息一无所知的读者,面对晦涩难懂的翻译腔,就如同看天书一般。所以要完成翻译的任务,即再现并传递信息,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其在翻译《圣经》过程中总结而来,,那么要有效地检验译文质量,就必须看原文与译文接受者的反应是否一致。因此奈达的翻译理论对其翻译实践来说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核心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一理论是在翻译界长期围绕着直译和意译争论不休的
奈达和纽马克相比较,奈达的翻译理论过于集中在解决译文的可懂性和交际性问题上,从而限制了自己的适用范围。在翻译《圣经》以及类似的以信息或呼唤功能为主的原作时,强调译文的可懂性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果用于文学翻译,则势必导致语言的简单化,形式上的非文学化,失去文学应有的魅力。而纽马克在阐述具体使用哪种翻译方法时指出,要视不同的文本类型来定。他把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中,如文学作品、私人信件等,其核心是表情达意,语言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应主要采用语义翻译;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如教科书、学术论文等,其核心是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应采用交际法;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如通知、广告等,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去思考,应采用交际法。因此不难看出,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适用范围更广。
三、不断发展的理论
奈达和纽马克是名副其实的理论大家。在自身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界的评论中,他们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着自己的理论。
奈达在最初阐释动态对等时,突出了“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这引起了人们的误解,认为翻译只是翻译内容,不必顾及语言表达形式。因此各种各样的自由译都被冠以动态对等。为此,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在功能对等中,奈达对“信息”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声明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还包括语言形式。形式也表达意义;改变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功能对等的翻译不仅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
在《语际交际的社会语言学》一书中,奈达对“功能对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简单地说,最高层次对等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译语读者和源语读者在欣赏和理解时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这几乎是达不到的。最低层次的对等指译文达到充分的对等,使译语
读者能理解和欣赏源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在这两个对等层次之间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允许对等有一定范围,就能比较现实地处理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差异,扩大了功能对等的适用范围。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基本思想囿于传统的二分法,两种称呼不太理想,容易招致人们的误解和批评。因此纽马克在此基础上提出“关联翻译法”。他认为过去翻译研究的主题一直是文本类型学、语言学习、篇章语言学等。翻译并不永远只考虑到文本、话语以及作者和读者、源语和译语等二元论范畴,不能完全根据文本来确定翻译法。翻译活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词、句的处理上。“关联翻译法”的定义是原作或译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就越要紧贴原文翻译。他对“重要”的界定是语言表示出特别有价值,特别有意义,特别必须或永恒的事物。无论是对意义的取舍还是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都要以“重要”为标准。紧贴翻译就是最贴近字字对译的翻译。它要保持词的外延和内涵。不但要保留原词、词语的意义,还要保留其用法。贴切是和准确、对等联系在一起的,紧帖的程度因上下文而异。
为做到紧贴翻译,纽马克提出了七种方法:成分分析法、调整译法、描写对等、功能对等、文化对等、同义和释义。贴切程度最高的是成分分析法,贴切程度最低的是释义法。紧贴是相对的,紧贴与不紧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纽马克的“关联翻译法”缩小了意译派同直译派的分歧。同时消除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之使自己的译文更接近对方,间界限分明的区分,这样形成的译文就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所产生的译文。
四、结语
奈达和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都来自实践和他们的潜心研究。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他们对理论研究执着并敢于自我否定的精神值得中国的翻译理论界学习。我们应该把时间用在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上,而不是围绕一个老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在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我们应不断开拓创新,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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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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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
关键词：非英语专业 翻译教学 特点 借鉴
随着翻译学科的建立翻译研究逐渐深入以及四六级考试改革，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也引起更多关注。然而其现状却并不乐观，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却没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分析了非英语专业相对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特点，然后提出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提高翻译能力的途径。
一、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翻译能力方面的现状及原因
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得分率低，究其原因在于大学英语教学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忽视，首先是因为教学大纲对翻译教学的忽视，历年来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在培养目标中对翻译能力一直没有重视。其次是四六级考试对翻译能力考查的遗忘。据统计，自1987年9月到2007年12月的43次四级及1989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40次六级考试中，四级出现翻译题仅7次，出现频率为16.3％，其中4次出现在2006年新题型改革后；六级出现翻译题型3次，频率仅为7．5％[1](p86)。再次是大学英语翻泽教学科研滞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论文中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最后是教材和师资的缺乏。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教材在学习目标、内容、过程方面认识不足，更没有专门翻译理论教材。师资方面也缺乏应有的翻译理论素养和严格的翻译实践训练。
二、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的重要性
一方面，翻译能力不仅是英语的一项基本技能，而且是英语综合能力的反映。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的得分率以及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忽视也反映了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翻译不仅要求学生仔细分析句子结构、语义、词义记忆正确理解原文，而且要求学生掌握消化输入内容又要能够输出所输入的内容，与简单的客观题相比更能够从整体上反映学生的英语综合水平。
另一方面，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能力的培养还可以为翻译行业输送大批量的翻译人才。现在翻译行业的缺口非常大，仅仅靠英语专业培养的翻译人才很难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人才的储备力量的培养可以很好地缓解目前翻译行业的人才短缺问题。相关统计数字显示，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完全有能力从事翻译工作，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们还具备英语专业的学生所不可比拟的优势。首先，翻译专业培养的学生中只有一部分从事翻译工作，远不能满足翻译行业的需求。其次，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分散在各行各业，翻译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长于文学、政治、法律等领域的翻译工作，对机械、化工、医药等领域的翻译工作往往难以胜任。再次，中国80％以上的西方经典著作是由科学、工程、经济等领域非外语专业背景学者翻译的。
三、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的特点分析
同为翻译教学，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与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有共同之处；但作为非专业的翻译教学，也有其独特之处。
共同点：从培养目标上来讲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与专业翻译教学是一致的。翻译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了解一定的翻译理论，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具备基本的翻译能力。
不同点：一方面，两者在教学大纲、教学任务、教学目标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就大纲而言，在非英语专业本科的英语教学中，翻译教学几乎处于完全被忽视的地位。1999年教育部新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首次将“译”的能力列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大纲，在借助一定的工具下，笔译速度达到每小时300个英语单词左右。一方面学生误认为有了字典这一工具，生词的难题解决了翻译也就不成问题了。另一方面大学英语教材没有系统、全面介绍翻译知识和翻译技巧的独立单元，其间穿插的一些翻译练习题充其量只是一种造句，一种语法词汇的综合练习，算不上是翻译方面的系统训练。
另一方面，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对象不同。首先，英语基础薄弱。没有词汇，人们就无法传达任信息，词汇是构成话语的基础也是理解的基础。其次，汉语表达水平低。遣词造句能力不高，词汇贫乏，很难翻译出通顺流畅的语言。最后，缺乏对英、汉两种语言差异的了解，不谙翻译技巧。这也是上文中我们提高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与英语专业的学生差别最为明
显的地方。翻译实践证明一旦找出英汉不同之处及表达方式之差异，问题便迎刃而解。从结构上讲，英语重形和；汉语重意和；前者主要靠语言本身的语法手段，后者主要靠句子内部逻辑关系。因而英语结构紧密，汉语结构简练。在词义方面，英语词义灵活，突出表现为一词多意而汉语用词精确，严谨。英语句法形式紧凑，语法结构严谨，而汉语句法恰恰相反。学生语法不清晰，在理顺原文句子结构问题上束手无策。英语从句一个接一个，修饰语连绵不断，句子威分之间的复杂关系，足以把一个语法知识欠佳的学生搞得晕头转向。最后也只好随意切割句子成分，理解荒谬。
四、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可以借鉴专业翻译教学成功的经验
（一）根据翻译专业教学，作为一个译者需要具备的基础能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也都必须具备，首先需要培养的就是以下几个方面：切实打好语言基础、掌握文化背景知识、提高汉语素养，要做好这些工作就需要明确翻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地位，编写专门的大学英语翻译教材，并且要改进大学英语课堂的翻译教学方法。
（二）针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特点，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外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长于文学、政治、法律、新闻、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翻译工作，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应该定位于机械、化工、医药、电子等领域。并且中国80％以上的西方经典著作(不包括文学著作)是由科学、工程、经济、历史、哲学等领域的学者翻译的，这些学者大部分都是非外语专业背景。所以从翻译教学的文体和翻译素材的选择上，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要有意识地向这些方面侧重。
（三）进行系统的翻译理论教学，培养翻译技能意识。相关语料库资料调查显示，就翻译单位来说，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学生所采用的翻译转换的基本单位是词[2]，这就导致他们在翻译实践中更关注短语在译入语中的对等转换，译文结构受源语限制比较严重，这样就会出现很多不地道的汉语表达，甚至翻译腔。在其他方面诸如时态、语态、衔接词、句式结构的转换技巧上，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处理起来也受英语原文的影响比较严重，对原文结构调整非常有限。这表明学生缺乏基本翻译技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原文而不能打破原文结构的限制，译出符合译文语言表达规范和表述习惯的句子。导致译文语言不通顺流畅，可读性不强。
结合刘宓庆翻译技能意识的培养和翻译能力提高的论述及pacte翻译能力模式研究，在分析英语专业八级英译汉翻译试题的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要想提高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翻译能力，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在翻译理论的讲授中，不仅要使学生知道这些翻译理论知识，而且要让他们把翻译理论知识内化，再结合大量的翻译实践练习，以此来培养学生们的翻译技能意识，这样他们在以后的翻译实践中，就会有意识地去运用翻译理论来作为指导，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pacte翻译能力模式研究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指导，除了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之外，还要具备策略能力，策略能力贯穿了整个翻译过程，需要我们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运用各种翻译理论外的能力，包括心理能力，才能顺利地完成整个翻译任务。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
五、小结
虽然教学大纲已经把翻译能力列为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项考察技能，然而从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的得分率来看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状况并不乐观。作为翻译行业储备力量的重要来源，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非英语专业的非专业性，在教学对象、教材、师资方面具有独有的特点；然而同为翻译教学，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与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上是相通的，所以可以借鉴其成功的方法和经验。在培养过程中，一方面要针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要注重翻译理论的灌输和翻译技能意识的培养，培养学生具备翻译的各项子能力，再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练习将理论内化熟练运用，最终达到提高综合的翻译水平的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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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翻译; 动态对等;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关联翻译法
abstract :both nida and newmark are outstanding western theorist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the y have many differences as well as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 and content. their constant effort to develop their theories deserve our respect.
key words :translation ; dynamic equivalence ; semantic translation ;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 a correl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尤金·奈达( eugene a1nida) 和彼得·纽马克是西方译界颇具影响的两位翻译理论家 , 他们在翻译理论方面有诸多共通之处, 同时又各具特色。
一、对翻译的认识
对翻译性质的认识, 理论界的讨论由来已久。奈达和纽马克都对翻译是 科学 还是 艺术 的 问题 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奈达对翻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把翻译看作科学到把翻译看作艺术的转化过程。在奈达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交际理论阶段, 他认为, 翻译是科学, 是对翻译过程的科学的描写。同时他也承认, 对翻译的描写可在三个功能层次上进行: 科学、技巧和艺术。在奈达逐渐向第三个阶段, 即 社会 符号学和社会语言学阶段过渡的过程中, 他越来越倾向于把翻译看作是艺术。他认为翻译归根到底是艺术, 翻译家是天生的。同时, 他把原来提出的“翻译是科学”改为“翻译 研究 是科学”。到了上世纪90 年代, 奈达又提出, 翻译基本上是一种技艺。他认为: 翻译既是艺术, 也是科学, 也是技艺。
纽马克对翻译的认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最初, 他认为, 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也是技巧。后来他又认为翻译部分是科学, 部分是技巧, 部分是艺术, 部分是个人品位。他对翻译性质的阐释是基于对语言的二元划分。他把语言分为标准语言和非标准语言。说翻译是科学, 因为标准语言通常只有一种正确译法, 有 规律 可循, 体现了翻译是科学的一面。如 科技 术语。非标准语言往往有许多正确译法, 怎么挑选合适的译法要靠译者自身的眼光和能力, 体现了翻译是艺术和品位的性质。但译文也必须得到科学的检验, 以避免明显的内容和用词错误, 同时要行文 自然 , 符合语言环境要求。纽马克虽然认为翻译是科学, 但他不承认翻译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因为他认为 目前 的翻译理论缺乏统一全面的体系, 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科学,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二、理论核心
奈达和纽马克都是在各自翻译实践的基础上, 为了解决自己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理论。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翻译理论也就各成一派。但毕竟每种实践都要有一定的规律存在, 因此两位的理论又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似。
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他对翻译所下的定义: 所谓翻译, 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 首先是意义, 其次是文体。这一定义明确指出翻译的本质和任务是用译语再现源语信息, 翻译的 方法 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同时这一定义也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标准:
<!--[if !supportlists]-->1 <!--[endif]-->(1) 传达信息;
<!--[if !supportlists]-->2 <!--[endif]-->(2) 传达原作的精神风貌;
<!--[if !supportlists]-->3 <!--[endif]-->(3) 语言顺畅自然, 完全符合译语规范和惯例;
<!--[if !supportlists]-->4 <!--[endif]-->(4) 读者反应类似。
要达到这四个标准, 内容和形式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奈达认为信息对等优于形式对应。他主张从译文接受者角度, 而不是从译文形式角度来看待翻译, 要实现动态对等。动态对等就是译文的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基本等同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所以判断译文质量的标准最终基于三个方面: 能使接受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 易于理解; 形式适当, 吸引接受者。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 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因此语义翻译较为客观, 使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近, 重在重现原作者的思想过程而不是意图, 讲究准确性, 倾向于超额翻译, 重内容而轻效果。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从定义可以看出这与奈达的动态对等如出一辙。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相比, 较主观, 讲究通顺简朴, 合乎习惯, 倾向于欠额翻译, 重视效果。纽马克强调应把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看成一个整体, 翻译中不可孤立地使用某种方法, 二者在翻译中常常交替使用, 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 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对于对源语信息一无所知的读者, 面对晦涩难懂的翻译腔, 就如同看天书一般。所以要完成翻译的任务, 即再现并传递信息,奈达的翻译 理论 是其在翻译《圣经》过程中 总结 而来, , 那么要有效地检验译文质量, 就必须看原文与译文接受者的反应是否一致。因此奈达的翻译理论对其翻译实践来说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核心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一理论是在翻译界长期围绕着直译和意译争论不休的
奈达和纽马克相比较, 奈达的翻译理论过于集中在解决译文的可懂性和交际性 问题 上, 从而限制了自己的适用范围。在翻译《圣经》以及类似的以信息或呼唤功能为主的原作时, 强调译文的可懂性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果用于文学翻译, 则势必导致语言的简单化, 形式上的非文学化, 失去文学应有的魅力。而纽马克在阐述具体使用哪种翻译 方法 时指出, 要视不同的文本类型来定。他把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中, 如文学作品、私人信件等, 其核心是表情达意, 语言形式和 内容 同等重要, 应主要采用语义翻译; 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 如教科书、学术论文等, 其核心是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 应采用交际法; 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 如通知、广告等, 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 去思考, 应采用交际法。因此不难看出,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适用范围更广。
三、不断 发展 的理论
奈达和纽马克是名副其实的理论大家。在自身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界的评论中, 他们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着自己的理论。
奈达在最初阐释动态对等时, 突出了“内容为主, 形式为次”的思想。这引起了人们的误解, 认为翻译只是翻译内容, 不必顾及语言表达形式。因此各种各样的自由译都被冠以动态对等。为此, 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 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 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在功能对等中, 奈达对“信息”作了进一步的界定, 声明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 还包括语言形式。形式也表达意义; 改变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功能对等的翻译不仅是信息内容的对等, 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
在《语际交际的 社会 语言学》一书中, 奈达对“功能对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简单地说, 最高层次对等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 使译语读者和源语读者在欣赏和理解时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这几乎是达不到的。最低层次的对等指译文达到充分的对等, 使译语
读者能理解和欣赏源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在这两个对等层次之间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允许对等有一定范围, 就能比较现实地处理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差异, 扩大了功能对等的适用范围。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基本思想囿于传统的二分法, 两种称呼不太理想, 容易招致人们的误解和批评。因此纽马克在此基础上提出“关联翻译法”。他认为过去翻译 研究 的主题一直是文本类型学、语言 学习 、篇章语言学等。翻译并不永远只考虑到文本、话语以及作者和读者、源语和译语等二元论范畴, 不能完全根据文本来确定翻译法。翻译活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词、句的处理上。“关联翻译法”的定义是原作或译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 就越要紧贴原文翻译。他对“重要”的界定是语言表示出特别有价值, 特别有意义, 特别必须或永恒的事物。无论是对意义的取舍还是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 都要以“重要”为标准。紧贴翻译就是最贴近字字对译的翻译。它要保持词的外延和内涵。不但要保留原词、词语的意义, 还要保留其用法。贴切是和准确、对等联系在一起的, 紧帖的程度因上下文而异。
为做到紧贴翻译, 纽马克提出了七种方法: 成分 分析 法、调整译法、描写对等、功能对等、文化对等、同义和释义。贴切程度最高的是成分分析法, 贴切程度最低的是释义法。紧贴是相对的, 紧贴与不紧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纽马克的“关联翻译法”缩小了意译派同直译派的分歧。同时消除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之使自己的译文更接近对方,间界限分明的区分, 这样形成的译文就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所产生的译文。
四、结语
奈达和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都来自实践和他们的潜心研究。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 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 科学 性和系统性。他们对理论研究执着并敢于自我否定的精神值得 中国 的翻译理论界学习。我们应该把时间用在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上, 而不是围绕一个老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在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 我们应不断开拓创新, 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 参考 文献 ]
[1]nida,eugenea.language,cultureand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2]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 教育 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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