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博士生；创新能力；灵感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4-0209-04
一、博士生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1.基本概况。①博士论文“六多六少”现象。笔者在十几年的博士生指导工作中，每年都要组织或参与若干个博士论文的答辩，逐渐认识到，目前国内博士生论文具有“六多六少”特点，即：证实国外学者观点多，自己独创观点少；重复前人工作者多，独辟蹊径者少；包装成果多，原创成果少；基础工作数量多，巧思奇想创意少；名词和概念创新多，系统的实用创新少；论文成果结论多，科学论证证据少。一句话，创新成果不多。②博士论文普遍鲜有公认的创新成果。在不同单位博士论文评审或答辩时很少见到突出的创新认识或创新成果，要么是难以找到创新点，要么是成果最多达到有新意的程度，同行们实际上很少见到真心认可的创新论文。博士论文创新程度总体偏低。③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以量取胜，创新成份较少。大部分博士论文的基础工作量还是比较充分的，相当数量的博士生在论文期间要完成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处理分析和实验测试以及图件编制等工作，大部分博士生也是比较敬业的，主要精力投入在博士论文工作中。但是可以看到，许多工作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博士论文的创新成果十分稀少。④大部分博士生在硕士阶段并未打开思路。大部分博士生在硕士阶段只是学会了如何开展研究工作，极少具备创新素养。到了博士生阶段才开始学习如何创新，博士论文创新度不可能很高。加上只有三年博士培养时间，相当一部分博士生无法取得创新性成果。
2.本学科概况。“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一级学科目前各培养单位的博士论文一般需要填写不止一个创新点，最多大概要填写四个创新点。大部分博士生通常也能填出四项创新点来。但论文评阅和答辩时评委往往会对已填的创新点提出较大异议或删减，真正得到认可的创新成果较少。①大量论文创新点比较肤浅，缺乏深度。在博士论文评议中最常见的情况是许多博士论文并非毫无新意，而是只发现了一些问题或有意义的线索，或仅仅做出了概念上的改进，并没有深入追索形成系统的创新成果，就草草结束了论文工作，留下许多遗憾，造成大量浪费。②本学科许多博士论文成果科学依据不足，可信度较差。突出现象就是博士论文中经常出现“从结论到结论”的长篇论述，翔实的科学数据或资料分析不够，证据可信度差，让后人难以定论。③公认的创新性成果不多。较多的博士论文虽然被评议出若干创新点，但通常明显缺乏与世界最高成果水平的对比。因此得不到同行特别是国际同行的认可，结果必然是论文质量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
二、博士论文创新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
1.我国博士论文创新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综述。前人关于国内博士生培养质量普遍较低的原因有广泛的总结和讨论。马陆亭在2007年指出，造成我国博士生创造力不足，并影响其整体声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博士培养制度中存在一些违背博士生培养本质特征的因素，包括僵化的学习期限、宽松的论文评审制度、较多的项目任务、越来越多的博士生数量。张德祥等（2008）总结了教学研究型大学博士生创新能力不高的四个主要原因，即学科点和学位授予点数量和规模限制了高质量的博士生源、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水平不高与此同时特色不显著、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团队缺乏、博士生的创新机制和监管机制存在不足。董泽芳（2009）认为我国当前博士生创新力不强主要受到现行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即：①培养观念相对滞后；②培养目标存在偏颇；③培养主体规范不够；④培养对象选淘不严；⑤培养方式缺陷甚多；⑥培养评价忽视创新。周萍等（2010）指出五个因素影响了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依次为受博士招生制度制约，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博士生导师指导不力、教学管理过程控制不足、学位论文质量把关不严、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学术氛围欠缺。这五个方面影响我国当前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2.中西方博士生培养模式对比的启示。同时，国内不少学者对比和探讨了我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差别，提出了重要的启示：①美国博士生培养启示。孙希在2007年指出，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一直在不断改革和演变，有七个环节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即重视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改革“应试型”选拔方式、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促进学位类型多样化、优化课程设置、改进课程质量、建立导师组，实现指导方式的多样化、引进“淘汰制”，保障学生质量、加强科研能力锻炼，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大博士生教育投资，发展多种投资的渠道。张凌云等（2009）总结了美国高校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深层经验，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包括：博士生教育根植的土壤，即理念、精神和文化、只招收最有能力的本意学习者有助于培养目标的顺利达成、“问题为本”的课程学习，繁重的课程任务，确保博士生真正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与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开放的培养形式能够保证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李云鹏在2010年对比了我国和美国博士生课程的特点，明确指出我国博士生课程存在两个严重的不足，其一是对博士生课程不够重视，总学分很低，课程总量很少、其二是博士生课程不系统，课程结构非常单一，缺乏系统性和创新性，专业选修课开设数量不足，没有跨学科课程，没有专门的方法课程，没有跨院选课、跨校选课。②日本博士生培养特点。姜星海等（2008）专门对比了中日博士生学位论文的指导差别，发现：日本博士生论文选题的自由度高于中国博士生，文科生半数以上能够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超过半数的日本文理科博士生的研究题目只是导师课题的一部分、日本博士生与导师交流很频繁，与导师探讨频率高于中国博士生与导师的情况、日本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认可程度更高。③法国博士生培养启示。王冕等（2009）探讨了始于中世纪的法国博士学位培养特点，指出了法国在培养博士生创新性方面的独到之处，即：严格的招生制度、阶段式教育和淘汰制度、团队式培养模式、形式丰富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新型的博士教学研究团体――“博士学校”。
3.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较低的最根本原因分析。作者经过较长时间的分析，认为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较低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而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国家博士培养的初级阶段决定了博士质量总体偏低。①博士生培养只有30年的时间，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在1980年建立新的学位制度以来，博士生教育发展迅速。我国自1978年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而美国在19世纪初至19世纪60年代，就已是博士生教育的萌芽时期，至今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已积累了近两百年的历史。法国的博士学位出现于中世纪，至今已历经了8个世纪之久，在漫长的岁月中，法国不断地对其博士生教育方法和教育模式进行改革与完善，现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体系和方法。②中国博士生培养与发达国家存在全方位的差距。中国博士生培养质量较低可以在各个培养环节找到缺陷：在指导思想方面，美国博士强调“需要做出公认的原创性知识贡献和创造性思维”，而中国博士还停留在“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这种相对低层次的要求水平；在招生方面，招生制度落后，以应试招生为主，复试把关又不够严格，存在走形式的现象，部分被录取生实为“高分低能”者，而一些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考生却可能由于一定原因（如英语成绩达不到规定分数线等）无法通过考试选拔的关口；在培养时间方面，中国只有三年时间，美国是四年以上，德国则需要8年时间；在培养方案方面，培养方案本身缺乏创新，与硕士生没什么差别，同时培养方案单一，无法实现个性化培养；在课程体系方面，课程总量太少，选修课极少，跨专业课程基本没有，方法课极少，课堂教学本科化，实践环节欠缺；在培养环节（模式）方面，淘汰率极低，无资格考试等；在论文评价体系方面，原创新成果查新不够翔实，不同学科共用一套评价标准，论文评价宽松，有时论文答辩讲关系讲面子，而鲜讲原则。③中国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决定了博士生培养的特色。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学术风气。由于目前社会上诚信的价值观淡薄，会让许多人误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运作”出来，博士生入学成绩可以运作，创新点可以运作，甚至博士论文都可以运作。如果这样的话，怎么能让所有的研究生去潜心钻研学问呢？经济（物质）高速发展首先要求的是人才数量而非质量。现阶段国家经济和社会均要求高速度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大量的专业型研究和技术人才，首先要突出数量和规模，而且培养时间要短一些。现有的博导水平有限，部分博导自身创新能力不高。更重要的是，现有的博导水平不高，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目前的现状，与之有关的博士生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的要求也难以达到很高的水平。强调团队多于提倡个人创业，个性化培养基本不存在。博士生在三年时间里无法学到更多的选修课，短时间内提出创新认识也比较困难。显然，三十年的博士培养经历无法与几百年的培养积累来相提并论。那种梦想短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做法是不现实的。所谓超越式发展也只是努力去缩短这个时间罢了。
三、灵感思维培养实践过程简述
1.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形式化灵感思维的重要性。从2001年指导博士研究生以来，作者逐渐认识到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艰巨性。绝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学习很刻苦，工作很投入，完成的实物工作量也比较繁重。但是从他们提交的论文初稿中往往看不出创新点来。作为博士生导师，有责任帮助研究生运用创造性思维开展研究工作，用创造性思维来总结成果。笔者认为有必要总结形成一套易于传授的形式化灵感思维方法，便于博士生学习和掌握，从而加快创新成果的获取。
2.编写《地质思维科学与实践》专著。2005年作者向石油工业出版社申请出版《地质思维科学与实践》专著。很快得到了石油工业出版社的批准，专著初稿于2006年底提交到出版社。2007年专著出版，在油气勘探领域第一次见到关于创新思维方式的系统性论述和大量创新思维的实践范例。
3.为博士研究生开设地质思维专题课。自2006年以来，每年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主讲专题报告《第三种思维――灵感思维科学的应用》，获得师生的广泛好评。同时，也应邀去中海石油、中石油华北油田公司等企业做学术报告，宣传地质灵感思维的应用方法。2006年春，本校安排作者为博士研究生主讲了《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专题课，共用6个学时，系统讲解了灵感思维的方法与特点，并展示了典型的石油地质应用实例。
4.实践效果分析。通过向博士生讲授“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后，不断反馈汇总各方面的意见，得到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其一，《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专题课让博士生感到创新思维一点也不遥远，增强了自己具有创新思维潜质和能力的信心，认识到只要坚持学习和模仿，就一定能取得创新成果和认识。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听课博士生都豁然开朗，信心倍增，普遍表现出高昂的兴趣。其二，《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专题课为博士生提供了可以模仿学习的形式化创新思维方法。长期以来，不少博士生认为创新思维需要长年积累后才能具备。很少有人相信培养创新思维存在具体的方法，特别是存在形式化显著的不同创新思维方式，可供大家学习和运用。有了形式化的工具，博士生们找到可靠的方法，不再担心做不出创新成果。
四、推广的必要性
1.创新思维的科学方法可以传授。①在博士生课程教学中应该打破三个认识误区。误区之一：长期以来，师生普遍认为创新思维需要长年科研的艰苦积累后才能形成，而通过课堂教学不可能培养创新能力。这也是目前国内博士生培养不重视课程学习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博士生课程学习阶段不仅学习补充了专业知识，同时也学到了创新思考的方法和经验。误区之二：许多人认为创新能力与智商有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创新成就。有的人在科研工作中遇到挫折后，自信心受到打击，误以为自己太笨，不适合做创新研究，误认为只有极少数天才才有可能完成创新研究。误区之三：大多数人认为灵感是来去无踪的，产生灵感是随机的，是毫无规律可寻的。因此认为在课程学习阶段是学不到灵感的。②形式化的灵感思维便于在课堂中传授。在课堂上讲解思路一直是研究生教学的基本要求。但极少有课程教学可以做得很好，通常研究生会认为自己在课程中学到的主要是知识性的内容，而关于思路之类的东西很少或没有。既然在课程中主要是学习知识，那还有什么必要去上课呢，自己在网上就可以学到类似的知识。显然，关于专业思维的教学光讲创新结果即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讲如何发现问题，如何灵巧地解决难题，如何重新认识旧的观点。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在课堂上只是讲解创新体会和经验，而不总结创新思考的方式的话，所讲解的内容会很单调，会很不系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作为教学内容，如果把创新思维方式进行形象化或形式化，教学时就会很容易讲解，而且可以对不同形式化的创新思维进行区分和深入分析，达到系统性的教学。③形式化的灵感思维便于博士生学习。研究生作为初始接触创新思维科学的客体，零星的、不系统的、经验性的创新方式不足以引起高度的兴趣和注意，而且非形式化的创新思维方式不容易去模仿和学习。相反，高度形式化的灵感思维把创新过程形象化和简单化，便于研究生快速掌握和体验。
2.建议在各个学科的博士生课程体系中加强灵感思维的教学。作者在“地质资源和地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生培养中探索了“地质灵感思维科学”的教学，取得了良好的初步效果。实际上，各个学科在创新思维科学方面是相通的，是可以借鉴的。因此，作者建议在各个不同的学科中，把形式化的创新思维科学内容加入博士生专业课程的教学体系中，增加博士生创新思考能力，加快创新成果的获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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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学位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从1981年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是我国学位制度创立的起点，是近现代西方高等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产物。学位制度的最高层次便是培养博士研究生，因此博士生导师队伍是博士生质量保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博士生指导教授的评审十分重视，主要表现在当时就制定了由国家评审对博士生导师进行集中统一和严格的评审制度，并且规定博士生指导教师必须在教授中挑选学术造诣较深，科研成果显著，对国家和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专家学者。集中统一的评审制度对我国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和加强导师队伍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利于青年学者的发展。对年轻一代学术带头人的成长和培养带来了阻力。因此建立完善的博导遴选指标体系对推动博导队伍建设，改善当前博导队伍结构奠定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一、国内外研究比较
大学导师制最早是由十四世纪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大学开始实行，到19世纪被大多数国家认可，是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对研究生培养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对博士研究生培养主要是采用导师负责制，博士生从课程规划、理论学习、科研实践直到论文答辩都由导师指导。本文考察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相关制度，发现西方国家与我国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
1.博士生导师需要具备基本的学位证明和相应的指导研究能力。例如法国，法国国家规定大学教授和科研机构高级研究员、国家博士可直接具有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
2.博士生导师需要博士生申请。在英国的大部分大学都有权招收博士研究生，学校对于博士生的导师在资格方面没有硬性规定，无论是教授还是高级讲师，甚至讲师，只要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深厚的学术功底，丰富的研究经验，都有资格接受学生的申请成为博士生导师。
3.博士生导师需要完成科研项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志于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必须先找一个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往往会成为导师进行科学研究的助手，其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高低会影响导师的学术声望。科研项目对教授和博士生意义重大，教授所招收博士生的数量和他对博士生的指导方式也直接受他拥有科研课题和经费的多少所影响。
二、我国博士生导师遴选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比西方国家，我国博士生导师遴选存在以下问题：
1.导师资格终身制。尽管没有明文规定，我国的博士生导师事实上是终身制的，一旦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不管有没有学生申请，终身都是博士生导师。这种终身制使研究生导师队伍的活力不够，同时无法实现对研究生导师的有效监督和管理。
2.导师队伍呈现近亲繁殖态势，当前许多高校都热衷于把留本校的优秀毕业生，许多学校遴选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大部分都是扎根于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学校学习、工作。他们从师于自己本校的教师然后自己再指导本校的研究生，从而不能为导师创新能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学科背景，不利于吸收新鲜血液，影响导师队伍的创新性发展。
3.对准导师的科研能力考察不够科学。当前高校在导师的遴选中，对准导师学术探究能力的关注普遍过于注重量化。在高校导师队伍遴选的具体标准中，都明确规定了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专著的字数、科研项目的数量以及科研经费的多少，对发表的相应的学术文章、出版的著作、承担的科研项目以及科研经费等等都只有数量上的硬性规定，这些文章、专著、科研项目的质量如何，是否存在抄袭、剽窃等，则缺少查询和证实。
三、博士生导师遴选指标体系构建
总体来看，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完善的博士生导师遴选指标体系，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中南财经大学大学自2001年颁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遴选与管理办法》，至2015年已经完成六次修订，完善了博士生导师的遴选指标体系构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十分重视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始终把博士研究生导师的队伍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为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结合学校校实际，制定博士生导师遴选指标体系。
（一）建立基本资格指标
博士生导师基本要求是具有相应学术水平和科研条件的教授或符合条件的副教授承担博士生培养指导工作，具体指标如下：一是学位上具有博士学位，且任教授专业技术职称需要满足时间;二是在本学科专业（或跨学科专业）研究领域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并已经在该方向领域取得一系列有重要影响与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且未来研究方向与现有研究领域具有连续性;三是在境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连续一年以上的研修经历。
（二）设立科研指标要求
博士生导师除达到基本的资格指标外，还需满足相关科研条件，具体指标如下：一是出版与本学科相关的专著或者在学校认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二是主持并完成一项部级科研课题;三是主编并出版高水平有影响的优秀教材。
（三）完善教学指标要求
学校规定博士生导师需要满足教学指标要求，具体指标如下：一是具有一级硕士学位授权资格的高校在岗完整地培养过全日制硕士毕业生三届以上，或在海外高水平大学完整地培养过硕士毕业生一届以上;二是系统地为本专业硕士研究生讲授至少一门专业课，三是指导的硕士生学位论文盲评平均成绩需要满足学校规定要求。
（四）特设破格指标要求
对于不满足上述指标但是具有博士指导资格的申请者，学校专门设立破格指标，用来提拔具有学科创新能力的研究者，具体指标如下：一是具有部级重大课题立项或者发表本专业权威期刊论文;二是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或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奖;三是长期担任本学科带头人，任本学科全国性的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以上职务，对本学科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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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在以往研究积累的基础上，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到了博士研究生群体在高校和社会系统中的特殊功能和潜在价值，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察，阐明蕴藏在我国博士研究生群体中的丰富的智慧潜力和社会资源，并且力图寻找使其功能发挥的调控途径和措施，以期能够引发他(她)们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一、典型博士研究生群体结构的特征
1.年龄结构的差异。博士研究生群体的年龄差异较大。以同济大学环境学院2001级博士班29名博士生为例，男生出生年份从1977到1962年，最大、最小年龄跨度为15年；女生出生年份从1976到1964年，最大、最小年龄跨度为12年。
2.婚姻状况的差异。博士研究生中，由于年龄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婚姻状况也出现较大的差异。这29名学生当中，有的已经结婚多年；有的结婚不久；有的处于热恋状态，正在准备结婚；也有部分同学是正在积极寻觅之中。不同的家庭婚姻及恋爱状况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业余生活，也使同学们间接丰富了各自的生活阅历，在了解同学的同时，也间接接触到了社会。
3.教育背景的差异。博士研究生入学前必须完成各自本科、硕士阶段的学习，这29名博士研究生分别来自全国各地不同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青岛海洋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纺织大学等等，有的学生每个阶段均在不同的高校学习、研究和生活。他(她)们带来了不同学校的风格和特性，带来了各自专业领域的前沿信息和最新进展。
4.社会经验、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差异。这29名学生中，既有应届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也有毕业多年且有多年工作经验的高校教师、行政领导干部、公司总经理、公司总工程师等等，并且拥有副教授、高级工程师、讲师等相应的技术职称等等，由于社会经历和工作经历的不同，同学们看待事物的观点和侧重点有一定的差异。随着班级学术交流活动的不断开展，同学们逐渐了解和展示了彼此的学识背景和专业特长。通过不断地沟通与交流，同学们在生活和思想上，彼此取长补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在学术上，也常常会出现实际价值和理论价值判断相互融合的结论，年长的同学常常可以给较年轻同学一些中肯的建议，年轻的同学常常能带给年长同学更多的朝气和活力，从长远观点来看，这小小的群体多少也反映了社会的一个掠影，同学们在彼此理解和沟通的同时，均能很好地感受到彼此思想上、行为上的精华和独特之处。
二、博士研究生群体的特殊功能
1.教学体系中的承前启后功能。如同校园内的其他各类学生，博士研究生也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程培养计划，要通过不同形式的考核标准，以达到进一步优化和系统化本专业领域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技能的要求。因此，博士研究生实际上依然是学生身份，但是，是最高级别的学生，是教学体系中最后的承载者，汇聚了本专业领域较全面、较系统的知识体系；并且，在融合专业知识、开拓交叉学科知识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起点，在学科发展的进程上，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功能。
2.科研创新体系中的主力军功能。博士毕业论文，是博士研究生最终的成果展示，同时也宣告了博士研究生身份的结束。博士研究期间，多数学生参与到各类科研项目之中，协助导师及其课题组共同攻关；另外，由于博士论文在创新性、工作量、发表高水平论文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博士研究生在研究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往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容易获得创新的科研成果，因此，在科学研究方面，博士研究生体现了重要的主力军功能。
3.新兴领域和新技术的传播者功能。博士研究生，归根到底，其求学的目的，是期望在思想上、科研技能上、学术造诣上，能够精益求精，更有利于今后的发展。基于已有的专业知识背景的系统训练，他们往往具有很强的科研进展整体观，对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领域、新的研究技术、新的仪器设备等等非常敏感，常常能够率先尝试和应用，实现了新技术在本专业领域的交叉应用等，因此，博士研究生，往往也承担了新领域、新技术的传播者的功能。
4.科研团队中的传、帮、带的功能。当前的科研团队，多以课题组的形式存在。在课题组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如日中天的中年教师、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也有正在做毕业论文的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等。其中，博士研究生的地位很独特，在学术上可以同教师们共同探讨，与教师有更深入的思想接触；在生活中，又同其他学生一样，住公寓、吃食堂等，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并且，在实际科研工作中，能够对相对低年级的本科生、硕士生进行适当的指导和帮助，能够带动其他学生的科研水平共同提高，因此，在整个团队中，博士生群体具有很好的传、帮、带功能。
三、充分发挥和调控博士研究生的智力潜力和社会功能
1.提供充足的相互交流和背景介绍的空间。从群体的角度分析，“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博士研究生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其整体功能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因为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人人都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经验积累、人际关系等，群体中各成员之间是简等的同学关系，而没有一般职场中的利益冲突等等，另外，由于不同学生所属导师、课题组和研究领域的差异，他们能够将各自研究领域的前沿信息汇集到一起，彼此提供借鉴和参考，共同出谋划策、集思广益，常常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正是这个群体功能得到发挥的最有利条件。关键是我们要有足够的交流与沟通的平台，让群体中的每个成员有足够的互动和相互了解的机会，创造足够的条件让他们能够展示各自的特色和背景。因此，定期举行学术交流，从每个学生以往的研究经历和成果介绍开始，逐渐过度到大家共同参观和讨论目前存在的生产实际问题，然后就是邀请不同领域的学术专家来讲座和座谈，使学生们在展示自己背景的同时，也有机会接触和吸取其他同学的精华，更有意义的是可以及时得到专家们的指导和指正，整体水平的提高，将更有利于其整体功能的发挥。如何更好地拓宽同学们的交流空间和挖掘他们的背景潜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跨专业、跨学校、跨地区、跨国界的学术交流等，一定可以提高博士生群体的学术功能。
2.发挥博士生群体在高校不同层次学生群体中的带头作用。经常听到本科生说，他们很愿意跟着研究生一起做实验，因为可以学到很多实用的科研技能和思维，这种学生间的传、帮、带的形式远远好于单纯地开设实验课程，学生与学生
之间的交流，如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一般，许多的体验和技巧均在日常的工作中自然地传输着，新手可以及时地纠正自己的错误，迅速学会正确的方法和技术。在这种“传、帮、带”的系列中，博士生群体无疑资格最老，拥有更多的可以传授的技能和知识，如何更有效、有系统地推行学生间的有效联接，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3.以解决实际问题来引导博士研究生整体功能的发挥。可以说，博士研究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无论在学术上还是社会关系联络上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如何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挖掘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潜力将是一个值得各方面重视的问题。在不断地对外交流、不断受益的过程中，他们强烈地意识到需要一个长期的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不仅对当前的博士论文研究有帮助，而且，对于未来的事业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于是，博士生论坛、博士生研究会、博士生网站等专业性的交流、交友活动日益活跃，其目的就是希望为大家现在和将来的进一步交流提供一个永久的平台，并且从博士的专业角度来看问题，可以普遍提高网站、论坛等交流的质量和品位，为大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信息传递的场所。由此可见，博士研究生们的创造性和集体智慧是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新颖，如果能够认真收集与合理采纳的话，将一定有助于问题的高效率解决，其效果也许会比由单个的教授或研究组承担攻关要好，这方面，我们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4.以科学前沿领域的交汇来激发博士研究生们的原始创新动力。因为博士论文的要求，使博士研究生群体有了一般高校学生所不具备的特质，即，他们均拥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背景，以及对前言领域最新动态的把握；另外，他们拥有三年(或五年)的时间和机会将这些前沿动态进行充分地汇集和交流。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将多学科的博士研究生进行组合和交流，或者创造形形的机会来促进学生们的沟通与交流，使其在相互渗透的同时又相互激发，在不断实践的同时又不断探索，用前沿领域的信息交汇来启迪学生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理念将会不断涌现出来，我国教育界期待已久的原始创新的局面也将不会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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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歌高奏文凭当中，博士队伍迅速扩大，可谓浩浩荡荡，集团成军，产出速度和规模堪比海啸。根据教育部2010年底最新统计数据，2000年毕业博士1.1万人，到2009年已有4.9万人，翻升近5倍；从招生人数看，2000年招收博士生2.5万人，2009年竟达到6.2万人，翻升近2.5倍。仅2009年，博士学位授予数就高达4.7万人，在学博士生24.6万人。几年以前，我国博士人数跃居世界第三位，次于美国和德国。如今超德越美，成为世界第一，俨然“中华人民博士国”矣。2010年研究生招生数目继续扩大，其中硕士研究生扩招5%，博士生扩招2.5%。这些数字，连海峡对岸都看得傻眼，台湾《旺报》2011年10月26日转述美国德州理工大学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蓝云之言，称与美国大学相比，大陆招收的博士生“人数多得不可想象”——这在美国大学是不可想象的。像德州理工大学3万多人，一年毕业的研究生也才200名。
我曾经询问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想了解其博士生招生规模，得到的答案让我稍感惊讶。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每年拟招收博士生10人，但招考难度大，不但需要通过笔试，还要进行学术水准评估，以及口试，许多人知难而退，不敢问津，因此常常不能招满10人，一般招收5到6人而已。在台湾大学读博士，颇不容易，需要满足严格条件才能毕业，比如至少要到外国留学90天以上，还要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毕业论文的水准要求很高，绝不可能蒙混过关，因此从入学到毕业一般要经过6到8年的时间。在台湾，一般有志于学术的才会报考博士，官场人士的博士比例不大，其中有些是学而优则仕，在学界成为知名教授、学者之后，被延请、任命为部会首长，如林山田教授、翁岳生教授、苏永钦教授等，或者自己投身政治，参加选战，就属于这一类。为了仕途前程而到大学混一个博士学位的，即使有，恐怕也寥若晨星，与中国大陆的情形绝不相侔。
中国大陆博士生数量庞大，这种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一味扩招，造成每年博士多则多矣，学术水平和品质却不见提升，甚至有所下降。以法学为例，本来博士论文需确立一个命题，但几乎所有论文都只有主题没有命题，在某一主题(如“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之下，将主题所能涵盖的内容方方面面都写到，其中当然少不了外国资料和历史沿革的铺陈，篇章结构往往都是教科书体例，通读全文，字数不少，黑压压密麻麻，就是看不到有任何创见。这也就罢了，有时还会有论文集似的博士论文去蒙取学位，题目十分空泛，内容浅陋可哂。即使这样的所谓博士论文，也都能顺利通过，答辩委员会都是由友好委员构成的，即使交来的是一坨屎，也都能被评定为合格。
如今博士学位的取得也确实容易，在校生3年准能抱得博士证书出门，在职生一般也能在4年以内胜利毕业。本来一些学校确定了要取得博士学位应在一定规格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于是有门道的学生就去拉关系，肯出钱的就去买版面，一些学校见学生不容易达到毕业标准，就降低标准，放低门槛，于是乎智愚贤不肖，皆大欢喜，毕业时都可以跳着脚向空中扔方帽了。世上无难事，才滚锅冒泡似的涌现满坑满谷的博士。
不用参加博士生统考就能读博士？看上去很美，其实弊端很多。
大部分高校是研二上学期就开始硕博连读的申请工作，甚至有些学校硕士入学前就要确定是否硕博连读。然而仅通过一年的学习，学生很难确定自己是否具备“学术潜质”，这时候贸然决定硕博连读是个很冒险的决定。尤其是部分理论性较强的专业所需的知识积累、理论基础等素质，必须通过选拔测试才能检测，而硕博连读根本就已经省略了选拔测试环节。结果呢？很多根本没有达到要求、也不适合的硕士生硬着头皮读了博。
现在很多用人单位招聘以硕士学历为起点，所以一部分人读研在希望学习知识的同时更为了获得这个硕士学历，而并非希望在专业领域内做学术研究。而有些导师在招生时就提出希望或要求学生硕博连读，学生为了能顺利读研有时候不得不妥协。但是他们对学术没有兴趣，转博后压力会非常大，达不到博士的要求会延期毕业甚至不能毕业，如果不能顺利完成博士学业，硕博连读学生也拿不到硕士学位。或者他们在转博之前撕毁协议，不再读博。这样的结局，辜负了导师的期望，彼此都不愉快，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
从某种程度上说，硕博连读的培养方式存在局限，甚至是对人才发展的束缚。硕博连读期间一般不换导师，五年在同一个氛围中学习生活。同一个实验室，同一个导师，接触同一类的人，理念没有办法得到更新，这对思维是很大的损伤。因为每个人包括自己的导师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硕士和博士在不同的导师手下会有更大的收获。如果考取外校的博士，或者出国深造，即使仍然在相同领域和方向，也能接触到不同的导师，不同的实验条件，不同人群的思维方式。
另外，硕博连读不存在硕士论文答辩环节，自然不用撰写、修改硕士毕业论文和答辩。貌似这节约了很多时间，其实相当危险。硕士论文是系统培养学术思维和论文写作能力的关键，大部分学生的研究能力、写作能力就是通过写论文培养起来的，缺了这一环节，学术研究能力从何谈起？往严重处说，学术人才培养要服从人才成长的内在规律，硕博连读是违反这种规律的，一步到位的质量未必比硕博阶段分离的学生强。现在很多大型医院并不青睐八年制本硕博连读的学生，而更喜欢分阶段培养的学生，认为他们学习更系统，经过的训练更完善。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硕博连读的弊病。
古有十年寒窗而扬天下，今已二十余载苦读，将是如何？
虽无大功大喜而标，一路走来，时至今日，除心存感激之余，夫复何求？
首先谨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我的导师欧阳自远院士，是他以大家的气度、深邃的思维、广阔的视野造就了我能纵享中国科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强强之间的资源。
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上官文峰教授，研究从选题立题、实验设计到具体实验、结果分析直至文章撰写和论文的修改都凝结了导师的心血和智慧结晶。上官文峰教授是一位良师益友，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创新的思维和高尚的人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将使我受益终身。
感谢中科院地化所王世杰研究员给予到上海交通大学从事博士论文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感谢地化所教育处王宁研究员、帅世文副处长、夏红梅老师、张肖华老师给予的协助、关心和支持；感谢贵州大学化生学院的领导给予的关心和支持，感谢我硕士导师曾祥钦教授、陶文亮副教授给予的一贯关切和关怀。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燃烧与环境技术中心的袁坚副教授在论文工作中给予的大量帮助和有益讨论。感谢施建伟高级工程师，陈铭夏老师。感谢课题组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他们是：胡海博士生、肖文浚博士生、许士洪博士生、刘恢博士生、王仲鹏博士生、蒋丽博士生、曹玲霖博士生、张海蓉博士生、张志翔博士生，马晓东博士生、李东红硕士生、林彦硕士生、冯清鹏硕士生、凌基薇硕士生，祝福他们科研有果，早日完成学业。
感谢我的室友齐守良博士生，三年同室的和谐和友好!感谢在上海工作的东哥(杨东)，肥哥(杨露海)给以我兄长般的关爱和照顾。感谢所有关注我、关心我的朋友。
感谢我的奶奶、父亲、继母、姐姐、弟，是亲情给予了我最大的感情支撑，感谢关心我，关怀我的所有亲人!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致谢是论文或专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者通过致谢对个人或机构的帮助表示感谢，由此为自己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和社会身份。口笔语中的致谢研究由来已久，如Hyland（2003，2004）提出回顾、感谢和宣称三语步模式。马蓉和王新国（2005）发现，许多中国学生对致谢部分的表达没有把握，该部分写作主要通过模仿他人论文来完成。赵明炜和姜亚军（2010）分析了中国学生硕博论文中五种表达方式在各个语步中的分布情况及高频词汇等。李丽华和陈新仁（2010）从功能角度（包括致谢对象、感谢原因等）对学位论文英文致谢进行了研究。
但是现阶段关于学位论文致谢部分的研究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少有研究分析中国硕博士学位论文英文致谢是否存在差异。由于硕士和博士专业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两个群体在英文致谢中的异同点值得探讨。其次，此前研究多数将句式进行简单罗列或列举出高频单词，而未把高频句式与单词有机结合起来，归纳出常用的表达方式，即词块。词块，又称预制语块，是指由单词或其他成分组成的连续或非连续序列，不受语法分析的限制，整体存储和使用（Wray，2002）。词块在写作中的作用已得到证实，如戚焱（2005）指出词块有利于提高写作的流利性、表达的地道性和生动性以及学生的篇章组织能力。因此，总结出学位论文致谢部分的常用词块不仅可以减轻学生写作时的负担，同时可以提高论文的写作质量。
2.研究问题及方法
本研究选取60篇中国硕博论文中英文致谢部分，拟从词块类型（二词、三词、四词词块）和功能（感谢主体、感谢行为、感谢对象、感谢内容和连接词块）两个角度出发，通过对比分析中国硕博学位论文英文致谢中的词块，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1）中国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学位论文英文致谢部分中所使用的高频词块数量及类型有无异同？原因为何？
2）中国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学位论文英文致谢部分中所使用的每一功能的高频词块有何异同？原因为何？
为确保数据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机器与人工相结合的方法提取词块。语料中的高频词块界定为二词词块出现5次，三词词块4次，四词词块3次。
3.结果与讨论
3.1硕博论文致谢部分词块类型对比分析
经分析，硕士语料中的词块总数远小于博士语料。前者为57，后者为95，前者比后者少了约40%。
从各类型词块数量上讲，两者也不尽相同。硕士语料中三种词块比例相当。而博士语料中三种词块使用数量相差相对较大。两语料中，四词词块均使用最多，且占总数比例相当，但数量上硕士语料比博士语料少了约46%。两语料对比，三词和二词词块的比例相差较大。值得注意的是，硕士语料中较多使用三词词块，而博士语料中二词词块的数目相对较多。
两语料在词块数量及类型上之所以出现较大差距，除篇幅原因外，还可能因为博士生在表达过程中更注重长短交替的语言变化，硕士生由于学习年限较低，在此方面的意识不够强烈。
3.2硕博论文致谢部分词块功能对比分析
经分析，硕士语料中感谢内容、感谢行为和感谢对象所占比例相差不大，而其他两类功能词块数量较少。但博士语料中各功能词块所占比例差距很大。
从每一词块功能来看，硕士语料中的3个感谢主体均包含在博士语料的8个中。两份语料中的感谢行为词块在各自词块总数中所占比例几乎相同，而数目差距主要由修饰语造成。就感谢对象而言，硕士语料中数量偏高同样是由修饰语及后置定语引起。感谢内容上的差异在两份语料中最为明显，其原因同样是修饰语以及表达的多样性。两份语料中出现的连接词块都很少，这是因为论文致谢部分格式较为单一，学生基本按照每段感谢一个人或一类人的模式写作。
4.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比中国硕博论文英文致谢中的词块，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硕博论文英文致谢部分词块使用总量差距很大，硕士论文总数远小于博士论文。这说明硕士阶段的学生对致谢部分的表达方式仍待进一步学习和提高。
2）硕博论文英文致谢部分各功能词块使用水平参差不齐，引起差距的主要原因为修饰语的使用。此外，博士论文语言相对丰富，硕士生要在语言多样性方面进一步加强。
本研究初步对比分析了硕博论文英文致谢部分的词块，发现硕博语料中存在的差距，对硕士论文英文致谢部分的写作提出了相应建议。不可避免的是，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所选语料样本较小，语料体裁单一等。以后的研究可扩大语料范围，进行更为详细的探究，以帮助硕博学生更好地进行论文写作。
参考文献：
[1]李丽华，陈新仁.英汉学位论文致谢辞的语用对比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J]，2010（2）：35-42.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摘 要:针对硕士生普遍提前工作的现象,提出就业压力动因,运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进行了分析。通过对硕士生知识积累的探讨,给出了硕士生是否应提前工作的建议,并指出高校和用人单位应有所作为。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提供了有助于管理工作的参考性意见,值得进一步深入,为教育管理方法和决策的理论与应用提供有益的补充。
关键词:硕士生;就业;博弈论;上策均衡;知识积累
1 提前工作的动因
高校毕业生包括本专科毕业生、应届硕士毕业生和应届博士毕业生。自本科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便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0xx年金融危机开始后更是成为热点问题。新闻报道20xx年中国应届本专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70%,部分地区甚至传出应届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首次低于应届大学生就业率的信息,社会惊呼“皇帝的女儿也愁嫁”。而20xx年,正如前一年年底主席在辽宁考察时对大学生求职者表示的那样,“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将有超过700万应往届高校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事实上,伴随着全球性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国内人才市场的需求减少与高校扩招政策综合作用,形成了一个非良性的流程。
如图1所示:大学生就业困难,于是转向升学,升学需求的增加迫使硕士扩招。硕士毕业生的增加使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在挤占大学生就业岗位的同时也造成自身就业水平的下降,因而出现了所谓“1500应届硕士竞聘卖猪肉”、“十万年薪聘请大学生掏粪”的新闻现象。并且,由于预计2010年博士学位的年授予人数将达到突破历史性的5万,已经开始有学者开始担心博士培养质量的下降,质量下降的博士毕业生以后还要去培养硕士生和本专科学生,势必进一步造成硕士毕业生和本专科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从而更加剧了他们的就业压力,令他们倾向于尽早适应市场,做出提前工作地选择。
本研究仅以硕士生为对象进行探讨。硕士生是高级科研人才的后备军,而高级科研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的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对硕士生的培养需要投入充足的时间和资源,若硕士生提前工作则有可能令实际培养时间不足,培养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对其今后的就业也将产生影响。所以,于国于己,硕士生的选择都值得商榷了。
2 博弈理论概述
博弈论也叫对策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冯诺依曼和奥•摩根斯坦首先提出的,是一种“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在经济学、政治科学、军事战略问题、进化生物学以及当代的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都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工具。此外,它还与会计学、统计学、数学基础、社会心理学以及诸如认识论与伦理学等哲学分支有重要联系。
一个博弈论模型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局中人,方案集和局势。局中人是指在一个博弈中有权决定自己行动策略的参加者,一般要求一个博弈中至少要有两个局中人。策略集是指可供局中人选择的,实际可行的,完整的行动策略的集合,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中至少应包括两个策略。局势是指一个博弈中各局中人所选定的策略形成的策略组。当局势出现后,博弈的结果也就确定了。
本研究采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理论。上策是指这样一种策略,不管其他局中人采取什么策略,这种策略都是最优的。博弈论中的均衡是指一种稳定的结果,当这种结果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局中人都不想再改变他们所选择的策略。因此,所谓上策均衡即指一种局中人选择的都是上策时的博弈均衡状态。
3 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的博弈
3.1 博弈模型的建立
3.1.1 三要素设定
出于能够更明确地表现分析结果的原因,本研究使用两两博弈的方式。局中人包括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其中硕士生按照意愿倾向还可分为两类,因此实际的博弈模型一共有五个,以报酬矩阵形式表现。
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都包括两个策略。高校可以选择允许或者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可以选择接收还是不接收在读硕士生,两类持不同意愿倾向的硕士生都可以选择提前工作或者毕业后工作。
每个局势包括模型中各局中人可选择的一个策略,每个模型产生四个局势,通过分析可得出其中满足上策均衡的局势。
3.1.2 度量方式设定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每个局中人对各种选择所产生结果,假设这种结果可以用满意或不满意两个属性值来度量。
一般来说,高校希望硕士生能够静下心来搞科学研究,一方面能够对导师的研究方向进行进一步的实践,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硕士生的目标就是使硕士生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如果没有科研和论文的培养则有失这个目标的要求,如果硕士生提前进入找工作阶段则科研的最佳时期――研二和研三――就没有发挥作用。从上述角度来看,可以说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才能保证满意的结果;若做出允许的选择则总会有一部分硕士生提前工作,高校的培养结果达不到效用最大化,可以认为是不满意的。
而作为用人单位,也有出自短期利益的考虑,他们要求自己员工的综合素质越高越好,独立行为能力越强越好,因此硕士生能否提前来单位实习决定了要不要在硕士生毕业正式上岗后付出一笔培养成本――工作上手前支付的工资和其它费用。可以认为,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是令自己满意的,而选择不接收的结果则是不满意的。
最后,按照硕士生的意愿倾向可以把硕士生分为倾向提前工作,倾向毕业后工作两类。对于第一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对于第二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提前工作影响学业完成的质量,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
为了便于分析,设满意的值为1,不满意的值为-1,以此量化不同选择带来的结果。
3.2 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
根据上文对高校和用人单位选择结果的假设,本研究可以构建如表1所示的报酬矩阵,矩阵的每一个局势设为(E,S)。
当高校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若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则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而高校则因此不满意(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则必定不满意,而因为在读硕士生即便找工作也没有接收单位,所以高校最终得到满意的局势(-1,1)。当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硕士生受到纪律限制,则高校不管怎样都将得到满意的结果,而用人单位无论做何种选择都接收不到在读硕士生,结果必定是不满意(-1,1)。
由此可以分析得出,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达到一个上策均衡,即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却接收在读硕士生。两方的最优决策是相冲突的,而这恰恰解释了现状,即本研究前面说的高校要实现培养目标,而用人单位要追求用人成本的最低化。后面的分析中,高校与用人单位的这种冲突将不断得到体现。
3.3 两类意愿倾向的硕士生与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博弈
3.3.1 倾向提前工作
如表2和表3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E)。
先来分析硕士生与高校的博弈,现实中总存在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当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时,若高校也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与后者形成的一个局势是(1,-1),若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受到纪律约束的局势为(-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则高校的选择不再重要并总会获得满意的局势(-1,1)。由此本研究又得到了一个上策均衡,即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
再来分析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博弈。当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面对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时,结果自然是“双赢”(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则结果自然是“双输”(-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用人单位的选择也不再重要,结果总是双方都不满意(-1,-1)。这里的上策均衡是“双赢”。
在这两个博弈中,硕士生面对的最优决策总是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和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由它们之间的博弈得出的上策均衡相同,互相冲突,这就解释了倾向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们为何会采取各种手段“欺骗”高校,出去寻找工作。
3.3.2 倾向毕业后工作
如表4和表5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E)。
迫于经济压力以及别的原因不得不提前找工作的硕士生只要高校允许,就会达成(-1,-1)的局势,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则硕士生和高校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当硕士生不存在经济困难或自己另想办法克服了困难时,必然会坚持好好完成学业,毕业后工作的选择,这种情况中高校与硕士生总是“双赢”。所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和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是这一博弈中的双方最优决策。
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必定与硕士生的意愿“合拍”,局势总是(1,-1)。当用人单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只有选择了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会让其实现满意的局势(-1,1)。这里的上策均衡却是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而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
高校最喜欢的自然是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就如同用人单位最喜欢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然而这并不是说无论持何种意愿倾向,只要选择了提前工作,用人单位都无差别的一视同仁。本研究在前面就已经探讨过,用人单位希望聘用的员工综合素质越高越好,而硕士生的科研水平无疑是衡量其素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认为只有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才最有可能主动静下心来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从而达到令高校和用人单位都满意的科研水平,很遗憾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恰恰不可能接收到其最满意的对象。也就是说,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其最满意的硕士生的最优决策相冲突,再换句话说,用人单位的成本最低化目标与对员工素质的期望相悖。
本研究的博弈分析就进行到这里,此时的问题是,硕士生是否应该提前工作以及高校、用人单位是否应该有所作为。本研究在最后就此进行一个探索性地讨论。
4 关于硕士生是否应提前工作的讨论
4.1 硕士生是否应该选择提前工作
让硕士生们产生不同意愿倾向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对未来预期收益的不确定,对此本研究认为可以从知识的可积累性给出探讨。
知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不同,“知识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产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因此知识积累过程不会中断。”社会知识就在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并得以延续和更新,而个人知识积累得益于社会知识的积累沉淀,同样不断增长。这种知识积累是质和量双方面的,在当今的经济形态下,已成为整个经济的基础。在校学习可看做知识积累的最稳定途径之一,因此硕士生花在在校学习与科研方面的时间越长,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积累得越多,其创造价值的潜力越大,可以预期较大的未来收益。若提前工作,放弃的学习时间不谈,在工作中能获得知识多少也是不确定的。
事实上人们选择读硕士的目的不外乎希望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和找到比之前更好的工作两个,这两个目的的实现都要求知识积累到一定水平,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用人单位也希望能招聘到科研水平最高的硕士生。如果硕士生都能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受到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的影响,认真完成学业,在毕业后凭借优异的知识积累接受社会的选拔应该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
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高校和用人单位,都应该为促成硕士生做出这种选择而有所作为。
4.2 对高校和用人单位提出的建议
(1) 高校安排好硕士生的日常生活。在推广自费制的同时,设置更多的奖学金和生活补助项目,提高物质激励的比重以降低硕士生的总成本,解决高校与持提前工作意愿的硕士生的冲突,并保障完成对硕士生的培养目标。
(2) 用人单位要把目光放长远,对接收在读硕士生工作的决策应当有所限制。应当看到一个科研功底扎实的硕士在未来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为单位创造的价值将远远大于一个水平一般,仅仅多半年或一年工作经验的硕士,足以弥补用人单位短期的成本损失。
(3) 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冲突的化解之法,除了提高各自的认识外,最好能够更多地进行“产学研”合作。用人单位欢迎高校前来调研和利用知识储备解决问题,高校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确立科研项目,设置硕士生的培养计划。如此,一方面硕士生通过“干中学”和“学中干”把科研和实践联合起来,必能提高其知识掌握水平,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为高校协助解决的问题支付的费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硕士生的经济状况。
(4) 整个社会应当保证舆论的正确导向,不要宣传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并为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努力发展经济。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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