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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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等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就是要培养学生具备“零距离”上岗和随着未来社会发展应有的转岗、转业与敢于自主择业、创业的综合素质。这一综合素质应当包含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素质和职业素质四个方面。
21世纪需要的是更具人文素质和文化底蕴的“技术人文主义者”，即“未来职业人”。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不能简单地视为培养“技术劳动者”，不能简单地视为以培养“单能型”就业人才为办学目的。以就业为导向的就业能力更多的是由能够从一个岗位流动到另一个岗位、一个企业流动到另一个企业的能力来决定的，而不仅仅是某个特定岗位的技能，应当是“知识要切实，技能要精熟，人格要完整”的“心、脑、手”的统一。以就业为导向，更应该关注未来职业人的生命价值，加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培养各方面和谐发展的人。素质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离开这个物质基础就谈不到能力的发展。因此，要让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成为具有“各方面和谐发展”能力的人，应该且必须培养学生具备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素质和职业素质。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综合素质结构的四大要素中每一个要素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其中身体和心理素质是基础、前提和内部依据，思想道德素质是统帅、方向和保证，科学文化是工具，职业素质是主体和核心。它们彼此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制约着学生的行为。
一、思想道德素质
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通过个体自身的认识和社会实践，在政治倾向、理想信仰、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道德清操等方面养成的较为稳定的品质。具体包括判断政治是非、分析各种事物，把握行为规范的水平和能力，以及为实践一个目标所应具有的坚强意志和毅力。思想道德素质是人的重要内涵，决定着人的尊严、价值和成就。这是因为它对人的其他素质的提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成长成才的基础，不仅是每一个人成长的精神支柱，而且是完成职业生涯和成就人生事业的支撑，“有才无德，其行不远”。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作为未来社会建设的有生力量，在掌握看待和处理客观事物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即哲学观点及其衍生发展的相关理论、思想的同时，不仅要具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信念追求，而且必须具备“对所习之职业具有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有责任心”，“具有优美和快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的“敬业乐群”的职业道德。
二、科学文化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指一个人具有的科学知识水平、文化涵养、创造水平和科学审美水平以及运用科学文化的能力，包括正确的学习习惯、丰富的知识基础和完善的智能结构。科学文化素质是人自身发展、创造新事物能力的一种标志，它是个体适应现代社会的工具，也是学生个人可持续发展必需的能力。未来的文盲并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要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求，不仅要拥有从事职业岗位所“够用”的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比较熟练的职业技能，还要具备运用所占有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利用现有知识去学习新的材料，摄取新的知识，学会并掌握原来不懂而又要用的新理念和新技术，也就是要善于学习。
三、身心素质
身心素质是指身心发展的水平和比较稳定的身特征，它既非先天素质生长而成，也非纯外在的教育影响所致，而是先天素质与后天社会生活影响，特别是教育内化后的“合金”。健康的身体，是个体健康成长和适应社会要求的物质基础。心理素质决定综合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才成长的前提和基础。心理素质作为一种精神载体，在人的社会文化素质形成过程中起着中介和基础的作用，不论是知识的获取，还是品德的形成，无一不以认识、情感等基本的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形成为基础。所以，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注意发展和培养其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和注意力的同时，这必须注意他们的动机、情感、意志、性格、理想等非智力因素(即心理素质)的发展和培养。心理素质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综合素质各要素中，是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它不仅可以在主客体互相作用的过程中，对外部影响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对内部环境起到重要的调节和整合作用。面临自主的市场经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他们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在拥有健康的身体基础上，都必须具有自信、自立、自强的性格，合作竞争的技能，开拓创新的精神，艰苦踏实的作风，科学严谨的态度，应变调控能力。
论文摘要：加强就业指导工作中的思想教育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国情与形势教育，加强主观教育，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心理素质教育。加强思想教育应注意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教育的对象和教育的过程，在方法上应注重教育目的内隐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教育对象的参考性、教育过程的整体性。
0引言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实行毕业生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多数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不包分配、择优录用、竞争上岗”的就业机制正在逐步建立起来，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也因此在各高等院校迅速展开。就业指导课程、讲座、咨询，组织人才招聘会等～系列就业指导活动，日益受到大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如果仅仅重视就业指导工作的实用性、政策的宣传、信息的服务和就业技巧的培训，而忽视了这项工作所应有的思想教育功能，将不利于大学生及时、顺利地就业和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必须注意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综合素质。
1加强就业指导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就业制度的改革，必然带来就业观念的变化。大学毕业生就业应当做好充分的思想、心理和知识技能的准备，以最佳的状态参加用人单位的招聘，并最终达成就业协议，直到参加工作。“实事求是，诚实守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实现自我价值”，这些应当是当代大学生在就业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然而，近几年不少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却因受到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择业时，优先考虑的是能够体现自我价值和收入较高的地区、单位和职业；竭尽全力争取到沿海、发达地区及经济特区，宁肯待业也不愿到内地、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向往进入国家机关、大型国有企业、外企和合资企业，不想到私营单位，更不愿考虑自主创业问题；在择业过程中过多地看中职业的个人价值与自身利益，而忽视了国家的需要以及职业的社会价值。这些不良的择业和就业观念，使大学生的择业和就业呈现出功利主义、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淡化了当代大学生应有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不少学生心态浮躁，急功近利，在求职择业过程中，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现象时有发生，仅仅注重择业的结果而忽视了完美人格的塑造。伴随着择业竞争的加剧，毕业生的择业心理冲突加剧，在择业过程中出现迷茫、焦虑、忧郁等不良的心理状态。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出现的以上思想和行为方面的问题说明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必须加强思想教育。
2加强就业指导思想教育的可行性
2．1任务与目标的一致性
就业指导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部分，这就为在就业指导工作中进行和加强思想教育的可行性提供了依据。尽管就业指导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各有自己的侧重点和针对性，但二者在各自的实施过程中，也都存在一定的空间和余地，若能实现二者的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就可以达到加强就业指导工作中的思想教育的目的。如：就业指导工作中的人生观、择业观、职业理想、职业道德的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大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其目标和任务是一致的，教学内容也相互渗透。一方面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是就业指导工作的核心内容，而思想教育中的理想教育、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等又与就业指导工作的择业观、择业道德教育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2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和载体，使思想教育融入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而就业指导工作恰恰解决了这样的难题。可以说，就业指导工作的开展，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大学生在校期间如何做好就业准备，毕业之际如何确定职业目标、如何求职择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如何适应社会等等，都是他们极为关心的热点问题。就业指导工作能够帮助学生做好就业准备，让他们正确择业、有效就业，尽快适应社会、创造辉煌的事业等，所有这些恰好有利于满足他们的需求。热点和切入点重合，在就业指导工作中针对大学生的思想实际、个性特点和当代人才市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在每一次就业指导活动中艺术地体现出来，可以避免理论上的空洞说教。这种思想教育使大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乐于并易于接受，同时也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
3加强就业指导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
3．1加强国情与形势教育
目前，由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在进行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加上教育体制改革、高校扩招等多方面的原因，使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总量相对萎缩，特别是被大学生普遍看好的一些单位和行业的人员已经基本趋于饱和。但是目前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却普遍较高，这也导致了毕业生就业形势呈现地域性和结构性的“供大于求”。但是这种表面的“供大于求”并不意味着人才的绝对过剩，我国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只占全国人口比例的3％，这不仅远远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30％～50％的比例，也低于中等发达国家8．8％的水平。我国人才总量不足，特别是创新和创造型人才更少，这也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当看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少边穷地区，以及农村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一些艰苦行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才需求的增长点，这些地区和行业的建设及发展，直接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此，在就业指导工作中要帮助学生认清国情，分析就业形势，了解社会需求，及时调整择业目标，转变就业观念，树立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的心理准备和理想信念，这样不仅有利于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缓解毕业生就业困难，而且有利于实现人才的合理配置，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
3．2加强“三观”教育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称“三观”)是个体对整个世界及人生价值的总的看法，是个体一切行为的思想根源。“三观”是影响择业观形成的重要内因，大学生一旦形成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会具有明确的目标和为实现目标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及积极的人生态度。这种精神和态度有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家、集体、个人之问的利益关系，确立恰当的择业期望值，把服从国家、社会的需要和发挥个人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价值有机结合起来。目前大学生在择业观上的偏差正是一些不良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择业问题上的反映。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加强“三观”教育，针对部分学生在择业时过分强调自我价值、置国家需要及社会利益于不顾的错误倾向给予纠正、引导，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服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把追求个人利益和承担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有机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发挥社会主义大学的德育优势，有助于进一步做好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
3．3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爱岗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现在有些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急功近利，心态浮躁，怕苦怕累，缺乏责任感，缺少敬业精神，有的人甚至把协议单位作为跳板，一旦时机成熟，不是要求调离就是不辞而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挫伤了用人单位接受应届毕业生的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在就业指导工作中，要加强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其艰苦奋斗、爱岗敬业、发奋成才的精神，使大学生胸怀大志、积极进取，在本职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功立业。
3．4加强心理素质教育
由于我国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所出现的结构性和地域性的“供大于求”，而毕业生就业期望值过高，选择理想职业的标准又比较单一，人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应注重加强心理素质教育和抗挫折教育，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地评价自己，增强他们的自我调控能力，使之正确对待求职过程中的成败，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因暂时的失利而丧失求职的信心和勇气。并注意引导他们进行自我心理调适，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提高心理素质，以积极主动的良好心态参与市场竞争。
4就业指导工作中加强思想教育的特性
就业指导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切实帮助毕业生解决就业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对学生求职择业以及今后的工作、生活予以有效的指导。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就业指导中强化思想教育是学校德育教育课的延伸，也是德育理论的具体运用，因此，在就业指导中强化思想教育必须注重方法的探索与运用。笔者认为，提高就业指导工作中的思想教育的实效，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4．1教育目的的内隐性
教育目的的内隐性是指在学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教育的情况下设置一定的内容，利用一定的教育手段，对学生进行心理塑造和影响。就业指导工作特别是就业指导课、讲座、咨询等活动，时间短、时效性强。如果在毕业生急于了解就业政策和形势以及择业的方法与技巧，而对其他方面还不够关心的情况下，一味地谈论人生观、价值观及职业理想等问题，必然会引起他们的排斥心理和反感情绪。因此，必须围绕就业的现实，借助于典型的事例，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4．2教育内容的针对性
教育的内容要紧密联系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就业制度改革和就业市场的形势，以及学生思想和就业活动的实际，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这就要求在就业指导过程中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和实际需要，及时掌握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以及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如，要针对大学生普遍感兴趣的就业兴趣、就业技能和就业价值观念，通过开展讲座和专题报告等形式进行就业教育。再如，在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时，针对大学生职业意识发展阶段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教育。在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时，更需要及时发现并研究各种有代表性的问题，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不能简单地枯燥地进行理论灌输。
4．3教育对象的参与性
学生是就业指导工作的对象和主体。就业指导工作实际上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要想使就业指导工作中的思想教育富有成效，必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到教育过程中，把外部的指导与学生的自我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择业能力。思想教育的实践证明，传统的“你讲我听”、“我说你做”的思想教育模式极大地束缚了学生的创造思维，使得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学习状态，已经不能适应就业指导工作。为此，在教育过程中，应多采取一些讨论、辩论、咨询等形式，使学生直接参与其中。比如：就业指导课在进行择业观教育时，必然会讲到怎样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如果讲课时只是简单地把哪种利益、哪种需要放在首位，把别的利益和需要放在第二位、第三位等，就很难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而如果采取案例教学的形式，从典型的事例入手，分析大学生就业应如何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各抒己见，比教师直接讲“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会更有影响力和说服力。
4．4教育过程的整体性
它是指思想教育渗透到就业指导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并在每一次就业指导工作中艺术地体现出来。目前，在就业指导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存在着“两张皮”现象，即把思想教育、就业政策指导与求职技能指导割裂开来，使得思想教育显得十分枯燥无味，从而影响思想教育的作用。从表面上看，就业技术指导教育似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不大，是就业指导工作中纯粹的“技术教育”部分，然而只要认真分析关于求职技巧的教学内容及教学过程就不难发现，求职的技巧、方法及手段实际上都有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之分。教师在授课时，总是会提倡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和手段去获取自己满意的职业。这其中就必然涉及到求职的道德问题，而这正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人本管理理念举措
管理科学发展分为科学管理理论、人际关系管理理论和应变理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以“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作为理论前提，都将人作为管理的核心。为适应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就必须实行人本管理。所谓人本管理，就是一种在整个企业管理过程中充分注意人性要素，以充分开发人的潜能为己任的管理模式。
一、确立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理念
1.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理念是基于对人性的全面分析。人的需要分为生理、心理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需要与潜能是对等的。因此，现代企业管理者在进行人本管理实践活动中，必须树立三种观念:第一,以组织成员为本。现代企业管理者要尊重组织成员，充分了解人性，尽量满足组织成员的正常要求，在尊重成员价值与尊严的基础上，设法调动组织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以特定服务群体为本。由于组织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组织内部成员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而且更应追求为社会大众提供优良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第三,以整个人类为本。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人的社会属性逐步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更多地体现出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人“类”的属性，这就要求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兼顾组织成员、服务群体和整个人类的利益。
2.注重人的潜能开发是人本管理理念的基点。注重人的潜能开发，是提高员工素质的一个根本途径。企业的管理者要善于因材施用，帮助组织成员相互取长补短，真正成为组织强有力的凝聚剂。组织的管理者要能合理地调配使用本组织的资源，让每个成员都在合适的岗位上得到表现的机会。同时，组织管理者应花大力气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夯实企业的人力资源基础，提高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
3.依照人性的要求建立决策理念，设计管理制度是人本管理理念的本质体现。决策是组织领导者的首要行为和核心工作，这就要求组织领导者摆正企业与员工的位置，将员工当上帝看。中国的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对待员工方面有两点明显不一样：一是西方企业将员工视作企业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为了企业发展而想方设法拢络人心。中国企业则总将员工看作是外在于企业的要素。二是在西方企业的决策者、管理者、执行者结构中，管理者与执行者是一体化的，决策是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完成的，而中国企业的管理层员工则想方设法让自己充当“次决策者”，致使决策缺乏人性化和科学性。组织对员工最好的奖赏莫过于按人性的要求来设计管理制度，注重培养员工的归属感，提倡集体奖励制度，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便于员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实现自我价值。
二、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举措
1.情感管理。所谓情感管理，就是把握好人的本性和欲望，激发、发展人性中光明的、积极的一面，给人向上的动力和希望；同时，对人的欲望予以关注，竭力抵制不良欲望，大力引导和满足正当欲望，从而实现员工的价值追求和企业发展动力的巧妙结合。
2.文化管理。所谓文化管理是通过企业文化培育、管理文化模式的推进，使员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规范。企业文化是以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凝聚企业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论。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已经化为一种柔性管理，强调感情投资、塑造企业文化、推行民主管理、重视人才培训、人力资源开发；它强调组织的柔性化，强调战略决策的柔性化，强调营销的柔性化，强调生产的柔性化，强调利用高新技术进行管理。
3.民主管理。所谓民主管理就是让员工参与决策，企业组织者在做出决策时让员工参与决策，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会提高他们的士气，被征求意见的人多一些，人们的士气就会更高一些；民主化管理就是要求企业组织者集思广益，办企业必须集中多数人的智慧，全员经营。
4.能人管理。所谓能人管理，就是要发现有能力的人才，并且要让能人管理好自己。企业的竞争核心是人才，人的创造性是可以通过学习造就的。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性人才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企业组织管理者要激励和保护创造性人才的创造性精神。企业管理者在使用人才的过程中，应当建立人才信息管理系统，使人才的培养、使用、贮存、流动等工作科学化，真正实现人事工作科学化、合理化，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因此，组织管理者要不断增强管理的柔性因素，注意做好有关人的各项工作，注意感情投资，重视倡导企业精神，重视民主管理，使企业具有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5.自我管理。所谓自我管理就是职工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自主制订计划、实施控制、实现目标，即“自己管理自己”。它可以把个人意志和企业的统一意志结合起来，从而使每个人心情舒畅地为企业作奉献。管理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人的问题，只有尊重每一个员工，尊重每一个员工的价值和贡献，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企业要为职工提供从事创造性劳动、发展和提高自己的机会和条件。尊重职工，相信职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组织管理者鼓励员工自己制订实施与上级目标紧密联系的个人目标、计划，组织管理者要信任人，在承认人的自主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智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大力提高组织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摘要题】出版与法制
【关键词】版权/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博弈论
孤立的、静止的把版权产业和版权制度置放于一国的参考系中进行分析，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果往往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对版权产业的属性、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权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渗透着片面的、主观的色彩。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一国主体很难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和组织对一国经济构成的压力和危机，也无法体验到本国和它国之间发展上的距离。正如1979年，中国与美国就《中美贸易协定》进行双边谈判时，封闭国度里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一样，更对美方坚持在协定中订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感到困惑和不解。于是，知识产权（含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就成为当时不容回避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此后，中国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并初步建构起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体系。由此推论，固守“围城”内的价值判断标准，无异于“坐井观天”。版权产业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对其在一国的价值定位应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即将诸多国家的同质物纳入同一个参考系中，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才能找到差距、感受压力、体验危机，才能把握定位、完善对策、实现发展。
一、版权产业的内涵——不同法律语境下的分歧
版权产业是指以版权为核心基础的产业，故对版权产业内涵的研探离不开对版权属性的分析。综观世界各国的版权制度，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版权的定位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用语。从共性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版权立法基本上都将版权确定为无形资产权，都对版权进行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划分，也都将版权视为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独占、处理和使用自己作品的专有权利。但是，各国对版权价值属性的归纳，对版权是否可以卖绝、是否可以全部转让等版权使用问题的阐释，却因立法内容的不同而存在个性上的分歧。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中，版权的价值支点是构筑在“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版权的商业目的，认为版权的实质是复制、传播作品的权利，故美国为保护作品文化传播功效的充分实现，在立法内容上多出于商业贸易的考虑，坚持版权的单一财产性质，而淡化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美国1976年《版权法》（现行版权法）第201条规定“著作权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实施法律而转移”，而且版权的有期限转让和无期限转让、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等均被法律所许可。究其美国版权立法动因，一种深邃的“契约论”式的法律观念贯穿于其中，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将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侧重于对作者经济权利的保护，要求作者更多地创作并传播优秀作品，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并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版权的价值取向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立法的哲学基础，坚持的是以保护作者人身权利，或者说是精神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理念。这种思想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于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中仍有所体现。在该法中，为缩短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之间的差距，以顺应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中国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版权中的财产权依法可以转让。承认版权的经济属性，全面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著作权法》关于版权转让的规定未能细化，许多敏感问题至今在学理界并未得以解决。例如，比之传统物权，版权的对象——作品是无形的，无形之物能否像有形商品一样在交易中被全部转让，即一次性卖绝版权；如作品项下之权利不能全部转让，版权所有人在行使部分权利转让时有无期限制约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版权价值观的问题。美国的版权法公开宣称“财产价值观”，确定本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中国的版权法主张“人格价值观”，视作品为作者智慧的结晶和人格的延伸，但又羞羞答答地承认作品中财产权利的经济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版权法中，找不到有关版权保护标准的法律依据的主要原因。显然，中美版权价值的取向标准迥然不同，这一差异对各自版权产业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版权产业”这一概念最早于1978年在瑞典首次提出，1990年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开始对本国版权产业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该研究在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关于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界定。版权产业并非一个独立、完整的产业部门，对此内涵的定位有较大的难度。但是，“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挖掘出了版权产业最为核心的属性，即版权产业首先应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以版权为基础的，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享有版权的作品有关的，在行为规范上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版权法律及相关法律调整和制约的产业部门。的确，在美国社会，从作品的创作、传播到利用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出版业、唱片业、电影业、广播电视业、广告业、软件业，还是演出业、娱乐业；无论是传统的产业部门，还是新锐的产业部门，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享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都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的。一旦版权失却或丧失经济价值，所谓版权产业将不复存在。这就是版权产业的本质之所在。显然，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定位和美国版权法关于版权为单一财产属性的认定一脉相承。其次，关于版权产业外延范畴的界定。版权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大到产业集团、公司、企业，小到自然人的创造性活动均涉及到版权，故版权产业的外延可谓错综复杂。为了准确核定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对版权产业的界定确定了两大标准：一是凡不参与版权销售（版权的商业性许可与转让）活动的产业不列入版权产业；二是不直接从版权销售活动中取得收入的产业或机构不列入版权产业。[1]在此基础上，将版权产业分为四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核心版权产业，是指直接创作享有版权的作品和生产受版权保护产品的行业，如影视业、唱片业、书籍、杂志、报纸出版业、计算机软件业、广告业以及电台、电视传播业等。这些产业以创作、传播及利用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和发展；第二部分为部分版权产业，是指产品中只有一部分享有版权，如建筑业、纺织业等；第三部分为版权的流转产业，是指将其所拥有的版权推向市场的行业，如发行业、服务运输业、图书批发与零售业等；第四部分为相关版权产业，是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版权有关的产业，如电视机、计算机设备产业等。以上四部分统称为“全体版权产业”。由此可见，美国对版权产业内涵与外延范围、组成部分的界定已较为成熟，这为美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反观中国，与美国对版权产业认识上的分歧在于：美国对版权产业属性的界定是建立在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法理学基础之上，版权可以卖绝、可以全部转让是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得以确立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版权产业本质上体现出的核心思想。与之相反，中国版权制度的设计中，卖绝版权、全部转让版权均是依法受到限制的行为。因而，在中国版权立法体系中，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立论是不成立的，尽管在立法上给作者的财产权利保护留出了必要的空间，允许作者对其财产权利实施许可和转让，但从版权法的立法宗旨上可以看出，强调更多的仍是对作者人身权利的保护。所以，在中国学理界，版权产业是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版权能不能作为知识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易、版权的转让有没有底线的限制等均是一些不确定的概念。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是中国版权产业建构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二、版权产业发展现状——博弈竞局中的差异
博弈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是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博弈理论，博弈是指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对抗或合作的人类，面对一定的环境，遵循一定的规则，通过对策略的选择和实施，而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行为过程，亦是一种竞争过程，其竞争结果将成为衡量国与国之间、不同的社会组织、企业、个人之间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以博弈论作为一种视角，将中美版权产业苑于同一个竞争格局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对各自的版权产业发展现状作出客观的评判。
首先，关于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版权产业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人类跨越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几百年的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正在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所代表的是以新技术、新材料、新信息、新的管理方式为主导的创造性产业对传统的工业经济的超越。所以，知识经济的出现为各国的版权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是，宏观环境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它不可能为世界各国的版权产业发展带来均等的机遇，因为各国版权产业基于本国“知识化”的程度和基础而建立起的国内微观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美国为例，近10年来，美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如果说英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的话，那么美国则以电脑、软件、版权产业拉开了知识革命的序幕。实际上，在人们尚未认识版权产业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和重要的贸易活动来研究的时候，美国人已率先顺应时代的潮流，建立起了版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同其他有形资产一样，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的学理体系，同时，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版权交易制度、交易方式、交易程序的建立和完善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版权就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在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紧密联系中，以其特有的“知识升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并以超过其他传统资源的优势而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是被知识经济的潮流推进了知识社会的门槛，但就自身肌体的承受能力来看，在现有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基础上去实现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是有难度的。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经济振兴和发达，不仅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对无形资产的创新和运用，这恰恰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中国社会整体的“知识化”程度和基础太低，其对无形资产的创造能力和利用能力也太低，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以版权产业为例，在我国经济部类的类别划分中，并没有版权产业这一知识经济类型的产业部门，版权产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很难界定。究其原因，一是在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创作上存在着质量、数量、创新程度不足等因素；二是在对版权的传播和利用方面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中国传统的版权理论让怀抱传统观念的人看不到版权对于产业的意义，也就不可能积极地对版权进行商业性的开发和利用，更不具备形成较为成熟的版权传播和交易市场的前提条件。其二，与传统产业不同，版权产业是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产业。版权是无形的，但其经济价值需通过有形的产品和产业来体现，通过有形的市场来体现。版权产业这一特殊性质，对其依赖的市场条件有了特殊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制，更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和适宜的交易方式、交易程序，以便顺利实现其价值。就此而言，由于中国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较低，营销观念与管理手段陈旧落后，加之中国的文化业、知识业长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因而在市场的发达程度上，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上，产业规模的发展上，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的最佳配置上，都还不具备为中国版权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完善市场环境的条件。
由此可见，在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上，中美双方形成的是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开放型理念与保守型理念之间、高度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相对封闭的、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
其次，关于版权产业的经济影响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科研成本的提高，技术更新周期的加快，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着根本的质变，即从传统商品为主的有形贸易扩展到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在内的无形贸易。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发达国家都将眼光投向了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等朝阳产业。事实证明，这些产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产业影响力。以美国版权产业为例，在美国，近20年间，版权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也是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产业。在这里，有数字可以说明一切。根据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2002年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年度报告显示：在产值增长速度方面，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增加值为5351亿美元，比2000年的5178亿美元增长2.65%，其增长速度为3.34%；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方面，197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为2.20%，1987年增加到3.25%，2001年增加到5.24%；在对外贸易方面，1991年美国的录音、录影制品、动画片和电视片、计算机软件和报刊书籍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为361.9亿美元，到2001年这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增加了1.5倍，达到889.7亿美元，其平均增长速度为8.5%，超过了汽车、飞机等任何一个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美国仅核心版权产业的产值已超过所有主要制造业产值的总和，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大亮点。这说明，美国的版权产业已成长为一个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产业部门。
每个国家都有涉及版权的产业，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版权产业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优势，中国亦是如此。在中国，由于对版权产业内涵确定上的模糊性，围绕版权产业进行专门性研究和统计的基础并不成熟，目前，中国涉及的仅仅是对与版权有关的出版业、电影业、软件业等行业的统计。透过每一个相关行业的统计数据，反映出的是行业产值低、贸易逆差大等实质性问题。例如，美国1991年和2001年软件出口分别为196.5亿美元和607.4亿美元。中国在1991年还谈不上软件产业，2000年中国软件产业总值230亿元人民币，即不到30亿美元；2001年全美电影票房达80亿美元，1999年中国电影（含进口片）票房总收入不到1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电影票房的大约1.5%；2001年中国书报刊进口额为6904.13万美元，出口额1763.94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近4倍。同年美国同类产品年度出口额为40.3亿美元，是中国的228.46倍；2001年，中国音像制品进口额为1072.74万美元，出口额共计76.92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同年美国仅录音唱片与磁带（不包括版权贸易）出口额就达95.1亿美元，是中国的12363.5倍等。这一组对比数字表明，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版权产业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独立的经济部门，其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显著，更不具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实力。
三、版权制度供给——立法完善程度上的距离
著名学者郑成思先生认为：“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都存在权利的取得、维护和利用三个主要问题。就版权而言，权利的利用占突出的地位。因为获得版权不是目的，通过转让、许可等贸易活动取得经济上的收入，才是目的，才是版权制度最初产生的原因，也才是维护版权的主要理由”。[2](P2)所以，版权制度应该是用来调整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三方利益的制度。利益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法律权利，版权法正是体现了这种权利关系的法律文本。故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均把版权制度的创制过程中，版权法的立法、执法等方面的完善程度看成是实现权利人权利，维护版权产业壮大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时代，传统版权法中的三方利益关系在受到冲击的前提下，版权制度必须在新技术条件下寻找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新平衡机制，以实现权利人、作品传播者和利用者的共同认可。所以，版权制度供给的充盈程度能否顺应新时展的需求，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当我们用这一客观标准去衡量各国版权制度发展现状时，美国较为完善和发达的版权法律体系让我们领略到了美国版权产业如火如荼的真正原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版权制度供给不足上的尴尬。
就版权制度而言，美国是现今世界上版权制度最为健全和发达的国家，其版权法律体系经历了一个从低水平保护到高水平保护，从不成熟到不断完善的漫长发展过程。纵观这一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版权制度迅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第一，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179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联邦《版权法》，其保护范围仅限于书籍、地图、海图、期刊的保护，而1978年美国制定的第三部《版权法》，其保护范围已扩大到所有通过智力劳动所创作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特别是为顺应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美国对传统版权体系进行调整，及时将数字作品、网络作品苑于法律框架之下，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版权的保护范围。例如，199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法(DPRA)》，首次规定录音制品数字传输的公开表演权（不包括网络传输），赋予电台广播更大的权限，使之免受表演权的控制。因特网普及之后，为了使广播电台网络传输受到法律保护，在1998年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允许电台将音乐制品“临时复制”并对其进行网络传输，使“临时复制”行为拓展到网络空间。[3]可以相信，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版权保护的范围会不断扩大，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信息化产品将获得版权保护。第二，在版权保护水平方面。20世纪初美国为保护本国出版商的利益，曾与一些美洲国家缔结了保护水平较低，并注重国内版权保护的《美洲国家间版权公约》。二次大战后，美国出版业得到迅猛发展，版权保护的重心开始向国外拓展，版权保护的水平亦有了显著的提升，其标志是1989年美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至此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正式与国际接轨。此后，美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条约的形成、制定，使国际条约向着有利于本国版权利益的趋势发展。例如，1995年1月1日生效的WTO三大实体协定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其缔结过程中美国就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TRIPS协定是一部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较高的国际条约，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因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与TRIPS协定的保护标准是一致的。第三，在立法速度方面。近20年来美国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立法完善程度明显提高。有关资料表明：仅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7月一年多的时间，有关知识产权的法案、修正案及决议就有33个；仅1996年至1999年，有关数据库的立法提案就有“数据库投资与知识产权反盗版法”、“信息汇集反盗版法”、“数据库公平竞争和促进研究法”和“数据库反盗版法”等法案。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正式出台，这预示着国际条约已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反映。为实施该条约，1998年美国颁布了新的版权法——《数字千年版权法》，该法删除了原版权法中与两条约不相衔接的条文，增加新的条款，实现了与国际条约的对接。第四，在版权限制方面，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扩展了合理使用的范围，规定了对网络服务商的免责规定亦适用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条款、规定了非营利性图书馆和档案馆为内部存盘之目的，可以复制数字化复制件，如原数字格式已被淘汰的话，复制许可采用新的格式等条款。这些相关规定对原《版权法》合理使用范围做了重大修订。这说明，美国的立法质量已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事实上，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在许多内容上已超过了WCT和WPPT两个国际版权条约的保护力度，它对世界版权制度的发展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五，在版权性质方面。美国版权法公开宣称版权是私权，这一立法精神与TRIPS协定相衔接。TRIPS协定明确规定，所有WTO成员必须承认知识产权是私权，并且不允许成员对协定条款作保留。显然，TRIPS协定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确立了新的标准。以上五个方面的粗略论证可以表明，美国版权制度在其保护范围、条件、标准、内容及措施等方面均与国际条约形成了统一化的发展趋势，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对接从而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奠定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同样就版权制度而言，中国则是一个版权立法历史较短的国家。1990年9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版权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对国内版权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实施的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标志着中国在著作权的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中国版权保护水平仍处于一个较低的程度，在版权立法、执法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TRIPS协定及其他国际条约之间也存着不同程度上的距离。对此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版权的性质方面，《著作权法》虽然也承认著作权是私权，但又规定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可以是作者，享有著作权，成为著作权人。这就使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所拥有的著作权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还是“私人专有财产”难以得到明确的界定。版权属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必然影响到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因为，在版权贸易活动中，当涉及版权交易行为时，许可权、转让权、传播权和使用权的行使，都必须建立在版权属性清晰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成为版权交易活动中的障碍。第二，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概括并不完整，特别是对版权的相关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披露过的信息以及科技发展中产生的新产品等如何纳入版权保护的范围，国家的立法还处在不完善状态。例如，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时代，对数字、网络作品法律地位的确立和保护，对网络空间中版权人、作品传播者、使用人权利的确立和保护等均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立法上的缺失必然使中国版权产业的贸易活动区域受到限制，因为我们失去的是对一个特殊领域内产生的智力成果的保护和利用。第三，在版权保护内容方面，TRIPS协议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许多方面不尽协调。例如，就国民待遇而言，TRIPS协议规定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可自动取得版权，而我国法律规定软件登记是取得法律保护的前提。尽管国务院在颁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公约的规定》中对此进行了修正，却又规定了自动保护仅适于外国作品，从而形成了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在国民待遇问题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说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一大遗憾。第四，在数据库保护方面，《著作权法》没有对数据库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按TRIPS协定的规定，有独创性的数据库都应当受到著作权的保护。第五，在版权限制方面，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在权利限制问题上没有明显的突破，与TRIPS协定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在权利限制的内容上，《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范围、强制许可范围的规定与TRIPS协定直接发生冲突；在著作权与邻接权的限制上，《著作权法》没有对两者加以区别，而TRIPS协定对邻接权的限制明显比著作权的限制更窄等。第六，在版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方面，TRIPS协定要求各成员国制定有关知识产权实施的国内法，以便有效地制止任何侵犯本协议规定的各种知识产权的行为。TRIPS协定与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有一个主要区别，那就是它对知识产权的执行作了许多重要而具体的规定，强化了知识产权执法的措施，这在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是少见的。[4](P233)目前，我国版权保护的执法水平还不能达到TRIPS协定的要求。例如，在如何有效地打击盗版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可循的、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实体依据和程序措施，这使中国在版权保护的执法方面，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双重压力。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版权制度还不能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国际竞争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其法律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
四、启示——比较后的理性思考
在法制国家，版权产业经济与版权保护制度是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制度与经济联姻，进而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在这方面，美国完善的版权立法及执法保护、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三者融合的互动性是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也是启发我们理性思考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如何完善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当前，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可谓多矣，无论是面对国际竞争时应对措施的谋定还是国内相关法制体系的建构；无论是版权产业外部环境的优化还是市场机制为版权产业提供的条件；无论是行业自身的社会定位还是版权产业结构的划分；无论是版权资产的管理还是版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等，在这些关系到版权产业与制度健康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的矛盾。这些问题不仅仅给中国版权产业这个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而获得更多契机的“朝阳产业”带来了现实的困惑，而且在制度具体解决方案的确定上也尚处于探索阶段。然而，真正堪称版权产业与制度的“高尔丁死结”问题还并未包括在上述所罗列的范围当中。笔者认为，版权产业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传统观念困境才是一个令人殚精竭虑的“死结”性问题，也是本文通过中美版权产业与制度的比较后归纳出的重点问题。
实行以来，农村原有由集体所有的水利设施老化、破损严重，为保证农业生产需要，水利产权改革在农村蓬勃发展，而这种产权的演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却很少有人研究。本文的目的是以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演变为例，探讨其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河北省30村4个年份种植业生产和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产权演变促使了种植结构的调整，扩大了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了农民收入；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市场价格及劳动力机会成本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对作物生产结构选择的重要因素。文章最后还对主要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做了讨论。
关键词：灌溉系统产权演变种植结构调整模型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的实行，使农业生产由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原来属于集体所有的许多小型水利工程的管理体制与农村分户经营的模式不相适应，水利工程破坏或老化现象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陈雷和杨广欣，1998）。为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农村小型水利灌溉设施产权改革于80年代兴起并不断发展，从初期的经营权逐渐深化到建设权、处置权甚至是所有权，农民自己投资并管理水利设施的现象逐步增加。
有研究指出，农户积极支持小型水利工程产权改革，是因为他们认为产权明晰后，水利工程覆盖面积扩大，各种用水服务加强，会带来农作物产量提高及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从而增加家庭收入；另外，用水损失减少、水土流失、盐碱化程度的降低，也可使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减少损失（Darra和Raghuvanshi，1990）。另外，农民可根据水资源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农作物种植方式，而不必象以前一样必须按照政府的指示，这样也可以扩大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的种植面积（Patil和Lele，1995）。因此，水利工程产权改革，可以合理开发利用与管理农业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王金霞等，2000），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改革耕作措施与种植制度，发展节水、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刘昌明和何希吾，1996）。
虽然有的研究已提到灌溉设施产权改革与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有关系，但现有的研究多数是描述性的，很少有从实证的角度对灌溉设施产权演变对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的。本文的目的是以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演变为例，探讨产权演变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
二、研究资料和调查点概况
（一）样本点的选择
河北省的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灌溉用水中有70%来源于地下水。本研究选取了河北省青龙、元氏和肥乡县三个县做为调查点，三个县的水资源短缺程度都比较严重并且都是主要粮食产区，每个县随机抽取10个村作为调查的样本村，选择了开始年（1983年左右）、1990年、1997年和1998年四个年份为调查时期，样本点产权类型比较全且在不同地区间有一定的区别，农作物种植结构有一定的差异。
表1列出了样本点的一些基本情况，从表1人均耕地、地下水位及有效灌溉面积数据可看到青龙、元氏和肥乡三个县情况差异比较大，但三个县各项指标四个年份间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而水资源短缺状况日益严重，灌溉用水中地下水比例越来越高，元氏和肥乡县在1998年甚至达到了100%。
本文的地下水灌溉系统指机井，一个机井及其附属设备为一套地下水灌溉系统（以下简称为机井）。这里把机井分为集体产权机井和非集体产权机井两种，由私人所有及农民合股所有的机井被统称为非集体产权机井。用非集体产权机井数量占机井总数的比例变化来反映机井产权演变的情况。表1表明机井产权的演变是由集体产权形式向非集体产权形式发展的。三个县非集体产权机井所占比例从到1998年都是逐渐增大的，但三个县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的变化幅度不同，青龙县变化幅度最大（从0增加到69%），肥乡县的比例变化达到了7倍多，元氏县也有2倍多。
表1.样本点基本情况
县名
年份
耕地面积
（千公顷）
有效灌溉面积占
耕地面积比例（%）
人均耕地面积（公顷/人）
灌溉用水中地下水比例（%）
非集体产权井所占比例(%)
青龙
83年*
1.05
13
0.07
71
90年
0.98
15
0.06
69
4
97-98年
0.93
42
0.06
94
69
元氏
83年*
2.02
94
0.11
93
28
90年
1.92
95
0.10
85
48
97-98年
1.81
95
0.08
100
63
肥乡
83年*
1.62
61
0.15
100
9
90年
1.53
69
0.13
99
54
97-98年
1.50
83
0.12
100
80
注：83年*代表开始年，97-98年的数据为97年和98年样本点数据的平均值。
数据来源：作者对青龙、元氏和肥乡县30个样本村的实地调查。
（二）机井产权与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
从开始到1998年，三个县小麦玉米的播种面积比例都是增加的，杂粮、薯类等其他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基本上呈下降趋势（表2）。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变化来看，棉花的播种面积比例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增加的，但到了97、98年急剧下降。在元氏和
表2.按年份分组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
县名
年份
总播种面积（千公顷）
粮食作物占
总播种面积比例（%）
经济作物占
总播种面积比例（%）
合计
小麦玉米
其他
合计
棉花
其他
青龙
83年*
1.10
99
38
61
1
1
90年
1.08
98
41
57
2
2
97-98年
1.13
95
55
40
5
5
元氏
83年*
3.47
87
84
3
13
7
6
90年
3.41
88
86
2
12
7
5
97-98年
3.37
93
91
2
7
3
4
肥乡
83年*
2.38
73
66
8
27
23
4
90年
2.39
78
72
6
22
19
3
97-98年
2.50
93
85
8
7
3
4
注：经济作物包括棉花、油料作物和蔬菜等。其它注释及数据来源详见表1。
肥乡县，棉花以外的其他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从开始年到90年是稳中趋降的，98年元氏县还是略有下降，而肥乡县则是迅速上升但幅度小于棉花面积比例的变化。在没有种植棉花的青龙县，经济作物在总播种面积中的比例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是增加的。另外，数据反映出尽管各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变化趋势有相似之处，但地区间作物种植结构变化还是有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种植结构在不同时期和地区间存在差异呢？
由表3数据可以看出，机井产权状况同农作物种植结构存在一些相关关系。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越大，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例越高，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例越小。农作物种植结构也同人均耕地紧密相关（表3）。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同人均耕地成负相关，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则与人均耕地成正相关，这可能与我国农民自给半自给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关。
在粮食作物内部，随着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的增加，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比例不断扩大，而杂粮、薯类等粮食作物所占比例不断下降（表3）。农民自己打井后，有些地方从种植一季比较抗旱的杂粮作物转为种植冬小麦—玉米需水较多的两季粮食作物或其他两熟作物，因此杂粮、薯类作物播种面积减少，小麦、玉米播种面积扩大。小麦、玉米是国家订购粮的主要品种，这两种作物产量比较高，经济效益比杂粮、薯类好，符合农民的利益。从另一角度来看，农民有能力自己投资打井，说明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对食物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所以从小米、高粱、薯类等粗粮转向小麦等细粮。
表3.按非集体产权和人均耕地面积分组的农作物播种结构情况
分组
分组指标均值
总播种面积
（千公顷）
粮食作物占
总播种面积比例（%）
经济作物占
总播种面积比例（%）
合计
小麦
玉米
其他
合计
棉花
其他
按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
0-0.99
10.18
90
74
16
10
7
3
1-89.9
51
8.24
89
79
11
11
6
5
90-100
98
9.40
88
80
8
12
7
5
按人均耕地面积（公顷/人）
0.030-0.079
0.06
6.11
96
67
29
4
1
3
0.080-0.111
0.10
11.61
90
82
22
10
4
6
0.113-0.227
0.14
10.10
84
79
5
16
12
4
数据来源：见表1。
随着机井非集体产权形式的发展，经济作物内部种植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表3）。棉花是调查点的30个村种植的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棉花相对于粮食作物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劳动力机会成本的变化对其影响比较大，另外棉花的种植还要受国家棉花收购政策及病虫害的影响，因此表中数据显示产权的变化对棉花播种面积无明显影响关系，计量模型中我们将对影响棉花播种面积的因素做进一步分析。其他经济作物这里主要指油料作物、蔬菜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我们调查的样本点中果树栽种面积也不少，但大部分果园与耕地面积是分开计算的，所以在我们的分析中没有把果园与其他作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表中数据显示，随着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的增加，除棉花外的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也是增加的，这与预期是一致的。
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的增加，表明农民对水利投资越来越多。农民不但意识到水是一种稀缺且十分珍贵的资源，也接受了地下水的利用要有一定的成本的观念，所以要合理、有效地利用水资源以提高自己的收益，而种植结构的变化就是农民对此作出的反应。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地下水灌溉系统非集体产权形式的发展，农民相应地调整了种植结构，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增加，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有所下降。但以上单因素分析只是非集体产权与农作物种植结构之间表面的相关关系，我们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对其关系下结论，因为农作物生产还受国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力机会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所以，为了较准确地分析产权与其他因素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必须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三、计量经济模型的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建立如下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农作物生产结构的因素进行分析：
Aijt=F（Rjt、Wjt、ln(Qjt)、(PG/PI)jt-1、(PC/PI)jt-1、Njt、Dk、Tt）
上式中i代表作物（分别为粮食作物、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j代表村，k代表地区（县），t代表时期，Aijt代表第j村在t年i种农作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R代表非集体产权机井的比例（%），由于产权变量是内生变量，为了避免模型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模型估计时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把非集体产权作为内生变量来分析产权演变对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机井产权演变的影响因素模型见附表1）。Q代表人均粮食定购任务（公斤/人），是用来测定粮食收购政策对种植结构影响的变量。PG，PC和PI分别代表粮食市场价格、棉花收购价格和化肥价格指数。因为同一时期内，县内各村的价格基本相似，所以价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年份之间的差异。上式中资源及投入品价格用到的是影子价格，即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灌溉用地表水比例（W，%）和劳动力机会成本（非农收入比例N，%）。为了显示地区间和年份间的差异，采用了地区虚变量Dk和年份虚变量Tt。模型各变量的平均值见表4。
表4.模型变量
被解释变量平均值
解释变量平均值
非集体产权
机井比例（R,%）
42
地下水位（米）
44
灌溉用水中地表水比例（W,%）
8
人均耕地（公顷/人）
0.1
人均收入（元/人）
782
粮食播种
面积比例（AG,%）
91
集体经济力量（元/人）
29
教育程度（%）
44
人均粮食定购任务（Q,公斤/人）
61
棉花播种
面积比例（AC,%）
5
上年粮食价格与化肥价格指数比(PG/PI)t-1
0.4
上年棉花价格与化肥价格指数比(PC/PI)t-1
2
非农收入比例（N,%）
40
非棉花经济作物
播种面积比例（AO,%）
4
有政府财政扶持样本数
37
能得到水利贷款样本数
63
有道路通过本村的样本数
82
注：人均收入和集体经济力量按90年价格计算，地下水位是调查年份上一年的地下水位，教育文化程度指样本村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例，有政府财政扶持样本数、能得到水利贷款样本数和有道路通过本村的样本数的数值为合计数，其它数值为变量平均值。总样本数为120个。数据来源：见表1。
四、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和结果
由于粮食定购任务在同一地区内差别不大，主要是体现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其变量同地区虚变量存在较强的共线相关。同时，价格变量在地区间差异很小，主要是年份间存在着差异，这同模型中的年份虚变量相关较大。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选用了4种方案对模型进行估计。方案1（表5）和方案3（附表2）加入了年份虚变量而没有用农作物价格与化肥价格指数之比的变量，在地区虚变量（方案1加入了地区虚变量，方案3则没有）的取舍上对模型进行比较。方案2（表5）和方案4（附表2）是分别对方案1和方案3用农作物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之比的变量代替年份虚变量对模型进行估计。四种方案的结果（表5、附表2）显示，影响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相同，且产权变量、劳动力机会成本变量在四种方案中的结果变化不大，且基本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说明模型比较稳定，下面采用方案2（表5）来对模型系数的估计结果进行讨论。
表5.作物种植结构决定因素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方案1和方案2）
解释变量
粮食作物
棉花
其它经济作物
方案1
方案2
方案1
方案2
方案1
方案2
截距
82.530
99.377
7.448
-10.100
10.022
10.723
(25.19)***
(13.14)***
(2.39)**
(-1.41)
(5.69)***
(2.64)***
Pjt
-0.078
-0.082
0.033
0.039
0.045
0.043
(-3.42)***
(-3.63)***
(1.54)
(1.83)*
(3.63)***
(3.54)***
Ln(Qjt)
3.029
2.964
-0.730
-0.649
-2.299
-2.315
(4.07)***
(3.99)***
(-1.03)
(-0.92)
(-5.75)***
(-5.82)***
Wjt
0.031
0.028
-0.023
-0.019
-0.008
-0.009
(0.92)
(0.83)
(-0.72)
(-0.59)
(-0.44)
(-0.50)
(PG/PI)jt-1
2.604
-3.336
0.732
(0.15)
(-0.20)
(0.08)
(PC/PI)jt-1
-5.430
5.713
-0.283
(-2.90)***
(3.21)***
(-0.28)
Njt
0.108
0.095
-0.054
-0.037
-0.054
-0.058
(1.81)*
(1.65)*
(-0.96)
(-0.67)
(-1.69)
(-1.88)*
元氏县虚变量
-9.173
-9.141
4.241
4.204
4.932
4.937
(-3.86)***
(-3.82)***
(1.88)*
(1.85)*
(3.87)***
(3.85)***
肥乡县虚变量
-12.566
-12.825
10.247
10.596
2.319
2.229
(-4.51)***
(-4.62)***
(3.87)***
(4.02)***
(1.55)
(1.50)
1990年虚变量
0.412
-0.068
-0.344
(0.18)
(-0.03)
(-0.28)
1997年虚变量
6.921
-7.253
0.332
(2.23)**
(-2.46)**
(0.20)
1998年虚变量
7.251
-7.047
-0.204
(2.34)**
(-2.40)**
(-0.12)
调整后的R2
0.43
0.43
0.40
0.40
0.29
0.23
F值
10.86
12.26
9.66
10.83
5.41
6.06
注：“*”、“**”、“***”分别代表10%、5%和1%的统计显著水平。
（一）非集体产权机井的发展会促进农民调整种植结构
从模型系数估计的结果来看，非集体产权机井的发展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基本上是一致的。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变量在粮食作物及其他经济作物方程中的系数都达到了1%的显著水平，这意味着非集体产权机井的发展对传统的粮食作物与高经济价值的作物间结构的调整有着显著的影响。
粮食作物方程中，产权变量的系数为-0.082，说明非集体产权机井的比例增加10%（从样本平均值的42%增加到52%），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就要减少0.82%（0.082×10=0.82），而相应地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则分别增加0.39%和0.43%。
从分析中可看出，地下水灌溉系统非集体产权的发展对种植结构的调整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增加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作物上表现更加明显。农民在自己投资打井后，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使一部分水能够用来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另外，自己的井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及时，农民也敢种植对灌溉用水要求比较高的经济价值高的作物。
（二）粮食收购政策仍然是影响农作物生产结构的重要原因
人均粮食定购任务变量在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方程中都达到了1%的统计水平，表明粮食定购任务对农民种植结构有显著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人均粮食定购任务的增加会导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的扩大，而相应地棉花和其它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都有所减少。
从方案2（表5）与方案4（附表2）的结果比较来看，地区虚变量与人均粮食定购量变量之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方案2中人均粮食定购量变量的系数大于方案4的变量系数，同方案2中地区虚变量的负值系数有关。
（三）价格信号是指导农民进行生产决策的重要因素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粮食与化肥比价每上升1%（从样本平均值的0.4增加到0.404），粮食播种面积比例会增加1%（2.604×0.3=1.04），棉花的播种面积比例会减少1.3%（3.336×0.4=1.3），其他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例会增加0.3%（0.732×0.4=0.3）。而棉花与化肥比价比每增加1%（从样本平均值的2增加到2.02），粮食播种面积比例将减少10.86%（5.43×2=10.86）、棉花的播种面积比例将增加11.42%（5.713×2=11.42），其他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例会减少0.56%（0.28×2=0.56）。
（四）劳动力机会成本影响作物种植结构的选择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外出就业的比例逐年增加，非农收入可看作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农民放弃部分农业生产时间外出就业会对种植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结果显示非农收入比例在粮食播种面积和其他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方程中均达到了10%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三个方程中非农收入的系数分别是0.095、-0.037和-0.058，说明非农收入每增加10%（从40%增加到50%），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将增加0.95%，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则分别减少0.37%和0.58%。
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相比是劳动相对密集的农作物，为满足口粮的需要，在劳动力机会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农作物播种面积首先减少的是非粮食作物。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的演变促进了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扩大了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使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有所下降。另外，粮食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比的升高、粮食订购任务的增加及劳动力机会成本的提高都会导致粮食播种面积比例的增加。对这些结论的主要政策含义讨论如下：
（一）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演变和农业结构调整
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是在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由集体产权形式逐渐向非集体产权形式发展的情况下，农民在对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收益比较后进行的合理的行为。同其他制度创新一样，这种产权制度演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意味着农民生产的优化行为意识和能力在不断增强。它对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会起促进作用，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加速和完善灌溉系统产权的演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制度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力。（二）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演变与粮食发展政策
过去的研究指出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的演变会加强灌溉管理，维持灌溉系统的持续运行并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本研究结果表明地下水灌溉系统非集体产权形式的发展还会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有所下降。因此在灌溉系统非集体产权形式成为产权演变发展趋势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农业政策的目标包括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政府则要考虑用增加农业科研和推广投资、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政策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抵消由于灌溉系统产权演变给粮食生产面积减少带来的影响。（三）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要有准确、合理的市场信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在生产时虽然还受国家政策及口粮需求等条件的约束，但已经在按价格信号的引导调整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因此，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过程中，国家应该加强建立信息畅通、公正规范的市场环境，为农民的生产决策提供准确的市场价格信息。
（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受粮食收购政策的制约
目前粮食收购政策制约着农业生产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也制约着水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也意味着在华北灌区，取消粮食收购任务，经济作物面积将显著增长，而粮食作物面积则显著下降。而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靠粮食收购政策来维持粮食总量供给不是长远之计，这进一步论证了科技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地位。附表1：产权演变模型
影响产权演变因素
解释变量
系数
T检验值
截距
-177.785
（-1.61）
自然资源条件
W地表水源比例
0.428
（2.76）***
W地下水位
65.548
（3.01）***
人口压力
ln(LP人均耕地)
-84.815
（-2.33）**
政策因素
水利扶持政策
13.162
（1.92）*
水利贷款政策
-61.877
（-2.05）**
经济条件
ln(人均集体收入)
1.497
(0.78)
ln(农民人均收入)
-10.892
（-0.81）
文化程度
EDU文化程度
-0.035
（-0.046）
市场化程度
R道路
22.000
（2.13）**
村虚变量
略
年份虚变量
略
调整后的R2
0.75
F值
9.54
注：“*”、“**”、“***”分别代表10%、5%和1%的统计显著水平，在产权演变影响因素模型的几种不同方案中，选用的是调整后的R2比较高的方案，这样产权变量的拟合程度比较好。水利扶持政策、水利贷款政策及表示市场化程度的道路变量是虚变量，变量值为1分别表示样本点能得到水利扶持及贷款政策和有道路通过（模型的分析详见王金霞、黄季焜和Scott，2000）
附表2作物种植结构决定因素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方案3和方案4）
解释变量
粮食作物
棉花
其他经济作物
方案3
方案4
方案3
方案4
方案3
方案4
截距
77.451
90.703
13.088
-1.357
9.461
10.654
(24.50)***
(11.54)***
(4.43)***
(-0.19)
(5.61)***
(2.56)**
Pjt
-0.078
-0.083
0.029
0.034
0.049
0.049
(-3.16)***
(-3.40)***
(1.24)
(1.50)
(3.74)***
(3.78)***
ln(Qjt)
1.396
1.275
0.008
0.125
-1.394
-1.400
(2.11)**
(1.98)*
(0.01)
(0.21)
(-3.98)***
(-4.10)***
Wjt
0.047
0.044
-0.039
-0.037
-0.008
-0.007
(1.30)
(1.20)
(-1.15)
(-1.07)
(-0.42)
(-0.39)
(PG/PI)jt-1
-3.925
13.371
-9.446
(-0.22)
(0.80)
(-1.00)
(PC/PI)jt-1
-3.678
3.035
0.643
(-2.00)**
(1.76)*
(0.66)
Njt
0.236
0.222
-0.191
-0.177
-0.045
-0.045
(4.56)***
(4.45)***
(-3.95)***
(-3.79)***
(-1.62)
(-1.72)*
元氏县虚变量
肥乡县虚变量
1990年虚变量
-1.259
2.156
-0.897
(-0.52)
(0.96)
(-0.70)
1997年虚变量
4.019
-3.333
-0.686
(1.28)
(-1.14)
(-0.41)
1998年虚变量
4.317
-3.143
-1.174
(1.38)
(-1.08)
(-0.70)
调整后的R2
0.33
0.33
0.32
0.32
0.11
0.12
F值
9.36
10.77
8.84
10.03
3.77
4.47
注：“*”、“**”、“***”分别代表10%、5%和1%的统计显著水平。
参考文献：
刘昌明和何希吾，《中国21世纪水问题方略》，科学出版社，1996
陈雷和杨广欣，“深化小型水利工程产权改革加快农村水利事业发展”，《中国农村水利水电》，1998年第6期，第1-4页
王金霞、黄季焜、Scott，“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的创新与理论解释”，《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第66-74页
Darra,B.L.andC.S.Raghuvanshi,IrrigationManagement,AtlanticP&D,1990
R.K.PatilandS.N.Lele,"IrrigationManagementTransfer:ProblemsinImplementation"inIrrigationManagementTransfer，FoodandAgriculturalOrganization,Rome,1995
DouglasJ.Merrey,ExpandingtheFrontiersofIirrigationManagementResearch:ResultsofResearchandDevelopmentattheInternationalIrrigationManagementInstitute1984-1995,InternationalIrrigationManagementInstitute,1997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1.参赛选手。参加大赛的全国13所高职类院校，6所中职类院校，76名学生(高职组52名，中职组24名)分别来自华北、西南、东北等7个不同地区。参赛情况见表1。2.比赛项目。比赛包括画经点穴、针灸技术、推拿手法、保健按摩、推拿练功5大项，每大项下面又包含具体的小项。具体的比赛项目及分值比见表2。［1］3.裁决与评判。裁判委员会下设命题组和评委组，命题组由业内知名专家担任，专门负责命题和建立题库工作，保证了竞赛命题的有效性和保密性;评委组由组委会商请各参赛学校，推荐作风好、技术精、经验丰富的副高以上职称的人员出任。其中每个比赛项目设5个裁判员，由每个参赛学校推荐的裁判员担任，从而保证了竞赛裁判的公正性。由于推拿手法和保健按摩项目操作类似，所以两个比赛项目由同一组裁判员评分。评分采用裁判员现场观察评判，不同性别、不同组别及不同地区的评判标准是统一的，每个项目的裁判人员也是固定的，最后的平均分就是该选手在此项目上的最终得分。
(二)研究方法
第一，样本所在总体，即全国高、中职院校针灸推拿专业学生，在针灸推拿各项技能的掌握情况可认为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而且不同性别、不同组别的比赛得分可认为是两个独立的样本，故运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不同性别、不同组别在5项技能上的差异显著性进行检验。第二，由于对全国各地区高、中职院校针灸推拿专业学生的技能掌握情况没有把握，因此采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进行分析。本研究涉及全国7个地区的独立样本，故采用多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的方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三)统计软件
运用SPSS12.0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假设的提出
H1:高职组样本所在总体不同性别间在针灸推拿5项技能上无显著性差异。H2:中职组样本所在总体不同性别间在针灸推拿5项技能上无显著性差异。H3:样本所在总体不同组别间在针灸推拿5项技能上无显著性差异。H4:高职组样本所在总体不同地区间在针灸推拿5项技能上无显著性差异。H5:中职组样本所在总体不同地区间在针灸推拿5项技能上无显著性差异。
(二)假设的检验
1.高职组不同性别间在各项技能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从表3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出，高职组不同性别学生在5项比赛得分中，除针灸技术外，其他4项男生得分均略高于女生，但样本所在总体男生是否优于女生，还需进行显著性检验。对显著性进行检验(见表4)，在进行两独立样本T检验之前，先要通过两总体方差相等的F检验，根据F检验结果，选择两样本等方差T检验还是两样本异方差T检验。［2］从表4中可以看到，除针灸技术外，其他4项对应的概率P值均通过P＞0.05的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置信区间95%)，因此应看第一行(Equalvari-ancesassumed)T检验结果，其中推拿手法T统计量的观测值为3.284，对应的双尾概率P值为0.002，由于显著性水平为0.05，得出P＜0.05，说明两样本所在总体在推拿手法上有显著性差异。而画经点穴、保健按摩、推拿练功对应概率P＞0.05，说明两样本所在总体在以上3项技能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另外，由于针灸技术F统计量的观察值为13.416，对应的概率P值为0.001，小于0.05，所以两总体方差不齐，应看第二行(Equalvariancesnotassumed)T值及伴随概率P值，［3］由表4可知对应概率P值为0.087，大于0.05，说明两样本所在总体在针灸技术上也没有显著性差异，部分支持假设H1。2.中职组不同性别间在各项技能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从表5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出，中职组不同性别学生在5项比赛得分中，除画经点穴男生得分略高于女生外，其他4项女生得分均高于男生，但样本所在总体女生是否优于男生，还需进行显著性检验。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见表6)，在总体方差F检验的基础上，5个比赛项目双尾概率P值均大于0.05，说明两样本所在总体在以上5项技能上没有显著性差异，支持假设H2。3.不同组别间在各项技能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从表7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出，除保健按摩得分高职组明显高于中职组外，其他4项得分都是中职组略高于高职组，但样本所在总体中职组是否优于高职组，还需进行显著性检验。对显著性进行检验(表8)，在总体方差F检验的基础上，只有画经点穴、针灸技术、推拿手法双尾概率P值大于0.05，说明两样本所在总体在以上3项技能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而保健按摩、推拿练功的双尾概率P值小于0.05，说明两样本所在总体在以上2项技能上有显著性差异，部分支持假设H3。4．高职组不同地区间在各项技能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以华东、华中、西南、西北、东北5个地区的16所高职类院校52名学生在5个项目上的比赛得分为样本，分析5个地区的高职组院校学生在各项技能上的显著性差异。由于对全国各地区针灸推拿专业学生的技能掌握情况没有把握，因此采用多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的方法进行分析。该方法主要包括中位数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在两种检验方法中，前者比较适合观测值数量较多的情况，［3］根据本研究需要，选择Kruskal－Wallis检验。从表9中可以看出，华中地区的学生在画经点穴、针灸技术、保健按摩3个比赛项目中得分最高。西北地区的学生在画经点穴、推拿手法、保健按摩3个比赛项目中得分最低。对显著性进行检验(表10)，针灸技术、保健按摩、推拿练功项目对应概率P值分别为0.029、0.007、0.013，如果显著性水平为0.05，由于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认为高职组不同地区间在以上3项技能上有显著性差异，部分支持假设H4。5.中职组不同地区间在各项技能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以华东、华南、华北、西北4个地区的6所中职类院校24名学生在5个项目上的比赛得分为样本，分析4个地区的中职组院校学生在各项技能上的显著性差异。同样选择Kruskal－Wallis检验来进行多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从表11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学生在5个比赛项目上得分差距甚微。对显著性进行检验(表12)，只有针灸技术项目得分对应概率P值为0.020，小于显著性水平，认为中职组不同地区间在针灸技术上有显著性差异，部分支持假设H5。
三、讨论
(一)样本所在总体不同性别间在针灸推拿各项技能的差异分析
从表4和表6中可以看出，不同性别间，无论高职组还是中职组，5项技能中除在推拿手法上有显著性差异外，在另外4项技能上均没有显著性差异。研究认为推拿手法主要包括一指禅推法、衮法、搓法、抖法、振法等手法，对力量及力量的持久性的要求比较高，而男性力量相对要比女性要好，所以在实际操作中，高职组男生的推拿手法平均得分为23.718，较高于女生的平均得分23.306，且有显著性差异。而中职组的学生年龄偏小，男女学生正值发育期，在身体力量上没有太大差距，在比赛中女生平均得分为23.700，略高于男生的平均得分23.631，但没有显著性差异。
(二)样本所在总体不同组别间在针灸推拿各项技能的差异分析
从表8可以看出，不同组别之间在保健按摩、推拿练功上有显著性差异，在另外3项技能上没有显著性差异。研究认为由于高职组和中职组院校生源文化素质的差异，以及对针灸推拿专业重视程度的差异，所以在教学成果上难免会出现差距，这在比赛成绩上也得到验证，高职组在保健按摩上的平均得分为19.726，明显高于中职组的平均得分18.547，且有显著性差异。而在推拿练功上，中职组平均得分高于高职组，研究认为可能是因为中职组在推拿练功比赛中只有太极拳项目，没有易筋经项目的原因，所以出现分值的差异。
(三)样本所在总体不同地区间在针灸推拿各项技能的差异分析
从表10、12中可以看出，高职组不同地区之间，在针灸技术、保健按摩、推拿练功上有显著性差异，在另外2项技能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中职组不同地区之间在针灸技术上有显著性差异，在另外4项技能上没有显著性差异。研究认为由于全国高、中职类院校的学制都是三年，针灸推拿专业的教材基本上也是全国统一，差异的是全国不同地区的手法特点，如南派北派等划分，并不能说哪一派更好，但整体的手法类型还是大致相同的，所以全国各地区在针灸推拿各项技能上出现差异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四、结论
论文摘要：控制点是一种稳定的人格变量，描述了个体对外界环境和事件的控制感，包含内控和外控两个维度。控制点对幸福感、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等工作态度以及工作绩效、人际交往和领导者行为等工作行为均有一定的影响，能够有效预测个体的工作结果。本文在对控制点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应该在纵向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等四个方面有所加强。
人格理论的发展带动了心理学各领域的进步，人格因素在工作中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受到人力资源研究学者的关注。控制点体现了个体对外界环境和事件的控制感，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变量，它对幸福感、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等工作态度和工作绩效、领导者的行为等工作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中应用广泛。
控制点的内涵
控制点的概念由Rotter（1966）首先提出，Rotter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不仅由目标或者强化的重要性或者特性决定，而且由人对这个目标的期望决定。控制点是个体对于事件结果在自己控制之内还是之外的一般期望。Lefcourt（1972）认为控制点是指对自己决定生活结果的信念。内控者认为自己努力就能够决定自己生活的结果，认为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外控者认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是由超出自身的力量决定的，像运气、机会或者有权利的他人的帮助。Spector（1988）认为控制点是一个人影响特定工作结果的信念。
控制点的测量
为深入探讨控制点与后果变量（态度、行为）的关系，研究者们以提出的控制点概念为基础，开发出控制点量表。Rotter认为控制点是单一维度的，范围从内控到外控。他首先于1966年开发出内外控量表，并在很多研究中使用并推广。但是Rotter的量表还存在问题，比如他提到的控制点是“好人－坏人”的诊断标志，而且很多研究也显示控制点并不是单一维度的。Levenson(1974)开发了“内控、有权利的他人和机会量表”。在这个量表中，除了内控的分量表外，Levenson也将外控分为机会和有权利的他人两个分量表。他通过假设三个独立的维度(内控、有权利的他人的控制、机会的影响)扩展了控制点的概念。
随着人们对特定领域控制点的关注，研究者们逐渐开发出特定目的适用于特定环境的控制点量表，而不是像Rotter的一般性量表，这些量表更具有更高的内容效度和预测效度。如Spector(1988)开发了适用于工作场所的工作控制点量表，Chung(2002)开发的销售人员控制点量表等。
控制点的影响效果
（一）控制点和工作态度
1.控制点和幸福感。国外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控制感的概念是预测幸福感的最佳指标。Judge等阐述了控制点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他们认为控制点是自我评估的基本组成部分，内控者会表现出积极的自我价值评估，而外控者则表现出消极的自我价值评估。因而，内控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表现出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和生理健康水平。
2.控制点和工作满意度。Spretizer的研究表明当员工感到自己能够创造和管理自己的工作角色的时候，他们在心理上会感觉到更多的能力和能量。Judge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自我评估（包括控制点）和工作满意度相关，他在2001年的研究显示自我评估和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是0.41。他同时揭示了自我评估影响工作满意度的机制。这个研究结论得到了Srivastava、Locke和Judge(2002)的实验室研究的支持——那些在自我评估上得分高的个体会选择更为复杂的任务，任务的复杂性是自我评估和任务满意感的中介。蒋奖(2004)的研究也表明工作控制点对工作满意度有很好的预测作用。Spector(2002)对五大洲的24家公司的跨文化研究显示，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是控制点和工作中的幸福感-工作满意度、心理幸福感的重要中介。
3.控制点和工作压力。研究发现，具有内控观念的人会认为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具有外控观念的人则认为自己的命运由外部力量主宰。当内控者和外控者面对相似的工作情景时，内控者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可以对行为后果产生较大的影响，故采取行动以控制事情的发展。而外控者则更多倾向于消极防守，不愿采取行动来缓解压力，容易产生无助感和压力感。Jean（2005）的元分析也发现，现在的美国人更多地倾向于外控的人格特质，更多的人对压力进行了无效的管理，展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
4.控制点和工作动机。Thomas认为内控者比外控者更有可能获得想要的工作结果，更有可能表现出更高的内部工作动机，更加投入自己的工作，更多的从事于投资自己未来工作的发展性活动。Thomas在对2006年以前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发现内控与工作动机存在正相关，其中内控与内部任务动机的正相关r=0.18，与期望（努力与绩效）的正相关r=0.32，与工具性（绩效与奖励）的正相关r=0.29，与工作投入的正相关r=0.22。另外许多研究也显示，控制点对工作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工作动机作为中介发生作用的。
5.控制点和组织承诺。Luthans(1987)对组织承诺的前因变量的研究中指出控制点和组织承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许多研究也显示，外控者不太可能对自己的组织有所承诺。Coleman(1999)对232个加拿大政府结构的员工进行的研究显示，内控与情感承诺呈正相关，外控是与持续承诺呈正相关。
（二）控制点和工作行为
1.控制点和工作绩效。大量的研究已观察到控制点和工作绩效的相关，比如Judge（2001）的元分析发现自我评估的四个维度和工作绩效的相关平均值为0.23，并指出两者的关系可能是由工作动机作为中介的。Thomas（2006）的元分析也发现了控制点和任务绩效以及职业生涯成功之间存在相关。Mirjam（2004）对6111个美国年轻人的纵向研究表明，控制点对个人的工作绩效（小时工资）有预测作用。但是结果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内控者比外控者的绩效更好，而另一些研究发现控制点和绩效没有关系或者外控者的绩效优于内控者的绩效。
2.控制点和人际交往。Kapoor（1986）和Ringer（2000）研究发现内控者比外控者具有更多的社会技巧来处理社会关系。内控者比外控者更有可能先开始社会关系(Turban&Dougherty，1994)，影响他人(Phares，1965)，更有可能被其他人理解成为群体领导(Anderson&Schneier，1978)。Martin（2005）的研究表明控制点是人们发展和上级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3.控制点和领导者的行为。在领导者使用权利方面，Anderson等(1977)的研究发现，具有内控倾向的领导者在处理事件时更有可能表现出任务倾向，在压力环境下的表现比外控者好。但是，Durand和Nord(1976)认为完美的主管应该具有外控的人格倾向，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中，外控领导者认为自己的下属有更多的开创，更加善解人意。在领导的行为方面，Howell（1993）的研究显示，变革型领导与更高的内控呈正相关。一个企业家或者经理人的内控倾向和变革型策略(Miller，KetsdeVries&Toulouse，1982；Mueller&Thomas，2001)、财务绩效(Govindarajan，1889；Lee&Tsang，2001)和组织的生存(Anderson，1977；Boone，DeBrabander&Hellemans，2000)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4.控制点和组织公民行为。Phares(1976)发现内控点和社会情境中的帮助行为相关。然而，控制点和抱怨行为呈负相关，而抱怨行为是组织公民行为的另一种形式。Blau(1993)发现内控点是和创新性绩效相关的，而创新性绩效是组织公民行为的一种类型。
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项目管理项目团队项目经理团队管理
0引言
项目团队已经成为软件开发的一种重要的团队形式，运用项目团队来完成任务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项目团队是项目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
那么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算是高素质的团队呢？接下来就着重探讨一个高素质的项目团队需具备的素质。
1团队管理的意义
项目管理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人，对项目的管理即是对人的管理。因而团队管理是项目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尽管成功的团队管理不一定能保证项目的成功，但失败的团队管理必然导致项目的失败。
项目经理在进行团队管理时要以团队成员为本，从团队成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可以很快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团队的效率。其具体意义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是保证按时、按质交付项目的前提；②有利于开发出高质量的软件；③有利于充分发挥每位成员的特长和创造性；④有利于提高团队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⑤有助于增长开发人员的知识、见识；⑥增加成员间的彼此了解，让成员坦诚相见；⑦有利于团队成员相互学习、交流。
2项目经理应具备的素质
每个项目团队都必须有一个项目经理。项目经理是整个项目的领导者，负责整个项目的计划、实施和控制、以及协调开发人员之间、各级最终用户之间、开发人员和广大用户之间的关系，是项目管理的核心。
作为项目经理应具备以下一些领导素质：①有领导能力。项目经理要带领和指挥整个项目团队去实现项目目标。他的领导能力决定了团队成员是否愿意服从他的指挥，同时也决定了项目的成败。②有决断力。在团队成员间出现意见不一致，发生矛盾冲突时应及时做出公平正确的决策；当项目遇到困难时，需要项目经理能正确而迅速地做出确定。③有表率作用。能积极的带动团队、引导整个团队工作。在工作中能吃苦耐劳、主动承担最困难的工作，以身作则，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又怎么去要求其他成员去做呢？又怎么带领整个团队去工作呢？④有坚强的意志力，不怕困难。项目实施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些困难甚至会使人认为无法实现项目目标。此时，作为项目经理，最重要的就是具有顽强的意志力，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这种意志力是提高团队士气最重要的因素。⑤知人善任、真诚对人。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知道这些人是哪方面的人才；知道该把这样的人才放在什么位置上；并真心诚意，以诚待人开诚布公，言行一致，设身处地，以宽容人，扬人责己，以功归人。⑥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并且善于协调。通过沟通，项目经理可以将项目目标传达给每个成员，使其对团队目标有一个清晰的理解，进而为实现项目目标而奋斗。项目经理也可深入了解每个成员的知识技能水平，更有针对性的重新进行更合理的工作分配；并及时发现项目中存在的问题、识别项目团队分歧的根源、协调士气低落的现象等。⑦有一套自己的管理办法。采用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加强成员间的情感培养和交流，贯彻团队思想，促进各成员之间的协同合作。⑧头脑灵活，思维敏捷，知识面宽广，考虑问题比较全面。⑨能跟踪任务，有很好地日程观念。
总之，作为项目经理应该真诚待人、热情友好，善于与人交往；遇事沉着冷静，不盲目、冲动；思维敏捷，反映迅速；做事锲而不舍，敢于面对挫折和失败；自信心强，勇于创新；灵活而又不失原则等等。做到上面这些，就可以使得人心统一，成员间同心协力，在应对变化的各种情况的时候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个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出现那种项目问题被成员隐瞒、拖延、延误的问题。
最后，作为项目经理，要时刻检讨自己，不要忽视了自身的作用。只有团队齐心协力才能按时完成项目开发工作。
3团队成员应具备的素质
项目团队不仅仅是指被分配到某个项目中工作的一组人员，它是指一组互相依赖的人员齐心协力进行工作，共同实现项目目标，项目成功需要一个高素质的项目团队。而在这个项目团队中，有各种不同的人员，他们具有不同的知识，不同的特长，也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而要把这些人集合在一起，共同去完成一个目标，这便是一个问题。何况各自有着自己的学习、事情等去做。像这样一个团队，如何使得每一位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特长的发挥能够与项目目标保持一致，便是项目经理在管理项目团队中的一个重中之重。因此项目经理必须要管理好这个团队，建立一个高素质的项目团队。我认为一个高素质的团队必须具备以下特征：
3.1项目成员间高度信任、高度合作互助、相互依赖。只有团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全体成员具有统一的、共同的目标，团队成员具有平等的关系，积极参与团队的各项工作并且配合项目经理的工作，承认团队中每位成员都是项目成功的重要因素。才能保证项目的顺利完成。
3.2项目成员间善于沟通，相互帮助。项目团队通常要进行开放、坦诚和及时的沟通，成员愿意交流信息、想法及感情。项目成员间的沟通，有利于在团队内部创建一个团结信任互助融洽的人际关系，增强成员的集体归属感，有效提高项目的效率。他们不以寻求其他成员的帮助为羞，成员能成为彼此的力量和源泉。他们希望看到其他成员也能成功地完成任务，并愿意在他们陷入困境或停滞不前时提供帮助。
3.3项目成员应能清楚地理解项目目标。对于要实现的项目目标，每个团队成员必须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的项目成员才能正确、认真、主动地去完成项目。
3.4每位成员角色和职责有明确期望。把任务和职责明确的分工，只要团队成员重视彼此的知识和技能，为实现项目目标所付出的劳动就能得到肯定。每位成员都承担职责，有利于提高成员间的责任感和积极性。能够更加主动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3.5以项目目标为行为导向。只有项目团队中的每位成员都强烈希望为完成项目目标去付出并以身作则积极热情地为项目完成付出必要的时间和努力。
4结束语
在项目管理中，人是最具创造力和灵活性的因素，项目和人的关系形同舟水，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团队能产生大于个人的力量，能获得大于个人所产生的效益，充分发挥既有资源的效益与潜力。项目经理要充分利用团队成员的知识和开发他们的潜能，培养高素质、具有责任感的成员。在实际项目管理中，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可见一个成功团队在项目管理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团队合作已经成为项目完成的必备保障，团队管理在项目管理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项目经理来管理好这个团队，当然一个好的项目团队除了靠项目经理的才能外，其团队的整体素质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有项目经理和项目团队相互配合、共同努力才能形成一支高素质的项目团队，实现一个高效的项目团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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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东.《谈项目管理中的高效团队建设》，（陕西唐华四棉基建管理处710038西安).
郑红梅，佟仁城.《IT项目的团队管理》.
赵丹.《IT项目管理中的团队建设》，（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广州510450).
关键词：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理论问题
作者简介：宫雪（198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职业教育师资与科研。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5－0039－05
一、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明确
职业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涉及两个维度，一方面是指作为一个知识门类的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理论体系的明确、建构及完善；另一方面是指生产、创新、传播职业教育知识以及培养本学科研究人员的组织机构的成立、运作及其制度的建设。我国职业教育学科建设伴随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实践的产生而起步，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助推了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职业教育学科建设还较为薄弱，对实践的指导能力不强，这是职业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们不能忽视的问题。
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前提，是基本概念的明确与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即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回答。职业教育学科著作是学界对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研究的集中反映，是明确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依据。有研究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若干职业教育著作的研究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1]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选取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若干本影响较大，研究较为全面、系统的职业教育著作进行了考察，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的梳理，可以对职业教育的研究领域做如表1所示的类别划分。
表1的框架结构几乎可以涵盖所有已有的职业教育研究主题：自右向左是对存在着交叉或包含关系的各具体研究主题进行归纳的过程，自左向右则反映了职业教育研究者们在设计研究框架时所选择的切入点及演绎。
职业教育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对“职业教育是什么”的追溯和阐释。从职业教育的社会活动属性入手开展研究，实际上是对“为什么发展职业教育”即职业教育与个体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的探讨，它触及的是职业教育的价值。从职业教育的教育活动属性入手，则面临的是“职业教育怎么办”以实现职业教育的价值的问题，涉及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
由此，本文将“职业教育是什么”（职业教育的本质）、“为什么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价值）、“职业教育怎么办”（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界定为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它们与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是“源”与“流”、本原与派生的关系，它们是职业教育中自在的、原生的、能够支配和决定其他问题的问题，是各个历史时期、各具体领域的职业教育研究者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要充分反映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一般原理的普适性，同时也要关注当代社会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给出理论上的指导，这也正是职业教育学科的生命力所在。
二、职业教育本质的分析与探讨
“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决定着职业教育研究对象及逻辑起点的划定，进而影响着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哲学基本原理和人学思想为厘清职业教育本质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路径提供了指导。
在哲学基本原理的语境中，“本质”与“现象”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与外部表现之间相互关系、反映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水平和深度的一对哲学范畴。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差别与矛盾使科学研究成为必要，本质与现象的统一使科学研究成为可能。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从事物的现象入手，将一事物与他事物区分开来，从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对比、比较中了解该事物的属性，把握它的质，进而从其本质属性入手，把握其本质，了解其发展规律。人学思想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探讨则为我们提供了职业教育本质研究的方法上的借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发现，包含着这样一些结论：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的本质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的本质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2]据此，本文选择了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径，通过分析职业教育内、外部的联系来揭示职业教育的一般（普遍）本质和特殊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