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是我国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在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文化繁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常而言，事业单位的运营资金需要地方或者中央财政拨款，其财务管理工作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督。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属于事业单位的一种，且单位编制同样需接受当地编制部门的审批，但是该类事业单位的日常开支、工资等主要依靠按国家或地方有关规定收取的行政费用解决，不需要财政拨款，因此其财务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自。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政府进一步对事业单位深化改革，众多全额或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均已建立起包括部门预算、政府集中采购、国库支付等在内的现代化的财务管理机制，其财务管理控制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然而，由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工作方面具有较高的自与独立性，因此其对财务管理深化改革的认知不足，实际财务管理工作中仍存在较多问题。
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部分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普遍存在固定资产管理问题，固定资产的采购、处置、出借、出租等工作的管理不规范，且有关部门对这些活动的审批不严格，致使单位浑然不知设备丢失、损坏、报废等情况，单位资产大量流失。第二，资金利用效率不高。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对资金的管理过于随意，缺乏必要的科学手段与方法，不重视对资金预算及对资金的事前控制，使得财政资金被大量浪费，资金利用效率极低。第三，三公经费偏高。招待费、差旅费以及福利费等费用的支出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普遍存在费用偏高、超标准以及不经审批而随意使用的情况。第四，会计基础工作薄弱。会计基础工作是财务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然而部分自收自支单位的会计基础工作比较薄弱，会计科目使用不规范、会计审核不严格、会计档案不全面等，致使财务管理工作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二）财务管理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
第一，思想认识不足。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存在很大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对地方财政的依赖较少。因此，部分事业单位领导便形成了“只要单位收支基本保持平衡即可”的财务管理工作理念，忽略了财务管理在事业单位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殊不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要想保证较大市场份额，确保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服务特色以及提高服务质量，提高综合管理水平。因此，重视处于管理工作核心地位的财务管理工作便十分重要。第二，粗放式管理。当前，多数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经常混淆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工作，没有明确财务管理理念、内容及工作范围。虽然有部分事业单位也实行财务管理体制，但其实际工作往往流于形式，管理机制缺乏监督与约束，财务管理工作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第三，财务管理工作缺乏监督。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对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性较少，因此地方政府对其财务管理工作的监督并不严格，再加上部分单位内部财务管理人员的任命往往由领导决定，从而致使财务管理工作缺少内外有效监督，管理水平不高。第四，财务管理人员素质不高。财务管理人员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要素，其思想意识、工作责任感以及业务能力会直接影响到财务管理工作水平。由于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深化改革时间并不长，加上专业的、业务能力高的财务管理人员比较匮乏，工作人员综合素质普遍不高，对财务管理的思想认识及责任感参差不齐，导致自收自支财务管理工作水平难以保证。
三、提高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控制水平的途径
（一）加强宣传，转变单位的财务管理理念
地方财政部门及事业单位宣传部门要在单位内部大力宣传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事业单位需转变观念，借鉴现代化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在单位内宣传“经营管理失败则单位难以生存发展”的观点，增强单位领导及员工的危机感。另外，单位领导要树立经营风险意识、人才价值观念、知识效益观念以及资金使用效益观念，从而使其逐渐形成以财务管理为核心的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理念。
（二）树立明确的财务管理目标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在开展财务管理工作前，需制定合适而明确的管理目标。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目标既要能为社会及公众提供更多优良服务，又要提高自身财政收入，使得单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另外，在实际工作中，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目标还要与各部门的财务指标相结合，如业务部门要有经营业绩指标、人事部门要有办公费用控制指标、采购部门要有成本控制指标等。将这些指标与财务管理目标相结合便构成了事业单位完整的目标体系，进而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水平便得到有效提高。
（三）加强财务管理的核算监督工作
缺乏有效监督是导致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及事业单位均需要加强对财务管理工作的监督。首先，政府审计部门要定期、及时对事业单位财务工作进行监督考核，评价其是否合法、真实，是否存在违反财务管理法规制度的行为，并敦促单位及时改正错误行为。其次，事业单位要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监督作用，明确财务管理的监督职能，定期开展单位内部财务审计活动，统一管理单位资金，做到财务公开，接受单位员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
（四）完善财务管制度及机制
有效的制度是确保财务管理得到有效执行的关键，对此事业单位需根据自身经营的目的、要求，建立并不断完善单位财务管理工作机制，建立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报销管理制度、财务审批制度等。另外，制度建立后，事业单位还要严格执行，确保各项管理制度都得到落实，并建立与财务管理制度相适应的内部控制评估制度，从根本上提高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控制工作水平。
（五）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训管理
关键词：公共财政；国民核算；财政收支；公共产品；社会劳动价值论
1999年初，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明确宣布，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但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界却存在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把公共财政等同于国家财政。因为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国家财政强调凭借国家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并进行再分配，容易导致财政决策依赖于国家意志和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误会，这与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相矛盾。二是把公共财政与西方的公共需求财政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公共需求财政强调需求的一面，疏忽了需求与可能的关系，对公共需求没有制约，就使财政理论本身存在不够完备的缺陷。相比之下，本文认为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财政理论①，更符合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科学内涵，下面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和阐明。
一、国民核算大改革对财政收支性质的重大影响
国民核算是以社会再生产为核算对象的宏观核算。但是，我国原先采用的MPS核算体系所界定的生产范围仅限于物质生产，它用于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总量指标。因为它只能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不能反映非物质的生产，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总体规模。这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健康地发展尤为不利。鉴于此，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对国民核算实施了重大改革，采用了以SNA为基础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将生产范围从物质生产扩大到非物质生产，包括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并对其计算了产值。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分配范围、消费范围和投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因而对财政理论，首先是对财政收支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国家管理、国防治安、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以及众多的服务事业单位统统被列为生产部门，向社会各界提供公共服务。对生产部门提供的服务应该得到相应报酬，对于生产部门则应算作中间消耗C，但很多报酬不直接支付，只能通过财政部门转拨给公共部门作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致使剩余价值m之中存在非剩余价值mc。mc属于中间消耗，对mc的分配自然属于中间消耗C的补偿。可见，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分配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与生产费用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过去，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坚持物质生产的观点，否定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性质，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国家管理等都没有初次分配，自然会得出税收是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取得的财政收入，支出则是对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的活动的货币支付。现在情况不同了，承认了非物质生产也是生产，税收的相当部分是对过去公共服务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政支出则是对未来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投入。财政收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导源于改革开放、国民核算大改革和第三产业大发展。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了财政理论的发展。
既如此，公共财政就不是家计财政。财政理论研究就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把财政收支立足于发展生产，建立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为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从而使财政工作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使命——优化资源配置。
二、财政收支应为社会再生产创造更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
财政收支与社会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财政收支要发挥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为社会生产提供更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就要做到：
（一）充分利用税率杠杆，调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税率提高，财政收入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收入减少。经济繁荣时期，采用增税政策，防止投资膨胀。经济衰减时期，则采用减税政策，促进生产投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通过免税增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老企业技术改造，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对不发达地区，在税收上给予优惠或财政补贴，调节地区平衡发展。对于同一行业的生产单位采用累进税制，实现公平税负，促进企业的平等竞争。
（二）保持合理的财政收入规模，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判断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否合适的标准因不同财政理论而不同，西方财政学以居民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选择的价格均衡为标准，国家财政论则以需要与可能的均衡为判断标准。我们认为财政收入归根结底来源于生产，自然应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顺利发展为标准。社会大生产，三次产业既分工又协作，要求三次产业比例协调，作为第三产业的公共产品部门也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参与社会分工和协作。当前，我国财政比重严重偏低，而我国在基础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发展落后，资金短缺。说明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规模极不合理，应调高其比重。
（三）财政支出应以促进公共服务结构优化为原则。财政支出表面上是对资金进行分配，实际上是对物资和人力进行分配，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内容多种多样，除了国家管理和国防治安等行政外，还有其它种种服务，如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城乡交通管理服务等等。财政支出要处理好两个比例：一是居民服务与生产服务的比例；二是以上两大类服务内部的结构比例，以适应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不同时期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为社会生产、居民生活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
三、需要进一步认识的几个财政理论问题
从国家财政到公共财政，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有许多问题仍存在争议，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并予以认真回答，有助于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有助于对公共财政的进一步理解。
（一）财政不仅仅是一种分配行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一直坚持物质生产的观点，不承认服务也是生产，自然得出财政只是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属于再分配范畴的结论。计划经济时期，个人和企业都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存在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通过政府计划的途径来解决，财政部门只是围绕政府计划来筹集资金、分配资金，这时期的财政只能起到筹集资金、供给资金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生产范围扩大了，政府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是生产单位，在市场经济中，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国家依靠提供公共服务取得收入。企业和个人交了税，就有权要求政府提供优质服务，这时财政就担负了更大的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争取以最少的投入生产最多的公共产品。
（二）不能将公共产品与公用事业、转移性质的公共福利相混淆。进一步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对于财政支出的结构优化有重要意义。公用事业一般指邮电、通讯、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业。他们很多都是由国家组织或经营，有的还实行国家补贴，与公字联系，故称公用事业，但不同于公共产品。因为享用公用事业，无论是电、煤气、水或邮政、电讯、服务等都是直接付费，与一般商品和劳动力购买大致相似，用不用自便。另外，公共产品不论是城乡交通、公费医疗、文化馆场等很多都具有福利性质，是为生产、为居民提供的各种公共福利。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但必须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劳动成果。而现代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障，其中相当部分为各种福利付款和种种费用减免，这种属于社会义务的各种转移支付，如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各种补助，不论是现金支付或购物相赠，其经费都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缴纳，并构成居民的公共福利，但未经公共产品部门的加工，不算生产成果，所以不论其物质形态还是价值形态，都不能列入公共产品总值之中。
（三）财政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不能绝对化。坚持财政分配是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财政是国家运用权力，无偿地、强制地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税收被用于维护国家的统治制度。可见，这种观点源自于对国家范畴的认识。现在，生产范围扩大了，国家、军队、警察都列为生产范围，归于经济基础，政府通过财政分配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与企业和个人的资源配置活动没有什么不同。提出这一点可能会引起更多、更大的非议。但是，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哪个时期，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不需要国家的管理和军队、警察提供大量的安全保障服务呢？当然，财政作为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体现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意图，自然属于上层建筑，并对财政收支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四、社会劳动价值论应该成为公共财政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确认公共产品，是以确认第三产业为前提条件的。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部门生产的成果，它与一般产品的差别，只是在于它是公共产出和公共消费，私人不能占有，也不能排斥他人消费。这表明公共产品同样是生产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但是，我国经济学界至今仍坚持物质生产观点，导致财政理论研究出现逻辑矛盾，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存在误解。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人类劳动才创造价值，这是理论的核心。物质生产是劳动，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要内容，也是劳动，同样创造价值。那么，我国经济学界为何仍然坚持只有物质生产才创造价值呢？原因有二：一是源于马克思提出的“物质生产部门”。在这里要弄清楚，马克思是在19世纪第三产业规模很小，还不能以一个独立产业出现的情况下提出“物质生产”概念的。在当今，第三产业普遍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发达国家，其产值和劳动力的比重已达到60％?70％以上。二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第三产业的产值过小而被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重大国策之一，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上升到35％左右，现在再也不能对第三产业的生产视而不见了。
现在，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扩大了生产范围，就是承认了第三产业创造价值。一、二、三产业劳动合称为社会劳动，也就是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劳动价值论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生产范围扩大，基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所形成的理论创新，它推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因此，社会劳动价值论自然应成为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基础性理论。
只有站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才能确认财政分配的剩余价值m之中存在非剩余价值mc，进一步明确财政与生产的关系，理解公共财政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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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史中众多理论存在源于生产而又轻于生产的不足?
本文传统财政理论的创立者，公推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就国家的支出、赋税、国债等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小费用的税收四原则。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在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财政学之父”。?
之后，萨伊、李喜图等经济学家对财政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瓦格纳推出了代表巨著《财政学》，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财政学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财政学奠定了基础，对以后西方的财政理论和政府的财政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福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庇古，根据他的福利经济学原理，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愈好，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财政视作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财政理论把财政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30年代，传统财政学让位于现代财政学，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成为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提出了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
作为区别于传统财政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公共产品、公共选择成为现代西方财政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穆斯格雷夫等财政学家都在这个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因为深刻地剖析了决定税收水平和支出水平后面隐藏的政治背景，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其基本内容主要源于三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阶级学说、国家学说等。(2)我国传统的理财观念和文化背景。(3)前苏联模式。?
财政理论诸学派中居主流地位的是“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其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持这一观点的著述把财政定义为国家依靠其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满足和实现其自身职能的需要，从而由整个社会产品分配中，独立出一种由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公共权力)直接参与的社会产品分配。?
持“剩余产品决定论”者不同意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观点，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社会扣除的现成形式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财政分配得以发展的因素，且所有权和社会扣除是决定因素。?
“社会公共需要论”认为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采取的分配形式。还有“再生产决定论”等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财政的范畴。?
上述诸观点中，“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已被国内绝大多数财政学教材所采用，财政分配的强制性、无偿性被界定为财政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财政的作用概述为社会主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中，调节、控制、反映、监督财政收支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运动，具有分配职能、调节职能和监督职能。?
综上所述，历代经济学家都关心和研究财政问题，并对财政理论、财政本质作了很多创造性的论述，大大促进了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诸财政理论包括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国家分配理论等等，观点各有不同，有的差别很大，但它们也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财政来源于生产——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依靠国家权力，通过税收等方式取得财政收入，实现各自的目标和任务——满足国家需要、均等分配收入、实现公共需求等等，而轻于或疏于研究财政与生产发展的直接联系。这在现代生产大分工、大协作、第三产业大发展的情况下，显然存在欠缺和不足。财政收入来自三次产业的创造，而财政支出也主要用于三次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发展。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是财政收支的本质所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应该成为财政学的基础性理论，国家权力只是方便履行其职能而已。下面分成几个问题作进一步阐明。?
M之中存在Mc，是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和财政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推进?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物质生产观点，只承认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货运业的生产性，号称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国民核算制度规定只对五大部门的活动成果计算产值，对于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医疗、生活旅游和国家管理等部门，统统是非生产部门，不作为生产活动，采用MPS国民核算制度，对它们规定不计算产值，作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处理，这对比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核算制度SNA存在极大的不同。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深感物质生产观点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决心改革，确认上述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来的生产性，称为非物质生产部门，并多方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改变了我国原来第三产来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落后状况，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下面是我国和几个国家的历史对比材料。?
第三产来占国民经济的百分比????
国家 1970 1980 1985 1990 1991-1994间的一年
中国 21.4 28.5 31.3 31.8
美国 58.9 54.0 57.6 61.3 63.9
日本 47.2 54.4 55.8 55.5 57.6
英国 52.4 55.0 57.1 62.9 66.3
摘自《世界统计年鉴》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相应地，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我国国民核算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联合国制定的国民核算制度SNA，拓宽了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对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活动，统统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这是一个巨大的改革和变化。?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环节拓宽了，其他再生产环节——分配和使用，也必须相庆地变化。根据三方等价原则，国民生产=国民分配=国民使用，即生产量、分配量和使用量应保持相等。同样，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主算到哪里，中间消耗和最终使用也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现在生产范围拓宽了，由物质生产扩大到包括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分配和使用的范围也要相庆地扩大。过去对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生活旅游、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公共产品的部门，统统不作为生产部门、不计算产值，当然不能算使用。现在不同了，处了产值就要算使用，用于正常生产的臬中间消耗，用于人们消费积累的算最终使用。也就是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因为生产需要享用公共产品(或称为公共服务)就要作为中间消耗，并应给以相应的报酬。这些报酬应该和生产耗用的原材料、零配件一样，作为C，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但对这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报酬，例如安全服务、城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等，都不好直接计费，很难直接支付。世界各国都采取税收的形式，向财政税务部门缴纳，再由财政给上述公共服务部门拨款，作为“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因而原来剩余价值M中的相当部分，在此已经不是什么剩余了，而是企业享用公共服务的一种报酬和费用。对公共服务支出这种形式上为M而裨上为C的支出，我们称之为Mc，数量很大，但内容复杂，除了为生产服务外，还有相当部分是为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服务，难以计处，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只好冒扩大国民收入总量的失误，作“政府消费”或“社会消费”外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在美国有国民收入之父之称的S·库兹涅茨早期的计算，在许多国家其扩大数占GDP的8.1%，并有逐步增加的趋势，①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和比例。?
财政收支一般都讲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或国民收入的一种分配，而Mc实质上是一种费用支出，是一种偿付，是成本开支中的C，从性质上它不属于国民收入的内容，因而国家分配理论、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等所讲的内容，与此不相符合，也就是扩大生产范围、对公共产品部门计算产值以后，改变了原有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从而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并且显著地表露出了原有诸财政理论观点存在着偏颇和不足。?
国民经济包括无以计数的部门和单位，彼此实行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而有秩序序地进行。只有实行大分工、大协作，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企业的正常生产，取得盈利，建筑在其他众多企业大分工、大协作的基础上。否则，离开社会的分工协作，离开公共服务部门的支持，包括安全服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生产马上就要停顿，处于瘫痪之中。企业享用各种公共服务，就要给以报酬，不给报酬，公共服务部门就无法存在下去。为了保证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生产正常有序地进行，一如前说，企业采取“纳税”的形式加以支付，形成纳税双方的收支往来的经济联系，通过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经济往来剖析，可以使纳税、收税者双方取得下面的共识：?
(一)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和单位，都享用了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凝结了公共服务的劳动，需要给以相应的服务报酬，作为成本开支中的C，公共服务不便直接计量和支付，一般采用税收的形式，使得M之中存在M。?
(二)公共服务部门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关部门劳动投入的成果，必须得到报酬或补偿，否则公共服务就要停顿，社会再生产就不能进行。?
(三)公共服务部门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促使各企业更好地发展，进一步降低中间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了上述三点共识，对于收税和纳税者双方，可以起到良好的推动和协调作用。?
对于纳税者，各企业了解自己之所以能顺利生产，是因为享用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他们的产品和盈利中，凝结了公共服务部门的劳动，不能无偿占有，应该给以相应的补偿。得之于众，还之于众，从而会大大减少纳税者的心理矛盾和阻力，心诚意服地纳税。?
对于收税者，有了上面的认识，确认收税主要是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报酬，不是对企业外加的额外负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纳税者收税，并且和各种逃税潜心税的行为作斗争。(当然，税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再分配的份额)。收税是对过去，用税即拨款是对未来，国家财政要进一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办教育、办科学、搞好国家管理，发展社会公用事业，为一二三产来的发展，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和条件。?
既如此，财政的收支与社会生产密切相联系，财政理论研究就应该反映这个实际，并进一步促进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此，国家分配论、福利经济论和公共需求论等等，都无法说明财政收支的上述主体内容，只反映财政收支的一部分内容，不能以偏概全。一二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形成了财政收支和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作为理论建设来说，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扩大生产范围，大力发展第三产来产生的，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
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一方面作为商品二因素中的“价值”，始终和商品的“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它代表着无以计数、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劳务；另方面，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主要是指创造剩余价值，同等劳动在同等时间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产品，也就是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讲财政学以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作为基础理论，就是讲财政理论研究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是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要把财政收支立足于生产，优化资源配置，落实在生产的发展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使财政与经济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当然，财政还有基他职能，如公共积累、社会福利等等，但均应以生产为中心，使财政收支建立在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并且对财政工作和财政理论建设，赋予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优化资源配置，赋于财政部门以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资源有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资源乃是最重要的资源。有了财务，通过各类市场，可以雇请劳力、购买生产资料，以及租购各种自然资源，以弥补其他资源的配套和不足。财政部门职司财务分配，对国家资源的分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财政部门决不是单纯的管收管支，平衡预算，崦是要立足于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以优化资源分配，协调经济关系为己任，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劳动更好地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也就是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部门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要求在如下几方面发挥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一)发挥对经济增长和产来结构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税收，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税率提高，税额啬，企业收入会相应地减少。财政集中的财力除了作为公共服务的报酬外，还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短线产品或关键产业，对比留给企业安排和支用，结果自然不同，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起调节作用。因此，如何确定税种和税率，以什么方法计证，要不要采用累进制或采用什么标准的累进制计征，其中大有学问。税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用很大而且更为重要，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各方，以国民经济为整体，瞻顾发展前景，加以研究和确定。应该看到，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比过去大大地降低了，国家可以运用的财力，特别是用以解决重点项目、克服薄弱环节、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能力，已经明显地降低了。这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从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协调产业关系、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来综合加以研究和确定。?
(二)发挥对公共服务部门规模结构的优化作用。作为公共服务部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治安、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部门必须有一个合理合适的规模结构，而且会随着经济技术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不稳定，安全无保证，一切生产再生产都夫法顺利进行。现代高科技，教育是基础，必须把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实行科教兴国，但都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财政拨款，大增小增或者减少，优化资源配置，使公共服务部门保持合适的比例，这要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有基础和发展前景有着充分的了解，统筹兼顾，科学安排，从而使财政拨款建立在促使各公共服务部门优化资源配置，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提供更好硬软环境的基础上。?
(三)发挥对生产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协调作用。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由此产生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在经济学中一直是很难解决的课题。发展生产必须讲究效率，满足需要要求注意公平，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二者是矛盾的统一。在不同经济技术条件下，有不同的比例标准，过多过少都不好，要求财政部门发挥其必要的协调作用。企业财务属于企业范围，但众多财务制度是由财政部门制定的，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收入分配。财政部门集中的国民收入，一部分也用于社会福利，应该统盘安排，发挥其协调作用。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低下，长期存在亏损，需要财政补贴或抵消财政收入，显然是不正常的。但事关职工的基本保障、起码的生活条件，又非开支不可。不正常的情况不容许长期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财政对生产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协调能力，一定要通过企业改革加以彻底的解决。?
一、公共产品与财政支出的分类
1、公共产品的界定。萨缪尔森在其经典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给出了关于公共产品的经典描述，认为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大特征。国内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公共产品的特征归纳为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在实际运用中，学界并没有严格界定公共产品，常常将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统称为公共产品。笔者认为，萨缪尔森的经典论述很好的界定和描述了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公共产品理论为政府财政支出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按照公共产品理论，纯公共产品是完全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而不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则为私人产品；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完全的产品则为混合产品。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纯公共产品是非常少的，更多的则是私人产品和混合产品。混合产品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俱乐部产品，即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二是拥挤性产品，即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拥挤的桥梁、道路等。要注意的是，仅有开放性的桥梁和道路才能成为拥挤性产品，封闭式的桥梁和道路属于俱乐部产品，而且开放式的桥梁和道路在不拥挤的时候则属于纯公共产品。三是外部性产品，即收益具有外溢性特征的产品，这种外溢性的收益事实上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
2、财政支出的分类。传统的财政支出分类办法主要有：一是按照国家职能将财政支出分为国家行政支出、社会文化教育支出、经济建设投资支出；二是按照财政支出的有偿性分为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三是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分为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四是按照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五是按照财政支出的最终使用结果分为积累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补偿性支出；六是按照财政支出的具体用途可以分为三十类左右，具体用途根据财政预算科目的调整类别略有不同。比较特别的是郭庆旺、赵志耘将财政支出分为维持性支出、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这些分类方法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财政支出的内容，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却没有能够有效地将公共产品理论反映到财政支出的分类中来。因此，笔者从公共产品理论出发，按照财政支出的对象，将财政支出分为纯公共产品支出、混合产品支出和私人产品支出。纯公共产品支出是对纯公共产品的支出，主要包括行政支出和国防支出；混合产品支出是对混合产品的支出，主要包括科教文卫支出、农业支出、基础产业支出、社会保障及财政补贴等支出；私人产品支出是对私人产品领域的支出，主要是用于部分私人产品领域的国有经济投资。在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纯公共产品支出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而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竞争性的私人产品支出已经大大降低，占绝对份额的是混合产品支出。
3、公共产品分类法的理论意义。按这种分类方法确认我国财政支出的对象，并明确我国应以纯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作为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减少对私人产品性质的行业和部门投资。经济学理论研究表明，凡具有较强排他性的产品应由市场提供，而非排他性的产品则应由公共提供。因此，私人产品的提供应当由市场竞争来实现，市场提供能够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对于纯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决定了收费的不可能，而非竞争性则决定了收费的非效率性，因此应由政府来免费提供；而混合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完全的特征，依靠市场和政府都可能产生效率性问题，最佳的方式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在三类混合产品中，俱乐部产品具有排他性，由市场提供将能够产生最优效率；拥挤性产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其应由政府来免费提供；而外部性产品具有收益的外溢性，混合提供将是最为有效的选择，而混合提供的份额则由混合产品的外部性程度来决定。
二、纯公共产品类财政支出
行政管理和国防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决定其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其支出则属于纯公共产品类财政支出。首先，每一个社会公众都能得到行政管理和国防提供的服务，且不会因为社会成员的增加而改变行政管理和国防服务的数量及其成本，因而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特征。其次，社会公众只要居住于一国之国境内，则难以排斥其享受国家提供的行政管理和国防服务，因而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行政管理和国防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其所具备的纯公共产品属性，它们无法通过市场交换来提供，因而属于财政支出优先保证的项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国家产生以来，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始终同国家的存在和国家政权的巩固直接联系在一起，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基本内容。
三、混合产品类财政支出
（一）科教文卫类混合产品支出
1、科教文卫事业的混合产品属性。科教文卫事业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或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属于具有外部性的混合产品。科教文卫事业所提供的服务，大部分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比如，学生接受学校教育，他们需要占用一定的教学资源；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所论文需要的教学资源必须相应增加，否则就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同时，科教文卫事业所提供的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排他，或排他的难度和成本不高。另一方面，科教文卫事业又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其收益不可能为某个消费者所专有。不同科教文卫事业的外部性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性是框定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理论依据。
2、科教文卫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①科学研究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从产品属性上看，基础性科技成果具有较强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特性，因此各国政府大都通过政府资助的方式来完成基础性科学研究。与基础性科学研究相反，应用性研究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政府对应用性研究大多采取市场化的策略，让市场主体自由竞争，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②教育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教育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收益的外溢性，属于具有较强外部性的混合产品；同时，不同层次教育收益的外部性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通常，初等教育的外部性非常强，高等教育的外部性要小得多，而职业教育的外部性最小。因此，政府财政支出首先应保障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花大力气推行义务教育制度（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制度），保证每一个公民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其次，政府应根据高等教育的特点，保障对基础性学科建设和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对于应用性学科和应用性研究，则应根据其收益的外溢性程度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第三，对于职业教育，政府应当在政策引导和资金资助的前提下，倡导市场竞争性的办学模式，鼓励多渠道、多维度的资金筹集模式。③文卫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在卫生事业内部，公共防疫和保健事业的外部性最强，属于比较典型的纯公共产品，而医疗事业的内部性则较强，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因此，政府支出的重点应是公共防疫和保健，并兼顾医疗卫生事业。而不同层次的文化事业对于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亦存在较大的差异，财政支出的重点则要根据排他性能力和外溢性程度来进行安排。
（二）农业类财政支出
农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属于典型的私人产品，但农业生产活动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消费者，而且影响全社会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三农"问题非常突出，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农业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产业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外部性。特别是在我国，农业生产技术低下，靠天吃饭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改善，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比较差。2007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带动了整个社会CPI的大幅度上涨，集中反映了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农业所具有的外部性要求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增强国民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鉴于农产品的私人产品属性和农业经济活动的混合产品属性，农业支出的重点应当是着眼于整个农业生产活动，比如改善农业生产活动的条件，而不应将支出重点放在农产品本身上。近年来，我国在农村大力兴建农田水利设施，加速推广农业机械的使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很好地体现了公共产品理论所要求的农业支出范围。
（三）基础产业支出
基础产业是指能够为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性保证的特定经济部门的总称，通常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从属性上看，基础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并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属于混合产品领域。在非拥挤的条件下，基础设施具有非竞争性，它可以同时供多个经济主体使用而不需要增加供给成本，并且大部分基础设施的排他性比较弱，排除他人享受基础设施带来的利益比较困难。基础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具有比较完整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其外部性特征却比较明显。
鉴于基础产业的混合产品属性，政府需要对其进行投资；但基础产业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全部由政府来投资则没有必要。其中，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比较强，需要政府较多的直接投资，而基础工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比较强，政府在解决外部收益内部化的前提下应重点考虑推进其市场化。严格意义上讲，政府财政投资并不需要对所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而主要是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和回收期长、投资效益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
由此可见，财政支出的主要范围应当是纯公共产品、拥挤性产品和外部性产品领域，其共同特征是收益的非排他性。尽管政府在私人产品、俱乐部产品领域亦会安排一定的财政支出，但这些都不是财政支出的重点。
参考文献：
[1]王国清、马骁、程谦：《财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刘邦驰、汪叔九：《财政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蒋洪：《财政学教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郭庆旺、赵志耘：《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一、人员管理
1、各村支部书记负总责，村主任具体分管财务工作，村文书担任总会计并具体负责业务工作，全村专业会计、出纳根据业务需要设置。
2、财务人员必须实行持证上岗，上岗人员由村民（或代表）大会讨论推荐，经乡农经站审查、批准后，报市农经站备案。有条件的村组可实行会计委派制，因调动或离职时，必须经乡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离任审计，按规定办理移交手续。
二、货币资金管理
1、严格执行钱账分管，由出纳管理现金收支和保管工作，会计管帐不管钱，其他人员不得管理现金、存款。因工作需要，经主要领导同意后，方可办理代收、代支资金，但必须在五日内向出纳交清相关手续，否则，追究主要负责人责任。
2、现金实行限额使用。村出纳现金库存在2000.00元以内,组出纳现金库存在1000.00元以内,超限额款项应及时存入银行。违反此规定的村组，将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责任。一切开支必须注明事由，有经手人签章，经领导签批后方可支付现金，不具备上述报批条件的，出纳不得给予报销付款。
3、必须建立健全现金存款日记帐。及时、准确地核算现金收入、支出、结存，做到帐款相符。会计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库存现金、存款进行盘点，发现问题要及时报告乡农经站核查处理。
三、票据管理
1、各村组必须使用由市农业局设计和监制的各种帐、表、册、簿。由村文书负责管理，重要凭证实行领销制，收回的存根联要妥善保管。
2、村组向农户或外单位收款时，单位及经办人印章必须齐全，不允许白条收款，白条子抵库；采购货物时，必须使用正规发票，严格控制自制发票，否则视为无效。
3、所取得的原始凭证，会计人员一定要及时装订成册，按年度由村文书及时集中归档保管。
四、财务管理制度
1、财务预、决算制度。各村组财务人员和主要负责人年初根据有关政策和实际情况，编制年度预算方案，并经理财小组讨论，报乡农经站审查后，提交村民（或代表）大会通过，年终如实编制决算方案，并张榜公布。
2、财务审批制度。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的一切支出，必须按照先报告后开支的原则和审批程序执行。村组所有开支实行一支笔签批，重大开支由村两委共同审签。一切开支必须首先填写《村社合作经济组织费用开支报销单》，并严格按照报销单所规定的项目内容、程序要求进行填写报批。必须附有合法有效的原始单据，注明开支事由，有经手人签字，组级开支还必须有村民小组长签字，报领导签批后出纳方可给予报销。每季度对所有开支报销单必须经民主理财小组审核签字，并加盖“民主理财小组财务审讫章”，送农经站审查、签章后，会计方可入帐，否则视为违规行为。
3、会计核算制度。村组财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村合作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正确应用会计科目，准确、及时、完整地反映和监督一切经济活动，达到帐务处理规范化。村内一切收支必须纳入帐内核算，严禁账外品迭、坐收坐支、以支抵收。
4、各类结算资金必须设置往来明细帐，要经常清理、结算，对应收款项要及时催收，任何个人不得擅自核销，若人为造成损失，由当事人按相同金额进行赔偿。对原向各单位和个人的借款要建立分户帐，逐步有计划偿还，禁止新借款发生。对确实无法收回的款项，经村民（或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乡农经站审批后核销，计入其他支出。对确需借款的，经村民（或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乡农经站备案，否则，谁举债，谁偿还，集体不予支付本息。
5、村给各类财产物资要落实专人保管，健全登记、使用、保管、折旧制度，并纳入帐内核算，定期盘存，做到帐实相符。对确需报损、变卖的财产，经村民（或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乡农经站审批后，方可实施，避免资产流失。
6、工资、奖金的管理，严格按照乡党委政府有关文件规定标准执行，严禁以任何理由自制误工补助。
7、民主理财制度。各村组必须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理财小组，民主理财小组成员不享受干部待遇，负责按季、按月对本单位收支情况进行监督。重点对财务计划、收益分配方案、公积金、公益金、福利费的提取和使用、干部报酬、承包合同和其它经济合同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村要有统一的民主理财日，并在理财日全面审议村组上月的收支单据，审议合格的，由理财小组长加盖审讫章。
8、审计监督制度。各村必须按季将理财小组审查并加盖印章的收支单据报送农经站审计方可入帐。农经站统一审计时间定为每季末月的20-30号之内，无故拖延送审者，每拖3天，扣会计、出纳人员年工资的1%，连续两季不送审者，政府将建议村更换会计人员。
9、财务公开制度。为健全村务公开管理措施，所有村组必须全面推行由市农业局统一设计印制的财务公开榜，每次财务公开榜必须经民主理财小组审查签章，报乡农经站审验盖章后进行公布，并同时报送财务公开榜底表一份留乡农经站存档备查。各村在农民负担专题公开的基础上，要将全年财务收支计划、每月（季度）收支情况、各专项工程的收支结余情况、全年收支决算、收益分配、内部往来情况、债权债务情况以及其它需要公开的情况，全面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切实做到村组财务常公开，真公开。
10、报表制度。各村必须按政府各部门规定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送各类报表，会计要对上报的各类报表认真审核，协调平衡关系，各类报表均不得迟报。
11、档案管理制度。会计档案是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会计核算专业资料、各种经济合同和承包合同或协议等。年度终结，会计人员应将会计资料分类、整理，按规定格式立卷，卷脊贴上标签，编制保管清单，归档管理。
明确专人管理，建立会计档案案卷目录和查阅登记簿，不得散失、损坏、涂改和随意销毁。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拆封动用。达到档案管理规范化。
五、农民负担管理
继续贯彻农村税费改革后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1、明确农民负担管理政策
村组内为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需要向农民筹资或筹劳的，必须实行“一事一议”。公益事业筹资，每年每人不得超过15元；筹劳，每年每劳不得超过10个工；筹资或筹劳两者只能取其一，不能既筹资又筹劳。要严格区别加重农民负担与农民自愿投工投劳改善自己生产生活条件的政策界限，在切实加强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前提下，本着自愿互利，注重实效、控制标准、严格规范的原则，充分利用好“一事一议”管理政策，把农村公益事业办好。对生产筹资要根据实际需要，按“一事一议”程序立项提取，可不受15元限制。
所有和向农民筹资筹劳，必须严格推行《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
2、明确农民监督权利
除市政府另有专门文件规定和经村内或组内村民自行讨论通过并报经市农业局批准两种情况外，农民可按《农民负担监督卡》缴费，拒缴任何部门、乡、村组擅自另外收取的其它费用。
六、收益分配管理
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进行年终收益分配工作以前，要准确核算全年的收入和支出；清理财产和债权、债务；搞好承包合同的结算和兑现；对集体资产评估产生的溢价、受赠资产以及依法征、占用土地的收入，必须转入公积金，要据实编制年终财务收支决算方案，对未实现的收入和超预算的支出、未实现的目标要写出详细的报告加以说明，经村“两委”联席会议讨论，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农经站审查，经农经站批复后执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年终分配工作要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留足积累”的原则。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要严格控制享受固定补贴的职数，1000人以下的村，一般不超过3人；1000—2000人的村，一般不超过4人；2000人以上的村，一般不超过5人。村三职（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主管会计）干部的报酬，应根据办事处制定的责任目标考核标准及批复情况执行，其他人员的报酬，由村“两委”根据个人的出工时间及完成工作的质量，对照年初制定的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确定误工补贴金额。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年终分配结束后，应按规定时间向村民公开当年财务收支决算方案。
七、奖励和处罚
1、村组财务管理工作乡党委政府应纳入年终考核，与报酬挂钩，对工作认真负责，成绩突出的村组以及个人，由乡农经站、财政所经年度考核后提出表彰奖励方案，报政府或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2、违反本决定，有下列行为的，视其情节，除赔偿经济损失外，还将给予主要负责人和当事人100-500元的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除、取消退职时的一次性补助外，触犯法律将追究刑事责任。
（1）未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的；
（2）财务收支实行多笔审批，财务不公开，财务人员离职不办理移交手续的；
（3）不坚持财务计划，不遵守财经纪律，致使非生产性开支严重超标，债务增加，各项资产流失的；
（4）重大经济事项不向上级报告，擅自作出决定的；
（5）因财务管理混乱、土地不清、农民负担不执行政策等引起群众上访以及拖欠集体款项逐年增加的；
（6）不按规定进行会计核算，未使用统一的帐、表、册，多人经手现金收支未按规定交清有关单据的；
（7）未按计划报销费用支出，擅自制定补助、奖金、逃避审计，擅自入帐的；
（8）帐簙设置不健全，导致收支款项失控，会计帐面细总不符，个户不清，达不到五相符的；
关键词：新形式，农村财务管理，问题
首先是相关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村干部素质不高。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涉及到各个方面的管理工作者，但很多村干部仍保留传统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和发展经济的办法。个别干部既当家又管钱，既是审批人又是经办人，白条抵库，坐收坐支挪用时有发生。村会计素质不高。大部分村现有会计人员无一人持会计证，会计记账不规范，账目混乱，漏账错账，不结账、不记账等问题，成为当前农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会计人员作为基层的财务管理工作者，文化程度不高、工作责任感不强、无证上岗、对新会计制度不熟悉，难于适应当前农村财务管理要求，从而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稳定。村民素质不高。农民对村级组织建设及村集体的发展方面的认识还很缺乏。
其次是财务公开不落实。
财务公开内容不真实。有些地方村干部在进行财务公开时弄虚作假，避重就轻，只公布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真正群众关心的问题等却被干部故意“忽略”或改头换面后附加在其他一些生产性开支里面进行公开，群众无法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造成一些群众的不满。财务公开时间不及时。财务收支事项要求每月一次公开，财务计划(预算)年初和季初公开，财务决算年末和季末公布，而许多村往往不能坚持，许多内容直到上级检查和群众反映时才公布，甚至半年才公布年初计划，月末才公布上月收支，对重大财务活动也是事后才公布，对实质性内容不公开，没有起到群众应有的监督目的。财务公开后的信息反馈机制不健全。财务公开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体现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手段，是进行干群交流的渠道。
再次是民主理财小组发挥作用不大。
部分村民理财小组不是经群众大会或群众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是经干部指定，个别村甚至没有理财小组成员，村干部直接担任民主理财小组成员，使民主理财失去本身的意义。部分民主理财小组成员文化水平低，财务水平有限，不按规定理财，不认真审查单据，不认真履行职责，对工作不负责任，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民主理财活动不正常、不严肃。部分村不按期开展民主理财活动，由村会计拿着报账单到理财小组成员家签字，有的干脆由村干部代签，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责任性差，其监督只是走过程流于形式。
最后是财务制度不健全，缺少良好的监督体系。
近年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村级财务管理。毕业论文，问题。村财务管理有一套可操作的规章制度，包括财务收支预决算制度、开支审批制度、财产物资管理制度、结算资金管理制度、现金管理制度和民主理财制度等，但由于部分村干部和财务人员素质不高，贯彻落实比较困难。毕业论文，问题。干部各自为政，财务人员或听之任之，或同流合污，造成了财务制度执行不严，有章不循，有规不依的现象。
面对村级财务管理存在问题，笔者拟提出以下对策进行初步探讨：
第一，健全农村财务管理制度，将各项制度真正落实到位。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地不断深入，各地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切实可行的细则，如财务审计制度、集体资金管理制度、财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民主理财制度、非生产性开支管理制度、预决算制度等来进行完善补充细化，使财务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更加具体化，改变过去笼统要求而无具体标准，有制度难执行的状况。在制度的执行上，领导要重视。各级领导要定期听取关于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汇报，研究解决农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完善对策，带头执行，率先垂范，检查督促乡村干部严格按章办事，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底。要完善奖惩措施，加重处罚力度，严格做到照章办事。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者必须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对坚持原则照章办事的人员要给予表彰奖励，保证财务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不走样，为财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二，加强审计理财监督。建立完善审计制度，切实有效地做好农村财务审计工作。
建立审计制度。农村财务审计工作政策性和业务性都很强，必须有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相约束，只有制度健全，才能有章可依；要配备专门的审计人员，审计工作专业性、业务性都很强，应配备专门的审计人员，专职审计人员应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高的政策水平，较强的业务能力，扎实的写作功底；要搞好农村财务专项审计，加强对集体固定资产增减变动情况、集体土地征占收入管理使用情况、集体资产对外投资收益情况的审计，对离任干部进行离任审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三，坚持民主理财，夯实村级财务管理基础。
由于目前民主理财人员普遍业务水平有限，理财监督往往只停留在账务的表层，直观地查看单据，了解大致收支情况，对一些支出是否合理，难以发现账务中存在的较为复杂的问题。一是要充分发挥民主理财监督作用。毕业论文，问题。毕业论文，问题。要民主推选理财人员，由群众民主推选有一定文化素质和财务知识、敢于说话、对群众负责的党员群众，组成民主理财组，建立理财人员登记簿，保持相对稳定；要提高民主理财人员的理财水平，乡镇财经所要定期对理财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理财人员的理财业务水平、监督能力，同时及时登记处理理财意见，民主理财时，理财组要及时对违规违纪情况进行登记，并拿出处理意见；要大力推进民主议事制度，充分发挥群众管理集体财务的积极性，坚持村党支部审议制度，村集体每年的财务预决算、经营项且的承包、集体资产资源的处理、集体公益事业项目经费的筹集、基建项目安排等重大财务活动必须征得村党支部讨论审议。毕业论文，问题。二是坚持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度。毕业论文，问题。经村学支部审议的有关全局的重大事项，必须由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才能施行。
第四，加强农村财会人员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理财水平。
一是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乡镇财经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农村财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工作指导，不断学习充实新的财务管理知识，并组织好村级财务人员的考试和考核。对考试和考核合格的会计人员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会计岗位工作者一律要求持证上岗。二是提高财务人员的思想素质。广泛开展农村财务人员思想品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使他们树立高度的工作责任感，敢于照章办事。三是坚持奖罚制度。对坚持原则、按章办事的财务人员，要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不坚持财务制度、违犯财经纪律、不适合在财务岗位工作的人员，要坚决清除出财务人员的队伍，促进财务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财会通讯2008年12期
【关键词】财政支出；公平性；效率性
一、国外研究现状
财政支出是国家对财政收入进行分配和使用的过程，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是实现政府职能的手段之一。166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第一次将财政支出划分为教育费、国防费、宗教事务费、行政费、公共事业费和贫民救济费六大类，这为财政支出研究提供了方向和依据。通过对国外财政支出公平性研究文献的收集整理，本文总结出目前国外财政支出公平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从财政支出的绩效出发研究财政支出的公平性
西方国家对财政支出的评价经历了从单方面注重合理合法的审核过渡到注重效率性再到兼顾公平性，并逐渐形成具有针对性的评价指标。许多学者以财政支出取得的绩效为切入点，研究财政支出的公平性问题。S. Devarajan、V. Swaroop（1996）等人将财政支出划分为非生产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两大类，并将其引入CES生产函数，通过对43个发展中国家20年的财政支出数据的分析，指出非生产性性支出的经济效益不明显，但是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明显，但是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度。作者建议发展中国家需要根据产出弹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1]。Julnes Patria de Lancer和Holzer Marc（2001）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探讨了影响财政支出效率与公平的因素。结果显示在效率与公平的选择阶段，理性决策和技术因素对效率影响较为显著；在绩效实施阶段，政治、文化因素与公平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Behn（2003）在此基础上将公平评价的循环体系进一步细分，得出制定预算决策、评价下级、控制下级、提升组织的重要性、激励雇员、了解项目效率、奖励完成、提高绩效和促进公平类，它从理论上研究了财政支出实现公平性的体系结构[2]。巴罗（2003）等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将政府支出内生化于经济增长模型，在剔除了国防和教育支出的假设下，对98个国家2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论证了政府购买支出与经济增长率呈现负相关，但是政府购买支出与社会公平度正相关[3]。Fischer（2005）通过将政府开支分为公共投资性开支和公共消费性开支来研究政府财政开支对经济增长和公平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共投资性开支不利于社会公平，而公共消费性开支能有效促进社会公平[4]。
（2）公共产品财政支出的公平性研究
公共产品拥有与其他产品不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所以许多学者专门针对公共产品的公平性问题予以研究。财政支出公平涉及到财政支出的利益归宿和社会福利等问题。施蒂格勒（2001）通过研究指出，生产性财政支出是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将穷人的收入转移给富人，不利于社会公平，但是公共产品财政支出是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Lionel Demer（2002）依据性别分组，研究了加纳卫生服务支出的公平性问题，结论的出女性在卫生服务支出中明显处于不公平的地位，获得的好处大幅度低于男性。近年来，不少学者利用受益分布分析的方法来衡量财政支出的公平性问题，通过将提供的社会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信息相结合，得出政府财政支出的收益分布情况。Van der Walle（2007）和世界银行相关部分，共同研究了印尼财政教育支出的受益分布问题。结果显示印尼低收入人群从中级和高级教育中得到的财政补助要远低于高收入人群，并通过Lorenz曲线和教育补助集中曲线的对比指出不同收入水平群体接受的教育阶段补助不同的原因[5]。
二、国内研究现状
（1）按财政支出公平性研究的财政辐射范围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聚焦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公平性研究，这类财政支出的受益群是全体中国公民；另一类是关注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公平性研究，这类财政支出的受益群是中国农业人口。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都能达到共识，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王艺明，蔡翔（2010）基于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考察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6]。邓旋（2011）采用中国1995-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支出规模及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长期实施的财政支出城市偏向分配机制，财政支出显著地扩大了城乡间收入差距[7]。钱争鸣，方丽婷（2012）利用非参数可加模型，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同样表明这一点[8]。李普亮（2012）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估算了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增收及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后，财政农业支出确实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但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并不明显。[9]
（2）按财政支出公平性研究的政策类别化分，可以分为国家财政支出和地方性财政支出。关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公平性研究文献颇多，如前文王艺明，蔡翔（2010）、邓旋（2011）等关于财政支出公平性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在此，本部分将不赘述。而关于地方性财政支出公平性研究，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的限制，导致此类文献相对较少。在已有的文献中，其研究结论各异。有的学者认为，地方财政支出有助于社会公平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高大伟，鞠晓峰（2010）将基尼系数作为社会公平指标，对地方财政支出地区公平度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经过分析实证结论，认为通过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而有的作者把不同地区的地方性财政支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由于各地的财政支出力度不一，所以财政支出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10]。如李文军，唐兴霖（2012）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量增长快速。作者认为分区域来看，区域间差距是主要原因，主要是由东部和东北地区造成，中西部地区一直处于不利地位。有的学者对如何利用地方财政的优势，促进社会公平发展，作出研究，李晶，李焕婷（2009）以地方财政政策为例，研究了政府在推进机会平等方面应采取的举措，就如何增强机会平等的理念、创新机会平等的制度，促进机会平等各阶段的发展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也有相关学者通过实证，定量分析财政支出与社会公平度之间的关系，以精确判断财政支出的公平度。刘晓凤（2012）以1978年至2010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中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方法，对湖北省义务教育支出财政总支出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表明湖北省义务教育支出与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关系，即与社会公平存在负向关系；财政总支出与基尼系数之间存在逆向关系，即与社会公平存在正向关系关于。
三、财政支出的公平性与效率性
财政支出的公平性与效率性一直是经济界研究的重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是否可以兼顾，其答案是否与财政支出类型相关，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经济难题。这一经济难题吸引了大量的学者研究关注，部分学者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孙文祥，张志超（2004）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中央财政支出则可以明显改善社会公平程度；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具有显著差异，大多数支出项目往往很难同时顾及两个目标；通常只有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既能推动经济增长，也能促进社会公平。王奉炜（2007）运用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研究结论表示：虽然投资支出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但是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却是相当显著的。刘畅（2011）研究了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表示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不存在冲突，文章进一步支出，政府财政在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中发挥的功效，既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又能增进社会公平。
在相关文献检索收集和整理中发现，大多研究集中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民收入差距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财政支出公平性对农民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文献更不多见。另外，对地方财政支出公平性研究关注过少。地方财政有很多国家财政所不及的优势，最为突出的优点是，地方财政可以在权限范围内因地制宜、因情制宜地制定适合于本地区的财政政策，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这两点发现可以为其他研究学者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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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arro，R.&Sala-i-Martin.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J].The Quarterly.
[4]Fischer，S.The Role of Macroeconomic Factors in Growth[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484-512.
[5]Lanjouw Peter，Pradhan Menno.Poverty，Education and Health in Indonesia：Who benefits from public spending？ December，2001.
[6]王艺明，蔡翔.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05）.
[7]邓旋.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城乡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评论，2011（04）.
[8]钱争鸣，方丽婷.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非参数可加模型的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2012（05）.
[9]李普亮.财政农业支出 农民增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南方经济，2012（08）.
关键词：投资企业 投资决策 财务风险 动态关系
众所周知，一个企业投资项目运行的风险状况直接由财务风险来体现，而财务风险又直接关系着公司的破产经营状况。由此看来，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与财务风险是共同依存、密不可分的，两者共同决定着企业的发展状况。所以在投资决策时，企业的投资者必须结合企业的财务状况，以及投资项目的综合情况，如，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市场需求以及运营方案，制定科学性、合理性的投资计划。有效投资这不仅仅体现了企业投资决策的效率水平，促进投资型企业健康的发展；而且，投资决策者的正确投资方案策略，他对市场的敏感度以及准确的预见性，可以表现以及渗入企业员工的思维之中，有利于企业保留现有的优秀人才，吸纳社会上人才，从而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一、研究方法
为了了解企业投资决策与财务风险的关系，本文以某外贸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公司近期投资的项目方案，以及公司的利润状况、资金支出状况进行数据登记，并对记录的数据进行关系比较，做出动态分析，总结投资过程中投资决策与财务风险的关系蓝图，以此分析外贸公司投资决策的效率水平。以此贸易公司为社会企业的典型代表，综合现在社会企业投资决策与财务风险的动态关系。
二、调查研究结构
通过对外贸公司最近投资项目的投资支出和财务风险的研究调查，总结分析如下动态关系：①财务风险约对投资支出的影响：财务风险约束着企业的投资支出，其中对低成长企业不定约束，对高成长企业更强约束；②投资支出对财务风险的影响：投资支出对企业财务风险有抑制作用，其中，对低成长企业呈现抑制减弱，对高成长企业来说有着更强的抑制作用。
根据以上对外贸企业投资支出和财务风险的动态分析，我们发现，财务风险对投资支出的低成长企业和高成长企业有不定的约束作用，而对相应企业的财务风险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投资支出对低成长企业和高成长企业的财务风险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通过对上文动态作用关系的具体分析，我们对该外贸企业的研究做出如下总结：
结论1：企业的财务风险对投资支出产生抑制作用
结论2：投资支出通过收入效应，可以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
三、研究结论分析
结合对外贸公司的调研分析资料，以及在对企业投资决策与财务风险的动态关系的研究结论中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投资支出和财务风险两个方面各建立相关的方程式，如下：
投资支出I=a1+η1Rt-1+η2C+η3Qt-1+η4Szzl+η5Pt-1+η6VarLr+η7Size+Tdum+ξ1it
财务风险R=a2+r1It-1+r2L+r3Beta+r4APD+r5VarLr+r6Size+η7Size+Tdum+ξ2it
其中，投资支出的变量计算是[（本期末：固定净资产值+在投资项目+长期投资项目）-（上期末：固定净资产值+在投资项目+长期投资项目）]/上期末总资产值，而财务风险是期末Z分值的相反数，Z=1.2X1+1.4X2+3.3X3+0.6X4+0.99X5。其中：X1=（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总资产；X2=留存收益/总资产；X3=息税前利润/总资产；X4=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总负债；X5=销售收入/总资产。
投资风险除了与财务风险R相关意外，还与C、Q、Szzl、P、VarLr、Size以及T这几项因素相关，其中，C表示现金流量，其变量计算方法是：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上期末总资产；Q表示TobinQ值，其变量计算方法是：（流通股股数*每股股价+非流通股股数*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价值）/资产总额；Szzl表示销售增长率，其变量计算方法是：（本期销售收入-上期销售收入）/上期销售收入；P表示利润率，其变量计算方法是：期末利润总额/期末总资产；VarLr表示销售增长率，其标量计算方法是：（本期销售收入-上期销售收入）/上期销售收入；Size表示公司规模，其标量计算方法是：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T表示时间模拟变量。
财务风险与投资支出I相关，还与L、Beta、APD、VarLr、Size以及T这几项因素相关。其中，L表示期末负债率，其变量计算方法是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Beta表示Beta系数，其变量计算方法是公司本年Beta系数，若1年内个股有效的交易观测值个数小于125，则不计算该指标；APD是指平均利润折旧，其变量计算方法是“（本期净利润+本期折旧）/本期末总资产”过去3年平均值。
由投资支出和财务风险的方程式上，我们还可以看出，投资支出与财务风险不仅互相有联系，互相影响，其中，公司规模Size、销售增长率VarLr以及时间模拟变量T，对投资支出与财务风险均产生影响。从公司规模公司规模Size、销售增长率VarLr以及时间模拟变量T对两个方程式的影响来看，投资支出和财务风险的联系更加紧密。
结合投资支出和财务风险的变量方程式，以及影响投资支出和财务风险的相关因素，我们理解一下变量方程式的意义，可以发现，投资支出在财务的很多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如企业的现金流量、企业的销售额、企业的利润率，甚至还与企业的规模相关。
结合变量方程式和投资支出和财务风险的动态关系解释，从投资支出方面，2010年财务风险Rt-1的回归系数为-0.1571，这个数据的意义是，财务风险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企业投资支出会降低0.1571个单位。由此见证了结论1：企业的财务风险对投资支出产生抑制作用；而通过图1与表1，我们可以看出，企业投资决策的当收入大于投入支出时，财务风险也相应降低，从而见证了“结论2：投资支出通过收入效应，可以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的正确性。
四、企业投资决策与财务风险互相影响因素
（一）财务风险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的影响
一个项目的投资，必定会加大负债率，这就是为什么企业财务风险对投资支出产生抑制作用的本质所在。企业项目的投资支出——负债率——企业的破产风险，企业决策者在对投资决策制定方案时，必定会引出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如同铁链锁在一起的船只。如果脱离企业投资的项目单独对这三个方面进行管理，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是确实是可以独立的。但是，企业家在现实的经营中可以发现，一旦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其他两个环节将面临瘫痪、不能运作的后果，甚至会导致企业的破产。所以，企业的决策者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一定要知道，企业内部虽然是明确分为各个部门，但要明白，制度的制定目标只是为了方便对员工的管理。在公司的正常运营方面，投资支出/负债率/企业的破产风险在管理上是互相牵制的。投资支出金额大，企业的负债率必定相应增加，企业所面临的破产风险也更明显，随之而来的问题，还有对企业决策者心里上，增加了期望的破产成本，企业的缴税方面就会出现相应的违法“节约”的现象。反之，若企业家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控制相应的投资支出，降低了企业因新投入项目产生的负债率，企业所面临的破产风险也会越低，企业也会在这种良性循环中发展越来越好。
其次，企业的投资项目的支持者——股东，股东是指通过向公司出资或其他合法途径出资并获得公司股权，并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他们的利益关系在投资项目中会起到治理作用。为什么说是“治理作用”呢？小编在此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要了解企业股东在企业中的角色定位。一般情况下，企业的投资决策失败，股东作为企业的关键人物，他们的损失其实只有一点点，股东在此投资情形下，有权利保障自己的利益，虽然是也有承担公司面临风险的义务，但是，投资失败的大部分责任在企业的决策者身上。此时，企业的债权人在投资决策的失败上，不得不面临员工、股东、企业发展以及社会的压力，企业控制权在此结果中将面临转移的危险。但是，若企业的决策者投资成功，受益最大的不是企业决策者也不是企业的员工，而是企业的股东。企业投资决策在这种成反比的规律中，提醒企业的决策者在度量投资项目的过程中，要谨慎考虑投资行为。
（二）企业投资对财务风险产生的影响
按照简单的逻辑思维，企业的投资越大，企业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多，而企业的财务风险也会相应的降低。这种逻辑的思维形成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那就是企业的投资项目是有成效的投资项目并且在投资运营上，每个环节都必须运营成功。而在运营模式上促成这一优势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现金流分布状况。企业有效的项目投资，能有效的控制企业现金流的波动，促进企业资金周转的稳定性，降低企业因投资新项目而带来的负债，因此降低了企业的财务风险。
与财务风险对企业投资产生的影响相同的是，企业投资对财务风险也有治理作用。形成这一作用的条件因素也在企业股东身上。企业股东在企业中的角色仅仅是持有企业股份而已，很多情况下，企业股东并不仅仅依靠企业内部的一点点股票比例生存，所以企业股东对于市场项目的投资上，表现出的态度并不积极。若企业过度进行新项目的投资，企业股东在这种突发的投资中会深度缺乏安全感，进而会转移自己身上所属的财产。股东若在人力与财力上不支持决策者的投资决策，那么投资决策将很难进行。这就是企业投资对财务风险治理作用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企业投资决策与财务风险、财务风险与企业投资存在一定的动态作用关系。即上文结论1：企业的财务风险对投资支出产生抑制作用，结论2：投资支出通过收入效应，可以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
五、结语
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必须知道，财务风险关系一个企业的负载、税收、利益净值以及风险协调与适应的关系[5]。而从上文中对企业投资决策和财务风险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我们又可以看出，企业投资决策和财务风险的关系也不仅仅只是资金供求单方面的关系。因此，企业决策者在对企业投资项目进行评估时，一定要综合分析企业负债、资金运转的情况，以及投资项目的效益、税收以及运转状况。考量各个方面的牵扯的动态关系，以确保投资项目和财务管理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 伟.关于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措施的研究[J].财经界，2012（12）：236-237.
[2]郑 崴，徐峰林.浅析企业对外投资的财务风险及其对策[J]，商业会计，2011（6）：65-66.
[3]刘 星，彭 程.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决策；破产风险视角的互动关系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09，23（1）：104-111.
本文拟对中国的国债规模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实证分析，阐释我们的观点与看法，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国债规模的实证分析
（一）17年来中国国债的规模及阶段性特征
我国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到1996年底，累积发行国债近6000亿元，到1996年底，国债余额达3803亿元。年度人民币国债发行额增长率相当高，从1981年的40多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近2000亿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国债规模的变化还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阶梯式上升的特征。
表1不同时期国债发行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256页数据计算。
（2）国家计委课题组，1996：《“九五”时期国债总量调控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分析》，《经济改革与发展》第4期。
从表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1-1990年，年均发行额仅为39.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规模很小。第二阶段是1991-1993年，从1991年起发行规模第一次跃上了200亿元的台阶，年均发行额大体在303.1亿元左右。前13年的发行总量为1304亿元。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国债总量问题并不突出。第三阶段是1994-1996年，1994年国债的发行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实际发行额达1028.6亿元，比上年的395.6亿元剧增了260％。1995年发行规模继续扩大，突破了1500亿元，1996年更是达到1847.7亿元，又比上年增长近30％。由于一年期以内（不含一年期）的短期国债需在当年偿还，而不计入当年发行规模，因此，实际发行额还不止这个数。进入90年代以来，国债的发行规模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和GDP的年均增长速度。
我国国债发行规模进入90年代以来迅猛增长的主要背景，在于自80年代初就确定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思路，致使“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国家财政的职能范围又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国家的财政支出特别是中央财政支出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加之金融市场还不发达，国债的筹资成本长期偏高，国债的发行规模迅猛增长就在所难免。至于国债发行规模阶梯式上升的具体原因，则在于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的根本转变。1981-1987年以前这个期间，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除发行国债以外，主要是由财政向银行透支。1987年国务院作出了财政不得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明确规定。因此，从1991年开始，为了弥补日益增加的财政赤字，国债的发行规模跃上了一个新台阶，首次接近200亿元大关。1994年为了支持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理顺财政银行关系，我国正式确定了财政赤字不得向银行透支或不得用银行的借款来弥补的制度，至此，发行国债就成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债务还本付息的唯一手段，从而导致了政府举借国债的第二次飚升，年度国债发行额首次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二）衡量国债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评价
上面在描述我国国债规模的演变时，我国使用的是绝对数。实际上，衡量国债规模时，相对指标更具普通意义。从世界各国国债管理的经验来看，有这样几组较为通行的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参考指标：
1．债务依存度。它是指当年的债务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其计算公式是：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财政支出额）×100％。在中国，这一指标的计算有两种不同的口径：一是用当年的债务收入额除以当年的全国财政支出额，再乘以100％，我们习惯上把它叫做“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另一个是用当年的债务收入额除以当年的中央财政总支出，再乘以100％，我们称之为“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在我国，由于国债是由中央财政来发行、掌握和使用的，所以，使用后一种口径（即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更具现实意义。债务依存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有多少是依靠发行国债来实现的。当国债的发行量过大，债务依存度过高时，表明财政支出过分依赖债务收入，财政处于脆弱的状态，并对财政的未来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因为国债毕竟是一种有偿性的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主要还是应依赖于税收，债务收入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收入。因此，国债规模的合理性主要可以根据这一指标来判断（刘溶沧，1997；高培勇，1995）。从表2可以看出，自1994年以来，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就超过了50％。表中的数据告诉我们，在1992年我国整个国家财政有1/4以上的支出、中央财政的近3/5的支出需指望发行国债来维持。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控制线（或安全线），即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是15％-20％，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是25％－30％左右。如果说，28.2％的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虽然超出了国际上公认的控制线，但未超出太多，我们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么，57.77％的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有点“离谱”了。日本即使在财政最困难的时期，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最高年份也不过是37.5％。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3％之间。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为继。其中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表2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1991-1997）单位：亿元
注：（1）1996年债务收入数系按实际债务收入扣除当年的债务收入结余数计算。相应的，1997年的债务收入按当年国债发行额加上上年债务收入结余数计算。
（2）1994-1996年为实现数字。1997年为预算数字。
（3）“财政支出”已包括债务支出在内。
资料来源：（1）1991-1996年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233、247、256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成。
（2）1997年数据引自刘仲藜《关于199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见《人民日报》1997年3月17日。
2．国债偿债率。它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可用公式表述为：国债偿债率＝（当年还本付息支出额÷当年财政收入总额）×100％。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国家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关于这一指标的数量界限，学术界分歧不大。不少学者主张我国的国债偿债率应控制在8％－10％（刘溶沧，1997；高培勇，1995）。那么，我国的国债偿债率是怎样的呢？从这一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呢？1994年以前，国债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债务支出额也不大，1990-1993年累积起来也不过1000亿元左右，每年的偿债率也不过7％左右（1992年除外）。但从1994年起，国债券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1995年债务还本利息就接近1000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陡然上升到14.2％，1997年预计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高达1959亿元，将占到当年的财政收入的23.3％左右（详细情况见表3）。近几年如此高的国债还本付息支出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出现过的新特征，而且由于国债偿付期过于集中在“九五”期间，可以预计我国的国债还本付息规模在“九五”时期还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债务本息支出的刚性较强，必须无条件如期偿还，而且在财政困难特别是中央财政的困难始终未得到扭转的现实背景下，我们还不得不走“发新债还旧债”的路子，国债规模将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因此，在“九五”期间我们的债务压力是很大的。对这一点，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
表3国家财政债务收支及偿债率情况单位：亿元
注：（1）国债偿债率为当年的债务支出与当年的财政收入的比率。
（2）债务收入包括国内债务收入和国外借款；债务支出包括国内债务还本付息、国外借款还本付息和归还人民银行借款。
资料来源：（1）1986-1996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234、236、256页有关材料计算；（2）1997年的数据则根据刘仲藜和陈锦华同志在八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有关材料换算而成，见《人民日报》1997年3月17日。
3．国债负担率。它衡量的是一定时期的国债累积额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情况。可用公式表述为：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当年GDP）×100％。这是衡量国债规模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它是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和全局，而不是仅从财政收支上来考察和把握国债的数量界限。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国债累积额最多不能超过当年GDP的45％，由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总额，这是公认的国债最高警戒线。我国的财政收入，即使加上预算外收入也只占GDP的20％左右，因此，照此推算，我国的国债累积额占GDP比重最高不超过20％为宜。在我国，不仅债务依存度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当年国债发行额占GDP的比重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当年国债发行额占GDP的比重1989年仅为0.35％，1996年则上升到了2.84％（参看表5）；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则由1991年的5.41％上升到1996年的5.6％（参看表6）。虽然近几年上升较快，而且有进一步攀升的趋势，但这一指标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参看表4）。从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来讲，我国政府债务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展的余地。因此，以后应杜绝通过通货膨胀税和铸币税来筹集政府收入，而应大胆改变居民的资产结构，即在居民的资产组合中，提高政府债券的比重，降低居民储蓄的比重，并由此提高政府的可支配财力。4．居民的应债力。一般表述为，国债余额占当年居民储蓄存款或居民储蓄存款存款余额的比例。这是从居民的储蓄水平来考察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指标。在我国，居民是认购国债的重要主体之一，而城乡居民存款和手持现金是居民购买国债的主要来源。80年代我国债券实行分配认购时，对于各省市国债任务指标的分配主要依据各地存款和工资总额的情况（高坚，1995）。近年来，尽管居民可选择购买的金融资产增加了，这些指标不能完全反映居民购买国债的能力和潜力，但仍然是居民购买国债的主要依据，也是我们在确定国债发行规模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表5和表6反映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与国债规模的关系。从这两个表可以看出：近10年来，无论是年度国债发行额还是年度国债余额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虽然在增加，但变化并不是太大。90年代后，尽管居民购买国债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但居民收入也有了很大增长，这些年城乡居民存示的增长超过了其他所有经济指标。这既是我们在1994-1995年高通货膨胀环境下顺利发行上千亿元国债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以后继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个重要条件。
表4主要发达国家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表2及《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42、247、256和293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成。
表6国债余额与国民经济相关指标的比例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表2、表7及《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233、256、293页有关数据计算。
（三）一个悖论：财政本身的债务重负和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的矛盾
从上面判断中国国债规模的几个主要经济指标中，无疑会得出一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结论：从国债偿债率和债务依存度（反映财政本身的债务负担的指标）来看，我国的债务压力是相当大的，尤其是1994年以来，债务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1996年的债务还本付息已超过千亿元，中央财政已不堪重负。这似乎在提醒我们，为防止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过高，应警惕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但从国债负担率以及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存款的比率来看，既然目前的GDP是国债余额的18倍，居民储蓄存款相当于年度国债发行额的20倍和国债余额的10倍（根据表5和表6计算而成），而且从动态趋势来看，国债发行规模按照现行的增长速度扩大，在未来10年内，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不会超过14％（袁东，1996），这还是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我国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还是十分宽松的。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只能说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即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份额太少，财政收入的基础薄弱，以致造成在财政债务依存度不断扩大的同时，国民经济的债务负担水平却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看似矛盾的结论告诉我们：只要处理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问题，进一步扩大国债规模仍是有余的。也就是说，国债发行规模的适度扩大应建立在增强国家财政汲取国民收入能力即适度提高“两个比重”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够既保持较大的国债规模，又不至于让国家财政背上难以承受的债务重负。
二、“九五”时期国债规模的预测与分析
国债是经济建设和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也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但是，发行规模把握不好就会收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还会造成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九五”时期的理论国债规模作出有根据的预测。
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的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于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因为一般来说，GDP越大，社会资金总量就越多，财政的偿债能力就越强，企业和居民的应债能力也越强。反之亦然。因此，可以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我们据此来建立中国的国债增长模型。如果用Z表示国债总额，用Y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则：Z=f(y)（1）转一般来说，国债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成相同方向变化，即国债规模应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以国内生产总值为自变量的理论国债规模的一元回归模型公式应为：
Z=a+by（2）
我国1981-1996年的国债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数据如表7。
根据表7的数据，进行一元回归分析，计算结果：
a=-274.68b=0.0293则：
Z=-274.68+0.0291Y（3）
（R2=0.914，相关系数r=0.956）
常数a的T检验值-3.952，参数b的T检验值12.23，Z的方差585.6，Y的方差19399，Z均值373.6，Y的均值22387。
据此，我们如果假设国内生产总值按预计的每年9％的速度递增，就可以推算出1997-2000年的理论国债规模。见表8。
显然，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事实上，未来几年的GDP还有可能超过9％的增长率，那么，从理论上讲，国债发行规模每年保持在22000-2800亿元的的水平上完全是可能的。这样，“九五”末期国债总余额将达到10000亿元。如果到2000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能提高到1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能提高到55％左右，国债规模按照我们预计的理论值增长，那么，到本世纪末既可以使国债规模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又可以把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从现在的57.7％降低到35％以下。此事如解决得好，无疑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表7历年国债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三、解决财政债务重负和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矛盾的思路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陷入了一个两难选择的矛盾之中：从国家财政负担来看，国债规模已相当大，财政债务重负已不堪忍受；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继续扩大国债规模的余地还较大。这个矛盾只能说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扭曲，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太小，因此，解决这个两难选择的关键是“振兴财政”，在提高“两个比重”或国家财政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完善国债市场，使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释放。
1．扩大国债规模必须与“振兴财政”同时进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不必只拘泥于通过税收来取得收入，还应通过国债集中相当一部分资金。问题是，国债是需要还本付息的，而且在当前的中国是由中央财政来还本付息的。因此，国债的发行规模要充分考虑到财政的承受能力。我国1997年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是28.2％，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是57.7％，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债务依存度过高既是当前中国财政的主要风险，也是继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障碍。既要降低债务依存度，又要继续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两全其美的办法首先就是通过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清理、整顿各种预算外收入和非税收入渠道，切实加强税收征管和税务稽查等等，力争到2000年，使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55％左右。其次是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总量增长的同时，着力优化支出结构，确保支出重点，加强成本－效益考核，缓解支出压力。
2．扩大国债规模要建立在国债结构不断优化的基础上。合理的债务结构既有利于充分挖掘社会资金潜力，满足不同偏好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也有利于国家降低筹资成本，减轻财政未来负担。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当前似乎亟待解决三个问题：
（1）调整国债的期限结构，适当增加长期国债的比重。事实上，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现在宏观经济形势日渐好转，金融市场体系正日趋完善，特别是通货膨胀率现在已降低到2％以内，而且未来几年内返弹的可能性较小。所以，居民持有长期国债收益较高而风险又不大，不失为理性的选择。
（2）国债品种结构应进一步多样化，如财政债券、建设债券、可转换债券和储蓄债券等。这既可以满足国家财政的不同的需要，又扩大了投资者的选择余地，适应了不同的、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投资偏好的购买者的需求，并使国民应债能力得到充分的释放。对于减轻巨额国债发行的压力，充分挖掘国债的经济功能是非常有意义的。（3）调整国债持有者结构，增加各经济主体对国债的需求。国债的持有者包括中央银行、专业银行、机构投资者、企事业单位、居民个人和国外持有者等。当前要着重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取消对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某些限制，允许商业银行更大规模地直接进入国债市场。因为这将不仅有助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降低国债发行成本，也有利于调节其资产结构，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商业银行持有足够份额的国债是形成规模化的公开市场业务的基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前提。其次，着力培育国债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作为以规避风险、追求最大收益为经营目标的专业投资组织机构，它的培育、成长及成熟将带来国债投资运用技术的不断提高与投资战略多元化，并由此促使国债市场发生质的飞跃和量的拓展。再次，可考虑允许国外投资者持有一定比例的国债。到1996年底，中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后，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客观上为向国外投资者开放资本市场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对国债持有者结构的上述调整，可以改变国债市场始终在财政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居民个人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循环的格局，可较大幅度地扩大国债市场的发行空间。
参考文献
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萨雷恩，1997：《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中译本，上海三联出版社。
R.S.平狄克、D.L.鲁宾费尔德，1997：《微观经济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世界银行国别研究报告：中国经济（1997）》，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袁东，1996：《国债、金融创新与利率市场化》，学林出版社。
刘溶沧、赵志耘，1997：《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
高培勇，1996：《国债运行机制研究》，商务印书馆。
高坚，1995：《中国国债-国债的理论和实务》，经济科学出版社。
赵志耘，1997：《公债经济效应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刘国光等，1997：《1997年经济蓝皮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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