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后工业阶段。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最重要的因素并非体力劳动或能源，而是信息。中国当代的文化生态正处于转型时期，国内现代商业社会产生并流行的文化类型，以现代信息传播和复制技术为手段，以工业化、模式化为生产方式，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以都市消费大众为对象，是一种娱乐性、休闲性的消费文化。 一、文化消费时代的特征 文化消费是指用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化消费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文化消费呈现出主流化、高科技化、大众化、全球化的特征。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文化作为一种“产品”，它的生产已经不是单纯为了文化本身，而是为了迎合、满足社会对文化的消费欲望，消费成了生产的原动力。消费社会关注的是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即如何赋予商品更新奇更丰富的符号与概念。“消费社会的理论展现了社会形态从生产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费为中心的模式转变。”〔1〕伴随这种变化的是人们消费逻辑和消费态度的变化，“个体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理解幸福的感觉:主要根据他们的消费水平相对于高消费层次的距离”〔2〕41。当今，消费社会已经从以商品形式占主导地位进入符号形式为主的时代，消费不再是一种物质的、纯粹的经济行为，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消费的文化行为。人们的购买行为、消费行为不单纯是为了产品的实用，而是关注形式与品牌，品牌因之成了一种经济和声望的象征。文化消费也日益成为一种标志和符号。 多样化的后现代文化需求促进了文化生产的多样性，生产力的发展也实现了文化的批量生产和目的性生产，文化被贴上商品的标签并与身份、地位、品味等联系在一起，这种“商品”的批量生产与迎合的特定目的，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降低了自己的层次，这样，所谓商品附加价值诸如身份、地位、品味等也随之贬值，困境由此产生。“在消费社会里，消费的目的并非以商品为对象，而是消费商品中所蕴涵的符号价值。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消费构建了新的文化认同方式，引发了具有消费倾向的文化认同感。”〔3〕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获得物品，而是通过消费实现自我、文化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的意义。换言之，“我们是通过我们购买的东西和我们赋予所获得的商品与服务的意义来定义我们自身的”〔4〕456。“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5〕9。生产本身就是消费，文化的生产需要原料，而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原料已不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所制造的某种物质形态。这时，“文化”已不是特定阶层或少数贵族成员所占有，而是社会各个阶层都能获得。“批量”的速度性与“迎合”的目的性也加快了消费的步伐，人们往往因此疲于奔命于物质，却又发现自己始终处于文化精神的边缘。文化身份蜕变为消费价值，消费者不知不觉中成为商品消费的牺牲品。后现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泛化使文化更加具有多样特征，而经济全球化以及传媒技术、立体音像的飞速发展又使文化面临单一化的挑战。 二、后现代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 消费社会是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和高科技社会。消费主体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后现代文化消费体现为人们的追求和社会理想行为标准不再是工作或劳动本身，而是以消费为衡量尺度的生活方式。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思想却愈加平面化和浅薄。 首先，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异化。后现代消费社会将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文化不再依据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为读者所欣赏，而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文化已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具有可销售性和可展示性的众多商品的一类。正如杰姆逊认为，“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6〕162。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7〕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 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8〕126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p#分页标题#e# 三、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化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7〕。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 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 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9〕13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10〕。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四、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3〕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 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也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也表现出文论界渴望突破难关、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时胜勋从身份的角度探索了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文艺学学科反思具体围绕历史路线和学理路线展开，文艺学学科理论反思否认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也加以质疑，学科建设经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了文论身份的重组与重构，并为文论身份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11〕。朱立元提出“立足现代文论新传统”、“借鉴和吸收中西文论资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文艺学建设与发展方向〔12〕，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提出“跨文化维度”的重建文艺学的构想，高小康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陈晓明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p#分页标题#e# 理论工作者们应审时度势，一方面不因消费时代的流行浪潮以及商品化、欲望化冲击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则应深入分析文化消费背后的运作模式，展开当代文艺思潮与文化理论批判，进行真诚地反思、分析与批判，指出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从而拓展文学理论的话语，发扬理论工作者见识敏锐，与时俱进的一贯风格，将颓废、充满欲望、无深度的文艺状况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承担起建构时代精神价值的重任。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建构更加活跃、富有人性和创造性的文学理论，从而改变文学理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近20多年来。文学理论不断拓展边界，逾越文学的领域，和人类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相交叉。甚至文学批评的对象，也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与非文学。如今，文学理论界对西化和苏化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开始注重文学理论的本土思想资源，从而开始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文论。从根本上说，文化认同是当代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这种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首先要穿越物化的屏障，重建意义的深度模式。当前文学理论如能融合或吸收优秀的西方理论，努力寻找并阐释本土理论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运用充沛的理论资源，以历史、实践和当代为基础，成功地建构起自己的理论话语时，主体、自我的文化身份才能真正实现重建与新生。 如果文学理论仅是泛化的评介国外的理论，缺失自己的声音，还是会如走马观花，匆匆而过。如果一种理论术语架构比较完善的理论，没有在学术批评或教学实践中发挥真实有效的作用，那还是如纸上谈兵一样，与任何抽象、思辨的理论一样将会成为历史的过去。因此，文学理论研究应实现其实践的品格和科学的精神，积极介入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结合批评主体的自我反思、生存或体验，从而促使接受主体发生转变，这样，理论批评的积极效果才会产生，理论界的现状才能真正得到改变。 同时，文学批评理论的价值也应得以发挥，引导接受主体去思考、体验、相遇，从而创造具有真正人文精神的理性话语。而且，在后现代文化生态语境中，理论存在状态是多元共生、众声喧哗，文学理论批评更需在文化研究和全球化背景中与时俱进，立足本国文化资源，吸收多元文化色彩和特质，从而发挥文学理论特有的审美价值与魅力。
[论文摘要]受消费主义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观念的影响，消费异化现象正在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异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费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心态。消费异化为畸形、非理性消费行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费文化又助长了消费异化的泛滥。解读消费异化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倡导推进健康向上的消费理念有积极意义。同时，开展对属于陋俗的消费文化、理念、行为的批判，有助于人们对消费意义的认知。全方位认知消费异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国情、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是抵制消费异化的必要手段。
一
一般认为，消费异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进人消费时代的伴生物。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扭曲，消费的原始、本真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这是正常消费。异化消费则是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费，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是不合理的消费。“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论及消费异化及其种种表现，可谓涉及诸多领域，俯拾即是。择其要者，仅从以下两个侧面略作说明。
其一，符号化的扭曲与曲解。消费或消费行为“符号化”是指人们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于各种消费品一般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具体需求以外的某些符号表征。“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的服务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闭现代社会，商品(包括各种服务)越来越多地带有符号意义与特征，符号已成为商品的另外一种价值。然而，符号毕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属性，也不应淹没商品最基本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过分看重消费品的符号意义，过分追求符号的外延意义，使符号意义发生 扭曲，消费行为、观念发生了异化。一些人的消费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其中有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时尚”，还谈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费过程中追求各种名目的名牌、高档消费品，目的是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费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标识，并不考虑消费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否相符。对于豪华、奢侈的追求彻底消解了消费品最基本的属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烟，开哪国生产的高档名车，穿哪个名牌的时装成为这些人的消费追求;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应运而生地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天价”消费品:“天价年夜饭”、“天价香烟”、“天价豪宅”……。虽然他们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或极少数，但所造成的“负激励”效应却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属于富豪、大款阶层的、对消费和商品符号化情有独钟消费者。这些人的收人显然无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论，但对符号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费的目的也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照顾“门面”，满足虚荣心。于是，收人并 不丰厚的“白领”吃住高档，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费，成为生活水平的虚假符号。超前消费导致了少数人“花明天的钱，今天尽情享乐”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高消费“为消费异化提供了温床”闭。无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 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过度符号化的异化消费都是非理性消费，应当予以批判。
消费符号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异化了消费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费行为的异化，但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扭曲，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所谓，卜经济”效应，远远超出消费领域或经济领域。其中，消费文化的导向作用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整个消费过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号的左右，人与商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针对符号及其消费意义的逐步增多，许多时候物品消费即是符号消费的现实，有学者指出:“符号消费的实质在于社会身份的建构”。人们购买消费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赶潮流、领略时尚、炫耀财富与富有等等与真正的商品属性毫不相关的欲望—“符号欲”。此间，人是否“在场”取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商品变成了欲望和着迷的对象，炫耀性消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些商品会得到人们的偏爱，而这些问题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无法解释的。的确，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对符号消费的“执著”。也许我们只能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因为“人的符号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据此，有理由认为，消费文化的“异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费消费。某种意义上讲，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符号化性质，与消费符号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费消费不仅是消费符号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且凸显浪费特征，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渗透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谓浪费消费顾名思义，消费本身即是浪费，丝毫不顾及节约理念的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国人送葬时的花圈开销。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国人每年为死者送葬烧掉的花圈价值竟然高达13.3亿人民币!无论出于何种需求目的，满足什么类型的消费需求，每年白白烧掉十几亿元人民币的纸张，对于一个人均资源非常不富裕的国度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中国本是一个有着勤俭持家，厉行节约节约浓厚传统的国度，但由于消费主义以及 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优良传统正在被人淡漠，各种消费中的浪费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时下的国人，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大都市市民;无论是大款巨富，还是贫困人群，均对青年人的婚姻开销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和热情。从嫁妆购置，到大摆婚宴，场面与铺张一直呈上涨势头。各种花费，数量巨大，其中不乏有无谓的、属于浪费性质的支出。当下青年人结婚上的花销和“大方”的心态，穷人和富人并无本质差异，可谓“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穷人有穷人的浪费”。人们在分析国人在婚丧上花销的浪费原因时，大多强调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实际的攀比之风的确助长了消费浪费风气的蔓延。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更深层次剖析，不难发现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的异化，背离了消费行为、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准则:合理、正当、健康。
涉及国人消费行为中的浪费问题，除了前面列举的两个典型事例外，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尽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来:餐桌上的浪费、一次性用品的泛滥成灾、名目繁杂的“豪华包装”等等。国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费不舍为天文数字，“豪华包装”的资源浪费同样惊人，媒体屡屡予以尖锐批评，依然有禁难止。无疑，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异化，堪称日常生活消费中另一种特殊“符号消费”。消费异化的大行其道与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有直接关系。但剖析各种非理性消费，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费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无意之中助长了消费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消费异化。显然，由于消费异化种种负面效应，致使消费异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情况下，浪费消费、消费异化在现实生活中助长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费异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两者可谓“相得益彰”。过分追逐符号化、浪费铺张是消费异化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凸显着非理性消费的特征。针对五花八门的浪费，有人建议出台《反浪费法》。诚然，依法治理浪费有可取之处，但对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的治理完全“依法办事”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消费毕竟是个人权利，在权利本位社会里，抵制消费异化主要还应来自道德、文化层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彻底改变、扭转消费异化，但健康的消费文化对于倡导理性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节约消费，自觉抵制消费异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
关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等，学术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笔者认为，应侧重文化批判的视角认识消费异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异化现象是必要的。如何营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文化和文化氛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侧重如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与批判的文化。所谓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对各种直接影响人们消费心理、价值观的陋俗文化进行批判(并非对整个消费文化进行批判)，还应对伴随消费主义进人本土时挟带的种种消极的价值观和消费理念予以批判，如与异化消费密切相关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的批判等。这里所说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构新型消费文化过程中，刻意培养消费者对本土陋俗文化、外来消极文化认知的自觉，使广大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消费，能够对消费异化有本质的认识，进而强化对消费异化的抵抗力。当然，批判的目的不仅仅限于颠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构。我们确实需要建构新型的消费文化，一方面通过新型的消费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则通过新型消费文化的建构，实现文化批判的目标。批判消费异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首先应在理论上对消费意义予以认知。必须告知国人，什么样的消费理念、行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们倡导推行的。一般来说，消费的第一推动力是需求，即消费是由需求决定的。消费者消费各种消费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费异化消解了消费品的自然属性、物理属性，突出、追求的是符号价值，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异化。因此，展开对消费异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关注消费伦理。根据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可知，消费具有伦理性，是一种伦理现象。因此，消费必须遵守相关伦理的约束。今天的消费伦理应侧重两方面内涵: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的理念，并使之成为消费理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续发展、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积极提倡可持续消费。消费理应恪守相应的伦理准则种种带有“透支”性质的各种消费，既是消费的异化，也有违于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原则。“适度消费的精髓是节约。崇尚节俭的消费是自古以来的美德，即使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也还是一种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们主张节约，决不是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对人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使人、社会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而这正是为了使人们更幸福的生活。
针对消费异化、符号化，除了应当大力倡导合理消费之外，还应经常告诫国人，能够挥洒自如消费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应选择适度消费，“适度消费就是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在不降低消费水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不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与个人生理的承载能力，消费水平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费和避免超前消费。时下某些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倡导的节约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与收人、国情形成了悖论: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各种高档奢侈品的消费比之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一方面存在着生产过剩与消费拉动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狂热追求;一方面，我们认同资源并不富足的现实，另一方面，消费资源消费的大手大脚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所谓消费的“个性化”，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称……。这些悖论说明了消费伦理的缺失(有人称之为失范)，有必要针对消费异化、浪费消费重塑新型的消费伦理观念。
第三，倡导理性的消费价值观与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费价值观?我们认为，核心内容应是适度消费，对各种消费有一种“量力而行”的自觉，能够认知消费品的物的属性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为符号所左右，符号不会是消费价值的全部。消费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须对消费有正确认知。物质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也具备激发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费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费异化为对物质、消费品占有的无限冲动，并形成了赚更多的钱，购买更多的消费品，纵情享乐的循环圈。这些现象与商品、消费的泛化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绝无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费异化，一览无遗地表现为消费者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求，必然导致物欲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随之泛滥，各种腐朽、没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对人们精神生活的负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费异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精神也随之发生异化。“人们在享受消费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的同时，却沦为了消费的奴隶，人们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进而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费异化使人越来越与自身的本质相异，丧失着美好、素朴的‘精神家园’。事实证明，异化消费、过度消费、把消费视为生活终极目的的行为模式并不能够给人增加幸福感，无法体验精神生活的神圣与崇高，大多仅仅局限于物欲消费的满足，人沦落为物、享乐的附属物。主体性在物质消费、符号消费、追逐富足中悄然沦落，满足各种欲望的多重选择与精神家园逐步缺失并存，消费异化支配下的人势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识无从谈起。故此，建构新型消费理念、消费价值观不仅是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消费社会的现实不可回避，批判消费异化，建构新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则是国人不能绕过的思想历程。
第四，正确的舆论和媒体导向必不可少。消费主义以及消费异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体的导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现代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结缘，不断推出各种感性“情调”、时尚，使消费异化具备了社会化特征。商家通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大众传媒，无孔不人地进行“狂轰滥炸”式广告宣传，喋喋不休地(潜移默化地或公开地)引导人们、鼓励人们进行消费，“各种传媒铺天盖地地冲击和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把大量虚假的物质需求强加于人。”图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鼓噪与消费主义一起成为消费异化的得力“帮凶”，迎合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助长了消费异化之风，消解了健康的消费文化。充斥各种媒体的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购物的享乐等内容倾向，直接加剧了消费异化的势头。因此，建构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媒体、宣传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费主义滥筋于美国，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这种观念、理念进人中国后，应当审慎考量之处为应看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不可以全盘移植西方国家的模式一样，对待起源西方的消费主义我们也应谨慎对待，冷静分析。对此，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文作者：谢丽君工作单位：宁波市鄞州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服务站
庙堰村农民消费方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相对低下。目前庙堰农户商品性的消费已占据绝对优势，自给自足基本绝迹。绝大多数农户的各种消费品都是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的，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但由于受传统的消费观念的影响，普通农户对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接受程度较低，在城市家庭已较为普及的钟点工服务很少在农村家庭出现。养育幼儿、照顾老年病人等重活、累活也一般按农村传统习惯由（外）祖父母辈照看或子女轮流照顾，很少有家庭会外请专职保姆，甚至也有年龄相对较轻的（外）祖母为照看第三代而放弃自己的工作。第二，消费支付工具相对落后。大多数农户对现代消费支付工具还认识不够，现金仍是农民的主要消费支付工具，个人支票几乎不存在，信用卡普及率也较低。除了小部分年青人和富裕阶层在部分场合有持卡消费的习惯，大多数即使拥有信用卡的农户，一般也是单位统一办理的工资卡，其主要用途就是取工资用。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只要工资或养老金一打入卡便马上将其取出或转存为定期存单。所以在每个月发工资的前后几日里，钟公庙街道各银行营业网点人满为患，到处可见排队存取钱的长蛇队伍。许多农民对信用卡还存在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认为不安全，觉得“放在卡上，看不见，摸不着，心里不踏实”。而对于网上购物系统，大多数人可能只是听说而已。第三，习惯于先储蓄再消费。据保守调查，1984年户均银行存款余额为352元，1990年为户均1390元，2000年为户均26835元，至2008年已达到户均99412元，农民对银行储蓄的安全、方便情有独钟，把积蓄放贷给个体私营企业或用于炒股、买基金的农户只占很少部分。多农户认为“无债一身轻”，“寅吃卯粮或借钱消费心里不踏实”，部分农户在操办重大事情时钱不够的话，也习惯于向亲朋好友暂时借用，很少有人会向信用社（银行）借贷。按揭买房这种在城市中早已普及的消费行为在庙堰村仅在少部分收入较高又稳定的农户家庭存在。据统计，2008年50户被调查农户户均负债仅7300元，并且以民间借贷为主。第四，婚、丧、嫁、娶等大宗消费上攀比心理严重。不论家庭条件好坏，一般农户在日常消费中都是精打细算，尽量节省。但在过年过节或操办重大事情时，往往是大铺大摆，大吃大喝，纵情消费，有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为，节俭的思想荡然无存。许多农户一辈子节衣缩食，一生中的消费主要用在建房、婚丧嫁娶、子女上学等少数几件大事上，多数农户在这些方面的巨额支出是以牺牲衣、食、用的改善为代价的。在丧事的操办上也是如此，子女为了向外人表示所谓的“孝心”，父母过世后大操大办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为，一方面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低收入的农户不堪重负，陷入困境。第五，人情消费居高不下。人情往来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人情消费主要指农户之间用于人情往来的礼仪性消费。近年来，庙堰村农户人情消费的名目、种类越来越多，价码也有越来越高之趋势，从小孩出生、满月、上学……一直送到结婚，平日里人们生病住院，搬迁新居更是少不了礼尚往来。一般性的人情价码都在200元以上，遇上结婚等重大事情送2000—3000元的也很正常。2008年，庙堰村50户被调查农户户均人情消费支出为2314元，2005年为户均1350元，两年时间增加了近1倍。这种人情消费频率越来越高，价码不断攀升的趋势使人情过分强调礼节，注重形式，虽然表面上看似礼尚往来，却在这一过程中大吃大喝，造成浪费，而且也给部分农户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第六，迷信消费比例呈上升趋势。封建迷信思想在农村依然存在，迷信消费在部分农户消费支出中始终占有一定比例，近几年来甚至有抬头现象。部分中老年人一年四季马不停蹄，外出求神拜佛，在家吃斋念佛，自己节衣缩食，却把大把的钱化在“敬神”上。绝大多数农户在清明、七月十五等重大祭日都要搞一个较隆重的仪式来祭奠已逝的亲人，除夕临近时的送灶神、请菩萨仪式更是必不可少。
优化农民消费方式的对策建议
第一，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囊中羞涩就无力消费。农民在有限的收入下，只好谨慎安排消费，不能节省的支出才消费。所以只有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才能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二元体系”，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落后于城市。庙堰村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范围。农民的养老、医疗、子女入学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为了使农民能从收入虽然增长，但还要增加储蓄，限制即期消费的困惑中解脱出来，就必定要加强他们的社会保障力度，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增加消费信心。第三，培育健康的消费理念。在市场环境上，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结构，理顺流通环节，加强对通讯设施、水电设施和商业网点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消费条件，切实消除农村居民“有钱不能花”的尴尬。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农民的自身综合素质，加强理财观念，让农民逐步从“恋旧、保守、跟风、攀比”的消费情结走出来，逐步建立起讲科学、讲文明、讲健康、讲效益的消费文明新风尚。第四，丰富农民文化休闲生活。1987年庙堰村被调查农户文化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比例是1.3%，1997年上升到3.7%，十年期间增加了2.4个百分点，至2008年该比例已达到10%，又增加了6.3个百分点。但农民的文化服务支出主要是子女教育投资支出。许多农民不惜代价地想通过教育投资来提高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而忽略了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可以通过组织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练健身操，跳广场舞、外出旅游、上老年大学。使农民的文化休闲生活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
关键词：消费者；企业文化；品牌文化；影响因素；品牌文化建设
一、消费者理论下的品牌文化发展
品牌文化的发展标志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也是消费者消费品质提高的体现。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富裕，大众对于物质的消费已由消费需求改为消费欲望，如何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是品牌文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研究要素之一。当前，我国企业的品牌意识还不够成熟，品牌文化发展还相对滞后，不论是丰富的传统文化，还是个性的新兴文化，在品牌建设中的体现都较少，可以说品牌文化的建立和发展追求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模式，因此品牌文化的发展有诸多阻力，品牌文化的效益也难以突出。
消费者是品牌文化的主体受众，如何针对消费者理念建设有特色的品牌文化，首先，需要研究消费者消费决策的产生。当消费者决定购买某种商品时，他先要有消费需求或消费欲望，品牌文化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就是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实现消费、购买品牌商品的目的。在消费欲望的引导下，消费者会对产品进行选择、购买和使用等一些列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品牌文化的形成和确立，并逐渐将这一部分的消费引导、消费服务等融入品牌文化，使品牌文化更为丰富、完美。其次，注重品牌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这是树立良好品牌文化的核心，结合消费者的消费要求、消费欲望、消费动机等，由表而里建设品牌文化，重视品牌文化建设的环境、商品等环节。再次，全面的研究品文化牌建设中各项差异，如消费者购买能力差异、情感差异等等，力求品牌文化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使目标消费群体能对品牌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形成一种消费习惯，将自己的消费理念融入到企业品牌文化之中，做企业品牌忠实的拥护者。
二、品牌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
品牌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可分为物质文化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物质文化因素指品牌建设外部环境和商品本身，例如品牌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品牌的广告、包装、产地等，这些是承载品牌文化的客体，是品牌文化建设的直观产物。精神文化因素指企业文化、企业精神等，这些因素有利于培养消费者对企业品牌文化的情感、信念、认可度等等。同时包含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消费动机、消费观点等等，是品牌文化建设的灵魂因素，对这些因素的分析、研究和掌握是促进企业品牌文化建设发展的关键。
三、品牌文化分析与建设
品牌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承载，即上述的产品质量、产品包装等；精神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的精神成果，是品牌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品牌文化分析时，首先，要理清品牌文化的特性，认清品牌文化的间接性才能正确理解消费群体的消费价值观，使企业品牌得到广泛的认同；认清品牌文化的独特性才能从企业自身出发创造出丰富、特色的品牌文化，易被消费者接受和认可；此外，还有品牌文化的层次性、关联性等，对这些品牌文化特征的研究是深化品牌文化的有效途径。其次，重视品牌文化独特性的开发。在物质生活充盈的当今时代，简单的物质需求已不能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大众需要的是消费的激情、满意和情感，消费群体对于品牌中潜在的服务体验、文化体验的消费兴趣远大于产品本身，独特性的品牌文化给消费者耳目一新的感官体验，使其产生浓厚的认知、购买意愿，从而自主的融入品牌文化之中，从品牌的普通消费者转变成品牌的拥护者、宣传者。再次，不可忽视的品牌文化宣传。品牌文化建设中宣传是重要环节，宣传方向的把握、尺度的适当、方式的选择等等对扩大品牌文化影响力非常关键，只有宣传到位才能使大众体会到品牌文化的真谛，与企业品牌文化产生共鸣，从而形成企业与消费者消费观念的统一，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第四，品牌文化建设的精益求精是品牌文化得以发展和延续的重要保障。在产品生产中，要结合市场不断的创新、创新产品，紧紧的围绕品牌的风格进行产品更新。要清楚的明白品牌文化是永恒的精神力量，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商品。同时，要控制好产品生产的每个环节，确保产品质量、工艺，加之完美的营销服务，企业品牌会在不断完善中更加完美，品牌文化也会随着品牌知名度的提升而被广泛传播。
结语：品牌是文化的承载，因此品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品牌文化不仅是品牌承载的文化因素，还蕴含了企业文化、企业精神等众多因素，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消费者消费理念、消费习惯等等的研究、解析，只有基于消费者理论建设品牌文化，才能实现企业与消费者情感的统一，才能实现企业品牌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传承，为企业的发展开辟一条永恒之路。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数字艺术 文化消费 消费需求 误区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1数字艺术消费
数字艺术虽有别于其他的传统艺术形式，但仍然具有艺术的一般属性，对它的消费不可否认的是一种文化消费行为，并且以其无限复制的可能性和商业化主导的生产模式，使其拥有了广泛的消费群体。
1.1数字艺术的消费者
作为一种消费行为，数字艺术的消费必须有其主体参与者。广义上讲，数字艺术的受众就是数字艺术的消费者。但是，数字艺术消费者贯穿于数字艺术活动的各个环节，且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接受心理，因此，可以把消费者分为欣赏者、评论者和参与者三类。
1.2数字艺术消费动机
数字背景下艺术消费成本的“低廉化”使得人们对艺术的接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而数字技术支撑下的数字艺术，从诞生之初就以一种“新”、“奇”的姿态展示在受众面前，无论是数字电影艺术还是网络游戏，满足的是人们对于新事物的猎奇心理，契合了当下科技发展带来的各领域快速变革。
2数字艺术文化消费误区
不可否认，从当前数字艺术繁荣和发展的过程中，突显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在大众化的消费背景下，数字艺术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消费误区。
2.1数字艺术文化消费误区出现的原因
数字艺术作为“商品”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艺术”的属性，而人们却乐此不彼，甚至在艺术价值的取向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笔者认为，当前数字艺术文化消费误区的出现，主要是数字技术条件支撑下，数字艺术过分追求“技术”层面的表现，在创作过程中忽视了艺术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导致了其艺术价值的消解甚至是消亡，沦为技术的拼接和展示。究其根本原因，是大众文化语境下艺术消费的商业化、娱乐化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造成的，而数字艺术创作者则扮演了助推的作用。
2.2数字艺术文化消费误区及影响
2.2.1娱乐至上，数字艺术审美价值观念淡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消费诉求不断增加。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更是使普通人群能够有大量的机会去欣赏艺术。以往高雅的艺术和艺术鉴赏行为，被世俗的、游戏化的消费态度所取代。对于数字艺术作品来说，消费者对它的追求，更多的集中在“感官”的体验上，在他们看来，数字艺术只是一种商品。以数字电影为例，观众对全新数字媒体技术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对电影艺术本身的兴趣，过分的视觉化消解了电影艺术本来潜在于影像背后的思想内容，而这才是电影艺术真正的审美价值所在。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美”也不失为艺术审美的一种体现，但是，这样的一种审美态度，缺少了对艺术作品作的敬意，散失了对艺术深刻的、发人深省的审美功能。
2.2.2数字艺术消费过程中道德意识的沦丧
数字艺术带来的文化失衡现象，其根源正是人们所倡导的数字艺术自由、民主和公平。数字艺术对广大的人群所持的开放的态度，导致消费者自我意识、自我中心的观念不断膨胀，冲击公众的集体观念和社会的道德意识，采取极端方式，随意宣泄自己内心的情感，网络文化暴力、色情等等现象不断涌现，导致了严重的文化失衡，社会道德意识住进沦丧。
2.2.3数字艺术消费导致依赖心理
这种依赖心理与数字艺术能够带给人们自由情感是相关联的。数字艺术带给人们的全新的感官体验，创造的独立、自由的空间，极大地激发了消费者对它的热情。以网络为基础的网络游戏吸引了大量的青少年人群，而 QQ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则吸引了大量的青年群体。由于机制的缺失，这些数字艺术形式很大一部分内容浮躁而缺乏严谨，很少有经典的东西。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以至于让他们每当遇到困难都会去寻求这种解决的办法，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依赖的心里。“网瘾少年”、“手机控”都是数字艺术消费导致的心理“疾病”。
3数字艺术文化消费的思考
数字艺术世界是一个如此自由开放而又虚拟的世界，使得广大的消费者得以进行艺术审美活动，但同时又带来了文化消费的种种误区，如何权衡利弊，引领消费者正确消费，走出文化消费的误区，同时促进数字艺术的不断发展，对于数字艺术的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作为消费主体，消费者在艺术消费活动中应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和审美取向，以追求数字艺术消费的广度和深度，坚决抵制某些庸俗无聊的消费趣味，清除恶趣媚俗的“文化垃圾”，获得丰富的艺术享受；艺术生产者则要在兼顾商业利益的同时，更多地承担起引导消费者对数字艺术的健康消费，不能唯利是图，迎合消费者的低俗、媚俗、恶俗的消费，以促进数字艺术消费的健康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 吕海刚.数字艺术消费论[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12.
关键词：消费社会；城市文化；消费观
让・鲍德里亚是法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消费社会》更是为当代社会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迈克・.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结合了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的思想，阐释了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在“符号消费”文化背景下，审视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揭示后现代城市文化的特点，提出独特的消费社会城市文化观。
一、鲍德里亚的“消费符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而这一时期，各国将精力放在了发展本国经济上，创造了空前的繁荣。鲍德里亚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他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繁荣以“物”的“丰盛”和“堆积”出现。鲍德里亚描绘到：“大型百货商场里充满了各种奢华的罐装品、食品和服饰，它们已成为富裕的主要场景和几何中心，我们的市场、商业大街和购物中心是我们的迦南之谷，但其中流淌着的不再是奶和蜜，而是番茄酱和塑料制品。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不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物质的过剩，是对每一个人都表现出来的过剩。”在鲍德里亚看来，在物的极大丰盛社会，消费不再是依附生产而发生的，他提出，“如今，消费（如果说该词具有不同于庸俗经济学家的含义的话）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商品完全被当作符号，被当作符号价值，而符号（文化）则被当作商品，……如今任何东西（物品、服务、身体、性、文化、知识等等）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都不能够单独被作为符号来解释，或者单独被作为商品来把握，在一般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起主导作用的任何东西既不单独是商品也不单独是文化，而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的结合体。”①
鲍德里亚认为面向大众的商品生产运动的重要特征，是在资本主义交换价值支配下，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了索绪尔意义上的记号，其意义可以任意的由它在能指的自我参考系统中的位置来确定。因此消费就决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际用途的消费，而应看作是对记号的消费。这样就从对“物”的消费变成了对“符号”的消费。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感受到的商品不再是普通的物品了，而是被赋予一连串意义和指示的符号，这里物就具有了除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的价值，那就是符号价值了。消费，通常看来就是对物的占有、使用和消耗。物之所以能被消费，就在于它具有功能价值，也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然而，在后现代社会或曰后物质社会，物的消费不再是对物的占有和消耗，不再是对其使用价值的消费，而是指向符号的消费。
在商品的符号领域，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鲍德里亚注意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电讯大众传媒的关键作用。电视过多的生产了威胁我们真实的感知这个现实世界的影像和信息。符号和影像的激增消解了现实与想象世界之间的差距，在鲍德里亚看来，“我们生活的每处地方，都处在现实的‘审美’光环之下”。消费文化中生活的人们已经把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生活的谋划，变成了对自己个性的展示以及对生活样式的感知。人们已经意识到消费文化中的个体已经不仅仅谈论他的服饰，而且还谈论他的家居，家中的陈设与装潢，汽车及其他活动，根据这些东西有无品味，人们就可对它们的主人进行解读或者进行等级划分。
二、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
“文化”这个词具有两种含义。一个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一个是作为艺术的文化，它是文化产品与体验的精神升华是高雅文化。而城市总是有自己的文化，它们创造别具一格的文化产品、人文景观、建筑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城市中的那些空间构型、建筑物的布局设计，本身恰恰是具体文化符号的表现。②在现代这两种文化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作为艺术的文化所涉及的现象范围已经扩大了，它吸收了现实社会中的大众生活和日常文化，任何物体与体验都被认为是与文化相关的。在当代社会呈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文化中心，他们拥有艺术瑰宝和文化遗产。这些瑰宝和遗产，既收藏在博物馆与美术馆中，也体现在城市建筑构架与布局之中，他们代表着城市文化资本的主要资源。一些城市可以被看做是一件“艺术作品”，一些格外突出的“自然美”的城市既可以看作是城市名望之泉，也可以看作是文化资本之源。因此，在迈克.费瑟斯通看来，国家政策制定者、城市管理者及私营企业家，在激烈的竞争条件下，就可以寻求在文化方面进行投资，搜索他们对重要的城市形象的感觉。
鲍德里亚认识到，“人们试图接受一切，品尝一切，感触一切。他们要触觉和操纵的那一切体验，是一种统一的大众效应。他们从未预料到这样活跃的、摧毁一切的迷狂：一种对并不理解的文化礼物如此原初的、粗野的反应，一种类似于打家劫舍或者劫掠圣陵宝地的狂热”。③在购物中心、商业广场和百货商店中购物已经成了一种体验。城市则变成了消费中心，城市的发展变成了对购物中心的重新设计和扩张。在这些体验中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文化失序和风格杂汇的空间特征。当然人群本身就是场景的一部分，当你观看他人的时候，也在向别人展示着你自己。而对那些缺少自我约束、或者濒于失去自控的人来说，则需要进行外在控制来维持秩序。那么商场、百货商店等公共空间，公众都处在摄像机的监视之下，避免了粗暴的争吵、麻烦和纠纷。
人们进行购物的过程是对丰富的物的占有的过程，通过这种占有使他们有别于他人，获得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人们也在这种追求个性的消费过程中磨灭了自己的自然个性而建立一种符号特征。在后现代城市中，媒介广告等大肆的宣传创造出来的文化实际是复制的，无差异的。
三、树立正确的消费文化观
很多时候，符号消费的用意“主要不在于满足实用和生存的需要，也不仅仅在于享乐，而主要在于向人们炫耀自己的财力、地位和身份，因此，这种消费实则是向人们传达某种社会优越感，以挑起人们的羡慕、尊敬和嫉妒”。这种“炫耀性的消费”一旦被接受，人的欲望就会无限膨胀。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一方面应该注意提倡合理的物质消费，主张物质与精神同等重要，另一方面也要构建消费理性，帮助人们摆脱对符号（时尚）的盲目追求，从而将他们在物的主宰下解放出来。
消费异化现象在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并拥有一定的市场，甚至已经出现了消费社会的某些特征。如在我国社会转型期，一些人疯狂宴饮，不断追求高档服饰和名牌轿车，购置豪华别墅等。社会中的有些成员，尤其是富裕的上层阶级更多地把消费过程作为某种意义和信息的符号表达过程，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性消费，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并由此带来荣耀、声望和名誉，这是一种典型的“炫耀性消费”，这种消费滋长了人们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消费主义是其必然产物，是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在消费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更倾向于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向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转变。人们对市场产生了一种依赖性，表现为对商品和服务的依赖。这样只会导致物的过度丰盛和精神的极度匮乏，我国应该在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们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能力，从而更好的改造客观世界。
正确的消费文化观强调的是对生活意义的追求，生存不是目的。推行“以人为本”的科学价值观，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目标，消费价值不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人是一切发展事务的规划者、决策者和参与者，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进行自身的自我改造，使其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人们应该在获取物质财富的同时，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而健康的发展。
因此，我们应唤醒沉迷在符号消费中的大众从象征性消费、炫耀性消费以求心理欲望满足的虚幻里摆脱出来，为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而发挥主体文化的导向作用，我们应引导人们合理消费，使我国消费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符合我国现时代的经济水平。同时，我们应自觉抵制消费的异化状态，真正推进经济增长。
引文注释
① 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Telos Press， 1981.
② [英]迈克・费瑟斯通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关键词]农村消费城市化收入状况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消费结构
一、农村消费城市化的内涵
“农村消费城市化”是卢嘉瑞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先提出。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消费城市化必将推广到更多的农村，这是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一个重要标志。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比较分析高低收入省区农村消费城市化的一些问题，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村消费城市化，是指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不断向城市居民看齐，这些地区的农民在吃、穿、住、用、行等物质生活方面和文化、娱乐、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以及服务消费方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与低收入省区一般城镇的居民水平不相上下；而且一些特别富裕的农村则已超城市化了。
二、农村消费城市化的表现
（一）从居民收入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接近甚至高于低收入省区的城镇水平。上海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993年的2726.98元增加到2007年的5870.87元，增长115.29%，北京增长166.95%，浙江增长162.46%。同期，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50.50%，陕西增长160.92%，河南增长168.40%。
（二）从居民消费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也接近或高于低收入省区的城镇水平。上海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993年的2200.07元增加到2007年的4753.23元，增长116.05%，北京增长182.98%，浙江增长175.59%。同期，辽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135.48%，陕西增长170.58%，河南增长155.41%。
（三）从恩格尔系数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同低收入省区城镇相似，呈较快下降趋势。上海、北京、浙江三个高收入省区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93年的46.43%、48.16%、50.16%下降到2007年的40.28%、35.21%和41.63%，而辽宁、陕西、河南三个低收入省区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则分别由1993年的50.46%、47.93%、49.64%下降到2007年的39.66%、34.27%和34.67%。
（四）从消费结构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与城镇趋同。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注重文化、服务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其各项消费支出中，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医疗保健三项支出的序列位次分别由1993年的第4、7、6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4、5位；同时，自给性消费比重大幅降低，商品性消费比重多提高到90%以上，其中家庭设备及服务的商品性消费比重在98%以上，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三项则达到100%。再者，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多直逼城市。2007年，上海、北京等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洗衣机、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多略低于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家庭92.13台、75.71台和112.87台的平均水平，而北京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电冰箱的拥有量超出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量14.02台。
（五）高收入省区农村逐步形成以个人消费为主、社会公共消费为辅的城镇型消费方式。2007年，上海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为90%，人数达33万余人；浙江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已保人数达23.6万人，且80%的农村人口享有初级卫生保障，94%的乡镇和83%的行政村已开展养老保险等。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比，高收入省区农村占绝对优势。2007年，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54.70平方米，北京农村为31.26平方米，浙江农村为47.82平方米，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使用面积仅为15.5平方米。
三、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分类与样本选取
（一）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分类
按照我国各省居民收入和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a，（a的计算公式：a=Yi/M，式中Yi为各个省区居民的收入；M为全国居民的平均收入）可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三个收入档次：1）a≥1.5为高收入省区；2）0.85≤a<1.5为中等收入省区；3）a<0.85为低收入省区。
（1）按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a，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以下三类。
高收入省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
中等收入省区：福建、山东、河北、辽宁、湖北、湖南、黑龙江、江西、海南、吉林、河南、安徽。
低收入省区：四川、内蒙古、重庆、山西、广西、宁夏、新疆、青海、云南、甘肃、陕西、贵州、。
（2）按照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a，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以下三类。
高收入省区：上海、北京、浙江、广东。
中等收入省区：天津、福建、、江苏、山东、云南、湖南、重庆、广西、新疆、四川、河北、湖北、青海、海南。
低收入省区：辽宁、安徽、宁夏、内蒙古、江西、陕西、贵州、黑龙江、山西、甘肃、吉林、河南。
（二）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样本选取
根据上述省际收入分类并结合人均GDP综合考虑，可以把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江苏划为高收入省区农村；辽宁、安徽、宁夏、内蒙古、江西、陕西、贵州、黑龙江、山西、甘肃、吉林、河南划为低收入省区城镇。由于部分省区资料缺乏，从“一高一低”档次中分别选取三个省区作为样本，取其相关资料以进行比较：（1）高收入省区农村：上海、北京、浙江；（2）低收入省区城镇：辽宁、陕西、河南。
四、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的对比
（一）从收入状况看，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5870.87元，约高于低收入省区三个省各自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97.01元、5483.73元和5267.42元的水平；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5025.50元，比1993年增长约166.95%，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4582.34元，比1993年增长约162.46%，均高于同期辽宁与陕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50.50%和160.92%（见表1）。
表1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收入对比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2007），整理。
（二）从消费水平看，上海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约达4753.23元，高于低收入省区三个省各自的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约4654.42元、4637.74元和4110.17元的水平；浙江、北京农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比1993年分别增长约175.59%和182.98%，高于同期辽宁、陕西与河南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约135.48%、170.58%和155.41%（见表2）。
表2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消费对比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2007），整理。（三）从恩格尔系数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生活正向富裕型过渡。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规定，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称为绝对贫困；50%-59%，称为勉强度日；40%-50%，称为小康水平；20%-40%，称为富裕；20%以下称为最富裕。到2007年底，高收入省区农村正向富裕型水平前进，与低收入省区城镇水平相当。
（四）从消费结构看，到2007年底，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人均精神文化消费和劳务消费支出（包括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三项）约为1095.89元，虽略低于低收入省区一般城镇居民的同类支出（人均月1236.43元），但其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却达27.90%，高于同期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约27.58%。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两项支出而言，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不断缩小其与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的差距。1993年、2000年、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达约9.57%、9.69%、13.41%，而低收入省区城镇约为8.56%、9.90%、12.28%；1993年、2000年、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达约3.02%、5.21%、7.77%，而低收入省区城镇约为3.15%、5.01%、7.56%（见表3）。。
表3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精神文化消费和劳务消费的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年）整理。
（五）从消费习俗、消费观念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变。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已开始摆脱这些传统观念的束缚，大力倡导和实施科学消费、适度消费及信贷消费。例如，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累计已有50%的人外出旅游，一些沿海地区的农村居民在建房或买房中还使用了消费信贷等，与低收入省区城镇相似。
五、结论
随着 经济 全球化的 发展 ，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 现代 文化思潮对 中国 当代 社会 的全方位浸染已是在所难免，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审美趋向也日渐明朗。然而，大众文化承诺给人们的欢乐神话与身体解放，却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消费 时代 大众文化的审美品格内蕴着莫大的吊诡。同时，大众文化的崛起使经典美学理念几近失效，新的美学原则一时之间又难以服众，尤其是大众文化以身体为依托的快感美学与快适伦理，现阶段明显缺乏伦 理学 维度的审美正义、背离了人类学维度的人文价值。因此，超越物欲至上、技术异化与娱乐至死，解决当代技术主义、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思想难题，依然有待于努力。
【关键词】 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审美悖论；审美正义；人文价值；文化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浸染已是在所难免，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审美趋向也日渐明朗。当代大众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制造身体幻象、提供游戏化的心理经验、克服认同焦虑，使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充实了文化生活；它也许是趋时的、媚俗的，但是它却为文化消费者欣然接受。所以，在当今这个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的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发达是必然的。而消费时代技术的专制与市场逻辑的横行，使早先谦卑的人类接连宣布“上帝之死”、“人之死”和“作者之死”；从物质丰盈、思想平面化和 艺术 划归生活的部分现实参照及 理论 臆想出发,有些人又不断探讨“艺术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 历史 的终结”甚至“宗教的终结”和“ 哲学 的终结”等 问题 ，将高高在上的一个个精神圣像掀翻在地。同时，消费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神话，它不仅可以用性和暴力满足人们的欲望，而且可以用世俗化的方式溶解经典艺术，使其纳入市场的范畴，变成消费对象；市场成为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它以世俗化的方式拆散了历史曾赋予艺术品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它单一的意识形态指向逐渐脱去，已不止向人们述说那曾经存在的高于天的革命理想和审美乌托邦。
面对这种深刻的世俗化和广泛的民主化浪潮，高雅文化的至高地位和传统 研究 的学科视野经受到强大冲击，传统的经典艺术的创造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不再适用于新兴的大众文化或者大众艺术，技术和市场在文化领域的强力介入使当今时代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泛化与审美泛化的趋势。从善意的角度理解，这场审美泛化的美学变革实质上是使高雅的、专门化的艺术美学日常化与普及化，其指向是走出以传统精英艺术为核心的经典美学理论的狭隘圈子、避免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悲观消沉，以更加适应现代文化生活普遍泛化后的新变化、避免经典美学话语的失效和审美批评的失语甚至缺席；调整视野后的新美学，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为立足点，为新时代的文化变迁提供一种合理的说法与解释，并进一步提炼其中蕴藏的审美新经验，使之凝聚成人类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也正是新的历史时期人文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理论契合点。
从唯审美的精 英文 化启蒙到泛审美的大众文化狂欢，经典美学逐渐走出了以现代主义艺术为范本的审美自律的内聚模式，当代美学的建构也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进入到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然而，在大众文化审美形象化和欢乐身体化的今天，大众文化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却越来越匮乏甚至一度消失。因此，大众文化审美之维的内在张力需要以美学的“悲剧之思”与“神性维度”来制衡消费逻辑主导下的“欢乐黑洞”与“装璜艺术”。从对具体的大众文化文本的美学细节 分析 中可以看出，当代审美理念从超功利化和精神升华（净化）的传统模式里走出来转而满足人们日常的欲望释放和快感追逐，短暂性、平面化和 时尚 化代替了韵味悠长、意境幽远和个性独特；整个时代的美学主调，从推举崇高庄严的悲剧艺术转而嗜好滑稽幽默的喜剧艺术，沉重的形而上追思和精致典雅的美学趣味成为少数精英思想者和艺术家的专利，轻飘的形而下享受和身体感官的欢娱成为多数大众的文化嗜好与审美趋向。毋庸置疑，以“欢乐”／“快乐”为诱饵的大众文化正试图完全放弃精英文化对观念和思想的执著追求，而只注重制造一种以肉身快乐为核心的文化幻象，如此一来，也许最终会使大众文化在本雅明所担心的“审美物化”中彻底丧失了文化自省的可能性与精神自由的宗旨，这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身体本位的欢乐寄托与视觉文化的经验重构是大众文化的新型审美理念与想像方式。审美的身体本位化使大众文化不像经典艺术一样迷恋观念和思想，而是致力于制造一种身体幻象，轻飘的形而下享受和身体感官的娱悦成为多数大众的文化趣味；美学的视觉转向使大众文化常常呈现为高品质、虚拟性甚至能以技术之“真”淘汰生活之“真”的影像文化，传统的以文字中介为核心的想像方式被视觉想像与技术想像所替代。人们借助大众文化带来的身体欢乐与视觉冲击，试图实现新型的审美解放和意义创造；借助时尚文本，大众文化实践着以身体欢乐与视觉解放为审美内核的叙事策略、修辞风格与话语狂欢，其喻示的审美理念与诗学内涵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这种美学剧变连带的社会效应却尚待考察——尤其是以“审美疲劳”为表象的欲望亢奋问题以及由娱乐化导致的思考衰竭与是非泯灭等问题；总之，在一个 科技 发达、信息泛滥的时代，娱乐至死的倾向日趋严重，审美正义的缺失日渐明朗。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美国教授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曾这样郑重告诫世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经历了后现代主义冲击的当代美学，要完整无缺地退回到经典时代是不可能的；建立在存在论哲学上的体验论美学既不能毫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也不能抱残守缺地固守已有的传统，它应该体现一种新型的后人文立场，即：在保留审美“在世性”成果的同时，呼唤神性的复归！当前的大众文化产品很少能够提供出具有心灵震撼力的、深度而永恒的“体验”，留给人们的多是一些观念性的生活“记忆”甚至是一些奇闻轶事；当前的神性追求则是为了在物质丰富后提升人的精神、使人真正走上全面发展之路。世俗化与消费主义导致的人文精神大滑坡，结束了大众文化与人文艺术的蜜月期，情与理、内容与形式、经验与思想之间的张力从此松弛甚至消失，在这种情境下，保留审美日常化和大众化的正面成果，在多种快感体验中努力恢复精神快感的触动与悠长，借鉴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对存在状况执著拷问的“神性追求”，以精神神性或曰超越性对抗不断下坠的物质世俗性与技术凝固性，并将这种精神不坠的内涵重新注入流行的大众文化之中，在保留其外在形式美和趣味多元化的同时，努力提高它的思想性和艺术品位以增强其触动人们心灵的能量，使大众文化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以传统的宗教超越性论审美，实在是对人类审美活动的莫大误解；同样，人类审美活动也不同于“酒肉穿肠过”式的世俗生活。审美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超越，而是密切关注此生的超越，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超越的超越”——表面上它对人类物质感性的超越极为有限，但其内在的精神指向却与普通的世俗生活大相径庭，是一种外在丰富同时内在充盈的诗意化生存，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审美离不开现实人生，但它决不是“满足”与“迷恋”，而是发自内心地“热爱”与“珍重”；释放、抚慰、减负、宣泄只是审美光谱中的低限，由衷的身心俱悦才是审美的正效应。正是缘于此，审美从最高意义上说是以带给人类欢乐、自由、解放与光明为己任的，是以教人奋进有为为目标的，并合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感性、愉快、当下”确实是审美的三个源发点，但决不会是它的归结处；在源发点与表象上，大众文化与审美有了密切的契合，但现有的大众文化文本却少有进入审美超越的最高境界的，少有使现实人生成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此生”的，这是现有大众文化文本的最大缺憾——具备了一些审美表象性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审美噱头”，却缺乏审美超越的基本精神，无信仰的繁盛与无原则的喧哗成为当今 时代 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样态，崇高品格的匮乏与英雄人格的稀缺成为消费时代文化被金钱和功利普遍“钙化”的综合后遗症。总之，大众文化承诺给人们的欢乐神话与身体解放，却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品格内蕴着莫大的吊诡；同时，大众文化的崛起使经典美学理念几近失效，新的美学原则一时之间又难以服众，尤其是大众文化以身体为依托的快感美学与快适伦理，现阶段明显缺乏伦 理学 维度的审美正义、背离了人类学维度的人文价值。 尽管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有多种多样，然而秉持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化观，不断质疑大众文化现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揭露其潜藏的物化性与意识形态性神话，引导其超越欲望渲泄造就的肉身快感及仿像审美造成的视觉晕眩，实现肉身与精神的直接统一与完美结合、展开高 科技 支撑的新媒介层面上的审美想像空间，已成事实的大众文化也许并非毫无前途。朱大可先生认为：“大众文化 研究 的目标不是要消灭这种文化，也不是要成为它的语奴，而是要利用话语的有限功能，去识读它的秘密和修正它的偏差，并重建知识分子作为警醒的批判者的 历史 传统。”
无论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他们都不会否认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死与自由”，而理想的生存形态是“趋乐避苦、趋利避害”，或者将人生的目的笼统地归纳为“欢乐自由”。英国著名 哲学 家约翰·洛克就认为：快乐和痛苦是道德的大教师， 自然 使人期望幸福、避免悲惨，这是 影响 人类行动的自然倾向或自然原理；引起快感的称之为善，造成痛苦的称之为恶，人人都追求幸福和快乐，期望一切属于善的东西。这就是代表了近代精神的约翰·洛克式唯我主义的快乐主义伦理学。因此说，欢乐／快乐的人生不但是人们的现实追求，而且是人们的永恒理想。当代大众文化的崛起，正是以“欢乐”与“自由”为允诺和旗号，试图导引着人们历炼高雅文化教导之外的别一样人生。这不禁令人想起歌德的著名诗剧《浮士德》，它既可以看作是一部欧洲人文主义的现实反思，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包罗万象的警世寓言，但前提是魔鬼靡菲斯特首先使垂垂老矣的主人公浮士德恢复了青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游历的机会，然后给了浮士德“想要什么就能实现”的现实结果；但是大众文化的神话在诱导人们的欲望与透支人们的娱乐之余、是否有魔鬼之能而真正兑现其允诺呢？西美尔在一个世纪以前写道， 现代 的人发现他所存活的 社会 世界，是由外在客体组成的，而这些客体仿佛有着它们自身的生命，是压抑个人的外在力量，因为最初虽然是人创造它们的，但到头来他却不能完全将其吸纳而据为己有；产品与生产者的分裂，构成了大众文化这个概念的本质。
“欢乐”招牌是相当诱人的，大众文化制造的身体幻象、提供的游戏化心理经验及帮助人们克服的认同焦虑，使人们暂时忘却了生活中的忧伤与悲哀，但是，这种以“形象的欲望满足”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体验是否能够自动沉淀为一种审美新经验呢？现代化对技术扩张和财富增殖的无限要求，在极大限度为人的丰富和 发展 提供现实前提的同时，包含着对人的自我关怀和自我肯定的消解和否定，因为它所包含的普遍交换原则和技术优先原则，在削平一切价值的同时，也必然包含着对人自身价值的削平。这是现代化运动所包含的普遍的物化力量。当代生存的悖论情态就是这种普遍物化力量的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而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当代形象游戏在文化层面上展现了这种力量和结果。以商品推销为目的的广告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制造一种超前的消费体验，刺激人们的占有欲，人们则为了获得这种虚幻的体验而去购买；出于占有目的而非真正使用目的，商品消费从生存活动变为消费者身分地位或社会形象的选择。这种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使人与真实自我相异化，也使手段与目的之间产生了逆转。因此，每个成熟的人文学者都要尽最大可能弥合审美泛化表象、欢乐想像瞬间与失落的审美批判、文化反省之间的鸿沟，将审美介入进行到底。正是从这个层面上看 问题 ，王一川先生提出：“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应当不仅能使公众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在审美愉悦中被陶冶或提升，享受人生与世界的自由并洞悉其微妙的深层意蕴。而那种只满足于产生感官快适、刺激或沉溺的作品，显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同样，那种不要娱乐而只要直接的功利满足的作品，也必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所以，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娱乐只有当其与文化中某种更根本而深层的东西融合起来时，才富有价值。”
关键词:职务消费;货币化;问题;对策
为了消除干部职务消费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一些地方推行了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改革,即把国家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发生的职务消费费用,如公务用车、公务接待、通讯工具等开支,均以货币形式定额包干到个人,由个人筹划使用。职务消费货币化,是以经济的办法取代供给制的办法,是将隐性支出变为显性收入,它是对传统职务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变革,也是对职务消费者个人利益的调整。
一、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积极稳妥地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确实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职务消费领域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重要措施,但就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或正在进行的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实践看,由于认识不够统一、相应的措施不配套,加上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存在着一些误区,从而削弱了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的社会认同度,影响了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推进。
1.职务消费货币化的补贴标准划分过于简单
有的地方在核定标准时,不顾及部门与部门、岗位与岗位之间的差别,没有与单位性质、领导个人分工、实际工作量联系起来,仅按职级的高低确定补贴标准,搞“一刀切”,出现了消费项目有的标准过高,有的过低,脱离了实际情况的现象发生。
2.职务消费货币化的补贴对象界定相对单一
有的地方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适用对象仅限于领导(各单位班子成员),没有考虑一般干部,使一般干部执行公务时差旅费、通讯费等费用得不到保证,造成一般干部工作上出现不方便导致干部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
3.将“职务消费货币化”片面理解为工资化
从职务消费货币化补贴发放的方式方法上,不少地方将职务消费补贴以现金形式随工资发放给个人,职务消费补贴变相成了干部的工资福利。还有一些地方在开展了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后,有的干部为节省开支,把一些必要的职务消费取消了,因此影响了正常工作。把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与解决干部职级和福利待遇等同起来。按这种思路搞改革,很容易陷入“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歧途。
4.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与经济发展脱节,“三乱”现象反弹
部分地区没有从现有经济条件出发推行改革。以“车改”为例,有的地方,每月发放的汽车费用补贴上千元,甚至几千元,大大高于领导干部的月工资收入。这些地区地方政府往往由于财力不足,对职务消费货币化项目所需资金,要求由各单位自行解决。有些单位为完成此项改革,便搞“创收”,违反规定乱收乱罚,导致“三乱”行为反弹。
5.职务消费货币化认识不到位、运行机制不健全,推进困难
部分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个人消费和职务消费概念。把以现金形式的补贴看成提高福利待遇,与高薪养廉混为一谈。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补贴标准不科学、制监督机制不健全、配套措施没跟上,一方面部分地方的领导干部对职务消费货币化这项改革心存疑虑,对改革持观望态度,消极等待;另一方面,有些单位的主要领导怕影响了一把手的权威,引发单位的“无政府”状态,,有一定抵触情绪。
二、推进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对策
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一项创新性的工作,作为一个全新的课题,它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当前,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应特别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重点环节:
1.统一思想,更新观念,消除思想误区
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一定要统一思想,更新观念,消除思想误区,争取广泛的支持和参与,形成良好的改革氛围。
对于决策者来说,要正确把握改革的内涵,坚定改革的信心。要认识到职务消费是公务消费的一部分,用货币的形式将职务消费预算包干到岗位,是从制度上、源头上健全预防公共权利市场化的一项治本之策。要认识到是增强领导干部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意识,密切当群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
对于消费主体的领导干部来说,要更新思想观念,支持并参与改革。认识到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遏制职务消费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治本之策。
对于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来说,要看到改革带来的明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自觉支持改革。
2.先行试点,横向拓宽,纵向延伸
在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时,要按照先行试点,由点到面,先易后难,上下联动的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要在对试点单位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切合实际的改革思路和方法措施,增强针对性和操作性。要认真总结试点工作经验,针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办法,完善改革措施。同时,要按照“横向拓宽,纵向延伸”的思路,扩大改革领域。
3.分类指导,重点突破
在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实施范围上,要分类指导,重点突破。目前,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实施范围,主要集中在较易实行货币化结算的招待费、交通费、通讯费、差旅费等四个方面,这也是群众最关注,与领导干部个人行为联系最密切,且不容易管理的重点项目。因此,要首先在这四个方面取得突破,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由局部向全方位、深层次改革转变,逐步形成一套规范运作、执行有力的制度体系。
4.科学合理地制定补贴标准、界定补贴范围,规范补贴办法
在职务消费货币化补贴标准的制定上,要力求科学。职务消费货币化,是以经济的办法取代供给制的办法。标准过高,有违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的初衷;标准过低,则不利于正常的公务活动。因此,科学地确定费用标准十分重要。在制定标准时,一要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二要坚持适度从紧的原则,三要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在参考本单位以前3~5年财务支出确定总额的基础上,科学划分不同档次和标准。对一些特殊部门、特殊岗位,如公安、检察、法院以及抗洪救灾等部门,要考虑其特殊需要,切忌“一刀切”。
在职务消费货币化补贴对象的界定上,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工作需要出发的原则,合理地界定补贴对象。就党政机关公务用车补贴而言,不仅要补贴领导干部,也要给予一般干部适当的补贴。就通信工具使用费补贴而言,则应以在职领导干部、特殊岗位人员为主要补贴对象,不宜过宽。
在职务消费货币化补贴的方法上,要严格规范。根据不同费用项目特点,采取灵活机动的考核兑现办法,做到既符合实际,又便于操作。实际操作中,可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项目分为“个人职务消费”和“公共消费”两大类。其中,交通费、通讯费、差旅费、学习考察费等列为“个人职务消费”;办公费、招待费、会务费列为“公共职务消费”。“个人职务消费”可进入实质性货币化发放阶段,节余全部归己。“公共职务消费”可定额到人,包干使用,超支自负,节余滚存到来年或按比例奖励给个人。
5.建立监管机制、完善配套措施
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对核定的职务消费货币化费用进行严格监督管理,以防止严重超支、弄虚作假、转嫁消费现象的发生,保证改革效果。在具体操作上要重点抓好三个环节。一是要严格审批程序。所有职务消费项目在单位财务中设立专账,公共职务消费项目的使用和开支,由单位主要领导与分管财务领导审批。个人职务消费项目的使用和开支,由领导干部本人经手或征得同意后实施。二是要严格结算程序。由各单位职务消费管理办公室牵头,经办人参与核定消费费用,然后实行货币结算。三是要严格监督检查程序。这是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通过建立专账、实行专项审计,严格审批制度,坚持公开制度,严肃党纪政纪等措施,实施有效监督,为改革顺利进行提供有利保证。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保证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顺利进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然触及各方面的利益,要保证改革工作顺利进行,必须注意落实配套措施。在改革的实践中要做好从以下五个方面的结合工作。一是要与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工资、奖金、福利待遇结合起来。通过规范工资、奖金、福利待遇,努力实现同级同薪,遏制一些机构谋取部门利益的冲动,起到源头预防的作用,为推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要与推行部门预算结合起来。推行部门预算,可以防止支出向下级单位“转嫁”,同时,也可防止挤占其他支出项目。还有利于领导干部转变观念,科学理财。三是要与建立有效的市场保障机制结合起来。当前要引入市场机制,尽快建立完善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在用车、就餐等方面提供便利、便捷的服务。四是要与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结合起来。坚持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转变职能,做到减人、减事相结合,切实降低行政成本。五是要与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相结合。坚持全面、透明、规范的原则,进一步拓展政务公开的范围、内容,探索和完善公开的方式,把实行政务公开与改进领导干部和机关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和治理腐败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李玲,王元庆.职务消费货币化是大趋势[J].理论前沿,2004,(3).
[2]孙建东.对行政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思考[J].经济与管理,2004,(12).
[3]贾康.我国公务员职务消费现状分析及改革方向[J].中国总会计师,2004,(5).
[4]董有富.关于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思考[J].中国监察,2002,(1).
[5]云鸣.呼唤阳光下的职务消费[J].政策,2003,(10).
[6]陈攀.浅谈不当职务消费的原因和对策[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4,(3).
[7]陈黎民.国有企业职务消费中的问题及对策[J].党风与廉政,2001,(6).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