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学生；文化消费；国内外；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180-02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资料消费比重逐年增长，文化消费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它对于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学生活中的文化消费更是影响着大学生的自我教育与成长成才。因此，大学生文化消费问题一直是社会、教育界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相关研究不断增多。
一、国内对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
在我国的理论界，一直没有明确地出现“文化消费”一词。直至1985年，上海学者程恩富在1994年出版了《文化消费学》一书，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文化消费”术语。但之后很长时间内，文化消费一直未在学术界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而是往往被划分如文化经济学、文化市场学的范畴，被学者们作为经济学、市场学的一部分来研究探析[1]。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人民的消费水平逐渐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转变。其中文化消费的增加，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学术界有关文化消费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大学生的文化消费的调查研究。许多专题论文、研究报告、专著等从不同的角度探析了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等。
经过阅读整理，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有着同样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消费比重不断增加，内容不断充实。吴松、沈紫金在《WTO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一书中指出：“从大学生文化消费（学费除外）绝对数量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基本谈不上文化消费，90年代中期为每年400元左右，到2003年每月即为138.5元，并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二是大学生文化消费受经济能力限制，存在消费水平的不平衡状况。在刘洋、刘天奇等学者的调查中发现在被调查者中，平均每月生活费用在200―300元的低消费人群，大约占被调查总数的8.5%；300―400元的同学占总数的5.7%；400―500元的占27.05%；500元以上的同学占60%。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的文化消费水平与月平均消费水平是成正比的[2]。三是大学生文化消费有“西方化”趋势。在学者李晓娟等人的调查中发现：问卷调查学生“喜欢并经常看的电影、电视”，结果选择欧美电影、电视的大学生占32.4%，选择日、韩、新加坡的学生占26.4%，选择港台的学生占23.2%，而选择国产的学生仅占18.5%。在对最喜欢的音乐的问题调查中，结果相似。这些数据生动地展示了学生的消费心理[3]。四是电子信息化发展迅速，网络文化消费上升。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使大学生拥有个人电脑的比例持续增长，同时，大学也为大学生提供了充足的信息化设施，这些为大学生上网提供便利的条件。
但是，在我国国内对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学术研究中，我们认为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通过在中国知网上，以“大学生文化消费”为“篇名、关键词、摘要”作为检索条件，检索到的相关文章仅120余篇，可见对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理论研究不充分、不成熟。其次，经过阅读相关的文献、专著，可发现对于所存在问题的根源的探究往往浮于表面，结论相似，不够深入、全面。最后，提出的策略和建议效果不显著，针对性不强。因而，综上所述，我国国内的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理论研究仍有待深入与完善。
二、国外对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
西方关于消费的研究早在古典经济学就开始并逐渐形成了众多理论，如马歇尔的需求理论、凡伯伦的消费理论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文化社会学研究高潮兴起，文艺消费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文化消费的研究也随后发展。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国、荷兰等国家相继诞生了许多文化消费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们提出的理论，对文化消费进行了不同的解读[4]。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1947年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指出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他们认为文化消费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消费过程，是资本主义通过事先决定文化消费的结果，再给予人们自由选择文化消费内容的假象，来形成一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凡伯伦、齐美尔、布迪厄等学者则认为文化消费是一种标示社会区分的方式。他们认为文化消费一方面提供了生存所需，一方面是展示个人财力，界定和维系了社会关系。丹尼尔・米勒和安东尼欧・葛兰西还提出了一种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消费观点：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他们主张，人类的自我创造，以及文化的创制（文化作为一种人类实践），并不限于生产的活动，同时也是文化消费的特性所在。比如，要认识我的自我，就必须透过我原先从自我外化出去的东西[4]。
关于大学生的文化消费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比利时消费组织信息和研究中心在2006年针对本国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状况做的一个研究。研究指出，比利时青年学生在图书、音乐、电影等传统文化消费领域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电子信息音像制品及网络的市场也不断扩大。这些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受到家庭观念及经济条件的影响，但家长也受到青年学生的消费行为的反作用。可以说，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行为给比利时的文化市场繁荣、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行为也存有一些弊端，如消费对象的单一等[5]。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国外的文化消费研究虽然起步早、研究多，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西方经济学关于消费的研究虽没有将文化消费的内容明确排除在外，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却往往将消费的表达缩小为物质消费。同时，国外理论界的研究即使是针对文化消费，但将大学生作为主体的文化消费研究却是不足的。
三、大学生文化消费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观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而意识决定了行为，在各种行为背后，支配着人们的是他们的意识，或者说是思想观念。同理，在人们的消费行为背后，是个人的思想意识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发展的同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影响着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居民的消费结构和观念变化巨大。大学生是消费群体中的特殊的一部分，他（她）们正处于吸收知识，接受教育，形成三观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正处于成长期，接受能力强，却在心理成熟度和理性判断能力、自制能力相对较弱的阶段。
而文化消费是大学生在高校生活中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化消费的内容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顺利成才。因此，研究大学生的文化消费现状并找出问题，分析原因，及时提出对策，引导大学生的行为和思想发展，是培养健康的优秀的大学生人才的重要方面。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育人才，积蓄力量。
本文对大学生文化消费行为的调查研究是对大学生的一种教育研究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在理论上。首先，研究“当代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这个主题，不仅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使文化消费尽量对学生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还可以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消费的目的和功能同样是教育和提高人的素质，了解大学生文化消费的情况有利于开展正确的学生工作，利用文化消费中的积极内容，强化课堂教学内容，使正确的知识理论内化为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因而，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的调查，为高校更好地进行教育，提高学生素质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依据和建议。
基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研究的成果，有利于高校更有针对性、科学性、实效性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十的报告中指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其中，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就是大学生。大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建设，同时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往往会带动社会文化产业的走向和发展。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可以及时反映当下的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心理、思想观念等，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具有针对性，从而加强针对现有问题提出的改革措施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第二，在实践上。正确地引导大学生文化消费，首先有利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良好的文化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接受健康的知识和信息，抵制不良的文化内容，防止不良习惯的产生。也有利于大学生增强判断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信息和产品中，选择和接受良好的影响。同时，良好的文化消费观念及健康的文化内容的影响有利于大学生塑造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有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完善。
加强大学生文化消费教育有利于社会思想道德建设，进而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消费关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而文化消费不仅关乎物质，更影响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升精神文化消费有利于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也有利于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四、总结
通过上文可见，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相关研究并不充分，本人认为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还可以从大学生不同的性别、专业、年级、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使研究的针对性更强，提出的建议更加符合大学生生理、心理特征，提高高校文化引导工作的效率。
参考文献：
[1]赵闪.大学生文化消费调查分析――河南省新乡市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19）.
[2]刘洋，刘天奇，李晨曦，刘衡宇.当代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及现存问题分析[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
[3]李晓娟，董娅.转型时期青少年对西方文化制品品种的消费倾向调查[J].青年探索，2005，（4）.
[4]杨晓光.关于文化消费的理论探讨[J].山东社会科学，2006，（3）.
[5]丹.新疆高校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及对策探析[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07.
[6]范周，齐骥，等.中国城市文化消费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关键词：养老保险；居民消费；生命周期；面板数据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居民储蓄水平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政府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导致我国长期消费需求不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是重要原因之一。养老保险计划作为平衡生命两期福利水平的一种手段，意味着它将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与储蓄决策。因此，研究我国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探索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于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相应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运用2001-2009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考察我国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与促进消费增长的一些结论与启示。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主要研究回顾
关于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居民消费及储蓄行为的研究多数是在Modigliani（1954）生命周期框架下进行的。部分学者认为养老保险对消费有促进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属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Feldstein(1974)提出，养老保险会通过方向相反的两个力量影响个人的消费与储蓄。一方面，养老保险会降低提前退休人员在工作期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养老保险的资产替代效应使得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他的实证结果表明养老保险较显著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Wilcox(1989)分析了1965-1985年美国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变化对总消费支出的影响。他认为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变化与总消费的变化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Zant(1988)的实证研究显示，1957-1986年荷兰的养老保险财富值与消费水平的相关系数在0.11到0.16之间。此外，Rob与Arie(2001)运用荷兰的数据，Aga与Mario(2001)运用意大利的数据也分别证明了养老金制度对储蓄有不同程度的“挤出效应”。也有一些实证结果不符合生命周期假说，如，Melvin(2005)研究了1972年美国养老金增加对消费的影响。他认为非耐用品的消费随着养老金提高而显著增加，而各种耐用品的消费在这一时期则没有显著的变化。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养老保险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如，Barro的“中性理论”，Barro(1974)认为老年人将留下遗产以弥补子女因缴纳养老保险税所遭受的损失，从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了来自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这将最终导致养老保险对消费没有影响。
国外学术界就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既有养老保险支出增加消费的结论，又有养老保险对消费支出影响不显著的结论。研究方法的不同，解释变量选取的差异，都会导致实证结果产生分歧，但这些成果对我国的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国内研究回顾
国内的成果多数是关于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的实践运用，且基本支持养老保险会“挤出”储蓄，增加消费的观点。张继海(2006)的计算机动态模拟分析与实证分析结果都与生命周期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相吻合。研究选取了2002年和2003年辽宁省城镇居民家计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的社会保障养老金财富对其消费支出有显著的影响。石阳，王满仓(2010)运用中国30个省份2002-2007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于储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存在对储蓄的“挤出”，而这种 “挤出效应”在不断扩大中。此外，姜伟(2008 )、刘慧(2010) 以及杨河清，陈汪茫(2010)等也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对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有积极的意义。
国内养老保险对消费与储蓄影响的研究同国外相比起步较晚，多数学者都认可了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并且认同社会保障对消费有正向影响。但有相当一部分成果都以定性分析为主，相较之下，运用计量方法分析我国养老保险对消费的影响的实证研究还较少。此外，多数实证研究均以替代变量来近似养老保险财富，这些替代变量可能无法准确地表示养老保险财富的真实值，这也导致实证研究对生命周期理论的支持稍显不足。
参考文献：
[1] Franco Modigliani, R. Brumberg.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 Section Data．N.J.: Rurgers University Press．
[2] Martin Feldstein. 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51):905-926.
[3] Wilcox.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2):288-304.
[4] Wouter Z. Social Security Wealth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 An Extended Life-Cycle Model Estimated for the Netherlands. De Economist, 1988, 136(1): 264-283.
[5] 贺菊煌.中国人口与经济长期预测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9):40 - 44.
[6] 张继海.社会保障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影响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7] 姜伟.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率的影响[J].金融经济,2008(8):18 - 19.
[8] 李珊珊.中国工资调整指数研究[D]. 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9] 洪轶男.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对城镇居民储蓄影响研究[D].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0] 杨河清，陈汪茫.中国养老保险支出对消费的乘数效应研究――以城镇居民面板数据为例[J].社会保障研究,2010(3):3 - 13.
关键词：复杂系统 复杂性 消费税 公平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3―141-02
消费税是对特定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在特定环节征收的一种问接税，是在对货物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消费品再征收一定税赋的税种。对消费税征收的重要的目的是为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引导消费方向，实现节约使用资源、抑制不良消费行为、纠正外部经济，最终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实现收入、财富的公平分配，这就是消费税改革的公平效应。
1994年和2006年，为了实现消费税独特的调节功能，我国分别对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了两次调整。但从实施情况来看，现实的经济效应与税制改革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改革效果并不明显。到2008年，我国消费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8％，占GDP的比重为113％，与发达国家10％的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总结其原因：一方面，消费税改革是一个涉及知识、经济和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动力过程，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方面，本身包含很多元素，它们之间构成了“非线性的相互关系”。消费税改革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正负反馈，是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复杂自组织、自适应系统。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本身具有的目的性，主动性，适应性，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消费税改革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采取不同的行动，从而加大了消费税改革的复杂性。综上所述，研究复杂系统理论对重塑我国公平的消费税税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复杂系统的相关理论
复杂系统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它涉及的理论十分广泛、包括系统论、耗散论、协同学、分形学、混沌论、元细胞自动机理论等。事实证明，复杂系统理论对技术革新、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其对消费税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的几方面的理论进行论述。
1.1 耗散结构理论
耗散结构理论是由比利时科学家伊里亚・普里戈金(Ⅱya Prigogine)教授提山的。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是指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它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该理论可概括为：在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及开放的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由此得知，涨落是诱使系统向有序方向演化的直接动力。
1.2 协同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西德理论物理学家哈肯(H.Haken)教授创立了协同学。其研究对象是由完全不同性质的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系统通过怎样的结合产生宏观上的空间、时间和功能结构。哈肯用序参量描述予系统的宏观行为。他认为，当众多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处于无序的初始状态时，各子系统独立运动．不存在合作关系，不能形成序参量：而当系统在外界能量的作用下或物质的聚集状态接近临界点时，子系统间形成协同关系，促使序参量形成。这一过程体现了系统内的动力机制：竞争与协同。因此．消费税政策必须与其他政策相互协调，促进公平的同时要兼顾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目标，实现促进公平和效率的共赢局面。
1.3 自组织理论
哈肯将自组织的定义为：“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便说该系统是自组织的。”一般情况下，自组织是指系统中许多独立元素在没有刻意策划、组织、控制下而进行的互作用、相互影响、自然演化的结果，也指系统不需要外部指令，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使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状态走向有序和稳定。
2、实现消费税改革公平效应的复杂性分析
我国消费税制的真正实施是从1994年开始的，在2006年国家再次对其进行了适当调整。但这次调整引导消费的作用不明显，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不大，并未完全体实现产业政策和调节市场合理竞争等目标。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利用复杂系统理论的相关知识进行分析。
2.1 消费税改革主体的复杂性
消费税改革从决策到实施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它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包括中央部门和地方各部门)、企业及企业内部各部门、商户、单个消费者等多种作用元素，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网络里的每个元素有着自身的特点，他们的起点、能力发挥状况以及对市场机会的把握不同，即使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经济活动的结果也会不同。并且在这个复杂的网络里，每个元素与元素之间，元素与外部之间不断地进行信息等的交流和互动，彼此相互影响。
2.2 消费者自身行为的复杂性
消费税改革的主体――消费者是自适应主体，他具有感知的能力，自身具有目的性、主动性和积极的“活性”。这种主体元素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遵循一般的“刺激――反应”模型，主体可以在持续不断地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学习”和“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习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正是这种主动性及主体与其他主体的、环境的相互作用造就了消费税改革的复杂性。
2.3 消费税改革环境的复杂性
消费税改革依存于一个由政治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市场环境等构成的不确定的、复杂的系统而进行。首先，政治制度环境是消费税改革赖以生存的背景。一项合理的制度是消费税改革得以实施的保障。其次，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对消费税改革也有一定影响。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人对政策和公平的理解不一样，导致他们的反应差异较大，这为政策的可行性增加了难度。最后，市场环境也会给消费税改革带来很大的影响。
2.4 消费税改革过程的复杂性
消费税在改革过程中会受到诸多不确定地非线性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对所处的初始条件极为敏感。这种初始条件包括：个人的天赋、家庭环境、居住环境和社会提供的机会等。初始条件极小的偏差，加上政策实施过程中一定的时滞，经济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此外，“追求公平”始终被看作消费税改革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每个人都同意税制应该是公平的，但人们对公平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国内外学术界在公平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在
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消费税改革的难度。
3、运用复杂系统科学理论优化消费税改革的公平效应
当前，我国消费税制依然存在着很多漏洞，出现了很多有悖于公平原则的问题。消费税征税范围的“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消费税税率结构不合理，税收征管不力等等。所以，必须从消费税改革的主体、环境和过程方面入手，探索实现我国消费税税收负担公平目标的路径。
3.1 构建合理的消费税收体系
(1)对消费税征收进行必要的调整。适当增加消费税税目，根据目前经济发展和人们消费状况，将伴随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兴的各种符合消费税征税要求的产品和行为增加到消费税的应税项目中。
(2)还应为构建合理消费税收体系做好辅助工作。第一，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即要由“经济干预性”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第二，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第三，我国现行的消费税对产业税收的优惠政策必须有效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意图。
3.2 积极宣传，关注消费者本身对政策的适应性
为了使税法深入人心，税收宣传必须要有计划进行的，而且是长期的，具有延续性的。首先，税务部门应该合理有效地利用媒体手段，譬如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开辟消费税收专栏，全方位宣传出台的新政策、新办法，增强纳税意识和互相监督的意识。其次，相关税务部门应力求创新，印发宣传手册、税收指南，有针对、有重点地通过送政策上门、纳税辅导上门等方式宣传税收知识。此外，政府部门应注重关注消费者本身对政策的适应性，采取走访、座谈等新形式，征求社会各界对消费税征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3.3 改革政策呈现多样性
(1)在有效治理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现象的基础之上，改进政府的管理方式。加强政府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行电子政务，提高政府效率，形成规范、协调、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2)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精髓主要是历史和传统的产物，会带有明显地民族性和地域特征。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都会对消费税的改革产生不同的作用。在制定消费税政策时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做出适当的调整。(3)由于一国经济的发展程度常常会带来产出与收入结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变化，进一步使人们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偏好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在制定消费税改革政策时应注意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的关系。
3.4 适当拉大税率差距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1)从税收理论上看，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由于初始条件不同，税收对低收入者的收入效应较大，而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效应相对较小。因此，对高档消费品或高档消费行为、耗用稀缺资源的产品、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等进一步提高税率，才能使消费税的公平效应在高收入群体中有所体现。(2)制定政策时应适当给予西部地区一些倾斜性优惠，减轻其宏观税负，进一步促进我国地区间收入公平分配。此外，还应出台政策不断改善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初始状态”，如：提供良好的教育、技能培训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消赞税改革的过程中受益。
注释：
①胡怡建中国税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②王周焰，王浣尘.复杂性[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0(4)
③成思危.复杂性科学探索[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8.
④刘永振.自然辩证法概论[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279.
⑤哈肯H，戴呜钟，译.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社，1998：7-9.
⑥哈肯H.信息与自组织――复杂系统中的宏观方法[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28-29.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消费者响应视角；内在响应；外在响应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7-0041-03
1引言
总体来看，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阐述大体分三个过程：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回应—企业社会绩效。一般认为英国学者Oliver Sheldon（1924）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1953年Bowen的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被认为标志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开始。20世纪60年代消费者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企业必须对社会压力做出反应。进而在20世纪70年代催生了企业社会回应（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的概念。企业社会回应将企业看做比较机械的“刺激—反应”系统，其重点在于对普遍性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压力的制度化回应。它提出的本意在于避免狭义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观性和含混性，但在实践中它却陷入了困境。因此，学术界不得不另外创造出一个更精确的概念——企业社会绩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这一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之后，迅速主导了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主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益相关者理论被认为是可用于评估企业社会责任的“最为密切相关”的理论框架，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两大理论从而出现了全面结合的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又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了实证检验的方法。消费者是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因而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和态度影响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进入21世纪，从消费者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更聚焦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响应关系的研究上。因此，本文试图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中西方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响应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并总结基于消费者响应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在研究中所关注的问题和现有研究的不足。
2消费者响应视角
消费者响应是消费者在确定品牌、购买率、购买数量时进行的决策，是消费者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忠诚程度与印象评价。Holbrook和Hirschman（1982）提出特定的环境与消费者之间存在响应系统，即认知—影响—行为。Melissa A. Martin（2002）进一步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产品中只会产生响应，既包括心理上的响应，也包括行为上的响应。在此基础上，Bhattacharya和Sen（2004）将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响应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关于消费者对企业意识和对企业评价态度的内在响应；二是关于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意向及购买忠诚等的外在响应（Bhattacharya&Sen，2004）。他们认为企业进行企业在社会责任活动首先会使消费者产生内在响应，然后再转化为外在响应，虽然消费者的内在响应和外在响应都会对企业产生影响，但外在响应对企业收益的影响更为直接。这个研究框架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研究消费者是如何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做出响应的。因此，本文在这一研究框架下对中西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
近几年来，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响应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话题，连续几年都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于顶级学术期刊上。而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响应研究的重点也从对较易观察的外在观察变量的研究转向对潜在变量的研究上，这个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开始走向成熟。
3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响应
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响应是指消费者因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而产生的内在心理状态的反应。它是消费者对自身心理活动的一种感知，因此并不能直接为企业带来可预知的收益，也没有可供直接观察的有形结果。但这些内在响应的结果会对企业和社会事业都产生重要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内在响应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生意识；其次，消费者对产生的意识进行归因；最后，消费者形成对产品和公司的态度。
意识是指消费者是否感知到了企业在CSR领域的努力。这是消费者能够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做出响应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说当消费者对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的努力一无所知的话也就无从谈起消费者会对企业产生什么心理上的感受了。早在1975年，Webster就开始研究消费者的社会意识，他认为具有社会意识的消费者愿意考虑自己消费行为的公共影响，并希望通过自己的购买行为来影响社会（Webster，1975）。基于前人对消费者社会意识的研究，Mohr，Webb和Harris提出了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socially responsible consumer behavior， SRCB）的概念，并认为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感知水平受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Mohr，Webb&Harris，2001）。国内学者郭红玲（2006）也对不同人口特征（如学历、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差异进行了调研，得出了与之相似的结论。
归因是消费者如何看待企业参与这些社会责任活动的动机。归因决定了消费者响应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程度。消费者经常会对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活动的动机产生疑问。消费者认为仅仅因为企业参与了社会责任活动并不能排除该企业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企业，因为有时候企业参与社会责任的动因并不是出于道德或者责任感，而仅仅是为了减税或者掩盖其他的不良因素。因此，归因首先受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消费者契合度的影响。企业在从事社会责任活动时，如果希望得到消费者回报，其所从事的社会责任活动就必须与营销的目标群体保持高度的一致，并根据消费者的特点来选择所从事的推动社会责任的事件（Drumwright，1996），因为消费者会重视所感知到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其自身的关联（Creyer&Ross，1997）。对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归因的研究，使企业社会责任支持（support of CSR domain，CSR support）的概念出现，进一步研究发现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支持程度不同使消费者对企业形象的感知不同，高支持的消费者更倾向于认可具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Sen&Bhattacharya，2001；Mohr&Webb，2005）。
态度是消费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评价。通过意识和归因，消费者会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产生态度上的响应。消费者的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态度越积极，就越会促使其将这种态度转化为对企业的外在响应。通过研究发现，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让消费者做出积极的产品评价，消极的企业社会责任会损害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Brown&Dacin，1997）。并且，当企业采用不道德行为时，无论产品本身质量如何，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仍是消极的。不道德的企业行为对企业声誉的毁坏度也远远大于道德的企业行为所带来的企业声誉的提升度（Folkes & Kamins，1999）。积极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影响消费者态度还表现在对企业负面信息进行抵御，即消费者会通过愿意忽略甚至原谅企业非蓄意的偶发过失来支持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传播良好口碑，即将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的良好印象告诉给他们的朋友、家人和同事们，并向他们推荐这些企业（Bhattacharya & Sen，2004）。
4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在响应
消费者的外在响应是指消费者对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营销行为所作出的购买行为和品牌忠诚等的反应。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与顾客忠诚两个方面对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在响应进行研究。并且，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外在响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关系上。而现有文献中对企业社会责任是否能引发顾客忠诚的探讨仍然比较有限。
最早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关系是通过实验方法完成的。Lafferty和Goldsmith利用广告和报纸来控制代言人和企业可信任度，积极的企业可信任度通过企业在环保和慈善方面的贡献来体现，结果显示企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向有显著影响（Lafferty & Goldsmith，1999）。之后，Sen和Bhattacharya（2001）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会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Sen&Bhattacharya，2001）。但这种直接影响将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比如，感知产品质量（周延风，罗文恩和肖文建，2007）、价格水平（常亚平，阎俊和方琪，2008）、公司声誉（谢佩洪和周祖城，2009）和消费者类型（马龙龙，2011）都会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起重要调节作用。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过程十分复杂，环节众多，直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会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具有一定局限性。
虽然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研究对企业具有重大意义，但一个品牌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购买其产品一次的消费者数量，而更重要的是那些经常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数量。进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顾客忠诚的影响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但现有文献中对企业社会责任是否能引发顾客忠诚的探讨仍然比较有限。部分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会间接作用于顾客忠诚（Salmons&Bosque，2005）。金立印（2006）的研究也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能有效地提升消费者对企业的信赖度和忠诚度。Marin等（2009）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有两条路径影响顾客忠诚：第一，通过提高顾客对公司的正面评价，使顾客有更强的购买意愿，外在则表现为更高的行为忠诚；第二，增强顾客的心理认同感，进而导致更高的态度忠诚（Marin，Rutz&Rubio，2009）。
5现有研究局限及结论
基于消费者响应的视角，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进一步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第一，现有大部分研究暗含的假设是消费者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企业实际的企业社会责任，或者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在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是对称的。而这一假设应该受到质疑，因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在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是完全对称的，企业做得好与不好并不等同于利益相关者觉得好与不好，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解读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过程。因此，需要加强直接针对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沟通的研究。
第二，现有的研究以探讨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响应为主体。国内学术界虽有一些论述，但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鲜见从消费者角度定量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响应。在西方国家，受其社会背景、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相对较强。而我国社会经济近些年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差异性也十分显著。所以，针对我国的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如何认知，而这种认知又如何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内在响应和外在响应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第三，现有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确实会影响顾客购买意向，但影响机制较为复杂。比如，感知产品质量、价格水平、公司声誉和消费者类型都会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起重要调节作用。因此使直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的直接影响具有一定局限性。
第四，现有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响应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一致的研究结论。例如，有些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并不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态度或购买意向，而有些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认知有显著的正性影响；有些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只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而有些研究结论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以以直接的方式影响消费者的产品评价和购买意愿。
第五，学术界对于消费者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重点多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和行为上的影响，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对顾客忠诚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使得对于从消费者响应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存在缺陷和不足。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使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企业越来越重视消费者的行为，并以“顾客至上”为经营理念，全面履行对消费者的责任。我国已有部分企业开始每年定期颁布社会责任报告，表明企业意识到维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是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尽管如此，现在无论是食品行业、纺织行业、化工行业还是酿酒行业，消费者被侵权的事件仍频频发生，并存在一些对法律及顾客导向意识淡薄的企业。可见，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表现一直处于劣势。因此，要想让国内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去承担社会责任，就需要站在消费者响应视角上来研究国内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和外在响应，这将有助于企业有针对性地制定营销策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开展，促使企业不断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进一步维护消费者权益，从而最终实现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Brown， T. J.， Dacin P. A. .The company and the product： corporate associations and consumer product responses[J].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7， 61（1）： 68–84.
[2]C.B. Bhattacharya，Sankar Sen. Doing Better at Doing Good：When， Why， and How Consumers Respond to Corporate Social Initiatives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04（1）：9-24.
[3]Creyer， E. H. ， W. TRoss. The Influence of Firm Behavior on Purchase Intention： Do Consumers Really Care about Business Ethics ？ [J].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 1997， 14 （6）： 421-32.
[4]Drumwright， M. E. Company Advertising with a Social Dimension： The Role of Noneconomic Criteria [J]. Journal of Marketing ， 1996， 60 （4）： 71-87.
[5]Folkes， V.S.， Kamins， M.A..Effects of information about firms-ethical and unethical actions on consumer attitudes[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1999， 8（3）： 243-259.
[6]Lafferty， B. A. ， Goldsmith， R. E. Corporate Credibilitys Role in Consumers Attitudes and Purchase Intentions When a High versus a Low Credibility Endorser Is Used in the Ad-Recipients Access to Attitude-Relevant Information in Memory[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99，44（2）：109-116.
[7]Marin L，Rutz S，Rubio A..The role of identity salience in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consumer behavior[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9.
[8]Melissa A.，Martin. Consumer Responses to Discontinuance of Favorite Products：An Exploratory Study[J].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2002（29）：249-250.
[9]Mohr，L. A.， Deborah J.W.， Katherine E H..Do Consumers Expect Companies to Be Socially Responsible？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Buying Behavior[J].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2001，35（1）：45-72.
[10]Mohr， LoisA.， Deborah J.，Webb.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ice on Consumer Responses[J].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2005，39（1）：121-147.
[11]Salmones，M M.G.，A.H. Crespo， I. R.Bosqu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loyalty and valuation of servi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5.
[12]Sen，S， C.B. Bhattacharya. Does Doing Good Always Lead to Doing Better？ Consumer Reactions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01，38（2）：225–243.
[13]Webster，F.E.，Jr..Deter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ly Conscious Consumer[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75，2（4）：188–196.
[14]郭红玲.消费者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消费者调研[J].生态经济，2006（2）：73-76.
[15]周延风，罗文恩，肖文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消费者响应——消费者个人特征和价格信号的调节[J].中国工业经济，2007（3）.
[16]常亚平，阎俊，方琪.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品价格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08（7）.
[17]谢佩洪，周祖城.中国背景下CSR与消费者购买意向关系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9（11）.
[18]马龙龙.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J].管理世界，2011（3）.
关键词：消费环境；城镇居民消费；消费需求
一、引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都是依靠投资和外贸“两架马车”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放缓，对我国外贸和国外投资的经济产生副作用。这时候就需要投资、对外贸易和消费这“三架马车”并驾齐驱，拉动我国经济的发展。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扩大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保增长的重要立足点，为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提供持久动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措施，而消费环境的改善又对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我国的研究综述中，关于农村消费需求的研究文献较多，其中，王静在《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及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低于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财产性收入比重增大，收入多元化降低了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孙慧钧的《我国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运用协整理论对1978―2002 年实际数据的分析》中综合考虑了相当多种影响的因素，分别利用协整理论研究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关系，分析了制约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并比较分析了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共性和差异性。而研究消费环境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综述较少。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的研究中，只有晏艳阳主持课题组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动态关系的比较研究》立足于城乡统筹的视角，分别从总量、结构、区域等多方面对我国城乡收入消费现状进行了描述，综合运用考虑突变点的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修正后的ELES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居民收入消费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且指出启动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有助于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孙凤、易丹辉在《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消费的协整性及误差修正模式》一文选取了1954―1997年的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从协整的角度对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进行研究，得到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
本文综合运用西方消费理论中适用于中国的收入效用理论和消费需求理论，对我国消费环境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情况加以分析，是西方收入消费理论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对充分运用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通过分析我国消费环境对城镇消费需求的关系，找出制约其效应发挥的症结，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有实际操作价值的对策及建议。这对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完善中国市场经济，更有效地发挥政府在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和优化资源的配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环境现状分析
消费环境是指消费者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对消费者有一定影响的、外在的、客观的因素，包括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两方面。本文将从这两个层面探讨居民消费环境。
1、经济环境层面
经济消费环境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水平等指标为影响的变量。下面将逐一浅析经济环境层面是如何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
（1）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经济环境层面中最能影响城镇居民的消费，在这个变量中我们选取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个参数作为衡量指标。一般来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直接影响到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当经济形势好，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越多，居民的消费能力就越大，就越有消费的欲望，人们的消费倾向就越大。
（2）就业水平。就业水平也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选取就业人数作为衡量城镇居民就业水平的参数。就业水平是一个能直观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当城镇居民就业水平高时，就意味着城镇居民就业人数较多，失业人数少，经济形势较乐观。就业的人数越多，人们挣的钱就越多，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也就提高了，同时意味着人们的消费倾向也就提高了。
在上面的衡量影响居民消费的经济层面的消费环境中，我们例举了两个衡量指标来推倒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环境的经济因素。
2、社会层面环境
在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环境中，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外，还有社会层面环境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环境也有较大的影响。本文将列举收入分配做为影响因素来衡量城镇居民社会层面的消费环境。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不断扩大。本文利用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来进行测算，得出影响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层面的消费环境。当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时，财富都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但每个人的消费需求是有限的。而收入少的城镇居民将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这也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
在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社会层面的因素中，我们将对收入分配进行分析，来探讨社会因素方面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三、模型以及实证分析
本文假设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就业水平以及不确定等因素对居民的消费需求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中经济因素用econ来表示，社会因素用soc表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用NC表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用wag表示，就业水平用emp表示，同时基尼系数用gini来表示。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分别从《中国统计年鉴》收集了从2000―2013年的数据，假设居民消费是消费环境的函数，据此可构建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
由模型可以得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水平以及不确定等因素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水平都通过显著性的检验。从上述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各个变量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作用都具有正的作用。其中，社会因素中的gini系数对城镇居民的作用是，当城镇居民的gini系数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将增加04623个百分点。经济因素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没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将增加0.5672个百分点。同时就业水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将增加0.7254个百分点。中间就业水平的提高，对城镇居民需求的因素最大。
单位根检验，采用ADF检验，得到结果如表2。
从上面的结果中得到显然原序列变量的检验t统计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都不能通过平稳检验，因此它们是非平稳的序列，需要进一步做差分检验。经过进行一阶差分后得到方程依然是非平稳的，再次做二阶差分，二阶差分后，所有变量的t统计量小于显著水平为5%的临界值，即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平稳。
四、政策建议
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是稳中有升的就业水平，而就业水平是保证居民不断提高收入的重要因素，也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民生的问题。因此，政府系列配套的就业促进政策将有助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并实现整体就业水平稳定。从结论可以看出，为提升中国居民消费的健康增长，需要从收入与就业这两个影响因素着力，包括适时优化税制改革，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通过税收优惠、贴息贷款等多方式来促进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减少社会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现在已到了增长“反哺”收入的转折期。从长远来看，促进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健康提升，需要打造一个有利于促进消费的消费环境，除了经济环境建设之外，还需要从完善社会环境着手。完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切实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等主要方面。
良性消费环境的形成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政策综合而长期积累的结果，要真正实施提高居民消费的措施，就需要一个“稳中求胜”心态下的政策系统组合共同形成。
参考文献
[1] 王静：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及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12（3）.
[2] 孙慧钧：中国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运用协整理论对1978一2002年实际数据的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11）.
[3] 晏艳阳课题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动态关系的比较研究[J].金融研究，2012（6）.
[4] 孙凤、易丹辉：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消费的协整性及误差修正模式[J].统计研究，1999（增刊）.
[5] 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9（1）.
[6] 陈锋：中国现阶段居民消费与收入分配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6.
[7] 田成川：城市化：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必由之路[J].宏观经济管理，2004（8）.
[8] 李林杰、申波、李杨：借助人口城市化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思路与对策[J].中国软科学，2007（7）.
[9] 夏华：从基尼系数的测算看我国居民收入状况[J].现代财经，2002（5）.
[10] 申朴、刘康兵：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过度敏感性的经验分析：兼论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与利率[J].世界经济，2002（6）.
[11] 龙和、周浩明：中国城镇居预防性储蓄实i正研究[J].经济研究，2000（11）.
[12] 尹世杰：关于扩大消费需求的几个问题[J].消费经济，2003（1）.
[13] 姜涛、减旭恒：中国居民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宏观管理，2008（5）.
[14] Stephen P.Zeldes：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9（97）.
[15] Jonathan Skinner.Risky income：life cycle consumption，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
[16] Karl E.Case，John M. Quigley，Robert J.Shiller：Comparing Wealth Effects：77 The Stock Market versus the Housing Market[J]-Advances inMacroeconomics，2005（1）.
【关键词】中国武术；国际传播；受众行为
1前言
中国武术走向国际已近一个世纪，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武术将它传播的触角伸向世界的时候，其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如何使武术在世界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如何使武术在世界范围得以发展与弘扬，成为摆在武术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纵然，在国际传播中，武术由于中、西方文化渊源的不同而产生了传播的冲突与障碍，但关键是武术必须在国际传播中选择良好的切入点。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对武术受众的调查分析不够，造成武术传播的内容、形式和途径不能与国际真正接轨，准确地说，是不能像跆拳道和瑜伽一样有广阔的国际市场。鉴于此，笔者以行为学的视角，运用文化学、传播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国外武术受众群体行为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找出武术国际传播过程的规律，在对影响国外武术受众群体学习行为的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提出武术国际传播的策略。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以澳大利亚武术消费者群体行为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武术国际传播中受众群体的行为意向产生的原因及策略。
2.2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及互联网，获取相关研究资料，并确定统计指标。
采用访问和问卷的形式了解国外武术消费者对武术的了解、定型观念及消费意向等。
根据回收的问卷，将统计数据使用Spss13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关联分析和基本的频数分析等处理，获得有关数据，对建立国外习武群体行为的理论体系提供数据与方法学的支持。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国外武术消费者行为模式分析
如果把武术作为带有“中国制造”标志的商品向外传播、推广，那么国外的受众群体就是消费者。消费者行为学中的一些理论，如原产地的定型观念，原产地的国家形象、消费者所在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产品属性和消费者的个人因素等，都将成为影响武术在国外传播的主要因素，并直接影响传播的绩效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其中定型观念是影响跨文化沟通与跨文化营销的一个重要认知因素，对消费者感知和购买行为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定型观念包括很多方面，有对人（群体）的定型观念、有对产品的定型观念、有对某项事物的定型观念等。〔1〕中国武术在全世界营销过程中，影响国际化营销效果的核心因素是由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的各自体育价值观的不同。也就是说这种体育价值观如同我们头脑中的“框框”， 影响并形成了消费者感知和购买行为的原产地定型观念。其次，定型观念作为消费者对某国产品的长期、固有的评价应该是长期消费体验和周围环境长期影响的结果。〔1〕因此，结合大量学者的研究成果，影响国外武术受众群体产生行为意向并最终变为行为的因素如图1所示：
3.2武术消费者“定型观念”对行为意向产生的影响
3.2.1“中国武术”定型观念的构成维度
结合目前的相关研究文献，论文选择文化内涵、产品价值、价格定位、传播内容、服务质量、传播方式、品牌标志和社会影响等八项影响国外消费者感知和购买选择的重要指标进行调查，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调查数据的样本、 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偏度、峰度见表1。其中，平均值反映了样本数据的集中趋势。标准差反映了所有样本数据的离散趋势。偏度、峰度反映了样本数据的分布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国外消费者认为“中国武术”的传播途径很低，平均值仅为421，而且方差较小，表明国外消费者普遍的定型观念为“中国武术”的传播途径少。而在服务质量方面，国外消费者对“中国武术”的平均评价为424。同时，国外消费者对“中国武术”的普遍定型观念为传播内容很差，平均评价最低，而且方差很小。
因子分析中相同因子个数的选取需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因子特征值大于1，二是因子累计方差贡献大于75%。计算相关矩阵R，得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因此，对上述的指标进行相关的统计学分析，原始变量数据的KMO值为0740，巴莱特球度检验卡方值为1159、自由度为36，具有高度显著性。对变量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各变量共同度较高（见表2），表明原始变量信息可以得到较好的反映。根据因子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大于75%的条件，提取4个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76224%，表明4因子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原始数据的信息。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见表3。原则上，选择公因子中因子载荷最大的原始变量作为该因子代表。
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第一个因子主要与文化内涵和产品价值相关，因此，将第一个因子命名为文化价值因子，因为中国武术主要受中国文化和由此而产生的体育价值观不同的影响。第二个因子主要与传播途径和内容相关，因此将第二个因子命名为营销方式因子，因为和武术相关的替代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选择具有代表中国文化的武术内容显得尤为重要，它将直接影响“中国武术”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第三个因子主要与服务质量和社会影响相关，因此将第三个因子命名为社会责任因子，因为重视社会责任必然会将消费者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相结合，其对产品的内在质量的要求会更高。第四个因子主要与价格定位和品牌设计相关，而且在设计上的载荷更高，因此将第四个因子命名为产品设计因子，因为设计越新颖的产品，溢价的幅度就越高。
综上所述，消费者定型观念可由四个独立的维度进行衡量，即文化价值因子，营销方式因子、社会责任因子及产品设计因子，定型观念构成模型可用图2表示。
3.2.2“定型观念”维度对中国武术的影响
中国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对于国外武术消费者，武术不但具有高度的审美感，而且其深刻的哲理对西方健身观念影响也很大。许多外国朋友不仅积极研习武术特有的精湛技术，而且积极追求和理解武术丰富的哲学文化内涵。他们认为，东方哲学和宗教传统总是倾向于把精神和身体看作一个整体，因而东方发展出大量的从身体方面来解决意识的技术是不足为奇的。这种沉思的方法对治疗的意义在西方正逐渐被认识到，许多西方治疗专家正把东方的健身术（例如太极和健身气功等武术内容）结合到他们的治疗中。
营销形式也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因素。虽然国际武术联合会有139个成员，有遍布五大洲的爱好者人群和热闹的世界武搏运动会比赛场面，但中国武术的国际化并非一路坦途，面临的问题也层出不穷。武术并没有在多年的国际化中生根发芽，反而有种“高处不胜寒”的味道。在2010年世界武搏会上，13个项目中有6个来自日本、1个来自韩国，有记者戏称武搏会都快成了日韩搏击运动会。这是因为中国武术门派众多，传统深厚，至今还没能发展出一套完备、简洁固定的竞赛系统，竞赛没有统一标准，文化没有传播力度。这也大大限制了武术在国际上的传播。中国武术正在“实”与“虚”之间徘徊不定。从现在的形势来看，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中国在对外传播的形式上必须做出多样性和统一性的选择。
另外，具有历史资源优势且极具跨文化传播价值的中国武术文化，应当有自己文化品牌形象传播的标识。当年，一部《少林寺》电影使中国武术名扬天下，来中国学习少林武术的外国人趋之若鹜。少林功夫作为其形象展示的标识性内容，至今依然打造着自己独特而富有个性的文化品牌形象。
从跨文化角度，西方枪战片和中国武侠片是东西方受众最易互相接纳的作品，与西方枪战片格斗双方胜负结果的直截了当相比较，中国武侠片更能够展示对峙双方个体的自身潜能以及相互胶着的竞技状态，更能够体现其形态之美、力量之美与运动之美，因此也更加受到观众的热捧。而中国武术更是以对外在“和谐”的追求以及内在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境界的追求的完美结合，体现中国武术文化的精神价值所在，这也是武术具有现代性跨文化传播的价值所在。但现在武术对外传播的各种形式和途径当中，并没有从商业角度或者消费者价值的角度来建立、包装、完善武术的品牌。
3.3促进国外武术消费者感知“中国武术”的对策
3.3.1打造国家个性与品牌个性
在当今和武术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上，武术有很多替代产品，如跆拳道、泰拳、搏击等等，这种相关产品来自哪一个国家也就是产品的“国籍”，同样影响消费者选择，消费者喜爱的原产国形象是其行为意向产生的通行证，消费者学习中国武术，是对中国武术感到神秘，是想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有其独特的文化，打造国家个性形象与品牌个性形象是消费者感知“中国武术”的关键点。这里的国家个性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同时包括对中国武术这种产品和品牌的感知和评价，对武术传播方式的理解和接纳。因此，消费者对国家个性的认识会反映到武术这种产品的个性上来。“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1〕因此我们要塑造极具中国特色的武术品牌和形象，将中国武术这种产品个性与国家个性相结合，依靠品牌的个性特色立足于世界市场，打造国家个性与品牌个性品牌迫在眉睫。
3.3.2增强管理部门的责任
中国武术国际化需要现代科学的文化经营理念。就是不能把武术看做仅仅是一项运动而已，在武术国际化过程中，仅仅传播武术技术是不够的，更多的应弘扬武术的特有文化精髓。这就要求要依照时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特性，对中国传统武术加入现代科学的文化经营理念，构建武术文化的全方位经营。相关管理部门的责任就重要了。不仅要在宏观上把武术技术的总体规划及细则、教学训练方法等规范系统化，在各国家、地区进行武术的战略布置，尤其是在国外营销时，要组建一个既统一规范又层次化领导的管理体系。还要在微观上走群众基础路线，吸引国际社会各界人士参加。
3.3.3注重和加强对国外武术消费者定型观念的引导
国外武术消费者对原产国的定型观念和行为意向的形成受感知、印象、武术文化等变量的影响，所以，应从这些和消费者行为意向形成的变量入手促进武术的国际传播。武术的内容和印象之间具有高度的主观性，所以要促进武术的国际传播，就必须依赖对武术消费者的引导。引导国外武术消费者建立对中国武术文化价值合理的态度和期望。相对于国外武术消费者学习目的来说，消费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国外武术消费者不能客观正确地评价和选择中国武术的主要原因。所以，给国外武术消费者提供相关的有区别于其他类似产品的信息，以提高购买期望是非常必要的。
3.3.4建立和完善中国武术消费者信息数据库
国外武术消费者对中国武术的印象、感知、以及在学习过程中的各种认知等，对消费者行为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了解和掌握这些相关信息对促进武术的对外传播是非常重要的。主要可以从政府管理部门和对外交流运营机构对关于中国武术的一些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并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外宣传。而且应当充分注重国外武术消费者信息的挖掘，建立和完善国外武术消费者信息数据库，包括消费者个性特征、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文化特征、国家特征、消费水平、生活方式、过去习武行为、行为控制认知等等，从而有利于强化消费者的定型观念和习武行为意向形成。
3.3.5推进中国武术传播产品标准化工作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在其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流派和拳种，而且每个流派都有自身独特的演练方法和技击方式。由于在内容上的选择和宣传上的误导，致使中国武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诸如一个拳种、一个套路甚至一个动作有多种解释，多种教法，多种要求的怪现象。使国外习武者无所适从，难辨正误和优劣。这就使得国外武术的习练和传播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二是因为一些武打片的播放和宣传，给武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影片所展示和描写的也是武术各门各派的传统套路及练功和技击方式，并带有浓厚的宗派、门户等思想和理论色彩。〔2〕这也使得外国人对中国武术的本质面貌产生了错觉，逐渐造成了理解上的偏差，阻碍了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正常发展。因此，在中国武术国际化传播过程中，要规范、统一传播内容，而且要简化武术的技术动作，按照相应的标准创编推广套路、推广内容。
4.3.6实施跨文化营销组合策略，加强与国外消费者的沟通
文化价值是人们形成定型观念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差异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跨文化营销组合是指文化差异性策略、文化适应性策略、文化交叉性策略的有机组合。现在，中国武术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缺乏针对目标消费者的市场营销策略，忽略了传播前、传播中与传播后直接服务的过程。首先必须对目标市场的文化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找出文化差异，理解并感悟文化差异，发现它将会给中国武术带来的营销机会并可制定相应的营销组合策略。其次，要尊重民族习俗、传统、忌讳、履行方式等，跨文化营销必经适应东道国文化要求，应尽可能符合本地文化特征。另一种传播文化价值的重要途径是通过教育、培训和广告。它们能改变人们的定型观念，形成交叉性文化。由于传播而形成的交叉性文化是跨文化营销的机遇。跨文化营销策略应以消费者的文化或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文化为中心，在实践中，应感悟文化差异及其变迁，捕捉文化差异带来的市场差异及商业机会，正确应用文化差异性策略、文化交叉性策略及文化适应性策略的战略组合，以成功地拓展国际市场。
4结论
（1）国外武术消费者个人的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中国的印象等五个要素都会对武术消费行为意向产生具有非线性连带关系，说明他们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因此，消费者个体特征对国外武术消费者行为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2）中国武术在全世界营销过程中，影响其国际化营销效果的核心因素是由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的各自体育价值观的不同。根据定型理论及其因子分析，定型观念中的文化价值因子、社会责任因子、营销形式因子、产品设计因子以及消费者个人是影响消费者购买中国武术行为的重要因子，对国外武术消费者有重要影响。
（3）促进国外武术消费者感知中国武术和武术国际传播的对策包括：打造国家个性与品牌个性、增强管理部门的责任、注重和加强对国外武术消费者定型观念的引导、建立和完善中国武术消费者信息数据库、推进中国武术传播产品标准化工作、实施跨文化营销组合策略，加强与国外消费者的沟通。
参考文献
〔1〕何小洲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研究〔D〕.重庆大学，2009，22
〔2〕熊红芳关于高校双语教学实践的思考〔J〕高教研究，2006
〔3〕张桂铭中国武术国际传播史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5
关键词：奢侈品；消费行为；富有弹性；缺乏弹性
伴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富裕阶层越来越多，当先富起来的阶层在克服了物质贫乏之后，精神层面的要求就更高了。与此同时，我们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尤其是西方的一些商品满足人们对品质的高要求，这些商品不仅品质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自身的内在价值，通过它的内在价值来体现它的拥有者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奢侈品就这样走进了中国的消费人群中，并且迅速的在中国市场受到追捧。因为中国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成熟程度和国外的发达市场还有一段的差距，因此，奢侈品的消费在中国也就有了它自己的特点，并且有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经济分析方法。下面，我们就具体的分析中国奢侈品消费行为。
一、奢侈品的定义及奢侈品的特征
欧洲的“奢侈品Luxury”概念来源于拉丁词“Luxus”，指的是“极强的繁殖力”，引申为“超乎寻常的创造力”，近代以后，西方将这一词的意思引申用来描述在不同的商品创造和利用过程中，超过了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费用，经常用来形容那些浪费时间和精力而精雕细琢出来的完美无缺的精美品。因此，可以看得出东西方文化背景和经济水平的差异，也说明了“奢侈”这一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标准。目前，对于“奢侈品”一词的定义，国内外的学界还未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各界的学者对于“奢侈品”都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商品学界将“奢侈品”概括为：价格高的商品并不就是“奢侈品”，“奢侈品”价格的高昂性也绝对不是用又多又高的物质成本蕴蓄堆积而导致的，它的价格的高昂性是因为它自身的百年历史文化传承和一直以来自身完美体系的支撑。而经济学家将“奢侈品”界定为最高品质和价值的产品。可以说奢侈品是无形价值和有形价值之比最高的商品。美学家则认为“奢侈品”是一种充满了艺术化符号的商品，它是艺术美学的象征。它涵盖了历史、文化、艺术和哲学等方方面面的含义。
从“奢侈品”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奢侈”的概念不是绝对的，没有一个同一的概念，年代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消费个体的不同，对于“奢侈”一词的理解都在逐渐的改变，产品和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不同。所以，“奢侈”的特征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凸显出来。
高昂的价格。奢侈品的高价格，会使许多消费者望而却步，从而与奢侈品有了距离。奢侈品价格的高昂性必定导致了惟有一部分人能够支付得起它，与此同时它的价格一般比较稳定，不会任意降价，因为任意的降价，会使消费者对奢侈品的价值产生怀疑的态度。
个性。消费者愿意出高价钱来购买奢侈品，就是因为消费者希望他们购买的奢侈品能够让他们与众不同，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奢侈品的独特设计，关注细节的特点，这些都满足了消费者的购买要求，最终博得了消费者的认可。
稀缺性。稀缺性是奢侈品的重要特征之一。奢侈品的数量有限，它通过控制生产的数量给消费者一种稀有性和至尊性。它通过数量的稀缺来显示它的物有所值。使消费者更加的认同奢侈品的珍贵之处。
就是因为奢侈品有这样的特征，促使它能够在中国的市场得到认可，因为中国人很多元化，大家追求个性的欲望越来越强，通过购买奢侈品来体现他们的不同。因此，也得出了中国人消费奢侈品行为特征。
二、中国奢侈品消费现状及特点
与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虽然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发展时间很短，但是非常迅速。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中国人的奢侈品购买能力令全世界人叹服。虽然中国的奢侈品市场还有巨大的潜力等待开发，全球顶级的奢侈品品牌也正在慢慢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与西方奢侈品市场相比，中国奢侈品市场发展时间较短，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不是很成熟，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中国奢侈品消费全体结构过于年轻化。在发达国家，奢侈品消费群体的主力军是四十岁到七十岁的中老年人。但是，在中国奢侈品购买者中大部分人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的购买者不仅年轻，而且结构也不是很合理。购买力主要是很多的年轻的学生、富二代或官二代，中国的奢侈品购买群体是全球奢侈品消费者年龄层最小的国家。但是伴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反对铺张浪费等政策的落实，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也在悄悄的变化着。其次，中国的奢侈品购买者购买奢侈品过于盲目，存在很多不理性消费的现象。现在，大多数的中国奢侈品消费者购买奢侈品常常是因为炫富心理，为了所谓的“面子”而购买，在购买奢侈品时，不会考虑所买奢侈品的品牌特征、历史文化等内涵，而仅仅是因为该商品的高价格、高知名度而选择。因此，非理性消费的现象很严重。但是，伴随着中国人走出去，更加的了解世界，大家的各种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大家也注意到了自己的问题，因此，可以说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购买理性正在慢慢回归正常。再次，奢侈品礼品化。在发达国家，消费者购买奢侈品主要是基于自己喜欢而购买，但在中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为了在某些场合或节日时馈赠他人。这样导致了奢侈品的购买者与实际使用者不一，导致购买者在购买时不会考虑所买商品本身，更多的是将注意力专注于该商品所代表的价格和地位上面。最后，中国奢侈品消费者以国外商品为主，而本土奢侈品牌发展非常缓慢。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种原因：第一，中国人消费心理还很稚嫩，总有一种国外的商品都非常好的心理；第二，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发展缓慢，其竞争力与国外品牌的差距很大。
三、中国奢侈品消费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需求理论悖论。经济学中，需求是指有能力购买且愿意购买的某种商品的数量。对于这一需求的定义，来解释中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热情显然不能够有说服力，因为按照经济学中的需求的观点，对于奢侈品而言，绝大多数的购买者都是有购买的强烈欲望但是却不具备支付奢侈品高昂价格的能力。因此，在中国只有所谓的富人才具有真正的支付能力来满足对奢侈品的需求。然而，现实中我国奢侈品消费现状的反映却并非如此，而是恰好相反，在中国购买奢侈品并不是富人的专属，普通民众也会购买奢侈品，并且对此非常的追捧
弹性理论悖论。在我们看来，奢侈品的价格与它实际所拥有的价值有很大的差距，其主要原因就是奢侈品的爱好者们对奢侈品的特别的愿渴望而提升了奢侈品的价格。根据弹性理论，对于不同种类的商品，厂家所会采用不同的定价战略。一般来说，正常商品的价格弹性小于1，厂家将会采纳涨价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奢侈品的价格弹性大于1，厂家可以采用降价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一定论是基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趋同的条件而得出的，但是，当消费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或者逐渐变化的消费偏好而进行有效细分时，以上的结论就不一定完全成立了。另外，因为奢侈品消费者普遍存在攀比心理，当奢侈品涨价时会促使消费者增加奢侈品需求，相反，当降低奢侈品价格时会促使消费者对奢侈品的购买欲望降低。所以，奢侈品通常是被认为是缺乏弹性商品，必须通过涨价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四、我国奢侈品市场发展的对策
促进我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的发展，改变国外奢侈品品牌独占我国奢侈品市场的现状。由于我国奢侈品市场发展很晚，虽然消费能力提高很快，但是我们的奢侈品供给能力却发展很慢，与国外奢侈品品牌比较来看，我国奢侈品品牌还落后很长一段距离。因此，积极发展我国本土奢侈品品牌，将消费者的购买力留在国内消费，这对于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引导中国奢侈品消费者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念。目前，我国奢侈品市场处在初级阶段，中国奢侈品购买者的消费观念、消费心理还不成熟。随着国外文化对我国国内文化影响的加深，很多年轻人只是学到了国外文化的外表，注重追求攀比、炫富，而忽略了其文化背后所代表的独立、节约和环保的内涵。因此，需要引导我们广大的消费群体树立一个理性消费的观念，使我国国内的奢侈品消费市场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
调整我国的关税，减少奢侈品消费外溢的现象。我国的奢侈品进口关税税率最高，有一些甚至比其他国家高一倍。高额的关税导致国内进口奢侈品价格高于国外市场的价格，从而导致国内的消费者不得不到国内消费，这样既能节省购买成本，也能保证商品的高质量。我国应适当调低奢侈品进口税率或设立免税店等方式，解决消费外溢现象，促进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发展。
以上对奢侈品消费行为整体特征作了概述，并且分析了我国奢侈品消费行为的特征以及我国奢侈品消费行为应该如何完善，从而使我国奢侈品消费市场进入良性发展阶段，最终能够达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李朋.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品牌之路的思考[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9.
[2]张晓薇.中国奢侈品消费调查：年轻人赴世界各地疯狂购置[J].中国青年报，2001（03）.
[3]詹鑫.浅谈中国奢侈品消费现状及其发展趋势[J].工程科技，2013（07）.
关键词：（中）关键词人口抚养比；居民消费率；生命周期理论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03-07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1-27；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5-29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YJA790129）。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罗光强（1963-），湖南湘乡人，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与组织。
正文
一级标题一、引言
中国目前处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型期，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由图1可以看到，近30年来，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由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1年的165%；与之同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逐年上升的，由1982年的49%增加到2011年的91%。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和人口红利消失。蔡昉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3年后迅速消失，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将不得不实行经济结构转型，提高社会生产率，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1]。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除了对社会养老和人口红利产生影响外，还可能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按照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与该国的居民消费率存在着相关关系，即一国的人口抚养比（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越高，则该国的消费率越高[2]。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观点，从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人口结构变化对内需增长的影响。
（中）图题图11982～2011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率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http：//wwwstatsgovcn/tjsj/），经作者计算整理而得。
一级标题二、文献回顾
在莫迪利安尼等人提出生命周期理论后，人口年龄结构在研究居民消费的文献当中开始受到关注[3]。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同国家之间居民消费率的巨大差异让人费解，越来越多的学者希望在经验研究中通过加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比如人口抚养比等）来解释这种差异性。但不同学者的经验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的结果支持人口抚养比与消费率之间的关系，有的结果则不支持。列夫（Leff）利用跨国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做横截面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与消费率之间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关系[4]。威尔逊（Wilson）通过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储蓄时间序列数据做协整回归并进行了对比性分析，其结果也不支持人口抚养比与消费之间存在相关关系[5]。迪顿（Deaton）等人利用家庭调查数据对中国台湾、泰国、英国和美国等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增长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并不能解释经济增长与储蓄率之间的联系[6]。德梅瑞（Demery）等人的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率之间存在关系，他们对英国的家庭支出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家庭数据夸大了青壮年的储蓄率而低估了中老年人的储蓄率，个人储蓄率与“驼峰状”（hump shape）的生命周期模型更为接近[7]。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和影响的扩大，有关中国的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或储蓄率）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克雷（Kraay）使用中国30个省份的家庭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或消费率）的影响系数非常小，并且在统计上不显著[8]。霍瑞尔卡（Horioka）等人运用生命周期模型对1995～2004年的中国分省家庭调查数据进行了动态面板分析，发现中国的消费率主要取决于消费习惯和收入增长率，只有1/4的样本数支持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性关系[9]。而莫迪利安尼等人的研究表明，儿童抚养比的倒数与中国的高储蓄率呈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儿童抚养比与消费率也会呈正相关关系[10]；保罗·舒尔茨对这一研究结果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当期消费与人口年龄构成之间不存在依存关系[11]。其后，李文星等人[12]、李魁等人[13]、王霞[14]的研究表明人口抚养比对消费率有一定的影响，但在影响系数的大小方面，他们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与他们的模型变量选择、数据处理、估计方法有关：李文星等人、李魁等人都选择GMM估计方法，虽然GMM方法可以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但不同工具变量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估计结果；王霞对变量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使得估计结果很难解释（因为模型中大部分变量的数据单位是百分比）。另外，李春琦等人[15]、陈冲[16]的研究表明人口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但他们的人口抚养比数据是全部人口抚养比而不是农村人口抚养比，因此，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不高。
基于此，本文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样本期的选择。居民消费率容易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干扰，为了减少这种干扰，本文选择宏观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期（2001～2011年）作为样本期。第二，选择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模型的理论基础。前面大多数文献研究的目的是弄清影响消费率的因素有哪些，其一般选择约简型消费模型（其实是混合消费模型），这种模型的优点是可以摆脱各种消费模型约束条件的限制，缺点是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理论联系较弱，研究结果容易受到经验数据和估计方法的影响。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是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率的影响，而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很好地拟合这种想法。第三，在模型中加入人口抚养比与收入的交互变量，以考察人口抚养比对消费率影响的依赖条件。
一级标题三、计量模型和数据
二级标题1计量模型
本文的计量分析以霍尔模型为基础。霍尔（Hall）将理性预期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思想结合起来，构建了随机游走模型[17]：
其中，Ct、Ct-1和ε分别表示当期消费、前一期消费和随机扰动项。（1）式说明个人的当期消费主要是受前一期消费的影响，意味着个人的消费行为较为稳定。如果将（1）式中个人消费（C）理解为整个社会的居民消费率（CR），则可以将（1）式改写为：
一个人在生命各阶段的收入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在各生命阶段保持大致相等的消费水平，那么他在非工作年龄阶段（少儿和老年）的消费率比较高（此阶段收入较低），而在工作年龄阶段的消费率较低（此阶段收入较高）。因此，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人口抚养比的升高会导致居民消费率的增加。可以在（2）式中加入人口抚养比变量（少儿抚养比YD和老年抚养比OD）来考察其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程度：
在最近的一项的研究中，莫迪利安尼等人对生命周期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拓展，认为居民收入增长率会对居民消费率产生重要影响[18]。他们假定国民财富（W）与一国的收入（Y）成正比（即W=αY，α与收入Y无关），由于储蓄可以被认为是财富的增加（即S=ΔY），则居民消费率（CR）与收入增长率（GR）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4）式表明居民消费率与收入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另外，莫迪利安尼等人在文献中也论述了通货膨胀率对消费率的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存在使得收入分离为实际收入和名义收入，从而影响到居民的实际收入及消费和政府的税收及消费；同时通货膨胀率使居民的理性预期发生偏误，干扰了居民的消费行为。至于通货膨胀率对消费率的影响程度如何，则视情况而定。在（3）式中加入居民收入增长率（GR）和通货膨胀率（INF）变量，便得到以下计量模型形式：
考虑到对于不同的居民收入增长率，人口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大小可能不同，即存在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的偏效应；也就是说，在居民收入增长率高的地区，人口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可能更大。为了考察这种影响，在（5）式中加入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交互项：
二级标题2变量说明
本文选择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1～2011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所有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2）。居民消费率（CR）等于居民消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少儿抚养比（YD）是指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老年抚养比（OD）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由于各地区的居民收入数据难以获得，所以用实际人均地区GDP增长率作为居民收入增长率（GR）的变量；通货膨胀率（INF）是用各地区CPI同比指数换算而得。各变量的样本数据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
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在计量模型估计之前，先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由表2可以得知各变量是平稳的。根据经验常识，实际人均地区GDP增长率（GR）可能是内生的，因为实际人均地区GDP增长率（GR）可能与随机误差项（ε）中某些因素有关。对实际人均地区GDP增长率（GR）的内生性检验步骤如下：先将GR对（5）式所有的外生变量（CR（-1）、YD、OD、INF）和工具变量GR（-1）作混合OLS回归，得到残差RESID；接下来，将RESID作为外生变量添加到（5）式中作回归，如果RESID的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变量GR是外生的。由表3可以得知，RESID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变量GR是外生的。
二级标题2估计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可以分为三类：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根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面板数据容易出现异方差的情况，组内估计法的估计结果会有偏误，本文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估计结果进行了修正。由表4可以看到，与组内估计法相比，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有了明显的改善：除了变量GR的统计显著性（t值）有所降低，其他变量的统计显著性明显提高，模型的拟合效果也有所增加。
注：1Levin， Lin & Chu检验的原假设是面板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有一个相同的单位根过程，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的原假设是面板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2、、分别表示在显著性水平1%、5%、10%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3括号内为P值。
根据表4的估计结果，少儿抚养比（YD）和老年抚养比（OD）都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CR）的影响系数为02267，即少儿抚养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增加02267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系数为-04153，即老年抚养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下降04153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生命周期理论并不完全一致，按照生命周期理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系数应该都为正。为什么老年抚养比的估计系数为负呢？这可能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本文中的老年抚养比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而65岁及以上的人口是1950年前出生的；在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由于经历过十分艰难的社会生活，基本上保持着俭朴节约的生活习惯。老年人口日常消费支出比例较低，但他们有一定的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养老保险金、子女赠与、其他资产收益，等等，因此，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会降低居民消费率也是有可能的。除此之外，老年人口还有可能通过子女的预防性储蓄压低居民消费率：比如当父母逐渐年迈时，子女有可能增加储蓄以应对父母生病时的医疗支出等。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老年抚养比在逐步升高，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居民消费率逐步下降的趋势。另外，老年抚养比系数的绝对值大约是少儿抚养比系数的两倍，这似乎违背了经验常识，按理说少儿抚养比系数的绝对值应该更大一些，由图1也可以看到近年来少儿抚养比要明显大于老年抚养比。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0～14岁人口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替代了家庭的部分教育支出（比如学杂费等），这可能是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系数较小的原因。
少儿抚养比与实际人均地区GDP增长率的交互项（YDGR）在10%的水平上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影响系数非常小，只有-00039，表明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并不存在明显的偏效应。老年抚养比与实际地区GDP增长率的交互项（ODGR）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为00211，即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为00211GR，也就是说在老年抚养比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地区GDP增长率每增加1%，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就增加00211%。这说明在实际地区GDP（或居民收入）增长越快的地区，老年人口的消费率就越高。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影响的总效应为-04153+00211GR，当GR=20时，即实际地区GDP增长率为20%，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将趋于0；不过，在未来几年里实际地区GDP出现20%的增长速度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在未来几年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总体而言是负向的。但是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老年人生活观念的改变，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将逐步从负向转向正向。
为什么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存在偏效应而少年抚养比不存在呢？如果换一种角度思考，则可以认为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依赖于实际人均地区GDP（或居民收入）增长率，而少儿抚养比并不依赖这样的条件。这影射着中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赡养老人是有条件的，而爱护幼儿是无条件的。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言，只有当青少年的正常消费需求被满足后，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才会得到满足。这意味着收入水平对青少年的消费影响较小，对老年人的消费影响较大；只有当收入水平较高时，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才会被逐步满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交互项YDGR不显著而ODGR显著。
滞后一期居民消费率（CR（-1））、实际人均地区GDP增长率（GR）、通货膨胀率（INF）都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滞后一期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系数比较大（07415），是主要的解释变量，这与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相符。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影响系数为-03147，说明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下降03147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系数为-01441，表明控制通货膨胀率将有助于增加居民消费率。
一级标题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思想，运用中国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少儿抚养比越低、老年抚养比越高，居民消费率越低；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的现象。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偏效应，即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并不依赖于居民收入水平的状况；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有显著的正偏效应，即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与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呈正比例关系，说明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老年人口的消费率越高。就目前而言，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总的来说是负向的，但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生活观念的改变，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将逐步由负向转向正向。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人口老龄化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因此，促进我国内需的持续增长必须改善人口结构和老年群体消费的供求结构。
由于受统计数据的限制，本文中使用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作为对劳动人口抚养负担的描述变量，但这两个变量的界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并没有十分真实地反映中国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随着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人口（18～22岁）处于受教育阶段，用15岁作为劳动人口（15～64岁）和青少年人口（0～14岁）的分界线已失去现实意义。因此，青少年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在本文中被严重低估。
另外，宏观的省际面板数据虽然可以把握变量之间总量的经验关系，但是复杂的宏观坏境会影响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中某些结论及推测由于缺乏微观家庭数据的佐证，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比如本文认为免费的义务教育导致了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较小、中国老年人口“俭朴节约”的生活习惯导致了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系数为负；这种解释表面上并不存在逻辑错误，但是也不能认为它客观地描述了居民的消费行为。因此，如果要进一步研究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的微观基础，寻求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支持则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笔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1] 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J]经济学动态，2011，（6）
[2] Modigliani， F and RBrumberg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osssection Data at Integration [M]//Kenneth K K.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388-436
[3] 同[2]
[4] Leff， NH 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 Rate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5）
[5] Wilson， SJ The Saving Rate Debate： Does the Dependency Hypothesis Hold for Australia and Canada？ [J]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00，40（2）
[6] Deaton， A S and H P Christina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and Population Growth on National Saving and Inequality [J]Demography，1997， 34（1）
[7] Demery， D and W DNigel Savingsage Profiles in the UK [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06，19（3）
[8] Kraay， A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0，14（3）
[9] Horioka， Yuji Charles and JWan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Data[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07，39（8）
[10] Modigliani， F and S Cao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42（1）
[11] 保罗·舒尔茨人口结构和储蓄：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J]经济学（季刊），2005，（4）
[12] 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1989-2004[J]经济研究，2008，（7）
[13] 李魁，钟水映劳动力抚养负担与居民消费率——基于人口红利期的动态面板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0，（6）
[14] 王霞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中国居民消费[J]浙江社会科学，2011，（10）
[15] 李春琦，张杰平中国人口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9，（4）
关键词：杭州市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
第一章 绪论
1.1 论文选题的学术和实用意义
中国消费市场的发展态势，既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隐患和契机，同时也是撬动世界经济的杠杆。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出口，对消费需求的重视严重不足，这必将导致经济增长原动力的倾斜，抑制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一直是构成我国最终消费的主体，但是其发展已步入正轨，发展潜力有限。因此，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扩大消费内需的关键在于发展城镇的消费需求，刚起步的消费市场才是未来我国消费市场的重点和热点。其重要性不仅体现于庞大的市场规模，也体现于巨大的市场潜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没有离开消费的生产，消费为生产提供最终的动力”。在经济学 GDP 分析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被誉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最终消费是由居民消费和集团消费两部分组成，居民消费又可分为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两类。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民经济基本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社会产品日益丰富，居民生活消费选择空间不断加大，消费对生产供给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力越来越明显。
消费作为国民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在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对经济的增长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从需求方面看，消费对经济具有直接与间接拉动作用；从供给方面看，消费能够创造出生产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源，从而创造出社会生产力；从均衡性角度看，消费又起着“自动稳压器”的作用，防止国民经济大幅度地波动；从结构方面看，消费结构变动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因，可引导产业结构不断地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讲，消费结构问题是消费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一定时期人民群众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居民的消费结构，不仅仅涉及消费领域的问题，更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还是处于不良运转时期，关键问题之一就是看居民的消费结构是否合理。进行消费结构的分析研究，对了解居民自身的合理消费、社会消费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变化以及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平衡市场供给与需求，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杭州市区城镇的情况来说，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的发展，特别是自 1995年杭州市以来，居民生活水平有了跨越性的提高，当前正处于从初步小康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同时，杭州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水平，特别是消费结构较以往发生很大变化。细致地研究近几年来杭州市居民的结构变化状况，系统地把握消费结构变化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准确把握居民消费需求、促进居民消费具有指导意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微观方面，可以为企业、商品生产者组织生产、合理决策提供现实参考；宏观方面，可以为本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达到优化产业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
1.2 论文研究目的，内容和技术路线
① 研究的目的
1）利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了解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消费支出结构变动的特征，寻求影响杭州市区城镇居民消费变化的因素。
2）通过恩格尔系数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研究分析
3）根据消费变动的原因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合理化结论，为政策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依据。
② 研究的内容
研究是以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为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的时期主要是 1995 至 2008年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状况。主要研究内容：
1）概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基础理论和内涵，消费结构变化及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意义，论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运用恩格尔系数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法，对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特点进行分析，找出消费变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对策建议。
③ 技术路线
1）首先是对消费结构的综述，描述国内外的消费结构的研究，再对消费结构概念和应用的阐述。
2）然后是对杭州市城镇居民的消费统计数据和家庭消费数据样本进行分析，根据需要选取建立消费函数、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的方法，对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变化和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的主要因素。
2）再是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研究方法的一个总结。
3）最后从实证论的角度，论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针对主要影响因素给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行性对策建议，给出政策制度的合理依据。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3.1 国外消费结构的研究综述
西方对消费结构的研究较早，17 世纪末，乔治金对曾对工人阶级生活消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当时消费结构被称为“预算分析”或“收支研究”。他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国家消费支出的构成情况，还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结构。最早提出“消费结构”这一概念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爱德华迪克佩蒂阿格兹收集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资料，并首次提出家庭消费结构消费支出的分类方法。弗里德里克勒普拉尔对消费结构的研究主要是调查每一家庭的生活收支情况，目的为了社会改革服务【1】。 研究消费结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统计学家和工程师恩斯特恩格尔，1857 年他在研究当时欧洲大陆居民几十年的消费数据，特别是居民的食品消费与总消费以及与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后提出：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其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品的费用所占比重就越大；反之，一个家庭收入越多，其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品的费用所占比重就越小【2】。这就是世人所熟知的著名的“恩格尔定律”。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把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中的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进一步区分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和生产奢侈消费资料这样两个分部类【3】；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把消费品区分为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和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4】。这实际上以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消费结构。恩格斯也曾把消费资料划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揭示了人们的消费结构从低向高发展的历史进程。列宁则更明确地指出过：“一定的消费状况是比例的要素之一”，他还概括了需求上升规律，即一个国家的生产率较高，工人的工资也较高，满足的需求也就较多【5】。这些都是对消费结构的阐释。当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是在古典消费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消费结构理论、消费水平理论、消费品的供给和分配中的政策和技术问题等等。近现代许多西方学者对消费理论提出了各种假说，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等，为消费结构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把家庭作为消费决策的基本单位，分析消费结构。其中，希尔提出“家庭文明”分析，斯梅尔塞等提出家庭消费支出功能分析，威廉威尔斯和乔治古伯尔利用“家庭生命周期”对消费行为进行分析，体现了消费结构在家庭消费中的变化趋势。在研究方法上，恩格尔定律被提出以后，它的适用性得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同，随着经济学家对消费结构变化的不断研究，按照恩格尔定律的基本规律，得出了衣着消费支出类似食物消费支出的变化规律，称之为恩格尔定律的引申定律。在研究各国居民生活水平时，经济学者经常使用恩格尔系数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也是定量研究消费结构的开端。最近几年，消费结构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及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线性及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是用收入水平、价格水平等做解释变量，只能反映总支出和价格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对一些潜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如地区因素、收入分配因素、预期因素等潜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无法显现出来。因此，一些国外学者提出用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消费结构，即用 PanelData 方法分解潜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乔晨、马蒂尔斯和塞维斯特，该方法在消费结构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使消费结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1.3.2 国内消费结构的研究综述
我国对消费结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迅速。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在 1963发表的《关于消费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消费构成，一方面是由他们的需求结构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消费基金的物质构成决定的。”这里的消费构成等同于消费结构。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对此高度重视，消费结构的研究真正活跃起来，对消费结构的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开始进行，从“六五”起到“九五”国家都将消费结构方面的研究列为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983 年由尹世杰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填补了我国经济科学一个空白，开拓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在这部著作中，尹世杰教授专门分章系统研究了消费结构问题，是我国进行消费结构理论研究的开端。
八十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是我国消费结构理论发展的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十几年里相继出版了几部专门研究消费结构的专著，包括中国社科院杨圣明教授于 1986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山东大学林白鹏教授于 1987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学》和1993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关联研究》；尹世杰教授于 1988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和于 2000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合理化研究》。这些著作把中国消费结构学的研究推上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并且基本构筑起了我国现有消费结构理论体系。杨圣明教授在《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研究了消费结构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书中建立了数学模型和对消费结构的预测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林白鹏教授《中国消费结构学》中把消费结构作为一个要素放在社会再生产这个大系统中研究，指出：“消费结构的变化的不同阶段是生产力一定发展水平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研究消费结构有特殊意义”。在《中国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研究》中，林白鹏教授首次将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领域联系起来研究。他认为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经济要素，产业结构只有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结合起来。
尹世杰教授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一书是以我国居民的生活消费结构为着眼点，以消费需求为始点，以经济、社会、文化等影响消费结构的诸因素为内容，以消费结构合理化为目的，并以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和提高消费质量为终点，建立了自己的消费结构理论体系。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居民消费结构出现的新情况给予了理论指导。他的新著《中国消费结构合理化研究》更反映了当代消费结构研究的最新成果，开创了消费结构研究的新局面。在对现阶段我国消费结构定量的研究和预测方面，江西财经大学的董福荣教授从中国家庭消费结构方面入手；山东大学藏旭恒教授从居民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关系方面研究，在他所著的《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中，研究了消费结构、消费倾向、消费的收入弹性以及和利率价格的关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范剑平研究员以及孙凤研究员分别从居民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和消费行为数量研究方面作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使得我国对消费结构学的研究理论系统逐步发展和完善，为推动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3.3 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长期以来得到论证，居民消费是拉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大量文献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城乡居民的消费对经济增长均有很大影响但是力度不同的观点。在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方面，国家统计局课题组通过对中国居民购买力水平的实证研究，得出“提高城乡居民购买力水平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结论；河北经贸大学课题组经过实证分析，得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刘缉川在《江西农村居民消费研究》一文中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对人力资本具有创造作用，消费还是防止经济萧条的稳定力量。
常欣在《供给与需求结构双向调整》中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已由“资源约束”转为“需求约束”，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经济的增长。敖琴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中认为，占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城镇居民消费占了全国居民消费的 70%左右，城镇经济在国家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与水平。城镇居民消费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变化将直接引起市场供求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关系到城镇自身乃至全社会的发展。从消费结构与经济持续增长关系的角度，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增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刘树信《改善山西消费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思考》一文，研究了山西省消费结构改善拉动经济增长，论述了应该如何按照消费的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张泽一的《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论述了消费结构是如何通过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问题。
黄丽馨的《广西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的实证分析》，在文章的论述中提出了消费结构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在家庭消费结构方面，高荣升《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与特征研究》中对比考察一些典型国家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特点，通过借鉴和参考这些国家的经验，以实现我国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余金凤《论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指出家庭消费结构是整个消费结构的基础。我国经济要持续保持适度增长和协调发展，必须始终保持国内消费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拉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优化家庭消费结构。由于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消费结构理论体系已经基本成形，其主要内容包括消费结构的类型、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消费结构合理化的指标和途径、消费结构的差异、消费结构的国际比较以及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联等，为我国消费结构理论研究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章 消费结构的基础理论
消费结构理论是消费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结构的研究将宏观经济中的消费理论与消费实际联系起来，为宏观消费问题提供了实证研究的角度、方法及应用。
2.1 消费结构的基本概念
致谢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已经在上海海洋大学度过了近4年难忘日子。在本文完成之际，我要向这几年里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老师和朋友们表示我诚挚的谢意!在这即将告别校园、走向社会的时刻，我由衷地感谢给过我指导和帮助、鼓励和欢乐的师长、朋友和家人。
在校学习期间，我在学习和生活上得到了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宽厚豁达而正直随和的为人风范，令我敬仰，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从治学态度到治学方法，从做学问到做人，都给了我莫大的启迪，让我受益终身。
我要感谢我尊敬的老师们。四年来，老师们悉心教授了我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郑奕老师，本文从选题、构思、成文都倾注着老师的心血。在此，谨向我尊敬的导师致以诚挚的感谢!其次，我要感谢陪伴我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同学和朋友们。他们不仅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而且帮助我克服了生活和学习中的一个个困难。这些珍贵的情谊我会永远珍惜。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他们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给我了极大的支持，他们的教导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他们的关爱让我充满了勇气与信心。
我所取得的任何成果都是老师，朋友和家人支持的结果，在这里我忠心祝愿他们生活幸福、身体健康！
感谢!
参考文献
[1] 董福荣. 中国家庭消费结构透视[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9， 51-52.
[2] 林白鹏. 中国消费结构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 26-27.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 448-449 .
[4] 马克思.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 4 .
[5] 《列宁全集》第 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 44 .
[6] 杨圣明. 中国消费结构研究[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
[7] 尹世杰. 中国消费结构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8] 刘缉川. 江西农村居民消费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 2003.2 .
[9] 常欣. 供给与需求结构双向调整[J]. 科学决策， 2002.5.
[10] 敖琴.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J]. 农业经济， 2005.4 .
[11] 刘树信. 改善山西消费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思考[J]. 经济问题， 1999.7 .
[12] 黄丽馨. 广西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的实证分析[J]. 改革与战略， 2000.4 .
[13] 高荣升.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与特征研究[D]. 武汉理工大学， 2003.
[14] 余金凤. 论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D].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15] 尹世杰. 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111.
[16] 程岩. 信息经济的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测定[J]. 情报资料工作， 1993.5.
[17] 尹世杰. 消费经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18] 刘方域. 消费经济学概论[M].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117.
[19] 厉以宁. 消费经济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157-160.
[20] R. Stone: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and Demand Analysis: An Application to the Patern ofBritish Demand"， Economic Journal， vo1.64 ， 1954.
[21] L. R. Klein and H. Rubin: "A Constant-Utility Index of Cost of Liv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18 ， 1949-50.
[22] 范剑平.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J]. 宏观经济研究， 2000.6，32-35
[23] 吴风庆.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与居民消费结构分析[J]. 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学报， 2000.9.
[24] 叶宗裕.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新应用—全国各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比较分析[J].管理新说， 2003.1.
[25] 易丹辉. 数据分析与 Eviews 应用[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10.
[26] 《杭州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27]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2006，2008.
[28] 陈秋玲，曹庆瑾，阿丽. 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上海大学:2010.
[29] 藏旭恒. 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30] 金世和. 消费经济学[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31] 王建华. 消费者需求分析引论[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227-230.
[32] 万金发. 北京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研究[D].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5.1.
[33] 尹世杰. 优化消费结构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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