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同性恋是一个不容回避和忽视的现象，大学阶段是同性恋身份得以确认并通过接触同性恋信息而发生身份认同的集中期。大学生同性恋者是个隐秘存在、人数不多但却不容忽视的群体。中国人民大学潘绥珉教授对全国大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 在心理上不同程度有同性恋倾向的学生占11.4%,其中男生占7.9%,女生占16%。时至今日,这个群体的数量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大学生同性恋现象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回避和忽视的既成事实。有些人仅仅把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同性恋现象简单地归结为“性定向”困扰的问题, 认为: 因为多种原因, 导致小部分的大学生在决定性定向指向过程中不能如主流文化那样指向异性而指向同性, 双性或其他, 从而无法形成确定的合理的性定向。也有人通过对校园同性恋群体的观察和研究指出: 校园同性恋者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 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他们还与一些社会高危因素有关, 他们生活得并不快乐。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隐蔽地生存着, 忍受着来自自身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压力, 表面上看, 他们生活得很平静, 和我们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其实, 他们内心非常压抑。大学生群体充满理想主义同时兼具一定理性的个性气质决定了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必将陷于这样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希望能够追求自由自主的生活, 另一方面又害怕让父母伤心, 害怕承担巨大的社会压力。
有更多的数据表明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乐观勇敢。在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自评中, 虽然有40 % 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是“一个特殊但并没有危害性的群体, 需要社会的特别关注”, 另有54 % 的被调查者则觉得他们“跟其他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 很正常”, 但是在被问及“您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普遍态度”时, 仍然有高达58 % 的被调查者觉得社会对他们的态度是“鄙视, 厌恶, 排斥”的, 仅有10 % 的被调查者认同社会的普遍态度是“宽容, 表示理解”的。有些同性恋大学生表现出喜欢异性是为了掩饰自己同性恋取向，怕被身边同学知道后受到嘲笑、讥讽或是直接的人身攻击，有的还担心将来不能和异性结婚生子而遭受到父母家人的压力。如果大学生同性恋群体自身主体认为社会对他们是排斥的,那么这种悲观主义只能导致他们更为隐蔽的隔绝自己, 将与社会的互动压缩至最低, 随之而来的只能本文由收集整理是更为深层的心理压抑和人格异化, 而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
2. 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安全隐患
大学生同性恋群体面临着一系列社会的道德的法律的经济的疾病的问题，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与社会规范常常处于不相容的状态，这使他们经常地处于性的冲动追悔和苦恼的矛盾之中，正因为同性恋者接受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异性恋的主流文化，所以他们最共同弱点是自嘲、自贬、自病和自弱，他们心情压抑，心理困惑，行为隐蔽，不敢正视生活，直面人生。学者张北川根据多年来一直对同性恋者进行的跟踪调查，得出一组沉重的数据：因为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同样是因为歧视，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等。这些焦虑和困惑使同性恋大学生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影响学习，个别人因此出现抑郁倾向 ，甚至出现自杀倾向。另外，由于校园里缺乏适时适度的性教育，很多年轻的同性恋者只能通过黄色网站等不良渠道涉猎相关知识，这也是同性恋者出现违法行为的重要诱因。
大学生是将来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这一群体有主动要求心理辅导的同性恋者，也有有了心理困扰拒绝别人帮助的同性恋者，且成为同性恋可能是自愿的，可能是被迫的，或许还有其他。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在同志内部，他们要面临感情的追逐、面对外部环境，有来自家庭、道德伦理法律的诸多困扰。这类学生有主见，且自我封闭害怕被同学发现大学生一般都过着集体生活，对于同性恋大学生除了学习的使命外，不但要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 ，而且要努力使同志间的恋情不被外界环境的压力而产生动摇，所以他们生活的很辛苦，如果同志间的情感不稳定且抵挡不住外界的压力，情绪很容易波动，也很容易产生轻生的念头。
3.加强大学生同性恋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很多大学生对同性恋现象的认知更多地停留在行为层面, 对于精神层面的内涵了解较少,对于同性恋行为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与偏见, 如将同性恋群体视为情感游戏者、道德败坏者或性病、艾滋病传播者, 由此就本能地、情绪化地反感他们, 并在道德上歧视他们。大学生同性恋群体整体的生存环境仍十分尴尬, 来自家庭、社会、学校、道德、伦理、法律的诸多外在困扰使多数同性恋者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真实心理倾向,承受着压力和痛苦。每个人对自己性倾向的认识和认同都有一个过程, 自我认同不足是导致许多同性恋者痛苦的内在因素。大多数的同性恋大学生生活在自我隐藏状态中,他们或是担心暴露性取向后受到歧视； 或是希望找一位同性恋爱对象, 但不敢或没有渠道去找；他们为未来能否结婚而焦虑, 特别是独生子女同性恋者, 担心将来不结婚要遭受来自家庭的沉重压力；部分同性恋者因为希望改变自身性取向却又无法改变而产生抑郁情绪；也有不少同性恋者偶然发生同性性关系后担心感染性病、艾滋病而感到焦虑。这些困惑和焦虑使同性恋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人际交往等受到极大影响, 不少人患上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甚至出现自杀倾向。作为高校辅导员我觉得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心理健康很令人担忧，所以做好大学生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教育是至关重要和迫在眉睫的。
4.加强大学生同性恋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4.1做好高校教育引导工作
开设专门的教育课堂，增强大学生健康的性文化教育，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性取向。高校应加强健康的性文化宣传，引导和鼓励大学生之间正常的两性交往，让大学生掌握科学的性知识和树立健康的性观念，形成和谐完美的人格和人生观、道德观。
4.2加强人文关怀积极融入到群体生活
由于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内心较为脆弱，极易出现心理波动，辅导员老师应深入了解学生情况，特别是特殊生群体，其中应加强对同性恋学生群体的关怀与心理辅导，用辅导员的真挚和关怀使大学生同性恋者缓解压力，动员干部、党员、室友关心同性恋同学，不要使其孤立，通过与同学交流与参加活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发挥他们的才能与特长使其融入到群体中来，令他们放松心态，慢慢的帮助当事人形成正确的自我信念。
4.3增强心理疏导与心理咨询工作
世上没有绝对完美、永恒的诗学，任何一种新兴诗学的崛起总是建立在对过去的继承、批判、突破和创新之上。作为文学体系中的一员，诗学也因循当下世界的发展定势从一元迈向多元。认知诗学在文学研究从“语言学取向”到“文化转向”，再到新世纪初的新趋势——“回归语言学”的“认知转向”这样一个大轮回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确切地说，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认知科学的蓬勃发展催生了认知诗学的诞生。它的诞生标志着当代西方诗学理性主义和逻辑求真到人的感性回归，这是对理性主义和传统诗学的挑战。认知诗学在继承俄国的形式主义和捷克法国的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批判了印象主义批评家只谈文学语篇的效果却无法建立结构和效果之间的联系、结构主义批评家擅长描述文学语篇的结构却不能解释文学效果（Tsur，1992：1；苏晓军，2009：6），从认知体验出发，将文学和人类经验与人类认知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一种以涵盖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多种认知科学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为依托，构建文学结构和文学效果统一体的全新“诗学”理念。诚如Stockwell所言：认知诗学不仅仅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它首先是一种新的“诗学”（2002：5）；是对传统语言学与文学接合的一次本体论的重新审视和变革创新。
“认知诗学”是1983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ReuvenTsur教授首次提出的，1992年他出版的《建构认知诗学理论》一书真正开启了认知诗学研究之端绪。虽然20世纪末并未见证认知诗学研究热潮的到来，但到了21世纪初，Stockwell2002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Poetics:AnIntroduction）、Gavins&Steen主编、2003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实践》（CognitivePoeticsinPractice）、Semino&Culpeper2002年出版的《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和认知》（CognitiveStylistics:LanguageandCognitioninTextAnalysis）等3部认知诗学标志性论著的相继问世，引起了语言学界和文学评论界的不同反响，形成了认知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将学术界对诗学的研究引上了认知的路径。
认知诗学将认知学科运用到诗学研究中，而文学观则是诗学的第一命题。Stockwell（2002：1）在《认知诗学导论》中开宗明义地宣称：“认知诗学就是关于文学作品的阅读”。Tsur的认知诗学研究强调认知学科工具和传统文学批评与语言学工具相接合，解决了人类信息处理对文学语言的制约，对传统文学批评通过内省直觉文学效果作出了强有力的阐释（Tsur，1992：360）。Gavins&Steen（2003：1）认为文学是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特殊体现方式。这种认知根植于人类赋予世界以意义的一般认知能力之中。因此，文学解读可参照人类普遍的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
认知诗学按研究对象分为4个不同的研究派别：第一流派以认知诗学先驱Tsur为主要代表，借鉴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研究成果，如认知心理学、神经解剖学和文学批评等描述研究诗歌理论和方法论，以及Gibbs（尤其是实验认知和社会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和KeithOatley（基于认知心理学，以人类情感研究著称）的研究成果；第二流派Tabakowska将Langacker（1987/1991）认知语法理论中的意象理论应用到英语诗歌翻译研究中；第三流派是以认知语言学先驱Lackoff&Turner为代表的运用概念隐喻理论研究诗歌隐喻的流派；第四流派以Stockwell、Gavins、Steen等所有除上述提及之外的第二代认知诗学代表人物，他们运用包括认知语言学、认知叙事、认知文体等各种不同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文学。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认知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艺术理论，正不断地走向成熟和独立。认知诗学力图从认知角度重新评估概念和范畴，重新审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文学阐释，以寻找一条接通文学—语言—心智研究的新路径，构建一种系统的文学理论。因此，本质上认知诗学是认知框架下的一种当代西方诗学理论，应归属于西方诗学。在中国，近年来已经或开始关注认知诗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正在日益壮大。继我国学者（刘立华、刘世生，2006；熊沐清，2008；尚必武，2011等）将认知诗学的标志性著作陆续介绍给国人之后，认知诗学正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又一个新热点。国内学者研究的聚焦点主要在国内外认知诗学研究概观、发展态势展望，以及将认知诗学的重要原理运用到文学文本解读之语篇分析实践上（如苏晓军，2009；蒋勇军，2009；赵秀凤、叶楠，2012；蓝纯，2011等）。但我国目前的认知诗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土化进程仍需要时间。
二、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
1．翻译的诗学演进
根据上文的界定，如果说诗学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的关于文学理论、流派、或是文艺创作手法之总和的话，那么不难理解“翻译诗学”就是将翻译艺术提升到翻译理论体系。一切具有文学性、文学价值的译作、译技、译论都是翻译诗学的研究范畴。西方最早将“诗学”引入翻译研究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批研究者，其代表人物为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他们的翻译研究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客观诗学，在批判传统译论采用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基础上，发展了形式主义的诗学观。而“翻译诗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法国著名文论家亨利•梅肖尼克于1973年所著的《诗学——创作认识论与翻译诗学》一书中。梅肖尼克认为“诗学”是“关于作品价值与意蕴的理论”；“翻译理论当被包含在诗学之中”；梅肖尼克批判形式—内容二元对立的思想，否定传统的意义观，并对奈达、斯坦纳等人只注重意义而忽视话语连贯性的翻译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将“创作性”、“历史性”、“作品的整体性”概念引入到翻译诗学中。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将文学翻译置于语言之上，但因缺乏可操作性的理论系统构建，所以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研究空间。文化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将翻译诗学融入翻译“改写”理论中，提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Bassnett&Lefevere，1992）。勒菲弗尔（1992：45~48）提出了影响文学翻译的三要素：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与赞助人（patronage），其中诗学是制约译作生成的内部因素，而意识形态是制约译作生成的外部因素，属于“非语言”因素。勒菲弗尔的“翻译诗学”突出了翻译对原作文化层面的改写、操纵以及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的影响。其他西方学者如美国WillisBarnstone（1993：51~55）在其著作《翻译诗学：历史、理论、实践》、英国GeorgeSteiner在其专著（1975/1998）《翻译的系统诗学》、埃德温•根茨勒（EdwinGentzler）（2004：167）在MonaBaker所编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等书中都对“翻译诗学”做了宏观和微观上的深入阐述，并使其外延与内涵不断扩展。在中国，袁筱一、许钧教授（1995：60~66）是较早关注翻译诗学理论的学者，他们将法国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理论系统地介绍给国人，并与许渊冲教授的“翻译诗学”做了对比，发现与中国传统译论的“神似说”与“化境说”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并得出中国的翻译诗学实则早已存在的结论。但他们同时指出：中国翻译理论只有诗学范式，没有逻辑范式；“中国译论就是中国的翻译诗学”。徐新建教授（2001：16~23）从比较诗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诗学”在现代汉语中包含着3种源流：第一是对西方“poetics”等的翻译转换；第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阐发（再造）；第三是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并认为“翻译诗学”就中国对西方的引进而言，就是汉语传述的西方诗学，“翻译文论”亦然，“翻译诗学”已融入中国现代汉语思想资源，并充当了中西之间进行比较的“第三者”。学者吕俊、侯向群（2006：56）认为，就中西翻译研究的诗学范式而言，中西是相通的，“无论是西方以修辞学为理论指导的翻译研究，还是我国以中国古典美学为指导的翻译研究，都有重感性、轻理性、重感悟、轻分析的倾向，都对客观知识与理性持排斥态度”。
上述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诗学”进行了研究。从中不难看到，一方面，我国的翻译诗学在借鉴西方诗学中定位自己；另一方面，“只有诗学范式，没有逻辑范式”、“重感性、轻理性”的我国传统译论有其独特优势的同时，也常被概括为“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之‘三式’”而被认为缺乏学科形态，为人所诟病；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在强调文学翻译超越语言之上的同时，有忽略文本语言形式客观存在之嫌，其为一，而缺乏相应可供操作的指导性的系统理论，其为二；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派的操控论在张扬译者主体以及意识形态等外部客体的同时，应警惕因过于张扬而忽略文本的客观性。
2．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再现原作的艺术价值与诗学功能。文学富含诗性语言，文学性的蕴意既隐身于语言之中，又超乎语言之外。语言学的严密逻辑固然无法解释诗性，因为诗意贵在体悟，犹如悟禅，梅肖尼克在翻译诗学里也持相同的观点：“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使之不能用语言学手段得到诠释，必须纳入诗学轨道”。但文学语言形式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且是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人类需要对这种特殊语言形式本身作出合理的解释。认知诗学源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多种认知科学，跨学科是其基本属性，心智体验是其哲学基础，文学文本是其研究对象。因此，认知诗学能够通过人类心智的互动体验，将人类普遍的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作用于文学翻译，构筑语言与文学之间通约的桥梁。
认知诗学在注重文学语境在意义构建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一并考察人类情感、审美等非概念意义，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的相互作用，这也正是认知诗学力图超越传统印象式审美批评最主要的标志。此外，注重整体效果，遵循格式塔“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是认知诗学的又一个重要命题。Stockwell指出，传统文学批评过于聚焦“作者—文本—读者”三角关系，不同流派或方法有着不同的关注焦点，但认知诗学并不局限于任一点，它是对整个文学活动过程的彻底重估。虽然认知诗学与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所强调的整体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存有交叠，但前者涵盖更广、更全面、更精细，分析文本更具有可操作性。虽然认知诗学与认知语言学也有不同程度的重合，但各自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式都各有侧重。诚如Tsur（2002：314）所言，语言是概念化的，诗歌中的情感、审美等因素是非概念化的，是言说不了的；认知诗学主要探讨如何用概念性的语言理解文本中的非概念化的因素，如何运用认知理论获得对文本结构的感知效果（2008，31（4）：2~20）。
尽管认知诗学研究的聚焦点在于文学文本的阅读和理解，目前在文学翻译研究上著述寥廖，但是文学翻译研究理应归属文学文本研究的一部分。因为“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谢天振，1999：239）。因此，认知诗学能给文学翻译带来新的方法论指导，并启迪翻译实践。从文学翻译的实践来看，认知诗学能够为译者正确理解原文、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提供有力的帮助。以认知诗学理论为指导，可以使译者更深刻地认识到重视文本的整体效果和认知语境的重要性；由于认知诗学强调文学植根于语言，语言植根于人类的认知活动和生活体验，这就为文学翻译打破形式和意义的二元对立，注重人的参与，注重作品整体价值——“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初，ElzbietaTabakowska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认知语言学与翻译诗学》已经昭示了运用认知诗学基本原理来分析诗歌翻译的可行性。鉴于其跨学科属性，认知诗学能够成为文学翻译批评与阅读欣赏的一种新型的方法工具，在整合认知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有选择性地运用认知学科和文学的核心论题和概念，把认知、诗学和翻译真正地连通起来，从而更大地发挥其阐释潜力。
三、没有完结的结语
论文关键词：认知学习理论教育技术，先行军
当前，认知心理学在心理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研究结果层出不穷，对教育技术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教材一方面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而改变教学方式，还必须研究和应用不断发展的教育理论特别是教育心理学的认知学习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教与学，从而达到在教育技术条件下的教学最优化。因此，探讨认知学习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向，研究教育技术的观念更新，把握课堂教学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认知学习理论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观点。
认知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人类倾向或才能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要持续一段时间，而且不能够把这种变化简单的归之为成长过程。它包括三层含义：
1． 变化的时间是相当长期的，而不是一时的；
2． 变化的内容是记忆之中的知识的内容和结构的变化，以及学习者行为的变化；
3． 变化的原因是学习者环境中的经验，而不是动机、疲倦、药物、生理条件或环境条件等原因。
由此可见，认知主义对学习的定义强调知识的变化。因此，认知学习理论认为教育教学论文，学习的效果只能够间接的确定，即在学习者行为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学习结果与行为操作不是一回事，学习到什么不能单是指外部行为操作，应包括大脑中认知结构的变化和心向、态度的变化。学习的结果是头脑中认知结构的变化、认知方式的变化，即认知策略的变化，当然也会表现为相应的行为操作上的变化。学习的过程，不是消极的接受强化的过程和尝试错误的过程，而是积极主动地去理解（或对反馈信息加以解释）的过程。
二、认知学习理论在教学中的体现。
认知理论致力于研究教学操纵如何影响内部的认知过程。如注意、编码、记忆、回忆；这些内部认知过程如何导致新知识得获得及认知结构的改变；新学来的知识或新产生的认知结构如何影响操作。由此可见，认知心理学把教和学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更重视学的作用；既注意学习的外部条件，但更重视学习的内部条件。
认知学习理论认为，教学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认知过程，即将教材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的认知结构的过程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认知过程是一种主动、积极的建构过程，同化和顺应是建构基本环节，也是两种基本的认知方式，认知过程就是由这两种基本的认知方式组成的。所谓同化，是指利用新旧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对新知识进行改造，把新知识纳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以充实、完善、发展原有的认知结构：所谓顺应，当现有认知结构不能同化新知识时，就需要学生将此进行调整，一顺应新知识的产生，重建新的知识结构，使原有的认知结构得到更新和扩展。教学过程就是认知结构不断建构并提高的过程。
我们可以将认知学习理论的教学观分为三个主要论点：加工过程论、认知结构论和学习中心论。
1．加工过程论
认知心理学把人脑的功能与计算机的运算程序进行类比，认为认知过程就是信息加工过程。因此认知心理学关于教学的研究，主要探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何影响学生的认知过程，进而影响学习结果。教学方法只有通过影响学生的认知过程才能够影响教学结果，教学方法是影响教学结果的间接因素，学生头脑中的认知过程才是决定学习好坏的直接因素。
2．认知结构论
现代认知学习理论不仅重视认知过程，而且十分重视认知结构。奥苏倍尔认为有意义的学习就是把新知识和原有知识联系起来，将新知识纳入学习者原有的认知结构之中。传统的教学方法比较注重教材的知识结构或逻辑结构，而不太重视学生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当代认知心理学十分重视认知结构的研究。关于学生头脑中认知结构的研究，能为我们改革教材和教法提供科学的依据。
3．学生中心论
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只有认知因素（包括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才是决定学习效果和学习效率的直接因素。因此，学习时的认知加工的深度和策略是决定学到什么的充分条件。总之教育教学论文，学生的学才是决定学到什么的最关键、最直接的因素。基于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启发是：在创造学习的外部条件时，必须加以内部的认知规律为前提；应该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应树立教学目标的新概念；应重视内在的认知动机的作用。
三、认知学习理论与教育技术相结合的意义
随着科技的不断向前发展，现代教育与信息技术已经无法分开，这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各种技术（包括视音频、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对支持和提高教与学的效果是肯定无疑的。在一些有条件的学校中，投影仪、幻灯机、多媒体等电教设备实施已经进入了课堂，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认知结构特点，正确合理的使用这些电教器材，才能够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达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此外，认真研究学生的认知结构，结合认知学习理论，潜心钻研教学教法，进行教学设计，同样能够优化教学。由此可见，将认知学习理论与教育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调动学习兴趣
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曾经说过：“儿童是个有主动性的人，他的活动受兴趣和需要支配，一切有成效的活动必须以某种兴趣作为先决条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作为内驱动程序系统中积极活跃的心理因素，对于学习起着催化剂的作用。所以说，激发和维持和维持学生内在学习动机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认知心理学认为学习动机是指向学习活动的动机类型，，是直接推动学生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力。认知内驱力是指一种掌握知识，技能和阐明、解决学业问题的需要，即一种指向学习任务的动机，求知的欲望。认知内驱力既与学习的目的性有关，也与认知兴趣有关。因为当一个人清晰的意识到自己的学习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与意义，并以它来推动自己的学习时，这种学习的目的就会成为一种有力的动机。而具有认知兴趣或求知欲的人常常会废寝忘食、津津有味的学习，并从中获得很大的满足。
2. 创设感知意境
心理学表明，感知越具体，表象形成就越清晰、深刻，越有利于促进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由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转化，从而建立概念，培养能力。认知心理学认为创设感知意境就是在讲授内容和学生求知心理间制造出一种“不协调”教育教学论文，将学生引入一种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情境中去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多媒体教学所创造的美妙的教学情境，适时适度地为学生提供直观刺激变抽象为具体，可集中显现出时空变换的流动美，视听兼备的立体美，景色物体的色彩美，师生的和谐美。这种情境能把学习的内容在大和小、动和静、远和近，快和慢，局部整体，外表和内显之间相互转化，打破了时间、空间、宏观、微观给学生在视、听、思等方面带来的局限，学生的视野可在瞬间内完成时空的大跳跃。这就加大了教学的密度，极大的节省了教学时间，尤其是教学信息传递的增值率扩大，多次反复重现和化抽象为具体的特点。是教学内容鲜明生动，富于感染力，减轻了学生的负荷，优化了教学效果。
3.培养思维能力
认知心理学家沃特海默依据自己对在校生的实验，宣称儿童普遍具有创造性思维能力，而传统的教育制度往往被传统逻辑和联想心理学理论所支配，应对阻碍儿童创造思维能力发展负责，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它具有的色彩、形象生动的画面以及富有情趣的解说会使学生处于惊奇探索的学习氛围中，既可以激活学生的思维，又有利于学生创造精神的激发，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有意识的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学生的思维是很活跃的，对同一个问题往往有不同的见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创造一种民主的氛围，鼓励学生能够大胆的各抒己见，往往可以使他们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从而增强其思维能力。
四.认知学习理论与教育技术相结合的方法
认知学习理论可以促进教育技术的发展，而教育技术的广乏应用又实现了教育的优化，因此如何将认知学习理论与教育技术相结合，成了教育技术领域广乏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1. 发展和培养学习者的认知策略
认知策略是“学习者用以支配自己的心智加工过程的同部组织起来的技能”，是处理内部世界的能力。在教育技术中计算机的运用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作为教学传递的工具传递知识或训练及技能教育教学论文，现在更多的是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注重发展和培养学生的认知策略。为此，教学软件的类型也变得多样化，除了过去大量开发的练习型、辅导型、游戏型、模拟型软件外，问题解决型软件开发有了很大的进展。这类软件除了传递有关的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提出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简单的了解有关知识就可以完成，而是需要学习者参与到其中去，运用发现法进行学习。强调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它的特点是关心学习过程甚于关心学习结果，要求学习者主动参与到知识形成过程中。发现学习有利与策略性知识的掌握，有利于合理知识结构的形成。
2. 重视学生元认知能力的培养
元认知就是指主体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认知，其中包括对当前正在发生的认知过程和自我的认知能力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认知。可以认为元认知能力的发展就是为学习者在心理上培养一位“老师”。根据认知学习理论，教学强调学生相互之间的相互合作，合作学习可促进学习者的意义建构，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这是因为：（1）学生相互之间的合作、交流有助于学生建构起新的、更新层次的知识结构；（2）在交流过程中，学习者的想法、解决问题的思路被明确化和外显化，学生可以更好地对自己的理解和思维过程进行监控；（3）在学习者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的交流中，他们要达成对问题的共同理解，建立和合适的问题空间表征，而这时解决问题的关键。
3 .注重教学媒体的认知作用
媒体的教学应用使教育技术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摘要的。
关键词：认知心理学 语文教材编写 启示
语文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它伴随着学习者对语文知识的记忆、理解，对语言情景的思考、推理、解决进而将其应用于特定语境。而这一过程涉及到的感觉、知觉、记忆、表象、概念和推理、思维、语言、问题解决等一系列问题恰是认知心理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认知心理学作为教育心理学的一个主要思潮，它以新的高度为教育教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语文教材作为语文学习的工具，认知心理学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教材编写中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一、认知心理学概况
认知心理学理论是用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研究人的认知过程，揭示人学习、储存、提取知识来解决问题的实质，即有效地获取知识和使用知识，这里面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知加工理论，即知识是如何在我们的记忆中储存，以及储存什么样的记忆内容；一是认知结构理论，即知识是如何被使用和处理的历程问题。经过认知心理学家对认知发展的长期、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如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布鲁纳的认知发现说和奥苏贝尔的认知同化说等众多理论。他们关注的是学生头脑中认知结构的重建，重视对学生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方式的研究，这为编写符合学生认知心理的语文教科书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认知心理学对语文教材编写的启示
教材编写者结合课改精神，对语文教材进行了改革，对学生的身心发展给予了充分关注，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表达交流”部分为例，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教材将原来的“写作”和“口语交际”整合为“表达交流”，与“阅读鉴赏”并存，将其以专题训练的形式纳入了课内学习计划，可见编写者对口语重视程度的提升，但这仍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本文通过对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的简要分析，找到其与“表达交流”教材编写的契合点，从而得到了这样一些启示：
（一）内容组织应有良好的结构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知识是相互联系、按照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的，有效的知识组织方式对于新知识的获得、保持和迁移应用都有重要的作用。学习者要想进行有意义的学习，就需通过主动的认知操作活动，使新知识能与认知结构中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起实质性的联系，新旧意义产生同化，从而形成进一步分化的认知结构，此时，新旧知识就以有序、有效和稳定的方式储存在认知结构中了。所以，各种知识的层次结构的好坏对新信息的可接受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中，布鲁纳特别提出了学科结构的重要性，强调教学要注意将知识点和基本逻辑结构联系起来，避免各部分的彼此割裂、干扰和重复，形成一个相关的整体，促进学生对该学科的基本结构有一个理解。
语文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目，学科内容的组织并不需要刻意追求知识的完整与系统性，但这并不是说知识是没有结构的。对于教材编写者来说，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充分考虑学生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把有层次有结构的内容展现出来，积极促成学生稳定、清晰的认知结构的发展。因此，在组织教材内容时要尽量传授一些具有概括性、应用价值的概念和策略，更要注意渐进性和过渡性，内容要以最合理、最有效的顺序来组织，使其有内在的逻辑性、层次性。
例如，写作专题的编写顺序是由感性的记叙、描写和抒情向理性的议论逐渐展开的，既有对人物的记叙，对情感的抒发，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又鼓励学生学会思辨。从一个角度的写作到各种手法的融合，这样的编排比较符合青少年思维的规律。再者，口语交际的五个专题，首先是由个人的独立表达“朗诵”，到面向人群的“演讲”，接着是进入人群的“讨论”“辩论”，再到群体双向交流的多样化的“访谈”，这样的编排，既反应了知识渐进的层次逻辑，又顾及到了学生听说心理的发展过程。但这样编写也有欠缺之处，如“表达交流”的知识体系包括写作、听说、辩证逻辑、鉴赏和模仿等知识的指导，虽然每个专题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但总的来说这些知识以点的形式分布在“记叙、议论”的写作和“朗诵、演讲、讨论、辩论、访谈”这两条线上，设置比较零散，没有具体的概要和总结。教师如果没有相应的提示，学生学完后很难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
（二）设计好“先行组织者”
奥苏贝尔认为，学习变化的实质是新旧知识在学习者头脑中的相互作用，为了促进新旧知识之间发生实质性的联系，他提出了“先行组织者”的概念。他认为，促进学习和防止干扰最为有效的策略，是利用相关的、清晰稳定的和包摄性较大的引导性材料，这种材料就是“组织者”。因为这些“组织者”一般在教学内容之前出现，且有利于确定有意义学习的方向，所以称之为“先行组织者”。它为学习者在已有知识与需要学习的新内容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使学生能更有效地同化、理解新内容。后来，奥苏贝尔进一步发展了“先行组织者”的概念，提出“组织者”也可以出现在学习材料之后。
在编写教材时，既要重视学习内容之前的引导性材料的设计，如一些说明性、比较性的文字和相关图片或是类属的例子，也要精心设计课后练习这一组织者。值得注意的是，先行组织者的设计不仅需要重视单篇内部、单元、单册的联系，也需重视跨篇、跨单元、跨册的联系。总之，先行组织者的内容、呈现方式和结构组织都应在教材编写中得到加强，这样才能更好地“利教”和“便学”。
“表达交流”部分较好地体现了先行组织者的设计，例如，写作专题安排“话题探讨”“写法借鉴”这些固定的内容，它们起到点拨知识、提供范文、给予提示的作用，其中有大量引导、参考作用的例子，使学生在生动的实例中更快地吸收写作知识与技能；并且这些例子多是初、高中语文学过的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篇目，让学生容易理解、模仿和有话可说。例如，在必修二的“美的发现，学习抒情”这一专题中，为了说明抒情与记叙、议论、说明等表达方式的不同和抒情本身的特点的写法，教材在“写法借鉴”中安排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茅盾的《白杨礼赞》、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和的《纪念白求恩》等例文。
（三）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
有效地获取和保持知识是认知心理学关注的重要点。那如何才能促进知识在长时记忆中有效保持呢？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不管是为了促进发现学习还是有意义学习，都要做到有效地学习和教学，必须要注意学习情境的创设，尤其是要加强应用情境与学习情境的一致性，因为二者的结合情况会影响到学习者对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的提取应用，只有在与学习情境相类似的情境中，学习者才能更好地提取应用、迁移所学的知识。所以，学习的内容要选择真实性的任务，这种任务应与对应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同构性。
学是在一定的情境下进行的，学习情境对于学习者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这要求语文教材的听说读写任务的编写应有一定的情境性，也就是说要把学习任务放置在一种真实而复杂的情景中展开。虽然创设具有真实性、情节性、复杂性和开放性等特点的学习情境本身会有一定的难度，但为了良好的学习效果，教材编写者应该有意识地努力为学生设计情境性的学习任务，让学生在真实的任务中开展活动，促进知与行的结合，这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注意教材的生活化。
口语交际是在一定的语言情境中相互传递信息、分享信息的过程，它的特点之一就是情境性，学生在具体可感的情境下才能得到较好的表达交流效果。口语交际专题中的“实践与交流”部分结合学生学过的文章和生活中的实例进行了主题的相关讲解，它以小组主题活动为主要形式，给学生提供了较为熟悉的材料与情境，一些活动还对口语交际的评价标准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且以委婉而准确的方式说明。例如，演讲专题就注意了演讲因情境的不同会制约演讲的内容、方式和技巧运用等，所以教材提供了不同的、符合学生实际生活的情境：新学期的职位竞选演讲、十六岁“花季宣言”的演说和因爱而“学会感激”的演讲比赛，让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中练习、提高演讲技能。
认知心理学对语文教材编写还有着更多的启示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以期能使教材构建在一个心理学的理论高度，实现理论发展和实践变革的互生共长：在吸收借鉴认知心理学理论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达到语文学科逻辑结构与学生心理结构在教材中和谐融于一体的效果，从教材层面上激发学生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和培养语文素养，最终发挥语文教材的功用，彰显语文教材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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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体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消解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构成了哲学认识论史上颇有影响的两大流派，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理性认识与经验认识两种迥然而异的课程教学论，在历史与现实中总是纠结碰撞，前者漠视实践，后者偏离理性，主客二元对立，各执一端。因此，扬弃各自偏狭性，促进两者统一成为必然。
1.课程与教学从认识论到实践论
理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一切知识均源于理性所显示的确凿公理，主张把理性作为获得科学知识的唯一途经，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经验观察才提供了最确实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观对理性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旨趣上看，理性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以理性化的学科知识为着眼点，致力于培养人的理性精神，而忽视非理性精神；从结构上看，它以逻辑化、体系化和标准化的学科课程作为教学基本内容，而忽视经验及活动课程的重要作用；从实施过程看，它以线性化、程式化为特征，课程与教学按学科知识的线性逻辑而展开。显然，这种理性观割裂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导致了重理性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主体经验的弊端。由此，教师、教材、课堂“三中心”，成为学科中心的传统课程与教学论的必然选择。
经验主义认识论。源于实证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知经验，科学基于观察而不是臆测，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实验来验证。这种知识观不承认理性思辨的合法性，认为离开经验实证就无法获得普遍适用的确凿知识。在这种知识观影响下，经验及其生成成为课程与教学的唯一基础。显然，这种经验认识的课程与教学论同样割裂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导致了重经验轻理性，重主体经验轻知识传授的弊端。由此，学生、经验、活动“新三中心”，成为学生中心的现代课程与教学论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认为感性经验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以具体生动性是理性认识不可少的支撑；同时，感性经验必须接受理性认识的调控，感性经验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是辩证统一的，而这种统一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成为现实。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既表现着人类合规律性（真）的追求，也展现着人类和睦性（善）的向往。课程与教学活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领域之一，也必然要确认实践的这种主体性价值，体现合规律性（真）和合目的性（真）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中显示出知识的丰富性价值内涵，也显示出课程与教学论的合理性。
2.课程与教学从客体论到生活论
受客体知识论影响，课程教学论长期以来流行着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思维，客体化、理性化、体系化知识的地位和作用被置于无以复加的高度，教学过程成为对客体知识“特殊的认识过程”，传授客体知识成为课程与教学的基础性任务和本质力量。由此，学科课程与教学成为“主客二分”“理性独断”的唯一选择，学生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被生生剥离。
21世纪初，“生活认识论”的提出引起了广泛关注。该理论主张现代课程与教学应“回归生活世界”，从“知识中心”转移到“学生中心”，超越本质主义思维，确立生成性思维。所谓生成性思维，即不把教学过程作为“事实”来看待，而要作为价值生成过程来实现。这一主张认为，预设性和生成性都是教学过程的基本特性，但生成性是师生特定认识活动的本质和最重要的特性。“回归生活世界”的课程与教学论，旨在突显教学过程的生成性，重视教学过程的发展性，崇尚教学过程的主体性。[1]“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它的中心是人，是人的生存与人生价值；[2]“生活世界”的教学意蕴在于确立人本意识和生命意识，重视教学过程价值和学生的动态发展。“回归生活世界”的实质是从“教学世界”的异化状态“回归”到本真状态，从而建立新型的“教学世界”。它并不否认科学知识教学，而是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强调关注知识的教学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和统整。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归生活世界”就是回归人本身。[3]正如德国存在主义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4]“回归生活世界”并非是经验主义、生活中心论的重复，而是使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统一于“教学世界”，实质上表现了课程与教学促进主体发展的理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人本价值诉求，是对“主客二分”知识本体论的超越，更是对主体价值的呼唤与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课程与教学的生命价值观，促进了课程与教学的人本价值转向。
3.课程与教学从实践到理论
课程理解范式的本体价值。传统的课程与教学论，主要以“泰勒原理”作为科学化课程开发的经典范式，强调“科技理性”支配下的目标控制模式。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起“概念重建运动”（reconceptualist movement），课程研究本体开始由“课程开发”为主转向“课程理解”为主。这种研究取向把课程视为“符号象征”，课程研究的目的是理解课程符号所负载的价值观，旨在突破“泰勒原理”在课程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突破“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的支配地位，追求“解放理性”，彰显课程与教学文本的多元意义与主体价值。[5]在“解放理性”的“课程理解”范式下，课程与教学一方面需要超越对普适性课程原理的建构，倡导回归课程与教学本身，形成对课程与教学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另一方面需要打开“视界”，倡导向多元的课程意义开放，在中西方课程与教学的“会话”中形成自己的课程理解，并在复杂“会话”中寻找课程理解的共同基础。
课程理解范式的应然价值。由“课程开发范式”转向“课程理解范式”，无疑是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升华。首先，从关系层面看，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是两种不同的课程事件。课程开发是研究、设计、实施和评价课程计划的过程；课程理解是对课程现象、课程“文本”、课程事件的意义的解读过程，其着眼点不在课程开发的具体程序，而在对种种课程与教学事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意义的理解。其次，从价值层面看，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内在统一于“主体性价值”。课程开发过程总包含着对课程与教学本体意义的某种理解，并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课程理解的最终目的是赋予课程与教学事件以主体意义和价值，而要真正体现这种意义和价值，则需要通过课程开发过程。所以，课程理解是课程开发的深化和延续，其目标是指向课程开发与教学过程的价值性转变，指向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的内在统一与整合。
二、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是近代以来课程与教学论价值演变的基本线索。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人们总是在目的和手段上各执一端，肢解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要么偏离人文向度片面追求科学理性教育，要么摒弃科学理性一味张扬人文教育价值，导致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峙和失衡。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力求超越这种对峙，促进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完整融合。
1.科学与人文对峙的课程与教学论
科学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科学主义”一词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A.Hayck）提出，意指将自然科学作为唯一绝对可靠的知识和“真正的科学方法”。19世纪后期，受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影响，英国教育界就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开展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学科本位的“科学教育”开始取代古典人本教育的统治地位。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Spencer）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1859）一文中，极力推崇“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并建立了以科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使从培根时代兴起的科学教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欧美教育界也开始出现追求“功效”和“唯科学主义”的潮流，美国课程论专家博比特（F.Bobbitt）1918年出版了第一本专门讨论课程的著作《课程》；随后，美国另一学者查特斯（W.Charters）出版了《课程编制》，正式开启欧美课程开发的科学化运动。他们的课程理论也被称为“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直至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被誉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的泰勒（Ralph Tyler）1949年出版《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形成“学科本位”目标控制的经典模式――“泰勒原理”，将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推向了顶峰。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布鲁纳“学科结构运动”的推进，科学教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其过于强调科学知识的标准化生产、传播和应用的方法和信念，而忽视科学知识的人本价值和社会性，更加凸显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主体价值的弱化，学校教育走向功利化，加深了教育的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
人文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人文主义源于古希腊时期推崇的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及文艺复兴时期“重人性反神权”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潮；现代人文主义始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反对“抽象理性”的哲学思潮，强调维护人性尊严和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但真正将人文主义思想推向新的高度的是20世纪以来进步主义、存在主义、教育现象学等教育哲学思潮，以及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深刻影响。人文主义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就是培育完善的人性，彰显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强调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把“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作为教育的终极价值取向。就教育本身而言，这无疑是直接针对现代人的片面发展和日益严重的功利主义教育倾向而提出来的。人文主义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追求非功利理想化的教育目的，视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为终极目的，反对将教育纯粹当作职业准备或谋生工具；二是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学习的全部重点从外在世界转移到人格世界或经验世界，开展人文教育、生活教育、情感教育、个性教育和自由与责任教育；三是倡导基于人本原则的非指导教学模式和自由开放的教学设计。人文主义教育无疑起到了对科学主义教育的纠偏作用，它启示我们，在努力拓展课程与教学的科学向度的同时，还必须提升教育的人文价值。
2.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课程与教学论
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形成渊源。较早提出科学和人文融合的是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美籍比利时科学家乔治・萨顿（G.A.L.Sarton）。萨顿认为，科学和人文融合的前提是科学的人性，融合的基础是科学精神，融合的有力保证是科学的正确应用。萨顿认为由旧人文主义者和狭隘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造成的“机械时代”必然消失，最终要代之以“科学的时代”，他称之为“新人文主义”时代。这是“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时代，其实质是科学人文主义。这是因为，科学教育为人文精神奠定理性自觉，人文教育为科学理性提供价值理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双翼；跨越两种文化鸿沟，促进两种教育文化价值的融合，才能摆脱教育价值内涵窄化的趋向，增进人类社会的相互理解与宽容。反之，则势必给教育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和灾难。
科学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是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发展的更高阶段，是人文主义教育与时代特点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人文主义教育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从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的内涵来看，课程与教学必须以科学教育为基础，以人文教育为价值导向，重视教学过程中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在科学和人文的相互协调与融合中，促进完整的教育和尽可能完善的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英国教育家怀特海（A.N.Whitehead）指出：“一个不重视培养智力的民族注定将被淘汰”，但“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二者缺一不可。”[6]科学人文主义课程与教学观主张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在承认科学技术在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注重融合人文主义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以人为中心，强调教育更重要的价值是涵养科学人文素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使其成为个体完善化和社会化的合格公民。正如国际21世纪委员会1996年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所指出的：“教育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的。”[7]
三、方法论：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统整
方法论有别于具体方法，属于实践认识论范畴。在课程与教学论中，它以课程与教学的问题研究和模式研究为核心，具有观照与指导教育实践的科学价值。长期以来，课程与教学领域一直受客观主义认识论主宰，20世纪80年代后，建构主义迅猛发展，引起课程与教学领域的深刻变革，课程与教学的认识论范式发生显著变化，主客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受到重新审视。
1.客观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
客观主义，也称客观――理性主义（Objective-Rational），是俄裔美国哲学家和作家艾茵・兰德（Ayn Rand）提出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兰德的哲学观受到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极大影响，主张“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客观而独立于心灵以外的现实。”教育层面上的“客观主义理论”实质上是肇源于赫尔巴特“知识中心”的传统教育理论。客观主义强调知识是由客观“实在”（reality）决定的，是外在于学习者的非情境性的客观存在，那么，课程就是按知识逻辑的标准化设计，教师就是知识的象征，权威的化身，教学过程即是“传递――接受”学科知识的特殊认识过程，学生则是学科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复制者，教学评价重在结果中心的终结性评价，评价的重点是学生复制和掌握“学科知识”的水平。客观主义又是“教学中心”的教育理论，其显著特征一是基于客观主义的普适标准，注重目标控制和程式化教学，强调体系化、线性化和标准化；二是基于“泰勒原理”的目标模式，强调课程开发与教学过程处于精确的目标控制和“科技理性”支配之下，却忽视了教学过程的动态性，教学情境的复杂性，教学主体的生成性，更主要的是过于强调教师为中心的知识调控功能，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习者的潜能开发、人格培育、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发展。
2.建构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
建构主义的本质特征。建构主义，也称建构――阐释主义（Constructivist-Interpretivist），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反思、质疑、批判和超越客观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用美国教育技术学专家乔纳森（D.H.Jonassen）的话说，即向与客观主义更为对立的另一方向发展。就本体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实在”决定论不同，建构主义认为外部世界是主体生命的确认和实践的场所，人的心理表征与外部世界一样拥有“真实”的存在状态；就认识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知识还原论不同，建构主义倾向于知识生成论，认为知识是基于主体经验以内化外部世界，进行意义体认与建构的结果，科学知识是相对于主体建构而言的价值性存在，不存在“价值中立”的客观真理；就方法论而言，与客观主义的普适论不同，建构主义倾向于情境论，认为认识过程实质上是主体与客体的生命对话过程，是人的经验世界与外部世界充满生机和变动不居的双向意义建构过程。
建构主义的核心理念。建构主义并非单一流派，它集合了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论、社会文化认知观、信息加工建构主义和控制系统论等多种流派的观点和学说。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激进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强调个体知识建构的非客观主义哲学立场，主要以皮亚杰（Jean Piaget）认知发展理论为思想基础；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知识来源于社会建构，学习是社会协商对话过程，主要以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论为思想基础。尽管各种建构主义流派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①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工具而非目的，知识并非外在于主体的纯粹客观存在，知识是相对于主体建构而言的价值性存在，是结构与建构的统一；②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过程本质上是基于学生主体经验以内化外部世界，并在“学习共同体”和情境创设过程中进行知识体认与意义建构的过程；③建构主义课程观：强调课程内容是学生在“发现-探究”问题过程中主体价值的生成过程，更为关注科学世界与学生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和统合，更加注重“课程内容”滋养和促进主体发展的人本价值诉求；④建构主义的师生观：强调学生不是被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而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反思的学习者，教师则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学习过程的理解者和合作者；师生关系是民主平等、和谐协作、互动对话的交互主体关系；⑤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以学为中心的有意义学习过程，教学过程是“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四大要素的协同活动过程，强调“问题情境”对意义建构的导向作用，“协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最终目的是完成知识与主体发展双向意义建构；⑥建构主义评价观：强调教学评价重在以激励性、发展性的形成性评价为主，评价的重点是学生生成和运用“知识工具”的水平能力与人本发展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论是克服和超越客观主义理论局限的一种选择，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综合的。[8] 21世纪是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繁荣的黄金时期，人们试图以建构主义思想与方法论为基础进行多元理论的整合创新与实践，来消解理性与经验、科学与人文、客观与建构的二元对峙，在扬弃与超越中引领课程与教学研究和发展的的未来走向，促进科学理性与主体价值的完整融合。这种尝试的合理价值在于，重在提供一种超越“主客二分”传统思维，进行价值重构的深层次探索与研究平台，而不是完全颠覆本土化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成就。我们认为，课程与教学论应结合具体教学实践来思考“连续统”的应用问题，而不应二元对立，主客分离。在肯定建构主义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尤其要对有悖于科学理性的倾向保持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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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徐汝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关键词]科学认识论；生活认识论；文本理解
近年来，人们对教学中的弊端纷纷进行深刻反思，其反思性的认识成果之一，是认识到了现实教学弊端产生的认识论根源——科学教学认识论根源。科学认识论视野下的教学究竟具有什么特点或局限？当代教学认识论又应该实现怎样的转向？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科学教学认识论的影响
认识论是近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影响，哲学沦为科学的附庸，哲学认识论只是围绕自然科学认识而展开。近代哲学认识论被自然科学化，成为科学认识论了。科学认识论的特点可概括为三点：首先，它把认识的目的当成是获取关于客观对象世界的客观知识；其次，它把认识当成成人生活的工具，而不是生活的内容；再次，它不是把主客体关系视为生活关系，而是视为处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外在认识关系。科学认识论是一个知识论、工具性认识论[1]。
在教学思想史上，开近现代科学认识论先河的是德国赫尔巴特的“四段论”，即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其后继者又把它发展成“五段论”，即预备（提出问题、说明目的）、提示（提示新课题，讲解新教材）、联系（比较）、总结和应用。赫尔巴特派的这一理论将心理学运用于教学，是教学论科学化的肇始。不过，它同时也预示了科学主义教学观的到来。赫尔巴特从错综复杂的教学现象世界抽象出最简单、最原始的要素—“观念”（原子还原论），他认为，“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即“观念”从被统觉到应用，这是任何教学过程都必须遵守的铁定法则（机械决定论）。
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论”影响欧美各国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四段论”早在洋务运动初期就开始出现在我国，自清代废科举、兴学校以来，它被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产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响。二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在社会政治与教育中的地位再一次得到强化，科学教学认识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有赞可夫的一般发展理论、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等不同有关理论。
从五十年代开始，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影响深远。凯洛夫教育学认为，“在教学中，讲授起主导作用”。凯洛夫教育学关于教师、教科书、课堂教学的“三中心论”；教学过程由“准备、复习旧课、教授新课、巩固练习、布置家庭作业”组成的“五环节说”；教学本质“特殊认识论”的基本哲学立场以及教学中要贯彻学生自觉性、积极性、直观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系统性和连贯性、巩固性、可接受性等“六大原则”，以讲授法为核心的“九大教学方法”等等，均在中国通过教师以“老”带“新”、集体备课、观摩教学等方式得到了普及。叶澜教授对此曾有深刻的印象，他将其影响概括为“几乎做到每个教师皆知”。凯洛夫教育学被认为是赫尔巴特理论的简单化和操作化，也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化和20世纪中叶苏联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工业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充满了浓重的科学主义认识论色彩[2]。凯洛夫教育模式曾长期主宰我国学校的教学并影响至今。虽然，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作教学的认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被科学化了，以王道俊、王汉澜主编的《教育学》为例，该书是我国新时期以来教育学体系建构的典范之作，它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把教学过程作为“特殊认识”过程，即把教学过程作为“引起求知欲、感知教材、理解教材、巩固知识、运用知识、检查知识、技能和技巧”的过程[3]。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
二、教学文本理解的特点
科学教学认识论实际上把教学过程等同于文本的认知理解过程。这种文本理解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1．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与“正确掌握”的价值追求
这是就文章理解的目的而言的。主客二分是近现代思维范式的最本质的特征。它在教育中表现为，教育知识是静止的客体，理解就是对知识的主体性占有。基础性一直是教学文本生产制作的根本旨趣。所谓基础性，原指的是文化传承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即所谓的“双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基础”观有所拓展。掌握“双基”曾被认为是专业发展的基础，这种课程目标，要求学生牢记所谓“现成”的书本知识形成规定的技能。课程实施过程就是“千方百计地输送给每一个学生一定量的‘文化财产’，并在学习结束期间给每个学生发证明，证明他至少占有最低限度的知识”。 “掌握学习”几乎是近代以来学习（教学）模式的通称，以至于“有没有知识与技能”，“有多少知识与技能”成为社会及教育对人才的评价标准[4]。这种“掌握”取向实际上是一种文本意义的“复制”取向。
改革开放后，因为主体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等教育思潮的相继冲击，人们对教学模式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学一直没有改变教学中的主客二分的教学思维定势与“正确掌握”知识的价值追求。
2．授受形式的认同与文本意义的单向传输
这是就文本理解的形式而言的。授受模式是我国教学最主要的教学模式。这一形式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例如，在某大学，有人借鉴Chareles Silnerman在其《开放课堂教学》中对课堂教学模式依据师生对教学内容与教学过程的决定权， 将课堂分为四种类型：放任自由型、开放型、照本宣科型、传统型四个象限。通过来自5个学院6个专业的学生课堂观察而得到的108个有效样本，应用统计工具对课堂教学行为进行了高频行为和低频行为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教师讲授的发生频率为72.2%～88.9%，而在对该校15位教师深度访谈当中，发现有12位教师明确回答，在课堂教学中他们以讲解 （讲授） 法为主[5]。实际上，对这种授受形式认同的教师在当今大学课堂教学中决不是少数。有人认为，传统教学认识论的逻辑支点是本质主义，这种本质主义赋予学校课程肯定性品质，认为人类文化与知识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基础。而这种共同的、普遍的本质被视为是确定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真理。本质主义赋予传统的课程普适的、统一性的、中心性的、霸权性的逻辑与品质，这样，“确定性”就成为近代以来的课程逻辑，“基础性”就成为课程的旨趣，“认同性”就成为课程模式[6]。
“认同性”课程模式就是一种接受式文本理解模式。这种文本理解过程的流向可直观地表现为(见下图)：
如图所示，这种文本理解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单向灌输接受式的认同性理解。这是文本权威独白下的一种文本意义接受，其中，教师的作用类似传声筒，学生就是容器。它注重的是文本解读的单一向度。 3．程序化的努力与人文性的抽空
这是就理解主体而言的。近代的教学认识论基础是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的模式。这种心理学模式将教学划分为几个机械的阶段，忽视了教育文本理解中的丰富的人文性，造成不良影响。在中小学，连语文这种人文性极强的学科也不例外。这可以在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前后三十年间各种主要版本的语文教学方法著作中得到证实。如江都、曹刍主编的包括语文教学法在内的《修辞教学法》将课堂教学结构分为四阶段，即思考过程，欣赏过程，练习过程，建造过程；蒋伯潜的《中国国文教学法》将课堂教学分为四个步骤：预备与检查，试讲，范讲，讨论；钟鲁斋的《中学各科教学法》将之分为五段式：预备、授课、比较、总结和应用；李锦熙的《国文教学法》将之分为“三段式”，即理解（预习与准备）、练习（比较与应用）、发展（创造与活用）。这种教学程序化或结构化的努力一直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例如尽管在苏联赞科夫的教育与发展学说、巴班斯基的教学最优化学说、苏霍姆林斯基的智力发展学说、美国教育家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说、瑞典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学习心理学说等教育理论的影响下，魏书生的“六步课堂教学”模式、钱梦龙的“三主四式”模式、上海育才中学的“读读、议议、练练、讲讲”模式应运而生。但从根本上而言，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教学模式并没有脱离科学主义认识模式的一般特点。不仅在中小学，就是在大学里，人文性极强的专业课教学的程序化、机械化的情况也大量存在。这种程序化的努力，以客观的、公式化的、可以重复的步骤和方法获得外在于学习个体的基本的“专业知识”，它必然抽空了教育的人文性，使知识教学疏离了人的丰富性。教学通过牺牲自身的人文性，凸显外在的科学性，使教学愈来愈出现严重的知识化、模式化、机械化。其根源就是，长期以来大学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遵循的一直是客观主义（科学主义）倾向的教学理念。这种教学理念表现出如下系列特征或关键词(见表1)[7]：
从表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出，大学教学因受客观主义的机械性、公式化的知识教学观的影响，本应具有丰富精神意蕴的大学教学的人文性丧失殆尽。
三、教学文本理解的新变化与新特点
科学教学认识论在教学文本理解实践中造成很深的负面影响，对此，有人曾总结出它的三大弊端：其一，把知识视为客观存在的真理，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准确传授系统的知识、发展认识能力，其它如情感、意志、创造性等成为附带的目标。其二，教学被当作实现外在目的的工具，如此，作为完整的人的生成性便被遗忘了。其三，教学中人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掌握教材的知识，认识外部世界。教学过程中的人与人、人与教材（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是被看成活生生的生活关系，而仅仅被当作一种认识关系。其四，与此相应，教学呈现封闭化倾向，排斥教学中的“断裂”、“转变”、“分叉”和“理解”，没有对智慧的刺激，对道德审美的体验，对生活的感悟，课堂成为缺乏活力与意义呈现的“祛魅”的世界[8]。
表1 客观主义教学哲学观的系列特点／关键词
知识观知识是可传递的、外在于学习者的、客观的、稳定的、现成的和非情景化的(抽象存在)。课程观静态的、按学科等级次序设定的、预定的内容和结果。学习观知识传递、反映教师所知、良构的、抽象-符号化的、接受-保持-回忆的、重视结果的。教学观简化知识、抽象原则、重视基础、从上至下的、推演式的、重视符号表征系统(规则、原理)的应用、讲授的、监护的、教师支配／控制的、个别化的、竞争性的。动机观主要是外在激发、控制与维持的。评价观关注事实、概念和技能的认识，强调内容和结果的评价。学习经验以结果为中心：强调学业成绩测试。教师角色权威、知识源、讲坛上的圣人、拥有绝对话语权。学生角色被动的接受者、等待被“灌装”的容器、坐中学(learning by aitting)。师生关系主宰-顺从关系；缺乏平等、互动和对话交流。
如此，教学认识论的更新就成为一种时代的需要。那么，当代教学认识论应该实现怎样的转向呢？综合目前学术界的看法，笔者认为，“生活化”是我国教学认识论的重要转向之一。
认识论一直是哲学的重要内容。如果说科学认识论代表了近代认识论的形象的话，那么，生活认识论则是现、当代认识论的形象。科学认识论与生活认识论的根本差异在于：生活认识论对认识作了“生活”的理解。近代科学认识论把认识看作“为了”生活但却存在于生活之外的工具；而现、当代哲学则从生活世界观出发把认识本身视为生活，即把认识看作人生活的一种形式，当作认识者生活或存在的方式，当作认识者自我生成、自我实现或自我完善的方式(生活就是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完善的过程)，换言之，认识不再是工具，而成为目的，成为生活的内容或人的存在本身[9]。
实现教学认识论的“生活化”转向，对教育教学的其它变革而言，具有基础性的和根本性的影响。它必然促进相应的学生观、教师观、教育观、课程观的变化和教育实践的改进。在教学文本理解观上，特别是随着本体论解释学、接受美学、文本学、读者反应论的兴起，它摈弃了作者—文本的理解模式而转向文本—读者的理解模式，把读者的理解视为文本的本体存在，把理解活动作为文本构成不可或缺的本体层次。这样，文本理解就不是单方面的对象性阐释，而是文本与读者的反应交流过程；文本理解不是复制文本，而是对文本的建构，使文本具有开放性，将文本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的生命。文本理解通过读者的体验、理解，建构显现文本意义，在文本意义和情感的领悟中与世界融为一体，它既是文本的存在方式，也是理解主体存在的方式[10]。简单地说，生活教学认识论视野下的教学文本理解比较重视理解主体的主观体验性、差异性、创造性、对话性和开放性。它关注教学中的人的完整性，关注教学主体的生命成长和精神世界的充实。这样，教学中的人与知识、人与人之间是一种视域融合、意义生成的关系，也是一种交往与对话关系。
就大学而言，大学教学要想实现这种教学认识论的转向，笔者以为，重塑大学精神，充分发挥大学在培养完整的个体生命中的作用并以此为旨趣，遵循对话逻辑以还原、丰富大学教学的生命特质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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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教育；认知原理；艺术情感；艺术思维；艺术表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5-0146-03
从1994年美国在《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中以立法形式将艺术课程确立为核心课程并颁布《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到1997年哈佛大学提出“艺术第一”的教育理念将艺术置于大学教育的核心位置，艺术教育在美国已作为核心课程贯穿了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的整个过程。而2000年以来，许多西方一流综合性大学也开始重新审视艺术教育的角色和作用，全面规划面向全体师生的艺术教育行动方案。在这样的世界教育改革浪潮推动下，我国的艺术教育也进行着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在理论研究或是实践教学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但就目前国内关于艺术教育的研究而言，仍存在研究方法片面化，缺乏严谨的概念系统、整合性的学科理论等问题。其研究大致侧重以下几方面：一是注重对具体艺术门类教育及教学法的研究；另一种是关于整个艺术教育概论的研究。前者主要是以具体艺术门类为基础，就其含义、概念、特点、性质、发展、现状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而后者则从艺术教育的整个学科角度出发，对其学科概念、研究对象及范围、性质、特点、功能、原则、方法进行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交叉学科角度出发，从事审美教育学、审美心理学、艺术心理学等方面研究，也为艺术教育的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艺术究竟是如何影响人的情感、智慧和行为的？怎样实现艺术教育的理念创新与技术创新？如何借助艺术教育培植创造性经验、催化创造性思维、孕育创造性观念？21世纪的艺术教育又应当传导哪些核心内容？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似乎很难从以上几方面理论研究的著作中找到答案。丁峻教授的《艺术教育的认知原理》（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一书从心理学及脑科学角度出发，借助认知神经学、神经美学、审美心理学及相关学科，以实验室科学为基础，以严谨、理性的原则来阐释艺术教育认知中的相关原理。其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和交叉性的艺术教育认知理论观点及应用路径，深入揭示了艺术知识转化为人的情知意创造性能力的内在机制及精神嬗变特征，阐释了人们学习艺术文化的认知操作原理，体现了艺术教育的新观念。重点介绍了艺术教育过程中的体象思维、符号思维、工具思维、技术思维等认知操作内容及其高效训练范式，生动具体的释说了人们对艺术内容进行具身转换、移情体验、符号体验、意识体验、自我认知及对象化映射等认知加工的思想技术方法，具有教育方法论层面的深刻启示。作者开篇即肯定了艺术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艺术是决定人的智慧发展程度的关键动因，并对国内外艺术教育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简要介绍，提出若干思考。进而从艺术知识的内化方式、艺术情感、艺术思维、艺术表达四方面对艺术教育的认知原理进行讨论与分析，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应采用的相应教学方式。
首先，作者从本体艺术经验建构、本体艺术知识建构、本体审美意识建构三方面对艺术知识的内化方式进行了讨论。具体而言，通过分析自传体记忆、自传体艺术记忆、本体陈述性记忆、艺术情感记忆来讨论本体艺术经验的建构；通过对本体艺术知识的生成和建构原理的讨论，指出艺术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即在于扩展本体知识；通过讨论艺术工作记忆、元认知系统、本体意识体验、本体意识预演等内容来讨论本体审美意识的建构和生成等问题。概言之，人的审美意识活动主要与前额叶新皮层的背外侧正中区之激活过程密切相关，它对人的美感产生及审美活动中的意识体验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而以前额叶新皮层为主的顶级调节性元结构为我们解读艺术文化的理性内容、运动规律及其对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规律性启示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作者从移情体验与自我情感认知、情感表征与自我建构、自我情感管理、情感想象与自我评价、情感决策五方面讨论了艺术情感的相关内容。情感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艺术与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艺术教育家罗恩菲德就曾指出，艺术是平衡智慧和情感不可缺少的工具；现代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评价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时也说：“我们所听到的是人类情感从最低音调到最高音调的全音阶；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运动和颤动。”对此，作者指出审美情感有丰富的形态和多元的价值，其产生以人的联想-想象为基础，而人的想象主要依赖自己独特的元记忆、元体验、元调节、综合性记忆与知觉等多种心理特质。同时作者从移情体验的价值、心理机制、神经基础三方面对移情体验进行了分析；从自我情感认知的基本内容、涉及的大脑结构、表达自我情感的审美方式、自我情感认知的教育思路四方面对自我情感认知进行分析。在情感表征与自我建构部分作者又提出了“三元一体”的情感表征系统和情感建构的基本原理；自我情感管理涉及自我情感管理的基本内容、自我情感体验的认知效应、艺术情感教育的认知操作原则和方法论等内容。作者从自我认知管理、符号思维、技术思维三方面讨论了艺术思维的相关内容，指出艺术教育的宗旨及核心内容之一在于讲解思维科学的基本原理、传导艺术思维的科学方法，借此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培养艺术思维能力。“思维是以已得的知识为中介的现实反映。”思维能力是智力结构的核心，培养创造力首先应重视培养创造性思维。对此，作者在自我认知管理部分介绍了本体知识的内涵与构成、发生神经基础和审美构建原理及自我认知管理与艺术思维构建，并对元认知系统进行深入介绍，同时提出培养艺术思维的教学方法。作者又着重讨论了技术思维的教学研究现状、教学原理和艺术思维创新的技术操作原理等内容。最后，作者以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为主要内容，讨论了艺术表达的相关问题。作者指出，审美活动的实质在于主体借助客观形式来沟整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意识与存在的深层价值，人的审美创造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基于主体掌握的审美创造的认知方法与思维操作原理，而这正是我国艺术教育最缺乏和亟待强化的关键之处。作者以具体艺术门类为例，结合心脑认知原理，讨论具体艺术门类的教学原理和方法。这无论对于从事艺术教育相关专业的研究者还是从事美术教育的大中小学教师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研读该著作，作者始终贯穿这样一种理念，就是全面的教育是同时兼顾人的知、情、意三方面的教育，三者并行才能完成真善美的理想，而艺术教育对人的情、知、意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作者指出，“当代教育与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个性主体用以创造新理念、建构新人格、发展科学人文一体化的主体意识并表达与实现上述精神产物的多元素质和整体能力。”而艺术学习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学习者的情知意全面发展，为学生今后创新自我和创造知识奠定方法论基础。”作者指出，我们的艺术教育宗旨“不是为了培养艺术家，也不是为了传播艺术知识，而是为了提升他们对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生命和自我的审美认知能力，借此促进学习者多方面和深刻新颖的审美表现能力与审美创造能力的发展。”对此，罗恩菲德也曾指出“艺术教育对我们的教育系统和社会的主要贡献，在于强调个人和自我创造的潜能，尤其在于艺术能和谐地统整成长过程中的一切，造就出身心健全的人。”苏联美学家尤·鲍列夫也说：“如果说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的教育具有局限性质的话（例如：道德形成的是道德规范，政治形成的是政治观点，哲学形成的是世界观，科学把人造就成专家），那么艺术则对智慧和心灵产生综合性的影响，艺术的影响可以触及人的精神的任何一个角落，艺术造就完整的个性。”可以说，艺术教育带给人知识、理想，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使受教育者进入艺术意象提供的情境中，达到个性心理结构的完善和人性自由的确立。正如当代西方美学家托马斯·门罗所说：“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是为了指导实践，就不能算是可靠的理论，也不可能提供真正的解释。”在该书中，作者不但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探讨了艺术教育认知中的一系列问题，还提出了适用于艺术教育教学的具体原则、方法和指导性建议。如在艺术情感教育论部分，作者指出教师应该改善认知操作方式，将艺术概念转化为生动具体的经验表象，并借助丰富其他表象来激发学生的好奇感、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同时教师也要向学生传导有关元认知的思想操作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认知和情感管理。在艺术思维部分作者指出为了培养青少年的艺术思维能力，以便为学生学习认知管理及发展艺术思维奠定思想基础；把学习者体验自我、认知自我和创新自我作为教学的核心内容和主导方式之一；作者还针对艺术思维教育目前存在教育理念错位，偏离以学生为本的精神坐标，片面强调艺术技能及其使用价值，忽视激发学生认知兴趣和创新意识引导，教学内容程式化等问题，提出当代艺术教育应当大力减少模式化、标准化、机械性的技能训练内容，强化创新能力这样的建议。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的开卷所写道：“求知乃人类的天性”，我们都有好奇心，都想知道为什么。《艺术教育的认知原理》就是从认知角度来阐释艺术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不仅告诉我们“然”，同时解释“所以然”。作者在实验室研究基础上，涉猎大量中外文献资料，提出了一系列弥足珍贵的见解。针对目前国内外对艺术表象及艺术思维的具体类型与内容的研究较少，特别是缺乏对有关艺术体验、艺术构思、艺术表达的认知操作内容和技术心理分析等问题，作者从艺术教育心理学层面系统的研究了有关方面的认知机制、教育原理，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理论的空白。该著作不但为艺术教育研究工作者拓展了视野，而且对于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实际教育教学具有针对性的指导作用。
当我们翻阅完该著作，仍让人感觉唇齿留香、意犹未尽。虽然书已经看完，但由此引发的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思考才刚刚开始，这就是本书的魅力与价值所在。艺术教育是一门发展的学科，构建一个现代形态的、科学的艺术教育理论体系也是个长期的过程。只有更多人投身其中，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前赴后继、推陈出新，才能不断推进该科学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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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理论；建构主义；新探
众多教师都不会对建构主义陌生，并且知道它是现在最“流行”、最“好用”的教育理论。可是也有不少教师对建构主义未必有真正的认识。他们对建构主义的了解几乎仅限于最基本的思想：例如，建构主义认为学习的过程是学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建构新知识，或者重构已有知识的过程；建构主义受到了杜威的经验性学习理论和维果茨基关于学生“最近发展区”等理论的影响；皮亚杰的不同于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的“知识既非来自客体也非来自主体，而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之建构起来的”思想是建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等。其实，建构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阐述对建构主义理论深层次的理解和探索。
一、建构主义的教育范式及其隐喻
不同的教育理论支持不同的教育范式，如奥苏贝尔和加涅等新行为主义者主张的建构主义主要是科学的或实证主义范式，即是定量测量；而建构主义的教育范式主要是定性测量；还有一种是基于批判的范式，它基于批判理论，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变化。不管是研究哪种范式，教育范式中一般有以下成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教学论。根据这些成分的特征，可以把建构主义的教育范式分成五个：弱的建构主义理论、社会文化认知、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论。
1．弱的建构主义
它把建构主义不同类型结合在一起称为“土木或建筑的隐喻”，认为理解是心理建构的构造过程，“顺应”和“概念转变”的重构也涉及这个隐喻；而写作和阅读这些生成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例如在读写的教育中，学生如果能够沉浸在真经中，那么他们就可以内化真经中的话语规范。但是这种规范只对一小部分学生实用，对于大部分学习者内化迁移从未发生。另外，弱的建构主义主张学习理论不是政治中立的，斯皮维通过承认冯格拉塞斯菲尔德的所谓教师用社会公认的知识和信仰来影响学生是一种政治行为，来阐述教育中的微观政治学。
2．社会文化认知
社会文化认知与维果茨基学说中自下而上知识流和自上而下知识流相结合的观点相一致。所谓自上而下是指通过教师传递文化知识，自下而上知识流是指学习者自己建构的知识。这显示了知识和社会情景脉络、社会情景本质间的关系。例如其代表人物是萨克斯认为学习者应该适应多样化的学习实践，而后者是不同知识的来源。萨克斯指出，在人类学和建构主义认识论以及两者与教学间建立联系是最重要的开端。它所体现的社会文化认知是极端建构主义。
3．激进建构主义
激进建构主义在“存在论”上是中立的，在“方法论”上则是完全不可知的、怀疑的和反客观主义的。其“学习论”是极端的建构主义，即认为所有知识是在个体与经验世界对话的认知过程的基础上建构的；在“教学法”上是多元的，其单个教学法评价的核心是对个人建构的敏锐度。激进建构主义内部也有不同的观点。冯格拉塞斯费尔德认为，激进建构主义擅长描述个体建构过程细节的特征，它描述了个体形成概念、把概念细化为结构、把概念重构到更有说服力的图式的心理过程。它认为语言的许多用法主要都是依靠心理的作用。杜伊特则认为，科学概念也是人类建构的，也就是人类的发明，不是客观的事实。他区分了建构主义的弱势和极端形势，前者认为科学的发展是积累和同化的结果；后者要求概念变化，包括革命、认知冲突和顺应。德弗莱等都偏重于论述科学的教学和学习，认为学生从他们自己对客体的感觉经验中学习，从自己的概念运作和行为中学习，但是也从对他人行为和社会互动的解释的反思抽象中学习。他们主张在教学和课程设计中突出个体的概念，创设情景使儿童在其中发现问题。
4．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个人主体和社会是相互联系的，不存在完全孤立的个人心理的潜在隐喻。潜在隐喻就是对话中的人，就是有意义的话语和话语以外的互动与对话中的人；心理被看做是广义情景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社会建构”。人类所建构的现实世界被不断地修正和互动，以适应本体现实，虽然两者永远无法达到完全一致。社会建构主义把对话者作为社会建构主义的潜在隐喻突出了人和语言在认知中的作用。所以社会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是无法获得明确的知识，把传统的知识看做是现存的和被社会接受了的知识；它的学习理论是建构主义的，方法论是折中的，但是认为所有已知的都是有疑问的，谁也没有固有的优势。因此，它的教学法也是折中的，认为社会背景、自我、认知的内部建构下的互动是不可分割的。笔者个人倾向于这种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比较折中的建构主义观点，也许是受中国传统中庸之道的影响。
5．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相似，不同的是，它认为社会高于个人，心理被认为是内投的社会纬度，就是说心理的迹象是通过社会表现和公众展示才被发现的。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有它自身的道理，但是心理迹象被发现和心理想象的存在是两个事件，应该区别看待，不应该以其中之一的心理迹象被发现的途径来判断社会高于个人。相比之下，社会建构主义更易于被接受。
二、建构主义对教师职能的认识
建构主义观点中很明显能看出与传统教师角色定位的不同，教师绝对不再是传授既定知识的“教书匠”。教师有新的角色定位，在知识面前教师和学生都是不停地进行建构的。然而笔者认为应该给教师的专业知识以一定的权威性，这是学习者充分发展的需要，也是学习者乐意的事情。
1．给予学生完全的自主性
建构主义者把学习定义为个人建构的过程，这对我们重新审视教学实践对教师角色定位和教学活动本质有新的启示：a.教师应提供能让孩子进行读写和学习科学与数学的教学环境；b.孩子的活动包括一些基本原则，教师应尝试从基本原则出发观察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c.教师应认识到，孩子看似错误或困惑的观点恰恰表明他们目前的理解程度；d.教师应意识到，真正的学习是在社会互动中，在冲突、混乱和惊恐中产生的。
2．教师知识的权威性
皮亚杰认为，过早地教孩子学习就是在阻止他们随之而来可能出现的发明创造和完整理解。他认为对一个观念和理论真正理解的过程是主体对之重新发明的过程。冯格拉塞斯费尔德以激进的建构主义观认为，皮亚杰的知识的概念总是与认知客观现实有关，而这种客观现实被理解为预先建构好的世界。冯的观点肯定了社会文化知识与前文化的重要性。而笔者比较赞成德弗莱既不是传统或讲授式的，也不是改革论或发生式的观点来主张“在学习中干预和权威(一般指教师)协商的重要性”。德弗莱认为教师—学生作为知识建构中的基本要素是不对等的，由教师带来的文化知识不可或缺地要用于按照绝对和正规的正确方式来形成学习者的知识。“个体通过他们自己的心智活动、环境中的体验和社会互动性，建构和重构其周围世界的图示”。教师可引导文化共同体知识帮助学生形成更进步的图示。杜伊特也认为，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通过实验去“发现”科学原理，因此他批判这样的课程。笔者本人没有他这么强烈，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让学生去“发现”科学原理，但笔者认为，目前所谓的“发现”是为了发现而发现，是为了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而学习知识本身是不能只靠“发现”新的科学原理的，这就要求教师权威的干涉，才不至于使学习者的学习停滞不前，才能保证科学的不断发展。
三、建构主义对认知弹性的运用——建构主义和超文本
建构主义者表示，任何有效的教学方法必须同时考虑几个相互交融的问题，如：理解的建构性、大多数知识领域的复杂性和结构不良性、学习失败的类型、解决学习失败类型的学习理论等。要补救与领域复杂性和不规则性相关的学习缺失，就要求学习过程中具有更大的认知弹性。包括能从不同的观点和案例角度表征知识，在后来运用知识时，能够适应理解的需要或问题解决情景的需要，从不同的概念和案例表征中建构知识整体。
建构主义者的这个观点对于指导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很有实际意义。教师首先应该明白，自己的职业是一种需要不停地设计与创造的艺术，不是完成任务。要在原定课程标准基础上设计好自己的课程和教学方式，以便充分调动学生的认知弹性。只有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认知弹性得到发挥和运用，新知识才能被建构，这需要教师具有职业的责任心和兴趣，否则学生的学习大多要回到记忆、填充的老路上。而对于学生来说，学生有意识地锻炼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对各种案例的分析能力、在不同情境或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接受能力，以及收集并利用真实信息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和有益的。斯皮维认为，对于想促进理解的人来说，理解是唯一有用的学习方式。
计算机对于结构不良知识领域的学习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和选择方式。计算机具有提供弹性的优点，特别是多维和非线性的超文本系统。利用计算机固有的弹性特点，以营造非线性学习环境，如随机访问教学，我们称这种非线性学习环境为认知弹性超文本。根据认知弹性理论来设计超文本，就是说教学内容要根据理论和情境脉络的需要重新编辑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概念图。这显示了建构主义知识观的一个特点：以充分涵盖和准备迁移为目的的多元的知识表征。
四、建构主义对阅读和写作的解释
1．关于阅读和写作
建构主义者们认为意义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们从三个纬度来谈论写作：第一，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即作者解读读者和读者的建构；第二，作者和其他作者的关系，即作者对其他文本的解读和重新建构；第三，作者和合作建构者的关系，即作者根据合作者的提示进行意义建构和改造。对这三个纬度分别分析，笔者认为可以用以下三个概念进行解释：认知产品，即通过作者对读者和其交互文本的解读，使读者成为作者的创造发明的有力工具，而具有很高的认知价值；父本产品，有些过于直白的文字使读者感到厌恶，因为它剥夺了读者推理的机会；建构产品，作者在建构自己意义时，直接或间接地使用其他作者的文本。
2．从阅读和写作中理解教育
建构主义关于阅读和写作的关系的理解，是师师、师材、师生、生生等各种关系的深层剖析，对教学的实践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从阅读和写作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相互关系中，笔者有以下三点体会：
(1)教材及其他教育资源的选择和解释要以解读学生及其交互文本为前提。教育资源是学生用于建构新意义的载体，所以它们和学生的原有的知识结构是否有契合点，是否能进入学生的交互文本，是很重要的。教材编写者或者其他教育资源的选用者应该从学生实际出发，花费精力首先解读学生，熟悉学生的交互文本，这样才不至于导致学生被动地接受，使建构成为被动累加。教学资源不但要在内容深度上与已有知识框架接轨，而且要处处流露学生喜欢和习惯的情景脉络与建构材料。
(2)课程门类的编制及课程实施时应加强学生读写教育。目前来说，笔者认为教育制度中的课程门类与培养读写能力的任务不适应。一方面，在阅读教学中，我们强调的是对文本的解码、理解、鉴赏和评论，而不是用来产生其他文本或建立文本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写作教学常常采用个人论文、记叙文、个人经历等形式，而不是把写作文本建立在别的文本的基础上。教育中的研究报告的写作是个例外，遗憾的是教育中教师常忽视引导学生根据其他文本的阅读进行新文本的意义建构。庆幸的是，现在的超文本计算机环境提供了一定的读写空间。
(3)教师在创造建构空间以外，还要留给学生建构的微环境。根据过于直白的文本对读者心理影响的启示，笔者认为，虽然建构主义者认为教师是情景创造者，但是教师应注意自己的教学设计和语言要留给学生建构微环境的空间，不能剥夺学生的思维空间和推理机会。教学要有利于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也防止学生产生厌恶情绪，认为该学科没有神圣感。
五、建构主义对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相互关系的考察和运用
建构主义认为，认知是一种适应性活动，知识是一种概念和行动纲要，这与生物进化论的适应性观点相似。建构主义者把人类的学习理解为一种整体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的体验包括所有的感知，因此大部分主观学习必然是一种下意识的，也是一种不可控制的活动。从建构主义的这种观点可以看山，它主张学习过程是社会因素和个体心理因素的渗透和顺应。
1．社会因素对心理因素的影响
维果茨基认为，只有了解到心理功能的起源和所经历的转变，才能理解实现心理功能的许多方面。但是他没意识到心理间的机能往往镶嵌于不同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场景中。在参与者努力建构的活动中，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社会实践的选择能力对心理的影响。
第一，从短期观点看，在真实的社会互动中，通过建构中的失败和对已完成建构的否定，参与者可能会放弃、纠正或改变这种建构。
第二，在真实的社会活动中，通过相关人(教师或同学)的暗示或对事物的强调，会引起注意焦点的转移。
第三，从长远观点看，更为直接地说，是通过新的或某些不存在的障碍来影响参与者的建构。
2．心理因素对社会因素的影响
个体参与者的心理活动是社会文化、历史和制度的细胞，它们在某种渠道上是相通的。社会因素对参与者的影响(如以上所述三点)，可以通过心理因素的调适，使其发挥更积极或比较糟糕的作用。
3．课堂中的话语与学习
课堂是个微型社会更是个文本。罗特曼认为，文本具有双重功能：第一个功能是指类似传递的功能，在传递过程中要保证中介符号秩序和结构一致；第二个功能是建立在巴克廷所关注的多种声音或对话的基础上。传统的师生关系决定了师生间的不均衡对话，而文本对心理功能的作用，促进了学生的积极参与。
假定在不同的亚文化群中，会话的方法和目标是不同的，那么很可能将一些学生或老师置于不利的地位。所以从理想角度来讲，研究和理解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历史、制度以及会话方法和目标，不但有利于增强我们对失败的承受力，而且也能提供促进变革的洞察力，还可以促进我们去理解、同化别人谈话中某些观点，给于双方更多进行建构的机会。
六、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要注意全面性
当代建构主义观点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它似乎有着一种倡导错误解释的固有倾向。因此要协调地、全面地使用建构主义中的基本观点，仅仅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考虑学生关于科学现象、概念和原则的观念是不明智的。学生的这些观念是基于先前经验的建构，而先前经验来源很广，可能来自于对现象的感觉体验、日常语言、大众媒体、家庭情境中的对话等等。
建构主义派别较多，虽然事实上所有观点都是极端建构主义的变种，但是每种观点中都有比其他观点更合理的地方。因此，运用建构主义一定要注意观点的全面性，不然会走向偏执和极端。例如建构主义各派别中在潜在认识论中有只重视个体的，有同时重视个体和社会的，也有只重视社会的，并且这种重视又有绝对和相对之分。试图认识和分析每种观点的时候没有必要把它们分为绝对的对或错，而应该在不同的背景下有所偏重。这是个人观点，也许有不妥之处，还有待笔者自己建构内部认识之后再做完善。如果对建构主义了解不够全面可能会出现误导误学现象，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知识作为整体是一个发展的体系，在一定阶段会受社会文化取向的影响。
第二，方法论必须更加缜密和具有反思性。
第三，不仅关注学习者的认知，还要关注学习者对知识的认知、信仰和理解。
第四，对教师的关注，不但包括对教师专业知识和诊断技能，而且也包括教师对专业知识、教学和学习的信仰、概念的个人理解。
第五，虽然不少建构主义者强调真正优秀的教和学是一个批判的过程，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概念的建构对他人的语言和行为进行解释，但是他人具有独立于我们的现实。
第六，从社会建构主义和弱的建构主义受到的启发是应该注重讨论、合作、协商和分享意义，应该适当地相信并批判社会意识的作用，以使个体知识建构最有效，个体认知取得最大可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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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性;情境性;动力系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708(2010)16-0082-02
0 引言
认识论探究人类知识的起源、基础、真理性和辩护。认知科学是哲学认识论的当代延续和扩张,是当代回答长期未解决的认识论问题所做的以经验为基础的努力。
在认知科学的经验研究中,人们对认知和智能的观念经历了两次变革,形成了两代认知科学。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的“认知革命”。这次革命促成了认知科学的诞生。在随后的发展中,认知科学,特别是它的中心学科心理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一个共同的研究范式,即心智的内部状态视为抽象表征水平的逻辑或计算过程。基于表征的计算范式的认知研究被称为“第一代认知科学”。
自“认知革命”之后,认知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转变。观念的转变导致认知研究科学范式的转变。Lakoff和Johnson清楚地描述了这种认知科学范式的转变,分别定义它们为“无身认知科学”(disembodied cognitive)和“具身认知科学”(embodied cognitive)。第一代认知科学伴随Cartesian的方式将大脑皮层抽象推理的功能视作独立于人的身体;第二代认知科学则是以精神和身体、思维和行为、理性和感觉之间紧密的交互作用为特征,其中尤为重视“身体”本身在认知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1 第二代认知科学核心内容
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第二代认知科学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具身性、情境性、认知发展和动力系统四者构成了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观念基础。
1.1 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观点:心智的具身性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embodied” 和“embodiment”这两个词还没形成统一的译法,如“缘身性、具身化、体验性”等。孟伟在纵观国内外各种观点后,尝试把“embodiment”翻译为“缘身性”,对应的“embodied”就是“缘身的”,李恒威等把“embodiment”翻译成“具身化”,他们认为:“从发生和起源的观点看,心智和认知必然以一个在环境中的具体的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为基础,因此,最初的心智和认知是基于身体和涉及身体的,心智始终是具身的心智,而最初的认知则始终与具身结构和活动图式内在关联。”本文将采用李恒威的译法。
心智的具身性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特征。心智的具身性指:心智有赖于身体生理的、神经的结构和活动形式。如果说“活动”实际上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那么也可把心智理解为深植于人身体结构及身体与世界或环境相互作用之中的活动。
目前,语言、情绪等人类高级心理过程的具身性日益受到重视。官群根据具身认知观的逻辑考察了词、句、语篇不同信息加工层面的实验研究进展,证实了人们在语言加工过程中感知、肌肉运动以及其他的经验印痕被激活,支持了语言理解是运动感觉以及其他相关经验的心理模拟过程。沈秋凤等纵观言语产生过程理论研究的现状,结合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认知”的观点和渗透元认知思想的元语言觉知能力,提出了“概念源”原型以及在这个原型驱动下的言语产生过程的理论框架,并能从整体的角度探讨言语产生的过程。丁峻等通过回顾当前具身情绪的认识与研究进展,提出具身情绪的核心理念,使我们开始重视身体在情绪体验过程中的重要性。
然而,兴起于第二代认知科学视域下的具身认知观缺乏普遍认可的神经生理机制及超越现象的全局性解释理论。当前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显示,灵长类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在社会认知的许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据此,丁俊、陈巍讨论了当前认知科学领域一种对具身认知的全新解释框架――具身模仿论。指出镜像神经元系统和具身模仿论通过有效地共享他人动作表征、意义与意图,为认知具身化的合理性奠定了基础,并重新赋予了“身体”在科学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1.2 认知的情境性
第二代认知科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认知的情境性,即它认为所有的认知其实都是情境认知或曰与情境有关的。认知的情境性是对第一代认知科学无身性的批判。第一代认知科学是不讲情境性的,更不可能重视人的认知所处的社会文化“大环境”。第二代认知科学对认知情境性的重视,实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在第一次认知科学内部关于环境作用的争论。这一争论某种意义上是针对物理符号系统假说这一原则的挑战。
1.3 认知是生成的结果
“生成的”(enactive)是瓦雷拉等人在《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这部经典著作中引入的一个概念。认知的生成的(发展的)思想渊源还可追溯到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以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思想是:不仅仅生物的物理机体是符合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而且处于灵长类动物最高点的人类、人们普遍认为的区别于或者高于其他物种的语言、思维、认知甚至于道德等都是进化而来的,进化是一个遵循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连续的序列链,人类的理性和认知也不例外。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在于研究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发展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从这种角度看,认知必然有一个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历史。
1.4 认知的动力系统取向
动力系统取向(approach)将环境中的有机体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将认知发展视为复杂动力系统的变化,是诸多分散和局部相互作用涌现的结果。第二代认知科学相对于第一代而言,其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体现在“动力系统”概念的引入上。“认知是动力系统的”被认为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凸显和成熟的新的认识观点之一。认知的动力系统意指认知不是一个孤立发生于并局限于头脑中的事件,而是一个由多因素构成的系统事件。从最宏观的“身-心理-环境”的关系而言,具身心智的认知活动是与环境相耦合的,动力系统研究这种耦合情况下的认知发展的动力机制。耦合关系是一种元素之间互为因果和相互决定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因果关系。
“我们说认知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个系统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事件,而是包含了脑神经系统在内的复杂的系统事件。”也就是说,认知是认知者与环境的内在的、不可分离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可是,我们如何了解具身认知的实现机制呢?认知的动力系统理论(dyanmic systems theory)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实现的可能性。国内学者丁俊等采用具身动力模型来阐述儿童社会认知的发展。认为具身动力的范畴是具体情境和具体身体的结合,是具备撮合样例能力的范畴。儿童早期的情绪激活、具身体验和经验表象的建构,促使儿童感觉皮层、联合皮层的发育,使得儿童形成表象性体验,成为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基础,具有源头基础性和终身动力性的影响。
2 关于第二代认知科学如何定位问题
第二代认知科学针对第一代认知科学“将人脑电脑化”的不足而提出的“心-身-世界交互作用”的主张。可以说是对经典认知研究(计算主义、联结主义等)框架的一种发展。目前,有研究者对认知科学的进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晓力在研究中指出“涉身哲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的倾向是对西方传统理性观提出修正。”而何静区分了认知观的两种不同进路:一种是温和的具身认知观,它与传统的表征计算基本假设相容;另一种是激进的具身认知观,它挑战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认为心智的表征计算观是错误的。李恒威等认为“既然不同的认知水平共同形成了人的‘统一姿势’,那么我们就不能在两代认知科学之间做非此即彼(either-or)的取舍,而是应该采取克兰西深入分析的‘即-又’(both-and)的综合方法。因为如果不是第一代认知科学家严格地忠于计算思想,那么我们就不会如此深刻地发现:人类的认知方式确实不同于支配了第一代认知科学家思维的冯・诺伊曼(von Neumann)型的序列数字计算机。” 因此,就认知科学研究本身来说,经典认知、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认知观以及其他可能的认知研究框架,将共同构成一幅认知研究的整体图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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