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事业单位财务预算能有效强化事业单位管理，明确管理人员责任。由于我国大部分事业单位收支状况不平衡，单位日常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国家财政资源支持。进行有效的事业单位财务预算，制定资金流动及使用标准，明确财务实施责任制度对于事业单位充分发乎其预算主体能动性及责任强化管理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直接作用于事业单位自身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使有限的财政资源能运用到更多需要的地方，提高了国家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
二、事业单位财务预算存在的问题
1.预算评估不到位
财务预算工作是整个事业单位综合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事业单位全体部门在当前发展要求及战略目标下，综合各种信息资源，汇总给财务预算部门之后得出的合理预算结果。目前大多数事业单位在进行预算前期评估工作时，存在着对当前单位的实际状况考虑片面、不能利用信息科学分析方法对单位目前实际发展状况及战略目标进行全方位深入解析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应归咎于事业单位缺乏相应的专业预算人员、预算技术及完善的预算机构设置，对财务的预算管理工作往往直接分配给财务部门，致使财务部门由于自身工作量及工作能力限制，不能对事业单位财务收支进行合理预算。
2.预算过程中重结果轻管理
在事业单位的财务预算管理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到位及前期准备工作不足，加上预算方法单一等问题，使预算结果的科学性降低，有些预算工作甚至只是为了应付检查工作而进行，其预算结果准确性可想而知。抛开结果准确性问题，预算结果产生以后，对预算的管理工作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由于机构设置的不完善，预算管理也是由财务部门进行管理，专业管理机构设置不完善、预算管理人员配置不到位都使事业单位预算工作丧失了其本身应有的意义。另一反面由于预算管理工作做的不到位，致使本单位资金使用效率及支出情况大受影响，这种影响直接作用于单位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不能使事业单位从根本上解决资金浪费、收支失衡等问题。
3.预算管理执行力度差
预算管理是由事业单位具体发展状况及社会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科学合理的事业单位资金支配方案，是为单位的长期有效发展服务的，其直接影响到事业单位的利益。但是在实际的预算工作中，由于规章制度及各种问题的限制，预算工作的实际执行力度并不理想。部分单位缺乏对资金的流动监管，致使资金短缺现象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单位的正常运作。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预算工作监管机制及预算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在预算管理中出现假账、坏账的问题。事业单位并没有对这种问题作出相应的规章制度与处罚措施，而是任其发展，使预算工作流于形式。
三、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实施要点分析
1.加强预算管理重视度
作为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应清楚的认识到财务预算管理不能只依靠财务部门单独完成，应依靠全体员工共同参与才能使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管理者应对财务预算管理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从实际情况出发，利用各种有效方式调动员工主动性，积极配合预算工作执行。同时应制定相应的制度规范，不断提升预算工作技术水平。作为财务人员来说，应针对单位目前具体状况，综合运用自身专业知识，对财务预算编制进行审议，提出科学、合理、有效并切合事业单位自身实际的建议，增加预算管理工作的可行性。
2.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是财务预算工作进行的前提保障，能有效的促进预算管理工作的顺利执行。事业单位应按照其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具体要求，结合单位自身状况，确保不相容业务的相互分离及岗位职责权限，完善资金使用审批制度，建立起科学有效并切合单位实际的约束机制，使事业单位各项工作处于良好的内部控制之中。通过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细化各个部门之间的资金预算工作，对各个部门的资金流向有一个实时全面的了解，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同时加强对固定资产的盘点清查工作，对日常支出较大的办公设备及工具采购费用进行询价竞标，公开公正的对采购资金进行透明化管理，避免私人牵线搭桥从中牟利的现象发生。最后，对内部控制工作应建立起评价机制，及时发现工作中的缺陷问题，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
3.加强财务预算管理执行力度
在预算管理工作中，应确保预算指标能落实到个人，制定相配套的财务预算执行制度及方法。预算工作进行的同时应有专人进行监督检查，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预算问题及偏差作出及时的调整。预算实施过程中，应明确预算内容及进度安排，禁止超支现象的随意发生，当然预算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实际工作中对预算管理的调整应进行及时申报，经批准后可以进行实施。加强专项资金的使用监管力度，做到专款专用，对于超标配置的事业单位严厉查处，追究相应管理人员的责任。
4.提高人员综合素质
财务预算人员素质的高低不仅关系到预算编制队伍的整体水平，也严重影响到了整个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工作开展的有效性。财务预算人员的综合素质主要包括职业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因此，事业单位应加强财务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从职业道德素质培养和专业技术水平培养量方面入手，使财务预算人员有良好的预算管理重要性认识，保证财务人员能在法律法规及道德规范约束下开展预算管理工作。实现事业单位财务人员整体素质水平的提升，使财务预算管理的顺利开展有良好的人才基础保障。
四、结语
【关键词】突发事件；心理预期；股价
一、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主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也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热点，加之媒体的密集式宣传，使与企业有关的话题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在这些话题中最能引起轰动的是企业各种突发的负面消息。从2001年的美国“安然事件”到中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等，每一次都把企业推到了舆论批评的风口浪尖之上，使企业成为众矢之的。在全面信息化的21世纪这种负面效应会几乎没有滞后的反应到股票市场中，使相关企业的股价在一夜之间就跌到最低点，但这种低谷并不会持续，相反低谷过后大多数相关企业的股价都会经历一个快速的增长期，甚至会超过突发事件之前的股价。如果你在“毒奶粉事件”期间买进了伊利股份，并一直持有到现在，那么这一定是你做的最正确的投资之一，因为它的价格从2008年10月31日的最低6.45元到2010年11月30日一路飙升到46.10元。这种低谷后的上升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大众的心理预期在这一过程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这正是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本文试图用心理预期来解释突然事件过后相关企业的股价从低谷快速上升这一现象，希望本研究的结论能够对企业经营者和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有所启发，能帮助他们更好的应对类似事件。
二、文献综述
1．突发事件与企业。突发事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关于企业突发事件的研究层出不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在突发事件情境下如何与媒体沟通，利用媒体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2）企业各职能部门应如何应对以降低突发事件的影响，如企业财务部门和企业供应链。（3）突发事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试图找出突发事件的不同类型和严重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4）企业各利益相关者行为对有效处理企业突发事件的作用，如员工行为和领导者行为等。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发现虽然关于企业突发事件的研究有很多，但大都是侧重于研究突发事件对企业各方面的影响和如何有效的处理突发事件，而缺乏对突发事件究竟如何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企业绩效的研究。本文试图用心理预期来解释突发事件的作用途径，希望对有关方面的研究有所帮助。
2．心理预期。预期这一心理学命题与经济学的结合由来已久，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预期理论，之后预期理论在经济领域中的得到了快速发展。1941年美国经济学家梅茨勒提出了外推性预期理论，1956年卡根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理论，1961年穆思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理论之后，人们对预期理论的研究更多的体现在对其应用方面。本文试图用预期来解释企业突发事件之后，股价由低谷迅速回升这一现象，是对预期理论的应用，不会对预期理论本身做过多的探讨。
三、理论基础及理论框架
1．突发事件。对于企业突发事件学术界各学者也给出了各自的定义，如袁辛奋等认为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形成危机的事件，是指超越常规，突然的、首次发生，无章可循，关系企业或组织安危，必须马上处理的事件。本研究将企业突发事件界定为由本企业或同行业其他企业内部原因所导致的，对企业造成重大影响的突发性恶性事件。
2．心理预期。心理预期是指经济活动主体为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与经济决策有关不确定因素进行的主观预测。即个体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以过去的知识、经验、习惯为基础，对将来的经济形势、发展速度、物价状况、经济政策等直接影响和制约个体经济行为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因素的一种估计、推测和判断，并对其经济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3．心理预期与股票投资。股票投资指投资者投入资金购买股票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在股票投资的过程中，当投资者认为某种股票的预期收益较高时，就会采取购买行动，从而增加需求，当供给保持不变需求的增加会导致价格的上升，而股票价格的上升又会进一步加强人们对高收益的预期，如此循环会造成股价的不断上升。因此只要有某种因素让投资者对某种股票的未来产生高预期，就会使这种股票的价格在一段时间内产生上涨。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知道，当企业发生突发事件时，短期内投资者会对其股票产生不利预期，使股价在短期内迅速下降，但一段时间后人们会客观的判断突发事件对于企业的影响并对企业的未来进行预期，一旦人们认为企业有能力度过危机，而此时企业股价又处于低谷时期，就会对未来的股价有一个高预期，这种预期形成后就会进入需求的增加，价格的上升，预期的进一步提高这一螺旋式的循环过程。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当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发生突发事件后，人们会对该企业形成积极的预期，从而会使该企业的股价在突发事件后产生迅速上升的现象。并初步提出了初步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框架
四、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单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因为单案例研究能够保证案例研究的深度并能更好地了解案例的背景，能够帮我们更好的解释和验证心理预期在企业突发事件之后股价回升中的作用。同时单案例研究相对更容易控制，可以为以后的多案例研究奠定基础。我们需要用单案例研究来解释和验证所提出的理论。
关键词：经济法；控权法；权力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1
19世纪，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全能政府”开始向“守夜人”[1]方向发展，经济法理论开始形成。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同期，罗斯福新政开创了资本主义经济政府干预模式，而为限制政府权力，经济法学进入控权时代。与西方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具有特殊性，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有关。而从计划经济向改革开放变更的过程中，经济法也应实现有“市场调节”向“权力控制”的转变。但目前，我国经济法学在权力控制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以此为视角，分析我国经济法的控权困境并提出问题解决路径。
一、新时期经济法困境分析
我国新时期经济法困境主要变现为控权能力不足，具体可分析两方面，一方面：经济法学缺乏相应的控权理论；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缺乏关于相应控权制度配套措施的研究。
从控权理论角度分析。经济法控权理论的核心在于明确权力内涵与边界。而我国经济法由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原因导致经济法缺乏相应控权理论。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为建立其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同时由于政府完全干预，使得经济法缺乏控权空间。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依据特殊国情逐步建立其市场经济制度，而由于发展环境特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采用了与西方“自然形成”相反的“顶层设计”模式。这使得经济法在一段时期内受困于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能发挥其控权的能力。因而，我国经济法自建立起，其主要职能变为市场干预，其制度设计也以市场干预为主，缺乏相应控权理论。而随着我国逐步进行政府智能改革，构建“有限政府”。学术界也开始了关于经济法控权理论的讨论，形成了以市场自由调节为主要观点的“市场派”与政府干预，设定权限，进行监督的“政府派”[2]。目前，学术界未能就控权理论达成一致。而依据不同的学术理论将设计不同制度成果，因而目前我国未能建立其相应制度。综上，我国经济法缺乏相应控权理论。
从控权配套措施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法学缺乏关于控权制度相应配套措施的研究。具体表现为：缺乏控权实施机构的相关研究、缺乏控权监督机构的相关研究、缺乏关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域联合控权的研究。笔者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为缺乏相应的实践支撑，我国经济法缺乏控权经验，司法实践中缺乏相应案例可用于理论分析。因而理论界无法做出有效实证分析，从而o法对上述实证与类实证问题做出分析。第二为我国法律具有特殊性，我国法律的法理学基础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法治理念，我国的法治理念体现出我国特殊国情。因而，西方配套措施建设经验只能起到参考作用，无法形成有效支撑。
二、新时期经济法学困境解决路径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经济法学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为“控权困境”。而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
从控权理论缺失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应结合目前发展趋势建构经济法发展理论。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型处于深化改革阶段。因而，经济法学控权理论应从主体与权限两方面进行明确规制。首先应明确干预主体。针对行政权力分散干预市场的情况进行整合。其次应明确干预权限。在明确干预主体的前提下，应针对不同干预主体做出规范，明确不同干预主体的干预权限。
从控权配套措施角度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需遵守法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即法律实施的有效性应来源于其对法律实践经验的遵从性。因而，笔者认为建构有效的配套措施应从理论与时间两方面入手。理论方面可结合我国其他部门法经验构建经济法学控权配套措施。其可行性依据在于：法律小前提的客观性使其可以被不同法律从不同视角进行解读。因而经济法学也可对行政法领域内的控权问题进行干预。同时为验证理论假设的可行性，国家可通过设立试点的方式获得实践经验，为理论发展提供有效支持。而需要说明的是：区域实践具有区域特殊性。因而在分析实践经验时应充分考虑区域特殊性问题。
三、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新时期经济法在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综合分析控权理论缺失与控权配套措施缺失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界定干预权限与界定干预主义的解决路径，为经济法在控权领域的发展做出理论贡献。
参考文献：
[1]雷玉红.新时期生态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研究[J].中国商论，2016（8）：178-180.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评析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6)04-0007-04
一、理性预期学派及其货币政策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干预政策受到质疑，理性预期学派应时而生。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首先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思想，他认为“理性预期”是指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由于相同的信息背景，趋向于一致的预期结果。随后萨金特、华莱士、巴罗等人也相继，系统阐述理性预期问题，而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无疑是该学派的核心，他在1970年发表了《预期与货币中性》的文章，由于卢卡斯的杰出贡献，理性预期学派最终自成一家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由于人是理性的人，为了避免损失和谋取最大利益，会设法利用一切可以取得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状况作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并会对政策形成合理的预期，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来抵消这种政策的影响。理性预期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假定，即人都是理性的人，他们能够在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对经济变动作出明智的反应。根据约翰・穆思的定义，有理性的人在形成经济变量的预期时，会充分利用同决定该变量有关的所有可获得的信息，由于经济活动的当事人总能预期到政策行为及其后果，政策将归于无效。
卢卡斯在阐述他的理性预期理论做了如下理论推理：（1）信息的有限性对于公众或政府是同等的，政府在信息占有上并不比公众有什么优势，相反，由于公众长期的经验（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使得公众在信息的占有上似乎比政府更胜一筹。同时，由于政府决策的特性决定了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能使用完全的信息（尽管政府占有完全的信息），而公众却会使用所能获取的全部信息和经济理论。（2）价格与工资具有足够的伸缩性，从而能保证包括劳动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不断结清，这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的。既然如此，政府的任何经济政策都不可能改变失业率等于自然率的状况，因此，市场机制完全可以代替政府的政策措施，或者干脆说，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
理性预期理论提出了政策无效论，认为政府的干预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不能实行干预的措施。此外理性预期理论提倡“中性货币”，认为联邦储备当局的货币行为不能控制实际利率，也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实际的经济变量。一旦人们意识到利率下降是政府增加货币供给的结果，人们会在货币增加之初要求增加工资，这样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不会滞后，甚至与产成品的价格同步。由于人们对央行的货币政策有充分的理性预期，央行的收缩或者扩张性货币政策将趋于无效，货币中性是最佳选择。
二、理性预期学派货币政策的积极意义
可以说相对于凯恩斯主义而言，理性预期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更接近现实。首先，该理论提出了理性预期的观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学家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的观点，认为预期仅仅是由过去的经验所形成的，当以往的数据发生变化时，预期的变化将随时间缓慢地发生。但适应性预期是证明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形成了对一个变量的预期，所利用的信息超过该单个变量过去的数据。人们的预期要受到现在或者过去的信息的影响，一旦新的信息出现，人们会及时调整其预期，这就是理性预期。理性预期学派大量运用数学知识,经济学与数学的大量结合使得经济学更完整地反映了现实经济。
其次，其提出了人们的预期能够影响经济行为，这与事实是吻合的。经济的运行既受宏观政策的影响，而人们的预期也将改变其经济行为并影响到投资、消费等领域，对未来的判断将决定人们当前的行为，当前的行为也将影响到政策效应，如果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的同时不考虑到预期的影响，则很可能使得政策实施趋于无效。不考虑预期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的分析是片面的。
第三，实证研究也对理性预期有较强支持。在有效市场理论上，一种证券的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知的信息。实证研究表明，根据一组投资顾问或互助基金买卖股票的建议而选出的股票与整个市场进行比较，这种投资效果与“投掷飞镖”选择证券的效果相同。对互助基金的业绩跟踪也显示，如果将一个时期表现最好的基金与随后的任一个时期相比较，则业绩好的互助基金在后一时期并未超越整个市场。以S&P指数为例，很难有基金的业绩能够持续长期超越S&P指数。
此外，该理论提出的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崇尚“无为而治”的观点也在现实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无论是何种经济政策，在实际中会遇到“时滞”的影响。首先是认识时滞。从事实的发生到认识到该事件的存在有一个过程。其次，有一个决策时滞。提出一项决策到最后该决策成为法律有一个过程。最后，政策在实施中有一个影响时滞。政策的推出到对经济的影响需要一个过程，而由于这3种时滞的存在，一种经济现象在发生到施加政策影响往往需要较长的过程，而由于时滞的存在，有可能在政策执行时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这往往会导致相反效果的出现。从“时滞”角度而言， “无为而治”的政策也许是最适当的政策。
理性预期理论要求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到预期对于政策的影响，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制定者不仅应看到政策效应的静态效应更要看到理性预期对于政策的对冲效应。这将有助于管理层提高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理性预期理论以及其政策主张在得到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挑战。
三、对理性预期学派货币政策的批评
对理性预期理论的批评和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对于假设的批评
理性预期理论的假设前提之一是人都是“理性人”，可以对未来作出理性的判断，并依据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经济学家西蒙基于经济行为人自身信息的非完全性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提出了“有限理性”假定：他认为个体决策者只有有限理性，只能追求较满意的目标。近几十年来，大量证据显示人的情绪、性格和感觉等主观心理因素会对行为人的决策构成重要的影响，而理性预期无法对个体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进行有效描述。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每一个现实的投资者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人，其决策行为不仅制约于外部环境，更会受到自身固有的各种认知偏差的影响。投资者出现的各种认知偏差可以归因于以下心理因素：启发式简化、自我欺骗和情感性判断。其中，启发式简化又包括显著性和适用性效应、框架效应、心理账户等。自我欺骗则可以解释过度自信、自我归因偏差、认知失谐等。情感性判断则可以用来解释时间偏好和自我控制等效应。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表明人并非完全是“理性人”，一些以前成功或者失败的经历将影响当前或者以后的决策。也就是说,人们在投资、决策时并非完全依赖理性的判断，这样，理性预期最重要的假设前提是否成立很值得商榷。如果“理性人”假设无法成立，则该理论的前提基础将受到冲击。
2. 金融市场并非完全有效
法玛1965年在题为《股票市场价格的行为》中给出有效金融市场的定义：有效金融市场是指这样的市场，其中的证券价格的变化总是可以充分地体现信息变化的影响，该假说也称为“有效市场假说”。法玛在文中计算出序列残差的相关系数接近于零，这说明历史上的价格信息提供非常少的可用于获取超额收益的信息。根据信息集的不同,有效的市场可分为弱型市场、半强型市场、强型市场。从理性预期理论的假定以及政策中可以看出，理性预期下的市场环境类似于强型效率市场。但实证表明，现实的市场并非完全是有效的市场，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市场中能够达到“弱型有效”，但要达到“强型效率”市场几乎不可能。
以我国证券市场为例，俞乔（1994）证明中国股市的股价变动存在很强的序列相关性，是非有效市场。吴世农（1996）证明我国股市尚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弱型效率。而陈小悦（1997）则认为深圳股市1991年已达到弱型效率，而上海股市1993年以前不能通过弱型效率检验，1993年以后可以认为上海股市实现弱型效率。虽然目前对于我国证券市场已经进入“弱式有效”仍有较大分歧，但实证研究均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并未进入“半强型效率”。而达到“强型效率”更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总体而言，信息在市场中的传播有一个过程，信息不会迅速而无差异地在价格上得到充分体现。而市场如果未能达到强型效率市场，则表明信息在市场中的传递是有摩擦的，或者市场并非完全有效率的。在此前提下，理性预期的政策效应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3. 信息不对称导致理性预期难以奏效
首先，信息在人群中的分布不均匀。根据科斯的交易费用论，为了获取交易所需要的信息是需要支付交易成本的，信息的获得并不是免费的，而每个人对于信息所支付的费用是不同的。由于资金实力的差异，在信息费用支出方面也存在很大不同，这就导致了信息传递中存在很大的偏差。此外，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接受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每个人或组织所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理解能力不同、信息传递路径不同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导致信息分布并不均匀，一些信息会发生疏漏、偏差或者错误，这就导致每一个人的决策依据不同，因而难以形成稳定的合理的理性判断。
最后，从实际经验来看,理性预期学派提倡的“货币中性”政策在长期来看是正确的，但经验以及实践均显示一些相关时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有明显的效果。如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对于收缩货币以及稳定物价其政策效应是极为明显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表明，萨伊定律倡导的“供给能够创造自身的需求”并不符合现实，自由主义的经济放任政策最后给经济带来的往往是灾难而不是福音。我们并不能因为从长期来看保持货币中性政策而忽略短期政策的有效性。当然，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也给管理层制定经济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策制定者要充分考虑到经济主体对于政策的反应并及时对政策进行调整。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参考文献：
[1]安德瑞・史莱佛.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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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小悦，陈晓，顾斌.中国股市弱型效率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7,(9).
[4]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5]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6]吴世农.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分析[J].经济研究，1996，(4).
[7]俞乔.市场有效性、周期异常与股价波动[J].经济研究,1994,(9).
【关键词】 高校财务； 预算管理； 乔春华
中图分类号：F8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1-0124-03
乔春华教授长期从事高校财务管理领域的实践与研究，既是高校财务管理的资深实践者，也是高校财务管理的知名研究专家。在实践方面，曾担任高校的财务处长和分管财务的副校长；在理论研究方面，专注于高校财务管理的研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并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20年前，他意识到预算管理在高校财务管理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系列的理论研究成果。2013年，乔春华教授重要著作《高校预算管理研究》的出版，是高校预算管理领域的丰碑性事件，标志着高校预算管理理论及其体系的形成。这部著作是长期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结晶，弥补了我国该研究领域的不足，对该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引领、推动与指导作用。
一、《高校预算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该著作主要对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回答：高校预算是什么？高校预算管理的目标应该是什么？高校预算管理应该做什么，如何做？
第一，高校预算是什么？乔春华在对前人预算的定义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分析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预算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专门给高校预算下了定义，认为它是高校按照法定程序经学校领导班子集体审议通过后在一定期间资源配置的收支计划，同时又是控制过程，其收支活动制约着高校活动的范围和方向。此外，还提出了好的预算的标准，即科学、精细、合法、民主、完整、与中长期规划相适应、执行质量高、透明等。
第二，高校预算管理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乔春华认为高校预算管理的目标包括合规性和效率性，首先要保证合规性，其次在合规的前提下促进具体项目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性，以保障战略目标和年度事业目标的实现。预算是实现高校战略目标的工具，预算管理的目标应服从高校的战略目标。
第三，高校预算管理应该做什么，如何做？预算管理的内容包括预算编制、预算审查批准、预算执行、预算调整、预算分析、预算考评、预算监督等方面。至于如何做，乔春华结合实践对如何做好预算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做了大量的探讨，从预算部门设置、预算权力分配、中长期预算的编制、专门与详细预算的制定、预算方法的改进、预算公开的推进、预算执行的强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思考，提出了成体系的预算管理策略。并提出好的预算管理的标准，即依法进行、根据预算目标进行、符合治理机制、符合内部控制、能够考核绩效、能够保证财务可持续、能够提高财务竞争力等。
二、《高校预算管理研究》的理论核心与内涵
乔春华在高校预算管理领域做了长期的探索与研究，《高校预算管理研究》所构建的理论全面涵盖了高校预算及其管理的概念、目标、内容、程序、方法等方面，为新形势下高校做好预算管理工作提供了全新的理念、思路与方法。整个理论体系主线清晰、核心突出、内涵丰富。
对高校预算本质的认识是著作的核心。近年来，高校预算管理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对预算的本质在认识上存在误区，没有能够准确把握预算的概念与功能。乔春华紧紧抓住问题的要害，从理清高校预算管理的概念入手，为构建其理论体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高校预算的本质到底是什么？2012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明确规定，高等学校预算是高等学校根据事业发展目标和计划编制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实务界普遍片面、机械、僵化地理解了财政部、教育部的规定，片面强调高校预算就是年度财务收支计划，而忽视了这个年度财务收支计划要根据事业发展目标和计划来编制。
预算在本质上是配置资源的手段。组织之所以要编制预算，是要根据发展战略的需要，把资源配置到合适的地方，既满足短期运行的需要，又考虑长期竞争力的提升，以实现资源配置长期效果与短期效率的平衡。因此，好的预算应是兼顾长远发展与短期运行的，应包括中长期的预算和年度收支预算。高校实际操作中基本没有编制中长期预算，年度收支计划也基本没有考虑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预算必然带来很多的问题，如预算成为了部门间争夺资源的工具、高校向上级争取拨款的工具、资金供给的结构性失衡等。所以，科学地给高校预算下一个定义，合理界定预算的功能，是改进高校预算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乔春华在整个理论体系中，首先做的是在梳理理论的基础上，对预算的定义重新界定，明确预算不仅是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它是一个蓝图、一种预测与评价、一个过程，他将年度改为一定时期，将对长期战略的考虑明确纳入概念之中，这种具有奠基石作用的概念让整个理论体系变得十分稳固。
预算的生命力在于与战略相匹配。高校强化预算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以更好地实现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我国高校可利用的资源与所肩负的使命相比是相对不足的，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识预算管理，在合规的前提下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和效率。有了战略的引导，有助于看清学校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抓住主要矛盾、关键环节，有助于紧紧围绕最核心的目标配置资源。舍弃是战略的精髓，高校的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集中资源于最重要的学科与方向。有了战略的引导，有助于让有限的资源效用最大化，更有助于高校长远竞争力的提升。
三、《高校预算管理研究》的主要贡献
乔春华是我国高校预算管理学术领域重要的开拓者，其重要著作《高校预算管理研究》是该领域的奠基之作，它对高校预算管理作了最全面、最前沿的论述，其高校预算管理理论是国内第一个将高校预算管理体系化、学说化的理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投入数量都很庞大，亟须提升预算管理水平，但预算管理的研究比较滞后，缺乏预算理论的指导。乔春华的研究在高校预算管理领域无论是理论构建还是实践指导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理论构建方面担当了拓荒者的角色，他的工作可能会促进该领域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其研究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界定了高校预算。对预算本质认识的误区是造成很多问题的根源，乔春华对这个最本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思考，但他的这个思考不是凭空的想当然，而是从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视角，以相关学科的理论为基础，多角度地对高校预算的本质进行学理性的分析，提高了其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含量。
第二，对高校预算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乔春华系统分析了我国高校预算管理存在的10大问题，他的分析全面、透彻，突出了理论支撑、系统理念，注重从根源上发现原因、寻找对策，为我们研究、分析、提炼、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示范。
第三，为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理念与命题。乔春华在研究中第一次提出了高校预算除了资源配置、控制、管理职能外，还具有治理职能；第一次提出预算学应成为独立学科；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高校经费科学化与精细化管理；第一次区分了高校绩效预算与预算绩效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既表明他今后的研究方向，也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作为一种探索，乔春华的高校预算管理理论还相当年轻，肯定有许多不成熟甚至不恰当的地方，但这并不影响他学术研究的价值，相反说明我们需要在该领域作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四、《高校预算管理研究》的启示
（一）对理论研究的启示
第一，要做到“顶天立地”。乔春华的研究主题来源于高校预算管理实践，得益于长期的财务管理实践、敏锐的观察、丰富的交流，他的理论命题提出是问题导向的，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是接“地气”的，做到了“实践立地”。但对于实际问题的分析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理，注重前人最新研究成果的运用，注重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角度学理的分析，不仅站在当前理论研究的前沿，而且大胆预测未来发展及应该努力的方向。
第二，要勇于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力，学术研究源于实践，又应高于实践，理论研究的成果应能比现有理论更好地解释、指导实践，这就要求研究者既立足于实践，又跳出实践来看实践，要敢于总结、思考高校预算管理研究中的经验与问题，敢于对常规、惯例、体制等提出疑问，而不应受现实的束缚。如前所述，新《高等学校财务制度》明确规定了高校预算是一种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实践中绝大多数高校也严格执行了，基本上没有编制财务收支计划以外的中长期预算，应该说从制度到执行都没有什么问题。但乔春华没有被其束缚手脚，而是从预算的本质出发，认为应编制中长期预算，而且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应和高校发展战略相适应。他的研究没有局限于规定，而且创造性地理解规定的精神实质或者应具备的精神实质，拓展了高校预算的内涵与外延，有助于推动政府部门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
第三，注重多学科的交叉。乔春华之所以能将高校预算及其管理阐述得如此深刻，得益于他跨学科的视野，他没有局限于仅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认识高校预算，而是从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讨论高校预算问题，甚至第一次大胆提出了预算管理不属于财务管理的范畴，预算学应成为独立的学科。无论他的这个观点是否正确，都会引起学者们更深入的思考、讨论和研究，会有助于理论的创新。
（二）对高校预算管理实践的启示
第一，要从战略的高度考虑预算管理问题。高校预算管理是为战略目标服务的，有了战略角度的全局思考，高校才能将有限的资源放到最需要或最能发挥效用的地方，在预算中也才能坚持“舍弃”精神，更好地围绕长远核心竞争力提升配置资源。从战略的高度考虑高校预算，要正确处理好预算与战略管理的关系，将两种管理相互融合，在战略管理中融入预算管理，将中长期预算的编制纳入高校战略规划，同时在预算管理中融入战略管理，不仅考虑中长期预算与战略的对接问题，还要明确年度预算是如何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让战略思想在预算的编制中显性化。
第二，要正确处理合规性与效率性的关系。高校预算管理首先要合规，这是前提，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合规性与效率性应该是不矛盾的，对好的法规与政策来说，严格执行本身就意味着会出现好的结果，但现实中法规与政策滞后于现实需要是很正常的现象，这就要求高校能创造性地执行相关规定和政策。所谓创造性执行，就是不要机械、僵化、片面地理解相关规定，既要遵守法规，又要具备“法不禁止即可尝试”的开拓性的理念。《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规定预算是年度财务收支计划，高校必须严格执行，但并不影响高校编制中长期预算，更不影响在年度预算编制中考虑发展战略的需要。
第三，高校预算管理要有系统思维。高校预算管理是财务管理的组成部分，但不能仅从财务的角度来思考预算管理问题，预算不仅仅是财务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管理问题、战略问题、政治问题，预算管理中的许多问题背后都有深层次的原因，要解决它就不能就事论事。现在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沦为高校向上级争取拨款的工具、高校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争取资金的工具，在预算的编制上单一使用“增量预算法”与普遍上报“松弛预算”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预算问题，实际上是战略问题、治理问题，解决起来需要有系统思维，采取综合性的措施。作为政府管理层，应考虑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作为高校，要强化战略为导向的预算编制，推进全员、全过程、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要从上到下，从顶层设计到高校治理，再到预算管理，从制度设计上消除不合理利益争夺与不切实际乱报预算的动机与土壤。
【参考文献】
[1] 乔春华.高校预算管理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
[2] 乔春华.我国高校预算存在10大问题的理论思考[J].教育财会研究，2013（4）：30-37.
[3] 乔春华.论高校预算的政治视角[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68-72.
关键词：功能主义；直译；忠实；信息
一 功能派翻译理论
1 德国功能主义
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赖斯（kreiss），费米尔（hj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学者提出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该理论以翻译行为的目的作为理论核心，将研究的焦点由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转移到译文所产生的预期效果［1］，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作为功能派的创始人，德国学者赖斯于1971年率先提出将文本功能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通过分析原文与译文在功能方面的关系，来完成对翻译行为的评定。由于当时赖斯的理论仍是以等值理论为基础的，是一种相对较灵活的对等，因此这种功能方面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原文与译文的功能等值。
而赖斯的学生费米尔奉行功能派的观点，阐发“译文功能论”的概念，提出了目的论（skopostheory）这一功能派的主要理论，指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当考虑的不是译文与原文的贴切程度，而是译文在目标语这个特定环境下预期达到的某种或某几种效果。而后德国学者诺德又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提出“功能+忠诚”［2］的概念，认为“翻译是创作出一种具备某种特定功能的目标语文本。该文本与原文的关系，应当根据目标语环境下的预期功能或某种特定要求加以明确”［3］。从这里可以看到，诺德认为译文虽然需要“忠诚”，但却不一定是原文的刻板再现，而是可以根据某些要求加以改变的。译者需要处理自己同原文作者，读者乃至出版社书商等之间为明确译文预期效果而相互作用的人际关系，从而突现译文的某种特定目的。
2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独特性
从这里可以看到功能派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翻译活动的焦点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不再纠缠于文词句段等字面处理手段，而是着眼于如何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或是实现翻译发起方（initiator）对译文效果的特定要求［4］。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特定的预期效果决定了译文的处理手段。根据功能派的理论，原文是译者为达到预期功能所使用的信息源之一，不再具有唯一的决定性意义，而应当服从服务于预期功能；但削弱原文绝对性的工作并不是无限发挥的——功能派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原文功能与预期设定功能在宏观上存在一致性的特点上，即预期功能无论怎样变化，也不会完全背离原文所体现的初始功能，于是翻译活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就有了足够的保证，这也是诺德提出“功能+忠诚”的原因所在。不过这种尺度的把握同样也是争议的焦点：如果保证“忠诚”？如果不最大程度地忠实原文反而根据功能对原文进行调整，又何来准确有效的译文？
二 有争议的“直议”
那么，究竟为什么翻译要忠实原文，又当以怎样的形式来进行“忠实的直译”呢？理清这个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功能性翻译策略与再创作的本质区别，认清功能派理论与直译的辩证关系。
1 早期直译理论发展
忠实，就是准确翻译，就是“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5］。这是直译理论一个比较公认的概念。但如何做到？围绕这一问题却存在着千百年的争议。
早期的直译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就是以希腊语翻译《圣经•旧约》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在宗教观念的影响下，所谓的翻译就必须是逐字逐句地对应，强调的是原作的绝对尊崇地位，译者没有权力进行修改，任何照顾读者理解的处理都被认为是叛道离经，是不可容忍的。这种翻译理念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虽然这种观点只是翻译理论发展初期的阶段，但直到近现代仍有相当多的支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当属鲁迅和前苏联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iadimir nabokov）。鲁迅主张“宁信不顺”，宣称宁可因译文不通顺而令读者“痛苦”，也不改原作原貌［6］，因而也留下了后人存疑诘难的空间；而纳博科夫主张绝对精确地制作复制原作，主张宁可用注释来解释，也要保存译作与原作间高度的形似，甚至在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全文1200页，但译文仅有228页，其余的全是注释。极端的结果就是矫枉过正，乔治•斯坦纳和劳伦•g•莱顿都曾撰文批评称这是极不现实的做法［7］，因为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否认翻译的存在，即认为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复制原文；而否认翻译，虽然未必就一定是假命题，但经验主义并不能作为科学验证的依据，在人们真正了解语言了解翻译之前，这么做无疑是比较武断的。
2 近代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而实质上，这种早期的翻译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死译”。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曾在区分翻译类别时，明确指出了直译与死译的界限（literary translation vs interlinear translation）：他认为直译中，目标语文本放弃了源文本的语法形式，而保留了源文本词语的意义；而死译则是同时复制源文本的形式与内容，于是目标语文本自身的语法结构也遭到破坏，就很难承担交际的责任了［8］。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语言的使用场合，也就是有没有根据目标语的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
而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又为直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不再拘泥于词句等形式上的简单对应，转而开始认识到潜藏在形式之下的内容的重要性，研究“深层结构”。这种理念认为不同话言虽然形式各异，却应当存在更高层次的普遍意义，一种超越语言这种表层载体而为所有人理解的深层“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形式的转化，体现成为各种可以理解的语言［9］；而反其道行之，就是翻译。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很多，而真正的支柱却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这种意见更多地强调“功能对等”，取代传统的形式对等，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但遗憾的是，这种理论的视角是对内而非对外的，虽然不断精研内在语义结构，却没有办法看到外在因素对意义的影响，道路难免会越走越窄。［10］
尽管如此，但直译理论在坚持原文这个目标上却一直是最彻底的，面且其相对精确性也位列各类翻译策略之冠。虽然由狭义的假直译（死译）发展到广义的真直译，忠实的标准及内容不停地经因着变化与修订，但忠实原文，准确把握原文意思，却是始终也没有改变过。林语堂先生说过：“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成的语意。”［11］。忠实原文，所忠实的应当而且必须是原文原意，而问题仅仅是出对“忠实”标准坚持程度上的差别。
三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直译特质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坚持“直译”的
本意其实就是为了更加全面而准确地传递信息，使读者能够在较少干扰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获取“源信息”。直译的“直”主要是指坚持信息的真实度，而在文本的具体处理形式上则渐渐开始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而这种尝试也正是功能派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功能派与直译也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
1 功能、解码与信息真实
功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文本作者在特定的语域背景及特定的语境下，预期自己的作品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在这里，语域背景成为解读作品，实现作品价值所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想完整地通过译作在目标语语域背景下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还是想通过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实现某种特定的功能，语域背景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源语文本。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在文本信息编码的过程中，传递信息的方式，乃至解读这种信息的背景知识，都将走完整解码信息所不可或缺的，或者说，这些也是信息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要素，而仅仅是将文本的意义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姑且假定这一步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没有潜在的语境来进行二次解码，作品仍是不知所云的，因此这样的翻译活动就是没有意义的。 功能派认为，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必须考虑预期功能，这实际上就是将那些被传统意义上死译理论者所忽视的背景，视作与原文文本同等显要的要素，将其视为构成完整信息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解码原文时，就完整地考虑文本信息在特定背景下所能够表达的“真实”信息，并在编码时，将完整表达信息视作翻译的最优先目标，在翻译时从目标语语域背景出发，将该背景下所缺乏的要素实体化，以文字的形式直接表达，或是将冗余要素剥离，删除多余的信息，目的就是达到一致的效果，奈达对此虽有论述，但他对此的认识是“黑箱”式的，即不明述具体的中间过程，只表述最终的结果，这虽然是翻译认识上的进步，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而功能派则提出了相对明确的处理原则，以形式上的背离来换取信息按收的真实，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破坏原意，反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多地保留了原意。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准确”，其实也正符合了直译理论的目标。
2 “功能”，灵活的直译
功能派所阐述“目的”“功能” 的理论，往往做出读为乱译，理由是功能派理论褫夺了原文的绝对化地位，而只将之视为比较主要而非唯一的信息源，更多地强调译文的“目的”以及目标语的语境，因此与其说是翻译，倒不如说是再创作。但这样做的理由，都是为了更完整而准确地传递信息，牺牲形式进而保留意义，这又何尝不是传递“真实信息”的翻译，何尝不是“直译”呢？
功能派的翻译活动同样是在源信息的基础上加以处理，也并没有背离信息准确性的原则，更不是肆意地自由发挥，仍然是固守翻译的种种策略，即使是最“自由”的“发起人决定目的”式的策略，仍然是要以源信息为依据的——毕竟“功能”仍是翻译策略之一，与再创作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种处理的结果，其实无不符合“直译”的标准，因为它真正地做到了广义上的“忠实”，不是忠实了原文的文本，而是忠于作者原本的意图，或是意图之一。换言之，完全有理由将功能派的翻译策略视为直译的一种变体。
3 忠实的“原意”
而另一方面、功能派理论中发起人（initiator）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则是另一处争议较大的地方，因为发起人对原文的期待也许并非原文所要表达的本意，那么在发起人预期目标的影响下，翻译未必能够达到“直译”的标准。
而事实上，发起人也是原文作者的预期对象，他对原文的预期，也不可能超越原文预期功能。而功能派的处理策略，则能够动态地分析种种可能的目的，从中提取更有针对性的某种或某几种目的，进而以译者兼读者的身份，更好地解读原文的功能。也就是说，发起人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化而非削弱或是取消了原文的预期效果，因而也是以另一种形式地支持着原文原意，自然也无法将之剔除于“忠实”这个看似严格实则弹性的标准之外。也就是说，这种处理应当并且有理由归于广义的“直译”范畴之内。
无论是手段还是目标，功能派事实上并没有背离翻译标准中的忠实原则。虽然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形式，但却是以牺牲形式为代价换取信息的忠实，这种做法不但在效果上远远优于传统意义上的直译策略，而且究其实质，根本就没有摈弃直译理论中的种种理念，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忠实，也是当之无愧的直译。
四 结论
由于突现理论创新的缘故，功能理论在阐释时过多地强调了翻译的目的性，削弱原作对译文的决定性作用，于是往往被误读为背离直译的忠实标准，也造成了自己在理论上的尴尬处境。但事实上，当深入研究功能派翻译理论之后，人们会发现功能派的这种翻译理论，其实不过是对直译系统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无论是从信息内容角度还是文本预期功能角度，功能派理论都是在忠实地围绕着源语文本进行更为合理的处理——只不过这种处理方式与传统观念在形式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因而误读的情况才屡屡发生。究其实质，“功能”和直译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否认功能派理论中的直译因素，不但是对功能理论的误解，也是对直译标准乃至整体翻译理论的误解。不同功能类型的文本在与原文近似度方面的差别，是哲学概念中“量”的差别，是译者根据具体翻译要求加工信息时所作处理的差别，是从属于直译标准这个宏观体系的，而绝非“质”的差别。刻意地将功能派中的直译成分剥离，否认功能理论的直译特征，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不符合翻译实践的。只有进一步摈弃传统的语法式的翻译思想的束缚，把握“功能”的真正目标，才能在翻译实践领域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仲伟合，钟钰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3），47-49
［2］ nord,c & katharina reiss (1997)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m］manchster:stjeromepublishing
［3］ nord,c(1991)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theory,methodology,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m］amsterdam:john benjaminspublishingpp28
［4］ schaffner,c(1998)(ed)translation and norms［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5］ 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7
［6］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9］ 李和庆，黄皓，薄振杰西方翻译研究方法论：70
年代以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 方克平论翻译中的矛盾：忠实、科学与艺术［j］中国翻译，1999（6），6-9
关键词：功能主义；直译；忠实；信息
一功能派翻译理论
1德国功能主义
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赖斯（KReiss），费米尔（HJ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Nord）等学者提出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该理论以翻译行为的目的作为理论核心，将研究的焦点由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转移到译文所产生的预期效果［1］，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作为功能派的创始人，德国学者赖斯于1971年率先提出将文本功能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通过分析原文与译文在功能方面的关系，来完成对翻译行为的评定。由于当时赖斯的理论仍是以等值理论为基础的，是一种相对较灵活的对等，因此这种功能方面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原文与译文的功能等值。
而赖斯的学生费米尔奉行功能派的观点，阐发“译文功能论”的概念，提出了目的论（skopostheory）这一功能派的主要理论，指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当考虑的不是译文与原文的贴切程度，而是译文在目标语这个特定环境下预期达到的某种或某几种效果。而后德国学者诺德又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提出“功能+忠诚”［2］的概念，认为“翻译是创作出一种具备某种特定功能的目标语文本。该文本与原文的关系，应当根据目标语环境下的预期功能或某种特定要求加以明确”［3］。从这里可以看到，诺德认为译文虽然需要“忠诚”，但却不一定是原文的刻板再现，而是可以根据某些要求加以改变的。译者需要处理自己同原文作者，读者乃至出版社书商等之间为明确译文预期效果而相互作用的人际关系，从而突现译文的某种特定目的。
2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独特性
从这里可以看到功能派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翻译活动的焦点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不再纠缠于文词句段等字面处理手段，而是着眼于如何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或是实现翻译发起方（initiator）对译文效果的特定要求［4］。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特定的预期效果决定了译文的处理手段。根据功能派的理论，原文是译者为达到预期功能所使用的信息源之一，不再具有唯一的决定性意义，而应当服从服务于预期功能；但削弱原文绝对性的工作并不是无限发挥的——功能派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原文功能与预期设定功能在宏观上存在一致性的特点上，即预期功能无论怎样变化，也不会完全背离原文所体现的初始功能，于是翻译活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就有了足够的保证，这也是诺德提出“功能+忠诚”的原因所在。不过这种尺度的把握同样也是争议的焦点：如果保证“忠诚”？如果不最大程度地忠实原文反而根据功能对原文进行调整，又何来准确有效的译文？
二有争议的“直议”
那么，究竟为什么翻译要忠实原文，又当以怎样的形式来进行“忠实的直译”呢？理清这个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功能性翻译策略与再创作的本质区别，认清功能派理论与直译的辩证关系。
1早期直译理论发展
忠实，就是准确翻译，就是“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5］。这是直译理论一个比较公认的概念。但如何做到？围绕这一问题却存在着千百年的争议。
早期的直译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就是以希腊语翻译《圣经•旧约》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在宗教观念的影响下，所谓的翻译就必须是逐字逐句地对应，强调的是原作的绝对尊崇地位，译者没有权力进行修改，任何照顾读者理解的处理都被认为是叛道离经，是不可容忍的。这种翻译理念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虽然这种观点只是翻译理论发展初期的阶段，但直到近现代仍有相当多的支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当属鲁迅和前苏联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IadimirNabokov）。鲁迅主张“宁信不顺”，宣称宁可因译文不通顺而令读者“痛苦”，也不改原作原貌［6］，因而也留下了后人存疑诘难的空间；而纳博科夫主张绝对精确地制作复制原作，主张宁可用注释来解释，也要保存译作与原作间高度的形似，甚至在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全文1200页，但译文仅有228页，其余的全是注释。极端的结果就是矫枉过正，乔治•斯坦纳和劳伦•G•莱顿都曾撰文批评称这是极不现实的做法［7］，因为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否认翻译的存在，即认为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复制原文；而否认翻译，虽然未必就一定是假命题，但经验主义并不能作为科学验证的依据，在人们真正了解语言了解翻译之前，这么做无疑是比较武断的。
2近代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而实质上，这种早期的翻译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死译”。彼得•纽马克（PeterNewmark）曾在区分翻译类别时，明确指出了直译与死译的界限（literarytranslationvsinterlineartranslation）：他认为直译中，目标语文本放弃了源文本的语法形式，而保留了源文本词语的意义；而死译则是同时复制源文本的形式与内容，于是目标语文本自身的语法结构也遭到破坏，就很难承担交际的责任了［8］。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语言的使用场合，也就是有没有根据目标语的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
而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又为直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不再拘泥于词句等形式上的简单对应，转而开始认识到潜藏在形式之下的内容的重要性，研究“深层结构”。这种理念认为不同话言虽然形式各异，却应当存在更高层次的普遍意义，一种超越语言这种表层载体而为所有人理解的深层“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形式的转化，体现成为各种可以理解的语言［9］；而反其道行之，就是翻译。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很多，而真正的支柱却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这种意见更多地强调“功能对等”，取代传统的形式对等，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但遗憾的是，这种理论的视角是对内而非对外的，虽然不断精研内在语义结构，却没有办法看到外在因素对意义的影响，道路难免会越走越窄。［10］
尽管如此，但直译理论在坚持原文这个目标上却一直是最彻底的，面且其相对精确性也位列各类翻译策略之冠。虽然由狭义的假直译（死译）发展到广义的真直译，忠实的标准及内容不停地经因着变化与修订，但忠实原文，准确把握原文意思，却是始终也没有改变过。林语堂先生说过：“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成的语意。”［11］。忠实原文，所忠实的应当而且必须是原文原意，而问题仅仅是出对“忠实”标准坚持程度上的差别。
三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直译特质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坚持“直译”的本意其实就是为了更加全面而准确地传递信息，使读者能够在较少干扰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获取“源信息”。直译的“直”主要是指坚持信息的真实度，而在文本的具体处理形式上则渐渐开始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而这种尝试也正是功能派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功能派与直译也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
1功能、解码与信息真实
功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文本作者在特定的语域背景及特定的语境下，预期自己的作品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在这里，语域背景成为解读作品，实现作品价值所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想完整地通过译作在目标语语域背景下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还是想通过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实现某种特定的功能，语域背景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源语文本。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在文本信息编码的过程中，传递信息的方式，乃至解读这种信息的背景知识，都将走完整解码信息所不可或缺的，或者说，这些也是信息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要素，而仅仅是将文本的意义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姑且假定这一步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没有潜在的语境来进行二次解码，作品仍是不知所云的，因此这样的翻译活动就是没有意义的。
功能派认为，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必须考虑预期功能，这实际上就是将那些被传统意义上死译理论者所忽视的背景，视作与原文文本同等显要的要素，将其视为构成完整信息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解码原文时，就完整地考虑文本信息在特定背景下所能够表达的“真实”信息，并在编码时，将完整表达信息视作翻译的最优先目标，在翻译时从目标语语域背景出发，将该背景下所缺乏的要素实体化，以文字的形式直接表达，或是将冗余要素剥离，删除多余的信息，目的就是达到一致的效果，奈达对此虽有论述，但他对此的认识是“黑箱”式的，即不明述具体的中间过程，只表述最终的结果，这虽然是翻译认识上的进步，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而功能派则提出了相对明确的处理原则，以形式上的背离来换取信息按收的真实，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破坏原意，反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多地保留了原意。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准确”，其实也正符合了直译理论的目标。
2“功能”，灵活的直译
功能派所阐述“目的”“功能”的理论，往往做出读为乱译，理由是功能派理论褫夺了原文的绝对化地位，而只将之视为比较主要而非唯一的信息源，更多地强调译文的“目的”以及目标语的语境，因此与其说是翻译，倒不如说是再创作。但这样做的理由，都是为了更完整而准确地传递信息，牺牲形式进而保留意义，这又何尝不是传递“真实信息”的翻译，何尝不是“直译”呢？
功能派的翻译活动同样是在源信息的基础上加以处理，也并没有背离信息准确性的原则，更不是肆意地自由发挥，仍然是固守翻译的种种策略，即使是最“自由”的“发起人决定目的”式的策略，仍然是要以源信息为依据的——毕竟“功能”仍是翻译策略之一，与再创作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种处理的结果，其实无不符合“直译”的标准，因为它真正地做到了广义上的“忠实”，不是忠实了原文的文本，而是忠于作者原本的意图，或是意图之一。换言之，完全有理由将功能派的翻译策略视为直译的一种变体。
3忠实的“原意”
而另一方面、功能派理论中发起人（initiator）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则是另一处争议较大的地方，因为发起人对原文的期待也许并非原文所要表达的本意，那么在发起人预期目标的影响下，翻译未必能够达到“直译”的标准。
而事实上，发起人也是原文作者的预期对象，他对原文的预期，也不可能超越原文预期功能。而功能派的处理策略，则能够动态地分析种种可能的目的，从中提取更有针对性的某种或某几种目的，进而以译者兼读者的身份，更好地解读原文的功能。也就是说，发起人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化而非削弱或是取消了原文的预期效果，因而也是以另一种形式地支持着原文原意，自然也无法将之剔除于“忠实”这个看似严格实则弹性的标准之外。也就是说，这种处理应当并且有理由归于广义的“直译”范畴之内。
无论是手段还是目标，功能派事实上并没有背离翻译标准中的忠实原则。虽然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形式，但却是以牺牲形式为代价换取信息的忠实，这种做法不但在效果上远远优于传统意义上的直译策略，而且究其实质，根本就没有摈弃直译理论中的种种理念，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忠实，也是当之无愧的直译。
四结论
由于突现理论创新的缘故，功能理论在阐释时过多地强调了翻译的目的性，削弱原作对译文的决定性作用，于是往往被误读为背离直译的忠实标准，也造成了自己在理论上的尴尬处境。但事实上，当深入研究功能派翻译理论之后，人们会发现功能派的这种翻译理论，其实不过是对直译系统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无论是从信息内容角度还是文本预期功能角度，功能派理论都是在忠实地围绕着源语文本进行更为合理的处理——只不过这种处理方式与传统观念在形式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因而误读的情况才屡屡发生。究其实质，“功能”和直译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否认功能派理论中的直译因素，不但是对功能理论的误解，也是对直译标准乃至整体翻译理论的误解。不同功能类型的文本在与原文近似度方面的差别，是哲学概念中“量”的差别，是译者根据具体翻译要求加工信息时所作处理的差别，是从属于直译标准这个宏观体系的，而绝非“质”的差别。刻意地将功能派中的直译成分剥离，否认功能理论的直译特征，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不符合翻译实践的。只有进一步摈弃传统的语法式的翻译思想的束缚，把握“功能”的真正目标，才能在翻译实践领域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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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经济预测
经济预测的对象是一个经济系统，对其能否进行预测，可以进行什么样的预测(定性的还是定量的，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取决于系统所处的状态。混沌理论认为，一切系统的行为都是动态演化的，在其演化过程中可能会呈现出有序态、无序态、混沌态、反混沌态和自组织临界态五种类型的状态，不同状态下的系统具有不同的预测特性。研究表明，当经济系统处于无序态或反混沌态时，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预测都可能是无效的；当经济系统处于混沌态时，可以对其进行长期定性预测和近期、短期或中期的定量预测，而不能进行长期定量预测；当经济系统处于有序态或自组织临界态时，可以对其进行长期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但预测的精度不一样，有序态的预测精度要远高于自组织临界态。对于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根据混沌理论，其演化行为既不会总是稳定有序，也不会总是混沌或无序；在某一层次或某一部分是稳定有序的，而在其它层次或其它部分又可能是混沌或无序的；当系统经过内部协同作用和与外部交换物质、能量及信息的作用时，系统会从一种状态演化到另一种状态。但系统在何时、何处发生变化、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难以预测的。因此，那种试图对复杂经济系统进行精确定量预测的努力是徒劳的。
对于复杂的经济系统，人们可以通过建立计算机模拟模型来预测未来。一般认为如果所构造的模型对事物的运行机制刻画得越准确、给定的初始条件和运算过程越精确，预测的结果就会越可靠，预测的精度就会越高。对于平稳有序的经济系统或进行近期预测的混沌系统，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非有序的经济系统，在进行中长期预测时，结论就可能不正确。其原因是无论怎么精确的数学模型，总是对现实问题的简化。总要省掉一些变量，也就是无论模型构造得再完美，总是与实际问题有差异。如果系统平稳有序或预测期限很短，这种差异不会产生大的变化。但如果系统非有序而且预测期限较长，这种差异就会产生“蝴蝶效应”，使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
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大的变化，如战争、地震、社会大变革等，肯定要对经济系统产生重大影响，系统的随机性加大，按原外部环境条件下所作的预测，自然会出现大的失误。但混沌理论认为，一个系统的随机性有可能是仅由内部非线性机制作用产生的，而与外部的噪声或扰动无关。这实际说明，即使外部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也可能由系统内部非线性机制的作用，使系统发生大的波动，从而导致预测失误。如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1994年墨西哥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均是资本市场内在的机制而非外部的冲击所致。
现实中的许多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的多层次性、互关联性、非叠加性以及动态性使得描述这种系统的预测模型应具有非线性特点。加强对新的非线性预测方法，如混沌动力学预测法、混沌情景预测法、混沌惟象预测法、分形预测法、小波分析预测法等的研究势在必行。混沌理论改变了我们对经济预测的传统认识，使我们认识到了原本认为不可预测的复杂经济系统具有可预测性，而原本认为可预测的简单经济系统具有预测的局限性。由于混沌理论为原来被认为不可预测的复杂经济系统的预测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途径，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混沌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经济预测的理论和方法必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经济预测的精度也必将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二、现代经济控制
人们从大量的经济系统中揭示了混沌现象的存在，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混沌控制利用研究的进展，如何消除有害的混沌而对有益的混沌加以诱导也已成为经济混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相比物理、工程领域而言，经济混沌控制研究则起步较晚，工作零星分散。1996年，J・A・Holyst等发表了题为“如何控制混沌经济”的文章，开辟了经济混沌控制研究的先河。
经济混沌控制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混沌等复杂性科学理论在经济管理系统中得到实际应用的关键环节。这里既包括模型控制即从混沌这个丰富的信息库中获得我们所希望的动力学行为，也包括概念化的混沌系统(如企业组织)的管理控制。这就决定了经济混沌控制研究的方法必须是定性定量相结合，既要充分借鉴、利用相对通用的混沌控制思想、理论与方法，也必须考虑经济管理系统是有人参与的复杂适应系统的特点，还要综合利用复杂性科学的其它理论方法。总体上，经济(模型)混沌控制的研究包括三方面内容:
1.经济系统产生混沌的动因。混沌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认为经济系统的波动是系统内生决定的，因此研究经济混沌首先要找出那些可以引起混沌的关键系统参数或变量。
2.比较经济系统在周期态和混沌态的表现这需要根据所考察经济系统的特点提出一些衡量系统表现的指标，如D・A・Belrens在研究两个国家军备竞赛的混沌模型时以“和平与稳定”作为指标来分析评价系统的表现，在本文中我们提出累积利润，累积收入，回报率等指标来评价经济系统的表现。这里实际上是一个混沌评价问题。
3.进一步研究为使经济系统在这些指标方面取得较优甚至最优的值，所进行的适当的经济主体行为策略。如果混沌是有害的，即系统在处于混沌态时表现较差，则应根据经济系统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控制方法来控制混沌至某些周期轨道，而且根据奥特等人的研究结果，此时一般只需考虑低周期轨道的控制。如果表明混沌是有益的（Huang在研究有增长上限的蛛网模型时证明，当系统处于混沌态时平均利润较大），那么对这样的混沌就应当诱导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
关键词：信息分解；信息反应；交易者行为；股市波动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8）09-0048-05
中国的股票市场充分诠释着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信息对于市场的反应与理解。自启动股权分置改革以来，中国股票市场出现了先是剧烈下跌，继而持续快速上涨的局面，这一现象引起了各界的普遍关注，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是传统的有效市场理论，还是近年流行的金融行为理论，似乎都难以给出合理解释。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股票市场的这一现象，其中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政策含义？本文试从信息分解、交易者行为和市场内生波动相结合的角度予以分析。
一、文献回顾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断言，非理易者一律会损失钱财，最终被市场淘汰，因此长期上看，非理易者不会影响资产的价格。由于弗里德曼的这一论断，人们常常把交易者的生存动机和其对证券价格的冲击当作是一回事。反映在政策上，就是把非理易者排除在政策考虑的范围之外。但是实际中发现，政策的效果总是由于非理易者的影响而被扭曲。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交易者行为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呢？这是长期困扰理论界的问题之一。为了讨论的集中，本文重点回顾对非理易者行为研究的进展。
较近期的关于交易者行为研究文献中，有两篇文献影响较大，它们分别是Barberis、Shleifer和Vishny（1998）用代表性偏差和保守主义对投资者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建立的行为模型（BSV）；Daniel、Hirshleife和Subramanyam（1997, 1998）基于过度自信和自我归因（biased self-attribution）构建的行为模型（DHS）。但是Fama（1998）指出，BSV模型对长期收益反转的预测没有得到实证支持，DHS的多数预测也被实证否定。他认为，一段时间里市场表现出过度反应，另一段时间表现出反应不足，这两类异常现象相互抵消的结果恰好与有效市场假说吻合，因此Fama主张维持有效市场理论，但他并没有对异常现象的存在本身做出合理的解释。
Kogan、Ross和Wang(2006)用模型分析了非理易者的生存与其对市场产生的价格冲击之间的关系，该模型把交易者分为理易者和非理易者，同时假定交易者无中间消费，结果表明，非理易者能够长期地对价格产生影响，即便是他们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的资产，这种影响依然会存在。当然Kogan、Ross和Wang认为持有不正确信念交易者的存在如何影响金融市场的行为是目前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Fama (2006)通过增加解释变量，成功地缩小了估计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距（低于1%），据此，Fama反问这一结果到底说明投资者决策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Daniel和Titman (2006)针对Barberis、Shleifer和Vishny (1998)以及Fama (1998)的解释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考察了市场对实在信息和非实在信息的反应，结果发现CAPM和conditional-CAPM都不能解释合成发行量效应（composite issuance effect），而行为理论解释则与检验的结果比较一致。Vega (2006)对行为理论和理性结构不确定性理论（rational structural uncertainty）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检验基于私人信息的交易（PIN）、小道消息（SUR）
、媒体报道量（MEDIA）发现价格变动与信息是集中式的还是扩散式的关系密切，而与信息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关系不大。尤其是，Vega认为信息获得的差别并非像DHS把信息分为私人信息和公开信息那样简单，而是与非信息交易者（依靠媒体、分析的报道）和信息交易者（依靠私人信息和小道消息）行动速度有关。Hirshleifer、Subramanyam和Titman （2006）研究指出，非理易者能否获利，取决于他们行动的早晚，率先行动的交易者能够获得盈利，而后行动的交易者则遭受损失。这一研究较为严密地论证了非理易者和理易者的盈利机制，对人们认识交易者行为颇有启发性。
近年来中国研究者对于交易者行为也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吴世农、吴超鹏（2005）利用Kahneman和Tversky（1998） 提出的框架依赖偏差（Framing Dependence Bias）观点，采用中国股票市场价格数据，对季报盈余信息的变动构造了一个带有盈余惯性（Earning Momentum）的交易策略，表明框架依赖偏差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杨春鹏、吴冲锋和陈敏（2005）在DHS投资心理模型基础上，对认知风险和认知期望收益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但“没有解决和建立认知风险与认知期望收益的具体关系模型”。许年行和吴世农(2007)设计了一个检验我国股市锚定效应的方法，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存在锚定效应。对近两年中国股市的表现则有不少文献试图予以理论上的解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杨善林、杨模荣、姚禄仕(2006)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股票价格和价值之间相关性有显著的提高，业绩较差公司股价相对价值偏离程度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徐爱农(2007)认为“市场投资价值的凸现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2006年的一波大牛市行情”，其理论基础依然是有效市场理论。总起来看，这些文献所得到的结论基本是中国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非理性成份，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交易者总是采取非理性的行为，更不能解释为什么非理却能够获得明显的收益。Wu Zhongqun和Sun Hongxia (2007)分析认为，通过对信息的分解能够解释中国市场的暴涨暴跌问题，但还需更深入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
以往的研究一般把信息划分为历史信息、公开信息和私人信息三类来讨论市场的效率，很明显，这种分类方法是按时间划分的，其缺陷是难以确定具体信息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对应关系，因为同一时间段内有多种信息相混合。Daniel和Titman (2006)的研究对我们颇具启发性，他们把普通的信息进一步分解为实在型信息和非实在型信息。按照他们的定义，实在型信息是指能够用会计账户反映的公司表现，而非实在型信息是指关于公司未来表现的消息。两类信息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原理如图1所示。
图1显示，非实在型信息对投资者的总预期具有显著的影响。Daniel和Titman以账面值/市值（book-to-market ratio）为对象进行了分解，发现市场的未来收益与过去的非实在型收益和发行量有关，而与过去的实在型收益显著不相关。他们选择账面值/市值作为分解对象的出发点是，该指标常被作为解释被贱卖的公司股票具有高预期收益的证据。Daniel和Titman强调，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过去实在信息与未来收益有关的证据，而发现过去的非实在信息与未来收益强负相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以账面/市值为主要变量分析市场的总体状态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对市场具有根本影响的因素如利率、市场指数等未被该变量所涵盖。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接受Daniel和Titman的关于实在型信息和非实在型信息分离的基本设想，但是同时对两类信息重新进行定义，并对相应变量的构造提出新方案。本文定义实在型信息为与内在价值相关而与交易者行为心理无关的信息，它反映的是资产内在价值；非实在型信息为与交易者行为心理相关而与资产的内在价值无关的信息，它来自于对市场价格的观望，反映的是投资者博弈心理。本研究尝试把纯粹的交易者博弈与资产的内在价值分离开，即假定资产的价格除了与其内在价值有关，还受交易者的博弈心理影响。进一步，本文认为资产的内在价值由利率、公司的业绩决定，可以用利率与市盈率的相对关系来体现。相比之下，交易者的博弈心理要复杂得多，任何可能对市场行情产生影响的信息都有可能影响交易者的心理。本文认为，既然各种因素都是通过对市场行情的影响而对交易者心理发生作用，那么可以用市场行情反映非实在型信息。
根据以上分析，在中国的现行利率制度下，我们选择金融机构的居民存款利率作为参照利率，同时我们注意到，市盈率包含了公司业绩和市场价格双重因素，这样我们可以构造一个新的变量来反映实在型信息，式中代表市盈率的倒数，下标代表时期， 代表时期的无风险收益率，上标代表实在型信息，代表对资产内在价值的预期。这里，市盈率 被定义为股票市场价格 与其名义收益的比率，即。于是我们可以用 作为衡量资产内在价值的标准，当 低于合理的水平时，说明市场处于过度乐观状态，当 高于合理水平时，说明市场处于过度悲观状态。
根据利率理论，我们把利率定义为单位资本的收益，即 。对于交易者而言，他应该在存款和购买股票之间进行取舍。对市盈率取倒数，我们得到投资股票的资本的单位收益，即 ，假定持有期为1年，那么理论上市场的均衡点在 ①， 这里代表风险调整。但是由于市场是动态变化的，所以实际的均衡点代表的是预期水平的均衡，即股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等于存款的预期收益率，于是有：
式中下标表示时期，上标表示预期。等式（1）表明，投资于股票的预期资本收益率应当与经过风险调整的存款的预期收益率相等，但是由于预期的存在，使得利率和市盈率的对应关系变得不确定，即相同的利率可以对应多个市盈率值，其原理如图2所示。
图2中，虚杠线TU表示由实在型信息决定的当前股票收益率，虚点线SAB表示当前利率决定的名义存款收益率，虚点线SV表示预期的存款收益率，实线SDCW表示附加风险溢价的预期存款收益率，点划线YDA表示基于实在型信息的股票投资预期收益率，点划线XCB表示考虑非实在型信息在内的股票投资预期收益率。该图表明，在给定利率的情况下，股票的价格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波动（图中阴影部分显示的区间DB），与此同时，股票投资的收益率也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波动（图中阴影部分显示的区间AC）。这些说明，非实在型信息对股票价格和股票投资的收益率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而基于实在型信息的理性预期解释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是对于非实在型预期，目前没有人明确提出它的形成机制，这直接影响了讨论的深度和政策价值。
对于一般的股票市场，实时公布的市场信息包含了实在型信息和非实在型信息，其中股票的行情（变量为市场变动的速率）可视为非实在型信息，而股票的相对收益率可视为实在型信息，普通交易者通过观察和分析这两类信息来决定自己的策略。之所以把行情作为非实在型信息处理，是因为行情不直接与资产的内在价值相联系，交易者观察价格变动的目的在于猜测其他交易者可能采取的行动，进而决定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估算资产的实际收益率；与此相反，相对收益率代表公司的内在价值，因此作为实在型信息处理。由于实在型信息与资产的内在价值存在确定性关系，必然及时被反映到价格中，因此价格的瞬时波动由实在型信息决定，而较长时间段的价格走势由非实在型信息决定。据此，本文构造非实在型信息的显示变量 ，其中 代表对市场行情的预期。投资者根据股票的当前相对收益率很容易计算出投资股票是否合算，但是，投资者并不完全根据收益率决策，他要对未来做出估计。于是可以进一步定义，如果投资者仅仅根据股票的相对收益率进行预期而不考虑市场价格的变动，那么他所做出的预期称作基于实在信息的预期；如果投资者只考虑市场价格变动引起的收益变化的可能性，则称为基于非实在型信息的预期。
对于实在型信息，交易者很容易计算出它带来的收益率，因此实在型信息对所有投资者具有一致的影响，而非实在型信息对投资者的影响则因人而异。但是从市场总体情况看，非实在型信息对投资者行为产生的效应仍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所有的投资者都会观察市场的动向，其依据都是实时的市场价格。很明显，市场回报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市场继续攀升的推进力量，市场具有自加速能力，与此相伴随，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在逐步下降，也具有自加速能力。这是由于投资者观察市场的价格变化之后，根据对市场收益的预期决定投资。任何交易者都知道，只有抢先行动才能获得超额回报，于是一旦判断出市场的走势，交易者就会采取行动。但是由于不同的交易者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同的，因此不可能出现同时行动的情况，而是呈现渐次行动的特征。按照D. Hirshleifer et al. (2006)的分析，具有信息优势的交易者先行动，其他相对处于信息劣势的交易者通过观察价格的变动决定自己的行动。假定市场收益 为随机变量且均值为零，在时期1和时期2市场价格分别为和，那么投资者的预期可以表达为②。这意味着投资者通过观测市场价格来确定自己的预期，率先行动的投资者引起价格变化，后续行动的投资者发现价格已经发生变化就会跟进，由此造成价格呈现随时间的趋势性变化。于是我们可以建立市场自加速模型和交易者风险意识下降模型如下：
式中 代表市场行情变化，代表市场行情变化的速度，下标表示时期，为不可测量的随机变化量。公式（2）表明，当市场加速趋势时，市场价格就会不断上涨；当时，市场价格就会不断下降。现实中，当长期处于停滞时，股市发展方向和交易者心理将发生逆转，于是可能出现一个加速的反方向发展过程，这样市场的涨跌轨迹形成近似 型的曲线。一般情况下，在股票市场的暴涨后，由于市场实际情况逐渐明朗，过高的预期必然渐渐消散，于是逆转不可避免，在回落的过程中经常表现出震荡下落的局面，这是交易者的博弈策略所致，因此一个较长时间的“牛市”过后，一个较长时间的“熊市”会逐渐形成，最终往往形成超跌。公式（3）中，代表
时期的风险厌恶系数，为风险厌恶系数的变化率。
假定市场由理性和非理性投资者组成。不论哪一类投资者，都以预期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差别仅在于决策变量的选择不同。比如理性投资者能够及时正确地解读信息，而非理性投资者则不能及时正确地解读信息。这样无论是理性或是非理性投资者的行为都服从如下的等式关系：
式中下标代表时期，上标箭头代表矢量，暗示总预期服从实在型预期和非实在型预期的矢量加法，
为投资者的总预期回报率，为股票内在价值的预期， 为对市场行情的预期，我们以市场行情变动所产生的价差回报（通常称资本利得）预期来表示。该式说明，投资者的预期可以分解为由资产内在价值决定的实在型预期和由市场行情所传递的非实在信息决定的非实在型预期。从这一分解结果可以直接作出如下推论：在基本面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由于预期的行情变化，也会使投资者（包括理性投资者和非理性投资者）调整预期的投资回报率，因此在投资者预期的影响下，市场会发生如下的行情加速过程：
上式表明，如果 ，市场行情将开始一个加速上涨的过程，相反，如果，则市场开始一个加速下跌的过程。其结果是使得市场价格远离基本面支撑。因此，公式（2）中的市场加速过程应是投资者预期变化的结果，于是有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建立如下的待检验模型：
其中 代表时期的市场指数值。上述检验模型的原理是，如果实在型和非实在型信息对市场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那么回归方程（7）-（10）式将有所显示。
另外，我们还将对下列模型进行检验，其目的是观察两类信息对市场增量变化的效应，代表时期市场指数值的变化率。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样本的选择及整理
本文选择2005年6月至2007年5月的居民存款利率和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市场每月平均的上证指数、市盈率作为原始数据，经过处理后得到相关的待检验变量。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使用最小二乘法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了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分别列于表1和表2中，两表最后一列给出了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回归系数的 检验值列于该系数下的括号内。
针对市场指数的回归检验结果显示：（1）基于内在价值的实在型信息与股票市场指数呈负相关，说明所选择的样本区间的市场动态性不能用实在型信息予以解释；（2）基于行情观望的非实在型信息与市场指数呈正相关，且统计上显著，说明本文所构造的非实在型信息对所选择的样本区间具有较好的解释力；（3）当把实在型信息和非实在型信息进行联合检验时，实在型信息与市场指数仍呈负相关，且统计上不显著，说明两类信息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简单的线性联合检验可能无效；（4）在两类信息基础上构造出来的综合变量与市场指数显著正相关，说明该综合变量对所选样本区间内的市场趋势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这也暗示可以通过对两类信息变量的算术值进行标量运算而得到有效的综合变量。
针对市场指数增量的回归结果显示：（1）所有回归的拟合优度都不高，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较弱；（2）回归6―8的统计显著性不足，因此缺乏解释力；（3）回归5显示，基于内在价值的实在型信息与市场指数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市场指数的增量变化不能用实在型信息予以解释。这些回归结果似乎表明，所构建的两类信息变量和综合变量不能对市场指数增量的变化给出有效的体现。
四、结论
本文重点讨论了两类信息对市场产生作用的机理以及如何构造体现两类信息的变量问题，并对所构造的变量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提出了基于内在价值构建实在型信息变量和基于市场观望构建非实在型信息的观点，并根据该观点构造出了相应的变量，因此变量较好地体现了决定资产内在价值的信息，同时保证了对两类信息分离的科学性，尤其是把利率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反映到变量中，这在类似的研究中还未见到。实证检验结果还表明，非实在型信息对所选择样本区间市场指数变化的解释力较强，实在型信息则不能合理地解释样本区间内市场指数的变化，而所构造的综合变量对市场指数变化的解释力显著。
因此本文认为，对信息进行分解是有效的，所构造的变量可以作为预测市场变化的测度指标，并且可以通过对两类信息变量进行算术运算得到有效的综合变量。所构建指标能够对市场做出较好的解释，是对市场有效理论的拓展。中国股市是一个新兴市场，在信息分布、信息加工和信息传递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先天不足，市场交易者的行为非理性和大量的噪声交易，极易使证券市场价格产生剧烈波动，因此，即使市场基本面没有任何变化，市场本身也可能产生剧烈波动。
另外，本文包含着很强的政策含义，为政府适时、合理干预股票市场提供了积极而明确的依据。本研究暗示政府通过政策调整能够改变投资者的预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非实在型信息能够对市场总体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诸如道义劝告、舆论引导的手段都可能对市场产生明显作用。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应该积极地正确引导市场，另一方面说明应该防止对市场误导。从机制上讲，应尽早引入卖空机制，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投资的机会和风险规避手段，为市场提供连续性，增加市场的流动性，真正实现其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和优化资源配置功能。
政策的持续对市场的预期影响深远。需要注意的是，政策干预对市场产生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这要求政策宣布后密切注意市场的反应，有时候需要较长时间以等待政策效果的显现，必须防止的是政策力度过大，造成市场的过度反应。
注：
①这里市盈率和利率为扣除交易印花税和利息税的税后值。
②此式是仅就两个时期的情形给出的，多时期的情况可依此类推。相关的论述可以参照D. Hirshleifer et al. (2006) 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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