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转基因食品 《人民日报》 框架理论
近些年来，随着红心鸭蛋、三聚氰胺、毒奶粉、皮鞋老酸奶、土地重金属污染等一系列危害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公众对于食品安全这一话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同时，关于食品中转基因食品以及其技术安全性的讨论也此起彼伏。特别是在2012年发生的美国科研机构利用中国儿童做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消息，更是让公众对食品安全本就充满担忧的神经紧绷。转基因技术作为一项前沿的生物科学技术，能够让公众了解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其中，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沟通重要渠道，就承担着解除人们疑惑的重要责任，这不论是对于科技的普及、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稳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的。1974年，戈夫曼（Goffman）出版了《框架分析》一书，在书中戈夫曼对“框架理论”下了一个定义：“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①在他看来，“人们是将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纳入框架之中，以便对社会情景进行理解和反映。人们借助框架来认识和理解事件，对生活中出现的行为赋予一定的意义，否则这些行为和事件就没有任何意义。”②“框架是一种认知、呈现事物的架构，通过对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凸显特定内涵，表达某种思想，而这些思想又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价值”。③框架理论与最早由李普曼提出的“媒介现实”的概念相似，李普曼认为真实的社会现实与受众脑中想象的社会现实之间嵌入了一层由媒介建构的媒介现实。受众的现实观是这三重现实之间互动的结果。运用框架理论对媒体报道内容进行质化和量化分析是框架理论传入国内以来的一个重要方面，借此来理解媒介是如何通过符号来建构现实的。
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与问题
本文以“转基因”为关键词，对1993年1月1日到201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进行标题搜索，获得样本148篇，其中关联度低的文章3篇，有效样本145篇。之所以采用标题搜索而不采用全文搜索，是因为全文搜索所搜集到的文章中，除去通过标题搜索得到的这145篇文章，其余的与转基因关联度都非常低，往往是报道其它内容顺带提及“转基因”。
本文对这145篇报道分三个不同时期进行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框架分析，报道框架涉及四个方面：报道主题、消息来源、新闻文体和文章明示或暗示的结论。在对不同时期的报道框架进行分析之后，探讨《人民日报》转基因报道框架的问题。
三、框架分析
1、1993年—1998年底的转基因报道框架
这段时间《人民日报》关于转基因的报道共有20篇文章。文章主题全部集中在一个方面：国内外转基因生物技术取得的最新突破和成果。其中关于转基因植物最新研究成果的文章12篇，关于转基因动物最新研究成果的文章8篇。这段时期之所以以最新研究成果报道为主，是因为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积极宣传最新的科学技术显然是《人民日报》这份央级报纸的重要责任。而同时，转基因技术作为一项最前沿的生物科学技术刚刚起步，其将来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改变、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仍未可知，所以其外在的研究成果则自然而然地成为报道的主要对象。并且，形象化的、可感知的转基因生物成果则更能吸引作为非专业人士的普通公众的兴趣和关注。
这一时期的消息来源基本都来自转基因技术研究机构和相关科学家。这主要因为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所知甚少，而专家或科研机构对转基因技术则具有信息垄断的专业优势，并且公信力高。
这段时期关于转基因的报道主要采用短消息。原因是专业的、最新的成果的介绍不需要长篇的通讯，这段时期还没有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社会争论，评论与深度调查文体也没有用于转基因报道。
新闻报道背后总是隐藏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同样，转基因报道背后也隐藏着作者或者媒体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价值判断。通过分析《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转基因报道，可以发现在最新科研成果介绍的背后，是其对于转基因技术取得突破的欣喜和对这一前沿生物科学技术的期待与鼓励。
2、1999年—2003年底的转基因报道
这段时期人民日报关于转基因的报道文章共有42篇，报道主题主要关注三个方面：1、报道转基因技术的最新成果，有19篇；2、报道国外由转基因食品引起的争论，有14篇。3、报道国内外新出台的管理转基因产品的政策和法律，有4篇。
首先，同上一阶段一样，转基因技术作为一项科学发展前沿的生物技术，媒体具有义不容辞的报道责任和满足公众知晓欲的义务，所以转基因技术成果报道仍是重要的主题。其次，国外的转基因技术发展得要比我国早，商业化水平也比我国要高，同时，国绕转基因技术所进行的争论已经非常热闹。国外的争论主要是针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评估和保障消费者健康的问题。所以媒体有监视社会风险的义务，给国内提供更过关于转基因的信息，供公众思考。最后，在转基因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政府也在着手制定规范转基因生物研发和商业化生产的法律制度。2001年5月9日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之后，政府又多次出台政策加强对转基因生物的研发、生产、加工和进出口进行全面管理。为了配合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人民日报》积极宣传报道国内外关于转基因的出台的最新政策，所以这部分主题占了一个重要方面。
这一时期的消息来源主要出自国内外的科研机构和政府管理部门。转基因技术作为一门专业技术，仍然是生物科学专家们执掌话语的领域，技术的进展与解释最终要靠他们来传播。而这一时期，随着法律、政策的不断出台，政府逐渐获得一部分转基因技术与政治重叠部分的话语权。
这段时期转基因报道采用的文体仍然主要是消息文体。因为这段时期的转基因报道仍然以介绍情况为主，包括研究成果、外国的争议、国内外的政策。与之前的时期相比，在科研成果报道的基础上增加了转基因技术争论和政府政策的报道。报道背后的逻辑或者价值判断从对转基因积极乐观的支持逐渐转变为关注转基因安全性的讨论，同时，积极地、科学地、有规范地推进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3、2004年—2012年底的转基因报道
这段时期的转基因报道有83篇。这期间的报道主题主要方面有：1、国内外转基因技术的最新科研成果；2、转基因技术科普知识介绍；3、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讨论。
首先，转基因技术最新的科研成果仍然是报道主题的重要部分。其次，针对普通公众的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科普知识介绍成为报道的重要方面，例如：《什么是基因》（2012年9月19日）、《什么是转基因》（2012年9月17日）、《揭开转基因的神秘面纱》（2012年3月29日）等。转基因报道中科普知识的增加是报道主题非常显著地不同于过去两个阶段的变化。科普知识增加的背景是转基因食品通过规模化、商业化生产进入普通公众生活，公众注意力的聚焦要求媒体发挥最基本的传播信息、解疑释惑的功能。第三，《人民日报》组织的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讨论增多。这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层出不穷的有毒食品事件不断拉紧公众的安全神经，转基因食品作为食品当中神秘度较高的一类，其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在转基因科普知识的基础上组织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一时期的消息来源仍然主要是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并且绝大多数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
这一时期所使用的新闻文体，除了使用消息介绍国内外情况之外，为了传播科普知识和消除人们疑虑，《人民日报》还多次组织系列专题报道，请专家学者讨论和发表评论。《人民日报》发表的系列报道有：2005年的《对话·聚焦转基因》、2011年的《新知·话说转基因》和2012年的《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关注转基因食品》。
这段时期转基因报道相比之前丰富了很多，使转基因不仅是停留在实验室里，而走到了大众的话语圈里，并且使这一尚在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在社会讨论中变得开放。但是，由于消息源的选择偏重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专家，《人民日报》背后也隐藏着对转基因技术支持、肯定的逻辑。
三、《人民日报》转基因报道框架的问题
《人民日报》转基因报道框架的主要问题是消息来源的问题。1、消息来源几乎全部引用自专家学者或政府部门。这在前两个时期或许问题还不算太大，但是到了第三个时期，转基因食品已经深入寻常百姓生活，公众对其担忧和困惑日渐上升，在组织社会讨论时，积极引用他们的困惑，组织专家和政府解答，是解疑释惑的重要方面。否则，让专家在报纸上论述转基因如何安全，难免流于灌输和公众的不信任。2、消息源几乎全部引自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专家学者，缺少意见的交锋和碰撞。现今，转基因技术在学术界仍然有很大的争论，并没达成一致，这样，媒体报道时应尽量保持客观，引用双方面的意见，而不是只是引用赞成一方。
参考文献
①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体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北：三民书局，1999：32-34
②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史安彬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78
③孙彩芹，《框架理论发展三十五年文献综述——兼述内地框架理论发展11年的问题和建议》，《国际新闻界》，2010（9）
1994年，巴西坚果与转基因大豆事件
美国先锋种子公司的科研人员在对大豆做品质改良时，发现巴西坚果中有一种蛋白质（2S albumin）富含甲硫氨酸和半胱氨酸，并将这一基因转到大豆中。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这种蛋白质是过敏源。该公司于是取消了这项转基因大豆的研发计划。
事实上，国际上早已有关于能产生过敏反应的食品及有关基因的清单。研究人员在研究转基因作物时，首先不会采用这些过敏性食物的基因。而且在研发前要查询国际公认的过敏源库，将转基因作物产生的新蛋白质与已知的过敏源做比较，如果相似度高，该研究将会停止。同时，按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标准的要求，各国在进行进行转基因安全评价时，均要求是否为过敏源的技术资料，对于有可能成为过敏源的转基因食品会要求停止试验，从管理上也有效地防止转基因食品成为过敏源。
1998年，普斯泰马铃薯事件
1998年秋，英国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普斯泰（Arpad Pusztai）在英国电视台发表讲话，声称他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马铃薯喂大鼠，大鼠食用后“体重和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受到破坏”。此事引起轰动，由此引发了国际上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反生物技术组织把这种马铃薯说成是“杀手”（killer），策划了焚烧破坏转基因作物试验地、阻止转基因作物产品进出口、示威游行等活动。印度两块大的转基因作物试验田被焚毁，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非转基因试验材料也遭破坏，以致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都无法答辩。
英国皇家学会对此非常重视，组织了专门的同行评审，并于1999年5月报告，指出普斯泰的实验有六方面的严重错误和缺陷，包括：不能确定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马铃薯的化学成分有差异；对食用转基因马铃薯的大鼠，未补充蛋白质以防止饥饿；供试验用的动物数量少，饲喂几种不同的食物，且都不是大鼠的标准食物，很少具有统计学意义；试验设计差，未作双盲测定；统计方法不当；试验结果无一致性。也就是说，他的实验从设计、实施到分析都有缺陷，得到的结论是没有意义的。普斯泰因此在国际科学界受到严厉批评。不久，Rowett研究所宣布普斯泰被劝提前退休，并不再对其言论负责。
1999年，美国帝王蝶事件
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洛希（Losey）在《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用拌有转基因抗虫玉米花粉的马利筋杂草叶片饲喂美国大斑蝶（帝王蝶，Monarch butterfly）的幼虫，发现这些毛毛虫生长变得很缓慢，死亡率高达44%。这一结果被解释为抗虫转基因作物威胁非目标昆虫。绿色和平组织等反生物技术组织据此提出应限制转基因玉米的生产与销售。
1999年夏天，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组织昆虫专家们对帝王蝶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结论是，抗虫玉米花粉在田间对帝王蝶并无威胁，其原因是：（1）玉米花粉大而重，扩散不远，在田间所有花粉只落在9.1米以内，在距玉米5米的马利筋杂草上，每平方厘米叶子上只发现1粒玉米花粉。（2）帝王蝶通常并不吃玉米花粉，它们在玉米散完粉后才大量产卵。（3）在经调查的美国中西部转Bt基因玉米占玉米面积的25%，但田间的帝王蝶数量却很大。美国环境保护局在最近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评价转基因作物对非靶标昆虫的影响，应以野外实验为准，而不能仅仅依靠试验室的数据。
2000年，加拿大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事件
1995年，加拿大首次商业化种植了通过基因工程改造的转基因油菜。但在种植后的几年里，在加拿大的油菜地里发现了个别油菜植株可以抗1～3种除草剂，进而有人称此为“超级杂草”。后经调查了解到，产生这种油菜植株的原因，是由于农民在收获转基因油菜种子时部分遗落到田间，第二年再种新的油菜品种时，原来的种子发芽成熟后与新的品种之间发生基因漂移所致。
事实上，这种油菜在喷施另一种除草剂2.4-D后即被全部杀死。“超级杂草”并不是一个科学术语，只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有“超级杂草”存在。
2001年，墨西哥玉米事件
2001年1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David Chapela和David Quist在Nature上发表文章，声称在墨西哥南部Oaxaca地区采集的6个玉米地方品种样本中，发现有CaMV 35S启动子及Novartis Bt11抗虫玉米种的adh1基因相似序列。由于墨西哥为世界玉米的起源中心和多样性中心，当时该消息引起了一些环保人士的关注。绿色和平组织借此大肆渲染，说墨西哥玉米已经受到“基因污染”，甚至指责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的基因库也可能受到“基因污染”。
实际上，文章发表后受到很多科学家的批评，指出其在方法学上有很多错误。所谓测出的35S启动子，经反复查明是假阳性。所称Bt11玉米中的adh1基因已经转到了墨西哥玉米的地方品种，则是张冠李戴。因为Bt11玉米中的基因是adh1-S，而作者检测出的是常规玉米品种中本来就存在的adh1-F基因，两者的基因序列完全不同，是两码事。显然作者没有比较这两个序列，审稿人和Nature编辑部也没有核实。
对此，Nature于2002年4月11日载文2篇，批评该文的结论是对不可靠的实验结果的错误解释。同期发表编辑申明：该文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发表。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也发表声明指出，经对种子资源库和新近从田间收集的152份材料的检测，在墨西哥任何地区都没有发现35S启动子。
2005年，美国转基因玉米MON863事件
2005年5月22日，英国《独立报》披露了转基因研发巨头孟山都公司的一份秘密报告。报告显示，吃了转基因玉米的老鼠，血液和肾脏中会出现异常。最后迫于压力，应欧盟要求，公布了完整的1139页的试验报告。欧盟对安全评价的材料及补充试验报告进行分析后，认为将“Mon863”投放市场不会对人和动物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于2005年8月8日决定授权进口该玉米用于动物饲料，但不允许用于人类食用和田间种植。
2009年10月，欧洲食品安全局转基因生物小组按照转基因植物及相关食品和饲料风险评估指导办法及复合性状转基因植物风险评估指导办法提出的原则对转基因抗虫和耐除草剂玉米Mon89034 x NK603用于食品和饲料的进口和加工申请给出了科学意见。欧洲食品安全局在总结报告中说，目前有关MON89034 x NK603玉米的信息代表了各成员国对该品种玉米的科学观点，在对人类和动物健康及环境的影响方面，这种玉米与其非转基因亲本一样安全。因此，EFSA转基因小组认为这种玉米品种不大可能在应用中对人类和动物健康或环境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2007年，法国孟山都转基因玉米事件
2007年，法国卡昂大学的分子内分泌学家Seralini及其同事对孟山都公司转抗虫基因玉米的原始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老鼠在食用转基因玉米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当时，一些科学家和监管机构就指出他们的工作存在着大量的错误和缺陷。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6位毒理学及统计学专家组成同行评议组，对Seralini等及孟山都公司的研究展开复审和评价，并在《食品与化学品毒理学》上发表评价结果：Seralini等对孟山都公司原始实验数据的重新分析，并没有产生有意义的新数据来表明转基因玉米在3月龄老鼠喂食研究中导致了不良副作用。
2009年，Seralini及其同事再次把欧盟转引的美国孟山都公司的实验数据重新做了一个粗浅的统计分析，在2009年第5期《国际生物科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三种转基因玉米品种对哺乳动物健康影响的比较”的文章，文中指出，食用了90天转基因玉米（抗除草剂玉米NK603，抗虫玉米MON810和MON863）的老鼠，与食用转基因玉米不到90天的老鼠，其肝肾生化指标有差异。据此把这种差异解释成食用转基因玉米后造成的。
该文章发表后，便受到了监管机构及同行科学家的批评：法国生物技术高级咨询委员会指出，de Vendomois等（2009）的论文中仅列出了数据的差异，却没能给予任何生物学或毒理学上的解释，而且这种差异仅反映在某些老鼠和某个时间点上，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此外，Seralini及其同事没有进行独立实验，仅仅是对孟山都公司的原始数据做了重新分析，显得粗略、证据不足或解释错误，根本不足以推导出转基因产品会导致某些血液学上的、肝肾的毒性迹象这样的结论。总之，该论文没有任何新的科学信息。
欧洲食品安全局转基因生物小组对该论文进行了评审，同时，转基因生物小组也对3个90天大鼠喂养研究的数据重新进行统计学分析。转基因生物小组得出结论，论文中提供的数据不能支持作者关于肾脏和肝脏毒性的结论。并不存在任何新的证据表明需要对以前得出的转基因玉米转化事件MON810、MON863和NK603对人类、动物的健康以及环境无不良影响的结论进行重新考虑。
2007年，奥地利孟山都转基因玉米事件
2007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兽医学教授Juergen Zentek领导的研究小组，对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耐除草剂转基因玉米NK603和转基因抗虫玉米MON810的杂交品种进行了动物实验。在经过长达20周的观察之后，Zentek教授发现转基因玉米对老鼠的生殖能力有潜在危险。
事实上，关于转基因玉米是否影响老鼠生殖的问题，共进行了3项研究，而仅有Zentek负责的其中一项发现了问题。该研究结论时，尚未经过同行科学家的评审，其研究结果很不一致，实验报告和分析存在瑕疵。Zentek在报告时自己都表示，3项研究获得了互相矛盾的结果，且仅得出初步结果。
欧洲食品安全局转基因生物小组对Zentek的研究发表了同行评议报告，认为根据其提供的数据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同时，两位被国际同行认可的专家（Dr. John De Sesso和James Lamb）事后专门审查及评议了Zentek的研究，并独立地发表声明，认定其中存在严重错误和缺陷，该研究并不能支持任何关于食用转基因玉米MON810和NK603可能对生殖产生不良影响的结论。多个科学研究机构已有证据表明这些产品不会对繁殖能力产生影响，之前已有多个繁殖毒性实验证明了这些产品的安全性。全球20多个法规审批机构认为，含有MON810和NK603性状的玉米以及复合性状的玉米与常规玉米一样安全。
2010年，俄罗斯之声转基因食品事件
与其说是一个事例，倒不如说是一则虚假新闻。2010年4月16日，俄罗斯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以“俄罗斯宣称转基因食品是有害的”为题报道了一则新闻。新闻称，由全国基因安全协会和生态与环境问题研究所联合进行的试验证明，转基因生物对哺乳动物是有害的；负责该试验的Alexei Surov博士介绍说，用转基因大豆喂养的仓鼠第2代成长和性成熟缓慢，第3代失去生育能力。俄罗斯之声还称“俄罗斯科学家的结果与法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结果一致。当科学家证明转基因玉米是有害的，法国立即禁止了其生产和销售”。
实际情形是怎样的呢？通过目前掌握的资料了解到，Alexei Surov博士所在的Severtsov生态与进化研究所并没有任何研究简报或新闻表明Alexei Surov博士曾写过这样的报道，俄罗斯之声报道的新闻事件也没有在任何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此外，俄罗斯之声用的标题是“俄罗斯宣称转基因食品是有害的”，而其他新闻报纸则用的是“一个俄罗斯人宣称”。显然“俄罗斯宣称”与“一个俄罗斯人宣称”是有显著区别的。至于新闻中提到法国禁止了转基因玉米的生产和销售，这与事实不符。法国政府并没有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下禁令，而是恰好相反。欧盟已经于2004年5月19日决定允许进口转基因玉米在欧盟境内销售。
链接1：转基因历史大事记
1973年 美国发明重组DNA技术，诞生了全球第一个转基因大肠杆菌微生物
1980年 美国诞生全球首例转基因老鼠
1982年 美国、比利时诞生全球首例转基因烟草
1983年 美国首例转基因马铃薯产业化
1985年 美国诞生全球首例转基因猪、羊、兔
1986年 美国批准转基因棉花进入田间试验
1988年 美国首次用转基因绵羊生产出抗胰蛋白酶药物
1989年 瑞士批准转牛凝乳酶基因微生物生产奶酪
1990年 荷兰获得世界上第一头转基因公牛
1991年 德国抗流感转基因猪、兔诞生
1994年 美国批准延熟保鲜的转基因番茄上市
1994年 美国批准抗病毒转基因西葫芦种植和食用、抗除草剂大豆商业化
1995年 美国批准抗虫转基因玉米商业化
1995年 美国批准转基因棉花、番茄商业化种植
1996年 美国批准抗病毒转基因番木瓜商业化种植
1997年 美国批准抗除草剂转基因菊苣商业化种植
1997年 加拿大植酸酶转基因猪诞生
1998年 美国批准抗除草剂转基因甜菜种植和食用
1999年 美国批准耐除草剂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
1999年 美国批准延熟转基因甜瓜食用
2000年 美国诞生基因敲除转基因猪
2000年 英国诞生基因敲除转基因羊
2003年 加拿大批准抗病毒转基因番木瓜食用
2004年 美国批准耐除草剂转基因小麦食用
2004年 伊朗批准抗虫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
2005年 美国成功培育抗炎转基因牛，诞生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转基因猪
2006年 欧盟第一个转基因山羊乳腺生物反应器生产人抗凝血酶新药诞生
2006年 欧盟批准转基因山羊生产的抗凝血酶原Ⅲ新药上市
2007年 美国批准抗病毒李子商业化种植
2010年 荷兰用转基因兔生产蛋白酶C并在欧洲上市
2011年 加拿大批准美国抗旱转基因玉米商业化
英国诞生全球首例抗禽流感转基因鸡
链接2：全球转基因作物分布
北京的冬天寒气逼人，天气状况和蒋高明教授的心情有几分相似。坐在香山脚下的办公室里，满脸愁容的他向记者娓娓道来这个冬天发生的大事件――农业部为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转基因水稻颁发了安全证书，预示着转基因大米搬上餐桌已为时不远，此事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担忧。“转基因水稻其利在商，对于食用者和整个生态环境而言，弊大于利!”蒋高明教授言辞坚定。
蒋高明教授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生态学家。这次农业部颁发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在科学界内部，只有他和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薛达元教授，对该证书的获批、其商业化种植前景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此外，绿色和平组织也对此事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媒体一片沸腾。
面对大众和媒体的呼声，以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为代表的国内科学界，通过撰文对此事进行了辩驳和澄清。另外，人民网还于近期邀请了三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就转基因水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在毒理学评价方面，转基因水稻的大鼠试验结果表明，对试验动物未见不良影响。”农_k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晓光，以确凿的动物实验数据，推测出转基因水稻划人体没有负面影响，“长期食用也没有任何危害!”
受雇于美国某生物公司的方舟子也指出，转基因水稻大鼠、小鼠都能吃，为什么人就不能吃呢?尽管迄今还没有以人为实验对象的转基因食物实验，但是方舟子以“严谨的科学逻辑”推测出了“确凿的科学结论”。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转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 谁动了上帝的种子 在欧洲传统中，任何生物作为上帝的作品，都是神圣的；而转基因技术则是企图干预上帝精心的设计，按科学家的意愿再“创造”和“改造”生物。
“由于基因决定蛋白质合成，水稻的基因组中‘转’入一个外源基因片段，这个水稻就会生长出特定的蛋白质。吃了这种水稻的叶子，害虫就可被毒害致死。这便是转基因技术的基本原理。”蒋高明以科普式的语言给记者解释道。
转基因技术作为生物技术时代的标志之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1983年，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第一次培育出了转基因烟草，标志着转基因植物的诞生。i994年，美国孟山都生物公司推出了转基因大豆及转基因番茄，并获得美国国家准许的推广资格，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就此开始。
以孟山都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公司在生物产品商业化应用的前景下应运而生。“时至21世纪，转基因农作物产品作为生物公司的主要商品之一，已成为世界贸易竞争的主角。生物公司商业化研发并生产转基因作物，引领了植物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潮流，又为公司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利润，从而形成了一套动力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功民研究员告诉记者。
然而，就在商业化生产的同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引发了一系列科技伦理方面的争议。抛开人类能否干预自然、扮演上帝的角色不说，单是发生在1998年的“转基因马铃薯事件”就让全球民众恐慌了一把――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某种转基因的马铃薯喂养大鼠，会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
该事件是第一个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它使得人们对转基因的抵制从英国波及到了整个欧洲。查尔斯王储曾这样说，“人类企图插足某个神圣的领域，然而我不打算让朋友和家人食用转基因食品。”
查尔斯的言论得到了很多公司以及欧洲民众的响应，此后，关于反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生物实验的呼声和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因此，欧洲的转基因技术一般仅限于实验室，在商业化种植方面则较为保守。而在生物技术公司大行其道的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商业化种植都较为积极。
但是，争论不曾停止。
奇妙的“科学共同体”
1998年，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的实验结果并没有获得业界科学家的认同，相反，有很多生物学家指出其实验的漏洞，并指责其结论不够严谨；当然，英国皇家学会最后组织专家调研，也没有完全他的实验结论。
该事例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反驳蒋高明教授的例证。
博文《蒋高明对转基因的质疑可以休矣》有这样的句子， “由于普斯陶伊的实验工作差错百出，其结论是不可信的。随后，其所在的研究所宣布劝退普斯陶伊，并声明不再对其言论负责。这个10年前已有定论的事件，现在还被蒋博士和其他一些人拿来炒作，显然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的，有‘忽悠’公众之嫌。”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著名黑猩猩研究专家珍古道尔在最近发表的著作《希望的收获――食品安全关乎我们的心灵》中写道，普斯陶伊教授被除名后，有些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一方是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利润，另一方是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争论会持续下去。”珍古道尔在无意间揭示了科学领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1962年，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共同体”进行了全面的定义――有共同的探索目标、掌握着大致相同的文献并且接受相同的科学理论的一群科学家，就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如果以政治作比喻的话，科学共同体相当于党派，科学革命则相当于政治制度的变革。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替代另一个的过程，库恩将其称为“科学的革命”。比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就属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因为他们对物理学的基本假设持不同观点；如果他俩能见上面，一定会吵得面红耳赤。
现代社会，以生物技术公司为背景的转基因科学家群体，也形成了奇妙的“科学共同体”。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田松副教授告诉记者， “研究某领域的科学家，绝对不说该领域的坏处。只有说他好，才会拿到基金，拿到课题。而个别有道德感的科学家，即使站出来，指责自己领域的问题，也会迅速地被边缘化，被这个领域所抛弃，所以从科学共同体内部反思本领域的科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悖论。”
这就解释了普斯陶伊被除名的根本原因――他的实验引起的恐慌使转基因公司损失惨重，也使受雇于生物技术公司的转基因科学家群体丧失大量资助。
受雇于美国某生物公司的方舟子，在倡导转基因方面呼声颇高。从2001年开始，方舟子就公开发文，极力支持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销售。有关人士指出，以“学术打架斗士”闻名
的方舟子，是打着科学家的名义为美国生物转基因公司唱赞歌的典型；他的周围形成了大批的拥趸者，也在暗中结成了强大的利益链条。
方舟子对转基因植物的观点，在一个名叫“亦明剥壳”的博客中阐述得十分详尽。亦明将方舟子的观点总结如下：其一，转基因食品安全、绿色，营养全面，而且能解决世界粮食危机，对此，在国内销售转基因食品，完全可以不加标注。其二，反对转基因的人都是无知的、反科学的、制造恐慌和玩弄阴谋的分子，其三，对于支持转基因的人，都归为无私的、正值的和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而对于基因污染问题，方舟子的观点是，不能排除转基因生物对环境造成的基因污染，即使污染了，也无所谓。
“亦明是一位神秘的人物，我们谁也不知道此人的真正身份。不过从他的文章看，他有深厚的生物学背景，在专业领域内应该做得很出色。而且，此人对方舟子的研究，表现了精深的文献考证功力，心理分析功力，逻辑推理功力，这份功力，做史学家，做记者，都是一流的。他对方舟子的剥壳，是对当今中国的一大贡献。”田松副教授告诉记者。
从普斯陶伊与方舟子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科学共同体”维护其团体利益的过程，就是剔除异己的过程。“‘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三分之二是搞转基因的科学家，很多人持有转基因专利，或正在申报专利，有些还有自己的转基因公司。在生物安全委员会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非常少。”蒋高明阐述道。
无处安放的公众
“我们曾多次检测过超市出售的食品，其中含有大量的转基因成份，但是包装上并没有注明；或者虽有注明，但是并不显眼，对消费者有一定的误导性。”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事处农业项目负责人方立锋告诉记者。
绿色和平组织从2001年我国进口国外转基因玉米、大豆开始，就一直关注转基因的食品的安全问题。对于本土化种植的转基因棉花、木瓜等作物对环境的影响，基因污染等，该组织也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和调研。
方立锋提出的是一个公众对科学事件知情权的问题。“科学家和大众之间的鸿沟由来已久。现代社会，学科发展愈来愈精微细致，以至于同一学科不同分支的科学家之间，都难以进行交流，更别说大众和科学家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朱效民副教授告诉记者。
因此，才出现了以方舟子等人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认为只要是科学，就是对的、好的、毋庸置疑的，而把公众当成纯粹的科学盲，认为公众没法理解科学、科学家就可以为公众做出决定――对转基因食品不予标注的建议就是例子。
“现代的科学家和以前的科学家有根本的差别，工业文明前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他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时候仅仅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心；而现代科学家和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科学已然成为了资本的‘帮凶’，科学家也仅仅变成了一种职业。”田松副教授这样说。
而现代的人类，已经离不开科学技术创造的生存环境，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摆置着人，并强求自然”。一般的科学家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只会赞颂科学的好处，但是却少有人言及科学的另一面。朱效民副教授说， “爱因斯坦二战时建议美国发展原子弹；但是战后又公开宣传核武器、核反应的危害。他的作风代表了科学家的良知。”他接着说，科学本身是双刃剑，但是科学家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告诉公众科学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以转基因作物为例，转基因的鼻祖英国向来都遵守“潜在风险原则”。比如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影响，在当下表现不出来，但是可能在后代中表现出来，这就叫潜在风险。也就是说，在转基因种植不能排除潜在风险的情况下，科学家和政府一般持谨慎的态度。 对于相关科技政策的决定，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一种“共识会议”的形式，对科学进行大众科普，科学家将科学知识、正面和反面的科学后果讲述给参与的公众。
“共识会议对科学议题的讨论，完全是公开、透明的。选择权最终交给公众，科学家、科学知识仅仅作为背景呈现。”朱效民副教授这样说。
而在我们国家，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只由农业部、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来决定。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彭于发教授比喻道，“水稻转基因安全证的颁发就像结婚证一样，没必要把这个‘结婚证’到网上，让大家都知道。”言下之意，转基因是否安全，也是科学家和农业部的事情，和公众没有关系。
“但是公众是科学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公众有权利知道转基因作物的危害；公众也有权利参与转基因水稻的审批过程中。”蒋高明教授告诉记者。
国际性转基因安全管理条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中明确指出，转基因生物的决策过程，公众有绝对的参与和决策权。2000年，中国在该“议定书”上郑重签名；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议定书”。
然而，中国公众在重大的科学事件中，尤其类似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这样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旧是不明朗的。
“有罪”的证据
田松副教授还提出这样的观点，以往科学在中国的姿态往往是“无罪推定”式的，也就是说，只要不能证明某具体科学有害之前，则视其为无罪的；而如今，科学带来的负面影响迫使人类不得不对科学采取“有罪推定”的态度，即在证明其无辜之前，则视其是有罪的，要谨慎对待其结果的应用和推广。《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也提出了类似的“谨慎原则”。
和三位应邀到人民网的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委员的声音不同，以蒋高明、薛达元、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呼声令人担忧。他们不是方舟子所谓的没有严谨的科学根据，他们也不是方舟子眼中不懂科学的“愚昧公众”。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国外早就争议不断，不止“转基因马铃薯事件”一个案例。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等于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的永久废除。
蒋高明教授介绍道，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一方面，而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即基因污染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999年的“帝王蝶事件”、2001年备受关注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的“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事件”、2006年“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等等，都成为转基因作物实验或商业化种植过程中，基因污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典型案例。
赵功民研究员说， “基因污染无异于
核扩散，原因在于它是世界上惟一能够不断增殖、扩散且又无法清除的污染。”更进一步，赵功民研究员将转基因技术诞生以来所关涉的伦理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 “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影Ⅱ向”、 “基因污染”和“基因武器”。前两者就现状而言，争论较为激烈、需谨慎对待；而基因武器则是对未来的预测而言，防患于未然。 薛达元教授在2000～2002年，针对在我国大面积种植的转基因抗虫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严谨的科学论文。
绿色和平组织的方立锋将该论文的核心内容总结为：转基因棉在短期内克服了棉铃虫，但是其它害虫成为主要害虫、并更为猖獗，因此使用农药不会减少；另外，随着种植时间增加，棉铃虫就会适应这种棉花，转基因失去了其效用。由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转基因并不能解决减少农药使用的问题，相反，转基因种子公司成了棉农的主宰者。
转基因科学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专家专家们，闭口不为大众“科普”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害，而是以科学家十足的底气，预测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对人体无任何损害。
这种“科学”的态度，应该接受公众的质疑。
“绿色再革命”的困境
以人口大国印度为代表的 “绿色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利用杂交的方法改良种子、改善灌溉技术、使用化肥和农药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粮食产量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我国的杂交水稻，也在全球“绿色革命”的范围之内。
1990年，在全球粮食理事会部长会议中，代表们首次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概念。2008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全球粮食安全高级会议上重申了农业生产再次革命的迫切性。潘基文指出，时下全球粮食危机初步显现，凭借第一次“绿色革命”的相关技术及农业生产改进为增长中的人口提供粮食，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田松副教授指出，工业文明的典型特点就是向自然的无限掠夺，矿产、石油、森林、土地都成了人类榨取价值的对象，当代人实际上是在从子孙后代手里抢夺资源。第一次绿色革命就是个典型的例证，最初看起来皆大欢喜，是新的技术凭空导致了粮食增产，但是在十几年后，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当初的增产，可以看作是从十几年后掠夺来的。第一次绿色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也在于此。
因此，转基因技术被列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技术系统”之列。生物科学家认为转基因最大的优势在于：提高粮食产量，减少农药的使用；保护生态环境、解决粮食问题。
然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事实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蒋高明教授说：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转基因巨头游说下，阿根廷政府放弃传统粮食生产，改为转基因大豆(抗农达)商业化种植，该国成了开发转基因作物的最大实验室。遗憾的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转基因大豆单位面积除草剂和农药用量，不但没有像他们鼓吹的那样降低下来，反而上升了。……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阿根廷整个国家的粮食拱手交给了转基因巨头。”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摘要：传统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对转基因食品多重危害属性（实然性危害、可能性危害、精神性危害）的监管要求，而具有社会权力和风险社会理论依据的社会监管，对解决传统监管在权力垄断、手段有限、范围局囿、目标单一的问题上意义重大。然而，社会监管受科技和法律因素的制约难以有效实现。提高转基因食品的研发技术和认知水平、增强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对社会权力的保障性能够较好地解决社会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社会权力；风险社会
中图分类号：DF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2-0042-07
收稿日期：2014 -10 -20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4年12月29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2013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刑法对策研究》
( CLS2013C80)作者简介：王扬（1987-），女，吉林松原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学、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刘晓莉（1963 -），女，内蒙古通辽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刑法学、当代中国法制建设。
面对转基因食品所带来的社会风险，除了要提高转基因技术水平外，还需要对其有效地监督管理。与传统以政府为主体、以行政措施为手段、以生产销售为对象、以人体健康为目标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不同，社会监管是指政府组织、人民群众和各种社会组织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依据法律或社会规范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的限制和制约‘¨。社会监管最大的特点在于监管主体和监管范围的广泛性。鉴于此，本文拟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的困境和解决对策予以研究，以期裨益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
一、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的理论梳理
（一）社会权力理论的体现
社会权力是指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是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的民间社会权力。其中，社会主体主要是指与政府相对应的人民群众（公民、社会公众、各阶层社会利益群体）和各种社会组织①。社会权力理论不仅揭示了社会权力的客观存在，而且还回应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现实要求。更重要的是，其论证的社会权力所具有的自主性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性，为解决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监管集权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即为实现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提供了理论支撑。
首先，社会监管符合社会权力对监管权力社会化的要求。与其他国家以政府为主导、兼顾其他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监管模式不同，受历史因素和制度惯性的影响，我国现有的监管模式存在行政监管集权的重大问题。这种一味偏重行政机关主体地位、强调行政手段监管作用的监管模式，必然会因转基因食品种类和功能的快速增加而导致政府监管职责过载。面对不断涌现的科技风险，政府的监管能力已经难以应对风险社会的防御需求。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不断地催生了新的利益群体，利益群体多元化的格局也逐步形成，充分参与国家管理、监控国家权力的的愿望也日趋强烈。面对行政监管在转基因等诸多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乏力，社会各界要求参与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监管权力走向多元化和社会化的道路已成为一种必然。同样，社会权力作为相对于国家权力、私人权力而言的一种集合性权力类型。其提出的意义在于突破传统内部分权的权力制约方式、调和权力分配不均的集权问题、整合行使分散的权利内容，从权力制衡的高度，使社会主体真正发挥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这与社会监管所追求的社会效果不谋而合。
其次，社会监管符合社会权力对监管主体多元性的要求。社会监管不仅与社会权力理论所追求的权力制约和权力保障目标相一致，而且在主体范围上更加广泛。从社会监管的定义可知，社会监管主体包含了社会权力主体和政府组织两大部分，这就为非政府组织监管主体的权力依据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必然要求与之相对应的监管主体具有多元性的特点，所以长期以来强调以政府为主体、以行政措施为手段的监管模式难以适应新的监管要求。单一的行政监管主体不仅效果有限且容易出现权力寻租，更重要的是导致了监管权力的过分集中和监管责任的过载问题。社会监管不仅凸显了监管主体的多样性，而且也表明了监管权力和责任的多方性。面临转基因食品复杂的安全性问题，监管主体的多元化能够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自身优势，减少监管活动的专业性壁垒。此外，监管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责任的明确和细化，能够通过责任分配的方式，降低社会风险。与传统的监管模式相比，社会监管还有助于增强社会管理和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提高风险社会的防御能力。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体现
“风险社会理论指出：随着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由以财富分配为主题的阶级社会向以风险分配为主题的风险社会转化，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政治上的变迁，包括个体化进程、对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的反思等等。”风险社会理论不仅对目前人类所处的社会状态进行了准确的描述与分析，而且也得以使传统的理论学说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社会监管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首先，社会监管符合风险社会对监管手段多样性的要求。依据风险社会理论可知，风险的普遍存在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特点。一方面，受科技因素的影响，“食品安全问题发展到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食品卫生或食品污染的范围，其已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健康发展的整个食物链的管理与保护问题。”另一方面，受科技风险的影响，现代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集卫生、健康、环境、技术、伦理、人权等多重风险于一身的社会问题。转基因食品所具有的科技属性，使其出现了传统食品所不具有的危害属性。与显露的食品安全危害相比，“转基因食品具有科学尚无定论和不确定性的危害、在价值评判上存在模糊性或争议性的危害。”这无疑为原本繁重的食品安全监管活动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由于其多重的食品危害属性超出了传统食品安全的可预测范围，因而导致了监测机构难以对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准确决策的现状。此外，对于转基因食品危害属性可能造成的社会风险而言，有限的监管手段必然难以满足风险防范的要求。而社会监管所具有的行政、技术、法律、道德、社会评价等手段无疑能够充分满足这一要求。
其次，社会监管符合风险社会对监管范围广泛性的要求。传统的监管学说是以政府为主体、以生产经营者（微观经济主体）为对象的理论构建，这一理论特点对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食品安全法》和已废止的《食品卫生法》①都只强调了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管，而对其他上下游的行为类型没有予以规定，这就导致基于生产经营活动范围而进行的传统监管存在缺失。作为“实验室再生品”的转基因食品，有着不同于传统食品的产出流程，尤其是在实验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事实证明，监管范围局限不仅难以有效防范风险，而且还可能会滋生犯罪。例如，2012年，美国某科研机构利用中国儿童做转基因大米人体实验的行为被披露后，随即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经认定，实验方违反了学术伦理和管理规范：实验方案没有及时交由伦理委员会审核，对参与实验的儿童和家长没有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虽然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报告，但却暴露出实验监管的重大问题。相比西方国家对转基因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监管范围，我国尚未形成基于产出流程而建立的全方位监管体系，社会监管势在必行。
二、实现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的阻碍因素
社会监管概念的提出，虽然在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目前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所存在的问题，但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监管所追求的现实效果，就必须正视阻碍社会监管实现的不利因素、解决制约社会监管实现的主要问题，否则社会监管也只能停留在理论构建的层面最终难以实现。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作为一项社会性活动，其影响因素众多。就影响程度而言，科技和法律的双重制约无疑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两个重点。
（一）科技性制约因素
首先，转基因技术可能存在负面风险。简单来说，转基因就是一种通过改变受体基因构成的现代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既能够实现生物体自身基因的改变，也能够通过外源基因的插入来改变受体基因。就自体基因的改变来讲，可以将只在部分器官表达的基因在更多的部位得以表达。例如，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促进家畜生长素的生成，使个体变得更大，从而满足人们对产肉量的需求。外源基因的插入更是突破了物种间的天然屏障，使不同物种的性状在同一受体上得以表现。例如，“将蜘蛛基因插入山羊基因中，山羊奶中就能含有蜘蛛网蛋白质。将水母基因插入猪体内，猪鼻子就能在暗处发光发亮。将北极鱼基因插入西红柿和草莓体内，就能抵抗冰霜。将人类基因插入玉米中，就能产生杀精剂。”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为解决各种食品问题带来了曙光，但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阶段性认识成果，难免存在不可预见的缺陷，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修正。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科学家们虽然已经掌握了基因工程的核心技术，但限于认识程度，对于该技术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尚未彻底明确和证实。就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问题．国内外社会各界仍存在较大争议。研究发现，转基因生物与非转基因生物相比，具有独特的DNA（脱氧核糖核酸）、RNA（核糖核酸）、蛋白质和代谢产物等成分，而含有这些衍生成分的转基因食品（粮食作物）可能出现营养成分降低、过敏反应、毒素增加、基因突变等负面影响。
其次，转基因食品风险监测存在技术限制。检验检测既是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预防食品安全风险的有效手段。以我国为例，通过进出口检验检疫机构的严格检测，“截至2013年底，我国已将54.5万吨含有未经我国农业部安全批准的转基因玉米退回美方”，有力地保障了我国进口粮食的安全性。近年来，我国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相继颁布了包含转基因成分检测、环境安全检测、食用安全检测在内的80多项检测标准，但在检验检测机构设置和检验检测水平上，仍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的检验检测机构存在数量有限、分布不均的严重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的30多家检验机构却集中在20个省份，这就为转基因食品的检测工作带来了不便。不仅如此，我国转基因食品检测技术2000年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远滞后于转基因食品的研发活动，现有的检验检测方法也存在测试对象特定化和检测手段有限性的问题。例如，目前比较成熟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基于蛋白质水平的ELISA方法和基于NDA水平的PRC方法。就ELISA方法而言，一方面，由于食品的复杂成分会干扰检测效果。另一方面，受食品加工过程等因素的影响，会破坏转基因食品中的蛋白质抗原性，从而降低了检测结果的灵敏度。而具有较高灵敏度的PCR检测方法，对实验室布局和检测人员水平要求非常严格，否则极易造成污染而导致错误的检验结果。与此同时，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研究采用同源或近缘物种的优势基因，去转化研制新的转基因作物，这就给转基因食品的检测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二）法律性制约因素
首先，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缺乏对食品危害属性的体认。法律对转基因食品危害属性的认知程度与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防范的水平息息相关。由于我国没有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进行专门立法，目前只能参照《食品安全法》等有关规定进行监管。根据《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定义可知，食品安全指的是食品对人体健康和营养需求的实际作用性。同样，其他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也都只体现了转基因食品的实然性危害属性。例如，根据食品安全管理部门的规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最主要的内容包括：转基因食品外源基因表达产物的营养学评价；毒理学评价，如免疫毒性、神经毒性、致癌性、繁殖毒性以及是否有过敏源等；外源基因水平转移而引发的不良后果，如标记基因转移引起的胃肠道有害微生物对药物的抗性等；未预料的基因多效性所引发的不良后果，如外源基因插入位点及插入基因产物引发的下游基因转录效应而导致的食品新成分的出现，或已有成分含量减少乃至消失等。”而实际上，转基因食品则具有前文所述的多种危害属性，即可以概括为实然性危害、可能性危害、精神性危害。显然，现有的立法规定对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属性存在认识局限。需要指出的是，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作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对食品安全立法和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应当提高对转基因食品危害属性的认识水平，周延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定。
其次，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缺少对社会权力保障的体现。社会权力是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产物，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社会监管作为行使社会权力的活动，其不仅符合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要求，而且还能起到外部权力制衡和监督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社会监管权力并不均衡。从我国现有的立法规定来看，我国的监管模式偏重行政机关的主体地位、强调行政手段的监管作用。与其他国家所倡导的多元性监管模式相比，我国的监管主体过于单一，存在监管集权的弊端。不仅如此，其它监管主体在法律地位、监管程序、监管效力上都缺少法律规定，甚至有些主体本身还是被监管的对象，因而难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起到外部权力制约的作用。此外，公众参与作为社会权力的实现形式并没有通过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予以体现，致使现有的监管活动存在公众参与制度缺位的问题。以社会评价为例，当前我国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机制还是政府主导的专家评价机制，这种缺乏公众参与的评价机制不利于风险决策的合理性和民主性，而且还不利于对社会权力的有效保障。美国学者达尔曾指出，一个多元的社会意味着权力的多元性、利益的多元性和意见的多元性。正是由于缺乏公众参与的利益表达与合理质疑，使得一些转基因食品安全政策难以被认可和推行。
三、实现转基因食品安全社会监管的有效对策
（一）科技性制约因素的消解对策
首先，提升转基因食品研发的科学技术水平。受认识水平的制约转基因技术虽然可能存在缺陷，但是作为影响未来全球经济的第三大科技，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势在必行。作为重要的现代科技成果，转基因食品在解决粮食供给、提高营养价值、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性能毋庸置疑。同时，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产品，也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生态环境安全、赢得高科技资本的现实选择。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很多国家纷纷投入到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活动中来。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活动。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转基因作物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之一。但不容乐观的是，我国的生物技术综合研发能力不强，科技优势也并不明显。“袁隆平院士曾明确表示，如果不加快发展农业生物技术，杂交水稻的优势将会在5 -10年内丧失。”面对我国巨大的食品供给压力、产业发展限制、环境污染威胁等现状，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了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的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的发展任务。提升转基因食品的研发水平更是时不我待。
其次，提高转基因食品常识的社会认知水平。与传统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与科学技术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也正是人们难以根据以往生活经验，判断转基因食品安全与否的原因所在。由于缺乏官方的信息渠道，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报道长期以来被非官方的舆论所主导。作为关系到人体健康的食用品，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报道无不触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吃转基因食品会三代绝育”、“转基因食品能致癌致残”、“转基因食品是西方帝国主义灭华的阴谋”……各种令人不安的消息不绝于耳。有些别有用心的团体、组织和个人，往往利用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不了解，将转基因食品妖魔化，进而达到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的目的。甚至有些研发机构和专家学者为了不法私利，利用公众对其专业性的信赖和权威性的依赖，公然违背学术伦理道德、散布虚假信息。因此，只有提高转基因食品常识的社会认知水平，才能增强公众辨别是非的能力、摆脱官方机构疲于辟谣的局面、减少公众无谓的恐慌，从而使谰言不攻自破。同时，面对转基因食品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也只有通过提高认识水平才能使知情权具有实际意义、使公众理性有效地参与重大决策，从而提高社会的抗风险能力。
（二）法律性制约因素的解决对策
由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文化战略委员会主办、云南财经大学承办的首届《发展与环境安全》国际论坛――“2014食品安全与可持续农业”，于7月25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中外与会者约300人参会。
世界著名农业安全、农业和粮食问题专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TWAS），“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组织”（IAASTD）联合主席、瑞士的汉斯・赫伦博士，在论坛上表示：“今天全球农业的产量足够供养140亿人口。”
有30多位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瑞士、丹麦、德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阿根廷、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农业实践者共聚一堂，与中国专家分享科学上的最新发现，新技术在各国应用的最新经验，特别是发展已有30多年历史的转基因作物研发、生产、食用所带来的全球性状况和问题。
从2000年起，面对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转基因”粮食、食用油以及水果蔬菜，在支持和反对转基因产品的两派激辩中，中国民众越来越迫切希望获得真实的科学依据，以及世界上走在前面的国家地区拿出的实践成果。
此次国际论坛的与会者无疑也是带着对转基因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渴望聆听世界各地资深专家和农民的观点和意见。
作为论坛主题发言者之一的汉斯・赫伦，作了题为《超越绿色革命的农业：塑造我们所希望的未来》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明确指出，影响农业、粮食的问题大多是人类自己造成的。目光短浅、以商业利益为导向、被技术与畸形消费驱使，导致食物浪费和收获损失的规模，远超过从目前至 2050年地球所需要增加粮食的总量。全球传统农业的产量足够供养140 亿人口。
国际著名科学家、英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何美芸在《人工基因改造与自然的基因修饰》的演讲中指出：自然基因修饰是生物体为生存而对细胞及组织层面的基因信息做出的改变。自然基因修饰与人工基因改造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之精细远非后者所能及。人工基因改造对自然基因修饰产生阻碍与破坏作用。她警告：由于遗传的原因，转基因生物的影响会在代代相传中不断扩大。传入了下一代细胞及生物体的基因信息，其涵盖范围将不断扩大，转基因生物中的RNA干预所带来的风险也因此而增加。
俄罗斯基因国家安全协会主席埃列娜带来了俄罗斯科学家对转基因大豆喂养老鼠毒性的试验报告，多次对比试验证明，转基因大豆对老鼠的寿命、生殖造成了明显的危害。
阿根廷的医学博士、儿科专家迈达尔多・阿维拉・瓦兹奎兹演讲《有毒的农业和被除草剂覆盖的村庄：草甘磷及转基因种子在阿根廷》披露，阿根廷妇女自然流产呈高发趋势，男女因不育而就诊的人数也大幅增加。某些地区山羊因接触了草甘膦而百分之百地流产、畸胎早产和死产；甲状腺功能紊乱和糖尿病流行。越来越多的婴儿出生畸形，特别是在草甘膦喷洒期妊娠的婴儿畸形出生率则更高。
美国植物病理学家唐・胡伯博士，55年来在农业研究中主要关注土壤生植物病原体的传染病学及其控制，特别关注“除草剂――养分――病害”的相互作用。2011年初，他曾致信美国农业部长，提醒不可轻易批准更多转基因农作物种植，因为在大量使用的转基因大豆中发现了可疑的新型微生物，疑似导致大量母牛流产的致病源。美国某些养牛场母牛流产率已高达45%。此事有可能彻底颠覆生物技术公司关于转基因“安全”的判断。
他还特别提到科学家应该承担起责任，学界在转基因作物方面做了轻率承诺，实验有缺陷，刻意回避了多数转基因植物、草甘膦除草剂的问题。如果还想生产足够既经济、安全又有营养的食物，我们就必须正面回应接踵而来的巨大挑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药物室研究员周则卫，以健康小鼠为研究对象，对比评价进口转基因大豆油与天然大豆油的食用功效及安全性。结论是 GM 大豆油在营养及健康效应方面均明显不如国产天然大豆油，同时转基因大豆存在造成免疫及内分泌功效降低的安全隐患，以及存在草甘膦残留问题。
“妈妈纵横美国”组织主管珍・哈尼卡特在演讲中引用了大量研究数据，证实美国民众、特别是儿童受到的伤害。医院记录表明，引入大量草甘膦除虫剂十年来，患有克隆氏病的儿童增长率达79%。受损的大肠将无法产生血清素，血清素控制胰岛素。2011年，2580万人患有糖尿病。受损的大肠细菌无法合成色氨酸和褪黑激素。睡眠不足加上血清素不足会导致抑郁症、精神疾病和暴力倾向。
她说，研究表明，草甘膦是一种内分泌干扰剂，而大肠和大脑相互关联，草甘膦破坏了血脑屏障，使得毒素进入大脑。1990年底开始，大量转基因生物和草甘膦的使用，使医生看到“大量儿童患有自闭症”的原因。目前癌症是美国儿童的头号杀手。50%的儿童患有不同类型的慢性疾病。在美国，患有慢性疾病的儿童和成年人将近2亿。
会议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来自阿根廷、德国和印度的发言和影像资料，这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农民、牧场主以自身经历表明种植转基因玉米、大豆造成的后果：环境污染、奶牛死亡和农民破产。
两天的论坛，除了大会的主题演讲，嘉宾们还分成四个专题组进行交流：用草甘膦除草剂捆绑转基因种子，生命科学原理与转基因技术，来自第一线的声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 传播 推广 文化障碍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069－02
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提出：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文件一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争议，许多网友在人民网上留言要求将“转基因农作物种植及转基因食品问题”作为重点话题在两会上讨论。而在两会召开期间，社会公众、科学家、环保组织及政府相关人员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及转基因食品的传播推广问题更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论战。
自1983年，第一例转基因植物(转基因拟南芥和烟草)构建成功，从此揭开了转基因食品研究与生产的序幕以来，到2000年，世界转基因作物推广面积已经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猛增至4420万公顷，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数量也从6个增加到13个。到2006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已突破l亿公顷。各国已试种的转基因植物超过4500种，已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近90种。市场上，除了常见玉米、大豆、西红柿、油菜等转基因檀物食品外。还包括转基因动物性食品，如乳制品、肉制品、海产品以及基因工程菌株等。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积极发展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生产，在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发展上的成果显著。2000年，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占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阿根廷和加拿大。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农民增收，1999年，国务院批准实施“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研究，累计投入资金7.3亿元。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初步建立了棉花、水稻、油菜、玉米、大豆、花生、杨树等主要农作物和林草、花卉、果树高效、安全转基因技术体系。2009年8月17日，国家农业部批准发放了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这意味着转基因水稻在我国的商业化种植将指日可待。
尽管转基因技术发展如火如荼，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与使用日益增多，但是对转基因食品的批判也同样不绝于耳，特别是欧盟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限制及绿色和平组织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更是影响甚广。因此，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生产不仅仅是个科学议题，同样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社会问题。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及转基因食品的推广都受到了各方面的阻碍。转基因是转基因食品的传播，除了面对在生物专业领域的技术障碍外，还必须解决来自食品安全与健康问题、生物安全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法律规范问题及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认知问题等各方面的障碍。这些问题已成为转基因食品传播及推广的热点被诉诸研究和讨论。除此之外，在这个技术突飞猛进、媒体信息渠道繁杂、文化观念多元化的转折期，转基因食品的传播及推广还必须解决一个文化上的障碍。
转基因食品作为一项有争议的新兴事物，要想得到社会公众的肯定，必将遭遇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检验。除了来自技术和实验方面的不完善外，还将遇到社会公众的文化认知问题。而这些文化障碍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转基因食品传播及推广的影响；流行环保文化对转基因食品传播及推广的影响；中国食品文化对转基因食品传播及推广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转基因食品传播及推广的影响
所谓转基因食品，就是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而转基因生物就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动物或植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形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是通过人为改变生物的基因，使其拥有其自然物种不具备的遗传物质。
在中国特定的以农业为主的地理及社会因素作用下，几千年的文化沉积，形成了系统而牢固的农本思想，这种以天地人为中心的和谐关系，已深入到我们社会文化的底层，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我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周易》中提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老子》中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中提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在此基础上，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主张，天人合一，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核心，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天、地、人”为一体，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
人和自然是有机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依存关系，而且还意味着人类对自然、对生命的膜拜和尊崇关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物的价值，但不能违背万物的本质，要尊重自然的生命规律与生态平衡，这种以“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文化所传达的主张正好与转基因食品的生产技术相违背。
首先，从内在来说，作为转基因食品来源的转基因生物的基因被改变，使其从自然物变成了基因改造的“人为物种”或“异种”，虽然科学家解释转基因生物与传统生物存在“实质性相同”，但在“天人合一”等传统文化下侵染的社会公众还是难免将从“转基因”的字面意义及外在宣传来感知，从这个方面讲，转基因食品是违背动植物生命原理的自然规律的。其次，从生态环境上来说，虽然研究转基因食品的科学家认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减少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物的使用，从而保持良好的环境，但是转基因作物作为人为改造的新兴物种，具有比自然物种更强的生命力及生存竞争力，由此对周围物种及生态环境必将造成一定影响，这与传统农业文化中倡导尊崇自然的“无为”思想是相驳的。由此可见，我们传统农业文化中强调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生，人与自然万物不应该是一种改造与被改造的对立的两面，而是有机相连、互相尊重的内在关系。这种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与转基因食品的技术原理的矛盾必将成为转基因食品传播与推广中的一种必然障碍。
二、环保文化对转基因食品传播及推广的影响
随着科技的发展及人类工业化的进程，地球环境的破坏
也日益严重，这为追求经济利益的人类敲响了警钟。1972年6月由联合国发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环境保护事业正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重视的开端。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大会的召开更是吸引了全球民众的眼光。环境保护已不是各政府及独立组织的工作，而是渗入到全社会全人类的思想及生活中。
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保事业经过30年的发展，经历了“从基本国策到科学发展观，从企业治理到结构调整，从传统经济到循环经济，从单一手段到综合手段，从政府主导到公众参与”的发展历程，环保文化已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思想之一。大众环保主义者倡导“绿色、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而转基因食品在技术上和环保上的争议，势必会使其成为环保主义者的热点讨论对象。特别是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环保文化与转基因食品的对立。环保文化对转基因食品传播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转基因食品对人们健康的潜在威胁。违背人们追求“绿色、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第二，转基因作物种植所引发的生物入侵、物种变异等问题将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第三，转基因食品的种植及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对全球社会的影响等。转基因食品的普及及传播所遭遇的问题首先便是解决环保文化倡导者所提出的疑问，而这些疑问，也正是目前转基因食品争论正反双方所争论的热点。
三、食品文化对转基因食品传播及推广的影响
民以食为天，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明发展，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食品文化。中国食品文化强调“色、香、味”俱全，对原料的选择尤其注重，其中“自然、新鲜、口味”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在科技与通讯日益发展的今天，绿色饮食和素食主义越来越盛行，绿色健康的食品成为人们的首选。
论文 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预防
论文摘要 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了讨论，阐述了其对人类的直接影响和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并提出对转基因风险的预防措施。
随着 经济 的 发展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但是，转基因食品领域的安全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居世界第4位，排在美国、阿根廷、加拿大之后，虽然我国已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进口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但处于转型时期的 中国 经常有 法律 法规较为先进而执行不力的现象，更何况在这方面的制度还做得远远不够。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有其特殊性，因为它较少引起急性中毒而带来轰动效应，而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局限于知识、财力、时间，不可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只能依靠现行漏洞百出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捉襟见肘地应对出现的情况与问题。前些年关于转基因水稻的那场讨论，已暴露出某些学者和官员已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因此，加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研究和控制，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对人类的直接影响
转基因食物对人类本身将带来一系列直接或潜在的安全影响。
1.1没有经过长期的安全性研究
转基因食物从1993年出现到现在仅10多年，改变了人类食品的 自然 属性，未经过长期的安全性试验，没有人知道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我们知道许多认为安全的药物可能数年后才显示出隐患，食物的效应应更为长期。
1.2减少食物的营养价值或降低食物中重要成分
转基因食物的主要动机是满足某种商品价值，如更高的产量、更好看的外表，而食物的某种成分的改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如美国有报道，在具有抗除草剂基因的大豆中，异黄酮类激素等防癌成分减少了。
1.3引起人类过敏反应
转基因技术会在生物中产生不能预见的变态反应源。如把巴西胡桃的基因移植到黄豆上去，结果却使一些对胡桃过敏的人在吃黄豆时产生过敏反应。
1.4产生对人类不利的毒素副产品
转基因作物产生不可预见的生物突变，使原来的毒素水平提高，产生新的毒素或副产品。1999年losey等试验发现，在一种植物马利筋叶片上撒有转基因bt玉米花粉后，普罗克西普斑蝶食用叶片减少，长得慢，4d的幼虫的死亡率变为44%，而对照组（饲喂不撒bt玉米花粉的叶片）死亡率为0%。转基因作物产生的杀虫剂毒素可由根部渗入周围，但尚不清楚会产生何种影响。
1.5产生抗菌素耐药性细菌
基因技术采用耐抗菌素（如抗卡那霉素、链霉素等）基因来标识转基因化的农作物，这就意味着农作物带有耐抗菌素的基因。英国的研究显示，转基因作物中的突变基因可能会进入到生物有机体，突变的基因如跨越种群和转移至细菌，其结果可能会导致新的疾病；如出现无法 治疗 并广泛传播的、对生物造成严重威胁的疾病，其后果不堪设想。
1.6 直接引起人类急性中毒
有些基因在治病同时可能引起某些人急性中毒效应。如《南方周末》2006年10月19日报道，美国一名病人在接受生物药品临床试验的过程中死亡，导致当时正在进行的12个基因治疗项目全面遭禁。后来其他的一些病人也因为新增的基因而患上癌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下令中止此类试验。
2对生态系统（包括环境）的影响
生态系统是各种动物、植物与环境的一种动态平衡系统，而转基因食品是人为对特定物种进行干预，改变其性状，因而也改变了该物种在食物链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引起一系列不可预料和复杂的变化。
2.1转基因技术本身的不足
虽然基因技术 发展 可以将dna进行切割，将一异源基因引入另一生物，但不能完全准确地预见作用后产生的新的蛋白质的性状是否完全吻合我们的要求。
2.2物种多样性的破坏
基因技术加上商业营销将使某类作物如超级水稻为某一公司垄断供应种子，使原来多个品种减少为同一基因的单一品种，当真菌、病毒、虫害侵袭这种植物时，会发生严重的产量减产，也引起生态平衡的变化。
2.3基因的污染
转基因技术可能使某些基因流入 自然 界，引起难以预料的影响；基因化的生物、细菌、病毒等进入环境，保存或恢复是不可能的，其较化学或核污染严重，危害是不可逆转的。
2.4引进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种
转基因技术可能使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种出现，如超级杂草、超级昆虫等，可能对地壤、野生近缘种、普通作物、相邻的植物及环境造成破坏。
2.5环保的影响
有资料证明，基因化的农作物对除草剂具有抵抗力，实际耐用药量高于正常的3倍，农民知道其对除草剂有抵抗力，会直接或不直接地提高除草剂等化学药物的使用量。
2.6生态系统的破坏
转基因技术使某种物种的性状改变，如a昆虫以b植物为食物，我们认为改变b植物为转基因抗虫植物，提高了b植物产量，但a昆虫因缺乏食物使虫的密度大幅下降，引起以a昆虫为食物的天敌c生物的生存危机，进而引起整个生态平衡的破坏，将来可能暴发某种虫害大面积流行等。
3对转基因风险的预防
3.1严格控制境外转基因食品进入
对国外转基因食品进入我国必须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审批，可以在wto框架下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进行限制，这方面检验检疫系统应有较大作为空间。
3.2加强国内市场控制
虽然我国农业部已一系列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措施，但是我国国内市场的管理是较为混乱，如转基因水稻还未批准上市，但有众多报道转基因水稻已流入市场。因此，必须完善这方面的法规，严格执法，重罚甚至采用刑法严惩不法商人，当然这也依赖于整体执法环境的改善。
3.3加强转基因生物的检测技术研究
目前国内有众多机构对转基因生物的检测技术进行研究，但食物加工从原料到成品经过多个加工环节，要严格区分转基因成分存在较大困难，可采用以下检测方法：①检测转基因成分所独有的dna序列。采用人工检测或仪器检测对碱基对进行测定，可精确确定转基因成分。②采用pcr技术进行检测。《国门时报》曾报道，检验检疫 科学 院采用“亲合吸附-pce hyb-elisa”检测方法，能特异的检测35s启动子和nos终止子核酸系列，这2种核酸系列存在目前已知的绝大部分转基因成分中。③基因id法进行检测。由john b. fugan于2000年提出的新方法，或采用异酸胍盐抽提法以避免dna的降解和污染。④农作物身份识别系统。美国adm公司称他们建立了一套农作物身份识别系统，可以保证向国外供应农产品时，不含转基因作物。
这份由14位北京市民联署的质询函提及：“获悉贵公司这些产品居然没有国家法律规定的必备手续和证明，因此，我们对这些产品的安全性深感疑惑……”
他们认为，为解答这些疑惑，益海嘉里必须拿出其部分产品的安全证明。而这些被质疑的产品，正是处于舆论漩涡中的转基因食品。
益海嘉里方面并未满足他们的要求。益海嘉里，这个让公众感到陌生的公司，所出产的粮油产品，均冠有一个响当当的商标―“金龙鱼”。
反转疑案
自去年开始，杨芳洲等人即连续多次向农业部质询，要求给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切实证据。与此同时，北京市民吕也在为兰清食用油之事四处奔走。
2010年年底，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原《信息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吕等人偶然发现，由北京教委下属单位北京京育学生营养餐饮管理服务中心统一灌装的兰清牌转基因油。在吕等人的努力下，兰清油现已被更换为大烹牌食用油。让他们惊异的，大烹牌食用油依然是转基因大豆油。
今年1月9日，北京部分家长聚会商议，发起成立北京中小学食品安全监督筹备组织，国际食品安全协会北京首席代表桑立伟，出任法律组组长。
7月11日，年仅39岁的桑立伟神秘死亡。据了解，桑立伟生前接到一神秘人物邀请，前往山东泰安，并于7月10日入住泰山广场西如家快捷酒店。次日午后，桑立伟的遗体出现在酒店楼下。当地警方称，桑立伟系跳楼身亡，确认此事并非刑事案件。
桑立伟生前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他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反转界的强烈质疑。他们怀疑，桑立伟是被人谋害致死。时代周报记者证实，桑立伟本人性格开朗，自杀倾向可能性不大。齐鲁晚报报道，事发当天下午，有人看见桑立伟半掩着门坐在屋内。至于他在泰安所见的是什么人，见到与否，已然成谜。
在反转界，桑立伟被视为烈士。吕说，桑立伟生前处于中美转基因和反转基因的风口浪尖上。
杨芳洲等人连续多次向农业部提交意见书，并成功进入农业部，直接向相关官员表达对推广转基因作物的抗议。山东电视台曾以此事作了一部上下集的专题片，诡异的是，上集播出后，下集至今未能播出。
在杨芳洲等人以消费者身份向“金龙鱼”提出质疑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从2011年10月1日起，从纽约市行进到华盛顿白宫的美国民众《争取转基因标识知情权》（Right2Know）大游行正在进行中。
美国民众呼吁，所有转基因成分与含转基因添加剂的食品必须标识。他们声称，将前往联合国广场开展揭露、反对、抵制转基因食品的宣传活动。
杀鸡儆猴
“郭成林案是‘杀鸡给猴看’的经典案例―谁敢说转基因食品有害，谁敢说卖转基因食品的大公司半个不是，就要准备戴镣铐蹲监狱”，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的学者顾秀林如是说。
顾秀林系农业经济学学者，是著名经济学家顾准之女。顾秀林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称：转基因食品有害，人人皆知，但主流媒体和官方商家对此三缄其口。因为是慢性毒害，没有成型的检测标准，更因为利益集团处心积虑地掩盖事实，所以，转基因食品的有害性被利益集团弄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挺身而出为天下人言说，这种勇气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郭成林仗义执言不犯法。
顾秀林认为，郭成林案如果不翻，会给后人造成“示范”效应，极其有害。
对郭成林案，另一位支持转基因的著名网络打假人士的态度与顾秀林截然相反。他认为，这是出于经济利益妖魔化转基因技术的典型案例，追究其刑事责任是适当的。
顾秀林旗帜鲜明地反对转基因食品。她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转基因农作物在环境中的释放，是极度不安全的，人类和动物食用转基因食品也是不安全的，应彻底禁止滥用转基因技术、禁止向环境释放转基因生物。
顾秀林认为，目前，应用中的转基因技术所依据的生物科学理论已过时几十年，需要全盘反思。
著名学者、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亦持彻底的反转立场。他认为，“转基因技术”理论基础与研究方向的实质性错误在于，并非从“每一生物个体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有整体的统一运动”这一正确认识出发，去寻求“赋予植物新的农艺性状”，而是企图从违反自然生物发展规律的“把从动物、植物或微生物中分离到的目的基因，通过各种方法转移到植物的基因组中”，来寻求“赋予植物新的农艺性状”。
陈一文指出，在中国，对转基因问题的片面看法至今依然存在，以至于有人错误地提出，“我们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我们甚至比那些支持这项国家政策的人，更加支持转基因技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所以，更需要转基因技术来改造我们的粮食产业。”
近年来致力于跨学科多领域综合研究的陈一文认为，转基因作物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不可逆转的覆灭性灾难。陈一文表示，中国政府“十二五”期间对转基因品种研发支持300亿元，而对常规育种只有1.8亿元。对转基因品种研发给予巨资绝对优先支持，是“重大战略性错误”。他建议，全国人大对“转基因”农作物问题组织专题调查，并在向公众公布调查报告后举行公正、公开、透明的听证会。
技术争论外的阴影
一名强烈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网络打假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早在2001年时，他就开始注意到绿色和平组织在国内制造反对转基因作物的舆论。
一位长期关注转基因作物的媒体记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反转并非没有科学依据，转基因食品的危害，绝不是仅仅是农业部门多次重复强调的“目前没有任何转基因导致人或动物危害的报告”，这里还存在着舆论信息战的问题。
这名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中国内地一些地方，由于种植了涉嫌转基因的农作物先玉335玉米种，导致当地田鼠大量减少，母猪习惯性流产，这引起了他的警觉。
而原化工部部长秦仲达上书中央，在《向总书记说真话―必须将反转基因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中称：“转基因食品使老鼠消失，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有关领导将此文批转给了农业部。
凤凰传媒集团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种子的欺骗》、《转基因赌局（65个科学证据揭露8大领域的惊人危害）》，均提及山西、吉林母猪等动物的异常反应。书中提到：印度农民报告说，给他们的猪喂食某种转基因Bt玉米以后，出现了生育问题，有些出现假孕状况，有的甚至只母猪产下羊水；而奶牛和公牛也出现了不孕不育症。印度的牧羊人让他们的绵羊持续采食转基因Bt棉花类的植物，5-7天内1/4的绵羊死亡。
前述知名网络打假人士则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转基因技术是农业技术发展方向之一，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尤为重要。目前，转基因作物主要分抗虫害和抗除草剂等种类，能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和水土流失，有利于环境保护，这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中国来说，作用更大。
华裔美国科学家、美国里海大学乳液高分子研究所博士王朝华，从1997年起一直在美国农业部从事大豆玉米的应用研究。他向时代周报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麦克尔泰勒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行政助理，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的首席法律顾问。正是麦克尔泰勒起草了一项新法律，隐藏了1958年颁布的非法农药和食品添加剂可引起已知癌症的事实。1992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无视反对意见，声称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无本质区别，对人体健康没有损害，因此，没有必要对产品进行说明的必要。
王朝华说，2009年，孟山都在南非推广的转基因玉米，使得82万公顷土地几乎颗粒无收。中国是人口大国，需要稳定的高产，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灾难。
而先玉335正是孟山都公司的产品，目前已在中国大面积推广。对此，上述知名网络打假人士却不这么认为。他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的转基因食品安全可靠，转基因技术应该推广，这是国际科学界、国际权威机构的共识，不是某个公司的主张。没有哪个公司能够势力强大到可主宰整个科学界的舆论和所有权威机构认定的程度。
在他看来，主要有三种人在反对转基因食品：一种是出于政治动机，例如极端保守的伪环保者，或是将反对转基因主粮化作为反对政府一个工具，或是担心中国农业受到国外的控制。第二种人是出于经济利益，例如从事传统农业、有机食品业者。第三种则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在舆论的误导下产生恐慌的人。他认为，这三种人的反对理由均不成立。
但王朝华向时代周报记者披露：“早在2000年，德国就发现蜜蜂在摄入转基因油菜花粉后，肠道菌群随之发生了变化（横向基因转移）。这种转移不会发生在人身上吗？”
曾为福克斯电视台工作的两名美国获奖记者，由于准备揭露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在孟山都的压力下被电视台解雇。2008年，法国独立导演玛丽•莫妮克•罗宾拍摄了一部名为《孟山都眼中的世界》，在美国被禁。而孟山都在阿根廷推广转基因种子时，采取了贿赂的方法，如今，当地使用转基因种子所带来的危害，在短期内已无法弥补。”
在中国，经各方努力，沃尔玛被迫同意不再销售转基因大米，而中国最大的两家粮企中粮、益海嘉里亦表示，不再销售转基因大米。
王朝华说：“转基因种子对人体有直接的影响，‘生物污染’比化学污染更可怕。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些转基因的种子确有这些作用，当植入的基因改变了土壤中微生物和杂草的基因后，我们怎么办？”
转基因攻防双方观点
正方：
目前的转基因食品安全可靠，转基因技术应该推广，这是国际科学界、国际权威机构的共识，不是某个公司的主张。
转基因技术是农业技术发展方向之一，转基因作物主要分抗虫害和抗除草剂等种类，能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和水土流失，有利于环境保护，这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反方：
随着粮食危机可能性的进一步显化，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就在三四年前，对转基因食品的忧虑曾引起媒体对转基因粮食的大讨论。作为全球最大的环保机构，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始终站在反对迅速推广转基因作物种植和食用的第一线。绿色和平为什么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一如既往地行动下去呢?本刊记者采访了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卢思骋先生。
安全性尚待评估
《财经文摘》：全球粮食危机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仍将加剧，对于国内不少技术派提出的以转基因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以解决拉美、非洲及亚洲贫国对粮食渴求的建议，诸多人士抱持谨慎怀疑的态度。依据绿色和平的观察，目前转基因技术在中国及在全球的发展状态是怎样的，绿色和平对此的关注始于何时，缘何对此抱以关注，绿色和平在转基因技术层面在全球及在中国分别做了哪些工作，遇到了哪些障碍，存在哪些工作上的困难?
卢思骋：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的数据，全球到2007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143亿公顷，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达23个，其中美国以5770万公顷位居世界第一。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印度和中国也是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大国。
中国批准的转基因作物有矮牵牛、番木瓜和棉花，但目前大面积种植的只有转基因棉花，已超过棉花种植面积的90％，而主要的粮食作物如水稻，玉米和小麦都没有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但是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仍可能接触到由进口转基因大豆加工成的食用油和其他加工食品。2008年7月份，中国国务院原则通过了达200亿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其中有20％左右将投入到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研究中。
绿色和平对转基因的关注始于1991年，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转基因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对该技术对环境和健康的安全评估却一直非常匮乏，特别是长期安全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绿色和平的工作推动了许多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与公众，特别是普通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作物的理解。我们的工作包括与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合作研究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关注最新科研进展并将信息传达给公众。同时，绿色和平一直推动与所有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生产企业向消费者承诺不使用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原料，并且编辑小册子免费向公众发放，也在网站上持续更新这份《避免转基因食品指南》。这本小册子不仅仅能够让所有普通人有明白选择非转基因食品的机会，也是一个普及转基因知识的小工具。
有人对绿色和平的工作不理解，指责绿色和平伪环保或不科学。实际上，绿色和平并不完全反对转基因的研究，但我们的观点是，应该在预防原则的指导下研究转基因，在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和健康有潜在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不应该大规模地释放到环境中，更不应该运用到食品生产与加工中。在转基因的科研中，也应该重视对安全性的研究。绿色和平相信，类似转基因这样的问题，要是等所有危害都显现出来再去处理，一是为时太晚，二来，基本上不可能完全清除危害。既然现在我们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一定要用我们的生存环境和人体的健康去冒险呢?目前世界上掌握转基因技术专利和种子专利的跨国生物技术公司有多个，包括孟山都、先正达、拜耳等几个主要企业，他们一直在致力推动转基因技术在全球的扩张。
忧虑转基因
《财经文摘》：通过多年来对该领域的关注，绿色和平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负面作用有怎样的综合评价?其对生态平衡、人体健康及环境安全分别存在哪些值得忧虑的问题?
卢思骋：转基因技术指的是将一个基因从一个生物体中分离出来，通过修饰后导入到另一个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达到改造生物的目的。转基因技术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比如研究人员可以将鱼体内的某个产生防冻作用的基因植入番茄之内，人为制造出新品种的耐寒番茄。含有转基因生物成分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因此，转基因生物是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生命，过去亿万年来从未在地球出现过，将来也不可能通过自然进化的过程出现。
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长期安全性，国际上并没有定论，但转基因食品对健康至少可能有以下几种影响：第一，转基因食品可能产生过敏反应。在自然条件下存在许多过敏原，转基因作物通常插入特定的基因片断以表达特定的蛋白，而所表达蛋白若是已知过敏原，则有可能引起过敏人群的不良反应。第二，转基因食品可能具有毒性。已有的研究表明，喂养转基因食品后的动物出现肝和肾的毒性反应。第三，抗生素标记基因可能使人和动物产生抗药性。抗生素标记基因有可能转移到肠道微生物上皮细胞中，从而降低抗生素在临床治疗中的有效性。
世界范围内，第一个转基因食品1994年才出现，随着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长期安全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显现。2008年11月14日，美国化学学会《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发表了意大利国家食品和营养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研究表明转基因玉米对免疫系统有影响。2008年11月11日，奥地利维也纳兽医大学科学家研究发现进食转基因玉米后引起小白鼠的生育能力下降。2007年3月，法国科学家Gilles-Eric Seralini教授与其团队检查了孟山都公司为了获得欧盟上市批文所做的安全测试数据，发现饲喂了MON863转基因玉米的实验鼠肝和肾有毒性反应。他们的研究驳斥了孟山都公司对400个实验鼠90天试验的研究报告，从而证实MON863转基因玉米有害。
转基因食品可能对健康有长期影响，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同样有威胁。这些环境危害已有部分在实验室水平得以证实或发生了实例。首先来看转基因作物――超级杂草。由于导入新的外源基因，转基因作物获得或增强了生存竞争和繁殖能力，使其在长势、越冬性、耐受性、种子产量等方面，都强于亲本或野生种。在自然条件下，栽培作物种内，栽培作物与其近缘野生种间，栽培作物和杂草之间都有可能发生基因漂流，可能会污染野生品种。转基因作物作为外来品种进入自然生态系统，往往具有较强的“选择优势”，可能会影响植物基因库的遗传结构，淘汰原来栖息地上的物种及其他遗传资源，致使物种呈单一化趋势，造成生物数量剧减，甚至会使原有物种灭绝，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转基因抗虫作物的抗虫基因不仅直接作用于目标害虫，对非目标害虫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伤害，进而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转基因作物是活生生的生物体，一旦被释放到环境中，很容易发生污染事件。一旦发生污染事件，转基因食品会残留在食物链很长的时间，很难完全清除出食物链。
粮食危机?
《财经文摘》：对于所谓粮食危机，绿色和平有怎样的具体感受及建议?
卢思骋：其实，世界上生产的粮食是可以养活所有人的，但由于分配不均而产生了饥饿和贫困。2008年的粮食危机更是因为一些国家将粮食生产用地用于种植玉米以生产生物能源，从而减少了粮食产量。转基因技术从其面世时就鼓吹这个技术能提高产量，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市场上的转基因作物都是抗虫或者抗除草剂的，对产量没有任何直接帮助。其实，农业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提高产量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绿色和平一直认为，解决粮食的问题不需要依赖转基因技术，我们有其他的选择，如生态农业。避免转基因的风险首先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加大对转基因作物安全研究的投入，特别是长期安全性的研究。在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不应该批准商业化种植，特别是像水稻这样重要的粮食作物。
转基因作物不是粮食危机的解决方案，相反，根据以往的经验，因为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转基因专利费用，农民的种植成本会因此上升，转基因作物反而有可能让粮食价格进一步升高，使已经存在的粮食危机更严重。
国外的案例告诉我们，转基因种子价格昂贵。举例来说，2005年菲律宾孟山都转基因Bt玉米种的价格大约是常规杂交玉米种子价格的2―3倍，美国转基因棉花种子的价格是普通棉花种子的2―4倍，而且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不可以保留种子，必须每个种植季节购买新的转基因种子，这无疑增加了农民种植粮食的成本。而且现有的转基因作物并没有直接针对产量性状改良的品种，所以转基因作物能够使粮食增产并解决粮食危机的说法实际上并不成立。
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科学技术尚不成熟，种植转基因作物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统计数字显示转基因作物产量不稳定。转基因技术不是解决粮食危机的方法。
中国现在大面积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转基因棉花，但是也进口不少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油菜用于加工原料。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食品标识管理规定》于2008年9月1日正式实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加上了实施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内容，这是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该规定的实施主要说明目前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体系尚不完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还没有定论。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拥有安全权、知情权和选择权。人们食用转基因食品的时间还比较短，对食品安全基因跟踪研究还是极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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