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非言语交际 中日对比 体态语 客体语 环境语
非言语的Nonverbal一词，是指在交际过程中，为更好地达到交际目的而伴随言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的不属于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范畴的方法和手段。 又被称为“不是语言的语言”。非语言交际指不需要使用言语就能发出和接收信息的行为，这种行为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不像语言只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非言语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属于社会心理学，指人在传达讯息时，会使用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或音调等语言、文字以外的媒介来辅助说明。非语言交际就是交流的双方利用身体的特征或者自然环境给交流对方传递特定的意思，表示言语之外的情感。在交流中言语表达终有不足，所以我们会额外在意对方的非言语表达，这有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情绪、态度、个人特质等，甚至是内心真正的意图。
对于非语言的分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例如美国的玛娇丽・F・瓦格斯把非语言分为9类，分别是人体（身体特征、皮肤、体形等）、动作（手势、姿势等）、眼睛（视线、眼神等）、副语言（声音的高低强弱等特点）、沉默、体触行为（接吻、拥抱、握手等）、对人空间、时间、色彩等。显然，玛娇丽・F・瓦格斯的这种分类归纳并不能完全涵盖非语言的范围。纳普（M・knapp）将非语言分为7类，分别是人体的传递行为（例如表情、视线、手势、体势等）、身体特征（体形、肤色、毛发等）、 触摸行为（握手、拥抱等）、副语言（如声音的特征、咳嗽、哭声、发话间隔等）、空间因素（如体距）、个人物品因素（如服饰，化妆，随身物品等）、环境因素（如家具、灯光、温度等）等。美国的K.W.back将非言语交际分为两大类，分别是静态无声的非言语交际、动态无声的非言语交际以及有声的非言语交际等。毕继万将其分为4大类，将姿势、身势、面部和手部动作、体触行为等归类为体态语；将沉默、话轮转接、非言语声音等归类为副语言；将化妆、衣着、肤色、个人用品的交际作用等归类为客体语；将空间，时间、距离、灯光、颜色、标志等归类为环境语。
非言语交际的方式有很多，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衣着服饰、声音暗示等都能表达一定的意思，都是非言语交际的有效手段。例如人们高兴时会眉飞色舞，忧伤时会愁眉苦脸、悲痛时会嚎啕大哭等等，这些情绪都是通过非言语手段表达出来的。又例如我们在说话时往往同时会借助身体动作来表情达意，有时这种动作会起到强化言语信息的作用，有时则起到弱化言语信息的效果。例如你送给小孩礼物时，他若真的不想要，就会说不要，同时也会伴有摇头、扭身、眼神漠视等行为；而若他很想要却碍于大人的说教，虽然嘴上说不要，但是眼睛会一直盯着看，并使劲扳着手，这就是弱化了他的言语内容。所以非言语交际在交际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它可以使言语信息更加鲜明突出，也可以弱化或补充言语信息的内容，还可以代替言语手段来表达信息。西方学者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对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做了研究，伯德惠斯特尔认为：文化背景相同的两个人在交谈时，言语手段传达的信息仅占35%，非言语手段传达的信息占65%。梅拉比安也认为，两人在交谈时，非言语占93%，语言本身仅占7%。由此可见，在交际中，仅靠语言文字来传递信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往往需要非语言手段来增强语言效果，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这些非语言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与他人交流，减少交流障碍，促进交流顺利进行。
非言语交际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nonverbal communication”，对非言语交际的正式研究普遍认为始于达尔文，他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年）一书中，对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各种心理活动进行了系统详细的研究。此后，逐渐出现了大量研究非言语交际的作品。例如伯德惠斯特尔的《身动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Kinesics）、霍尔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戴斯蒙・莫里斯的《人类行为观察》（Man Watching）、洛蕾塔・A.马兰德罗和拉里・巴克的《非言语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和朱利叶斯・法斯特的《人体语言》（Body Language）等。而关于跨文化非言语交际的研究，可谓始于美国的莱克・布罗斯纳安著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言语交际对比》，它第一次直接对中英国家的非言语交际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对比研究。
在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方面，代表作为李庆祥主编的《中日非语言交际研究》（2008），它是研究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前沿丛书，其中收录了25篇论文，内容分为概论篇、分论篇、音声语篇和教学篇等。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对比方面，概论篇中有卢涛的《日本非语言交际研究概述》、毋育新的《中日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比较研究》和吴宏的《日本人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与日本文化――兼谈中日非语言交际行为之差异》等论文；分论篇中主要关于手势、表情、副语言等方面的论文，其中关于中日对比的有倪秀梅和姜峰的《中日手势文化比较――以手指动作为主》；教学篇中有赵春利的《对非言语行为的调查研究》和樊军的《日本文化中的非言语交际与日语跨文化教学》等论文，主要是关于日语语言教育中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另外，有王秀文著的《日本语言 文化与交际》（2007），主要论述了中日文化差异与体态语的表达方式、副语言及交际功能等。铁军编的《中日色彩的文化解读》中，以五种基本色为中心进行了中日对比。
另外，关于体态语对比研究，期刊论文方面有孙鹏的《从体态语看中日两国文化差异》（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5（4））；有桂玉植和倪秀梅的《跨文化交际中的中日体态语对照研究》（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3））；王连娣的《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视角下的中日手势语》（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 林燕燕的《体态语语言表现之中日比较――以“喜”的面部表情为中心》（华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3（2））；赵平的《从灾难中的笑容看中日非语言交际》（日语知识，2012（09））；张晓梅的 《论中日手语中表情与口形的作用》，（才智 ，2011（19））；张淑婧的《关于中日谈话节目中附和表现的使用实态》（2010）；王冠华的《关于面部表情描写的中日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所进行的调查》（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4））； 程放明、刘旭宝的《体态语的中日语言表述异同》（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4））； 硕士论文方面有李江冰的《“肢体语言”的中日对比》（2009）、向金枝的《中日体态语对比研究与对日汉语教学》（2016）等。
在服饰色彩方面，有马兴国的《中日服饰习俗交流初探》（日本研究，1986（3））；张祝平的《中国国服丧失原因浅探――从近代中日服饰变化比较说明》（历史教学，2002（11））；钱国英的硕士论文《从文化的角度看中日颜色词的异同》（2005）；刘容的《中日跨文化交际中色彩使用的差异――以服饰、礼品为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4））；李的《日本服饰搭配中日对照》（1-8），（日语知识，2008（10-12）、2009（1-4））；杜君林的《中日空间概念中“内”与“外”的对比分析》（科技风2010（6））；魏娜、蒋翔云的《浅析中日两国的传统服饰文化间的差异――以旗袍和和服为例》（学理论 2012（21））；白玉兰的《中日时间观念的差异及其对文化交流的影响》（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2））；苗M的硕士论文《中日服饰文化对比研究》（2014）；陈颖超的《中日两国“白色”异同研究》（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4（1））；谷秋实、吕园园、王芳的《小议中日服饰色彩禁忌》 （萍乡学院学报，2015（2））；张欢的硕士论文《中日英における空gを表す方法の照研究D「在、「で、「onを中心にD》（2015）等。
综上所述，我可以看出，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的比较研究在我国已初具规模，研究的时间分布主要集中在2000年以后，无论是期刊还是硕士论文数目都不算多，相关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并且各年份的论文分布相对分散，规模较小。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的重点在体态语对于和服饰色彩的对比，主要是关于姿势、身势、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的对比研究，还有关于中日服饰色彩方面的比较研究。少数文章关于副语言的比较研究，但是论文数量非常少。其他方面的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基本是空白的。总之，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还有很多需要发掘的内容，研究对象和范围也需要进一步扩展，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也亟需进一步构建，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的发展和完善还需要学者们今后长期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陈原.《社会语言学》[J].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杨全良.非言语交际简述[J].外语研究，1990年版。
3.杨平.非语言交际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版。
[关键词]尼山论坛；背景；特点；评价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7 — 0052 — 02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顾名思义，它的定位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尼山世界论坛至今已经召开了2010、2012年两届年会，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在国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一、论坛召开的背景
尼山论坛召开的背景是和国内外的形势是分不开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中国国家发展，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传承千年不曾中断的中华文化，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为世人所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其倡导的和谐观、和为贵的道德理念不仅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独特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核，在当今世界更是可以成为弥合世界文明间裂痕、促进各主要文明相互联系和沟通的桥梁。在追求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下，中国崇尚和合的传统文化对推动这一世界共识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蓬勃发展，国力日盛，在世界经济领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中国的经济影响早已遍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因此以传统文化和经济为主线，在全球化发展的契机下先后创制了博鳌亚洲论坛，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太湖文化论坛，曹妃甸论坛等在中国举办但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成立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宣传我国的传统文化，并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
（二） 从世界上来看，加强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相互理解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
在上个世纪末，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对联合国提出了把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的提议，并获得了广大会员国的支持和通过。自此之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不同信仰和宗教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便逐渐开展起来。911事件的发生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碰撞，对这一历史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的反思促使世界不同文明对话进程加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会议于2001年11月2日在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加强保护。2003年，希望通过凝聚国际社会各种力量来共同捍卫人类的精神和文化价值，倡导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建设性对话，积极应对新挑战、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文明对话——世界公众论坛”成立。它是由俄罗斯联邦前交通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雅库宁和印度知名思想家贾格迪什·卡普尔以及希腊人尼克拉斯·帕帕尼克劳联合创办， 并从2003年开始，每年秋季在罗德岛举行年会，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民间交流对话机制。
二、尼山论坛的特点
尼山论坛作为中国举办的一个世界文明论坛，与其它国家所举办的论坛相比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而与中国所举办的其它主题的世界性论坛相比，它又有着文化论坛所独有的特色。
（一）第一个由中国创办的世界文明论坛，体现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举办世界文明论坛的设想最早是由许嘉璐博士提出来的。从论坛的名称和举办的地点、论坛的徽标、论坛的主旨、论坛的定位、论坛的主题和议程安排来看无一不和中华文化相契合。尼山世界论坛的名称“尼山”和开闭幕地点尼山圣源书院都表达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敬意。尼山论坛的徽标采用的是“五彩祥云”的图案，由五朵彩云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玉璧轮廓，图案的弧度曲线类似于中国古代玉璧谷纹和君子器物“如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美好事物的表达。尼山论坛的主旨是由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文化交流的理想境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希望能够达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开展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增进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和共同发展，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①的目标。
（二）以高端的学术论坛为主
这是从尼山论坛的与会人员的构成和论坛的日程安排看出来的。尼山论坛的与会人员以各个行业的精英为主，在这两届论坛上云集了一批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有影响的政治家、外交家、媒体从业者、思想家，中国的他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世界各文明的融合和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能够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共同探索人类的共同福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和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求是》杂志原总编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邢贲思、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欧洲科学院副院长吴建民、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印度尼西亚前总统梅加瓦蒂、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墨西哥前总统比森特·福克斯·克萨达、美国夏威夷大学比较哲学教授安乐哲、美国水晶大教堂创始人罗伯特·舒乐等先后参与了这两届的尼山论坛。
（三）论坛影响迅速扩大，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世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
尼山世界论坛虽然只举办了两届，但是在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取得了很大的知名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尼山世界论坛受到了舆论界的强烈关注
“首届尼山论坛引起新闻媒体高度关注，报到采访的中央及山东省、济宁市媒体 20多家、记者93人，其中中央媒体记者60多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均派出多位记者专程赴会报道，香港凤凰卫视派出报道组。山东电视台、济宁广播电视总台的 40 多位电视录制人员现场录制论坛实况。” ②第二届尼山世界论坛与第一届相比，无疑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对尼山论坛做了全方位的报道。“截至6月3日，中央媒体和省直媒体累计发稿（含消息、评论、图片、视频）520篇（张、底），专栏、专版、专题20余个。其中中央媒体发稿（含消息、评论、图片、视频）290篇（张、底），专栏、专版、专题10余个。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广播网、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腾讯、和讯等30多个国内主流网络媒体转载了论坛消息。”③第二届尼山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还引起了众多海外媒体的关注，“第二届尼山论坛全球电讯通稿，在海外被美国《世界日报》、《侨报》、《星岛日报》，泰国《星暹日报》《京华日报》、《京华中原》，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千岛日报》、澳洲《新快报》，香港《星岛日报》，菲律宾《联合报》、《菲律宾商报》等20多家媒体采用。”④
2.尼山论坛已经走出了国门，世界范围内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2012年10月3日至7日，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副主席，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先生代表尼山论坛出席了在希腊罗德岛举行的“世界公众论坛”第十届年会，并做了主题演讲，向“世界公众论坛”介绍了尼山论坛并播放了关于尼山论坛的视频。除此之外，在2012年由于尼山论坛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合作也有了越来越多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机会。2012年的4月16日，“巴黎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尼山论坛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开幕。论坛的主题是“儒家思想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人文主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许嘉璐，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和欧洲思想界、金融界和新闻媒体界的其他人士共同出席了论坛。
四、尼山论坛的评价
（一）尼山论坛对于中国举办论坛的积极作用
在尼山论坛之前，中国只举办过博鳌亚洲论坛这一世界性的论坛，而其议题是关于经济合作的，与文明论坛的内容和形式大有不同。在许嘉璐博士的积极倡议和各界相关人士的支持下，尼山世界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尼山论坛取得的重大成果无疑对中国举办世界性的论坛提供了经验和模板，这使中国增强了对举办文明对话的论坛和更多的世界性的论坛的信心。
（二）尼山论坛对增强中国软实力和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的积极作用
1.尼山论坛可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进而增进中国的综合国力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传统文明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应该做的更多。虽然国际文化文明对话交流是由西方文化体系所主导，但是中国应该也能够发挥文化大国的作用，在国际体系中通过自身的外交努力，来引导不同文化文明体系的对话、交流与相互借鉴，促进文化文明的多样化共同和谐发展，这也是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法律文化/中日交流/原理/意义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依文献记载，迄今至少有二千年的历史。从《三国志•倭人传》到《清史稿•日本传》，中国的十六部正史中对此均有记录。[1] 在这二千多年的历史洪流中，中日之间一直流淌着法律文化的泉流。[2] 其间形成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创出它著名的律令时代；[3] 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开启了我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4] 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双向交流不仅形塑和提升了两国的法制文明，而且亦已成为人类法律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把这个案例作为一个典型来分析，用以探讨法律文化交流的一般原理及其作用，既是一项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科学工作，亦是一项饶有兴味的学术活动，但这个问题长期为人忽略，专门的探讨近乎空白，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此做出回答。
一、法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人的作用，决定了法律文化交流
在理论上的必然性和现实上的可能性
确切的说，古代日本输入唐代法律文化，是因为唐代法律文化对当时日本法律文化所拥有的绝对先进性，亦就是日本留学生所的，“大唐者，法式备定珍国也”。[5]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日本的法律文化与唐朝中国不存在种差距，亦即它们大致处于相当的发展水平，那么，即使日本对唐代法律文化采取学习的姿态，那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其广度和深度恐怕都不能与历史上的相提并论。事实上，正是中日之间这种法律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形成了唐朝中国对古代日本的压力。这种文化压力可能不如战争胜负那样明显，但它却是无形而又沉重的，尤其是对像日本这样一个追求自尊的民族来说，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6] 同样，晚清中国不管曾经多么无知和轻视东邻日本，但事实还是让先进开明的中国人看到，近代化的日本不止在军事上，即使在法制发展水平上亦已超过中国。正如黄遵宪、沈家本和董康等所感受和认识到的那样，日本在法律文化上对中国已构成压力。[7] 但在这种新的不平衡中，日本已处于先进而拥有优势的一方，中国则替代古代日本沦为后进而处于劣势的一方。所以，晚清中国决定模仿日本变法修律。
中日法律文化之间的这种不平衡为何能引起交流的必然呢？从大的方面说，“文化交流是调节各国文化平衡发展的无形的杠杆。由于自然地理及各种人为的原因，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包括文化的风格、气质各异，发展程度高低不一。这种不平衡是文化交流的内在动因。文化在交流中渐趋于平衡，接着再产生新的不平衡，然而再进行新的交流。就这样，文化交流不断调节各民族文化向前发展。”[8] 如果要将其中的道理说透，正如前面所说，不平衡有压力，压力必然促使不平衡中处于后进、劣势的一方，通过模仿、发展来追赶先进、优势的一方。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法律文化是社会整体系统中的一部分，法律文化之间的不平衡，实际上是整体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体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自然导致人类竞赛中的压力，这种压力又往往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因此，法律文化作为社会革新系统中的一部分，交流是势所必然。从前述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中，我们已经看到双方都是在社会压力下进行改革的产物，在方向、规模与速率上亦都与社会整体的改革相一致。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人类文化，包括法律文化，有一种自我交流的能量，这种能量表现在相对先进的一方，总是透过人的行为积极地向外渗透和扩张。这有点像流体力学原理，即不平衡中高低之间的惯性流动。中日之间法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之所以能引起交流，亦不妨看成是历史力学原理的一种表现。唐朝中国在处理与日本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关系时，确立和推行的是朝贡体制，并依此作为评价双边关系的标准。在朝贡体制中实际包含着法律文化的要素，即律令制的标准。尊重和模仿这一标准的，亦就是取法律令制的，唐则予以鼓励、支持和帮助。因此，遣唐使的成功不仅在于日本的努力，还有唐对这种文化输出的热心和所提供的帮助。[9] 缺乏文化输出方的热心和帮助，交流是很难取得成效的。首先要遇到的困难是专家的缺乏，没有专家参与的交流，其效果可想而知。晚清中国为变法修律而进行的政治考察、法律翻译、草案制定、人才培养等，无不依赖和得力于日本的支持与帮助。[10] 而且，这种情况贯穿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全过程，亦即论者所谓的西法东渐的过程中。[11] 对此人们可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但我以为，把这一现象理解为法律文化交流中优势一方的一种自我能量的释放与扩张亦未尝不可。
【关键字】民族地区 舆论引导 文化认同
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网络媒体的日益普及，网络舆论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民族地区这一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中，网络舆论又有着独特的特点，它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同时，网络舆论在民族地区如何趋利避害，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引导大众认知，也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新现象。
一、民族地区网络舆论的特点
网络舆论有匿名性、集合性、互动性、民意聚合性等典型特征，而在民族地区，网络舆论除了上述几种共性之外，还具有以下几种特性。
（一）偏向性
民族地区有其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而地处边疆的民族区域更容易将舆论集中于民族与地域特色之上。这种舆论的偏向性在网络媒体中也多有体现。网络舆论的形成离不开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拿内蒙古地区来说，重点的网络媒体有中国蒙古语新闻网、正北方网、新华社内蒙古频道、内蒙古新闻网等。在这些重点网站上，常年开辟具有鲜明民族与地域特色的栏目，并置于网站首页，而且不断地更新内容来保持受众的关注，比如正北方网的“走进草原”“草原文化”、新华社内蒙古频道的“草原金曲”“草原风光”等，这些栏目以介绍边疆风光、草原文化为主。而正北方网的“故事内蒙古”，则是介绍边疆民族的日常生活、民族风俗文化等。除此之外，民族地区重点网站的首页头条通常都是地方性新闻，地方的气候变化、经济走势、重大活动等都是常见的焦点新闻题材。而实时滚动更新的短消息，更多的是关注民族地域内发生的新鲜事。
网络媒体偏向于民族性与地域性的议程设置，引导着网络舆论走向，更进一步影响了社会舆论。民族地域内的信息在传播活动中的比例偏重，使得受众在浏览网页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该类信息，所以在受众之间，地方性话题很容易形成。同时，民族地域性信息的不断涌现及该类信息对受众切身生活环境的涉及，使地域内的受众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该类信息上，网络舆论的偏向性使其呈现出了独特的民族地域特征。
（二）平实性
民族地区网络媒体发展有其自身局限。信息来源的不充分、高水平媒体从业人员的匮乏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都是制约民族地区网络媒体发展相对落后的因素。在这种状态下，网络媒体对国际甚至国内的重大新闻缺乏深入报道、分析拓展的能力，那只能转向于用贴近生活的地方新闻来吸引受众。在网络媒体的首页上，对国内的重大事件的报道可能只是简单地转载自其他网站，而生活性的新闻却通常会有详细的报道。如正北方网站上“内蒙古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举行”“内蒙古将加大社保工作力度推进重点民生工程建设”这样的地方新闻报道，常与国内重大新闻一起居于头条新闻的位置。
民族地区网络媒体上，地方新闻文字质朴、通俗易懂，新闻标题具有地方语言特色，如“呼市18处隐患道路 交警告诉你该咋走”。同时新闻选材具有生活性、贴近性等特点，百姓生活为媒体关注重点。在这样的地方新闻环境中，生活性新闻更容易成为讨论热点，网络舆论具有平实细碎的特点。
二、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的特点
网络舆论的价值在于对话语权的解放，它重新定义了话语权的归属，并将其延伸到大众，有助于执政者直接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①网络舆论多为自发形成，它是受众表达真实想法的平台，因此，受众的异质性造成了网络舆论的多元化特点。而由于民族地区网络舆论的特点，常常围绕民族地域事务展开，所以在这样的话题讨论中，受众更容易偏激甚至非理智地对立。在民族地区，非理智的网络舆论不论是对民众感情的伤害还是对社会影响来说，造成的后果都更为严重，所以，政府和媒体工作者对民族地区的网络媒体进行引导，实为必要。目前，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有网络新闻评论、新闻深入报道以及“意见领袖”观点等几种方式。综合来看，这些舆论引导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和特点。
（一）和谐健康
构建和谐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是舆论引导的首要任务。和谐健康的舆论环境首要前提是信息来源可靠、真实无误。同时，这样的舆论环境不是指受众绝对的观点一致，而是受众就事论事、保持理智的心态来交流观点的网络环境。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网络舆论在社会舆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会以极快的速度影响社会舆论走向，最后对社会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对民族地区而言，和谐健康的网络舆论引导就更为必要，它关乎着边疆地区的稳定和民族之间的团结，因此，可能引发争议的信息时，媒体从业人员的引导非常重要，对有争议的信息会从多种角度诠释，不能以偏概全，狭隘理解。当受众存在意见分歧时，媒体人员应理智引导，以中立姿态来中和受众观点；以公正的态度引导受众，避免言论过激化，化解网络矛盾，疏导网民情绪，形成健康有序的主流舆论，从而构建和谐健康的民族地区网络舆论环境。
（二）认知共通
民族地区存在着多元文化，网络信息必然也会涉及到不同文化，所以网络舆论环境也更为复杂。民族地区的各种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机会让各个民族来参与讨论共同的问题，这是一个地区间文化自觉形成的阻碍。“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其发展的趋向。” ②在民族地区，文化自觉的养成是一个不同文化揉合交汇的过程，它对民族和地区间凝聚力的形成非常重要。但传统媒体给受众之间相互交流的机会较少，文化自觉在这种氛围中很难形成。此时，网络媒体则以新的传播形态给文化自觉的形成提供了机会与平台。在网络媒体上，信息可以开放性地传递给每一位受众，所以各个民族的受众都有可能接触同一则信息。此外，网络媒体便捷的信息反馈渠道，使受众能无障碍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想法，使得多重文化进行交汇成为可能。多重文化的交流，可能会观念一致，但也可能发生碰撞，而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就是为了避免因文化理念不同而导致的舆论矛盾，进而避免可能升级的民族矛盾。
因此，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本着沟通文化、共通多民族情感的原则来开展。民族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文化之间可能有着极大差异，但人类情感是共通的，在不同民族与地域之间，都可以取得一致认知。在面对敏感话题时，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应从大局着眼，回避敏感的民族文化碰撞，引导受众将话题转向共通的情感认知，以感性的态度揉和各方争论。比如在内蒙古地区，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是汉族的喜庆之日，但对蒙古族来说，这一天却有着相反的民族意义，不应该隆重庆祝。这样的文化差异，在网络舆论引导中就值得注意，网络媒体就会淡化节日对汉族的意义，不能在一片喜庆中忽略其他民族的情感。在对节日的报道中，以报道其内含的美好情感为重点，如该节日代表的家人团聚、和睦亲情等这些共通的价值准则。民族文化非常敏感，而网络舆论引导不仅要避免民族文化禁忌，更应站在人类共通的情感的立场上，宣扬普世价值，以更好地沟通融合各民族人民情感。
（三）积极正面
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引导除了要注意和谐健康信息的、认知一致观点的处理之外，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引导受众尤为重要。在当今社会，网络舆论具有强大的力量，如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中、在抵制事件中，以及在其他的抗震救灾事件中，网络舆论成为汇聚社会正能量的平台。但是，网络舆论也具有两面性，既能发挥正面的作用，也会有负面影响。网络舆论是自发的民意的汇聚，在受众参与话题讨论过程中，有针对问题积极探索解决的话语，也不乏有极端的、消极的话语出现。偏激的话语会煽动受众情绪，使受众的讨论偏离主题，而负面言论的扩散更不利于网络舆论发挥正面作用。在悲观消极的情绪影响下，网络只能沦为发泄的阵地，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而在民族地区，网络舆论中消极情绪的扩散，会混淆受众视听，影响受众对整体社会大环境失去理智的判断力，不良的网络舆论进而有可能扩散为社会舆论。
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发生矛盾，而对事件如何解读是网络媒体引导所要考虑的问题。事物具有两面性，媒体应该用辩证的观点和思维析事明理、解疑释惑，信息要深度剖析，要看到问题中积极的一面，引导网络媒体中正面的、主导性的舆论走向。在民族地区，用积极正面的态度分析问题、集众之力解决问题是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这对避免网络中负面舆论的扩散、消除受众不必要的消极情绪，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网络舆论引导在促进跨文化认同中的作用
网络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另一个观点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观点汇集或碰撞、沟通流畅或磕绊，对受众来说都是一种思维的拓展。思想观点在网络对话中相互传递，互通有无的交流也使受众扩大了眼界。“较为一致的网络舆论是受众观点融合、基本达成共识之后形成的一种民意表达。舆论和谐既不是意见一律，也不是意见消失，而是不同意见之间能够相互包容、借鉴和融通，以理性精神实现某种价值平衡。”③ 这样的网络舆论更容易成为网络主导舆论，从而吸引更多受众参与讨论、不断扩大舆论影响，甚至影响社会舆论与社会生活。基于主导性网络舆论的重要性，网络舆论引导就甚为必要。优秀的网络舆论引导不仅为受众提供正确的信息、健康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舆论引导可以为舆论走向指明方向，融合受众正面、有建设性的意见，来帮助网络舆论发挥强大且积极的影响力。在突发性事件中，网络舆论引导要趋利避害，避免事态恶化，起到亡羊补牢之功效。而在日常生活中，网络舆论引导更多侧重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日常的网络生活中，信息量最大的是生活琐事，邻里纠纷、天气变化等也有可能成为新闻头条，而在这样的信息背后，隐藏着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社会认知以及民众的心态和素质。日常的生活信息，是民众不分地域不分民族都会关心的信息。对这样的信息不同文化间的间隙最小，据此形成的网络舆论，如受众跟帖讨论的天气变化、粮食物价走势等，意见都较为一致，很少出现剧烈的意见冲突。这里的网络舆论引导就表现在议程设置上，以民众共同感兴趣的信息将其注意力吸引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一个易达成共识的话题，给文化背景不同的受众提供交流的平台。而长时期的稳定的舆论环境，对平和展开其他话题的讨论也有帮助。所以提供易交流的、有共识的话题是网络舆论引导在促进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间进行平和对话的第一步，这也为受众之间顺利进行其他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
而在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情况更为复杂。民族地区存在着多元文化，有单一的民族文化，也有混合的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日常生活中文化的交流无处不在，但在网络平台上，跨文化交流更为直接，带来的文化冲击也会被放大。涉及到文化的话题通常会变得敏感，如民族文化、地域风俗等。受众在网络上讨论此类话题时，如氛围良好，那对各方都是增长知识、开拓眼界的一次机会，但如果言语稍有偏激，那就容易引发一场舆论的轩然大波。而在网络舆论中，不是所有不良言论都是受众故意为之，受众偏激言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某一种文化或风俗的不了解，而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深入了解的渠道也不多见。所以，网络舆论引导的第二步是在版面上设置专栏，用多种传播形式让受众有渠道了解不同的文化。这种网络舆论引导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用深入浅出地介绍，将各种文化的精髓摆在受众面前，让有兴趣的受众随时可以了解。
当然，等待受众自发来浏览专栏有其被动性，所以网络舆论引导的第三步是更为直接、更有针对性地文章，表明态度。网络媒体有关文化的头条新闻时，通常都是有相关事件发生，如举办某种文化盛宴或是有地区骚乱等。在这种时机下，正面的文化讯息带来的喜庆氛围很容易让受众情绪高涨，而绝大多数受众积极正面的情绪会让他们由衷地产生高度的文化认同感。这种情况下，网络舆论是统一正面的、言论一致的，网络舆论引导只需顺势而为。但在另外一种负面事件发生的情况下，网络舆论引导就需要用不断的讯息和评论，让恶性事件透明化，让受众知晓事件的始末。只有让受众充分了解，才能有效地安抚受众的情绪，阻止谣言扩散，防止社会舆论的恶化。对负面事件正确地解读，是网络媒体引导的重中之重，也是一次向受众宣扬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机会。网络媒体的评论文章，不仅是对事件本身的解读，更是一种文化求同存异、融合发展的社会主体舆论思想的表达。在这种时机下，利用受众对事件的关注，宣扬积极正面的主流舆论，表明对不同文化尊重的态度，这样的网络舆论引导才能化解危机，正确引导受众认知。
四、小结
民族地区的网络舆论有其自身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没有一种舆论引导方式是绝对永恒的、有效的，网络舆论引导也应遵循网络媒体发展的规律，根据受众的接受力、大环境的变化等适时调整。同时，不管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如何变化，应该看到网络舆论引导在民族地区促进跨文化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多元互补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④网络舆论引导是民族地区文化多元互补的辅助，它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并引导这种交流走向积极正面的方向。
网络媒体为受众提供交流不同观点的平台，而网络舆论引导将多元文化和睦并存，取其精髓、去其糟粕，以共通的人类价值观使大多数受众达成共识。在民族地区，网络舆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网络舆论引导也日益凸显出其必要性与重要性。所以如何合理有效、积极正面地利用网络舆论引导，促进民族融合，最终促进整个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与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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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是中日建交40周年。中日之间的友谊，中目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又何止40年?
虽然，各自的表述不同，但大致可以远溯秦汉，鼎盛于隋唐两宋，繁复于明清，至于1937年之金陵“噩梦”姑且不论。
长久以来，中日之间是好邻居，好朋友。中古时期，中国为尊长；近代百年，日本为良师。站在建设性与进步性一边，中日之间，拥有大量值得玩味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交集。
近期，中日韩三国外长又积极外交斡旋签署了区域发展的战略协议，重点提到了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当然，对现代的大型企业、综合性大学、市民社会、文化爱好者而言，这都是积极开端和好愿景。这是否证明东亚价值再次升温，东亚价值有吐露的恰当时机?
当然，标榜“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已经是历史的陈旧的过时的说法，但是，东亚作为一个思考的范畴，还是需要想象力和知识性构建。中日如何互相成为对镜与相应，拉开东亚想象力的空间，为了中日友谊的现代性贡献力量，值得探问。
不是单纯反思中日之间的爱恨情仇，不是简单探讨应对金融海啸后的发展模式，不是简洁地继受大陆法系的合理性与本土化，而是，为中日在21世纪寻找现代性、合理性来源、思考空间和可能性，哪些思考的“切口”更加敏感，能够跨界思考，艺术表达，形成逻辑，是值得思索的。作为方法之中国
沟口讲得巧妙，“作为方法的中国，作为目的的世界”，清晰，明丽，不妥协。可是中国独立、发展与省察之目的又何尝不是为了世界，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中国文化，拥有普世价值吗?近两年，有过大量的争论，有的学者保守地称中国文化有普世伦理。有的学者援引政府表述，中国文化有普通价值，也就是普世价值。试问张载的“民胞物与”是狭隘的儒家观念吗?横渠四句是普通伦理道德吗?但是，中国文化需要走出中世纪的自圆其说，完成知识性结构建立，这也就是沟口之可敬与价值。但沟口也给中国读者留下了难题。
在中日文化交通史上，前有鉴真，后有舜水，都是真诚、直观、思想性的文化对话与交流。当然，一佛教，一儒家，一唐朝，一明清之际，一个见证唐朝时期“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远播日本，一个造就了德川两百年伟绩的思想性与结构性。这都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输出举措，也是中目之间美好的文化历史记忆。
鉴真也好，舜水也罢，都是原理性贡献，但今天佛教与儒家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雄奇风姿。欧风美雨，前现代与后现代的交织，启蒙与反启蒙的叠置，成了中日必须面对的“多难登临”，面对欧美，东亚或许容易寻找到认同感，相似的心理结构，这也是今天再谈中日文化交通史的内在动机和紧迫所在。
作为目的之世界
康有为言，“思想不外义理与制度两端”。
从清朝末年，为了收回“治外法权”，到民国《六法全书》，再到改革开外以后的西法移植，中国的制度仿制可谓“无法不容”。不论体系还是功用，民刑等部门法程序法都是全球化比较，当然，也包括对日本法律制度的温情与敬意。
诚然，制度容易仿制，“义理”难于入乡随俗，与本土资源不连贯、多规避。也就难于完威“作为目的之世界”。日本制度与义理的细致与定力，中国人远不能及，需要长期研究和玩昧，全球化之目的指向，一如，一贯。
梁漱溟当年留日访问，惊奇地发现日本的长子学校，他省觉，儒家与现代国家日本竟然有如此调和的留存和现世构置。这也是梁回国鼓吹儒家的日本因由，当然，日本对于东亚价值、儒家、经学、古籍版本等原理性贡献，不可忽视，不可动摇。
谋定之后，行且坚毅，固然是好，辨析方法论、原理也不可少。有继受，能创新，惕厉欧美体系性挑战，才是日本作为中国今世良师的关节。
无想象力无未来
民族独立，经济发展，文化省察，是相对稳健的逻辑关联，与此同时，判断力与想象力叉是思想阅读与时代性思考的急先锋。
不论在民国期间的海派文坛，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内地。日本文学都是中国人的特殊记忆，直观表达、唯美、冲决东亚人内心的苦闷、完成现代性的心灵对治等，高棋。这两段现代性记忆，也成为了今日中日文化交通史的重要思想资源，如川端、三岛、大江、芥川、森鸥外等大家。此外，围棋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扮演了重要角色，难忘于中日围棋擂台赛，敬畏于围棋巨人吴清源，都是中日之间友好的现代记忆。艺术、文学、电影、围棋等展现想象力、创造力和判断力的场域更加值得中日之间思考与玩味。
>> 浅析日本的动漫外交 日本对华文化传播与形象建构的公共外交视角及启示 日本动漫外交对中国文化外交的启示 日本的文化与外交状况浅析 暧昧日本观与外交的“公共参与” 浅谈日本动漫文化 从日本“动漫外交”透视中国“软实力”的现状与发展 日本动漫的文化、市场特征浅析与启示 论日本动漫中神怪文化的诠释与表达 试论日本的动漫文化 探析日本现代动漫文化 浅谈日本动漫文化特征 从文化外交转向公共外交 文化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分析与讨论 日本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 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困境分析 日本的留学生公共外交 日本对华公共外交的实践策略 软实力视阈下的日本动漫外交 动漫思维与日本的外交困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一般认为，公共外交的主要手段包括出版、动画、文化交流、广播电视等传播方式。
日本十分关注其国际形象。前首相麻生太郎明确提出日本要以日本的漫画、动画进行外交，用动漫影响他国民众。当今，日本的动漫文化可以说是风靡一时。在全世界放映的动漫作品中有60%以上来自日本，动漫产业在日本经济中的地位已超过了汽车业，已成为支柱产业的动漫在日本GDP中所占比重已达16%。动漫被称为是日本最大的文化输出品，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世界对日本文化的了解，起到了作为公共外交的媒介的作用。
日本外务省曾专门聘请美国机构进行专项调查。2009年5月18日，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在美国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46%的美国普通市民认为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伙伴，位居榜首。中国位居第二位。（《调查：美国人在亚洲最信赖日本 其次是中国》，《环球时报》，2009年5月20日）
2009年,英国BBC就不同国家的国际形象做过舆论调查，其中，就良好的国际形象而言，日本仅次于德国，位居第二，美国居于第七位。日本元经济财政政策大臣竹中平藏认为，“软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有政治的正确指导，这种力量将会更为强大”。（《日本的国际形象》，《北京周报》（日文版），2009年1月14日）
在20世纪80年代，泰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大量介绍日本动漫，《哆啦A梦》在亚洲也成为广为人知的动漫形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动漫就被介绍到欧洲。1974年，意大利播放了《阿尔比斯的少女海姬》。到80年代前半期，进口到欧洲的动漫有150多部。《Akira》在英国上映后的第二年，该片录相带的销量就在英国的排行榜上名列首位。
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的中小企业开始引进日本漫画，并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益。其中《火影忍者》（第19卷）仅在2005年就销售了11万册。漫画为日本出版业成功打开了海外市场，由漫画所衍生出来的系列产品，如COSPLAY（角色扮演）进而成为一种代表性的日本元素，成为人们了解日本文化的窗口。
日本出版业界从2001年开始在德国出版《少年Jump》的德文版：BANZAI!。此后，该杂志又在德国创办了以女性读者为对象的少女杂志《DAISUKI》。2002年11月，日本出版业界一个较大的举动是，小学馆和集英社共同出资在美国发行《少年Jump》的英文月刊。对日本出版商来说，在海外定期出版漫画杂志尚是首次。由于《少年Jump》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2005年6月，日本出版商又在北美推出了以女性读者为对象的漫画杂志《少女Beat》。 美国也曾掀起《口袋怪兽》热。只是美国在播放日本动漫时要进行一些处理和加工，如删除一些暴力的画面，因为美国对暴力和性有严格的限制。再就是把几集合成一集一起播放。
通过动画片和漫画书刊互动的方式，日本在世界范围内打造出了像《名侦探柯南》、《猫眼三姐妹》和《火影忍者》等销量过亿的作品。2003年，《千与千寻》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获金奖。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动漫也成为西方媒体广泛关注的对象。1997年，美国《新闻周刊》（日本版）曾出版了日本动漫专集。该刊指出，日本动漫正在全世界流行；1999年11月22日，《时代》刊发了《令人惊异的动漫》一文，就日本动漫进行了评述；2002年3月，道格拉斯•迈克雷（Douglas McGray）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提出了“日本酷”（Japan’s Gross National Cool，GNC）的概念，他分析日本流行文化享誉全球的成因，对日本漫画、日本流行文化所代表的软实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日本动漫在公共外交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是日本政府所始料未及的。为了鼓励动漫产业的发展，增强日本内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1997年，日本通产省专门成立了数字动画研究会，日本政府内阁在2003年组成了知识产权战略本部，以推动内容产业的发展。日本政府每年都向对日本文化有贡献者颁发文化勋章，获此殊荣的漫画家大有人在。
麻生格外欣赏美国动画片《大力水手》中大力水手的形象。他在2006年4月28日一次名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中称大力水手是正义的化身，是忠实可靠的朋友，也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他认为日本的铁臂阿童木可与之媲美。阿童木的形象把机器人变成了人类的好朋友。实际上，日本的焊接机器人、喷漆机器人等已在世界上占有很大的市场。这也体现了公共外交的力量。“日本”一词已与明快、温暖和酷等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麻生认为，营造国家的声誉，不能仅靠外交官，应该借助文化的力量，通过利用流行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国民产生影响。麻生太郎曾提议设立“动画文化大使”，以扩大日本动漫在世界上的影响。日本外务省还曾拨款24亿日元购买动画片播放版权，免费提供给发展中国家。2007年，前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曾指令将动画片主人公柯南的形象印制在日本外务省的宣传册上。（麻生太郎：《文化外交的新思路》， 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pdfs/easo_0428.pdf）实际上，动画片和漫画的互动进一步放大了漫画文化的效应。日本的动漫起到了建构国际日语“无形学院”的作用。
四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开始寻求改善其二战结束后欠佳的国际形象和扩大日本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的途径。外务省的组织国际交流基金等机构则主要通过开展赠送出版物、信息和人员交流等来开展推广活动；1987年，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授意和支持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在京都成立。该中心主旨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和加深人们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但随着“泡沫经济”的出现，风靡一时的日本文化论也同倡导“终身雇佣”、“论资排辈”的“日本式的经营理念”一样不再为人们所提及。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动漫开始演变成日本公共外交的有效载体，起到了作为公共外交的媒介的作用。
一般说来，民间组织应是公共外交的主体。其中，商业媒体是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公共外交的理念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对国家与社会的基本认识。首先，西方社会对于国家始终有一种戒备心理。与国家机构提供的信息相比，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专业化的媒体。涂尔干十分重视专业社团在建构世俗价值观方面的作用，他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在国家和个人之间需要一个具有调解作用的次级社团群体。作为社团组织的中介群体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系社会的有机团结至为重要。实际上，媒介就是这样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专业组织。在涂尔干看来，这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的三角关系。
再者，在国际信息传播理论中，国际传播被分为信息传播和信息供给两大类型。国际信息传播主要包括战争时期为了影响敌国、中立国和同盟国的国民心理而进行的传播活动，以及和平时期的国际政治传播等；而国际信息供给则指非目的性的国际信息的流布。图书音像的出口就属于这种类型。由于一般读者对有明确目的的国际信息传播持有戒心，因此由政府主导的国际信息传播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对来自企业或民间的信息供给则有稳定和具体的需求，因而能对人们的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日本的动漫在公共外交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恰好说明了这一道理。
就日本动漫产业的兴起来说，政府起初也并没有建立动漫基地和工程，提供名目繁多的基金。当然，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得益于适宜的传媒体制。日本政府在战后为传媒产业松了绑并将其推向了市场，由于日本的传媒产业已充分产业化和市场化，注重市场效益的漫画杂志社和电视台首先考虑的是受众的反映，在近乎白热化的竞争中，只有受众面广的动漫作品才能胜出，日本的动漫产业才有可能得以做强做大。
关键词：文化外交战略 软实力 国际交流员项目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5-0058-64
文化外交是日本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其内容日趋丰富和多元化。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是其文化外交战略的一个体现，对提升日本文化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项目是日本“招募国外青年进行外语教学指导项目”（The 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me，简称JET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作为日本文化软实力输出、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举措，为充实日本的外语教育，促进地方国际化的发展，在日本总务省、外务省和文部科学省的联合推动下开始实施JET项目。26年来，该项目招募的各国青年活跃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20个政令指定城市、市町村。成立当初，参加者只有来自4个国家的848人，现在则已发展到了62个参与国，规模总计超过了55000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交流项目之一，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该项目由外语指导助手、体育国际交流员和国际交流员三个职种构成，与其他两个职种相比，国际交流员一职有着独特之处，要求必须具有良好的日语沟通能力，他们主要供职于日本各县厅和市役所等地方政府行政部门，在JET项目中发挥着独树一帜的作用。
一、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的性质
（一）产生的社会背景
第一，国际化的需求。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国际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债权大国、投资大国、金融大国，企业界率先步入国际化进程。大量日本企业进驻亚洲、美国及欧洲等国，日本式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在受到肯定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和反感，一种谋求相互理解和合作的愿望越发得到重视。其次，日本面临着实现“共生”和“共存”的社会问题。在国内，一方面，外国劳动力和留学生等外国人口大量涌入；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不仅存在着极少数的阿依努族和琉球族，还有很多战后被强制移居日本的朝鲜人和韩国人，面临着需要消除等级差异这一社会问题。在国际上，由于日本国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去国外旅行的人数猛增。提升国际形象，增进日本国民对异国文化理解等现实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最后，日本的地方自治体和民间团体积极开展国际民间交流活动。以中日关系为例，自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上世纪80年代中日民间交流频繁。1984年9月至10月期间，3000名日本青年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1985年，500名中国青年乘坐“中日友好之船”访问日本，这些举措也从一个侧面促使日本加快迈向国际化的步伐。
第二，“回归亚洲”的经济战略需求。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进入了经济成长低迷期。为了振兴经济，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意图，日本逐渐将战略中心从欧美转移至亚洲。日本经济新闻社1991年第四季度的调查表明，2000年前，日本企业在亚洲最主要的投资国家中，中国位居第二。这一时期的亚洲地区经济蓬勃发展，巨大的市场有助于日本经济的振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地方间经济交流成为必然趋势。
第三，改善中日两国国民友好关系，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中日两国分别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着许多利益共同点。众所周知，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国，良好的国家关系对于实现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意义重大。良好国家关系的基础往往在民间，它离不开两国国民间感情上的和解和融洽。因此，推动民间交流可以有效缓解两国间的历史积怨和感情隔阂。
第四，实现文化软实力输出的文化外交战略的需求。“软实力”是由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等体现出来的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本国的目标，从而使本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它能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后，越发认识到提升本国软实力对于增强国际竞争力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话语权的重要性，并积极从软实力的角度思考、规划国家战略。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任职期间（1982年-1987年）曾提出：“日本要积极参与创造新的世界文明，充分挖掘日本传统文化，使其成为科学体系，并向世界各国宣传，使日本真正成为一个国际性国家”。从中足以看出日本欲从文化吸收型大国转为文化传播型大国这一软实力文化输出的战略雄心。日本欲通过其软实力输出的文化外交战略，推行日本的价值观，以减轻国际上的文化摩擦，增强国际社会对日本价值观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为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加分。为了减少中日两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利用各种途径培养一批外国人成为知日派和亲日派，通过他们使日本文化得到积极宣传和输出，最终实现其文化外交战略。
（二）实施概况
据调查统计，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JET项目在中国推行的国际交流员项目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JET项目成立之初，招募范围仅限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英语国家，1989年扩展到德国和法国，2005年扩展到全世界。最初招募人数只有848人，到2000年扩大至6000人，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国际交流组织。从表1可以看出，日本JET项目的实施重心最初在欧美。从二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直将欧美作为实现自己各种战略利益的重心，日本JET项目也自然顺从了这一重心原则。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日本逐渐将重心转移至亚洲地区。据财团法人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北京事务所的统计，截至2010年，已有986名中国青年通过JET项目成为国际交流员，占日本对华JET项目总人数的90%以上，是日本对华JET项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主力军。以2012年-2013年任期的国际交流员为例，日本JET项目对各国的招募人数中，最多的是美国，有2334人；其次是加拿大，有477人；第三为英国，有432人；而中国仅为78人；近邻的韩国为64人。其中招募国际交流员人数最多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102人）、中国（69人）和韩国（55人），而加拿大国际交流员人数仅19人，英国国际交流员人数仅12人。
通过图1可以看出，就各国JET项目的总人数而言，中国要远远低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但是中国国际交流员在JET项目总人数中所占比率则远远超过这些国家。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国际交流员从事的都是外语指导助手工作，没有一人担当体育国际交流员。从这点可以看出，与以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为首的欧美国家相比，日本JET项目主要是出于提高本国中小学生和国民的外语水平的目的，语言教育交流要多于国际交流的目的。而由于历史、地缘等关系，以及与近邻中国在各个方面的交流频繁，其国际交流需求胜于语言教育交流需求，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在日本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对28名原中国国际交流员的问卷调查，发现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学历高，其中本科学历占42.9%，研究生学历占53.6%。二是绝大多数毕业于大中专院校日语专业，所占比例为92.9%。这既满足了语言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文化适应的障碍。其中，认为非常胜任国际交流员的占53.6%，比较胜任国际交流员的占46.4%；认为能适应日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环境的占96%，不难融入日本社会的占75%。三是职业背景较为单一，多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总人数的78.6%。其中，公务员占27.3%，高校教师占72.7%。四是任期短，按规定，最高任期可达5年，但是中国国际交流员的任期绝大多数为1年，这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交流员相比，任期明显要短，这与绝大多数中国国际交流员都属于在职公派，不适合长期留任有一定关系。由于中国国际交流员在专业素质、职业背景和任期期限等方面的招募要求限制，导致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在中国的知名度、影响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以“草根民间交流”为手段的文化外交战略
国际交流员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地方公共团体开展国际交流事务、协助开展各种交流活动，以增强当地居民对跨文化的理解等。国际交流员的工作涉及行政事务和民间交流两个方面，不仅承担着促进两国地方政府间合作交流和民间友好的职责，还是宣传母国文化、展示母国形象的“活广告”，因此被誉为“草根外交官”。总之，国际交流员从事的工作是非官方的、不涉及政治层面的民间友好交流活动，属于“草根”性质。国际交流员项目也被称作“连接日本地方和世界的草根交流项目”，被定位为“草根民间交流”项目。
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通过让中国国际交流员进入日本地方政府部门，从事中日两国地区间的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或辅工作，增强中国国际交流员对日本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好感，培养一批亲日派和知日派。该项目是日本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输出日本文化，改善国际形象，实现其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工具，完全被纳入在其文化外交战略框架内。
二、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的实施特点及成绩
（一）实施特点
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影响之广泛，与其先进的理念和完善的体制密不可分。该项目的实施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实现输出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外交战略目标。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不同于“走出去”的传统国际交流模式，而是以独特的“请进来”的国际交流模式让中国国际交流员们直接进入日本地方政府行政部门工作，直接与日本国民接触，亲身感受日本文化。这样的举措使得日本的国际交流模式更加层次化和立体化，文化软实力的渗透性也因此更强。
第二，体现地方国际化的先进理念和极高的社会参与度。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年代，致力于地方国际化的理念更具深远意义。全球化是一种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广义的文化为主体的全球社会合理化与一体化浪潮，可以说该项目的性质和特点正迎合了全球化的内涵和需求。据财团法人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的统计，2012年度，该项目涉及了日本38个县市级的相关部门，具有参与面广、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特点。
第三，具备科学完善的结构体系保障。这主要体现在：（1）多层次的组织保障体系。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直接由财团法人自治体国际化协会执行管理，同时又得到总务省、外务省、文部科学省等三个中央部门的协助和支持，有效确保了国际交流员项目的顺利进行。日本在中国设立财团法人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北京事务所，确保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各个环节的顺利运作。（2）完善的业务培训和咨询体系。中国国际交流员在正式赴任前，分别由日本驻华大使馆和财团法人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组织赴任前研修，在任期中组织业务能力相关的研修，开设日语学习讲座。除此之外，还专设电话热线和邮箱，解决国际交流员工作和生活烦恼。（3）原国际交流员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包括日本在内的17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52个名为JETAA的民间组织，2006年时达到了21000人的规模。此外，还创办了一份名为《JET Streams》邮件刊物，成为加强国际交流员项目与原国际交流员们联系、交流的信息平台。
（二）积极作用
第一，该项目加深了中日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促进了民间友好。问卷调查显示，所有原中国国际交流员都认为国际交流员的经历加深了自己对日本以及日本文化的理解，认为对日本增加了好感的占到了82.1%，回国后与当时任国际交流员的地方机构有工作往来联系的占到了85.7%。
第二，促进地方间的交流合作。近年来，中日两国间经贸往来关系密切，商务考察活动频繁。迄今为止，日本已有388个市、町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国际交流员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中国国际交流员通过接待来自中国国内的访问考察团，参与中日双方会谈的筹备工作，在拓宽日本商品在中国的市场、吸引中国游客、协调沟通商业谈判、举办中日双方物产展销会等方面都发挥了促进作用。
第三，提升了中日两国人民对于彼此文化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促进了两国文化软实力的碰撞和互动。中国国际交流员们不仅在工作中积极展示、提升中国的正面形象，充当起民间外交家，而且还在学校、市民馆、国际交流协会开设国际文化理解讲座、国际交流活动和汉语讲座，与当地普通国民面对面交流，有效地展示并输出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两国文化软实力也因此在草根层面真正互动起来。此外，中国国际交流员们还协助编辑杂志刊物，定期在官网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文化和感想，拓宽了两国国民间思想交流的渠道。据长崎县县厅官网统计，从2004年7月-2012年8月，已有14名中国国际交流员在官网上发表了30余篇介绍中国文化的相关文章，提高了日本国民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度。
（三）不足之处
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该项目所发挥的现实作用和预想之间产生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选拔对象受限制，在中国国内知名度不高。日本对于中国国际交流员的招收方式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国际交流员一般通过社会招考的方式来招募，而中国国际交流员的招募更注重职业背景。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通过单位直接选派的占25%；通过省、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选拔的占64.3%；通过社会招考的仅占10.7%。选拔对象绝大多数来自于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或高校。由于招募范围的局限性，造成该项目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都很有限。
第二，现实作用的局限性。其原因主要为：（1）文化差异导致的鸿沟。中日两国分别属于大陆文化和岛国文化，不同的文化差异极其容易造成文化阻隔感，在相互理解上产生困难，甚至是误解。国际交流员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感受着这种文化阻隔感，也会在这种文化阻隔中深陷茫然。据调查，85.7%的中国国际交流员认为工作中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工作方式和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国际交流员作用的充分发挥。（2）受到中日国民间的好感度恶化的负面影响。两国国民间的好感度与国际交流员项目所发挥的现实作用密切相关，导致两国国民间好感度恶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日本国内的错误舆论导向致使日本国民厌华、嫌华情绪严重。至今为止，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和暧昧的战争观和历史观仍然在作祟，模糊的战争史观使一部分政客和民众的战争加害意识淡薄，对于邻国带有厌烦感情和抵触情绪。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面对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日本一股政治势力别有用心地鼓吹“中国”，加剧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排斥情绪，民众感情更加恶化。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加剧两国国民间的厌恶情绪。小泉纯一郎首相任职期间（2001年-2006年），中日关系冷淡。2004年10月，日本内阁府《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表明，对中国“没好感或不太有好感”的人达58.2%，比前次调查上升10.2%，调查结果都创下至2004年为止的新高。同年9、10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的舆论调查也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很不亲近”和“不亲近”的人占53.6%，比2002年的调查上升了10.3%。自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发生以来，日本政府和一小撮右翼分子肆意歪曲历史，蒙骗日本民众，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据2013年8月日本非营利活动法人“言论NPO”公布的第9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持负面印象的比例均超九成，创2005年首次调查以来的新低。中国受访者中对日本持“不好的印象”的比例高达92.8%，日本受访者中对中国持“不好的印象”的比例也高达90.1%。
第三，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历经20多年后，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本身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包括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国际交流员的工作能力、扩大其工作领域和工作内容；如何扩大选拔对象范围；如何扩大该项目的后续效应等等。
三、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是日本实现其文化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战略机制以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认为其对中国的启示可以归纳如下几方面。
第一，积极推动并建立“草根民间交流”模式，探索更多自下而上的国际交流新途径。民间交流是构筑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所在，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之所以能取得瞩目成绩，在于它20多年来始终着眼于民间交流，积极为民间交流提供平台，促进了国民间的感情沟通、相互理解和认可度，从而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中日两国地方政府间的友好交流。
第二，“草根民间交流”组织运营的科学先进理念不可或缺，提升社会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是关键。文化传播离不开各种组织运营形式的载体，作为民间组织运营的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其成功离不开政府、地方和民众三位一体的参与。文化隔阂的消除，文化使者能力的提升，参与度的提升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各个层面的力量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运营模式中的先进管理理念，最大限度地克服其局限性，扬长避短。
第三，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也可以积极推行外国文化“请进来”模式。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的成功还在于它的远见卓识和开放的姿态，让中国国际交流员直接进入地方政府行政部门与日本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共事，为“请进来”的民间大使发挥文化外交作用提供舞台，在潜移默化中将其文化理念、价值观等传播开去，达到了提升其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加快文化“走出去”模式的步伐，以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党的十报告又将“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进一步强调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整个文化要求中的总领性地位，突出了它的战略性地位。因此，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应该有多方位和更深入地探索。推行外国文化“请进来”的文化外交战略，可以提升中国国民对外国文化的理解，促进相互交流，不断扩大民间友好的基础；同时还能表明中国宽阔的胸襟，最终提升中国的正面形象与国际公信度。
结语
相比上世纪80年代的国际关系，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更加需要加强民间的交流和合作。虽然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仍然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是其在对提升日本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了切实可行的作用。因此可以预测，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未来不会轻易废止，尤其不会减少对中国国际交流员的招募。在国家关系层面上，中日两国政府共同面临问题等敏感问题，民间交流也因此严重受挫。那么，在政府外交很难有起色的情况下，民间交流关系的修复才显得更加急需和紧迫。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民间交流模式的参考。
“书籍之路”这一概念由浙江大学王勇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意欲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新模式。王勇指出“若从东方人的立场对古代东亚（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东亚文化交流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在意义、影响等方面，均有别于丝绸之路，故应倡导书籍之路的概念。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是中华精神文明的结晶；一般而言，物质文明缺乏自我再生能力，而精神文明则可影响人们的心灵，并超越时空，惠及后代。”
自王勇教授提出书籍之路这一概念以来，，中日书籍之路研究硕果不断，本文将以国内的研究为主，辅以日本学者的研究，从书籍之路的历史沿革、传播渠道、历史意义三个方面对中日“书籍之路”做一论述。
一、海上“书籍之路”的历史发展脉络
中日交流两千年，作为汉文化象征的汉文典籍，在中日交流之初就开始流播至日本，并对当地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汉籍传入日本最早应始于三世纪，应神天皇从朝鲜半岛请来博学的汉人王仁担任太子的老师，他“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计携书十一件来日本”。
到隋唐时期，日本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四次遣隋使和十三次遣唐使，他们得到中国政府赐予的大量汉籍，并将其携带回国。
宋元时期，虽然中日两国没有正式的官方往来，但随着民间往来的日益频繁，书籍之路也更加宽广。元代时期因经卷大量传入日本和元朝雕工的大批赴日，促进了日本印刷出版事业的兴盛和本国经书的印刷流行。
进入明代，由于沿海倭患严重，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明州（即宁波）成为明政府规定的日本使臣、僧侣、商人等来华的唯一港口。到了明末，日本进入江户时代，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则仅限于长崎一港，成为中国典籍输出的重要场所。
清朝时期，中日民间商贸日益发达，中国赴日的海商越来越多。于是中国到日本进行交易商船便成为运输汉籍至日的主要方式。日本由于对汉籍的传统兴趣，特别是幕府和各阶层人士对汉籍的使用与收藏的广泛化，因此对汉文典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促进了中国汉籍的传播。
二、海上“书籍之路”的流传渠道
中日两国书籍之路由来已久，其中出使中国的额使节和派遣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同时在中国，又得到中国政府的优待，为他们传播汉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除此之外，配角也是不容忽视的。书籍传播的渠道主要分为四类：
（一）唐政府的赐予
《册府元龟・外臣部・请求》载：（开元）二十三年闰十一月，日本国遣其臣名代来朝献表，恳求老子经本及天尊像，以归于国，发扬圣教。许之。”可知，日本的遣唐使被赐老子《道德经》。
（二）民间僧人、学者的赠送
除了当时政府赏赐给来华日本人汉籍外，民间僧人、学者馈赠的书籍也占了很大一部分。空海、圆珍、圆仁等都曾获得过唐人赠送的汉籍。空海学法的长安礼泉寺，在空海回国时就送其 600 多卷经典。唐朝时，从官方到民间都大量赠书给日本。
（三）中国商人附带典籍至日
9 世纪以后，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发展起来，中国的典籍便成为中国商人的附带品，东传至日本。中国商船的载运成为“海上书籍之路”的主渠道。
（四）渤海、新罗的赴日使节及商人携带
在王勇教授看来，古代时期汉文典籍东传的线路应该是：中国江南（六朝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区）朝鲜半岛的百济日本列岛。可见早期的汉籍主要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中日交流二千年，经过海上“书籍之路”传播至日本的书籍是宏大的，影响深远。
三、海上“书籍之路”的历史意义
对于书籍之路的历史意义我们应该根植于更深的文明内核。通过海上书籍之路，中国的典籍传播到海外，对东亚诸国的文化发展，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唐代文化在日本开始生根发芽。日本的《大宝律令》是以隋唐时期的律令为蓝本参照；日本的任官制度也是参考中国的科举制度；日本的宗教、建筑、艺术、文学等都带有极强的唐朝风格。
同时，海上“书籍之路”也不是单项流播的，传播到海外诸国的典籍也沿着“书籍之路”逆向输入到中国。由于中国经历“安史之乱”、“会昌灭佛”、朝代更迭等天灾人祸，中国的大量典籍遭到毁坏，惨不忍睹，散佚的书籍又沿着“书籍之路”逆流回归，避免了灭绝的厄运。“书籍之路”客观上保护了中国文化的典藏，扩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四、小结
关键词： 口译 跨文化交际 重要性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来自不同的国家、社会和民族的人们有更多机会互相交流沟通。虽然大多数人们用英语作为交流的工具，但是他们有时仍然发现在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障碍，自己话语的意思很难清楚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当一个口译员为重要会议或者政党工作时，他作为一座沟通的桥梁，也会常常面对这样的交流障碍，也称文化障碍。如何帮助口译员处理好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这个问题？一些专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幸运的是他们的一些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可以帮助口译员上消除文化障碍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只有不到40年的历史。
在美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与人类学、心理学和交际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欧洲它则与语言学联系紧密。与西方国家相比，跨文化交际在中国的发展只有不到20年，并且主要是英语老师、语言学家和有些心理学家去研究它。［1］
口译员不仅仅要从书本里学习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知识，还要特别注意它在实际中的运用。他的工作不仅是困难和复杂的，而且很重要和兼负责任。本文通过分析因文化障碍造成误解的例子帮助口译员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而且试图找出消除文化差异导致的交流问题和提高口译员口译质量的有效方法。
一、跨文化交际的定义
胡文仲教授认为跨文化交际简言之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
1.跨文化交际的起源
毫无疑问的是人们会想对有关跨文化交际先有个大概的了解。首先，他们会试图去追溯跨文化交际的起源。根据胡文仲教授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交际起源于美国。
美国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发源地有其内在的原因。因为它是最大的移民国家，大多数移民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等等，这些人给美国带来了他们本身的传统文化和风俗。当他们互相交流时，文化障碍出现了，并且有文化障碍导致的冲突非常难处理。所以，当地学者更深入研究跨文化交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黑人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平等地位斗争运动的展开，美国其他的民族也逐渐意识到他们应该维护他们原有的文化和增强自己的民族意识。［1］
2.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
在过去的20年中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部有关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论文集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出版于1983年。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情况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院校大幅度增加，跨文化交际教材相继问世，例如，许力生主编的《跨文化交流入门》（2004）和《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2004）、杜瑞清等编的《跨文化交际学选读》（2005）。［2］同时有关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论文也层出不穷，以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作为基础平台，从介绍跨文化交际知识、语言与文化关系以及外语教学中渗入文化因素等方面入手，形成有关跨文化交际的一个系列论文集，极大地推动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和发展。
二、跨文化交际与口译
1.跨文化交际意识的重要性
当谈到跨文化交际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到跨文化交际意识，因为跨文化交际意识在跨文化交际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这样的意识，口译者就不会明白他在各种各样的文化氛围的环境里工作。在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时候，有两个方面是必须注意的。一是口译者在做口译的时候必须意识到在不同文化间译文是否存在引起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对于口译者来讲，跨文化意识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和调节方法，或者说它指的是口译者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能力。［2］
例如，一个美国人来到日本，做一项商务访问。在汽车上，日本人问他是否到过日本，对日本有什么印象。他说他到过日本，是1945年来的。这时的口译有两种选择，一是照实一字一句地译，另一种是绕过敏感的战争历史影响，表达成为“我以前到过日本，但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发展变化很快”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后者的翻译显然灵活机动，而前者的翻译无疑在暗示这美国人当年作为占领者到过日本，他的对手怎么可能欢迎他，译得再准确也不能称为高质量的口译。［3］
二是口译员政治敏锐性的培养。在外交事件中，口译者的翻译代表了这个国家明确的政治立场，因此他的译文必须要表达出清晰准确的政治观点。例如，台湾事务是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在翻译中涉及台湾的用语必须十分慎重，必须严格掌握“一个中国”的原则，注意避免可能产生“两个中国”或‘”的任何用语。“”应译为“Taiwan question”，不宜译为“Taiwan issue”。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终将与祖国统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解决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台湾作为一个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而“issue”这一词的含义是“a matter that is in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因此，台湾“问题”应用“question”，而不能用“issue”。［4］
2.跨文化交际与口译的关系
现今，人们意识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并且他们相信越深入地了解文化间的不同，他们就可以更好地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一个口译员要想得出高水平的译文，他就必须了解跨文化交际与口译之间密切的关系。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口译员必须知道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并且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为口译是一个口头转述的过程，是一个把一种语言的信息快速和准确传达给另一不了解这种语言的人。作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的活动，口译拥有它自己的特点。因为口译员所面对不仅是两种语言，而且是两种文化，没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他就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般来说，不论口译员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应选择简洁和常用的词语，能让听众比较容易地明白译文。虽然英语是现今全球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但口译员还必须注意选词是否恰当。例如：各个不同民族的人语用习惯大不相同，如对于坦率、自信的美国人，口译者尽量避免用about，might，some等词语；对于办事讲计划、节奏不快的北欧人，译时应放慢语速，用清晰详细的字句效果最佳；对日本人各种级别的称谓不同；对重修养讲礼仪的英国人主动采用polite form，等等，这些均为跨文化交际中口译者跨文化意识的表现（徐冰，1997：45）。［5］
谈到跨文化交际，就不能不涉及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三、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方法
培养口译员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有效方法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各种不同的建议，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口译员必须充分了解自己本国的文化，以及能够熟练地运用母语，不然他就没有办法了解别国的文化，成为一个出色的口译员。除此之外，还要能够熟练地运用目的语，以及深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
1.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语言的习得离不开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之中。意大利哲学教授恩贝托・埃珂认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由于相互间的差异，会产生文化间的冲撞。在这点上，有三种可能性：征服、文化掠夺、文化交流。［6］无论是征服还是文化掠夺都对两种文化间的交流造成巨大的障碍，甚至有可能误解和扭曲彼此间的文化内涵，因此作为一个口译员，为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他就必须先了解好本民族的文化，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化修养，认识到本土文化的优秀性。例如英汉口译员，加强汉语言文学的修养成为了必修的功课，因为世界共同的文化正在形成与发展中，此时如果口译员有意识地输出中国文化的优秀因子，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己，也有利于全世界的人类，使中国在世界语境下的文化交往更能被他民族所理解和接纳，减少文化间的冲突，增强中国文化的地位。而且口译员还要避免在口译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汉语思维方式和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导致产生一些语用性错误。在中国文化中，龙是古代帝王的象征，龙的图案在建筑中象征尊贵与庄严。在民间，龙也是吉祥之物。而在西方文化中，龙是传说中的有翼的鳄鱼。［7］口译员在碰到这样的情况时，就应该特别注意了，不能单用一个“dragon”了事，而要加上特别的注释，以便听众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中龙的概念，避免产生误解。
2.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内涵
要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口译员需要的不仅仅是掌握大量的词汇和流利的口头表达语言，还需要了解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是反射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学习不能独立于文化学习之外，而且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寄托。西方国家的历史由来已久，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和内涵，口译员想要了解和熟悉目的语国家的历史风情、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等，就必须学习相关的文化内容，从而开阔他们的视野，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语言习得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以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书使人渊博，交谈使人机敏，写作使人严谨”。因此在学习外国文化的过程中，阅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它能诱发口译员的求知欲望，使得他们的思想逐渐成熟，开阔他们的视野，以及丰富他们的生活。而且文化知识的积累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主要也是通过阅读去实现。通过这些方式，他们能了解外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外国的风俗和礼节。
观看电影和连续剧是了解的外国文化另一个方式。换句话说，电影和连续剧反映了文化的发展和演变。通过外国的电影和连续剧口译员可以从更多细节方面去了解外国的文化底蕴，易于克服由文化冲击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例如一个对美国社会的大部分领域，包括文化、风俗、法律等方面都有详细了解的口译员来说，成功完成一场高质量口译的几率就会大得多。而且用观看电影和连续剧学习外语这样的方式相对别的学习方式来说就比较轻松，寓教于乐的形式也受到许多口译员的喜爱。
3.参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在传递信息和传播文化方面，各类的媒介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通过阅读外国报纸、杂志，观看影视作品成为学习了解外国文化的渠道。然而，在亲身参与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中，口译员能有更深的体会，也利于培养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沙龙、文化年等。沙龙是法语Salon的译音，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十七世纪，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贵妇）常把客厅变成著名的社交场所，戏剧家、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志趣相投，聚会一堂，欣赏典雅的音乐，一边就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抱膝长谈，无拘无束。后来，人们便把这种形式的聚会叫做沙龙，并风靡于欧美各国文化界。文化沙龙是小会议或汇聚人们能谈论文化、文学、艺术等，口译员将有机会与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外国人接触并且能够参与到交流活动之中，直接深入地了解外国文化。
文化年是一个新的国际交流的活动形式，由中国和法国首创。中法文化年是由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率先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活动，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则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活动。两国的文化年涉及了多领域的广泛交流，举办的大小项目达到300多个，涉及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广播电视、图书出版、青年、体育、民族、宗教、建筑、环保、旅游等方面，活动能让中国和法国人民知道关于彼此的文化，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加入这种文化活动，口译员能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从更多细节方面去了解法国的文化。参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口译员便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别的国家的文化，也能更好地体会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四、结语
本文提到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意识、跨文化交际与口译之间的关联及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而且文章通过分析由于文化障碍造成口译中的失误案例，力求消除由于不同文化导致的交流问题和帮助口译者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
谈论到如何学习外国文化和加深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比较各种不同的文化，以及结交外国的朋友也是较为有用的方式。口译者与外国文化接触得越多，他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文化，进而提高口译的质量。
然而，在学习外国文化中，有一点必须提及，圣雄甘地说：“我不想自己的屋子四面是墙，门窗紧闭。我希望八方的文化之风自由自在地吹拂在我的房院周围；但我绝不会在其中摇摆不定。”［4］那意味着，即使口译员身处不同文化之中，他也不能失去对自己国家文化认知的标准而轻易地被其他文化左右。意识到跨文化交际在口译中的重要性，分析由于文化不同导致的交流问题，加上不断增长的口译经验，口译员的译文质量必定会有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胡文仲.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J］.中国外语，2006，（3）.
［3］赵军峰，蒋楠.论口译者的跨文化意识［J］.中国科技翻译，1998，（2）.
［4］过家鼎.注意外交用词的政治含义［J］.中国翻译，2002，（6）.
［5］徐冰.译海无涯苦求索：中国著名口译专家访谈录［J］.中国翻译，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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