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 要：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念，语言习惯等都有很大差别，很多日常行为在日常的交际活动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屡见不鲜，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交往的顺利进行，并使交往双方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人们在这种跨文化环境中相互交际之前，必须对对方的文化习俗和历史背景有所了解，才能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尴尬的局面。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现象的发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是势不可挡，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文化冲突是进行跨文化交际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基础，有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世界文化的发展。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日益加强，与英语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更是日益频繁与广泛。文化交流、旅游业蓬勃发展，外国独资、合资企业数量增多，与国际人员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增多。同时，中国学生出国交流、深造的机会也日益增多。随着国际间的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英语，作为国际世界的通用语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的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是一件好事，然而，这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由于历史、政治、地理位置、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地区的文化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文化差异会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应意识到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忽视和改变的，应该接受这种差异，尊重和理解这种差异。在跨文化交流和处理实际问题过程中，避免出现文化上的冲突，从而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流。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在跨文化交际中，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则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文化群体中的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以及道德标准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英语的使用上，文化背景也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作用，由于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多中国人在与西方国家的人交流时运用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观念，思维模式，因而常常使得中西方交流时陷入尴尬的境地。总之，忽视中西文化差异的相关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走入陷阱，而导致交际失败和尴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在我国进入WTO时代以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西方的文化，达到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因此，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对于与西方人进行跨文化交际是很有必要的，也可以避免尽量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文化冲突的发生。
（二）
关注中西文化差异的意义，首先，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英语语言的内涵，更好地掌握英语这门广泛运用的语言，更深入了解西方国家，更好地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建设祖国服务。第二，关注中西文化差异有助于解决和避免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冲突，从而更好地融入世界，让外界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国家，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更大地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作用。第三，关注中西文化差异有利于本国语言的学习。在学习中，通过对中英文化差异的比较，有助于学生更精准地理解和掌握汉语语言，加深对汉语文化的理解，这反过来又会促进我们对英语文化的理解。
面对越来越开放的社会，我们当代大学生在加深自身文化理解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尽可能多地主动理解对方的文化特性，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具有多重文化能力、善于跨文化交际的现代人，在保持自身优良传统的同时，积极吸收外国文化中好的一面，使自己能够顺利进行双向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2］ 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北京：外语教学究出版社，1999年.
［3］ 闫传海，张梅娟：《英汉词汇文化对比研究》，陕西：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聂淼.英语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J］.考试周刊，2009.
【摘要】：本文为了对团队文化管理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并通过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来加以深化，针对A企业的团队文化管理展开了研究。本文首先描述团队管理的概念以及相关理论，为下文的阐述埋下铺垫，主要是对团队管理的概念和类型进行阐述；其次对A企业进行了团队文化管理现状分析，根据所调查的内容对A企业的发展进行总结；再次针对研究A企业所发现的问题一一列出，等等，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得出结论。
【 abstract 】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for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management of team culture research, and through the learned knowledge to deepen, against A team culture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the concept of team management and related theory, as explained below buried, mainly elaborates the concept and types of team management; Secondly has carried on the team to A corporate culture manage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tent of A summar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Once again list according to found A business problem, and so on,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Conclusion in the end.
关键词：团队管理，问题，研究
一、团队管理类型
团队管理的类型可以按照多种标准进行划分，有根据人员规模、人员素质、团队功能等等进行分类，主要目标都是为了使得团队能够更好地完成团队任务。
1、工作团队
工作团队是指对某一特殊过程负责，成员通过相互配合、共同努力而产生积极地协同作用，并实现组织既定的目标，达到团队绩效大于个人绩效。
2、自我管理团队
自我管理团队是指直接管理所在过程或部门的日常运作的员工群体，通常由10-15人组成。
3、虚拟团队
虚拟团队就是在虚拟的工作环境下，由进行实际工作的真实团队人员组成，并在虚拟企业的各成员相互协作下，给顾客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二、A企业现状
A公司成立于1946年8月,由日本B公司和德国C公司共同出资,一家专业生产密封件及减震减压件的全球集团公司,注册资本1450万美金,投资总额2800万美金,日德双方各占50%。截至2012年1月集团在中国的直接雇员人数达到4000多人,其中4%日本籍、4%德国籍、91%中国籍和1%外籍(非中、日、德籍)。这家有着50多年合资历史的集团公司,两个投资母公司都是家族企业。
与很多在华的跨国公司不同，A公司是一家没有本土合资成份的合资公司，公司的多元化的人员结构注定了多元化的文化风格。多文化风格带来了复杂的管理问题，而公司
就是由无数个团队组成，所以管好了无数小团队，就如同管好了一个公司大团队。我们
能从A公司的管理案例中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并提出改善建议，那我们就可以帮助到
A公司的团队文化管理，使其在华的发展之路走的更顺利和精彩。
三、A企业团队管理问题
（一）团队文化存在差异
根据共同经营协议，为加强企业管理，执行官由日德双方联合担任，各家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均由日方、德方交替担任。以正、副总经理为首的经理班子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日本管理者的沟通语言较为简洁，意思不明确。但不同的是德国管理层的沟通一般都是比较直接的，明确表达出自己意愿的方式。两种不同的沟通方式会造成沟通中的问题激增，或者导致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却解决不了。这就是团队文化存在差异造成的，所以说不能小看团队文化给一个团队所带来的影响。
（二） 团队管理制度差异
在团队合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工作，规范团队成员的共同标准应当是什么?西方企业一般是在法律环境比较严格和完善的条件下开展经营与管理，而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依靠国家计划和上级指令来行事，过于拘泥于条文。
在A公司,日本的管理方式主要以按照规则进行，但是这个前提是已经制定好了各个方面的规则，并能予以实施。譬如:日本团队由于习惯加班，认为加班也是自身的职责之一，但是德国团队认为如果加班就应该得到加班费，这就会造成两方面工作时间上的冲突。因为如果日本团队总是组织自行加班那么整体团队队员权益就得不到保障，会造成德国团队队员的不满员，觉得自己合法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因此很可能对工作的积极性减少，造成公司的经济损失。
（三）团队管理考核差异
A公司一直以日式的人事管理理念进行着,体现在人事考评制度上,关注“人”为感受。考核的内容主要是员工自身的感受和幸福着指数。但是,在60、70时年代的中国人中,“大家庭”式的经营理念,往往会被理解成大锅饭,功过不分,滥竽充数的消极怠工者屡见不鲜。用“态度决定一切”的理念来考核员工,对于他们那代人或许还行的通,但对于80后90后的新中国人,再用这套已经无法驾驳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适应老旧的管理方式，他们更加需要个性化的管理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优势。差异化的管理，彰显个性。态度固然重要，但结果是决定成败的唯一标准。
四、A企业团队问题解决办法
（一）正视团队文化差异
对于一个多文化的团队,要想统一思想、统一行为,首先要了解彼此,认识差异。本文中阐述了多种文化维度,并因这些种类的文化产生的价值观、人生观、行为准则等等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反映在企业的工作之中，因为员工之间工作的原因才会造成了团队文化差异的突出，A企业员工的交流不畅正是由于其管理层与下属员工的文化差异。所以在打造跨文化团队的第一步,要正视团队个体成员间的文化差异,同时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待文化差异,实现文化融合。
（二）规范团队行为,建立企业团队文化
一个企业要塑造新人,使其热衷于服务于企业,并形成一个规模群体,需要倚靠团队文化。对于A公司,一直没有系统、明确的企业行为文化,对于各个分属公司而言,每个公司都保留着自己的特色，每个企业都有其自身的风格，不管是德式的、中式的还是其他的。这就说明跨国的文化规范化尤为重要，只有进行了合理的规范化才能使得企业能够在整个国际的竞争中处于优势。
（三）克服“文化休克”,培养文化意识
加强一个企业的团队文化意识对于一个企业的未来发展尤为重要，所以说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应该重视并实施企业的团队文化培训。跨文化培训,是建立跨文化团队的重要工作。可以说文化意识的建立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史尤为重要的。就拿A企业来说，日本团队和德国团队的队员他们的团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以后如果还有新的国家的队员加入进来这就更加需要企业整合成一个全新的企业团队文化。
关键词：语言；日语；性别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IX（ 2015 ）08-0255-02
引言
语言、性别、社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性别的不同使语言使用者在社会和家庭角色中自然而然地会将自身的性别差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反映到语言中。决定这种性别差异的不仅仅在于社会根源，同时，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象，并且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由此可见，语言性别差异研究，是社会语言学有别于其他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显著标志。在日本，受到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女权运动的影响，女权运动先后掀起两个较大的波潮，日本女性反对男权、走出家庭的声浪越来越高，社会角色的转变势必会反映到语言实践中。然而，一直以来，利用社会语言学理论研究日本中女性用语的文章甚少。社会语言学领域对日语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的研究涉及了语音、词汇、句法、语言行为与模式、认知能力及言语选择等多个方面的问题。本文将就日语中的女性用语现象，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日本女性用语的特征及其根源，主要探讨的是说话人因性别差异而做出的在语言形式和表达方法上的选择。
一、日语中的女性用语
众所周知，日语语言的表达方式存在着明显的男女性别上的差异。所谓女性用语，指的是女性常用的语言及其相应的表达方式。日语中也有相对应的男性用语。语言中存在的鲜明的性别差异是日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明显特点。它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日本自进入阶级社会起，男性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掌握大权，由于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男权”、“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不参与社会活动。并且，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人们理想的女性形象是温柔、感性和善良，而对男性的理想形象中多包括坚强、冷静和果断的性格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说话方式及言语行为也就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有语言学家认为，男女两性成长在不同的社会语言亚文化背景下，他们从小就要学习与自己性别相适应的行为举止和交际方式，这种文化背景则是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日本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对其言语行为的种种限制，使其在语言表达方面出现了差异明显的女性用语。
日语中女性用语自平安时代就产生了，只不过那个时代的女性用语多是忌词。中世是女性用语的发展期。室町时代在女官中产生了“女房词”，成为现代日本女性用语的基础。到了江户时代，在幕府的文化政策下，出版业的发展推动了女性用语的发展和繁荣，女性用语也由食物和餐具用语，扩大到女性在家庭中的一切活动用语，女性用语进入全盛时期。进入江户时代，出于对女性柔美特征的追求，女性用语以“女房词”为核心，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江户后期，出版了很多钟对女性的教养、礼仪规范的书籍。但随着女性意识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女性用语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衰退期。
二、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的日语女性用语的特征
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使女性的言行受到社会因素和传统文化的种种限制，从而在语言表达方面出现了差异明显的女性用语。现代日语中女性用语的主要差异表现在语音语调、词语运用、表达方式等方面，其中词汇方面男女用语差异表现最为明显。
1.音质差异明显。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男女的发声器官是有差别的。男性的声带比女性的长、厚，且松弛，这样的差异必然导致了男女性别在音质上有所差异。日语中，男性普遍较多使用舌前音，音质含混模糊，咬字不清，而女性的语音柔美、清晰，因而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
2.音域男高女低。音高是指发声时声带振动的频率，音的高低与声带的大小、粗细、长短、松紧有关。由于男性的声带长且厚，所以发音的平均音高要低于女性。而且南于社会因素、语言氛围和文化底蕴的影响，在实际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女性在讲话时往往会人为地降低调门。但男女性别平均音域的高低确实与其在生理特质上的差异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而语调的变化又与音域的高低有着必然的联系。研究表明，女性在语调上的变化范围比男性更为宽阔，更为经常地使用超高和超低调型，因而使得其音域的变化更富有起伏感。
3.在日本，男性处于统治地位掌握大权，精华理直气壮、发音粗糙模糊，在非正式场合经常使用一些不规则的语音变体，如“ ”等。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地位卑微，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使其社会地位得不到保障，她们不能在社会工作中取得荣誉和地位。于是，日本女性在语音上追求优雅、规范的语音变体，通过高雅的、清晰易懂的标准音和优雅的举止获得声誉，博得人们的欢心。社会地位的差异致使女性说话时句末多用升调，回答问题时也经常带有疑问或征询的升调；男性则使用语气坚决，肯定的降调：
4.词语运用。古代日本时“纵向社会”是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有着严格的身份制度。人们必须根据自己所处的阶层和身份来采取相应的言语行为。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经常使用一些傲慢、自大、粗俗的词语，甚至是俚语或诅咒语，以显示其社会地位的优越性；而女性由于社会歧视使她们无从发挥自己的才能，社会地位得不到保障，只有依靠她们的仪表谈吐博得荣誉。因此，日本女性除了最求优雅、规范的语音语调外，还特别重视使用礼貌，文雅的词语。由于社会环境和传统理念的影响，日本女性从小就被要求讲话要有教养，语音要准确、语法要规范、举止要文雅、禁止使用俚语和诅咒语言。这是社会观念与传统文化对女性的特别角色规定，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社会言语行为的正确性期望比男性要高。社会期望迫使女性在说话和接人待物的过程中，比男子更加意识到使用礼貌、规范语言的必要性。
5.人称代词、感叹词、终助词。男性常用的人称代词，如“偻”、“俺”等，显得比较傲慢、粗俗，部分词语带有轻蔑或近乎责骂的口气。与此相比，女性经常使用的人称代词，如“
”、“ ”等显得随和亲密、礼貌客气。较之男性经常使用的语感强烈，甚至粗俗的感叹词或终助词，如“ ”“ ”等，女性一般使用“ ”“ ”等语感柔和的感叹词或终助词。女性一般要比男性更多的使用郑重礼貌的人称代词，尤其是使用敬语称谓时，即使是夫妻间的相互称谓上也有明显的差异，丈夫称妻子是使用是上级称呼下级时经常使用的称谓词“ ”，而妻子则是用郑重礼貌的称谓次“ ”。
6.女性偏好使用情感词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女性在言语活动中喜欢使用诸如语气词、感叹词和夸张词作为情感的表现手段，以使自己的言语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男性和女性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女性比男性更易于产生情绪波动，也更易于受情绪的感染而影响自己的言语行为。因此，在交谈中，女性对情绪的控制力不如男性，更易于动情，也更易于通过言语表露情感。据统计，女性使用感叹词的频率是男性的两倍。
7.性别用语随时代而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也跟着变化，性别用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代表日本近代文化的大文豪――夏目漱石的作品《三四郎》，分析里面的人物和语言对话，分析作品中男女人物在明治时期（1868-1912年）的对话，我们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明治时期的日本社会，显然存在着各个阶层。各个阶层都会有自己所属的言语，因此一听到对方说的话，便知道他所属的阶层。这在日语中我们暂叫做[位相]。它并不一定只在男女语之间存在，因为时代的不同、阶层的不同，说法也不一样。
三、日语语言中的性别差异与结论
关键词 跨文化管理 合资企业 中日文化差异
近年来，到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华南沿海地区和北京、上海等地，都是日本企业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华开办中日合资企业对中日两国企业和管理人员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但同时，两国由于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势必会影响到合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在经营不佳或失败的跨国合资企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文化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管理，促进不同国家的文化在企业中的融合，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分析比较中日两国文化差异以及广州本田成功的跨文化管理特点，总结出四条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措施，为更多的中日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中外合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提供借鉴。
一、中日合资企业因文化差异导致的摩擦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历史上日本曾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广泛影响，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也被看成“同种文化”，总体上都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因此，在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行事风格以及思维模式等方面，中日两国都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中日文化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著名比较管理学家、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泰德（G. Hofstede）将文化定义为：在一个群体中的人的共同的思想意识。他认为，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组成的群体的思想意识积累。不同的群体、地域或国家的思想意识互有差异。因此，在中日合资企业中，当拥有各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摩擦。
（一）经营理念的摩擦
中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因此，中方管理人员难免会受到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加之中日双方所代表的利益立场不同，因此中日双方经营管理人员在经营思想、经营计划、经营方针等方面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的认识，从而在经营决策上产生摩擦。
（二）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方面的摩擦
中日两国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源于两国传统的家族观念。由于日本的家族观念是建立在非血缘的身份关系基础之上的，在企业这个“共同体”中共同生活的职工，企业会自然视他们为大家庭中的一员，而员工也把维护企业大家庭的利益作为最高目标。为了企业的需要，员工甚至可以主动放弃个人的利益。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日本职工常常主动加班，并且许多没有明确规定属于某个人职责范围的工作，他们也都很自觉地完成。他们觉得作为企业中的一员，为企业的需要工作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以此为荣。而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是建立在具有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小家庭观，凡事都将自己的家庭利益置于最优先考虑的位置。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收入，以维持和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因此，企业付给我多少报酬，我就对企业付出多少劳动和忠诚，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情很少过问。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很脆弱，关系也不稳定，一旦有别的企业付给更高的报酬时，员工往往会选择跳槽。
（三）管理方式上的摩擦
根据马斯洛的人性需求理论，人都有被尊重的需求，这在“好面子”的中国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式的管理不是简单的指挥与服从，命令与执行，而是带有很重的“人情关系”色彩。当员工感到上级“看得起”自己，很给自己面子时，他才会心甘情愿地做事。中国人自主性很强，不喜欢别人强制性地去管他，因此很难适应日本企业的那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
（四）内部员工之间的交际摩擦
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个企业环境下共同工作时，由于各种不同价值观、行为方式的碰撞，必然会产生日常交际上的摩擦，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沟通上存在障碍。语言的不通给信息的交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文化因素的干扰使得语言中所携带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有所缺失或改变，这直接造成了沟通中误会的产生；其次是文化优越感引起沟通过程中的抵触。毫无疑问，世上没有绝对的好的文化和差的文化，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由于每个人都是受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影响的，人的自我性使得人们趋向于认同与自身行为习惯相近的事物。所以，中日员工在交流沟通中，可能在无意中就流露出认为自身文化体系优于对方的想法，并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评价体系去评价对方，这无疑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满。
（五）劳资关系的摩擦
中日合资企业的劳资纠纷一般有以下两类：首先是有些合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很高，企业利润也很高，但是员工的劳动分配率没有得到同步提高。虽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合资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比当地同行业的国有企业高一些，但是住房医疗等福利远不如国有企业，综合起来看，员工的待遇并不比国有企业好，但是付出的劳动却要多于国有企业。付出和收入的不对称很容易使员工感到不满，他们会感到是日本资本家在剥削他们，从而引发劳资摩擦；第二是日方的外派人员一般工资都比较高，加上交通费、公假旅游费、住宅补助费、教育援助费以及各种社会保障费等等，其总收入一般要比同等工作岗位的中国员工的收入高出很多。干的是同样的工作，但是收入的差距如此之大，这很容易引起中方员工心理上的不平衡，从而导致劳资摩擦。
（六）人才选拔标准的摩擦
在人才的选拔任用上，日本企业的“年功序列制”和中国企业的“论资排辈”现象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重视人的资历和经验，但是与日本严谨的选拔标准相比，中国更偏重政治因素、个人历史和人际关系。德才兼备、在上级面前谦虚谨慎、与上级关系融洽的人是中国人提拔的首选对象，有时尽管这样的人在年龄、资历上达不到选拔要求，也可能获得破格提拔。
二、广州本田的跨文化管理模式分析
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是由广州汽车集团和本田工业技研株式会社各出资50%于1998年7月共同组建的，在用11.6亿元收购原广州标志资产的基础上，又增加4.4亿元将原广州标致的生产线改造成“雅阁”生产线，达到了年产3万辆“雅阁”轿车的能力。其后，凭借中、高档汽车市场需求的高速增长，以及竞争缓慢带来的稳固高价，广本实现了源源不断的高赢利。同时，根据“少投入、快产出、滚动发展”的经营方针，产能也从3万辆、6万辆、12万辆到24万辆，规模不断滚动扩大。广本自1999年8月开始赢利以来，利润不断增加，成为广州的创税大户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对广州以汽车工业为重心的产业结构布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广本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公司战略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但是中日合作双方正视彼此的文化差异，进行成功的跨文化管理，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制造“矛盾”，在观念碰撞中促进异质文化的传播。
本田进入中国市场，本地化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同时又必须把公司独有的文化和理念传达出去，融合理念。广本前总经理门胁轰二先生说：“广州本田公司的宗旨、企业目标等基本上是与日本总公司是一致的。很多公司内部的原则，绝对不能更改，总部方面已经证实是可行又成功的方法，没有理由不继续坚持下去，这是坚持本田精神的作风。但是传达文化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是事，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工作、平时聊天时充实。每天早上部长以上的干部开会，就每天发生的事说出自己的看法，交流意见，经过这样的沟通，使大家的意见逐渐统一起来。”这听似带有守旧味的典型日本社风，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广本从主管到最高管理层，都是由中日双方均等人数组成。除却股权上的意义，这正是广本精心制造的“矛盾”。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下，工作人员经常在决策的时候辩论不休，在争论中，各种不同的看法就被提出来，最后经过整合便能产生一个很好的方法。正是通过每天不断的“争论”，本田的企业文化逐渐被中方所接受，并融入到他们的思想中，这对双方在合作中取得一致意见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二）对异质文化的整合创新。
广本合资企业的多文化背景决定它不能简单地移植日本文化，也不能全盘中国化。在将本田的宗旨、文化引进广本的时候，也要注意根据中国的文化和国情进行调整。比如本田提倡尊重人性、重视理论、尊重实践，但要变成中国人能理解和接受的文化，就必须结合“以人为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等中国式的理念。为此，广本努力创造一种自立、平等、信赖的工作氛围，提倡“合作交流”的团队精神，并通过完善的人才培训机制，基本上使每个广本的技术管理人员都有去日本本田学习的机会，从而能让员工更进一步了解中日文化间的差异，并将日本本田的先进管理经验融入到新的合资企业中，通过这种管理文化上的求同存异，最终建成了“尊重个性，以人为本”的新广州本田企业文化。
（三）建立规范的跨文化协调机制。
1.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
中方总经理曾庆洪先生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和日方总经理门胁先生约定：在广本内部有意见分歧怎么吵都可以，但打开门后必须要做到一致对外，大家都要站在广本最大利益的基础上考虑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中日双方的总经理都能够直接和各自的总部高层进行沟通，并且双方的高层对各自的总经理都充分信赖，这就使得在广本的合作更加高效。事实证明，这种以广本利益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充分沟通有助于找到中日双方的结合点，促进意见的统一。
2.执行严格的双签制度。
广本是中日双方各出资50%共同组建的，双方拥有同等的权利，各部门负责人也都按照1：1配置，这是本田公司在中国特有的合资方式。广本成立之初，双方就约定在投资决策、人事任免、机构设置、市场定价等各方面都要实行双签。这种制度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比较复杂。当双方有不同的意见时就要统一，因此决策时间可能较长，但是却能够避免一股独大时的单方面决策，可以保证决策总是在双方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广本内部相互信赖、相互尊重的良好的合作基础保证了双签制度能够被高效、理性地执行，从而也确保广本公司即使经历人员的变动，工作还能继续按轨道推进。
3.建立平等向上的协调机制。
各部门中日双方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向上反映到总经理处进行协调，如果还不能达成一致，再拿到董事会讨论，最后基本上都能达成一致。协调机制必须体现平等，否则很难真正取得效果。比如在合资企业中比较敏感的、也是比较容易产生摩擦的中日员工的工资问题，在广本的协调机制下，处理得就比较公平合理。对同等岗位的中日员工，实行工资1：1，但由于双方的消费水平不一样，日方员工高出工资的部分则由日方股东进行补贴。通过这样的协调，中日双方都比较满意。
（四）卓有成效的跨文化培训。
广本的员工在刚进公司时都要接受培训，学习本田的历史和本田哲学，公司定期选派员工到日本本田总部学习管理体制或到国外的工厂进行进修，公司还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不同文化地区工作的经理和员工集合在一起进行跨文化培训，所有这些培训都使员工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不同于自身的异质文化，提高跨文化沟通技巧，克服组织的跨文化沟通障碍，从而提高工作绩效。
（五）正视文化差异，将文化冲突转化成比较竞争优势。
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冲突，但同时多种文化的碰撞也会给公司带来非凡的竞争力。文化多样性使得公司具有快速适应市场偏好的能力，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能够用更广阔的视角范围和更严格的分析来提高公司的决策能力和决策质量，并且多样化的视角能够提高公司的创造力。正如门胁先生所说“我们企业内部的矛盾颇多，这也正是我们好的一面。我们总是喜欢挑选一些与我们想法不同的合作者，这使我们经常发生意见的碰撞，这样的碰撞总会产生新的想法”。在广州本田看来，矛盾和冲突的正确对待，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是企业创新的源泉。
三、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中国，其中很多企业都采取与中国企业合资的形式进行投资。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管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外合资企业所重视。总体而言，中外合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应是一个双向选择、双向融合和沟通的过程。中外合资企业中的绝大多数员工是中国人，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因此对外来文化氛围中的国外企业的管理方式、经营思想等必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合资企业双方员工之间的沟通应是多层面、多方位的，同时，中外不同管理模式的融合、交汇过程也应该是长期的。为此，对中外合资企业来讲，有效的跨文化管理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识别文化差异，进行有效沟通。因为文化差异是产生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只有清楚地识别和区分文化差异，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沟通。沟通中应当立足他国文化，换位思考，相互谅解，相互尊重。
其次，要进行跨文化培训。将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组织在一起，通过简短演讲、角色扮演、情景对话、实例分析、小组讨论和实地考察等形式的跨文化培训，能够有效地打破每个人心中的文化障碍和角色束缚，更好地找出不同文化间的相同之处，尊重异质文化，加强对不同文化环境的适应性，提高不同文化间的合作意识和联系。
第三，选派合适的高层管理者，并注意企业自己的跨文化人才培养。合资双方应当选派那些具有相似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对异质文化具有很强适应性的人担任合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并且注意对企业内部优秀跨文化管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第四，对异质文化进行整合创新，建立新的企业文化。好的企业文化能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中外合资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切不可强行推行任何一方的文化理念，而应当对双方文化进行整合，在取得文化共性认识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环境和公司战略要求，建立新的共同经营观和强有力的文化理念。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资料：
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second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0.
凌文辁，方俐洛：中国文化与中日合资企业管理，《中国管理科学》，1994年1期。
朱筠笙：《跨文化管理：碰撞中的协同》，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彭晋璋：《中日投资合作策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
文化依靠语言来承载，语言依靠文化来孕育，世界上无论哪一种语言都不能脱离文化独立存在。学生只有了解英语背后的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学好英语，所以在初中英语教学中要特别重视文化教学。本文作者结合自己多年的初中英语教学经验，首先论述了文化差异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英语课堂中加入文化教学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
文化差异 初中英语 教学
语言与文化是一对密不可分的矛盾统一体，它们互相依存，不能独立存在，英语也是如此，背后也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所以学生如果想真正将英语学得准确、深入，必须充分了解英语背后的西方文化。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一定不能忽视对学生进行文化意识的培养，只有让学生了解一定的文化差异，才能更好地学好英语。
一、文化差异在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注重文化差异，激发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学生学好英语的直接推动力，也是学生提高学习积极性的源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向学生介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学生了解一定的西方文化，认识到英语的发展演变过程。举例来说，教师可以为学生介绍一些作者的生活经历、生活的年代等，进而了解到作者所在国家的文化习俗、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特点等，从而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形成更准确的认识。学生接触西方文化的感觉肯定是非常新奇，他们会看到一个不同于东方文化的神奇世界，进而会对西方国家产生强烈的探索欲望。这样，学生自然能够提高对英语学习的兴趣。
（二）注重文化差异，消除跨文化交际障碍
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人们在生活习惯以及交流方式等方面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学生如果只注重语言知识的学习，忽视文化背景的差异，就会在与西方人交流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比如英国人见面打招呼用语总是谈论天气，因为英国天气变化总是很快；美国人热情、大方，见面总是习惯说：“Hello！”“Nice to meet you！”中国人一直将饮食文化放在很突出的位置，所以中国人见面打招呼也总是向对方询问：“你吃了吗？”可是如果将与中国人打招呼的用语用来对待外国人，他们会产生一种误解，可能会认为对方要请自己吃饭。很明显，语言差异的根源在于文化差异，学生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顺利进行交流。
二、基于文化差异的初中英语教学方法
（一）广泛阅读，增长见识
阅读能使人增长智慧，有助于开阔视野，所以学生应进行大量的英语阅读，这能够更有效地促进他们学习英语知识。学生要尽力阅读，不但要阅读大量的英国文学作品，还要认真阅读英文版的杂志、报刊，多收听英语广播等。这些阅读材料以及广播节目中含有大量的关于西方国家的民俗文化、历史发展、、社会时事等众多文化知识，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如东西方文化在节日方面以及礼节方面都与我国的文化存在很大的不同。学生了解这些文化知识之后，视野能够更加开阔，见识也同时增多，这样，跨文化交际能够顺利实现，而学生的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也同时会得到提高。
（二）多媒体辅助，加深理解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快，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汇总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教学过程中开始利用多媒体的手段来进行，教师利用多媒体技术可以为学生播放原声电影资料，也可以为学生展示一些与教材内容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学生在多媒体教学模式下，能够感受到丰富多彩、轻松愉悦的教学氛围，更便于学生提高学习兴趣，使学生以更积极的态度来了解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地方都与中国文化存在很大的不同，如建筑、节日、风俗等，在多媒体的帮助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能够更清晰地展现出来，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西方文化，了解西方国家的别样风情。当学习人教新目标版中的Unit 9 Do you want to go to a movie这一单元时，教师节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学生通过多媒体技术能够欣赏到与教材内容相关的电影片段。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比较中西方电影之间的差异。中国电影一般对生活中的美好予以歌颂，这主要是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西方电影则更为突出地展现了科学的重要性，这与西方国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是分不开的。学生通过多媒体，不但了解了中西方电影之间的差异，还更好地认识到中西方在文化、历史背景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三）营造情境，亲身体验
教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要多为学生提供一些英语学习情境，使学生在英语语境中感受西方文化，了解语言差异。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为学生展示流利的口语，也可以使用夸张的织体语言来吸引学生，使学生产生自己就是在英美国家的文化情境中；教师也可以将教材内容分解成简短的对话练习，使学生在对话中体会西方文化。教师还可以将西方文化内容蕴藏在灵活多样的英语活动中，使学生在玩中感受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如在学习Can you come to my party这一单元时，教师可以为学生营造活灵活现的教学情境来感受文化之间的差异。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列举出各种各样的party，以更好地了解西方国家的假日、聚会等，从而使学生更加了解西方文化。如教师可以领导学生组织一个友好交流的活动，学生分别扮演不同国家的代表，不但要详细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还要描绘西方国家对文化的概念。这样的优势在于，使学生能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深刻体验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结 语】
在学生学习英语的整个过程中，初中阶段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初中阶段的英语学习能够为日后的深层学习提供必要基础，教师不但要认识到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更是要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西方文化的渗透，不断提高初中生对文化知识的正确认知，使其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能够准确辨别这些文化差异，使文化能够在日常的英语教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范式，从日常生活着手的文化研究是面向大众文化的、务实的、甚至有些执迷于细枝末节，有学者就此认定文化研究丧失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力量，“文化研究的任务，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不是批判日常生活，而是捍卫日常生活”[1]。但实际上，批判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徐钢认为文化研究“既产生于全球资本主义，同时又是对它的批判。批判本身以错综复杂的方式与批判对象纠缠在一起”[2]；刘岩与王晓路认为，“文化研究依赖于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又依赖于产生的背景，背景裹挟的权力关系自然进入到批评视野，”所以，它同时具备“批判性和参与性的特点” [3]；南帆甚至认为，文化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担当着这样一种自反性的角色：“既提出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当伯明翰学派的弟子，又扮演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4]
如果根据卡尔·曼海姆的定义，“把所有超越环境的思想都看作是乌托邦”[5]，那么，这种同时具备的批判性与参与性就意味着一种置身其中而又超然物外的乌托邦精神，文化研究正是以运用伯明翰精神捍卫日常生活为方法，以运用法兰克福精神批判日常生活和常识为目的，批判那些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已经固化到人们思维方式中的文学观念与常识，这是对现有文学研究环境与研究范式的乌托邦式超越。
一、消除差异的文化生产与制造差异的文化再生产
f·詹明信曾说过：“一种更为妥贴的文化研究概念不应让人觉得要在‘雅’和‘俗’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研究经典作品了，就不能碰电视、流行音乐之类。在我看来，两者是一个整体领域中的辩证的组成部分。”[6]14大众文化擅长运用当代话语或者借用历史话语来完成文本的叙事过程，玄幻小说借古讽今，电视剧《武林外传》解构“经典”、“拼贴”故事，易中天、于丹为传统经典的当代“转喻”做出了努力，当年明月、袁腾飞则力图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大众文化如此千方百计地与历史、与经典“互文”无非是要警醒世人反思常识、观照现时人生，极力说服人们：大众文化及生活和艺术、学术是没有界限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就是一种消弭差异的过程。
现代科技也为大众文化的风起云涌提供了种种手段，过去技术的掌握和艺术的定义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如今计算机制图（cg）、数码摄影与摄像（dc、dv）、互联网技术（博客）、无线通讯（微博客）的广泛应用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技艺甚至艺术的概念：在蒙娜利莎的嘴巴上加两撮胡子，用photoshop合成几幅世界名画，用dv甚至手机拍摄艺术影像，用互联网络创作读者参与式的小说——这些同样是对艺术的欣赏和再创作，艺术不再是产生于某个高高在上或者难以捉摸的特定时空当中，艺术可以出现在活生生的日常生活里。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消费，鲍德里亚则认为消费决定着生产。文化研究关注当代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7]，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的是文化的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再生产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当代大众文化的再生产已经无法离开消费者的接受、认可以及广泛参与，消费文化、媒介文化、影视文化不仅传播了文学，甚至变成了文学最终的栖身之所，读者变成了消费者，观众和听众的参与度、卷入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和文化的未来走势。
戴卫·哈维说过：“资本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东西。它是通过商品生产而再生产社会生活的一个过程。”[8]425当代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无外乎追逐精神上的愉悦与物质上的丰裕，那种“限制商品交换以生产稳定的等级体系社会”显然已经被“商品世界时常变换的可交换性社会”[9]34所代替，让某种物品专属于某个阶层去享受，显然有悖于启蒙的精神和现代化的目标。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这种“可交换性社会”成了乌托邦精神产生的物质基础：商品（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实际上是对于未来生活向往的符号期待与符号的持续占有过程，无论是精英人群还是普罗大众，都会继续追逐自己的理想以期改变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于是，“要么款式令人垂诞的新商品持续不断地出现，要么低阶层的群体僭用了现在的标志上层社会的商品，由此产生出一种犬兔追逐的效应，那些居于上层的群体不得不投入到新的（信息）产品中去，以重新建立原有的社会距离”[9]30。这种一方为了保持社会距离（差异）而另一方为了缩短社会距离（差异）的、殊途同归的“犬兔追逐”便形成了文化研究乌托邦精神得以萌芽的社会土壤。
二、批判的乌托邦：彼岸和此岸之间的距离
日常生活本身饱含着批判的乌托邦精神，列斐伏尔称之为“理性的终结与激情的造反”[10]。而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目的是“要实现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使人超越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对人的创造活动的束缚”[11]，可远离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的现代主义精英式审美的“批判和颠覆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小圈子里想象的游戏而已”[12]。所以，从日常生活着手批判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大众文化并不缺少反思和批判精神，精英文化也未必一定具备乌托邦精神，霍尔发现大众文化会进行抵抗式的解读，而犬儒式的精英更是不知批判为何物。可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并非对立关系，而将纯艺术甚至精英文化、高雅艺术当作审美享受的唯一来源，无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霸权的表现，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充满期许的强调正是要反抗这种霸权。
转贴于
乌托邦是希望而不仅仅是希望之光。哈贝马斯说过：“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是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的，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同时，这位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的思想家也乐观地论证道：“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是会实现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13]由于欧洲大陆的思想者多是犹太人，其犹太教信仰让他们对复国救主弥赛亚的降临充满着永不懈怠的盼望，故而乌托邦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并不是幻想，而是一种终究能够实现的蓝图，已经“被证实”和坚信终究“将被证实”的乌托邦在此与强调实践和效果的实用主义得以结合，这是重实践、重参与的文化研究具备乌托邦批判特质的源头。
乌托邦不是空想，它不仅是对未来彼岸的奇幻设想，也包括对此岸现实的冷峻批判。马丁·杰伊这样评价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他们的乌托邦幻想不是提供行动的计划，而是与当代现实的引力保持距离的批判的源泉。”[14]哈贝马斯也说过：“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13]文化研究同样包含着对日常生活的欣赏与批判。陆扬曾指出，日常生活“永远在期待超凡脱俗”，这种“不断消失、不断重又燃起的希望”，即“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最卑微细节中的不满足感”[15]，正体现了乌托邦精神对于美好未来想象的积极品质，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的欣赏是为了重新审视“艺术”的定义，对它的批判则为改变现状，如果说实用主义是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辩证，乌托邦批判是对现世和未来的辩证，那么，文化研究就是在追求审美价值和消费价值的合流、思辨哲学和日常生活的辩证。
乌托邦式批判是一种保持距离式的批判，但保持距离不等于远离本体与客体，保持距离是为了维持差异性，差异才是乌托邦的源泉。“乌托邦必须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既不陷入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又不因与现实联系过于紧密而被它的烈焰所吞没。”[16]文化研究着力强调的不是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而是要和传统文学、精英文化的既有观念保持距离。
乌托邦本身并非某种所有物或者最终归属（所指），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可能（能指），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关系模型，是要同其他现存的、将来可能出现的东西保持差异性的希望与设想。拉康认为能指之间的关系由差异所本文由收集整理建立，差异便是一种距离。伊格尔顿曾提出：“平等地对待两个人意味着不是给予他们完全相同的对待，而是同样地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不是说他们是平等的个人，而是说他们平等的都是个人。在这个范围内，一种平等性的合理概念已经意味着差异的概念。”[17]可见，乌托邦本质上是针对个体差异的政治，不会是现时状态下的完美或者完整，它要从细节、从小写的历史和现实当中发现被原有的“真理”所否定甚至忽视的具备差异性的东西。
三、追逐差异的乌托邦
f·詹明信认为：“关于未来的乌托邦憧憬……本质上是政治性的。”[6]32日常生活也是政治性的，政治不是权术和诡辩，更不是强力的专制，“政治首先是、最终考虑的是如何界定和组织一个生活世界，如何为这个生活世界作出制度上的安排和价值论上的辩护”[18]代序17。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媒介文化固然是经济的，但经济最终指向政治，精英文化表面上仇视商业化、鄙视通俗，可它实际上恰恰是要利用现有的政治地位来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文化研究触角的边缘性也恰恰体现了自身旨归的中心性——政治[19]。
首先，文化研究关注日常生活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反思自己，这体现了一种政治启蒙意识；其次，日常生活中一定隐藏着意识形态，关注日常生活可以让人更清醒，这是知识分子与知识启蒙的责任；最后，研究日常生活一定会是跨学科的，同时也是反学科的，这体现了学术上的政治，从关注新兴事物和边缘事物开始，重构学术政治格局。
文化研究关注的“大众”不是多数人的暴政，不是多数人的权力力比多释放，而是去关注那些被“主流”边缘化了的个体的自我清醒与提高。可以认为，文化研究不是权力争夺，而是权利争取。文化研究中的乌托邦精神也显然是对启蒙理性的再肯定：依托于计算机、互联网、无线通信、影视技术等现代技术的支撑，乌托邦通过广泛的草根文化，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彰显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价值，因此，反对大众文化实质上是对抽象人性而不是对具体人性的张扬。
所谓的精英文化则是要通过否定大众文化来否定个体进步甚至个体对进步的差异化要求，“精英们”希望为所有大众提供本质雷同的“使用价值”，提供福特式的通用型文化产品——这种忽视不同个体之间独特需求的强迫逻辑本身就是反启蒙的，是对人性启蒙的“叶公好龙”：启蒙精神要求解放自我，但通用型文化产品的结果必然是消解差异、压抑需求。应当允许每个人实现自己所认可的改变与差异化价值，而不是强迫所有人都成为哲学意义上的“精英”，尤其是精英们定义的“精英”，启蒙的最终目的决不是让所有单数的“人”成为平均的、类似的甚至同一的复数“人们”。因此，当大众利用既有的且仅有的政治、经济资源，通过心灵上的“符号消费”实现了哪怕一丁点的精神提升，却被精英歧视为庸俗、低俗，这实在是一种虚伪的启蒙。
根据拉康的理论，主体心理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或译实在界）。其中，想象界充满着欲望、想象、幻想，理想或由此而生；象征界也被称为符号界，与语言、他者、符号相联系；真实界则是一个难以名状的、外在于认识的彼岸世界。拉康认为人的欲望本身是由不计其数但却没有所指的能指构成，只有通过语言规则、符号化或者他者的介入才能建构起“能指—所指”的意义链，因此，人的欲望作为不断滑动、飘浮甚至混乱不堪的能指（想象界），本身是无法被满足的，只能通过不断的、差异化的符号或者他者（象征界）介入才能实现转移。由是观之，文学研究作为文学所指的一种能指也是经历了若干次的意义链重构，即研究范式的若干次转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仅仅是能指滑动表象之下的人类欲望转移而已。转贴于
进一步说，文化研究所批判的是传统的文学批评以及文学概念（能指），而不是批判文学本身（所指），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割裂开来显然是误置了所指和能指之间的滑动关系。而把文学定义化、分层化、经典化则体现了精英主义文学研究的主要功能，文化研究所要提出的正是对这种僵化“能指”的质疑：精英主义文学研究期待一劳永逸的文学研究，关注已经符号化了的能指，因此推崇本质论，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则追求不断“转移”的、尚未被强力的他者甚至霸权锁死了符号意义链的文化和文学，因此推崇语境论——由于后现代社会“通过探索差异和‘他者’来再生产社会秩序与象征秩序”[8]427——前者始终在回顾那些已经被定义好的、消除了历史—现实差异甚至读者阐释差异的“能指—所指”意义链，而后者则不断从事探索差异、追问他者和不断重构的工作。可以认为，精英文化满足的是人们类似的需求（needs），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则要满足人们个性化的欲望（wants），需求可以通过批量生产的能指解决，但欲望只能通过差异化的能指来“转移”，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批判的乌托邦式正是在不断寻找全新的“能指—所指”意义链。
关键词：灰姑娘;东西方文化差异;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9-0089-02
灰姑娘的故事在世界各地都普遍流传。各国“灰姑娘”型故事有固定的情节发展模式，即主人公受到后母的虐待，在某种超自然力量的辅助下获得圆满结局。但在流传过程中被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所浸濡，因此在细节上出现了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从深层次折射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本文选取了中（《叶限》载自《酉阳杂俎》）、日（《落洼物语》）、德（《灰姑娘》载自《格林童话全集》）、法（《灰姑娘》载自《鹅妈妈的故事》）四个国家中流传最广的“灰姑娘”型故事为研究材料，以Hofstede文化价值观理论为理论依据，探究“灰姑娘”型故事中蕴含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一、“灰姑娘”故事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差异。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是社会成员从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一个社会群落的基本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就会牢牢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固若磐石，挥之不去，而且代代相传[1]。Hofstede基于问卷分析提出了分析价值观的四个维度：个人主义倾向&集体主义倾向、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权力距离与男性主义倾向和女性主义倾向。本文将从以上四个维度来分析“灰姑娘”型故事所体现出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
（一）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Hofstede观察到有些国家强调个人，有些国家强调集体。在个人主义倾向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松散，人们更倾向于照顾自己及家人[2]。而集体主义倾向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就融入一个稳固的集体，一生对集体要绝对的忠诚，以换来集体对个人的保护[2]。根据该理论，中国和日本是集体主义倾向国家，德国和法国是个体主义倾向国家。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在“灰姑娘”型故事中首先体现在女主人公在自己的婚姻中是否具有主动性。这四则故事都是正向结局，但过程却不尽相同。中国叶限的婚姻带有很强的强制性。叶限与陀汗王在成婚之前，两人素未谋面，不存在感情基础。陀汗王因鞋生情，寻得人后便带回宫中。可以说陀汗王对叶限是霸道占有，叶限只是被动地接受。日本的落洼也没有主动追求男主人公，而是其忠仆不忍见其备受，设计让男女主人公见面。落洼在这段感情中一直是被动的状态。相反，德、法的灰姑娘则表现得非常主动。在王子宣布要召开舞会时，德国灰姑娘就表现出自己热切的心情，为了给自己争取机会，甚至完成了继母提出的刻意刁难的任务。法国灰姑娘将心愿诉说给仙女教母听，借仙力圆了心愿。德、法的灰姑娘们在自己的婚姻中采取了主动的态度，积极地为自己创造机会。
以上不同的主动性最直接反映出的是东西方婚姻观的差异，而决定婚姻观的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代表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在封建社会时期要求人们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限制婚姻自由。而代表西方的德法则奉行“恋爱自由”的婚姻观。造成这样不同婚姻观的深层原因是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们一般形成的是一种以“我们”为中心的思维，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因此中国和日本的灰姑娘受到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自己的婚姻中自始至终都是被动的，都是按照社会和家长的要求而实现的婚姻。中国叶限是屈从于强权而嫁，而日本落洼自始至终都是被动接受安排。她们都不惜压抑个人意志，努力地使个体适应并符合群体的要求。而西方文化倾向个人主义，主张以自我价值观为中心，以个人的进取精神、个人的成功来衡量人生价值。在这样的价值观的指引下，德国和法国的灰姑娘极力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独立自主和自由。她们充分认识到人生要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她们积极争取参加舞会的机会，选择反抗不公平的现状。各国的女主人公在故事情节的推动上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这一差异出现的根本原因正是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倾向价值观和西方文化中个体主义倾向价值观的不同。
（二）男性主义倾向
按照Hofstede的理论，中日德法四个国家都属于男性主义倾向的国家。该价值观下的故事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必然是男性主义社会下的女性形象。
首先，灰姑娘型故事中对女主人公的价值判断是符合男性主义社会标准的。在这四则故事中，女主人公都是因婚姻而改变人生。如今“灰姑娘”的形象已经被抽象成为一种女性社会形象，指那些出身低微但最终通过婚姻大幅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女性。这反映出了人们对于“灰姑娘”的价值判断，即人们普遍认可靠婚姻改变自己命运的女性。这是因为灰姑娘型故事根植于男性主义倾向的社会，必然符合男性主义社会的价值判断标准。男性主义社会评价一个人的生活是否成功的价值标准在两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评判男性是否成功的标准是物质性的，如金钱、地位和权力等;而衡量女性是否成功的标准则倾向于看其婚姻、家庭、养育子女的情况。在男性主义倾向的社会中，像灰姑娘这样能嫁给权高位重的男性并从中得到财富、地位和名誉代表一个年轻女子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在男性主义倾向的社会中，女性与什么样的男性达成了婚姻很大程度上是评价她是否成功的标志。在四个国家的故事中，无一例外地都遵循这样的评价标准，隐性地暗示着男性主义倾向的社会下女性获得成功的方法。
其次，灰姑娘的成功还隐藏着男性主义倾向社会对女性的扭曲。男性主义倾向下的社会对女性提出诸多要求和限制，如女性要举止优雅、性格温和。在这四则故事中女主人公都有美貌、温柔、隐忍的设定，这些都符合男性主义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在这四个版本中，灰姑娘最终所获得成功是通过主动或被动的自我美貌的展示，甚至诱惑，在同性竞争中胜出得来的。如德法的灰姑娘身着华服、惊艳四座，成功吸引到王子;中国的叶限靠一只小巧的绣鞋引起陀汗王的好奇心，小巧的鞋暗示着男性主义社会下的理想女性乖巧可人、柔弱需要保护的特征;日本的落洼美貌温顺，也符合男性主义社会对女性形象的要求。由于女性所面对的客观世界是男性塑造和操控的，所以女性必须要将自己打造成男性理想中的形象才能获得认可。而这一深刻的主题被包裹在美德和爱情的美丽外衣下呈现给读者，鼓励着女性读者效仿。
（三）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是指一个国家的组织和机构中，权力较小的人期望和接受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2]。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认为权力是社会的一部分，重视强制的权力;而权力差距较小的文化成员则相反，相信权力只有在其合法时才可用[3]。Hofstede的理论认为中日属于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法德属于权力距离小的国家。
德法版本体现了西方较小权力距离价值观。德法故事中关于灰姑娘与王子接触的情节都表现得十分轻松自然。灰姑娘落落大方地与王子跳舞，在魔法将要失效时逃跑等情节表现出她在与王子的交往中有极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我们能感受到灰姑娘与王子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王子这一角色仅象征着成功的婚姻和富裕美好的生活，没有任何来自权力方面的强制压迫力。
在中日版本中体现出了较大的权力距离价值观。中国版本中作为男主人公的陀汗国王充分体现了大权力距离价值观下，位于权力上层阶级的特权和霸道。叶限丢失的绣鞋被洞人捡到并随货物一起运往陀汗国。陀汗国王见之精巧异常，十分好奇，为弄清鞋子的来由甚至对洞人严刑拷打，又下令挨家挨户地强迫女子试鞋。在寻找灰姑娘这个情节上，中国版本要比德法版本少了很多人情味和浪漫气息，更多的是强权下人人自危的气氛。叶限最终被带去陀汗国，她作为权力较小一方的没有任何反抗，或者说也没有反抗的余地，只能接受和默认。这反映出了在权力距离大的价值观下人们会接受这样权力上的不平等。
落洼对上层拥有权力的态度也体现出了日本的大权力距离价值观。在故事中期，落洼的后母曾经发挥自己家长的权力，强制落洼嫁给一个老年丧偶的贵族。在大权力距离价值观的影响下，无论从道义还是制度规定上讲，落洼都没有拒绝的权利。她作为权力系统的底层，在故事情节推动上没有什么关键的作用。相反，故事情节是伴随着男主人公官职的晋升、权力和地位不断上升而向前推动的。男主人公后来官居相位，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和地位，才与落洼终成眷属。可见日本的故事更加强调权力的重要性。
（四）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
回避不确定性是指具有某种文化的人们对不确定性和未知情境感到威胁的程度。人们需要对未知的情境做出可靠的预测、需要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2]。在一些文化中，人们在心理上难以忍受模模糊糊的事，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来减少不确定性。而有的文化则很有能力对付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事，对此没有心理压力[3]。总的来看，西方文化回避不确定性的程度较低，而东方文化回避不确定性的程度较高。
东西方故事中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体现在婚俗要求上。在日本版故事中，传统的婚姻习俗成为男女主人公在一起的最大阻碍。传统日本的婚俗要求女方服从家长的意志，其出嫁必须征得家长同意。因而日本版本的故事中男主人公得不到落洼继母的许可便无法迎娶落洼，只有通过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来给落洼的继母施压，使其转变意志。礼教习俗的制约体现出了中日对不确定性较大的回避程度。为了避免不确定因素的发生，中日社会通过习俗、礼教制度对婚姻的方方面面做出细致的规定。而在德法版本中不存在婚俗方面的限制，体现出西方国家对不确定性较低的回避程度。
二、结论
灰姑娘型故事具有世界性，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本文从文化价值观层面分析了中日德法故事中所折射出的文化差异，结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今灰姑娘型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有着灰姑娘情结，研究“灰姑娘”相关课题对于了解大众心理和文化发展趋势都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宏.跨文化交际语外语教学[M].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文化差异；英美文学评论；影响；分析
各民族文化的差异造就了世界文坛的绚丽多彩，使世界文化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社会大潮下，对在世界文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英美文学评论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影响英美文学评论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笔者认为对英美文学评论影响最为深刻和广泛的当属英美文化差异。世界文坛的绚烂性和多元化离不开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文学评论的内容包括戏剧评论、诗歌评论、影视评论、小说评论和散文评论等。加强对英美两国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分析，有利于对英美文学正确的、合理的作出评论，促使文学评论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英美文学及英美文学评论的发展概述
通常，文学评论与文学自身是相伴而生的。英美文学作品是英美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的艺术结晶，是英美文学的文艺性的表现形式；而英美文学评论则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英美文学的深刻剖析与思考。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广泛而深刻的。同时，在探讨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时，应该站在对英美文学发展史了解的基础之上，故而，对英美文学发展时进行简要梳理是十分有必要的。
1.英美文学发展史概述
英国历史悠久，其文学发展可谓源远流长，人才辈出。从盎格鲁 撒克逊时代的史诗到中世纪文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到十八世纪的新古典文学，之后又迎来了英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辉映的时期，进入二十世纪，虽然英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逐步降低，但其对于世界文坛发展仍是举重若轻。由于受多元化社会大潮的影响，当下英国文学正朝着多样化方向健康发展。
相对于历史悠久、渊源流长的英国文学而言，美国文学的历史是较为短暂的。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建国至南北战争，其在文学上较多的模仿之前的宗主国英国，文学成就较少。但自南北战争结束后，奴隶制度废除，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在十九世纪末突破了英国文学的藩篱，开启了一条具有强烈的美国特色的自主发展的道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也逐步提升，甚至发展成了世界文坛的执牛耳者。
2.英美文学评论发展概述
英美文学评论是一种通过文学理论来研究英美文学的实践活动，旨在研究英美文学的内在规律，为英美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其形式多种多样，可根据文学作品的形式分为散文评论、小说评论、诗歌评论、戏剧评论等等。其对读者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文学作品主旨，提高读者文学阅读与鉴赏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文学作品创作者掌握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了解旁观者的建议与意见，对作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加工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以来，由于英美文学的繁荣发展，英美文学评论也在蓬勃前进，进入辉煌时代。受多种思潮的影响，尤其是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英美文学评论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时至今日，英美文学评论可谓发展的十分成熟了。评论手法的多种多样，评论思想的日益革新也是英美文学评论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
二、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语言差异的影响
英国文化源远流长，同时，英式英语作为英国文化的嫡传正宗，极大的保持了英国良好的文化传统。在文学创作方面英式英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很好的表现英国的文化传统。可能是语言方面的原因，多数文学评论家从潜意识里发出对古老语言的崇敬与膜拜，而总是十分小心翼翼的评论英国文学作品，在使用语言方面十分的谨慎、小心。相对于奔放创新的美国文学评论而言，英国文学评论显得十分中规中矩，缺乏张扬创新的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英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传统有关系，因此可以说是英国的民族传统在很大成上影响着英国文学评论。
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和近代较大的移民国家，其语言使用的仍是英语，但受当地印第安文化影响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者影响，越发的脱离英式英语的藩篱。同时，美国作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其几乎没有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一个新生体。这些反映在文学评论的语言使用层面上，文学评论家则无须小心翼翼，显得十分张扬，且极具个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的自由、民主的文化氛围。
2.人本差异的影响
人本主义是一种理念，它体现了人类价值、本质、地位和使命。虽然，英美文化传统中都极力的推崇人文主义思想，但由于二者的发展历史、实际情况不同进而决定了对二者的文学评论中人本主义的表现不同。在英国的文学评论中对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是趋于保守的，这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其文学评论较多的表达的是禁欲主义和神权思想。相对而言，美国文学发展时间较短，受世界多种优秀文化的影响，且美国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没有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在之后的发展中又形成了自由、民主、创新的文化创作氛围，所以其文学评论极具民主、自由、创新、冒险的特色，其文学评论思想较为激进。
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虽然，文学评论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例如，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以及评论者自身的素养；一个人的个人阅历、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兴趣爱好和社会环境等都会对英美优秀文学评论造成一定影响，其中由于文化背景产生的文化差异对评论的影响最大。但通过以上的一番论述，不难发现，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影响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占主导作用的。同时，英美文学评论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参考文献：
[1]胡元潮，阮江军，杜志叶，阮羚，杨帮华，普子恒，姚璋.刍议中西文化差异下的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J].英语广场，2012（15）.
人类意识中的死亡意识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客观的死亡现象到抽象的死亡意识，这其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何为死亡意识？一般而言，死亡意识就是关于死亡的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活动的总和，既包括个体关于死亡的感觉、情感、愿望、意志、思想，也包括社会关于死亡的观念，心理及思想体系[1]。
它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关于生存状态的死亡意识，这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关于死亡的经验，以及摆脱死亡恐惧的意识活动。它的文化功能在于使死亡的确定性被遗忘、遮蔽、推迟或神化。二是关于现象学存在论的死亡意识，按海德格尔的观点，日常生活对待死亡的态度和方式总是掩藏、逃避死亡的事实，这就是不能有本真的生活。三是关于死亡的形而上学意识，此类意识是指人死后灵魂是否还存在的意识，为意识本能的一种追问。
本文希望通过对电影《被嫌弃了的松子的一生》和《活着》中死亡意识的比较，发现作品中死亡意识的异同，并探析死亡意识差异在文化层面的成因。第二部分是“死亡意识的宣泄”，突出《被嫌弃了的松子的一生》中和《活着》中对于死亡意识宣泄和死亡主题表达的相同性，通过对剧情的介绍灌注对于死亡意识的关照。第三部分是“死亡意识的差异”，从电影的死亡叙事方式和死亡审美暗示发掘两部电影中死亡意识的差别。第四部分是“死亡意识成因的探析”，主要通过两部作品中死亡意识的成因和差异进行探究，深入到对于中日文化中死亡观差异的探究。
2.死亡意识的宣泄
电影中对于生与死这两个艺术母体有着令人震撼的表现。电影在画面中营造一种死亡的氛围，以死亡的痛冲击人的感官，诠释着死亡意识。
无论从电影《被嫌弃了的松子的一生》中女主角松子在选择“活着还是死去”中度过被人嫌弃的一生，还是《活着》中福贵艰辛坎坷的一生，不断失去亲人的悲怆，都引导观众对“死亡”与“生存”意义的追寻。在两部电影中，死亡意识随着情节的设置不断加深，以死亡来反思生存的哲学意味不断升华。
2.1 松子和死亡事件
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死亡似乎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贯穿始终。不管是“死亡”这一话题，还是与松子有关的死亡事件，传递出“人生无聊”的人生观，电影的情节贯穿着“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问题。
“活着还是死去”的选择推动情节的深入。在松子看来，只要有人爱有人陪对世界就有留恋，活着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松子在绝望的边缘给找到希望，又在希望的尽头落入绝望，在追求与破灭间，在相信与欺骗间，松子的人生在“活着”与“死去”之间挣扎徘徊。
2.2 福贵和死亡事件
在电影《活着》中，死亡也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福贵接连失去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这些死亡情节的设置让人不禁心痛，也是令人扼腕长叹。一开始，福贵以赌度日，生活堕落麻木如行尸走肉，精神已死。面对亲人的一一“死去”，他逐渐意识到“好好活着”的重要性，福贵的一生也在不断面对身体与精神上的“活着”与“死去”挣扎。
连续的死亡事件重塑了福贵的精神，让他在死亡事件中反思如何好好活着，以现实的悲痛唤起了精神上的觉醒，深刻认识到“好好活着”的意义。电影在死亡与生存的主题上表现人活着的纯粹性，人活着就仅仅是单纯的活着，生命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戛然而止，没有一丝防备，但也不会因为绝望而放弃生的欲望。
3.死亡意识的差异
在电影《被嫌弃了的松子的一生》和《活着》中，死亡意识的书写都贯穿始终，主人公松子和福贵几乎在每个人生阶段都目睹生死事件，亲身经历生死考验。然而，在死亡意识的传达上，两部电影在死亡叙事的方式，死亡审美的暗示上有所差异。
3.1 死亡叙事的差异
死亡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原动力，在叙事性文学艺术作品中，死亡总是具体情节在时间空间范围里的运动，在总体的事物发展过程，宏观的情节结构里，死亡是其诸多有机环节中的重要一环，往往是形成情节变化，情节变更的重要标志。“文学不是福音书，文学家常要十分狠心甚至是残忍地处理一些人一些事”为了思想情感上或美学上的效果，小说的绝情常使人寒冷彻骨”[4]。
死亡情节不仅对构成作品内在的悲剧意蕴，推动情节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对导引读者解读作品的内涵也是极为重要的。它导引我们去关注人物的命运，关注事件的发展，激起我们对作品中的悲剧情节，悲剧情感的认同，激起共鸣，陷入沉思。
《被嫌弃了的松子的一生》和《活着》中死亡叙事的方式大不一样，对于死亡意识的表达呈现差异。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松子的死亡给活着的人警示，松子是唤醒者，她在短暂的生命中在苦难中明白生活的意义，用一生的经历在唤醒麻木迷茫的人们，她虽死去但是精神永存，后人在她的“死”中寻“生”。《活着》中的福贵是被唤醒者，他空虚堕落，虽然活着但精神死去，被亲人的死逐渐唤醒，在死亡事件中明白生活的意义，好好活下来，福贵在亲人的“死”中寻“生”，是“向死而生”的过程。
3.2 死亡审美的差异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对于死亡画面的营造有一种暴力美学和以死为美的审美化倾向。在《福贵》中，死亡画面的构建是一种灰暗惨淡的审美趣味与向死而生的主题传达。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对于死亡画面的渲染带有主观性，体现在虐待欺骗松子的人死得酷烈惨痛，而松子的死亡气氛渲染得平和唯美。
电影中，因为生活窘迫加上创作不得志的八女川君站在铁轨上等待死亡，天空下起暴雨，火车剧烈的冲击将他撞得鲜血迸溅，四肢分离，一只断臂飞到松子跟前，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与小野寺共同经营了生意，松子不料被骗了钱还被欺骗感情，松子一怒之下杀害了小野寺。电影中所有与松子相遇的人唱起“弯起手臂，直伸过去，抱住小星星”的童谣，是对心怀上帝之爱的松子的致敬。在看似虚幻的情节中，漂泊在外被杀害的松子在精神的世界里回归亲人身边，以死挣脱世事的束缚，成全了回家的夙愿，完成了精神上的超脱与升华，也正是以死的方式对松子一生命运坎坷但无悔付出精神的褒扬。
在《活着》中，福贵儿女的死是灰暗惨淡的，残酷而悲剧的。区长的车撞到墙面把儿子有庆砸死。在电影中，福贵正在演奏皮影戏的高潮，气氛热烈而紧张的时刻，传来儿子的死讯，他奔向大炼钢铁的公社，只见儿子被白色的布盖住，一片鲜红，血肉模糊。女儿凤霞顺利产下男婴，不幸大出血，又遭遇妇产医生的缺席，电影中，凤霞脸色苍白瞳孔放大，流淌的鲜血与白色的床单形成色彩反差，最后在剧痛难耐和无助绝望中死去。对于死亡画面的营造，《活着》以灰白惨淡的色调为主，凸显了生命在死亡面前的无助，也深化了死亡的恐惧，以此传递“向死而生”的主题内涵。
4.文化层面的差异探索
在《被嫌弃了的松子的一生》中和《活着》中，死亡意识贯穿剧情的始终，在死亡意识上表现的差异与中日两国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死观有关。
荣格和弗莱认为“集体无意识，是并非由个人获得，而是由遗传所保留下来的普遍性精神机能，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就是原型，原型是人类长期的心理积淀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因而是作为潜在的无意识进入创作过程的。由于死亡是现象界最可怖最虚无的强烈现象，是人类永难超越，无时不在而又隐身遁迹的神秘障碍，任何一种文化心理、集体无意识都不会对它无动于衷，它和人类最初的也会和人类最终形成的各种文化现象、文化心理交织在一起”[5]。
在集体无意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各民族的文化心理，中日两国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带来生死观上的差异。
日本文学自最古的历史文学著作《古事记》开始，就染上“物哀”的情调。这种悲哀经过最早的《伊始物语》发展到《源氏物语》，便形成了日本文学艺术的基本美学观念。江户时一位国学家将这一基本美学理想归纳为“物哀”，他认为在人的种种感情上，只有苦闷、忧愁、悲哀也就是一切不能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动最深的。日本文学的这一传统对日本作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一直到当今的渡边淳一、村上春树，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浓浓的物哀美，并一直影响着日本的艺术作品中的审美取向。
在《被嫌弃了的松子的一生》中，美丽善良无私奉献的松子无论是在外型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极具美感的，创作者在“物哀”精神引导下，只有让松子逝去才能获得永恒的美学价值，正如日本人对于樱花喜爱的原因是在最美好最热烈的时刻凋零才是最美的。电影循着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物哀”审美，让美好的松子度过被人嫌弃的一生最后以死收尾。恰恰是这种悲剧的注入，让艺术中充满着苦闷、忧愁和悲哀，完成了日本人所认可的艺术的最高级别的审美。在电影中，对于松子往生的画面给予了唯美的渲染，也反映出日本文化中摆脱生之苦闷的死，是一种崇高向上的死，具有以死为美的审美特点。正如川端康城在《不灭的美》中说：“在日文里，‘悲哀’与美是相通的词”[6]。死亡在川端的审美逻辑里就是最高悲哀的美。死的存在始终威胁着活人以致使人感到人生无常，人总是孤独的。生命追求美，而美是虚幻的。虚幻又代表死，死就是美。
相比于日本民族的物哀美文学传统，中国的中和美可谓渊远流长。中国主流文化历来以天人合一为本质特征，人们总是从现实人生中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去寻找美，死亡也因此失去它的恐怖与神秘，形成了中国人乐生避死的审美传统。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学一直注重生而不是死。例如“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和“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
中国古代先贤的死亡意识是面对死亡如何摆脱的思考，达到旷世的永恒或超越时间的局囿。这种传统死亡观日积月累地积淀于中国人心理结构的深层，形成了规避死亡的集体无意识，使对死亡本身的直接性思考、对生命本体的肉体消亡体验无形中成为一种禁忌。而正是这种禁忌森严的文化观念，使得中国文学中的死亡描写多半从认识角度突出死亡的价值意义。在《活着》中，死亡事件贯穿始终，死亡作为一种叙事的手段推进情节的发展，死亡本身并非是好事，但是福贵在经历了亲人的离世后，依旧认为活着就是纯粹活着，达到向死而生的超越。
日本文化中的“物哀”审美观和中国文化中的“中和之美”的审美观的差异，导致了在死亡意识上的差异：日本人认为高尚崇高的死是具有美感的，而中国人认为死亡是一种禁忌，把死亡当作活着的一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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