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知识经济的几点基本认识
自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的概念以来，人们已从不同角度对知识经济的涵义、特征及未来趋势尽可能地做出解释与预测。笔者认为，对知识经济的认识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出发。
其一，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它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存在显著区别。为论述方便，我们不妨把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一并称为“发展经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上看，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应。
其二，知识经济具备以下两个最基本的特征：（1）技术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的投入，使得要素收益递增，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之一；（2）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改变着人们的交往范围，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三，在当前，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们更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一新趋势：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知识经济正在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从长远看，这一趋势将愈加强烈。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还未在全球正式形成。即使在美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中也仅有1/4～1/3来自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那种认为知识经济已独立于工业经济等发展经济而成为当前一种主要经济形态的观点是不客观和不符合实际的。
因此，当前我们既要保持现有的发展经济形态下的税制优化结构的稳定性、连续性，又要重视加强新的知识经济形态下关于税源、税基、税种、税收征管能力及税收国际协调等方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税制建设与改革既顺应我国具体国情，又迎头赶上动态发展的国际税制优化的、趋势。
二、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不断变化
80年代末以来，以斯蒂格里茨、米尔利斯为代表的优化税制理论逐步取代了现代新古典诸派税收理论的主流地位，对各国税制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优化税制理论究的是税收制度的不断优化、完善过程，强调的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在政府适度干预下获取税制优化状态的重要性与现实性，考虑的是在税制优化过程中税收效率目标。公平目标与收人目标的并重，并注意分析税制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问题。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优化税制理论研究文献中，对税制不断优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从“市场约束”是否存在，即市场是否完全、竞争是否充分、信息是否对称等角度，将税制优化描述为“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一个过程。其中“理想优化”既是税制优化的目标，也是参照系。它是市场无约束状态下的税制优化，其主要特征包括税收完全中性、无超额税负损失、税收公平等，这些都是优化税制的目标集合。“现实优化”则指在现实市场约束下的税制优化。而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迫近的过程，也就是市场约束逐步被突破的过程。现实优化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约束集合的参数组成情况（如信息是否对称、竞争是否充分等）。其二，从优化税制的经济理论基础——“新政府──市场观”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诠释。该理论致力于重新认识政府的经济职能，希望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寻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平衡与结合点。例如，斯蒂格里茨强调一方面应像认识市场机制重要性一样认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应像研究“市场失灵”一样研究“政府失灵”。以这些思想为核心的经济学观点在西方税收理论中的代表性体现就是优化税制理论。因此，优化税制理论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致力于寻找包括税收工具在内的财税政策与市场调节机制之间的稳定平衡。
三、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新特点
将知识经济特征与优化税制理论思路结合起来，本文的立足点是结合知识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实践的变化，探寻与知识经济发展特征相符合的税制优化一般模式，并将此模式具体运用于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并重的现实经济发展阶段、对我国税制优化进程提出具体建议与对策。具体分析框架可以概括为：“两块基础、一个问题、一种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其中“一个问题”即指本文所期望解决的核心问题──寻找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条件下我国税制优化的思路；“一种模式”则指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一般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则对应于这一模式中各参变量对我国税收实践提出对策与建议。而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必须建立在“两块基础”之上，即一是对知识经济的辩证理解及其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证，二是对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优化进程之间关系的揭不。
必须指出，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件新生事物，对其的研究与讨论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研究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这一探索本身就是不断完善、优化的过程，它既体现为对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一般过程理解的逐步加深，又表现为对知识经济下我国税制优化的不断实践。在深入探讨之前，应该承认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本身还取决于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本文将试图通过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回答两大部分，在给出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同时，力求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税制优化的发展趋势。
四、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指导思想
一般而言，税制优化研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提出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与指导思想，为税制改革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发展方向；二是具体考察税制结构的优化内容，即税制要素的构成、组合及安排如何更好地实现税收原则。
首先，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在内容上必然具有历史延续性与继承性，在理论基础上也存在其相通性。从税收经济学角度看，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是，税制的优化是否有利于税收原则的实现；是否有利于促进与引导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否有利于公平税负、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税收的效率、公平、收入诸原则是税收实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理论概括，具有各种经济形态社会税收活动的共性。以其来判断知识经济下税制的优化程度，在理论上是可靠的。
其次，应将优化税制理论与知识经济发展的特征相结合作为优化税制的指导思想。以前述的优化税制理论的思路为分析框架，这一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可表述为：完全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仍应该是税制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过程，迫近的目标与参照系也仍然是理想税制，制约这一迫近进程的仍是现实的约束集，只是在知识经济下，税收优化的目标集除了原有的纯市场条件（完全竞争、信息完全对称等）之外，还应加入完全知识经济这一重要条件（如信息流动占据相当重要地位，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等）。这是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理论依据的新特点之一。新特点之二在于制约税制优化进程的约束集合中所包括的参数情况，在知识经济下，还应增加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即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长期共存这一现实情况对经济发展各方面产生的影响。这样，在上述税制优化理论依据与新特点基础上，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既要符合知识经济下税收中性的要求，又要兼顾现实两种经济形态并存条件下的税收其他目标的制约。
五、知识经济下税制结构优化问题
首先，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我们发现，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处于695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其平均税负分布于18．2%～36．6%之间，且总体显现上升态势。这说明，在目前条件下，决定一国税负水平的因素主要在于该国国民收人水平及政府支出规模，这也反映了一国税负水平的可能与需要的统一。从这一思路出发，研究知识经济下世界各国税负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在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中，目前影响国民收人水平与政府支出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这些因素有无新的表现形式？如果原有因素发生变化，那么有没有增加新的影响因素？新因素对国民收入与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具体表现包括：（1）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支柱产业的转换，信息产业的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2）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产业的发展对政府职能是否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知识经济下政府参与市场调节的度是否与发展经济存在区别？如果存在，这种区别是否体现为参与的范围更广泛，力度更深刻？（3）在这一过程中，支柱产业转换，生产方式改变对GDP增长的贡献与其对政府支出规模改变的要求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弹性关系？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问题的理解。结合现有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笔者认为，知识经济下随着主导产业转换与生产方式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将获得很大的提高，但同时，由于经济的知识化与全球化，技术、专利、专有技术等重要交换产品的流动性、公共性、外溢性将不断增强，这些都要求政府支出规模必须相应提高，而且在一定时期，这种提高幅度会更先于、高于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贡献程度。因此，在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有一个提高的趋势。当然是否还存在某些导致税负水平下降的因素，也值得研究。
其次，知识经济下税种结构优化。税种的构成、组合及主体税种的选择是税制结构的主要内容之一。税收种类按照税收主体（纳税人）与税收实际负担者是否相同等标准划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类。目前，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间接税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直接税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另一方面间接税由于其具有的税基大、税源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又在不少发达国家有受到重视的趋势。那么在知识经济下，税种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产业主体的改变与商品流动形式的转换——即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信息流动成为重要的商品流动形式。随着主导产业与商品流动形式的变化，间接税内部结构是否会产生变化？间接税是否会成为主体税种？直接税的主体作用是否会继续上升？等等。这些都需要加以研究。从理想的角度看，在完全知识经济下，出于征管损失最小化、税负公平与提高效率的目的，传统意义上的间接税的作用将下降，而直接税的主体作用将有所增强；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的现实约束下，由间接税为主向间接与直接税并重这样一种双主体结构过渡还是符合税制结构现实优化条件的。
第三，知识经济下税收征管优化。税收征管优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税收征管损失最小化。在现实中，税收征管损失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征管手段是否先进，税种结构设置是否合理，税负水平是否适当等。在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税收征管手段全面电子化，随着税种结构的更加优化，税收征管构成的优化必然要求税收征管损失趋向于零。然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下，税收征管手段电子化相对于交易电子化的发展具有不对称性，并且相对网络交易而言，税收征管收益的增长远落后于成本的增长。因此，就现实而言，应加强对知识经济下交易形式多样变化的研究，探寻一套与交易电子化相适应的征管手段。
第四，知识经济下的税收国际协调。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必将对税收国际协调内容与形式提出更高要求。从理想化角度出发，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伴随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税收完全一体化显然是最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这也是税收国际协调优化的一个终极目标。然而，在现实中，当知识经济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当国家与区域合作组织同时并存时，税收国际协调的优化不仅要考虑效率原则，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考虑国际税收的原则与公平原则。这样，在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的约束之下，税收国际协调现实优化主要指：在充分尊重与公平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逐步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从而逐渐减少由于税收政策在各国间的不协调而造成的效率损失。
六、知识经济发展与我国税制优化
知识经济发展对我国税制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三：（1）应逐步适当地提高我国的平均税负水平，特别是实际税负水平。目前，我国的税负水平是相对偏低的，如果再考虑知识经济发展趋势下税负水平提高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则应该逐步提高目前的税负水平，使其既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又能满足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的要求。（2）根据知识经济下税制理想优化与现实优化思想的要求，抓紧对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条件下税收领域出现的新间题的研究。目前要着重研究网络贸易、电子交易是否应征税及开征何种税、如何征税等问题，鉴于这一交易行为在我国总体规模偏小、征收技术要求高、征收成本大等现实条件约束，同时考虑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新兴产业的目的，暂时不对网上交易行为开征税收为宜，日后这一税种是否开征，如何征收都应视这些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定。（3）加强涉外税收协调与合作，制定独立的税收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调，以适应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区域税收一体化所提出的新要求。特别要重视从税收协调上减少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力流动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影响，探寻利用税收政策减轻这些不确定风险的对策与措施。
主要参考书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2）邓力平、郭庆旺《知识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涉外税务》1998年第9期）。
（3）J.A.米尔利斯《最优税收与信息》（《财政研究》1998年第二期）。
（4）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优化税制结构的理论思考》（《税务研究》1998年第5、6期）。
关键词：税收理论 国际税收竞争 实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演进过程中，不同经济管辖区之间的国际税收竞争（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正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日益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吸引外资和人才方面展开激烈竞争。瑞典学者Hansson和Olofsdotter在经过实证研究后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能够将东道国的生产和需求联系起来，对经济发展是极为有益的。[1]外资的流入对东道国可以产生许多积极效应，例如能够弥补资金缺口、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国际市场的竞争机制等。在吸引外资和人才方面，税收优惠政策是一项重要机制。这也引发了大规模的国际税收竞争。
本文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诸多理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了国际税收竞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益处，同时分析了有害税收竞争的特征。在面对税收竞争时，不同经济管辖区制定了不同的应对政策，本文以英美、香港、东欧国家以及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为例，研究了它们在国际税收竞争方面采取的措施策略以及经验成果，尤其是爱尔兰如何在极短时期内一跃而为“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为我国面对全球化竞争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比较分析和参考借鉴。
一、理论分析
（一）小国占优理论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不同国家会采取不同的税收竞争模式。小国占优理论（Small Country Advantage Thesis）认为，减轻税负将给小国带来资金和人才的流入，对人均收入的提高会比大国多。因此，当小国和大国在资本领域进行竞争，最终的结果是小型国家采取降低更多税负的方法以获得资本青睐。小国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方面具有灵活性，因此在税收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二）不对称税收竞争
Bretschger和Hettich研究后发现，大型国家在税收减免的幅度上明显不如小国，因此他们提出了不对称税收竞争（Asymmetric Tax Competition）理论。[2]该理论认为大国在全球资本市场占有着相当大的份额，起了主导作用，从而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全球的税率。Genschel和Schwarz认为，小国对资本市场的需求量不大，通过降低税负，小国能够吸引大批资本流入，这可以帮助小国提高人均收入。但小国的税率无法影响整个资本市场。[3]
（三）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斯坦福大学教授Stiglitz和华威大学教授Dixit率先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理论。[4]这种理论认为，大型国家拥有完善的供需链条以及成熟市场，对跨国企业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此大型国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环境下，产品逐渐集中到大国的市场上。大国可以在其管辖权内，为这些资本征税。而小国为了吸引投资，只能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减轻税负。
（四）税收竞争理论
Lindblom在1977年提出了税收竞争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各国为了吸引投资将进入一个恶性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循环。[5]由于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生产投资，用以成立企业、增加生产规模以及促进就业。而为了经济增长，增加管辖权内的投资至关重要。在二战后相对长的一段时期，各国政府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管制，以抑制资本外流。
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允许资本家在境外自由投资。另外，刚起步的金融市场监管不力，出现很多投机性的金融工具，这些工具提供了丰厚的投资机会助长了金融投资行为。许多过去投资在工农业上的资金都投入到金融工具中。德国学者Scharpf认为，政府为了把投资维持在一定水平，只能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减轻税负。[6]
Devereux 研究后发现，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以及生产投资的流动性是导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现税收竞争的两个重要因素。[7]Bretschger认为，贸易一体化是导致OECD降低资本税收的另一要素。[8]大部分学者均认为，各国的政府部门都遵循相同模式的减税政策。甚至当资本税率逐渐降低后，各政党的经济策略及执政理念的差异会逐步缩小。
（五）税收补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汉森等人提出了税收补偿理论（Tax Compensation）。该理论认为政府部门为了迅速调节经济、“熨平经济波动”，可以采用税收补偿的政策，目的在于限制繁荣时期的过分扩张，在经济衰退时期则停止征收这些税款，并退还以前所征税款以刺激消费。当经济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时，经济收入和就业增长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受本地政府的控制。由于各国市场相互依存，当发生经济衰退事件时，彼此之间很容易相互传播，199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另外，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通过国际短期资本融资，这些资本迫使企业承受巨大的消减成本的压力。为了避免经济的波动，政府部门急需采取税收补偿的政策。
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工会或者社团。Garrett和Mitchell认为工会或者社团的存在使得各国在调节资本税率时具有一定的弹性，政府可以跟工会讨价还价，让他们在增加工资的同时适度缴纳更高的税收。[9]税收收入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在劳动者之间进行二次分配以抑制贫富差距，也可以投资于教育、研发和基础设施来提高国内产业的竞争力。一般来说，左翼政党往往更能利用工会和社团达到目的，因此税收补偿理论预计激进的政府会提高资本的税收比率。
（六）税收协调理论
税收协调（Tax harmonization）产生的客观条件是纳税人在工作、储蓄、购物或者投资时，都面临相同或相似的税率。税收协调具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显性的税收协调和隐形的税收协调。
当各国在最低税率取得一致认可或者采用相同的税率的时候，此时可谓是显性的税收协调。例如，目前所有欧盟国家已达成一致意见：各国增值税都必须维持在15%的税率以上。欧盟在燃油、酒和烟草方面都有最低税率的规定。在这种最低税率的硬性规定下，纳税人无法从别的国家获得税率上的好处，各国政府也可以无视市场规律的作用。
当政府可以在他国的司法管辖区征收本国国民的税收时，此时可以取得隐形的税收协调。这时需要各国收集外来投资者的财务信息并和它国政府分享这些数据。由于资本通常从高税率国家流向低税率国家，这种信息交流在现实中往往是单向的：从低税率国家分享给高税率国家。在隐形的税收协调情况下，纳税人无法从他国更好的税收政策下获益，政府亦不受为自由市场影响。
两种税收协调的表现形式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因为它们都避开了税收竞争，甚至彼此鼓励征收更高的税率。这阻碍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和自由流动，减缓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在1975年，欧盟试图实现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制度，欧盟委员会规定了45%的最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但这项制度最终失败了。目前欧盟的平均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25%。
二、国际税收竞争研究
（一）国际税收竞争益处
有的学者认为，税收竞争为整个人类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获得最大好处的是那些在面向全球自由开放市场的国家，而不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闭关锁国或者试图建立贸易障碍逆潮流而行的国家。
上世纪80年代来，国际贸易壁垒逐步减少，不仅提高了全球自由市场的运作效率，低税率也让更多的人获益良多。税收竞争促使各国进行剧烈的税收改革，考验着各国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它促使政府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激励着政府更明智的花费税收收入。为了防止税收过高，税收竞争促进了经济福利，生产性投资和就业的发展。低税管辖区的存在也使得国际资本市场更加有效率。
一些学者认为，反对税收竞争是错误的，是基于避税天堂的误解或者是政府的理想化的假设。在现实世界中，税收竞争是有益的。类似其他形式的竞争，税收竞争的结果将产生积极的财政政策。低税负可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收入。从经济学角度，低税率可以提高经济效益。资本的流动可以防止政府，因为资本可以跨越国界，人们可以防止，有效保护人权问题。
税收竞争在某些方面是可取的。最重要的是，税收竞争鼓励政策制定者采取合理的税收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税收协调则相反，它通常和税收负担紧密关联。税收协调的倡导者试图采取各种方式避免税收竞争，进而缓解税率下降而带来的财政压力。
（二）有害税收竞争
当各国税收交互碰撞时，容易带来国际逃避税问题。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税收收入可能会损坏其他国家的税收。税基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游动，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消失不见，这显著提高了税务机关的监管成本。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理事会通过题为《有害的税收竞争：一个新的全球问题》的关于有害税收竞争的报告。报告认为正常的税收竞争有以下特点：透明、无差别待遇，目的在于吸引真正的经济活动，而不是有利于减少税收甚至逃税。除此以外，都是有害的税收竞争。
不同国家的税收体系之间引起的税收竞争，其结果是一些国家认为有益，而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有害。例如，某个国家的税收激励策略可能使得投资增长，但另外的国家则可能因此失去资本和人才。避税天堂或者其他类似实行有害税收政策的区域在以下方面造成不良影响：扭曲了投资的流向、破坏了税收体系的公正性、增加了税务机关监管成本等。税收竞争也可能带来政府预算方面产生问题，导致预算平衡的目标无法实现。学者Pestieau研究后认为，税收竞争将导致公共福利降低，并使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效率低下。[10]
三、国际税收竞争真实案例
（一）美国和英国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资本和人才倾向于流动到税率较低、公共服务较好的区域。1979年撒切尔成为英国首相，1981年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当时他们面临着本国经济疲软的现状，但最终都通过自由市场改革使得经济重新恢复活力。其中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功不可没。在撒切尔执政年代，税率从最高83%降低到40%。里根政府则将最高70%降低到28%。英国和美国都从降低税率方面获益良多并借此摆脱了其经济上的困境。
（二）香港
香港在二战后极度贫困，但它实施了自由市场经济包括低税率来促进经济繁荣。其结果是显著的，香港成为二战后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香港已是排名前20的最富有地区。世界银行的排名非常具有启发性，许多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都有低税率的特征。
（三）东欧国家
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了单一税系统（Flat Tax System），税收竞争引发了它们的税制改革并进入了良性循环。俄罗斯在2001年跟着实施了13%的单一税系统。其他国家例如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斯洛伐克等逐步实施单一税系统。
实施单一税系统后，波罗的海诸多国家成为苏联后最繁荣的国家。这证明了优秀的税收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俄罗斯在2001后经济以每年6.5%的速度持续增长，比这段时期的美国及欧洲大部分国家增速更快。在2001年后，俄罗斯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显著增加，这说明如果税收制度开明并且税率较低，人们更愿意扩大生产并缴纳税负。
（四）爱尔兰
爱尔兰在20世纪80年代，工业相对欧洲国家极度落后。但其后实行的低税率政策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资本。爱尔兰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每年平均7.7%的增长，有几年竟有超过9%的年增长率，令人刮目相看。爱尔兰由于经济落后曾一度被认为是“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但它实施的低税率政策使得失业率大幅下降，投资急速增长，在极短时期内一跃而成为“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虽然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房地产泡沫奔溃使得爱尔兰经济受到影响，但学者们认为爱尔兰在近代经济取得的成就使得它成为了近代名副其实的大赢家[11]。
20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接近50%，但税收收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自从实施1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后，其近年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已增至4%。爱尔兰的低税率政策对欧洲其他国家具有积极的影响，促使其他国家显著降低税率。较低的税率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这也鼓励欧洲决策者研究削减其他税率的政策。爱尔兰由于实施了各种低税率政策，它被认为是避税天堂。但爱尔兰政府预算余额充足，债务极低，政府开支少，税收负担低。观察家们认为，爱尔兰实施的1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使得其他国家遭受很大的征税压力。
四、结论
国际税收竞争与国际税收协调之间似乎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国际税收竞争和自由化市场能够影响人才和资本的流动，它能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引发了有害税收竞争的论点。国际税收协调的支持者则试图制定适当的规则保护自身的经济管辖区，阻止人才和资本从高税率的地区无限制地自由流向低税率的地区。一些学者认为，税收协调政策是解决国际逃避税问题的关键因素。目前已有国际机构试图建立各国政府之间信息共享的系统，以此解决有害税收竞争带来的序列问题。另外，世界各国也在逐步进行税制改革，例如一些国家近来引入了资本来源地征税（Tax at the Source）的政策，这样就可以有效减少资本的逃离。
本文对国际税收竞争的各种理论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以真实案例讨论了国际税收竞争带来的益处以及有害税收竞争的特征。综观国际税收竞争的各种理论成果，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领域研究始终在不断地演化和发展。国际税收竞争引发的新场景和新问题层出不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则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归纳理论模型并提出解决策略。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面对国际税收竞争的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参考，而多维度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也为我国提供了比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Hansson，■sa & Olofsdotter，Karin.Tax differenc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27[R].Lund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Economics，2010（3）
[2]Bretschger， Lucas & Hett-
ich， Frank.Globalisation， capital mobility and tax competition：theory and evidence for OECD countries[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2（4）：695―716
[3]Genschel，Philipp and Schw-
arz， Peter.Tax Competition：A Literature Review[J].Socio-Economic Review，2011（9）：339―370
[4]Dixit，Avinash K & Stiglitz，Joseph E.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77（3）：297―308
[5]Lindblom， Charles E.Politics and markets：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M].New York：Basic，1977
[6]Fritz W. Scharpf.Welfare and Work in the Open Economy：Volume I：From Vulnerability to Competitiveness （Welfare & Work in the Open Economy）[R].Paperback，2001
[7]Michael P. Devereux & Li Liu & Simon Loretz.The Elasticity of Corporate Taxable Income： New Evidence from UK Tax Records[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2014（2）：19―53
[8]Bretschger， Lucas. Taxes，mobile capital，and economic dynamics in a globalizing world[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Elsevie，2010（2）：594―605
[9]Garrett， G & Mitchell， D.Globalization，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in the OECD[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2001（39）：145―177
[10]ARTIGE， Lionel & DEDRY，
Antoine & PESTIEAU， Pierre.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R].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Center for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Econometrics，2014（9）
一、优化税制理论：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出发点
追根溯源，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 and mirrlees，1971)对“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根据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观点，税制优化首先要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要求，其次税制设置在满足效率原则的同时，还要兼顾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而一个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税制，将能够较好地解决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问题。但是，这一优化税制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方式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实现这一优化税制所需的信息的获取程度；现代优化税制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够从税制优化与信息需求这对矛盾统一体的相互关系入手，将在充分的、完全的、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来探讨现实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设置问题，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作用。
虽然优化税制理论并未直接探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但其在讨论效率与公平原则并存性时，始终将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列为首要研究问题，进而论证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过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标和约束条件，这种分析思路为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奠定了理论起点。尤其是优化税制理论摒弃了孤立、封闭地看待一国税制设置的研究思路，而现实性地将经济的开放作为外部约束引入一国的最优税制分析，这正是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开放经济的小国在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从而追求世界资本市场收益率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制定最优资本所得税的问题，并认为对于开放经济的小国，原则上应该放弃按收入来源地原则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而应采取居民管辖权原则对资本所得采取从人征税。这样，税收不会干扰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之间的选择，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当本国无法充分获得其居民在国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实施监控时。开放经济的小国此时最优的选择是对资本所得不征税。
正是在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这些模型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关于所得课税国际协调原则的研究；二是关于生产要素流动和税负分布的研究；三是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二、关于所得课税协调原则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试图对所得两种基本课税原则及所得税国际协调具体原则进行优劣比较。戈登(gordon，1992)在《can capital income taxes survive in open economies?》一文中，对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的结论的假设前提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审视，认为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出于效率考虑应采取从人征税原则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应放弃对资本所得征税，其理论假设前提应受到质疑。例如，当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或者如果国家经济是不完全开放的，那么上述结论是否仍然成立?如果这些理论假设被，那么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就站不住脚。戈登在此文中着重分析了一些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如果能通过其拥有的市场力量对借贷进行限制从而影响利率使自身获利，那么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进口国在税制的设定上就应该有很大的差异，这显然不同于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导出的标准税收模式。事实上，优化税制理论无法解释很多国家的资本所得税收现状。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其境内发生的公司和个人所得征税，同时在许多国家的税制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实际上普遍存在的特征：即对本国资本在外国发生收入的双重税收管辖权。这种惯例通过赋予本国居民将其在外国产生收入的已纳税收在本国应纳税收中进行抵免的权利，从而可以避免该笔收入的双重征税。
戈登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协定，则无法导致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税率的出现，但是当存在着主导市场的资本输出者时，会出现斯坦克尔伯格均衡(stackelberg equilibrium)的结果。如果资本输出国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的惯例，就会激励资本进口国采用资本输出国的所得税率对进口资本征税。因为跨国投资人可以将这一税负在母国应纳税收中抵免，所以这种从源课税不仅不会阻碍国外投资，而且会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结果。这样，资本输出国通过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可以使自己制定的国内资本所得税率在世界范围内设定。同时，资本输出国诱使资本进口国采取它制定的税率从源征税，也减少了其居民通过海外投资逃避国内税收的动机。但是，如果资本进口国成为斯坦克尔伯格主导者时，资本输出者将不会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得出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均衡结果。这一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战后美国作为主导资本输出国对其他国家税收政策的影响。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世界资本市场结构愈加复杂，已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可以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戈登认为，资本所得课税是否在未来仍然存在或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并利用税收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是国际上对资本所得征税最普遍的做法。然而，利用税收扣除法来消除双重征税也仍然在一些国家得到使用。财税理论界对这两者的优劣争论已久。就目前而言，主流观点认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因为抵免法可以彻底消除双重征税，并可以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彻底消除双重征税，会产生阻碍资本流动的结果。但邦德和萨缪尔森(bond and samuelson，1989)的研究认为，之所以得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的结论，是因为这一结论是在税率和资本流向固定的假设前提下得出的静态均衡结果。实际上，如果采取两国博弈分析，并假定国家可以区分属于国内居民的资本和属于国外居民的资本，则在税收抵免法和扣除法的不同规则之下，国家在博弈中将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在税收抵免法下，两国采取的战略行为将导致国家间资本流动的消除。其原因是：东道国将试图设定和母国税率一样高的税率，以试图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而母国则会试图使自己的税率设定得比东道国更高，以从限制资本的流动中获取最大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纳什均衡的最终结果是：税率设定太高以至限制了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对于税收抵免法，税收扣除法下得出的均衡结果表明：扣除法将不会阻碍两国间的资本流动，均衡产出在国家福利上也优于抵免法。和传统上达成共识的观点相反，这一分析结论表明，恰恰是税收抵免法而不是扣除法阻碍了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同时，采取扣除法对资本进口国和资本出口国都有好处。
三、关于生产要素流动与税负分布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税收竞争对流动程度不同的要素所承担税负的不同效应及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由于现实中资本跨国流动频繁，国家间税收政策缺乏交流和协调，因此，母国往往对本国居民的国外收入缺乏有效监控或因成本太高而使监控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这样，居民管辖权原则实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从源征税就不可避免，同时，为了吸引稀缺资本而大大降低资本所得税率。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对此所持的主导观点是：一方面，税收竞争将导致资本所得课税的低税率，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wilson，1986)；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实行居民管辖权原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应免除对流动资本的课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征税，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满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对开放经济的小国而言尤其是这样(rasin and sadka，1991)。
然而，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bucovetsky and wilson，1991)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针对上述观点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首先假定政府在给定一组税收工具的条件下，除了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以外，仅仅对工资收入征税。其得出的结果是：在不实施居民管辖权的情况下，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依旧不足，对资本所得课征的税率仍然很低且缺乏效率，并且低于对工资所得课征的税率。然后，他们假定一国相对于世界市场足够小，从而政府放弃对资本所得的从源征税而仅仅依靠对工资征税的收入提供公共物品，结果还是得出了工资所得课税缺乏效率、税率过低导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结论。这个结论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可以通过放弃对流动资本征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要素征税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结论显然是相左的。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认为，两种观点冲突的根源在于后者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两个小国面对的是外生的、固定的世界资本市场利率，而他们的模型则假定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税收政策都是内生决定的。为了寻找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税收工具组合，他们最后考虑了政府同时采用收入来源地和居民管辖权对资本所得征税、并放弃对工资所得征税的组合，结果证明政府的均衡行为将有效地利用这两种征税方法，而使公共物品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满足。可以看出，实际上其最终结论为：是放弃了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居民管辖权。而不是缺少对劳动等非流动要素的课税，才导致了对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这种结论和优化税制理论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崇的最优税制中通常包括对劳动的征税。
四、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众多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都试图论证在各国经济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近期由莱斯穆森(rasmussen，1999)提出的。他认为，既然国际税收竞争将导致无效产出，那么就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实施空间。国际税收合作应是两国间税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税收信息的交流、税收管辖权和税率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资本流动限制等。作为一种参与约束，国际税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国家的合作均衡产出必须比非合作状态下的均衡产出更好。这样，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就取决于非合作均衡的结果。
莱斯穆森假定在非合作的税收竞争中，由于采用居民管辖权原则对国外资本所得课税需要东道国提供充分的税收信息，政府只能采取收入来源地的原则，这样在一个两国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就成为缓解税收竞争不利后果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时，他分析了两国存在经济异质性的3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两国完全相同。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会导致缺乏效率的产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但此时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完全限制将会导致有效率的产出结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税收合作均衡的产出等同于对资本跨国流动完全限制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同质性的假定下，完全限制资本流动和采取国际税收合作的政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第二种情形是：两国仅仅在经济规模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大国，一个是小国。分析结果表明，国际税收竞争将是缺乏效率的，小国将会利用税率的差异作为税收竞争的工具，最终导致小国国内的过度投资和大国国内的投资不足。此时大国将会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从而会对小国产生不利影响。但就总产出而言，大国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其结果将是有效率的。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在产出水平上，虽然进行国际税收合作将无法替代资本流动的跨国限制，然而大国以对资本跨国流动限制的威胁将通过影响双方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从而最终影响双方合作均衡的产出。因为如果在合作无法达成时，大国将会运用资本跨国流动限制，小国不合作利益则会受到损害，而大国则至少会获得有效资本跨国限制带来的利益。这时，大国限制资本流动的威胁就是可置信的，它不仅改变了国际税收竞争中大国与小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也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种情形是：两国资本禀赋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富国，一个是穷国。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结果都是无效率的，甚至引入资本跨国流动限制也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当两个国家具有足够大的资本禀赋差异时，他们都会倾向于让资本自由流动和进行国际税收合作，使双方的福利获得改善，即使这种国际税收合作不一定会产生有效率的产出结果。
以上是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介绍和评述。总体而言，虽然这些模型的假设前提有较大的差别，其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产出市场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这些模型假定政府作为博奔的参与者，通过税收政策的制定来实现国家福利最大化。虽然政府拥有市场力量，但这些模型将政府利用税制操纵贸易条件的可能性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五、战略性国际税收竞争模型
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冲突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政府作为经济的管理者，总是试图通过政策工具来操纵贸易条件，进而对产出市场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国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eaton and grossman，1986；helpman and krugman，1989)正好为政府这种干预经济贸易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标准的战略性贸易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一是产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二是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不难理解，一且这两个理论假设前提成立，就为政府介入厂商贸易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战略性贸易理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对国内企业进行税收补贴，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取最大的福利效果。同时，两国的战略性贸易模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假定前提是，厂商通常是不可移动的，它们只能在国内生产，产品在第三国消费。那么，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当转移成本为零，厂商可以自由跨国移动到国外进行生产时，对厂商的税收补贴是否会加剧税收竞争，或者这种补贴最终是否有效率?
贾尼巴(janeba，1998)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税收竞争模型。他通过给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增加不完全竞争的假定，并将厂商流动性假设赋予战略性贸易模型，从而将这两种模型结合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其结论是：不完全竞争和厂商流动性并不会产生相互增强效应以至加剧税收补贴竞争。相反，当政府无法或不可能对外国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时，会使政府放弃补贴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在这个模型中，厂商可自由选择在两国进行生产，但消费在第三国进行，同时假定政府对所得从源征税并使净剩余最大化。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多阶段博弈均衡的结果：由于对国内生产进行补贴时无法排除外国企业，那么过度补贴将是一种浪费。在税收竞争博弈的最后阶段，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厂商在对方国家生产，以享用对方给予的过度补贴的好处，其结果是大家都放弃补贴而不去干预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贾尼巴的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础之上的，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争议，但他创见性地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税收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思路交叉结合在一起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无疑是具有相当重大的理论意义的。
六、国际税收竞争的政治经济学
现行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的结合，这种分析方法也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虽然这些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国际税收竞争，不仅对主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税收制度设计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性。
第一种观点是从“管理竞争”(regulatory 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税收竞争(vogel，1995；sun and pelkmens，1995)，认为税收竞争规则取决于社会、政治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并因此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倾向，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第二种观点是从税收竞争产生的财政负外部性入手，研究其对不同类型国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并寻求将财政负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解决方案(kanbur and keen，1993)。还有一种观点则应用寻租理论，假定政府决策者本身是有集权倾向的寻租者，他们有强烈的扩大国家财政的动机。这种分析的一个典型结论是：一定程度的国际税收竞争是必须的，它可以遏制财政权力寻租者不断扩大财政的内在冲动(mclure，1986；siebert and koop，1993)。
1.关于国际税法的基本特征
（1）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税法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其调整对象，这是该学科研究的起点。我国学者对此历来持广义说观点，认为国际税法不仅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还调整国家与跨国纳税人间的税收征纳关系。[1]
（2）国际税法的客体。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客体包含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国际税法中的征税对象，它不仅包括跨国所得，还包括涉外性的特定财产、遗产以及进出口商品流转额等。[2] 第二层面的客体是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收入或称国际税收利益。[3]
（3）国际税法的主体。有学者认为，从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国际税法的主体可以分为国际征税主体、国际纳税主体和国际税收分配主体；从主体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国家、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4] 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税法的主体有三方，即跨国纳税人、收入来源国和跨国纳税人的居住国。[5]
（4）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既包括国际法规范，又包括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或冲突法规范。此外，国际税法中实体法规范和冲突法规范的并存还决定了其在调整方法上必然具有“兼备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方法”的特征。[6]
（5）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对涉外税法的基本原则，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主要包括三条：①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②坚持平等互利；③参照国际税收惯例。而关于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学界的意见也较统一，认为主要有两条：①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②公平原则。只是有学者认为，将公平原则总结为“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中的平等互利原则”[7] ，或仅指“征税公平原则”[8] 是有失全面的。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应包括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中的公平原则（简称“分配公平原则”）和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公平原则（简称“征纳公平原则”）。 [9]
2.国际税法与税法、涉外税法间的关系
在国际税法与国内税法、涉外税法间的关系上，我国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1）按照税法的主体和适用范围不同，将税法分为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法，这是最普遍的观点。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主张涉外税法是国内税法的一部分，不属于国际税法；[10] 同属此种但又稍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国家税法按其实施范围可分为国内税法和涉外税法，涉外税法是国际税法产生的基础，但又在法律关系主体、制定者与实施方法、规范的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区别于国际税法。[11]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采国际税法狭义说的。另一种则认为涉外税法既是国内税法的一部分，又是国际税法的法律渊源之一，大部分国际税法学者都持这一观点，[12]这也是目前的主流观点。（2）按税法的适用范围划分为国内税法、涉外税法、国际税法、外国税法等，并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并可以相互转化的。[13]这种分类方法的偏误在于所划分的税法的制定主体不统一，对国内税法和涉外税法而言，其所划分的是单个主权国家的税法；对国际税法而言，针对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间具有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国家；对外国税法，又是从单个国家与除其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间的关系来说的。
我们主张：（1）税法是指一国所有有关税收的法律规范，从法律渊源看，包括该国国内税法（具体又有税收宪法性规范、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税收法规等）和该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是国际税收条约和其他国际条约中有关税收条款的统称）以及该国承认和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还有相应效力等级的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税收的条款。（2）涉外税法是指一国国内税法中具有涉外因素的税收法律规范，包括涉外税收实体法和涉外税收程序法等，它与所对应的非涉外税法的交叉部分即为既适用于涉外纳税人又适用于非涉外纳税人的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也就是所谓的“相对的涉外税法”。 [14]（3）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针对单个国家而言，包括该国的涉外税法、该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以及该国承认和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此时，税法完全包括国际税法，因为一国国际税法之正式法律渊源必同时亦为该国税法之法律渊源。国际税法也可以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而言，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各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以及各国承认和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此时，国际税法和其中任一国的税法是交叉关系，其所交叉部分即为“该国的国际税法”。[15]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一国国内税法与国际税法的划分，其所交叉部分为“该国的涉外税法”。 [16]
以上是就部门法的角度而言的，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看，税法学应完全包括国际税法学。而法学研究的范围必然超过具体部门法的法律规范的内容，所以，国际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和国际税法学作为一个法学学科是不同的，后者的研究范围大大超过前者规范体系的内容。[17]
（二）wto与中国涉外税法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开始引起法学界的重视。但是由于税法学本身的力量不足，目前对“wto与中国涉外税法”研究十分深入的成果不多。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税收学界、特别是国际税收学界对此十分重视，并相继有一批成果面世。鉴于两个学科紧密的关联度，我们在本部分评述中的视野已经合理地超出了国际税法的学科界限。
中国加入wto除了对经济体制产生影响外，对于我国法律制度的影响也将是巨大而深远的。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每一个成员保证其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wto协定及其所附各协议中的义务相一致，而中国目前的国内相关立法在不少领域都与其存在差距甚至冲突，因此，修改与wto规则相冲突的国内立法，尽快制定wto所要求的相关法律已是刻不容缓。
与wto对上述法律部门全方位的直接冲击相比，中国加入wto对税法的影响除了关税法之外相对间接得多。研究如何利用wto的现有规则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关税在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产业方面的作用，是关税法改革面临的重大议题。
有的学者认为，关税减免既不符合国际经贸惯例，也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国民待遇原则，且造成了国内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应逐步取消各种减免优惠政策，在此前提下降低关税水平，消除名义税率与关税实际征收率之间的差距，同时优化关税结构，以体现我国的产业政策。另外，应当改变中国原有单一的关税结构，建立包括从价税、从量税、季节税、复合关税、紧急关税等在内的特殊关税制度，建立我国反倾销、反补贴法律体系，以期达到对本国产业、产品和国内市场适度保护的目的。[18]
我们认为，与普通关税法相比，wto对反倾销税法和反补贴税法关注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19]
学者们还热烈地讨论了中国涉外税法与世贸组织规则的积极冲突以及防治对策，比较一致的结论是，wto的各项协议和各项规则性文件中，同税收密切关联的是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此外还有关税减让原则、反补贴、反倾销原则、透明度原则、例外原则和发展中国家优惠原则。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中的确存在着若干与wto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地方，如用税收支持“以产顶进”和“以出项进”；按出口业绩减免税；进口产品税负高于国产产品；进口项目投资抵免限于国产产品；即征即退限于某些企业的国产产品等。为此，应对现行税法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对明显属于违反wto原则和规则的规定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有的要立即主动调整、改革，有的可在过渡期内稍加缓冲，还有的如果不造成其他成员国经济损害，而又确需保留的，也可暂时保留，待有关成员申诉时再做处理。[20]
另外，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也是近年来学者们援引wto国民待遇原则经常予以关注和批评的话题，认为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层次过多，税收优惠方法单一，对产业政策体现不够等。[21]
最后，wto关于法律的透明度和统一实施要求对中国税法的建设无疑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与中国税法发生摩擦。 [22]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加入wto对中国税法的直接冲击并不大，除了关税法的改革必须亦步亦趋地与中国在“入世”谈判中所承诺的义务保持一致外，其余的方面可以根据形势通过微调加以解决。但是，这绝不意味着wto对中国税法的影响就此为止，恰恰相反，与加入wto对中国税法的制度性影响相比，[23]wto所代表的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及其内含的经济自由化、一体化及法治化观念对中国税法的冲击更为长远和持久。中国税法除了考虑如何修改旧法或制定新法以保持与wto规则的一致外，更需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积极有效地发挥作用。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强化为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服务，加强税收法治、促进依法治税，在努力维护税收主权的同时积极与国际接轨，是wto对中国税法在观念上的最高层次的冲击。[24]
（三）电子商务与国际税法
随着全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网络贸易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形式。由于网络贸易与传统的交易方式大相径庭，许多活动已经从“有形”变成“无形”，从而使税法上的许多程序性要素，如纳税地点、纳税环节等非常难以确认，同时也很难确定哪个国家当然
享有税收管辖权，使税法、特别是国际税法遭受了很大的挑战。电子商务在某些方面与传统的国际税法基础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也使得世纪之交的国际税法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5]
1.关于国际税收管辖权的确定标准
常设机构的确定直接关系到经营所得来源地的确定，以及相关主体税收管辖权的行使。在电子商务中，人们往往通过网站、服务器、远程通讯设备直接进行交易，而不一定非要在他国设立传统意义上的“常设机构。[26]而对于这类基础设施是否构成常设机构，各国往往根据本国的利益加以判断和确定。如美国、日本等技术出口强国就持否定态度，不主张由所得来源地征税，而一些技术进口国则坚决主张将这类设施视为常设机构，以保证自己拥有优先的属地税收管辖权。这种分歧的存在使得传统的管辖权理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税收纠纷自然难以避免。
住所是判断自然人和法人居民身份的重要标 [27]但是，跨国网络经营却动摇了传统的“住所”的基本概念。外国公司通过国际互联网在内国的活动通常不需要设立住所，因而很难对其行使管辖权。由于不需要在固定地点办理机构的设立登记，而地点本身是变动不居的，因而传统的登记地、管理控制地、总机构所在地等确定居民的标准同样难以把握，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尖锐。
2.关于征税对象的发展
信息社会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征税对象的范围，同时也会使商品与服务的区别日趋模糊，从而增加征税的难度。如文字作品、音像作品、电脑软件改变传统的书籍、磁带或光盘的形式，而在数字化后直接通过网络销售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信息加密技术的发展和易于传输复制的特性更使征税机关很难确定征税对象的具体性质。一项所得究竟属于营业所得、劳务所得还是投资所得、资本利得，适用税率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对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的国家无疑是一种冲击。
3.关于税收征收管理
首先，网络贸易“无纸化”程度越来越高，而电子账簿、凭证易于篡改且不留痕迹，税收征管、稽查逐渐失去了“物化”的纸制凭证基础，难度急剧增加。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电子货币”、“电子银行”的发展使得交易越来越隐秘，大大超出了现时征税机关的稽核能力。其次，网络的发展为厂商之间及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从而严重削弱商业的中介作用，也使得税法上久已形成的代扣代缴制度的作用受到削弱，对税收征管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由于无法对一些无形的凭证贴花，因而很难对这些凭证采用贴花的方式征收印花税，甚至应否对“无纸化”的交易凭证征收印花税都有人表示怀疑。
4.网络贸易征税问题
对于网络贸易应否征税，如何征税，这是当前争论较大，也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欧盟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主张不开征新税（如比特税等），[28]而是充分利用原有的税种，对现行征税范围加以扩大。美国历来坚持网络空间的技术特点，强调对网络贸易实行宽松的税收政策，主张遵循税收中性原则，对与因特网有关的商务活动广泛免税，特别是对网络贸易给予免税。我国学者对网络贸易的征税问题基本上持赞同意见，这里既有税收公平原则的考虑，更有国家利益的衡量。就前者而言，网络贸易的特殊性仅在于它是一种数据化的交易，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交易行为的本质，征税理所应当。况且，如果对一般的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征税，而对网络贸易免税，这明显是对传统贸易的税收歧视。从后者来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信息优势不强，如果顺应发达国家的要求放弃对网络贸易征税，可能会影响国家财政利益。为此，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我国对网络贸易征税应兼顾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公平原则要求不分贸易的具体形式，一视同仁地征税；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不至于阻碍国际网络贸易的发展。在税收管辖权方面，反对单一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原则的适用，坚持属地管辖权原则优先，居民管辖权原则为辅。同时必须有效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完善税收征管，强化税务稽查。[29]
总而言之，虽然目前有关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税法挑战的著述非常多，对国外的各种学理和官方观点都有所了解，对税法面临的问题也深有体会，但是，在发现问题的同时能够提出应对之策的较少，特别是对
（四）国际避税的概念与性质
国际避税与国际双重征税是国际税法研究的两大主题。对于国际双重征税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案，学者们在大的方面也无明显分歧。但从理论界的论争中我们看到，人们对国际避税的概念，特别是国际避税是否合法还很难达成一致。正是由于国际避税概念的内涵上不确定，对国际反避税的方法、手段等就难以达成共识。
有学者认为，尽管避税行为在形式上并不违反税法，但它实际上是违反税法的宗旨的，因而不是税法所鼓励和提倡的行为。该学者对转让定价这种重要的避税手段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介绍，并认为我国在完善转让定价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应当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分开，对无形资产交易单独实行税法规制；（2）应扩大无形资产的范围，同时引入新的“利润分割法”；（3）应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允许特殊情况下的事后调整，尤其是在无形资产的转让所得方面；（4）由于我国境内非单一的税收管辖权并存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消除，因此同样还要注意仅在国内经营的企业的转让定价问题。[30]学者们倾向于通过划清其与国际逃税、国际节税的界限，实现对国际避税概念的准确定性。如有学者认为，“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差别，或有关税收协定的条款，采用变更其经营方式或经营地点等种种公开的合法手段以谋求最大限度减轻其国际纳税义务的行为。而国际逃税则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国际税收管理合作的困难与漏洞，采取种种隐蔽的非法手段，以谋求逃避有关国际税法或税收协定所规定应承担的纳税义务” . [31]有的学者认为：“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通过某种形式上不违法的方式，减少或躲避就其跨国所得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的行为。而国际逃税是指纳税人采取某种非法的手段或措施，减少或躲避应承担之纳税义务的行为。”[32] 还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租税规避，依其适法性可分为合法节税行为、非违法之避税行为和违法之逃税行为，三种行为都属于避税，但法律性质不同。[33]
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角度分析了转让定价行为的法律性质，认为转让定价是行为人利用经济往来的意思自治即契约自由原则，滥用法律事实形成之自由，使法律意义上的资产、收益的受益人徒具虚名，经济成果的享用归属于他人，是一种利用法律漏洞的租税规避行为。转让定价违背了实质课税原则、税收公平负担原则、应能负担原则，但却是对租税法律主义原则的维护。故出于对宪政国家法安定性和预测可能性的肯定，应确认转让定价在“实然”意义上是一种法无明文禁止规定的避税行为，但通过立法机关对税法的不断完善，将实现对其“应然”意义上为非法逃税行为的定位。[34]
我们认为，国际避税是避税活动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和发展，它是指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的差别，或者是一国内不同地区间、不同行业间税负的差别，采取非法律所禁止或者法律所禁止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轻其纳税义务的行为。国际避税不一定合法，就其性质可分为合法避税与违法避税两种情形，前者是指国际税收筹划，后者是指国际逃税，反国际避税实际上就是反国际逃税。而反国际逃税最有效的法律措施就是转让定价税制、避税港对策税制、防止国际税收协定滥用三位一体的综合运用。[35]
「注释
[1]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那力：《国际税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曹建明、陈治东主编：《国际经济法专论》（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而狭义说则主张国际税法调整对象仅限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不包括涉外征纳关系。
[2] 这是一种广义的观点，另见王传纶主编：《国际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页。狭义的观点则认为，国际税法的客体就是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而关税法等流转税法不包括在国际税法中。参见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3] 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4]参见刘剑文：《国际所得税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5]参见那力：《国际税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6]参见刘剑文：《国际所得税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7]陈安：《国际税法》，鹭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8页；参见罗晓林、谭楚玲编著：《国际税收与国际税法》，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175页。
[8]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9]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一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10]参见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11参见邓建煦、刘文珠：《涉外税法与国内税法、国际税法的比较》，《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5期。
[12]严振生编著：《税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5页；许建国等编著：《中国税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页。
[13]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14]参见张勇：《国际税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5]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国别性”相当明显，与其称之为“国际税法”，不如称之为“某一国的国际税法”。参见何江主编：《法学知识》，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87页。
[16]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17]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18]参见洪慧民、陈立梅：《试论我国关税现状及其改革》，《财经研究》1999年第11期。
[19]参见本书《wto体制下中国税法发展的基本趋势》一文。
[20] 参见涂龙力、王鸿貌：《加入wto与我国税收法制体系的调整》，杨志清：《“入世”与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马维胜：《“入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及对策》，庞风喜：《论我国加入wto的税收应对措施》，同载《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另见邝荣章：《中国加入wto对我国税制的影响及对策》，《涉外税务》2000年第10期；王诚尧：《wto规则对税收的要求及调整》，《涉外税务》2000年第8期；王选汇：《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认识要准确定位》，《涉外税务》2000年第7期；吴俊培：《论我国加入wto的税收应对措施》，王选汇：《加入wto调整国内税收的基本思路和重点》，同载《涉外税务》2000年第6期；王裕康：《wto与各国国内税制的趋同》，《涉外税务》2000年第12期。
[21]对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可参见本书《国民待遇与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之改革》、《wto与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之改革》等文。
[22]参见涂龙力、王鸿貌：《加入wto与我国税收法制体系的调整》，《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
[23]即wto成员不仅在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上受到wto各项规则制度的拘束，而且其他相关国内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方面也受到wto制度的影响。参见萧凯：《wto的制度性影响及其法律分析》，《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
[24]参见刘剑文：《加入wto对我国税法的影响》，《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
[25] 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张守文：《财富分割利器——税法的困惑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337页；廖益新：《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及对策》，《东南学术》2000年第3期；王欢：《电子商务税收中的“常设机构”原则探析》，《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朱炎生：《跨国电子商务活动对常设机构概念的挑战》，刘永伟：《论电子商务的国际税收管辖权》，同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3卷，第277－305页；王裕康：《电子商务对税收协定重要概念的影响》，《涉外税务》2000年第6、7期；许正荣、张晔：《论网络贸易中的国际税收问题及对策》，《涉外税务》2000年第2期；程永昌、于君：《国际互联网贸易引发的税收问题及对策》，《税务研究》1998年第3期；刘恰：《电子贸易对国际税收制度的影响》，《经济科学》1998年第6期；那力：《电子商务与国际税收》，《当代法学》2001年第3期。
[26]指导国际间制定税收协定的《un范本》和《oecd范本》都规定，“常设机构”是指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场所。
[27]参见杨斌：《个人所得税法居民身份确定规则的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7期。
[28]“比特税”构想最早由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提出，其后由荷兰学者卢？索尔特于1997年正式向欧盟提出方案，建议按电脑网络中流通信息的比特量来征税，且对于在线交易和数字通信不加区分，统一征收。方案提出后，引起了学者及政府官员的广泛讨论，意见分歧较大。许多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其过于草率。如从税收要素上看，该税的征税对象是什么，税目包括哪些，哪些可以征税，哪些应当免税，国际税收管辖权如何划分，重复征税如何解决等，都有待研究。参见董根泰：《国际税收面临电子商务的挑战》，《涉外税务》1998年第3期。
[29]参见张守文：《财富分割利器——税法的困惑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7页。
[30]参见张守文：《财富分割利器——税法的困惑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7页。
[31] 参见葛惟熹主编：《国际税收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32]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33]参见陈贵端：《国际租税规避与立法管制对策》，载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08－610页。
【关键词】会计准则税收企业所得税
一、会计与税务的适当、适度分离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条件下两者合一，顺应了宏观管理体制的要求，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在今天，“财税合一”的会计制度却难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会计和税收完全融合的弊端是会导致会计规则屈从于税收法规，或者弱化税收的刚性约束，最终破坏或丧失会计制约与保护财务会计及其信息之效用。采用分离的态势，从整体上看，不仅满足了国家征税的要求，也满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投资者、银行等对企业财务报表信息的要求，为我国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与协调提供条件。分离不仅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接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还有利于真实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既不影响国家税收，又可避免因虚增的会计信息给企业决策带来负面影响。更利于会计改革，为微观管理者、宏观管理者及股东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而不是为税收改革服务。
二、会计与所得税互相借助、良性互动
会计准则对税法目标影响的实现。税法主要的目标就是把应该征的税征上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但能否征上来，或能否征足、征准确，与会计准则所要求的会计核算关系较大。税法法规中规定的税收核算总是建立在企业会计资料基础上的，它是在企业会计核算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后得到应税收益，因此离开会计核算资料，税务活动就无法进行，继而也就难以实现税法所想要得到的法律效应，不能使税法的目标得以实现。企业的会计核算资料只有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企业最终形成的报表结果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活动状况和经营结果。税法也就可以依据这种真实的会计资料去征税，达到公平税负的目的，如果企业不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去进行会计核算，那么得出的报表结果，就不可能真实正确，如果税法依据这种错误、虚假的会计资料去征收税负，那么也就不可能达到公平税负的目的，从而对税法的严肃性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企业的会计核算资料只有依据税法的要求，正确计算税负金额，才能正确真实反映出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
会计是现代所得税得以推行的主要支撑点。现代所得税借助于会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得以推行后，对会计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会计对所得税的影响不大。但由于所得税的核心观念“所得”是由会计理论的核心概念“收益”直接演化而来的，因此，可以推论，一旦会计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必然又会对所得税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现代所得税信赖于会计理论已是不争的事实，会计理论是现代所得税理论的基础。
税务当局在制定税收政策中的会计政策时，应该正确运用它对会计的重要影响，主动吸收会计理论与实务界的意见，制定符合会计理论的会计政策，并注意保持会计政策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美国和其他国家，企业收益的征税对于会计理论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在性质上主要还是间接的。税法本身对会计思想起倡导作用。尽管营业收入条例的确曾加速了优良会计思想的采用，从而导致了对公认会计程序和概念更为重要的分析，同时，它们却也成为检验和承认完善理论的绊脚石。会计应该有意识地摆脱盲目追求税法的做法，要努力建立统一的所得税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去解决税收对会计提出的新问题；同时，也应积极、主动地去影响税法，使其充分考虑会计的合理要求。会计还应有意识地利用税法的巨大影响，把合理的会计概念、原则、方法借助税法去推广，以加快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建设；同时，税务当局也应该积极支持会计界，废除不合理的会计方法，推广合理的会计方法，有效地实现会计目标。
会计与所得税应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各自不断发展自己，不断完善自己，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达到双赢目标。
三、尽可能减少会计制度与税法制度的差异的必要性
由于会计制度与税收政策是不同部门制定的，如果各方面沟通协调不够，可能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差异，特别是在中国这种经济环境变化快、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变化快、会计制度法律化的社会。
从这些年我国实际情况看，随着差异的扩大，纳税人既要贯彻执行新会计制度规定，又要不折不扣地依法纳税，两者差异的扩大正日益增加纳税人财务核算成本。甚至有些差异复杂难懂，操作繁琐，纳税调整困难，一些纳税人没能准确理解差异和对其做准确的纳税调整，造成无意识违反税法规定的现象。
尽管税法和会计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从当前我国财会人员实际水平和税务管理的现状出发，必须认真考虑降低企业财务核算成本和征纳双方遵从税法的成本。在政策设计制定中，遵循成本效益原则与重要性原则，只要对所得税收入影响不大，或者只要不对政策执行和所得税征管有大的妨碍，就尽可能将所得税政策与会计政策协调一致。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区别在于确认收益实现和费用扣减的时间，以及费用的可扣减性。为了正确地体现会计与税法的目标、降低征纳双方遵从税法的成本，降低财务核算成本，就要对会计制度和税法进行适时地协调。在实践方面，近年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两者的协调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己对两者的差异与协调进行了沟通合作和系统研究，并已取得相当的成果。税务法规在制度层面上应当积极谋求与会计制度的协调，会计制度也需要关注监管部门的信息需求。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之间的差异与协调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以大陆法系为主、会计制度体系建设依靠政府力量推行、税会趋向于分离模式的国家，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模式可以套用，因此，如何在现阶段对会计制度及税收制度进行完善与优化，如何对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进行合理有效的协调，都是理论界不断探索的领域。
由于税法的相对滞后，因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而产生的差异，尤其是一些影响不重大的、无所谓的差异，需要税法予以协调，由于论文写作时间的限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虽然已经颁布，但是相应的实施细则还没有出台，可能国家很快就会出台相应的税法政策用以协调新会计准则。本文虽然是针对会计和税收改革，研究两者的新的所得税差异，但是由于资料有限，某些差异本文没有涉及到。例如对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彻底改变，新会计准则规定由原来的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二者选择其一，改变为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这种所得税处理方法的改变，无疑会对税收、企业纳税，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胜强.浅谈新会计准则与税法在所得税问题上的差异及协调[J].会计师，2007，(11).
全省国税系统处级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培训班今天在省税校正式开班，我代表省局党组对大家的参加表示热烈欢迎。兴起学习贯彻新的高潮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当前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今年6月总局在全国税务系统电视电话会议上作出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重大部署后，我们认真贯彻总局的指示和要求，集中三天时间，专门举办了省、市两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培训班，结合江苏经济和国税工作实际，认真排查自身在治税思想、税收政策、税收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妨碍改革和发展的思想障碍，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9月下旬，总局谢旭人局长在国税系统省局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培训班上，对兴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进行了再动员。这次我们根据总局精神举办的全省处级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培训班，主要任务就是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领会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省国税系统广大国税干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通过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进一步实践“三个代表”。下面，我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谈四个问题，供大家参考。
一、要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高度，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经中央批准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从16个方面概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思想观点，为我们学习和掌握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我们要把学习《纲要》同学习同志的原著结合起来，同同志的“七一”讲话和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结合起来，完整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即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总书记在“7.1”讲话中，把解放思想作为兴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的关键，强调实践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他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150年长盛不衰，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高高举起的旗帜，正说明它作为真理的普遍性和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因此，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中国共产党要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又要体现时代的要求、总结实践的经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继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指引人民建设小康、建设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关于解放思想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首先，解放思想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必然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新要求，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可以说，它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如果用本本主义、传统观念去对照，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其中蕴含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甚至还可能产生错误的认识。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一个个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的理论建树，哪个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一次次改革的成功，哪次不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坚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解放思想，才有全党对新观点、新决策、新事物的共识，才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只有解放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使我们的思想更加符合新的实际，不断实现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思想统一，才能在学习中武装，在实践中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我们这次培训班的学习，首先要把解放思想作为重要内容，如果放弃解放思想，就根本谈不上学习“三个代表”，也掌握不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本质。我们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解放思想的新空间，按“三个代表”的要求审视我们的工作，正视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解放思想就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强大思想武器，扫除影响国税发展的思想束缚、体制弊端和陈规陋习，以思想观念的创新推动国税工作的再创新和再突破。
其次，解放思想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开拓创新的基础。改革开放20余年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前进，每一个阶段性进步都带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鲜明印迹。可以说，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强有力保证。同志“7.1”讲话中指出：要把创新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之所以把创新提到这样一个高度，主要是由我们国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决定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法制化而不再是政府领导“人治化”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再是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是以信息化为主而不是以手工操作为主的时代。在这样的条件下解放思想，不是一个再回到过去传统模式下做法的简单回归。我们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就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从不合适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正确处理这些关系。
再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要求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内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关键在于做到与时俱进。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步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创造性地运用于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断开拓新的境界。正是把握和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精髓，才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才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和发展。也正是把握和运用这个精髓，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把握了这个精髓，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把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联系及其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
近几年，我们在组织收入、征管改革、依法治税、队伍建设、创建文明行业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仍然是思想不够解放，首先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自身思想不够解放，习惯于传统的思维定式和思想理念，满足于小胜即满固步自封，改革创新的步子不够大；税收改革囿于陈旧的理论和经验，缺乏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体制不合理、机制不科学、制度不规范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实践一再证明，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创新是生机的源泉。我们不冲破思想上的障碍，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些问题。
第一，要把理论创新作为税收实践的先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虽然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税收工作实践，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作出新的回答。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创新理论，以治税理念的率先保证国税发展的率先，认真研究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在带动全局工作的关键环节上求创新求突破，才能不断开辟发展的新路径，创造发展的新方法，从根本上排除发展中的许多现实矛盾和障碍。实践创新必然要求理论创新和思想的解放，所以我们说理论是实践的先导。
第二，要使税收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当充分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实质，只有牢牢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精髓，国税工作才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在国税工作实际工作中，有很多束缚我们思想解放的障碍，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变化，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向现代市场经济思维转变，从随意执法向依法行政转变，从以手工操作为主向运用信息化手段为主转变。要不断提高运用理论的自觉性和勇于实践的主动性，加强对税收工作规律性的分析、研究和把握，使之上升到理性层面，更好地为指导税收工作实践服务。
第三，要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工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我们税收工作面临诸多的关系，比如依法治税和服务经济的关系，严格执法和优化服务的关系，规范统一和改革创新的关系等，正确处理协调好这些关系对于做好国税工作至关重要。当前，管理科学、信息技术、心理学等科学领域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为我们搞好税收管理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手段，我们要注重借鉴运用这些科学的理论、管理方式和技术手段来解决税收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协调税收工作中的各种关系，更好地指导国税工作。总之，要把思想解放放在首位，思想解放没有穷期，实践和创新没有止境，思想解放也没有止境。
二、要立足促进发展的第一要务，深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发展这一主题来贯穿的，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发展，让百姓富裕起来也是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高度，系统阐述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六个方面主要内容。国税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部门，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主题，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处理好依法治税与服务经济的关系，全面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各级国税机关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紧紧抓住发展这兴国的第一要务，充分发挥税收的的职能作用，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税收促进经济发展，当前需要着重解决好四个问题：
一是要坚决破除税收“无所作为”的思想。目前，在部分国税干部思想中存在税收工作对调控经济“不必作为，难以作为，所以就无所作为”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跳出税收领域，站在经济全局的高度，正确理解税收调控职能内涵，克服履行职能简单化的倾向，确立主动服务、自觉落实政策的意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在全面了解掌握宏观经济的走势、趋向和调控目标的基础上，运用税收部门的信息优势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要为地方经济产业布局、产业调整提供税收政策咨询服务；要从变化了的税收工作实际出发，在用足用好现有各项税收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政策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主动到位的政策服务。
二是要转变单纯依赖税收计划组织收入的观念。组织收入工作应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淡化依计划、指令征收的观念，进一步深化税收计划管理改革，建立稳定的收入增长机制，实现税收与经济增长同步或略快于经济增长。当前尤其要克服地方财政收入需求过旺造成的税收政策执行难和有政策不兑现的现象，要在努力完成国税收入任务的同时，坚持“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重点是“不收过头税”。
三是要跳出税收扶持经济微观促产的误区。把服务经济的重点放到正确贯彻执行税收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税收环境上来。国税部门在利用税收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扶持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要从对单个企业的扶持向注重运用税收政策促成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转变，从帮扶上的主观随意性向注重税收优惠政策兑现落实的依法支持转变，从扶助一地一域的分割市场向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的大市场转变，从越疽代疱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向维护公平竞争、促进经济发展转变。
四是要克服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简单化的倾向。要全面发挥税收聚财职能、调控职能和监督职能作用，必须用足用好现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要依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和不同实施对象对适用政策进行分类调整，对于企业所得税减免、增值税先征后退等优惠政策应优先向国家产业政策引导的企业倾斜，对于出口退税指标应向国家鼓励出口的企业倾斜，对于再就业等优惠政策要向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倾斜。要消除政策落实上的歧视性，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壮大；要克服过去落实政策“一刀切”的简单化做法，做到既要公平、公正，又要把政策用在促进企业发展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上。
联系到国税工作的实践，我们应当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大力组织税收收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国聚财”这是税收工作的永恒的主题。是税收工作为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服务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近几年来我省国税收入一直保持持续高幅增长势头，1998-2002年国税收入年均递增18.4%，特别是近三年年均增量都在百亿元以上，平均递增率高达22%，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11.4%近11个百分点；近三年国内“两税”年均递增率也达20.1%，快于同期GDP年均增幅8.7个百分点。国税收入占GDP的比重由5.7%上升到9.9%。国内“两税”收入占GDP比重由4.67%提高到6.33%。
第二，要充分发挥税收调控经济的职能作用。发挥税收杠杆作用不能简单化，而要立足于用好政策，挖掘政策潜力，提高政策效能。从目前我省国税系统运用政策的情况来看，现行税收政策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企业技术更新改造、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方面不是没有优惠政策，而是优惠政策没有落实到位。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我们宣传不够、企业不了解，也有的是为了完成税收任务推迟兑现政策，也有的是因为缺乏可操作性税务机关本身没有执行或者没有执行到位。这说明我们不是没有运用政策的空间，而是挖掘政策空间的力度不够。这些都要从根本上改变，各级国税机关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切实承担起以促进发展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排查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兑现落实情况，分析没有落实的原因，提出解决的办法，把税收宏观调控的职能作用切实发挥出来，让纳税人真正感到实惠。例如调高增值税起征点的问题，惠在当前，利在长远，是促进“两个率先”，实现富民强省的重要举措，国税机关要积极向地方党委政府提出建议，加快个体纳税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
第三，要创新税收管理的理念、机制和制度。推进税收管理体制、机制和制度的改革创新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各级国税机关责无旁贷的任务。一要积极研究提出改进现行税制和管理制度的政策建议。近几年，我们不断推进税收征管改革和信息化建设，在税收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方面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但是随着征管改革和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发展，税收管理专业化、集约化、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税收管理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税收管理思想、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羁绊和障碍；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全球化、经济主体多元化和经营方式多样化，使得现行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的一些政策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需要，部分现行税收制度、规定不尽合理、难以操作。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要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对现行税制和税收管理制度进行大胆改革创新。根据总局要求，前一段时期我们认真排查了现行税收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税收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的意见和建议。二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当前，税务管理体制机制不顺、职能职责不清、权利义务不明的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应当加快整合现有税收管理组织机构、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和各项制度，下功夫解决职责不清、责任不明的问题，不断降低税收成本。前一阶段，我们在深入基层一线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订了《江苏国税系统简化、优化办税流程一览表》，对现行纳税人各类涉税事项进行梳理，清除了一些无实际意义的内部审核环节，简化了征管业务流程。下一步，我们将遵循信息化条件下税收征管的运行规律，把简化优化办税流程作为一项长效的动态工作，不断探索工作流程的最简化和最优化，并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促进税务干部依法行政和纳税人依法纳税。三要开拓创新实现多重绩效目标的“共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税收管理所要实现的绩效目标应是多重而不是单一的：即对内要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强化监督制约，降低征税成本，对外要有利于方便纳税人和强化税源监控，降低纳税成本。通过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对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有了进一步认识，深化征管改革不应局限于简单的管户、管事或征管查的内分离、外分离，而应站在更高、更宽的层面开阔视野、创造新的路径。我们认为税收征管改革应大胆引入流程再造、质量管理等现代科学理论，重组再造征管业务，以流程导向代替职能导向，重构征管业务主流程，简化办税程序，强化分权制约，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实现征管业务的集约化管理。要以实现“征收电子化、信息集中化、运作网络化、管理集约化、稽查专业化”为主要内容，研究整体推进征管改革和信息化建设的战略性思路，不断推进我省国税系统税收管理实现历史性的跨越。
三、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不断丰富和拓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深刻阐发了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一个新的发展。先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先进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决定着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素质、能力和兴衰。先进文化应该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而不是颓废的、消极的、愚昧落后的、阻碍社会前进的文化。先进的文化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两个组成部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不仅在其拥有先进的思想道德，还在其拥有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1、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好税收工作的有力保障，各级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学习摆在首要位置，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税收业务工作一起布置、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为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几年来，我们先后组织了“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和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学习贯彻；以人民的好干部郑培民、张群的先进事迹为楷模，大力开展理想、信念、宗旨和廉洁从政教育；结合江苏国税实际，广泛开展了“四心五珍惜”主题教育；利用大家熟悉的身边人、身边事开展反面典型警示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要通过这次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思想上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牢固树立防腐拒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2、要积极开展税务文化建设，树立国税“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我省国税系统近两万名国税干部是公务员队伍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是实践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教育人、提高人、激励人，充分调动税务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税务干部的全面发展，不断增强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思想政治建设和税务文化建设的重点贯穿于税务建设的始终。要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税务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广泛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开展以爱岗敬业、公正执法、诚信服务、廉洁奉公为基本内容的税务干部职业道德教育，大力培养税务干部崇高的职业操守。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培养、宣传先进典型，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良好风气。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营造文明健康、崇尚科学的良好风尚。积极开展学习型组织建设。国外学者将学习型组织比喻为“组织再造”，即通过组织中的人们不断地共同学习，用学习的成果改善自己的组织，不断提高组织和个体的层次。对一个企业来说，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它的竞争力。要以提高税务干部的岗位技能和综合素质为目标，狠抓教育培训，开展岗位练兵，培养一大批业务能手。积极充实经济、法律、科技等多方面的知识，加快干部知识更新的步伐。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竞争上岗、能级管理、末位待岗培训、双向选择等制度，从机制上确保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民主管理，围绕改革发展和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提合理化建议活动。建立群众自我教育阵地，发动群众表扬先进，批评不良现象。把干部职工自我价值同税务部门集体目标的实现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队伍建设建立在广大干部全面发展和自觉性极大提高的基础上。
四、要始终牢记“执政为民”这个宗旨，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体现在国税部门，就是要围绕建立服务型机关，转变管理理念、改革管理方式。近几年我们一直致力于转变广大国税干部的观念，强化税收服务意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税收服务层次还不够高，还停留在低水平、浅层次上，仍存在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不少基层干部始终摆不正位置，处理不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还没有把税收服务真正作为税收机关的重要责任和义务。切实为纳税人服务已经成为当前要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当前要真正做到施政为民、执法为民，必须切实做好三点：
一是要切实转变观念，提高服务纳税人的意识。为纳税人提供简捷、优质、高效的税收服务，是现代税务部门的法定义务，更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执政为民、善待百姓”宗旨的集中体现。做好为纳税人的服务工作，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税收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要提升服务理念，充分认识到纳税服务不仅是职业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而且是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要把转变管理理念提高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来认识，彻底扫除了以执法者自居、以管理者自居，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对纳税人颐指气使的霸气。
二是要淡化部门利益，把纳税服务体现到各项规章制度中去。建立服务型国税机关，为纳税人提供纳税服务从根本上是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税收执法环境。当前，上级部门的思想解放力度很大，下级要求改革的呼声也很高，但是部分国税系统“中层”囿于部门小集团利益，制造层级管理障碍，既损害了纳税人权益，也影响了税收服务的整体质量。为有效克服基层和纳税人深恶痛绝的“中梗阻”问题，我们在制定规章政策中，要彻底转变“以我们的管理方便为中心、以规避我们的执法风险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打破部门界限，放弃部门利益，充分考虑纳税人的方便和纳税人的权益。同时，进一步扭转强制税务、乱收费等部门权力利益化的不良倾向，认真解决好机关部门和与民争利的问题。
三是要着力解决纳税人反映最突出、最关心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我们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重点是方便纳税人办税，而不是停留在浅层次的微笑服务上。要改进纳税服务手段，利用信息化等手段方便纳税人申报缴税，为纳税人提供综合纳税服务。要丰富纳税服务内容，通过建立包括宣传咨询制度、公开办税制度、文明办税制度、责任服务制度、纳税信誉等级制度、法律救济制度、服务评价制度等在内的纳税服务体系，全面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确保纳税人得到最优质的服务。当前，针对纳税人反映的“软件多，报送资料多，工作环节多，办税手续多，跑得多”的“五多”问题，我们要在强化管理的同时，进一步转变作风，排查税收服务中的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简化办税程序，提高税收服务质量。重点解决纳税人多头跑、多次跑和排长队的突出问题，在减少办税环节、提高办税效率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从机制上方便纳税人。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任务。各级国税机关和广大干部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地认真学习好、领会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我们要按照中央、省委和总局的要求，进一步兴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希望参加这次学习培训班的同志们，能够深刻认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扎扎实实的搞好学习和研讨，真正做到通过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有所成，学有所得。在学习中要注意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要在认真研读同志的著作和同志的“七一”讲话以及相关材料中，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要认真的研读十六大报告、、《论“三个代表”》，学习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同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也作为我们重要的学习辅导材料。在研读这些文件、文献、著作的时候，一定要联系实际，深入思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做到“三个结合”，就是要坚持学习理论与指导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自于实践，只有紧密的结合实际去学，带着实际问题去学，才能真正学懂弄通。希望大家通过这几天的学习，真正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弄清楚，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搞明白。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1.“‘深化税制改革中的税收负担问题’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税务研究》，2001年第4期。
2.“漂移的金山----国际资本流向新一轮调整透视”，《瞭望》，2001年第7月2日版。
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宏观部：“财政政策‘积极’的路还要走多远”，《财政与税务》，2000年第3期。
4.刘溶沧：“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与政策评价”，《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安体富：“税收应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税务报》，2000年第4期。
6.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7.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现代税收发展”，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邓力平：“经济热点都与税收有关”，《中国税务报》2000年3月20日。
9.邓力平：“当前研究税负问题应考虑的几个因素”，《福建税务》，2001年第3期。
10.邓力平陈涛：“当代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评述”，《亚太经济》，2001年第7期。
11.邓力平陈涛：“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12.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1经济全球化发展加速了税收国际化进程
首先,经济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税收理论的研究与发展超越了国别的界限。其次,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各国对经济资源的争夺,国际税源竞争不可避免,各国争相推出税收优惠政策,在税收政策上逐步趋同。第三,经济的跨国交流客观上要求公平税负、减少税收歧视,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采取合作的态度、协调彼此之间的税收制度是明智的选择。最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要素全球流动的频率更加快捷,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逃税与避税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因此只有各国政府进行充分合作、加强税收征管方面的协调,才有可能保证各国税源的完整。所以说,税收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加速了税收国际化的进程。
2税收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税收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趋同效应之一,是世界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以税制趋同、相互协调为主要特征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税制改革运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次税制改革运动在财政史上是空前的,其形式上的相似性和范围上的广泛性更是历次税制改革所不能及的。范围上的广泛性表现在这次税制改革的全球性,几乎涉及了所有国家;形式上的相似性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税制改革的普遍特点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2)伴随税率的降低,削减所得税的纳税档次。(3)拓宽所得税税基。(4)税种组合的变化。削减个人所得税部分是通过其他税种的增收来弥补的,通常采用的方式是从所得课税转向支出课税。(5)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的同时拓宽了税基。有时公司税也有向归属制转变,或者是从部分归属制转向完全归属制的趋势。(6)强化税务管理。
3国际税收竞争是税收国际化的必然产物
当经济发展到全球化阶段时,公平竞争的市场由国内扩展到国际,原来单纯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政府部门开始成为在国际市场上提供公共产品的竞争主体,国际税收竞争开始加剧。在竞争初期,由于市场不够成熟,主要是价格竞争,于是各国政府争相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以期达到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目的。这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的减税浪潮,所以说,国际税收竞争是税收国际化的必然产物。
4税收优惠是目前各国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常见方式之一
从纵向上看,我们可以把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主要方式分为两个阶段,即以税收优惠(包括与税收优惠具有相同作用的减税行为)为主要手段的初级阶段和以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环境及巨大的市场为主要手段的高级阶段。各国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主要手段应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以税收优惠的方式或与税收优惠具有相同作用的减税政策来参与国际税收竞争,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的单纯而普遍的税收优惠政策就要少得多,但这并未影响国际经济资源向该国流动。可以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税收优惠政策在吸引国际流动经济资源上的作用越来越弱,这时候就应该适当调整一国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手段,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但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税收优惠政策仍是他们目前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其地位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二、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利弊得失
税收优惠手段一方面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流动经济资源进入本国,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税收优惠手段如果使用的过多、过滥就会侵蚀本国税基、阻碍该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以说,税收优惠是一柄“双刃剑”,在使用时应尽可能地扬长避短,以期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1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主要优势
在东道国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情况下,对于国际流动经济资源的所有者而言,一方面降低了他们的成本,提高了他们的收益—成本比;另一方面,相对低廉的成本有利于他们在该国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获得巨额利润。正是在微观经济主体这种趋利动机的作用下,税收优惠对国际流动经济资源的所有者具有吸引力。且在一定范围内,税收优惠的程度越大,对国际流动经济资源的所有者的吸引力越大。
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可以给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带来良性循环。国际流动经济资源是东道国所稀缺的资源,虽然利用税收优惠手段来吸引这部分资源流入本国在表面上看来会影响本国的税收收入、抑制民族工业的发展,但只要措施得当,将是利大于弊。只要措施得当,在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引进外资后,随之而来的还包括外资企业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这将降低本国企业的学习成本。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大多有一个本地化的过程,会给东道国带来部分直接和大量间接的就业岗位,有利于缓解东道国的就业压力。另外,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自身经济发展的瓶颈限制问题,国际流动经济资源的引进有利于东道国突破瓶颈的限制,经济发展跃上新的台阶,从而使经济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后,税基随之扩大,虽然优惠税率较低,但扩大了的税基弥补了优惠税率给财政收入带来的损失。如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1993年起利用外资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2年中国利用外资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引资大国。税收优惠对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并使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增长功不可没。所以说,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既有利于东道国的发展,又有利于国际流动经济资源所有者的获利。
2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主要弊端
(1)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可能带来税收收入流失,影响财政状况。虽然在经济政策、税收制度合理的情况下,适度的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扩大税源,弥补税收收入的不足,但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税收收入在短期内必然会受到较大影响,只不过强度不同而已。在政府支出既定甚或呈“刚性”增长的前提下,无偿财政收入的减少就意味着有偿财政收入的增加,也就是国债发行量的迅速扩张,可能引发债务危机,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抑制甚或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另外,各国在对外资实行税收优惠的同时往往要调整其他方面的税收以保证财政收入,这样做会导致经济的扭曲,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据中国财政部的一份调查资料测算,1998—2000年,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综合税率水平分别为22.06%、21.85%和22.37%,实际税负水平分别为10.35%、11.59%和13.09%.[2]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左右,大大低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在一定程度上对财政收入产生了影响。
因此在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吸引国际流动经济资源的同时不能忽视税收的收入功能,必须考虑税收收入对一国财政的影响。
(2)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可能带来生产和消费的扭曲,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降低了外国投资者的税率、形成税负不公的局面,降低了外国投资者的生产及经营成本、人为扩大了外国投资者的获利空间,不利于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在其它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的利润高于东道国投资者,扭曲了生产;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差别税率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的竞争优势将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价格上,从而影响消费者的选择,进而扭曲了消费行为。无论是生产方面的扭曲还是消费方面的扭曲,归结起来,产生的必然后果都是不利于东道国民族工业发展。
(3)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可能引发本国的资本外逃。本国投资者相对于他国而言是外国投资者,在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税收优惠方式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前提下,本国投资者在外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即获得更有利的税收条件。那么,微观经济主体在自身趋利动机的作用下,就极有可能去他国投资,出现资本外逃现象。美国国内收入局近期公布了一份统计数据摘要,涉及美国7500家最大受控外国公司在2000年的经营行为。[3]该数据进一步证实了最新的研究结果,那就是美国跨国公司已经将其利润迅速转移到税收极为优惠的避税港。
三、国际税收竞争与税收优惠带给我们的政策启示
1在积极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同时,注意国际税收的协调
按照国际税收竞争的后果划分,有正常的国际税收竞争和有害的国际税收竞争,即“恶性国际税收竞争”。正常的国际税收竞争是我们要大力参与的,有害的国际税收竞争是我们要尽量避免的,“恶性国际税收竞争”会给参与国的经济带来极大的不良影响,需要各个国家进行国际税收的协调。当然,参与国际税收协调,各国在获利的同时也会付出一定代价,通常税收协调是以让渡一部分税收为代价的。
如果不对税收竞争进行一定的制度性协调,最终付出的代价将是各国税收的丧失。国际税收协调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它既要维护各国选择其税收政策的自由,又要使其遵守国际准则。
但是,在执行中没有可以衡量的标准,过度的协调也会变成有害的协调。因此,国际税收协调需要谨慎执行。
2把握好运用税收优惠方式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度”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国际税收竞争就是税收优惠的竞争。要加强对税收优惠政策的严格管理,加强税收立法、司法及行政性管理活动以防止税收优惠政策制定的随意性,以及税收优惠政策被滥用。税收优惠是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重要手段但不是惟一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具体情况的变化,各国应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采取最有利于本国发展的策略,所以说,税收优惠的使用应具有时限性。另外,税收优惠的使用在程度上也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如财政方面收入因素的制约、国际税收政策协调的制约等。因此,要把握好运用税收优惠方式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度”,以期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要转变引资理念,实现以优化税收环境吸引外资为主代替以税收优惠为主吸引外资的战略转变。税收环境的优化主要以税收手段和其他配套措施的完善为主要内容,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实现。
3规范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建立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标准税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专家提出的标准,一个合理和“标准”的税收制度应符合以下几个基本条件:一是税类、税种较少,主要包括进口税、货物税(有选择地征收)、一般销售税(包括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财产税;二是税率档次不多,边际税率不宜过高;三是税收优惠和税收减免应尽量地少,以减少税收的管理成本;四是各个税种基本要素的规定应基本一致。[4]如增值税、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社会保障税等世界性税种的内容,只存在着大同小异的具体规定。此外,税制建立以后,还应建立科学合理、并具有国际化标准的征管制度。从国民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考虑标准化税制的建立,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税收理论与实践。在我国现阶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规范现行税收优惠政策:
(1)对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具体来讲,对能源、高新技术企业和促进我国环境保护的产业和项目,可根据需要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取消对一般加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税收优惠。
(2)对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建议取消现存对沿海、沿江、沿边、特区、开发区的多层次优惠,而保留五个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优惠政策。对中西部环境较好的地区可予以重点扶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设立“特区”,在特区内内外资企业均可以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最终通过这些“特区”的发展带动广大中西部的全面发展。当然,国家确定的“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也可以享受这些税收优惠,鼓励内外资企业向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投资开发。
(3)规范税收优惠的方式。应迅速实现以直接优惠为主向以间接优惠为主的转化,采取优惠税率、定期减免、弥补亏损、加速折旧、税前扣除、延迟纳税等多种优惠形式,建立一套事前优惠加强引导、事中优惠降低风险、事后优惠利益激励的税收优惠体系。
(4)开展税收优惠政策的实证研究。将引进的外资额与资本外逃的数额相对照,进行动态跟踪,可以轧差得出一国的经济资源是净流入还是净流出。因此,国家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应进行全方位的考虑,而不是只盯着外资看,以免形成引进的少、流出的多的不利局面。
参考文献:
[1]王明华经济全球化的几个理论问题[J]经济问题,2002,(6):11
[2]王聪公平与效率:金融税制和国有商业银行税负[N]金融时报,2003-05-06
[3]MartinASullivanLatestUSIRSdatashowjumpintaxhavenprofits[J]TaxNotesInternational,Vol36,No3,2004:202—204
[4]李润身,杨宁税收国际化问题的初步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1,(9):67
[5]梅春国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国际税收竞争及其对我国税制的挑战[J]涉外税务,2001,(2):10
[6]付伯颖,齐海鹏经济全球化的税收效应与我国税制改革的政策取向[J]现代财经,2001,(9):35—36
[7][英]锡德里克桑福德着,张文春,匡小平译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0—18
[8]张会萍审视国际税收竞争[J]税务研究,2001,(7):8—9
内容提要: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入手,论述了经济全球化、税收国际化、国际税收竞争与税收优惠的关系,主张纵向研究国际税收竞争,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审视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利与弊。
论文关键词：碳关税，六重，不确定性
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目前虽然世界上没有征收碳关税的范例，但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已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税。2009年6月2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征收进口产品“边界调节税”的法案，拟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碳关税”——对未达到美国碳排放标准的进口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
碳关税的不确定性，是指碳关税在合理性、合法性、征收标准、操作方法和预期效果等方面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一方面这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决定的，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环境是复杂的，且具有不确定性；其二，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碳关税实行前所设计的目标、实施速度、预期效果与世界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存在出入。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利益集团的博弈，更可能会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影响进而改变“碳关税”的合理性、合法性、实施进程与实际效果。
一、征收“碳关税”是否合理的不确定性
“碳关税”纷争的核心在于，发达国家认为这是利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必需措施国际贸易论文，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碳关税”是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同时也违背了WTO关于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对“碳关税”在WTO框架下的合理性提出了明确设想：认为“‘碳关税’本质上是一种增值税，是政府对市场所产生的扭曲——不考虑环境外部性的一种矫正，真正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应该看到这一合理性而对‘碳关税’予以接纳”。但是，在国际分工的固有框架下，国家间碳关税的财富调节机制是将一部分收入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在没有相应的税收反馈、调节和补偿机制下，发展中国家不但在碳减排方面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援助，反而会因为碳关税的征收直接影响到出口部门的就业、收入等问题，从而违背了人类公平发展的基本准则，使得碳关税的合理性具有相当程度上的争议。
二、征收“碳关税”是否合法的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条和《京都议定书》第10条都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肯定了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方面，所有国家负有共同的责任，但是各国承担的责任并不完全相同小论文。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是一种“奢侈排放”，有别于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性排放”和“发展性排放”，理应负担主要的减排义务。而碳关税是不区分来源国，对未达到美国国内减排标准国家的进口产品一律征收，无视附录1缔约方和非附录1缔约方国家的区分，有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另外，在WTO框架下，从GATT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来看，征收“碳关税”也有违WTO的非歧视性原则和公平贸易原则。再看GATT第20条环境例外条款，其中（b）款要求该措施可以是“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措施”，而有些学者据此认为碳关税的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符合“保护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条件，但问题在于碳关税也符合“必需性”的措施吗？这一点现在无法证明，仍有其他合理可选择措施的存在。此外，碳关税是否适用第20条（g）款也存在争议。从以上分析可知，碳关税有不合法的理论依据，而实践中国际贸易论文，又有曾经著名的“小虾——海龟案”，当环境和贸易冲突时，在WTO法律框架下以保护环境为由而胜诉的先例，理论与实践的反差导致了碳关税的合法性具有不确定性。
三、“碳关税”征收标准及其是否一致的不确定性
虽然美国和欧盟都没出台具体的碳关税征收方案，但文献中提到的碳关税都是直接基于进口产品的所谓“碳含量”或者“内涵排放”的标准进行征收。“内涵排放”是指产品自此上溯到各个生产阶段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总和。如果碳关税的征税基础是贸易产品的内涵排放，则影响内涵排放的因素很多，比如能源结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等等，此相关信息需要根据各国采取的减排政策措施，定量计算出国家间政策的具体差距，这都需要获得出口国政策的大量信息，这种信息还要细分到各行业、各产品，计算其内涵排放来确定税基，同样需要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大量信息，需要出口国政府的大量合作。而出口国政府是否愿意配合具有不确定性，就是即使愿意配合，征收碳关税如此之高的信息要求能否真正做到也是未知之数。因此，征收标准的确定是个技术难题。最后即使碳关税合理的征收标准确定下来，发达国家可能仍有权选择自己的征税标准，就像普惠制一样，可以任由发达国家自己制定不同的普惠制方案，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待遇。碳关税征收标准的实施是否也会如此，同样具有不确定性。
四、“碳关税”操作方法的不确定性
如果碳关税的征收标准确定下来，随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实际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去操作。不论怎样的标准，都需要对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制定排放标准并计算排放成本，且进口产品的排放标准或排放成本不能高于本国成本，这需要统计各国工业部门细分行业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所有数据，上文提到了这样高要求的数据几乎难以获得，而且如何计量和监测二氧化碳排放也需要标准和方法的统一。目前碳排放的计量方法日益多样化，国内外碳排放相关标准大致有ISO/EC207/SC7、IEC/TC111、GHG Protocol、黄金标准、PAS 2050等等，这些标准虽然极大地提高了其核算的准确性、精确性和时效性，但是究竟选择哪种计量标准和方法能更准确地加以统计，且不会引起各国的争议国际贸易论文，仍需要较长时间的技术探索。
五、征收“碳关税”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不确定性
作为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规定的减排计划的必要保障，在国际贸易中征收碳关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由此看出，碳关税的目标是以征税为名达到保护气候安全之实。然而，在履行《京都议定书》协议的实践中同时却会产生碳泄漏的问题，即指在只有部分成员参与的国际联盟下，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采取的减排行动导致不采取减排义务的国家增加排放的现象。碳泄漏的产生主要源于国际贸易和投资构成的经济传导作用，通过能源产品的国际贸易、碳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三种渠道产生，进而增加了非减排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碳关税的实施有可能偏离最初的减排设想，不同程度的破坏了全球减排合作机制，造成碳关税目标与预期效果的偏离。
六、利益博弈影响“碳关税”能否征收的不确定性
能否征收碳关税还取决于各种经济体之间的博弈，首先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博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时代，虽然发展中国家产业的碳密集度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但这主要是源于国际产业转移及分工的结果。而且，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一直致力于节能减排和开发推广清洁能源技术。因此，发达国家欲征碳关税，发展中国家当然不会坐以待毙，相反会结成“反碳关税同盟”，争取国际舆论，利用有关国际贸易准则，共同反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对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的企图，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小论文。碳关税可以成为惩罚少数不履行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国家的措施，但不能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手段。2010年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前夕，12月3日，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四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东道主丹麦提出的要求2050年减少全球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草案。由此可见，新一轮博弈刚刚开始。其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内部，碳关税能否征收还取决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弈。其内部分歧主要表现在：碳关税是否是牺牲其他行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保护部分行业的一种做法，征收碳关税是否显然是安抚有关利益集团的一剂良药。因此，欧盟内部少数发达国家一直在推动碳关税议题，而许多其他成员国却一直表示强烈反对。无独有偶，2009年6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众议院法案获得通过的消息进行评论时国际贸易论文，也明确表示反对碳关税。他说：“在当前整个世界经济仍深陷衰退之中而我们已经看到全球贸易大幅衰减之时，我想我们对于发出任何保护主义的信号都应该非常谨慎地考虑。”“我想存在其他方式，最好有一个国际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碳关税能否最终实施仍具有不确定性。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世界经济长期来看会转向新的经济增长点，对稀缺资源的角逐也会促使经济走向低碳化发展的轨道。因此，“碳关税只是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解释不应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沉迷的理由。碳关税将是大势所趋，尽管最终能否开征还具有不确定性，但中国外贸沿着低碳化道路发展的选择应是明确的，可持续发展的外贸战略仍是当前的最佳选择。为此，我们应改变粗放式的贸易增长模式，调整贸易政策向竞争力导向转变；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并引导外资向第三产业倾斜；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淘汰部分落后产能；优化贸易结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努力开拓新兴市场，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核心，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努力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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