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 要]在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这种重要趋势的背景下，研究其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所带来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探讨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成人文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转贴于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 国际贸易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国际贸易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贸易关系日益全球化，多边关系替代了以往的双边关系；国际贸易竞争领域逐步扩大，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国际贸易对象呈现复杂化，从单个国家或地区转为区域经济集团；国际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政策转至协调性贸易政策；国际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各国纷纷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并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
国际贸易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最重要的核心基础课程，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中也具有重要的学科地位。其主要研究国际间商品交换活动规律，它是以国际市场商品和劳务交换的理论、政策与实务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面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错综复杂的变化，我们应进一步提高标准和严格要求，以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为最终目的，完善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以期培养出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
1 国际贸易课程存在的问题
1.1 教学内容方面
根据国贸本科专业的设置要求，学生应较系统地掌握国际贸易基本原理，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与业务技能，掌握国际贸易政策法规，了解当代国际经济贸易现状，熟悉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等。
1.1.1 国际贸易理论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教材存在着不适宜当今世界经济实际发展的问题。教材中经典理论所占篇幅较大，往往将古典成本理论和新古典要素禀赋理论作为重点内容讲述，对有现实意义的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只作一般性讲述，甚至一些有实际运用价值的新理论没有及时被补充进去。此外，随着环保意识增强，国际贸易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焦点，从环境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理论分析和论述也越来越多。因此，在时代背景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传统理论对国际贸易的解释力度有限，我们的教学重点应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发生转移，加大重视具有现实意义的新理论的讲授。此外，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建立区域经济集团，并以联合的整体经济实力与其他国家或区域经济集团竞争。
1.1.2 国际贸易实务方面
传统教材的实践性教学内容往往偏少，在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内容的比重上，理论知识比重大，实务部分比重小，实际业务操作和技巧的比重更小。实际外贸业务中经常涉及的内容，如商检、报关、配船、银行手续等都很少讲述到，而这些却是从事外贸的工作人员必须了解的日常事务。此外，对于国际贸易惯例，传统教材往往只注重《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讲述，而《托收统一规则》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规则却很少提及，而这些也是国际贸易从业人员常涉及和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此外，对于国贸专业人员而言，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而且还必须会用英语与外商交流与谈判。目前的国际贸易实务教材中，对英文的重视程度不够，远远没有达到对国际贸易人才的要求。重要名词、专业术语及合同条款的英文注释非常少。因此，在教学工作中，教师应加强讲授与专业知识有关的英语。
1.2 教学方法和手段方面
讲授法是我国教学惯用的一种传统教学方法，在国际贸易课程中也被广泛采用。它的优点在于教师能够在短时间内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学生系统的单向传授较多知识信息和重点内容。这种教学方式虽然比较适合国际贸易的理论部分的教学，但过多的应用在了实务课程的讲授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讲授法较适合理论的讲述，但容易打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因此，建议教学方法多元化，适当应用多媒体，多加入一些课堂讨论，来激发学生对国际贸易问题的主动探讨。
对于实践性很强的国际贸易实务，传统教学的讲授法显然不太适用，而现实中却被过多的采用。学生对外贸业务的了解只停留在文字层面，缺乏动手能力和实践经验。在实务的教学过程中，要重视案例、实例分析，并应用外贸实务模拟平台软件系统来进行实际的操作练习，加强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合适的条件下，还应组织学生到校外参观、实习，以增加感性知识。
2 国际贸易课程改革建议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交易成本;生产成本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7-0067-06
[收稿日期]2010-05-08
[基金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研究》(YC09A073)。
[作者简介]杨青龙(1982- ),男,湖北荆门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价格理论。
一、引言
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是重要的。比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宣扬自由贸易政策,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美国又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大量不可忽略的交易成本。再比如,在微观层面,许多国际贸易实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从而微观层面的交易成本也不容忽视。
无论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production costs)。古典贸易理论强调的是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决定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杨小凯(2003)[1]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高度重视交易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则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新来源: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赵君丽、吴建环,2008[2];樊瑛,2007[3])等,这为拓展国际贸易理论的成本观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逐步为人们所重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的本质乃产权的交易,而“产权的交易是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手和让渡”(黄少安,1995)[4]。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手和让渡。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在产权的界定、转手、让渡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随着对产权、交易成本等核心概念认识上的深化,新制度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并被视为是对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但遗憾的是,这场“革命”并未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产生足够影响。显然,这与相关贸易理论不考虑产权、交易成本等因素有关,要明确这一点,看看主流贸易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前提就足够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提出“对市场本身效率和交易成本等问题的研究应该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课题”(朱刚体,1997)[5]。Trefler(1995)[6]的实证研究表明,以H-O-V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所预测的贸易量与国际贸易中实际的贸易量存在着巨大差距,Trefler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为“丢失的贸易量之谜”(missing trade mystery),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未能考虑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程大中(2009)[7]明确指出,“交易成本将成为下一阶段国际贸易研究的关键领域”。本文旨在对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相关文献作一回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二、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其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定义众多,但不可否认,“交易成本”可被拆分为“交易”和“成本”两个术语。由于“成本”在经济学中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术语,本文从对“交易”的讨论开始。依据康芒斯(Commons,1934)[8]的概括,交易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这表明交易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易成本则为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于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自然就是国际贸易活动中相关当事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den Butter和Mosch(2003)[9]指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与运输(距离)、贸易壁垒、关税等有关的传统成本,而且包括搜寻成本、搜集产品质量信息和贸易伙伴可信度的成本、诉讼成本、控制成本、与国际支付有关的成本等,交易成本可被理解为追求贸易利益时出现的摩擦成本,贸易交易中有三个阶段可被区分开来:(1)联系(contact)、(2)合同(contract)、(3)控制(control),这三个阶段都产生交易成本。杨小凯(2003)[1]将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成本和内生交易成本,并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中,他认为,外生交易成本包括运输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储藏费用以及不及时的运输引起的费用;在个体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看到的交易成本为广义的内生交易成本,而由一般均衡偏离帕累托最优而引起的交易成本则为狭义的内生交易成本。熊贤良(1993)[10]指出:“国际贸易是交易的一种形式,其中的交易成本除了具有一般交易成本的特点外,还有因国际贸易与一般国内交易不同而来的特殊内容。一般而言,与同类型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常常更为普遍也更高”,他认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包括:因地域和空间上的分隔引起的交通、通讯等方面的交易成本;由文化、历史及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而引起的交易成本;由国际贸易政策引起的交易成本。
与“交易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应,生产活动则反映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于是,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为相关当事人与物打交道的成本,具体表现为生产中各种要素投入数量与单价的乘积之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现实中最重要的约束变量不仅有生产成本,而且包括交易成本,前者是由企业内部管理、生产要素和产业特性等因素所决定,而交易成本则是与交易有关的成本(李景峰、刘英,2004)[11]。贺文星、袁国良(1996)[12]则将企业总成本定义为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之和,并指出如果生产成本保持不变,那么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出口的产品就会更具有价格竞争优势。
考虑到“公司是贸易的主体,利润最大化是贸易发生的机制,公司间以及公司内的资源调整是贸易利益的来源”,“贸易可以理解为地处两个国家的两个公司的交易行为”,“贸易成本是两个公司的交易成本”(施炳展,2008)[13],相关文献往往不严格区分“贸易成本”(trade costs)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著名贸易理论家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14]认为从广义上说,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使产品到达最终用户发生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运费和时间成本)、政策壁垒(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信息成本、合同执行成本、汇率成本、法律和规制成本以及当地分销成本(批发和零售),贸易成本通常以从价的关税等价形式来表达。Jacks, Meissner和Novy(2008)[15]指出,贸易成本是与跨边境货物交换有关的交易和运输成本,因此它会阻碍国际经济一体化。
三、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及其度量
采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时常用的术语为“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大多数纯贸易理论文献中常用的术语为“贸易成本”,但相关文献往往不严格区分“贸易成本”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杨小凯(2001)[16]认为,制度的差异会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进而影响到贸易量的大小。根据著名贸易理论家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14]在其经典文献《贸易成本》中的看法,可以认为,影响贸易成本的因素至少包括运输技术、贸易政策、信息技术、合约制度、货币与汇率制度、法律法规、零售及批发渠道等。
关于这一主题,在定量测度方面有两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Wallis和North(1986)[17]通过在宏观层面对美国经济中1870年~1970年交易部门的测度,间接度量了宏观经济范围的交易成本,认为交易成本占GNP的比重会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根据刘志铭、申建博(2006)[18]的介绍,Wallis和North的方法曾遭到众多批评:第一,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往往是相互决定的,因此很难单独对交易成本做出测度;第二,他们所计量的交易成本总额实质上是市场上总的可计价的各种交易部门的价值加总,而不包括各种非市场化的资源损失,这样必然严重低估一个经济中真实的交易成本总额。为了避免对交易成本的直接测度,在微观层面,Williamson(1985) [19]把交易成本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交易成本”,他认为签订合同付出的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是互相依存的,要计算这两类成本往往很困难,只有通过制度的比较才能估计出各自的交易成本。本文认为,Wallis和North测度的其实是国内交易成本而非本文探讨的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但由于分析对象都是“交易成本”,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共性;而Williamson的制度比较分析方法则对分析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存在重要启示。
第二条主线是,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以对国际贸易流量的探讨为重点,以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引力模型为基本工具,通过引入“距离”等变量,寻求贸易发展的“阻力项”,主要运用贸易法和价格法等方法来间接测度“贸易成本”。对于价格法,Anderson和van Wincoop (2004)[14]有精彩论述;而针对贸易法中的传统引力模型方法,钱学锋、梁琦(2008)[20]总结了其三大不足:第一,这类方法通常在事前(ex ant)就决定了贸易成本的基本构成,然后将其纳入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遗漏变量的存在使得结果可能是有偏的;第二,由于缺乏理论基础,传统引力模型方法根本无法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进而无法考虑在移除某些贸易壁垒后的效应;第三,传统的引力模型没有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总之,“现有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贸易法不太令人满意,改进的方法值得期待”(Anderson & van Wincoop,2004)[14]。为了化解这些难题,Novy(2007)[21]、Novy(2008)[22]分别提出了两种改进的且方便易行的模型。Novy(2007)[21]对贸易成本的测算公式为:
该式中τjk,τkj和 分别为j国向k国和k国向j国出口的贸易成本且二者对称,EXPjk和EXPkj分别为j国向k国和k国向j国的实际出口值,GDPj、EXPj分别为j国的实际GDP和实际总出口值,GDPk 、EXPk分别为k国的实际GDP和实际总出口值,ρ为替代弹性。Novy(2007)模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引力模型和现有具备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的缺陷,而且在数据可获得性上比较方便可行(钱学锋、梁琦,2008)[20]。Novy(2008)[22]对贸易成本的测算公式为:
该式中,τij为i国与j国之间的贸易成本,xii为i国国内贸易值,xjj为j国国内贸易值,xij为i国向j国的出口值,xji为j国向i国的出口值,σ为替代弹性。Novy(2008)模型不仅对同一时期的跨国横向比较是适用的,而且对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以及综合考虑横向和纵向比较的面板数据分析都是适用的。
四、引入交易成本分析的国际贸易变化
(一)理论修正
一些传统贸易理论往往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而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贸易成本。这使得贸易理论与贸易现实相去甚远,正如Deardorff(1984)[23]的评价:“就像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样,贸易成本在贸易模型中几乎被忽略了。那些模型认为,即使将贸易成本考虑进去,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Obstfeld和Rogoff(2000)[24]甚至将贸易成本视为打开所有其他开放宏观经济学之谜的钥匙。我国有学者进而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的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茹玉骢、金祥荣,2008)[25] ①。
在将贸易成本纳入主流贸易模型的努力中,学者们从对运输成本的考虑开始。Samuelson(1954)[26]和Mundell(1957)[27]将运输成本纳入贸易模型时,提出了“冰山模型”,认为运输成本表现为运输过程中商品的自然损耗。在“冰山模型”假定下,运输成本的存在会使同一种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出现差异,进而形成保护本国进口竞争产业的效果。Dornbusch,Fischer和Samuelson(1977)[28]则开发了连续商品型的李嘉图模型,认为运输成本的纳入将造成国内价格提高,进口规模减少,甚至可能使一种商品成为非贸易品。Norman和Venables(1995)[29]则构建了一个货物和生产要素可贸易的H-O模型,并且贸易涉及交易成本,研究发现货物贸易与要素移动以不冲突的方式相互联系,这种联系意味着当相对交易成本发生变化时,会对贸易模式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即便当国际移民成本有微小下降,也会引致足够大规模的移民前往劳动力稀缺的经济体,进而使得该经济体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降低货物和要素交易成本的经济自由化会导致更多或更少的贸易,只有考虑到货物贸易和要素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后才能对其生产和贸易效应做出预测。台湾学者黄登兴、黄幼宜(2003)[30]通过模型证明,当运输部门得耗用部分国内资源时,运输部门的技术进步,可能使贸易量不增反减。若运输部门与进口竞争部门的要素投入近似程度足够大,运输部门技术进步所省下的资源,反而造成国内进口竞争部门的产出扩张,随着进口需求的减少,贸易量下跌。该文得出的结论显然对传统的关于运输成本的“类关税效果”(implicit tariff effect, ITE)是一个挑战。
众所周知,运输部门只是提供交易服务的部门之一。那么,一般地考虑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之后,传统的关于贸易的认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Anderson(1979)[31]等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引力模型”,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量与两国GDP的乘积成正比,与交易成本成反比。Krugman(1980)[32]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 HME),即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存在贸易成本的前提下,那些拥有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或地区)将成为相应产品的净出口方。在线性模型中,Krugman和Venables(1990)[33]采取了交易服务价格外生给定,Ottaviano et al.(2002)[34]则假定交易部门是完全竞争的,并且该部门和农业部门一样,采取完全相同且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考虑到上述模型并未对交易部门的特定特征给予足够关注,Holzhey(2003)[35]在Ottaviano et al,.(2002)[3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独立的交易部门,该部门规模报酬递增、为古诺竞争且进入壁垒取决于规制政策,并且出口销售和本地销售都存在一些交易成本,研究表明如果经济上的“小国”比“大国”有足够更自由的交易部门或经济“小国”的地理面积足够小,通常预测的贸易模式将会消失。
引入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分析后,会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杨小凯(2003)[1]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交易成本引入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得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结论:(1)一般均衡由两个国家的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以及交易效率水平决定。在其他参数给定时,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使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如果给定交易条件、相对人口规模和相对偏好,则比较优势程度越大,均衡分工水平越高[1]。(2)如果一国的交易效率足够低,并且(或者)比较禀赋优势很小,则自给自足会出现在均衡中。如果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稍有改进,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稍有提高,则均衡就会转到每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的低分工状态。如果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进一步提高,则会出现二元结构的均衡,即一个国家完全专业化并得到大部分的贸易好处,另一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随着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也得到足够程度提高,则均衡跳到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即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产品,贸易的好处由两个国家分享[1]。Deardorff(2004)[36]指出,当存在贸易成本(如运输成本或其他成本)时,由于通常对比较优势的衡量仅仅简单比较一国与世界的成本或自给自足价格,所以无法很好地描述贸易模式,他在包含贸易成本的李嘉图模型中提供了比较优势法则的重新表述,认为一个产业的净贸易(无论双边还是全球),同时取决于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李景峰、刘英(2004)则[11]认为,“交易成本构成了比较优势的重要部分,而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制度对贸易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政府本身或制度本身就是引起贸易的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收益,从而影响相应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达到改变贸易格局的目的。”张纪(2007)[37]试图建立纳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图模型,用于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动因,并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完整动因应当是以比较优势的差异为基础,以交易成本的降低为条件。”袁志田(2000)[38]通过构建正交易费用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模型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建立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模型,指出交易费用不仅是市场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也是国际贸易区域特征的根本原因。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正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对研究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亦有启发。这一理论“有两个分支,一是Melitz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另一个是Antras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樊瑛,2007)[3]。Melitz(2003)[39]建立了异质性企业理论,该理论假设每一个产业内包含若干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生产率不同及其导致的组织形式不同。模型分析结论认为,高生产率的企业将出口,低生产率的企业只在国内生产和销售,贸易的开展甚至可能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该产业,这种产业内企业的优胜劣汰将提升整个产业的总生产率(相当于降低了该产业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笔者注)。Bernard et al.(2003)[40]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更高,其一,出口企业的大量销售降低了平均固定成本(相当于“规模经济效应”――笔者注),其二,通过出口行为获得的海外利润可弥补一些进入成本(可弥补部分交易成本――笔者注)。Antras(2003)[41]则把产权、不完全契约纳入到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的标准贸易模型中,认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倾向于采取一体化模式,进行企业内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倾向于采取外包模式,进行企业间贸易。Antras(2005)[42]建立了动态的李嘉图总体均衡模型对南北贸易进行分析,在该模型中,南方国家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产品成熟导致的高科技投入下降,随之而出现产品生命周期;开始时产品在契约有效率的北方生产(交易成本低――笔者注),后来低技术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南方以利用当地的低工资(生产成本低――笔者注),这种转移首先是通过FDI在企业边界内发生,后来外包给南方企业在企业边界外发生。总体均衡模型表明,南方的不完全契约导致北方的均衡工资高于南方。值得指出,新新贸易理论的若干命题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当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主要围绕“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吗”、“企业异质性与国际化方式的选择”、“国际贸易中的网络、中间商与匹配”等主题展开(程大中,2009)[7]。
(二)贸易影响
在经验研究方面,McCallum(1995)[43]运用1988年数据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境内的省际贸易是美国各州与加拿大各省之间的国际贸易的22倍,这引发了大量对“国界影响”的研究。Baier 和Bergstrand(2001)[44]用关税和运输成本两个变量来表示交易成本,他们运用16个OECD国家1958年~1960年和1986年~198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约30年间16个OECD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增长了150%,其中关税下降可解释38%的贸易增长,运输成本下降可解释12%的贸易增长。Kneller, Pisu和Yu(2008)[45]的研究表明,对英国制造厂商而言,在其他国家经商成本的下降将导致:一方面,以前不出口的厂商的开始进入到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增加了出口厂商的全球参与程度,这些出口厂商将其产出的更大份额销售到国外。
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影响较大,而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主流贸易理论影响甚微,国内大多数文献集中于讨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其对贸易可能带来的影响。熊贤良(1993)[10]认为,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存在四方面直接影响,即:第一,削减贸易量;第二,产品的国内外价格差的存在妨碍了要素价格均等化、使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的移动减少,缩小来自贸易的利益,增加了一国比较劣势产业转化成比较优势产业的困难和时间;第三,对国际贸易交易方式产生影响,促使国际贸易采取批发交易的形式,而一些原始的交易方式(如易货贸易)如能节约交易成本,仍有生命力;第四,交易成本还迫使贸易双方在贸易过程中形成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的机制。熊贤良(1993)[10]认为,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的间接影响则体现在:第一,带动了许多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产业的发展,通过专业化的社会分工进一步节约交易成本;第二,促进贸易主体即企业对自身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的调整,以适应存在交易成本的现实。朱刚体(1997)[5]将国际贸易大致分为三类: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公司内贸易。其中,公司内贸易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避免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在外部市场存在代价的情况下,公司不仅会追求生产过程的成本极小和利润极大,而且会选择对公司来说最合适的交易媒介”。袁志田(2000)[38]假定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存在交易费用,其中包括各种竞争障碍,而将国内交易费用内化为生产成本,通过将交易费用引入国际贸易分析,表明交易费用是使厂商之间的生产竞争表现为国际间的国家竞争,使国际贸易区别于国内贸易的根本原因,国际贸易是交易费用存在的特征现象。而西方文献则更多地在“贸易成本”的语境下讨论其给贸易带来的影响。如Demidova(2008)[46]注意到全球化的两个特征,即生产率提升和贸易成本下降,并且在异质性企业和技术不对称假设下的垄断竞争模型中分析了它们的福利效果,研究表明贸易伙伴的生产率提升必将损害本国,并且如果技术不对称足够大的话,下降的贸易成本可以增加技术先进国家的福利而降低落后国家的福利。
五、文献评述
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对贸易理论和现实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已达到一定深度。应该说,以上文献可为从事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研究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启发。文献回顾表明,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前提下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在现实的贸易活动中,即便一国存在生产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但如果交易成本大、交易障碍多,国际贸易仍然无法正常进行。本文进而认为,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共同构成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②。
但是,已有文献仍存在如下不足,从而可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方向。首先,从定性角度看,现有文献未严格区分“贸易成本”(trade cost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严格地说,贸易成本系对应于制造成本而言,交易成本系对应于生产成本而言,于是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但不完全等同,二者之间的联系、区别尚需进一步厘清。其次,从定量角度看,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交易成本的测度与贸易理论中基于引力模型的贸易成本测度还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两条路线还处于一定程度的相互隔绝状态,挖掘两条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进行交易成本或贸易成本测度时相互借鉴,可能是一个富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注 释]
①茹玉骢、金祥荣(2008)[25]还指出,“非正式和正式合约实施制度
的主要功能是克服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从
而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②对于这一命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进行详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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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
一、应用型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国际贸易专业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学科，它培养的是从事国际贸易的，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国际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具有一般人才培养模式的特征，又存在国际贸易专业的个性，其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包括以下几方面:
1．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教育思想，凝聚着教育主体对国际贸易专业教育的认识，主要包括国际贸易专业主张、教育理论和教育学说等。
2．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有明确目标的活动。国际贸易专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从事国际贸易的，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体现了社会对国际贸易专业的要求，也是国际贸易专业发展的依据。
3．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所涉及的人才培养活动。既包括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活动，也包括由学校设计并组织的校外教育教学活动，虽然教育教学活动的地点不同，但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教学形式、运行机制以及非教学培养途径等各方面决定了国际贸易专业的培养要理论和实务要紧密地联系起来。
二．应用型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建构的理论基础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一方面，国际贸易专业教育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制约，同时又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专业教育受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反过来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国际贸易专业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是造就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这些理论为建构我国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国际贸易专业教育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制约国际贸易专业教育发展最基本的因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现代的生产力水平主要决定于科技发展水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动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制约着国际贸易专业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结构、人才培养规模，影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
对于培养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国际贸易专业教育来说，其发展规模与速度、专业的设置与课程的开发、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实习条件的优劣，无不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制约。
2．国际贸易专业教育受社会制度的制约
这里所说的社会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我国已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国际贸易专业教育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它就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需求，按照市场需求培养人才。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是我国当前国际贸易专业教育的主要任务。
3．国际贸易专业教育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国际贸易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潜在的制约因素。传统文化对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都有广泛的影响，其他社会因素对国际贸易专业教育的制约因素，往往要通过文化传统的折射，即使生产力水平相当、社会制度相似的国家，其国际贸易专业教育的模式、管理体制也不完全相同。发达国家，有的教育管理体制是集权制，有的则是分权制;在国际贸易专业教育培养目标上，有的重学术，有的重实践。这些都与该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有关。外来文化同样对国际贸易专业教育有广泛的影响。中国的儒家思想对于日木、韩国、新加坡来说是外来文化，而现已成为这些国家文化传统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也是外来文化，如今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文化，对国际贸易专业教育的方方面面形成主导作用。
三、国际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建构的基本原则
国际贸易专业培养模式的建构在坚持以科学理论作指导的同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大体有以下一些。
1．紧靠市场，以就业为导向原则
周济同志曾指出“要把就业问题作为关系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来抓，在招生、教学、管理、毕业生就业等各个环节坚持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形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国际贸易专业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和教学实施的过程中，都必须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水平和要求相一致，紧贴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以就业为导向。开设国际贸易专业的院校必须加强研究毕业生就业市场和生源市场，使专业定位、招生规模等都能按市场规律变化而变化。
2．素质为基础、能力为本位的原则
国际贸易专业是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培养应用型人才，所培养的人才的能力是建立在全面素质教育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专业教育是指专业培养目标的确定、教学环境的开发、教学的实施与管理、教学的评估与改进等教学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着素质和能力培养的要求进行。同时必须注意贯彻“理论知识必须够用”的原则。
3．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原则
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专业教育的经验表明:理论与实务紧密结合，学校国际贸易的企业相互合作是培养国际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基本途径。另外，国际贸易专业作为经济学范畴里的一门重点学科，必须重视科研活动。
四、国际贸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
1．培养目标的建构
研究培养模式的建构，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培养目标，前面已经分析，我国国际贸易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从事国际贸易的，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科学构建国际贸易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培养目标，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面向”问题，要处理好教育的外部关系。国际贸易专业教育要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迎接挑战、加快发展服务，要紧跟国际贸易发展的潮流，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国际贸易的应用型人才;二是“定位”问题，要处理好教育的内部关系，教育是一个大系统，高等教育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为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通过人才和科研成果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三是“育人”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毕业生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都亟待提高。在培养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时，我们要把“育人”和“育才”、动脑和动手结合起来，既重智育，更重德育；既重理论，更重实践；既重知识，更重素质和能力，要显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构建培养目标时，国际贸易专业院校必须以市场为前提，以就业为导向，在人才培养方向上要充分考虑社会对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及时了解人才发展趋势，使国际贸易专业具有鲜明行业特色，成为同类国际贸易专业院校的“品牌”专业。
2．课程体系的建构
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培养从事国际贸易的，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课程结构和课程设置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直接的途径。在课程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必须改革课程体系，加强课程建设。
课程体系的建构不是在现行课程之外增设新的课程，而是根据世界上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变革传统的课程结构。因此，在课程改革中要做到课程纵向横向的交叉渗透，补充新课程内容。要加强相关学科相互渗透和相互结合，注重国际贸易实务的训练，着力培养学生实践能力，通过实践训练，培养学生独立获取和理解专业知识的能力、独立工作和协调工作的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同时要加强综合教育，建立综合教育体系，通过增加第二课堂内容，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
3．师资队伍的建构
要实现培养从事国际贸易、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这一培养目标，必须建立起一支与之相适应的师资队伍。要求教师既具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换句话说，就是既能做工程师，又能做教师。目前国际上国际贸易专业学校的师资构成，学术型和实务型教师的比例数为l:1。而我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国际贸易专业院校的专业教师，比较普遍的是从学校到学校的纯学术型教师，比较习惯于按学科体系组织理论教学，具有一定职业经历和职业资格的专业教师所占比例较小。所以，加快国际贸易专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建设一支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已显得十分紧迫。
如何构建国际贸易专业院校高素质师资队伍，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要努力建设自身的专业教师队伍，作为自己教师队伍的常规部队。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用“送、下、带、引、聘”的方式。“送”，就是选拔部分教师出国进行深造，重点是针对从企业引进的实践能力强而理论相对薄弱的教师。“下”，就是让部分教师(主要是实践经验相对缺乏的教师)下基层锻炼。“带”，就是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引”，就是从国际贸易企业中引进优秀人才
担任专业课教学工作。“聘”
，就是聘请行业专家、企业家担任客座教授。第二条途径就是借鉴其他国家师资队伍建设的成功做法，聘请社会实践领域内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实践专家担任兼职教师，建立一支稳定的校外兼职教师队伍。从我国目前情况看，这个途径是提高国际贸易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之一。
五、结语
通过理论分析，在遵循一定的原则下，构建应用型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符合我国国际贸易要求的应用型人才，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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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一、60年对外贸易的巨大成就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
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
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
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p#分页标题#e#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具有决定意义。在理念上,既要看到中国飞跃发展的可能性,学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的。因此,中国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以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也不例外。应该看到,中国在外贸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大量非均衡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一,国家在宏观政策,如行政手段、贸易差额目标、出口导向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市场安排、贸易利得、国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失衡:偏爱行政手段、偏爱贸易顺差、偏爱出口导向、偏爱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国际市场,偏爱贸易利得和偏爱外国国民(超国民待遇)的倾向;轻视市场机制与行政措施均衡、贸易顺差与逆差均衡、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内贸易依存度均衡、贸易利得与规则利得均衡,以及中国国民待遇与外国国民待遇均衡。第二,企业在微观策略,如发展战略设计、市场营销渠道布局、“三大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内部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失衡:重出口、重发达国家市场、重传统货物贸易,轻进口、轻发展中国家市场、轻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第三,行业协会在中观协调,如行会规则、监控系统和措施、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排名奖励等方面,存在失衡:明显地倾向或偏爱于外贸出口的有功之臣,重业绩轻德行,重“荣文化”轻“耻文化”,重“战文化”轻“和文化”,使外贸企业之间摩擦日益加剧,很难造就出规模经济给全行业每个成员带来协调发展的和谐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外国采取歧视政策面前,形成不了合力;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扩散面前,表现出软弱无力,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成本加大。
论文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学教学内容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贸的快速增长，我国各类高校包括综合类院校、财经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类院校以及农、林等其他院校，纷纷开设国际贸易专业。与此同时，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国际贸易学也随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2008年下半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风暴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反危机，使得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新做法、新措施，这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本文结合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新形势，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改革进行研究和探索，以增强该课程教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一、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学教学面临的新形势
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重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下降了12％，是二战以来贸易下滑最严重的一年。但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不到两年时间，全球经济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同时，国际经贸环境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模式发生改变。这次金融危机带给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巨大的教训，就是对过去那种“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他们认识到：目前，由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不能够完全统一，在国内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才能实现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这就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如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由于美欧和其他发达国家不让自己的制造业外移，这将使国际进口市场出现萎缩和全球贸易减速，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速将持续下降，因供求矛盾而被迫扩大内需，从而使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面临再调整过程，这必将导致全球的贸易模式发生改变。
(二)贸易保护手段更加隐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据世界银行数据，自2008年11月到2009年4月，先后有17个国家实行了47项贸易限制措施。这些措施既包括提高关税、贸易禁令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又包括对进口产品实行非自动许可证、限定进口商品入关的口岸、提高进口商品标准等隐性保护方式。在所有贸易保护措施中，提高关税仅占三分之一，且全部由发展中国家采用，其余三分之二采取的是“隐性保护主义”方式，最主要非关税壁垒是出El补贴。在这47项限制贸易措施中，发达国家占l2项，全部采取出口补贴，而发展中国家35项中，有31％是出口补贴形式。而且，看似不违反WTO规则的贸易救济手段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且频繁地使用。有些发达国家提出要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世界主要国家推行“绿色新政”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促使产业朝着绿色、低碳、环保的方向发展。如欧盟已明确提出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日本不断出台重大政策，将重点放在发展低碳经济上；八国集团提出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半的目标。然而，作为最大出口导向型国家和新兴贸易市场的中国，在新一轮贸易摩擦中成为主要目标。我国已经连续14年位居全球贸易调查的首位。2009年，中国出I：1产品共遭受11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127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件7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20起、特保案件7起。
(三)国际贸易方式发生变化。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络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由于网络贸易不仅能简便易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无时间、地域限制和不受自然条件影响，因而受到各国的重视。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全面收缩，但网络贸易却呈逆势上扬，目前的网络贸易占了全球贸易的20％以上，未来网络贸易将呈超常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进口商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进口商欠款很普遍，使出口商的坏帐率越来越高。因而一些传统贸易方式受到挑战，如信用证、托收等结算方式的风险越来越大，这迫使企业须采取更安全、保险的贸易方式。
(四)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战后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及1995年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但金融危机使得主要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WTO的原则、规则、制度等造成巨大冲击，也使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迟滞。同时，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大多数国家都把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一种战略选择，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以此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从而轻视了多边贸易体制。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50％以上，从发展趋势上看区域经济合作仍持续、强劲地发展。
二、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分析
面对后危机时代出现的新形势，怎样将最新的国际形势和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使国际贸易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与国际接轨并密切联系中国对外开放实际的特色，是国际贸易学教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改革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实属当务之急。在此，笔者结合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新形势，围绕国际贸易学的主要内容，在原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补充。
(一)国际贸易的导论章节。要补充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结合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来分析三十年来我国外贸发展概况，让学生明白我国是如何成为贸易大国，但目前为什么还不是贸易强国的；在分析顺差、逆差产生的原因、利弊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要分析当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否适度、贸易条件是否恶化、贸易商品结构是否均衡、贸易地理方向是否过于集中等问题；结合广交会改名来分析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进而分析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调整，以及我国如何应对等。
(二)国际贸易理论部分。不仅要阐明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及每个论之间的关系，正确评价它们各自的作用，全面述评它们的理论依据。而且要利用这些理论来分析当前国际贸易分工的多层次格局、中国制造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位置和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如何提升自己的位置，在对诸多的保护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为什么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刻，许多国家更愿意通过贸易的保护主义来实现经济的复苏的原因。还要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以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的新新德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分析。凸显理论的新成果。
(三)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部分。首先要从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从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外贸实践着手，用批判的眼光来分析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格局，即不仅需要各个国家开放市场，走自由贸易的道路，而且也要避免对于保护贸易政策进行片面的评价和指责，同时也要进一步剔除原先在保护贸易思路支配下形成的某些看法和提法。然后要对西方发达国家经过30多年逐步演变而来的强调政府对外贸的积极介入作用的管理贸易政策进行介绍。再就是要对后危机时代出现的新现象进行分析，如协定关税、碳关税、环境附加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等。还要x,lxl,紧急关税、报复关税和惩罚关税等深入分析有关的起因、特点和具体表现，对金融危机中各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贸易救济措施进行案例分析，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等，要结合WTO的原则和有关协议的规定来分析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歧视性采购、技术性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标准、出口退税等。
(四)国际贸易体制部分。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补充世贸组织的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规则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内容；要对自2001年I1月启动的多哈回合贸易长达十年之久的马拉松式谈判而目前还无果进行分析。不仅要对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的外贸政策和广泛的经济合作，如重大项目的共同建设、密切的金融支持或援助、服务贸易的广泛配合进行阐述，还要分析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经济和贸易的静态和动态影响。在介绍我国已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地区和国家签订了自贸协定的基础上，围绕我国的政策思路，作出比较全面而深入的阐发和说明。
三、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配套改革措施
为了更好地使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适合后危机时代的需要，还要对该课程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为学生提供相应的辅助资料。转发一些国际贸易经典文献、重大国际贸易时事和国际贸易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同时推荐一些相应的中英文阅读文献，为想要进一步学习的学生提供参考；提供一些理论与实证分析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关键词：国际贸易相对利益，绝对利益适应能力，供求关系
一、什么是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通常是指国家之间的商品、劳务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交换活动，是世界各国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市场的交易活动，实现商品以及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达到互通有无，取得绝对和相对利益的行为方式和过程。一方面，国际贸易的规模和结构是由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一国对外贸易的状况又对本国经济发展速度和供求总量平衡的实现产生重要作用。
二、国际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总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的在于发挥本国优势：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并利用国家力量扩大出口；另一方面，利用经济和其他手段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国内市场，达到平衡国际收支，扩大社会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要求。具体政策主要有：一、贸易保护政策，二、自由贸易政策。
三、国际贸易的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利益及其如何在贸易参与国之间进行分配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定应当出口什么，进口什么，它与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相关；二是如何确定进出口商品要达到的目标，它是指在国际贸易条件下进行什么样的商品交换更有利。那些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国家，经济结构以国内分工为基础，开放程度较低，对外贸易通常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满足需要为主要目标。而经济开放型国家则以国际分工为背景组织国内生产，国际交换突破了转换使用价值的局限，而注重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依据比较利益原则确定其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确定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和流向，通过对外贸易求得利益的增长。
1、国际贸易的绝对利益
从对分工极大地有利于老公生产力率的提高这一规律的认识出发，出现了以绝对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以致贸易双方都能从国际贸易中得益。不同国家在具体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成本的差异。所谓绝对成本差异是指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一个国家 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其他国家。
2、国际贸易的相对利益
通过对两个国家生产成本的比较，如果某一个国家并不拥有任何绝对优势，而是居于绝对劣势，那么，国际贸易的结果，仍然可以使贸易双方取得贸易利益。只要各国商品之间的价格比率有所不同，在进行贸易时，每个国家都会有一种比较或相对优势。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生产任何商品的成本均比其他国家都高，然而，这个国家生产的某种商品的成本相对于生产其他商品的成本相对较低，那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便具有比较优势，就应该生产并出口它，通过国际贸易来交换本国生产处于相对劣势的产品，从而取得相对利益。
四、国际贸易的供求关系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一样，是在一定的供求关系条件下进行的。毕业论文，绝对利益适应能力。国际贸易的供求关系对国际贸易的价格有着重大影响，也决定着一国对外贸易的战略、策略和进出口格局及结构。
1、影响国际贸易供求关系的因素
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贸易保护的影响、国际垄断的影响、国际或地区性经济事件或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化的影响。毕业论文，绝对利益适应能力。毕业论文，绝对利益适应能力。
2、增强对国际贸易供求关系变化的适应能力
国际贸易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于一个国家进出口业务、国际收支及国内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毕业论文，绝对利益适应能力。毕业论文，绝对利益适应能力。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提高国际竞争能力，通常根据本国国情和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适时调整对外贸易的战略和策略，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本国在生产上占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产品的生产，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绝对和相对利益。毕业论文，绝对利益适应能力。
五、结束语
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改变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最终途径还是要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整体经济实力，逐步增加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经济学基础（第三版）李明泉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8
2、西方经济学王瑞芬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0世纪后半期，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标准国际贸易理论将这种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世界范围内关税的普遍削减，但如yi(2003)指出的，这一观点无法解释两个现象：第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关税下降了11%，而世界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了3.4倍，如果以关税降低来解释世界贸易增长，则意味着贸易对关税的反应弹性大约为20，这显然大大超过标准贸易模型对该弹性的判断；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关税的削减幅度要大于这之后的时期，而前一时期贸易增长的幅度却比后一时期小，事实上，80年代中期以后贸易对关税的反应弹性急剧上升，这一弹性呈现的非线性特征也与标准贸易模型不相符。ishii和yi(1997)、hummels等(1998，2001)、yi(2003)等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存在是回答上述难题的关键，能够很好地对世界贸易的增长作出解释。
国际垂直专业化是指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不同的生产阶段，散布于多个国家(地区)进行，并以跨国界的垂直贸易链相互连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建立在此基础上贸易的快速发展，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高潮区别于。19世纪晚期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高潮的明显特征。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近年来在此领域涌现的大量研究文献，使标准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与内容得到拓展。
国际贸易理论从广义上讲包括国际贸易纯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从狭义上讲仅指纯理论。概括而言，国际贸易纯理论主要研究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贸易的起因，当然在解释贸易起因的同时亦会涉及到贸易的形态或模式，即对贸易流向、结构等的分析；二是贸易的经济影响，这其中又包含贸易利益与收入分配两个方面，前者考察贸易参加国总体国民福利的变化，后者分析贸易对一国内部不同部门与要素报酬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理论则研究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贸易政策工具及其效应等问题。本文论述国际垂直专业化对贸易理论的相关拓展，主要涉及狭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纯理论方面。
二、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生产环节跨国界垂直分布现象，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有学者注意到，balassa(1967)可能是最早发明“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这一名词的，而findlay(1978)也是较早使用这一术语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近年来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成为国际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值得注意的动向。学者们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一现象，并通过量化方法说明了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度量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与趋势的主要方法包括应用投人—产出表计算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比重或进口中间投入占总产出、总投入的比重，以及使用中间品贸易、加工贸易等国际贸易统计数据间接说明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情况。其中较好的方法是hummels等(2001)建立的vs(vertical specialization)指标，即计算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价值(vs值)及其占总出口的比重(vs比重)。hunnmels等(2001)计算了10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和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vs比重，并对整个世界的vs比重作了推算。如图1所示，他们的计算结果表明，近几十年来建立在垂直专业化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1990年他们考察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vs比重达到21.1%，与1970年相比增长了近30%，1995年达到22.2%，与1970年相比增长了近35%；1990年世界总体的vs比重为21.2%，较1970年增长了约33%，1995年则达到22.7%，较1970年增长了约43%。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进步、运输与通讯成本降低、贸易自由化等因素。技术进步使生产过程能够分割为不同的阶段，而运输与通讯的发展便利了生产环节分配到不同的国家。关税等贸易壁垒的削减则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及整个世界贸易的增长，因为垂直专业化涉及原材料、零部件、中间产品等多次跨越国界，当世界平均关税水平降低时，散布在垂直贸易链上的不同环节均能享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利益，使贸易对关税的反应弹性大大提高。并且，如果关税水平较高时不存在垂直专业化，而当关税下调到某个临界值以下时垂直专业化出现，关税削减就会产生较之临界值1；22：更大的贸易增长效果，这样贸易对关税削减的反应就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这正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与之后国际贸易对关税不同反应弹性的实际情况。
三、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的起因与模式
在解释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起因与模式的过程中，标准贸易理论主要在两方面得到了拓展：第一，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对象由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标准理论中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的划分，扩展为产品间分工与产品内分工的划分；第二，一些学者将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的概念纳入贸易模型，出现了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框架。
(一)从产品间分工到产品内分工
按照标准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起因的解释，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前提下，解释产业间贸易；另一部分是“新贸易理论”，建立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解释产业内贸易。但是，无论是产业间贸易理论还是产业内贸易理论，都暗含着一个前提假定，即作为分工和贸易对象的产品，其全部生产过程在某一国家或经济体内部进行。换言之，主流贸易理论以产品作为基本分工对象，而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假定为不可分割的。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国际分工对象从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多个生产环节，形成了一个价值增值链条，并在跨国界的不同区位进行分布。与此相适应，贸易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深入到产品内分工。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考虑的就不只是特定国家在什么样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是在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哪个或哪些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也同样，为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国际分工不只停留在产品层面，通过将具有不同有效规模的生产阶段加以分离并安排到不同的空间场合进行生产，同样可以达到节约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ishii和yi(1997)、卢锋(2004)等认为，与标准贸易理论对贸易起因的解释相类似，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仍然建立在比较优势或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只是这种比较优势或规模经济需要深入到工序层面来考察。
下面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例，说明国际垂直专业化如何使贸易理论的研究由产品间分工扩展到产品内分工。考虑一个2×2×2的要素禀赋理论模型，即两个国家——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与劳动相对丰裕的b国，两种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x与劳动密集型产品y，两种要素——资本(k)与劳动(l)。在图2中，aa′与bb′分别表示a、b两国两条等值的等成本线，aa′与bb′的斜率差异反映了两国要素价格的差异，a国劳动相对资本价格较高，b国劳动相对资本价格较低。通过aa′与bb′交点的射线os具有国际分工临界线的经济含义，生产扩张线斜率大于os斜率的产品，生产中资本投入密集度高于os线代表的资本投入密集度，应当由资本丰裕的a国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生产扩张线斜率小于os斜率的产品，生产中资本投入密集度低于os线代表的资本投入密集度，应当由劳动丰裕的b国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在不存在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对象是最终产品x、y，按照赫克歇尔—奥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rem)，a国将专业化生产并出口x，b国将专业化生产并出口y。图2中x0、y0分别为x、y两种产品的单位价值等产量线，显然，a国生产单位价值x产品的成本要低于b国，因为按照b国现行的要素价格，表示其生产单位价值x产品成本的等成本线一定位于bb′的上方；同样，b国生产单位价值y产品的成本低于a国。ox(通过x0与aa′的切点)与oy(通过y0与bb′的切点)分别为x与y的生产扩张线，位于国际分工临界线的两侧。
现在考虑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以x产品为例，假定x的生产可以分割为劳动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x1阶段与资本投入比较密集的x2阶段，两个阶段的要素投入比例分别由生产扩张线ox1、ox2表示。x产品的总要素密集度为x1、x2两个生产阶段要素密集度的加权平均，生产扩张线ox上单位价值x产品的实际生产点，可以利用对x1、x2两个生产阶段矢量加总的原理来确定。如图2所示，假定x1阶段的生产扩张线ox1位于国际分工临界线os以下，这就意味着劳动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x1阶段应该转移到b国进行生产，这种分工可以带来成本的节约。在这个例子中，国际分工与贸易仍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但是，分工的对象由不同的产品扩展到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
(二)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框架
除了从标准贸易理论出发解释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发生及其模式，还有一些学者将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贸易模型，将贸易与企业组织模式选择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国际垂直专业化研究领域一个新的重要分支。
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实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在一体化企业内部完成不同生产阶段的生产并进行企业内贸易；二是进行国际外包，而国际外包又包括通过契约从其他企业获得某种特定投入以及通过现货市场交易购买某种普通投入。”将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结合起来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应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产权、交易成本、激励系统、委托等有关企业边界的理论，对企业在外包与一体化之间的组织模式选择，或者对契约外包与普通外包之间的选择等问题作出解释，特别是分析企业选择契约外包而不是在一体化企业内部进行生产和贸易的理由。例如，按照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的边界依据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来确定，而企业内部的一体化生产有利于消除企业间通过契约进行交易的成本；但另一方面，建立在国际直接投资基础上的垂直一体化需要较高的固定投入，外包却可以带来生产成本的节约，因此企业必须在外包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和外包契约不完全性引致的交易成本之间作出权衡。
在探索不完全契约下国际外包发生条件的过程中，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将契约模型并人标准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特别是要素禀赋理论模型以及建立在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基础上的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与此同时，影响国际垂直专业化形式的多种因素被提出。例如，grossman和helpman(2005)指出了市场厚度的重要性，市场厚度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当市场越“厚”，即市场上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或供给者数量越多时，一个独立的最终产品生产企业越容易找到适当的特定投入生产企业，因而企业内部垂直一体化相对于外包交易成本较低的优势被减弱，企业间的交易更具吸引力。再如，antrs(2003)认为，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模式与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以及中间投入的要素密集度有关，并预测一个国家通过企业内贸易进口中间投入的比例是出口国资本-劳动比的增函数。又如，antrs和helpman(2004)指出，企业不同的产权结构和中间投入生产区位的选择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密切相关，并分析了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分布状况与行业间特性差异对企业组织模式的影响。
四、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的经济影响
有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大量文献，除了研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基础与动因，还分析了其经济效应。在贸易利益方面，与标准贸易模型相比，由于垂直专业化将国际分工的对象由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因而使贸易利益的范围扩大，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国家有可能达到更高的福利水平。而在收入分配方面，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在引入产品内分工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了一国内部资本与劳动之间、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报酬的相对变化，以及国家间要素价格差异的变动趋势，其结论较之标准贸易理论更为丰富，更具有不确定性。
(一)对总体国民福利的影响
与标准贸易理论相类似，在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中，一般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带来国民福利的提高。并且，如jones和kierzkowski(1998，2001b)等指出的，与不存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国际贸易模型相比，垂直专业化扩展了贸易利益的范围。国际分工的细化与程度的加深使得那些在某种产品特定环节生产上具有优势的国家也能从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获利，而且可能使原本就从最终产品贸易中获利的国家福利进一步提高。
以图2的情况为例，考虑资本丰裕的a国将x产品生产中劳动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xi阶段转移到b国进行的情况。图3反映了当国际分工由产品间扩展到产品内时a国的福利变化，其中两个坐标轴分别表示资本密集型产品x与劳动密集型产品y这两种最终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在不存在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a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为tt′，自由贸易下的国际比价为pw，a国在q点生产，在c点消费，相应的效用水平由无差异曲线u表示，a国出口x换取y。当a国将x生产中的x1阶段转移到b国时，如上文所述，这种分工符合比较利益原理，可以使x的生产成本下降，与此相适应，a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将外移为了tt″。假定国际比价不变，a国的生产点移到q′点，消费点移到c′点，x的产量上升，y的产量下降，a国达到了更高的无差异曲线u′，国民福利比不存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情况下提高了。
当然，国际垂直专业化扩大贸易利益是一种可能性，是一般性的结论。像在标准贸易理论模型中一样，即使在自由贸易下，贸易参加国的福利也有可能恶化。例如，deardorff(1998a)、jones和kierzkowski(2001b)等指出，如果在发生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后，与图3假设不同，国际比价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发生了变化，那么贸易参加国的贸易条件就存在恶化的可能，其国民福利也就有可能降低。
(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是较为明确的。根据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一国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贸易，一国国内出口品的价格上升，进口品的价格下降。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当商品相对价格上升时，该商品生产中密集使用要素的收入将提高，另一要素的报酬将下降，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将提高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与标准贸易模型不同，关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理论分析缺乏简单一致的结论。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受到了经济发达国家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普遍关注，因为经济发达国家将特定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转移到劳动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被认为会对经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特别是对非熟练劳动的收入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amdt(1997；1999)、jones和kierzkowski(200la，200lb)、kohler(2003)等的研究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具体结果可能依赖于国家的要素禀赋、产出模式、具体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情况以及本国在特定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度等因素。
仍以本文图2、图3的模型为例，amdt(1997)在类似的框架下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作了分析，指出工资与就业的变动取决于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国家与行业的性质。具体说，如果像图2、图3所示，资本丰裕的a国将出口部门(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x的部门)的劳动密集型阶段转移到劳动丰裕的b国，a国的工资水平会下降；但如果发生垂直专业化的不是a国的出口部门，而是其进口竞争部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y的部门)，a国的工资水平则会上升。”图4描述了后一种情况。假定进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是y产品部门，同样考虑其生产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劳动投入比较密集的y1阶段与资本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y2阶段。在不存在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a国出口x，进口y，国内要素比价为w／r，出口部门与进口竞争部门的生产扩张线分别为ox与oy。考虑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情况，a国将y生产中劳动投入较为密集的y1阶段转移到b国，国内y的生产只剩下y2阶段，在w／r的要素比价下y部门的生产扩张线变为oy2。仍然假定发生垂直专业化后商品比价不变，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使y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表现为单位价值等产量线了。内移为y′)，这将使y的产量提高，要素价格比也将随之调整。如图4所示，新的均衡要素比价为(w／r)′，相应的等成本线同时与x的单位价值等产量线x0与移动后的y的单位价值等产量线y′相切。显然，(w／r)，线比(w／r)线更陡峭，意味着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价格上升，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劳动的变化。当然，这会使两部门的资本-投入比例发生变化，两部门的生产扩张线分别变为ox′与oy2′。
如果将图4中纵轴的资本不仅理解为物质资本，而且也包括人力资本，横轴的劳动则可代表非熟练劳动，那么上述关于劳动与资本之间收入分配的分析，也可以推广到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之间。不同学者的研究同样表明，从理论上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对非熟练劳动收入的影响，结论是不确定的。
标准贸易理论在考察国际贸易对要素价格的影响时，还有一条重要的结论是在各国要素价格存在差异，并且生产要素不能通过国际间自由流动来实现最佳配置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可以替代要素流动间接实现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最佳配置，这就是所谓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在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中，学者们也探讨了垂直专业化能否促进各国要素价格趋同的问题，但结论与标准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相比仍然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jones和kierzkowski(2001b)认为结果依赖于国家间要素禀赋比例的差异程度，deardorff(1998b)则认为关键在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发生后不同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与生产分割前技术的对比。
五、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最明显和最常被引用的证据。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贸易的盛行，是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高潮的一个新的显著特征。当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多个环节并散布于不同国家(地区)进行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地区)之间越来越多地就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进行专业化分工，国际分工与交换由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并且，由于垂直专业化涉及原材料、零部件、中间产品等多次跨越国界，贸易壁垒削减的影响被放大，世界贸易量因此得到了迅速增长。
近年来，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这些研究的内容与标准国际贸易理论相似，主要集中在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发生的动因、模式，以及这一现象对国民福利、收入分配的影响等方面。但由于研究对象由产品间分工深入到产品内分工，因此标准贸易理论在研究范围、方法与结论等方面都得到了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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