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领域创建和应用，随后很快在相近行业抵押贷款业务中展开，形成一种独具吸引力的全新投资产品，并迅速席卷国际资本市场，被称为近三十年来国际金融领域最重大的创新之一。
一、我国商业银行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意义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将一系列用途、质量、偿还期限相同或相近，并可以产生大规模稳定现金流且将已经形成的信贷资产集合起来，经过一定的组合包装，以其为基础资产向投资者发行证券进行融资的过程。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
1.增强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分散贷款的非系统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银行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可以交易流通的证券，这就使得商业银行在不改变负债的情况下，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有效改善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协调了传统银行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之间的矛盾。通过资产证券化，银行则可以有效地分散资产组合，降低贷款的非系统性风险，同时也可以继续维持其原有的稳定的客户群。
2.有利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改善资本充足率。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标准，通过对贷款进行证券化可以降低资产风险度，改善资本充足率。开展低风险或无风险的中间业务，以最小的成本增强流动性和提高资本充足率，在有限的资本条件下实现收益与风险的匹配。
3.有利于增强盈利能力，改善商业银行收入结构。信贷资产证券化可将期限长、利润薄的贷款提前兑现，从而加快信贷资产周转速度，提高资产的收益率。另外，贷款银行在出售基础资产的同时还可以获得手续费、管理费等收入，也可以为其他银行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赚取收益，提高中间业务收入。
4.有利于化解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贷款率。虽然近几年通过努力，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国际水平，且不良贷款绝对额巨大，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隐患。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成批量、快速转换为可转让的资本市场产品，重新盘活部分资产的流动性，将银行资产潜在的风险转移、分散是化解不良资产的有效途径。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现状及信贷资产证券化面临的障碍
(一)信贷资产结构不合理，流动性差
我国商业银行的负债以短期存款为主，而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公路、电厂等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却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重逐年上升。银行资产(主要是信贷资产)长期化与负债短期化、贷款流动性降低与存款流动性增强两对矛盾并存，使银行“短借长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导致流动性风险不断加大。
(二)风险过度集中，不良资产比重高，运作效率低
由于创新工具的缺乏，商业银行只能被动持有中、长期信贷资产，现实或潜在风险不能及时、有效地分散、对冲和转移，风险更多的分置于银行体系中。众所周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较高，且不良贷款绝对额巨大。商业银行在处理不良资产时，只能在未来不定期的收回资金，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且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和精力。
(三)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盈利能力下降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资产的快速扩张，商业银行普遍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难题。商业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仍依靠传统的利差收入，中间业务收入比例很小，以及沉淀的巨额不良资产，导致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下降。
另外，我国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际经验，无论是金融环境还是法律、会计、税收环境都还十分欠缺，存在许多障碍，制约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突出表现为：资本市场规模小、结构不尽合理、产品单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信用评级制度不完善、缺乏规范的金融中介机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不足等等。
三、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行资产证券化需要提供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保障。我国政府应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市场准入和退出，各类参与主体行为规范、风险控制、监管主体、会计准则、税收制度等方面制订完善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修改、补充与完善，为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并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融资方式，它需要养老基金、商业银行、共同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提供稳定的资金。由于资产支撑证券的复杂性，个人投资者不能自觉地防范风险，也不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难以及时科学的调整投资策略。因此，在推行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时，要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为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提供大量、持续、稳定的长期资金。
(三)规范信用评级制度，培育具有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资产支撑证券的顺利发行，关键在于能否被投资者所认可，而信用评级机构所出具的资信评级结果往往能左右投资者的选择。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独立、客观、公正、透明的信用评级体系，培育一批国内具有权威性的、在国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另外，要加强国内评级机构与国际著名评级机构的合作，引进先进的信用评级技术和经验，从而提高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四)根据我国银行实际，选择适宜证券化的资产。国际资本市场的实践表明，并非所有的资产都适宜于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能在未来产生可预测的稳定的现金流；本息的偿还分摊于整个资产的存续期间，而且平均偿还期至少为一年；债务人应具有较好的资信，以保证资产支撑证券的未来现金流收益的稳定性；证券化的资产应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可使证券化所需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证券化资产的信息应具有一定的透明度。
(五)培养相关高素质人才。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资产评估、信用评级、发行、出售和管理工作，其中还涉及大量的法律、税收、会计等问题。因此，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推进需要大量既懂得法律、信用评级、会计、税收方面的知识，又掌握资产证券化专业知识，既有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又充分了解我国的金融市场情况、会计准则和财税制度的复合型人才。政府和各商业银行应加大对现有相关从业人员及未来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李曜.资产证券化——基本理论和案例分析[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12)
一是提高数据质量。数据质量是有效实施贸易信贷监管的基础。优化贸易信贷管理首先应该提高贸易信贷基础数据的采集。现行贸易信贷管理政策对贸易信贷数据的采集范围、企业未及时履行数据报告的责任等内容，制定了较为完整的措施，但在如何保证数据的完整及准确性方面还有所欠缺。应将建立、健全贸易信贷数据校验及评估制度作为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优化贸易信贷管理的重要内容。二是强化监测机制。贸易信贷监测是贸易信贷监管的核心内容，目前的监测机制还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监测指标体系与实际监管重点对接不够紧密；另一个是目前的贸易信贷监测制度只是整体货物贸易外汇监测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并非针对贸易信贷建立的专门的监测制度。因此，在强化贸易信贷监测机制方面，可以通过优化监测指标、完善监测流程两个方面实施。三是创新贸易信贷管理手段。当前，在我国资本项目仍实行部分管制、金融市场化程度及相关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的环境下，加强对中长期贸易信贷规模、期限的控制，必要时实施相应的行政干预措施，对完善贸易信贷监管、防范资金借道贸易信贷渠道跨境流动、保障国家金融稳定仍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在完善贸易信贷管理手段上，可以考虑对中长期贸易信贷实施严格规模控制，同时辅以必要的行政干预措施。
二、政策优化的可行性分析
提高数据质量管理的可行性分析。现行贸易信贷报告制度从制度框架、系统支持方面及日常业务管理上为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贸易信贷报告制度的建立，为外汇局加强数据质量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外汇局可依据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政策规定，开展相关工作以提升数据质量。新的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以及贸易信贷报告相关功能模块的应用，为外汇局开展数据质量管理提供了系统支持。现行日常管理模式的建立为外汇局实施有效的数据管理提供了机制保障。强化监测机制的可行性分析。现行贸易信贷报告制度从监测制度框架、系统支持及制度建设上为进一步强化非现场监测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后，外汇管理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测分析框架，将非现场监测分析视为货物贸易外汇管理的核心工作。这种非现场监测框架的建立，为外汇管理部门开展贸易信贷监测分析提供了机制保障。监测系统从基础数据、监测指标等方面为贸易信贷监测提供了技术支持，设置了贸易信贷从宏观到微观层面的监测体系。制度建设上，建立了综合分析工作制度、贸易信贷非现场监测指导意见、贸易外汇收支非现场监测实施指导意见等。创新管理手段的可行性分析。从管理效果、宏观环境、法律条件方面分析，对中长期贸易信贷规模进行管制、必要时辅以行政干预，在当前宏观环境等条件下暂不具可行性，但可将其作为应急预案措施，结合外汇管理改革进程及宏观环境变化，适时启用。调整贸易信贷报告方式和范围的可行性分析。通过对2012年8月至2013年7月全国预收预付及北京、大连、烟台、武汉、重庆、西安、内蒙古七省市延收延付义务性报告的实证检验，90%以上的企业年报告任务在100笔以内，只有个别企业年报告任务超过1000笔。综合考虑，调整报告方式、对大型企业采取总量报告模式暂不具备可行性。鉴此，可以考虑待提高数据质量的措施实施，且贸易信贷数据整体质量进一步完善后，再进行实证检验，然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再行确定该措施是否可行。通过对优化后贸易信贷管理措施的可行性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通过制度建设提升贸易信贷数据质量管理和丰富贸易信贷非现场监测体系是目前最切实可行的优化措施；二是对中长期贸易信贷实行规模管理虽然不存在法律障碍，然而在政府简政放权的改革背景下，目前不具备实施的外部条件，但可以将其纳入应急预案进行规划，从而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三是就调整贸易信贷报告方式和范围来说，由于调整所产生的收益和投入成本及风险不成正比，目前暂不具备可行性，可以在贸易信贷基础数据完善后，通过进一步实证检验后再行确定。
三、具体实施方案 主要采取分阶段、分步骤、分重点的方式有序推进和实施各项优化措施。短期内应以提升数据质量、完善指标体系、优化监测流程、加强应急管理为重点，进一步提升贸易信贷管理的有效性，为后续监管机制的优化奠定基础；中长期来看，应逐步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不断完善监测指标综合利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对微观主体的行为研究。
四、短期政策措施优化目标
以提升数据质量为重点，完善报告制度。总体思路是：通过建立数据质量管理平台，设立数据综合校验机制，建立数据质量敏感企业样本库和建立动态评估机制等方法，改进数据质量，最大限度地规避企业制度性因素以外的错报情况。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构建数据综合校验机制，包括通过宏观经济趋势指标、进出口/外债/银行收付汇等宏观数据进行宏观校验的机制，通过行业平均数值比对、企业历史数据比对、辅助统计信息准确申报校验以及不同系统间数据比对等方面进行中观校验的机制，以及通过财务指标逻辑印证、财务指标替代印证、财务指标延展印证、财务指标关联印证等方面进行微观校验的机制。二是建立数据质量敏感企业样本库。可选取现场核查中发现的下述类型企业，建立样本库进行跟踪分析，锁定报告行为特征，为后续实施差异化管理措施提供依据：（1）贸易信贷报告差错或漏报金额和比例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2）报告单笔金额和期限极值企业；（3）未通过检验的企业；（4）频繁调整、删除、修改报告的企业。三是建立贸易信贷数据动态评估机制。将数据校验机制与综合分析、非现场监测、现场核查相结合，一方面在宏观分析中判断贸易信贷趋势，借助敏感企业样本库及时采取主动干预措施，避免对跨境收支造成冲击；另一方面在微观主体监测过程中用于对单个主体报告业务的核实判断。在上述基础上，定期总结地区、行业、企业数据质量改善情况，形成对贸易信贷数据定量、定期、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机制。以完善监测指标为重点，提升监测效率。总体思路是：将综合分析模块已有的监测指标移植到针对具体微观企业的监测，以确保监管体系一致性；同时，在监测系统相关环节进行改造，增设相关指标。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在微观企业监测指标中增加债务类贸易信贷余额、债权类贸易信贷余额指标及比率指标；二是增加债权债务期限结构分析指标，增设中长期债务类贸易信贷余额、债权类贸易信贷余额及比率指标。本文采用抽样调查法，对新增指标的平稳性及可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如下：从全口径债权指标分布分析来看，微观主体债权余额具有分布稳定、金额集中等特征。大部分企业集中在小金额区间，随着金额的扩大，企业数量呈现急剧下降。从监管实际情况来看，理想期望值应为0，即企业不存在贸易信贷资金流出，而金额增加意味着资金流出规模扩大，因此适宜通过设定单边阈值进行监测，以体现“抓大放小”的管理原则。从微观主体的债权余额比率指标看，同样具有稳定、集中的分布。指标取值范围应为[0，+∞]，下限表示企业不存在贸易信贷资金流出，上限表示企业上期发生债权类贸易信贷，而当期既无资金或货物流出，也无债权类贸易信贷注销，贸易信贷债权余额保持稳定。从管理意义上来看，应重点关注比率持续扩大的情况，因为其意味着流出规模的不断增长。在具体操作层面可根据“抓大放小”的原则，搭配债权余额指标共同使用。从全口径债务指标分布分析来看,微观主体债务余额指标同样具有分布上的稳定性。
从管理意义上来看，理论上的期望值为0，表明企业债务类贸易信贷均在当期完成，而债务余额增长意味着微观主体通过贸易信贷渠道流入资金规模增长，因此可以通过设置单边阈值对企业大额贸易信贷流入进行监测。债务余额比率同样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其管理意义和使用也与债权余额比率存在较大的相似性。从中长期指标来看，微观企业的中长期债权余额分布管理期望值应为0，而金额相对集中则有利于日常监测和分析，通过设定单边阈值，能够有效识别异常企业。中长期债权余额比率的取值范围应为[0，1]，0值表明微观主体不存在中长期预付及延收，1值表示微观主体预付及延收全部为中长期。从管理目标来看，新的优化方案提出加强贸易信贷管理，因此管理期望值应为0。从实际测算结果来看，数据分布符合理论分析，剔除无贸易信贷业务的企业后，从各区间企业分布来看，82.7%的企业不存在中长期预付及延收贸易信贷，剩余企业中主要集中在[0.9，1）及10%以内两个区间。根据期望值及分布，相关指标适合设置单边阈值。从中长期债务指标分布来看，样本地区98.4%的企业该项指标为0，略低于中长期债权指标测算结果；剔除0值企业后，中长期债务指标分布与中长期债权指标类似，同样呈现U型分布，同时具有时间及空间上的稳定性。中长期债务余额比率分布分析显示，样本地区73.1%的企业中长期债务余额比率为0，剩余企业中主要集中在90%至100%区间内。而在指标内涵及管理意义上，中长期债务余额比率与中长期债权余额比例较为相似，可通过设置单边阈值对异常企业进行筛选。通过对新增指标统计规律性的分析，初步验证了指标在实践中的可行性：一是各新增指标均具有统计上的规律性，且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相对稳定；数据集中度相对较好，多呈现U型和L型分布，在实践中通过设置单边阈值，能够实现“抓大放小”，有利于日常监测和分析。二是不同地区差异性显著，因此在指标设置上应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特定经济环境的变化，避免企业筛选数量出现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以优化监测流程为重点，提升监测效果。总体思路是：改变过去单纯核查贸易信贷真实性的逐笔监管模式，通过将贸易信贷监测核查与贸易收支形势紧密结合，提升监测核查对防范异常资金跨境流动的效果。具体优化后的贸易信贷监测核查流程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选择贸易信贷重点监管方向。若分析显示外汇收支未呈现明显的流出入时，对贸易信贷的管理以日常监管为主；若分析显示外汇收支流出入情况较严重时，则根据收支流出入方向，选择贸易信贷重点监管方向。二是选择贸易信贷监管重点企业。将贸易信贷重点监测方向由中观层面落实到具体微观企业。通过对地区、行业等中观层面的监测分析，寻找贸易信贷监管重点企业。三是对重点监测企业实施分类，结合现有分类措施对贸易信贷规模实施管理，以实现对外汇收支形势的调控。在监测分析的对象上，可根据行业的特点实行差异化监管。以加强应急管理为重点，完善风险防范。总体思路是：以建立贸易信贷应急管理机制作为现行管理体系的补充，以有效应对突发性外汇收支波动，防范管理风险。具体而言，应急管理启动的条件基础是贸易信贷收支流动和存量是否处于“宏观容忍度”以内。而容忍度的判断标准，应依据贸易信贷宏观风险监测指标体系下各项指标的测算结果临界值而定。可将贸易信贷应急预案的启动实施与跨境资金流动应急预案相结合，即根据总体收支的变动情况，判断贸易信贷业务相应的风险区间，进而确定应急管理措施实施的力度。根据措施实施难易程度，应急管理措施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窗口指导措施，指由监管部门约请被监管对象（包括金融机构和敏感性企业）宣传当前政策意图和管理目标要求，并提出具体化改进意见，引导市场主体顺应外汇管理目标，合理控制其贸易信贷规模。二是规模型管理手段。主要是考虑在一定期限内对企业贸易信贷规模、比例或期限进行总量限制，以推动主体将贸易信贷流入或流出控制在合理水平。三是审批型管理措施。四是市场化调节手段。根据贸易信贷对利率、汇率反应灵敏的特点，运用资金价格、成本等市场化工具，主动对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贸易信贷（贸易融资）行为进行利益引导或预期引导。实际操作中，各项应急措施均可能存在利弊。对此，应着重把握其管理目标实现的时限要求和效果要求。
五、中长期政策措施优化目标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行计量分析，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有关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的巨大进展，集中体现在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进程上。由于银行业在欧盟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在这两个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目前国内外有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缺少经验检验。本文运用经济计量分析的协整检验方法，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 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 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标志是1986年欧共体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的提出。在这份法案中，欧共体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在这个市场内，实现产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在《单一欧洲法案》框架下，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点，而且随着德洛尔报告的和《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又成为推动欧洲向经济货币联盟迈进的关键动力。 《单一欧洲法案》只是明确了欧共体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方向性目标，具体的政策表现为欧共体理事会的指导性意见”。 早在1977年，欧共体委员会就了《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其核心条款是允许外国银行在符合东道国法规的前提下设立分支机构。它事实上打开了成员国银行在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大门，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义。但是，由于各国的立法差异并没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的跨国银行活动。真正标志着欧洲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走向单一市场的是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的《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Directive 89／646／EEC)，经过修订，1993年各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法律加以正式实施。这份立法涉及欧洲银行业金融服务和跨国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监管规则下的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根据这两项原则，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要在本国获得了营业许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员国开设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纳国的许可，其业务也只受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督，而不受东道国的监督和管制。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对银行业跨国经营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银行不再需要为了申请在国外开立分支机构的资格而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其经营活动也只由本国的监管机构监督，这样就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由于监管规则不同造成的麻烦。另外，这两项原则也为欧盟各国提供了一个监管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降低对欧盟各国之间进行协调的成本，并减少欧盟各国的监管负担，同时也限制了潜在的各国监管者的偏见。1986—1992年间，欧共体理事会还制定了8个附加的指导意见，分别对银行业监管、资本金要求、偿债能力标准、洗钱活动、信贷风险、年报的要求和银行并购重组各个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 欧共体理事会的这些指导意见系统地阐述了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员国将这些要求转化成本国的具体立法加以落实。因此，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不仅依赖于各项指导意见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员国的具体实施状况密切相关。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单一市场指导意见在各成员国的实施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间，已经被成员国采用的指导意见占全部指导意见的百分比已经从58％上升到89％。对于《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截至1994年4月，12个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中有11个已经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进行了国内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总体而言，在欧共体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之后，欧盟银行信贷市 场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一体化比市场的实际一体化先行一步。 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经验检验 (一)假设和数据 首先，经验检验主要是针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同时也涉及货币市场，因为银行信贷市场利率是以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基础的，银行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很密切。 其次，检验的指标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作为衡量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指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完全一体化的市场应该遵循单一价格原则，换言之，就是在完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所有相同金融资产都具有相同的价格。由此，利率可以作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衡量标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风险的不同，文化对银行与客户关系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条件不同，以及各国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性行为不同，一体化的银行信贷市场内利率并不一定都实现均等化。因此，我们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不是以严格的价格均等化作为标准，而是使用协整的概念。协整分析认为，随着银行信贷市场日益一体化，区域内银行的定价行为将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一体化地区内成员国的利率将表现出趋同的关系。而从具体分析的角度说，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内，利率(非稳定时间序列)在短期内可以分离变动，但是在长期，市场力量将迫使它们恢复到一个均衡的关系。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这是出于下面几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一，在金融市场上，名义利率能够比实际利率更好地反映国际套利过程。借款者用以进行比较、评判的是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相应地，那些不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跨国业务活动的银行一般也只是对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感兴趣。上述两者构成了国际套利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在国际套利过程中名义利率比实际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实际利率进行衡量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方面，实际利率以各国的货币分别表示，其差异无法比较，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跨国实际利率进行比较，因此对于单个投资者或借款者来说，实际利率差异并不能够提供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实际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买力平价，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在长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偏离，也就是说各国平均实际利率在长期是基本相等的。这样，使用实际利率进行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检验具有潜在的误导性——无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是否发生，实际利率本身的差异就很小。因此，我们选择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作为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指标。 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欧洲联盟的六个核心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欧盟GDP总额的80％以上，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欧洲联盟的总体。同时，为了比较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我们把分析扩展到美国和日本。 我们将使用从1985年开始的月度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协整检验。对于银行贷款利率，选用各国的基准利率表示；为了计算利差，选用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存款利率的近似表示。银行贷款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数据都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中得到，两者都从1985年1月开始。利差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贷款利率减去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绝对利差；二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相对利差。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1．协整检验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如果两个时间序列yt、Xt各自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序列，而且两个序列的某个线性组合是平稳的或I(0)，那么称时间序列Yt、Xt是协整的，或者说两者具有协整性。协整意味着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某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总是伴随着另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两者不会分离太远。 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协整检验基本上是遵循恩格尔和格兰杰(Engle and Granger，1987)建立起来的方法，按两个步骤展开。首先，证明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然后，估计协整向量。 协整检验的条件是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定义为I(1)。为了确定贷款利率时间序列和利差序列是I(1)，我们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为此，我们要构建关于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的回归方程，然后分别进行t检验和F检验。两个回归方程都包括一个紧跟在利率的滞后差分项之后的趋势变量： 零假设表示时间序列服从随机游走，即非平稳。对于t检验，零假设是Ho：b＝0；对于F检验，零假设是H0：b＝d＝0。如果计算出的‘统计量或F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那么我们不能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 一旦确定了贷款利率和利差的时间序列是I(1)序列，我们就可以从杜宾一沃森(Durbin-Watson，DW)统计量开始进行协整检验。杜宾一沃森统计量从协整回归中得到，协整回归使用单个国家的利率或利差yt作为因变量，欧洲联盟其余国家的平均利率和平均利差作为自变量xt： 当由方程(3)的回归中计算出DW值比临界值大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存在协整性。正如恩格尔和格兰杰指出的，杜宾一沃森检验只是作为证明存在协整性的一个近似指标，它需要更详细精确的其他检验加以补充，有代表性的是迪基一富勒(Dickey—Fuller，DF)检验和增广迪基一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检验。迪基一富勒检验基于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构建模型： 这里，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表明了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协整性。具体地说，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说明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另外，根据以下的回归方程可以进行增广迪基一富勒(ADF)检验： 这里，按照绝对值进行比较，当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即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具有协整性。 2．存在结构性突变的协整检验 凯普雷(Caporale et al．，1996)认为，对于趋同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序列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协整是一个强有力的检验，但是对趋同过程中的时间序列变量则不然，也就是说，在趋同发生的时期内，时间序列变量经常表现出非协整性。换言之，非协整性能够反映时间序列变量的一种趋同进程，这一结论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是时间序列存在结构性突变，这种结构性因素常常是由外部作用引起的，而不是时间序列本身变化规律的结果。如果欧洲联盟促进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主要是《单一市场法案》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有效，那么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差异应该存在下降趋势，或者说利率的时间序列显示出结构性突变，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贷款利率出现趋同。根据上述观点，如果存在结构性突变，那么样本将要划分为突变前和突变后两个时期，然后分别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协整检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的协整检验，缺少协整性正好意味着存在趋同进程。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通过影响银行定价行为和竞争状况，从而对金融市场结构形成冲击，贷款利率就可能显示出结构性突变。因此，我们要对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协整检验。《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于1989年通过，到1993年9月欧盟各个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具体法律加以落实，因此大致可以认为结构性突变发生在1990—1993年9月这段时期内。如果考虑90年代初期金融市场也经受多方面严峻的外部突发性冲击，如两德统一、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等，将突变性时期确定在1990—1993年这段时期内是恰当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 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不同的子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85年1月到1990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和措施没有实际实施的阶段，可称为前一体化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93年9月到1997年12月，代表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有关政策措施开始实施后的阶段，可称为后一体化时期。1990年12月到1993年9月之间的这段时期被排除在外，以充分保证两个子时期相互独立，同时也力求减少90年代初外部冲击对欧盟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对上一部分的检验程序加以修正，具体按如下步骤进行：第一步，对从1985年1月到1997年12月的整个样本期，根据方程(3)进行协整回归，得出DW、DF、ADF的各个值。但是，在存在结构性突变的条件下，这些检验的实际意义有所减弱。第二步，进行结构性突变条件下的协整检验，把整个样本期分为两个子样本，然后分别应用方程(5)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协整检验。 (三)模型检验结果 1．贷款利率和利差的趋势：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说明欧洲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我们将对欧洲联盟六个核心成员国以及日本、美国的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整个样本期内，欧盟各成员国的货币市场平均利率水平存在不小的差异，最低的是德国(5．89％)，最高的是意大利(11．66％)；各成员国的贷款利率也并不相等，最低的是德国和荷兰，它们的平均贷款利率大约是8．2％，意大利则高达12．86％。 如果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能够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假定成立，那么我们将发现各成员国的名义利率会减少到一体化之前利率最低的国家的利率水平。统计数据表明，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欧洲特有的，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利率也表现出同样的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利率的下降更可能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而不是由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政策的独特后果。另外，在后一体化时期，各国的利率看起来更加接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利率普遍下降而导致利率之间的差距变小。而且，统计数据也不能够说明利率实现了均等化，毕竟在意大利和荷兰两个国家之间，货币市场利率的差距达到4．97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利率的差距也有4．28个百分点。 对利差的分析表明，除了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外的所有国家，与前一体化时期相比，后一体化时期的绝对利差普遍减少。但是这本身不足以说明欧盟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因为利差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各国名义利率的下降。而且，对相对利差的分析表明，在这一时期内利差实际上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在前一体化时期，相对利差的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64的高点到英国的1．10低点；而在后一体化时期，这一变化范围是从比利时的1.87到意大利的1．15。利率的降低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释这种变化。银行贷款利率可以表示为货币市场利率加上一个附加额，而相对利差又可定义为银行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因此，当货币市场利率下降时，相对利差将会增加。但是，统计数据表明，在后一体化时期，除了比利时以外的所有其他被分析的欧盟成员国的相对利差都更加紧密地朝德国的利差水平靠拢。总体而言，描述性统计量并不能有力地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只是在较小程度上指出了不同国家利差更加接近。 2．利率和利差的单位根检验 首先，我们给出协整检验第一步的结果，也就是确定待检验的时间序列是否是一阶单整的，即时间序列是否I(1)序列。为此，我们分别对利率时间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对所有的利率(包括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我们都不能够拒绝有单位根的零假设，也就是说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地，我们能够拒绝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的零假设，也就是说，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是I(0)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利率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我 们可以对利率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同样地，利差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也表明，绝大部分国家的利差时间序列都是I(1)序列，而仅有几个国家(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检验值表明利差序列是I(0)序列。这里的利差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而得到的相对利差。 3．银行信贷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协整检验 (1)利率的协整分析 经过经验分析发现，除了法国、比利时，欧盟其他国家的货币市场利率普遍表现出缺少协整性。在现实情况下，对欧盟货币市场利率起基准作用的并不是欧盟的平均货币市场利率，而是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因此，我们对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1。 说明：(1)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序列相对于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序列进行回归。(2)DW给出了的德宾一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的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3)DF给出了简单DF回归的φ的统计量，其相应的100个观测值的临界值是：4．07(1％)，3．37(5％)，3．03(10％)。根据绝对值比较，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非协整的零假设，表明存在协整性。(4)*数据代表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市场利率和比利时、荷兰、英国三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在两个子时期都是协整的，在前一体化时期协整性表现得更加强烈。法国和意大利有更低的检验统计量，表明它们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非协整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后一体化时期的检验统计量的值都比前一体化时期更低，也就是说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显得更加微弱，这一结果符合凯普勒(Caporale，et al．，1996)的观点，即趋同进程中，能够检验到的协整性会减少，换言之，缺少协整性可以被解释为趋同进程的结果。总体而言，欧盟各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德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表现出较明显的协整性和趋同现象。 货币市场利率通过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从而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转换成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协整性，但是这种转换关系并不是很明确。从表1中可以看出，就比利时而言，在前一体化时期其货币市场利率是协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也是协整的；但是对荷兰而言，货币市场利率的协整性并没有导致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即货币市场利率的趋同是银行贷款利率之间出现协整性的必要但绝不是充分的条件。 (2)利差的协整分析 这一部分我们进行利差的协整分析。利差的协整性反映了能够将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确立一种长期均衡关系的套利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于货币市场一体化，银行零售定价行为的趋同，以及信贷市场的套利过程，我们不追究这种套利过程背后的驱动力量，因为协整分析考虑的仅仅是长期均衡化的进程是否存在。 说明：(1)欧盟各国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进行回归，对每一国的检验，欧盟平均利差中都已排除了该国的利差；美国和日本的利差相对于欧盟平均利差(包括所有的欧盟6国)进行回归。(2)DW给出了德宾—沃森统计量的检验值，100个观测值相应的临界值是：0．511(1％)，0．386(5％)，0．322(10％)。当DW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零假设，意味着存在协整性。(3)ADF(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括号中的k给出了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滞后项数，因此k＝0代表简单的迪基—富勒回归。100个观测值的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4．07(1％)，3．37(5％)，3．03(10％)，100个观测值的增广迪基-富勒回归的相应临界值为：3．77(1％)，3．17(5％)，2．84(10％)。(4)表中*数据代表不存在协整性的结果。 表2给 出了整个样本期的利差协整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欧盟各国的利差序列较为普遍地表现出明显的协整性。但是，将样本分为前一体化时期和后一体化时期之后，检验结果会表现出许多结构性变化。一般地，在第一个子时期，检验结果总体上表明存在协整性，惟一的例外是法国，只是部分地表现出协整性。在后一体化时期，我们发现协整性减弱。根据ADF统计量，在后一体化时期中能够确定存在协整性的只有英国。 4．地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和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 最后，我们从地区对比的角度分析协整检验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将欧盟6国作为一个整体，对比美国和日本研究其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目的是明确目前的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欧盟地区一体化政策的结果，或者只是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一个结果。而根据前面部分的协整检验的结果(表1、2)，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货币市场利率还是贷款利率，欧盟和美国、日本都不存在协整性，利差也是如此。这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是地区性现象，也就是说，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主要是欧盟政策推动的结果。上述结果的一个隐含结论是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水平远远超过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水平，从全球的角度看这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歧视性福利损失：由于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客户可能会偏向于选择一体化区域内的欧洲银行，而不选择成本最小、价格较低的区域外银行。为了减少或避免这种损失，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应加速发展，并最终赶上地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WTO框架下金融服务贸易多边协议的达成为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三、简要结论 根据上文的协整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简要结论：第一，欧盟各国货币市场利率表现出较好的协整性，说明欧盟货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高；第二，欧盟各国银行贷款利率的协整性较差，说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存在较明显的市场分割；第三，无论是货币市场利率、银行贷款利率，还是利差，后一体化时期的协整性都明显弱于前一体化时期的协整性，根据凯普勒的有关观点，这意味着后一体化时期存在着利率的趋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第四，根据地区间的对比检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地区性现象，而不是全球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多元化投资；相关性；企业核心竞争力
1多元化投资战略应用现状
风险与收益的选择是多元化投资的核心问题。马克维茨投资组合理论认为，若干种证券组成的投资组合，其收益是这些证券收益的加权平均数，但是其风险不是这些证券风险的加权平均风险，投资组合能降低风险。表面上这只是“证券”投资理论。但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证券看成是资产的代名词，它就可以是任何产生现金流的东西，例如一项生产性实物资产或者是一个企业。这样看来，如果上面的论断是成立的话，多元化投资战略便是一个理想的战略，但实践中真的如此么？
IBM从一家大型机等计算机硬件厂商成功转型为集硬件、软件、服务三架马车于一体的IT霸主有力的佐证了“多元化投资战略”的有效性。但是，实达集团兵败PC，联想集团在互联网领域大撤退，却又从反面对“多元化投资战略”的有效性提出了置疑。
实践的矛盾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将马克维茨投资理论中的“证券”简单的替换成任意的“资产”。但是中国的许多企业却并不这么认为，“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句话，成为他们多元化经营的最好理由。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多元化投资战略做一下分析，好让中国企业看清，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需要普遍多元化的地步，多元化是不是真的可以分散风险呢？
2多元化投资的特点及分析
企业多元化战略是指企业不只生产或提供某种类的产品或服务。一般而言，只要一个企业的经营领域能够覆盖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不同质的产品和市场，即可视为多元化经营企业。与多元化经营相对的概念是专业化经营。关于专业化与多元化经营的讨论已旷日持久，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分别对他们的利弊进行分析。
2.1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利弊分析
(1)多元化的优点。
多元化可以分散风险。正如产品发展周期所分析的那样:每一产业都有一个由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到衰退期的生命周期。如果企业过于依赖某单一产品，企业就要面对较高的经营风险，实现多元化经营，可以使企业及时的转向，取得一定程度的风险互补。
同时，多元化可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多元化发展往往是通过一系列的兼并、重组、联合方式展开的，它能够使企业在某一行业发展的初期，就占得先机，获得超额利润。
(2)多元化的缺点。
若企业盲目搞不相关多元化，则可能丧失规模经济和核心竞争力，非但起不到风险分散化的作用，反而会增大风险。这也是证券投资分散化选择与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选择的最大的不同。
此外，过多的多元化经营，使企业的决策者进入一个陌生的新领域，隔行如隔山，由于对新产业不熟悉，在业务方向的把握上，在危机事件的处理上常常难以达到准确。
2.2专业化经营战略的利弊分析
(1)专业化的优点。
专业化，企业可以集中资源，心无旁鹜地专注于单一业务，资源的集中意味着企业在特定的市场上优势的集中，有利于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强化、持续发展核心竞争力是任何一个企业孜孜以求的。而要想实现这一点，就必须集中有限的火力，专攻一点，使规模效应发挥的淋漓尽致。
显然，专业化企业易于管理。由于企业的各个相关部分相互联系，用户相对集中。
(2)专业化的缺点。
企业风险大，一旦该行业出现动荡，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特定产业与市场的容量有限，本行业的发展若已经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则发展前景会受阻，企业的发展也将随之陷入不良的境地。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多元化与专业化各有利弊。但是同样搞多元化，为什么有的企业增加了股东财富，而有的却摧毁了股东的价值呢？事实上，企业多元化投资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很多。尤其是，任何一个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失败，而成功却需要具备多种条件。
任何一种原因都可能导致多元化投资失败，并不是说多元化投资无章可循。如果我们找到我国企业多元化的盲点，抓住多元化投资成败的关键，选择好多元化投资的模式和程度，我们还是可以寻找到一些多元化投资成败的规律。
3中国企业多元化投资的特点
总的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比较低的，各个产业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在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我们的经营者普遍存在着的浮躁心理。不少企业，在不具备多元化投资实力的情况下，就昂首挺胸地进入了，结果是企业力不从心，刚刚并购后就重新剥离资产。可见很多的企业本身只是一个鸡蛋，如果要硬分的话，只能是将仅有的一个鸡蛋打破。
目光短浅也是我们企业常犯的一个毛病。这些企业把多元化看称是一种新潮流，认为只有搞多元化，企业才能做大作强。这种单一的价值取向，把我们的企业的发展方向锁定在狭窄的发展道路上，限制了企业的成长途径的选择。其实，企业发展的途径很多，比如企业内部的有价值的创新，健全的内部管理控制等等。
正是由于以上浮躁和狭隘心理的存在，我国许多企业在走多元化之路的过程中，陷入了一个怪圈。
4多元化投资成败的关键
既然多元化战略本身并无优劣之分。那其成败的关键在于什么呢？笼统地说，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及所具备的内部条件是否符合多元化经营的要求决定着多元化对企业是“馅饼”还是“陷阱”。那么，影响多元化经营成败的具体因素有哪些呢？
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是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方面。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企业经营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只有选择了适当的产品方向以及相应的良好竞争的环境，企业的多元化成功才可能变得顺理成章。
抛开多元化投资的外壳，就多元化战略本身，成败的关键往往在于多元化的相关性。而相关性又可以分有形关联和无形关联。有形关联是建立在共同的市场、渠道、生产、技术、采购、信息、人才等方面，相关业务之间的价值活动能够共享。无形关联则指建立在管理、品牌、商誉等方面的共享。实践表明，当企业将多元化经营建立有形关联时，其多元化的成功机会较大些。有形关联之所以成功，主要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可以扩展到新领域，实现资源转移和共享。因此，企业多元化经营应以新的行业或产品能否使自己充分发挥并增强优势为标准。同时，无形关联也不能忽视。有的专家甚至说：多元化胜在管理，其成功重要的一点，在于找到适合管理新的业务领域的管理团队。
无论企业的战略如何，都必须涉及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国外成功的企业，大多数只投资一个行业，在这行业里逐步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再以此为基础逐步考虑多元化经营。稳定而具有相当竞争优势的主营业务，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源泉和生存基础。所以，企业在经营领域的选择上，应首先确定自己的主营业务，再以此为基础，考虑多元化经营。科学的多元化思路是在突出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重点发展2-3个具有一定规模和相当实力的项目，形成对主业的强大支持，主业与多元化经营协调发展才是正确的发展思路。
5我国企业多元化投资的方向
在中国的现阶段，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相关多元化是优于非相关多元化的，这一结论得到了我国学者实证研究的印证。比如，张卫国、袁芳、陈宇(2002)选取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72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实施相关多元化战略企业的经济绩效普遍好于实施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企业；雷良海(2003)选取44家上市集团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其多元化经营与偿债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相关多元化程度高的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比非相关多元化程度高的企业强，实施高度多元化经营企业集团的负债水平要显著高于实施相关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
同时，我国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并不是无限度的。国外有谚“伟大变为可笑只有一步”，“比人多跑一步的人是圣人，比人多跑两步的是疯子”；国内有谚“欲速则小达”，“贪多嚼不烂”——这些都是在讲“度”的。麦肯锡两位资深顾问NELLW.C.HARPER和SPATRICKVIGUERI在一次实证研究中，选取了标准普尔成分股的412家公司，并且根据业务收入来源，将他们划分为三组：专业化（单一业务部门的营收≥总收入的67％）；适度多元化（两个业务部门的营收相加≥67％）；多元化（任何两部门收入之和<67％）。基于这些公司1980－2000年度的财务报告，他们发现，适度多元化公司以13％领先于其他两类企业。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发现，这些企业的“三年平均业绩”，适度多元化的企业有4／5的时间超过其他两类企业。所以，在我国，正处于多元化以及过分专业化的企业，都可以尝试从适度多元化的战略中受益。
6结语
投资活动是企业财务活动的核心，本文从企业的角度对投资结构的多元化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同时分析了中国多元化投资的盲目性，并提出投资项目的相关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多元化程度的把握是企业多元化经营成败的关键。
当然，本文存在一些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侧重于理论上的阐述，并没有进行充分的经验验证。因此，笔者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应该通过实地研究的方法和案例研究的方法对本文的结论在中国的环境下的适用性进行验证。
参考文献
［1］威廉F.夏普〔美〕著，胡坚译.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M］.大连：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关键词】盈余管理；市场化程度；担保贷款
【作者简介】郑微，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81；吴育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2-0160-06
一、引言
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债权人了解公司情况的重要途径，对债权人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盈余管理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债权人若无法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则可能作出错误的贷款决策。造成损失。由于目前我国企业债务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而银行在贷款合约中要求企业提供担保的现象非常普遍，我国上市公司担保贷款的比例达到70%。因此，本文将从担保贷款决策的角度研究银行能否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而调整贷款决策。
市场化的发展一方面能够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另一方面也能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外，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银行受政府的干预较少而独立性较高，从而有助于银行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由此，市场化发展对银行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有重要影响。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作为债权人代表的银行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能力。本文通过检验2007-2009年的担保贷款数据，发现盈余管理程度不同的企业，其会计盈余对担保贷款比例的负向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银行没有有效地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而对其会计盈余给予不同评估。但是在进一步考虑地区市场化程度后，本文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企业，其会计盈余对贷款担保比例的负向影响越小，表明银行能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会提高会计盈余质量低的企业的担保贷款比例。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企业披露的财务信息是债权人了解公司情况的重要途径，债权人以此为依据进行贷款决策。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会通过契约等形式来确定债权债务关系。一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债权人会在债务契约中以条款形式设置限制条件，而这些限制条件一般以会计信息的形式出现，以保障其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这说明，债权人会关注企业的会计信息，并以此作为决策依据。已有研究结果表明，财务状况越好的企业，其融资成本越低。即企业的会计信息会影响债权人（银行）的贷款决策。孙铮、李增泉、王景斌（2006）发现在银行决定是否发放贷款时，会计信息起到重要作用，两者显著相关。饶艳超、胡奕明（2005）翻调查了会计信息在银行信贷中的使用情况，发现银行对绝大多数会计信息都比较重视，而且59.5%的银行信贷人员认为会计信息能够满足贷款分析需要。
上述研究结论是建立在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基础之上的，但上市公司存在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现象，从而降低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Defond和Jiambalvo（1994）发现，当公司违约或即将违约时，管理者会进行盈余管理，以避免违约带来的损失。不管企业出于何种动机，盈余管理的最终结果都降低了会计盈余质量。债权人在进行贷款决策的时候如果不能有效地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对会计盈余质量进行判断，就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决策，造成损失。
那么，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能否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呢？国外的相关研究一般认为，银行能够有效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并提高盈余质量差的企业的融资成本。研究发现，企业盈余质量越低，其债务成本越高，包括较高的贷款利率，较严格的贷款期限，以及更有可能需要提供担保（Francis等，2005，Fharath等，2008）。因此，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影响银行的贷款决策。但是，国外市场及制度环境与我国不甚相同，其结论不具有可靠的借鉴作用。国内的相关研究则出现不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研究结果表明，银行没有有效地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林毅夫和李志贇（2004）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施加影响，银行难以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实行有效的监督。陆正飞等（2008）研究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与新增长期借款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盈余企业的管理程度与本年新增长期借款的并无显著关系，即银行并未有效区分企业的会计盈余质量。而于富生和张敏（2007）认为，银行可以识别企业的会计盈余质量。他们发现，企业信用等级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显著相关。另外，数年前国内银行就开始尝试建立信贷数据库和信用评级统计模型，经历若干年发展的国内银行是否可以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尚待检验。
一般认为，银行通过严格的信用审核程序，能有效地识别企业的资信等级。但在我国，一方面银行业经营效率较低，大约为63%，而美国银行的平均效率大约是80%（姚树洁、冯根福、姜春霞，2004）。银行在进行信贷决策时没能深入调查和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导致其无法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另一方面，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府的干预使得银行的信贷决策失去了独立性。袁淳、荆新、廖冠民（2010）发现，我国国有公司存在信贷优惠，且主要源于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干预。基于分析，很难判断我国银行是否能有效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本文提出两个对立的研究假设：
假设1a：银行无法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不同质量的会计盈余对贷款担保比例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假设1b：银行能够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企业，其会计盈余对贷款担保比例的负向影响越小。
在市场化条件下，银行通过企业的财务报表等信息判断企业的财务状况，从而作出合理的信贷决策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然而，银行贷款决策会受到许多外生性因素的干扰。一方面，作为独立经济实体，银行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另一方面，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标，会直接或间接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而后者，无疑会严重影响到银行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沈红波、廖冠民、曹军（2011）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担保融资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民营公司的担保贷款比例越低，而国有公司的担保贷款比例越高。这表明市场化发展能抑制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干扰，并且市场化发展对银行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判断其会计盈余质量有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银行独立性较高。受政府的干预较少，在进行信贷决策时可以更多地考虑自身经济利益和经济目标；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银行的信贷决策则较多地受政府干预等外生性因素的影响，失去其独立性。另外，市场化发展一方面能够提高企业的会计盈余质量，另一方面也能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助于银行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当企业处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时，盈余管理减弱会计盈余对贷款担保比例的负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研究2007-2009年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对贷款担保的影响。上市公司担保数据、财务报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产权性质、股权结构、所属行业及地区数据来自色诺芬CCER数据库，地区人均GDP数据来自国研网宏观经济数据库，地区市场化指数数据则来源于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0）。
本文的初始样本为2007～2009年中国沪、深两市的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次按如下标准删除不符合要求的观测：（1）最终控制人性质为非国企和民营或者缺失；（2）财务报表信息或缺少重要变量数据缺失；（3）银行贷款或担保贷款信息缺失；（4）因数据缺乏而无法用Jones模型计算公司盈余管理程度；（5）因缺乏历史4年数据而无法度量经营风险。最终样本包含3148个公司年。
（二）关键变量度量
1.担保贷款比例。本文将考察银行发放担保贷款的贷款决策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一般地，担保贷款分为保证、抵押和质押三种形式。担保对银行而言可以降低其信贷风险，而对借款企业而言则会限制其担保物的使用，变相提高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本文分别从全部贷款和短期贷款中的担保贷款比例两个方面来度量银行发放贷款时所要求的担保水平。本文在计算各比例时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当作长期债务处理。
2.盈余管理程度。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采用修正后的Jones模型（Dechow et al.，1995）来衡量企业盈余管理程度。
3.市场化程度。本文引入市场化指数变量以考察市场发展水平对银行贷款决策的影响，并记作Market。该指标的数据来自于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一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由于只能查到该指数到2007年的数据，考虑到各年度之间的制度环境变化不大。2008、2009年的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以2007年的相应数据替代。
（三）计量模型
根据理论分析，本文以公司的担保贷款比例为因变量，检验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对担保贷款比例的影响。胡奕明、谢诗蕾（2005）、陆正飞等（2008）、沈红波等（2010）等文献研究发现，盈利能力、公司规模、财务杠杆、销售增长、经营风险、资产流动性、股权结构和地区因素对债务融资存在重要影响，本文都予以控制。由此，本文构建如下线性回归模型：
因变量为度量贷款担保水平的变量担保贷款比例Secure。本文分别从全部担保贷款比例Se-cure_all、短期担保贷款比例Secure_short两个方面进行度量。
为了检验假设1a和假设1b，本文首先进行全部样本回归，引入EM与ROA的交互项，根据理论分析，其预期系数符号难以确定。根据假设2，在样本中以市场化水平中位数为界进行高低分组，分别进行回归，据以考察盈余管理程度与担保贷款之间的相关性如何受市场化发展的影响。根据理论推导，在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组里，预期交互项系数符号为正。具体变量定义及符号预期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样本中全部担保贷款比例和短期担保贷款比例分别约为70.1%和66.3%，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银行贷款需要担保的比例很高，而且至少有25%的企业贷款全部为担保贷款。由于有些企业没有短期贷款，因而变量Secure_short的有效观测小于全部样本观测（3148个）。由于篇幅限制，文中不再展示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显示，因变量担保贷款比例Secure_all及Secure_short与绝大多数自变量显著相关，且与预期的符号相符。由于篇幅限制，Pearson相关系数表略。
（三）全样本分析
本文首先考察盈余管理程度如何影响会计信息在银行贷款决策中的作用，回归结果如表3第（1）列所示。以全部担保贷款比例Secure_all为因变量，从第（1）列可以看到，资产报酬率ROA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盈利能力越好的企业。银行要求的贷款担保越少。这表明会计盈余对银行贷款决策有重要影响。EM*ROA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不同盈余管理程度的企业，其ROA对担保贷款比例的负向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银行在利用会计盈余信息进行贷款决策的时候，并没有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没有区别对待不同质量的会计盈余。上述结论支持假设1a。盈余管理程度EM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银行没有有效地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没有提高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的贷款担保比例，从而进一步支持了假设la。
（四）子样本分析
本文进一步考察市场化程度对银行识别会计盈余质量能力的影响。本文将全部样本按市场化程度的中位数等分为两组并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第（2）、（3）列所示。以全部担保贷款比例Secure_all为因变量，从第（2）列可以看到，EM*ROA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盈余管理程度不同的企业，其ROA对担保贷款比例的负向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与盈余管理程度低的企业相比，在ROA相同的情况下，银行会要求其提供更多的担保。也就是说，银行在利用会计盈余信息进行贷款决策时，能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区分会计盈余质量的差异，并对低质量的会计盈余信息予以较低评价，提高其贷款担保比例。虽然盈余管理程度EM显著为负，但其系数小于交互项EM*ROA的系数（后者约是前者的3.5倍），即在ROA相同的情况下，银行会提高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的贷款担保。从第（3）列可以看到，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EM和EM*ROA的系数均不显著，即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银行没有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没有区分会计盈余质量的差异。上述结论支持假设2。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实证结果的稳定性，本文以短期贷款担保比例Secure_short为因变量进行回归。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结构中短期债务占多数，其比例高达87%；二是短期贷款的监督效应比长期贷款更强。对于短期贷款，企业需要不断进行再融资。银行能较频繁地接触企业的状况，对其进行监督与检查，及时发现债务人企业可能存在的经营问题和风险（胡奕明、谢诗蕾，2005）。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子样本的多元线性回归，其研究结论与使用全部贷款担保比例作为因变量是一致的。由于篇幅有限。回归结果不在文中展示。
五、研究结论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行为支付矩阵金融监管部门概率
一、引言：研究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商业银行经理行为的必要性
1998年10月，官方报道日本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达到6000亿美元，部分分析家认为日本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达到10000亿美元，占未回收贷款的20%。
国务院总理于2003年1月24日在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深化金融改革，有步骤地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改进和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强金融队伍建设，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原中国人民银行戴相龙行长在2002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宣布，2001年末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为贷款余额的25.37%。
截至2002年底，按五级分类口径，建行不良贷款率15.36％，比年初下降3.99个百分点；中银集团不良资产率22.37％，比2001年末下降5.14个百分点；工行不良贷款率25.52％，比年初下降4.26个百分点。与其它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农行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尽管如此，去年农行不良贷款占比在连续两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4.72个百分点，三年下降十几个百分点。
银行不良贷款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文献也较多。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把资本充足率、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纪律列为三大支柱。
其中资本充足率=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12.5*市场风险资本要求+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的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借款人和市场交易对手违约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正确的内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汇率、证券和商品价格发生变动导致损失的风险。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既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其风险数量相匹配，也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以鼓励银行开发和采用更好的风险管理技术来监测和管理它们的风险，是对银行全面风险进行的行业监管。市场纪律对银行的公开信息披露提出了一整套强制规定要求和建议，是对银行全面风险进行的社会监管。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强调如何测算贷款风险，缺少对银行不良贷款生成机理的分析。
国外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文献一部分是在研究银行危机的文献中同时讨论，如：BrendaGonzales-Hermosillo（1999），HesnaGenay（1998），JENNYCORBETT;JANETMITCHELL;AndrewWinton（2000），JoePeek;EricS.Rosengren（1999）JoePeek;EricS.Rosengren（1999）、《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等。另一部分是在研究金融脆弱性的文献中讨论，如：Minsky,HymanP.（1964，1982，1986，1995）等。国内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文献一部分是专门以“银行不良贷款”为题目的，如：于为群（2001），李玲（1999），林永平、袁桂祥、蔡友才（1998），刘桃生、徐长生、方先明（1998），刘文庆（2001），毛瑞宁（2002），孟猛（2000），彭歆（2000），史建平（1997），薛峰（1997），中央银行天水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2），周银华（2000）等。另一部分是在研究金融与信贷风险时、企业的高负债时作为研究的组成部分，如：余永定（2000），谢平（1992）、易纲（1996），袁钢明（2000），林毅夫（2000），樊会文（1998），杜佳（2001），韩平（2001），苏同华（1999），张陶伟（2001），陈学彬（1997），张亦春、余运九（1998）等。
上述文献对金融监管部门（代表政府，属于委托人）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人）行为的研究不够。除了上述文献外，还有众多的文章，其特点大多与上述文献相似。所以完全有必要进一步地研究，特别是研究金融监管部门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的行为。
由于金融监管部门代表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监督检查，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属于委托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企业借款选择贷款与不贷款，金融监管部门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选择检查还是不检查，取决于委托人与人间的利益冲突。
这种利益冲突可用便士博弈模型的变种（监管模型）去研究，即用扩展的监管模型进一步地研究金融监管部门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的行为参数，他们的行为参数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企业借款选择贷款与不贷款、金融监管部门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选择检查还是不检查的概率的大小。
二、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经理博弈的监管模型并且分析模型
1、假设与模型的支付矩阵
A．假设有一个企业向一国有商业银行申请贷款万元，信贷部的经理人员决定是否发放这一笔贷款，经调查，这个企业不具备还款的能力，这一笔万元的贷款将成为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
B．这个企业向信贷部的经理人表示，如果这一笔万元的贷款到帐后将用万元作为回扣，为每一元贷款的回扣，即回扣率。
如果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合作，共同分配万元回扣。如果回扣率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收益的关系是万元，为金融监管部门所分配的回扣万元的倍数（分配的含义是上缴国库），即金融监管部门可获得万元，万元来自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回扣RL万元，这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实际得回扣-=（1-）万元，C．若金融监管部门检查这一笔万元的违规贷款，则检查成本为万元，为每一元贷款的检查成本。金融监管部门可以挽回（L-）万元的违规贷款损失。并且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以万元的罚款，为每一元贷款的罚款，即罚款率，罚款万元全部上缴金融监管部门。
D．当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不发放贷款给这个企业，同时金融监管部门没有检查，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得到万元的负效用，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
E.参数、、、、可以大于等于零，也可以小于零，假定。
显然从上面的假定可知，上述博弈不存在纳什均衡。假如金融监管部门检查，则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的最优策略是不贷款；假如金融监管部门没有检查，则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的最优策略是贷款，假定满足；假如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贷款，则金融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检查；假如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不贷款，则金融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不检查。
F．假设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以各自的概率选择自己的行动，构成混合战略。假定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的混合战略为（即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以的概率选择贷款，以的概率选择不贷款）；假定金融监管部门的混合战略为（即金融监管部门以的概率选择检查，以的概率选择不检查）。
由上面的假设可以写出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关于不良贷款博弈的支付矩阵。见表2
表2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关于不良贷款博弈的支付矩阵。
2、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经理对不良贷款选择贷款与不贷款的行为做分析
根据前面的假设，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行为是最大化效用函数，表示为
由上面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的贷款概率表达式可做如下分析：
（1）、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即增加，则增加（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意义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
政策意义为：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心理素质，降低感情因素，可以降低不良贷款。
，即增加，则降低（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意义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降低。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不过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少见。隐含的政策意义为：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心理素质，降低感情因素，反而可以增加不良贷款。
，即增加，则不变（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意义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政策意义为：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心理素质，降低感情因素，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2）、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下降。即当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下降，这比较容易理解。
政策意义为：这种情况下，增加罚款并能够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是建立在假设“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为负的情况，即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不仅不会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负效用，反而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正效用，即”的基础上。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不过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少见。
政策意义为：这种情况下，增加罚款并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不变。即当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是建立在假设“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不会因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负效用，也就是负效用为零（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的负效用）”的基础上，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尽管增加了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损失，但是由于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与罚款的分配，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
政策意义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罚款并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3）、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下降。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下降。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一方面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要遭受罚款，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要参与回扣的分配，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下降。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不过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少见。政策意义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回扣反而能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一点容易从直观上理解，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常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回扣能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回扣能增加不良贷款。
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一点容易从直观上理解，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常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回扣能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回扣能增加不良贷款。
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降低不良贷款。（这种情况的效果实际上与一样）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不会因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负效用，也就是负效用为零（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的负效用），或者是金融监管部门对回扣全部提取，即，在以上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这一点容易从直观上理解，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也常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回扣不能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回扣也不能增加不良贷款。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不能降低不良贷款，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银行的脆弱性不变。
（4）、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增加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一结论很难从直观的分析得出，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演绎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已经开始合作（分配回扣），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增加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
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不能参与分配回扣，否则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将会增加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从而增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影响商业银行的稳定，增加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意义为：当增加，则降低（其它条件不变时）。
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减少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一结论很难从直观的分析得出，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演绎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虽然已经开始合作（分配回扣），但是表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为负的情况，即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不仅不会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负效用，反而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正效用，即，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降低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种情况只有理论意义，实际中很少见）
暗含的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能参与分配回扣，分配回扣的比例越高，越能使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降低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改善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降低（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意味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减少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一结论也很难从直观的分析得出，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演绎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暗含的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能参与分配回扣，分配回扣的比例越高，越能使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降低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改善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不变（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不改变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暗含的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分配回扣，分配回扣的比例越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不改变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不影响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3、对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与不检查不良贷款的行为做分析
根据前面的假设，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是最大化效用函数，表示为
由上面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概率的表达式可做如下分析：
一般我们讨论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概率大于零的情况，存在两种组合。
I
此时要求保证。
II
此时要求以保证。
I种情况是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中成立，II种情况理论上可以满足，但实践中成立出现的概率较少。
（1）、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经济学意义是：当回扣率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因为假设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比例大于零，金融监管部门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可以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
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才能降低不良贷款。
经济学意义是：当回扣率增加时，因为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分配的比例小于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可以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少见的，因为的意思是罚款率可能为负数，即金融监管部门不仅不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罚款，反而还奖励。
暗含的政策意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因而可以降低不良贷款。
经济学意义是：当回扣率增加时，虽然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比例大于零，因为，表示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不罚款，反而倒给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以很大的奖励，这当然使金融监管部门的收益受损，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就必然增加。
暗含的政策意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因而可以降低不良贷款。
经济学意义是：虽然回扣率增加，但是金融监管部门不参与回扣的分配，不会增加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所以金融监管部门不会增加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积极性。政策意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不增加，因而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2）、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经济学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因为代表，表示虽然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含义是上缴国库），分配的比例，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
当罚款率增加，尽管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不检查而损失掉的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罚款而增加罚款所得万元，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了不良贷款，罚款率的增加反而增加了银行的脆弱性。
经济学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因为代表，表示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比例，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
当罚款率增加，金融监管部门尽管会因为罚款而增加罚款所得万元，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不检查而损失掉万元的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了不良贷款，罚款率增加能降低银行的脆弱性。
经济学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因为代表，
此时，金融监管部门尽管会因为罚款而增加罚款所得万元，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不检查而损失掉万元的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和参与回扣的分配率刚好等于回扣率的倒数的共同作用，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不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
政策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不变，不能降低不良贷款，罚款率增加不能降低银行的脆弱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得出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与的关系，用图1表示为：
图1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此不良贷款的概率与的关系
在顶点T的左方，；在顶点T的右方，。
（3）、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罚款率与1之和大于零时，随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越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了不良贷款，增加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严禁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罚款率与1之和大于零时，随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越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了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了不良贷款，降低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罚款率与1之和小于零时，随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越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了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了不良贷款，改善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当金融监管部门可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可以提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不改变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不变，不会降低不良贷款，也不会降低银行的脆弱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后面三种情况的假设出现的概率较小，出现概率较大的情况是第一种情况，即，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了不良贷款，增加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严禁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关键词】小额信贷 违约行为 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额信贷在我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信用风险问题成为制约小额信贷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相对应，学界日益关注小额信贷中的信用风险问题，相关的文献综述也日益增多，但基于农户视角的研究述评并不多见。而事实上，从农户违约行为的视角来综述小额信贷信用风险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追到了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更有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以防范农户的违约行为。为此，本文从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目的、表现形式和防范措施三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综述和评价。
一、农户小额信贷违约原因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经济人”，即人被假定为具有完全理性，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其行动方案。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并非完全理性，人的决策除受客观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其心理因素影响。
大量文献运用传统经济学理论，包括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研究农户小额信贷违约原因。如李玉福（2007）、张姣姣（2012）等运用博弈论分析指出，在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博弈中，当农户赖账收益大于还款收益时，农户会选择赖账。在无有效监管、信用体系不完善与信用评级制度不健全等情况下，无论农户第几次贷款，在银行都没有记录。因此，农户的最优策略都是获得贷款后不还款。而陈彬（2013）、丁志国、覃朝晖、苏治（2014）等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指出，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正规金融机构对影响农户还款的因素，如户主的健康状况、家庭的收支与负债状况等，很难有全面的了解，这些信息的缺失使正规金融机构不能准确地判别农户的违约风险。而农户作为经济人具有逐利性，为了成功获取贷款和高额利润，会故意隐瞒相关信息，从事高风险活动。而正规金融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提高小额信贷利率，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农户从事高风险活动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形成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综上所述，不管是运用博弈论，还是信息不对称理论，都是在传统经济学，即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分析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目的。而很少有文献运用行为经济学，就是将经济学与心理学相结合，探究农户违约行为的目的。
二、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
违约的表现形式，又称违约形态，是指根据违约行为违反义务的性质、特点而对违约行为所作的分类。整理已有文献得知，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并没有学者对其进行分类。本文将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况：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将贷款用于非规定用途、未履行随附义务。
（一）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
小额信贷的无抵押性及用途特定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自然风险和信用风险。如王凤羽（2009）指出，对于以农业贷款为主的小额信贷机构而言，其主要投向是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而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都很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一旦所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大量客户可能同时发生违约，这可能导致小额信贷机构的破产。此外，因借款人发生违约或信用等级下降，无力按照与小额信贷机构所签的合同条款全部或部分偿还债务，同样也会造成贷款逾期、呆滞、呆账等信用风险。尹泽东（2011）在指出小额信贷业务存在以上两种风险时，还指出了道德风险问题。这些因素导致农户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
（二）将贷款用于非规定用途
《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用途包括：（一）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生产费用贷款；（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个体私营经济贷款；（三）农机具贷款；（四）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贷款。但是，众多文献表明，很多农户并没有按规定用途使用贷款。如赵素宁、吕杰（2008）指出，有的农户把借来的小额信用贷款转手放高利贷以牟取不法利益，有的冒名骗取小额信用贷款。另有王霞、吕德宏（2013）依据西部农村小额信贷农户的调查数据指出，农户的贷款用途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做生意、生活等，其中种植业和做生意分别占比31.6%、24.6%。还有刘佳、吕德宏、杨希（2014）基于陕西省岐山县的调研数据指出，农户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的的比重分别为54.97%、49.8%。并且表明，农户贷款如果用于农业生产，就可以取得较为可观的收入；而若是用来买房买车，则违约风险高。所以，贷款用于农业生产比非农业生产的农户还贷质量高。
（三）未履行随附义务
农户在贷款的过程中需如实陈述自身情况及贷款目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众多农户并没有履行这一随附义务。如岳静（2008）指出，在我国广大农村并不排除有部分农民抱着投机心理，从而产生恶意申请贷款、拖欠贷款的现象。另有张学舜（2012）指出，由于受当前信用环境的影响，一些不符合办理农户小额贷款条件的农户采取各种欺诈性的手段，骗取小额贷款资金。
三、防范措施
关于防范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措施，学界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措施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建立农户信用评级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农户的还款意识，利用农业保险减少农户经营风险。下文从以上四个方面分别整理文献并述评。
（一）建立农户信用评级制度
例如，赵素宁、吕杰（2008）的研究表明，要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在确定个人信用指标时，鉴于农户的健康状况、婚姻家庭状况、生产经营方式等因素各不相同，应保证指标能够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农户特征。同样，陈时兴（2010）提出健全农户信用评价制度。由农村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村干部、有威信的村民代表等组成农户信用评定小组，根据农户的信用度和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指标制定信用评定办法。而唐敏、马丽斌、马纪英（2014）等提出要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评级体系，综合考量农户的各类信息，对其进行信用评级并分别给予不同的授信额度。
归纳起来，众多学者在信用评级上达成共识，都强调其重要性。在评定农户信用水平的侧重点上存在分歧，分别为评定指标的选取、农户信用评定小组的组成、农户各类信息的综合考量。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黄忆寒（2009）提出给予小额信贷法律支持，建立涉农贷款政府补偿机制。制定出台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改革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流转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的承贷能力。同样强调完善法律，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而惠长林（2009）提出要完善法律机制。要统一小额信贷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来约束贷款农户的行为。陈时兴（2011）表明，为了规范小额信贷制度，政府还有必要制定一部规范小额信贷的单行法，从放贷主体、对象、利率、担保制度等方面加以全面的规范，加强小额信贷制度的设计和完善。
综观众多学者的观点，共识在于完善小额信贷相关法律法规，但在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与规范放贷主体的选取上存在分歧。而本文认为，既需要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又得规范放贷主体选取。
（三）强化农户的还款意识
岳静（2008）指出要建立起完备的宣传、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还款意识。许多不偿还小额贷款的农民并不是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还款的必要性、强制性和法律性。对于这类还款意识薄弱的农户来说，他们经过宣传、教育而按时还款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另有曾之明（2010）的研究表明，近些年来，部分企业或贷款户逃废金融债务形成不良风气，赖账思想滋生蔓延。因此，要加强农户诚信教育，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宫泽龙（2012）指出要加强农户的还款意识。需要提高农村小额信贷贷款人按时还款意识，向他们详细讲解及时还款对他们未来继续贷款及申请其他金融服务时可能带来的好处，以及不及时还款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从上得知，众多学者在提高农户的还款意识，教育农户重视信用上具有共识，分歧在于农户是否抱有还款的意愿。
（四）利用农业保险减少农户经营风险
丁业震（2006）提出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为了分散和规避风险，可在农村推行农业意外保险制度，增加承担风险的主体，提高贷款当事人的抗风险能力，使农业风险由信用社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同样，毛华溢（2014）也提出要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积极推行农户小额保险制度，转变观念，把是否参加保险作为发生信贷关系的前提。张峭、徐磊（2008）提出创新农业风险管理工具。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要通过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工具来实现，要依据不同类型风险的表现特征，承险体生物学特性，创新和开发各种类型风险管理工具，满足各类生产经营主体风险管理的需要。
综上可知，学界共识集中于风险分散，分歧在于是通过风险管理机制还是风险管理手段以分散风险。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可知，现有的研究就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目的、表现形式和防范措施等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其不足也较为明显，期待着学界进一步的拓展研究。
第一，关于农户违约行为的目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研究来分析的，很少有学者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予以探究。第二，很多研究者都提出要建立农村信用体系，但如何建立则阐述得不够具体。就此，本文认为，需要建立银行与公安部门等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以动态跟踪农户信息变动，从而，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第三，已有的研究对于农户是否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存在分歧。本文认为，不管农户是否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都应该加强农户的还款意识。如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可定期举办金融知识下乡活动，让农户认识到，按期还款对未来享受金融服务能带来便利和优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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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彬.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信用风险成因及防范分析[J].中国物价，2013，（11）.
[3]宫泽龙.探析农村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的成因及防范对策[J].现代商业，2012，（24）：34-35.
[4]尹泽东.论农户小额信贷风险防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2）：40-41.
关键词：制造业 信贷融资 信息不对称
一、引言
根据Myers的融资优序理论，企业融资应当首选内源融资，然后外源融资，即以“内源融资优先，债务融资次之，股权融资最后”的融资次序。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企业内源融资并不能完全满足企业资金的需求，还需借助外源融资才能做大做强和实现企业转型。我国的金融体制属于银行主导型，银行信贷融资形式在我国融资活动中比较成熟，同其他融资方式相比较，信贷融资具有融资速度快，融资成本较低，还款期限可协商，融资风险较低等优点，因此银行信贷融资在我国企业融资中占有显著地位，成为缓解制造业融资困境的良好渠道。本文在回溯有关信贷融资文献基础上，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定量实证研究。根据实证结果，分析不同影响因素与企业融资能力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缓解融资困境的相关建议与方法，为企业自身增强信贷融资能力和做出正确的融资决策提供方向。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企业做为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一个组织单元，其各方面活动都受到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影响企业信贷融资能力的因素同样包含外在因素也涵盖内在因素，其涉及宏观社会经济因素，银行与企业关系因素，企业自身因素等方面，其相互共同作用影响着企业的信贷融资能力。银行信贷资金发放时较多考虑企业自身因素，首先是盈利能力。盈利能力的高低成为企业能否获取效益的衡量标准。盈利能力也是企业偿还信贷资金和维持信用的保障，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偿还债务资金能力就越强，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越小。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可抵御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给企业信贷融资能力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假设：
假设1：企业盈利能力同信贷融资能力正相关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银行为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的损失，以及弥补风险损失或增加信贷融资效益，在对企业受信时可能会采取提高利率或提高抵押品价值手段。基于此银行在设定信贷条件时会考虑企业规模，一方面企业规模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获得信贷资金，另一方面企业规模的大小关系到获得信贷融资额度的大小。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银行对企业的信任度越高，受信风险越小，企业则可获得较好的信贷融资条件和资金。因此假设：
假设2：企业规模同信贷融资能力正相关
为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预期收益，银行授信前既要考虑企业的财务状况又要考虑企业资产结构的布局。企业良好的财务条件是信贷谈判中一个重要筹码。资产结构可较好的可反映企业的资产的流动性和资产风险等财务状况。如企业拥有可供抵押的资产份额和质量对博得银行信任度能起到一定作用。衡量企业资产结构的指标一般有资产负债比率，速动比率，流动比率等。如企业资产负债率较低，说明负债总额较低，资产总额较大，表明企业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条件下，企业有着较强的偿债能力，短期之内不会面临破产清算的危机，这也就间接促使企业履行偿还信贷资金的责任和反映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度。合理的资产结构有助于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甚至可以享受较低的信贷利率优惠。因此假设：
假设3：企业偿债能力同信贷融资能力正相关
发展是企业实现盈利和获取预期效益的根本途径。银行可通过企业的发展潜力分析企业的成长性和粗略估计信贷资金回笼与取得预期收益的保障程度。企业未来发展潜力越好，受市场接纳度越高，则对信贷资金还本付息的可能性就越大，银行的信贷资金也就越安全，从而企业从信贷机构获取信贷融资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假设：
假设4：企业的发展潜力同信贷融资能力正相关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程度，经济周期和社会文化等都会对信贷融资成本和信贷融资契约的履行产生影响。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金融发展程度越成熟，社会诚信制度越健全，各经济主体之间信任关系越稳定，则信贷资金来源显得越充足，信贷资金市场运行更健康，公平和安全，企业信贷融资环境就越良好，其对增强企业信贷融资能力间接产生正面影响。因此假设：
假设5：市场化程度指数与信贷融资能力正相关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年至2010年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样本的选取过程中剔除了如下公司： （1）剔除被归为ST、*ST、S*ST、SST、PT类的上市公司； （2）剔除财务数据异常或者财务数据不完整的公司。经过上述筛选，最终获得631家上市公司共3155个样本观测值。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市场化进程指数来源于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本文采用E-views统计数据软件和EXCEL表格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变量如表（1）所示。选取贷款比率作为反映企业信贷融资能力的指标，以此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盈利能力反映企业资本增值能力，涉及偿还信贷资金的保证度，净资产收益率是反应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则采用其作为反映企业盈利能力指标。一般而言，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可能性越强，根据学术界采取的方法，选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规模指标。从上述理论分析中，资产结构可反映企业资产的流动性，财务风险和偿债能力情况。信贷机构为了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回笼，在对信贷资金发放资格审查时会对企业的偿债能力产生偏好，因此选用资产负债率作为反映企业资产结构对信贷融资能力影响的指标。企业发展潜力越强，信贷机构的信贷资金越有保证收回和获取预期的信贷收益，因此选用净利润增长率反映企业综合发展潜力。市场化进程指数是对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本文选取的市场化进程指数来源于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其中2010年数据根据二次平滑指数法得到。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和变量的确定，本文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Loan=α+β1Roe+β2Size
+β3Dar+β4Growth+β5 Market +ε
注：Loan为被解释变量，α为常数项，β1―β5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干扰项。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看出，企业获得的信贷资金比率较低，均值维持在19%左右，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环境并不理想。
（二）回归分析 依据前文建立的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回归结果，详见表（3）。可以发现，各解释变量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检验，模型的显著性检验也在1%的水平下得到检验。但模型的拟合优度只有36.37%，拟合度欠缺优良性。从每一项影响因素来看，除了与前文提及假设H6相违背之外，其余假设均得到了验证。（1）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同其取得信贷资金成正相关。线性回归结果中，金资产收益率t=2.445，在5%的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回归系数为0.063，假设H1得到验证。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为企业偿还信贷资金奠定了保障，其盈利能力是对拥有较好的市场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反应。企业盈利能力同信贷融资的关系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盈利能力越强，企业将在很大程度上获取信贷资金的发放。（2）从线性回归结果表中可知，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规模t值在5%的水平下通过验证，且回归系数为0.008，因此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H2：企业规模同信贷融资能力成正相关。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能力就越强。虽然企业规模同信贷融资能力成正相关，但对信贷比率的解释贡献度并不突出，这可从其回归系数0.008中看出。因此本文认为在同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较而言，企业规模是重要因素，但其重要程度不如其他因素。（3）企业偿债能力的强弱决定了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从上述线性回归结果中可看出，企业的偿债能力t=17.690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回归系数为0.312.这就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H3：企业偿债能力同信贷融资能力正相关。任何一家企业举债筹资就等于承担了一项契约性的责任，契约性责任是财务风险的实质，企业偿债能力的高低事关这项契约的履行结果。企业偿债能力越强表明企业财务风险相对较小，企业归还信贷资金的能力越强，银行发放的信贷资金也就越安全。因此企业获取信贷资金能力就越强，甚至还能享受额外的信贷优惠。（4）企业发展潜力是未来收益的现实表现，债权人可以根据企业发展潜力判断企业拥有的实力和判断未来资金的回收程度，从而做出正确决策。对于企业自身而言，良好的发展潜力能对企业发展壮大和创造收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就直接向外界传递了企业的借贷资金的安全性。从上述线性回归中，可以看出企业发展潜力t=0.806，在5%的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回归系数为0.023，表示企业的发展潜力同企业的信贷融资能力成正相关。因此前文提及的假设H4：企业的发展潜力同信贷融资能力成正相关得到验证。（5）从上述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中可知，市场化进程指数t=-3.029在5%的水平下通过检验，但是其回归系数为-0.004，这表明市场化进程指数同企业信贷融资能力成负相关，或者是市场化进程指数对企业信贷融资能力的解释度太低。上述结果同前文提及的假设H5：市场化程度指数与信贷融资能力成正相关相违背。市场化进程指数是对不同地区社会，经济，法律，金融发展水平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等因素都是衡量市场化进程的指标。市场化进程指数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为良好，信贷资金源头丰富和充足，且受到的政治干预较小，信贷资金将会流向收益良好，风险较小的企业。上述实证结果同前文提及的假设相违背，原因在于选取的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中大多数属于中小企业，而我国中小企业在信贷资金的获取上受到较多的限制，信贷机构对中小企业存在歧视和排斥。较高市场化进程指数地区会压缩对其的信贷融资。我国市场化进程指数总体而言并不高且各地区的差异很大，金融法律制度不健全，存在非正规化的融资现象，这就给信贷市场的有效化带来了阻碍，给制造业企业的融资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选取631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年至2010年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影响制造业上市公司信贷融资能力的主要因素，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上市公司信贷融资能力受到企业自身和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双重影响。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企业规模、发展潜力与企业信贷融资能力成正相关。现阶段制造业正面临着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应提升自身的盈利能力，选取和找准较好的发展方向，以市场为导向，抓住消费者偏好，加快企业转型增强其发展潜力。从宏观层面上而言，国家应尽可能提供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包括完善信贷融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完善有效的信贷融资担保体系等方面。由于本文获取相关数据和资料的途径有限，仅此从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企业规模、发展潜力和市场化进程指数开展对企业信贷融资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而并未考虑诸如企业信用，企业家的异质，货币政策，贷款利率，企业盈余质量等方面对信贷融资能力带来的影响，因此前文所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会受到一定影响。
（二）建议 缓解制造业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1）强化企业自身融资能力。制造业企业自身所具备的信贷融资条件是信贷机构审批和发放信贷资金时考虑的首要方面。优质的信贷融资条件包括公允适当的财务信息，企业自身融资能力的软实力和硬实力。首先，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完善和健全企业自身财务制度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给企业信贷融资能力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企业财物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清晰性，合理完善制造业企业财务报表附注披露信息（如明晰企业可供抵押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同关联方之间的往来交易，盈余质量管理，为社会福利作出的贡献，以及企业控制风险的制度措施等方面），可向信贷机构传递企业营运状况，收益成果以及企业外界影响力信息，降低银行因考虑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惜贷效果。其次，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增强企业自身信贷融资能力的软实力。其包括发掘和招募优秀的人力资源，打造企业自身品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向外界传递正面的企业风貌。企业在经营，筹资和投资活动中，应与同行业，跨行业之间扩大合作局面，打开交流渠道，为企业建立稳固的融资担保体系奠定基础。最后，增强企业自身信贷融资能力的硬实力。一方面，以市场和消费者偏好为导向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拓展企业的主营业务，采用经济适用手段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增加企业的营业收入，从而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优化自身资产结构，控制好企业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以及可供抵押资产的数量与质量。（2）建立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目前国内的金融体制中，商业银行的金融垄断地位仍然占据主流，制造业企业同银行之间的合作关系势必会对制造业企业获取信贷资金能力产生影响。一般而言，良好的银企关系不仅对企业获取信贷资金起到间接正相关作用，而且可以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增进社会福利。加强制造业企业同银行之间的交流，减少信息不对称，发展银行与制造业企业之间长期合作关系，同银行共同开发新式信贷产品对企业增强信贷融资能力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商业银行应在一定程度响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制造业企业转型和发展提供服务，增强自身对社会和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3）改善信贷融资宏观环境。依据前文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知，市场化进程指数同企业信贷融资能力成负相关，我们目前的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对信贷资金存在干预和控制，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这些负面的外部环境给企业信贷融资能力以及给银行推进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产生不良影响。首先，国家应加快推进金融市场的法制化，建立信贷融资法律体系，维持信贷市场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制造业是实习经济的核心部分，对维持经济发展和平衡经济波动起到良好作用，而目前制造业企业正面临融资困境，因此国家应在融资方面对其给予优惠，如税收，信贷利率，补贴，咨询服务等，同时合理引导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其次，外部融资担保是解决信贷融资困境的良好方法。国家应建立和完善的制造业信贷融资担保体系，一方面对提供融资担保的机构给予法律上的肯定和认可，为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提供保障和支持；另一方面引入信用评级机制，对担保机构的担保能力进行全方位评价，降低由于担保不足带来的风险，同时，对被担保企业实行财务，经营活动等方面的审计和监督，掌握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信用等级等方面情况。通过建立融资担保体系，为借贷双方以及担保者之间搭建平台，以此交流公允、恰当的信贷信息和维护信贷市场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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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额信贷；社会网络；嵌入性；金融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6-0363-02
对于经济社会学来说，公益性小额信贷属于经济行为中的金融行为，而且是一种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的金融行为，也就是说，这种为维持自身运作为目的的经济行为是为了达到某种社会目标，并且在公益性小额信贷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与信贷机构所在地的社会结构、社会网络、文化结构等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公益性小额信贷应该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之一。
一、小额信贷研究回顾
社会学界很早就注意到了本学科对金融的忽视，也洞悉到单纯用经济学分析金融的诸多弊端，曾有社会学者指出用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点的经济学模式来研究金融市场存在不足，不能预测价格波动，需要采用社会学对人的行为的解释模式来进行弥补 (周长城等, 1999)。在此基础上，社会学者们从各方面展开了对金融的分析，一些学者探讨了金融危机对社会的影响，包括社会质量下降，社会分化加深 (张海东等, 2009)以及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失业将会导致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后果 (孙立平, 2009)。有学者从社会结构入手，证明城乡信用能力是不平等的，使得城乡使用金融工具的不平等，进而造成城乡财富的巨大差距 (王水雄, 2007)。
与国内的金融社会学研究相比，国外的相关研究更加丰富，成熟。从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到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无不为金融社会学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当代，金融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则被细化为结构研究视角和社会建构论视角 (陈氚, 2011)。
金融社会学把社会学的视角引入了对于金融的分析，也为小额信贷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于学科特性，社会学更强调小额信贷的社会功能，包括小额信贷能够有效帮助贫困妇女获得自力和自信，并且能够保证资金自动供给穷人，因为小额信贷的设计具有一种自动寻找目标的功能， (沈红, 2000)。
由于现实中小额信贷特别注重妇女的作用以及提高妇女的地位、素质，因此有学者特别关注小额信贷的性别分析，包括信贷对象的性别定位,性别角色,性别问题等 (林志斌等, 1999)。国外的学者则运用案例研究证明了社会性别不平等与小额信贷的互动作用，前者制约着后者，而后者如果能够顺利发展则能够瓦解当前维持性别、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和文化机制 (Omorodion, 2007)。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论证了这种由SHGs带来的社会资本能够提高妇女集体行动的能力。
有学者通过研究菲律宾小额信贷与当地居民的社会资本关系，认为小额信贷之所以能够良性运行，是因为借款者由培训而得来的道德责任感以及小组监督 (Sibel, 2000)。
与社会资本相关的研究还有关于SHGs[18]的研究，在印度，SHGs被认为是保证小额信贷高还款率的重要机制，除此之外，SHGs还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创造社会资本的新型网络机制，这种社会资本经由市场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 (Morgan et al., 2011)。这样的小组联保制度也被引进中国的小额信贷，同样取得了收回贷款低风险的效果 (白澄宇等, 2005)。
二、信贷员的社会网络
信贷员是小额信贷公司的关键人物，他们在第一线了解贷款人的情况，并且在公司决定是否给与贷款时，信贷员的意见起决定作用。基于小额信贷公司无抵押、无担保的特征，贷款人是否会如期还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诚信程度，以及由其所在社区或者小组所给的压力。这就说明，最终还款行为的发生还是取决于贷款人自身，因此，信贷员对于贷款人的充分了解是至关重要的。
正是因为信贷员的关键地位，所以信贷员的遴选往往会决定一个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能否长期维持。上文中提到，对贷款人的充分了解至关重要，然而能够对他们充分了解的只有当地人，所以，信贷员一般是当地社区的成员。除了“当地人”这一身份之外，还应该“人情练达”。以永济富平的信贷员王変娥为例：
公司对信贷员提出的要求，就是要让他们成为社区发展里面最受尊重的一个人。我接触时间最长的信贷员就是永济富平的信贷主任王变娥，她本人就孝敬公婆，夫妻恩爱，教育出来的一儿一女也是公认的懂事，同时，人情练达。也只有这样，她才能有底气去执行诸如是否孝敬父母这样的客户遴选标准，并有可能言传身教 (邓瑾, 寻找“农民银行家”, 2010)。
那么，信贷公司的信贷员自然成为当地社会网络的一个结点，这个结点与其他村民相联系的纽带除了由地缘带来的关系纽带以外，还存在一种金融纽带关系，通过这条纽带流动的不仅可以是贷款，还可以是信息、知识、人情和感情等，这些也可以称作是社会资本 (Bourdieu, 1986)。此外，由于小额信贷大多被用于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其他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技术日新月异、市场千变万化，所以小额信贷公司往往会向已经贷款的村民提供各种援助。在山西永济富平，贷款的村民也往往是当地永济蒲州镇果品协会的会员，它向村民提销环节的协助，还有提供技术援助的“科技中心” (邓瑾, 寻找“农民银行家”,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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