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琴：四大雅兴之首
中国古琴原称“琴”、“瑶琴”、“玉琴”、“七弦琴”等，是一种古老的拨弦乐器，因历史悠久，唐宋以来逐渐被称呼为“古琴”。
古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概括与代表着古老而和谐的东方思想。有关古琴最早记载见之于《诗经》、《尚书》等典籍。《诗经》开篇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句，反映的就是琴和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
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主要是在士大夫中流行，这与孔子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秦以后，古琴盛兴于民间。
古琴最初为五弦，周代时发展为七弦。三国时期，古琴七弦、十三徽的形制基本稳定并一直流传到现在。
春秋战国时期，古琴的独奏音乐已经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能力，如伯牙弹琴子期善听的传说。当时有名的琴师有卫国的师涓、晋国的师旷、郑国的师文、鲁国的师襄等；著名的琴曲有《高山》、《流水》、《雉朝飞》、《阳春》、《白雪》等，均已载入史册。
汉魏六朝时期，古琴艺术有了重大发展，除在《相和歌》、《清商乐》中作伴奏乐器外，还以“但曲”演奏形式出现。汉末的蔡邕父女和魏晋间的嵇康、阮籍，都是当时著名的古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嵇康临死还要弹奏古琴名曲《广陵散》，成为一段令人欷歔的历史传奇。
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盛行，琵琶兴起，古琴音乐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压抑。但由于古琴谱的产生，不仅推动了当时古琴音乐的传播，而且还使中国古代音乐进入一个具有音响可循的时期。宋朝的古琴一方面出现怀旧的复古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古琴在《相和歌》、《清商乐》演奏中的长期实践，与民间音乐有着深远的联系，再加上琴曲“楚汉旧声”的历史传统，遂使古琴音乐在复古主义倾向中没有被湮没，而是有起伏地发展着。
在中国历史上，古琴文化与中国文人、中国思想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古代所谓“琴、棋、书、画”四大雅兴，是指文人必备的文化修养，以弹奏古琴为首。因为古琴没有肆意的宣泄，只在含蓄中流露出平和超脱的气质。古琴与诗歌密不可分，讲求韵味，虚实相生；讲求弦外之音，创造出一种空灵的意境，和国画的审美追求相一致。所以，世界为中国的古琴惊叹。
但遗憾的是，到了明清时期，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古琴音乐却濒于绝灭，这除了因为战乱、社会变迁和古琴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外，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扬琴的进入。
新中国建立后，古琴音乐得到重视和抢救，调查、收集、整理了流失于民间的各种传谱，录制了一批音响，发掘了一批失传的琴曲，培养了一批古琴音乐人才，为古琴音乐的继续整理、研究、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二、扬琴：被“中国化”了的舶来品
扬琴是一种琴身呈梯形的乐器，主要由琴身、琴弦和琴键三部分构成。扬琴本为世界性的乐器，传入中国后，不仅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就几乎取代了中国古琴，而且经过改造后，逐渐演变为中国民族器乐中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虽然它在中国乐器中的历史可谓最短，但因为音色清脆悦耳，悠扬动听，艺术表现力非常丰富，尤为适合演奏欢快、活泼的乐曲，所以便迅速成为中国乐器中的宠儿。
关于中国扬琴的起源，有古代乐器“筑”、新疆维吾尔族乐器“卡龙”等诸说，皆称起源于中国本土；但仔细考查，理由都不充分。
对中国扬琴的起源，比较可信的是中国音乐研究所1954年编辑的《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第二辑的如下记载：“洋琴，亦名扬琴，打弦乐器，它在14世纪已在欧洲流行（名Dulcimer），大概是由阿拉伯、波斯一带传过去的。明代（1368年～1644年）自国外传至中国，初流行于广东一带，后在全国流行。”《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音乐辞典》等有关扬琴条目的解说，其中述及扬琴的起源，基本说法相似。
据著名扬琴大师郑宝恒教授的研究，至今发现最早的扬琴图文记载，是琉球人喜名盛昭所著《冲绳与中国艺能》一书，其云：1663年中国册封使臣张学礼至琉球，在唱曲表演中使用了扬琴；附录收录的扬琴演奏图片，演奏者穿的是明朝服装，手持琴竹（琴箭）表演。琴面为梯形，面板上有两条琴码及雕刻图案。这说明在17世纪扬琴早已传入我国，或明代就开始流行。
扬琴自传入中国后，使用极为广泛。它大多用在曲艺和地方戏曲的伴奏，如江南丝竹、四川扬琴、湖南丝弦、山东琴书等曲艺及粤剧、潮剧、闽剧、扬剧、吕剧、越剧等地方戏曲的伴奏。随着民间乐器的日益兴起，扬琴在中国也得到了发展。
扬琴传入中国后，最突出的改变当属击弦工具。洋琴的击弦工具为木棰。这种击弦工具因缺乏弹性，且不利于技法的创新，相对削弱了扬琴的艺术表现力。扬琴传入中国后，被改为用竹子制作的琴箭作为新的击弦工具来演奏。这一改变究竟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史料明确记载；但很明显，它为扬琴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击弦工具的彻底改变，带来了中国扬琴持箭方法和演奏方法的变化：由原来用食指和中指夹住木棰击弦的方法完全改为用手握琴竹，主要运用拇指、食指和手腕相结合的方法来演奏。竹制琴箭富有弹性。握箭方法的改变大大增加了弹奏的灵活性，这就为弹奏技法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现在的扬琴在形制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的形制是两桥扬琴，也叫“小扬琴”或“蝴蝶琴”。小扬琴在民间多用在说唱音乐的伴奏上，如四川清音、四川琴书、北京琴书、梅花大鼓等均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因为小扬琴只有自然音（同钢琴上的白键），不能转调，为演奏带来很多不便。1953年，张子锐按照律吕规律横向相邻的两弦为小二度关系，纵向相间的两弦为大二度关系，绘制出律吕扬琴。这样就把《吕氏春秋》中的律吕理论运用到音乐实践中。
天津音乐学院的郑宝恒教授在推广律吕扬琴的艺术实践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巴哈用钢琴作曲，推广琴艺一样，郑先生很快摸索出律吕扬琴的演奏规律，能用同一手法任意移调视谱演奏。他还吸取其它乐器之长，创造了滑抹音新技法，增强了扬琴的表现力。1958年，郑宝恒把原来律吕扬琴的长方形共鸣箱，去掉前面两角不发音的部分，改成半圆形，减轻了重量，音域提高二度。郑先生始终坚持律吕扬琴教学，将技艺传授给一代代学生，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果。天津音乐学院许学东，在毕业音乐会上用律吕扬琴演奏了民乐三重奏《沙海音诗》（郑宝恒曲）；198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首届扬琴硕士生黄河在毕业音乐会上，由管弦乐队协奏，用律吕扬琴独奏了《流浪者之歌》……这些演出十分成功。律吕扬琴恢弘的气势，多变的音色，令听众赞叹不已。
后来，又经过众多民乐专家的研究，将扬琴先后改造为四排码变音的扬琴，直至今天的401型、402型扬琴。比如中央音乐学院的桂习礼教授研制的501型扬琴，在高音区加进半音调弦法，进一步解决了高低音转调问题。
总之，扬（洋）琴在中国经数百年流传，遍布大江南北，经民间演奏家世代相传，无论从形体、音质、音色、击弦工具、演奏方法和技法等方面都得到脱胎换骨的变化，即“中国化”的改造。
比较起来，西方扬琴似乎较偏重其休闲、娱乐和业余性；而中国扬琴则更具专业化，因中国各大音乐院校几乎都开设了扬琴专业学科，由此促进和推动了扬琴艺术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这也是西方扬琴自传入中国后在近几十年得到飞速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三、四川扬琴：乐器中的一枝兰花
扬（洋）琴传入中国后，不但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而且还在流传的过程中经过前辈乐师的不断实践与积累，使扬琴艺术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传统流派与地方风格，拥有各自优秀的传统曲目、代表人物、传承关系与演奏特色，并为本土及各界的群众所喜爱和承认。中国扬琴艺术的不同的传统流派中最有影响的是：广东音乐扬琴、江南丝竹扬琴、四川扬琴和东北扬琴，它们被称为中国扬琴的“四大流派”。
四川扬琴早期曾称“渔鼓洋琴”、“大鼓洋琴”，因表演中以洋琴为主要伴琴乐器而得名；新中国建立后改为现名，又称四川琴书。它约形成于清乾隆年间，发源于成都，流传于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至光绪时发展为独立完整的说唱艺术，拥有艺人100多名，并分为南北两大艺术流派。南派唱腔绮丽、柔婉、细致，音韵醇厚，长于抒情和刻画人物内心活动，其代表作有《欢乐歌》、《弹词三六》；北派唱腔遒劲、健朗、粗犷、豪放，发音铿锵有力、明快响亮，演奏时运用浪竹、咕噜竹（类似弹轮）颤音、顿音等技法，使音乐舒缓时细腻委婉、流畅生动，激烈时刚劲粗犷、浑厚有力，表现力极为丰富，常以叙事著称，多演唱大本曲目，代表作有《闹台》、《将军令》。四川扬琴独创性和音乐性很强，具有独特的表现方式和丰富的音乐文学积累。
20世纪30年代以后，四川扬琴日益盛行，出现了名家李德才（艺名德娃子）以及易德全、郭敬之、廖学正、阚瑞麟、洪凤慈、张大章、卓琴痴等。成都除专业艺人外，还有业余的扬琴票友。他们在考证词本、订正错字及钻研唱腔等方面都做出过贡献。
四川扬琴的唱腔优美，韵味浓郁，被誉为乐器中清雅香醇的兰花。它与川剧在艺术上有密切的关系，经常互相借鉴与吸收。许多川剧著名演员都爱好扬琴，并在传授弟子时将扬琴唱腔做为练习唱功的基础课之一。
四川扬琴的唱腔结构分为大调和越调两大类。大调属板式变化体结构，应用较广；越调属曲牌联套体结构，抒情性较强。扬琴的演奏长于烘托气氛，能打出风雨雷电、波翻浪卷等多种音乐形象，表现力很强。伴奏以扬琴为主乐器，与京胡、三弦一起称为“三大件”，又与碗碗琴、鼓板合称为“五方”。此外，伴奏乐器还有二胡、怀鼓等，也可根据剧情需要酌加笛子、高胡、阮、大提琴等。传统的演出形式，一般为数人坐唱，分生、旦、净、末、丑、杂等各行脚色。
四川扬琴多采取叙事与代言相结合的体裁。它吸收了川剧和清音之长，通过唱和道白，将叙事、抒情与戏剧融为一体，有层次地表现戏剧情节。其除每一段的开头与结尾以及段落中间穿插少许唱词交代人物、情节或环境用第三人称以外，主要的唱词、念白都是角色的第一人称的语言。四川扬琴的传统曲目很丰富，曲目分为大本与单折两类。大本也采取分段演出，每段半小时左右。大本以《三国》、《列国》节目居多，还有《琵琶记》、《白蛇传》、《玉簪记》、《白兔记》、《清风亭》、《玉蜻蜓》等曲目。清末戏曲作家黄吉安写本尤为人称道。他写有《楚道还姬》、《黑虎缘》、《木兰从军》、《渔父辞剑》等扬琴曲本，称为“黄本”。
新中国建立后，四川扬琴得到了复苏和发展，吸收女演员，发展了表演唱和一人多角的自打自唱等形式，创作了《江姐在狱中》、《送宝刀》、《清溪河畔》、《探亲记》等现代曲目。
综上所述，不得不承认，扬琴这种乐器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包括它的传入，取代中国古琴，形成不同流派，成为中国民族乐器等过程，无不凝结着社会、文化、历史、音乐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乐器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作为音乐工作者应当引起注意和重视的——即是说，音乐工作者应该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让乐器能够更好地发展，为人类的音乐生活提供更多的服务。
参考资料：
1.吴钊、刘东升编著《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2.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上海新音乐出版社1954年版。
3.郑宝恒著《扬琴演奏艺术》，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年版。
关键词：古琴 文化元素
一、古琴所蕴涵的音乐元素
琴乐，指古琴音乐。它包括琴歌和琴曲。古琴文化在中国传统乐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它一直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象征。琴乐它被誉为“文人音乐”，并不是说只有文人雅士才弹琴，也不是说琴界人士都是以文名世。但是它作为一种传统乐器所积淀的优雅绝伦的文人精神品格，却俨然是一种文人音乐品格的最好体现。中国的传统音乐是一种口传心授的音乐。古琴音乐亦是如此，这主要和它音乐中所具有的那种意境美分不开。
古琴音乐将宇宙、社会、人生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反映出以形传神重神韵，以物写心重意境美、人格美的审美观，并通过妙悟达到“以己之心会物之神，以达于天地之道”的审美境界。
二、古琴所蕴涵的文学元素
古琴音乐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它表现在琴歌和诗词演变的关系、琴曲的文学内涵等方面。文人爱音乐，多以琴为首选。他们奏琴品琴，也发表了很多对琴的精要表述与概括。
琴歌是古琴音乐最初的表现形式，亦称之为“弦歌”，其中诗为主体，按曲咏之。在“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的年代里，无疑琴歌能淋漓尽致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也能服务于统治阶级。但是，诗人与乐工非一人，诗人不懂音乐，所作之诗须经乐工裁剪之后才能入乐，所以出现“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从中可以看到，诗要成为歌，必然要符合音乐发展规律。由于乐工手中操纵着采诗人的权力，到了唐代，为了适应音乐的需要，诗体突破古诗的字数和韵律，形成绝句。随着音乐体裁的变化，绝句又与之不相适应，为此又出现了词。此时，唐宋词是用来“倚声填词”，其题名通常是《菩萨蛮》、《蝶恋花》、《浣溪沙》等音乐的调名。
文人爱音乐，多以琴为首选。“玉轸临风久，金波出雾迟。幽音待清景，唯是我心知。”刘长卿的《弹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独自爱，今人多不弹。”还有王昌龄的《琴》：“孤桐秘虚鸣，朴素传幽真。仿佛弦指外，逐见初古人。意远风雪苦，时来江山春。高宴未终曲，谁能辨经论。”我国最早的民歌总集――《诗经》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了琴瑟，如：《关雎》中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鹿鸣》中的“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等等。
三、古琴所蕴涵的美学元素
古琴作为我国最早的弦乐器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我过古代最具代表意义的传统乐器。古琴理论中蕴藏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并且对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般认为，古琴美学思想既包括儒家思想又包括道家思想，两者相辅相成。
老子“大音希声”的思想使崇尚“希声”之境成为许多琴人的目标；庄子“得意而忘言”的思想被陶渊明等众多琴人所继承，使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成了古琴音乐审美中的重要特征；老、庄对自然之美的推崇为嵇康、陶渊明、李贽等多人继承，使古琴美学思想重视人和自然的联系，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庄子以自由为美、音乐可自由表达感情的思想又被嵇康、李贽等人发展，提倡音乐要成为人们抒发心声的艺术，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另外，老、庄明哲保身、退隐出世的思想也对古琴美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本报讯 在各国密切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发展古琴音乐已成为各界共同探索的问题。2006年恰逢古琴被列为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三周年和古琴大师吴景略诞辰一百周年，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3家单位将于2006年10月16至19日联合举办“2006北京・国际古琴音乐文化周――暨纪念古琴大师吴景略诞辰一百周年”。
古琴音乐文化周是一次涉及古琴在学术、创作和演奏诸多领域的国际综合性文化活动，其内容主要包括琴人雅集和对虞山派开派宗师吴景略的纪念活动，安排有研讨会、学术讲座、音乐会、互动工作坊、多媒体视听会、展览等丰富多彩、新颖别致的活动形式。本次活动是精心策划、极具规模，届时国内及海外的琴家、古琴爱好者、专家学者将云集北京。
主办方希望通过古琴音乐文化周的活动进一步保护、继承和发展古琴艺术，促进和加强海内外的古琴交流，并且推动古琴事业在新世纪里走向兴旺和繁荣。
■秋焱
项祖华 毛继增赴台讲学
为了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应台湾艺术大学的邀请，中国音乐学院项祖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毛继增教授，于9月赴台北市，在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分别进行为期一学期和一学年的讲学活动。
项祖华讲学的项目为：向研究生讲授扬琴演奏、向本科学生讲授扬琴演奏、向全系学生讲授扬琴艺术、为全体扬琴学生开设扬琴合奏排练课。毛继增讲学的项目为：向研究生讲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专题、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向本科学生、系内老师、校外进修生讲授音乐学概论。
■音因
上师大学子全国萨克斯比赛获奖
本报讯 日前结束的全国萨克斯大赛中，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04级学生宗澜、李欣、杨胤松分别捧得一、二、三等奖。
此项比赛由中国环球音乐艺术交流中心与萨克斯华语网举办，15日初赛、16日复赛。选手需演奏一首必选曲目（《提那第幻想曲》）吹一首自选曲目。3位同学在指导老师丁一的指导下，提前3个月开始准备。此次比赛参加人数有70余人。据悉，这三名同学近期将在上海师大及兰心大戏院举行音乐会。
■师音
殷士琳独唱音乐会举行
本报讯 9月14日晚，女高音歌唱家殷士琳独唱音乐会在长沙田汉大剧院音乐厅举行，这是她继1998年以来举办的第二次个人独唱音乐会。
殷士琳现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大学声乐教研室主任、省音协声乐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省音协合唱团声乐指导。
马头琴艺人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变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归咎其原因，还是与社会制度的变迁有着根本的联系。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制度和阶级属性的原因，马头琴艺人不管是在宫廷中做乐师还是在封建王爷的王府乐队中做乐手，其身份的本质还是属于受压迫和剥削的一个阶层。虽然他们在民间享有一定的盛誉，受到牧民们的尊敬，但是依然无法掩饰他们失去人身自由、随时面临着受罚危险的悲惨命运。锡林郭勒――察哈尔地区的传统马头琴艺人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变迁过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从民间到王府
1.艺人――乐师：锡林郭勒――察哈尔地区各旗王府当中王府乐队的成员，大多数是当时在民间演奏技艺清湛、久负盛名的民间艺人，将他们从原来的民间艺人变成了一名王府的乐师，而这种身份的转变并非是两厢情愿，而是由王府进行“官方认定”后必需履行的义务和责任，艺人本人只有接受，而无半点推辞的权力。当时，德王的父亲那木吉勒旺楚克郡王 1895 年从锡林郭勒盟盟长的位置上卸任后，在原籍大肆修建王府，并在原王府乐队编制的基础上直接点名“调来”几个在锡林郭勒盟民间大有名旺的艺人进府，为其奏乐歌唱。这种“调令”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命令，是不可违抗的。不管这些艺人以前的身份是平民，还是喇嘛，或者是正在服役的军人，都要服从调令进入王府。
2.乐师 = 乐师 + 杂役：当乐师进入王府之后，除了要完成日常对王府贵宾的接待和演出任务之外，还要完成一些如打扫庭院等的日常杂役工作。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名为乐师，其实和王府当时的杂役、奴仆一样，其身份地位在王府中同样属于“下人”。这些乐师在王府中实行等级制，在王府中待的时间越长，地位就相对越高。一些新招来的乐手或乐师的徒弟、学员，不但要接受来自师傅严厉的管教之外，在王府中还要承担更多的杂役工作。
3.乐师 = 失去人身自由：成为王府乐队的乐手之后，可以说完全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作为王府乐队的乐手，只能听王爷或王府高层的命令和调遣，除了接待贵宾外，只能为王府内的高层人员进行演出。普通民众平时根本不可能接触或欣赏到他们的演出，每年只有在大型的敖包祭奠或那达慕上才能够看到王府乐队的演出。乐手平时不能请假，更不能去接触平民或与他们饮酒唱歌。如果被发现有这些情况，会受到鞭打的责罚或派予很重的劳役。
（二）从王府回到民间
到了近代，随着蒙旗王公统治地位的衰落，动摇了其存在的基础，使王府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王府乐队也随着王府势力的衰落而逐渐解散了。当乐师们回到民间，其身份也由从前的王府乐师回归到了民间艺人。而随着他们恢复人身自由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生活上的穷困潦倒。由于这些乐师在王府中是每月享有俸禄的，回到民间后缺乏最基本的生活生产资料和技能，但是由于他们拥有精湛的演奏技艺和受人尊敬的“民间艺人”的身份，所以在民众中能够得到极高的荣誉和爱戴。所以虽然表面上从一名王府乐队的乐手转变为草原上的一名民间艺人是社会地位和身份的降低，其实正是由于从王府回归到了民间，通过融入到民众生活当中去，使自己通过拥有的技能得到民众的尊敬，其社会地位和身份比以前更加得到了提升。
（三）从民间再上舞台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后，自治区文艺战线的工作者们就开始挖掘和整理宝贵的传统音乐文化遗产，同时探访一些老艺人，将他们请入课堂、请上舞台。1948 年，当革命形势逐渐好转，社会环境日趋稳定后，内蒙古歌舞团便将那些久负盛名的民间艺术家邀请到团里来，组建了民间艺人队。那些在旧社会只能为王公贵族演出的艺人，在与广大民众的互动与演奏中，体会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滋味，成为一名人民艺术家，即是其身份的升华，也是其人生意义的重生。
1957年6月，一种新的文艺形式“乌兰牧骑”出现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草原上，这种小型演出队以其机动灵活为特性，开始在草原上为广大牧民进行演出和服务。这种文艺形式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出现，绝非偶然。这片草原上不但拥众多优秀的民间艺人，还有众多从王府回归到民间的、身上承载着很多宝贵的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艺术家，正是因为有这种深厚的民间音乐基础和文化传统，“乌兰牧骑”才能在这里出现并长久的发展下去。
二、马头琴艺人的分布与人数
马头琴艺人的分布特点，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中经历了由点到面的扩散过程。在传统社会中，马头琴主要是分布在锡林郭勒――察哈尔地区的各旗当中，除了在王府乐队中供职的艺人以外，大多散落的分布在草原上。在这些蒙旗当中，乐手分布最多的当属当时的商都马群旗，因为在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有商都马群旗的三个人同行，其中有一个一定是套马手，一个是乐手，另一个是歌手或是盗贼。商都马群旗不但是传统宴乐套曲“阿斯尔”的发祥之地，更因其各种民间音乐盛行而闻名于察哈尔草原。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内蒙古歌舞团的桑都仍系统的继承和总结了传统马头琴的演奏方法后，将其进行广泛的传播，使马头琴迅速在内蒙古地区的各盟市及蒙古人聚集生活的地方播散开来。至上世纪八十年初，虽然全内蒙古自治区的马头琴手总数不超过五十人，但已基本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盟市。在采访马头琴演奏家陈・巴雅尔时，他回忆到：
我是 1973 年开始参加工作的，当时在哲里木盟歌舞团跳舞，后来从团长那里学习了一点马头琴演奏，当时整个哲盟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拉马头琴。1975 年，团里派我到呼和浩特学习马头琴演奏，师从于齐・宝力高，学习了三个多月后回到了团里。当时在呼和浩特学习的时候，具有所知全呼和浩特也就有不到十个人拉马头琴，在我回哲盟之后的几年里先后有四五个人来向我学习马头琴，但是具我所知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全国拉马头琴的也不超过五十个人。
从 1990 年左右开始，学习马头琴的人数开始大量增加，各盟市的艺术学校开始大量的招收马头琴专业学生，自治区以外的一些省份如吉林、辽宁省等地方也开始逐渐出现了学习马头琴的人。至 1996 年中国首届色拉西杯马头琴大奖赛举办的时候，已有来自全国八省区的选手和代表来参加。此外，随着马头琴在日本成为小学教科书的讲授内容，马头琴在日本也日渐流传起来。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不断的有内蒙古的马头琴演奏员在日本进行演出，在日本的学校中，学习马头琴的学生也渐渐多了起来，1996 年首届色拉西杯马头琴大奖赛举办的时，日本也同样派来了代表参加。现在，马头琴不但已在内蒙古自治区得到了普及，在全国各地都有学习马头琴的爱好者和学生。仅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2006 年就以 1199 名马头琴演奏者同时演奏，获得了吉尼斯世界记录的认证。在 2008 年，又以 2008 人共同演奏，刷新了这一记录。
在笔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对于来自各地区的马头琴艺人，当问及其所在地区大约有多少个演奏马头琴的人（包括学生、老师和演员）时，通过对不同的人对于同一地区人数的回答进行整理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数字和分布情况，以下将列出其中部分数据，请看列表一。
从列表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如今学习、演奏马头琴人数之庞大，在内蒙古地区以旗为单位的地方，都至少有 50 至 100 人的马头琴演奏者。在短短的十余年的时间中，演奏马头琴的人数迅速膨胀，如今保守估计也有上万人，如此庞大的人数基数，已成为马头琴艺术传承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三、马头琴艺人对文化价值的认同
艺人对文化价值的认同是指马头琴艺人对于马头琴这一民族乐器所承载的文化含量的认同，即马头琴在社会文化层面中所附载的能量和意义。在社会时代变迁当中，艺人对于马头琴音乐文化价值的认同也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调整，从而在意识层面上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秩序相对应的结构，以此完成传统音乐的客观延续。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前，马头琴音乐的文化价值体现为对王权或汗权的弘扬和歌颂，在“阿斯尔”乐曲的演奏中，完成对于至高无尚的汗权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代言人――“王权”的赞颂，在庄重而大气的演奏中进行一次次心灵的膜拜。1947 年至 1976 年，马头琴艺人通过乐器的改造和乐曲的创编，积极的参加各种以宣扬新政权意识形态为目的的演出，以“乌兰牧旗”等演出方式为政治宣传服务，来争取适当的政治地位。1978 年至今，国家的政策中心从政治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马头琴音乐也以消费文化的面目出现，以奏乐或伴餐来获得经济收益不再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标志，而成为繁荣内蒙古地区文化市场和餐饮市场的动力之一；在此形势下，各种有偿的演奏活动屡见不鲜，而马头琴艺人以此获得一定的物质回报和获得一定经济地位已成为当代马头琴音乐文化价值中重要的一部分。
诚然如此，马头琴是一件承载着蒙古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因素的民族乐器，其最擅长演奏的是蒙古族传统民歌而非流行歌曲和草原歌曲这一观念，依然深深的扎根在大多数马头琴演奏者的心中。在笔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对于马头琴最擅长演奏流行歌曲、蒙古民歌、外国乐曲还是草原歌曲一栏中，近 90%的人选择了蒙古民歌，这证明在艺人对文化认同的调整过程中，虽然马头琴这一传统民族乐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的具体内容改变了，但“蒙古音乐文化是马头琴的根”这一观念始终贯穿始终，扎根于马头琴艺人的心中。
参考文献：
[1]巴勒登.，载 C・巴音吉日嘎拉.，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
关键词：音乐艺术；古琴；音乐文化；艺术创作；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Chinese Guqin Art
MA 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iangs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1）
古琴艺术已经具有六七千年以上的历史了，是我国音乐史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古琴艺术不仅在音乐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文化史上也一直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具有典型的自身特色。我国历来“诗、琴、书、画”并举，古琴艺术已经成为我国高雅文化的象征存在于文化的进程之中。早在神话、图腾传说的时代，古琴艺术就已经出现了，“神农造琴”、“伏羲造琴”、“尧舜造琴”的传说一直不断，均证明古琴艺术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久远，在没有文字之前的历史时代，古琴艺术就参与、进入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了。与古琴有关的历史故事不断在历史的进程中出现，尤其春秋时代以来，这一类故事明显增多，就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师旷弹《清角》风摧宫室，孔子向师襄学习《文王操》等诸多故事的发生。“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士无故不彻琴瑟”，古琴艺术已经深入人心，与政治生活、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礼乐文化、乐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之中。古琴艺术是汉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古老音乐艺术，古琴名家代不乏人，出现了诸多的古琴艺术演奏家和作曲名家，尧、舜、禹、师旷、师襄、俞伯牙、司马相如、蔡邕、蔡文姬、阮籍、嵇康、孙登、戴逵、陶弘景、陶渊明、李疑、贺若弼、王通、赵耶利、董庭兰、薛易简、薛涛、李冶、朱文济、慧日、义海、郭楚望、徐天民、阿荣、倪瓒、张雨、萨天赐、萧性渊、刘鸿、严徵、徐青山、蒋兴俦、查阜西、管平湖、张子谦、吴景略等，都是历史上出现的著名琴家，他们不间断的古琴艺术活动，将古琴艺术不断推向深入。同时，在历史的长河里也诞生了相当数量的古琴名曲，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上共创作古琴曲达三千余首，代不乏名篇巨制，如《高山流水》、《胡笳十八拍》、《酒狂》、《广陵散》、《梅花三弄》、《阳关三叠》、《潇湘水云》、《平沙落雁》、《渔樵问答》等等。由于古琴艺术所具有的深邃的精神体验和观念感知，所以在历史上一直得到有识之士和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群体的高度认可，充分展现出了特有的审美思想、文化特征和艺术魅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传统道、儒、释文化因素、文化特征和审美思想，几乎在古琴艺术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儒家文化的中和平正、温润大雅思想，道家文化的幽远闲静、虚寂简静思想，佛家文化的清静空明、妙悟通脱，都在古琴艺术中有着鲜明的表现。古琴艺术中所呈现出来的宏细、轻重、迟速、雅丽、溜健、淡采特色，都浸润着我国传统道、儒、释文化的综合特质，古琴艺术所追求的古、雅、清、淡、恬、静、远、逸风格特色的出现，呈现出道、儒、释三家审美思想的深刻影响和文化印痕。在我国历代古琴名家中，在儒家思想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宫廷廊庙文化中出现了为宫廷服务的古琴艺术，形成了具有宫廷审美特色的庙堂古琴音乐，朝廷重大活动、大型宴会上，几乎都有古琴艺术的出现，成为宫廷雅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仕宦群体中也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古琴知音之士，出现了通晓古琴艺术的高洁、文雅之士，“名卿名相尽知音，遇酒遇琴无间隔”，“紫殿青虹腾剑气，高山流水识琴心”成为他们最为真切的写照。辛弃疾的咏琴词表达出高洁士人对于古琴艺术的真切情怀和精神情操，最具典型：“千丈阴崖百丈溪。孤桐枝上凤偏宜。玉音落落虽难合，横理庚庚定自奇。人散后，月明时。试弹幽愤泪空垂。不如却付骚人手，留和南风解愠诗。”（《鹧鸪天·徐衡仲惠琴不受》）正是这一曲幽幽琴音，融化进了无数士人们的千古幽愤思绪。六朝以来直至唐、宋时期出现《酒狂》、《平沙落雁》、《潇湘水云》等著名古琴曲，最具有代表性，将蕴含士夫阶层审美理想和精神情操的古琴艺术带进了新的精神境地。《酒狂》是根据阮籍的《咏怀》而创制的琴曲：“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神奇秘谱·酒狂》解题则说：“（阮）藉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其趣也若是。岂真嗜于酒耶？有道存焉！妙妙于其中，故不为俗子道，达者得之。”阐释了古琴曲《酒狂》所蕴藉的精神内涵。为免遭迫害，以酒醉佯狂，“庶不为人所忌”，包含有多少深深的人生感慨和意绪。《送元二使安西》则是唐代诗人王维极负盛名的送别诗，也被人们谱入古琴曲，即古琴曲《渭城曲》、《阳关曲》或《阳关三叠》，这一琴曲成为阐释送别友人、表达深厚离别情感的千古绝唱。
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代表的古琴，以其清、和、淡、远的音乐美吸引着历代文人士大夫一直将其奉为修身养性的雅器，它在现代文化日益多元的当下也面临新的审美拓展。虽然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古琴受关注度增加，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不断涌现的“雅集”或研讨即可见一斑；但它过于成熟的文化品格和高洁脱俗的内在蕴涵还是让人敬而远之，古琴音乐仍属于少数人的风花雪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它远离俗尘的傲骨秉性，再次使它与现代音乐生活日益隔绝。为满足平常人群接近并秉承古琴文化发展的需求，以学院派古琴教习者为主体的音乐家们正在不断探索其可行性方式，这其中，京沪等地的音乐学院中古琴专业的师生功不可没。2011年12月18日在贺绿汀音乐厅上演的以古琴重奏为形式的《丝竹更相和——古琴重奏音乐会》就是学院里的古琴师生对古琴现代新发展等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这场由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策划、古琴家戴晓莲老师主抓的音乐会，一反往常举行作曲比赛推出新作的做法，音乐会特别约请了8位目前活跃在国内外并热衷于传承并推广古琴音乐文化的作曲家王建民、朱晓谷、徐仪、温德青、陆培、姜莹、于洋、玛丽·艾莲娜·贝尔纳德（Maric－Hélène Bernard），为古琴专门创作了一场包含多种重奏形式且风格迥异的音乐新作。戴晓莲除了亲自携学生登台表演外，还约请吴强、霍永刚、陈晓栋等专家对新作进行缜密、苛刻地排练指导，音乐会达到了全新探索的学术深度和推广古琴现展意识的效果，也引起了大家对古琴音乐文化现代性的思考。
从小受叔公、古琴名家张子谦先生家传成长起来的戴晓莲是上音古琴专业教师，除了演奏技艺精湛外，她还是古琴理论家，对古琴打谱、理论研究样样精通。这些全面的素养为她推广古琴现代化奠定了坚实而全面的学理基础。近年来，她在国内外琴乐推广活动中不遗余力，屡获佳绩。其中如2007年推出的“渔樵问答——古琴重奏独奏音乐会”、2008年以后与黄荟、杜聪推出的琴箫埙合奏《思君集》以及在上海大剧院的专题讲座等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对开拓古琴音乐文化现代篇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使上海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古琴现代化的艺术空间，2012年新年前后多场与古琴有关的音乐会的成功举行即是明证。
二、古琴重奏新作的音乐新意
从形式上看，此次音乐会上推出的古琴新作打破既往古琴音乐惯常采用独奏或琴箫合奏的形式，而开放地选择多样合奏，力图实现古今中外多元音乐形式的融会。如：古琴与笛子、打击乐的《楚歌》，古琴与钢琴的《古舞》，古琴与长笛、大提琴、打击乐的《四合》，古琴与磁带、弦乐四重奏的《吴侬软语》，古琴与管子、男声、打击乐的《萍池》，古琴与箫、二胡、埙的《吟·潇湘·颂·水云》，古琴与中胡、中阮、笛子的《归梦去来》，古琴与大提琴、长笛、钢琴的《离骚碎影》。这些形式探索了古琴在表现现代艺术上所蕴涵的丰富多彩的音响世界，开掘了古琴与多样乐器合奏而产生的新颖别致的音色空间，更多传统的中国乐器和钢琴、大提琴、长笛等西方乐器与古琴也能“相和”于乐。
从音乐手法上看，8首作品均从古琴固有的音色特点和内在的文化神韵出发来探索其新的技术革新。其突出的特点有：其一是古琴固有的音乐手法（如主题变形、写意发展）与开发的新颖别致的现代音乐织体同时运用，实现了在继承中发展的思路；其二是将古琴“独语式”音乐语言拓展为利于与其他乐器合奏的互补性的“对答式”形态，此消彼长，相映成趣，实现了古琴音乐形态的现代型式拓展；其三是多声音乐形态的多样化发展，中国传统音乐横向的线性的可听性旋律线条等音乐思维与纵向的多声性的或和声式的或复调式的或综合式的动机型音型等音乐思维融合并予以相当地发展，实现了古琴现代音乐手法融入的真正意义上的转型，而非既往古琴音乐仅作为特色符号式的拼贴，实现古琴主体的现代音乐发展模式。其中，《四和》（?眼法?演徐仪曲）从古琴的“十三象”的音乐形态中挖掘出古琴优雅端庄与从容适度的内蕴的对比变化的各色织体，以现代多声思维探索出“和”的四种形态；《古舞》（王建民曲）从云冈石窟的观感中激发出古韵古风的多样化形态，在古琴既往写意、绘景的手法之上探索出现代语境下的新古意，古琴音乐的写意与钢琴音乐写实手法被予以多声思维的对比与互补，古琴的线性思维旨在写意，钢琴的多声思维旨在写实（见例1），由此产生新画意的虚实；《萍池——与王维的对话》（?眼法?演Marie－Helene Bernard曲）以王维诗为外在符号载体，将中国古典节乐律动融入其中，结合多声音乐的陪衬与烘托，将古琴线条予以了新奇的诠释；《吴侬软语》（温德青曲）以吴语中“我欢喜你”为音调原型而不断变形并贯穿发展，从而形成了绚烂多彩的预置磁带音乐线条，它巧妙突出古琴的新型线性思维，由此与多声音乐弦乐四重奏形成对比，形成多声多层性的新奇语言。
例1：《古舞》中古琴与钢琴的不同音乐手法的对比
以传统琴曲为基础而进行新发展是此次音乐会的又一目的，它不仅有利于古曲现展，还有利于现代思维的恰当融入。《吟·潇湘·颂·水云》（陆培编配）、《离骚碎影》（于洋编配）、《归梦去来》、（姜莹编配）、《楚歌》（朱晓谷编配）以传统琴曲为依托，将新的具有现代语汇的间插素材像插花艺术一样贯穿其间，探索了既传统又现代的新语言。如《楚歌》以原古琴曲为曲调素材，在不同段落中加入低音大笛或打击乐的新音乐素材，将原曲旋律予以对比强烈的渲染（见例2），以多彩性的形象转化推动了音乐形态的现代转化，从而较直观地拓展了原曲所表现的“楚汉战争”的画面色彩感。《吟·潇湘·颂·水云》以古曲《潇湘水云》为蓝本，以白描似的间插呈现原作素材和多维性的对话而植入新的音乐素材，以中国画似的多景象连缀，将原作发展为新意独特的多元复合风格的别样音响世界。《归梦去来》以《大胡笳》为音乐素材及结构基础，以中阮等新音乐织体的融入而产生与古琴音乐的对话（见例3），以简约对比的音乐手法而产生多声语境的新结构，并以哲学似的手法来表现浓墨重彩与苍凉悲壮的古味意境。《离骚碎影》以《离骚》原曲为蓝本，以点描似的手法将原曲素材散落于不断变化的音响之中，古琴原有写意手法被极度放大，再经过叠置多变的音阶从而使音响在新颖中呈现原曲的悲凉意境。
例2《楚歌》中原曲素材与新音乐素材间的对比与渲染：
例4《归梦去来》中的古曲素材与现代音乐织体间的多重对话：
三、古琴现代探索的理论新思
虽然戴晓莲对这些全新的形式与理念并未有十足的信心，但她希望能够将古琴现代化探索中欲意开掘的新语言、新思考带进传统的古琴音乐文化之中，让多元艺术语境下的古琴获得现代的气息，尤其融入西方的多声音乐技术，将传统音阶形态予以音色音响的全新开发，她同时恳请古琴前辈和年轻一代的爱好者都来重新认识新语境下的古琴。戴晓莲意欲在此次音乐会中继续秉承民乐系继承古琴音乐文化的传统，表达出古琴并非是孤芳自赏的独白，它也可以与其他传统乐器一样走向大众，立足“当代”的理念。“当传统技法远远不能达到我们所要表达的意境时，我们一直在为古琴与当代音乐的适应与融合反复尝试、比对新的演奏技法，从而呈现最流畅动听的古琴音色。”戴晓莲说：“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历史的脚步总是向前，行进的过程总要有人去开拓，希望通过此次探索和努力，为古琴打造一条更具大众亲和力、更具时代性的发展道路，使古琴这件古老乐器能在多元文化交融日益频繁的当下立有一席之地?选”为此，戴晓莲除了在音乐表演领域做足文章，与作曲家深入交流，潜心推敲演奏技术的具体运用和细节处理，力图将舞台艺术做到极致之美；她还在音乐会的推广上花了心思，如：在节目单上展示作曲家创作的内容和理念，在前期宣传上做足文化创意的介绍，还将延续其以前的做法——在音乐会后推出实况视频并出版新作总谱。音乐会前，音乐厅外甚至有了大量黄牛倒票的身影。这是不是古琴现代化发展的美好前景预兆呢？
“古琴重奏音乐会”必将引发古琴音乐文化现展的理论思考。首先，如何真正认识古琴传统精髓继承与发扬的问题。保守的观点认为古琴文化既已成熟就要原汁原味地保持，就像日本保持“能乐”那样。新锐的观点认为古琴应该脱下“古装”换上“时装”，就像中国民族器乐发展的方式那样，将西方管弦乐的多声思维运用其间。戴晓莲的音乐会中体现的古琴继承问题是将其植入多元宏大的新文化背景中，深入挖掘古琴写意手法中的具体技术并将其充分发展，从而赋予其新的叠加、倍增的艺术新效果。
其次，如何全新发展古琴音乐技术语言问题。从技术的角度看，新旧之法无所谓好坏之别，传统古琴技术讲究的是气息的贯穿和主题的变奏发展，讲究的是线条的绵延波折。曾经将古琴以文化符号植入作品中的探索则取其表意手法，将其与宏大现代乐响形成对比或音响反差，从而产生古琴的古韵。戴晓莲音乐会中的新作水准虽然参差不齐、手法各异，但透露出一个共同的技术问题：它们都力图挖掘古琴原有特色性的技术，原有技术在多声现代语言之下形成新的多元复合风格，它们以古琴吟猱音韵、张弛线条为主要语言，以中外音乐多样化新语言为陪衬或烘托，从而呈现新颖别样的新音响，求新而不忘本。
再次，如何解析古琴新语言及其标准问题。俗话说，标准决定评价的结果。古琴新作或新形式每每出现后都会遭到责难或无视。戴晓莲认为，因为古琴姓“古”不姓“新”。古琴新作要想得到大众的认可，当然要有普遍性的新语言。以传统的观点看，唯美、深邃的音乐意境是古琴语言的评价基准，新奇怪诞是其“反面”。以现代的观点看，追新、出奇的语言是古琴新技术发展的评价基准，这其中不乏“技术至上”的“唯技术论”思想，但也反映出这一部分学术思潮的美学原则。戴晓莲音乐会中的新作以“古装”与“时装”相提并论，这就需在解析和评价时要以多维视角及其审美标准来观照，肯定与否定都要有具体性内容，不能单从某些局部赞其“超越”之新，也不能以某处“断气”而贬其“粗糙”之劣，要从整体音乐风格的呈现或主要乐思的构造来全面评价，技术手法、艺术风格、文化定位、思路开拓乃至音色音响的营造等，都将是解析与评价的基准。如此来看，多维视角的标准将是这些古琴新作审美评判的出发点。
自上世纪50年代起，音乐研究所的创始人杨荫浏等前辈，以其卓越的学术远见确定了该所的工作方针，即全面收集、整理历史上遗留至今的有关中国古代音乐的文物、典籍、乐书、乐谱、乐器；广泛采录仍然存活于各地、各民族的歌唱、演奏音响及相关的民俗礼仪活动资料；以资料为基础，以研究为主导，进行人才的培养和学术成果的积累。其中，在中国传统古琴艺术的抢救、保护和传承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古琴，又称七弦琴。琴是它历代相沿的原称。在现代乐器学上，琴可归于Zither类。由于琴的历史非常悠久，在中国古代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所以“琴”一名屡被借用，如胡琴、扬（洋）琴、钢琴、提琴、管风琴、风琴、口琴、电子琴等等。以至近两百年来，说到琴时，反需要用“七弦琴”等称呼来特别说明它是指中国传统乐器中的“七弦之琴”。今天运用最广的“古琴”这一名称的出现，至今不过几十年。从“琴”到“七弦琴”到“古琴”的名称变化，折射出琴在中国音乐史上曾经拥有的显著影响和它近代以来的衰微历程。
琴乐是中国历史上渊源最为久远而又持续不断的一种器乐艺术形式，其可考证的历史有3000年之久。先秦的礼乐制度中，它属于“士”阶级的乐器， “士”后来转化为文人士大夫，这一社会群体始终与琴密切相关。琴乐存在于宫廷、书斋、庭院以及各种“民间雅集”场合，也播及道观、寺院和市井等。琴乐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始终代表了中国文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活追求，体现了完善自我人格修养的理想追求，蕴含着人际往来、“君子之道”等中国人文精神。中国的古琴艺术对周边民族和国家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的一批唐传乐器中，就有一件“金银平文琴”，日本学者推定是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的制品。清初中国艺僧蒋兴俦（别号东皋禅师）东渡日本传授琴艺，有《东皋琴谱》传世。在他的影响下，大约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的40余年里，日本琴人曾发展至数百人之多。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音乐文化时，也介绍过古琴。20世纪初，荷兰著名的汉学家高罗佩（原名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曾大力宣传东皋禅师业绩，写有《中国雅琴及其东传日本》等文，1940年又出版了《琴道》（The Lore of Chinese Lute）一书，在欧洲广有影响。
虽然古琴艺术历史悠久、文献丰富，并有近千张唐宋元明清等历代古琴实物传世，但是其琴曲的传承有着“口传心授”的特殊性。琴谱在音高、节奏上没有明确的定量关系，记写的仅为指法、音位，而没有节奏。不同的弦法或不同的解读，将导致不同的旋律音调。所以琴谱的传承历来是建立在“口传心授”基础上，一旦离开具体琴人、流派的“口传”，就将出现传曲的变形或遗失。近代以来社会剧变，古琴艺术主要依托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消失，琴乐面临了消亡的危机。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音乐研究所作为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专门机构，在普查琴人、琴谱、琴社、琴曲、琴的遗存与分布，编纂琴学文献，组织国际国内的琴学研讨会、古琴打谱会、古琴名琴名曲鉴赏会等活动方面，对古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工作至今仍在陆续进行。
音乐研究所所做的主要工作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1954年4月，在音乐研究所的倡导和主持下，正式成立了以北京地区大多数琴家为成员的“北京古琴研究会”，并长期主持这一中国极为重要的琴会组织的工作。北京古琴研究会在全面推进古琴的演艺传承、进行资料的收集和琴学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2） 20世纪50年代初，音乐研究所为全面抢救古琴艺术，开始向全国各地征集存世古琴珍品。迄今为止，在音乐研究所收集的2100余件乐器中，就有古琴85张。其中唐、宋、元、明四代的珍品，达50余张。唐代的“枯木龙吟”琴是其中历史最早的琴，已经历了上千年的人间沧桑，堪称古琴珍品中的珍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85张历代古琴，构成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一个奇观，也是目前收藏古琴最为集中的单位。
（3）中国的古琴艺术，是典型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为了抢救这一岌岌可危的古代文人艺术，音乐研究所于1956年派专人采访了当时所有健在的老琴家，先后参与者达百余人，采录了80余小时古琴音乐。这是中国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一项重大举措。这百余老琴家包括了当时各个重要门派和这门艺术所流布的主要地域，代表了当时中国传统古琴艺术的主流；这些凝聚到录音带上的古琴音乐，可以说是当时还存活于世间的中国古琴艺术的主要精华。今天，当年参与音乐研究所及广播电台合作录音的琴家，已经全部谢世，这80余小时的古琴音乐已有着不可再生的特质，使其更如文物般的珍贵。它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伟大民族的一笔优秀的文化遗产。
（4）1963年、1983年、1985年和2000年，音乐研究所先后在国内组织了四次全国性“古琴打谱会”，整理了琴曲数十首。许多与会的著名琴家、古琴界的后起之秀，以及热心于古琴艺术的大量爱好者，当场表演了自己打谱的作品，发表了重要的理论心得和见解，涌现了大量优秀的古琴作品，从而把这些埋藏在陈年古谱中数百上千年的琴曲，转化为可以演奏、可以欣赏的鲜活的动人音乐。这些琴曲中的许多曲目，如《幽兰》《流水》《离骚》《洞庭秋思》《漪兰》《潇湘水云》《广陵散》《山中思友人》《汉宫秋》《良宵引》《凤求凰》等著名的古琴曲目，已经成为今天音乐艺术活动中人们喜闻乐见的节目。这对古琴艺术的复兴和普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5）1954年至1960年，音乐研究所在抢救整理古代琴谱方面，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即全面梳理了历代琴谱150余种，编辑成一部前所未有的巨型古琴谱集《琴曲集成》，受到了世人的瞩目。《琴曲集成》自1961年出版首册，至今出版了17册。这对古琴艺术的保护、传承，弘扬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音乐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古琴的琴谱中，还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史资料。所以大型图书《琴曲集成》的编辑出版，其学术意义不局限于音乐艺术，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社会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6）为了进一步使中国古琴艺术得到发扬，音乐研究所在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先后在北京、成都等地举行了国际性的古琴鉴赏、演奏研讨会。这一举措，对于发扬古琴的艺术传统，传播古琴的审美理念及美学思想，促进各地琴派的交流、传承和发展，提高古琴的演奏技术和艺术水准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以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春江水畅，百废俱兴。古琴艺术也从“封建残余”的重重阴影中，迎来了重生的大好机遇。许多地方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纷纷恢复了琴社、琴会活动；一些没有琴社、琴会的地区，新的组织不断涌现。他们在琴会组织、琴艺表演和学术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活动，得到了音乐研究所的帮助和支持，传统的技艺得以相互学习和发扬。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问题，目前已经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府的注意，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并且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着手实施的项目。音乐研究所作为中国专门的音乐艺术科学研究机构，在将中国古老的古琴艺术申报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使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重视，从而为它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扬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和环境的工作中，承担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并获得了圆满的结果。2003年11月，古老的中国古琴艺术，终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的文化面貌也日新月异。音乐研究所保护和弘扬中国古琴艺术的工作，将会不断面临新的课题。在今后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内，音乐研究所应特别关注的工作重点，可在如下诸方面：
（1）协助有关部门建立有效的古琴艺术保护机制
音乐研究所拥有中国音乐史、民族音乐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乐器学、音乐声学、古琴的专家和学者以及相关档案研究人员数十人。在承担古琴资源普查、古琴人才保护及培养、古琴文化研究和展演活动等的主要组织、协调工作方面，在参与行动计划的研究、制定和实施方面，在领导和组织全国性的琴会社团等方面，音乐研究所均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在政府主管部门――中国文化部和国家艺术科研专业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直接指导下，音乐研究所有责任协助国家主管部门研究、制定和实施相关的保护措施、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音乐研究所应积极倡导，争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法规，把古琴艺术列为国家重点保护艺术。对于古琴艺术团体及古琴艺术家的艺术活动，争取获得专款给予政策性的支持；争取从政府的教育经费和科学研究经费中划拨出一定的比例，用于古琴艺术从业人员的教育培养，用于对古琴曲目的发掘考证和研究，甚至用于对著名琴家的生活、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措施。同时可向有关部门建议，制定有利于向社会募集经费，建立古琴艺术基金，用于古琴艺术的保护与振兴的政策法规等。1982年11月29日，中国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作为重要文物的传世古琴，是古琴艺术的有关部分，其已经包括在这一法律范围之内。音乐研究所应在宣传、执行这些政策法规的工作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对不利于古琴艺术的发展和弘扬的社会现象，如针对目前因牟利而损害艺术传统的现象、倒卖古琴文物的现象等，应该引导舆论加以制止和抨击。这些均是与建立有效的古琴艺术保护机制直接相关的具体工作。
（2）积极扶持古琴社团的组织与人才的培养
音乐研究所近年的调查资料表明，曾于50年代参与音乐研究所及广播电台合作录音的琴家，已经全部谢世。今70岁以上的长者不出10人，60岁以上的古琴承传人仅有34人，50岁以上者不过40余人，古琴艺术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古琴艺术的博大精深，要求琴人具有文史与艺术的多重修养，故古琴的修习与传承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建立稳定的古琴社团和师资队伍，并开展相应的研习活动、培养古琴艺术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文化的繁荣。出现了部分年轻学人陆续进入古琴界现象，他们成为中国琴界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中国各地也出现了旧有琴会、琴社的复兴，新的琴艺组织时有出现的现象。目前重要的琴艺组织，主要有中国琴会、北京古琴研究会、金陵琴社、虞山琴社、今虞琴社、广东古琴研究会、梦溪琴社、香港德琴社等20余个民间古琴社团。其组织者均为知名古琴艺术家，参加者为各地琴家和琴乐爱好者。音乐研究所应一如既往有目的地扶持各地琴社，参与和支持各种形式的古琴艺术活动，并应继续提倡开展古琴资源普查、古琴人才培养，组织和参与古琴打谱及展演等活动，如在综合大学开设古琴选修课，聘请古琴艺术家担任教师；在一些普通中、小学校的课余艺术教育中，举办古琴培训班或青少年业余古琴学校，从小培养古琴艺术爱好者。这些均是古琴艺术极为重要的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措施，是直接关系到古琴艺术后继有人的百年大计。又如积极提倡加强音乐院校古琴专业建设，努力扩大招生，并在音乐学系开设古琴必修课，设立古琴专业硕士学位。这对于培养专家队伍，进一步提高古琴的艺术品位和技艺技巧，具有重要的意义。音乐研究所应加强有关的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建议在相关部门进行试验，取得经验，以在音乐艺术院校得到实施和推广。
（3）加大整理琴曲、出版传统琴谱的力度
在现存3000余首传统古琴曲目中，今天能演奏者不及百首。故以琴家打谱手段整理典籍，是古琴演奏艺术能否发扬光大的重要保证。此项工作如缺乏组织，缺乏相应的科学方法，就无法有效地进行。音乐研究所应该继续在这方面起到主导作用，进一步发掘传统琴谱，整理出版，以免失传。音乐研究所所编的《琴曲集成》（共24册）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17分册，在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鉴于已出各册多已脱销，海内外琴家需求迫切，可考虑重印或再版发行。更应抓好尚未出版的《琴曲集成》其余各册。音乐研究所在50年代开始编撰的《历代琴人传》，仅内部油印出版，为世人所珍视，可以组织专人修订后正式出版。50年代古琴家查阜西先生主持编辑的《存见古琴谱字辑览》，也仅内部油印出版。此书汇集各代琴曲指法，可以深入研究古琴弹奏技法的时代特点与变迁，对考订古琴曲的年代、通过打谱恢复古曲原貌，均有重要意义。
（4）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和科技手段，做好古琴艺术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现代传媒和科技手段的迅猛发展，为古琴艺术的宣传和普及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不仅可以利用音像、影视进行古琴艺术的知识普及，还可利用网络“远程”等方式实施现代化的教学。如作为抢救和保护古琴艺术的一项重大举措，可筹备拍摄一套全面、系统、高质量地反映中国古琴3000年的艺术成就的影视艺术片，可分为《琴史》《琴曲》《琴人》《琴工》《琴品》《琴谱》《琴论》《琴心》《琴文化》等篇章。借用现代影视艺术手段，将对古琴艺术的普及和发扬更为有效。音乐研究所可以考虑组织专家撰稿，筹措资金，一旦条件成熟，尽早实施。
（5）关注对既有古琴音像资料的保存
音乐研究所、全国各电台、电视台、音像及唱片公司，在以往的工作中摄录和保存下来的古琴音像资料，具有不可再生的特质，必须加强保护，避免毁损。古琴演奏的音响资料与琴本身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但目前保护环境、条件均差，载体和设备落后，急需经费与设备，对早期录音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及妥善保存；有条件的应整理出版，加以有效利用。音乐研究所应对这方面多加关注，呼吁和争取有关单位和部门的支持。除了督促政府相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还可吸收社会和国际力量的帮助。这方面，音乐研究所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得了一些成果。
（6）古琴文物的保存与修复
见存并仍可使用的古琴，有相当数量。其中年代最早者可至隋唐，无疑为国家珍贵文物。目前这些珍品部分保存于中央或省级博物馆及研究机构内，部分则散存于私家。历代琴家对琴之斫制及修复，已经形成一套具有人文及审美价值的工艺传统，不断地维修与经常演奏，正是永葆其艺术生命之所在。博物馆保存的藏品，即使收藏条件尚好（如北京和台北两地故宫），也难免其自然衰朽。音乐研究所应就琴文物的保存与修复，建立相关的科研课题，此也为当务之急。通过与北京文物研究所等专业的文物保护部门、国内重要的古琴制作家沟通合作，制定最好的保护措施。另外，随着国家开放、文化交流以及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古琴的贩卖、外流现象日趋严重，应积极研究对策，协助政府主管部门注意古琴文物走私的动向，提高打击力度；同时要加强舆论宣传，提高国民对文物的认识，以使古琴文物得到有效保护。
（7）重视古琴资源普查
上世纪50年代，音乐研究所曾对中国20个城市中的传世古琴、琴人、琴曲、琴谱、琴社进行了普遍调查，为20世纪后半叶古琴文化及琴学活动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音乐研究所将继续对传世古琴、琴人、琴曲、琴谱、琴社以及古琴制作工艺进行全面普查。调查方式应包括文字记录、录音、摄影及录像等。通过普查，梳理出中国古琴的资源分布、历史沿革及其在20世纪所经历的文化变迁脉络等，同时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对各地琴乐活动的现状加以研究，为进一步的保护与振兴古琴艺术打下基础，也为有关部门确定古琴艺术为国家重点保护艺术，确定各地古琴艺术的传承人并给这些古琴艺术团体及传承人以必要的资助，制定相关保护政策时提供坚实的第一手资料。
（8）积极组织各项有关古琴艺术的社会活动
广泛开展有关古琴艺术的各种社会活动，是保护这种古老艺术品种的有效手段。如申报有关琴学的研究课题，召开学术讨论会、斫琴工艺研讨会，举办各种形式的打谱会、演奏会。定期举办中国古琴琴社、琴会联谊会。结合倡议筹建中国音乐博物馆，举办中国古琴文化展和古琴巡演等。
传统是一条河流，古琴艺术是这条河流中一朵小小的、但却是十分晶莹的浪花。
说到古琴的传承，就不得不说现在的高职教育中的音乐教育了。当前高职院校虽然都开设了乐器课程，但主要是一些西方乐器，学习古琴的学生少之又少。笔者认为，对于古琴专业的教育，根本在于培养学生广泛而坚实的基础知识，同时要具有古琴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很多的高职教育中，普遍存在着传统授课的现象，教师一味地授课，学生单一地、被动地听课，课堂没有一丝的生机。所以，高职课堂中教学的规律应适当地有一些变化。在一些课时的安排上，教师应做到有意减少授课的时间，主动增加一些鉴赏古琴的时间，让学生亲身体验和感受学习古琴所带来的快乐，使学生在学习中占据主要地位。
虽然中国古典音乐在现实生活中的审美价值毋庸置疑，但是中国古典音乐现在的发展情况却不尽如人意。音乐理论界甚至出现了“古琴必然消亡论”。近年来，音乐界西化成风，很多人忽视了自己民族的传统音乐——古典音乐，这就使古典音乐的创作没有大的进展，无奈地退出主流音乐的舞台。我们一直倡导东方式的含蓄美——清静、微妙、玄远，这与西方艺术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已经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艺术产生了隔膜，而且相对于其他乐种来说，有关部门、团体对中国古典音乐较为忽略，如经费少、编制少、人才少等，致使现在了解古琴的人越来越少。
由此可见，古琴需要普及，需要“大众化”。一般而言，广大人民群众对音乐作品的评价处于主导地位。音乐作品的形成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在特定的时代中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当社会条件有了变化以后，这些有时代特征的音乐作品在发挥其功能的基础上也会有新的变化。古琴不受重视，无法参与大型音乐会进行传播，是由于古琴本身也有缺点，首要问题是它能发出的音量太低，演奏古琴的场所必须具备音响设施，这样才能够使观众听到它的声音，这就给现场演奏带来了一些麻烦，不便于让大众进行欣赏。然而有了音响的加入，又对古琴原有的韵味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这就要在音响装置方面进行研究和补救。此外，古琴的曲子较难懂，一般人不易接受，所谓的“琴道”“文人琴”“修身养性”等观念的思想包袱太重，让人们不敢与之亲近。这就需要坚守古琴音乐业者，尝试古典与现代音乐的嫁接，让两者间不可逾越的艺术鸿沟逐渐消失，将古典音乐在保持纯粹的基础上，融合进一些有利于贴近大众的元素。例如，改革古琴曲让其能焕发新声，改革弹琴方式与乐队结合，甚至改革琴学观念，让其合乎时代旋律，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等。在今日社会，我们要努力推广古琴，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弹奏古琴，在不违背古琴的本质内涵、继承中华琴学的精粹的基础上，将数千年来古琴文化中最优秀、精华的成分结合今日时代旋律进行发扬，真正弘扬中国古琴文化。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若在“大众化”的改革与创新中丢失了古琴的本质精华而迎合大众欣赏习惯、以博得大众欢迎，丢弃了古琴静美、清雅的品性，那便得不偿失了。
古琴音乐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精英文化，也许，古琴的确不同于任何一件民族乐器，因其古朴、幽静的品位决定了它无法成为时尚，我们需要真正把握琴之特质，发掘琴文化之精华，并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继承下来、弘扬开去，若始终使自己处于孤芳自赏的清高中，这有可能使曾经璀璨的文化成为历史的尘埃。我们应该重视古琴演奏艺术的推广和传播，比如，专业团体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音乐家经常进行古琴专题演讲，为电视台、广播编写古琴专题片等，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欣赏古琴、传承古琴。
上世纪40年代的某个晚上，浙派古琴大师徐元白带着古琴登门拜访了重庆富商杨少五。杨少五是清末民初重庆第一钱庄顺祥掌柜杨庭五之子。杨家在当时重庆富甲一方，现在龙湖一带当年大半都是杨家的地产。虽为经商世家，却三代都是琴人，杨少五继承家学，经商之余，更是痴迷于古琴，常常与重庆琴家及社会名流雅集聚会。家中更是珍藏古老琴谱，及唐宋元明数床古琴。1937年，家人一起创建了七弦琴会，成为重庆当时很有声望的琴社。徐元白正是因此而来。月白风清之夜，在杨少五家的琴室，飘起了徐元白悠悠的曲子，影竹参差间，香篆清远，令杨少五之女杨清如也怦然兴起，当即弹奏了一曲，得到徐元白的大加赞赏。
这一夜的雅集直接催生了抗战期间重庆的“天风琴社”。他们的意图是，江上北望国破家亡，如果中国文化精髓消失，民族就很难在废墟上重建信心。1939年的天风琴社，以与古人截然不同的创社初衷，悲壮地登上了历史舞台。陪都政界和文化名流于右任、冯玉祥和后来国际学术界知名的荷兰汉文学家高罗佩都是天风琴社的成员，在当时成为重庆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抗战胜利后，流寓西南的名流们都一心准备回迁，琴社也因为各种原因中断了。一些稀世古琴有的散落人间，有的被收回躺进了博物馆的文物库里，一“睡”就是数十年。直到在黄建华带领古琴爱好者积极推动下，使得古琴得到重新的修复，走出尘封与世人晤面。如今，天风古琴已申请为渝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在黄建华看来，物质层面的修复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精神层面的唤醒，需要时时勤奏以唤起它们往昔的记忆。
古琴的艺术原则
一提到古琴，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把时光回放到千百年前。仿佛看见一位着一身青衫，略显消瘦的沧桑男子，他或许是一个经纶满腹的才子，也或许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总之，他是要携一把木质古琴，可能琴角已经开始有了裂痕，可能嘴边还挂着一抹不屑一切的风情，然后在山水之间默然一坐，无需说话，手臂游走，指尖一动，便是道不尽的绵绵言语。坡如是，李白如是，刘禹锡如是，等等。自古文人墨客似乎都离不开那一把并不华丽却能发出绕梁妙音的古琴。三千年的历史，从最先是作为祭祀的神器，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修身养性的方式，再到现在似乎渐渐的落寞无人问津，这一切都看在古琴爱好者黄建华的眼里。
身为公务员的黄建华和古琴结了姻缘是在2005年，他偶然结识了浙派古琴大师徐元白的再传弟子金蔚先生，交谈之下，发现彼此对书画见解相契，甚至平时都有用文言写作的习惯，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后来出差去俄罗斯，途经北京特意拜访了金蔚，秉烛夜谈，之后就开始学古琴。这一学，便一发不可收拾。对艺术的追求，让黄建华如痴如迷。走进他的居室，宽敞的书房，硕大的画案，仿古书柜中挤满了各类画册、书帖。客厅一角整齐得摆放着一把古琴，谈笑之余，还抚琴一曲，让来访者好似春日闲散的午后置身于昔时时光。
黄建华一直认为，艺术有它的快乐原则。他极力想要推广古琴这门艺术，商业因素并不放在第一位。黄建华说：“只要古琴能让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减缓压力，就是值得尝试的。”
不再是孤独的吟唱
黄建华重建天风古琴院也还是源于受到了一个刺激。
有一次他去听一位来渝的北大教授的讲座，讲座上，教授提出要恢复古代礼仪，即讲座之前请一个古琴师演奏一曲，这个要求让主办方略显尴尬，因为大家对古琴都知之甚少。“不肯承认重庆这个城市没文化，但又确实在这方面有欠缺，当时我就想一定要在重庆成立琴社推广古琴。”黄建华如是说。于是，在他及其琴友的努力下，“天风古琴院”终于在2008年于湖广会馆挂牌成立了。在成立的几年中，琴院的活动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除了经常在公园、茶楼和风景幽雅的地方举行集会，还把古琴带入了高校课堂。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其中有企业家、白领、公务员、艺术家、家庭主妇等各行人士。至此，古琴雅聚的传统在重庆中断半个世纪后，终于又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接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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