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或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始于美国经济学家罗默(Romer)首先于1986年论证了知识外部性导致单调不减增长的可能性。其后卢卡斯(Lucas)于1988年的研究中意图构建一个新古典的框架，但“干中学”模型事实上从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化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理论，对罗默的研究成果实现进一步的发展。随后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Helpman)合作于1989年发表了三篇文章，一方面考查企业家受市场利益驱动的行为导致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提出质量阶梯理论，提出了“创新—增长”的二元模型。同年，罗默发表“内生技术变化”一文，将技术视作非竞争与部分排他品，既非传统商品也非公共品来考查。1993年，杨和尤框(YangandYew-Kwang)在一个新兴古典框架中讨论了分工的内生化问题。迪那波罗斯、欧姆克和希杰斯托姆(Dinopoulos，OehmkeandSegerstrom)则在一个模型中同时考虑了水平型创新与垂直型创新对内生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后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贸易对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布罗科尼尔和斯乔荷姆(HenrikBraconierandFredrikSjoholm)1998年用两个模型分析了得自R&D扩散的生产力增长。海贾兹与萨弗里安(WalidHejaziandA.EdwardSafarian)于1999年衡量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同年，BINXU和JIANMAOWANG考查了资本品贸易对R&D溢出的影响。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则于2006年研究了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对于国际技术扩散的催化剂作用。JakobB.Madsen(2007)使用数据对通过贸易的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做了测算。此后的学者将研究兴趣转向了对溢出的测算。
2国际技术溢出的经典解释
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作外生进程而认为资本积累是产出扩张的主要内生来源。以罗默(Romer,1990)、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或叫内生增长理论，学者则将由经济利益驱动的商业导向的创新视为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动力。该视角下，创新一方面产生于R&D活动积累的知识，另一方面反过来丰富了知识库。长期来看，经济的生产力水平取决于其累积的R&D活动与知识库的效率，二者是相互关联的。R&D活动对于开放经济体的重要作用，既提高现有资源利用效率又强化了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利益的能力，并进一步细分了获取自国外R&D的利益，包括直接利益如对新技术、材料、生产流程或组织方法的学习，以及间接利益如进口由贸易伙伴开发的产品与服务。本文将正文分为理论、数据与实证发现三部分。
(1)理论部分使用了累积的R&D支出作为知识存量的代用指标。并用该指标对每一个样本国的国内知识存量与国外知识存量进行了赋值。国外R&D资本存量的赋值方法是使用依进口份额加权的贸易伙伴国的累积R&D支出。并计算了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定义为产出的对数扣减劳动与资本产出的加权平均，权数取要素份额。之后关于国内外R&D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测算则反映了国际贸易与国外R&D的重要关联。
(2)数据部分本文选取了“OECD+以色列”的二十一国样本，数据时期为1971～1990年。数据显示国内外R&D资本存量都对国内生产力产生重要影响。而依据全要素生产率对R&D资本存量的弹性进行重要性衡量时，测算表明，一国进口占GDP比重越大则越受益于国外R&D资本存量，而对于大国如G7集团则国内R&D资本存量可能更加重要。
(3)实证部分本文对数据作了计量经济学上的检验并附了相关数据与数学公式及推导过程。本文对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的模型进行了拓展，将创新的来源细分为国内R&D与国外R&D，并由此推导出国际贸易对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本文对新增长理论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然而没有对不同产业的R&D投入产生的大小不同的增长效应作出识别，也就没有对各国别的R&D的产业分类构成作出区分，导致了对大国小国各自的自国际贸易导致的技术溢出利益的原因估计的效度降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然而尽管本文的理论解释不够严密精确，但本文将对内生增长的分析从封闭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置于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系统中，这不仅放大了理论的视野，也使得理论研究更加具备现实意义与政策意义。
3新的理论进展
3.1R&D的国内与国际扩散
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的比较HenrikBraconier与FredrikSjoholm在“NationalandinternationalspilloversfromR&D:Comparinganeoclassicalandanendogenousgrowthapproach”一文中选取了6个OECD大国中9个制造类产业1979～199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用两个模型分析了来自于R&D扩散的生产率增长。第一个模型是基于传统的生产力分析模式的。第二个模型则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经验结果显示出对第二个模型的强烈支撑。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R&D扩散既存在于国内也存在于国际的产业之内，至少在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如此。然而也没有明显证据可以表示在产业间也存在相应的R&D扩散。最后，国外直接投资似乎促进了R&D成果的扩散。本文没有找到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投入于中间产品的R&D投资对于增长产生了效果。本文发现了产业间与产业内R&D扩散的重大区别，却没有进一步区分贸易结构不同的国家组合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考虑到世界上各经济体的贸易结构的极为巨大的差异，这种疏忽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时的重大误解。
3.2贸易、FDI和R&D溢出
WalidHejazi和A.EdwardSafarian在“Trade,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R&DSpillovers”一文中将视角放在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影响上。传统上的分析思路是进行跨部门的研究，并且局限于对单一国家劳动生产率的考查。前沿的进展则将视野扩展到国外R&D存量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上。本文对理论界的贡献在于将FDI与贸易同样作为国家间全要素生产率辐射效应的传导通道。本文考查了G7集团通过FDI和贸易对OECD国家的影响。结论有三：其一，对FDI影响效用的估算要比标准模型中贸易的扩散效应高；其二，一旦加入对FDI的考虑，贸易的通道效应将被大大减弱；其三，在加入对FDI的考查后，总的溢出明显地增加了。本文考查了FDI与贸易，却遗憾地没有考查直接技术转让在国际技术溢出中的作用。贸易主要是以实际发生交换的产品或可用货币度量的服务来实现技术扩散，FDI则通过生产能力的转移实现技术的地理扩散，并进一步通过东道国的国内贸易实现与国际贸易类似的技术扩散。然而技术溢出效应的另一重要形式——技术的直接转让，是通过直接提升受让国生产率的形式进行技术扩散，也是最直接的技术扩散，却没有被有效地研究。
3.3OECD国家的资本品
贸易与R&D溢出BINXU和JIANMAOWANG在“CapitalGoodsTradeandR&DSpilloversintheOECD”一文中考查了资本品贸易在国际R&D溢出中的重要意义。并且量化考查了OECD国家的国际R&D溢出。本文比较了资本品贸易与非资本品贸易，并进一步对比了附着于贸易流的知识与作为独立形式评估的R&D溢出。评估显示，一个G7集团中R&D投资的近半产出会溢出到其他OECD国家。资本品贸易被证实是一个对于R&D溢出而言十分重要的通道，尽管多数的溢出还是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本文重点在于区分了资本品与非资本品对R&D溢出的承载系数。使得通过分析贸易结构来估算两国间R&D溢出利益的得失成为可能。并且进一步区分了依附于贸易，FDI的R&D溢出与不依附于贸易，FDI的溢出，如技术文献，国际会议、国际技术转让等。
3.4贸易与技术扩散
科勒(WolfgangKeller)在“TradeandTransmissionofTechnology”一文中考查了前期封闭经济体中R&D与生产力的关系的研究，以及近期对关注热点的开放经济下由R&D驱动的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并对两者做了关联性分析。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技术以产品设计的形式，通过异化的中间产品贸易在国内与国际间进行转移。本文收集建立了一个产业层面的数据样本，涵盖了1970～1991年间超过65%的全世界制造业产出与绝大多数的世界R&D费用。通过对数据的处理，本文估算，产业内R&D投入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占50%，国内其他产业R&D投入的贡献占30%，而其他的20%则来自于国外产业的R&D投入。
3.5国际贸易中的技术集约度与经济增长
JuliaWrz在“SkillIntensityinForeignTradeandEconomicGrowth”一文中考查了贸易结构、贸易分工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理论界认为，在出口产业进行专业化的产业升级会对长期增长起到积极作用，而进口的贸易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难以确定的。本文使用了不同的结构变动指标扩展了一个标准的实证增长模型。而后建立了一个45国数据样本，包含了OECD国家与部分亚洲、拉丁美洲国家1981～1997年的数据，并以此检验了一个假说，即“重要的是不同类型的贸易活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而非贸易本身”。对数据的动态分析显示，中高级技能集约度的产业中贸易分工会对长期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3.6国际R&D溢出的重新审视
对国外技术的吸收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在“InternationalR&DSpilloversRevisited:HumanCapitalasanAbsorptiveCapacityforForeignTechnology”一文中从多角度考查了R&D的国际溢出效应，尤其着重探讨了在国际技术扩散过程中，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的催化剂作用。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用以衡量国外附着于中间产品和资本设备的R&D存量，并认为这摆脱了从前理论界对于旧的衡量方法的质疑。本文搜集整理了103个国家自1970～1995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固定样本，并发现，国外R&D对于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着显著影响，并且一国人力资本是吸收国外R&D溢出的最重要的能力。本文将人力资本从一个封闭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中扩展至开放的技术扩散系统中，实现了“溢出—吸收”的循环考查。以往的文献更加关注R&D投入国所产生的溢出基数，或对吸收国而言即“技术溢出约束”，而该文献考虑了“技术吸收能力”。这为发展中国家与期望从国外R&D投入中获益的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思路与理论框架。
3.7通过贸易的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会聚
基于OECD国家135年数据的经验分析JakobB.Madsed在“TechnologySpilloverthroughTradeandTFPconvergence:135yearsofevidencefortheOECDcountries”一文中使用新的数据处理方法得到了OECD国家在一个长达135年的时间段内的进口的科技和全要素生产率，检验了技术是否真的通过国际贸易被有效传播。经验估算显示了进口的技术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关系。并且，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高达9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以完全用知识的进口来解释。更进一步说，数据表明了，在1870～2004年这个期间，OECD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会聚的背后，起到主要作用的便是知识的溢出。
4中国学者的研究
符宁在《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扩散与技术进步》一文中着重考查了进口贸易通过国际技术扩散机制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包括进口贸易、技术扩散和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强调了进口贸易结构对技术扩散效应的重要影响，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吸收能力低下从而重申了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的观点即中国的人力资本不足。最后本文还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中国的技术扩散的可能影响。本文综合使用了BINXU和JIANMAOWANG以及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的理论框架，将之放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平台上，但却没有更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扩散吸收能力的影响。美中略有不足。仇怡在《基于对外贸易结构的技术扩散效应比较研究》中，从结构的视角量化并比较了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程度。本文将高技术产品贸易用作了技术贸易的变量。考虑到技术贸易与高技术产品贸易在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后者所暗含的对进口国生产能力缺失的假设，本文的这种处理在逻辑上可能有可质疑之处。李放在《国际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技术扩散关系的研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分析》中，使用中国的数据对新贸易理论做出实证检验，试图给出证据即中国资本品的进口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现实地从国际技术扩散效应中受益。本文将进口资本品总量视作技术扩散利益的约束边界，将人力资本存量视作既定约束下的决定技术吸收效率的关键变量。最后本文还提出一国应该依照自己的人力资本禀赋来选择符合自己优势的适宜性技术。总的来说，中国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尚未对理论框架作出突破性贡献。
5结语
新增长理论从讨论长期单调不减增长的可能性开始，先后将知识、人力资本、创新差异、人力资本阶梯等内生化到增长模型之中。随后理论界研究了知识、人力资本等在技术溢出中的地位与作用机理。得出的结论是，知识与创新通过国际贸易、国外直接投资等渠道将利益溢出到贸易与投资对象国，贸易结构中资本品的比例以及技术集约度对溢出效率有着重要影响，而对象国吸收技术外溢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结构与集约度等。理论界使用大量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估算了贸易结构与各种具体技术溢出形式的溢出效率。证明了贸易与国外直接投资等技术溢出渠道确实对国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聚起着重要作用。这对我们追赶发达经济体、平衡区际经济发展状况、调整贸易结构等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然而现有理论似乎隐含着一个有效市场的假设，没有区分垄断市场情形与竞争市场情形。依据现有理论，技术扩散的主要形式是模仿与技术转让，而其根源的驱动力在于市场竞争对企业的压迫力。垄断市场中，尤其是政府特许权垄断情形，企业缺少自主创新与模仿、引进技术的动力。因为可以通过特许权获得垄断利润，而这种垄断利润的获得与生产率无关，而是取决于对政府保护政策的游说能力。因此，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国家，要想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来加速本国的经济增长，首先就必须在垄断行业打破特许权垄断，引入外部竞争。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或者正在消失。经济将转向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驱动力的长期增长路径。因此，吸收来自国外的技术溢出就显得尤其重要。在国内自主创新尚处于较低阶段时，对国外技术溢出的吸收将决定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否强劲。因此，本文对中国经济利用国外R&D促进增长看法如下。首先，提升国内人力资本集约度，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整体人力资本台阶，由此加强在既定技术溢出约束空间下的吸收能力。由于溢出渠道大体包括知识直接转移、商品贸易与国外直接投资三种，分别对应的吸收能力为：(1)学者型人力资本的个体集约度，即是否有理论造诣深厚的学者与工程师。足够数量的高水平学者与工程师将有助于吸收来自学术会议、研讨会等形式的技术溢出，同时也是理论与知识自主创新的源泉与保障。(2)国内企业中的研发型人才队伍。即从事进口替代品生产行业的企业中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直接接触进口品与相关生产技术，是模仿与产品创新的主要执行者。培养扶持进口替代品生产企业的研发能力，有助于对商品贸易中的技术溢出进行有效吸收。(3)有技能的产业工人队伍。国外FDI带来的不只是设备与资金，同时还有一些国外先进的生产控制与管理流程以及直接生产劳动中的特殊技能。这些流程与特殊技能将随着产业工人生产熟练度的提升而内化为劳动者的个人技能，提高劳动者的个人劳动生产率。因此产业工人队伍的“技能化”是有效吸收来自于FDI的技术溢出的关键。其次，调整贸易结构。根据测算(3)，对于OECD国家，资本品贸易的技术溢出系数与非资本品贸易的技术溢出系数显著不同。因此，调整资本品进口在总进口中的比重可以影响进口国从技术溢出中获得的利益。同时，进口国从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的进口贸易中所能获得的收益要高于技术密集度低的产业。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应该在提高自身吸收能力的同时，鼓励高技术密集度行业的资本品进口。最后，在高准入门槛的行业以及存在规模效应易形成自然垄断的行业，允许国外企业与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参与竞争，但要大力扶持本土企业，改善其生存条件。垄断是现有理论所未能涉及的一个领域。出于前文对现有理论的隐含假设的分析，本文认为，如果在垄断行业让国内市场完全被个别国外企业占领，非但不会增强中国对国外技术溢出的吸收，反而会使吸收渠道关闭。如前文所述，技术吸收一个必要非充分的条件是，国内存在对进口替代品的倒闭，也就不再存在对国外技术溢出进行吸收的经济主力了，获得技术溢出利益更无从谈起。
论文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关税壁垒的作用将越来越弱，而以颁布技术法规、推行技术标准、实施认证制度和检验制度等技术性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日益突出。目前技术性壁垒已经取代反倾销措施，成为阻碍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第一大非关税壁垒，是当今国际贸易中最隐蔽、最难对付的一种贸易壁垒。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性壁垒作为非关税壁垒的新形式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日益明显，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技术性壁垒的最大受害者。 关键词：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影响；对策 1 国际技术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据有关部门调查，至2006年底，我国外贸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几乎都遇到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问题和障碍，每年大约有超过45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不利影响，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受损最为严重，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受损呈明显上升趋势。事实证明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以技术性贸易壁垒为核心的新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就仍然很大。 （1）在市场准入方面。在国外越筑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的技术性壁垒面前，我国部分出口商品的市场迅速萎缩，甚至被挡在进口国的国门之外。 对价格竞争力的影响。技术性贸易壁垒增加了出口成本，使出口国产品的竞争力下降，或者因为延误时机而失去市场机会。 （3）由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技术壁垒名目繁多、变化频繁，且具有一定隐蔽性，往往使我国一些经验不足的出口企业应付不及，被动地陷入贸易纠纷，致使出口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被扣留、查封甚至销毁。而且我国产品进入欧美市场，需要取得该国或国际通行的认证标志。 2 我国如何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 2.1 政府应建立技术贸易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 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最大困难是“信息不灵”、信息“渠道不畅”、得不到针对性的有效的咨询服务等。具体建立预警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1）真正形成以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研究机构等为主体的多层次产业预警系统，政府作为建立机制的发起方，应主动承担整个预警机制的协调规划工作，同时依托行业协会等机构的数据库系统，建立起为出口企业服务的平台，有针对性地提出调整和完善预警机制的建议和意见；形成一套有效的通报、评议、咨询、审议制度；（3）组织专门的人力、物力研究国外的TBT系统，按出口对象和产品类别全面、及时、准确地收集、整理、跟踪国外的TBT信息，建立相应的TBT信息中心和信息数据库；四是建立高效的TBT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及时预警信息。通过对TBT问题的认真研究，及时作出预警分析，帮助企业提高质量意识，寻求我国商品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切入点。 （1）建立并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法规体系。 我国应针对已加入WTO的情况，建立健全技术法规和技术体系，构筑我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体系，按照国际惯例，将安全、卫生、健康、环保等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作为贸易技术法规建设的重点，通过制定强制性标准，把未达到技术标准的产品拒之门外。 政府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大力推动标准化。 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设置了一些非常严格甚至苛刻的标准，我国为了达到其市场准入标准，导致生产、加工成本大大增加，降低了我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制定、实施标准化战略是我国建立技术贸易保护体系，维护国家利益，跨越技术壁垒的重要途径。为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①认真研究和积极推广国际标准。国际标准，特别是ISO 9000系列标准和ISO14000体系标准认证反映了国际上先进的科技水平，代表着一定的质量水平，成为国家之间的协调标准和处理贸易纠纷的重要基础，采用国际 标准，可以使国内企业积极迈向国际市场，与国际环境接轨，不仅能给本国技术、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使生产更加便利，也更容易了解国外市场需求，打破贸易技术壁垒。 ②适应我国出口贸易需要，调整我国标准结构。我国目前是以国家标准为主体，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相互协调配套的标准化体系，改变了无标生产的状况。 ③积极参加国际标准化的活动。WTO要求成员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参与各种标准化组织的活动，争取主动权，特别是争取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工艺品等纳入国际标准，将我国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变化及时转化为技术标准，并推荐为国际标准在国际贸易中使用。 2.2 我国企业的应对策略 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时，企业应该和政府紧密配合，制定企业的应对之策。面对国外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企业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掌握WTO的游戏规则和TBT协议的要求，熟悉目标市场的有关规则和标准。企业要从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获益，就要熟悉、掌握WTO的游戏规则，以减少进入国际市场的盲目性，必要时运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己的权益。 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强化标准意识。企业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上是否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 （3）积极申请国际认证及贸易对象国的认证，取得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采用国际标准是冲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种有效手段，这在出口企业中己形成一种共识。企业要加强收集和研究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技术法规、标准、检验与认证制度，把与企业出口商品相关的内容加以吸收，并制定到自己的产品标准中去，严格按标准组织生产，使自己的产品具有穿透对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能力。建立适应质量管理科学和环保所要求的清洁生产需要的管理体系，从根本上保证中国出口商品质量和生产过程的环保要求能经得起国际上各类认证的考验，通过贸易伙伴国的各种检验和要求，积极推行ISO9000族、ISO14000族质量管理体系和环保体系标准及注册认证。 最后，在应对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同时，企业必须充分发挥专业性行业协会的作用与职能，即立足于国际市场，针对各行业的生产规模、供求关系、价格水平、创新能力、技术标准、产品结构等一系列情况进行研究和对外交流，建立良好的贸易预警机制，及时向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提供国内外市场的动态数据和分析报告，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决策依据，协助政府在WTO规则范围内与其他成员国协商解决各种贸易争端。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技术内生化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3-0072-05
一、引言
很长一段时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和技术进步的处理远落后于现实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在决定世界贸易模式的变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把技术进步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去(克鲁格曼，1990)。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因素的忽略或不恰当处理不仅导致正统理论对于贸易利益的解释偏于狭隘，即使对于正统理论本身也产生了不少的争议与误读。因此，系统梳理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角色演变的轨迹，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重要前提。一定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恰恰是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内生化的过程。由此，笔者将系统分析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角色演变的过程，将贸易理论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二、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技术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经济学最古老的研究领域之一，它从一开始就把贸易问题与增长问题研究相结合，从技术差异的角度回答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分析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这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研究的基点，也代表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起点。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的分析可以用比较成本理论来概括，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对其完善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斯密和李嘉图是该理论的主要构建者。
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考察了技术变化对比较优势模式、贸易条件、贸易量变动的影响，并论及贸易对增长的影响。Bloomfield(1978)认为Torrens等人较早就注意到技术在国际间传播的事实，Mill甚至明确分析了技术变化的贸易条件效应，Longfield等人则指出了技术变化导致比较优势变化的情况，甚至技术差距理论的所有要素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古典经济学家讨论了一般技术变化的不同侧面，对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论述零散地分布在他们著作的不同角落，虽然这些不同的观点很少系统地发展起来并结合进古典贸易理论的主体，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兴趣要比一般贸易理论家认为的要高得多。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理解与现代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差异，技术的内涵相对较为狭窄，一般是与劳动者的具体的技能或者机器的性能相联系，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者技艺的改善或机器的改良促进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注意并论及了技术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古典贸易理论在发展进程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处理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主要发生在李嘉图和斯密之间。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动因在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胡乃武等，1990)。分工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技术进步成为内生于劳动分工的副产品。狭隘的国内市场会限制分工的发展，阻碍财富生产的增加，对外贸易会通过扩大市场促进分工的发展，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会对一国比较成本和贸易模式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在斯密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技术进步内生于分工的发展，并且成为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李嘉图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国际贸易动因的比较优势成本理论，但却未对斯密的分工理论给予重视，而把产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归于自然条件与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李嘉图也注意到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并且多次提到技术进步对于一国贸易模式变动的影响，但是技术在李嘉图模型中纯粹被视作一个外生变量对待。虽然穆勒在对李嘉图比较成本模型进行形式化表述的过程中，重新注意到对外贸易通过市场扩大效应对于深化分工进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穆勒之后的贸易理论家越来越倾向于资源给定情况下的静态效率配置的分析(Myint，1977)。在Taussig(1927)、Haberler(1936)对比较成本理论进行了标准的教科书式阐释之后，技术因素彻底被当作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的外生变量看待，虽然国际贸易静态的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仍然能够推出自由贸易政策的结论，但是比较成本理论南此受到缺少动态分析的批评。
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但是对于技术本身仍缺少一个严格的界定，技术因素在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独立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使古典贸易理论家在贸易动因的分析中，缺乏对技术的系统论述，导致技术在比较成本理论的标准化表述中，蜕变为纯粹的外生变量，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在贸易与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是经济学和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事实。
三、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迷失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并未严格遵循技术研究的路径向前推进，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背景下，H-O贸易模型产生，由此开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古典发展阶段。H-O模型对国际贸易动因的分析放弃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技术差异因素的考虑，而以国家间生产方式即技术相同为基础，研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对一国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学家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国家要素禀赋构成与国际贸易模式的关系上，并关注自由贸易在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功能。H-O模型的4个核心理论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它在把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一般化的同时，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间以要素禀赋为基础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会使资源的配置实现单个国家和整个世界范围的最优化，这为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H-0模型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而古典经济学侧重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传统在新古典理论中完全消失了，贸易可能提供的动态潜能被边际主义所忽略，这在Samuelson(1939)、Kemp(1962)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所以连Kemp本人也认为他们的研究忽略了贸易对于技术知识状态和积累速度的分析。在古典时期，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两个不可分割的分支，但是在新古典时期，贸易和增长成为两个彼此独立的研究领域，新古典贸易
理论忽略贸易增长效应的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长时期内退出了国际贸易理论家的视野，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新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而Baldwin(1984)通过对一些实证研究的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得自贸易自由化的静态损益是相当小的，而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动态收益则相对要大得多，H-0模型对于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国际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则明显过于狭隘。
H-O模型集中考察要素差异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忽略了国家间技术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考虑技术差异的影响，H-O模型中要素禀赋导致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发生逆转，自由贸易所引起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也会消失。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和贸易影响的研究没有遵循古典贸易理论技术研究的思路向前推进，在边际主义和一般均衡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它忽略技术在解释贸易模式和贸易效应中的作用，以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作为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贸易利益的研究彻底蜕变到资源配置水平效应的分析，贸易通过技术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也由此中断，经济增长似乎成为资源最优配置后不言而喻的结果，但实质上这是把经济增长问题排除在贸易理论研究的范畴之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H-O模型对于贸易模式的分析忽略技术因素的影响，导致技术因素在贸易理论研究中的迷失，这代表着从早期李嘉图传统的倒退(Jones，1970)。
四、技术在贸易理论发展中的回归
要素禀赋理论在诞生后的30多年内主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成为解释国际贸易模式的基础性理论，但是不断涌现的国际经济新现象使贸易理论家逐渐意识到H-O模型的局限。20世纪中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深入使贸易理论家无法对经济增长的事实视而不见，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开始引起学者的兴趣，技术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模型研究当中，外生的技术进步在决定和影响贸易模型及其变动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二战后，国际贸易中新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之间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技术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传递异常迅速，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拉美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摆脱旧的分工贸易体系的束缚，质疑自由贸易的利益分配模式，试行进口替代贸易发展战略，这使贸易理论家必须正视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H-O模型对此解释乏力，因此，技术因素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家的研究视野，作为重要变量以加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20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中开始复兴，这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经济增长问题，贸易理论家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日增。但是受当时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要素禀赋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Johnson(1955)、Bhagwati(1958)都只是单向地考察了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及对贸易国的福利影响，而没有研究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外生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开创性研究虽然使贸易理论开始关注技术因素对贸易模式和效应变动的影响，但这也仅限于外生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变动的考察，着眼于对贸易国外生经济增长的比较静态福利分析(John-son，1958)，却不能对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做出解释，也无法直接用技术的变动对现实的国际贸易模式做出合理的说明。随着国际市场上新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加，技术的革新变化显然比技术差异更加重要，构成了除要素禀赋之外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这诱使贸易理论家开始从单纯的技术变化探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贸易模式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
Posner(1961)和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技术创新和技术国际传播的角度解释了新产品贸易的产生以及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动，并对要素禀赋相似发达国家间贸易作出了有力的理论说明。新产品在从开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过程中，各环节投入的性质各不相同，其相对重要性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各个国家在特定投入环节上的相对优势差异显著，因此在产品发展的各个阶段，各国的贸易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把技术创新、技术传播引入到贸易理论研究的视域，实现了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分析，并为技术在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Pos-ner和Vernon充分意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生性，却把技术进步的原因归于外生的国家间市场特征的差异，因而没有把技术进步内生到贸易理论中来，但将技术引进贸易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克鲁格曼，1990)。
技术进入贸易模型表明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现实，虽然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处理依然缺少有效的分析框架，而被视作一种外生现象，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也还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对技术进步的关注至少标志着贸易理论的发展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技术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
技术和技术进步对于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影响虽然自斯密以来就开始进入贸易理论家的视野，但却迟迟没有被结合到正统的贸易理论模型当中，主要由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从理论发展来看。以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排除了技术进步分析的可能，因为完全竞争的企业同质分析，意味着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在所有企业间迅速无成本扩散，成为所有企业共享的公共物品，而现实的企业创新要通过市场垄断弥补前期技术开发的投资成本，这会产生动态规模经济，导致不完全竞争，因此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内技术变动与一般均衡的静态配置效应分析无法兼容。从技术上看，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模型(以下用D-S模型)提出之前，贸易理论领域缺少一个处理递增收益和产品差异的有效分析工具，虽然张伯伦依赖于语言文字说明和几何推理的垄断竞争模型提供了一些原则性框架，但未对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入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技术在贸易理论模型中内生化的突破性进展是建立在D-S模型和Krug-man等人(1980)新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的。
20世纪70年代，Krugman等人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开始突破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影响，这为技术进步引起的报酬递增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内生技术进步成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这使贸易理论与现实经济分析的结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国家间动态贸易模式及福利变动的分析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Krugman等人的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规模经济之上的，没有研究动态规模经济
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因此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也主要体现为静态贸易利益，没有考察国际贸易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Krugman(1979)较早意识到新贸易理论的这一不足，因此开始尝试把技术引进到贸易理论模型中研究动态规模经济的贸易效应，以此作为对新贸易理论的重要补充。
Krugman利用新贸易理论的技术，在产品周期理论和技术差距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于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以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这两个模型的扩展，贸易理论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把技术引入到贸易模型当中，但是在这两个扩展的模型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都是外生的，这虽然可以考察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贸易效应，但是无法对它们产生的原因做出解释。新增长理论对内生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的关注对克鲁格曼产生了重要启示，使其认识到把内生技术创新引入到新贸易理论模型的重要性，从而促使其构建了一个把技术和贸易的分析与新贸易理论相联系的简单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克鲁格曼，1990)。在这个模型中，企业为获得垄断利润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相似国家间即使不存在静态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动态递增收益和技术外部性，也会使开放经济获得高于封闭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这在贸易理论中首次把贸易通过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拓展了国际贸易研究的领域，推动了贸易理论的快速发展，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在发展中的融合成为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Grossman et al，199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开始超越静态贸易利益的解释范畴，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技术是贸易和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是解释动态贸易模式发展的理论切入点，技术进步内生化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新贸易理论研究开放条件下增长问题的一个重要支点。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创新理论在把贸易和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内生化分析，逐渐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生创新理论把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和技术扩散(模仿)视作理性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活动的结果，技术发达国家以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为目的，投入一定的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技术落后国家根据自身的优势对先发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行模仿，两种类型国家分别获得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内生技术能力的差别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国家间贸易模式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过程中将发生动态的变化。内生创新理论对国际贸易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的内生分析，为后发国家通过研发补贴等政策提升本国技术进步速度提供了很强的理论支持。
进入21世纪，贸易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向前推进，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它不仅使行业的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而且为企业角度研究创新、增长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与变动提供了一个微观理论基础，成为研究众多现实国际经济现象的重要框架，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Melitz(2003)生产率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揭开了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序曲，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Melitz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对行业内不同生产率企业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整个行业的生产率内生于个体企业的出口经济活动。贸易开放度的增加或贸易成本的下降会使产业内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同时，产业内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增加，即使单个企业生产率不变，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也会带来整体经济的福利增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微观基础框架，使得行业的平均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为企业异质性条件下贸易品种类、产品创新、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分析模型。
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家经营管理能力）的数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技术。因为技术不仅可以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同时在给定的要素规模条件下可以实现更大的产出和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事实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而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以俄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H-O-S）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禀赋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禀赋理论”、“贸易技术论”、“市场结构论”和“动态比较优势论”等为代表。
“新要素禀赋理论”与H-O-S模型的区别在于：其一，从“劳动”这一传统生产要素中分离出熟练劳动（即人力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其二，将知识也视为一国的禀赋之一。通过和开发（R＆D）产生的知识，既可以体现在劳动力上，也可以体现在资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隐含了一国在动态意义上可以创造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其三，将“技术”变量引入要素禀赋模型，如同传统的劳动和资本一样，强调创新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技术变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R＆D支出水平和具体的创新数据来表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但是没有触及要素禀赋理论的核心：首先，理论中没有彻底解决“技术”的待遇问题。因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将“技术”视为要素之一，但是既没有探讨高低技术能力共存以及相应地对相对生产力和相对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忽略了“技术”的动态特征。其次，“新要素禀赋理论”将生产要素看作是贸易流向的内生决定因素。事实上，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等几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断变更着的，因此不能以静态的眼光将要素看作是一国固定的“禀赋”。
“贸易技术论”将技术差异视作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波斯纳的“贸易技术差距模型”中，一国由于发现了某种新产品和新工序而获得了暂时的比较优势，直到其竞争对手具有了相应的创新模仿能力，创新国才会丧失这种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创新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可以不断地通过新的创新取代被竞争对手模仿的旧创新，进而在各阶段始终保持比较优势。在海什和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中，假定一国在创新生产上具有优势，在商品生产的初期，生产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商品价格较高、产量较低，加上接近市场有助于接受消费者的信息反馈和进行相关的服务，生产在创新国进行；随着商品的成熟和标准化，价格下降、生产时间变长，商品生产可以转移到其他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创新国继而可以生产另一种新产品。可见，无论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还是“产品周期理论”都认为创新国会出口新产品；都强调在引进一种新技术对产品生产定位影响中的时间的重要性；都认为新产品的生产和R＆D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应该位于技术能力发达的国家。但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和“产品周期理论”忽略了以下两个事实：其一是时间，时间会使产品趋于标准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术扩散，技术扩散会提高外国生产新产品和模仿现有产品的能力。
“市场结构论”又被称之为“新贸易理论”，主要用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该理论不仅增加了对国际经济的需求方面的考虑，同时将有关的理论研究置于不完全竞争框架之下，强调了垄断力量、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性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市场结构论”对“技术”的处理有两种方式：其一，将“技术”视作产品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在布兰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术”是一国攫取垄断租金的一种策略性资源。
“动态比较优势论”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即知识）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在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的模型中，将比较优势定义为R＆D与制造相对效率的跨国差异。该模型的主要观点是：通过研究经验的积累促进R＆D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获得比较优势，并借助规模收益递增而提高一国的增长率。克鲁格曼模型的结论也很相似：由于“边干边学”会增加知识的积累，因此比较优势是建立在的差异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论，将比较优势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对现有的贸易模式进行了要素禀赋上的解释：“新要素禀赋论”拓宽了生产要素的范畴，最终考虑了内生技术的动态意义。其二，从产业经济学中引申出来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市场结构论”，将诸如垄断力量和规模经济等不完全竞争特征引入国际经济学，而“市场结构论”和H-O-S模型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归入新古典理论、也没有被主流贸易理论吸收的学说。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技术理论”认为“在出口绩效与R＆D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虽然“新技术理论”将“技术”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难以将“技术”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时也忽略了作为“技术”核心特征的那些来自于垄断力量和技术变化等的动态意义，坚持一国经济的专业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长。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熊比特关于创新的观点被结合到新贸易技术论之中：一方面，技术差距学说与技术进化论相结合，说明了技术差距对增长和专业化模式的动态含义；另一方面，技术的厂商特有性质和垄断力量与成功的创新相结合，用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厂商维持技术优势的目的。
二、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一般影响
如上所述，当代的贸易理论认为，在从静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动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维系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无论是对初始的贸易出口国、还是对初始的贸易进口国而言，都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为了获得或维系比较优势，国际贸易成为国内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伴随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既能刺激初始创新国的再创新意识，也能削弱其比较优势。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表明，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基础之一。因此，贸易出口国往往是某种技术领先的国家。国际贸易对于出口国，或现实世界中的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而言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其一，在静态意义上，只有技术创新，才可能有新产品和新工艺，才能具备出口的潜力；因此，一国只有进行充分有效的技术创新，才能保持相应的比较优势，进而将这种创新优势体现在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增长上。其二，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国际贸易会借助进口国的市场反馈促进商品输出国的技术改进，或带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活动。其三，在动态意义上，伴随国际贸易的展开，商品输出国的创新优势会随着各种技术扩散的发生逐渐消失。其效果无非是，要么放任自由，在特定技术创新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丧失相应商品的净出口地位；要么改进技术或从事新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后者往往会达到刺激初始出口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效果。其四，出口国通过初始出口所获得的贸易利得也有助于增强其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因此，初始技术领先国在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一种“先发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不被外界经济事件打断的话，对本国的技术创新而言，不仅能持续下去，有时极有可能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虽然意味着技术创新的扩散，但是对于技术输出国而言，其输出的技术往往是次重要、次核心、次关键和次新的技术，其在本国的收益率已经明显处于下降通道之中，因此适时地将其出售并获得较好回报，对于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而言是一件好事。
倘若就技术落后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渠道：其一，国际商品贸易将新产品输入发展中国家的同时，给输入国带来了模仿生产的动机，而模仿生产的本质就是一种学习新技术、新工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溢出开始发生，输入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有所增强。其二，由于输入商品的竞争力会影响到当地厂商的市场份额，国际贸易也会间接地刺激当地厂商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期达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输入商品本身拥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或技术诀窍，往往伴随国际贸易的是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由此技术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输入国。其四，在国际贸易的准备阶段，为了便于进口方了解产品的性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商品认知的差异，输出方会在一定限度内展示其产品的特性，由此导致技术创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贸易谈判破灭，这种扩散往往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是技术创新扩散最为直接的方式，它不仅会对技术引进国的技术存量具有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由于引进国的市场需求状况、人力资本、生产设备等等诸方面与输出国存在着的较大差距，因此会刺激引进国的“二次创新”或适应性创新。总之，通过以上种种方式，最终会增强输入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而言，通过上述渠道积累的某种技术一旦达到一定的水平，原输入国不仅能减少对由该技术生产的产品的进口依赖，而目。极有可能成为国际市场上相应的商品净供给者。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仅在静态意义上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改善了本国的技术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动态意义上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促使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机制的形成，为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三、国际技术贸易对家技术创新的及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既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国际技术转让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合作生产。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其一，国际技术贸易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进步以及技术信息的传播加快，促进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其二，技术转让“软化”。纯知识或信息形态的软件技术转让，如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情报等等，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呈现多极化，但发展不平衡。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等原因，国际技术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发达国家在技术出口中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其四，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控制了相当份额的国际技术贸易；此外，跨国公司以技术输出带动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改变了以往对发展中国家单纯的资本输出。
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创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等。而国际技术贸易（技术引进）对提高发展中国的技术能力、改善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1、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是一种存量，它是积累的结果。技术能力包含两方面的：一是有形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技术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隐含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的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等。就国家而言，常常表现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就而言，具体表现为企业员工所拥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
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技术贸易直接引进技术，能够提高本国两方面的技术能力，并最终影响到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首先，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无论引进的是成套生产设备等硬件，还是专利技术等软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从而也提高了该国有形的技术能力。其次，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也能提高发展中国家隐含的技术能力，因为技术的引进常常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员工对新技术的、掌握的过程。比如，企业在引进技术项目时一般都要求附带的现场指导和培训计划，企业员工可以通过接受培训和技术的实践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所有隐含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技术能力的加总就等于一国隐含的技术能力，也就是说，技术引进通过促使企业员工学习、掌握新技术而增强了一国的技术能力。反过来，这些技术能力又为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技术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二次技术创新奠定基础。
2、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诱导反应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融经济、技术、文化、甚至为一体的复杂过程。譬如说，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属于技术贸易的范畴）进入中国市场，它首先要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它要寻找合作伙伴，考虑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内在固有具有的企业文化、经营文化会影响到众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这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新颖有效的特许经营方式被众多的国内厂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连锁经营热潮，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制度性创新。因此，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进而已，换句话说，国际技术贸易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国际技术贸易的外部效应主要表现在它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并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得发展国家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更加灵敏，最终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首先，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创新意识缺乏的状况。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种维持传统和稳定为主调的意识结构，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常常会陷入“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滞发展。而这种恶性循环是内在力量所无法克服的，这时候需要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使其能够跳出这种恶性循环，而国际技术贸易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改变的是创新意识方面的问题。正像上述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的例子一样，技术的引进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新变化，先进的经营模式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显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和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认识、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二次创新，这种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国家创新意识的兴起。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国家，政府才会对技术创新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企业具有创新意识，才会留意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并且投入充分的资源进行R＆D活动，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收益；消费者具有创新意识，才可能接受创新产品，进而形成潜在的技术创新需求。
其次，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促使发展中国家创新诱导反应机制的灵敏化。从引进技术的企业来说，为了充分利用引进的技术常常需要在企业的组织管理方面做出较大转变和创新，也就要改变企业内部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企业为了利用维护一套价值昂贵的生产线，需要新建立专门的技术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维修和改进，同时加强企业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制度，这些制度性的转变和创新都有利于企业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国家层次，政府为了保证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专门的技术制度以确保技术引进的配套资金。而且在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技术贸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就难以从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即使能够引进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损害技术出让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技术贸易客观上提出了对发展国家改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体更好地对创新的市场需求作出正确的反应，最终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机制，并提高其水平。
四、基本结论
一、理论研究：关于国际贸易影响工薪差距的渠道
（一）国际贸易通过引起技术进步影响工薪差距
对外贸易引起的技术进步是学者们认为造成工薪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以经济学家利默的观点最为典型，该观点认为：对外贸易的导向作用会带来技术革新，而技术革新更倾向于发生在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相关企业会增加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使得这部分劳动者的工资增加，进而引起了工薪差距扩大。阿西莫格鲁（Acemoglu）（1999）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视角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工薪差距，他认为国际贸易会通过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方向影响不同技术水平劳动者的收入差距。Lawrence and Slaughter （1993）、Baldwin（1995）、Bhagwati（1995）、Krugman（2000）分别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国际贸易所引起的技术进步对工薪差距的影响非常显著。
（二）国际贸易通过改变需求水平影响工薪差距
罗德瑞克（Rodrik）（2000）研究认为国际贸易推动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替代，进而引起工资差距。Glazer和Ranjan（2003）以偏好的差异研究了需求对工资的影响。许斌（2003）运用DFS模型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通过引入贸易壁垒分析得出了贸易开放可以让贸易参与双方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同时增加，进而使得工薪差距在双方国家都增大。
（三）国际贸易通过引起商品价格变动影响工薪差距
Jones和Scheinkman（1977）集中讨论了商品贸易如何通过要素价格的变动影响一国要素收益以及各国收入差距如何趋向均等化。相比而言，关于商品价格变动影响工薪差距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商品价格的变动也是国际贸易影响工薪差距的一个重要渠道，不容忽视。
（四）国际贸易引起的国际垂直分工对工薪差距的影响
关于国际垂直分工对工薪差距的影响，很难给出一个确切地答案，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Feenstra & Hanson（1996）等认为两个进行贸易的国家如果存在垂直专业化分工，就会同时增加两个国家的工薪差距。然而，Jones &Kierzkowski（200l）研究认为国际贸易引起的垂直分工对工薪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他认为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具体分工模式以及本国在特殊生产周期所投入的要素密集程度都具有高度复杂性，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国际垂直分工对劳动力影响的不同，从而无法确定对工薪差距的影响。Acemoglu（1998）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影响，认为国际垂直分工的存在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工薪差距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实证研究：国际贸易影响工薪差距的实证结论
（一）国外相关实证研究文献概述
1.基于美国数据的实证研究。Leamer （2000） 选取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450个外贸商品分类行业的数据，通过对产品价格、TFP 增长及原始要素投入比例的研究，计算出了贸易模式变化对工资价格变化的影响系数，最终结论认为对外贸易会引起非熟练劳动工人相对工资的下降，这种影响力度占到40%。Dalgin等（2004）用拓展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来研究美国收入差距，并且认为偏好的不一致性（nonhomothetic）是收入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原因。
2.基于香港制造业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Hsieh and Woo（2005）采用回归方程实证分析了贸易外包对香港高技术工人需求的影响，他采用了香港三个不同时期18个制造产业的数据，实证结果显示香港外包贸易对其工薪差距的贡献率为58%，即外包贸易对工薪差距的影响显著。
（二）国内相关实证研究文献概述
1.关于我国贸易自由化和工薪差距Granger因果检验的实证分析。戴枫（2005）通过理论模型与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结论认为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对工薪差距的影响越大。
2.关于国际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工薪差距的实证研究。 陈景华 （2007）基于中间产品贸易的视角研究了我国制造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因素，认为中间产品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劳动者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明显。
3.关于我国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Xu & Li（2008）对不同性质企业对劳动者的需求进行了区分和研究，该项研究结论为：如果一个企业外资股份较多，则会偏好高技术工人，从而会导致工薪差距增大；反之，如果外资股份较低或者为内资企业则该企业倾向于使用一般技术工人，从而对缩小工薪差距有利。
关键词：国际贸易 技术创新 关系
一、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家贸易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其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开展,尤其是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来研究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与地位。现代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的数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技术。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从“新要素禀赋理论”、“贸易技术论”、“市场结构论”、“动态比较优势论”等理论基础上不断获得突破,并日益彰显出“技术的重要性”——技术、特别是创新技术既可以节约经济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节约,此外还可以在给定要素条件下实现更大的产出以及实现生产的多样化,增加国际贸易的竞争力。
二、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技术创新改变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
技术创新促使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了技术进步,并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创新是推进产业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因。创造出新产品、新工艺的技术创新,逐渐地对社会现有的需求结构发生作用,需求结构的转移引致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升级。技术创新不仅促进了工业的大力发展,同时推进了农业的进步,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改变,国际分工随之深化,从而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说,全球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推动形成了种产业内创新型集群与运营型集群间的国际分工格局。例如,由于技术的不断创新与进步,使得工业零部件的生产日趋专业化,从而导致分工的专业化,从目前国际贸易的发展现状来看,国际上零部件生产已从少数发达国家逐步转向了部分发展国家中国家,国际分工日渐明确,而国际分工必然导致和形成国际贸易。此外,国际分工的发展逐渐超越了国家边界和产业边界,贯穿渗透到产业内层面、产品层面、产品工序层面的分工发展。
2.技术创新提高国际产品竞争能力
技术创新是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基础,而新的产品和工艺是出口的潜力发展的基础,换言之,一国只有进行充分有效的技术创新,才能保持相应的比较优势,进而将这种创新优势体现在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增长上。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相对价格和产品的优势上,且这两者具有互补性,而在产品本身的技术优势所产生的竞争力自然无需赘述,但在国际贸易中产品优势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价格的优势作用则会凸显,那么,相对价格低的产品就具备了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而相对价格的优势来源于生产国要素禀赋及使用效率。其中,技术创新是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节约成本的关键。技术创新的概念和内容是十分宽泛的,在生产领域中主要表现为生产技术和产品技术的改进与发展。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产品输出国的创新优势会随着技术扩散、传播而逐渐消失,使其逐步失去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地位,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样的规律会进一步激发产品输出国增加技术创新的能力。
3.技术创新改变国际贸易产品结构
如前所述,技术创新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革,一些新的部门开始兴起,一些传统部门走向衰落,从而导致了国际贸易产品结构的变化,尤值一提的是,工业制品在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明显增加。这其中,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比重日益上升,而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比重则相应下降。此外,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新产品不断问世,促使国际贸易产品结构不断细化与多样化,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高附加值与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激增。例如,在德意志银行的最新中国策略研究报告中,预期中国高附加值出口在未来3至5年间以30%-40%的年增长率将强劲发展。中国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例如电信设备、软件服务等,自2005年来增幅达到30%-150%。同时,报告指出,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将在今后多年继续保持迅猛发展趋势。其次,近年来,国际服务贸易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服务业在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中发展迅速发展,并带动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速发展。我们可以由数据显示:1960-1970年世界服务出口总额翻了一番,1970-1980年又增长了5倍以上,到2000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已经达到14600亿美元。1990-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达7.0%,而且大多数年份,增长速度高于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最后,国际技术贸易勃兴。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成为核心力量,国际贸易的竞争实则为技术的竞争,因此,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成为贸易的重要对象,国际技术贸易额不断增加。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技术贸易额每年约为30亿美元,1965年至1995年,国际技术贸易的增长率为15.82%,大大高于同期国际商品贸易6.3%的增长率。2002年国际技术贸易额已达近万亿美元。
4.技术创新提升国际贸易效率和效益
技术创新,尤其是网络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改变国际贸易以往的交易方式,极大提高了国际贸易效率和效益。电子商务就是技术创新的产物,也是技术创新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典型例证。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信息网络以电子数据信息流通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并完成的各种商务活动,交易活动,金融活动和相关的综合服务活动。它涉及信息交换、销售、支付、运输等整个贸易过程。事实证明,电子商务的出现已经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发展强有力的推动助力,是国际贸易的支柱之一,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际分工深化变革、提高国际产品竞争能力、改变国际贸易产品结构、并提升国际贸易效率和效益,切实促进国际贸易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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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二重社会功能，它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保护环境和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另一方面又会损害社会公平，成为一些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我们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正视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以正确的态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一、引言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趋势，尤其是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作为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之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日趋增多。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是指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或法规，这些措施和法规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该国或该区域市场产生影响。tbt形式繁多，大致可归为五大类，即技术标准与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商品检疫检验措施；包装标志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已经遭遇了多次商品出口被拒的事件，给我国造成了很大损失，国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多是持一种批判态度。事实上，在国际分工格局变化的今天，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起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促进技术进步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会引发贸易争端，封闭市场，阻碍经济增长。因此，不同利益主体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甚至会出现激烈的冲突。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功能，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态度，进而影响有关决策。本文主要讨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双重社会功能，以期有助于人们更为准确地理解技术性贸易壁垒。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利于社会进步
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可以保护环境，保障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提高生活质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在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和便利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物过量排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技术壁垒之所以能在wto规则体系下存在与发展，最重要的是技术标准体现了对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生命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关怀，因此，也体现了对人类的福利和动植物的安全的终极关怀。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而制定的。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对食品卫生的要求正成为国际贸易的热点，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类和动植物却面临着更多的安全挑战。有些病虫如松树线虫，一旦由出口产品带入进口国，很容易在进口国领土上“定居”繁衍，造成危害。于是目的明确、用意良好的食品检验检疫和食品标准措施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
当今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开始由重视物质价值转向以强调非物质价值的绿色价值观，尤其在发达国家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和需求促进了国际贸易中绿色产品市场的扩大，为发达国家制定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提供了市场基础，使某些国家可以借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理由，提高环境水平、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环保技术落后，过于追求低成本等原因，采用的环境标准低于发达国家，这就为发达国家采用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商品进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贸易中也存在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如不安全家电、不安全儿童玩具、含汞化妆品、假药、旧服装、未经过安全证明的转基因食品、农药含量超标的食品等。如果不对这些商品的国际贸易严加限制，就会危害进口国国民的健康，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健康，在贸易中加强检验、检疫措施极为重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完全有必要就各种商品制定相关的技术规章、技术标准、认证程序、包装与标签的要求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一旦这些措施超出wto有关协议的规定与约束，就成为阻碍商品贸易的壁垒。
日趋成熟的消费群体对生命健康的重视，对消费的产品质量和档次的要求不断提高，技术贸易壁垒措施产生并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同时，随着新化学物质不断增多，导致近十多年以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气候变化、臭氧层损耗、温室效应、越界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与危险废物的处理，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内的土地资源退化、森林破坏、酸雨沉降、物种灭绝等，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地破坏。对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出现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保护健康与安全，促进公共目标的实现。技术法规与标准吸引着一个面临相似问题并能产生共同的消费利益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本身就是公共产品。比如制定有关废气排放量的技术法规与标准有助于保持清洁空气；可以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如强制规定产品的安全标准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国建立有效的tbt体系可以帮助其维护基本的安全。在国际贸易领域，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即绿色壁垒，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又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些产业将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会损害社会公平
虽然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保护环境和健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往往在环保绿色、安全卫生等名义的掩护下，打着合法的外衣行贸易保护之实。许多发达国家积极制定标准法规，为技术贸易壁垒提供法律支持。技术性贸易壁垒或者通过其数量控制机制的作用将外国产品阻挡在国门之外；或者通过价格控制机制，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出口方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出口方往往会对对方采取贸易报复措施，从而引起贸易纠纷和贸易战。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贸易争端的重要领域。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案例中，技术贸易壁垒就占据了28个，双边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争端更是层出不穷。
技术性贸易壁垒经常会被用为经济制裁的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常常会出现某些国家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例如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制裁的主要对象。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然与发达国家控制的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冲突。而西方发达国家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寻找各种借口对不合他们胃口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制裁或禁运。这种强权政治的行径遭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效果越来越差。这时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广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及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等特点而常被使用。
根据wto有关协定要求，在运用tbt时，不得任意采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但实际上，由于很难界定合法性和歧视性，加上tbt涉及面广，有关风险评估、科学论证及合理保护水平等常常引起争议，tbt较易被滥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发达国家利用tbt的合法性，变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其直接影响，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品由于技术、环保或劳工等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或被迫退出目标市场。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法规、法令等方式设置的技术壁垒的程度非常高，其中美国有2.5万个，英国有2.2万个，法国有1.6万个，日本仅在农残量方面的技术标准就达6000多个，这样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种产品无法进入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比如在肉类生产上我国一直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美国检验局采用拖延方式拒绝接受我国企业进行有关检验、审查申请，使我国对美国的肉类出口仍是空白；在机电产品方面，由于欧美等国严格规定机电产品的性能、排污量限制、兼容性、可回收率、节能性等，给发展中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带来了许多障碍；在纺织品方面，欧美调整了原产地规则，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了限制的目的；在化工产品、药品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就给市场准入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三个：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被拒之门外；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业无法承担费用，不得不退出市场。
四、简要结论
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有助于环境、健康等社会目标的实现，并具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一面，但同时会损害社会公平，成为一些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度出发，更加理性地看待各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应对国际贸易中层出不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我们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正视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以正确的态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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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11-0010-05 收稿日期:2010-06-10
产品是技术的载体,产品进口会使得所体现的技术在进口国发生外溢,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是一国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在当前全球贸易迅猛发展的条件下,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开始引起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了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首先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然后简单地加以评述,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进口贸易影响技术进步的理论基础及作用机制
(一)理论基础
新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动态贸易利益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可能,为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Krugman(1979)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学家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产品同质、收益不变等强假设条件,将规模经济、产品种类、技术转移等因素引入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将贸易理论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构成了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点。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Yong(199I)、Aghion and Howitt(1992)等学者将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加以拓展,在开放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投入品种类、产品质量等变量,考察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了国际贸易在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中的作用,为增长理论与贸易理论的融合奠定了基础,成为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Melitz(2003)、Meliiz andOttaviano(2005)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研究表明,开放条件下生产率异质企业对于外部竞争压力的不同反应对行业生产率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这为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二)作用机制
为了实证分析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许多学者对上述基础理论模型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拓展,具体地解释了进口贸易影响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
Coe与Helpman(1995)在Grossman、Helpman(1991)研究的基础上,利川进口份额作为权数衡量了国外研发对于本国TFP增长的贡献,为衡量和测度国外技术溢出对进口国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Connolly(1997)发展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证明进口贸易对模仿进而是技术扩散产生的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得静态和动态贸易利益。贸易通过降低南方国家的模仿成本,产生重要的技术扩散效应,促进南方模仿国的增长,因为贸易可使南方模仿者廉价地获得关于北方创新者新产品的知识,而进口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提高了成功模仿的概率,会对南方模仿产生正的影响。南方国家销售进口产品,提供售后服务,会增加对于进口产品技术知识的了解,降低对这些产品逆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的成本。同时,贸易开放还会通过对国内企业带来的竞争效应,影响企业的模仿行为和国内企业数目,进口贸易降低了模仿者了解国内市场需求的成本,保证了有效率模仿的实现。Connolly(1999)在一个南北贸易的质量模型中,在创新和模仿过程融入了学中学(learning-to-learn)的概念。他认为,学中学(learning-to-learn)不同于干中学(learning-by-doing),因为学中学获得的技术更具有一般性,因而可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研究,而不是仅仅限于特定所学任务。当一个企业成功模仿了质量越来越高的特定种类产品时,他将获得产品工程中的知识,并且改善它,因此模仿不仅使得企业在未来的模仿中更有利,而且提高了企业独自成功发明更高质量水平产品的可能性。
Keller(2001)认为通过与国内外企业相互作用的学习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方式。国内发明的效率随一国知识存量的递增而递增,它与国内所知的产品设计的数量是成比例的,通过增加国内知识存量,国际溢出提高了国内发明活动的效率。Chen、Imbs、Scott(2009)扩展了Melitz(2003)和Melilz、Ottaviano(2005)的企业异质性国际贸易模型,把理论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有机结合在了一起,认为贸易的开放导致了竞争效应,在更大的国外竞争和更多的进口产品的压力下,国内企业的利润会下降,异质性企业中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会退出市场,只有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才可以适应市场竞争,并且会在竞争中增加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这样产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也会上升。
理论模型的构建为实证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基础理论模型的拓展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进口贸易影响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进口贸易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总量、进口贸易模式和进口产品的竞争效应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进口贸易总量的技术进步效应
(一)国家层面进口总量的技术进步效应
Coe、Helpmanfl995,以下简称“CH”)利用21个OECD国家和以色列1971～1990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贸易伙伴国的R&D资本存量通过进口贸易的传导机制对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现国内外研发资本存量都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一国进口占GDP比重越大,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国内生产率的影响越强,开放度高的经济比开放度低的经济从国外研发中获益要大。方希桦、包群、赖明勇(2004)使用CH的方法计算了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研发资本存量,实证分析发现通过进口的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许多学者以CH模型中的数据为基础,利用新的方法进行了拓展研究,得出了与CH相似的结论。Liehtenberg、Potterie(1998,LP)认为CH(1995)模型中计算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赋权方法存在汇总上的偏误,因而提供了一个理论上产生更少偏误和更好实证结果的赋权方法,在修正了指数偏差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外研发的产出弹性对于一国贸易开放度的依赖,研究证明一国贸易越开放,该国从国外研发中获益越大。喻美辞、喻春娇(2006)利用LP方法计算了相对于中国的国外R&D资本存量,并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到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计量模型,证明通过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Keller(1997)也质疑CH
(1995)的赋权方法,而采用随机赋权方法计算了国外知识资本存量,同样得出了与CH模型相似的结论。但是Coe、Hoffmaister(1999)认为Keller(1997)的随机赋权实际上是带有随机误差的简单加权平均,这种随机赋权只会得到一个随机变量,它和生产率之间是不存在联系,他们利用替代的赋权方法作为双边进口份额回归证明,随机创造的贸易模式并不能产生国际研发溢出的估测。
鉴于上述学者研究中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中可能出现的伪回归,有学者根据CH研究的数据,利用面板协整方法重新考察了进口的技术溢出对进口国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通过进口的研发溢出效应要么是微弱的(Kao、Chiang和Chen,1999),要么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unk,2001),因此,他们认为之前对于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高估了进口的作用,但是忽略了其它传播机制的作用。
Altair and Cieeone(2004)测度了贸易的实际开放度对国家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进口和出口加总的贸易开放度是一国全要素增长的重要因素。Falvey、Foster、Greenaway(2004)区分了知识的性质,认为通过发达国家的研发生产的知识能够通过贸易溢出到其他国家,利用21个OECD国家1975～1990年的面板数据集中考察了进口作为技术传播途径的作用,发现无论国外的知识是公共还是私人的,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都非常显著。Lumenga-Neso、Olarreaga、Sehiff(2005)通过引人间接与贸易相关的研发溢出的概念扩展了CH的分析,认为与贸易间接相关的研发溢出也会在国家之间发生,他们利用114个国家的向量矩阵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研发的间接流量要远高于直接流量,间接流量对于TFP的贡献要远高于直接流量的贡献,并且全部(直接加间接)国外研发流量明显地要比国外直接研发流量要稳定。由于间接效应的存在,双边贸易相对来说并非国外研发通过贸易溢出的重要决定因素,这调和了CH(1995)与Keller(1997)的结论,但也提供了贸易作为国际知识传播机制重要性的支持。
Madsen(2007)使用16个OECD国家1870～2004年间技术进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新数据库,验证了知识是否通过贸易渠道发生了转移。实证估计表明,在过去135年中通过贸易发生的知识转移始终非常重要,TFP与知识进口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在过去一个世纪中93%的TFP增长要归于知识的进口,知识的外溢是1870～2004年间OECD国家TFP收敛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贸易的国际技术外溢是OECD国家TFP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有助于OECD国家TFP的收敛。
(二)企业和产业层面进口总量的技术进步效应
企业和产业层面的实证研究证明,进口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Blalock、Veloso(2003)利用印度尼西亚制造业的详细面板数据,证明供给进口密集部门的企业比其它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进口是国际技术转移的推动因素,与国外厂商的垂直供应联系是进口推动技术转移发生的渠道,这从企业层面证明进口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Aeharya、Keller(2007)把技术转移和进口联系起来,利用17个工业化国家1973～2002年的详细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进口是技术转移的一个主要渠道,国际技术转移对于生产率的贡献常常超过了国内研发的贡献。
李小平、朱钟棣(2006)总结了国外学者计算R&D存量的六种方法,并用这些方法分别计算了同外R&D存量通过进口贸易对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虽然不同的实证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不近相同,但基本上肯定了产业层面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为正的结果。李小平、卢现祥、朱钟棣(2008)利用DEA方法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增长,发现进口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但是出口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明显。
三、进口贸易模式的技术进步效应
(一)资本品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
与CH(1995)研究方法相一致,Coe、Helpman、Hoffmaister(1997)采用77个发展中国家1971～1990年的数据,研究了这些国家通过机械设备进口从工业化国家的研发中获益的程度,结果显示,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知识通过机械设备进口能够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越大,对于来自工业化国家机器和设备进口越开放,本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越高,该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越高,而总进口中许多消费品和服务的进口对于生产率并没有影响,国外知识存量只是通过机器设备的进口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
Connolly(1999)考察了国内外创新对于实际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发现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在国际技术扩散中作用的证据,国内模仿和创新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进口存在持续的正依赖性,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对于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要高于国内创新的贡献。Xu、Wang(1999)认为资本品比非资本品拥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因资本品贸易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他们考察了资本品贸易作为国际研发溢出渠道的重要性,估测结果表明,在G7国家中,研发投资大约一半的收益溢出到了其它OECD国家,其中大约一半的溢出是通过资本品外溢渠道发生的,资本品衡量的研发溢出变量统计上是显著的,比总进口衡量的溢“{变量更多解释了国家间生产率的差异。Eaton、Korlum(2001)也认为国际贸易可以把技术进步的好处传递过国界,他们通过研究世界生产和资本品的贸易,评估了这一机制的重要性,证实一国的生产牢取决于该国对国外资本品的可获得性以及该国使用资本品的意愿和能力。
(二)中间品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
Keller(1997)引入一个研发驱动的增长模型,技术通过体现在不同中间产品的贸易传递到国内其它部门和国外部门,他使用来自8个OECDI业国1970～1991年13个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同一行业中,国际贸易是国外技术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随后使用相同的数据,Keller(1999;2000)量化分析了贸易模式在决定技术流量中的重要性,发现一国的进口模式会影响到一国的生产率,如果一国主要从技术领先国进口,该国获得的体现在中间产品上的技术将高于主要从技术跟随者进口的所得,与进口模式相关的技术进口的差异解释了这些国家生产率增长上20%的差异。Hakura、Jaumotte(1999)利用87个国家1970～1993年的数据,在区分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对于技术转移影响的基础上,考察了贸易在技术从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溢出中的作用,证明产业内贸易能够比产业间贸易更多地促进技术转移。
Amiti和Konings(2007)利用印尼1991～2001年间制造业的普查数据,估测了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区分了源自最终产品关税降低的生产率增长与源自中间投入品关税降低的生产率增长,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投入品关税的降低。Topalova(2007)利用制造业部门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印度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贸易改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导致的生产率增长远高于最终品关税下降产生的影响。Kasahara、Rodrigue(2008)利用智利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估测了国外中间品的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国外中间产品的进口提高了生产率。Halpern、Koren、Szeidl(2005)利用1992～2001年问匈牙利制造业企业产品层面的进口数据估测了一个生产者结构模型,研究显示,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在统计上与经济上都是显著的,进口解释了匈牙利90年代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30%。
(三)对贸易模式技术进步效应的质疑
对于贸易模式与技术溢出、技术进步的关系,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Funk(2001)使用面板协整技术考察了贸易模式与国际研发投入溢出间的关系,没有发现支持进口模式与研发溢出之间关系的证据,因此认为,先前的研究可能高估了进口投入品在国际研发溢出中的作用,却低估了其它传播途径的作用。Lumenga-Neso、Olarreaga、Schiff(2005)对与贸易相关的间接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研究,似乎也证明双边贸易模式并非国外研发通过贸易溢出的决定因素,一国外部研发溢出流量对于贸易模式的依赖可能是很低的。
四、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
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早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是受传统贸易理论严格假设的束缚和统计数据可得性的限制,这方面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进展相对缓慢。随着企业层面统计数据可得性的提高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开创性进展,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引起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
Bertschek(1995)利用德国80年代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进口和内向型FDI对于国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发现进口和内向型FDI增加了国内竞争,降低了国内企业的盈利,对产品和过程创新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Lawrence、Weinstein(1999)通过对日本1964～1973年间进口贸易的研究发现,进口竞争是促进日本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并且进口竞争的作用要大于中间产品进口对于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竞争性产品的进口刺激了创新,向国外竞争对手潜在的学习是效率增长的主要渠道。
Pavcnik(2002)利用企业水平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智利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企业内生产率的进步要归于进口竞争部门中的贸易自南化,总的生产率进步源自资源从低效率生产者向高效率生产者的重新分配。Schor(2004)利用巴西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生产率演进的影响,发现进口产品和中间投入品关税变动与生产率的变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贸易自由化后,竞争的增加和可获得的体现更高技术的中间品进口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Topalova(2007)的研究表明,进口关税的下降增加了国内竞争,导致了产业生产率的提高。
Gorodniehenko、Svejnar、TerrelI(2008)利用27个新兴市场经济的数据,估测了来自国外的竞争、与国外企业的垂直联系以及国际贸易对国内企业几种创新的影响,发现有很强的证据表明国外竞争和创新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Chen、Imbs、Scott(2006)利用欧盟1989～1999年间制造业的详细数据研究发现,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在短期和长期中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短期内贸易开放具有促进竞争的效应,由于进口竞争的增加,无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产业中产品平均成本降低、生产率出现上升。但是长期来看,当竞争力更弱的经济体也开始出口时,这些效应会逐渐减弱甚至会逆转,虽然增加的贸易对欧盟的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很小的。Acharya、Keller(2008)使用1973～2002年间工业化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长期内进口自由化通过选择效应降低了本国产业内的生产率。
对于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以上我们按照进口总量、进口模式和进口竞争几个维度进行了系统梳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三种机制并非各自独立地发挥对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它们分别都是从进口贸易的一个侧面反映出进口贸易可能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对于一国整体进口来说,三种机制都在共同发挥着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
五、结语
进口与技术进步关系研究隶属于动态贸易利益研究的范畴,是对贸易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证实了进口贸易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内生关系,进口是影响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深化并丰富了我们对于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和认识,有力证明了自由贸易所蕴藏的巨大动态利益,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目前,对于进口与我国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相对来说还不够充分,不够深入,主要还是停留在进口产品总量上的研究,缺少对进口贸易模式、进口竞争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因而对进口与我国技术进步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我们认为未来对于进口与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应当考虑一些忽略的变量可能产生的影响,深化对于新的机制的研究,同时对于我国进口贸易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应当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方希桦,包群,赖明勇2004,国际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l中国软科学(7)
李小平,卢现祥,朱钟棣,2008,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中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J],经济学(季刊)(2)
李小平,朱钟棣,2006,国际贸易、R&D溢出和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
论文关键词：技术进步 贸易格局
技术进步与贸易格局的国际贸易理论
(一) 技术差距模型 技术差距模型由波斯纳(Posner)于1961年在《国际贸易和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波斯纳认为技术差距是国家间开展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国的技术优势使其在获得出口市场方面占有优势，当一国创新某种产品成功后，在国外掌握该项技术之前产生了技术领先差距，因此可出口技术领先产品。但因新技术会随着专利权转让、技术合作、对外投资、国际贸易等途径流传到国外，当一国创新的技术为外国模仿时，外国即可自行生产而减少进口，创新国渐渐失去该产品的出口市场，因技术差距产生的国际贸易逐渐压缩。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最终将被技术模仿国掌握，使技术差距消失。贸易即持续到技术模仿国能够生产出满足其对该产品的全部需求的时候。由于技术差距产生的贸易格局是：技术创新的发达国家出口创新产品，进口传统产品;落后国家进口创新产品，出口传统产品。
(二)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1966 年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and Vernon，1966)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一文中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而后威尔士(Wells)又进行了扩展，具体而深刻地论证了“技术决定国际贸易格局”的观点。弗农把国家依次分成创新国(一般为最发达国家)、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即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在新产品阶段，创新国利用其拥有的垄断技术优势，开发新产品，由于产品尚未完全成型，技术上未加完善，加之竞争者少，国内市场就能满足其摄取高额利润的要求等，产品极少出口到其他国家，绝大部分产品都在国内销售。而在成熟产品阶段，由于创新国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地位的打破，竞争者增加，市场竞争激烈，替代产品增多，产品的附加值不断降低，企业越来越重视产品成本的下降，拥有较低的成本的企业开始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且创新国和次发达国家市场开始出现饱和，为降低成本，抑制国内外竞争者，企业纷纷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在标准化产品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生产规模及产品本身已经完全成熟，这时对生产者技能要求不高，原来新产品企业的垄断技术优势已经消失，成本、价格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时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明显的成本因素优势，创新国和次发达国家为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开始大量地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再将产品远销至创新国和第三国市场。新产品的主要进出口国家及贸易格局变化如表1所示。
(三)南北贸易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史格斯罗姆、安南特和迪诺波罗于1990年共同发表了《一个熊彼特的产品生命模式》一文，他们将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思想与熊彼特创新性破坏的产品创新观加以结合，提出了一个南北贸易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该模型中，产品生命周期的长短以及产品贸易格局的变化均源于R&D活动，厂商间的研发竞争决定了北方产品创新的速度。一个企业在R&D活动中投入的资源越多，它赢得竞争的概率就越大;而且，每项R&D竞争延续的时间与R&D投入的总资源是成正比的。由于R&D竞争获胜者在制度规定的专利权限内可以享受垄断利润，发达国家的厂商为了实现预期利润最大化，就会不断加大R&D投入，推动产品生命周期的延长。 此模型说明，在南北贸易中，一个企业在R&D活动中投入的资源越多，它在国际竞争中就越具有优势，就可以将其新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去，并能获得专利保护期限内技术进步带来的垄断利润。
(四)格罗斯曼—赫尔普曼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格罗斯曼—赫尔普曼于1992年发表的《质量阶梯和产品生命周期》一文，提出了一个具有内生创新和模仿、质量竞争的两国产品生命周期模型。该模型认为因为北方拥有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和先进设备，所以技术创新一般发生在北方;南方国家可以在进口北方国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技术模仿，北方的创新和南方的模仿相互作用构成动态均衡。因为每一类产品都存在一个质量阶梯，所以北方国家可以通过创新提高产品质量而获得一段时期的市场垄断。南方国家的有效模仿可以打破北方的垄断 ，利用成本优势占领一部分市场份额，直到北方的下一个技术创新开始，这样的不断循环形成产品周期。创新带来模仿，模仿刺激创新，南北两方都可以沿着质量阶梯上升。但是，由于北方在发展研究上使用更多的资源，所以北方技术创新的速率高于南方技术模仿的速率，造成南北方存在一个较大的技术缺口。 本模型揭示出南北之间贸易与增长不断推动的微观基础就是企业家对R&D投资决策的理性选择。而且，该模型对于给定产业中市场份额与贸易形势的演进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和合乎实际的预测，说明了南方国家贸易条件得不到改善的原因。同时，该模型还强调了国家政府对技术进步和贸易格局的影响，如果北方政府增进技术创新的政策，则其技术创新速度越快;如果南方政府采取鼓励技术模仿的政策，则其技术转移的速度越快。 (
五)“蛙跳”增长模型 布雷兹斯、克鲁格曼和齐登于1986 年在《国际竞争中的蛙跳：国家技术领先地位的周期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国际竞争的“蛙跳”增长模型。该模型指出后进国家具有“后发优势”，政府通过有利于技术开发的政策，后进国家可以“赶超”先进国家，而先进国家的领导地位则可能“固定”。
其原因在于：从发达国家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在没有发生边际技术变迁时，规模收益递增能够强化发达国家的经济领先地位，而在没有发生边际技术变迁时，发达国家因受高工资水平和既得利益的影响，它可能会延迟对新技术的采用;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旧技术已有生产经验，新技术初始反而不如旧技术有效率，而发展中国家则更愿意采用那些最初效益不高但潜力很大的新技术。 “蛙跳”增长模型说明国家之间的优势不是绝对的，如果发展中国家把握后发优势，即通过边干边学等过程产生更多的内生技术进步，便能够在该技术先进的部门取得比较优势，并从动态的角度不断强化这种优势，从而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最终完全有可能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在此过程中，其贸易格局也会随之变化。
依据技术进步规律开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一)技术进步是决定企业和国家比较优势和外贸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从南北贸易模型和格罗斯曼—赫尔普曼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中可以看出，一个企业在R&D上投入越多，它在国际竞争中就越可能处于比较优势，就越可能将其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获得专利期限内的垄断高额利润。同时，北方国家由于技术和贸易的垄断优势，不断从科技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技术创新。北方国家的技术向南方国家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技术转移时滞，使得南方国家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进行模仿性的生产。在这种贸易格局中，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落后，南北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可能在不断的拉大。因此，推动技术进步是开展国际分工和国家贸易的根基，是保证贸易利益的必由之路。
(二)培养技术创新的能力 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根据技术差距模型，发展中国家可以积极引进和承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在技术模仿的同时，不断提升技术吸收消化的能力，培养自己的技术创新水平。从“蛙跳”模型中也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的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把握后发优势，边干边学，完全可以在一些行业实现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根据技术规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以及我国劳动法最低工资的实施，我国的劳动资源优势将逐渐被削弱，甚至消失，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也会随之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根据技术进步规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是大势所趋。
(四)政府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南北贸易模型和格罗斯曼—赫尔普曼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中可以看出，如果南方政府采取措施加快技术转移的速度，南方国家模仿生产新产品的时间就会缩短，有利于南北经济差距的缩小。同时南方国家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也有助于更好的把握后发优势，实现“蛙跳”效应。因此，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对于推动一国的技术进步和改变贸易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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