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令狐德棻、李百药、魏征等人为代表的唐初史家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所修八史文学传或文苑传中的序、论及赞语部分，前代学者对此已有深入研究；然而纵观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见，其对唐初学者文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这些零散的论和赞语中归纳、总结其文学思想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及其“合南北文学之长”的主张，很少有学者从整体上关注其文学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是在前人思想基础上的超越和突破，同时也为唐代文学的未来规划了“合南北文学之长”的宏伟蓝图，为整个有唐一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准备。现将个人观点罗列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论及文学功能时的开放与包容———政治教化与抒情审美并重
在论及文学的功能问题时，历来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观点以先秦及两汉传统儒家文学思想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文学的主要功能在于对百姓的政治教化。从先秦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主张到《诗大序》“经天地，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之观念，无不是基于文学对百姓的政治教化作用而来。另一种观点则充分注意到文学自身的审美特点，将文学与政治分开讨论。从曹丕《典论•论文》以文章为“不朽之盛事”到陆机《文赋》之“诗缘情而绮靡”，以及钟嵘《诗品》中提出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均是从文章自身所具有的审美特点和艺术特点出发而论。唐初史家们在论及文学功能这一命题时，首先强调的亦是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如《隋书•文学传序》云：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1］25。又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两仪定位，日月扬晖，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若乃坟索所纪，莫得而云，典慕以降，遗风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艺，鉴二代以正其本；阙里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维其末。故能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1］15。
又如《晋书•文苑传序》云：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2］2369！由以上所引材料可见，唐初史臣在论及文学功能的问题时，首先强调的仍然是文学的政教作用。这与传统儒家文论中所强调的“经天地，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是完全一致的。笔者认为，唐初史家对文学政治教化功能的再次强调虽系因袭前人旧说，并无新意；然考察六朝以降的各家的文学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可见，六朝的文学思想在“缘情”一路上走得过偏，将文学的娱乐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现象反映在文学理论上以梁元帝之“文章且须放荡”为代表，而反映在创作实践上则是梁、陈时期宫体诗的风靡一时。因此，唐初史臣面对前朝出现的这一情况来强调文学政教功能的重要性，可以视为对这一现象的纠偏和对前朝文学理论、文学现象的反思。恰如王运熙、顾易生二位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中指出的那样，这种对文学政教功能的强调和突出“反映了新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迫切要求”［3］25。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前代文学思想家、批评家们的主张，唐初史臣在对待如何纠正六朝文学过于注重“缘情”以致走向“纵情”、“滥情”之偏颇时显示出了颇为包容和开放的一面———他们既未像隋代的李谔那样斥责“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将“缘情”二字完全视为歪风，又未如王通那样，认为诗歌的功用在于教化和借以了解兴衰得失，将声律等艺术技巧方面的东西视为末流［4］33，而是在强调文学政教功能的同时并未忽视其特有的抒情性、审美性的一面，他们充分肯定文学具有畅达情志、风谣歌颂的特点。如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所言：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2］17。
又如《南史•文学传论》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豪，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5］1762。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即称文学为“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而由以上所引材料可见，唐初史学家们显然继承了南朝文论家以性情为文学之本的观点，承认文章是“本乎性情”之作。不仅如此，唐初史家对文学缘情体物之功能的认识亦表现在其对“发愤著书”之说的认可上，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2］25。由此可见，唐初史臣对这种有违“温柔敦厚”之旨的“志郁抑而不申”是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这样的文学思想亦可视作对传统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的突破。综合以上论述可见，唐初史臣在论及文学的功能问题时，既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又突出其应有的艺术特征，既肯定文学是“本乎性情”的产物，又并未如六朝文论家那样，将文学的娱乐功能强调到极致，表现出一种比较包容、折中的态度。
二、评价前代作家作品时的开放和包容———肯定文学成就与否定文风并重
在如何对待前代作家作品的问题上，唐初史家们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张少康先生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指出，以魏征为代表的唐初史家在论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时“对被王勃视为文风之源的屈原和宋玉以及极大地发展了‘淫风’的枚乘和司马相如等，都给了很高的评价”［6］268。不仅如此，在如何评价两晋及六朝文学的问题上，唐初史家们亦表现出比较公允的态度———即在充分肯定前朝文学成就的基础上批判之文风。如《晋书•文学传序》云：及金行纂极，文雅斯盛，张载擅铭山之美，陆机挺焚研之奇，潘夏连辉，颉颃名辈，并综采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茂迹，陈诸别传。至于吉甫、太冲，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阐，中兴之时秀。信乃金相玉润，林荟川冲，埒美前修，垂裕来叶［2］2369。又如《梁书•文学传论》中对梁武帝萧衍雅好文学的充分肯定：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p#分页标题#e#
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7］685。甚至对于陈后主，唐初史臣们亦能肯定其“雅尚文辞”对文学创作的推动作用：后主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赏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绅之徒，咸知自励矣［8］45。由此可见，唐初史家既不像李谔那样，将辞藻华美的文章视为大害①，又并未如王通那样，将声律和华词视为“末流”②；他们对西晋文学之“综采繁缛”、梁武帝时的“文章之盛，焕乎俱集”以及陈后主对文学创作的鼓励和推崇都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称赞。而在对齐梁以降的之风进行批判时，史臣们的态度同样体现出了难得的理性和包容。如《北史•文苑传序》云：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惉懘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时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犹存，履柔顺以成文，蒙大难而能正。原夫两朝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而应变不殊，感物或异，何哉？盖随君上之也［9］2782。
由以上所引材料可见，与唐以前的批评家在提及江左文风一律不分情况地斥之为“浮宕”、“淫词巧技”不同，李百药在批判江左文风之时有严格的时间限定（“江左梁末”），同时还指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是由于“易俗所致”，而是当政者个人放纵自己的结果。又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2］25！张少康先生指出，魏征将对齐梁文学的批评严格限制在大同年间以后，“是很有见地的，也是符合齐梁文学发展实际的”；他同时指出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中对梁简文帝作宫体诗的批评亦重在批评其内容低下，并不反对其写作技巧上的“清辞”和“雕琢”。恰如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的那样：“他们是反对淫丽文风的。但是在论述文学如何发展时，他们并没有因反对淫丽文风而反对文采，更没有反对文学的特点，甚至连宫体诗的作者他们也没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10］24由此可见，在如何对待前代作家、作品这一问题上，唐初史家们一方面能够充分肯定前代作家、作品的成就，另一方面也着重批判了齐梁以降的文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代文学思想家和批评家们对六朝文风的简单否定相比，这种批判不仅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定，而且重点在于对其内容低下而非形式技巧的批判。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唐初史臣在对待前代作家作品上较为理性、包容、开放的态度。
三、论述作家创作才能的开放与包容———先天条件与后天努力并重
在论及作家创作才能这一问题时，唐初史臣们既肯定作家之成就与其天赋有关，同时亦积极肯定后天的学习和努力对作家知识储备的提升、创作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北齐书•文苑传序》云：谓石为兽，射之洞开，精之至也。积岁解牛，砉然游刃，习之久也。自非浑沌无可凿之姿，穷奇怀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习而不成功者焉［2］24。由以上材料可见，此处史臣所举两例一为李广射虎，一为庖丁解牛。李广射虎，“谓石为兽”，正是凭借着数十年如一日的练习才达到“精之至也”的境界。庄子之“庖丁解牛”意在强调人在精心艺术创作时应该达到“虚静”、“心斋”的状态，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心无旁骛，与大道合一。而在其论述如庖丁解牛等一系列技艺创造故事时，目的是要借此说明“虚静”的重要意义，因此也都贯穿了要排斥一切具体认识与实践的含意［2］59。唐初史臣并未因为这一点而排斥、否定知识学问技巧的重要性。从庖丁解牛的寓言中，他们体会到了“砉然游刃”的境界是通过“习之久也”的努力才得以达到；故作家的创作才能虽有天赋的原因，但“至精久习”者一样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弥补天赋之不足，取得成功。又如《南史•文学传论》曰：畅自心灵，而宣之简素，轮扁之言，未或能尽。然纵假之天性，终资好习，是以古之贤哲，咸所用心［5］1762。综上所论，唐初史家们既肯定文学是“畅自心灵”之作，又举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之例以说明作家文学创作才能的高低固然与“假之天性”有关，但后天的“好习”与勤奋亦非常重要。这种先天条件与后天努力并重，认为后天“至精久习”可补先天之不足而取得成功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唐初史家对作家学识积累的重视，亦可见唐初史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比较公允的。
四、对未来文学走向规划之开放与包容———合南北文学之长
对于未来文学走向的规划问题，唐初史家们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合南北文学之长———主张将北方文学之清刚与南方之清绮结合，走“文质彬彬”之路。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2］25。而令狐德棻之《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也有相似的见解：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2］17。
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这种“以气为主，调远、旨深、理当、词巧”的要求虽然“主要部分并未超出魏晋六朝人之所论”，但“远调”作为对文学的要求提出来却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的殷璠《河岳英灵集》，在叙里论唐诗的发展，就提到‘景云中，颇通远调’。‘远调’正是盛唐诗歌到来的重要特征之一。”［5］25同时指出这种要求其实是一种文质并重的主张，“既反对绮艳的文风，重在情志内容，而又接受六朝已经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是一种较为平妥的主张。”［5］25王运熙、顾易生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亦称“《隋书•文学传序》的新鲜之处，在于它是从总结南北文学不同特点的角度立论的，体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实现之后人们观察、思考问题的新视角。”［5］55综上所述可见，唐初史臣们这种对未来文学走向应该“合南北之长”的论述既承认南方文学在艺术技巧、艺术经验方面的积累和探索，又肯定北方文学在内容上的充实、质朴，这种“合南北之长”的设想充分体现出其文学思想中“唯务折中”的一面。#p#分页标题#e#
五、余论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一、草创时期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芝加哥社会学系创办于1892年，首任系主任为斯莫尔(AlbionWoodburySmall，1854—1926)。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普通社会学》(GeneralSociolo-gy，1905)和《社会学的起源》(OriginsofSociology，1924)。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在于让美国社会学界开始关注德国的社会学成就，他同时也是《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的创办者(1895年创办)，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立使美国社会学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一般来说，学派形成的标志主要包括在某一学术领域出现了若干领军的学术领袖，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学术追随者，有相对固定的研究机构和平台，有比较充沛的学术研究经费，能够就某些共同的领域开展有效研究并取得相当的学术成就。此外，研究者采用比较相似的研究方法并有着类似的表达风格。对照这些标准，很难说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是一个成熟的学术流派。但是，芝加哥大学建校之初确实出现了一批为美国社会学建设添砖加瓦、影响卓著的人物，这些人物不仅仅来自社会学系，同时也来自政治学系，尤其是哲学系。他们是哲学系的杜威和米德，社会学系的斯莫尔、托马斯、文森特(GeorgeE．Vincent)和亨德森(Henderson)。杜威和米德虽然不属于社会学系，但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心理学理论对美国早期社会学的影响极其深远，他们不仅是芝加哥哲学学派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芝加哥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另一位被视为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先驱人物的是库利。库利终生执教于密歇根大学，但因其学术思想与杜威、米德等人的相互承继、相互影响，也因为库利与杜威、米德曾经互为师生、共同执教于密歇根大学，学术界将库利也归入到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
当然，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要力量在社会学系。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诸位奠基者中，如果说斯莫尔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把德国社会学思想介绍到了美国的话，那么，文森特、亨德森以及托马斯等人则在各自领域对社会学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其中托马斯的贡献尤大。托马斯是早期芝加哥学派主要成员中研究成果最多、学术思想最丰富的学者。法里斯在《芝加哥学派》一书中这样评价托马斯:“他是一个充满力量、精力充沛、富有创新精神而且成果丰富的人，因为他不受陈规限制，追求完美。他能够超越任何学术禁锢，他对美国社会学的贡献比他在早期芝加哥大学的任何同僚都要大。”〔4〕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社会起源导论》(SouceBookforSocialOrigins，1909)，《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与兹纳涅茨基合著，1818—1920)、《野性女孩》(UnadjustedGirl，1923)以及《原始行为》(PrimitiveBeharior，1937)等。托马斯在其作品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失序(socialdisorganization)、情境定义(definitionofthesituation)以及生活秩序(life－organization)等理论和概念，他的“四项基本欲望”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也颇为流行。①托马斯对于社会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较早摆脱了传统社会学在个人与社会发展解释上的生物学观点，而代之以历史分析和现实分析的观点。刘易斯和史密斯在《美国社会学和实用主义》一书中如此评论道:“尽管托马斯因为他的作品而被人们铭记，但是人们忘记了他是以一个纯粹的生物社会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5〕欧洲社会学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以生物学观点解释个人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欧洲社会学学术传统，其中，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是典型代表。托马斯早年求学于德国，沉迷于斯宾塞，一段时间内他也深受欧洲这一社会学传统的影响。例如，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托马斯认为男人天生就是一种偏爱流浪、攻击和狩猎的动物;他认为冲动衰退是一种病态，而农业和定居这类生活方式会使人类器官退化;他认为男人在形态上的发展比女人更重要，异族通婚源于男性寻求更多陌生妇女的愿望;他认为人类对食物和性的追求是人类生存中最主要的驱动力，他将社会看做是一种纯粹的生物环境。上述观点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论性代谢的差异》(OnaDifferenceoftheMetabolismoftheSexes)中，他博士论文首页就写明:“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是，一切社会事实都源于生理现象。”但是当他1907年出版《性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心理研究》(SexandSo-ciety:StudiesintheSocialPsychologyofSex)时，情况却开始出现了变化，他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开始摆脱生物决定论的影响。此后，托马斯提出了态度价值以及情境定义等重要概念，既反对社会决定论，也反对心理还原主义，而是强调人与社会环境的互相作用和相互影响。托马斯对社会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文化人类学传统。文化人类学发源于欧洲，这是一门从人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化的科学，至19世纪末期文化人类学已经相当成熟，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和学术著作均已出现，如英国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等。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全称为“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系”，直到1929年文化人类学才成为该校一个单独的部门。托马斯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性别、种族、社会人格以及文化差异、文化同化等方面。例如，他在190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社会起源导论》中对种族智力存在差异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一立场和观点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anzBoas)的观点十分接近。在其1937年出版的《原始行为》一书中，他以收集到的谚语等材料揭示各种种族不同的智力天赋，揭示古代民族的思维方式。托马斯的研究领域显然与芝加哥社会学系其他早期同仁的研究领域不太相同。例如亨德森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慈善机构、劳工问题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与其他同仁相比，托马斯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题材与欧洲文化人类学研究更为接近。
事实上，正是托马斯开启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传统。20世纪前后几十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托马斯的影响下，一批学者纷纷走上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物包括斯塔尔(FrederickStarr)、法里斯(EllsworthFaris)、林顿(RalphLinton)以及萨丕尔(EdwardSapir)和科尔(FayCooperCole，1929年成为分离出去的文化人类学系首届主任)等。托马斯对社会学最为重要的贡献恐怕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经验主义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开启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向。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了整个芝加哥学派的发展，为芝加哥学派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但是真正将这一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并取得最初一批研究成果的却是托马斯。在这方面划时代的巨作就是《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由托马斯与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FlorianZnaniecki，1882—1958)合作完成，于1918—1920年出版，共5册，2232页。马丁•布鲁默认为这套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学从抽象理论和学院式研究的传统转移到更切合实际的经验研究方向。〔6〕托马斯早期一些作品抽象思辨色彩比较浓厚，但是从《社会起源导论》起，他的作品中经验材料明显增多。《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则被视为经验描述与理论概括的典范之作，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是当时身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主要是当时美国的波兰移民)。他利用捐赠人提供的5万美元研究经费在1809—1913年间走访欧洲许多国家，进行调查。1913年最后一次访问华沙时，他认识了当时供职于波兰移民保护局的兹纳涅茨基博士，后者很快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以及合作者。在国内外旅行中，托马斯广泛收集来自波兰农民群体的书信、有关新闻报道数据、庭审记录、祷文、小册子等材料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托马斯将这些材料称为“偶然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来自美国国内，托马斯通过在报纸刊登广告以有偿阅读的方式获得这些信件。①移民是当时美国社会乃至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某个角度来说，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移民就是关注整个美国和整个世界当时正在发生的巨变。1899—1910年的11年间，在美国移民总数中波兰移民占1/4，这些波兰移民大多选择在芝加哥、皮兹堡、水牛城(Buffalo)和底特律这样的大都市居住，仅1907年的移民高峰中就有128万波兰人移民到美国，这些来自波兰和东欧的移民在原居住地或者在政治和文化上遭受迫害，或者在经济上陷入穷困，他们大多因为这些原因选择移民美国。〔7〕选择波兰移民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波兰移民在差异性的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托马斯试图从这一社会群体中发现诸如社会人格、情境决定、态度和价值之类的秘密，揭示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社会心理事实。托马斯收集到的那些书信之类的“偶然材料”在他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偶然材料”真实地记录了波兰移民在相互交往的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的故事，他们的经历、文化、传统、情感、态度、价值观、信仰等。用这类“客观材料”研究波兰移民群体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它避免了来自主观因素的干扰。事实上，为了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托马斯甚至拒绝在研究中采用访谈之类的东西，他认为这种面对面的访谈本身就是对访谈对象和生活过程的干预，甚至操控。《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的面世为社会学经验研究提供了范本，它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全盛时期
1915年伴随着帕克加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加之前期社会学系学术成果的孕育和催生，芝加哥社会学进入到全盛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法里斯如此描绘当时的情景，他说:“帕克、伯吉斯、法里斯成为社会学系的核心人物，在整个二十年代他们如日中天，所有的障碍已经被先行者斯莫尔、文森特和托马斯等人清除。士兵们已经从战场返回，渴望加入研究的阵营，国家一片欣欣向荣，整个城市充满了生机。更加不可忽视的是，大量研究经费很快变得唾手可得，社会学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一个全盛时期即将在芝加哥大学出现。”〔8〕但是所谓全盛必须要有具体的人去做具体的事，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去创造才可能到来。就在1915年芝加哥社会学即将步入全盛之际，其实潜伏着种种危机。马丁•布鲁默的分析十分冷峻。他说:“在1915年的时候绝对没有迹象显示在未来十五年中芝加哥社会学会主导未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9〕布鲁默给出的数据显示，在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间，在社会学系执教的教师从八名减少到五名。在此期间，亨德森教授于1915年去世，托马斯教授于1918年被校方除名，斯莫尔教授于1924年退休(也有说是1925年退休)。在芝加哥社会学处于巅峰时期仅有三名社会学教授，他们是帕克、伯吉斯和法里斯(系主任)。
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芝加哥社会学走向全盛与帕克加盟社会学系关系甚大。①帕克于1913年(也有说1914)进入芝加哥社会学系，帕克的一生充满职业传奇和学术传奇。他于1887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做了11年新闻记者，1897年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1899年赴德国继续求学，并于1904年获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担任一年哲学助教之后，又到美国南方从事黑人民权活动近十年，在他5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大学讲坛。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几年潜心教学，培养学生，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著，包括论文《次级群体中的种族同化》，60页的小册子《人类行为的原则》，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1年他与伯吉斯合编的教材《社会学导论》出版，这部1000多页的教材为他带来了极大声誉，该书包括14个社会学主题，收录196篇阅读篇目，参考文献达到了1700项，这本教材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分别于1924年和1970年再版。法里斯评论说:“由帕克和伯吉斯撰写的这部著名的教科书被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是最具影响的社会学著作，1921年之后美国社会学的方向和内容主要就是由帕克和伯吉斯的这本教科书设定的。”〔10〕伯吉斯(ErnestWasonBurgess，1886—1966)1908年毕业于肯菲舍学院(KingfisherCollege)，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求学，并于1913年完成博士学业。1912—1913年在托莱多大学(ToledoUniversity)任教，1913—1915年在堪萨斯大学任教，1915—191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19年伯吉斯重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直到1957年退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伯吉斯成为帕克最密切的学术合作伙伴，他们二人除合作出版了《社会学导论》外，还合作出版了《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5)等作品。
真正使芝加哥社会学形成学派，流传身后的成果是此间进行的“都市生态结构研究”以及“都市行为研究”，法里斯评论说:“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最引人注目和广为人知的进展是他们在都市生态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原创性研究。”〔11〕帕克和伯吉斯等人在这些大规模的研究活动中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都市生态结构”、“都市行为研究”这样的理论念头和设计出自帕克大脑之中一点也不奇怪。帕克1914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主要职业是新闻记者，他十分看重实践和实验活动。在从事新闻报道的十几年中，他就养成了观察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习惯，他于1925年出版的著作《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性调查》就是他早年对城市观察和研究结果。他说:“城市在扩展，滋生于其中的各类人性也在不断显现，这使得城市变得非常有趣和迷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研究人心秘密、人性以及社会的种种场所。”〔12〕进入社会学系之后，他在学术上更自觉地将实用、实验和效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在《社会学导论》中他非常明确地阐述道:“从某种流行的观点来看，现在的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实用科学，社会学很快将成为这样一门科学，它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也将完全适用于同类其他问题。实验方法将进入社会生活、工业发展、政治生活以及宗教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人类实际上被各种或明或暗的法则所制约引导。但是，这些法则很少被人们以理论假设的方式和实验证明的方式予以阐明。如果要区别这两种方法，我们选择调查而不选择研究。”〔13〕帕克将正在兴起的芝加哥这座都市看做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场，他说:“社会学研究工作应该定位于芝加哥的都市文化，芝加哥就是一个社会实验室，这意味着应该去收集那些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的各种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归纳和分析。”〔14〕他的学术研究目标是要摸清楚这个大都市的要素分布和要素功能，并解剖都市中的各种人类行为。就像当时许多社会学家一样，帕克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以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去观察城市，解剖城市所延伸出来的概念就是城市生态。
帕克1902年在德国求学时跟随黑特纳(Hett-ner)学习地理，他坚信:“每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应该了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其实，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地理现象。”〔15〕到芝加哥大学后，他开设的课程之一就是“实地研究”(FieldStudies)，正是通过这门课程，帕克鼓励研究生们走进城市、走进社会，以绘制地图的方式去呈现这座城市地产、商业、舞厅、、犯罪等各行各业的分布和结构，研究各色人等的心理和行为。其他各种实证研究方法，如访谈、观察、数据收集、文献分析也被广泛运用。这类经验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对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最终形成至关重要，这些经验方法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研究都市生态并不是终极目的，最终目的是要透过都市生态去研究人类行为。正如法里斯所说:“都市结构只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一个背景，生态学不过是进入到这背景中的一条路径，它们最终都指向都市行为。”〔16〕芝加哥社会学派所倡导的都市生态研究最终指向行为偏差、城市犯罪、文化同化、社会失序等等具体的都市人类行为课题，围绕这些课题产生了一大批调查研究，这些成果大多由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完成，并且许多作品获得出版。这些研究作品包括:1．《芝加哥的组织化犯罪》(OrganizedCrimeinChicago，1929，JohnLandesco)2．TheJack－Roller，1930，EditedbyShaw3．《一个青少年违法犯罪职业的自然史》(TheNaturalHistoryofaDelinquentCareer，1931，EditedbyShaw)4．《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因素》(SocialFactorinJuvenileDelinquency，1931，ShawandMckay)此外，还有一些与芝加哥这座城市有关的其他研究，如:1．《芝加哥黑人》(TheNegroinChicago，1922，CharlessJohnson)2．《流浪汉》(TheHobo，1923，NelsAnderson)3．《家庭失序》(FamilyDisorganization，1927，ErnestR．Mower)4．《匪邦》(TheGang，1927，FredericThrasher)5．《自杀》(Suicide，1928，RuthShonleCavan)6．《贫民窟》(TheGhetto，1928，LouisWirth)7．《芝加哥的黑人家庭》(TheNegroFamilyinChicago，1931，E．Franklin)8．《出租司机舞厅》(TheTaxi－DanceHall，1932，PaulG．Gresty)9．《芝加哥犯罪》(ViceinChicago，1932，WalterReckless)10．《旅馆生活》(HotelLife，1936，NorwanHayner)11．《金海岸与贫民窟》(TheGoldCoastandtheSlum，1929，HarveyZorbaugh)12．《都市区里的精神紊乱》(MentalDisordersinUrbanAreas，1930年完成，1939年出版，RobertE．LFarisandH．WarrenDunham)涉及城市犯罪的研究包括:1．《革命的自然史》(TheNaturalHistoryofRevolution，1927，LyfordEdwards)2．《罢工》(TheStrike，1928，Hiller)3．《俄罗斯镇的朝圣者》(ThePilgrimsofRus-sian－Town，1932，Paulineyoung)在1930年代前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都市研究中，帕克和伯吉斯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们为这些调查的实施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概念和框架、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他们合作的都市生态学著作《都市社区》(TheUnbanCommunity，1927)以及《人格与社会群体》(PersonalityandSocialGroup，1929)还为学生们提供了写作范本。劳申布什(Raushenbush)在《帕克:一位社会学家的传记》中给出了帕克具体指导学生从事都市研究的详尽数据。在1921—1931年15项有关城市生活的研究中，有七项研究获得出版，帕克为其中的三本书写了序言。
在42本有关种族、文化、伦理关系的学生著作中，帕克给于具体指导或写序言的著作如下(其中部分作品为学生们毕业后所写):1．《日本入侵者》(TheJapaneseInvasion，1917，JesseF．Stainer)2．《作为文化接触的基督徒》(ProtestantMis-sionsasCultureContact，1924，MauriceT．Price)3．《贫民窟隔离研究》(TheChetto:AStudyinIsolation，1926，LouisWirth)4．《俄罗斯镇的朝圣者》(ThePilgrimsofRus-sianTown，1932，PaulineV．Young．)5．《种植国的阴影》(ShadowofthePlantation，1934，CharlesS．Johnson)6．《夏威夷的异族通婚》(InterracialMarriageinHawaii，1937，RomanzoAdams)7．《种族关系的仪式》(EliquetteofRaceRela-tions，1937，BertamDoyl)8．《边缘人》(TheMarginalMan，1937，EverettV．Stonequist)9．《巴西的黑人》(TheNegroinBrazil，1938，DonaldPierson)10．《岛屿社区》(IslandCommunity，1939，An-drewLind)值得一提的是，帕克的学生中还有几位学生的论文写的不是都市、种族和文化，而是新闻传播:
1．博士论文《新闻的社会学研究》(News:ASociologicalStudy，1931，CarolDewittClark)
2．博士论文《人类趣味故事》(TheHumanIn-terestStory，1940，HelenMacGillHughes)事实上，芝加哥社会学的成功仰赖于多方面的努力，正如法里斯所评论的:“纵观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成功的历史，这些成功应归功于大量在册学生、知名学者、大量优秀的师生作品以及创新精神。所有这些凝聚成极高的士气，使社会学系的繁荣一直延续到30年代。”〔17〕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即使是在全盛的12年中规模都不是太大，这种类型灵活的机构建制反而使社会学系能够充分利用学生进行科研创造，同时接纳本校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参与进来，共同打造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社会学体系。以下数据可以显示社会学系的发展状况。〔18〕1895—1915年美国大学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人数为98人，各大学数量分布如下。以上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硕士培养的数量情况。在过去40名美国社会学家学会(A-mericanSociologicalSociety，ASS)主席中，至少19人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毕业，或为该校社会学系现任或耶鲁教师。1923年之前，13位主席中三位来自芝加哥大学，这一数据反映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培养质量。
三、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衰落
一般认为芝加哥社会学派从193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衰落，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二代芝加哥社会学派主导核心人物的先后离场。作为社会学系凝聚人心的核心人物，帕克于1931年到1932年间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世界旅行，1934年退休。此间另一个核心人物伯吉斯却忙于自己的婚姻家庭，似乎已不像从前那样专注和执着。往更后面说，系主任法里斯(EllsworthFaris，1874—1953)1939年退休，奥格本(Ogburn，1886—1959)于1951年退休，沃思(Wirth，1897—1952)于1952年过早离世，伯吉斯也于1951年退休。法里斯认为布鲁默(HerbertBlumer)．斯托弗(SamuelStouffer)、休斯(EverettHughes)等人构成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第三代人物，但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学术影响被世人接受却在更后。
1.1与专业必修理论课的接轨
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很多章节中展示了当年科学家理论推演的部分原始过程(与专业课书本上所讲内容道理虽同，所采用的方法却复杂很多)。比如在第六章第三节《狭义相对论体系的建立》当中多处使用爱因斯坦《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原文中的表述内容虽然汁原味，但太过抽象，对于专业课基础较为薄弱的物理系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很难接受。而相对论理论的系统学习是大学四年级开设的《电动力学》专业必修课的任务。笔者在讲授本节课程时新课导入采用“钟慢尺缩”、“双生子佯谬”和“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等生动有趣的课题引入，淡化和删除了课本上多处原文中的理论推导。因为这时学生的认知水平所处的阶段正是英国教育家怀特海所说的浪漫阶段(新奇而生动，浪漫的遐想)，通过这样的例子和问题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在同学们感知到狭义相对论的有趣事例之后，画龙点睛一语中的般地指出这些只是狭义相对论的表面现象，而相对性原理———物理定律对于一切惯性系都应具有相同的形式(协变要求)，才是它的本质。学生的认知水平进入了精确阶段。爱因斯坦本人在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是从电磁学入手的。学生刚刚在大学一年级学习过《电磁学》专业课，并不陌生。为了深化这一点认识，笔者举出了如下例子，引导学生掌握:一个点电荷所带电荷量为q，静止放置在如图所示的位置，问学生在图中的静止的A点处，有无电场和磁场?学生通过电磁学课上所学的“静止电荷只能产生电场”和“运动电荷既产生电场又产生磁场”的知识很容易判断A点有电场无磁场。笔者随即将题设改为，点电荷q依然静止不动，A点以速率v向右运动，再问同样的问题，组织学生讨论、探究，在笔者的启发下学生终于认识到若以点电荷q为参考系，A点依然是有电场无磁场，但若以A点自身为参考系，由于电荷q相对于A点向左运动，那就变成了运动的电荷，所以A点既有电场，又有磁场。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使学生感知到专业必修课《电磁学》上所学的经典理论对于不同的参考系竟然得出不同的结果，在此基础上直接给学生展示相对论电动力学的结果。这样学生的认知水平便进入了怀特海所说的教育三阶段中的综合应用阶段。
1.2与专业实验课的接轨
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中详细描述了许多当年的科学家所做的实验。学院开设的普通物理实验课程中的大部分内容正是对这些实验的重现。笔者结合相关专业基础课和实验课的内容，发掘出《物理学史》课程中与普通物理实验相关的问题(特别侧重于科学方法的渗透)，既能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热情，促使其反思实验课当中处理问题所采用各种方法的深刻含义，又能加强师生互动，提高课堂效率和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对教材内容顺序进行了调整
本课程教学所采用的教材是郭奕玲、沈慧君编著的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物理学史》第二版。此教材体系完整，见解独到，科学家实验情景描写细致入微。但仅限于每周两课时的情况，教师讲解不可能面面俱到。为此笔者根据学生专业发展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提炼，不合理的地方加以剔除，必要的知识点加以拓展，以更好地服务教学。本门课程的教学重点内容是前九章，后面几章属于介绍、略讲范畴。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将第十一章《现代光学兴起》内容与第三章《经典光学的发展》部分整合，题名《光学的发展》，将第十二章《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与第六章最后一节《广义相对论的建立》内容整合，使学生将前后知识融为一体。例如现阶段就学生考研而言，光学专业无论从就业、考研两个方面来说均属于相对热门专业。如此教学法有利于学生深刻认识到光学学科的重要性，不仅促进了《光学》专业课教学，对学生将来的综合发展也有益处。
3将学科前沿知识和大学生顶岗实习支教教学案例融入课堂教学
笔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时所学专业是理论物理，具体方向是量子信息和量子光学，毕业以来一直从事这个研究方向。第八章第九节《关于量子力学完备性的争论》和第十节《量子电动力学》等内容正好与笔者的科研方向相关。故而笔者在讲到这里时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补充了大量的前沿知识如“薛定谔猫态”、“压缩相干光场”、“量子计算”、“量子纠缠”、“EPR佯缪”等等，充实了课堂内容，使学生的视野从课本转向前沿，做到“搞好科研促教学”。由于物理系属于师范专业，绝大多数学生无论考研与否终将登临三尺讲台。中学物理教学中若以物理学故事的形式引入，可以使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活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物理学史课堂正好提供了这种资源。另外，物理学史集中体现了人类探索和逐步认识物理世界的现象、特性、规律和本质的历程，丰富的物理学史素材可以使中学课堂凸显科学精神，对学生以后从事教学工作带来益处。近年中考、高考对物理学史相关知识考察日趋增多。科学家思考研究问题的很多方法对于即将登台讲课的物理专业师范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类比法是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之一。科学家拿库仑定律类比万有引力定律(平方反比)，拿电力线、磁力线类比流体，拿以太类比弹性介质等等，至为深刻。讲到这里笔者结合自己的扶贫顶岗实习支教工作经历，列举出实习支教大学生讲课的真实案例中“类比”方法使用的例子，使得学生感知到正确使用类比方法可以将抽象的概念和生活中的实际现象联系起来。这样的方法不仅是新课导入的关键，也是促使中小学生的认知过程由形象到抽象，由浪漫阶段转入到精确阶段的重要教学手段之一。
4结语
一、结合教材内容，“见缝插针”，使科学史自然融入课堂教学。
“圆”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活动和它密切相关。有关圆的知识在战国时期的《墨经》、《考工记》等书中都有记载，授课中将有关史料穿去，作为课本知识的补充和延伸。例如讲解圆的定义与性质时，我向学生介绍，约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我国已有了圆的概念，考古说明我国夏代奴隶社会以前的原始部落时期就有圆形的建筑。至于圆的定义和性质在《墨经》中已有记载，其中，“圆，一中同长也”，即圆周上各点到中心的长度均相等；此外，还进一步说明“圆，规写交也”，即圆是用圆规画出来的终点与始点相交的线。这与欧几里得的定义相似，而《墨经》成书于公元前4～3世纪，是在欧几里德诞生时间问世的。再比如圆心角、弓形、圆环形、圆内接正六边形、直角三角形的内切圆、圆锥等一系列概念与性质，在《墨经》、《考工记》、《九章算术》等书中都有记载，在讲到这些内容时，我便用几句话向同学们作简要介绍。这样，随着这一章教材的不断展开，同学们对我国古代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概貌有个初步的了解，明白我国古代就对这些内容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特别是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论证几何学的萌芽，几乎与古希腊的几何学同时产生。
二、根据教材特点，适当选择科学史资料，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圆周率π是数学中的一个重要常数，是圆的周长与其直径之比。为了回答这个比值等于多少，一代代中外数学家锲而不舍，不断探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中我国的数学家作出过卓越贡献。该章的“读一读：关于圆周率π”对此作了简单的介绍，并提到祖冲之取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就”。为了让同学们了解这一成就的意义，从中得到启迪，我选配了有关的史料，作了一次读后小结。先简单介绍发展过程：最初一些文明古国均取π＝3，如我国《周髀算经》就说“径一周三”，后人称之为“古率”。人们通过实践逐步认识到用古率计算圆周长和圆面积时，所得到的值均小于实际值，于是不断利用经验数据修正π值，例如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分别得到π＝31605和π＝3125。后来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公元前287～212年）利用圆内接和外切正多边形来求圆周率的近似值，得到当时关于π的最好估值约为：31409〈π〈31429；此后古希腊的托勒玫约在公元150年左右又进一步求出π＝3141666。我国魏晋时代数学家刘微（约公元3～4世纪）用圆的内接正多边形的“弧矢割圆术”计算π值。当边数为192时，得到3141024〈π〈3142704。后来把边数增加到3072边时，进一步得到π＝314159，这比托勒玫的结果又有了进步。待到南北朝时，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更上一层楼，计算出π的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求出了准确到七位小数的π值。我国以这一精度，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中，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记录直到公元1429年左右才被中亚细亚的数学家阿尔·卡西打破，他准确地计算到小数点后第十六位。这样可使同学们明白，人类对圆周率认识的逐步深入，是中外一代代数学家不断努力的结果。我国不仅以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数学方面也曾在一些领域内取得过遥遥领先的地位，创造过多项“世界记录”，祖冲之计算出的圆周率就是其中一项。接着我再说明，我国的科学技术只是近几百年来，由于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才逐渐落伍。如今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同学们的肩上。我们要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奋发图强。
为了使同学们认识科学的艰辛以及人类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我还进一步介绍：同学们都知道π是无理数，可是在18世纪以前，“π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一直是许多数学家研究的课题之一。直到1767年兰伯脱才证明了π是无理数，圆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人类对于π值的进一步计算并没有终止，例如1610年德国人路多夫根据古典方法，用262边形，计算π到小数点后第35位。他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这项工作上。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数刻在他的墓碑上，至今圆周率被德国人称为“路多夫数”。1873年英国的向克斯计算π到707位小数。194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弗格森分析了向克斯计算的结果后，产生了怀疑并决定重算一次。他从1944年5月到1945年5月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做此项工作，结果发现向克斯的707位小数只有前面527位是正确的。后来有了电子计算机，有人已经算到第十亿位。同学们要问计算如此高精度的π值究竟有什么意义？专家们认为，至少可以由此来研究π的小数出现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对π认识的新突破进一步说明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几千年来，没有哪一个数比圆周率π更吸引人了。根据这一段教材的特点，适当选配数学史料，采用读后小结的方式，不仅可以使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而且人类对圆周率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也使学生受到感染，兴趣盎然，这对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探索精神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
从历史表象来看，左翼文学似乎是在革命先驱的理论（口号）呼吁下“制造”出来的。然而，外来的革命文学理论虽然能够给中国革命作家某种启示，但是作为文学形态的左翼文学并是不单靠理论的介译、影响、推衍，就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文艺形态的产生必须根植于作家们的生命体验与生存实感当中，否则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的文学史之流中生根、发芽。
历史事实也证实了上述观点。“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钱杏语）――《新梦》，出版于1925年，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之前。这部诗集开启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新时代。正如田本相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新梦》“犹如一束革命火把，为整个诗坛带来耀眼的光芒。五卅运动前夕，文艺界弥漫着仿徨苦闷的气氛，新诗于《女神》之后逐渐减却了昂扬的战斗声音。《新梦》一出，则像翱翔的海燕，预示着革命风雨的来临。它那高昂的革命音调于沉寂中突出，显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蓬勃生气，可以说，在那时还没有一个诗人象蒋光慈一样，把自己的诗贡献给无产阶级，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正是通过诗人爆发出自己的呐喊，找到自己的诗的武器。因之，《新梦》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史上有着开路的功绩。”
《新梦》创作于1924年以前，当时蒋光慈还在苏联留学，这部诗集不过是他自己苏联期间见闻感受（也即其“留苏体验”）的记录与表达。苏联给了蒋光慈一个全新的社会体验与人生体验。这种体验迥异于任何时代、任何空间强加给人的图表性的概念。正是这种全新的“红色”体验使得蒋光慈的《新梦》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无产阶级文学”的风格。蒋光慈现象表明，创作主体的“红色”体验在左翼文学的发生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事实上，由生存体验的新变所引发的文学的革新在历史上是极为普遍的，如晚清的诗界革命、小说界等。过去，我们的研究者常常只重视研究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很少去关注作者的留苏、留日体验在左翼文学形成中的作用，将左翼文学的产生过程简化为单纯的理论交流过程，这样的做法显然违背了文学的嬗变必须从作家生存的实感开始的事实。
创造主体的生命体验不光影响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也影响到了左翼作家的具体创作。对于个体作家来说，一种新的文艺的创造不仅需要理论的滋养，更需要真切的人生体验的支撑，失去了体验的支持，新的文学形态只能停留口号（理论）上。正因为如此，左翼文坛上不少优秀的革命文学理论家，如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彭康、郑伯奇、林伯修等，始终都创作不出像样的作品出来。李初梨、冯乃超、彭康、郑伯奇等人虽然在日本接触到“最新”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流派（这一点让他们批判太阳社、鲁迅时充满自信），但是由于缺乏国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一旦涉及到创作，他们便感觉到空虚与苍白，除了公式化的想象外，“竟然毫无办法”。从五四走来的作家郭沫若、成仿吾虽然有着丰富的人生体验，但是这些体验却被他们所宣扬的理论认为“过时”的题材，束之高阁，因此也出现了“体验”的真空。缺乏真切的生命体验是左翼文学创作低下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个现象，郁达夫深有认识。他说：“现在中国，虽然有几个人在那里抄袭外国的思想，大喊无产阶级的文学。或者竟有一二人模仿烧直，想勉强制作些似是而非的无产阶级的作品出来，然而结果毕竟是心劳手拙，一事无成，是不忠于己的行为。”①为了忠于自己的体验，郁达夫不惜做出了退出“左联”的决定。上述史实表明，文学创作并不是光凭理论的引导就可以进行的，一定要与创作主体的生存体验相联系，谁疏离自己的生存实感，谁就会陷入创造力的枯竭之境。
二
体验不仅影响到了左翼文学的创作，也影响到了左翼文学的理论建构。对于革命个体而言，革命体验常常比革命理论的影响更为根本而深刻。人们都倾向于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去选择理论、理解理论。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还处于探索阶段，先后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派别，如在苏联就有“无产阶级文化派”“托洛斯基主义”“十月派”以及后来的“拉普”派等，在日本有“福本主义”“藏原惟人主义”等。不同的派别的理论主张都不完全一致，有的之间还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一种繁杂的理论生态面前，如何选择、如何理解某一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常常有意无意的会受到主体的生存体验的影响。
左翼文学的每一种理论建构同时也是理论家生命体验的表达。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便是典型的例子，从表象来看，这次论争是各种不同革命文学观念的交锋，事实上也是他们差异性的生命体验的冲突。从主要论争方的核心冲突来看，李初梨、冯乃超等人与鲁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关于中国现实与革命形势的不同认识。李初梨、冯乃超等人认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急邃地没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将空前高涨。鲁迅却认为，中国不仅没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反而处于革命低谷，即“社会停滞，文艺不会单独向前”。显然，鲁迅的观点更接近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为什么李、冯等人会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空前高涨”的感受呢？事实上，刚刚从日本回国的李、冯等人对中国的现实与革命形势并不了解，他们所做的判断主要依赖的是他们的“日本体验”，由于日本的无产阶级运动早于中国，他们误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也空前高涨起来。而鲁迅对中国的现实有着深刻了解，他自然不会认可李、冯等人草率判断，因此不仅否定李、冯二人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涨论”，也否定当时产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可能。第二，关于知识分子能否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分歧。李、冯等人认为，革命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最佳创造者和领导者，能够引领无产阶级文学的时代;鲁迅则认为出身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创造者。尽管他们在论争过程中都从无产阶级理论武库中选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武器，但是他们所做的判断的真正依据却是他们的人生体验。李初梨、冯乃超等人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体验带有明显的日本特征。在日本，从事无产阶级运动的大多是高等院校的师生。李、冯二人留学的东京帝国大学恰恰是日本最大的马列主义活动中心，林房雄、中野重治、鹿地亘等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运动家当时都是他们的同学。生活在国内的鲁迅长期以来都对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失望，无论是“八・一三”事件中对陈源、梁实秋的批判，还是《野草》《彷徨》对知识分子（包括自己）的否定，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抱有深刻的怀疑。正是基于这样的生存感受，鲁迅认为知识分子不能承担无产阶级文学的创造重任，无产阶级文学还得有待于无产阶级来创造。鲁迅的这个论断几乎彻底否定了李初梨、冯乃超等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合法性”，自然招致了创造社诸君最恶毒的攻击。
尽管鲁迅在与李初梨、冯乃超等人论争时引用了菊池宽、托洛斯基等人的理论作为支撑，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是受了菊池宽、托洛斯基等人的理论影响后才怀疑知识分子成为纯粹无产阶级作家的可能性的。鲁迅引用菊池宽、托洛斯基等人的观点或许只是为自己的体验找一个外在的理论支持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生存实感也是人们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一个重要依据。革命理论与人们的生存实感虽然没有从属关系，但是疏离了自己的生存实感，人们很容易丧失对这个理论的判断力。由于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内在的运行逻辑，从其自身的逻辑来看，它们的各种主张都有其合理性，因此很难从理论内部去发觉这个理论的缺陷。只有当这种理论与我们的现实生存实感产生较大的冲突时，我们才会对理论的错误产生警惕，从而引发我们对理论的反思。革命作家的生存体验对保证革命文学理论的正确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由于左翼文学作家对于理论的崇拜，每当遭遇理论与体验的冲突，他们常常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切身感受，因此很多在今天看来明显谬误的理论（主张）在当时却深受欢迎。
三
尊重创造主体的生命体验就是要尊重作家作为人的丰富性以及作为作家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左联”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渐渐从一个文学团体演化为斗争的机关，作家的职业特性受到忽视。
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中，作家们对“左联”的感情十分复杂，并不像他们的口号或者理论表述得那样单纯而乐观（这一点很少被研究者们所注意到）。太阳社诸君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宣扬自己的革命意志时，他们常常毫不谦虚地将自己视为革命的象征，宣称他们“自身就是革命”，他们在“革命的潮流所涌出”，对革命充满了无比的信心和热爱。然而在他们的日记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苦闷、忧郁的精神世界与他们单纯、昂扬的革命宣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造成这些苦闷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却来自于革命作家的内部斗争以及党的“铁一般的纪律”。对于像蒋光慈这样充满了理想主义的革命作家而言，作家内部的嘲笑与斗争给他心灵上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反对派的镇压与迫害。这种痛苦不只存在于蒋光慈、洪灵菲、钱杏身上，也存在于瞿秋白、郁达夫、郭沫若、茅盾等人身上。只不过在其他作家那里，这些痛苦、矛盾与忧郁的情绪常常埋藏于心，不肯轻易表露出来而已。
蒋光慈、瞿秋白、郁达夫等人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些处于时代风尖浪口的革命先驱们，其内心感受是个异常丰富的世界，绝不是像他们的口号（理论表述）那样单纯而乐观。透过他们表层的理论叙述，我们触摸到的是这些革命先驱丰富的痛苦，同时，我们也对“左联”乃至整个左翼文学运动的局限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
四
左翼文学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已经离我们而去八十年了，然而作为文学传统的左翼文学精神却一直没有断裂，它总是时隐时现的影响着当代作家的艺术创造。
从创作主体方面来看，当代中国作家大都在其青少年期间接受过“左翼文学”的教育与熏陶，正如赵园、钱理群、洪子诚等学人所描述的那样，中国新文学中的革命传统“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处，成为集体无意识”，它“在当前和未来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继续提供给我们资源性的东西”。{2}问题是，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究竟给予了当代中国作家何种影响呢？
从深处来看，左翼文学代表的是一种紧扣时代的现实精神以及干预现实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是马列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下交融的产物。它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中国作家亲切地关注现实、关注普通百姓、探索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出路。进入当代以后，由于中国现实、中国问题的翻天覆地巨变，这种精神传统在当代现实语境中又延展出一系列新的创作“意识”――呼唤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意识;对国家、民族和底层平民生存、发展前途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以平等的姿态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生存的平民意识;浸透着悲凉、无奈，对社会存在的阴暗面充满爱憎和有鲜明价值取向的批判意识;激发社会底层人民顽强地生存、抗争下去的贯注着“苦难意识”升华之后的理想意识，等等。{3}正是在左翼文学精神的潜在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在穿越“私人叙事”“娱乐叙事”“欲望叙事”之后，仍然没有忘却广大的社会现实与普通百姓。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以底层民众生活和命运现状为描写对象、对底层人民生存困境进行深度刻画的作品在中国文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且迅速形成了一个创作潮流。尤凤伟的《泥鳅》、刘庆邦的《神木》、燕华君的《应春玉兰》、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蔡翔的《底层》、王祥夫的《找啊找》、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曹征路的《霓虹》，等等，重新将当代文学写作由1980年代以后的“先锋探索”“形式创新”转向了挣扎在最底层的中国百姓。
事实上，底层写作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产物。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流来看，底层写作对底层百姓贫困生活状态和苦难精神困境的细致描摹，以及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同情与关怀，是中国现代左翼文学中最为常见的叙事形式。这种“似曾相识”的文学面孔，从一个层面揭示了当代文学的底层写作与现代左翼文学内在精神的契合。具体说来，底层写作继承了现代左翼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平民意识、启蒙意识、批判意识、责任意识、人文关怀意识等艺术、文化精神。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它深受当代艺术形式、当代社会现实和作家主体意识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它批判继承了“新写实”的现世关怀而摈弃了其“零度叙事”的冷漠无情，继承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对世事人情的深入把握，却从比“现实主义冲击波”更为复杂的视角和更为深邃的悲悯情怀直面底层民众的生活命运、内心情感、世俗愿望，深入探讨了悲剧的凋敝，意味深远地指涉时代精神的困顿和社会责任的缺失。
为了透过现实的表象深刻地把握现实背后的规律和成因，底层文学与中国左翼文学一样，都浸透着某些社会学的研究思维，甚至带着明显的社会学倾向。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左翼文学深受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而左翼作家也大都以某些社会科学观念作为自己创作的依据，像茅盾的代表作《子夜》都与当时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说”存在密切的关系。底层文学延续了左翼文学的思路，将当代文学创作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分析、思考联系在一起。正如王晓明、蔡翔、摩罗等著名学者所说，底层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来展开的，其基本思路就是探讨新出现的底层群体生存处境问题，即社会结构的转型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和不同群体的分裂，底层生存群体开始不断走向弱势境域，且逐渐丧失话语表达权。文学尽管不以认识世界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但是准确而深刻的认识世界无疑是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必须承认这种创作方式在赋予底层写作以现实深刻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文学世界的形象性与审美性。
注释：
①郁达夫：《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文学》，《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6期，1927年2月1日。
②赵园、钱理群、洪子诚等：《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③白亮：《“左翼”文学精神与底层写作》，《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8期。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真实性;文学理论;文学翻译
一 引 言
对翻译历史性问题的研究有诉诸哲学途径的,也有带有后殖民或异质翻译视角的讨论。在文学翻译中,如果把原文看做一个历史节奏,那么译文是否是另外一个历史节奏,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澳大利亚汉学家bonnie s. mcdougall(中文译文是杜博妮,以下简称杜博妮)通过长期翻译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翻译历史真实性理论。她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为翻译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她的翻译实践也为文学理论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以其所选择翻译和研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翻译的历史性问题非常突出,这既起因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也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所致。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离不开文学本身的研究,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解决好了,文学翻译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才有望深入讨论。杜博妮的翻译真实性理论主要包括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问题和文学翻译历史真实性问题两个方面。
二 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
作为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丰富的文化现象和历史遗迹为很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优秀素材。历史真实性问题最成功的研究领域当首推人类学特别是考古学。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研究论文在国际一流的科学论文期刊《自然》上能够获得发表的最多的是中国考古学论文。事实上,不仅中国的人类学注重历史真实性问题,中国文学理论关注历史真实性问题也由来已久,并不是现当代才提出的理论问题。中国传统的考证学、训诂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文学和语言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尽管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同,考证学在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而训诂学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也十分突出。现当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从文学研究的主要领域逐步过渡到与现当代文学相并列的研究范畴,但考证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为什么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的研究在现当代阶段显得尤其迫切呢?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现当代是中国社会充满变化的转型期,相应地,文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期是充满争论和变化的时期: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功利性文学与无功利性文学,自由文学与革命文学,新文学观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等等。面对如此众多的文学流派,如此不同的文体风格和文学功能,如果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全面的研究,海外读者很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因为海外读者多是通过翻译读本接触到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由于数量、发行等原因所限,在文学作品的译介方面会出现不同领域的作品翻译不均衡的现象,这使得海外中国文学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上会有所局限。目前总的趋势是: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很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相对较少,例如,仅《论语》一部古典作品的译本就已经有一百多种,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译本总共加起来可能有一百多种。即使有学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凭借有翻译作品的有限的作家而引发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讨论。这样,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流派很多,而研究者所能获得的译本资料有限,一个不同流派的不同作家给研究者呈现的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在某一个视角真实翻译了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文化与历史,但是带有某一写作角度的历史,可能无法完全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历史时期的全貌。
在这种背景之下,杜博妮的研究很是可贵,她既翻译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她的视角正是历史真实性的视角。这一方面体现于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体现于她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注。杜博妮早在1976年就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后来陆续出版了《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多部著作。杜博妮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面有点,既注重整体也注重个案,都做到了深入而真实的研究。她对何其芳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评论者认为:“本书(《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应先阅读前言和总结,然后阅读诗歌和散文。杜博妮翻译得非常好。”① 她对北岛诗歌的翻译与研究也很出色,雷金庆认为:“北岛有幸有一个出色的批评家和翻译者杜博妮。”② 她对鲁迅和许广平所著《两地书》的翻译研究也很深入:“这本书是关于鲁迅和许广平的传记,同时也是关于信件写作广泛意义上的讨论,并且探索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隐私概念。”③ 杜博妮对阿城小说的翻译更是出色,译文前有18页关于阿城作品的详细研究,译文后又做了80条小说中的名词解释,旨在努力再现真实的小说原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杜博妮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深人思考。她参阅了《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中国现代文学名著辞典》、《现代中国作家传记词典》和《中国文学选读》等第一手资料,并与雷金庆合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著。哈顿认为:“本书为中国文学目前的趋势和未来的走向提出了很有洞察力的见解。”④ 除此之外,杜博妮对中国20世纪小说家有专著论述,并且讨论了虚拟读者的文学问题。杜博妮也特别关注新文学运动,写出了《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一书。黛安娜•梅认为:“杜博妮成功地唤起人们对那些已经遗忘的名字的记忆,探询了那些关于‘西方理论重要性’的事实,并揭示了这些理论来源的出处。”⑤ 她的整体性文学思考在她的专著《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一书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本书主要解决了几个文学问题:“中国文学目前的现状如何,是怎样形成的?这样的文学来源于怎样的文学和非文学源头?在塑造文化产品方面,艺术家、观众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⑥ 对这些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促使杜博妮进一步思考文学范畴的基本问题。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杜博妮特别强调读者。她在《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一书中指出,在战后的中国,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化逐渐转向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化。她还区分了两种读者类型:群众读者和流行读者。前者是官方机构设定的读者对象,更关注群众应该如何而不是他们想要什么。⑦ 另一种类型的读者则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文学市场发生变化、文学的商业性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流行文学的兴起促使群众读者向流行读者转化。笔者认为杜博妮对读者的研究抓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起始于借鉴西方文学、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宗旨在于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救国兴国的人民力量。新文学运动尽管积极引进西方文学,但由于西方不同流派文学理论的译介和消化需要一段时间,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新文学运动还处于开始阶段,短时间内很难有一个像传统文学那样稳健的文学结构建构起来,加上战乱和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促使流派众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论争持续很久。每一个草创阶段的文学理论都是从召唤和影响读者的角度出发,结合倡议者自身的文学理论特点,提出带有某一方面特质的文学方案。强调启蒙救国的文学流派针对广大的群众读者和知识分子阶层,提倡针砭时弊的历史真实性作品。主张西方美学和文学艺术的文学流派以及提倡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化的文学艺术流派都把流行读者作为写作的对象,尽管这些流行读者在早期还不是主流,远远没有群众读者的数量多、影响力大。正如杜博妮所言,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流行读者才真正流行起来。⑧ 有了这样的读者划分,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各理论之间的论争,其设定的读者群体不同,文学理论的侧重点也不同。争论归争论,这些文学作品确实在不同的读者层面实现了相应的文学功能。
注释:
①b21 duke,michael s. paths in dreams: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of ho chi-fang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1):184.
② louie, kam. reviewed work: notes from the city of the sun: poems by bei dao translated by bonnie s.mcdougal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7(18):205.
③ wedell-wedellsborg, anne.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china journal,2005(53):205.
④ haddon, rosemary.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bonnie mcdougall and kam louie. the china journal,2000(44):160.
⑤⑦⑧ mei, diana. reviewed work: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1919-1925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atudies,1972(1):144-145.
⑥ king, richard.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y bonnie s. mcdougall. pacific affairs, 1985-1986(4):693.
⑨b15b29mcdougall, bonnie s. ideology, power, text: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a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yi-tsi mei feuerwerker. harvard journal of asastic studies,1999(2):621,622.
⑩mcdougall, bonnie s. dram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constantine tung; colin mackerra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8(19/20):387-388.
b11约翰•金塞拉、欧阳昱:《当代澳大利亚诗歌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b12mcdougall, bonnie s. reviewed work: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by edward m. gunn, j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stic studies,1981(1):279.
b13b14 mcdougal,l bonnie s. chinese reportage: 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by charles a. laughlin. the china journal,2004(51):154.
b16womack, brantly. reviewed work: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2(4): 828.
b17b18b20mcdougall, bonnie s. the woman warrior: memories of a childhood among ghosts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china men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2(7):192,193,191.
b19mcdougall, bonnie s. reviewed work: 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by helen f. siu; zelda stern. the austr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4(12):206-209.
b22mcdougall, bonnie s (trans). there kings. ah cheng. london: collins harvill, 1990.23-24.
b23b24b25b26b30b31mcdougall, bonnie s.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1(25):44, 43,60, 63-65,55-56,66.
1.高校学生安全管理的法理分析
1.1学生的权利、义务
高校虽然有对学生进行安全管理的权利,但学生也有参与制定高校安全管理制度的权利;对于高校的一些处罚行为(比如涉及学籍处分等),学生有申诉的权利;学生还有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比如人格尊严、生命健康、语言自由、通信自由等)。同时,学生有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高校规章制度的义务。
1.2高校的权利、义务
高校学生在高校接受教育,高校有管理学生的权利。倘若学生违反了高校的安全管理制度,情节严重到已经危害到了同学、老师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甚至情节恶劣到达到犯罪程度时,高校就可以根据我国《教育法》视情节的严重程度,对犯错学生进行警告、学分处置、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等相应处罚。同时,高校在新生入学后,有义务让新生学习、理解、领悟学校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最终明确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权利关系和义务关系。
1.3高校与学生间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
高校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在学关系的权利关系和义务关系。高校对学生实行安全管理,双方产生的权利关系和义务关系是构成在学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生有严格遵守高校规章制度的义务;高校涉及到学生的基本、重大权益时,要以法律、正当程序和司法救济为管理原则;高校对犯错学生进行处罚,犯错学生有校内诉讼、校外行政诉讼的权利;在教育方面,高校与学生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学生除了受高校管理和教育外,两者之间还存在一种属于日常管理的关系。例如,学生在高校餐厅内吃饭、在高校超市内购物等都不是受管理者、受教育者的身份,那么双方之间就是平等的关系。
1.4政府与学生、高校间存在的关系
我国各高校对学生进行安全管理,相关政府部门起到监督的作用。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可以采取具体行政行为、事实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等相应方式对高校实施监管权,以此来保障各高校工作的安全顺利开展。而高校则有积极响应政府监管的义务。例如,消防部门有权利对各高校的校园消防安全状况实行检查指导;高校的行政主体驻校派出所,有对学生实行户籍管理、日常治安管理等权利;倘若学生违反高校安全管理规定或触犯国家法律时,驻校派出所有对犯错学生进行相应处罚的权利。
2.高校学生安全管理制度建构
2.1高校必须构建完善的设备安全和教育安全制度
我国各高校的教学目的是为了完善学生的人格发展和个人发展。学生会作为校园内的安全管理机构,由它所组织开展的一些诸如趣味活动、体育运动、其他教研类的活动等,都有较为明显的学校色彩,倘若学生在参加这些活动时,造成受伤导致发生安全事故,就要追究高校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和义务;若此类型的安全事故是由学生来承担责任和后果,对学生而言则是不公平的,也给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加之发生事故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当然也不能片面的一概而论,而要结合实际的事故。倘若是事故学生自身责任,高校可以做出最低的补贴;倘若是其他学生的责任,那么就可以让第三者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各高校还要随时、定期对各项课外活动设施实行安全检查;在组织、开展活动时,要加强对安全措施的检查、安全问题的预防等。倘若举行大型的校园球类比赛,务必要有校医在比赛现场,以防备学生受伤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高校在体育馆、游泳馆等校内公共设备的开放时间,一定要安排值班人员,防患于未然。2.2高校必须建立完善的校园保卫制度
在我国的各大高校内,负责学生安全管理的主要机构就是保卫室和学生处。因此,各高校可以由学生处、保卫室组织开展学生学习本校的各项安全规章制度;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治安、自然灾害的相关教育,比如可以对学生进行火灾等自然灾害逃生方法的教育。近几年来,国内国外屡屡发生校园安全危害事件,这就为各高校的安全发出了警报,也将各高校存在的不足表现的更为直观:各高校的园内警力明显不足;驻校派出所的警力编制不符合高校实际的安全需求;高校保卫室缺乏相应的执法权力,不能及时打击犯罪行为、犯罪分子,造成了高校的安全隐患。首先,要增强我国各高校的校内警力,比如可以在校内设立公安小分队等。其次,对高校警务室和保卫室的职责能清楚的进行区分。警务室享有执法权,对违反校园规定的行为能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进行打击和处罚;保卫室负责校园的安全教育工作、排除园内的安全隐患。
2.3高校必须建构完善的校园交通、卫生安全制度
我国高校的开放特性,使得公交车辆、外访车辆日益增加,迫切需要各高校对校园交通制定有效的安全制度。各高校的保卫室、警卫室要实行联合管理,规范校园内的行驶车辆,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校园交通事故应急处理等相应规定。与此同时,各高校在食品、药品、医疗等方面要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杜绝使用不合格的食品、药品,学校和政府部门要严加监督,以此保障校园卫生安全。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历史街区保护、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TU972+.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北京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越加明显。在传统的保护与更新过程中，倡导者过分强调经济的效益而忽视了文化对于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了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运用到城市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过程中，有助于从社会文化的多重角度对历史街区进行分析，为其可持续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相关概念界定
1.1 历史街区概念界定
1933年的国际雅典会议首次提出了“历史街区”的概念，此后对于历史街区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增多，但历史街区的概念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历史地段是“历史的、传统的建筑群地区”。历史街区则可以理解为包括街道围合而成的片区以及街道本身在内的区域。历史街区比历史地段具有更大的范围，它不仅包括具有历史价值、历史风貌的建筑，同时也包括生活在历史建筑群周边的人以及周边环境，是充满活力的、有生机的，而不是裸的古建筑体的组合。
1.2文化生态学概念界定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环境及人工环境相互关系的交叉学科。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对于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中的各类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异的。与运用自然生态学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一样，把文化生态学运用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国内外历史街区保护相关理论现状
2.1 国外相关理论现状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最初从对历史纪念物和文物建筑的保护开始，后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对于历史遗产范围的认识逐渐增大。有关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主要理论发展历程如下表：
表2-1 国外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 国内相关理论现状
我国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工作发展相比国外较晚。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成立了考古学研究所，这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开端和雏形，随后国内众多学者开始对有关文物保护的工作进行研究。
表2-2 国内历史街区保护方面主要理论发展历程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总体来讲，我国对于历史街区保护的发展以及有关方面的立法也逐渐完善，国内学者对于文物保护的认识在逐渐改变和积极化。
3 文化生态学理论现状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于1955年首次提出 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有关文化生态研究的著作，其中最著名是1969年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70年代，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论”，有利地深化并拓展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和文化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同时，将文化生态学的领域扩大到全球多个学科。此时，文化生态学已经基本成熟，众多学者也开始应用文化生态学来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
4 文化生态学要素引入历史街区保护
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应该重点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只有了解历史街区所处地段的文化底蕴，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本文将从文化生态学的主要观点来进行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讨论和剖析。
4.1 整体性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历史街区是一个能够实现各种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的整体。对历史街区的整体性保护可以从以下主要方面进行：
（1）以小范围更新带动整体有机更新。城市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总是存在小范围的更新。城市的更新过程是依托于城市内部小范围更新的。比如北京市什刹海历史街区内的建筑单体更新不是同事进行的，而是分时段的进行，但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整个街区的更新。
（2）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进行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要抓住文化的主线，发展历史街区的文化产业，实现以文化带动经济的作用。比如，北京市前门历史街区，虽然以传统商业街的发展为主， 但是同时也注意保留传统手工业。
4.2 多样性
历史文化街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系统。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条件。保护历史街区文化多样性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1）文化本身多样性的保护。历史街区的文化都是经过长年累积下来的，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它既包括由建筑、街巷、空间格局等构成的物质文化，又包括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构成的非物质文化。如北京南锣鼓巷“鱼骨状”的街巷空间格局。
（2）文化生态环境多样性的保护。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和生态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对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环境又是文化表达的物质载体。维护历史街区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对文化、环境两者都保持足够的重视。
4.3 动态性
与文物建筑的静态保护不同，历史街区的保护过程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动态过程。正如自然生态系统所体现的动态平衡一样，文化生态系统其实也是一个各种文化元素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体。而历史文化街区这种文化上的平衡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过程，而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相互转换。文化有时也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而发生着变化，因为人本身也是文化载体的一部分。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居民，就像我们今天说老北京人，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元素的表达。
5 结语
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复兴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传统的保护与复兴方式，大多以经济为中心，造成了传统历史街区多样性的破坏，对城市整体环境的改善和提升也极为不利。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生态学的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相比传统的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文化生态学理念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则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取向。因此，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进行历史街区保护的研究可以从根源上改善现有保护更新工作的弊病，为今后旧城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胡晓玲.以文化的视野探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6(4):55-59.
阮仪三，王景慧，王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12.
张洪波．文化生态学理论及其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启示［J］． 现代城市研究，2009( 10) :85．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