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1·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自慰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1] 格林布拉特，古恩主编.重新划界[M].纽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92.410.
[2]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96.
[3]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An Analysis of New Historicism Trend of Thought in Literature and Art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图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情绪。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N、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N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R《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N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一、试题命制特征
1.考查历史学科主干知识。文综历史卷突出对学科内基础主干知识的考查。试题选取了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图片等作为命题素材。如怀素书法、唐三省六部制、严复、尼克松访华、上海合作组织、十二铜表法、巴黎公社、不结盟运动、中西经济发展比较、北魏孝文帝改革、甘地等。
2.考核目标基础与能力并重,体现高中历史新课程三维目标。(1)试题在整体设计上融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于一体,既对课本的基础知识和主干知识进行考查,又不是对主干知识的简单重复。选择题基本上考查“阅读和提取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两项能力,强调分析与思考,注重对历史学科能力的考查,相当多试题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试题通过新材料创设新情境,对知识进行重新组合,提升能力考查的层次。如选择题第15题考查了“明代商品经济”,第18题考查了尼克松访华、上海合作组,第21题考查了巴黎公社。试题还注重对学习过程与方法的考查。如选择题第16题“名人陵墓”、第20题“研究性活动宣传海报图”、第23题“华盛顿邮报”等重点考查学生对论证方法的掌握;第17题“史学观点”考查史学理论与方法;第41题C考查通过提取材料中甘地经济思想的信息并加以评价的能力。(2)试题以学科内综合为主,通过文字材料、图片材料等营造新的历史情境,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阅读、理解、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如选择题第14、15、16、18、2021、23、24题;从主观题来看,重视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考查。要求学生阅读材料,从所给的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理解信息并根据题意对材料进行分层、提炼、概括并组织答案。如38题、41题A北魏孝文帝改革;41题B梁启超、孙中山关于国民素质与实现民主政治关系的主张;41题C甘地经济思想及评价采用了新素材。(3)适度体现学科之间的综合。如选择题第15题“明代福建商品经济”在选项中糅合了地理知识,第24、25题用上海世博会与中国茶文化为载体形成题组,分别考查历史、政治学科知识,第20题更是融历史、地理、物理学知识与研究性学习于一体,第38题以经济学图表资料为素材,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加以解读、分析,在巩固2009年高考历史学科命题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学科间的渗透与交叉。
3.试题注重“新材料、新情景”,凸显新课程观。新课程观强调教材是最重要的学习资源而非惟一资源。新课程高考依托各种课程资源来命题,此次试题设置了大量的新情境题。如第13题“书法家”、第14“唐三省六部制”、第15题“明代福建商品经济”、第16题“名人陵墓”、第17题“史学观点”、第18题“尼克松访华、上海合作组织”、第20题“研究性活动宣传海报图”、第21题“巴黎公社”、第23题“华盛顿邮报”,主观题38题中国与西欧对比、41题A选修1――北魏孝文帝改革;41题B选修2――梁启超、孙中山关于国民素质与实现民主政治关系的主张;41题C选修4――甘地经济思想及评价,也采用了新素材。
4.注重对史学新范式的考查,整套试题渗透文明史观、整体史观。如选择题第13题,“日本平假名与中国草书”考查中华文明的扩展与传承,第16题“名人陵墓”是对严复的维新思想的考查;第18题“尼克松访华、上海合作组织”展示新中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中所秉承的“求同存异”原则;第19题“十二铜表法”、第21题“巴黎公社”、第22题“不结盟运动”是对政治文明的考查;第38题既体现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又从全球视野看中华文明的曲折发展历程。选考题都体现了对政治文明的关注,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选考题41题A、41题B、41题C,从问题的设置上,第一问往往是根据材料获取信息,第二问则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回答问题;从内容考查上,三道选考题蕴含着对民族关系、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等具有现实意义的热点话题的关注。
5.增加乡土气息,体现福建特色。许多试题都体现了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试题巧妙挖掘反映我省区域经济特色和宝贵精神遗产的命题素材,为考生营造出一种亲切的地域文化氛围。如第如选择题第15题“明代福建商品经济”、第19题“名人陵墓”、第24题“福建茶叶”。这些试题体现了命题者力图结合福建省的历史与现状,从乡土历史的角度命题,反映福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概况,引导考生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的爱国主义情操,考查考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福建特色题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一是学习历史既要关注国内外时事,又要重视省内的时政热点及有关的重大方针政策;二是学习历史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做到对历史上的社会问题进行现实的思考,以现实中的社会问题进行历史的联系、分析;三是地方元素可充分反映整体历史的发展,考查考生对整体历史发的认识和理解。
6.关注社会热点,密切联系社会现实。试题以人类所面临和关心和重大现实问题为素材,在突出学科特色的同时,关注现实问题。第18题“尼克松访华”,体现的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也展示新中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中所秉承的“求同存异”原则,200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三十周年。“巴黎公社”题考查的知识点之一是公社产生的背景,即普法战争后法国的状况,2010年是普法战争爆发140周年。第24题“福建茶叶”题则直接以上海世博会为切入点。第38题既体现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又从全球视野看中华文明的曲折发展历程,其中第(4)问要求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西欧人均GDP强劲上扬的共同经验,更凸显了时代性;选考题“北魏孝文帝改革”考查学生对当时民族关系的认识,实际上是对当前如何处理好我国民族关系的一种思考。选考题“甘地经济思想及评价”蕴含着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等具有现实意义的热点话题的关注。试题巧妙地将历史学科知识与现实热点有机结合,凸显了历史学科的社会功用,充分体现了历史高考命题的时代性、现实性。
7.选修模块单独设题。与2009年福建文综卷一样,福建文综卷历史试题的选修模块单独设题。如41题A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考查的是专题北魏孝文帝改革;41题B选修2――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考查的是梁启超、孙中山关于国民素质与实现民主政治关系的主张;41题C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考查的是甘地经济思想及评价。从问题的设置上,第一问往往是根据材料获取信息,第二问则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回答问题;从内容考查上,三道选考题蕴含着对民族关系、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等具有现实意义的热点话题的关注。从能力的考查上,则涉及了高考要求的“五种能力”,即再认和再现历史知识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调动和运用知识能力、描述和阐释事物能力、论证和探讨问题能力。
二、2011年历史高考复习的策略
1.重视历史基础知识、主干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历史学科的主干知识是指那些对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因素,它们是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知识点或知识板块。因此在复习中必须建立主干知识网络,把分散的或相对孤立的历史事实、历史概念等纳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使之变成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的主干知识网络,力求做到“点透、线通、面全”。
教师在历史复习中要做到:(1)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注意对历史事实、历史概念、历史结论和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发展过程的掌握。(2)以课标、考纲为基准,掌握教材。凡是课标、考纲中没有的,阅读即可;以所用版本教材为主,根据课标、考纲适当补充相关知识,以求全面、准确理解课标内容。(3)在今后的历史教学和复习中,应该将小而灵活的专题教学渗透到新课教学、单元复习中,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网络,建立知识联系。(4)在教学中要强化记忆,教给学生一些实用的记忆方法,让学生平时记得住,考试时用得上。(5)形成完整复习体系。注重第一轮复习,第一轮复习要像上新课一样,把教材中的每个知识点讲透,形成点、线、面的历史立体知识体系;第二轮复习要“基于考纲,重整教材”,进一步打通必修模块之间的联系,形成前后贯通、全面系统的知识专题,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整合知识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轮复习要针对热点有机联系。
2.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1)在历史教学中主要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2)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教材内容,培养学生对历史概念的阐释能力,提高学生对历史材料语言和教材语言的互译能力,做到“论从史出”。(3)加强历史资料收集、整理、提炼、分析能力的训练,做到:能够正确理解材料信息的含义;能够准确概括提炼材料中的有效信息;能够结合所学知识解决新问题。(4)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打破思维定势,培养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观察和分析问题能力;让学生在复习中树立问题意识,将教材中陈述性的史实转换成问题性的素材,把历史的知识序列变成史实的问题序列。(5)重视对学生进行审题、答题的训练,充分利用《考试大纲》提供的样题和以往的高考经典题型,反复练习,熟悉和掌握高考的知识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积累答题的经验和技巧。解题要力求做到:行文规范,用学科语言答题;行文简洁、清楚,行文段落化、要点化、条理化,做到答得少,点要全。提前按高考答题模式训练;问答题答题要求做到:审题、组织答案、打腹稿、简单草稿,最后答题。
3.运用新的史学范式进行历史复习。高考按新的史学范式来考查学生,这就对历史复习的范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以“文明史”为总纲,以“现代化”为主线,以“全球化”为导向,吸收历史学术研究的新变化、新观点,融入历史的复习备考中。(1)按整体史范式构建新的历史知识体系;(2)按现代化范式构建新的历史知识体系;(3)按文明史范式构建新的历史知识体系。在这三种范式中我们进行历史复习时可适当选择一些较典型的内容进行归纳、构建知识体系,让学生对这三种体系有所了解。这三种史学范式相互联系,现代化范式和整体史范式更多强调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以及工业文明向全球扩散的历史,实际上是属于文明史范式所强调的一个特定阶段,我们可根据特点有选择地运用构建知识体系,如有关世界近现代史可突出运用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史观构建知识体系,中国古代史可用文明史观构建知识体系,中国近代现代史则可兼顾几种史观构建知识体系。
4.加强乡土知识教学。对有关本省的历史知识,学生要给予足够重视,并有意识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整合,形成系统的知识,得出新的认识。在复习中我们可以以地域空间串联历史知识,如涉及福建的主干知识有:(1)古代史:唐宋时,泉州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发源地;明清时期闽商成为十大商帮之一。朱熹:我国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是理学集大成者。李贽:晋江人。明朝中后期独具个性的思想家。(2)近代史: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开放福建的福州、厦门为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仍属当时福建的台湾淡水。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沈葆桢(1820―1879):在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中,被推向前台,中国“船政之父”。严复(1854―1921),近代著名思想家。1928―1930年,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中在福建的有赣南闽西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3)现代史:“一五”计划成就鹰厦铁路。改革开放的试验基地:1980年厦门经济特区;1984年福州为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闽南三角区(闽东南地区)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另外要注意关注本省的重大考古成果;本省党委和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和重大举措,如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
关键词: 历史图片 文献史料 作用
一、历史图片、文献史料在学科教学中的运用及其重要性
历史图片、文献史料从历史知识的本质看,是我们通晓过去、借鉴现在、展望未来的重要媒介。在学科教学中开发运用图片、文献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扩大课外历史知识视野,激发其对历史课、历史知识以至于历史学的兴趣,提高他们在历史文献方面的修养,为进一步学习和深造打下初步基础。新课程中大量的历史地图、历史照片、古迹遗址图、实物图片、历史图表以其特有的存在形式向后人展示了人类历史活动特定的时空进程,是对历史现象某种程度的动态概括的反映。“左图右史”、“索象于图”、“索理于出”、“即图而求易”等就是前人治学与谈史的经验总结和方法概括,它揭示了图与文二者之间的关系,即相辅而行的辅助关系,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相得益彰、促教利学的关系。
新世纪是多元开放的世纪,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人们必须具备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精神,健全的人格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这一切的实现与作为重要链接之一的历史文献和相关的图片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纳,在认知学习理念中指出:学习是一个认知过程,是学习者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的过程。布鲁纳认为,人是积极主动地选择知识的,是记住知识和改造知识的学习者,而不是一个知识的被动的接受者。因此在历史教学中要注重引导学生对史料、文献及图片的学习、积累,通过引导学生重视对历史图片和历史文献学习、积累,把新得到的信息和原有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积极地建构新的认知结构,产生新的观点及解决现实问题的新思路。
历史的学习与其它学科的学习有着类似性,都要经过三种过程:新知识的获得,原有知识的转化,对知识的评价。这三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学习者主动地建构新认知结构的过程。新知识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图片隐性知识的领悟、对文献材料的理解能力。教师在授课中注重对相关图片、文献史料进行分析、解读,使学生对不曾经历的历史事件、不曾谋面的历史人物反而多了一层神秘感,由此可创造出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又因为时空的距离更使学生对历史知识、情节产生某种温柔的思绪,由原来的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探究,从而达到使学生将知识进行一定的转化,即将原有知识同教材观点、自己理解相结合,转化为新的知识、思想。学生博览后思维拓展表现为对知识的评价,如针对教材中出现的大量图片,作为教师应首先让学生充分发掘每幅图片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对发散性思维直观地感受历史的真实。接着教师再对大量图片、史料文献进行讲解、分析,以激活学生思维,达到从多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传统的生硬的满堂灌一言堂。历史本身是完全客观真实的,但主观的认识却差异很大,通过对图片的分析、材料的讲解,使学生站在更公正、全面的立场上辩证地看待问题,而不囿于某种定论。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还应提醒学生,历史事件的因果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有时一致,有时完全悖离,从而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评论,接着引导学生积极搜集相关课外文献、史料来扩展他们的视野。另外,教师还需向学生适当地介绍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理性认知的方法,以适应新课改中要求教师注重培养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增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基本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谨记多给学生实践的机会,逐步提高学生的学科能力,而这样做也非常符合布鲁纳的教育思想。
二、历史图片、文献史料在学科教学中的价值功能
(一)大量历史图片、文献基本立足于历史本质,它是进行课程资源开发与实施的重要桥梁之一。
布鲁纳认为,教学一方面要考虑人的已有知识结构、教材结构,另一方面要重视人的主动性和学习的内在动机。他认为,学习的最好动机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而不是奖励、竞争之类的外在刺激。教材中提供的大量历史图表、文献作为历史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更易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必须大力提倡师生都要从思想上重视图片、文献,以便使学生更有兴趣、更有自信地主动学习。中学历史学科在培养学生历史意识、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它通过大量图片和文献以真实的佐证展示历史事件、人物、现象,通过对它的学习、分析,学生更易于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
大量历史图片、图表、史料文献以不可更改的历史真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向我们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它们以一种别样的空间概念,一种时空倒流、回归历史的感觉拉近历史与现实空间的距离,给学生以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基于此,教师在教学中通过对其分析能引导学生更深入地发掘历史原貌,更真实地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改变“人云亦云”的传统,提高创新能力。
(二)大量历史图片、文献的讲解、分析、运用也是师生互动的主要桥梁。
由于历史的不可逆转性,不会重演,它看不见摸不着,不能直接观察和感知。我们要认识历史就只能依靠间接的历史材料,即依靠对前人遗留下来的历史遗址、文物、图表、图片、文献资料等进行间接观察和再造想象,才能超越时空的限制,形成历史表现,进而形成历史概念和历史规律。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提高中学生现代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使学生通过历史学习,学会学习,学会做人,提高能力,以历史教育领域出现的新观念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此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图片、文献的特殊性,以图引思,引导学生发掘图片内涵,寻找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特点、内容、性质及影响等。或分析图表、文献中的有效信息,以图育情,以史引情,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情感;或纵向联系或横向对比,以图释图,论从史出,进行新的有趣的发现。教学中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观察图表等事物时,应设身处地地考虑事物的境地,把原先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是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以达到与其事物发生共鸣的效果。教学中可指导学生利用手头的文献资料和图片做材料,编排一些相应的历史小短剧,去感受曾经的时代。这种注重沟通、体验、想象等非理性的方法的出现,无疑是为历史学科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
(三)历史图表、文献史料运用的价值功能还体现在对教师专业知识和教学技术的促进上。
在新课标的知识与能力的培养方面,要求学生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阅读能力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学生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现代历史教学中,教师在精心传授知识的同时,除了研究教法外,还必须特别重视研究学法。中国古代有“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阿拉伯也有谚语:“送人一条鱼,只美餐一顿,教人捕鱼的本领,就可以使他受益一辈子。”正是对这句古话的生动诠释。教学既是艺术,又是技术,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看其掌握教学技术的能力。所以,为适应现代教学需要,对教师的专业水平、理论思维等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教师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不断研究新教法、新学法。比如,教学分析方法、分组学习的组织方式、行动策略研究、研究性学习的指导方法、信息技术的使用等与教学有效性有关的技术,都需要教师运用策略和作为教学领导者等诸多的专业技能。而新教材模块与专题相结合的历史课程,带来了历史知识体系断裂与残缺的问题,造成了探究历史问题中知识准备不足的困难。因此,激活相关知识,即激活探究与问题有关的知识及其知识体系极为重要。如何将各专题的内容尽量讲生动,讲得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需要教师尽可能地多阅读必要的资料,即教学资源:在了解、熟悉整个教材相关的历史图片、文献史料以外,还要看一些相关历史专著,从网上摘取带有故事性的历史资料,自己先将各专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在讲授中,注重图表、文献的应用并和现实联系起来。例如,讲到中国古代宗法制进,针对这一政治问题距今历史久远,学生很难理解的情况,运用图表示树枝和树干的关系可形象、生动地将西周宗法制嫡长子与庶子关系表露出来,另外再横向地和我国现存的宗祠、族祠,各家出版的姓谱、家谱联系起来讲解,使学生觉得历史与现实生活距离并不遥远,产生一种历史归属感,从而化难为易,轻松地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一课的教学宗旨。同时,引导学生独立对比思考:中国早期政治制度有何特点,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影响?这与早期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何不同?为什么会造成这些不同?这种提问是一种触类旁通的思维方式,能引起学生各种不同的思考,据此再引导学生阅读“学思之窗”“资料回放”“历史纵横”及自主式查阅相关文献,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即卢梭宣称的“兴趣中心”原则,达到使学生对历史“乐学”、“爱学”、“好学”以至“会学”的程度。
三、历史图片、文献史料在学科教学中必须处理好两对关系
(一)处理好历史图片、文献史料与历史教学正文之间的关系,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由于会考、高考的需要,教师在教学中都会忽略学生兴趣培养、知识面的拓展及探究能力深入等。授课中仅仅强调“正文”,以为这样可节省时间,让学生枯燥地强记一些知识点。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如果仅教学正文、背景、内容、过程、意义、影响等,学生就会感到枯燥无味,就会“厌学”。因此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必须遵循学生的认知与视角,寻找“兴奋点”。教师在深入钻研教材的同时,要充分挖掘教材背后的感性材料,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文献和图片,文献以其优美、感人的文字,耐人寻味的典型事例,图片以其不可更改、不可重视的真实场景开阔着学生的视野。充分运用图片和文献的教学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等特点,让学生“愿学”“乐学”。同时,授课中有意识地将史事与时事热点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类比,主动去探究、了解、发现。由此使抽象的教材内容具体化,历史与时事政治关联化,又似在穿越时空辗转中轻松掌握了所要学习的知识,并在历史与现实对比学习中形成了辩证的历史观。
(二)处理好历史图片、文献史料与其它学科图片、材料的关系。
俗话说:史地不分家,又有政史不分家之说。由此可知历史学科与地理、政治等学科关系非常密切,不仅如此,还与其它学科联系亦非常密切。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包罗万象,囊括诸科知识,包含经济、军事、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民俗风情等方面,因此必须不断而广泛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个领域的重大突破,往往会给整个人类生活带来全新的气象。问题在于能不能尽快注意这些突破,并将之与自己的领域联系起来。从地理学科上讲,历史上不同时期地形、地势、疆域、矿藏及军事上的重要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历史地图中。而文献的史料价值涵盖的诸多方面更是不可小看。从政治角度看,教材中大量的文献、史料向我们形象地介绍了各个时期的政治现象及根源,有利于培养学生“以史为鉴”的精神。从语文角度看,教材中大量引用的诗词不仅能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操,而且能使学生在学习中欣赏到诗词的文采,感受着其中的美。
总之,历史图表、文献在学科教学中的作用很大。它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刺激其进一步学习、了解、探究历史知识的积极性,使学生乐学、好学,又可以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的阅读能力,从中扩大信息量,拓宽知识面,提高师生的信息素养。历史课堂注重图片、文献的讲解、运用,还有利于师生教学相长和学生探究科学精神的生长;图片给予人的发散性思维,有利于给学生营造宽松、民主的氛围,有利于发展学生美的品德,提升学生健康的人格素养,使之成长为既有真才实学又有高尚人格的新世纪的人才。历史图片、文献史料与正文的协调讲解相得益彰,必将为历史教育教学带来无限美妙的风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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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胜三.中学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3]赵亚夫.学校历史教育究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特点
根据各种谱系研究的方法及其性质，笔者认为，就研究性质而言，中国文学谱系研究也是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但又与一般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注重文学系统内在关联的研究。历时性是一切谱系的根本特征，但谱系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是互为演化条件的。谱系的历时性显示着它的自身演化的线索，而共时性则表现着它的母系与子系、子系与子系的相互关联性及其对自身演化的作用。应该说，文学各子系统的关联性也是文学史范畴的研究，但现在的文学史研究对此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虽然有些文章对这一研究有所涉及，但包括中国文学通史、分体文学史，甚至是分体文学流变的研究，都很少注意中国文学母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与子系统的关联结构及其对母系统、子系统形成历时性的影响，而多将某种文学(文体)的演化视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事实上，文学谱系和其它事物谱系一样，也是一个母系统下面若干个子系统结构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在中国古代，一切文字(包括文学)作品统称为“文”，可将其视为母系统。“文”包括诗、散文、小说、戏曲等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包含着次子系统，如诗包含着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律诗、词、散曲等。散文包含有历史散文、说理散文、行政公文、游记小品之类。这些子系统和次子系统虽各有其独特的特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母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并不是离散的，而是一种有机关联的结构。各子系统的产生及演变发展，大多是另一子系统作用的结果，诸如骈文与诗、戏剧与诗词、小说与历史散文和戏曲。母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众多的亲缘关系。也正是这母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与子系统在共时间的相互作用，生成了中国谱系的历时性。因此，注重母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第一个特点。
2.注重文学各子系统内在因素的承传研究。每一事物的谱系，都由母系统分化出子系统而形成。子系统由母系统而产生，其内在的要素虽不完全同于母系统，但却传承了母系统的基本要素(基因)。虽然这基本要素随着子系统的发展，从子系统的第一代到N代存在着递减的趋势过程，但从第一代到N代都存在基本要素(基因)的承传。正是下一代对上一代基因的承传，形成了谱系。也就是说，要素(基因)的承传是谱系形成的核心元素。新旧文体的文本之间的基本要素的承传，同样是文学谱系生成的关键所在。正因为有新的文体文本对旧的某一文体文本因素的承传，才形成各个文学子系统的绵延。但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虽然也对某些作品的内容题材的传承予以关注，诸如《西厢记》故事的发展之类，但文学史著作聚焦更多的是文学发展过程中那些具有较为突出的艺术和审美价值的较为成熟的作品，而对文学的发生及其发展过程不成熟的文学文本则很少关注。即使是一般文体流变的研究，也对新旧文体文本要素的承传研究存在着轻视的倾向。因而，在此前的文学史研究中，很难看到导致文学或某一文体发展内在因素演化的清晰脉络。而中国文学谱系的研究则更侧重于文学各种文体、流派、言说方式、题材、风格等演变过程中的承传因素的考察，在注重哪些新的因素浸入其中而导致原有的形态发生演变的同时，充分关注次生文体文本对原生文体文本因素的继承。所以，中国文学谱系的研究关注的不仅仅是有文学成就的作家，也不仅仅是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而是更关注主要文学文体演变链条中的一般不被文学史注意的变异点，即各主要文学文体中那些少有，甚至没有审美价值的原生文本和次生文本，并对其变异的要素进行分类分析，比较其不同的特点，寻找其共同的逻辑和基础，总结变异发生的内在规律。所以，注重文学系统内在因素的承传研究，是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第二个特点。
3.注重文学外在因素向内在因素转化及途径的研究。事物谱系由其内在的基因(要素)的变异而形成，而内在基因(要素)的变异离不开外在环境的作用。文学谱系的形成亦是如此。文学是一种极为复杂的人文现象，其发展不仅受内在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风尚等因素密切关联。因而，文学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映象，是整个社会生活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文学谱系的形成与演变，既是文学主体行为的产物，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风尚作用的结果。应该说，文学史的研究已对文学与外部因素的关系有大量研究，关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层出不穷，任何一部文学史也少不了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但是，不光是文学史的研究，包括所有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极少涉及文学外在因素向内在因素转化的深层原因和内在途径的研究，在文学外在因素是怎样和通过什么转化为内在因素而影响文学演变这一问题的研究方面失语。也许，一般的谱系，尤其是生物物种谱系的研究，重在谱系演变的历时性结果，即“谱系树”结构的研究，而对影响谱系变异的外在环境如何作用于谱系的演变关注不多。中国文学谱系研究不应只是去勾勒中国文学的“谱系树”，而应该在勾勒中国文学“谱系树”的同时，研究中国文学外在因素对内存因素变异的作用及其途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中国文学谱系的形成。故注重文学外在因素向内在因素转化及途径研究是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第三个特点。
“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任务
根据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特点，笔者认为，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主要任务有三方面。
1.研究中国文学谱系的发生、演变机制。每一事物都存在着一个规定它发生、发展的机制。根据某一事物的发展历史，寻找到这一事物的发生、发展机制，也就开启了了解这一事物发生、发展的大门。因而，中国文学谱系发生、演变机制的研究是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基础。中国文学虽然现象纷繁复杂，但中国文学谱系的形成同样存在着一个发生发展的自身机制。这一机制规定着中国文学的性质，也规定着中国文学谱系的生成，故研究中国文学谱系，必先根据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寻找出中国文学谱系的生成机制，才能厘清中国文学发展的复杂现象中隐含的内在发展规律，用来结构和阐释中国文学谱系。中国文学谱系由文体、文本作为表现元素，文体、文本的演化标志着中国文学谱系的发展。因而，文学谱系发生的机制主要研究文体、文本产生的规律，探讨文本的基本元素及其结构，解释文学“为什么说”，“说什么”和“怎样说”的问题。文学谱系的演变机制则主要研究文学谱系形成的要素及其结构，通过研究文体、文本“为什么变”、“怎么变”、“通过什么而产生变”来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同时，探寻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主体、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途径，阐释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主体、社会三维价值建构的形成，系统地揭示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
2.中国文学谱系建构研究。研究中国文学谱系，必须先建构一个中国文学谱系，但中国文学谱系的建构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中国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它更多是社会、宗教、政治、道德伦理、军事、经济、思想的直接产物，发展演变都受其制约。文体的功能、内容题材、表现方法、风格流派错综复杂，文体的漂移和文本构成元素在异种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的情况极为普遍。因而，中国文学谱系以什么为原点，来确定它的门类种属，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不同的原点，可以确定不同的门类种属。从表面上看，文本形成的几个要素都可以视作谱系的分类原点，如行为目的动机、文体、题材、风格等。同样，也可以表现方式作为原点，按抒情、叙事、说理等来区分门类。此外，还可以地域、雅俗的分类来建构中国文学谱系。中国文学谱系的研究是中国文学的系统研究，谱系的建构必须能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文学的内在结构及其与文学外部的关系，表现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中国文学谱系研究必须在中国文学的各种元素，如主体、目的、文体、功能、表现方法、题材、风格、雅文学和俗文学、地域特征等等之中，寻找一个能将各种元素结构为一体的关键元素。这个关键元素不仅能对谱系形成的元素具有提纲挈领的功能，而且必须符合中国文学的内在结构及批评传统。这也就是说，确立一个最能反映中国文学客观规律的谱系架构，中国文学谱系的研究才能反映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因而，中国文学谱系建构研究同样是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3.中国文学谱系的历史研究。中国文学谱系的历史是指中国文学谱系的发展历程。这个发展历程，由原生文本演化为次生文本，次生文本不断进行再演变而形成，而这种演变又是文学这个母系统中各子系统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因而，要厘清中国文学谱系，首先要追寻中国文学原生文体、文本的发生，找到它们的源头，确定它们原生态言说性质及其结构元素，才有可能确定它的各个子系统从何发展而来。其次是具体研究各个中国文学子系统和母系统、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的亲缘关系，清楚地阐述子系统对母系统元素的承传，子系统与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子系统原有元素的变异及其产生的原有结构的演变，厘清其演变的途径、环节和线索。同时，寻绎作用其演变的具体的外部因素及其媒介。其三，中国文学谱系发生和演化的各个时期，主体的身份意识不同，行为性质有着差异，审美价值追求也不一样，各阶段的文学谱系的特征也就不一样。因而，具体研究各时代文学谱系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也是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任务之一。
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意义
中国文学谱系研究意义和价值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阐释理论。中国文学的研究本身包含着中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两个方面。离开了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文学理论就不免脱离文学的实际，难以解释中国文学的历史。而离开了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国文学的研究就难以深入文学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就会失去理论的支撑，难以将研究系统化。因而，中国文学发展理论的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及其系统化研究的基础。但是，中国文学历史悠久，成就巨大，而有关中国文学发展的理论研究却与中国文学的成就无法对应。中国古代出现过不少的文体研究、诗文评论，诸如诗话、词话之类的著作，都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过一些梳理，但对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理论的研究却不多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论、批评方法的引入，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现了兴盛局面，但这些研究都不过是以西方的理论来对中国文学进行诠释。由于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建立在西方文学基础的文学理论在阐释中国文学的性质、发生发展规律方面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古代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试图通过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建构一个能够解释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中国化的理论，但这些研究都局限于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某一方面，难以从整体上解释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可以说，中国文学发展的理论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缺失。“中国文学谱系研究”课题组把中国文学发展理论的研究放在极重要的位置，第一个子课题设计为“中国文学谱系原理研究”，主要在本课题首席专家已经结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提出的“限定时空言说”理论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拓展完善，建构中国文学谱系理论，为中国文学谱系的建构提供理论基础。因而，“中国文学谱系原理研究”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理论的研究，为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阐释理论。
2.为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阐述方式，拓展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方法论是关于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理论，也是处理事物的技术思路。一种新的理论往往包含着一种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思路。而一种新途径和新思路的确立，又能拓展研究的视野，为研究开拓一片新的天地。中国文学的研究历史悠久，产生了众多的批评方式和方法，如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推溯源流、意象批评等等。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一些西方文学的批评方法也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诸如文化批评、审美批评、形式主义、符号学批评、原型批评、心理批评、接受美学批评等等。这些文学批评方式都为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文学谱系研究建立在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理论的基础之上，将文学视为人类活动行为的产物，从主体具体时空行为的目的性、主体的身份及其与行为对象身份所构成的关系来阐述文本的发生，从主体行为的目的性、主体的身份及其与行为对象身份所构成的关系的转换而导致文本的变异来解释文学的演变。这种研究中国文学的视角和阐述问题的途径都不同于已有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有着一个独特的阐述体系。因而，中国文学谱系研究有助于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阐述方式，有助于在较大程度上拓展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
3.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学的性质和内在发展规律。中国文学有着什么样的性质?是研究中国文学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一问题由于对“文学”这一概念理解的差异，见仁见智，少有一致认同的结论。20世纪以来，很多学者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的概念来概述中国文学的性质，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学自有中国文学的特性，中国文学的研究应回归中国文学的历史，以中国文学的历史为本位。中国文学谱系研究是要系统地阐述中国文学的历史及其演变，重点阐述中国文学的文体文本“为什么言说”、“言说什么”、“怎样言说”和中国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为什么变”、“怎么变”、“通过什么而产生变”和“变成什么”的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则必须回归中国文学的历史。而这些问题的解释，都关系到对中国文学性质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认识。因而，中国文学谱系研究将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学的性质和内在的发展规律。
4.有助于建构中国文学史新的书写范式。自1897年窦警凡撰写我国第一部文学史———《历朝文学史》至今，中国文学通史、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不下千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袁行霈、章培恒主编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等。这些文学史虽各有特点，但从体例结构到作家作品的阐述都似曾相识，大都以时代为主线，以文体或作家作品为章节，外加一个时代的文化概说来结构文学史。这种方式，虽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历时性，使其具有“文学”和“史”性质。但其各结构部分依然是一种离散式的结构。不仅难以发现各结构部分之间的联系，更难看到文学到底是怎样演变而得以发展的。中国文学史的编著，如文军《以文学史书写重塑大国文化风范》中所说，以往的文学史都是“纯粹借鉴西方的学术理念、移植西方学科体系，中国文学的历史也在不断的砍削之中被纯粹化，文学史的民族独特性受到了极大的折损，失掉了原有的丰富和博大，中国文学历史的叙述与西方文学史的同质化、一千六百余部文学史著作的雷同化就是明证”。这话虽然说得偏激，但也说明了以往中国文学史编著中存在着某些困窘。所以，当今的学界有着很强的重写中国文学史的冲动。
关键词：年鉴学派/世界体系理论学派/历史时段理论/世界体系理论/采鉴关系
二十世纪是反思的世纪，不仅反映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而且也反映在历史学。有人曾把十九世纪视为史学世纪，主要鉴于兰克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兰克学派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可磨灭。但是正如任何理论都有它的时效性一样，它不可能在随时随地都能起到“放之四海皆准”的功能，都有它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所谓“一劳永逸”的真理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兰克学派发展到了顶峰，顶点的出现意味着衰弱的开始，极度繁荣的背后隐藏着结构性危机。正是这一危机促成了史学百家齐放，年鉴学派、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一大批新学派的出现，使历史学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当然，年鉴学派是最有富影响力的一个学派，而且年鉴学派对其他学派的出现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如第一代年鉴学派大师布洛赫对封建制度的差异性和共同性作了宽广的考察，开创了真正的比较历史学，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第一代、第二代年鉴学派史学家主要成果在社会史、经济史与文化史领域，但是由于新理论、新方法的采用，由此产生了许多新分支学科的出现，如人口史、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以说是年鉴学派凯歌进行的时期。1946年《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目的在于进一步拓展历史研究范围，更好地反映年鉴学派的总体史风格。年鉴学派的大发展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年）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1946年布罗代尔进入年鉴学派的核心领导层，成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的编辑之一，1956年在费弗尔去世后成为该杂志的主编及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主任。他对年鉴学派的最大贡献是于1949 年和1967年出版的《腓力二世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和《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书。它成了年鉴学派总体史的范本和经典之作，完成了年鉴学派的理论建构，提出了历史时段理论。虽然历史时段理论奠定了年鉴学派总体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如果不当地运用该理论来分析具体历史时，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从而产生了所谓的“历史粹化现象”，而与年鉴学派的宗旨总体史研究背道而驰。
正当年鉴学派处于鼎盛时期，50、60年代悄然兴起了现代化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欧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和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从50 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这些新兴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热潮。如经济学界出现了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在政治学界出现了阿尔蒙德等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即政治现代化只有摸仿英国的参议院民主制和美国的总统民主制；社会学界的帕森斯主张现代化就是西化。但是这些发展理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到了现实的强烈批判。在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反帝、反殖、反霸成了该时期的主题。另一方面，一体化在部分地区出现，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发展问题不再是某国的问题，而是带有世界性的。与此相应，在学术领域出现了一股强有力的“反现代化理论”、“反西方化理论”、“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美国学者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之下，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他认为60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将发展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单独发展，以及把现代化理论假定存在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可行性。因此，他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纳入到了世界整体来作综合的考察和把握。
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学派虽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华勒斯坦也不是布罗代尔的直系学生。但是，若仔细分析历史时段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思想理论和分析方法上存在诸多共同之处，而且世界体系理论中许多概念直接采鉴于历史时段理论。华勒斯坦曾仔细研读过布罗代尔的著作，而且私人关系极好。1985年10月18至20日在法国夏托瓦隆会议中心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就对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的特性》三部著作各抒自见。华勒斯坦也被邀请参加这次讨论会，在讨论过程中布罗代尔与华勒斯坦在许多方面取得共识。1976年华勒斯坦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创建了一个研究机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华勒斯坦为什么以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来命名呢？1971年华勒斯坦开始写《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并将写好的章节寄给久负盛名的布罗代尔，随即华勒斯坦被邀请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授课。从1976年开始，华勒斯坦半年在美国工作，半年在法国工作。可见，世界体系理论学派与年鉴学派关系之不一般。如果说以上仅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还不足以说明两者在理论上有何传承或扬弃关系，那么下文将从学理上分析历史时段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学术思想渊源和分析方法上的采鉴关系。
1958年布罗代尔在《年鉴》“论战”专栏上发表了《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从理论上阐述了历史时间的不同层次及其价值。在他看来，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历史事件。它尤如“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是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①事件虽发出光亮，但这种光亮却不能穿透这深沉的黑夜，是最富欺骗性的，并不能反映历史背后的深沉本质。传统的历史学所关注的正是这类事件的历史，“事实上，近百年来的历史学，除人为的断代史和个别的长时段解释外，几乎都是以' 重大事件' 为中心的政治史，历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是短时间。这也许是近百年来科学家们为进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严格的研究方法付出的代价。”②这些事件对历史来说，意义十分有限。它们就象大海中的浪花一样，只是历史的表面现象。第二层次是所谓“态势”、“周期”。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史学的时间观念。历史学家在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价格曲线、人口增长、工资运动、利率波动、生产预测时，需要一种更加宽广的时间尺度。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可以是十多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一百年，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虽然如此，还不足以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
第三层次，即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结构”是指 “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③这种结构长期存在而且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作为障碍，它对人类社会的限制是人类及其经验无法逾越的，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布罗代尔曾经这样说道：“在巨大而沉默的大海之上，高踞着在历史上造成喧哗的人们。但恰恰象大海深处那样，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的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而短时段的历史，报纸上就' 当前历史时刻' 所写的一切，不过是海面，是只要载入书籍簿册就会冻结和凝固的表面”。④布罗代尔分别将这三个层次称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
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学家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内在本质，“巨大而沉默的历史之海”对历史学家更有价值。不仅如此，他在那篇跨学科研究的宣言书《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说，“在我们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 ⑤“长时段仅是社会科学会商时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之一，应该看到还有其他的共同语言”。⑥世界体系理论在思想渊源和分析方法方面受益于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华勒斯坦同意布罗代尔用“长时段”来书写历史，同时也同意年鉴学派主张多学科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华勒斯坦的三卷本《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就是在总体的宏观整体研究思路指导下完成的。在世界体系周期和趋向上，华勒斯坦采用了长时段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关心长时段社会变化，我们的兴趣主要的是较长的周期，即那些平均为50-60 年，通常被称作康德拉捷耶夫周期，还有更长一些（200-300 年）的，有时也被称为长周期”。⑦世界体系理论对年鉴学派的采鉴最主要体现在概念的运用和分析的视角上。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都存在三种层次：腹心层、中间层、外层。“在经济世界特有的分工中，外层次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而不扮演伙伴的角色。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往往过着炼狱或地狱一般的生活”，⑧中心依靠的供应，但又屈从中心的需求。同时他还认为经济世界的腹心层或中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每次中心需要转移，都有新中心形成。中心的转移都是在斗争、冲突和强烈的经济危机过程中实现的。华勒斯坦全面汲取了布罗代尔的思想，并使之更加系统化。他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带，即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 “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如殖民垄断贸易、当代跨国公司内部转换贸易、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等等。通过这些手段，不断形成新的中心和边缘地区。而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有一个半边缘地区，对邻近的核心地区而言，它呈现出一种边缘化过程，但相对于邻近的边缘地区而言，它又呈现一种核心化过程。显然华勒斯坦在论述世界的三个层次以及相互之间的动态关系时，比布罗代尔更加清晰、有说服力。
在布罗代尔那里，中心与之间存在供应与需求的关系。而华勒斯坦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两个新概念：“融入”和“边缘化”。世界体系论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16世纪的欧洲产生以后，通过地理扩张和经济掠夺，到19世纪末，西欧殖民体系已在全球建立，从而完成了近代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张过程。在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未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以及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种“融入”和“边缘化”的关系。“融入”是指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不断进入世界体系的过程。由于是一种主动的姿态进入体系的，所以能在体系中占有利位置。如日本“脱亚入欧”的现代化实践；而“边缘化”则指世界体系不断包容新的国家和地区的过程。由于缺乏主动态势，只能依附于中心，现代化进程尤为艰难，如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华勒斯坦在世界划分上存在部分思想继承关系，但是也存在分歧。华勒斯坦认为欧洲经济世界建立时间在16世纪以后，而布罗代尔则认为早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
在世界文明问题上，华勒斯坦与布罗代尔也存在采鉴关系。布罗代尔对世界文明持多元论，“乔治。古尔维奇说过' 整体结构（文明）始终是不可通约的，不同类型的整体结构之间的连贯性和可比性其实纯属幻觉'.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完全合理或基本合理。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乐于承认这一点”。⑨在讨论世界文明问题上，布罗代尔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文化场”。文化场首先属于地理学的范畴，而不是人类学的范畴。文化场同样分为中心、核心、边界和边缘。他认为在文化场的边缘往往最能认清文明的特征、现象或趋向，同时，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借鉴和拒绝两种方式。布罗代尔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持乐观主义态度，“未来决不是跑道的终点，也不是摆脱千百年来经历的种种悲剧的障碍，而是人类从诞生以来不断更新的希望”。⑩作为一种文明的世界体系，在华勒斯坦看来，文明是多元的，是作为一种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存在的。虽然在16世纪以前世界上存在着不同文明，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追求科学成了文明的象征。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扩展，西方文明成为一种具有主导性的文明或强势文明。对于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而言，由于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因而对核心地区的文明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它们往往陷入两难境地：拒绝接受将很难享受核心地区文明的益处；如果接受，那就意味着放弃自己以前所具有的文明。华勒斯坦认为，未来文明的走向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单一的世界体系被打破，形成多种历史体系；二是现在的历史体系转化为一个不同类型的全球范围的历史体系；三是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他对什么样的体系最可能实现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而且这三种未来文明的形成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演绎而已。
综上所述，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与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学理上的渊源便可窥见一斑。虽然70、80年代，年鉴学派接受了来自各方的挑战，但是年鉴学派有价值的理论思想却在世界体系理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扬弃”。年鉴学派的 “幽灵”依然徘徊于世界史坛，不管我们承认与否。
注释：
[1]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法，《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76 页。
[2] ，同[1] 书，第177 页。
[3] ，同[1] 书，第180 页。
[4] ，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91页。
[5] ，同[1] 书，第202 页。
[6] ，同[1] 书，第203 页。
[7]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美，《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第9 页。
[8] ，同[1] 书，第102 页。
[9] ，同[1] 书，第161 页。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地缘因素和大国因素决定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走向。中国与俄罗斯身兼其二，既拥有漫长的边界线，又是世界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大国。由此，中俄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活动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它的冷暖不仅能影响中俄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了解中俄关系的演变史，不仅对解读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而且对诠释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状，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中俄关系研究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我国的中俄关系研究早在清代就开始了，特别是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出版和发表了数十部和数百篇有分量的著作和论文。进入21世纪，我国学者继续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2007年9月，在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期间，在多年潜心研究中俄关系史的基础上，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黄定天教授撰写的最新著作《中俄关系通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中俄关系研究向前推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中俄关系通史》是黄定天教授多年来研究成果的又一个总结。通览全书，该书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学术价值颇高
以往学者多侧重于对中俄关系中的某一时期进行专门研究，该书是目前国内中俄关系史研究中惟一一部通史性著作。它回顾和缕析了中俄关系三百多年的发展史，所述年代起于中俄两国的最初交往，终于2005年中俄两国边界的最终划定，一直将视野延伸到当下，是目前第一部完整地反映中俄关系复杂曲折历史全过程的力著，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
二、全面、系统，观点明晰
该书对中俄关系的不同阶段(四个时期)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和探讨，涵盖了政治、经贸、文化等各个方面，打破了以往学者只注重某一方面研究的局限。同时，该书对中俄边界问题、经贸关系、文化交流进行了历时的系统研究，其观点明晰，对俄罗斯在历史上给中国带来的伤害给予了有理有据的批评，但著者并没有纠缠于历史，而是放眼未来，字里行间渗透着著者希望中俄两国像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一样，和谐相处，世代友好。
三、“以史解史”的治史方法
“以史解史”是回顾和缕析中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该书按照历史的推演顺序和发展框架，以中俄关系中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和关键性问题来把握和诠释其历史轨迹，对个中原委和是非曲直进行了独具慧眼的评说，显示出著者开阔的视野、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功力。由此，著者形象地总结了三百多年中俄关系的发展特点：“曲折复杂大起大落恩恩怨怨大喜大悲”。
四、可做研究生教材
黄定天教授多年从事中俄关系史研究，同时，又多年为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中俄关系史课程。该书就是他多年来研究与教学的成果。因此，该书又完全可以作为全国研究生通用教材。因为，迄今为止，在我国还没有专门为研究生编撰出一部《中俄关系通史》全国通用教材。黄定天教授著的《中俄关系通史》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
五、文笔简洁、凝练，可读性强
（一）新课程标准和教材的要求
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中，课程的性质、理念、目标等都体现了文明史观。新的历史教科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明史观。
（二）高考复习的要求
近年来的江苏高考命题已明显受到了文明史观的影响。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布的《考试大纲》也是按照文明史观重新构建了学科体系和考试内容。
（三）推进新课程健康发展的要求
我们的高中历史教学新课程改革实践证明，我们强调了教学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改变，但是忽视了新的史学观念的汲取，特别是文明史观对高中历史的指导作用，制约了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进程。为了推进新课程改革健康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合理科学地运用文明史观，提高历史课堂效率。
二、文明史观对高中历史教学的指导策略
（一）运用文明史观看待新课标教材的变化
新的历史教材淡化了社会形态划分法，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不再赘述，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采用了文明史观进行解读。如对我国明清时期特征的定性，改变了原来的“封建社会逐渐衰落”的观点，将其阐释为农业文明的顶峰阶段和近代工业文明的前奏。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按照人类文明历史发展、适当遵循文明史观评价、分析历史人物和现象。
（二）构建文明史观的通史体系
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划分了模块专题体系，使初高中历史教材避免了重复，但是也因板块体例的创设使历史丧失了学科的完整性，使教学缺乏综合性和系统性，因此需要教师从中弥补和构建。教师要关注教材的重新整合，构建科学与系统的历史知识体系，在不改变课程标准的基础上，以文明史观为指导，重新整合教材内容，建立新的展现历史发展进程的通史知识体系。在高考复习时，教师要按照考试大纲的规定，遵循文明史观，突破教材模块的划分，按照农业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重新整合与归纳教材和课标任务，打造具有时序特征的通史体系，帮助学生进行规范性、系统性的理解与记忆。
（三）关注文明史观对高考的指导作用
文明史观对高考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高考命题组曾经提出鲜明观点，要利用文明史观整合新课标的模块和专题，构建学科体系，考试测量也要依据此体系确定高考命题的思想和立意。可见，文明史观是高考历史命题的主导方向。而且，高考实践反复证明，体现文明史观的试题在高考大纲和高考试题中反复出现。因此，我们的高中历史教学必须高度重视文明史观指导下各种试题的练习和应用。在高考复习时，要以文明史观为指导复习考点和重难点。教师应该教授学生如何按照文明史观的角度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和说明，要分析文明史观如何与高考各种题型结合，如何以高考题目出现的规律，找准题型对学生进行针对性训练。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适当的材料，进行情境创设，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新课程的高考不能靠死记硬背，教师将学生的应试能力培养出来。这个过程要依赖常规教学，在课堂上训练学生快速提取历史材料中的有效信息，以文明史观等观点对材料多角度、全方面思考，学会正确阐释、书写历史材料分析题。平时注重对学生多种能力的开发，才能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
（四）关注中国文明，还要重视世界文明
高中历史教学中，不仅要关注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还要具有世界眼光和胸怀，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背景中对中国文明进行研究，从中国文明的角度放眼世界，科学、理性地观察和分析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演进。在划分历史阶段时，改变原有的社会形态论，抓住中国文明发展的主线，按照中国文明在不同时期的显著特征进行历史阶段划分。
（五）处理好各种史观的关系
新课程标准在史学观念上具有兼收并蓄的多样化特征，在历史唯物史观的科学前提下，对随着时展兴起的新式史学观点取其精华，综合采纳。需要指明的是，多样的史学观念一定要保证唯物史观的“一元”指导地位，无论怎样改革和创新，高中历史教学在教学的目标和课程性质等方面，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诠释历史，不能弱化唯物史观对新课程的指导作用，反对那种将文明史观和其他科学史学观念对立起来的思想，非此即彼论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六）正确评价各种文明成果
关键词：历史教学；知识整合；美学；文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5-0266-01
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凡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乃至社会生活无所不有，无所不容。在历史教学中应充分发挥其与其他学科之间交叉的优势，指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整合，提高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
1.跨学科进行知识整合的必要性
传统的历史教学只强调历史学科的优先性，强调历史学科知识自成一体，极少从其他学科角度出发引导学生思考，极少运用其他学科知识进行分析，从而割裂了知识的整体性，造成学生的知识支离破碎与知识体系窄化、僵化和脱离生活实际，从而限制了学生的视野，束缚了学生思维的广度，难以形成合乎学生成长、发展的学习。针对历史单科教学的这种致命缺陷，历史教师应以各种整合形式来挖掘和利用不同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使它们形成为有机整体。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打破历史学科固有的疆界，与其他学科教学相互配合，努力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2.帮助学生发现内在联系
由于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历史才形成纷纭复杂的局面。只有找到这种联系，才能发现规律、认识历史，或总结经验或吸取教训。若舍弃或忽视这种内在联系，历史几乎是无法学习的。因此，帮助学生发现内在联系就成为教学的必然。
2.1因果关系。如美国南北战争的始末从因果关系来看是：林肯当选总统DD南方叛乱DD北方失利DD颁布两个法令DD战局转折DD北方胜利。每条线所连两事件，都是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这种联系是最为紧密的。
2.2承接关系。如二战前期德国进攻北欧，占领各国的顺序为：（1）丹麦；（2）卢森堡；（3）荷兰；（4）比利时；（5）挪威。五国被占顺序并无因果等必然联系，但客观事实就是这样，可称为承接关系。
2.3空间关系。如一战前形成的两大侵略集团，除了其他因素外，最重要的当属各国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德、奥、意居中，英、法、俄分居两侧牵制它们。正是这种地域关系决定了双方的结盟的关系。
依据各种联系把基本材料连接起来（横向、纵向）就构成了知识结构的主体。
3.引导学生建立教材或参考资料所未曾体现的"新"联系
如国际关系是课本没编排的系列，譬如八国联军侵华事件里的八国与参加巴黎和会各国及被制裁国名称间的联系，《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与中国西北内部叛乱的关系（因西北战事不得不在谈判中做一定让步）。又如，唐代制瓷业成就中邢州产白瓷，越州产青瓷，让学生记为白越青（人名，即姓白，名越青，意为邢州白瓷，越州青瓷），便不会产生混淆等现象，使许多难以区分的东西清楚地印在学生的记忆中。
4.总结规律，提高认识
如通过对中国国共两次合作到两次内战，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爆发与平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失败的比较分析，可得出一个结论，即民族矛盾尖锐时，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服从民族矛盾，民族矛盾缓和时阶级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中外古今皆如此。又如，国际关系中弄清利益原则，就弄清了一切国际关系问题。而这一原则同样是在教学中总结出来的，并非教材参考书所讲到的。再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帝国主义为建立世界霸权而发动，却都出现了发动者难以预料的结果DD人民、民主和民族力量的壮大。美国在亚洲的两次失败更证实了这一点。如上得出的一些常识性规律，对以后的教和学都大有裨益。
5.运用史学与文学的整合，使学生得到知识二元化的收获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在教学实践中利用历史与其它学科知识的重叠整和为一节课，能够使学生在一堂课中获得二元化知识，使学生原有知识沿着深、广两个方面拓展，促进学生高层次的学习，减轻了学生的过重负担，减少了教学中不必要的内耗。俗话说："文史是不分家的。"众所周知，鲁迅先生之所以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因为这部史书把历史与文学很好地融合了起来，给我们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边缘艺术境界。我们把司马迁的文章既可以当作历史著作来读，又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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