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晋、陕、豫交界的山西运城盐池又称解池、潞池、河东盐池等，被誉为“中国死海”，是世界最早开发的盐池及盐产地，其产盐史达四千年以上，孕育形成了中华上古文明的最初格局，并在数千年文明演进的诸多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盐自古以来都为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以及传统科学等诸多领域所关注，围绕其展开的记述———“上自史传，下迄志书，旁及计臣奏章，私家著述”———极其丰富，又因“盐池成自天然，品质纯净，储量丰饶，採取便利，当海盐井盐未经利用之先，人民食用所需，唯此是赖”，所以有关运城盐池的论著，构成了古代盐史研究中最早也最重要的一部分．然而，随着20世纪以后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引进与开展，社会政治的动荡变化以及传统盐业生产的技术守旧与封闭，使得运城盐池所产池盐在与芦盐以及地方保护下的土盐等其他食盐产品的竞争中逐步败退，生产萧条．盐池副产物中大量的芒硝等化工产品由于不被科学认识与利用，废弃堆积，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因处理无方而对附近空气、土壤及农作物等造成严重污染和损害．民国时期，运城盐池走入了危急存亡的历史拐点，围绕盐池近现代化学工业化的科技研究也由此发端并逐步展开．
1运城盐池近代研究的特点
当代著名盐业史研究专家、运城学院已故教授柴继光先生（1931－2012）曾在《关于运城盐池的著述考略》一文中，将古今运城盐池的相关研究归为两种类型，即文艺类与论著类．前者的主体为从上古到清代文人所做的诗词文赋；后者则主要包括了宋、金、明、清的志书．关于从民国发端的近代研究论著，此文仅提到三种：1935年蔡国器所著《璐鹾纪要》、抗战期间曹焕文所著《西北盐池》以及1936年曾仰丰所著《中国盐政史》．其中，只有《西北盐池》从地质以及化学角度，对运城盐池的地理学成因以及硝板晒盐的化学原理进行了简单论述，其他两部都属于盐法、盐政等角度的探讨．为了详细探究民国时期有关运城盐池研究更精确的统计信息，本文参考《中国盐史论著目录索引（1911－1989）》与《中国盐业史学术研究一百年》两部针对中国盐业史论著目录专门统计的著作成果，对民国时期盐史论著进行详细分类①、校对和统计，结论发现：在1911－1949年期间，国内外共有正式出版及发行的盐史论著358部（国外著者41部，国内著者317部）．其中，“综论”类101部，占比28．1％；“社会”类138部，占比38．4％；“经济”类98部，占比27．3％；“文化”类1部，占比0．3％；“科技”类21部，占比5．8％．而其中有关运城盐池的论著仅8部，仅占到所有盐史论著的2．3％；同时，其研究角度全部属于“社会”及“经济”类，并未有专门对盐池化工科技进行的研究．②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运城盐池的专门研究在长时期内并不多见．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关研究论著则呈现出急速增长态势．③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是运城盐池产盐技术由传统到近代化工的过渡期，当时的中国盐史研究集中于盐务、盐法、社会、经济等方面，缺乏从技术———尤其是化工科技角度的研究；而对运城盐池的科技研究，则更属罕见．日本学者吉田寅在《中国盐业史在日本的研究状况》［7］一文中写道：“中国盐业史在日本研究逐步兴盛始于1940年．其研究不外乎从法制的或社会经济的角度入手，有关盐业技术方面的研究则微乎其微．在区域性的研究中，其重要课题则是山西的盐池与沿海一带的盐场．”因此，彭泽益在1991年召开的“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致开幕词的相关总结，也就不难理解了：“旧式的盐史研究，大多从‘盐法’和‘盐政’的角度出发，着眼于财政税制和盐务的整顿及完善，来评说‘盐政’或‘盐法’的得失．这显然同适应历代统治者的需要有关，至少没有摆脱其影响．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远远不够．即如盐业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和发明创造，乃至它们怎样出现……这许多重大的课题，不是谈论盐政就能解决和代替的．”［8］结合如上统计与论述，本文认为，民国时期之所以成为运城盐池研究由社会角度到科技角度的过渡时期，除去时代的诸外史因素，必也存在内史的原因，即投身运城盐池近代化工业研究的先驱学者，为后来的研究做出了先行性努力和奠基性贡献．
2曹焕文运城盐池相关的研究与论著
曹焕文（字明甫，1900－1975）是民国及建国初期山西工业最重要的建设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最早关注运城盐池化学工业化、提出盐业整顿及化工产品开发计划，并投入巨大精力进行呼吁、研究与实施的学者．他于1919年起留学日本，1921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工业大学前身）电气化学科．1926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山西火药厂技师、工程师及厂长等职．出于对火药原料氯酸钾的生产需求，曹焕文将目光聚焦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被当作“弃物”的化工产品上．1932年1月10日，被称为“近代山西工业母体”的西北实业公司在太原筹备，下设筹备机构共5组，筹备委员12人．曹焕文作为委员之一出任化工组组长，后任工业处处长，“担负山西化学工业建设之责”．由此以后，他作为工业建设带头人、化工专家和实业家，开始了六、七年对解池的潜心研究．1932年8月，在亲赴运城盐池实地考察后，曹撰写并发表《整理运城盐池盐务私见》④一文提交当局，表达自己对盐池生产所遇症结的研究观点以及整顿盐务、建设工业的建议．在文中他重点强调了盐池副产硝板的利用愿望，认为过去“硝板堆积如山，废弃满地，利用无术，除去无方，不能不说是暴殄天物，也可说是人事未臧”，从而提出“以绵薄之力，宣传提倡，使社会人士、技术专家深切注意外，个人亦实行作技术之研究，企图以科学之力，化无用为有用，用人力以夺天工”的愿望．1934年7月，曹焕文再赴运城考察并作《整顿潞盐计划书》，其别强调应着力研究“化学工业用盐”、“堆积如山”的“副产芒硝”和“苦汁内钾素”等盐池内化工产品：……潞盐晒法虽古，然自古迄今，殊少改变，其制盐一切工作，多不适于今日科学进步之时代．……本省十年建设计划，逐渐实行，各化学工厂次第兴起，而碱及各种副产物为化学工业重要原料，非先期研究，恐不足相辅以成，且同蒲路明年即至运城，煤炭问题瞬将解决，时机已至，不可失也．［9］37此文极力呼吁社会关注运城盐池现状，早日开始化工业建设，改良盐务，开发盐池其他化工产品．此外，1935年1月曹焕文又著《化学工业进行步骤说明书》，分酸碱、电气化学、油脂等共10种工业类别、32项事业进行分别说明，其中涉及运城盐池为“酸碱工业类”中的3项（即“运城盐业”、“河东制碱”、“硫化碱制造厂”）以及“电气化学工业类”的1项（即“电解曹达及盐酸加里事业”），呼吁“改良盐法，改进（食盐）品质”，提出可在河东生产工业用碱的若干方式，以及运城盐池可供给硫化碱、苛性曹达与漂白粉等生产的主要原料，建议设立“河东盐业研究所”及“碱厂、硫化碱厂”，并身体力行，“自己在西北实业公司建设一小规模硫化碱炉，加以研究，成功后又于（西北）窑厂造一大炉，以期社会之需．”1932年11月至1935年1月，曹氏依据自己“对潞盐整顿、运城盐池改良”所实际参与的工作，陆续撰写和发表专门针对运城盐池的“建议、调查、整顿、宣传”性论著8种，并整理为合集《河东潞盐盐务丛集》．抗战爆发后，曹焕文随西北实业公司南迁，担任成都、西安公司工程师、重庆中华大学理学院教授、自贡市中央工业试验所盐碱实验场工程师兼副场长等职．利用抗战的几年时间，他辗转四川各盐场，凭借之前在运城盐池调查研究产盐技术的经验，静心专事研究井盐及盐副产品———尤其是战争期间急需之钾盐的提取和利用技术，取得特别的成果．①1940年他撰写并发表《西北盐池纵览》②一文，总结其考察过的包括运城盐池在内的西北诸盐池生产现状，提出改良呼吁；与此同时，作为教授，曹在传播盐池科技与文化方面一直不遗余力，曾多次进行公开讲演和授课，力图“启发”盐商与社会，繁荣盐化工业．1945年由“说文社”代为出版印行的《西北盐池》，在当时四川自流井及其他盐产区流传甚广，影响颇大．著作全文约9000字，共9个主要章节分述了西北盐池的价值、历史成因、分布情形等．除去以独特的“硝板晒盐”技术为特点的运城盐池外，文章还在遍布西北广袤区域的50多处盐池中，择取最它盐产区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3处（吉兰泰盐池、杭锦旗盐池和青海池）做了分析简述，该文也成为曹氏盐业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尽管曹焕文对池盐的研究视角扩大至与井盐的比较以及整个西北，但其核心和精华仍是运城盐池，其理论代表作，也非其数十年研究与建设经验的盐业化工及盐史代表作———《运城盐池之研究》莫属．该著作创作于1945年，自1947年1月1日起在《西北实业月刊》（下称《月刊》）以连载的形式分期发表，历经2年时间，分载5卷20期．1948年9月1日的《月刊》第5卷第2期是其连载的终结，虽然该期文后标明“未完”，说明全文并未刊登完毕，但由于战事及其他原因，《月刊》很快停止发刊③，这部运城盐池的重要研究著作也再未继续发表续文．④本文蒐集了《运城盐池之研究》发表于《月刊》的全部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统计：这部著作仅已出版文字，就已达14万余字；此外，文中另配有插图36幅，表格200例．全文分10编37节80项，研究论述了运城盐池地形、水源、地下矿脉等的形成及发展历史，运城盐池从上古至近代晒盐技术的变化演进，以世界代表性盐矿、盐湖以及四川自流井盐井与运城盐池进行比较分析；同时，用化学方法对盐池卤水成分进行了鉴定，科学分析其与气候的关系；由对畦晒咸水钩配“甜水”的原理探索，进行“卤水自然变化及降低浓度的研究”；系统研究了硝板的化学成分、成因、硝板晒盐法的化学作用以及其科学利用的工业计划．鉴于运城盐池著名的防水工程，著作从历史、地理等角度入手，对“疏水河渠”、“拒水堤堰”和“护池泄水滩”进行理论梳理与解释．可见，《运城盐池之研究》是一部完整的运城盐池科技研究专著．限于篇幅，此处仅择其对硝板相关的两点研究，即可管窥其对运城盐池现代科技研究的影响与贡献．首先，关于硝板化学成分的鉴定．运城晒盐，必须依赖硝板．晒盐时硝板上所发生的种种化学变化，是现代运城盐池化学研究的重点，而硝板化学成分的鉴定，又是最基础的重中之重．曹焕文曾在30年代即在运城盐池对硝板成分进行过实地考察与取样分析，并送至日本东京工业试验所进行鉴定．通过对多份硝板样品化学成分的比例进行对比与研究后，他第一次提出：运城盐池硝板的化学成分为“白钠镁矾”．这是运城盐池研究史上首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科学鉴定；鉴定结果至今仍是学界对硝板成分普遍接受的定论，例如：“解放后，经轻工业部盐源勘探队、山西省地质局214队、216队等单位先后在运城盐池进行不同程度的地质工作”，探得“沿盐湖分布”的17个硝板矿体中最大的3个矿体矿物“主要为白钠镁矾、芒硝、无水芒硝、钙芒硝及石盐”；柴继光也曾将曹焕文的“硝板成分分析表”及鉴定过程进行引用，并使用“山西省214地质队”1987年对白钠镁矾成分鉴定的“勘探报告”结果与之进行了对比，对曹焕文的硝板成分研究给予肯定．其次，关于硝板的化学作用．曹在《运城盐池之研究》第九编中总结提出了硝板的三个特别作用：“化学变化作用”、“吸热保温作用”以及“助长晶析作用”，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与探讨．通过对“化学变化作用”的研究，根源性地解释了苦盐除杂的全部化学变化；“吸热保温作用”则将硝板透热度与运城盐池晒盐“热传导、对流、辐射兼而用之”的复杂特点进行了深入论述；“助长晶析作用”是以晶体学理论对食盐结晶过程的几何性质、物理组成、化学结构等方面进行的研究．
由于这三个作用在解释运城盐池硝板晒盐独特生产方式方面的重要意义，曹的理论研究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的相关研究．例如，柴继光对曹焕文硝板作用的研究数据以及结论，作了较大篇幅和较完整的引用；陈惟同、张正明等学者也在相关研究中借鉴或承认了曹的研究结论．
3运城盐池产盐技术演进研究
运城盐池古有大、小池之分，大池指地处古安邑段的盐池，小池即“女盐泽”．最早的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其中有对小盐池“裂水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盐”的记述．曹焕文在《运城盐池之研究》中对此也通过亲历山西清源县生产白盐的场景的描述，佐证了已然滥觞于北魏时期的小盐池的畦晒．而这种技术的出现，则可推断在春秋战国应已开始，至汉代就已“通行为平凡之事实矣”；对于大盐池，由《水经注》所载“紫色澄淳，浑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可见，其成盐机理尚处于典型的“天然结晶”阶段．究其原因，曹氏分析畦晒技术的实现，非极端严格之条件不可得：“多雨地带不相宜，渗水地质不相宜，必须风力适当干燥合宜，方可利用天日蒸晒．”，从而认为大池不得畦晒，是因缺乏水利以杜绝洪水侵害，没有可以规则利用的晒盐卤水．《河东盐政汇纂》（卷之一•鲜池）内“古惟集工捞采，收自然之力．李唐以后，有制畦浇晒法”的观点，是将解池畦晒技术与之前原始的“天然结晶、集工捞采”的生产方式进行了割裂．这显然是以“是否假借人智”来区分生产方式的简单的二元分类法，即：“垦畦浇晒”是人的发明，而“天然结晶”则全恃天工，没有人类技术的创生与介入．与之不同地，上述曹焕文的考证与结论最早提出技术发展的“循序渐进”观点，即二者之间并非绝对明晰地割裂，技术的产生是不可“跃等而进”的．“垦畦浇晒”是公认的运城盐池独特的晒盐技术，然其“独特”之处既非“垦畦”，亦非“浇晒”．
它是古人利用天日、南风以及硝板上卤水化学变化等逐渐总结形成的产盐技术经验的综合，其技术关键是化学除杂；初行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工畦晒，只是垦畦浇晒的“萌芽状态”．由于解池卤水中包含硫酸镁（MgSO4）与芒硝（Na2SO4）等产盐杂质，萌芽期的畦晒技术既未能认识杂质及硝板的化学本质，也不可能利用溶解度、饱和度等概念，以及利用硝板化学变化原理将杂质与食盐分离，从而导致所晒之盐仍然味苦而质差．硝板制盐以及“咸淡水搭配”技术的出现，正是古人为提高池盐纯度以改善盐质，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取得的技术突破．综上所论，“垦畦浇晒”可以分两个渐进形成的技术阶段来认识：以开垦畦地晒盐的初级技术（“初级畦晒”），以及以利用硝板和咸淡水搭配原理除杂晒盐的高级技术（“高级畦晒”），二者都是以畦地和太阳热能的利用为基础的天日晒盐技术．关于垦畦浇晒的兴盛时期，盐史研究一般论定其始于唐朝．但初级到高级技术的转变，关键在于晒盐时对卤水过滤除杂的实现，这必然发生在古代化学理论与实践大进步的时期．曹焕文因此将目光聚焦到我国古代炼丹术兴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拙文《曹焕文与中国火药史研究》论述了曹在20世纪20－30年代专门针对中国火药史进行的研究及成果，其别论述了他对中国火药起源的年代考证结论：炼丹术大兴的“魏晋之际是火药发明在技术上最可能的时期，南北朝则是这一技术‘公表于世’的时期”．因同为中国古代化学相关问题，在研究运城盐池晒盐技术演进时，曹将火药的发明与之发生了关联，并对苦盐除杂的化学应用进行了分析：著者研究中国火药之起源时，发现中国化学之开始，发端于医药，而化学之进步，则孕脱于中国之炼丹术．
盖炼丹术发端于汉代而盛于魏晋，……炼丹术系研究物质变化、药物性能，……而化学药品之性能亦逐渐认识清楚，……所以魏晋南北朝之后，到及隋代而火药杂戏出现于世，并非偶然．食盐本为化学制品，而其生出又与各种杂质相伴，如芒硝、硫苦等有不易分之关系，非将此种杂物之性能清楚及其分离结晶之精细操作，而后方能做成质佳之盐．……但是炼丹术发达之后，药物之学进步，化学亦随之大形发达，而制盐术为化学操作之主要者，当然可能随之而较前进步，而将上代之苦盐，用化学之方法可能改善为质美之物矣．通过如上对炼丹术兴盛导致古代化学大形发达的精妙论述，曹焕文深刻意识到：魏晋南北朝炼丹术之发达，为不论火药起源还是池盐生产技术的突破，都提供了极大的历史可能性．解池著名的防洪水渠———姚暹渠修筑于隋代，结合本文上述畦晒技术出现的前提———防洪水利，曹氏一度推测其目的即为了实施解池垦畦浇晒的盐业生产．只因隋代文献未出现相关记载，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有对解池畦种时“天雨下池中，咸淡得均，……以日暴之，五六日则成盐”的记录①，证明畦晒在唐代应“通行已久”，人们对“畦晒之办法亦彻底明了，更对制盐方法之进步亦知其程度矣”，因而只能以唐考为畦晒兴盛之时期．总之，曹焕文对运城盐池晒盐的技术演进，持“发端于魏晋而成于唐代”的观点．畦晒的卤水自古取自“产盐之母”的黑河，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黑河遭洪水淤塞后，畦晒的卤水来源受到了毁灭性断绝．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东场商人发明“滹沱”取卤的方法；光绪初年（1875年），盐井出现在运城盐池中．从滹沱或盐井中直接取出的卤水，同样需要灌入畦地中进行蒸发、过滤与结晶，池盐生产的工序较前变得更加精细，而垦畦浇晒技术，源于魏晋、成于唐而盛于宋，历经明清，一直蕴藏于经验科学的传统晒盐技术之中，直到民国时期曹焕文运用东西各方之学，从运城盐池产盐技术发展史中剥离出古代科学之精髓，更运用现代科学以揭开产盐技术之原理．
4结语
【关键词】 汽车运营 管理课程 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的急剧膨胀,学生就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毕业生的适应能力已成为当今社会用人单位的首选条件。为了提升管理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及实践能力,适应社会对人才发展的需要,必须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必须让学生亲身体验管理问题,从而提高实践能力。因此从实践性思维过程出发, 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管理技能以及设计开发能力，建立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目标的教学管理模式是汽车运营管理课程教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1.生产汽车运营课程的特点
《汽车运营管理》也叫“生产运作管理”，是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是工商管理专业、物流管理专业、会计专业、汽车运营管理专业、人力资源专业、物流管理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内容涉及生产运作战略的制定,生产运作系统的设计与运行管理等,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学科。通过系统学习，最终让学生了解生产与运作管理的基本内容和实务，较全面地掌握生产与运作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生产系统的设计与分析工具，对生产与运作管理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设计或改善方案，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汽车运营管理”这门专业基础课一直是教学的难点,学生在学习这门课时普遍认为枯燥、抽象、难学，在这种情形下学生学习“汽车运营”课程的积极性不高，教师的教学效果也不好，教学目标的实现大打折扣。分析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教学过程中过分注重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环节。使得实际教学同企业实际操作的结合存在很多脱节，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教育教学角度
一方面目前的汽车运营管理基本上是以课堂理论讲授为主, 这种授课方式仍是灌输式的,往往互动性差,学生只能机械的去接受,不能及时进行信息沟通。 即使增加了案例教学，也常常是就事论事的，就企业某一方面成功或失败的事例进行分析，仍然无法系统的给学生以感性认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这样的教学情境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许多高校教师是从学校毕业的全日制研究生，没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经历，本身缺乏实际运作经验，在授课过程中很难把生产汽车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计划控制、生产管理模式等与企业的实际运作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师生交流和互动性比较差，因而很难产生好的教学效果。
2.2 学生学角度
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和社会观察力，对管理问题独立思考不足。加之教材内容又多是理论介绍，既抽象又乏味，缺乏感性认识的学生不能将理论知识和现实的企业生产汽车运营体系结合起来，随之对学习失去兴趣；再者汽车运营管理课程教材的各章节之间内容孤立，并且质量管理、项目管理、供应链管理等章节与相关课程有重复。而汽车运营管理又是这些课程的后续课程，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的原因之一。
2.3 课程设计角度
汽车运营管理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实践环节是教学环节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目前生产汽车运营管理课程设计侧重于理论和方法，对于实践环节设计比较缺乏。偏重理论的教学使得学生使学生没有充足的时间运用实践操作，没有实习场所印证其所学的理论，从而不能将其运用于企业的实际,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因此,学生毕业后对企业汽车运营的内容、过程依然模糊不清, 没有掌握企业真正需求的技能，导致学生走向社会时,面对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难以学以致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
3.面向实践的汽车运营管理课程教学模式
培养具有独立思考、开拓创新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对于这门课程，传统的教学方法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也无法增强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能力。针对汽车运营管理课程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分别从课堂教学、实践环节设计、教师培养三个层面进行探索。
3.1 运用多种策略，促进课堂教学效果
一是教材的选取要分层次，要有针对性。汽车运营管理课程的教材在种类、编排体例及课本内容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教师应以学生的“接受”程度为衡量标准，选择真正符合本地区、本学校学生层次和特点的教材。
3.2 教学内容提炼和选择
汽车运营管理课程是专业基础课，授课对象通常包括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的学生，如何融入各个不同专业知识结构、能力解构，也就是说如何与前续课程和后续课程衔接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因此在实际教学中专业教师需要针对不同的专业和层次在授课内容上有所调整和侧重，比如对于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由于学生在前面已经学过项目管理课程，在生产汽车运营管理课程相应章节讲解中就要适当简略；对于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供应链管理这一章节略讲或不讲。
4.采用多种手段提高教师素质
缺乏从事企业管理实践经验是教师在教学中缺乏案例教学或案例教学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提高《汽车运营管理》实践效果的关键是要有一支既熟悉本专业的理论知识，又懂实践的教师队伍。高校要达到实践教学目的，师资的培养模式极为重要，要加强教师师资队伍建设，就要组织培训，使教师的自我学习与教学改革进程保持同步。一方面要根据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积极开展和加强深层次的汽车运营管理理论研究，使理论研究领先于实践，以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生产运作的实践能力，如组织教师深入到企业实践中进行专业对岗的挂职锻炼。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要让每位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去企业进行挂职锻炼，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同时，运用自己丰富的理论知识给企业解决一些具体的生产汽车运营问题。或者组织到企业进行调研，每年至少要有两个月时间到企业做调查，或鼓励与企业进行横向课题的研究等途径，从而提高实践教学能力，从而更好的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
总之，“汽车运营管理”课程是管理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作为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其传统的教学方法存在明显的弊端。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教学方法重理论轻实践。为社会培养合格、急需的人才是高等教育办学发展的源动力，也是其最终发展目标。本文提出从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设计、教学团队建设等方面进行教学模式的改进，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关键词：案例教学；生产与运作管理；全日制专业硕士；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11-0102-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具有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为此，教育部决定从2009年起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范围，将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逐渐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以实现研究生教育在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等方面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理念等方面与学术型研究生均有差异，如何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律，突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色，创新培养理念，改革培养模式，培养符合企业需要的，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是一个重要问题。
三峡大学从2011年开始培养工业工程专业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生产与运作管理”是其中的一门学位必修课。该课程研究如何对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过程进行有效的组织、计划、实施和控制，以实现灵活、高效、准时、低耗地提供合格的产品或服务的目的。[1]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形成对企业生产运作的系统认识，了解当前先进的生产与运作管理理念，掌握有效提高生产运作效率的科学方法，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为后续的工作打下基础。在课程建设中，分析了现有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基于案例教学法，提出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对教学过程中的组织实施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一、“生产与运作管理”教学现状分析
通过与授课老师及学生的访谈了解到在现有教学中存在以下困难：
第一，生产运作管理涉及对生产系统整个过程的管理，包括生产系统的规划设计、运行维护、改善创新等阶段。其中，生产系统的规划设计包括产品或服务的选择和设计、产能规划、设施选址、设施布置、工作系统设计等；生产系统的运行维护包括生产计划与控制、库存管理与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等；生产系统的改善创新包括采用各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促使整个生产系统的不断改进，如精益生产、约束理论、大规模定制、敏捷制造、计算机集成制造等。课程内容庞大，知识点繁杂，在学时数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2]
第二，受教材编写特点所限，教材中各理论知识点往往自成章节，独立编写，每个章节后所附案例仅为所在章节的理论所服务。[3]而在实际的生产运作活动中，各环节是互相影响互相关联的，单一环节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整个生产系统效率的提高，因此如何让学生们理解各知识点之间的相互关系，能灵活综合运用各种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是教学面对的难点之一。
第三，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本科学习背景多样化，部分学生本科学的是工业工程专业。本课程中的部分基础理论在本科阶段学习过，部分学生本科不是工业工程专业的，缺乏该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目前我专业这两类学生的比例基本在1：1左右。如何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是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难点。
第四，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经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已经具备了较好的自学能力，因而普遍对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理论教学兴趣不大，对来自生产实践的真实案例有兴趣，对理论如何运用于实践更感兴趣。但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大多没有企业实际工作经验，相比于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在职专业硕士研究生和MBA学员，缺乏案例的背景知识，对案例的深入理解和讨论存在一定的难度。
二、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案例教学法”始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后来逐渐推广到医学、管理学和其他学科领域的教学，成为著名的“哈佛模式”的一大特色。案例教学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培养目标和教学目的的要求，针对教学内容，选择恰当案例，在特定的教学情景中，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逐步形成基本技能和技巧的一种教学模式。[4]
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有很大不同。在传统的讲授法中，案例处于配角的地位，其作用是为了解释印证相应的理论知识点，是一种辅助教学手段，理论知识点和案例之间的关系和结论是直接明确的，无论理论知识点还是案例都是由教师讲解，学生被动接受；而在案例教学法中，案例处于主角的位置，所有的教学内容围绕案例展开，所有的理论知识点隐含在案例中，需要学生们通过分析思考讨论挖掘，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或解决方法。在案例教学中教师不是权威，教师的作用更多的是引导组织学生进行自学分析讨论，学生在主动的分析思考讨论过程中得到提高。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激发教师转变教学理念，不断探索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更能够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不断地去汲取知识和探索研究，培养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表达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4]但是案例教学也有其局限性，不断出现新案例使得不存在结构化的稳定的教材，围绕案例进行的讨论比较耗时，在实施过程中如何保障教学效率，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都是其难点，需要在实施过程中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予以克服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效果。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与意愿较强，班级人数相对较少，笔者认为全面采用案例教学有助于解决现有教学中存在的前三个问题，对第四个问题可以在案例教学的组织实施中予以重点关注。
三、“生产与运作管理”课程案例教学实践
完整的案例教学过程一般包括案例的搜集制作、案例课前的准备、课中的组织和课后的总结评价四个步骤。
1.案例的搜集与制作
案例的质量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基础和前提。一个好的案例要符合教学目的，紧扣教学内容（知识点），题材新颖真实，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背景材料充足，同时给学生留有一定的思考空间，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或固定的解决方法，适合展开讨论等。
使用的案例有三类来源：借鉴教材上的经典案例；教师根据自己的项目工作经验编写案例；鼓励学生参与搜集制作案例，例如可以将《工业工程与管理》、《工业工程》等学术期刊上偏应用型的论文改编成教学用案例，可以根据跟随导师做项目的实际经验编写案例。有一名学生利用暑假去江苏一家手机厂实习的机会，搜集资料，编写了“某手机厂生产效率分析及改善”的案例。这类案例往往背景材料充足，容易为没有工作经验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理解，编写的学生有成就感，其他学生参与案例学习和讨论的兴趣更强。
2.案例课前的准备
在课程开始之前做好总的课程进度安排，对于本科非工业工程专业的学生，须告知课外需要自学的基础知识和相应的时间节点。在案例课之前一至两周将案例资料分发给学生，要求学生按照要求做好预习，仔细阅读案例细节，以小组为单位分工协作，查阅相关资料，思考后面的问题，形成初步的想法或解决方案，利用Powerpoint软件制作演示文档，为课堂上的汇报讨论做好准备。
3.案例课中的组织
首先各小组分别阐述对案例的分析和提出的初步解决方案，然后在全班范围内对这些分析和方案进行讨论，甚至是辩论，在组织讨论的时候，教师要遵循以下原则：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果离开了理论支撑，尽管讨论很激烈，但很难达成教学目标，因此教师要适时提出一系列具有逻辑结构的问题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点进行分析。
（2）创新原则。鼓励学生从多个视角解读分析案例，鼓励学生大胆假设合理推理，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鼓励学生踊跃表达自己的观点，充分肯定各种见解的合理性。
（3）系统原则。鼓励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包括运筹学、统计学、管理信息系统等）解决实际的生产管理问题，提高决策的正确性。
（4）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原则。重视运用各种工具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例如运用matlab软件进行优化计算，运用用友ERP软件U8进行生产计划与控制，运用witness软件进行仿真与优化等。
例如在“某手机厂生产效率分析及改善”案例讨论中，有的同学提出在瓶颈工位增加机器和工人提高生产效率，有的提出对工作任务进行重新分配，在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工人降低成本，有的同学考虑到了流水线型式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有的建议采用双边装配线，有的建议采用U型单元组织生产。为了对各种方案进行评价，利用witness软件构建了仿真模型，在仿真模型的运行中同学们观察到了瓶颈的漂移，仿真运行参数对与仿真结果的影响等，在讨论中掌握了各种效率改善方法的特点和适用的范围。
4.案例课后的总结与评价
案例讨论课结束后，为了巩固课堂讨论的成果，学生需要对之前形成的初步解决方案进行修订，提交一份正式的案例报告，每位学生在课内的汇报讨论表现以及书面报告的成绩计入课程成绩的一部分，以激励同学们积极参与。
对于教师，要及时运用质量管理理念PDCA总结反思案例教学法实施中的经验教训，总结案例本身是否有缺陷，教学过程是否完善，课堂组织是否松弛有度，内容把握是否得当等，不断提升教学水平。
四、结束语
通过在两届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生产与运作管理”课程中采用全案例教学，取得了一些收获。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积极性极大增强，课堂讨论气氛活跃，在案例的讨论和分析中，同学们能自觉运用各种所学的理论知识来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有些本科非工业工程专业的同学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和解决方案，实现了思维的碰撞。除此之外，学生的综合素质如沟通能力、合作能力、表达能力等均得到了提高。在与同学们不断的沟通交流中，也促使教师不断思考创新，这充分体现了案例教学是一种教学相长的有效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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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江苏段）；价值分析；旅游开发
Abstract： In the Grand Canal heritage resources syste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irreplaceable important position.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 and further research about cultural connotation on it，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Application for World Inheritance．There are three types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ype of "the original habitat"display，the type of museum，the type of stage performance.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Grand Canal （Jiangsu section）；value analysis；tourism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C913.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10-42（4）
1引言
大运河“申遗”工作已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以及沿线各城市的积极响应。目前，大运河“申遗”正按计划紧锣密鼓地推进，争取在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大运河遗产以及申遗工作，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开展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北京大学的俞孔坚、李迪华等从遗产廊道这一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入手，结合京杭大运河河道现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措施。“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通过“京杭大运河沿线历史城镇调研”，全面调查了运河沿线历史城镇现存遗产。清华大学毛峰等开始建立京杭大运河的GIS数字化信息和管理系统。国家文物局主办了多次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探讨运河遗产的保护问题。全国政协以及运河沿线的政府、高校组织了多次大运河调研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上述研究，多数把重点放在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上，如河道、水利工程、古建筑、古遗址等，而系统探讨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及其价值的研究成果还较为少见。
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旅游开发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分类、保护与利用等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探讨[1]；有学者归纳了“非遗”的开发模式：原生地静态开发模式、原生地活态开发模式、原生地综合开发模式、异地“集锦式”开发模式[2]。本研究试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江苏段大运河为例，探讨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旅游开发方式。
2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分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2003年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 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关于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可归纳为“广义论”与“狭义论”两种说法，有学者认为，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内涵十分丰富，完全可以扩大范围到与运河有间接关系的东西；也有的学者认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直接和运河有关，不能范围过宽。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大运河相关的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上述“广义论”和“狭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大运河的关系。何谓“和大运河相关”？如何界定这种“相关”？笔者认为，“和运河相关”可以界定为：该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孕育而产生的，或者其内容反映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的，或者其形成、传播依赖于运河环境的，都可以界定为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运河的关系很难厘清，需要各方面的专家通力合作，进行大量艰难细致的工作。
根据上述界定，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历史上，由大运河特定环境所孕育产生的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民间舞蹈、传统技艺、民俗、民间信仰等。传统音乐如运河船工号子、传统戏剧如丁丁腔、民间信仰如金龙四大王崇拜、民俗如皂河正月初九龙王庙会等，均由大运河特定环境孕育产生，是典型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上船工为了进入劳动状态、统一劳动步调、提高劳动情绪而形成的专用歌曲。它是随着京杭大运河帆船航运的兴起而兴起的，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各地均有不同的船工号子，如清江船工号子曲调或激越或悠长，具有浓郁的淮安地方特色。
徐州特有的戏剧丁丁腔，根据《江苏戏剧志》的记载，明末清初地处大运河、微山湖一带的铜山利国、季堡、厉湾等经常停泊由南方往京城漕运粮食的船只，船上有很多会唱南方小调的人。当地农民耳濡目染渐渐地学会哼唱，久而久之形成丁丁腔这一戏剧形式。
金龙四大王崇拜，是明清时期伴随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和漕运的兴盛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民间信仰。[3]运河的漕粮运输，国运所系，维持京杭运河河道的畅通无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运河和黄河等河流交织在一起，水患不断，因此，封建社会时期，特别是明清以来，从官府到民间，金龙四大王作为漕河之神被隆重祭祀，各地建有数十座金龙四大王庙，形成了金龙四大王崇拜的民间信仰。
皂河正月初九龙王庙会是数百年来皂河及其周边地区群众自发参与的一项民间祭祀民俗活动，庙会的起源和运河有密切的关系。龙王庙坐落于宿迁西北二十公里处的古镇皂河，紧邻大运河，历史上是黄河和运河泛滥的灾区。清康熙年间，通过多年的努力，开通了中运河，水患大大减轻。当地百姓为了祈求神灵护佑，消除水患，每年定期祭祀水神，后来加入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内容，逐渐形成庙会。
第二，历史在，以运河事物、运河生产、生活为表现内容的民间文学、传说、古诗词等。
和运河有关的传说或民间文学，有的反映了民众对治河功勋人物的怀念，例如宿迁大王庙供的靳辅的传说、淮安吴棠和慈禧清河县治水的传说，就反映了老百姓对治河杰出人物、漕运总督靳辅、吴棠的怀念；有的反映了治河的艰难，赞颂了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寄托了治理水患的美好期冀，例如淮安水漫泗州城的传说、河督高斌陪斩的传说、扬州高邮八景传说中的耿庙神灯、常州坡的传说等。
历代帝王和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有关大运河的诗词和文章，也属于运河文化遗产。帝王所作的诗词如宿迁的“过宿迁”（康熙皇帝）、“阅河”（康熙皇帝）、“渡永济桥作歌”（乾隆皇帝）、“安澜龙王庙”（乾隆皇帝）。文人墨客的有关运河的诗词往往流传更广，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徐凝的《忆扬州》等可谓家喻户晓。
第三，历史上形成的涉及运河发展建设、水工设施的地名；具有悠久历史，并有着一定知名度的与运河相关度较高的政区地名。
前者包括大运河沿线带有闸、坝、堤、工、口、渡、桥、塘、河等字眼的地名，知名的如瓜洲渡、西津渡、枫桥、清名桥、古末口、山塘、清江浦等；后者如镇江的曲阿、丹徒、京口，宿迁的宿迁、皂河、泗洪等政区地名。
第四，由运河商贸、文化交流而形成、发展或传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运河文化就是运河的流动性及所带来的交流，通过各种交通活动所积淀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4]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不是直接由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产生，但其存在、发展或传播却有赖于运河环境。运河商贸、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该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传播，并可能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从较为广泛的意义上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属于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
常州自古以来就一直以制作篦箕和木梳而闻名，沿运河而建的“篦箕巷”，自古就是繁华之地。从运河上经过的商船到这里都要上岸买些梳篦回家，一些官员乘船途经这里，也都要买些梳篦上京进贡皇帝，常州梳篦因运河在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得到传播，并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与漕运功能的维护本身没有直接联系，但因运河发生发展的历史而得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本体构成的要素，是运河遗产保护主体。[5]
3申遗视野下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3.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身份的基本依据之一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千年历史的见证和运河文化的重要载体，蕴涵着运河两岸民众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他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可以说，运河“非遗”是大运河文化身份的基本依据之一。
3.2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在开凿、利用大运河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五大类，包括大运河水利遗产、大运河聚落遗产、大运河其他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缺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遗产体系将是不完整的。挖掘、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过程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3.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活态遗产特征的体现
大运河是一种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她是一种延续千年、至今仍在使用的生产、生活方式，运河滋养了两岸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勤劳的运河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就是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和精华所在，是大运河作为活态遗产的最好明证。
3.4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运河申遗起积极促进作用
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仅仅重视运河物质文化遗产（如水利工程、历史建筑等）是不够的。罗哲文先生认为，大运河可以尝试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三位一体进行申遗。虽然有专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但毫无疑问，“非遗”可以丰富运河申遗的内容，给予运河申遗有力支撑。
随着生活、生产方式的变迁，运河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传承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非遗”开发过度商业化甚至庸俗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大运河“非遗”保护与合理利用是摆在研究者和有关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4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方式
4.1“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
“原生境”原指未经人类活动扰动的生物物种繁衍、演化的自然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方式，就是指把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其孕育和演化的环境之中，游客仅作为外来的“旁观者”或“参与者”对其进行研究和欣赏。运河风情游就是这样一种旅游产品。[6]适合采用“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方式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存、演化的环境应该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例如，运河两岸仍在举行的庙会、仍然流传的运河民间习俗等。
以宿迁皂河龙王庙会为例，每年正月初九，周边百姓都集聚皂河龙王庙，祭拜龙王神，文化展示和祭祀活动同步进行，花船、花车、舞龙、舞狮，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被列为苏北地区36处香火盛会之首，数百年来从未间断，可称得上中国民俗史上的一大奇观。这种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要采用原地保护、原地展示的方式进行旅游开发，游客作为“客人”和庙会的参与者，感受运河民俗文化的魅力。
“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是对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冲击最小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而且有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演化的原生环境。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运河沿线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环境相关，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原生状态，有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原生境”展示式旅游开发方式并不意味着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封存起来，使其停留在某一发展阶段，而是要认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所处环境的演化与变迁。
4.2博物馆式旅游开发
对于已经失去生存环境和条件，同时又适宜采用博物馆展示方式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采用博物馆式旅游开发方式。笔者建议在运河沿线选择合适地点建设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集中展示大运河非物质遗产的全貌，同时建设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博物馆，如大运河文学博物馆，收集并集中展示和运河有关的古诗词、民间文学等文学作品；大运河传统技艺博物馆，展示大运河相关传统技艺的制作工具、制作过程、工艺产品；大运河民俗博物馆，展示大运河沿线相关民俗的起源、发展与演变；大运河饮食博物馆，介绍并吸引游客体验大运河沿线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运河饮食；大运河传统音乐博物馆，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诸如录音、录像、数码化存储等方式保留运河传统音乐，等等。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的建设，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做好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评估、认定工作，保存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信息，为大运河申遗创造条件。
4.3舞台表演式旅游开发
适合舞台表演式旅游开发方式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民间舞蹈、传统技艺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强的舞台表现力，对游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例如淮安市楚州区泾口镇的泾口高跷，起源于当地先民修造渔船的劳动实践，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分为文跷和武跷两种。文跷善于列队行进，展示各种奇人怪兽的表演，武跷则长于武打格斗、翻腾跳跃，给人以奇、秀、险的艺术享受。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某些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绝迹的境地。通过舞台艺术创作，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技艺获得展示的空间，同时吸引、培养新一代传承人和爱好者。
除了上述三种方式，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方式还有很多，例如研发特色旅游纪念品、编写导游词、创造游客参与的旅游活动等，把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贯穿于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的全过程。采用何种旅游开发方式，取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类型、表现形式和存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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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域文化；旅游产品；教学改革
1旅游专题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目的
1.1提高学生旅游专题设计的专业综合能力
首先，提高专业知识能力。立足地域文化，植根教学课程，精炼教学内容，区别于大而泛的设计主题，开创地方院校特色教学理论，储备专业知识。地域文化是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区域特有的文化体系，在教学理论实践的指导下，对地域文化中独特的文化因子进行概括、总结、提炼，并运用于旅游产品设计中，对充实专业理论结构，丰富专业视野，将专业理论知识具体化、现实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能够依据本地特色，结合专业知识，开创和挖掘旅游专题设计元素。其次，提高实践操作能力。将地域文化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理论支持，不仅丰富了旅游专题设计的文化专属性，而且在对地方民俗民艺以及其他地域文化挖掘中，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实际模仿、操作，有利于探寻和总结出更好的设计元素。一方面，在无意识的模拟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动手操作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地域文化基因得到良好的传承和创新。再次，提高综合研究能力。旅游专题设计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涉及设计学、营销学、民俗学、美术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而地域文化作为一种综合学科，需要运用综合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挖掘，提升旅游专题设计的相关人员的综合研究能力。
1.2建立健全课程教学体系
首先，建立健全理论教学体系。将产品设计学、人类文化学、民俗学、符号学、市场营销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融入理论教学体系，以地域文化为具体的文化研究依托，结合旅游产品设计方法，构建完善的课程理论体系，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该门课程的理论教学成果。其次，建立健全实践教学体系。一是打造创建旅游产品设计体验中心或者创新实验室，收集保存典型的地方民俗、自然风光、旅游工艺品，便于实践教学操作。二是开发旅游产品制作实践基地并与地方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民艺制作中心合作，学习相关技艺技能，拓宽设计视野。三是将实际操作能力和理论专业知识相结合，植根于地域文化，更好地研发和设计创新性的旅游产品。
1.3探索新的教学模式，突出地域文化优势
在传统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过程中，倾听该学科领域的名人讲座，观看该领域的最新设计研发成果，采用VR等新型科技成果互动教学，运用讲座教学法、视频教学法、多媒体教学互动法等新型的教学模式来提升教学效果。以课堂为创新实践基地，以政产学研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向导，灵活运用课堂组织教学，突出地域文化优势。
2课程教学改革的措施
2.1调整教学内容，优化课程设计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具有足够的主观能动性来合理安排和调整相应的教学内容，而不是按部就班，根据教材和教学大纲生搬硬套。课程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旅游产品概述、现有旅游纪念品分析、旅游产品专题设计案例分析、旅游产品的开发与创新、旅游产品专题设计与制作。前四个课程内容主要是理论讲授，在“现有旅游纪念品分析”这一主题教学中，将地域性旅游产品分析和之后的旅游产品调研报告相结合，形成呼应式教学思路。在“旅游产品的开发和创新”这一主题教学中，将地域文化应用于旅游产品设计的思路、方法和手段，作为贯穿这一主题教学的重点解析内容，便于更好地实现接下来的教学任务。旅游产品专题设计与制作这一课程内容主要是实训。调整后的实训课时比例占较大成分，在教师的指导以及实训课任务的安排下进行教学，这种课程设计满足了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锻炼了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在这样的课程设计当中，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动性对地域文化进行调研分析，并总结出分析报告，得出分析结果，从而牢牢把握地域文化和课堂之间的联系。学生不再停留于“网络调研”这个虚拟平台中，而是能够实实在在地走进市场，观察、总结出第一手资料作为设计主题定位的依据。学生对相应地域文化主题的挖掘和理解透露出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和实效性，通过对实际主题进行设计与制作的方式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及时对课程的教学内容作相应的调整，以利于学生更好地接受和学习本课程。
2.2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和手段
在传统内容教学的基础上，根据地域文化特色以及市场发展的需求，将主题式教学、项目式教学、以赛促学等教学模式和相应的教学内容结合。根据当下的教学内容和外界的直观联系，在讲解地域性旅游产品分析和旅游产品调研报告这一块内容时，可以采用主题式教学，主动选取相应的地域文化元素作为教学项目调研分析主题，在检验教学成果时，采用项目式教学，接受教师指定的主题来进行相应的调研分析，目的在于将相应地域文化主题的内容和分析报告研究到位。调整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或手段，运用教学互动，促使学生主动探究学习。基于地域文化的教学将文化属性作为一个重点内容归入旅游产品设计教学中，对文化元素、文化基因进行研究和挖掘，从而在教学过程中试验出最佳的文化植入设计方法，打造城市旅游名片自己独特的属性，使其具备市场辨识度，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和消费者。理清教学过程中教与学之间的关系，通过与地方企业合作和项目教学，立足市场，突出地域文化，开发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产品。作为城市名片，打造旅游品牌。在传统教学课程重理论轻实践的影响下，学生的思维模式处于一种被引导、被灌输的状态。当下学生在具体主题教学过程中，做市场调研的态度充分反映了上述情况：调研结果不真实，调研数据不准确，调研论据老旧，基本上都是在网上搜集已被证明的陈旧的不具备时效性的论据调查数据。因为传统课堂封闭式教学限制了学生的自主思维，一旦离开网络，离开电脑，学生的惯性思维就被切断，无法跳出现有传统课题教学的局限。因此，这一情况必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运用当下先进的教学设备、与时俱进的教学思想、教师个人教学魅力，将旅游专题设计教学课堂营造成轻松、活泼、积极主动的教学氛围。
2.3灵活运用教学手段
第一，灵活运用先进的教学设备。目前，高校注重的教学是课下教学的互动性，出现了新的学习模式，如慕课和翻转课堂、微课等网络课程，以及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教学手段，将教学过程中的声、音、色、貌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旅游专题设计课程本身存在特殊性、依附性，要求在教学中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将学习主动权移交给学生，提高学生学习时的自主性，提高教学效率。第二，灵活运用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关于旅游产品的学术研究较为丰富，有不少关于旅游产品的课程教学改革的措施和方法。但是在当下的教学环境下，必须采用先进的教学理念，与国际大环境接轨的教学思路，具有前瞻性的教学思想，这样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做到真正的教学延续，促使学生在学习接触本门课程时能够在原有理论知识的引导下，吸收新鲜的理论知识，为学生今后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灵活运用教学评价。教学评价本身具有一定的教学约束力，通过平时成绩、平时考勤以及方案设计、方案制作和期末综合材料几个方面展开，对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给予客观评价是对本门课程教学效果最有价值的反馈。将院校所在地域文化作为教学重点内容，相应的调研报告、设计方案所展现出来的对文化基因的提炼和表现便成了评价的重点考察内容之一。因此，要通过灵活运用教学评价考察教学内容的教学重点，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
2.4灵活运用教师教学的个人魅力
教师在传授课程知识的过程中，是一个无比重要的角色：既是知识传授者，又是引路人。因此，教师在传授此门课程的过程中，个人的学识、见识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从目前学生上课的普遍情况来看，学生对按部就班的教学模式是难以买单的，而案例教学、主题教学、项目教学的嵌入式教学方法，学生更乐于接受。这些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或者相关主题的教学科研经历，或者相关的其他经历，以利于在教学中调节教学氛围，带动教学效果。再者，教师个人的学术涵养、人生阅历对教学效果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学校相关机构有责任也有义务对教师个人知识结构的提高、经验的积累提供平台和机会，让教师有时间、有机会走出去学习新的知识，探究本门学科的新动态。尤其是对旅游产品教学设计课程来说，地域文化的固有性和设计领域的动态性，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及时了解新的设计动态，了解国家国际旅游行业的动态，关注旅游产品消费趋势，适时灵活地调整教学方法和手段。
3结语
地域文化的固有性和人们审美认知的动态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在旅游专题课程教学过程中，对传统地域文化的剖析和解读，必须紧抓当下人们的消费观、审美观。结合教学内容，研究和开发具备地域文化魅力的旅游产品，引导人们的消费和审美，推动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课程改革的目的在于追求精神上的愉悦感和心灵上的归属感以及文化上的认同感，促使旅游专题设计突出地域文化基因的传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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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人力资源管理是铁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是铁路运输企业提高生产能力，增加效益的有力手段之一。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开发和应用，能有效地提升铁路运输企业运营质量，发挥铁路运输的优势。本文就铁路运输企业中应用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和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提出了铁路运输企业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
尽管铁路系统近几年在生产力布局和生产组织方面做了调整和改革，实行了路局直管站段，使得站段的生产组织、劳动组织、作业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铁路运输企业已逐步走向市场化，但由于铁路系统职工在思想观念上对人力资源管理认识的滞后，铁路系统自身体制的制约以及铁路系统生产管理制度上不够完善等原因，人力资源管理并没有实际应用到铁路运输企业生产当中。
1人力资源管理应用于铁路运输生产中的意义
铁路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交通命脉，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决定了人力资源管理在铁路运输企业生产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目前铁路运输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着配置不科学、结构不合理、缺乏战略规划等问题。只有解决了铁路运输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才能有效地提高运输效率和运营效益。
2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原因
2．1企业文化方面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凝聚人心、展现企业风采的核心，它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理念，在解决企业外在适应性与内部整合问题以及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加强，在企业内部形成统一的价值体系，并制定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在精神文化层面激励员工，使得员工的个人价值取向趋同于企业价值观，以此来增强企业凝聚力。
2．2安全生产方面
在铁路大提速、管理体制改革、运输生产力布局调整的背景下，铁路运输安全的形势和要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由于铁路运输具有高度集中、“大联动机”的特征，因此要做到铁路运输的安全，必须从人、机、环境、管理等方面着手。其中，运输任务的完成涉及大量的人员，对运输安全起着决定性作用。借助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实现铁路职工之间和睦共处、协调共事，能更好地、安全准确地完成运输任务。
2．3经济方面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比增加或更新铁路在线路、信号、机车、车辆等硬件设施所获得的效益更为明显。虽然现在铁路运输企业已经有了人力资源管理的观念，但是所投入的人力、财力远远不及在硬件设备上的投入。
3人力资源管理在铁路运输企业生产中应用的措施
3．1树立创新理念，建立企业文化
营造融洽和谐的文化氛围，通过促进企业员工生产效率提升来提高企业文化对员工的引导力、号召力和凝聚力。作为铁路运输企业，我们应当充分发扬高铁精神，在规范化、高速化、信息化的高铁时代，建立起铁路企业的核心文化。
3．2建立合理的制度保障体系
3．2．1完善人力资源配置、预测制度
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是一个企业长久生存、富有竞争力的有力保证。通过有效的市场配置把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源，配置到最合理、最能创造价值、最有效率的地方，使得生产要素配置始终处于最佳状态［2］。
3．2．2加强人才培训、培养制度
通过建立健全人才培训、培养机制，不仅给铁路职工提供不断学习与提高的机会，使得他们在劳动技能、设备操作、管理方式等方面有进一步的提升，也使得他们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激发职工的工作激情和创新热情，为铁路企业稳定长远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3．2．3实行绩效管理，健全考评制度
企业员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薪酬问题，因此解决好薪酬、奖励等问题，建立起合理的绩效薪酬制度，无疑是人力资源管理当中一项重要的举措。通过改革绩效管理，健全考评制度，业绩与效益挂钩，让铁路员工具有忧患意识，将目标由“不违章违规”转变为“提高业绩效率”，让企业员工在企业内部有满足感，提高工作热情，积极投身于铁路运输工作。
4全面提高企业职工的综合素质，让安全生产观念深入人心
安全生产是铁路运输工作的关键，这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和技术支持，也需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变少数人管理为全员管理。在员工上岗培训及培养发展的全过程，始终贯彻安全第一的观念意识，强调以人为本，全面提升铁路员工的综合素质。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举博．铁路运输安全管理的几个重点问题［J］．理论学习与探索，2008（5）．
[关键词]企业区位选择；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学传统区位理论认为，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市场需求、资源禀赋因素、集聚因素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经济政策环境等其他因素。通过对人类经济发展历程中区位选择实践的总结，我们发现，传统区位理论讨论的各种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失于肤浅，而真正影响企业区位的决定性要素是创新。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区位选择有着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如何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区位环境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追本溯源地从根本上探讨企业区位选择的本质性决定因素，不仅对于区域经济理论而言有其理论进步意义，而且对于指导区域经济发展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传统区位理论及其弊病
(一)企业区位选择的内涵
区位一词来源于德文“standort”，英文译为“location”，意指经济活动单位(包括企业和区域)在以地理空间为背景，由相关经济活动所构成的经济空间中的位置。企业区位选择，是指企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通过选取某种评价策略对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综合评价，选取出最优的投资、经营的地理位置。其中，既有经济区域的选择，也有厂址的确定。现代企业的区位选择，更主要的是企业经济区域的选择。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就表现为一个区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
(二)传统理论关于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
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是区域单位的企业进行空间配置的外部约束因素，区位因素的地域空间差异直接导致各经济区位的优劣。传统区位理论认为，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运输费用、劳动力成本、市场需求、要素禀赋、集聚要素等方面。
1、运输费用。关于运费对企业区位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最早由杜能提出，杜能认为，运费最小是最佳农业区位选择要素。此后，韦伯提出工业运输成本最小化是厂商最优区位因素。
1826年，古典区位理论的奠基人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在《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创立了农业区位论。杜能提出，农业生产利润取决于农产品的成本、价格和农产品产地到消费地的运费。在市场价格与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利润是市场距离的函数，决定利润的只有运费，而运费又由距离和运费率来决定。每一种农产品运费率不同，因为各种农作物都有最远可运距离，因而在什么地段种植什么农作物，要视其与城市的距离而定。
1909年，工业区位理论奠基人德国经济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发表了《工业区位论》，探讨了工业区位的移动规律，论述了影响工业区位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大小。韦伯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其他因素如政策、政治制度、民族、气候、技术发展差别等不起作用，则工业区位的理想位置就是使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需要运输的里程和货物重量为最小的地方。
2、劳动力费用。关于劳动力费用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最早主要是韦伯提出并论证的，后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同。韦伯认为，假定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工业区位，实际对区位作用的因素主要是运输费用和劳动力成本。企业首先选择在运费最小地点生产，然后，劳动力成本的节约大于运费增加时，企业会选择在低劳动力成本的区域内生产。运费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空间规律性，而劳动力费用则不具有这种特性，它是属于地区差异性因素，是导致运费形成的区位格局发生变形的因素。
3、市场需求。关于市场需求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费特尔提出的市场需求论、德国地理学家克斯泰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地理经济学家勒施提出的市场网络论。其核心观点在于，任何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销售量，取决于消费者数量与市场空间的大小。但是最基本的是运输费用和生产费用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并且这两种费用的高低与市场空间大小成反比，运输费用和生产费用越低，市场空间就越大，市场竞争力就越强，工业企业的生存和获利的空间就越大。
4、资源禀赋。资源禀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源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由于学界认同资源禀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而俄林的资源禀赋论被看作是一般区位理论。俄林认为，由于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决定了国际分工和国内工业区位的形成。在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区域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工业区位取决于产品运输的难易程度及其原料产地与市场之间距离的远近；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工业区位取决于各地人口工资水平、储蓄率和各地区价格比率变动等。工业区位的移动既与已经形成的资本和劳动力配置的历史格局有关，也是生产要素在各地区之间重新配置和均衡关系变动的结果。
5、集聚因素。集聚因素指许多企业由于地理上的邻近而具有的经济效应，是单个企业孤立地在某个区位生产所无法获得的优势，包括专业化分工、交易费用的节约、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信息共享、知识与技术的扩散等。关于集聚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韦伯、马歇尔、格斯特等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韦伯较早就研究了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以及集聚分散几种最重要的因素对工业区位的作用，指出了集聚带来单位生产成本下降和利润的增加。之后，“新的产业空间”学派的斯哥特、斯多波等也认为，现代企业生产应采取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强调企业之间建立在一体化基础上的物质联系，集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约运输成本，取得外部规模经济。“新产业区”学派的巴格那斯科等认为合作创新影响企业集聚，从而影响企业区位选择。
6、多因素复合作用。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美国学者埃德加·m·胡佛、艾萨德等人，综合了韦伯、俄林、勒施等人的论点，提出了对工业区位的多种成本因素综合分析，即认为最大利润原则固然是确定工业区位的基本条件，但最大利润原则的实现必然同自然资源、运输成本、工资成本、地区居民的购买力、工业品销售范围和渠道等等有关。
此外，也有学者从国际投资角度论及区位选择应考虑东道国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因素、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等方面。
综上所述，传统企业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理论的基石，对现实工业布局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传统企业区位理论对创新与企业区位选择关系的研究非常缺乏。尽管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传统企业区位理论都没有考虑创新问题，各个流派也都呈现出对创新的漠视。事实上，创新是最深层次的区位选择影响要素，创新对传统区位理论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中每个因素都有本质的、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虽然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是表层意义上的，它们都是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结果。
三、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
(一)创新及其构成
1921年，创新理论的开创者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这个经济学概念。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人生产体系。此后，关于创新也出现了不同角度的界定。本文沿用熊彼特对创新的界定。但与熊彼特以企业为出发点的创新又有所不同。第一，熊彼特强调创新是企业家行为，而本文的创新则既讨论主要由企业推动的技术创新、生产组织创新，也探讨主要由政府实行的制度创新。第二，创新有丰富的内容，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由于研究角度的需要和资料所限，本文仅探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技术创新是指与新产品的制造、新工艺过程或设备的首次商业应用有关的技术、设计、制造及商业活动。它包括：(1)产品创新；(2)过程创新；(3)扩散。制度创新，即社会游戏规则的改变，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社会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从而产生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经济学讨论的制度创新虽然可以兼论企业和政府，但其“经过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前提也隐含着该概念是针对企业而言的涵义。本文在探讨制度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时主要讨论政府宏观的制度创新问题。这也是本文的创新概念与传统的创新概念的不同之处。组织创新就是通过调整和变革组织结构及管理方式，使其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及组织内部条件的变化，从而提高组织活动效益的过程。
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得到世人公认，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显在的主要动力。
(二)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因素的作用
如前所述，创新是最深层的企业区位选择因素，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和作用。创新对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在其对传统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中有充分的体现。
1、创新对运输费用因素的作用机制。如前所述，运费因素在早期的区位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而随着产业技术的进步，运输手段、运输方式、运输企业管理方法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创新在运输费用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中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第一，技术创新使运输手段日益先进，物流信息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运输效率不断提高，也使得运输费用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变小；换言之，技术进步使得同等运费条件下运距更远，运量更多。这种趋势使得企业在区位选择时越来越少地考虑运费对其盈利目标的影响，而转向考察其他因素。第二，社会制度的创新或经济政策的变更也对运输要素有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导人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也在政策上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国际运费最省的沿海地区。这不仅使国内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倾向于国际运费最省的沿海地区，也使得国际企业在对华投资上也顺理成章地选择沿海地区以兼收政策优惠和运费节省之利。第三，企业的组织创新，特别是物流企业“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企业通过将物流部分的职能转移到专门的物流企业，实现了组织结构的精简和自身经营范围的专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这和技术创新一样，具有使运费对企业区位选择作用减少的效果。
2、创新对劳动力费用因素的作用机制。劳动力费用曾是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创新对劳动力费用也有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第一，技术创新对劳动力费用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有两重作用。一方面，机器设备的技术革新，生产技术的自动化、无人化，排除劳动力，降低了劳动力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的地位。因而也削弱了劳动力费用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同时也要求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给企业增加了劳动力培训费用的负担。但企业还是愿意选择熟练劳动力丰富的地区，特别是创新型企业，对高水平劳动力供给能力的区位仍然有较强的选择倾向。第二，制度创新，特别是教育制度的进步对劳动力费用的区位意义有着削弱的作用。随着教育普及，一国国民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基本达到了一般产业工人所要求的知识水平，这种趋势使得一般产业的劳动力费用选择意义越来越受到削弱。特别是随着社会劳动力的高学历化，劳动力费用的选择反而出现了悖论，即社会劳动岗位不需要那么多的高学历，于是要么企业选择一般学历偏低的区域，要么出现就业者的学历使用浪费现象。第三，组织创新普遍具有节省劳动力费用从而降低劳动力费用对区位选择影响强度的效果。例如，跨国公司把选择低廉劳动力市场作为其总体战略之一，所以选择投资发展中国家。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位选择则可能不再主要受劳动力价格约束，而选择政策、市场等条件较好的区域。以学习功能为主要目标的创新组织的企业集群，通过知识溢出效果，就可以节省研发过程中的人力成本，而不必专门选择劳动力低廉的地区。
3、创新对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传统区位理论关于市场因素的分析，主要讨论了企业生产成本与市场空间大小的关系。但是，传统区位理论基本上讨论了区位选择对市场划分的作用而非市场对区位选择的意义。客观上，市场的确是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参考因素，市场是否成熟和丰厚决定了企业区位选择的成败。而其中，创新更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第一，市场要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区位是否贴近市场上。这里，具体表现在运距以及运输成本的区位意义上。因此，前文论及的关于创新对运费的作用问题对于市场同样有意义。即，运距越短、运费越少，就越是可以视为满足市场要素的区位选择目标。而创新对运费在区位选择中作用程度的削弱，同样也降低了企业区位选择中对市场要素的要求。第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在一国内部受到削弱的市场要素在国际贸易受到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限制之后成为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时的重要动因。企业为了进入进口国市场，主动选择在进口国设厂进行生产。进口国采取的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等进出口制度是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区位的制度创新前提。而跨国公司这种生产组织创新的产生本身则是企业区位选择中市场作用的结果，而且进一步使得跨国企业选择进口国市场的方式大行其道。第三，创新对市场的生成有重要的培育作用。在理论上，技术创新可以培育一般市场。而一国的制度创新可以培育政策优惠区域的市场，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深圳、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政策优惠市场。同样，企业的组织创新也可以培育一个区域的产业优势市场，例如，美国的硅谷这种产业集群方式培育了这个区域的it产业优势，使得it类企业愿意选择这种市场来作为企业区位。
4、创新对资源禀赋因素的作用机制。资源禀赋理论解释了国际分工的生产原理，亦解释了生产据点在国际间的分布问题，同时也解释了整个世界的厂商区位选择问题，因而，资源禀赋理论才具有解释区位选择的一般性意义。在资源禀赋理论看来，土地(包括与土地天然附着而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资本、劳动是决定生产区位的关键因素。但是，俄林的理论以世界平均生产技术水平一致为前提，排除了技术创新这一根本性创新的作用，因而在解释现实问题时遭遇“里昂惕夫之谜”而不能自圆其说。事实上，在资源禀赋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问题上，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都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技术创新决定了自然物质成为资源。回顾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所有自然物质被发现为有用的经济资源都源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进步，源于人类掌握了某些技术，发现了某个自然物质的用途并赋予它经济价值，这个自然物质才成为资源。没有技术创新，稻谷只是杂草，矿物只是石头而已。所以，技术创新使得人们认识到自然物质是经济资源，才使其产地成为自然资源优势的区位供企业选择。第二，制度创新对可流动资源(劳动力、资本)具有集聚效果。这是因为，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制度的优惠或苛刻必然令企业避害趋利，于是大量资本涌入政策优惠区位，使得该区位成为资本要素丰度较高的地域。而同样由于政策的优惠，使得企业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利润的扩大必然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从而导致劳动力资源的集聚，使政策优惠区位成为劳动力资源丰裕程度较高的区域。这使得企业在区位选择时愿意选择资本、劳动力丰度高的区域。第三，技术创新、组织创新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资源丰裕程度先天地决定于一个区位资源的拥有数量和质量，后天地取决于资源的利用方式。就企业而言，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就是在同等资源前提下创造出更多利润的过程。在此，技术创新可以通过生产技术的进步，实现原材料、劳动力的节省，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推出新产品获取超额利润。组织创新则可以通过生产组织的改良节省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效率，使得拥有技术创新优势和组织创新优势的企业能够在资源丰裕程度既定的前提下进行区位选择。
5、创新对集聚要素的作用。企业在区位选择时对集聚因素的考虑，既有产业链带来的必然要求，也有共享基础设施以节省交易费用、共享知识以降低研发成本、保持企业技术优势的需要。第一，技术创新是产业集聚形成的根本原因。技术创新的产业集聚效果，源于技术创新为一个产业带来相关的技术需求，使得这些资源为满足已有产业的技术需求而集聚起来。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要求产业间的合作，要求产业链的形成，而这个产业链的形成就源于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所能够认识到的自然物质。譬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炼铁需要热能，而人类认识到的热能提供物质则是木炭或煤，于是煤钢生产往往集聚在一起。这种产业链的紧密联系要求技术上的相关企业必须选择这种区域来设厂。企业的集聚，带来劳动力的集聚，从而带动服务部门的发展、城市化的进步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这种区位环境的不断完善过程，进一步推动企业愿意选择这种区域来共享基础设施，并直接进入市场。第二，制度创新促进产业集聚。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调控，国家硬性配置产业区位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逐步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使得企业逐步向区位优势强的地域集中。同时，区域经济主体的地位得到确立，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出台优惠政策，也成为吸引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沿海开放地区成为政策优势非常显著的区位，造成了全国资源大量向沿海流人的极化现象。第三，组织创新推动企业选择集聚区位。这种现象突出体现在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弹性专精企业，通过加工组装企业系列的建立，逐步形成了稳定的产业加工配套企业的集群。以it产业为代表的企业群，为了获取不断的技术创新成果，享受知识溢出好处，形成了很多创新网络。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这种产业集群区域作为设厂区位。
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产生在19世纪中叶欧洲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一种异质文化成果，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明显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要在中华大地上播种、发芽、开花、结果，实现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中国化，就要把来自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文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文艺实践和理论发展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有所拓展、有所创新，创造新的理论成果，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伴随着“西风东渐”的时代洪流而揭开序幕的。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华大地上播撒、成长，创造了深为世人瞩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辉煌业绩。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程，大致分为以下五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27年，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初步探索时期。
马克思的学说最早传人中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但当时只是作为蜂拥而入的众多西方学说中的一种，并没有形成思想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中国命运、进行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而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选择和接受，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确立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改造社会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被中国进步的作家、艺术家所接受，成为他们用来分析和解决中国文艺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
是中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代表，也是“五四”时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杰出思想家。他于1918年撰写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评介了俄国诗人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认为“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1919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中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的一段经典论述。同年，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提出了发展新文学的主张，要求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并指出“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运动的土壤、根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评介俄罗斯文学，热情呼唤中国新文学的产生，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文艺问题的最早体现。
继之后，一批从事宣传和青年工作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作家邓中夏、恽代荚、箫楚女、、沈泽民、沈雁冰、郭沫若、蒋光慈等人，在《新青年》、《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艺术的社会属性，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革命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1924年，萧楚女发表在《中国青年》第38期的《艺术与生活》一文，从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一种来分析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批驳了“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创造一切”的唯心主义艺术观，强调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他说：“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底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底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沈雁冰的长篇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文学艺术问题的范例。他从无产阶级艺术产生的条件，无产阶级艺术的范畴、内容、形式等方面，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理论主张。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呼吁革命的文学家“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写出“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艺术主张和见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文艺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理论成果，代表了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初步探索。他们的艺术主张和见解尽管还不够系统，在理论上也欠成熟，然而，这是处于萌芽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初步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文艺政策的最早体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生具有积极的开拓和促进作用。
第二阶段：从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到1937年，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运用时期。
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由于某些明显的偏差，引起了进步文学阵营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在论争过程中，双方都体会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寻求“新的武器”，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翻译、传播的热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译介，使得1929年被称为“社会科学年”。鲁迅、冯雪峰编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陈望道主编的《文艺理论小丛书》等，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著作翻译成中文，“借以煮自己的肉，以救正革命文学论争的偏颇”。此后，中国左翼文艺界才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成为指导中国文艺实践的“科学的艺术论”。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还创办了《萌芽月刊》、《文学月报》、《文艺研究》、《译文》等刊物，发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翻译和介绍文章，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文艺论著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例如：1930年，冯雪峰根据日文版转译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论新兴文学》为题发表在《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2年，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艺术观。1934年，克己、何畏译的《托尔斯泰论》，收有列宁论托尔斯泰的4篇文章。1936年，郭沫若从德文翻译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神圣家族》节录)，介绍了马克思的艺术真实论和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观点，是中国第一部直接译自原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论著读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艺论著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也促进了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建设。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条件。
左翼艺术家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同时，还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体系付出艰辛的努力。左翼艺术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了文学的性质和社会功能，认为文学属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之一，并确认了文学的阶级性。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了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左翼文艺界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冯雪峰、郑伯奇、冯乃超、沈端先、钱杏邨、周扬等纷纷发表文章，对文艺大众化的目的与任务、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及文学语言的大众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左翼艺术家还把文艺大众化付诸实践，大力提倡戏剧的大众化、音乐的大众化和面向工农的大众美术，为实现革命文艺和人民大众的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红色的30年代”，左翼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创作硕果累累，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流传至今。与此同时，在文艺论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也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左翼艺术家与资产阶级文人新月派的斗争，与反动当局支持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斗争，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以及左翼电影与“软性电影论”的论争、左翼音乐关于新音乐运动的辩论，都批驳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批评和教育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文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基本原则，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
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人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艺术论》和苏联的《文艺政策》等著作，为左翼文艺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在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及“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论争中，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宝库。瞿秋白系统地译介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文艺发展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等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冯雪峰不仅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方面，功绩卓著，而且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作家作品，在文艺论争中阐述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周扬在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发表的文章，宣传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他于1933年11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最早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文艺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三阶段：从1938年至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的成熟期。
左翼文艺运动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绩，但是，它的缺点和历史局限也很明显，特别是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和庸俗社会学错误，使某些批评文章显得生硬、粗疏。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主张。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著名讲演中指出，如果不反对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且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历程中的第一座丰碑——思想。
文艺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产物。文艺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具有严整理论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
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和唯物主义反映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定了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论纲领。不仅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总任务，而且全面阐述了文化艺术中的“中”、“外”、“古”、“今”诸方面的关系，要求批判地吸收和继承古往今来一切有价值的中外文化遗产，为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指明了方向。
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讲话》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艺运动，特别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围绕着革命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中心问题，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阶级性与人性、文艺批评、文艺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要的艺术理论问题。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第一次较为系统的阐发，以其严整的理论形态和理论的创造性，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创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时代要求、深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如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秦腔《血泪仇》，平剧《三打祝家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诗歌《王贵与李香香》，等等。在文学艺术创作沿着大众化、科学化、民族化方向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与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以周扬、胡风、郭沫若、蔡仪等人的贡献最为突出。
周扬认为他是文艺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自觉地以的《讲话》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1944年，周扬根据《讲话》精神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新的人民的文艺》等文章，运用文艺思想评论作家作品，及时地总结了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新经验。胡风在继承、发扬“五四”新文学精神和置身大众化、民族化论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和艺术批评理论。胡风提出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理论，是他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研究上的突出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郭沫若的历史剧理论，既是他数十年历史剧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剧观的继承与发展。蔡仪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在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和美学发展史上的开拓意义，为人所称道。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以唯物主义反映论去分析美学和艺术问题，构建了较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阶段：从1949年至1977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深入探索与曲折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成为中国文艺界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工作，也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影响较大的译本有：《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让·弗莱维勒编选，王道乾译，平明出版社1951年版)、《文学与艺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集》(刘慧义译，50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里夫希茨编，曹葆华、程代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里夫希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1966年出版)、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尼·伊·克鲁奇科娃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此外，我国学者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出版，后多次修订重版，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艺术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如何发展和繁荣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文艺方针、政策，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艺术见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文艺思想。1956年，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艺术和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重大贡献。同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了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艺问题。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他认为，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等民族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因此，他主张发展民族新文艺“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1958年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主张，1965年他在《给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关于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问题的阐述，以及60年代中期他关于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的批语，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这一时期，在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许多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积极从事艺术民族化的深入探索，以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王朝闻在美学和艺术理论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艺术理论建立在丰富的创作和欣赏经验之上，其突出特点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分析艺术现象，在各种对立统一的艺术关系中揭示艺术活动的规律，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张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精当的理论概括，创立了“剧诗”说，提出了话剧民族化和戏曲现代化的主张，为中国当代戏剧的理论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夏衍、陈荒煤等电影理论家在理论和实践上开拓创新，为探索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李凌、吕骥、马可等音乐理论家对新音乐民族化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音乐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吴晓邦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创造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新舞蹈，构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化的新舞蹈理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过于夸大，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出现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和研究工作造成了某些失误和偏颇。1966年开始的“”是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极“左”的文艺路线严重扭曲和破坏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和建设。
第五阶段：从1978年至现在，是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体系与创新发展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在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文艺现实，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根本原理做出创造性的概括和建树，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成果——邓小平文艺理论。邓小平文艺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方向、地位、任务、方针，艺术批评的功能和方法，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艺术人才的培养以及艺术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就使得邓小平文艺理论具有独特的理论创造性、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实践特色，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产生了又一次新的飞跃。
的艺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观点，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导向；“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艺术观念，促进了市场机制条件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在新世纪新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际，科学地阐述了艺术与人民的关系、艺术与“三贴近”、艺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与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邓小平文艺理论、的艺术思想和关于艺术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最新成果。
[摘要]，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在民族危机下各种爱国力量汇聚而进发的救亡运动。本文主要就运动的领导力量，它实现这一空前广泛的社会动员的渠道和途径，从而体现出它是一次真正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促使进步政治力量和爱国社会力量的联合，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通过中国革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革命性、开放性和先进性等方面，来探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意义和价值，明确其时代性和先进性。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5-0048-09
1919年，是中华民族在存亡危机面前，各种爱国力量汇聚而进发的年代。1919年5月4日爆发的，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关节点。的时代特征和先进性突出表现为民族性、群众性、革命l生和开放性。
从北京学生运动发展到上海工人政治罢工，是达到高潮、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关于尤其“五四”上海罢工的领导力量和组织行动等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至今学界仍存诸多歧异。研究、研究系、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等政治力量和会、同乡、同业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或有助于理解上海罢工得以实现的领导力量和政治社会渠道。
一、运动的领导力量：进步政治力量与爱国社会力量的联合
有没有领导力量?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领导力量是什么?学界的认识并不统一。1939年以前，学界一般认为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这种情况，随着20周年纪念，在1939年和1940年连续发表有关的文章而改变。尤其是1940年，提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后，学界开始提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观点，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种观点日渐占据主流位置。1950年，邓拓发表《谁领导了?》一文，指出“，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基础，而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954年，华岗在《史》一书中强调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1962年，朱务善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领导了”的观点。针对此观点，学界展开辩驳。一些学者强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1963年，孙思白指出：五四时期“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还没有诞生，但是这个运动的阶级内容、口号、方向、目标等，凡足以体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诸特点，已经初步的具备了”。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属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范畴”。到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具体提出“以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学者提出“的真正推动和领导者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观点。以上为中国大陆学界80年代中期及以前的主要观点。
这一时期，中国台湾学界“一直有意地忽略‘五四’的历史”。反而是海外学界对的研究颇为重视，包括对运动领导权的研究，与国内学界观点不太一样。周策纵在1960年出版海内外学界关于研究的第一本通论性著作《史》一书，认为促成的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日本对华政策之国内反映，二是留学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活动，使知识分子和新生的经济力量基于共同的爱国意识而结合是核心。1971年，陈曾焘出版《在上海》一书，认为五四时期在上海发生的社会运动是一个民众运动(popular movement)，包括了社会中非官僚的一切民众，而非群众运动(mass movement)。中国社会民众首次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动员团结起来。对于的领导人物，该书强调绝无牵涉任何政治党派在内，它只是一群爱国学生的爱国行动。70年代，叶嘉炽《五四与学运》一文指出，学生是的主角，组织学生联合会，并与社会上的工商团体结合，造成锐不可当的势力，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然而，学生为了寻找一有力量并可倚靠的盟友，对政党发生兴趣，也因此使学运失去独立性。陈明銶《五四与工运》一文指出，自19世纪晚期开始，劳工界的觉悟，逐渐形成组织行动的能力，在时期，劳工界也参与了各项活动，贡献甚著，同时，五四的新思想、社会风气和学界的活动，也深深影响到工会的组织与发展。由于不少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学界人士直接参与劳工组织，于是五四及其后的劳工运动也倾向于政治化①。陈曾焘在《正名》一文中认为，“真正的领导者是谁?……人民的动员是由启蒙知识分子领袖与学生干的，与共产党并无任何瓜葛，也不依赖他们”。不过，海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从1960年周策纵的著作出版开始，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得到大陆学界的关注。
与领导权相应的问题，如运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问题，学界意见同样存在分歧。1962年，朱务善提出“没有共产党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它的爆发是自发性的”，“还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只带有新民主主义的色彩”，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质变，而不是全部质变”。对此观点，学界颇多分歧，有学者对此予以反驳，认为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②。80年代以后，有学者则强调，由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不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
进一步梳理相关学术史，可以发现围绕的领导力量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北京学生运动和以上海罢工为代表的“五四”工人运动，是知识阶层和工人阶级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自发、自愿的学生运动和政治性罢工。“六三”工人大罢工是政治罢工，不是经济斗争，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开始打破行会观念，实行同盟性罢工。这一观点，如前所述，是承继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党史学界、革命史学界将对领导力量的认识延伸到各个具体的阶级力量，因此，五四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也就是整个的领导力量这一观点并发展而来。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领导了“五四”时期的北京学生运动和上海罢工，这是在20世纪20-40年代曾经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经过40年的沉寂后，在80年代中后期又重新提出。到90年代，有学者更明确地提出是的领导力量。对于这种观点，特别是认为领导的观点，从20年代起就受到质疑。1926年，蔡和森认为：“时，整个说来，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后来，也说过：“没有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同乡组织在近代政治运动中具有社会动员作用，与同乡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意义重大的、以“六三”上海罢工为代表的五四工人运动，是在各地同乡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多持此观点，并影响到国内研究者。他们或强调同乡组织在近代政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作用及社会生活中的中介调节作用；或探讨“五四”时期在工人中间存在的社会网络及其在罢工中所起的作用。有的西方学者更强调指出：“动员商人、协调工人、使他们的积极性与学生行动相配合的是各地同乡会。这些团体传播信息，组织会议，抵制洋货和罢工的命令，而且还负责维护公共秩序。另外一些组织就更加激进，如上海学联或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按区域集合当地的商人)，但这些新组织的基层单位仍隶属于同乡会。……6月5日，工人加入到罢工的行列，……运动还是由各地同乡会指挥”。西方学者的视角有独到之处，但在合理地揭示五四工人运动相关重要问题方面难免偏颇。不过，这种观点也有助于中国学者多角度、多层面探索期间传统社会力量与运动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拓展研究思路和史料范围。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的领导力量问题呢?显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两次讲话，对于我们认识的领导力量问题具有经典意义。1939年，在纪念2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是由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不同“社会势力”组成的一个统一战线领导和参加的革命运动。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的这个观点既反映出的群众性，又符合对领导力量的科学、客观的认识，是研究的经典性论断。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僵化、教条、错误理解关于的论断。如认为中上海工人罢工是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自愿、自发的行动，难免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领导力量的论断存在僵化、教条的理解之处；又如，虽认识到包括同乡组织、帮会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在五四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但又忽视了政治力量在其中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渠道，对同乡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内部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分析不够，有过度强调同乡组织作用的倾向。得以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传统社会组织作用的结果，更是国内爱国、进步的政治力量和新旧社会组织作用力交织在一起所获得的重大成果。这可从“五四”工人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应当看到，在1939年和1940年两次对领导和参与力量的论述，确是平实之论。征诸史实，“五四”上海罢工运动，是在民族、独立的大义面前，革命和爱国的政治力量、传统社会组织与工人群众结合爆发出巨大力量的产物。虽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指挥机关、领导力量，但它却是中国进步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形成的统一战线领导的革命运动。
正是所指出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领导力量的“统一战线”，各支力量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着领导作用，汇聚成了的洪流。
二、运动的民族性和群众性：政治领导和社会网络的结合
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其民族性因而得以凸显。同时，在近代中国实现了工、商、学界的联合行动，实现了国内各爱国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联合，是一场广泛动员的、各阶层民众都行动起来的、真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其中，“六三”上海工人运动是达到高潮和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它也是真正群众性的体现。这需要结合上海罢工运动中的领导力量、爱国和进步政治力量究竟对五四工人运动有何影响，又是通过何种渠道来运动工人罢工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认识。
学界基本认同1919年上海发生的56次罢工中，有33次与有关。在期间的上海罢工中，参加罢工的工人所属行业，主要有纺织业、丝织业、机器业、钢铁业、电车业、铁路业、轮船码头业、邮政业、电报业、烟草业、火柴业、印刷业、铜铁业、水木业、漆业，等等。在这些罢工中，同乡、同业和帮会组织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等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构成的爱国政治力量统一战线领导五四工人运动过程中，同乡、同业、帮会等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联结、发动作用。积极引导社会基础广泛的传统社会组织加入到中，也是群众性的重要表现。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包括爱国学生在内的爱国知识界，是上海罢工为代表的“五四”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力量。他们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思想启蒙，使国民对民族救亡行动“若观对岸之火，熟识无所容心”的状况发生根本改变。上海罢工前夕，工人一再声明罢工是出于自愿的。他们说：“我们都是穷人，但我们绝对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惨不忍睹的”。不过，这类话语并非缺乏世界知识的工人所能“自发”讲出来的，实际上，这从反对“二十一条”、《中日共同防敌协定》以来，就是爱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口中、宣传中经常的话题，从知识界弥漫到了工商界乃至工人中间去的。甚至在留美学生中也充满了这种话语。当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传到留美学生中间的时候，一部分学生就提出，“中国应当战斗，学习比利时的抵抗而不是朝鲜的屈服”。虽然早期共产主义者、爱国学生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也遇到过工人的拒绝，但影响力是现实存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积极加入到利用、引导传统社会组织网络，通过激发其革命性来发动工人运动的行列。
不仅早期共产主义者，其他爱国政治力量成员也不断向工人宣讲“朝鲜亡国惨史，及青岛山东失败，关于吾人生死存亡”，在求新厂向工人宣讲的吴琢之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关系密切，还是中华工业协会的重要骨干。虽然运动发生时，仍处于明存实散的状态，没能以统一、有力的革命政党面貌来领导运动，但各政治团体在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领导作用。人蔡元培、接近的罗家伦等学生在五四学生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当运动中心由北京转向上海的过程中，中华革命党()上海总部的重要成员邵力子、叶楚伧等人及其影响的复旦大学学生团体起到重要作用。在上海罢工运动中，是一支重要领导力量，与关系密切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党(中华民国工党)、中华工会等早期新型工人组织均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组织的影响力遍及上海工业界绝大多数行业。
传统社会组织起到连接进步政治力量和工人的桥梁作用。五四前夕，人汇聚上海，成立了各省同乡会，作为发挥革命力量的桥梁。同业组织出面组织的罢工，也充满了政治力量和传统社会合力作用的内容。纺织业、丝织业的罢工，丝业公所发挥着作用；印刷同业组织在印刷业的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水木业、漆业的罢工也是以同业组织的形式进行的，等等。但是，传统同业组织并非孤军奋战，它们与早期新型工人组织在罢工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实行同业全体罢工的机器业、钢铁业、电车业、铁路业、轮船码头业、邮政业、电报业、烟草业、火柴业、纺织业、丝织业、印刷业、铜铁业、水木作、漆业等，与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早期共产主义者等政治力量有关系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党等工人组织有着密切关系。虽然不同行业、工种的工人在罢工中的具体表现存在着多样面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民族危机面前采取共同的行动，他们通过同乡同业组织、在爱国进步的政治力量的介入下准备开展持久合作。在机器业、钢铁业、铜铁业罢工中，铜铁机器公所和中华工党的作用是很突出的。6月6日，求新厂工匠呼吁“工界中人……全体罢工，与商学界一致行动”。6月8日，铜匠公所“开全体会议。铜匠之到会者计千余人，公议对于时局办法，决定自今日(9日)起，同业全体一律罢工”。9日，铜铁匠工人实行罢工，“各由各帮领袖组织百余人为一队，手擎白旗，……示作商学两界后盾”。6月12日，当上海罢工第一波高潮趋于衰减时，2000多名技工、工头和普通工人聚集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会所——四明公所，议决成立一个工人组织来领导罢工进行到底。
在“五四”上海罢工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不仅有同乡同业组织、具有进步政治力量背景的早期新型工人组织，传统社会组织中的帮会在爱国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积极作用。瞿秋白就说过：“五四上海第一次总罢工，……也居然能以旧有的会党式的工人组织自行指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这一状况。
新型工人组织与帮口、帮会的联合，是进步政治力量发动工人运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五四”时期上海罢工中率先行动的是日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2万余名工人。作为日资兴办的内外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日民族关系紧张的状况下，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在这种民族危机背景下，5月中旬，与进步政治力量关系密切的中华工党和中华工业协会等早期新型工人组织在日资棉纺织厂工人中进行活动是必然的，但其活动的局限性，使它们仍须通过同乡会、行会、帮会来进一步产生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发动者、摇纱车间工头李凤池，是中华工业协会骨干，又是洪门会党成员。这种看似不得已的结合，却较大程度地发挥出政治力量在工人运动中的关键作用。中华工党是“五四”时期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有关的上海工人运动组织，在水木作、漆业、印刷业、机器业、铁路等行业中有重要影响力，其领导人韩恢既是人又是青帮首领；“五四”前后上海工人运动颇为活跃的鼓动者和组织者朱卓文，既是洪门首领之一，又是中华工党创始人之一。一些进步的工商业资本家不仅在“罢市”斗争中发挥着作用，在罢工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邓中夏也说过，上海工人“此次罢工据说有些简直是资本家命令罢的”。在上海大罢工中表现突出的求新机器厂工人罢工，得到求新机器厂经理朱志尧等的支持。上海厚生铁厂厂主朱卓文也大力支持本厂工人参加大罢工。
学生运动与上海工人罢工也有密切联系。除了学生在工人中进行爱国宣传外，中，上海复旦大学校工组成中华工界联合会的第一个分工会，并联系各学校校役组建中华工界联合会总会，与上海的核心复旦大学学生团体联系紧密；中华工业协会骨干李大年是归国留日学生，在上海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都发挥着作用，等等。这一切说明，在“五四”上海罢工中，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结合。
综上可知，作为一次广泛动员的、真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不仅有学生总罢课、工人阶级的同盟性罢工，更有国内各爱国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结合，并积极引导传统社会力量加入到民族救亡的爱国运动中。这正是群众性和民族性的典型体现。
三、运动与革命：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升华
的革命性和开放性，不仅体现在进步的政治力量和爱国社会力量的结合，还体现在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经验的总结，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
十月革命和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还使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得以重生。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的观察和借鉴，对经验的总结，直接推动当时中国两大革命政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正在改组的中国，以苏俄为榜样来进行民主革命。正是这两大革命政党的合作，造就了大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后，国共两党都在真诚地学习苏俄革命经验，总结五四工人运动的经验，但阶级本质决定国共两党理论思维的差异，导致国共两党在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将理论与工人运动实际结合中出现重大差别。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质、原则及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在理论认识上的差别，以及坚持与背弃的差别，决定了国共两党的成败，从正反两方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及其对中国革命成败的决定意义。
人在改造世界的根本理论、处理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以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存在根本性缺陷。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孙中山就有意倡导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他在1915年曾致函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表现出对社会主义运动有独到的见解。获悉十月革命消息后，孙中山受到极大震动，他迅速行动，在1918年“致电苏俄，祝其革命之成功，并鼓励其努力奋斗。时各国正嫉恶苏俄，列宁得总理电，大为感动，视为东方之光明”，为双方建立联系打下基础。他很快任命特使与苏俄接洽，并有了学习苏俄革命成功经验的思想准备。前后，正是孙中山护法运动屡遭挫折，考虑重组一个统一、有力的，全力思考重组政党的理论建构的关键时期。但矛盾的是，孙中山借鉴苏俄政党组织模式的过程中，并未真正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决意建构能铸造一坚强政党和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孙文学说》就是这种期许的产物，“文近著《学说》一卷，除祛其谬误，以立其信仰之基”，并得到党内理论家胡汉民、戴季陶等的了解和支持。孙中山重视通过强大的政党力量发动学生和工农群众起来革命这一苏俄的重要经验，但他因辛亥革命时期对会党的历史经验，而对在中国工人群众中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传统社会组织持僵化的排斥态度。1919年10月，孙中山重组中国，但显然理论建设和政权模式存在距离，加之自辛亥革命后总是站在社会领导的立场和心态来认识问题，出现严重僵化，对苏俄模式和经验、俄国革命中工人阶级的作用、中国无产阶级的实际，都因其理论思维的僵化性而出现种种误读、误解。这些根本性缺陷使改组也未能有效改变其组织松散、乏力的状况，也是导致其变质和失败的深层原因。
共产党人对五四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五四”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瞿秋白、邓中夏、李立三都深刻地分析了在中国“现代式的”工会运动开始以前，在工人中间起重要作用的组织形式，其中“上海劳动运动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这对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至关重要。共产党人并不回避这些传统社会组织，而是正视并深入体察这些传统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存在的弊端，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分析作为秘密社会的帮会力量问题、同乡同业组织问题，思考的不仅仅是限制其封建性消极因素，更多是考虑如何深入到普遍存在于工人中的这些“社”与“会”，接近他们，加入他们，分“离”之，改造之，使之成为革命的力量。这是“五四”后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辉煌历史的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影响之重大是众所知晓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影响同样重大。，促使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转换思想路径，不仅接受并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总结五四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经验，这就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中看到工人阶级伟大力量的先进分子，在运动期间和运动后就自动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到工人群众中去做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早期共产党人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运、学运结合起来。当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工人领袖在面对中国工人的实际情况时，一度也存在着僵化、教条和混乱的状况。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把铲除帮口、改组手工业工会，按照产业性质组织工会，作为党领导工人斗争的基本任务。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指出，“作为一个阶级，工人们决不要分地域，决不要分党派”，“工人们，都应该按照产业的分类法，组织在各种工会里，而且要把各地按产业组织的工会，联络起来，组织各种全国产业总工会”。从长远来看，现代工会逐步取代传统社会组织在工人中的领导作用是适宜的。但是，立足于2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社会的实际，根据当时日本调查者的报告，到1926年，上海工人的80％都属于4种秘密结社(在理教、青帮、红帮、天地会)中的一个，其中最大的是青帮。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教条地按照理论来实施“取代”工作，遭遇种种挫折是可以预见的。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多次遇挫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上海劳动运动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主张共产党员应该重视帮会工作。而帮会从无数次传统起事失败后自我反省，有渴望寻找新思想、新因素的内在需求，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有追随和响应革命的心态。这是“五四”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发动工人运动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
在工人运动实践中，将理论、政策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存在的巨大鸿沟，迫使共产党人在困惑、窘境中作出改变。这一时期，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相比，政策、策略能够根据实际斗争需要而作出灵活务实的调整，同时通过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稚嫩而重要的一步。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改造工人阶级的同时，对于传统社会组织的策略是“只有钻进去，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利用它、争取它”。当时，作为共产党主要工作对象的不熟练工人阶层，同时也是青帮等帮会影响力渗透最深的阶层。因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就是通过加入青帮，在上海小沙渡纺织工厂展开工运工作，在工人中扎下根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在工人运动中，还投入大量学生组织工作者，以求养成工人的阶级意识。1922年，李立三在湖南与旧式工人组织头目(工头)的哥老会(红帮)首领喝“鸡血酒”，得到其支持，使多数参加了红帮的安源煤矿工人参加罢工；1925年，他在领导上海“五卅”运动时灵活调整策略，与青帮的徒弟和小头目结成良好关系，使之与大头目分离，实行“在青帮内部展开阶级斗争”的策略，取得成果。
与此相对应，传统社会组织也不断适应这种新的时代性变化。比较起来，传统社会组织中，秘密社会性质的帮会是最难以驾驭的。而地域性同乡帮口中，其首领与同乡工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行为较为正常，中共工人领袖采取交朋友的办法，把他们团结到党领导的工会中，让他们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这是工会组织得以在传统组织力量强大的工人群体中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1921年底，党组织派包惠僧等人团结京汉铁路工人中的湖北帮杨德甫、江南帮黄桂荣、福建帮林祥谦等帮口领袖组织京汉工人俱乐部，极大地促进了京汉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使林祥谦等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领袖。
中国共产党以灵活务实的策略，取得显著成绩。但是必须看到无论是帮会还是同乡、同业组织，在组织工人进行经济和政治性罢工斗争时，一般都具有两面性，既有被激发革命性的积极一面，也有被旧势力利用来对工人进行分化和破坏的消极一面。这种两面性同时也出现在传统社会处理与政党的关系上，这一点在“四·一二”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记述的在“五四”时期上海罢工中“李凤池是六三的领袖，曾坐过牢，以后变成工贼”，就很有代表性。这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和分析工人中间存在的各种势力，总结五四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充实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广泛动员的、各阶层民众参与的、具有全民性质的、真正伟大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虽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领导机关，但它却是中国进步的政治力量和爱国社会力量形成的统一战线领导的、各阶层民众都行动起来的革命运动，实现了空前的社会动员，开始在世界上主动为争取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民族性、群众性、革命性和开放性，就在于它不局限于一党一派的运动，广大知识分子、学生、各爱国党派走向社会，与各社会阶层发生联系，将政治力量的领导力和同乡、同业、帮会等传统社会组织网络的发动力充分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升华，尤其是推动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对社会动员经验的总结，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群众运动发展为中国政治和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则路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萌生的坚实基础，这是中国民主革命成败的一大关键。
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海纳百川的理论觉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宽阔的理论胸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开放体系的杰出体现，表现出远胜于中国的理论勇气和成熟性。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彻底的革命f生和开放性，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革命性、开放性，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今天成就的根本和保证；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僵化，导致了它的变质和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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