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确立研究专题
确立研究专题，是搞好专题研究的重要前提。在确立研究专题时，要注意考虑如下几点：
（一）要选择目前教学中大家既感兴趣、又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研究专题。
大家只有对所确立的研究专题感兴趣，才会有研究的热情，才容易营造出一种研究、争议的气氛。例如：在素质教育全面推进、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再去孤立地研究字怎么识、词怎么解、某一种类型的课文怎么教，教师研究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教师感兴趣的问题会很多，也会各式各样。因此，只有选择大家共同关注、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研究专题，这样的专题研究，意义、价值才重大。例如：在目前的课堂教学中，教学结构封闭、压抑，教师“统”得严、“牵”得紧，未能还“自主”给学生，如何切实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现象是比较普遍存在的，这有悖于素质教育的要求。因此，在确立研究专题时，就可以抓住这种现象，着力研究如何优化教学过程，真正解放学生的脑和眼、手和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这是实施素质教育，发展学生个性潜能，培养学生能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及效率的首要问题。
（二）要抓住目前教学中亟待解决的、又是根本性的问题作为研究专题。
抓住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研究专题，这样的专题研究才有针对性，才能更直接、迅速地推动和促进教学，改进现存的教学弊端；抓住教学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作为研究专题，这样的专题研究才容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怎样备课”，这是教学工作中永恒的研究课题。无论何时，只有备好课，才能把课上好、上活，才能保证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否则，教学效果便无从谈起。但是，备课只是教师在某种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支配下的一种具体行为。因此，在研究“怎样备课”时，要研究备课的内容，完善备课的框架、格式，但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学习素质教育理论，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上，放在转变教学观念、研究“教”如何更好地为“学”服务的策略上，放在如何更好地体现“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即启发诱导而不强迫牵拉；鼓励自学而不勉强推动；开启思维，指点门径，而不注入灌输、简单直接地告诉学生结论，代其通达）的教学精神上。因为，这是提高备保质量的根本性的问题。
（三）确立的研究专题既要有比较广阔的开展研究的空间，又要难度适当。
如果专题的空间领域太小，没有多少内容可供探讨，就会使专题研究走进零打碎敲的“窄胡同”，这会直接影响专题研究的效果和价值。例如：《如何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的题目。因为，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质疑问难，这既是调动学生积极思考问题、主动学习的重要手段，又是发展学生思维的重要方法。但是如果将它作为全校或全乡（镇）教研组集体的研究专题，就显得小一些。为什么呢？“如何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这只是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思考问题，在阅读教学中发展学生思维的一方面举措。因此，如果将原题换成《如何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使其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或《如何在阅读教学中发展学生思维，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研究的范围就拓展多了。因为前者可以在“营造宽松、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优化教学过程，鼓励学生质疑问难，引入竞争、奖励机制”这个比较广阔的领域中去探讨。后者可以在“引导学生质疑问难；鼓励学生抓住课文有关内容或他人发言的内容，独立思考，发表独到见解，想别人之未想、言他人之未言；启发学生抓住课文中的发散点，展开合理、充分的想象”这个比较广阔的空间中去研究。
如果专题涉及的领域过宽，难度过大，就容易使研究活动无从下手，或出现东一下、西一下，盲目活动的现象，这又会直接影响专题研究的深度和质量。为求难度适当，专题要订得具体些，也就是要适当限定专题所要研究的领域，明确研究的内容，使专题有一定的指向性和集中性。例如：《加强阅读指导，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这个研究专题很有意义，因为“习惯”就是“能力”，只是它研究的空间稍微大一些，因为“阅读”又分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因此，原题若改为《加强课内阅读指导，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或《加强课外阅读指导，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那么既缩小了研究领域，降低了难度，又具体了。
专题涉及的研究领域范围既不能太小、太窄，又不能太大、太宽。那么，开展专题研究，到底确立多大的研究专题才合适呢？这要依据教研组主要成员的研究实力和开展专题研究的规模而定。
（四）确立的研究专题既要有新意、反映教学改革的热点问题，又要禁得住教育形势发展和实践的检验。
研究专题有新意，反映教学改革的热点问题，这样的专题研究才能与教学改革的进程同步，才能使参与研究的教师及时接纳新的教学思想和信息，及时转变过时的、不科学的教学观念，进而使教学的质量、学生的素质跃上新的台阶。当然，研究专题如果具有预见性、超前性，使专题研究走在教学改革大潮的前面更好。例如：在大力开展素质教育的形势下，还在研究“考什么，就教什么”；在大语文观日趋深入人心的形势下，研究的着力点还只盯在课本上、课堂上；在强调听、说、读、写并重，全面发展、提高的形势下，研究内容还仅局限于读、写，惟读、写重要；在倡导少讲多读、引导自读自悟、培养自学能力的形势下，还在研究怎样讲深讲透、怎样进行那些机械重复的训练……凡此种种，都是不合时宜的。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要看准了再研究，即确立的研究专题及所要开展的专题研究要禁得住教育形势发展和实践的检验，永远不过时、不落后。例如：前几年我们着力研究在“快乐教学”，眼下“减负”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实施“快乐教学”是非常正确的，其根本的宗旨就是让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快乐地学习与发展。因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学是学习的最高境界。减轻学生学习负担，这是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只有减轻了学习负担，才能促进学生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才能使学生有时间、有精力去做想做、乐干的事情，进而发展特长，培养个性。但是，无论如何，对于任何一个学生来说，“学习”总是一种苦差事、一种负担，总会有一定的压力。因此，在研究如何实施“快乐教学”或怎样“减负”的过程中，必须把实施“快乐教学”、“减负”工程与教育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崇尚认真刻苦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人，无不是从小胸怀远大抱负，通过孜孜不倦的“苦学”而成的。也只有胸怀远大的理想，才会自觉刻苦地学习，才会视“苦学”、“负担”为“乐事”。如果抛开这一点，片面地研究“快乐教学”和“减负”问题，教学就容易出偏差。
（五）确立的研究专题既要突出学科特点、年级段重点，又要注意和以往的研究专题相联系。
研究专题突出学科特点、年级段重点，这样的专题研究才具有实效性，大家才会觉得研究有用处。研究专题注意和以往的研究内容相联系，这样既能够使研究的内容不断深入，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又容易像“滚雪球”那样摸索出整套、成系列的研究经验。例如：1997至199年，我们在小学高年级段开展了《构建大语文教育模式，实施读写双向、立体结合教学》课题研究。这个研究方向是正确的，是和新调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关于阅读教学改革的精神相吻合的。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真切感受到“课堂阅读教学”是这项课题实验框架的枢纽──只有提高了课堂阅读教学的质量、效率，才有可能节省出教学时间用于组织开展课外自主阅读、写读书笔记的活动，才有可能实现“得法于课内，以课内带课外”的良好愿望，“在读中学写、以读带写”的目的才会真正得以实现。为此，继《构建大语文教育模式，实施读写双向、立体结合教学》课题实验之后，于1999年9月，我们又确立了《深化改革，实施优化教学，努力提高课堂阅读教学的质量及效率》这一研究专题，准备在高年级段用两年时间从以下几方面（简称三个“优化”、五个“加强”）着力进行研究：
1．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构建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阅读教学模式。
2．优化课堂教学过程，重视理解、感悟语言文字的过程，重视全体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的过程。
3．优化教学指导方法，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1）加强读的指导，加大读的力度，充分发挥读的多功能作用。
（2）加强质疑能力的培养，把理解语言与发展思维紧密结合起来。
（3）加强创新意识、创造精神的培养，引导学生抓住课文中的发散点，展开充分、合理的想象，想别人之未想，言他人之未言。
（4）加强学生动手方面的训练，把标划、批注、绘画、书面回答问题、扩写、补写等融入到课堂阅读教学之中。
关键词：初中；新课改；反思；感悟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实施几年了，我校广大语文教师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经过努力，语文课改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在教改初期，仍然走了不少弯路。如:为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课堂上活动虽然很多，形式也丰富多彩，热闹是热闹了，可是热闹过后留下的却微乎甚微——各种各样的活动及其丰富的形式让学生分散了更多的注意力。此外，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我们在课堂上注入了大量的课外相关信息，让学生自己找出课文中自己最喜欢、最感动的内容，并阐述为何选择这些内容的原因，不管这些原因是否何成立，似乎都是课堂的“标准答案”，都应该得到老师的赞扬和认可。甚至有时，教师还会被学生的某些与课堂毫不不相关的观点牵着走，进入了盲目讨论的误区，而语文教学中最基本的字词标点、句子段落的具体分析，文学创作手法及规律的讲解在语文课堂上渐渐隐退了。一段时间后学生在作文中的错别字、病句数不胜数，他们甚至分不清什么叫表达方式，什么叫写作手法；不知道文章结构与顺序有什么区别，因此学生在语文学习的阅读、写作能力的提高上收效甚微。
1语文教改感悟
①“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并非我们的教学目标，而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方法和途径。语文学习中用什么样的学习形式来实现学生的自主、合作与探究，都取决于教学目标的要求。
②“语文教学应建立在师生平等对话的基础之上”。这里的“平等”绝不是师生在任何事务上都是绝对平起平坐，更不是说教师与学生具有平等的知识水平。教师在尊重学生平等地位的同时又是高于学生的，他们要引导学生掌握更广泛且更有深度的语文知识。如果教师不加鉴别地肯定学生所有的言论，而不对其进行一定的点评和拔高，学生是很难获得进步的。因此，教师应在坚持学生平等地位的同时在某些方面又要高于学生。
③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要求并不是要求我们在每节课的教学过程中都要实现该教学目标，而是凭借语文活动使学生感受到课文内容中丰富的人文内涵，“润物细无声”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最佳教学境界。
④很多教师认为，新课标的最终目标应是“学生在耳、眼、口、手等都动起来”，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下，达到大家都动起来的最终目的。其实不然，语文学习中的调动并不等于真正的激活，如果学生在调动的外表下内部的思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动。不管课堂上采取哪些调动方式，只有那些能让学生的思维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学生的感情一直沉浸其中的方式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动”。相反，如果学生在热闹的形式下内部的思考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样的“动”也无益。因此，教师在语文教学中的任务是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热情的同时更要激活学生的思维，启动学生的情思，这才是真正的“动”。
2课堂教学注意问题
①教材。教材是课堂教学的蓝本，“探究”不仅是学生的探究，也包括教师自身对教材的探究和挖掘，如何挖掘好教材的深层内涵是搞好课堂教学的前提，千万不能课文还未读懂，就找来课外知识以拓展学生的知识。教师须知知识的迁移不是“见异思迁”，向课外延伸应有“度”的限制，很多时候，将延伸的内容作为课外作业完成，会更有收获。
②教法。任何一种课堂形式（包括电教媒体的运用）都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教学活动要防止公式化、程式化：如有的课堂讨论或呆板单一，或信马由缰，或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有的一节课则完全用鼠标代替粉笔，用录音代替教材等，这样的教学方法冲淡了语文教学的实际任务，难免有“做秀之嫌”。
③师生关系。我们强调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但更不可忽视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只有教师适时介入，进行必要的点拨归纳，对文本作最后的拓展，才能将探究引向深入，也才能进一步激发学生深层探究的兴趣，使学生获得系统的知识和正确的观点。
3课堂教学避免误区
①不能让语文课变成朦胧诗，即阅读文章不求甚解笼而统之，了解大意即可。
②不能将语文阅读变成警句摘读，即让学生只找出自己认为最精彩、最感人的语句，任意阐述缘由即可。
4课堂教学建议
①把预习、导读、复习、练习都纳入课堂。教师指引，让每个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去实践，教师的主导作用则画龙点睛地突显在学生思维受阻时给与指导和解决，使整个学习过程能把握重点，易化难点，激发疑点，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还可以让师生始终聚焦于教材，同时也节省了大量课内外学习语文的时间，以便组织指导学生进行更多的课外阅读。
②要把握好课堂讨论。在近几年的语文课堂上，我们常见“你觉得哪里写得最精彩”，“文章的哪里令你最感动”等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提得很好，但我们在设计这些环节时常常忽略了目的性：你想让学生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得到什么?是对写作手法的了解?还是对内在含义的领悟?学生应该从哪个角度，用什么方法和思路去阐明“精彩”、“感动”的缘由呢?漫无目的的提问，随意的回答，只是在做低效劳动。因此，课堂上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此外教师面对学生的讨论时要注意适时调控。
③朗读教学中要授之以“渔”。朗读是品味文章的一个重要手段，好的朗读是建立在了解文章内容、揣摩文章语言和体会文章情感基础之上的，这些基础，只是反复朗读或空泛地评价朗读的好坏都是无效劳动。多问几个“这里应该怎样读”,“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用什么语气语调来读”，“为什么要这样读”等，这样在教会了学生朗读的方法的同时也能让学生品味文章的语言，体会文章的情感，可谓一举两得。
以上是我们在语文课改中的点滴感悟，从中不难发现，实行课改并非只是教学方法的转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思想、观念、方法等各方面的内容，它要求教师必须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而转变的唯一途径就是钻研新课程标准，并在学习的过程中结合实践，不断反思，不断更新，不断突破，这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课改教师。
参考文献：
[1]王文彦,蔡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柳菊兴.语文课程标准教师读本[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设,2003.
[3]彭钢,张晓东.课程理念的更新[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汉字；识字；节；节重复数
一、问题提出
2001年9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和按其编写的实验教材开始进入课改实验区。与以往不同，该标准通过免设“内容标准”，增设“教材编写建议”，为教材的选编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操作空间，但同时也给教师处理教材时把握新课程的理念增加了难度。
在小学一年级识字教学中，教师们遇到的困难之一来自“多认少写”“识写分开”的原则。按照规定，义务教育第一学段(1—2年级)的认字数量由原来的1250个增加到1600～1800个。”““这些汉字要求学生“认识”，即：在本课认识，放到其他语言环境中也认识，不抄，不默，不考。《语文课程标准》作出这一规定，意在减轻学生的负担，防止“识”与“写”的相互牵制，以利尽早、尽快、尽多地认字，并为学生及早进入阅读做准备。然而，教师在进行识字教学时常常违背了新课程的初衷。许多老师反映，在“学会”要求之外，每课仍提出10来个汉字要求学生“认识”，任务过重。为此，他们采取了一些对策，概括起来不外有二：其一，不断强化训练。这种方法的结果是造成师生负担进一步加重。其二，寄希望于后面课文对汉字的重复，在应用中掌握汉字。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更加切合新课程的理念。但是，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这种看似把教学任务后移的做法，很难让人信服。有鉴于此，本研究对小学一年级第一册语文教材中的汉字分布和识字效果进行了对比研究，希望能为教师们走出识字教学的困境提供一点帮助。
二、研究方法
(一)关于教材分析的说明
1．根据被试学校使用教材的版本，选择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进行汉字分布统计。该册教科书由课程教材研究所小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初审通过，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本册教材要求“认识”400个汉字。
2．节：为便于统计和说明，将教材中相对完整的每一独立部分称为“节”。在本册教材中能够独立成“节”的板块包括：“拼音”“复习”“识字”“语文园地”“课文”五个板块。全书共计5l节。
3．在本册教材中，对汉字提出“认识”要求，往往不在该字首次出现的节。鉴于这一差异，笔者选取两个维度考察教材中汉字的分布特点，进而研究这些特点与识字效果的关系。
（1）以对汉字提出“认识”要求的节为起点，考察之前、之后是否重复。据重复的方式，将400个要求“认识”的汉字划分为四类：前后都有重复，仅前面有重复，仅后面有重复，前后都没有重复。
（2）以对汉字提出“认识”要求的节为起点，考察节前、节后该汉字分别重复出现在多少节，并计算该汉字在全书出现的节数。
(二)关于识字量测试的说明
1．宁波市海曙小学在使用本套教材后，于2004年1月，对一年级四个平行班的188位学生进行了识字量测试。四个班级人数分别为：46、46、48、48。
2，以2500个常用汉字字表为测试试卷，请学生勾选其中能“认识”的汉字，然后统计出教材中提出过“认识”要求，而学生未予勾选的字数。据此，得到400个要求“认识”的汉字中，每一个汉字在188名学生中的总误识人数，以此作为衡量该汉字识字效果的指标。400个汉字的测试结果中，有效数据386组。
(三)关于数据处理的说明
1．选用SPSSl2．0作为统计分析工具
2．从两个维度考察汉字的重复与识字效果的关系
（1）汉字在教材中的重复方式：分别考察前后都有重复、仅前面有重复、仅后面有重复、前后都没有重复与误识人数的关系，据此说明与识’字效果的关系。
（2）汉字在教材中的重复出现节数；分别考察节前重复节数、节后重复节数、全书重复节数与误识人数的关系，据此说明与识字效果的关系。
三、结果分析
(一)汉字在教材中的重复方式与识字效果的关系
1．400个要求“认识”的汉字在教材中的分布情况
本册教材要求学生“认识”的400个汉字在教材中的重复方式不同，其中：167个字前后都有重复；40个字仅前面有重复；152个字仅后面有重复；41个字前后都没有重复。上述结果中，值得注意的是，教材中有41个汉字，在学习的前后都没有出现过；同时还有40个汉字在学习以后就没有在教材中重复出现过，这对学生识字是非常不利的。
2．四种重复方式的识字效果比较
上图显示：汉字的不同重复方式，在四个班误识人数的平均数上存在极大的反差。其中，“前后都有重复”和“仅后面有重复”的平均误识总数，明显低于其他两种重复方式。意味着以这两种方式重复的汉字，比其他汉字的识字效果更好。具体来说：“前后都有重复”的平均误识人数是21．3；“仅后面有重复”的平均误识人数是24．5；“仅前面有重复”的平均误识人数是49．?；“前后都没有重复”的平均误识人数是49．2。
3．节后有无重复的识字效果比较
表1对四种不同的重复方式，进行了两两间的差异显著性检验。表中显示，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的配对组包括：“前后都有重复”一“仅后面有重复”、“仅前面有重复”一“前后都没有重复”；存在显著性差异的组包括：“前后都有重复”“仅前面有重复”、“前后都有重复”一“前后都没有重复”、“仅前面有重复”一“仅后面有重复”、“仅后面有重复”一“前后都没有重复”。
据此，可以判断，造成四个班误识人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主要因素是提出“认识”的节以后是否有重复。把数据按照“节后有无重复”重新分组，并检验两组在误识人数上的差异。
表3数据显示，节后有重复与节后无重复的两组，在误识总数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说明，在提出“认识”要求以后的教材中，继续重复出现该汉字，对提高识字效果有着重要意义。
(二)汉字在教材中的重复出现节数与识字效果的关系
1．从三个角度考察重复节数与识字效果的关系
上表显示，三个不同角度得到的重复节数与四个班的误识人数之间，相关程度不尽相同。其中，提出要求的“节后重复节数”与四个班的误识人数之间存在极其显著负相关，而“节前重复节数”与误识人数之间的相关性则很弱，没有达到显著水平，所以，可以认为“全书重复节数”与误识总数的相关主要是由于节后重复节数的影响。
2．节后重复的节数与识字效果的关系
注：标注“*”表示所对比的两项均值在0.05水平上有显著性差异。
上述散点图显示，所考察的386个汉字根据四个班的总误识人数与节后重复节数确定的分布情况，即根据这两个因素确定某个汉字在图中的位置。随着节后重复节数的增加，点分布越来越靠近横向坐标轴。通过局部加权回归(Lowess)绘制拟合线，我们可以观察到随着单字在节后重复节数的增加，总的误识人数有明显地下降趋势。也就是说，随着节后重复数的逐渐增加，识字效果越来越好。
3．分段考察节后重复节数对识字效果的影响
通过观察图2曲线的下降趋势，我们将汉字在节后的重复分为三类情况：全书出现0—2节、全书出现3—6节、全书出现7节以上。同时，将最后一组细分为“7—14”和“15节以上”两组，以检验这一组内的差异。
检验结果显示，节后重复。一2节与其他三组在误识总数上，分别达到了极其显著的差异水平。节后重复3—6节的组与节后重复?节以上的组，在误识总数上，也存在显著水平的差异。而节后重复7节以上，细分的两组之间并没有显著水平的差异。这样图2中的拟合线上，可以概略地分出三段。我们由此可以选择2和6作为汉字重复节数的两个重要的拐点。节后重复由。节增加到2节，可以使识字效果得到极其显著的改善；节后重复由2节增加到6节，可以进一步提升识字效果。此后继续增加汉字的重复节数，对于识字效果没有显著的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一)本册教材体现了以重复应用促进识字的思想，但是在汉字重复上存在缺陷
本册教材在字的使用上体现出不断重复的特点。全书要求“学会”的400汉字，平均重复5．9节。如果对照上述研究结果，应该说这种重复量是比较理想的，十分接近6节的拐点。然而，由于不同汉字的重复情况有较大的差异，造成节后重复数量和重复方式上的缺陷：
在400个要求“认识”的汉字中，重复不足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同时也有部分汉字重复次数过多，占用了大量的课本空间。从节后重复节数来看，少于6节的有317个，少于2节的有162个，节后没有重复的有81个(这81个字也是从重复方式角度看没有节后重复的字)。这部分汉字由于重复方式上的缺陷以及节后重复数的不足，使识字效果难以保证。
(二)识字过后的复习巩固对提高识字效果有显著作用
通过上述结果分析，我们看到汉字在学习之前是否出现，对于识字效果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对于识字效果至关重要的，是作出“认识”要求以后的重复情况。所以，教师在进行识字教学时，就应该有意识地加强识字后的重复。
具体来说，教师可以针对自己授课所选用的教材，细化汉字复现的具体指标，例如：汉字复现的节数、汉字的重复方式等。做到各个汉字在全书的分布特点了然于胸，使自己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有利于学生学习。在不加重学生学业负担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节后重复，实现新课程标准提出的识字要求。同时，学生在不断重复应用中认识汉字，能够更好地保持对母语学习的兴趣。
(三)有针对性地补充材料，使学生在课上有机会复习所学的汉字
本研究涉及的班级，人均汉字误识率是3．7％。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教师在教学中常常自觉地补充一些学习材料，增加学生识字过后重复接触所学汉字的机会。补充的童谣、童话等对提高识字效果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没有数据验证的情况下，这类补充往往追求面面俱到，没有针对生字的具体情况。一些重复不够的汉字虽得到了强化，但那些已经有大量重复的汉字也在其列。结果常常是400个汉字的整体学习效果得到了提高，这种提高实际上是以师生学习负担的大幅度增加为代价的，而部分汉字在教材中分布的缺陷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笔者认为，应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对几类存在重复缺陷的汉字，在教学中予以强化。通过自觉地补充儿歌等材料，保证每个汉字都在学习过后，得到2节以上的应用，如有可能争取达到6次。同时，鉴于部分汉字在教材中的重复过分频繁，教师可以将自己的识字教学重点偏向重复不足的部分。以此，有望减轻目前识字教学中师生的负担。
现代阅读认为，一般意义上的阅读，是搜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语文的课程阅读同样也应这样理解。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语文课程标准》在“基本理念”部分就强调“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在总目标中又要求在阅读方面注意“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然后在各阶段目标中再对此加以具体化，导向是很明确的。语文的学习是很难做到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只有“厚积”才能“薄发”。没有积累，谈不上培养良好的语感，当然学不好语文。为落实这一思想，我认为首先应从阅读的数量入手。这包括两方面要求：一是倡导学生扩大阅读面，要求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藏并与同学交流图书资料，扩展自己的阅读面。以扩大阅读范围，拓展自己的视野；二是为学生规定课外阅读量。《语文课程标准》中已经明确规定：小学第一学段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5万字，以后逐渐递加。第二学段不少于40万字，第三学段不少于100万字，《语文课程标准》还提倡读整本书，并在附录中提出了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其次，还应明确向学生提出积累各种语言材料、加强背诵的要求。《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在阅读中积累词语”，“积累自己喜欢的格言警句”，“积累课文中优美的词语、精彩句段、以及在课外阅读和生活中获得的语言材料”。积累语言材料，也可以看作是形象材料，或者思维材料、情感材料，这些材料储存于大脑，将成为学生终身的营养，也就是语文素养的重要构成。它们一旦被激活，就会产生综合效应，极有利于学生接受和表达能力的提高。那么，如何有效地组织学生扩展自己的阅读面、以丰富自己的语言积累呢？在我校承担的课题《小学语文课外阅读实践活动组织形式的研究与实践》的研究过程中，我作了一些探索和思考：一、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阅读实践活动要使孩子们保持对课外阅读的兴趣并逐渐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年龄小，注意力不够集中，维持对某件事的热情的时间很短，许多孩子都只具有所谓的“三分钟热情”。因此，丰富多彩而又具有实效性的组织形式会更利于帮助他们对课外阅读实践保持持久的兴趣和注意力：（一）、帮助孩子们选择适当的读物。“适当”是指读物在内容上要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通，与学生的精神世界息息相通，与人性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情感息息相通，读物的表述水平略高于学生，语言在现实交际中具有广泛实用性和较高的使用频率，并为学生所喜爱。在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都发现：孩子天生爱幻想，这就决定了他们爱读带有幻想的故事，如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好奇是孩子们的又一天性，因此喜欢读一些探险和探秘的故事；孩子们的思维仍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因此喜欢读一些具体形象的小故事，如寓言故事等；儿童诗反映了孩子们的世界，表现了孩子们善良的童心，天真的童趣，为孩子们所喜爱；千古传诵的经典范文，一来文字精美，学生爱读，二来所描写或反映的是世间常景常物，人之常情常理，具有普遍性和广泛的迁移性，应指导学生多读；反映现实生活的时文在内容上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通，语言水平略高于学生，但为学生所理解所喜爱。这些读物都符合“适当”的原则，应该尽量向孩子们推荐。）（二）保证组织形式既丰富多彩又富有成效。1、自读自悟这是最普通，也是用得最多的一种组织形式。因其具有灵活方便、自主性强等特点，因此深受师生欢迎。但是若对这一方式把握不好，就容易流于形式，导致孩子们对所阅读的材料缺乏深入的思考，“读而不思则罔”；如果对阅读材料的选择不当，还会对孩子们的课外阅读活动产生误导。因此，教师在给学生充分的自主、自由的同时，也要对阅读过程适时监控和正确引导。如为他们推荐适当的读物，随时随地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阅读情况，并及时组织相关的、有针对性的讨论、辩论活动等。2、组建课外阅读小组，开展小组间的阅读比赛。在课外阅读的指导中，我还尝试让学生自己选择阅读伙伴并组建课外阅读小组，自己命名并列在教室后面的板报上。每天的课外阅读课时间，便在组长的带领下开展阅读和交流，并定时展开评比。如：每读完一本书，便加一颗星；每背完十首古诗也加一颗星…这种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的比赛，不仅引发了学生间的良性竞争，还利于孩子们互相鼓励，维持对课外阅读的长久兴趣，使“读好书、好读书”在校内蔚然成风。3、在扩散性阅读中拓展学生的语言积累，培养学生的思辩能力。在语文教学中，我始终坚持“三圈相结合”的原则，即：课文为一圈，引申、延伸为一圈，课外阅读为一圈，三圈呈同心圆，紧密结合，围绕“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一主题开展扩散性阅读，让学生阅读更新、更活的大教材。在扩散性阅读中，学生的精神空间不断扩大，精神探索能力不断增强，与此相伴随相统一的语言感知量、积累量也不断增加，领悟力也不断增强。在实践过程中，针对低、中、高段的学生特点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对于低段的孩子，重在激趣。如：学习了生字“鲸”，便让学生交流自已对鲸的了解，孩子们便主动到《十万个为什么》、《动物世界》等书上去寻找相关的资料，甚至回忆起自已看过的电视片，要求他们认真阅读以便讲给别人听；不求深度和广度，以学生愿读、爱读并乐于表达为目的。对于中段的孩子，则引导他们有目的地读整篇的故事。同样对“鲸”的相关资料的阅读，就会要求他们主动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了解鲸的体形特点、生活习性等知识，并在课堂上交流，互相补充，以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对高段的学生，除了围绕主题收集资料，开展阅读活动并交流外，还要引导学生对所阅读的材料作深入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带领他们通过质疑、辨论、争论等形式，开展探究性阅读和审美性、批判性阅读。这种思维的交锋不一定非要产生一个正确的答案，只要学生敢于质疑、敢于提出富有个性的独特的见解，就应该得到教师的肯定和提倡，以帮助孩子形成“不唯书、不唯师”的思维品质。4、为孩子提供展示的舞台，鼓励孩子多读书。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只有尽量为孩子提供展示他们的阅读成果的舞台，才能更好地鼓励孩子多读书。因此，我们开展了“课本剧表演”、“手抄小报比赛”、“古诗擂台赛”、“诗歌朗诵赛”、“优秀读书笔记展评”、“校园童话节”等活动，让孩子们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在活动中树立自信，培养兴趣。二、保证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和空间为了让学生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时间开展课外阅读实践活动，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认真学习《语文课程标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倡“精讲多读”，把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自主阅读、自主感悟。2、所有年级均不准留书面家庭作业，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多读书、读好书。3、将每周二和周四的中午活动课时间定为“课外阅读指导课”，专门用来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开展读书会、讨论会、演讲会、辩论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以培养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4、为了保证学生课外阅读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除了向实验班级全面开放图书室、网络教室外，还倡导各班建立了“小图书箱“，号召学生将自己的好书带到学校与同学们交流，以实现“资源共享”。5、为了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还专门印制了课外阅读资料汇集本――――《记忆的碎片》，指导学生将自己在课外阅读中的积累和感悟及时记录下来，不拘形式，张扬个性。三、收获与困惑我们欣喜地发现：课外阅读对课堂教学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因为有些课文往往以有限的文字反映出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有着复杂的背景。如果没有足够的背景材料作依托，要理解课文是有难度的，如《长征》、《赤壁之战》等；因为阅读是一种信息输入，说写是一种信息输出，没有输入，哪来输出？而适当的扩散性阅读，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拓展了学生的心理空间，它为学生解读语言文字、领悟相关内容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撑。通过一年的尝试，实验班级孩子们的表现也令人惊喜：不仅顺利完成了阅读任务，而且在创新思维的形成、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一年级的孩子们便出了一本日记小册子《小脚丫》；在阅读古诗“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时，孩子们也敢于向古人发问：既然山水俱翠，又何来“白银盘”一说？…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发现孩子们对课外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一下课便三、五成群地阅读、讨论；自习课做完作业后，总是迫不及待地问：“老师，可以看课外书吗？”课外阅读的范围更是广泛：童话类、科普类、小说类……课外书，已成了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到周末，新华书店、图书馆成了最吸引孩子们的场所；家长们也纷纷反映，孩子更爱读书了、更懂事了！由于课外阅读实践活动的开展对传统的语文教学形成了一定冲击，因此，有部分教师在开展活动的同时也患得患失，担心影响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巩固，担心自己一旦放开将难于驾驭；担心学生难以考出高分；甚至有老师开玩笑说：这样的教育对孩子的长远发展固然有益，但是应付考试还是需要点“急功近利”…老师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在《语文课程标准》的实施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考核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要。此外，在课外阅读实践活动中，学生的个体差异、个性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何照顾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发展，使他们都能在阅读活动受益，也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作更加深入地思考。
教学原则是进行科学的语文教学的依据，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80年代以来，我国已出版的40多本有关语文教学的专著以及许多文章，对此都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和阐述，提出了许多教学原则。但比较、总结这些教学原则，我们发现有些表述不同，但内容实质相同，如“知识、能力、智力兼顾原则”、“语文双基并重与开发智力相结合的原则”、“传授知识，开发智力，培养能力相结合原则”等，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即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培养能力，开发智力。而这一原则又与另一教学原则“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相结合的原则”，在内容上是交叉关系。“语言训练”应该包含在上一原则“语文双基训练”之内，“思维训练”也应包含在上一原则“开发智力”之中，因思维是智力中主要的因素。所以这两条原则应归并为一个原则。如此内容重复交叉的原则还有许多。同时，许多教学原则不能反映语文教学的特殊性，把语文教学的原则混同为一般教学原则，即也可以成为指导其他学科的教学原则。如“双基并重的原则”、“精讲多练的原则”、“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开发智力的原则”等。对语文教学原则的讨论，到了90年代有人开始进行总结，将前述讨论的各种观点用语文教学原则体系的特点，即必须能揭示语文教学过程的主要的最基本的规律，能反映语文教学特殊性，有一定的概括性的要求，进行检测衡量，认为最重要的有五条，即“教是为了指导学生学的原则”、“文道统一的原则”、“听说读写相辅相成的原则”、“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相结合的原则”、“语文教学课内外结合的原则”等。但对此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结束，还在继续深入。
二、语文学科性质的理论探讨
这是进行课堂教学必须解决的一个观念问题，如果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不明确，语文教学就漫无方向，左右摇摆，飘忽不定。在这方面，我们深有教训。但目前，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仍然众说纷纭。“工具性”是语文教学研究人员的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它是语文课最基本的属性，围绕这一属性和这一观点，经过多年讨论，引申出了许多其他属性和其他观点。如“工具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在这两性之后，又有人提出“基础性”也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之一。有人又认为除此外还有“实践性”和“综合性”。一直发展到它是多重性质构成的综合体。即工具性与思想性、知识性与技能性、艺术性与科学性等等。本质属性之外，还有从属性质：文学性、知识性、社会性。这些认识基本都是建立在教材内容和教学实践的依据上。即教材有什么内容，它就有什么性质，如文学性与知识性就是如此，教学实践强调什么就有什么性质，如思想性与技能性就是如此。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人们同样意识到以上所认为的语文学科的属性并不仅仅是语文学科所独具的，其他学科同样具有，如工具性、思想性、实践性、基础性，知识性等，不是语文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刘国盈先生在《应用的广泛性和层次、等级的模糊性——语文学科特点辨析》一文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认为“语文是一门应用的广泛性和层次、等级的模糊性相结合的学科”，所谓“应用的广泛性”，就是“不管是国家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教授，还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不使用语文的。这是就人而言。就事而言，军事、政治、外交、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也都离不开语文”。所谓“层次、等级的模糊性”，如“鲁迅先生的《祝福》，既可以作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教材，也可以作高中、初中的教材……”，语文“谁说得清楚何谓基础语文，何谓初级语文，何谓高级语文”。至于听说读写能力，也很难划清层次和等级。这种层次、等级模糊性的观点，确实新颖独特，但语文学科的性质，人们之所以对它进行讨论，而且非常重视，是因为它直接指导着语文课堂教学和课后训练。如果认为它具有工具性，那么就要侧重语言训练，如果认为它具有文学性，那么就要突出文学教育，如果认为它具有实践性，那么就要加强包括语言、写作在内的各种训练。而刘国盈先生的这一观点，特别是“层次、等级的模糊性”在指导课堂教学上又具有新的模糊性，他自己也说：“语文科的特点——应用的广泛性和层次、等级的模糊性是造成语文教学的任意性、摇摆性的重要原因。如何针对这样的一个特点，提出一整套办法，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由此可见，这一特点是语文学科的一大病灶，语文教学就是要想尽办法来医治这个病灶，解决这个问题。况且广泛的应用性，也是其他学科所具有的特性，如数学，应该说除了傻子不能用外，其余人都要用。
李维鼎在《越出雷池，轻装前进》一文中，认为语文科除了具有广泛的社会应用性之外，还有深刻的移情性和全面的基础性。他说这两点才是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如“全面的基础性”，是说语文学科所培养的能力是规范的、基础的，“就是这种能力的规范性和基础性，使之成为自身向高层发展的基础，也成为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能力，更是走向社会生活的基础能力。这样，中学语文科要培养的语文能力便成为个体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完全意义上的‘基础’”。对这一解释作深刻的思考就会发现它确有独到之处，即，语文科培养的能力不仅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能力，也是走向社会生活的基础能力，更主要的是自身向高层次发展有了基础能力。目前语文教学提出素质教育的观点应该说是与李维鼎这个观点相吻合的。
三、课堂教学
语文学科的性质和具体的教学原则对教学结构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十几年来，形成较大影响，有代表性的教学结构模式有上海育才中学的“八字教学法”结构模式，钱梦龙老师的“三主四式导读法”课堂教学结构模式，黎世法副教授的“六课型单元教学法”结构模式，魏书生老师的“课堂教学六步法”的结构模式。
对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讨论，集中在科学性与艺术性上。有人主张教学的科学性要削弱艺术性，认为“学习是科学，教学是艺术”，较多的人认为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我们认为无论是哪种课堂教学结构模式，它首先要具有科学性，就是要有一定的程序或规格，要有相对稳定的形态，要有明确判断完成目标的标准。要有程序，这个程序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结构，有利于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开发智力。所以从一堂课整体结构上看，层次清楚，周到严密未必是科学的，因为它的结构过程未必符合认识论。育才中学的“八字教学法”，之所以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效果显著，就因为它是认识论指导下的科学程序。首先是“读”，了解教材，发现问题，然后通过“议”，理解教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下一步是“练”，运用知识，巩固知识，“讲”是教师的点拨和解惑。这种按照学生认知结构安排的程序，自然是科学的，合理的。钱梦龙老师根据他的语文导读的“三主”原则，设计的四种基本课型，其理论基础也是认识论。其核心是“自读”，由此分解成的四种能力：认识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析能力，是阅读能力由低到高的纵向分解，是一个具有科学序列的训练过程。
以上我们说的是课堂教学结构的一个要求，即科学性。它还有另一个要求，即艺术性。我们说课堂教学结构要有相对稳定的动态，不稳定就不会成为一种模式，但过分稳定，又是一种刻板、僵死的模式，所以它只能相对稳定，在稳定中求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课堂教学艺术性的表现。课堂教学的艺术也是新时期语文教学理论研究广泛探讨的课题，对它的本质认识有众多见解：有的人认为教学艺术是娴熟的教学技术，有的人认为教学艺术的本质在于规律性与个性的统一，有的人认为教学艺术首先是爱的艺术、鼓励的艺术、影响人的艺术，有的人认为教学艺术具有创造性、表演性、审美性等特点，有的人认为语文教学艺术的特征是“活、情、疑、趣、变”。（钱威《关于“教学艺术”的争鸣》）但无论怎样众说纷纭，课堂教学艺术归结为一点就是“乐教乐学”。所以强调课堂教学结构科学性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它的艺术性，它的艺术性就是因文、因人、因时而异，不拘一格，善于应变。
课堂教学结构作为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手段，必须进一步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探讨。于余的《系列化网络化多样化——现代语文课课堂教学结构探索》一文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概括。系列化就是要重视认识过程的完整性，按照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去组织教学。网络化，就是重视组成部分的综合性。他以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为课堂教学结构纵向发展的“主轴”，以五个方面为“横向”的组成部分：①摆正教师、学生、课本三者的关系；②将知识、能力、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③畅通“反馈”渠道，变教师信息的单向“输出”为师生共同的多层次、全方位的信息传递；④注意课内外的结合，即为了更好地理解课文，从课外“引进”知识或让学生的视野向课外扩展；⑤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围绕“主轴”将这五个组成部分有机地“搭配”和“排列”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有主有辅、纵横交错的“立体”的“网络”。他将语文课课堂教学结构归结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承接型”，二“螺旋型”，三“辐射型”。他说：“这也只是大致的格局，在使用时，它们往往是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的。”这实际就是稳定中的变化，就是在课堂教学中要体现的一定的艺术性。
论述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必然涉及到语文教学方法。课堂教学结构和课堂教学方法是同一概念，还是不同概念，也是近年来语文教学理论不断探索深化的问题。从已发表的文章看，对此一直模糊不清，似乎教学结构也是教学方法，如前述育才中学的“八字教学法”，钱梦龙的“三主四式教学法”等，说是教学法却在探讨课堂教学结构的文章中评说。如倪文锦《课堂教学结构的理论和实践》一文就是如此。但从陈明祥、罗树华、钱中立主编的《语文教法词典》上看，专设了“课堂教学结构”的词条，共18条，即18种课堂教学结构，而把钱梦龙、黎世法、魏书生等人创立的教学方法归在“语文通用教学”的词条内。尽管作了这样的区分，但课堂教学结构仍属教法词典中的内容，所以从整体上看结构仍属方法。上海教育学院教科所朱荣康在《目标教学与教学模式》一文中对这两个概念作了进一步探讨与区分，他认为教学结构就是教学模式，而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教学模式“包含有一定的教学思想以及在此教学思想的指导下的课程设计、教学原则、师生活动结构、方式、手段等，所以在一种教学模式中可以集中多种教学方法”。而教学方法“仅指在完成某种教学任务时，师生在共同活动中采用的方法，任何一种教学方法中都不能包容教学模式”。朱荣康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是我国近年来语文教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对以上两个概念进行探讨的发展。近年来对教学模式的概说有“它是根据客观的教学规律和一定的教学指导思想而形成的，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比较稳定的教学程序及其实施方法的策略体系”的观点，还有“它是在教学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组织、设计和调控教学活动的方法论体系”的观点。对教学方法都认为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师生在共同活动中采用的手段，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总之，课堂教学结构（模式）和课堂教学方法是只能从理论上区分而在实践上极难区分的两个概念。无论怎样讲，结构还是一种方法，它必须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去结构，如果教学法不存在，教学结构也即解体。目前的语文教学，人们抱怨越来越多，主要认为是“越教越不会教”，“越教越没有办法教”，应该说是对原有的教学方法的动摇。认为它们都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的语文教学。方法不适应了，原有教学结构也不会继续适用。语文教育工作者开始了又一轮反思，目的是要用新的教学方法来结构新的课堂教学。
[关键词]英语教学；理解；心智活动；德行
理解理论是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它既是一种思想，又是一种方法。理解理论认为，整个教育活动的本质就是“理解”。“理解”既包括学生个体对知识的“意义构造”，也包括师生达到这一目的的理解性活动；主要是指理解性教学手段与方法。教学各要素都必须围绕并服从“理解”这个根本的理念，教学的所有途径、方式和内容必须遵循“理解”的教育规律——这是“理解”理论的真谛所在。
英语教学中，理解的涵义是什么?如何帮助学生“理解”?是否可能使学生“理解”?这是本文要论述的问题。
一、英语教学“理解”的根基是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理解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从关注人性开始的。理解理论是基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熊川武(2001)认为：“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我们的教育失却了一些最不该失却的东西：爱心、关怀、理解。教育要做的，就是要用这些情感内容填平师生间形成的情感沟堑。”[1]许多学生之所以后进，其根本原因是教育误解、教师误解和家庭误解所致。我们必须相信，每个学生都具有一种天赋的潜质和能量，教育的责任在于开发这种潜质和能量，使人具有生存的智慧和生命的意义。理解理论认为，理解是一种教育资源，过去的教育之所以效益流失，甚至造成教育失败，就是没有充分挖掘和利用这种资源。
英语学习是学生的认知过程，更是学生生命活动的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自身发展的主体。因为学习是个人的一种“意义构造”。人的语言发展能力、语言创造能力是人的生存能力的体现。学生的语言学习过程是个体将外在语言信息主动内化并与个体大脑中认知结构的自主建构过程。英语语言是一个文化的载体，蕴涵着英语国家的人文历史、社会习俗和科技等信息。这些信息在与个体认知结构的互动中推动着个体认知结构的发展。只有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各种英语学习活动和交流中去，同化与顺应英语语言信息，汲取英美社会文化信息的精华，改造自身认知结构，并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一定的自学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英语的习惯，掌握行之有效的学习策略，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英语语言综合能力，促进自身认知结构的发展。而这一过程是在“理解”的过程中实现，同时生发了“理解”的内涵与能力的。
理解理论把学生视为一个有需要、有情感、有个性的存在物，把英语语言的学习任务内化成学生的个体需要，使得语言学习有一个坚实的心理学基础，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许多学生学不好英语，其本身存在的问题和偏差，一般都是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习得性自弃”。就是说，学生有能力学习，但不乐于学习。而我们英语教师往往就语言现象说语言现象，不能透过语言现象看到学生生命过程的本质，不能把学生作为一个主体存在进行理解，由此导致英语教学效率低下。作为外在之行，理解理论在英语教学中有如下特征：一是对学生的语言行为保持大度与宽容，或必要的一致性。二是对学生的语言认知心理能将心比心，体贴关怀。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进行英语教学，显然是抓住丁问题的根本。“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要重新激发起学生努力向上的精神力量，树立起自尊、自信、自强的心理品质”[1]，这在英语教学中至关重要。
二、英语教学“理解”关于教学活动结构的理解
理解理论关于教学活动结构的理解，其核心仍然是个体心智活动的理解。
心智活动的理解，从本质上讲，是对个体认知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解。理解理论认为，“学习”和“知识”是不同的；学习是个人的。是人的属性；知识是公共的，大家共享的。决定任何一种教育经验之意义的，是人的思维、情感和行为，但主要是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因此，“理解”实际上就是“儿童对事物特性在理性理解力上的变化”。奥苏伯尔的“意义学习”，即个体必须把他们的新知识同业已掌握的有关命题联系起来学习，它同只凭机械背诵或灌输的“机械学习”是针锋相对的。“意义学习”理论表明，一个人形成自己的“意义构造”，是以概念和命题的系统学习为基础的。因此，“理解”理论关于心智活动的理解仍然把由概念组成的命题作为教学的根本内容。诺瓦克在1989年提出了有关“学习”的三个基本命题：“①意义学习涉及到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吸收新的概念和命题，并修改这种结构。②在认知结构中，知识的组织是有等级的，大部分新的学习，就是在已有的知识等级中对概念和命题进行归类。③通过死记硬背得来的知识，不能同化已有的知识结构，也不会使已有的命题结构得到修整。”[2]因此，学习是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正是在这一机制中，学生的自学能力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学习意愿和兴趣也被极大地激发起来。目前，英语语言学对理想语言结构的研究，即对认知结构所涉及的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揭示：各种元认知成分、基本认知成分、表征等及其相互关系，还包括研究结构成分的完整性、稳固性，它们之间的联系方式、联结速度等，是影响一个语言结构的质量因素[3]。这些因素分别影响语盲能力的各个方面。
语言学习，必须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联系起来，使其形成网络。教学的关键在于为学生提供“可理解的输入”(txanpmhensibleinput)。而“恰当的输入”必须满足以下六个条件：①难度适宜与可理解性。可以尽量使用简短的句子或借助于实物和图片，但关键还在于输入的内容必须“略超出”(alittlebeyond)学生的现有语言水平。克拉申称之为“i+1原则(“i”学生的现有语盲水平，“i+1”下一个层面的水平)。②相互关联与趣味性。使学生感到所听的或读的材料是如此的有趣，以致于忘记了是在学习外语。过于强调句型和结构的机械训练会使学生厌恶外语。比如，Whattimedoesbegetup?Whattimedotheygetup?这些无意义的句型训练充斥了传统的教学。③输入不是按照语法顺序。以语法为基准的教学大纲会降低“可理解的输入”(comprehensibleinput)的质量，破坏交际的目的。④输入必须提供足够的信息量又不能过于困难，使教学保持“i+1”的水平。看起来这很难做到。因为信息量加大容易导致难度提高。但克拉申认为，只要输入是有意义的，“i+1”会自动产生。⑤良好心境与低焦虑。不必勉强学生表达，直到他们感到已经有了足够的准备:如果学生说外语，教师则不必当堂纠正学生的语法错误(家庭作业中可以纠正错误)。⑥为获得更多的输入，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工具”。让学生学会使用引起谈话的技巧(相互问候)和保持继续谈话的技巧，如有礼貌的总结、归纳对方的观点；使用What?Idon''''tun-derstand；Whatdoesitmean?等方式或用重复对方谈话中的某个关键词来表示疑惑等等[4]。
教学中要为学习者寻找联系。这些联系表现为语义逻辑、语言形态、语音、语篇、语境、语法、语用、语言对比、情感体验、应用情景、应用范例等。缺少联系的教学是低效率的教学，会导致结构成分孤立存在。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在教学时数多、学习者时间充足、具有良好的毅力和强烈学习动机的情况下，可进行高难度和大跨度的教学。如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每天3学时)，将英语水平低者(包括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学习困难生)培养到较高语言水平。如听说读写全息教学，注重实际应用，将动型训练有机融入整个教学阶段。以精读课为例，通常采用循环性的“听一分析1一背诵一分析2--应用”课堂教学程序[3]，目标是使学习者将教学内容转化为大脑中相对全息的、高质量的语言结构。
三、英语教学“理解”对师生关系本质的理解
对师生关系本质理解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学生德行活动的理解。理解理论尊重“教学具有德育性”的传统教育理念。在英语教学中，人们一直不关注这一理念，以为它与英语语言发展无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理解理论提醒人们要时刻尊重对方，增进理解，这是调节师生学习情趣、增强学习效率的基本教学原则。在英语语盲教学中，没有情感的唤醒或激发，没有人格的关怀与心灵的关照，孤立地学习和记忆英语语法规则，忽略感情基础及在此基础上的实际应用和操练，最终肯定会缺乏对语言的感知和理解，对新语言词汇意义的把握缺乏激情与心理动力。
语言学习过程是一个认知与情感相结合的过程。在英语教学中，我们在考察学习者内部语言结构的同时，还必须研究其情感成分，即学习者学习时产生的情感体验与心境状态。理解理论认为，任何内部语言结构的发展都包括个体情感的基础作用或变量，两者缺一不可。在过去的英语教学中，我们很多教师缺乏这种理解，结果造成许多学生自暴自弃。理解理论认为，英语教学中必须具有全面的认知与情感成分，包括丰富的表象。在语言教学的基础阶段更需注意这一点。现有教学中的某些做法，如过于注重语法习题和阅读训练(培养视觉刺激与语义联系)而忽视情感因素，其结果只能使学习者形成残缺的语言结构。残缺的语言结构缺乏听觉表象、动觉体验等，不利于语言能力的培养，导致学习者学习难度大，记忆效率低，遗忘率大，体验不到语言学习的意义和乐趣，后续学习难以进行，语言能力难以达到高水平。总之，过去的英语教学过于关照英语语言的科学教育而忽视了英语语言的人文基础。
英语学习的规律就是理解。理解体现了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与关爱。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与关爱，可唤醒学生的成就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再只强调语言知识的正确性，而是更进一步注意到了不同文化环境中语言使用的“得体性”。在教学过程中，英语教师注重将情感与人文信息贯穿于大量的含有文化因素的语言材料、图像和音像资料中，使英语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理解理论主张，课堂教学从理解学生出发，把理解教育精神化为具体的教育行动。李阳总结出英语学习的“十大王牌理论”，其中重要的一条即寻找成就感，建立财富本。把地道的实用句子总结出来，这叫“寻找成就感”；把刚得到的成就感、把已经会说的地道句子统统收集起来，并把它们记录在专门的财富本上[5]。
理解理论关于师生关系的最好表述，可用熊先生倡导的一条校训进行概括，即“理解学生，教在心灵；理解老师，勤学奋进；理解自己，塑造人生”。这可以说是一套富有实践性的处理师生关系的观念系统，它有利于形成理解气氛，发展师生理解意识，使理解思想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其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师关注的核心是学生而不是知识。作为教师要善解人意，读懂学生，激励学生的情感因素。二是学生要理解教师而不仅仅是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学生不仅要知晓教师教学的意图，还要从情感上体验教师的良苦用心。正所谓“老师教我不容易，莫将教诲付东流”。三是师生双方要理解自己。“理解少烦恼，误解生祸殃”。应鼓励师生身心和谐，不断刻画自己的理想未来和美好人生。可见，理解理论不仅刻画了一个个性化、实用性的教育理念，而且预示了一个幸福、安康、祥和的人类理想。
四、英语教学“理解”对教学方法的理解
理解理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实践操作系统，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性思路：
理解性资源环境。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把校园，特别是教室装点成一个学习英语的殿堂，无疑会对学生学习英语产生耳濡目染的文化熏陶作用。建设“校(英)语”与“班(英)语”。如学生每日在班上讲日常用语，在篮球场上讲运动比赛用语。又如，学生刚进入教室的门就可以看到“SHUTTHEIXX)RAFIERYOU”或“REMEMBERTOL0CKTHEDOORWHENYOULEAVETHEROOM”等句子和印象深刻的配画。将各种英语日常用语和常用词汇与学生生活、学习与社会环境结合，才是教育的本质所在。
建构性文化情景。全球已经或正在实现共享信息，如果仍然把老师和英语课本作为汲取知识的唯一源泉，则是一种教育误导或教育理念的偏差。作为课堂知识的辅助和扩展，教师要利用Internet、音像资料、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及各种英语学习软件，使学生进行自觉、主动的学习。学生也只有具备了这种学习的能力，才能更为开放、快速地发展自己的能力，使自己终身受益。
第一，创造外语文化教室。在教室悬挂各种外国明信片、信封、卡通画、地图、外语报纸剪辑，也可以展示各种实物，如电影票及其节目、公共汽车和火车票、列车和飞机时刻表、酒店的菜谱等等，以此制造一种可见的和可感知的外语文化空间。
第二，用“文化旁白”(cultureasides)或“文化包”(culturecapsules)等方式提供文化信息。比如，在课文涉及“圣诞节”时可以顺便介绍和讨论有关圣诞节的由来和庆祝内容(文化旁白)；也可以将主题扩大，比较系统地介绍外语节日(文化丛)。
第三，文化研究。让学生以研究的方式批判性地思考和观察外语国家的文化，通过阅读和讨论，比较系统地探究某个外语文化专题，
第四，阅读文学。阅读文学原本是古典的语法翻译法的基本内容，文化教学重新重视阅读文学，实际上是恢复传统教学中有价值的教学策略。由于文学是对生活的观察和描写，所以通过文学阅读，可以为学生理解外语文化提供一条捷径[6]。
主动性学习习惯。英语学习策略的实质或精髓在于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创造力和想象力，建构文化情景，注意培养其成就感。现行的英语教材涉及到英美文化的方方面面，但文化介绍的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而这种英美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对学习者知识面的拓宽和文化习得又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对课本中或课本外出现的某些语言文化内容，教师应指导学生主动、积极地进行有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习惯养成对于英语学习至关重要。如每日60分钟晨读，每日坚持视听训练，每日模仿地道英语读音等训练，在潜移默化中能使学生提高听与说的水平，感受英美文化的韵味。我国传统的英语教育模式使学生养成了过分依赖他人的学习习惯。特别是中学生，对教师“教”的依赖性更强。这种依赖性反映在学习态度上就成了一种惰性。更有甚者，形成了一种被动接受的思维状态，没人逼迫就不愿学习。我们在教育指导思想、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上，应特别注意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好的学习习惯促进了英语成绩的提高，同时也带动了文化习得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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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岡(1992)的研究是从与句末语气呼应的角度出发，希望能解决“陈述副词是出现在主句句首附近的位置呢？还是出现在从句的句首呢？”这个问题。因此，他认为，日语的陈述副词可以分为出现在主句句首和从句句首的陈述副词。甚至，再进一步分类的话，出现在主句句首附近位置的陈述副词还可以细分为：表示“请求、命令、愿望”、“疑问”、“否定”、“概述、确信”、“传闻”、“比喻”、“感叹”这七种表达方式，而出现在从属句首的陈述副词可以分为条件和让步。但是，俞晓明（1999）[2]则认为：“呼应的中心在于副词，因此该副词就决定了呼应的类型”。换句话说，根据出现在句首的副词的差别，就能决定与此相呼应的句末表达方式。这样就可以用益岡(1992)中的论点来解释：要求与否定的句末形式相呼应的陈述副词，本身就是可以表示否定的陈述副词。于是根据益岡(1992)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的结果。
（一）从陈述副词出现位置的观点
ア．是否能出现在主句中？
イ．是否可能出现在从句中？
（二）从陈述副词本身意义出发的观点
1.出现在主句中的陈述副词：（1）表示请求、命令、愿望的陈述副词：ぜひ、なんとか、どうか、どうぞなど；（2）表示疑问的陈述副词：いったい、はたして；（3）表示否定的陈述副词：決して、必ずしも、とても、とうていなど；（4）表示概述或确信的陈述副词：恐らく、たぶん、まず、どうも、どうやら、絶対、など；（5）表示传闻的陈述副词：なんでも；（6）表示比喻的陈述副词：まるで、あたかも；（7）表示感动的陈述副词：なんと、なんてなど。
2.出现在从句句首的陈述副词。表示条件、让步的陈述副词：もし、仮に、いかに、いくら、たとえなど。
因此，本文根据益岡(1992)的分类方法，尝试对汉语语气副词进行分类，以期对汉语语气副词的研究有所帮助。
二、语气副词的分类
根据益岡(1992)中的分类，可以得到上面中分类结果。因此，接下来将尝试着是否可以将该判别标准Ⅰ和Ⅱ直接应用到汉语的语气副词中呢？
（一）从语气副词出现位置的观点
ア’出现在主句中的语气副词
例1：“开枪呀，兄弟！难道还要我自己崩了自己吗？”（红高粱）
イ’出现在从句句首的语气副词
例2：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呐喊）
（二）从语气副词意义出发的观点：
1.表示请求、命令、愿望的语气副词。属于该类的语气副词有“务必”、“千万”等等。关于“务必”，張斌(2001)[3]在《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作了说明：“表示‘必须’、‘一定要’，用于第二人称，表示强烈的要求或命令的语气”，因此它和日语陈述副词“ぜひ”起着同样的作用，从而可以将其归入此类。表示恳切拜托语气的副词“千万”也能表示请求的意义，所以也可以将它归入此类。
例3：六妹，有一件事和你商量，请你务必帮一下忙。（关于女人）
例4：多咱看着我一闭了眼，千万得先去奔条“礼花”过滤嘴烟。（盖棺）
2.表示疑问的语气副词：张斌（2001）对“难道”这个副词给出了如下解释：“该词用在反问句中，加强反诘口气”，“用在是非问句中，表示疑惑或揣测的口气，常常是向自己提问”。实际上，不管是反问，还是疑惑或推测，在汉语句子中，“难道”一词肯定出现在疑问句中，表示疑问，因此本文认为可以将之收入此类。与此类似的还有“莫非”，对此张斌（2001）说明：“表示反诘口气，相当于‘难道’”、“用于是非问句，带有揣测意味”。因此，不管是反问还是推测的意义，“莫非”也一定是出现在疑问的句子中。
例5：你难道忍心使他受尽孤单悲苦，无人安慰的生活？（关于女人）
此外，在《现代汉语虚词例释》[4](1996)中，阐述到：“用于疑问句的‘到底’用来追究事情的真相，其意义相当于‘究竟’”，因此本文同样将之归纳到表示疑问的此类中。
例6：孟蓓当然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大块头”辛小亮，可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她也说不上。（丹风眼）
3.表示否定的语气副词：汉语中，表示否定的语气副词有“丝毫”，“根本”等等。关于“丝毫”，张斌（2001）这样说“与否定词连用，表示全面否定”。而“根本”也用于否定句中，表示“始终”或“一直”的意思。因此也将之归入此类中。
例7：倪藻很生气。他丝毫没有要求翻看姐姐的纪念册。（活动变人形）
例8：徐悦悦说根本不在于他爱人插没插过队，金涛这人不太懂感情，对人太。（插队的故事）
4.表示概述·确信的语气副词：关于“大概”，張斌(2001)解释：“表示对情况不很精确的估计”，“表面看是一种推测和估计，实际上表示一种委婉的肯定语气”。当它代表推测意义时，表示了概述，当它代表肯定意义时，就表示了确信的语气，因此本文将其归纳到此类中。
例10：我们北京的这种小酒店，大概您没见过。（辘轳把胡同9号）
表示说话人推测的语气副词“想必”，张斌（2001）认为其“表示推断，偏于肯定”，该语气副词是以不确定的口吻来进行推理，作出判断，倾向于肯定，因此本文认为该副词表示概述，也将它归纳到此类中。
例11：我湿淋淋地光着一只脚，头发也打着绺贴在脸上，两只眼睛想必哭得很红了。（轮椅上的梦）
5.表示传闻的语气副词：无。
6.表示比喻的语气副词：表示比喻的语气副词有“俨然”、“仿佛”、“似乎”、“宛如”等等。张斌(2001)认为“‘俨然’表示‘居然很像’的意思”。“仿佛”“用于比喻句，常修饰‘是’‘像’等比喻词”。据此，本文将该类词归纳到此类中。
例12：他俨然一副领导的架子，一见面就拍我的肩膀。（人啊，人）
例13：忽然，不知是从哪儿，缓缓地响起了歌声，仿佛是从深深的峡谷里，也像是从天上……（插队的故事）
7.表示感动的语气副词：在汉语里，表示感动的语气副词比较少。“多么”这一词，張斌认为它“表示程度，有惊讶或夸张的口气，经常用于感叹的句子中”。史金生(2003)[5]也将它作为语气副词看待，因此本文采取同样的处理方法，将它认为是表示说话人惊讶或感叹语气的副词。而对于“何其”，张斌认为，经常用于感叹的句子中，表示“多么”的意思，含有“会变成这样，是我想都没有想到的”的意思在内，尽管富有文言文特色，但在现在汉语中经常被使用，因此也成为本文的考察对象。
例14：他鳏居了三十年，朝夕只和太太的照片相伴，是多么可爱可敬的一个老头子啊！（关于女人）
例15：时令正入严冬，春天还远，日本人何其性急也。（中日飞鸿）
8.表示条件的语气副词：汉语中，论述条件表达的论著有刘月华(2001)，论述让步表达方式的，有郭志良(1999)和邢福义(2001)等等。然而，不管那种研究，在论述汉语的条件句或让步句时，都是通过“只要……就”、“即使……也”等条件标识或让步标识的关联词来作出判断的。那么，没有这种形态标记的句子中，条件或让步的出现是否也有可能呢？本文认为，本文所论述的语气副词能够发挥和表示条件或让步的形态标记相同的作用。
例16：幸亏孔夫子的著作没有翻译成德文，否则，未免太寒伧了。（活动变人形）
例17：她毕竟是倪吾诚的结发妻子，她只有他一个，他也只有她一个，无可更易，无可改变。（活动变人形）
在例句16中，通过“幸亏”一词，对于“孔夫子的著作没有翻译成德文”这样的事实，表达了“幸运的心情”。而“太寒伧了”这种不理想结果的未实现是“孔夫子的著作没有翻译成德文”这个条件的成立而带来的。换言之，如果“孔夫子的著作翻译成德文”这一条件成立的话，那么势必会带来“太寒伧了”这样的结果吧。所以，“幸亏”表达了说话者侥幸的心理，但从句法学来看，在“幸亏”所在的从句中，“幸亏”成为了主句实现的前提，是主句能够实现的条件。
而在例句17中，“她只有他一个，他也只有她一个，无可更易，无可改变”这一句句子的成立，是因为有“她是倪吾诚的结发妻子”这一个条件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她不是倪吾诚的妻子”的话，那么“她只有他一个，他也只有她一个，无可更易，无可改变”这样的结果就不可能成立。总之，“毕竟”这样一类的副词也是表示条件的语气副词。
总之，本文所处理的在从句中的语气副词，都收纳到了表示条件的类型中。这时，通过语气副词表达的条件句，与以“只要…就”等形式表达的条件句有所差异，它们不是句法学上的条件句，而是意义方面的条件句。如同以上所述，根据汉语语气副词的意义进行的分类结果，除了表示传闻和让步的语气副词以外，可以认为基本上都与日语陈述副词的分类相吻合。总之，日语陈述副词可以分成出现在主句的陈述副词和出现在从句的陈述副词两类，再进一步下位分类。而汉语语气副词也有相同的分类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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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文学文体的重要研究范式,语料库文体学应运而生。本文讨论了迄今为止，国内硕士学位论文在该领域的具体研究方法、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语料库；文体学；硕士学位论文
一、 前言
语料库应用于语言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二者结合而产生的语料库文体学是近年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新生的一个研究途径,旨在借助语料库工具,以实证的手段对各类文本的文体特征进行定量描写和定性分析。
二、语料库文体学的历史由来
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电子、机器可读性语料库的出现，利用语料库对作家风格进行的研究就产生了。在此之前，许多传统的基于语料库的各种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大学术领域：圣经文学研究、词典编纂、方言研究、语言教育研究和语法研究。而真正的语料库文体学却是随着语料库语言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迅猛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2005年、2007年连续两届在英国举行的语料库语言学国际会议都开设了题为“文学语言的语料库研究”的工作坊。
三、语料库文体学的研究领域
纵观文学文体的语料库研究, 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 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主要研究领域:
1．以个体语言特征的文体研究为目的的语料库标注和分析
语料库文体学的研究途径之一就是以语言使用为切入点, 关注特定的一类语言使用现象, 如词语、词组、语法结构等, 其目的在于研究与语言使用有关的文体功能以及影响该类语言特征使用的语境因素。
以硕士学位论文《老人与海的语料库文体分析》为例，它是从文本的词汇、语法、修辞手段和行文连贯等方面对其文体风格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中形容词的百分比要比其他三个高一个百分点，而且大多数形容词是用于修饰主人公桑地亚哥、大海和那条鱼。如“old”一词的使用频率是260次，其中235次是用于修饰文中的“老人”，作者这么做是为了告诉我们桑地亚哥年老了，身体状况在变差。但从小说可以看出，他是位具有坚强毅力的老人。
2．对作品主题的语言表现方式的研究
部分文体学研究者以作品的文体功能或主题为切入点,通过语料库检索软件对文学作品所有相关的词汇、语法模式进行客观、详细的描述。
在邢春晓《基于语料库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文体分析》中，利用ACMF,WSMF,Brown和LOB语料库以及从克里斯蒂最受欢迎的作品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五部侦探小说建立语料库，分别从词汇分布、句法和语篇等层面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分析邢春晓发现,克里斯蒂的小说一方面具有很多文学小说的共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侦探小说的一些特性。此外，灵活应用代词，能够使读者更好的融入故事情节中，有助于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一些副词性连接词的应用使读者摆脱阅读混乱感，从而紧随文章的情节路线。
3.作家风格研究
对作家风格的量化研究是通过对小说中高频词的量化统计分析来识别作家的风格。从目前搜集的所有硕士论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基本上每篇文章都花了不少笔墨通过研究词频的差异来分析小说中人物的差异，但是没有出现过用词频的差异来研究作家风格，说明在硕士生论文中，关于这类主题的写作目前还是一个空白。
四、目前硕士论文基于语料库文体的研究方法
对搜集的相关硕士论文进行分类，有文体表现、文体类型、文体形式这三类。文体表现主题有《基于语料库的战争文学文体研究》、《老人与海的语料库文体分析》等；文体类型主题如《基于语料库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文体分析》、《老人与海的语料库文体分析》。从文体形式来讲，有《基于语料库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作品文体学分析》、《基于语料库对海事商务合同文体特点的分析》等。
从所搜集的论文来看，基于语料库的文体学研究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通过自建语料库进行文体分析：在《老人与海的语料库文体学分析》中，作者建立了以小说《老人与海》为内容的观察语料库和其他六部二十世纪美国小说《野性的呼唤》、《了不起的盖茨比》、《美国悲剧》、《人与鼠》、《喧哗与骚动》、《麦田里的守望者》为内容的参照语料库，并利用检索工具AncConc和Writer’s workbench进行检索。
2.利用现成语料库进行文体分析：在《基于语料库对海事商务合同文体特点的分析》中，作者利用Brown和LOB作为辅助语料库进行文体法分析；基于语料库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文体分析》则采用语料库ACMF, WSMF, Brown和LOB.
3.语言分析工具：《基于语料库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作品文体学分析》借助计算机软件及程序FoxPro和SPSS从字系，词汇，句法和语义等多层次进行了一系列的统计测试；在《基于语料库对于〈经济学人〉财经新闻报道的语言问题特点研究》这篇硕士论文中，作者采用的分析工具是 Wsmith, AntConc,和Excel。
五、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现状和趋势
文学文体的语料库研究对研究作家的某种语言特点或作品的主题表达能够提供可靠的量化依据, 避免传统文学批评中只注重概念演绎或生搬文学以外的各种理论进行穿凿附会的弊端。然而,在看到该领域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 要善于总结存在的不足。在文学文体学研究领域, 语料库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零散研究多，研究体裁单一。
虽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以探讨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的文章居多, 缺乏研究的可复制性, 但近二十年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蓬勃发展, 语料库语言学与文体学领域的融合也在加速。对于语料库文体学的发展前景,Wynne指出, 随着XML、TEI等有关文本编码的重要国际标准的出现, 文学文本电子库的质量与信度也在提高, 语料库语言学将成为文体学家的有益工具。具体说来, 语料库语言学与文体学的进一步交汇融合将体现在统计分析方法日趋缜密、研究领域得到扩展和描写、阐释与评价结合这几个主要方面。
六、结论
从目前基于语料库的文体研究学位论文中可以发现，此类论文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领域更加拓宽，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研究层次更加深入。望作为硕士生们的我们能够踏实做学问，为这一学术课题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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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首先，我认为，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并非全部是误解。相反，事实上，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否定的，一种是肯定的。
1.对中国哲学的否定态度
在否定的态度中还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忽略，一种是误解。在第一种情况中，某些西方哲学家并不关心除了西方哲学之外的其他任何哲学，包括中国哲学以及其他亚洲哲学。在他们看来，哲学仅仅诞生于古希腊，所以，任何被称作哲学而又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东西都不在他们的哲学研究范围之内。譬如，文德尔班在他很有影响的《哲学史教程》中就完全没有关注到中国哲学。在他看来，哲学史就应当是西方哲学史。但这种情况自上个世纪以来有些变化：开始出现一些哲学史教程和著作包括了对中国哲学的描述和解释，特别是在对世界哲学的导论性著作中。至少一些哲学史的著作开始有意识地标注为《西方哲学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史。这表明，他们开始缩小对哲学史理解的范围。
对中国哲学的另外一种否定态度就是误解。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存在对中国哲学的正确理解，而是说，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解释完全出于自身需要，脱离了中国哲学的语境或背景。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解释就是这样的典型。黑格尔否定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可能存在形而上学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完全就是一种宗教，即孔教。但显然，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对中国哲学的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我在后面将指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相似性不仅存在于道德思想中，同样存在于形而上学中。黑格尔把中国哲学仅仅看作一种道德理论，其原因在于，在他看来，中国人不可能有形而上学的或超验的思想，中国哲学应当是绝对精神在历史中的一部分，而西方哲学才应当被看作是哲学的主流。
我认为，如今已经很少有哲学家仍然同意黑格尔的这种解释。但毫无疑问，这种误解已经根植于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之中。我想提出的对这个判断的一个证明，就是中国哲学在西方大学哲学系中的尴尬地位。据我了解，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很少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看作哲学系的组成部分。大多数讲授中国哲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教师可能会是在与宗教或文化研究相关的系或研究所里，比如宗教学系或东亚系等。然而，相反，我们有西方哲学研究、东方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等，作为中国大学哲学系的组成部分。
2.对中国哲学的积极态度
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哲学发生兴趣的西方哲学家数量正在增加。他们相信，中国哲学中有一些东西值得西方哲学家去学习，这在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在后现代哲学）中变得比较流行。我认为，一般而言，对中国哲学的这种积极态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奇，另一种则是谦逊。
历史地说，西方人对中国以及中国哲学的兴趣从中世纪就开始了。可以理解，对西方的先辈来说，远离他们国土的中国大陆是非常奇特和有吸引力的。他们对中国的一切都非常好奇，对到中国的传教士带回的中国物件和中国哲学也很感兴趣。在18—19世纪，当时的许多贵族家庭非常时兴有一间特别的中国房间，用来自中国的丝绸或绘画装饰这个房间。在18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中也有一种潮流，就是谈论中国和中国文化，引用一些对中国经典的翻译，比如伏尔泰的《中国孤儿》（1755）就是对中国元代古典悲剧《赵氏孤儿》的法文翻译。然而，我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心态主要是对新奇之物的好奇，而不是他们认为有必要关心中国哲学。不过，西方人了解中国和中国哲学总比忽视或否定要好得多。
对中国哲学的另一种积极态度就是谦逊，即某些西方哲学家非常希望能够从中国哲学中学习到许多东西，用以支持他们的哲学理论，或者是拯救危机和冲突中的西方哲学。譬如，在第一种情况中，莱布尼兹对中国哲学的兴趣，目的在于构造他的单子论。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莱布尼兹在1701年收到法国著名的传教士白昔（JoachimBouvet）的来信后，更加确信了这个信念。白昔在信中附上了伏羲易经图。珀金斯在他的《莱布尼兹与中国》（2004）一书中描述了这个过程：“当时，白昔正在研究易经，确信它包含了某些神秘的知识，因为它与伏羲和最高主教有某种联系。正在这时，他收到了莱布尼兹对二进制的描述，因此白昔对这两种二进制的相似性——他看作是同一的——感到震惊。这种相似性特别令人感到惊讶，是因为阴阳图的传统排列，即邵雍所做的《暹阗图》，稍加改动，就成了莱布尼兹二进位制的排列。白昔确信，阴阳图就代表了二进位制，1701年他把这写信告诉了莱布尼兹，这使得莱布尼兹也确信了这一点。……由于莱布尼兹相信存在一种中国算法，因此二进位制与阴阳图之间的联系就对莱布尼兹关于中国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发现使得莱布尼兹更加相信，古代中国的智慧超过了近代中国，他相信，欧洲人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发现这些真理。这种联系也使得莱布尼兹逐渐确信隐藏于中国语言背后的理性结构。”（PP116-118）这段引文足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莱布尼兹的思想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由此可以得知，莱布尼兹的二进位思想的确是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交流的结果。
海德格尔也是意识到中国思想对西方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家之一。叔本华非常欣赏印度的佛教思想，但与此不同，海德格尔更尊重中国哲学中的道家思想。他与中国哲学家萧诗毅于1946年合作把《道德经》译为德文。虽然这个工作没有完成，但显然，海德格尔受到了老子《道德经》思想的启发或影响。萧诗毅写道：“有一次，海德格尔本人曾对他的德国朋友说，通过从事对老子思想以及孔孟思想的工作，他学到了许多东方的思想。”（P93）
更为明显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喜欢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他们的思想资源。霍大维（DavidHull）在他论述现代中国与后现代西方的文章中，就试图用现代中国的方法解释后现代的西方，他力图表明：“传统中国哲学包含的思想资源可以回答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之争所表现出来的某些问题。的确，霍大维是要真正表明，古典的（也可以说成是‘前现代的’）中国思想就是后现代的。特别是，他认为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以及无法由表达真理的哲学话语所掌握的东西所具有的首要性观念，对道家和儒家思想都是核心概念。”（P512）
毫无疑问，逐渐关心中国哲学的西方哲学家数量正在增加。我认为这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在不远的将来相互之间更好地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我们评价这种前景之前，应当清楚中国哲学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人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二、两种“中国哲学”概念
西方哲学家通常认为，中国哲学应当是指古代中国的哲学。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把中国哲学就看作是博物馆中的古代文物，而不是看作当代社会中活生生的观念。从当代的观点看，这种理解完全错了。我在这里就想区分两种“中国哲学”概念：一种是古代的中国哲学，一种是当代的中国哲学。
1.古代的中国哲学
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熟悉古代中国哲学中的某些概念，至少他们认为是熟悉的，但实际上存在很多混淆。我认为，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混淆是，儒家思想被解释为古代中国的惟一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这显然不是真实的。自战国以来，古代中国哲学就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和主张。即使是在汉代，汉武帝确立了儒家思想为惟一正统的哲学，把其他哲学流派都斥为异端，中国哲学中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比如道教思想、法家、名家等。所以，古代中国哲学的概念很复杂；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古代哲学时，首先需要弄清楚我们究竟是在讨论哪一个流派或哲学家的思想。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集中于不同哲学理论中的具体概念或观念，而不是泛泛地谈论中国哲学。
我认为，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另一个混淆，就是认为古代中国哲学是儒家、道家以及佛教思想的大杂烩。历史地说，这些流派具有许多明显不同的特征。简单地说，根据冯友兰1948年的《中国哲学史》所说的那样，儒家注重的是现实世界中的道德生活，这被称作是入世的哲学；相反，道家的思想被称作出世的哲学，因为它关注的是道法自然。我们知道，佛教思想起源于印度，但它自进入中国之后就从一种宗教转变成了一种哲学。因此，在理解中国哲学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各种流派和理论之间的这些差别，正如西方哲学中的各种差别一样。这样就有助于理解这些流派和主张得以形成以及有时出现相互冲突的各种背景。
我很欣赏冯友兰的这样一段话，他说，中国人并不关心宗教，这正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主要是哲学的。冯友兰把中国哲学的一些主要特征描述为：“大部分中国哲学家都不把知识看作某种自身具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们并不是为了知识而寻求知识；即使是在实践知识的情况中，它们也是直接承载着人类的福祉，中国哲学家主要是应用这种知识到现实活动，这就会直接带来幸福，而不是被看作关于幸福的空洞讨论。因此，中国人并不把著书立说看作仅仅是在建立理论主张，而是看作最高幸福的目标本身。大多数中国哲学流派都教导人们所谓的‘内圣外王’的方法。”（P2）
2.当代的中国哲学
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当代的中国哲学。什么是当代中国哲学？我相信，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今中国的主导的或官方的哲学。这既是对的但又不全对。如同古代中国哲学一样，当代中国哲学也是很复杂的。事实上，它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儒家哲学和外国哲学研究。
的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的中国哲学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思想仍然对中国的哲学研究在意识形态上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根据最近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社会的学术研讨会的情况报道，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是关于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以及对社会实践的普遍意义。对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在今天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
作为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当代中国哲学有着无法归之于古代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方法论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经典在当代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首先就与西方哲学有关系。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没有“哲学”这个概念，它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在古代中国没有哲学思想。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第一本书《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是由杜威的学生胡适在20世纪初写的，这被看作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诞生。然而，它是根据西方哲学的模式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把哲学思想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是把西方哲学的模式复制到了中国思想中。这种复制的好处在于，很容易按照不同的哲学分支对历史上的哲学文献做出分类和整理。但它的坏处也很明显，因为它按照完全不同于经典最初方式的西方哲学方法重新排列了所有的材料，这就歪曲了历史的事实。这样，中国经典的历史意义就会被消解掉了。对中国哲学的这种状态的反思，自胡适和冯友兰以来就一直是中国哲学家关注的问题。最近的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中国哲学家应当用自身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模式去解释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这是对自身哲学传统的一种自我意识。但关于中国哲学的学科地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这门学科本身的确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我们如何能够在完全不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去做中国哲学？这是我们面临的首要的紧迫问题。
中国哲学家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哲学史中的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史中一直有一种解释古代文献的训诂学传统，这被看作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文献的主要方法。由此，我们今天读到的大部分儒家经典都是这些作者对先前文本的注释，例如孔子对六艺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解释，孔子教授他的学生，并形成了自己的经文学派，即“经学”，这自汉代以后就被推崇为中国社会中的主导意识形态。但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传统，这就是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理性做出的反思和批判。《论语》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代表。这个传统被称作“子学”。当我们分别反思这两个传统的时候，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脱离经典所产生的语境去理解经典的意义？我们知道，这些经典的作者试图回答或解决他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大多数经典的教导都与作者的时代相关，在他们看来，一个理论或主张的责任就是要回答那个时代的问题。这种对待理论的态度与西方完全不同；对西方哲学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从具体的经验中能够得到抽象的或一般的概念，而不是去解决他们当下面临的问题。所以，中国哲学家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找到中国哲学经典对我们当今现实生活的普遍意义。
由于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建立和发展一直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家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哲学一样熟悉西方哲学。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哲学自16世纪起就开始引入中国。从此以后，中国哲学家就通过在西方最新出版的哲学著作了解西方哲学，有时也通过日本人写的西方哲学著作。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家了解西方哲学恰恰是从西方最新出现的思想流派和理论开始的。特别是，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开始出现时，中国哲学家就对他们的理论产生了兴趣，并把他们的一些论著翻译成中文。而更让人感到奇妙的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在1921年出版仅6年之后，中文版就于1927年出版。历史地说，这是除了德文和英文之外的第一个其他语言的翻译。如今，西方哲学中的大部分经典文献都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而且有些著作还有不同的中文译本。所以人们就说，中国哲学家了解西方哲学比西方哲学家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还多。
对中国哲学家来说，研究西方哲学的首要步骤就是把西方哲学著作翻译成中文。而对我们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理解西方哲学。石里克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洪谦以及海德格尔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熊伟，把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在中国的西方哲学介绍和研究工作。他们是自1949年解放以后西方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代表，但即使是在学术圈里，也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金岳霖于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习，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系统地把亚里士多德逻辑介绍到中国，但到了晚年，他却关注中国传统哲学，用逻辑方法分析了道家思想。他的主要著作《论道》（1940）和《知识论》（1983）就表明了他具有强烈的中国哲学情结。我们知道，胡适和冯友兰最初去美国是学习西方哲学，但他们的学术兴趣转向了西方哲学，正是他们根据西方哲学的模式建立了独立的中国哲学学科。
以上这些表明，中国哲学家始终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这不是出于好奇，而是要理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相似性。然而，这两种哲学之间的张力又使得中国哲学家一定会对中国哲学独有情钟。我认为，要使得这两种哲学之间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关键在于找到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差别。
三、两种哲学之间的差别与相似
显然，差别总是比相似更容易得到认识。有时，我们只需要通过表面的观察或简单的分析就可以找出差别，但相似性却必须通过对差别的比较和深入分析才可能得到。我认为，对相似性的认识要比对差别的认识困难得多。
1.首先是差别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根据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但它仍然具有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对哲学思想的表达方式之间的矛盾。一般地说，我们发现它们在三个方面有所不同：在出发点上，在方法上以及在哲学的目的上。
在出发点上，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或个人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样，个人就可以成为哲学研究身心关系等问题的中心。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导致了中世纪的神学，使得每个人都应当把向上帝奉献自己作为自己获得生命意义的方式，但每个个体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而在中国哲学中，个体之间并非是平等的，因为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成为圣人，这样他们就有了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中国哲学家在分析人性等问题时，更多地是关注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哲学中，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动物，没有个人的特性。根据冯友兰的观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圣人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精神上要追求的道德理想。
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哲学家更关心的是沉思和践行，而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的学习知识和训练逻辑。有趣的是，通常会把沉思和践行看作宗教上的活动而不是哲学的活动，但中国哲学思想却是很少或没有宗教意义的。所以，中国哲学家对他们的观点和理论主张缺少严格的逻辑分析和论证，逻辑和认识论在中国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最后，东西方哲学在哲学研究目的上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看到，对世界的惊奇是西方哲学的开端。因此，西方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探究关于世界的真理以及世界与人类的关系。这样，西方哲学家们就总是关心我们具有的东西，比如知识、理性能力和逻辑。但对中国哲学家来说，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告诉人们如何成为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人。所以，冯友兰说：“总之，中国哲学往往强调的是人是什么（比如他的道德属性），而不是他有什么（比如他的思想能力和物质能力）。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圣人，即使他完全缺乏知识，他也仍然是圣人；如果他是一个邪恶的人，即使他拥有无数的知识，他也还是邪恶的。……中国思想家强调‘是什么’，而不是‘有什么’，这就不是在强调纯粹的知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只有科学的开端，但缺乏得到恰当发展的科学系统。”（PP2-3）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成为一个圣人或好人，而不是获取关于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的知识。
2.中西哲学的共同之处
我已经指出，差别是很容易识别的，但要发现这两种哲学之间的相似却更难。通过分析上面提到的各种差别，我把它们之间的相似归结为三个方面：关于宇宙的本源、关于生命的意义和关于社会的规则。
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不强调形而上学。他以内圣为例说明中国哲学研究是自我陶冶的方法。但内圣的理想却只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虽然是核心部分，但并非是中国哲学的全部。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之间存在着某些微妙的差别。儒家强调对行为的研究，而道家则关注超验的东西，这被看作是自然的法则。例如，老子就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根据老子的观点，道仅仅是万物之道。除了道家之外，佛教和阴阳学派也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讨论了宇宙的本源问题。例如，阴阳学派就提出了对天的神秘解释，把天就看作是宇宙。他们认为，宇宙就是由阴阳结合而成的。正是这个理论激发了莱布尼兹对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使得他能够把他的二进位制用于解释宇宙的最初因。在中国哲学中，阴和阳是宇宙的两种不同本源：阴具有女性的特征，是消极的、被动的；而阳则具有男性特征，是积极的、主动的。它们都是宇宙万物的最初因。
天人合一被看作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因为人本身就是天的一部分，它们相互不可分离。虽然对天人合一以及人对天的服从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显然，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家和道家）都是试图用一种本源而不是各种理论来解释宇宙的最初因和本质。所以，对它们来说，天和道都是惟一的，都是高于人类的，但又是只有通过人类才能得到，这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也就说，人可以以天的名义实践道。天人合一这个观念的前提是相信，人和天或自然之间是没有分别的，因此，人和天被看作是同一的。这与西方的二元论思想完全不同。根据西方的二元论观念，主体和客体是分离的。而正是中国哲学的这个观念，使得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宣称，他们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发现了某些相似性。这里至少可以提到两个观念：一个是开始于19世纪末的反二元论观念；另一个是诉诸于混沌（但不是混乱）的观念。的确，某些西方哲学家已经注意到，古代中国哲学中的某些形而上学思想可以拯救西方哲学面临的在科学技术控制下的人类生活中出现的危机，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例如保护动物和自然环境。
许多哲学家已经指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伦理具有首要性。的确，孔子关注的焦点是自己如何做到内圣外王。道教虽然被看作主要关心宇宙的本源或本质，但它也关注道德问题。例如，《道德经》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道经》关心的是世界万物成为自身的方式；《德经》关心的是人类的德性。“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51章）这就意味着，当我们由道而生，我们就应当由德而养。道是我们无法用语言去要求的，我们只能遵从或服从它；而德性则是我们可以通过训练和陶冶而得到的。为什么中国人很少宗教性而更多哲学性，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能去追问道是什么或通过宗教的方式去追求道，而只是追问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好人或圣人。由此，中国哲学家就愿意讨论这样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好人，我们应当如何去做？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好处就在于它不需要上帝作为判断善恶的绝对标准；因为即使上帝被从至高无上的地位拉了下来（就像尼采做的那样），我们也不会迷失方向。我发现最近西方哲学家出版了许多关于生命意义的著作，比如约翰·科廷汉、安东尼·格瑞林和约翰·斯库顿等。他们都很好地对公众讨论这个问题，但最终他们都要求诸于神学的解释以获得对这个问题的确定回答。当然，我知道他们大多数都是无神论者。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不用神学的或基督教的解释就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中国哲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当然，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没有任何偏好。我的策略是比较这两种哲学，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解决我们生命中的同一性和社会地位等问题。
最后，这两种哲学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也有相似之处。中国有丰富的如何建立社会制度的思想资源。在古代，有学问的人或受过教育的人的最高理想是做政府的官员。孔子在《论语》中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第19章）。在《道德经》中，老子同样为君王提供了许多如何治理国家的建议。他的政治理想是由圣人治理国家。他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3章）这个理想历来遭到许多批评，被看作是一种愚民政策。但在老子的时代，很难要求君王去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幸福。所以，老子就以这种方式提出好的君王应当如何善待他的人民。因此，作为君王的圣人就是哲学王。的确，中国哲学中的一个传统就是，几乎所有的帝王都宣称要成为圣人，他们是从上天得到权位的。
根据西方最新的政治哲学发展情况，政府与其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关于民主、政府职责等问题的讨论中成为焦点之一。如何处理最小政府的问题就成为政治哲学家面临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可以说，来自儒家和道家的中国哲学思想可以有助于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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