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议论文 教学 有效取舍
议论文是一种发表意见、阐述道理、分析问题、阐明事理的文体，它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往往是“文道并进”的。论点、论据、论证是议论文的三要素。议论文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上表现为用通俗的语言说道理，文章短小生动，于学生颇有教益。教学的时候，要根据这种文体的特点，有所取舍的施教，以彰显教学的高效性。
一.指导学生明确文章的论点。论点是作者对所论述问题的见解和主张，是议论文的灵魂。它应该是明确的判断，是作者看法的完整陈述，在形式上应该是完整的句子。中小学课本里的议论文，论点或在文章开头，或在文章结尾。一般不需要读者在文中煞费苦心地搜寻。
“提领而顿，百毛皆顺”。对于中小学生而言，议论文的“领”就是作者在文中所要表达的观点——中心论点，这既是学生理解全文内容的抓手，也是学生提高思想认识的关键。如教学《说勤奋》时，教者在出示了论点后请学生把这设问句并成一句话。“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是勤奋；勤奋是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要靠勤奋；勤奋能让我们达到自己的理想境界。”感知了事实论据后，教者首先揭示司马光和童第周的成功靠的都是勤奋；接下来在品读感悟的过程中，先单独学习童第周和司马光的勤奋事例，再把两者放在一起比较，引领学生逐层感悟他们的成功都是靠勤奋；最后在学习理论论据时再次吟诵：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是勤奋。整个教学围绕中心论点浑然一体，数次的“这就是——勤奋”形成渐强的节奏敲击学生的心灵。
二.指导学生寻找生动的事实论证。事例论证是中小学阶段常用的论证方法，所选的事例在真实、典型、新鲜、充分的基础上，大多加以生动的描述。用事例做论据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和概括，具有直接真实性的品格，因此是证明论点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议论文的语言往往具有准确性、概括性、鲜明性、生动性等特点。对于中高年级学生，读懂故事不是难点，明白故事背后的道理也在学生的理解能力之内，体会作者如何遣词造句，如何围绕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组织语言——“具备包括阅读理解和表达交流在内的多方面的基本能力”，这应该是中小学生学习的重点。具体的着眼点可以有：
1、抓数字证据。为了使语言更有说服力，作者在例证时常常使用数字，使自己的文章显得更加真实而有力。在教学时，这些都可成为引导学生感悟的点。如《说勤奋》一文中“他用了19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著名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2、抓能表现中心的词语。语言丰富、生动、凝练，是汉语言一大特色。议论文中，富有特色、表现力强的语言也比比皆是。如《滴水穿石的启示》一文中就有如下词语：“滴水穿石”、“三心二意”、“微不足道”、“日雕月琢”、“持之以恒”、“炉火纯青”、“坚持不懈”、“半途而废”、“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这些词语不仅结构工整，是学生学习生字词时的难点；而且一部分与中心有关，是学生学习时的难点。
3、抓特殊的句式。语义是语言的意义，它主要研究符号跟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句子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符号，它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类型的句子各有不同的特点。在议论文中，为了引发读者的思考，加强表达的语气，作者常常大量采用反问、设问、感叹等句式。例：（1）这个小洞是怎么形成的呢？原来在这块石头的上方，有水滴接连不断地从岩缝中滴落下来，而且总是滴在同一个地方。（2）如果我们也能像水滴那样，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3）他毕生迷恋电学实验研究，毕生孜孜不倦，竟拥有白炽灯、留声机、碳粒电话筒、电影放映机等一千多项发明专利权。
三.指导学生感悟理论论证。为了证明论点的正确，作者除了事实论据，还用采用理论论据。即用人们熟悉的经典论述及经过实践证明的可以信赖的格言、谚语等来做根据，这些是来源于实践，并且已被长期实践证明和检验过，断定为正确的观点。如“正如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所说‘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摘 要】高校宿舍是学生在课堂之外重要的学习、生活场所，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如何充分推进和谐宿舍文化建设，以和谐宿舍文化建设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是高校学生工作者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笔者拟通过对当前高校和谐宿舍文化建设的难点及其原因的分析，为进一步推进高校和谐宿舍文化建设提出相关建议及意见。
关键词 和谐；宿舍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20-0101-02
作者简介：李华琼，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2014年2月，总书记在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首先要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宿舍文化作为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推进高校宿舍文化建设，培育和谐的宿舍文化，对建设和谐校园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和谐宿舍文化的内容
就当前学界对宿舍文化的研究来看，我们认为宿舍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集体性、导向型、约束性等特征，其至少包含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管理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
宿舍硬件设施、外部环境构成其物质文化；学生的共性行为、观念、兴趣爱好等构成其行为文化；宿舍在管理过程中结合实际对其工作人员和学生形成规范科学的制度体系构成其宿舍文化和管理文化；宿舍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和价值观构成其精神文化。
二、培育和谐宿舍文化的重要意义
1.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总书记指出，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当前，在大学生思想独立性、自主性、差异性特征下，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高校教学、生活的各方面，是促进高校学生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现实要求，也是引导高校学子将个人梦想与中国梦相结合的有效手段。因此，培育和谐的宿舍文化，是高校将培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教书育人全过程的重要措施。
2.是全面建设和谐校园的必然要求。高校学生宿舍作为与大学生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小环境，承担了管理学生、教育学生、服务学生等重要职能。然而，近年来来，高校宿舍犯罪案件频发，马加爵案、复旦大学投毒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此相对的是国内高校宿舍文化研究起步较晚、文化载体单一。因此，加大对高校和谐宿舍文化研究，进一步丰富宿舍文化载体，有利于推进高校和谐宿舍文化建设和和谐校园建设。
3.是全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高校学生宿舍的集体性和导向性的特点，使宿舍的行为文化成为影响学生综合素质和道德水平的重要因素，宿舍行为文化的优劣，直接影响到高校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而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集中于教育教学方面，宿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因此，建设和谐宿舍文化，是全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效性和覆盖面的必然要求。
4.是提升高校宿舍管理、服务水平的必然要求。自上个世纪90年代高校宿舍后勤化改革以来，高校宿舍管理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但是当前高校宿舍的社会化管理，硬件上宿舍设计建设上人性化不足，软件上管理人员学历水平不等、专业素质较差，导致当前高校宿舍的社会化管理仅停留在维持宿舍日常运转的水平，使宿舍教育成为高校教育中的短板。建设和谐的宿舍文化，首先要夯实宿舍文化的物质载体。也就为宿舍设计建设、高校宿舍管理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必然会推动高校宿舍管理、服务水平的提升。
三、宿舍文化建设中的相关问题
1.宿舍硬件条件有限。当前大部分高校在学生宿舍的规划、设计、建设时往往宿舍楼栋集中、人均空间较小、宿舍功能单一，且远离学校教学区、行政区、活动区等区域，部分高校虽然在学生宿舍附近设有篮球场、运动健身器材等，由于当前高校学生住校率较高，住宿学生基数较大，往往供不应求。学生在宿舍中个人隐私得不到充分保障、学生生活上个人空间有限、学生兴趣爱好上得不到充分发挥，直接影响了高校和谐宿舍文化建设。
2.文化氛围尚未形成。相较港台高校成熟的“舍堂文化”而言，在理论上，我国高校宿舍文化建设研究初见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时间较短，经验尚浅，没有丰富的理论和完善的管理制度支撑高校宿舍文化建设；在实践上，当前高校大多通过开展学生活动进行宿舍文化建设，“活动式”的文化建设成果长效性得不到保障，宿舍文化建设后继无力。
3.学生主体差异较大。高校学生大多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在文化、习惯、爱好等方面差异较大，且“95”后独生子女逐渐成为大学生主流，对网络的依赖性、自我意识较强、集体观念薄弱、自制力较差等特点。在日常生活上，个人不良的生活习惯容易影响到宿舍所有成员，形成不良的宿舍文化氛围；在人际交流方面，由于缺少人际交往，容易形成小团体、产生摩擦，这些都影响到和谐宿舍文化建设。
4.公寓管理模式僵化。在高校宿舍管理后勤化改革背景下，后勤集团或公司负责宿舍的安全与日常管理工作，而高校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宿舍日常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脱节，使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盲区”，导致宿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也就难以推进和谐宿舍文化建设。
5.公寓活动覆盖有限。当前，高校宿舍方面学生组织单一，一般高校主要通过学生会和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来组织开展宿舍文化活动，较少高校存在与宿舍相关社团。在作为学校宿舍管理职能延伸的学生会和宿舍管理委员会，更多活动是基于宿舍学生兴趣爱好“最大公约数”开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引更多人参与活动，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学生个性的发挥。在当前高校学生个性化日渐明显的趋势下，当前高校宿舍文化活动覆盖面很难扩大。
四、和谐视阈下高校宿舍文化建设相关建议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谐宿舍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和谐宿舍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导。和谐宿舍文化建设要以“爱国”为基础，坚定他们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和时代精神；和谐宿舍文化建设要以“敬业”为标准，学生的第一要务是学习，要引导学生在学生宿舍这个“第二课堂”继续发扬实干精神和创新精神，培育好学、善学的宿舍学习氛围；和谐宿舍文化建设要以“诚信”为准则，积极倡导“人无信不立”，树立言必行、行必果的宿舍风尚；和谐宿舍文化建设要以“友善”为核心，强化民族精神，提倡兼容并包，使学生在宿舍中能够互相交流，增强团结，活跃文化。只有学生个人能够逐步树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和谐宿舍文化的建设才有保障。
2.提升高校宿舍管理、服务的硬、软件水平。从高校宿舍硬件上来看，高校应积极完善宿舍配套设置，在宿舍内增设阅览室、活动室等文娱场所，配备空调、洗衣机、热水器等电气化设备。提升宿舍住宿条件，增强学生对宿舍的归属感。从高校宿舍环境上看，应当积极加强宿舍区绿化建设，做好超市、书店等企业的引进，满足学生日益发展的多元化需求。
从高校宿舍软件上来看，一是要转变管理观念，高校要重视宿舍文化建设，将宿舍文化建设纳入到校园文化建设的设计和规划中来，并寄予充分的经费、政策保障；二是要积极培育一支素质过硬的宿舍辅导员队伍，通过与后勤部门、学生组织的联系，加大对宿舍心理引导、学生活动等方面的指导，确保高校宿舍管理服务无死角、思想政治教育无盲区；三是要结合校情、生情制定具体完备的宿舍管理制度，推进高校宿舍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3.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扩大学生对宿舍文化建设的参与度。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首先，就是要尊重学生的个体性差异。和谐宿舍文化的建设，是学生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从学生的同一性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差异性中积极发挥学生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这就要求学校适当放权，尊重学生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学生自主调整宿舍、开展宿舍文化活动。其次，要注重和谐宿舍文化建设中，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平等性。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心在教学课堂上，老师是传授者、学生是接受者，而宿舍文化建设中，学生与高校处于平等交流的位置。因此，要尊重宿舍文化建设中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平等性，学生才容易认同和支持宿舍文化建设。
其次，要积极培育与宿舍相关的学生社团，或通过提供平台，支持引导学生社团在宿舍开展活动。不限制活动的规模，使学生宿舍活动既有大型的交流竞技，又有小型的学习研讨、兴趣发挥，充分调动学生在宿舍开展活动的积极性。
4.发挥党团组织先进性。通过尝试以宿舍楼栋为单位，建立宿舍党支部、团支部，开展 “党建进公寓”、党员宿舍挂牌等活动，一方面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团员干部先进模范作用，形成示范效应，促进宿舍形成良好的行为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党团干部的贴近学生的自然优势，收集学生意见，反馈学生问题，引导学生思想。
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展量化考核，将宿舍管理中的各项制度和党员考察教育、党团干部评优评先的相关条件进行量化，通过计分通报的形式提醒党团干部做好表率，以年底综合考核的方式树立先进典型，既能够维护高校学生宿舍的正常秩序，又可以形成和谐向上的宿舍文化氛围。
5.积极培育和谐宿舍文化的活动载体。在传统的高校宿舍文化节基础上，将积极价值观和行为文化融入到宿舍文化的活动载体中，并建立动态考核机制推进和谐宿舍文化的常态化。例如，开展无烟宿舍评选、书香宿舍评选等，通过设计定期检查和不定时抽查等动态指标，在长期的陶冶塑造中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6.积极借鉴其他高校的先进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各个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尤其是宿舍文化建设方面，必然有其可取之处。积极学习其他高校的先进经验，必然能够极大促进高校和谐宿舍文化的形成。例如，学习香港高校将宿舍文化的教育纳入到新生教育的范畴，并贯穿学生整个大学生涯的先进经验，从学生入校开始，向新生灌输“主人翁”思维，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主动组织宿舍文化活动，推进和谐宿舍文化建设，培育和谐宿舍文化氛围。
总体而言，全面推进和谐宿舍文化建设，是建设和谐校园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有效手段。和谐宿舍文化的建设，既需要自成体系、纵深发展，也需要多元开放，与高校特色文化相交融；既要丰富宿舍文化的物质载体，也要拓宽宿舍文化的活动平台；既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要作用，又要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让我们切实把和谐宿舍文化建设放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局中来，积极营造良好的宿舍文化，不断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坚持立德树人思想引领 加强改进高校党建工作[EB/OL].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29/c_1113818177.htm,2015-02-23.
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简称：宿管会)，学生处依据《高等学院校园秩序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学院相关规定而设立的，并由学生处宏观管理、独立运作的学生自我管理的学生组织。禀着为学生服务，维护学生宿舍区正常秩序，做好安全防事故工作，努力创造和维护安定、团结、文明的生活环境的宗旨，全心全意的去做好每一件事，努力让学生在紧张的学习工作后,能有更好的环境休息、放松。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搞好求实学院学生宿舍管理工作，维护学院的正常秩序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履行宿管会职能，规范宿管会成员，特制定本章程。宿管会，是在学生处具体领导下、指导下的学生生活园区自治性组织。
第二条：为了倡导健康、文明、向上的宿舍生活氛围，优化生活环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督促学生认真努力地学习，引导学生课外活动的健康开展，真实及时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情况，并充分调动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勤奋学习，努力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四有”人才，特制定本章程。并以此作为大学生毕业鉴定、就业推荐，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大学生、奖学金、优秀团员、文明寝室评定以及党员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三条：宿管会以“至善至美，服务大家!”为口号;坚持“团结，务实，进取，创优”的准则。
第四条：基本任务：
(一) 围绕学院对学生工作的总体要求，根据学生处工作部署，以“自我教育”为中心，以推进学生生活园区全面发展为主线，以学生公寓为阵地，创造健康，安全，文明的生活环境。优化生活方式，提高学生生活质量与生活价值。
(二) 发挥师生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生活园区学生工作及管理双方的信息沟通;
(三) 严格执行学生生活园区各项管理制度，自觉抵制违纪行为，发扬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增强集体归属感和荣誉感。
(四) 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生活园区安全管理、卫生检查与文明监督工作。
(五) 热情为广大同学服务，帮助广大同学解决学习、生活中的问题，做最广大同学的忠实代表。
(六) 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公寓文化活动，营造浓郁的人文氛围和良好的学习风尚。
第五条：宿管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岗位责任制原则，其负责人经组织考查推荐，民主选举产生，对全体成员负责，并受全体成员监督，由总会监察小组负责具体监督工作。
第六条：宿管会的一切活动都以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为前提。
第二章 成员
第七条：宿管会的成员，均由思想积极要求上进、愿为他人服务的学生担任。成员在自愿报名、公开招聘、公平竞争的原则下选举产生。宿管会成员任期为一年，任期满后进行改选。宿管会成员应以身作则，时时处处体现自身的先进性，对不良现象有权利也有义务提出批评，并加以制止;宿管会成员自身若有不良举止、处事不公、隐瞒事实等任何有悖于自身职责的情形，将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对于不知悔改者将对其进行罢免。(1)
第八条：宿管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
(一) 宿管会成员应及时发现同学们在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上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对同学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和事故隐患应及时向上级领导反映，使同学们的困难得到及时的解决。
(二) 宿管会成员要开展好工作，在任何情形下，都应做到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同学多做贡献;要少说多做、不说空话、关心同学、尊重同学，多做实事，成为同学的好朋友、老师的好帮手，成为沟通师生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三) 宿管会实行集体领导、各部门之间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宿管会主席有权指导宿管会所有成员的工作，指出其工作中的不足，并要求其进行改进，宿管会副主席亦有权对宿管会成员的工作提出指导和建议;主席团对宿管会的正常运行负责，重大问题请学生处领导讨论决定;各部工作由部长具体负责，对重要工作，部长应及时上报主席团。
(四) 宿管会成员必须对各部长及全体同学负责，有权处理自身职权范围内的任何事情。
(五) 宿管会成员应严于律己，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工作中应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提出批评和建议，改进宿管会工作中的漏洞与不足。
(六) 宿管会各部以及各成员之间应有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弥补不足的精神，团结协作、分工不分家。
(七) 宿管会应定期地召开例会，以交流管理经验，宣扬好人好事，并批评品行恶劣的同学，制定下一轮的工作计划，对每次例会都应做好记录;宿管会每周开一次主要干部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全委会，由主席主持，检查总结前阶段工作，各部部长交流工作情况，研究布置下一阶段工作，讨论宿管会整体及各部门重大事宜，协调部门工作。
第三章 宿管会设置
第九条：宿管会设主席团、秘书处、纪检部，宣传部，卫生部。总会设常务主席一名，副主席2名;，秘书处设秘书长1名、副秘书长2名;纪检部部长1名，副部长15名，成员24名;宣传部部长1名，副部长3名;卫生部部长1名，副部长15名，成员24名，计划编制90人。主席团、秘书处组成监察小组，对宿管会整体工作进行监督指导。主席和副主席主持宿管会的各项工作，负责宿管会的制度完善，纪律监督和思想作风建设;秘书处责协助处理宿管会的常规工作;宣传部设计组织形象，扩大组织影响力。
第四章 组织管理与制度
第十条：学生处负责指导宿管会的各项工作。
(一) 宿管会实行统一领导，各部门之间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一般问题由主席，副主席连同有关部长讨论决定，重大问题须报学生处领导讨论决定。
(二) 各部工作由部长具体负责，对于重要工作，部长应及时上报主席团，由学生处批准实施。
(三) 各部之间团结协作。
第十一条：工作会议制度：宿管会每周召开一次全委会，由主席主持，检查总结前阶段工作，各部部长交流工作情况，研究布置下一阶段工作，讨论宿管会整体及各部门重大事宜，协调部门工作。
第十二条：宿管会建立档案制度，由秘书长负责宿管会的会议记录、各项活动宿管会成员工作情况及宿舍卫生检查评比情况等。
第十三条：考评制度
(一) 建立客观、完整、公正的成员考核制度。执勤、开会及组织活动应认真考勤，特殊情况提前书面请假，无故缺勤三次以上者，以自动退出处理。考核结果与评优挂钩。 2
(二) 每一学期对宿管会进行一次总体考核，由宿管会组织自评，向学院推荐优，给予表彰奖励，对不称职或失职造成不良后果者，学生处将根据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 会议制度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制度建设，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
营造一个良好、正常的工作秩序，特制定本制度：
第十四条： 基本制度
1. 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设立主席办公会议。成员包括：主席团，秘书处、各部门部长。
2. 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设立全体宿舍管理干部大会。成员包括：主席团，秘书处、各部门部长及副部长。
3.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设立全体委员会议。成员包括：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全体委员。
第十五条：参会制度
1.召开会议，秘书处必须提前通知参会人员，做好会议准备工作，并做好考勤及会议记录。
2.参会时，每位干部不得迟到、早退或缺席，有病、有事的确不能出席会议者应先请假。
3.参会时，每位干部必须佩带工作证。
4.参会时，每位干部必须做好会议记录，以便及时安排和布置工作。
5.参会时，不许着奇装异服,不许穿拖鞋。
6.参会时，不许抽烟、吃东西，不许私自讨论和打闹。
7.会议期间个人电话必须关机或调成振动。
【关键字】 高职 宿舍管理 文化建设 思想道德
在目前高等职校教育的迅速发展背景下,加强高职学生住宿管理工作是切实加强德育工作有效性的必要途径之一。学生宿舍中积极的思想氛围是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容与社会风气、院校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宿舍管理对高职生的学习、生活、身心发展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职校要是能有效的完善学生宿舍管理工作,对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生活行为习惯、道德品行等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加强职校学生宿舍管理,通过宿舍良好、和谐的氛围,可以促进学校对学生思想工作的有效实施。
一、正确认识高职学生宿舍管理与学生思想工作意义以及工作建议
在职校学生住宿试行公寓化管理后,学生公寓就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场所之一,学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宿舍中度过的。学生除了课堂学习之外,参与宿舍中各式各样的卫生评比、体育比赛、文化交流、旅游活动等,这些都为大学生住校生活增添了无限的色彩,大大丰富了学生的日常生活,这些宿舍之间、学生之间的活动交流,都存在着多样性、随机性、空间性的特点。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可以在学生之间构建一个沟通平台,从而起到一个有效组织的核心作用,利用多种多样有意义的活动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让教学达到一个寓教于乐的效果,切实做好公寓思想建设工作。
(1)开展多姿多彩的公寓文化活动,培养学生道德品性。丰富的公寓文化活动,对学生的竞争意识、交际能力、组织力等发展都有所帮助,所以相关部门应该着手做好公寓文化建设工作,为学生自主开展文化活动创造有利的前提条件,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更高的身心锻炼。
(2)为学生制造一个良好的宿舍环境。环境是指人们所在地方周围的存在事与物的一个统称,通常被分为社会与自然两个不同场合环境。因此,宿舍环境不仅仅单方面的给予学生学习的“小环境”氛围,同时也包括宿舍外的环境绿化。优美的生活环境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心,让学生在开发式的生活环境下,享受生活、感悟生活,自主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学习的快乐。
二、学生思想工作在学生宿舍管理中实施是信息教育
信息化的时代在引领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大学生公寓里面都为学生配备了电话、宽带、闭路电视等,高职的学生是全国各地、五福四海汇集而成的,对社会信息的需求都有所不同;信息在学校里面的传播速度要比校外的速度要快而杂,这些信息必定也会在学生宿舍中迅速蔓延。所以,要在学生宿舍里实施思想教育,我们必先了解学生的信息需求,紧扣住学生的心,与学生达成共识,以信息作为师生间的一个交流平台,在交流中端正学生的政治思想观念,协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切实做到“厚德博学”的教学目的与思想。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科学技术,同时配合学校的有关部门,优化网络信息在学生公寓管理与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辅助作用。首先,教师要确立正确的网络信息教育观念,利用现有的网络设施传播思想道德教育。其次,适当性使用网络方式,给予学生正面思想道德的教育。再次,要建设、完善高校的德育教学网站,借助此网站开展道德和法治教育,从而培养学生的社会道德观和政治观。最后,以严谨的态度维护高职校园网络环境,先进的世界观和传统的道德观之间要有效地联系起来,力求给予学生一个绿色的网络德育教育环境。
三、加强职校学生住宿管理后勤工作
1、 建立一支学生型的思想队伍
高校的管理渐渐趋向于人性化和社会化,现在学生公寓的住宿也渐渐由校内转向校外,学生干部的工作也需要向校外转移。如何落实好校外公寓的管理工作,是当前每一个学生干部的新任务。一项好的政策,需要合适的人,才能把它落实到实处,学生的思想管理制度,也同样需要一支学生型的思想队伍来执行。但通过调查发现,在高校的管理工作中,以学生为主的管理队伍,他们的工作状态很不稳定,这给学校的教育改革工作带来不便。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我们不仅仅需要加强学生的管理工作,同时需要建设一支专业、高素质的学生型思想队伍。作为高校方面首先应该给予学生型的思想队伍高度重视,将他们放到正确的位置,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质保障,让他们积极的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其次学校需努力培养这支学生型的思想队伍,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和综合素质。拥有一支高效、能干的学生队员,对学校的改革教育工作以及对人才的培养都有积极的意义。
2、 辅导员时刻注意学生生活动态,实事求是的落实本职工作
大学生正处于年少时期,心理上不免出现自我主义、情绪不稳定、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及诱导;专长用独立思维看待问题,创新思想较为活跃,但生活阅历尚浅,与社会的行事标准还有存在差距,大学生在看实时政事时,经常会携带一些私人的感情色彩,被个体的情商或表面事物所蒙蔽。因此,他们大部分的想法都比较天马行空、不切实际。所以高职院校的辅导员应该在学生的思想观、政治观上采取有力的措施,以便教育学生,提高他们的社会意识。
3、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升学生的自觉性
学生上到大学后,成人观念比较严重,宿舍学习的氛围变淡,造成学生骄奢淫逸、好逸恶劳的现象泛滥,促使部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下降。对此我们应该积极、主动的采取相应措施,做出一些干预的手段,加强对学生思想教育的力度,使学生了解到在高职中学习的意义与重要性。与此同时,校方应该在学生公寓周围开设书报设、英语角、自习室等。
总之,职校学生住宿管理与学生思想工作的有效结合必定为高职思想工作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其意义极为重大。而且,职校学生住宿管理与学生思想工作合二为一的途径有很多。但是,这些途径的有效性与可行性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高校管理工作应该以长远打算,不能急于一时,我们要因情制宜、见机而作。
参考文献:
[1] 冯香婷.浅论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其对策[j].和 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5).
关键词：《猫城记》 《格列佛游记》 创作动机 社会批判 寓言
老舍的《猫城记》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都是世界讽刺文学的典范，由于两位作家各自所处的地域文化、时代背景不同，毫无疑问两部作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但也不难发现，两部作品之间存在许多共性特征――《猫城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格列佛游记》的影响。可以说，老舍与斯威夫特都不约而同地运用寓言来表达自己对国家、社会与民族文化的观照，运用丰富的想象、大胆的隐喻和尖锐的反讽来抒发对黑暗社会的愤懑之情。
一.感时忧国的激愤之情
就创作动机而言，两部作品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它们各自诞生的时候，两国社会问题十分突出，危机四伏，老舍和斯威夫特面对如此黑暗的现实和政治斗争都表现出强烈的失望和不满，满怀激愤之情。强烈的情感动机、严谨的创作态度以及知识分子深刻的批判精神使得两位作家虽然所处的时代与国度不同，但都能以冷静的目光审视着社会、政治、人性的病状和结症，通过文化寓言小说把黑暗的现实融于幻想，将“怒其不争”的激愤之情寄寓深刻的批判之中。
《格列佛游记》初创于1762年，其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英国的社会、政治背景相关。18世纪的英国正处在一个政治经济各方面快速发展的阶段，“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确立，议会和内阁成为统治阶级剥削、压榨本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推行的土地收税和殖民政策加速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这是英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英国存在着种种矛盾：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各个统治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等等。”[1]然而在当时盛行的启蒙主义精神的感染下，人们却盲目乐观，自傲和优越感使得整个民族处于一个妄自尊大的危险境地。此时一生追求理想，不畏的斯威夫特以冷峻目光看透了这一切繁荣背后的种种危机：统治阶级腐败透顶，上层社会内部官员利欲熏心，尔虞我诈，阿谀奉承，党派之间斗争不休，议会、司法黑暗而混乱，国家不断残酷扩张与武力侵占殖民地，对下层百姓征以重税，百姓生活极端困顿，不堪重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个个美好希望的破灭带给他深深的失望，斯威夫特经历着这喧嚣浮躁的一切，也看透了这一切，他企图呐喊，来唤醒蒙蔽的世人看清这现实的讽刺和荒诞、人类的鄙陋和恶习。于是，他创作了《格列佛游记》。
老舍的《猫城记》更是一部忧国忧民的小说。它“通过对社会的全面揭露和否定，使国人感到震惊，催国人猛醒。这正像闻一多的《死水》一样，是作家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到一种至极的表现。”[2]《猫城记》于1932年8月至1933年4月以连载小说的形式在大型文学杂志《现代》上发表，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日寇大规模武力侵略，国土逐渐沦丧，社会政治时局一片混乱，民族岌岌可危，国民政府却难有作为，软弱迂腐只顾内战，军民愚钝、消沉，百姓民不聊生，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哀伤之中。老舍虽然有意地远离政治，但当下的时局实在令他难掩心中日益深重的忧患和悲愤，于是在“日寇长驱直入，国家形势日见危机”的情况下，“怀着痛苦的心情写下《猫城记》”[3]。老舍自己也曾说过：“自然，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不高明的东西也有些外来的原因。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的种种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太多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4]作为一个深爱着自己民族的现代作家，老舍唯一的方式似乎就只剩用自己手中的笔作为武器来揭露残酷的现实，大面积撕裂国民性的伤口，警醒国民看清自己的本性，看清整个民族生存的严峻，仅希望能借此来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凝聚民族的力量。
二.鞭辟入里的现实批判
《猫城记》与《格列佛游记》在主题表达上也存在很多共性。老舍与斯威夫特都无情地撕下了统治阶级虚伪的装扮，将社会阴暗面与人类丑恶行径统统揭露在读者面前，审视人间百态，嘲弄民族的文化劣根性，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社会丑恶现象，因此引起了人们深刻的反思。
《格列佛游记》相对集中于对政界和学界的抨击，“毫不留情面地对十八世纪前半期的英国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尤其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无聊、毒辣、荒淫、贪婪、自大等作痛快淋漓的鞭挞”[5]，揭露了“故作高雅，毫无意义的伪科学和异想天开，无益反害的技术改革”[6]，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嘲讽人与人之间裸的金钱关系，谴责殖民主义和殖民战争的极大罪恶，最后还尖锐、深刻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罪孽深重、愚蠢肮脏的“耶胡”――人类的丑陋面，指出“人本质上是一个多么渺小、卑鄙、无能的动物”。当然，斯威夫特还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对美好国度和开明统治者应有的形象进行了论述，充满憧憬和向往。比如，作品中“慧国”实际上是作家为读者创造的一个理想的国度。“慧”在美德和行为等方面都为人类提供了榜样典范，他们一切都受理性支配，不受感情和利益蒙蔽，相互友爱，相互关心，真诚有礼貌，教育注重道德观念的培养，学术注重有益合理的科学，政治上崇尚简单质朴。在“大人国”中，作家又塑造了一个开明的君主，这位君主理性、正义、仁慈，有大智慧，杰出才能和高深的学问，深受百姓的崇敬和爱戴。
《猫城记》中，猫国的种种现象不禁让读者联想到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黑暗社会。老舍通过描写与议论的结合，对国民劣根性批判地更为尖刻，是整部小说的亮点。其中，包括对猫国文化教育出现的荒谬现象的批评，都体现了老舍认为猫国的种种堕落、沉沦、腐败皆归因于人格的丧失、人的愚钝糊涂、缺乏道德操守的观点，“在火星上，武力缺乏永远不是使国际地位失落的原因。国民失了人格，国便慢慢失了国格。没有人愿与没国格的国合作的。”老舍“强调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义务，甚至把个人意识的觉醒看作是妨碍国家强大的离心力和主要障碍”。[7]从《猫城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老舍以近乎绝望的悲戚来剖析旧中国的诸种黑暗面，“因为现实与理想的落差造成了老舍巨大的失落，使他无法接受和认同，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又让他不能沉默”[8]。较之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对理想社会的期许，老舍对猫国的未来表现了极度的失望。当然，《猫城记》也暴露出了老舍当时政治思想一定程度上的不成熟，不仅讽刺了封建军阀与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尤其是“在有了受过某些政党欺哄的经验之后，对所有政治行为不分青红皂白，都产生了盲目厌倦，对共产党也没有例外。”[9]
三.自由灵活的寓言形式
从表现形式上看，《猫城记》与《格列佛游记》还都选择了运用寓言形式对黑暗现实进行隐晦的讽刺，想象丰富，手法奇特。寓言形式的展开使行文更加灵活，嬉笑怒骂更加自由，讽刺更加尖锐、批判更加，因此有效地实现了对现实批判的初衷。
《格列佛游记》创造了“大人国”与“小人国”，用来比拟当时的英国，充满着异想天开的情节和妙趣横生的叙述，是大胆、夸张的想象的体现。小说一共由四部分组成，即以主人公一次次出海远航探险经历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慧国的游记来构成整部作品。虽然从表面上看，这四部分游历都是相互独立的，但实际上，斯威夫特的情感和思想在这四个故事中却是一以贯之。整部作品基调是欢快的，充满了令人捧腹大笑的幽默细节。斯威夫特将“大人国”塑造成了一个理想国，在此篇故事中充分运用反讽手法，故意大说反话，将格列佛立为靶子，借与国王的谈话来对现实中的英国社会加以无情地抨击。他让格列佛骄傲地向国王炫耀英国为“最高贵的、最可爱的祖国”，自豪地叙述自己的祖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得到的却是国王震惊的回答：“那些事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大屠杀、革命和流放，是贪婪、党争、虚伪、背信弃义、残暴、愤怒、疯狂、仇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罪恶的恶果。”国王一语道破“祖国”虚假繁荣背后的重重危机“在你们那儿，获取任何职位似乎都不需要有一点道德，更不用说人要有什么美德才能封爵了。教士地位升迁不是因为其虔诚或博学；军人晋级不是因为其品行或勇武；法官高升不是因为其廉洁公正；议会议员也不是因为其爱国，国家参政大臣也不是因为其智慧而分别得到升迁。”斯威夫特借国王之口深刻地揭露了现实英国社会的丑陋面，尽情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与不满。
《猫城记》则是将想象与变形结合在一起，写人与猫，通过写“我”和好朋友乘飞机去火星旅行，朋友身亡，而我却意外来到了一个以猫为主的国度，记录了“我”这个独特的地球人在神奇的猫国中历险的故事。整部作品讲述了主人公在猫国这一个国度中的游历，整个猫国呈现出一种衰败、污浊、颓废的氛围，群众愚昧麻木，苟且偷安，统治者残暴剥削，欺软怕硬。老舍还充分运用反讽的手法，借主人公之口反复提到自己来自“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太平快乐的中国”，那里“没有残暴，没有毒刑”，主人公的“祖国”似乎与猫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结尾外敌进犯，国难当头之时，猫人却只顾忙着办婚礼，原因竟然是“要结婚就得热闹，乱事是几天就完的，婚事是终生的。”主人公此刻不得不承认：“到底还是猫人对生命的解释比我高明。”老舍还借猫国中少数思想较为先进的革新派“小蝎”之口，表达出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批判。比如，谈及猫国教育崩溃的原因时，小蝎指出，因为“没有人格”，“国家衰弱，社会黑暗，皇上没有人格，政客没有人格，人民没有人格，于是这学校外的没人格又把学校里的没人格加料的洗染了一番。”再如，关于猫国必亡的重要原因，小蝎作出了这样的分析：“责任”是猫国人最讨厌的名词，“糊涂是我们的致命伤。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不良不足亡国，但是大家糊涂，足以亡种，因为世界上没有人以人对待糊涂像畜类似的人。”
注 释
[1][英]斯威夫特.张健译.格列佛游记译本（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
[2]曾广灿、范亦豪、关纪新.老舍与二十世纪[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289.
[3]吴怀斌，曾广灿.老舍研究资料（下）[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849.
[4]老舍.我怎么样写小说[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28
[5]乔纳森・斯威夫特.杨昊成译.格列佛游记译本（序）[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2.
[6]成梅.《猫城记》与《格列佛游记》讽刺艺术比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2）.
[7][8]刘大先.论老舍的幻寓小说《猫城记》[J].满族研究，2006，（3）.
坚持，就是不轻言放弃，唯有坚持，我们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提高生命的质量。
郭明义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做自己的人生追求，二十年如一日，他先后献血50余次，资助贫困生180多名。上海知青王万青大学毕业后，只身打马赴草原，40多年来，他一次又一次放弃返城的机会，将青春与热血献给了玛曲草原。美国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以一部《泰坦尼克号》震惊世界后，便销声匿迹，十年之后，他又以一部经典大片《阿凡达》横空出世。英国的乡村老妇苏珊大妈从十二岁起练习唱歌，三十多年的拼搏之路，鄙视与嘲弄并没有阻止他前行的脚步，2008年，她以一曲《我曾有梦》一举成名。
一、直接扣题法
就是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事例进行分析，直接点明主旨。
无论是郭明义的大爱、王万青的大仁，还是卡梅隆的奇思妙想、苏珊大妈的天籁之音，他们都因坚持，而成就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二、假设论证法
类似于数学上的反正法，以假设推理的形式对事例进行分析，多角度印证观点的正确性。
假如郭明义经不住物欲的诱惑，追名逐利，他就不会拥有“雷锋传人”的称号；假如王万青贪图城市的安逸生活，离开边塞，他就不会拥有“草原曼巴”的美誉；假如卡梅隆耐不住孤独求索的寂寞，他就不会再度成为“世界之王”；假如苏珊大妈扛不住他人的冷嘲热讽，她就不会登上梦想的舞台。是坚持，让他们在困境中勇敢地面对磨难，最终化茧成蝶，沐浴春风。
三、因果分析法
就是根据论点的需要，探究事例因与果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论证更充实有力。
郭明义因二十载无私奉献而成为众人学习的楷模，王万青因四十年的风雨行医而让草原人民铭记于心，卡梅隆因十年的苦心孤诣而成就了巅峰之作《阿凡达》，苏珊大妈更是因三十年的苦苦追寻而让自己的梦想花开。他们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业绩，皆因他们不轻言放弃。
四、反问点题法
就是以反问句的形式对事例进行分析，这种方法既可提高论证的力度，又可增强文章的气势。
谁能说郭明义、王万青不是因为坚持做一个好人而感动了全国亿万观众？谁又能说卡梅隆、苏珊大妈不是因为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而实现了人生的超越？没有坚持，成功就似天边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即。
五、名言阐释法
引用名言警句对事例进行分析，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具有理论的深度；另一方面，又可增加文章的文化底蕴，具有一定的文采。
荀子曰：“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终将一事无成。“雷锋传人”郭明义、“草原曼巴”王万青、“世界之王”卡梅龙、“天籁之音”苏珊大妈，他们无不以坚不可摧的意志固守自己精神的家园，最终登上了荣誉的殿堂。
【关键词】唐代/中书门下/三省/政治体制
一 引言
唐代政治体制以开元十一年（723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为标志，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意义不仅在于唐朝宰相制度的变化，还标志着中古时代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变化。
关于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的背景，学界已有广泛的关注，并刊布了不少研究成果。最新探讨这一问题的专论是刘健明的《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的因由》（注：载《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唐代学会，1997年。），文中对孙国栋、雷家骥、陈仲安、王素、袁刚、罗永生等此前的相关论著提出了批评，跳出从三省关系的演变分析这个事件的思路，着重从开元时期的相权及张说的政治生涯与政治理想去分析其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的因由。刘健明的分析，为我们理解这个事件提供了具体而详实的有关官僚行为和政治斗争的背景资料，体现了作者从政局着眼分析制度变化的学术取向。吴宗国则认为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是唐代政治体制不断演进的结果，“中书门下不仅继续具有原来政事堂决策的权力，而且由于办事机构的设立，开元初年政事堂兼掌行政的权力也从法律上肯定下来，并在制度上得到了保证。中书门下掌握了从决策到执行的全部权力，成为最高决策兼行政机关。唐初以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名存实亡”（注：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168页。）
关于以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为核心的唐代政治体制转变的性质，日本学者较早提出了律令制破坏的观点。他们认为使职的出现和发展是律令制破坏的结果，谓使职为“令外之官”（注：如矢野主税《“使”制度の发生について》，《史学研究》12卷2号，1940年；砺波护《三司使の成立について——唐宋の变革と使职》，《史林》44卷4期，1961年。）。雷家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柔性体制”的概念，将唐代政治体制的变化称为“律令制度的破坏与柔性体制的出现”（注：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4章。）。这种以律令制为中心进行的分析，较少顾及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关于唐后期政治体制的运作，砺波护、陈仲安等学者提出了中唐以后行政体制以使职差遣为主的观点（注：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1期。），并广泛地被学界接受和进一步发挥。但使职差遣制仍不足以概括唐后期政治体制的总体特征。袁刚试图对唐代中后期的整体政治体制进行新的建构，提出了唐代中后期形成了由翰林、枢密和中书门下构成的新中枢，并取代了三省旧体制。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按照三省分工签署制敕的机制勾画出的由三个新机构组成的旧体制，对于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概括还有待深入（注：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参见笔者对此书的评论文章，载《唐研究》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在近年发表的论著中，有不少对于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都有所涉及（注：如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俞刚《唐后期宰相结构研究：专论六部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上海师大学报》1993年3期；俞刚《唐后期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及其特点》，《文史》39辑，中华书局，1995年。），但由于史料的限制和研究角度的局限，许多具体问题还未能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整体政治体制的运作程序还没有完整地揭示出来。
本文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的概念，以与唐代“三省制”的概念相对应。不过，如果要对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进行总体研究，全面论述中书门下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机制，则需要从中书门下的机械建制和权力职掌、中书门下与皇权的关系、中书门下与三省六部及使职系统的关系、中书门下与地方行政体制的关系、以中书门下为中心的政务文书的运作程式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主要分析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后三省与中书门下的关系，尚书都省和中书、门下两省机构建制及其职权性质的变化，希望对进一步认识唐代政治体制的转变有所补益。
二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
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总体特征上看，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体制2000多年间似无实质性的重大变化，但在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上，却因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动作机制。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之际，中枢政治体制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中书、门下两省逐渐从内廷侍从机构演变为辅助君主进行决策的国家权力机构，与尚书省一起构成一个按职能和政务处理程序分工的有机整体，三省分工制衡，共同组成最高政权机关，三省制因此确立（注：参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唐研究》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三省制运作的基本特征是：三省长官共为宰相，宰相集体在设于门下省的政事堂议事；三省职权合并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宰相权力，中书省具有出令权和勘议权，门下省则署颁制敕、裁决庶政，尚书六部成为政务执行的主体，其中门下省在日常政务的处理过程中处于枢纽地位（注：参拙稿《公文运作与唐前期三省关系中门下省的枢纽地位》，《史学论丛》，中国书店，1999年。）。
高宗、武则天时期，三省制开始发生变化。由于统治形势的变化，导致地方体制和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尚书六部直接领导地方的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适应，使职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对于三省六部体制来说，使职是体制外的差遣性的职掌。使职因为有皇帝的特别授权，在处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可以跨越尚书六部，“不缘曹司，特奉制敕”（注：《唐律疏议》卷25《诈伪》“对制上书不以实”条疏议曰。），并直接“入奏天阙”（注：《旧唐书》卷94《李峤传》论御史出使之职。）。由于使职的这种特性，首先产生了一个归属问题。使职系统既是旧有体制所不能包容的，它作为一个行政系统，不能接受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尚书省的领导；但它又必须要一个上级机关来进行统领，纳入中央行政体制之内，而不可能直接由皇帝决断使职上报的政务，也不可能在皇帝之下另立一个行政系统。这就一方面对三省制下尚书省和门下省分层裁决政务的体制形成冲击，另一方面使新的中枢体制有了产生的必要性。
使职的这种特性，还使其形成了不同于尚书六部向上汇报政务的机制。使职最初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政务处理的，他们是“特奉制敕”的皇帝的近臣。而近臣向上汇报工作，是以状的形式进行的，所谓“其近臣亦为状”（注：《唐六典》卷1《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之职条、《唐会要》卷26《笺表例》。），而不走律令制规定的以行政机构为文书主体的奏抄渠道。如开元初派往山东检查驱蝗工作的监察御史刘沼，一改此前驱蝗使的软弱依违，采取强硬措施，驱使百姓灭蝗，并“回改旧状以奏之”（注：《旧唐书》卷101《韩思复传》。）。所谓旧状，是指此前驱蝗使所上的状，刘沼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然后上奏，说明驱蝗使所上的文书为状。后来宇文融为劝农使进行括户，玄宗令其“并量事处分，续状闻奏”（注：《唐大诏令集》卷111《政事·田农·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其所上文书亦为状。
随着使职所掌政务范围的扩大，其所上状的内容范围不断扩大，性质也逐渐发生变化，从一些礼节性或建议性的文书转变为针对地方具体政务的汇报性文书。而状不经门下省申奏，或直接进呈于皇帝或通过中书省进呈（注：参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如此，则随着使职的发展及其职权范围向行政事务的延伸，尚书省的行政职权在萎缩，以审驳尚书省奏抄为核心职能的门下省的职权也必将随之萎缩，地位随之下降，中书省的地位上升，三省平等制衡的机制在使职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破坏。
高宗时北门学士的设立，开启了内廷近臣在禁中参决谋议的机制。弘道元年（683年）裴炎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完成了中书省在三省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变革。这两方面的变化，都对中书省职权的转化起了促进作用。三省制下，中书省并不负责裁决政务，政务的裁决在尚书省和门下省。随着高宗以后议、表、状等文书的大量增加和中书省地位的改变，以及皇帝上朝议事的减少，中书舍人“侍奉进奏”的职掌逐渐发展为参议表章，从而逐渐获得裁决政务的职权。《唐六典》卷9所谓中书舍人参议表章，即指在门下、中书两省处理由下通上的文书的分工中，议、表、状等上于中书省，由中书省官员商量可否，连署而进奏与皇帝。中书舍人的这种权力，是在武则天以后逐渐取得的。政事堂移到中书省后，中书省成为政务运作的中心，正适应了议、表、状等奏事文书大量增加的形势。所谓“六押”和“五花判事”，就是对各种议表状的参议申奏（注：参袁刚《唐朝的五花判事和六押制度》，《安徽史学》1996年4期。）。
地方官上奏的表状原本必须经过中书省呈奏，但中书省的职权也只是“侍奉进奏”。随着地方事务的增加，地方官上奏的表状类文书越来越多，而且向具体政务的处理和裁决发展。景龙三年（709年）二月有司奏，诸州刺史都督以及京官五品以上在外者所上之贺表，“令礼部整比，送中书录帐总奏”；又说，“诸奏军国事者，并须指陈实状，不得漫引古今。凡须奏请者，皆为表状，不得则牒中书省”（注：《唐会要》卷26《笺表例》。）。这里强调“不得则牒中书省”，说明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地方官直接向中书省汇报政务，这是中书省兼掌行政的开始（注：参拙稿《论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政治体制的变化》，《唐研究》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在中书省逐渐获得政务裁决权的过程中，尚书都省会决政务的职权在逐渐丧失。尚书左右仆射从贞观十七八年以后就长期缺置（注：参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年。），尚书都省会决政务的制度实际上成为虚设。长安四年（704年）以后，仆射从制度上退出宰相行列，三省长官共为宰相的制度发生转型（注：《唐会要》卷57《尚书省诸司上·左右仆射》。）。
开元以后，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兼任六部尚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六部官员拜相出席政事堂会议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原本由尚书都省会议裁决的政务，也就逐渐移至政事堂裁决。甚至出现了姚崇以中书令的身份牒报汴州刺史倪若水进行灭蝗之事。开元四年（716年），汴州刺史倪若水抵制姚崇领导的灭蝗工作，姚崇乃牒报若水，强令其采取灭蝗措施。面对朝廷的喧议，姚崇又对玄宗说：“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注：《旧唐书》卷96《姚崇传》。）姚崇的这种做法，正是中书省及政事堂政务裁决权的实际体现。在三省制下，这种事情无疑是由尚书左、右仆射进行处理，地方要将情况向尚书省汇报。
以中书令为首的政事堂逐渐改变了过去作为宰相议事之所的性质，成为宰相裁决政务的机关，中书令也成为了掌庶政的行政首脑。开元元年（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姚崇担任中书令时，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注：《资治通鉴》将出自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此事记于先天二年十月，大概是依据高力士所说的“陛下新总万机”之语。此时的政事堂宰相班子中，张说是中书令，刘幽求是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姚崇只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未成为宰相中的首要人物，也并未被玄宗完全任以庶政。《旧唐书·姚崇传》记其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后，“复迁紫微令”。据《旧唐书·玄宗纪上》，改中书令为紫微令在先天二年十二月初一改元大赦之时，次年正月“紫微令姚崇上言请检责天下僧尼”的记载，说明姚崇任紫微令在开元元年年底或二年初，其时张说和刘幽求都已罢相。此事可理解为稍后姚崇担任紫微令之后发生的故事。）以中书令为首的宰相，在皇帝看来是任之以庶政的行政长官，完成了由“掌军国之政令”到“佐天子而执大政”的转变（注：《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令之职条。）。至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标志着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
中书门下是宰相裁决政务的实体化常设机构，有自己独立的印、公文和僚属，其印称为“中书门下之印”，其独立裁决政务的公文称为“堂帖”和“堂案”，其僚属称为“五房”、“堂后官”（注：参拙稿《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北大史学》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这是一套与唐前期三省制有着重大不同的政治体制，本文称为“中书门下体制”。相对于三省制来说，中书门下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宰相有了裁决政务的常设机构，中书门下成为超然于三省之上的最高决策兼行政机关，使职和使职化的六部寺监成为政务执行的主体，涉及国家政务的公文书形成了新的上传下达程式。
由于这个转变是唐代政治制度不断演进的结果，而且许多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关系都没有随着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就彻底改变，在开元、天宝年间还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过渡状态，所以当时人们并未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唐六典》编撰完成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尽管其中有的地方体现了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的体制特点，但没有关于这次体制变革的正面记载。造成这种情况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还与李林甫等吏治派官僚与张说、张九龄等文学派官僚的分歧有关。
现存关于此事的正面记载，最早见于《通典·职官三》宰相条，云：“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至永淳二年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其政事堂合在中书省，遂移在中书省。开元十一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旧唐书·职官志二》门下省侍中条注曰基本与此相同。《新唐书·百官志一》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初，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礼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相关的记载还有一些，如《资治通鉴》等，但大体为同一史源，不烦赘引。
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三省依然存在，但从机构建制到职权范围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是研究唐代政治制度史不易澄清但又必须澄清的关键问题之一。
三 尚书都省机构和职权的变化及其与中书门下之关系
尚书都省的变化是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变化是个曲折的过程。三省制下的尚书都省，是左右仆射会决庶务的政务裁决机关，也是政务文书上下的收发总署和勾检总署（注：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在唐代政治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尚书都省的地位不断下降，成为以左右丞为长官的中书门下下属的制敕下发过程中签署转发的机关，在国家政务的实际运作中不占重要地位（注：关于中书门下体制下尚书都省职权的具体论证，可参看拙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制敕文书的特性及其程式》，《国学研究》待刊。）。
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后，中书门下取代尚书都省成为政务裁决的中心。在尚书左右仆射退出宰相行列的背景下，尚书左右丞成为都省的实际长官。《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三年春正月：“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为剌史，命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台郎、御史饯于洛滨，供张甚盛”。这是将尚书左丞作为台省长官看待的。如果说这是司马光的语言，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唐人自己将尚书左右丞看成都省长官，则见于陆贽《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今之台省长官，皆是当朝华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利耶？所谓台省长官，即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择辅相，多亦出于其中。今之宰臣，即往日台省长官也，近之台省长官即将来之宰相也。”（注：《陆宣公集》卷17、《唐会要》卷51《识量上》、《册府元龟》卷313《宰辅部·谋猷》。）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左右丞对尚书令和仆射职掌的简单取代，而是随着中枢体制的变化，尚书都省的机构设置和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演进过程中，不断有某个机构或官职的职权被削弱并被另外机构或官职所取代的现象。以往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了权力之争的作用，实则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引起体制的转换，从而带来权力运作机制或职务内容的变化，导致了官职权力重心的变化。职权被削弱的官职还执掌其原有事务，只是这些事务的重要性降低了，职权加强的官职则是其所掌事务的重要性提高了，而不是对其他官职职权的简单取代。将制度史的研究视角做如此转换，有利于进一步解释有关制度演进的问题（注：参拙稿《安史之乱与唐代政治体制的演进》，《中国史研究》1999年2期。）。
从实际情况看，左右丞要承担起尚书都省长官的职责，一般都要入相即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如果左右丞没有带宰相衔，则需要以他官知尚书省事，尤以仆射和六部尚书知省事为多。唐代以尚书左右丞入相的仅有十余人（注：参张建利《唐代尚书左右丞初探》，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2年。宋敏求说：“唐制，宰相不兼尚书左右丞，盖仆射常为宰相，而丞辖留省中领事。元和中，韦贯之为右丞，平章事，不久而迁中书侍郎”。此说不确。见《春明退朝录》卷中，中华书局，1980年，22页。），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仆射或某部尚书知省事。以代宗时期为例，代宗初（763年），颜真卿以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注：《旧唐书》卷128《颜真卿传》。）；永泰年间（765-766年）以侯希逸为检校尚书右仆射，知省事（注：《旧唐书》卷124《侯希逸传》、《新唐书》卷144《侯希逸传》。）；大历二年（772年）检校尚书右仆射、判左仆射田神功知省事（注：《新唐书》卷144《田神功传》。）；王昂永泰元年正月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大历五年六月复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注：《旧唐书》卷118《王昂传》。）。其他时期以左右仆射或六部尚书知省事的情况也很普遍，不必备举。对于左右仆射或六部尚书知省事的意义，似应从维护三省制的形式加以理解，而其未必就是尚书省的实际长官，也不能说明尚书都省地位的提升。
尚书都省的变化，与其说是左右丞地位上升，还不如说是尚书都省地位下降。以左右丞为长官的都省是作为中书门下之下签署转发制敕文书的机关，其地位自然不能与尚书左右仆射为长官的作为部分行使最高行政机关职权的尚书都省相比。
尚书都省的职官设置，除了左右仆射成为虚宠勋臣节帅的加官之外，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及以尚书都事为首的主典和吏员的变化不是很大，因为他们行使的还是尚书都省作为签署转发制敕机关的职能。这种职能是此前一直存在的，只是其统属关系发生了变化。
以上只是尚书都省变化的一种趋势，其间经历了反复曲折。安史之乱结束后，在对安史之乱进行反思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回到开元以前制度的思想潮流。代宗和德宗初期政治体制的调整，就是以恢复三省制为目标的。这种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恢复尚书都省“会府”地位以及尚书六部行政职权。正如严耕望指出的那样，“代宗大历中及德宗初年，君相深惜旧章之坠失，屡敕规复旧章，重建尚书省之地位与职权”（注：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73页。）。不过，代、德时期恢复尚书省职权的改革措施很快就被废弃，尤其是尚书都省始终没有恢复其早已失去的称为“政源”、“会府”的行政枢纽的地位。所以贞元二年（786年）崔造奏请恢复尚书省职权之时，仍请将尚书省六职令宰臣分判，即将政务汇总于宰相府署中书门下（注：《唐会要》卷57《尚书省诸司上·尚书省》。）。行政枢纽还在中书门下，尚书都省始终没有恢复其行政枢纽的地位。即如贞元四年八月吏部奏，“其状直送吏曹，不用都司发”（注：《唐会要》卷74《选部上》论选事。）。是令地方将有关官员资格认定的文书直接送到尚书吏部，而不经过尚书都省。尚书都省收转地方文书的职权也被取消。
在尚书都省地位下降的同时，尚书左右仆射逐渐与都省分离，成为重臣兼职所依托的重要头衔（注：但是尚书左右仆射也只是一种名誉头衔，其任命的制书也比一般任相制书轻。《春明退朝录》卷中云：“唐节度使除仆射、尚书、侍郎，谓之纳节，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故其上任的仪式往往非常隆重。如元和三年（808年）四月丁丑，以荆南节度使裴均为右仆射、判度支。己卯，裴均于尚书省都堂就任仆射。尽管人们对裴均的做法议论纷纷，但他以地方藩帅的雄厚实力，还是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注：《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不过，这件事引起了一场关于仆射上任仪式的大讨论。由于裴均依据的是开元时张说为右丞相（右仆射）上任时的仪注，而那次被认为是张说恃宠妄自尊大，而非旧典。元和六年（811年）朝廷就这种“越礼随时之法”进行了讨论，“于是修改旧仪，送都省集众官详议”。元和七年二月，尚书左丞段平仲汇总各种议论上奏，废除了“仆射上，受侍郎、中丞等拜”之礼（注：《唐会要》卷57《尚书省诸司上·左右仆射》。）。这就是《旧唐书·宪宗纪下》元和七年二月辛丑“尚书省重定左右仆射上任仪注”的过程。据《唐会要》卷57左右仆射条的记载，可知后来关于仆射上任仪注的争论还有多次，往往与任仆射者的身份地位有关。
无论仆射上任仪注的级别高低，那都是一些礼节、仪式上的事情，与仆射的实际职掌无关，更不可因此断定尚书省地位的重要与否。与仆射成为一种仪节之争的焦点相对应的是，尚书都省的衙署（称“都堂”）成为了一个礼仪中心。尽管在中书门下体制下政务运作的中心已转移到中书门下（或称为政事堂），但作为国家权力象征和礼仪中心的还是尚书都堂。一些由宰相主持的国事活动都在尚书都堂举行，如元和元年（806年）正月，顺宗去世后，宪宗停听政，以宰相杜佑摄冢宰，杜黄裳为礼仪使，右仆射伊慎大明宫留守，视事于尚书省。元和元年三月丙午，命宰臣监试制举人于尚书省，以制举人先朝所征，不欲亲试也（注：《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一些重大的礼仪性的宴会，一般也在都堂举行。“左右仆射上，元和以后，悉去旧仪，唯乘马入省门如故。上讫，宰相百僚会食都堂”（注：《唐国史补》卷下。）。处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往往也在尚书都堂。如泾原兵变以后，“吏部甲库，有朱cǐ＠①伪黄案数百道，省中常取戏玩，已而藏之。柳辟知甲库，白执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而焚之”（注：《唐国史补》卷下。）。
因为尚书都省成为了没有实权的象征性的机构和礼仪中心，其经济状况也就难以为继。以至正常的食堂开支都成为问题，故郑元要以河中羡余钱充助都省厨米（注：《册府元龟》卷507。）；更不用说屋舍的修葺了，故裴均请取荆南杂钱万贯修尚书省（注：《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以上简要论证了中书门下体制下尚书都省地位和职权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尚书都省作为左右仆射会决政务的行政中枢地位的丧失，以及原本作为一般程式性工作的签署制敕文书的职权成为都省职权的重心，尚书左右丞因此成为都省的实际长官，都省的地位下降，左右仆射则成为尊崇大臣的虚衔，仆射地位的高低与尚书省的实际地位无关。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唐代政务裁决的中心转移到了中书门下，国家最高权力的行使不再通过三省分工制衡的机制，而是以中书门下为核心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
四 中书省机构和职权的变化及其与中书门下之关系
唐前期中书省的结构，按四等官制以中书令为长官，侍郎为副长官（通判官），中书舍人为判官，主书、主事等为主典。中书省的职掌主要体现在出令权和勘议权（注：“勘议权”一词，采用雷家骥的提法。参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405页。），凡是皇帝的命令需要发往尚书省诸司制为政令行下实施的，都要经过中书省的宣奉行，是为出令权；百官所上议表状，需经中书舍人进程与皇帝，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供皇帝决策时采择，是为勘议权。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后，中书令作为首相，成为中书门下执政机构的首长。自安史之乱以后，中书令逐渐虚空，常用做功臣节帅的加官。唐后期的中书侍郎则固定地都带同平章事为相，实际上成为中书门下的首长（注：俞刚：《唐后期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及特点》，《文史》39辑，中华书局，1995年。）。唐前期的四等官制至此完全发生变化。中书省职权的重心也因此发生转变。
中书门下系由政事堂改称而来，政事堂最先设在门下省，高宗去世（683年）后，裴炎自侍中除中书令，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注：关于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往中书省的时间和背景，参刘健明《裴炎迁政事堂事件考析》，《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8年。）。开元十一年（723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时，未见有移址的记载，中书门下仍然设在中书省。故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一方面是中书门下的长官，同时名义上也是中书省的长官。大历十二年（777年）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杨绾卒后，“时既无中书侍郎，舍人崔祐甫领省事，衮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得总中书省，遂管综中书胥吏、省事去就及其案牍，祐甫不能平之，累至纷竞”（注：《旧唐书》卷119《常衮传》、《册府元龟》卷338《宰辅部·专恣》。）。在中书侍郎阙职的情况下，中书舍人就可以作为中书省的领导者承担起应有的权力与责任。其实，当时有中书令郭子仪，因在外做节度使，不能领导中书省，故崔祐甫以舍人领省事。这是中书侍郎作为中书省长官的例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与中书省的关系还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常衮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身份想要兼管中书省，也正说明了中书门下设在中书省，是中书、门下两省纳入中书门下领导之下的反映。在安史之乱以后的长时间里，中书门下与两省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过渡时期的冲突之中。
安史之乱以后，宰相格局在长时间内维持中书侍郎与门下侍郎平行的局面，宰相之间的矛盾都是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之间展开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了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争夺对中书门下的控制权，便需要杜绝来自中书舍人的威胁，因为中书侍郎与中书舍人在名义上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南部新书》乙载：“政事堂旧有后门，盖宰相时过舍人院，咨访政事，以自广也。常衮塞之，以示尊大”（注：又，《唐会要》卷53杂录载：建中四年，常衮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政事堂旧有后门，盖宰相过中书舍人院，咨访政事。衮欲自尊大，乃塞其门，以绝往来。《旧唐书·常衮传》此事不记时间。根据《旧唐书·德宗纪》、《旧唐书·常衮传》及《新唐书》宰相表等，知建中四年误，或为大历十四年；中书侍郎平章事当为门下侍郎平章事。）。舍人院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据以自广的阵地，所以担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常衮要将其门闭塞。《旧唐书·杨炎传》记建中二年杨炎和卢杞的斗争：
旧制，中书舍人分押尚书六曹，以平奏报，开元初废其职。杞请复之，炎固以为不可。杞益怒，又密启中书主书过，逐之。炎怒曰：“主书，吾局吏也，有过吾自治之，奈何而相侵？”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卢杞请复舍人六押之制，是为了压制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杨炎，说明舍人六押之制对中书侍郎不利。但杨炎所说中书主书是自己的局吏，正说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所以比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居于实力地位，就在于其与中书省官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中书门下办事的那些中书省官吏名义上是中书侍郎的属官（注：参俞刚《唐后期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及特点》。）。而卢杞以门下侍郎的身份逐之，是一种相侵的行为，说明当时两省的界限是分明的。建中三年（782年）六月诏，中书、门下两省各置印一面（注：《唐会要》卷54《省号上·中书省》。），便是两省区分的表现。
尽管中书省的官吏依然被看成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的属官，但是，中书省与中书门下的分离趋势亦日渐明显。在这个分离过程中，中书省逐渐向以中书舍人为首的专门负责撰写制敕的机构过渡（注：《春明退朝录》卷上引唐裴廷裕《正陵遗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当压角”。说明中书舍人成为宰相领导下的起草制敕的机构。）。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舍人院相对独立于中书门下之外（注：不过，因为中书门下设在中书省，中书舍人有时也可称为中书门下舍人。如《唐会要》卷69《剌史下》载大中元年正月敕：“自今以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门下舍人，未尝曾任剌史县令及在任有败累者，并不在进拟之限”。）。常衮堵塞的政事堂后门，就是中书门下通往舍人院之门。《唐摭言》卷3“过堂”条记主司领新进士见宰相之后，复见中书舍人，“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相对独立的舍人院的存在，本身就是中书省朝着以中书舍人为首的专门负责撰写制敕机构过渡的证明。
以中书舍人为长官的独立的舍人院的存在，还可以从中书舍人有独立的公厨得到说明。唐代内外官员有公厨会食的制度，所谓“京百司至于天下郡府，有曹署者则有公厨”（注：《全唐文》卷612《虔州孔目院食堂记》。参拜根兴《试论唐代的廊下食与公厨》，载《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公厨是按照机构设立的，同一机构不同级别的官员，在同一个公厨会食。如《唐语林》卷8载御史台会食的座次为，“杂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两院则分坐。虽举匕箸，皆绝谭笑”。而据《旧唐书·李泌传》载，李泌入相后，“又奏请罢拾遗、补阙，上虽不从，亦不授人。故谏司惟韩皋、归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餐钱，令登等寓食于中书舍人。故时戏云：‘韩谏议虽分左右，归拾遗莫辨存亡’。如是者三年”。
在舍人院内部，有了一定的职权分化，其中一位年深的中书舍人成为实际上的主事者。《旧唐书·杨绾传》载，肃宗时，杨绾“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谓之阁老，公廨杂料，归阁老者五之四。绾以为品秩同列，给受宜均，悉平分之。甚为时论归美”。而在众位中书舍人中有实际上的长官，也是舍人院成为独立机构的需要。
中书舍人之外，中书主书、主事等主管文书的胥吏系统在中书门下和中书省之间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其中有一些成为中书门下的堂后官，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成为唐代中后期影响中央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注：参拙稿《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北大史学》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至于中书省本身是否还有一些胥吏，包括令史、书令史等，史无明文，难以稽考。或者中书省的胥吏只是作为兼职充任中书门下堂后官的，其本职还在中书省。
总之，中书门下体制建立之后的中书省，由三省制下皇帝的机务秘书机关和宰相构成的一部分，成为了超越于三省之上的宰相府署所依托的办事机构。原中书省的副长官中书侍郎成为了中书门下的首长，尽管在名义上他还是中书省的长官，但中书省有逐渐走向独立的趋势，作为宰相独立府署的中书门下与中书省逐渐分离，中书省向以中书舍人为长官的专门负责撰写制敕的机构过渡。作为中书门下首长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唐前期作为中书省副长官的中书侍郎，其地位和职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影响到中书省机构设置和职权性质的转变。三省制下中书舍人在决策过程中的最重要作用是“参议表章”（注：李蓉：《唐代前期中书舍人参议表章问题》，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5年。），中书门下体制下中书舍人的职掌，从开元时期以参议表章为主，转变为以起草制敕为主。且起草制敕之职逐渐使职化，形成为“知制诰”制度，并逐渐形成与翰林学士的分职。
由于中书舍人起草制敕成为纯粹的程式，并不能发挥决策作用，所以出现了起草的舍人“封还词头”的规定。《唐六典》卷9中书舍人之职条云：“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改之”，所指当为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的制度。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也有一些具体事例（注：《白居易集》卷43《论左降独孤朗等状》：“右。今日宰相送词头，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词者。臣伏以李景俭因饮酒醉，诋忤宰相，既从远贬，已是深文，其同饮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见，不敢不陈。……其独孤朗等四人出官词头，臣已封讫，未敢撰进，伏待圣旨。
长庆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宋朝以后中书舍人封还词头的现象多了起来（注：《文献通考》卷51中书舍人条：“富弼为知制诰，封还刘从愿妻封遂国夫人词头。唐制，唯给事中得封还诏书。中书舍人缴词自弼始。”），这种封还也被认为与给事中的封还具有同样的性质和意义，以至称为“给、舍封驳”（注：《资治通鉴》卷35汉哀帝元寿元年“王嘉封还诏书”条胡三省注曰：“后世给、舍封驳本此”。）。
北宋元丰改制恢复三省后，设立了以中书舍人为长官的中书后省，分案办公，并通领中书省典检房（注：《宋史》卷161《职官志一》中书省舍人条。）。这是唐代舍人院发展的落脚点，是中书门下体制下中书省发展的必然结果。三省制下的中书省，其职权性质包括两部分，一是作为宰相机构的部分，一是作为宰相统属的为皇帝起草诏命的机构。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作为宰相机构的职权合并到了中书门下并获得了新的内容，但作为宰相统属的为皇帝起草诏命机构的部分，则保留下来，在机构设置上体现为中书舍人院或中书后省。在一切政令以文书运作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帝国体制中，为皇帝起草诏命的职权一直是中枢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魏晋时这种权力归于中书省之后，一直到两宋时期，尽管中书省与宰相机构的关系不断有所变化，但都有以中书省或中书省官员为名的诏命起草系统。到元明清时期，起草诏命之职不再以中书省官员为名，而归诸起源于唐代的翰林学士或由此衍生而来的各种名号的学士。宋朝由翰林学士主内制、中书舍人主外制的“两制”，是这种转变的过渡，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中书省职权的演进是这个转变的前提。
五 门下省机构和职权的变化及其与中书门下之关系
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后，门下省的机构设置与中书省一样，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侍中逐渐成为勋臣节帅的加官，或长期虚空。门下侍郎则固定地加同平章事为宰相，宰相都在中书门下办公，而不回本省处理省务。尽管门下侍郎名义上还是门下省的长官，但给事中逐渐独立地承担起门下省的事务，门下省向以给事中为长官的独立机构过渡。北宋元丰改制后，成立了以给事中为长官的门下后省，正是中书门下体制下门下省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唐朝，给事中始终没有在制度上成为门下省的长官，如果侍中和门下侍郎阙职，还要任命其他宰相“知门下省事”（注：如《旧唐书》卷9《玄宗纪上》：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罢相后，在位的宰相只有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李林甫，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牛仙客，门下省没有长官，故在十二月任命牛仙客“知门下。省事”。《新唐书》卷133《牛仙客传》作“故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知门下事”；《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乙亥，“工部尚书牛仙客为侍中”。说明牛仙客一直负责门下省的领导工作。又如，据《旧唐书》卷10《肃宗纪》和《新唐书》卷140《吕諲传》：肃宗乾元二年三月甲午，以兵部侍郎吕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日（乙未），侍中苗晋卿罢相，在位的宰相除了吕諲外，还有吏部尚书李岘、礼部侍郎李揆、户部侍郎第五琦，门下省长官阙职，所以吕諲“知门下省”。会母丧解，三月复召知门下省事。）。不过，如果给事中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就可以领导门下省，即使侍中和门下侍郎阙职，也不必以他官“知门下省事”了。如德宗贞元二年（781年）正月壬寅，给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卢翰罢相，其后未见有以他官知门下省者。
在门下省机构设置的变化中，负责文书校勘的录事、主事及负责文书保管的甲库令史、负责送制敕的传制等构成的胥吏系统，也势必发生一些变化。如录事作为“吏长”，在三省制下的职掌是勘检奏抄，经录事勘检之后才由给事中读、黄门侍郎省、侍中审（注：《唐律疏议》卷5《名例》“同职犯公坐”条疏议曰。）。所以对他们的要求是明习律令、通晓文簿（注：《旧唐书》卷70《戴胄传》。）。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录事随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到中书门下任职，似已成为中书门下堂后官的重要兼职者之一。所以张说在开元十三年（725年）封禅时提拔的人中，就主要是中书主书和门下录事（注：《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唐会要》卷55《省号下·中书舍人》。）。
《旧唐书·职官志二》记门下省有令史11人、书令史22人，《唐六典》不记，《新唐书·百官志二》记令史22人、书令史43人。《新唐书》比《旧唐书》在数量上增加了几近一倍。据考证，《新唐书》反映了会昌年间的情况（注：叶炜：《隋唐中央文官机构“吏”制简论》，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令史、书令史与文书的抄写有关，以给事中为实际长官的门下省并无多少文书的抄写任务，其人员的扩充，说明他们也是跟随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进入到中书门下的胥吏系统，到中书门下五房负责文书的抄写。只是他们在名义上还是门下省的人员，借调到中书门下办事。这是两省侍郎同平章事在中书门下的一种平衡措施。为了求得两省侍郎在职权和地位上的相对均衡，门下侍郎势必需要将一些门下省的胥吏带到中书门下任职，令史、书令史当属于掌后官之外行遣文书的人员，且到唐后期其人员规模与中书省的“令史二十五人，书令史五十人”（注：《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大体相当。不过，这种均衡还只能是相对的，毕竟中书省在中书门下占有地理优势，从《新唐书·百官志二》看，其设置的胥吏系统的人员，总体上比门下省还是要多一些。
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后，门下省职能势必发生变化。门下省在三省制下的作用，主要是对于一般政务的裁决以及制敕下颁过程中的覆奏和署名。《唐六典》卷8将给事中在上、下行文书运行中的作用概括为，“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给事中在决策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审读奏抄”，以驳正违失。至于覆奏和署颁制敕，一般只是制敕颁行过程中的固定程式。唐前期不署敕的事例很少，因为三省制下重大决策的形成通过宰相集体商议，而一般少有如贞观初封德彝那样以仆射的身份直接向皇帝奏请以至给事中魏征不署敕（注：事见《贞观政要》卷2《纳谏第五·直谏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66-67页。）的情况。一般政务的裁决，其权力则在门下省和给事中本身，也不存在不署敕的问题。
中书门下体制下，政务裁决机制出现了由以奏抄为主向以奏状为主的转变，一般政务多由宰相汇总以中书门下的名义直接向皇帝申奏，而后以“敕旨：依奏”的形式批准实施（注：参拙稿《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给事中的职掌也随之从以审读奏抄为主转变为以封还制敕为主。
由于奏状的申奏不经过门下省，由各种使职和使职化的部司寺监上于中书门下，中书门下进呈于皇帝，皇帝批准后再以敕旨的形式颁发，经过中书省宣奉行和门下省签署，给事中在决策程序中的作用由事先的审驳变为事后的检查把关。敕旨是对奏状的批复，有关政务的具体实施内容都是奏状上申明的，所以针对敕旨的审核，实际上也就是对奏状的驳正，封与驳具有了同一对象。这是“封驳”针对制敕进行审核之词义产生的制度变化背景。
本来“封还”与“驳正”是两个概念，封还针对于下行文书即皇帝的制敕，史籍中有许多给事中“封还敕书”的记载，虽多为唐后期的事例，仍可说明封还的含义（注：毛汉光搜罗了26个给事中封还制敕的事例，见《论唐代之封驳》，载台湾《中正大学学报》3卷1期，1992年。笔者发现还有可为补充者，如《旧唐书·穆宗纪》载“长庆二年八月己未，以绛州刺史崔弘礼为河南尹，兼东畿防御副使。给事中韦颖以弘礼望轻，封还诏书。上遣使谕之，乃下”。）；驳正针对于上行文书即百司奏抄（注：《通典》卷15选举三谓吏部授六品以下官的奏抄上于门下省后，“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不审皆得驳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这是对驳正的具体表述。），二者合起来称为“封驳”。这是给事中职权的集中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开元中期以后，原本针对于奏抄一类上行文书的用语“驳正”，逐渐应用到对制敕类下行文书的审查程序之中。开元十九年（731年）四月二十六日敕：“加阶入三品，并授官及勋、封甲，并诸色阙等进画，出，至门下省重加详覆。有驳正者，便即落下，墨涂讫，仍于甲上具注事由，并牒中书省”（注：《唐会要》卷54《省号上·中书省》。）。这里的驳正，明显是针对制敕的。任官文件经中书省起草进画再出至门下省，标志着这件制敕已经成立。门下省通过墨涂的方式进行驳正，是在制敕成立之后的程序。这种程序反映的正是门下省职掌从驳正奏抄为主到封还制敕为主的转变。这个敕后来编入了格，成为唐后期被引用的法规。如《唐会要》卷54《中书省》载建中四年六月中书门下两省状，便引用了此敕。故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唐后期给事中“涂归”诏书的最初法律依据（注：祁德贵：《论唐代给事中的主要职掌》，《中国史研究》1995年1期。）。此后，针对制敕的驳正、封驳便有了法律依据，逐渐频繁起来。仅《唐会要》卷54给事中条中就有数例，不烦备举。
到唐代中后期，封还和驳正有逐渐混用的趋势。如开成三年（838年）八月敕，“给事中封驳制敕，宜令季终具所驳闻奏”（注：《唐会要》卷54《省号上·给事中》。）。李德裕也说“且有司封驳，岂复秉宰相意邪！”（注：《资治通鉴》卷245文宗太和八年八月。）这种“封”、“驳”合一的趋势，实际上是以给事中封还制敕为主的。所以《新唐书·百官志二》门下省给事中条谓“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唐国史补》卷下作：“黄敕既行，下有小异同，曰帖黄，一作押黄”。涂归或帖黄，比封还要进一步，不仅是不同意行下，还提出修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给事中具有一定的决策发言权，与纯粹的被动封还不同。但是，这种涂归或帖黄的方式并不常用。常被引用的元和三年（808年）李藩批敕事（注：《唐会要》卷54《省号上·给事中》载：元和三年，以国子司业李藩为给事中。时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吏曰：“宜别连白纸。”藩曰：“只是文状，岂曰批敕！”裴洎言之，上以为有宰相器。俄而郑絪罢免，遂拜藩门下侍郎平章事。），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宋人根据中唐以后和宋朝本身给事中的职权，将唐前期给事中的职权归纳为“封驳”，且将“封驳”仅仅理解为对于下行文书的审查，理解为对中书省草制权的制约，实在是对唐前期三省制一个极大的误解。例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贞观元年唐太宗对王珪的那段话改写为“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将“驳正”理解为针对诏敕的行为。这种情况在其他大量的宋人著述中都可见到。由于对“封驳”的片面理解，致使宋人对三省制的理解停留在“中书出令，门下审驳，尚书受成，颁之有司”（注：《文献通考》卷50《职官四》门下省条引胡致堂曰。此种说法自宋朝以来就很流行，如赵升《朝野类要》卷1云：“中书拟定，门下进画，尚书奉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6《职官类》唐六典条云：“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3考史条注曰：“中书主受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这样一种笼统的概念上，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对三省制的理解，包括对“封驳”的片面理解（注：毛汉光撰有一系列关于唐代门下省作用的论文，除了《论唐代之封驳》外，还有：《论唐代制书程式上的官职》，《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1年：《唐代给事中之分析》，《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这些论文将中日学者关于门下省在唐代政治体制中作用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但在有关“封驳”的问题上，仍然沿用了宋人的错误理解。）。“封驳”一词作为中古帝国体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词义是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而演进的。宋人理解的封驳，更多的是中书门下体制下的概念，却多被套用到唐前期三省制下，以至产生了很多误解。
当门下省的职掌变为以封还制敕为主的同时，仍未失去对上行文书进行审驳的职权。授官、断罪一类三省制下奏抄处理的事务，在中书门下体制下继续成为门下省审驳的内容。如白居易《授郑覃给事中制》所说，“刑名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注：《文苑英华》卷381《中书制诰》；《白居易集》卷48《中书制诰》，中华书局，1996年，1010页。）。唐后期，门下“过官”之制在制度上还存在。如代宗时常衮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主持过官，以至负责吏部选官事务的崔yòu祐甫还受到其压制，“所拟官又多驳下”（注：《旧唐书》卷119《常衮传》。）。贞元三年柳浑以宰相身份“仍判门下省”（注：时间据《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柳浑知门下省事据《新唐书》卷142《柳浑传》。），属下的吏还告诉他应当主持过官。不过，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主持过官，与其说是门下省的职权，还不如说是中书门下的职权。给事中协助侍中裁退有司选补不当者，是作为中书门下的下属机关行使职权的。至于其是否仍为奏抄，由于没有确切材料，只能暂且存疑。
以上论证说明：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转变，门下省作为宰相机构的部分职权转移到了中书门下，而在以给事中为实际首长的门下省中，尽管还保留了对上、下行文书的审核之职，但其职权的重心已经发生转移，对上行文书的驳正逐渐减少，对制敕文书的封还成为其最主要的职掌。这是给事中职权发展的趋势，直到明清时期六科给事中的设立，仍具有对皇帝的命令进行驳奏的言官的性质。
六 结语
综上所述，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三省依然存在，而且在皇帝诏命的起草和审核等方面的运作机制更加完善，并一直延续到后世。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尽管还与宰相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情况下三省长官皆由宰相兼领，尤其是中书、门下两省的名义长官必须由宰相兼领。但从机构建制上看，宰相与三省发生分离，宰相府署超然于三省之上（注：这一点也体现在中书门下体制下制敕文书的特性上。参见拙稿《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宰相的职衔也从共为宰相的三省长官，发展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的惟一署衔，这种职衔完全是以最高政务裁决机关中书门下为依托的。尽管中书门下体制下还是集体宰相制度，但宰相裁决政务，实行宰相轮流秉笔决事的制度，并逐渐向首相制度过渡。穆宗长庆（821-824年）以后，宰相的身份有了新的等级标志，即以馆阁职的加衔作为依据，不再以两省侍郎为宰相分工的依据。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所说：“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此后展开的两党之争，实际上是一种首相轮流组阁的形式。在这种背景下，中书、门下两省职权重新归位，以中书舍人和给事中为核心的中书、门下机构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并一直影响到宋朝甚至明清时期。
在中国古代帝国体制中，皇权和相权共同构成了国家权力的主体，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是以二者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的。从魏晋南北朝以尚书省为宰相机构，到隋唐之际三省共同构成宰相权力系统，再到开元以后和北宋时期以中书门下为宰相机构，不仅是宰相机构名号的变化，而且也是君相关系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三省制是从尚书省宰相制到中书门下宰相制的过渡形态，中书门下宰相制并非向尚书省宰相制的简单回归，而是纳入了三省制的运作机制，使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力运作更加一体化。皇帝在不断强化最高决策权的同时，逐渐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宰相逐渐被纳入到政务裁决和执行部门的体系之中，更多地作为“参总庶务”的政务官而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中书门下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宰相通过中书门下对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甚至直接下行过去由尚书六部处理的事务。从唐代中后期到宋朝，宰相职权进一步朝着掌管具体政务的方向发展。这是后来明朝可以废丞相而以尚书六部直接面对皇帝进行施政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上的前提。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悲剧 《赵氏孤儿》 《窦娥冤》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悲剧而争论不休，但在我看来这是毋庸置疑的。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有三种之别，第一种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能交构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悲剧，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①只是中国式悲剧呈现的方式、内容与西方式的悲剧略有不同而已。每个民族都有其不同的发展历程，在这不同的发展历程中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作为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并且其特有的传统文化对其民族历史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式悲剧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接下来我就以中国两部经典的悲剧《赵氏孤儿》和《窦娥冤》来谈谈我理解当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式悲剧的影响。
经过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之后，儒家思想最终被汉朝统治者选择，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的正统地位由此确立，并在历朝历代逐步发展、延伸，最终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以“孔孟之道”为源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对中国人的普遍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可以说儒家的价值取向在总体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并讲求伦理道德，其中心思想乃“仁义”孔子最早提出了“义”，认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则进一步阐释了“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信”和“果”都必须以“义”为准，后人对“义”的理解有多种：“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对待上司要忠诚；对待朋友要讲求诚信；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义”是合宜、应当、应该之意，是作为人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有“义”在，朋友不会出卖朋友，丈夫也不会抛弃妻子儿女。中华传统文化把“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并且把义与仁并用，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提出了“仁义道德”、“舍生取义”的思想。“义”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是中华民族崇高的道德表现，因此，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忠于事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中华民族最高最神圣的价值追求。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总体上看来属于叔本华三种悲剧中的第一种，并且将中国文化中“舍生取义”这一传统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且中间还包括了叔本华所说的第三种悲剧。作品从始至终始终贯穿着“大义凛然”“舍生取义”“杀生成仁”这一线索，在主角登场前就烘托出一种悲壮的氛围。紧接着就是一批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使作品一开始就显露出浓郁的“忠义”思想。作品高潮部分中韩厥的以死明志、程婴的舍子救孤以及公孙杵臼的舍身救孤的壮举将作品从悲剧推向了悲壮。作品着力塑造了程婴这一形象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其一程婴必须顶着不孝子的心灵煎熬将自己的儿子无私的交予屠岸贾并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爱子被残忍的杀害。其二必须忍受着世人的唾弃，在世人不理解甚至仇恨的目光中度过余生。而这所有的一切只为“忠义”二字。从中我们更加能够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影响
如果说中国男性的悲剧是杀生成仁，舍生取义这崇高神圣的价值追求的必然结果，那么中国女性的整体命运悲剧，则是儒家文化中妇女观，尤其是男尊女卑这一道德价值观的直接恶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都利用各种手段强化男尊女卑的观念。儒家创始者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论语阳货》）他对这一思想虽没有发挥，但却是歧视妇女的经典言论，对后世影响颇大。到了孟子便直言提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孟子离娄上》），在后来的儒家经典《礼记》中，这种束缚就更加清楚和严格了。《礼记》提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三从四德”观，把女性的一切全部不留情面的交给男性。至此，女性的独立人格完全丧失。至汉代，男尊女卑的道德教条开始以理论形态出现，董仲舒继《易传》之后，用阴阳之说论证男尊女卑观。他对男女夫妇的关系做出“阳贵而阴贱”的价值判断。他正式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明确为“三纲”并称之为道德的根本标准。至此，男尊女卑的价值判断从社会零散的议论中抽象出一套完整的道德价值系统，而到了宋代经过程朱理学的进一步加强更衍化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桎梏。中国古代女性的悲剧至此也愈演愈烈，以《窦娥冤》为例进行说明。
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将窦娥塑造成了一个遵守传统的伦理纲常的典范。开篇作者就以窦娥三岁丧母的事实为其短暂悲惨的一生做了铺垫，奠定了全剧的基调。作为父亲、丈夫的附属品，她并不是作为一个自由个体存在的，而是根据父亲、婆家的需要不断地被支配着，毫无自主可言。她的一切言行都是被“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这一思想支配着，而张驴儿父子的逼婚，昏官桃杌错判只是将窦娥的悲剧与时代社会的腐败结合了起来，让她的悲剧更加的明显、彻底.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另一种情况，如果没有张驴儿父子的逼婚，昏官的错叛，窦娥生活在一个清平安宁太平社会，或者是她和婆婆碰到的不是歹毒恶劣的小人，而是安分守己心地善良的男子，她是否就愿意将自己的幸福交与他人呢？虽然剧本并没有这样设置，但我们从窦娥的唱词中已然能够预见其结果，
第二折中[南吕 一枝花]他则待一生鸳帐眠，那里肯半夜空房睡；他本是张郎妇，又做了李郎妻.…… 使了些调虚嚣捞龙的见识.
[梁州第七]这一个似卓氏般当垆涤器，这一个似孟光般举案齐眉；……旧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多淫奔，少志气；亏杀前人在那里，更休说本性难移。从唱词中我们不难看出窦娥已经被“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侍二夫”的思想彻底侵蚀，所以即便有好的姻缘再次出现，她也不会获得幸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世的事实中得到证实。
在统治者的支持和倡导下，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指导下，妇女越来越受压迫，逐渐成为男性的、为夫家传宗接代的工具。自宋代中期以来，直至明、清，性禁锢越来越严酷，对女子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一方面倡导女子守贞护节，另一方面，对“失贞”的女子要严加惩罚，轻则赶出族门，重则施以沉河、火烧甚至凌迟处死等酷刑。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家长制和夫权制婚姻制度一直是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基础，它成为中华文化中极其稳定的因素并延续数千年之久，男尊女卑的观念，封建伦理规范体制的桎梏，扼杀了妇女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这是造成古代妇女悲剧的根本原因，但更令人担忧的是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的女性自身的麻痹，要祛除这种深入到生命中的错误观念，尤其是女性同胞们自身的觉醒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否则，窦娥式的悲剧将不会成为过去。
关键词：台湾 职业教育 自我管理 学习访问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9（b）-0171-02
1 台湾职业教育的特色
1.1 职教体系结构合理、独立完整
在台湾职业教育包括中等职业教育、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硕士教育及博士教育5个层次，形成独立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平行发展，齐头并进。与此同时，全台湾还有许多职业培训局，主要承担大量的职业培训教育，包括岗前的、转岗的、长期的、短期的培训，这些培训与台湾职教相结合，互助互利共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职教体系。
1.2 符合就业、技能品行两手抓
1.2.1 注重学生品行教育
这次走访的朝阳科技大学倡导“精进教学品质，致力国际接轨，厚植就业能力，体现全人教育”的人才培育策略，达到培养专业技能与职业伦理兼备的优质人才，达成毕业即就业，上班即上手的目标；建国科技大学以培养高度专业性与实用性、具备运用科技资讯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富有社会服务之奉献精神，并为产业界所乐用之人才，进而成为社会之栋梁为教育目的等。这些教学目标的设定都反映了他们对学生品行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重视。
1.2.2 强调对学生技能的培养
台湾的科技大学统一实行“一毕（一张毕业证书）、二语（两种语言能力）、三奖（三项获奖）、四证（四张相关证照）”的教学目标，所有学生在学校期间都要按要求通过学校的技能培训，在毕业时取得多种职业技能，便于选择多个工作岗位。
1.3 课程体系设计合理
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结合、专业本位和能力拓展结合、专业要求和开发个性结合、职业教育与能力培养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结合、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结合、基本能力与学程模式结合、本位学习一证照教育结合、本位学习与延伸教育结合以及一般能力与特色培养结合。
2 所学访院校的特色之处
2.1 开展劳作教育
劳作教育在台湾的职业院校中大为推广，是针对大一新生所开设的一门0学分必修课，这门课程的成绩直接影响学生的毕业。劳作教育的内容包括室内、室外及卫生间清扫工作3个部分。学生可以选择打扫的时间以及以上3个部分工作的完成顺序，具体工作内容由小组负责人进行分配。
2.2 多元化图书馆
在这次台湾之行中，3所学校的图书馆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无论大小、新f，或古朴、或时尚，给人的印象是多元化的。图书馆除了包括基本的借阅区、电子阅览区还包括了个人学习区域、小组讨论区、影音资料欣赏区等多种区域。环境的布局，或集中、或分散，如果希望安静的一个人读书，可以预约个人自习室；如果想要进行讨论，可以在休闲区进行讨论。
2.3 学生发展中心
朝阳科技大学的学生发展中心，与该院的心理咨询室功能相似。有相关咨询老师在发展中心值班，也有老师在各个学院轮流值班。当学生遇到心理问题时，可以求助这里的老师和同学。
2.4 宿舍管理
3所学校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他们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要住校。1万多人的学校，只有将近30%的学生是住在宿舍。有的宿舍是在校内的，有的学校部分宿舍是借助空置公寓。宿舍根据学生的需求不同，房型和配置均有不同。印象最深的是嘉南药理大学的宿舍有单间和套房。按家长的要求，这个区域的学生是没有门禁限制的。可谓多种形式多种管理。
3 结合该院的特点，提出几点建议
3.1 改革义工制度
在这次学习访问过程中，台湾的劳作教育对笔者触动很大。劳作教育对学生是一种锻炼，效果得到了老师、家长及社会的多方面认可。
该院现有的义工制度，是以班级为单位，在班级中进行小组分配，每次义工要求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考核。在这个现状下，有些学生会出现相互依赖的现象。结合该院的义工现状，提出如下改革建议：（1）将小组工作中的任务进行个人化，由原来每个小组负责一间教室或一个区域，细化到小组的每个人负责打扫工作中的某个部分。例如：一间教室由4个学生负责，可以按工作种类进行分配，也可以按区域进行人员分配。那么当相应区域作的好或不好时，我们可以直接对相应的负责人进行奖励或处罚。（2）推举区域负责人，调动学生的工作积极性。就像宿舍选择宿舍长、楼层长等相同，可以选择出义工的区域负责人。可以通过评选对区域负责人的工作进行肯定。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进行奖励。（3）对于不能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的学生，可以对该门课程进行重修。所谓的重修，是指学生在制定时间段内完成个人的工作任务。
3.2 加强社团建设
其实该院现在有很多社团，但是在学生中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建议是不是能够再多开设一些兴趣类或者技能类的社团。让该院的社团形成一种规模，让新生在入校后，就像选修体育课一样，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社团。扩大社团的规模，丰富社团的活动。通过精彩的社团活动，让学生的业余生活变得丰富精彩。
3.3 建立多元化图书馆
该院的存书量、借阅空间等与它们相比都占有优势。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一些功能上的调整。比如：添加一些个人自习室、小组讨论区、休闲区等。是否能按照专业进行借阅区域的划分，同时在借阅区添加一些椅子方便学生在借阅区阅读。在阅览区做一些装饰，使环境变得轻松便于阅读。
4 结语
通过该次到台湾职业院校的学习访问，让我们大开眼界，获益良多。让我们以新的视角认识了台湾的职业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差异，找到我们的不足。经过小组的讨论，要把看到的、学到的好好吸收，结合实际情况和专业特点，找到形态更合理、结构更优化、质量更科学，且符合该院学生特点的管理方法，为该院的骨干校建设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 程广文，孟祥仁.专业变迁：社会经济发展视域下的台湾职业教育[J].职业技术教育，2013（22）：18-25.
[2] 王新民，林文.中国台湾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研究及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36）：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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