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广泛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在参与粮食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必须加强风险控制与风险管理，一方面增强粮食进出口规模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要对贸易策略进行适时调整以应对国际市场贸易结构的变化。只有在风险可控以及贸易策略有效的条件下，广泛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才能在既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又促进我国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 论文关键词：贸易结构，粮食自给率，粮食安全，贸易自由化 一、世界粮食生产及贸易状况 1、世界粮食供需总量基本平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谷物播种面积增长相对缓慢，1961—2002年仅增长了2.31%。尽管如此，由于单产水平的大幅提高，播种面积增长缓慢并未对世界粮食产量增长形势造成阻碍，1961—2002年玉米产量增长了3.12倍，小麦产量增长了2.51倍，稻谷产量增长了2.72倍。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开始减缓。1960—1990年，粮食产量每10年递增近28%，1991—2000年，粮食产量仅增长了6.1%，这一数值不仅远低于90年代以前的水平，而且已低于同期人口增长水平15.3%。 从世界范围来看，粮食生产和消费可以维持相对平衡，不存在世界范围内的严重的饥荒现象。但地区和国家的粮食分布是不均等的，亚洲、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粮食问题。 2、世界粮食供应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的隐忧。世界粮食供应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亚洲国家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粮食进口主要依赖欧洲、美洲少数发达国家。2003年世界谷物出口量仅占产量的12%左右，粮食出口集中于少数国家与地区，尤其是美洲；2003年美国、阿根廷、巴西的玉米、大豆出口量分别占世界玉米、大豆出口量的85%、93%；同期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小麦出口量约占世界小麦出口量的78%；泰国、越南、美国、印度大米出口量约占世界大米出口量的74%。世界粮食的主要流向是亚洲，尤其是东亚，亚洲人口众多，粮食需求旺盛，进口粮食量大路远。中国、日本、韩国等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少数国家进口粮食，远距离运输消耗大量能源与财力，涉及政治、经济与自然条件等许多不确定因素。 世界粮食生产和需求的地区不均衡局面在中长期内将继续存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通过粮食进口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着“巨大隐忧”。当前美国的粮食出口量约占世界粮食出口量的一半，左右着世界玉米、大豆、小麦的市场供应。尽管WTO一直在努力限制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但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继续通过多种方式来巩固其作为世界粮食主要供给国的地位。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粮食出口量占世界粮食贸易总量过大的比重，会由于这些国家粮食生产、储备状况及有关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世界粮食安全。70年代初的世界性粮食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当时世界粮食储备量下降到了不安全的边缘，由于美国粮食受灾减产，使本已脆弱的粮食市场急剧恶化，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 二、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的总量及结构问题 1、我国粮食贸易的总量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进口与出口均有明显增长，在1992年—2003年中，净出口的年份为7年，净进口的年份为5年，且大致呈现的是交替出现的状况。通过深入分析1992年—2003年我国的粮食进出口情况，可以发现2个重要特征：(1)通过将1992年—2003年净出口年份数值累加，以及将同期净进口年份数值累加后发现，前者7年的累计数值要远远低于后者5年的累计数值，说明我国在粮食国际贸易中主要扮演的是需求方的角色；(2)通过对1992年—2003年净出口年份之间的净出口量的比较，以及对净进口年份之间的净进口量的比较，发现前者的波动幅度要远远低于后者的波动幅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粮食进口的可控性较弱，受国内粮食供求平衡、市场价格、粮食生产等因素的影响明显。 在粮食进口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1997年后我国大豆的进口数量快速增加，1997年大豆进口量为273万吨，2001年大豆进口就超过了1000万吨，达到1394万吨，同期大豆取代小麦成为我国粮食进口的第一大品种，2003年—2005年我国大豆进口数量均超过2000万吨，占世界大豆出口总量的近1／3。 在粮食出口方面，玉米是我国主要的粮食出口品 种，在2003年之前玉米出口年度间变化不大，没有明显的增长或下降趋势，2003年之后由于国内玉米需求持续增长，玉米出口数量出现下降趋势。2003年—2005年我国玉米出口数量分别为1639万吨、232万吨、861万吨，2006年我国玉米出口补贴政策没有继续实施，因此许多出口商已停止向国际市场出口中国玉米，中国玉米的传统进口国韩国已开始从美国进口玉米，2006年1—7月，我国累计出口玉米225万吨。 2、我国粮食贸易的结构问题。我国粮食进出口总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粮食贸易的稳定性较差，大起大落的状况经常出现。在总量稳定性较差的同时，结构问题同样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谷物消费品种结构与国际市场贸易结构存在很大差异，我国大米、小麦和玉米在谷物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分别为36%、22%和26%，而国际市场大米、小麦和玉米出口量占谷物出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10%、40%和32%。 (2)我国在某些年份持续出现粮食进出口与国内供求状况脱节的状况，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经济升温、投资大幅度增长，国内粮食供需缺口增大，粮食价格持续上涨，但在1992年—1994年期间，我国累计出口粮食4059万吨，进口粮食2847万吨，促使粮食供需缺口增大，没有起到平衡供需的作用。 (3)我国主要进口粮食品种的来源地相对集中，对某些国家的依赖程度也很高，在粮食禁运或主要出口国大幅度减产等政治、经济问题发生时，粮食安全面临挑战。我国进口小麦来源地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法国，进口大豆来源地主要是美国、巴西、阿根廷。 (4)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北粮南运”格局仍占主导地位，“南进北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所占比重非常有限，由于在中长期内我国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以及提高粮食供应稳定性的需要，同时发展“北粮南运”与“南进北出”两种策略比单一的选择更具有可行性，当前应综合考虑主产区与主销区各自的利益需要，针对不同的粮食品种采取“南进北出”或者“北粮南运”策略。 总之，广泛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经济福利，事实上，进口粮食就是在进口耕地、水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内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不足的压力。假如我国年进口3000万吨粮食，大约相当于节约300万亩耕地和300亿立方水，可以缓解我国城市生产用地和生活用水的紧张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与粮食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必须加强风险控制与风险管理，一方面增强粮食进出口规模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要对贸易策略和选择进行适时调整以应对国际市场贸易结构的变化。只有在风险可控以及贸易策略有效的条件下，广泛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才能在既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促进我国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 三、我国粮食进口的支付能力与运输能力分析 1、支付能力分析。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8189亿美元，较2011年末增加了2089亿美元，2003—2005三年内累计增加了5325亿美元。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出合理区间，这一判断已经众多研究成果证实。根据通常的测算体系：国家外汇储备：3个月进口用汇+10%偿债率+10%外资企业汇出利润率+其他不确定因素，从这点来看，现阶段我国拥有5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是超额储备的根本来源。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自从2000年起就一直维持在3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直到近两年，贸易顺差额出现了激增的趋势，与此同时，服务贸易的逆差并未随着中国加入WTO有所缩减，而且服务贸易逆差的增加额远远赶不上货物贸易顺差的增加速率，因此，一直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持续增长。同时，金融和资本项目的顺差也为外汇储备的增长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特别是2011年，金融和资本项目的顺差额猛增到1106亿美元，几乎是2003年的一倍多，这与中国鼓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引导分不开。尽管随着政策导向的调整，FDI占金融项目顺差的比重在下降，但是不可否认，每年持续增加的FDI的基数还是庞大的。而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的双顺差累计起来的量几乎相当于中国当年的外汇储备增加量。因此，国际收支持续的“双顺差”构成了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规模会缩减，一方面的原因是目前的超额外汇储备已近270 0亿美元，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内需求持续升温，以及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压力。尽管国际收支“双顺差”规模会缩减，但很难在短期内转变为逆差，原因是我国目前的人均资本水平很低，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至少在今后20年中，资本积累仍然会以非常快的速度继续扩张，从而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扭转Q)。 如此高的外汇储备以及短期内国际收支“双顺差”难以扭转的状况，意味着我们不必担心适度进口粮食会面临外汇支付困难的问题。据海关统计，2005年我国累计进口大豆2659万吨，价值77.8亿美元，累计进口小麦353.8万吨，价值7.7亿美元，累计进口大麦218万吨，价值5.4亿美元，累计进口大米52万吨，价值1.9亿美元。正常年份我国粮食进口所需外汇不超过150亿美元，按照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以及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足以支付粮食进口所需外汇。 2、运输能力分析。世界主要产粮地带大多通过河流运输并经主要港口运往世界各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与多瑙河、俄罗斯的伏尔加河、巴西的亚马逊河等是世界粮食支柱产地粮食外运依托的重要河流。美国新奥尔良港的粮食出口量占美国粮食出口量的50%左右，巴西的巴拉那瓜港与桑托斯港的大豆出口量占巴西大豆出口量的90%，法国里昂港的面粉装卸量占法国面粉出口量的63%，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俄罗斯的黑海港口等是重要的国际粮食吞吐港口。因此，在设定世界粮食支柱产地作为我国粮食适度进口的目标地的同时，应结合世界粮食的流通格局特点、河海运输成本低的优势以及港口、仓库在粮食运输中转中的重要地位，充分利用我国的长江、珠江等水路以及沿海优良港口。 在当前的世界粮食流通格局下，我国在中长期内依赖海运和河运进口粮食面临的风险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世界粮食出口国最集中的地区在美洲，因此我国进口粮食的到岸价格中运输成本所占比重较大，并且当进口国集中采购时，短期内运输费用就可能出现大幅度的上涨。2003—2011年我国大量进口美国大豆，导致美国墨西哥湾海运费用暴涨，5—8万吨“巴拿马级”货船平均每吨粮食运费上涨了近50美元，贸易商不得已将美国中西部谷物主产区的部分粮食改由太平洋沿岸港出口，改变了美国向亚洲出口粮食的传统路线。 (2)我国粮食进口规模受国内港口发展滞后的制约。1995年我国进口粮食2000多万吨，但港口积压疏导持续半年左右，部分船只在港口滞留长达2个多月，可见港口建设是粮食进口规模增长的重要前提。据统计，2005年我国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48.5亿吨，港口总能力缺口5亿吨，而对2010年的预测表明，港口总能力缺口在20亿吨以上。 (3)每当国民经济进入高速扩张期，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往往对粮食直接消费或间接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而在经济扩张期，对非农投资的迅速膨胀可能导致农业投入相对减少，粮食减产可能发生。在国内港口建设能力总体存在缺口的背景下，整个国民经济迅速扩张导致运力更加紧张，而国内粮食供应不足必然要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这样，粮食进口需求增加与港口运力紧张的矛盾就容易尖锐化，国内粮食供需缺口在短期内就很难通过进口得到调整。 (4)我国粮食进口规模受出口国港口发展滞后的影响。目前，美国的主要粮食运输通道密西西比河大坝与闸门设计落后、设备老化、船舶载重通过能力低。 (5)当战争爆发、石油价格暴涨、出口国港口工人罢工等突发事件发生时，世界航运能力会大大低于正常水平，在突发事件发生的非常时期，进口国的粮食进口规模、进口时机、粮食产地等贸易选择将主要取决于突发事件局势的发展，进口国很难按照国内供需平衡需要做出适当的贸易选择。 在国内港口发展滞后风险的控制方面，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国港口粮食吞吐能力已有显著提高。我国1995年沿海港口粮食吞吐量为5600万吨，其中外贸粮食吞吐量为3600万吨，2011年沿海港口粮食吞吐量为7163万吨，其中外贸粮食吞吐量为2997万吨，10年时间内沿海港口粮食吞吐量增加了近28%。但由于我国经济总量的快速上升，港口总能力缺口将继续扩大，石油、矿石等资源性产品的贸易量将大幅上升，并且占港口货物吞吐的比重将继续扩大，到2010年港口吞吐总能力缺口将达到20亿吨，在此期间，期望港口粮食吞吐能力大幅度提高并不现实，在粮食吞吐能力总量增长有限的 条件下，需要调整粮食外贸与粮食内贸吞吐的比例和时机，以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港口资源。 在港口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为了保证外贸粮食吞吐的稳定发展，对于内贸粮食应积极拓展铁路、公路等运输方式，减轻港口粮食吞吐的压力。近几年国内铁路粮食运输发展迅速，2000年—2011年，我国粮食铁路运输量分别为0.79亿吨、0.71亿吨、0.83亿吨、1.01亿吨、1.09亿吨，5年时间里铁路运输量增长近38%，而且随着铁路和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粮食运输能力具有继续增长的空间。此外，原粮与成品粮运输的比重需要主动调整，目前成品粮在铁路、公路粮食运输中的比重已达到近20%，大米运量已超过稻谷，面粉运量已接近小麦运量。粮食主产省政府应鼓励就地发展粮食深加工产业，降低原粮跨区域运输比重，增加产成品、深加工产品的运输比重，支持粮食及粮食加工产品的公路、铁路运输方式，从而减轻沿海港口粮食吞吐压力，为外贸粮食吞吐量提升创造条件。 四、供求平衡目标下粮食进出口调节与生产、储备调节的协调 粮食进出口、生产、储备是调节国内粮食供求平衡的三驾马车，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决定了在这三种力量中，生产调节处于基础性地位，储备调节处于其次地位，进出口调节的地位低于前两种。当粮食自给能力和粮食储备能力不足时，即使粮食外购能力较强，也无法抵御粮食安全危机，进出口调节应当以适当的生产调节和储备调节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供求平衡更快地实现。三种调节方式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各司其职，在生产、流通、贸易环节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因此，当讨论粮食生产重要性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粮食进出口的重要性，反之亦然。粮食进出口、生产、储备调节能力共同决定了我国粮食安全总量平衡目标的实现程度。 粮食进口与生产之间数量关系的协调体现为粮食自给率水平的确定。从国际经验看，国内粮食生产能够满足本国需求量的90%，就是较高的粮食自给率。在1985年后，前苏联的粮食自给率大都维持在87%左右，有不少年份曾下降到82%，日本目前的粮食自给率只有近23%，墨西哥为79%，巴西为86%。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确定粮食自给率水平时应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1)由于资源禀赋、人口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际贸易环境不同，各国对粮食自给率的大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一般来讲，人口多的国家可接受的粮食自给率远高于小国；(2)由于我国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分化的格局基本形成，主销区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确定自己的省内水平；(3)制定粮食自给率水平应充分考虑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的潜力，应以稳定粮食生产和储备能力为前提制定合适的粮食自给率水平。 粮食大体可分为口粮、饲料粮与工业用粮，口粮供应必须立足自给，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饲料粮与工业用粮有进有出，积极利用国际粮食资源与市场。结合我国国内及国际市场的供需状况，根据粮食品种的不同应制定差异化的贸易策略： 1、稻谷在我国口粮中所占比重最高，消费刚性强，而且世界稻谷市场容量相对较小，世界大米贸易量正常年份约为2500万吨，约为我国70天的大米消费量，因此，稻谷供给必须强调立足国内以保障口粮安全。 2、小麦是我国的传统粮食进口品种，世界小麦生产以发达国家为主，生产供给能力较强，我国应采取适度进口调剂的策略，开拓多元市场以分散风险。 3、我国北方地区是玉米主产区，南方是玉米主销区，应采取“南进北出”的贸易策略，东北玉米出口日、韩等国具有地缘和价格优势；主销区则既可调入北方玉米，也可相机进口。 4、我国已成为世界大豆最大进口国，国内大豆生产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大豆相比不具备竞争优势，大豆的进口规模应主要依赖市场调节，不应人为设定自给比例，在条件成熟时可以鼓励加工企业向生产国直接投资以提高大豆进口的稳定性。 经济管理体制等环境因素对粮食进口与生产、储备之间的协调程度和效果的影响显著。我国粮食生产、储备和进口实行的是分权管理体制，从而造成了“三权”甚至“多权”分立的状况。特别是在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企业拥有了进出口经营自主权，粮食生产、贸易、储备管理部门之间必须有更顺畅的协调，才能实现一体化的管理。如果了解国内生产形势的农业部门不能准确地把握粮食进出口信息，而对外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又不了解国内的生产、储备状况，相关部门之间不能及时地沟通 信息，甚至为部门利益而制定相互矛盾对立的政策，那么粮食生产、贸易、储备的一体化管理目标就很难实现，并且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和可控性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总之，合理的粮食进出口调节是实现国内粮食供求平衡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本——效率最大化原则的体现，适度粮食进口替代国内生产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但考虑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重要性，成本——效率原则并非最终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保障粮食安全必须要以保护生产能力为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合理的粮食储备以及适度粮食进口作为补充手段来促进粮食供求平衡的实现。
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与国家经济安全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张幼文教授通过解读《十六大报告》、《十一五计划》以及《在十七大上的报告》，明确指出国家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对外开放的新主题，它包括了发展安全、结构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环境安全六大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张教授总结概括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际经济环境的十大变化，并逐一探讨了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这十大变化包括：变化一：经济全球化从功能性走向制度化，中国从体制外进人体制内；变化二：开放战略的普遍化对中国现行发展模式的挑战；变化三：跨国投资的大发展和产业国际化挑战民族产业；变化四：新一轮产业转移中的发展竞争；变化五：信息化与国际科技竞争；变化六：资源环境的约束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变化七：增大的国际金融风险；变化八：持续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变化九：世界各国间继续扩大的发展差距；变化十：中国改变国际经济格局引起政治反弹。
二、对外开放与国家产业安全
1 产业安全的界定
张幼文教授认为，产业安全是指战略性产业需要掌握在本国手中，如IT产业、材料产业、装备产业等现代重工业。资源对外高依赖构成产业安全的潜在威胁。现代服务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主导地位，其高增加值意味着在经济发展中利益分配的主导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趋势也应当受到关注。
山东财政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杨德新教授强调，并不是每个产业都需要保护才能实现产业安全。当这个产业属于国家必须牢牢掌握的产业时必须大力保障其产业的安全，当这个产业不影响国家的战略政策实施时，可以放开保护，引进竞争，提高国民福利，政府不应该干涉太多。
2 不同领域的对外开放对产业安全的影响
对于国民经济不同领域的开放带来的产业安全隐患，专家们讨论热烈，主要集中在了农业开放和粮食安全问题、物流市场的开放等诸多领域。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范爱军教授就“中国农业开放及粮食安全问题”展开了分析，并提出五大判断：第一，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却不是农业强国，必须对其进行保护；第二，农产品市场的不断开放，使世界性粮食危机开始影响中国；第三，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目前存在两大问题：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对稳定农村劳动力不利，②耕地面积继续减少，对农业生产不利；第四，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关键环节应是提高农业规模效益而不是调整农产品结构；第五，确保中国农业安全和持续发展的对策是提高农业耕作规模。
方慧、李建萍分析了金融服务业利用FDI对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指出FDI虽然促进了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它也给金融服务业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包括了抑制国内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国内金融服务业机构的股权流失、金融结构调整的偏离、外债的增加和游资进入带来的金融监管难度的上升。
陈相森、张晓莹分析了跨国物流在华发展的特点与趋势，指出入世后跨国物流企业在华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服务网络。由于中国物流市场存在内外资两重网络，内外资物流企业从事不同领域的业务，在各自领域参与竞争，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物流市场的显著特征。随着外流市场的全面开放，外资物流企业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开始加速整合、重组在华业务，为后来全方位系统化投资奠定了基础。伴随我国物流市场的完全开放，物流业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行业，国外物流企业在带来资金、技术和先进理念的同时，也对国内物流企业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作为生产业，物流业如何维护产业安全，这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探索与实践。
王珩从品牌和技术的控制、产业和市场的垄断以及对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影响等方面阐述了FDI对国家产业安全带来的影响，并指出强化监管、树立预警机制、运用法律手段以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当前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杨建军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FDI通过管理经验、技术和资金的流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市场的垄断、贸易条件的恶化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等负面效应，对我国产业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此，我们要积极的构建应对FDI负面效应的政策体系，维护国家产业安全。
邬彩霞选择贸易保护泛化为研究对象，指出贸易保护泛化作为一种非理性的阻碍自由贸易的行为，加剧了资源禀赋优势和国际间产业的转移的利益分配失衡，越来越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果。
谌冉、郑鹏等人则从跨国并购的并购对象和并购行业选择、并购类型等六个方面分析了跨国并购对我国产业安全影响的机理和结果，指出跨国并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积极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完善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单一模式；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对我国经济和产业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
3 产业安全的保护和预警机制 山东财政学院王培志教授除了在大会发言，详细阐述国家产业安全预警模型外，还与李红一道提交了大会论文。该论文在介绍产业安全预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主成分一BP神经网络应用于产业安全预警的可行性以及主成分分析和BP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构建了基于主成分一BP神经网络的产业安全预警系统。并以高技术产业对该预警系统进行有效性检验，证明了：将主成分与BP神经网络相结合的方法应用于产业安全预警是可行的，并且基于主成分一BP神经网络的产业安全预警系统是有效的。
刘新英则指出建立我国贸易运行监测预警机制，需要一方面对进口产品影响贸易安全的各项指标变化进行实时检测，另一方面针对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监测预警体系。
山东工商学院的谢孟军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安全的关系，指出国外资本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资金短缺问题，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给环境安全带来很大威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外资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效应。
4 对产业安全过度保护的反思
杨德新教授认为，产业安全的保护一定要保证
其独立性，尤其是法律的执行性，否则过大的保护还会重蹈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不是民族产业都一律要受到保护，要根据国情，对于适合竞争的产业大力放开，对于关系国家命脉的应该加以控制，关键是要界定产业安全的度。
郭艳茹指出在WTO背景下，中国政府主要通过维持耕地数量、粮食直接补贴、限制粮食出口等措施来保障国内粮食供应，避免因为粮食供给不足引发国内通货膨胀，造成社会混乱。但是这些政策带来直接问题是小产权房、土地抛荒和粮食走私这三大隐患。郭博士提出了对产业安全政策的两点反思：第一，所有的产业安全政策都需要相应的政策成本，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到政策可能引发的后果；第二，产业安全政策会导致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产业安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在政策收益和政策成本间进行权衡，从整体社会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一个产业的角度来做出判断。一个产业的安全不能以其他产业的不安全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不安全为代价。
三、贸易救济与贸易保护泛化
1 贸易救济的界定与产业安全维护
张幼文教授认为，贸易救济本质上是承认在开放和公平竞争条件下对本国产业的合理保护，是维护国家产业安全重要手段。贸易救济现行规则只体现在有形产业与产品上，国家经济安全概念超越贸易救济。贸易救济原则可作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理念，广泛体现在外资与发展政策上。
朱庆华教授认为，贸易救济是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中国实施的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手段对保护国内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贸易转移和外商为跨越反倾销壁垒进行的直接投资削弱了反倾销措施的效果。国家应该协调反倾销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将中国的反倾销着眼点从现在的保护产业利益转移到服务公共利益上来，更好的实现对国内产业的保护。
2 贸易保护泛化背景下的贸易救济相关问题研究
杨海艳、陈晓川对国内外关于贸易救济问题转移效应的理论研究、统计研究和实证研究三方面进行了综述，并作了简要的评述。从理论角度来看，主要是从优惠贸易协议的贸易转移效应、贸易救济措施的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转移对反倾销法全球性扩散效应的解释三个方面来研究的，认为：优惠贸易协议和贸易救济措施都会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同时，贸易转移效应导致了反倾销法的全球扩散。从统计研究的角度，证实了优惠贸易协议和贸易救济措施的贸易转移效应是存在的。从实证的角度来，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展开的：贸易救济措施中贸易转移的存在性、优惠贸易协定中贸易转移的存在性、不同救济措施所导致的贸易转移效应的比较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国别比较。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优惠贸易协议和贸易救济的贸易转移效应是存在的，但是，对出口国的贸易转移效应和对华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比较少。
王苍峰、王恬选取了关税减让对我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为研究角度，通过对我国入世前后(1999～2004年)27个制造业内资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关税减让的贸易政策变动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进口关税减让对制造业内资行业的生产率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但是，美国进口关税减让有提高我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的作用。
乔晓勇、何海燕通过研究2004年以来国外对我国反补贴实践现状，分析并总结了国外对我国反补贴实践的特征、原因及其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动态四体联动”的反补贴工作机制，即以政府、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律师协会和涉案企业为主线的“动态四体联动”反补贴申诉和调查的联席会议制度。通过中央政府(包括地方各级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和律师到与各单个企业的紧密联系，实现对进出口反补贴工作的互动，进而达到维护产业安全和产业发展的目的。
张兴对于吸收反倾销税的问题，认为吸收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再倾销行为，也是出口商与进口商之间的一种纵向合谋行为。他从经济学角度对反倾销中吸收反倾销税行为予以诠释，揭示了出口商吸收反倾销税的意图及动机，分析征收反倾销税前后出口商的定价策略以及吸收行为中相关利益方的得失情况。
四、其他
由于此次会议是在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召开的，因此关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背景，对世界经济环境以及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判断。韦森教授认为，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动荡不断，伴随这些金融动荡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慢性衰退的通道。国际环境总体呈现全球性金融动荡和世界经济衰退的迹象。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由于国际金融动荡、世界经济衰退已经严重影响了许多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和国内投资者的信心，另加之国内消费需求一直处于疲软状态，从经济增长的上述三个因素来综合判断，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似乎已成定势。且从目前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基本面里的各种因素来综合判断，这一波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将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很可能是一个较为缓慢的长期过程。
山东社会科学院张卫国教授表示了与韦森教授相同的观点，认为在这个经济全球化、货币电子化、增长虚拟化以及资本流动瞬间化的时代，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初见端倪。但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更多是取决于政府未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取舍。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李长英教授采用规范的方法建立了模型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政策竞争和区位选择进行了分析，指出政策的竞争不仅有利于落后的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且可以提高国家、区域乃至全球的福利。相反，缺乏政策的竞争则会导致福利的流失。
中图分类号：F7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9-0031-03 收稿日期：2007-05-23
目前有关贸易结构与贸易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贸易中的结构风险；二是贸易依存度与贸易安全关系；三是贸易结构与贸易安全关系研究。但已有的文献主要从国家的角度来研究一国的贸易结构如何影响贸易安全，对于一个国家内的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如何影响该区域的贸易安全问题缺乏相应的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广东省为例，探讨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如何影响该区域的贸易安全。
一、指标选择
考察贸易结构和贸易安全关系，涉及到指标选择问题，本文主要采用如下指标。
(一)贸易商品结构和贸易地理结构指标贸易结构包括贸易商品结构和贸易地理(地区)结构两个方面。贸易的结构风险是一种市场风险，它是指由于进出口贸易地区结构和商品结构同国际市场进出口贸易的地区结构和商品结构之间存在着偏差而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
传统的贸易结构分析使用的方法很多，如TOPSIS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等，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对样品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来评价它们之间的相似程度，进而可以对样品结构的优化状况或风险大小进行评估[¨。但这些方法均是建立在一个参考样品和多个被比较样品基础上的，此时得到的结果可以进行横向比较排序。而用以上方法对于从一个可变参考样品和一个被比较样品基础上得到的两两对比结果则失去了进行横向比较的基础。因此，在样品间两两对比分析中，这些方法就不能使用了。故本文参考韩秩等人的方法，采用“结构风险系数”(用字母f表示)来衡量贸易结构与贸易安全的关系。
该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f的数值越大，证明参考样品与比较样品相似性越高。应用这种方法，通过对一国(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地区结构和商品结构与国际市场的进口贸易地区结构和商品结构之间相似程度的分析，就可以对该国(区域)进出口贸易结构风险的大小进行评估。二者结构越相似，则贸易安全性越高。
按照相互需求原理，如果一国(地区)进口产品集中度过高，则该国在相关产品的国际贸易谈判中越被动，贸易条件可能越不利；相反，如果一国(地区)出口产品集中度过高，则相关产品对贸易伙伴国内市场的冲击越显著，受其他国家所谓“反倾销”等贸易制裁的机率就越大
(二)国内贸易比重指标理论上，区域国际贸易的发展应建立在国内贸易充分展开的基础上，并且国际贸易也应以强大的国内贸易作为依托。因此，国内贸易比重构成了区域贸易安全的重要指标之一。但由于国内贸易的数据很难得到，本文仅仅以商品国内批发量作为国内贸易的量，显然这仅仅是大致的判断而已。但作为一个粗略的指标，已能够大致判断商品的国内销售状况。出口比重指标不能太高，因为一个地区商品销售对国外市场过于依赖，将会受国外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影响而导致风险过高。
二、数据分析
下面将依据上述指标，对广东省的贸易结构与外贸安全关系作逐一分析。
(一)广东省外贸产品结构相似性状况
表1是根据《广东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统计的1999～2005年主要产品进出口占全省贸易比重状况。从统计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出，从1999～2005年的7年中，广东省初级产品出口比重较低，而进口比重较高，这符合广东省外贸发展趋势。但也可以看出，贸易也过于集中在某些产品上，如机械、电气设备、电视机及音响设备，这说明广东省存在较大的贸易商品结构风险。
我们同样以《广东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的数据，用上文的计算方法，计算出广东省近年来外贸产品的f系数与标准差系数，见表2。
表2的数据表明，广东省的，厂系数趋于增大，表明外贸安全度有所提高，这是好的趋势；但是，从标准差来看，广东省的一些外贸产品趋于集中，这显然存在较大的风险。从两个指标衡量结果所得的差异我们也发现，标准差比f系数要更重要一些，因为即使结构差异不大，如果贸易产品过于集中，无疑会对贸易安全构成更大威胁。
(二)广东省贸易地理结构指标贸易地理结构也称为外贸地区集中度，是指从地区层面来讲，在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总额中，各个贸易对象国与本国(区域)的贸易量在本国(区域)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这一比值越高，说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在本国(区域)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越高，本国(区域)与其经济联系越密切，本国(区域)外贸对该地区的依赖性越大。特别是在出口地区集中度远远大于进口地区集中度的时候，两国之间发生经济摩擦的机率就越大。
表3是根据《广东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的数据整理而得。从这些数据可以直观看出，广东省1999-2005年间的进出口贸易高度集中在香港、台湾、日本、韩国、东盟、欧盟和美国等地。其中出口主要集中在香港、日本、欧盟和美国，这些地区占广东省出口总额的84.67％。进口主要集中在台湾、日本、韩国、欧盟和美国，占进口总额的69.68％。进出口贸易地理集中度很高，同一贸易目的地进口和出口差异过大，其中隐藏着很大风险。
同样以《广东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的数据，计算出广东省近年来外贸地理结构的f系数与标准差系数，见表4。
表4的数据表明，近几年广东省贸易地理集中度的f系数变化不大，进口与出口相似度较低，隐藏一定的外贸风险。就标准差而言，无论出口还是进口的标准差都比较大，也同样表明贸易安全度较低。
在外贸地区的比较中，我们发现，贸易过于集中在某些地区也将不利于抵御来自这些地区的偶然的冲击。地区结构的相似性很重要，因为一国如果对某地区的顺差太大，将会很容易引发贸易争端，因美国贸易逆差过大而引起的中美贸易争端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广东省商品国内贸易比重国内贸易比重反映一个区域参与国内贸易的活跃程度，国内贸易比重越高，表明该区域贸易对内依存度高，贸易安全程度就越高；反之，则贸易对国外依赖过大，贸易安全度低。表5是1999～2005年广东省主要商品总批发中的国内批发与出口贸易所占的比重。
从表5的数据可以看到，在八类主要的出口项目中，有四类的出口占了总批发量的30％以上，其中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批发业出口比重达66.78％，另外还有两项都接近20％或在20％以上。这些数据说明了广东省有不少的外贸出口是缺乏国内贸易支持的。一旦出口减少，这些产品的批发销售将出现严重的萎缩，继而将会导致整个行业的萎缩，产业发展前景受挫。如此恶性循环会进一步波及广东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因此，缺乏国内贸易支持的国际贸易是不安全的。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广东省的对外贸易安全确实存在一定的隐忧，主要表现在：
第一，贸易地区与产品结构过于单一。进出口产品过于集中，出口地与进口地过于集中，而且两者相似度较低。长期来看，这些因素将会持续影响广东省的贸易条件的改善，进而影响广东省未来出口结构的改善。广东省应该注意进出口产品和贸易地区多元化，避免过于集中。
[关键词] 垂直专业化 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安全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11-08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最重要变动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并在贸易、投资、人员跨国流动 等不同侧面展现出与历史时期全球化迥然不同的当代特征。在过去几十年间,这类以工序、 区段为对象的国际分工现象,在计算机、家用电器、汽车、服装玩具、机械产品等诸多制造 业部门获得了相当普遍发展。甚至过去传统认为是不可贸易的劳务产品,比较晚近时期也出 现程度不等的具有工序分工性质的新型国际分工方式,而这也引起了大量的资本流动,以及 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反应,经济发展和产业安全等。比如,2008年凯雷投资收购徐工,关于外 资控股行业龙头是否危及产业安全的争论还未停息,2009年商务部又否决了可口可乐收购汇 源, 与此同时,我国企业收购美国优尼科也被美国否决。此类事件越来越多的出现,主要原因是 东道国出于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考虑,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全球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使得大量产业资本流动,进而满足跨国公司追求低成本和扩大市场的目的所致。
在国内外的文献中,学者们很少将垂直专业化、FDI和产业安全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一方面 是很难找到体现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替代变量,另一方面是很少有恰当的模型将上述变量容 纳在一起。不过,目前大量学者还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间产品贸易与垂直专业化生产的决 定因素和对国际分工的影响等,我想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全球生产网络一体化的 今天,由于中间产品贸易或者垂直专业化所引起的资本流动(绿地投资或者并购),在给一 个国家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在担忧,是否无限制的引进资本会 给本国产业安全带来危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如何去避免之。
将垂直专业化、FDI、R&D和产业安全结合在一起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实证分析主要用FDI和R &D等变量对中国的产业安全的影响效应做计量检验,力图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回归结果,对 提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献综述
1.关于垂直专业化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家参与同一最终产品的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由多个国家或多个 企业共同制造。经济学家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来概括这一现象,克鲁格曼将其称为“价值链分 割”,阿恩特称之为“产品内分工”,利默称之为“生产的非本地化”,赫梅尔斯称之为“ 垂直专业化”,琼斯和基尔兹科斯基等称之为“分散生产”,菲斯特拉和汉森称之为“全球 生产共享”,厄恩斯特和金称之为“全球生产网络”,安藤和木村称之为“国际生产和配售 网络”等。术语的多样性反映了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还缺乏统一的认识。为了方便论述,本 文倾向于使用垂直专业化的概念。
Hanson,Mataloni和Slaughter(2003)[7]对美国跨国公司内部的中间投入品贸易 进行实证检 验并得出结论,贸易壁垒对生产分离具有显著影响,东道国分支机构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与本 国贸易壁垒呈负相关。同时,这种产品内分工的垂直程度还受东道国其他政策与特征的影响 ,比如,对投入品的进口需求随着东道国公司税率的提高而减少,随东道国出口加工区的增 加而增加,并随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增大而减少。
在发展中国家,中间产品贸易(零部件贸易)比传统的最终产品贸易增长快得多,尤其是东 亚国家对这种新型国际生产分工的依赖程度比北美和欧洲国家强得多。目前,中国参与国际 生产分离的显著趋势是向区域生产网络一体化发展,而中国生产的全球一体化发展势必会影 响其他国家的这种专业化生产。垂直专业化对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 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垂直专业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造成了深刻影响,对中国更是如此,国内许多学者纷纷 对此进行研究。其中,胡昭玲(2007)[1]研究了垂直专业化生产对中国工业竞争 力的影响, 作者用行业出口变差指数来反映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用垂直专业化比率、劳动生产率指 数等为解释变量作回归,得出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产业竞争力有重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为正, 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促进了我国工业竞争力的提升。刘晓昶和刘志彪(2001)[2 ]运用投 入产出法,基于中国1988、1994与1997年包括17个产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对 中国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和总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份额进行了计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课题组(2006)[3]采用投入产出法,对中国1992―2003年间共12年的总出口 贸易与对美 出口贸易中的来料加工程度作了分年度、分产业的计算。计算结果显示:在这12 年中,中国 出口贸易中“来料加工”的价值比率己从1992年的14%上升至21.8%。
张小蒂、孙景蔚(2006)[4]也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关系进行 了研究,结 果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带来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产业国际 竞争力的提升。赵伟,马征(2006)[5]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角度,测算了中国 三个年份贸 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得出:机械设备制造业占我国垂直专业化贸易份额的30%以上,纺织 业其次;关税与垂直专业化贸易呈明显的负相关;产业规模较小、中小企业居多的部门一般 具有较高的垂直专业化程度。
2.关于产业安全
对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考察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 考察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前者以波特为代表。该派观点认为,如果产业面 临国外更高生产率的竞争对手时,其产业发展与安全将受到威胁;后者包括布雷、阿明以及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该派观点认为,发达国家试图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为自己附庸的时 候,跨国公司也正忙于将这些国家中的经济或产业变成自己的产业附庸。本文关于产业安全 的讨论主要以第一条主线展开。
(1)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产业安全研究脉络。最早提出产业安全和产业保护理论的当属德国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 特。他提出了著名的针对幼稚产业的“有效保护”理论,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产业安 全理论的雏 形。此后,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明指出,在发达国家试图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为自己附 庸的时候,跨国公司也正忙于将这些国家中的经济或产业变成自己的产业附庸。日本经济学 家小岛清的“逆贸易导向型对外投资”指出,向国外输出的产业和技术均是国内竞争中己处 劣 势的产业和技术,方可取得“出口替代”的作用。日本另一经济学家赤松为了补充说明小岛 清的观点,提出了“雁行发展模式”。
在20世纪80年代,布兰德、斯潘塞、克鲁格曼等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该理论以不 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为前提,以产业组织中的市场结构理论和企业竞争理论为分析框架 ,突破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 发展的作用。该理论有两大内容: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此外,科特勒的产业吸引 力因素理论对于选择贸易政策扶持的战略性产业也有参考作用。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从这 一层意义上讲,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实施政府有效干预的产业政策。
(2)基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安全研究脉络。目前,国际上对竞争力的评价分为宏观(国际、国家竞争力)、中观(地区竞争力和产业竞争 力)以及微观(企业竞争力)三个层次。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对全球竞争进行全面 的分析研究后,认为国家竞争力最终取决于产业竞争力,有四个因素决定一国的国家和产业 竞争优势:第一,生产条件因素,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 施等;第二,需求条件,如果某类产品的国内需求大于海外市场,则可以在国内建立规模经 济的国际竞争优势,如果本国对产品的需求层次高,则可以促进该产品相关产品的创新,从 而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如果发生本国消费者攀比国外产品,则本国公司应及时调整结构,改 进产品,否则将丧失竞争优势;第三,相关支撑产业,主导产业(上游产业)和支撑产业(下游 产业)存在着密切的协同关系,相关支撑产业是促进主导产业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有力保证; 第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美国企业注重短期利益,日欧企业关注长期利益,这不利于 美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3.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产业安全。关于FDI与产业安全问题,国外学者较早进行了研究。继亚当•斯密、汉密尔顿最早提出产 业安全理论之后,李斯特也提出政府需要采取必要手段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国内学者潘素昆 认为FDI可能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潜在金融风险。刘宏伟认为FDI倾向于对东道国进行技术封 锁,并试图实行垄断经营,东道国的民族产业控制权可能被外资控制。王苏生等认为FDI中 的跨国并购将对我国民族产业产生较大危险,许多民族品牌将面临消失。高春亮等则通过分 析认为我国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不能实现,本土企业研发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傅利平等通 过分析总结出FDI对我国创新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的结论。
方法与数据
1.VSS计算方法
如果单独看一个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比重,那么从公式(1)、(2)的分析可以知道,其物理 意义是这个行业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同总产出的比例。因总投入小于总产出,所以该比例小于 1。
如果看所有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比重,那么看公式(1)或(2)的定义,分子是各个行业的垂 直专业化值之和,意义是各行业用于生产出口品的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数量总和。分母是各行 业的出口品的数量总和,这两个量比值意义如(2)式所示,是各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比重的 加权平均值。在本文中,我们实际上计算的是垂直专业化比重,而不是垂直专业化值。垂直 专业化比重这个指标应该更能反映贸易结构和生产结构。
2.建立模型
在本文中,VSS作为衡量一国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垂直专业化)的程度,这种程度一方面反 映我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可贸易产业依赖国际生产网络(垂直专 业化)的程度,所以我想把VSS变量既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垂直专业化)的程度的 指标,同时也作为一个测试可贸易产业安全的变量,与FDI做回归分析,看看是否由于外商 直接投资的增加,对我国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垂直专业化)的程度的影响程度,最重要的是 对可贸易产业安全的影响程度,一般来说,加工贸易进口额越大,VSS指标的不断上升,不 仅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国外市场需求 ,这对于我国的某些产业带来了一些安全问题,所以在本文中我将VSS指标既作为衡量一国 参与全球一体化程度的测试,最主要的作为可贸易产业安全程度的变量。
但考虑到产业发展所需资金除了FDI因素,还有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所以加入GZT(固定资 产投资)变量;考虑研发(R&D)对于产业发展也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所以也加入回归模 型,另外,由于投资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分别加入FDI(-1)和GZT(-1)因素。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建立下列计量模型:LnVSSt=C0+C1LnFDIt+C2LnFDI(-1)t+C3.指标和数据
本文计算采用中国报告给联合国进出口贸易1988―2007年年度数据。该数据是按联合国《国 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统计的。
(1)垂直专业化指数(VSS)。由于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基本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而对进口中间品经加工后再出 口的贸易形态正是垂直专业化下生产与贸易的典型特征。因此,本文将利用中国的贸易数据 通过计算加工贸易进口额对总出口的贡献率来测度中国的垂直专业化比重,即
此方法基于中国国情,可以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从而 可以得到较为连续的时间序列。由于一般贸易出口中包括少量进口辅料的价值,该方法计算 出来的VSS数值要比实际值稍低,但误差不会很大。尽管与利用投入产出法得到的VSS值存在 差异,但趋势是一致的。
(2)外商直接投资(FDI)。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指标解释,FDI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 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 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 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 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本文主要使用每年外商实际投资额指标。
(3)固定资产投资(GZT)。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指标解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 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该指标是反映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的综合性指标,又是观察工程进度和考核投资效果的重要依据。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登记注册类型可分为国有、集体、个体、联营、股份制、外商、港澳台 商、其他等。本文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排除外商投资(即FDI)后的数据。
(2)研究与试验发展(R&D)。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指标解释,研究与试验发展(R&D)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 ,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三类活动。国际上通常采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 心竞争力。在这里主要采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指标,其指从各种渠道筹集到的计划用于科技 活动的经费,包括政府资金、企业资金、事业单位资金、金融机构贷款、国外资金和其他资 金等。
(3)外商直接投资(FDI),本文主要使用每年外商直接实施投资额指标。
(4)固定资产投资(GZT),本文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排除外商直接投资(FDI)后的数据。
经济计量分析
2.平稳性、协整、残差分析以及Granger检验
(1)平稳性检验及协整检验。由于样本是时间序列,容易产生自相关,为避免虚假回归而造成结论无效,需要对时间序列 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常用的是ADF检验和非参数的PP单位根检验,这里我采用的 是ADF检验。
结论
本文通过将垂直专业化、FDI、R&D和产业安全放在一起进行研究,通过将FDI和R&D等变量对 中国的经济安全的影响效应的计量检验,分析得出:
(1)FDI和垂直专业化指数之间存在着正相关。这说明FDI的进入对产业安全是存在一定的负 面效应。一般来说,FDI对我国的贸易影响是广泛的,FDI一般集中在东道国要素丰裕的产业 ,而且加之FDI的进入目的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出口,所以一方面FDI进入会改变东道国的出 口(一般是两头在外)和进口(更多寻觅的是低成本,所以中间产品的进口会增加),而且 进口改变较多,所以FDI的进入,会使得垂直专业化指数上升。
目前,由于FDI持续大量流入,尤其是跨国公司大量投资我国制造业,近70%的外资都流向 了我国制造业领域,导致我国一些产业生产过剩、畸形发展现象,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越来 越依赖于国外市场需求,这对我国的制造业等一些行业安全造成了一些威胁。过高的垂直专 业化指数将使得我国产品供给结构受国际需求和国际分工约束较大。一方面中国经济更容易 受到外部冲击,另一方面过多投资进入加工贸易部门,也将导致产品结构长期停留在中低端 产品领域,极易受到上游产业的控制。这一点,通过误差修正模型(VEC)也印证了上述结 论。
(3)研发变量和垂直专业化指数存在着正相关。一般来说,研发与创新属于高级生产要素之 一,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一国扩大研发与创新势必会增加其领域产品的贸易能力,其推 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也会使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重要变化。熊彼特认为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必须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来获取这些创新收益,所以一个行业具有更高的市场集中度将鼓 励更多的研发投入。孙辉煌(2009)[6]认为出口对研发投入具有显著负相关;而 进口竞争对 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一般行业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企业在产 品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位于价值链低端有关。
在经济全球化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难以在一个国家或企业单独完成,而是需要多 国或多个企业参与协作来完成。比如产品的零部件分工与协作的加强,使得中间产品贸易量 的增加,从而使得垂直专业化指数上升。
总之,国际上垂直专业化的生产模式的兴起,对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伴随着FDI数量的增加以及投资方式的转变,引起了对我国产业安全带来危害的思虑 。但是诸如建立预警机制的防范机制,不是阻止或防范FDI,毕竟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 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缓解了经济建设资金不足,在管理、技术、市场开拓等方面,大大推 动了我国和国际市场的接轨。因此,在引进利用外资同时,注重把外资企业的产业升级上升 为本土企业的产业升级,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从生产向研发、生产、销售的全方位国际化经 营转变,推动国内企业走上研发道路,并将链条从生产制造向生产服务的延伸,同时,促进 “配套经济”向“网络经营者”的转变,进一步增强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注释:
[1]胡昭玲.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分析.财经研究,2007(4):31-37
[2]刘晓昶,刘志彪.论跨国公司的垂直专业化发展趋势:兼论中国企业的竞争战略.江海 学刊,2001(4):32-37
[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与中美贸易.世界 经济,2006(5):3-11
[4]张小蒂,孙景蔚.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世界经济,2006(5) :12-21
[5]赵伟,马征.垂直专业化贸易:理论模型与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技术经济;2006(8):11 -26
[6]孙辉煌.国际贸易、外部技术机会与国内R&D投入.世界经济研究,2009(3):53-59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非关税措施，成因
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由于全球关税税率的下降，关税的保护作用已普遍下降。为了保护贸易，很多国家纷纷转为使用各种非关税措施，比如：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制、“自动”出口限额制、外汇管制、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等。目前，非关税措施已成为全球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因此，弄清非关税措施的成因，对我们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是非常有益的。
各国实施非关税措施的原因有很多，各不相同。总的来讲国际贸易论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1、对“夕阳产业”的保护
“夕阳产业 ”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由于产品的生命周期，曾经的“朝阳产业”经过成长、成熟阶段以后，逐渐衰落下来，成为“夕阳产业”杂志网。比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纺织业、钢铁业，曾经很辉煌，现在都已经衰落。这些“夕阳产业”本应逐渐退出经济舞台，然而他们的利益集团、产业工人团体却因为想保护自己曾经的利益而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国家给予保护，而政府迫于这些压力不得不对他们实施保护。
2、对“幼稚产业”的保护
对“幼稚产业”的保护现在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幼稚产业”是指那些刚刚建立起来尚未成熟的产业。为了让这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不会被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所挤垮，政府就必须给予特别的援助和保护。
3、维持贸易平衡
贸易平衡对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要，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实现贸易平衡。有的国家在贸易中处于顺差的地位，比如中国；有的国家则处于贸易逆差，比如美国。处于贸易逆差的国家为扭转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常常对进口采取各种限制措施，实施贸易保护。
二、政治方面的原因
1、外交斗争的需要
在国际社会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些国家可能会运用对另一些国家实行贸易限制的手段国际贸易论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禁运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的一个工具，企图用禁运来窒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而在1973年中东战争时，阿拉伯产油国家联合其他产油国，以石油为武器，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
2、国家安全的需要
为了国家的安全，各国对威胁国家安全的进口货物实行管制，而采取限制或禁止进口的措施大多是非关税措施。例如，美国的制鞋工业曾希望以国防安全为理由劝说国会实施进口配额，他们声称，“一旦发生战争或进入其他全国紧急状态，国内的制鞋工业很可能会为军队和平民提供不了足够的鞋子”，而这种短缺会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因此希望政府保护制鞋工业。在日本，由于领土窄小，耕地稀缺，粮食安全始终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在世界仍存在战争威胁的形势下国际贸易论文，保护本国的农业就是保护国家安全。日本历届政府对农产品的进口设置了重重障碍，其非关税措施的严苛与花样繁多，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杂志网。
三、文化与宗教方面的原因
1、文化方面的不同
有些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而有些文化上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例如，有些国家对于性的认识比较开放，关于性方面的书籍、图片、用品等可以公开销售。而有些国家则比较保守或传统，比如中国，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出现涉及色情的物品。在这些国家，自然就不允许进口这类“涉黄”的产品。
2、宗教的不同
世界上的许多宗教都有自己的禁忌。印度教徒奉牛为神物，不吃牛肉；而伊斯兰教徒将猪与狗奉为崇拜的图腾，自然地远离猪肉和狗肉。因此在对外贸易中，这些商品则被有关国家视为禁止贸易的对象。例如，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在该国，一些与猪有关的商品绝对禁止进口，各种酒类也一律不得进口。
四、卫生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原因
1、保护人类健康与安全
各国为了保护国民的健康与安全，通常对进口产品制定严格且复杂的质量标准、环保标准、动植物检验检疫标准、技术法规和认证认可制度。这些规定不仅复杂，而且经常变化国际贸易论文，往往使国外产品难以适应，从而阻碍了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例如，在食品安全方面，美国、日本和欧盟关于农药和环境污染物的标准就有数千项。2002年1月到11月，美国拒绝我国产品入境1283批次，其中食品、农产品占一半以上。2003年日本对我国蔬菜实行限制，多以农药残留超标、抗生素问题为借口，使我国蔬菜出口损失惨重。
2、保护环境与生态平衡
保护环境已成为全球的一大课题。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进行环境清理和保护，不让那些污染环境的产品进入国内杂志网。例如，欧盟制定了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到2008年，欧洲市场销售的所有轿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1995年下降25%，这项规定限制了日本汽车在欧洲市场的增长。同时，保护生态平衡也是一些国家实施非关税措施的原因之一。例如，1991年，美国根据其《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和《保护海豚消费者资讯法》，宣布禁止从墨西哥进口金枪鱼国际贸易论文，理由是墨西哥船队使用超过美国标准的大型渔网，在捕获金枪鱼的同时，也捕杀了应受保护的海豚。
五、社会与道德方面的原因
发达国家近年来新起一种社会道德责任标准（简称SA8000），用于限制或禁止违反社会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共道德的产品的进口。SA8000是一种基于国际劳动组织宪章、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世界人权宣言而制定的，保护劳动环境和条件、劳动权利等为主要摘要求。尽管SA8000的宗旨是好的，但很容易被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用，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工具。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由于关税作用的降低，加之非关税措施使用的灵活性、有效性、隐蔽性与歧视性等特点，非关税措施已成为目前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限制进口的政策工具。正确认识非关税措施产生与实施的各种原因，对我们更好地认识非关税措施，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1]陈同仇，薛荣久．国际贸易[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
[2]张琦生．海关报关实务[M]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8．
关键词：转基因产品 贸易争端 贸易保护 生物安全
0 引言
二十世纪末，世界农业部门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转基因技术，并且迅速对世界农业生产和国际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转基因产品(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以下简称“GMO”或“GMOs”)，是指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导入特定的外源基因(包括其它动物、植物、微生物、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等)，以改变物种的细胞信息，使动植物获得超过自然选择和人工繁育所得的机能，创造出具有新性状的产品或物种(hb12369.bokee.com/viewdiary.18954524.html)。转基因技术是当今世界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由于它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因而深受世人关注。由于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在农业领域运用，对农作物和农业生产进行作用，所以在本文中将转基因产品和转基因农产品视为等同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转基因技术和产品迅猛发展，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猛增到2007年的1.143亿公顷。目前，世界各国种植的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籽，它们在所有转基因产品中的比重占到了99%左右。美国、阿根廷、加拿大是转基因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及出口国。由于转基因技术还不成熟而可能对生物安全产生影响，在各国采用程度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而各国对转基因贸易采取不同态度。这就产生了因转基因农产品而带来的贸易纠纷，当然，这些贸易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背后经济利益的驱动。中国是较早涉及转基因作物种植与生产的国家之一，经过10余年的努力，在转基因产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国内中国主要种植转基因棉，同时在国际上是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大国。
1 转基因作物种植状况及其农产品贸易状况
（资料来源：f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802/20080205380433.html，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新闻）
随着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转基因植物种植面积也日益增加。199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是170万公顷;1998年是2780万公顷;2000年种植面积达到4420万公顷;2002年达到5870万公顷;2004年则是8180万公顷;2006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02亿公顷，首次突破1.00亿公顷大关。仅1996年至2006年这十年间，转基因植物的种植面积就扩大了60倍，居所有作物技术推广速度之首，而2007年的增长率再次高达12%，达到了1.143亿公顷。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2007年提供的数据，全球77%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集中在4个国家：美国（50%）、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美国2007年种植规模为5770万公顷（2006年为5460万公顷，下同），阿根廷1910万公顷（1800万公顷），巴西1500万公顷（1150万公顷），加拿大700万公顷（610万公顷）。印度和中国也种植了大面积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棉花，种植面积分别为620万公顷（380万公顷）、380万公顷（350万公顷）。95%的转基因农作物集中在4种植物上：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2007年种植最广泛的转基因农作物是大豆，种植规模达到了5860万公顷，这与2006年持平。其次是玉米，种植面积为352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2520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为150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1340万公顷。油菜为55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480万公顷。两种转基因类型占主导地位：抗各种杂草的，抗一些虫害的。
又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推广协会（ISAAA）称，2007年全球23个国家1200万农户种植了1.143亿公顷转基因农作物，2006年有22个国家1030万农户种植了1.02万公顷转基因农作物。 2007年新加入的国家是智利和波兰，伊朗2007年没有种植转基因农作物，而最初的1996年仅有6个。
章东权（2008）指出，随种植面积的增长，贸易额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据估算，1996年大豆、玉米、油菜籽、棉花四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的出口额7.18亿美元，1999年分别增至102.52亿美元，增长了13.28倍。同时他提到有人预测2010年全世界90%以上的农作物将是经转基因技术改良过的转基因品种，其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到2025年美国转基因产品的市场贸易总额将达到25200亿美元。
温海波（2007）认为世界转基因作物品种分布比较集中，主要是大豆、玉米、棉花、油菜；转基因产品出口国和地区主要集中在美洲，种植国家有美国、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转基因作物的进口地区主要是亚洲和欧洲。同时他还认为转基因作物面积还将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转入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之中；转基因技术产品应用范围还将继续扩大。
章东权（2008）认为尽管转基因产品因本身的原因存在很多的争议，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目前仍在着某些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现象，但现代生物技术将是21世纪的主导技术，世界各地都在抓紧时间研发转基因产品，所以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全球化、一体化将成为大势所趋。李晖（2005）也认为，争议的转基因产品的发展会受到一定的挫折，但它在21世纪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其前景是很光明的。
2 转基因产品是把双刃剑转基因产品是好是坏在世界各地的争议很大。
林毅夫(2001)指出，生物技术的发展符合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但在短期内对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各异，就亚太地区的农民和消费者而言，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如果抓住机遇，善加利用，就能带来好处，否则，就有可能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杨昌举、黄灿(2001)论述了转基因作物对近缘野生种群、农业害虫和益虫，以及对生态平衡和土壤中的生物、土壤肥力可能产生的影响，探讨了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生产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风险。
马述忠、李晓嘉（2001）指出转基因食品不仅能够生产出口味更佳的食物，而且能够抗病虫害、抵御旱涝灾害，便于储运，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人类的食物质量，产量的提高则特别适合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他们又通过世界各地的具体态度及法律适用情况表明，转基因作为外源基因，它的结构可能不够稳定，人类食用后可能在体内产生基因突变损害人体健康；还有转基因生物对农业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将不可预见，它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并危害生物多样性从而造成生态失衡。
王志振（2008）也认为转基因产品在很多方面说不清楚，值得商榷。他援例指出我国每年进口的大量转基因大豆，其制成的色拉油没有任何问题；但同样例证指出英国一位研究人员在电视节目中公布了他的实验成果: 用转基因马铃薯饲养大鼠，引起了大鼠的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减轻、免疫系统遭到破坏。
3 转基因产品引起了的贸易争端
程涛（2005）指出，转基因产品引起的贸易争端最大的就是欧美转基因农产品贸易争端。美国为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大国，欧盟为进口地区，因为种种原因，欧盟对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加以限制，贸易大战由此而生。中美在转基因大豆上也产生了贸易争端，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无论在价格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有优势，于是中国仿照外国在进口大豆时进行限制，大豆之战从而展开。
而关于引起贸易争端的原因，相关学者有较多的论述。
李晖（2005）将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平衡，欧盟为了保护其幼稚产业，获取具有光明前景的基因产业经济利益，候鲜明（2007）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说表面上看，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但这只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问题，若置于国际贸易的大背景中，则是由双方经济利益的冲突引起的。二是技术因素，即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转基因产品检验和鉴定的科学标准很难统一导致容易产生贸易争端。三是安全因素，即转基因是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还不得而知，各个地区的认识有分歧从而产生贸易争端。
陈俊红（2003）则将原因归结为五点：一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均；二是生物安全看法不同；三是政策制定出发点不同；四是公众接受的信息差别；五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差别。
刘正良（2003）指出，现代转基因产品存在一种独特的垄断优势。转基因技术的垄断厂商多为美国公司，他们势必利用知识产权法寻求市场的绝对控制权。欧盟日本等国家认为，美国主张转基因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就是在于维持既有的垄断优势。
澳大利亚阿得瑞德大学的桑乃泉(2001)指出，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风险与利益并存，潜在社会影响显著，在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环境中，世界各国加强立法，趋利避害，既反映了消费者主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又体现着各国在生物高科技和农业竞争力方面的较量。
张彩萍、黄季馄(2002)在分析和解释不同类型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农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发展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提出了造成它们对转基因农产品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的原因。
袁宜（2001）指出保护主义是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障碍。“世界各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接受程度虽然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美国人对新事物较为开放和宽容）以及突发事件构成的背景（疯牛病使欧洲人心惶惶，对食品安全性极度敏感）有关，但更多的则是受到各国不同的经济利益的制约”。欧盟对美国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存在着逆差，欧洲小庄园式的农业与美国大农场式的农业相比，存在规模经济的劣势，当拥有更强竞争优势的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出现在欧盟面前时，欧盟为了维护本集团的经济贸易利益，以种种借口封杀转基因农产品的流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4 给我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建议
廖闽（2006）在其论文中全面总结了七个方面的措施，分别为要进一步鼓励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要高度重视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问题，要尽快完善有关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方面的立法工作，要学会有效地利用技术贸易壁垒措施，要大力加强对出入境转基因农产品的管理，要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和扩大公众宣传。
李晖（2005）单独指出了转基因产品进口问题的建议，一是充分利用技术贸易壁垒，加大对转基因产品进口监管的力度；二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的相关立法，细化管理体系，强化管理职能；三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同时也指出了我国应加快对转基因产品的研发，保证我国生物技术处于世界前列；以及在推广种植上应谨慎，完善立法，加强监管。
肖奎喜、马述忠、黄祖辉（2005）通过分析指出要加快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加强对转基因产品贸易规则和条例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要实施安全监管战略，防范转基因产品跨国转移带来的安全隐患；要充分运用WTO 规则，保护国内农业产业和农民利益。
李成贵、檀学文（2008）则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观点，如要加强对研发阶段风险评估的管理，强化有关人员的科学精神和法律意识，突出研究者的知识运用、自主管理和信誉机制在转基因安全中的作用；还有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风险交流，通过多种途径宣传转基因食品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科学知识，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科普工作，增进与民众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交流，是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应瑞瑶、沈亚芳（2004）也做过简要的分析，指出我国在转基因产品贸易中处于比较劣势，鼓励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同时要加快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步伐，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5 结论
由21世纪最前沿的技术——基因技术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转基因产品，其发展前景还是极其广阔的，因为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对解决粮食问题无疑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世界上高潮迭起的转基因产品纠纷，表面上看是各自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实际上是各自经济利益的驱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使然。而我国要在转基因产品竞争中树立优势，还得从自身做起，进一步加大对转基因产品等各方面的研发，同时又要重视起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问题，而关于转基因的各种立法工作也应趋于完善，注意与各地区保持交流，充分利用WTO规则，从而维护我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温海波.《论转基因产品的法律规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7年.
[2]章东权.《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产品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8年.
[3]李晖.《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5年.
[4]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杨昌举，黄灿.《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生产的潜在生态风险》.《环境保护》2001年第5期.
[6]马述忠、李晓嘉.《转基因食品是把“双刃剑”吗》.《粮食与油脂》2001年第2期.
[7]王志振.《转基因食品安全吗》.《农村百事通》2008年第19期.
[8]程涛.《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5年.
[9]候鲜明.《美欧之间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和启示》.《国际市场》.2007年第6期.
[10]陈俊红.《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贸易争端》.《中国食物与营养》.2003年第1期.
[11]刘正良.《转基因产品的贸易争端及我国对策》.《对外经贸实务》2003年第8期.
[12]桑乃泉.《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管理与中国农业竞争力》.《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9期.
[13]张彩萍，黄季焜.《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政策取向》.《农业技术经济》2002年第3期.
[14]袁宜.《WTO责无旁贷——论转基因农产品贸易规则及其制定》.《国际商务研究》2001年第5期.
[15]廖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5年.
[16]肖奎喜，马述忠，黄祖辉.《安全隐患所引发的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及中国的对策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关键词：虚拟水 虚拟水贸易 水安全
一、虚拟水及其特征
虚拟水是由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Tony Allan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新概念，是指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目前虚拟水是国际上与水资源相关领域专家和管理者谈论的热门话题，2003年3月18日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水论坛，对“虚拟水”进行了热烈讨论。
虚拟水的特征主要有三点：第一，非真实性。顾名思义，虚拟水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水，而是虚构的水，是以“虚拟”的形式包含在产品中的“看不见”的水，因此虚拟水也被称为“嵌入水”和“外生水”。“嵌入水”指特定的产品以不同的形式包含有一定数量的水，如生产1kg粮食需要用1000L水来灌溉，1kg牛肉需要消耗1．3万L水，这就是在产品背后看不见的虚拟水。“外生水”暗指进口虚拟水的国家或地区使用了非本国或本地区的水这一事实。第二，社会交易性。虚拟水是通过商品交易即贸易来实现的，没有商品交易或服务就不存在虚拟水，并且强调社会整体交易，非个体交易，商品交易或服务越多，虚拟水就越多。第三，便捷性。由于实体水贸易运输距离长远、成本高昂，这种贸易通常是不现实的，而虚拟水以“无形”的形式寄存在其他的商品中，相对于实体水资源而言，其便于运输的特点使贸易变成了一种可以缓解水资源短缺的有用工具。
二、虚拟水贸易及其作用
虚拟水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般是缺水国家或地区）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一般是水资源丰沛的国家或地区）购买水密集型农产品或高耗水工业产品，目的是获得水和粮食的安全，以确保国家安全。虚拟水贸易并非新生事物，它是商品交易的产物，是虚拟水存在的特征属性，其历史同粮食贸易一样悠久。同时，虚拟水数量也随贸易的增长一直在稳定地增长。
虚拟水贸易主要表现在农产品贸易上——尤其是粮食贸易。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虚拟水的形式在进口或出口水资源。以往，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易和服务时，没有意识到商品背后存在的虚拟水及其重要性。随着人口的增长，干旱半干旱国家或地区的水资源越来越匮乏，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水危机，且水安全问题造成粮食安全并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因此，为了解决水安全问题，现在一些缺水国家已清楚认识到水资源压力问题和以农产品贸易形式存在的虚拟水之间的联系，并在有意识地进行这类进口贸易，如摩洛哥、约旦、以色列和埃及。
通过贸易建立起水资源丰沛地区粮食的供给与改善缺水地区水资源匮乏状况之间的联系，使得缺水国家或地区避免去寻找水源，而是进行大量的、虚拟水含量高的粮食贸易。因此，虚拟水贸易可以缓解进口国或地区自身的水资源压力，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一种替代水资源供给的经济有效的途径。通过适当而公平的贸易协议进行虚拟水贸易，对于促进干旱国家或地区节水，提高全球或区域的粮食安全，改善生态环境都具有积极意义。无形的虚拟水贸易也可以使政府和水问题专家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水资源安全性的争论中。但是，虚拟水贸易也存在负面的影响，可能出现忽视局部水平衡状况的趋势，对出口虚拟水的国家和地区，会因为这一贸易对其自身环境产生影响（如过度开发当地的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对进口虚拟水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不能提供其他一些可选择的作物给农民种植或者提供其他的就业方式，虚拟水贸易会剥夺这些农民和他们家庭的生计。
因此，如果将虚拟水贸易作为一项政策，则需要研究虚拟水贸易对于当地自然、社会、经济、环境、文化以及政治方面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应分析虚拟水对于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影响。
三、虚拟水与水安全
水安全通常指有充足的水资源满足人类社会的物质需求、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维护。水安全主要包括供水安全、防洪安全和水质安全。水资源短缺、洪涝灾害、水质污染直接影响饮水安全、健康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等。与虚拟水相关的水安全主要是供水安全。
水安全问题的出现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水资源的不可替代性，水资源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因此水资源被称为基础性自然资源；二是水资源供给的有限性，水资源是稀缺资源，人口增长是水资源稀缺的最原始驱动力，由于不能满足人们对水资源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存在水资源数量和质量等安全供给问题；三是水资源系统的整体性，水资源系统内部存在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系统，如果水资源系统结构遭受破坏（例如水质污染）会导致水资源系统功能衰减甚至消亡，进而产生水安全问题。
自虚拟水概念提出以来，虚拟水理论已经在水资源短缺的国家和地区得到了一定的应用。约旦和以色列等一些干旱国家已经有意识地制定了规划政策以减少高水分产品的出口，特别是农作物的出口。实际上这些国家已将虚拟水视为非常重要的、增加的水资源，他们以虚拟水形式进口的水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出口的虚拟水量。据有关专家估算，中东地区每年靠粮食贸易购买的虚拟水数量相当于整个尼罗河的年径流量。因此，通过增加虚拟水，可以平衡区域水资源，缓解缺水国家和地区水资源短缺，保障当地水资源安全。
四、虚拟水与国家安全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等危机的出现，导致人们的国家安全观念有了质的变化，水资源安全问题不仅仅是资源安全问题，已成为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重大战略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组成部分。如以色列及阿拉伯邻国的约旦河水之争，美国和加拿大的哥伦比亚河争端，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争端以及跨越欧洲八国的多瑙河争端等水资源国际分配的水事矛盾，已是尖锐的国家安全问题。
粮食作为人类的生活必需品携带有大量的虚拟水，是当前世界贸易中数量最大的商品。由于粮食的生产离不开水，因此水安全问题还可以通过粮食安全影响到国家安全。干旱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出口高效益低耗水产品、进口本地没有足够水资源生产的粮食产品，以贸易的形式最终解决水资源短缺和粮食安全问题。对参与虚拟水贸易的国家或地区来说，通过贸易能增强这些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的相互依赖性，减轻国家或地区之间因为水或粮食问题所引起的直接冲突，创造持久的合作关系，维护国家安全。
五、几点启示
1．虚拟水的理念改变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虚拟水的提出，突破了以往的传统观念和因袭思维方式，它要求水利工作者从原有的以水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为在水之外寻找解决水资源分配和水资源管理的途径，运用“大水利”的系统理念和方法找寻与水问题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在水问题发生的范围之外找寻解决区域内部水问题的措施，可以更好地协调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2．虚拟水理论拓宽了水资源研究的领域
传统的水资源，一般研究真实水资源的自身特征、运动规律及相关关系，对“看不见”的虚拟水毫无了解。虚拟水理论给水资源和水安全研究提供了创新领域，如传统水资源研究与粮食安全研究是分离的，虚拟水理论使两者有了切入点，给从事水资源学研究的人员提供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今后主要应加强虚拟水战略的区域政策体系研究，研究虚拟水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粮食安全及生态环境安全等之间的关系，对构筑水资源安全战略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3．虚拟水树立了新型的水资源管理理念
在国家层面，应以流域为单位进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发挥流域系统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功能，使水资源管理由供求管理走向社会化管理。水资源管理应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要通过节水、生活习惯和方式的改变、产业结构和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其次，考虑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进行区域水资源分配；最后，构筑水资源安全战略体系，通过虚拟水贸易和虚拟水战略实现全球水资源化。
4．虚拟水提供了一条解决我国干旱区缺水的新途径
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种宝贵的稀缺资源。我国华北及西北干旱区水资源严重短缺，严重制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区域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建立水资源安全战略已经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战略问题。实施虚拟水战略有利于国家制定西北地区水资源安全战略的保障措施及政策，有利于西北开发，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增长；现状；分析；政策建议
一、导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由沿海向内地的加速推进和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安徽省的区位优势逐渐显现。安徽省是长三角地区的纵深和腹地，是沿海发达地区江、浙、沪等最毗邻的一个省。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外贸进出口额由1978年的不足1000万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41.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近25%，出口占gdp比重已由1978年的0.1%上升到2008年的5.7%。2008年全省gdp达到8874亿元，全年进出口总额达204.3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达34.89亿美元，经济外向度迅速上升至17.07%。但是，目前安徽省的经济外向度还处于较低水平，不仅远低于全国69.6%的水平，而且全年进出口总额仅占全国的0.7%左右，可见，与全国相比，安徽省外贸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人均水平均明显偏低，对外贸易发展的差距还很比较大。
为此，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对外开放作为主战略、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但是对外贸易对安徽省经济增长是否具有促进作用，以及促进作用大小如何，如何促进安徽省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是安徽省对外经济贸易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有关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
第一，“对外贸易促进”论。该理论创始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
第二，“对外贸易无关”论。其主要观点是：从短期来看，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个因素。但是，如果从长期供给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大类，与对外贸易没有关系。
第三，“对外贸易悲观论”，其主要观点是自由贸易不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自由贸易会加剧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外贸与国际收支逆差，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而且自由贸易所决定的生产专业化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国际不平等。因此，发展中国家往往有必要采取保护措施，重新安排投资和配置资源。
（二）国内有关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进出口贸易一直被视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但也有不同的声音。例如，张小济等（1999）等发现“贸易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彭福伟（1999）提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往往与国民经济增长呈反方向运行趋势”等。
随着国内有关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就这一问题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李健（1998）概括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张明玉（1999）则认为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出口对经济增长显示出强大的推动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许启发和蒋翠侠（200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主张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并重。
三、安徽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
本文数据的选取取自《中国金融年鉴》和《安徽统计年鉴》，样本数据为安徽省1990-2007年度的数据（见表1）。
（二）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分析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假定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变或影响是平稳的基础上，以gdp为因变量，分别以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为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用y表示gdp，x表示进出口总额，x1表示出口额，x2表示进口额，借助 eviews5.0软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见表2）。
协整方程为：
y=-1098230+66365.45*x1-66322.76*
x2+66357.35*x+994*t
x=6.29-1.02*x1-0.99*x2+669*t
表2说明，安徽省经济增长（gdp）与出口、进口、进出口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协整方程还表明，经济增长与出口、进出口之间呈现出同方向变动关系说明，安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外贸驱动”迹象。
（三）安徽省进出口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分析
如图1所示，安徽省进出口总额的年增长率与安徽省gdp的年增长率并没有存在显著的相互依存性，这表示安徽省进出口对gdp的增长虽有着影响，但不是起决定性作用，说明安徽省对外贸易需要进一步发展，才能促进安徽省经济的发展。
四、安徽省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建议
（一）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安徽省出口商品结构不太合理，还没有摆脱依靠初级产品、简单加工、以量取胜的传统模式，仍处于粗放式数量增长型发展阶段。工业制成品出口提升速度较慢，机电产品、高新产品等具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份额较低，国际市场竞争力弱；且未形成多元化的出口市场，难以有效地规避风云变化的国际局势对外贸出口的影响。因此，要优化安徽省的出口商品结构扩大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的出口，推动出口贸易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继续将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全省利用外资总量上较大跨越，质量上明显提升。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推动全省产业结构升级更好地结合起来，着力提高对外资技术和管理的消化、吸收、创新能力，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外资对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大力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
越来越多统计数据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小民营经济已成为主宰地区经济发展快慢强弱的重要标志，各地区经济差距主要体现在中小民营经济上。但是安徽省的中小私营企业发展水平较低，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政府要将对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落实到位，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引导中小民营企业“走出去”，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从而拉动安徽省经济的发展。
（四）利用区位优势，发展安徽省经济
安徽省地处华东经济板块的腹地，有着较好的产业基础，投资成本也相对较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制造业基地正向中国转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正在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安徽省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积极融入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圈中，学习相邻发达省市的经验，实现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参与国内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拓展安徽在国内外市场的空间，保持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强大需求能力，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许启发,蒋翠侠.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j].预测,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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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影视服务贸易；文化贸易；壁垒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198
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出现“文化例外”这个词，在当时进行相关贸易总协定谈判过程中，法国人提出文化贸易有其自身特殊性，所以文化贸易和其他贸易之间是存在差异性的，我们也应该将其进行区别对待，所以也就有人随之相应说在文化领域不能使用WTO贸易自由原则，因此，就确定了文化例外六条标准，而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本国文化不受到他国文化的冲击，也正是因为如此，各国之间的文化贸易壁垒也因为文化例外条款的确定慢慢地开始形成。[1]
1影视服务贸易中的文化贸易壁垒的成因分析
11日益凸显的文化安全认知
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过去相比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在此背景下，不同文化在相互交融渗透的同时，一国文化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由此，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便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尤其是在文化贸易的过程中，进口国总不免需要考虑本国的文化和文化安全问题。由此，文化安全认知变成为了促成各国文化贸易中贸易壁垒形成的首要原因。从理论上说，文化安全认知这一问题并非只是现代社会所需面对的。实际上，只要是存在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同时又有着各相异文化之间的文化交往，那么就会产生文化安全问题。但是在过去，因为受限于地理环境和沟通技术等原因，各相异文化往往于其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中各自发展，文化实体之间鲜少发生联系，因此文化安全的问题在过去并不十分凸显。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不断增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海外市场急剧扩张，由此便带来了其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广泛传播。加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大大降低了人们之间的沟通成本，同时也为获得他国的文化产品提供了一个简便快捷的通道。因此，文化安全才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时代性问题，文化安全“作为文化保护主义的一种积极表现形式，它在国家间关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而这种文化安全认知在影视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得尤为强烈。
12各国对市场独占和利润独享的追求
文化产品或服务因其自身具有很高的文化特性而有别于其他普通商品，消费者在购买文化产品或服务时，其原始动因也往往来源于该产品或服务中所包含的特殊文化因素。但不可否定的是，该用于贸易的文化产品或服务有着典型的经济属性，即从本质上看其首先是一件商品。贸易往来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和扩大市场占用率，文化贸易亦不例外，因此，各国对于市场独占和利益独享的追求成为了文化贸易壁垒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所谓文化贸易，其本质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将本国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转化为文化产品或服务用以进行贸易往来从而换取经济利益的过程。因此可以说，作为各国贸易往来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文化贸易的最终目的便是获取经济利益。而这种具有特殊文化因素的文化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利润则是十分惊人的。[2]在其利润构成中，某一特定文化产品的直接收入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后续的相关文化商品或服务则有着很大的利润开发空间。同时如此巨大的利润和回报，往往是其他普通的商品贸易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现象电影产业中尤为明显。例如，美国电影产业的总收益中有20%来自银幕营销，剩下的80%则来源于之后电影产品的后续开发，即电影相关主题产品的营销，如玩具、游戏、旅游和主题公园等。可见，文化贸易壁垒将是各国竞争电影市场以追求经济利益的必然结果。
2影视服务贸易中文化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21关税壁垒
关税是指一国海关对进出其边境的货物向进出口国所征收的税收，进口关税属于关税种类中的一种，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本国相同或者是类似产业。但是在电影市场中，进口关税在抑制外国影片竞争力的同时，却也有着扭曲本国电影市场机制、降低文化资源配置效率等弊端。因此一国政府在选择以进口关税形式来设置文化贸易壁垒时往往会面临着经济与文化上的二难选择：关税壁垒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本国国产影片免受外来影片冲击，但与此同时却不得不以牺牲本国经济利益为代价。此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的初衷便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等方式，消除差别待遇，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因此传统关税壁垒的保护作用对于保护本国文化安全的作用便日渐削弱。同时对外国的影视文化产品征税势必会引起本国相关产品出口减少，影视产品贸易条件恶化，有时甚至会导致对方的贸易报复，从而抵消本国关税的壁垒作用。由此看来，关税壁垒有着其不可弥补的弊端。
22国产内容配额
相较于其他贸易壁垒，国产内容配额在保护本国文化安全方面可以算是采用率较高的一种文化贸易壁垒。国产内容配额能够有效地规避上文所述的关税壁垒所带来的经济和文化上的二难选择，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国产内容配额仍有其无法规避的弊端。举个例子，对于一档表现本国文化艺术的影视作品来说，如果其是由外国艺术家制作完成的，那么就算它其余任何方面都符合国产影视节目的要求，也仍将被视为外国影视作品。反之，如果是一档表现国外文化内容的影视作品，如果其在本国境内取景拍摄，同时雇佣本国演员，那么即便该片演员在影片中所用语言的外语，按照国产内容配额的规定，其也仍将被视为国产影片。由此可见，单凭国产内容配额的僵化标准，是难以有效判断一部影视作品的归属问题，换言之，即国产内容配额的限制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有效规避，从而使得该文化贸易壁垒的实行与其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3]此外，国产内容配额属于数量限制的范畴，而GATT的原则之一就是禁止一般数量限制，因而将国产内容配额作为文化贸易壁垒的一种形式以保证一国文化安全也并非长远之计。
23补贴
对于电影电视等视听产品，由于其具有不同于一般贸易商品的独特性，因此相比较于国产内容配额，似乎补贴这种贸易壁垒形式更加具有针对性，其成效可以立竿见影，但相比较于其他文化贸易壁垒的种种弊端，似乎更契合影视服务贸易的补贴依然有着其不容忽视的硬伤。以中国为例，政府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已经数年，在文化产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电影产业更是如此，但“按票房比例予以返还专项资金等形式的资金补贴”却也只能是权益之计。“影院从2016年开始放映的国产影片票房达到票房总收入的50%以上，将返还100%电影专项基金；达到45%～50%的，返还80%；全年国产片票房不到45%，但与上一年国产片票房相比有增长的，也返还50%”。分析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资金补贴的返还比例是以院线票房作为其划分及衡量标准，这种政策上的唯票房论倾向很容易让电影制作和发行方在电影表现形式和演员阵容上加大投资力度以赚取更高票房，但却因此忽略了电影的核心内容，导致更多“叫座不叫好”等商业片的出现，既不利于国内电影产业的长远发展，也为外国占据国内市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机会，从而与文化保护的初衷相违背。
3结论
综上所述，影视服务贸易中的文化壁垒成因主要是因为日益凸显的文化安全认知以及各国对市场独占和利润独享的追求所造成的，而本文也主要对其表现形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参考文献：
[1]余雄飞影视服务贸易及文化贸易壁垒[J].法制与社会，2009，17（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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