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课程体系；珠宝专业；基础理论课程；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422（2016）06-0022-03
一、珠宝基础理论课程的重要性
职业中学以学习技术为主要目的，更加重视专业实操课程。对于珠宝专业，不同方向所学习的技能有所不同，珠宝基础理论课程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但无论哪个方向，单纯的实操带给学生的只是技术上的提升，无法将学生培养成有文化、有内涵、有技术、有能力的珠宝综合人才。单纯地学习珠宝加工，也许能做出精美的首饰，却无法领会宝石与造型的魅力，就无法使首饰注入灵魂；单纯地设计珠宝，却不知设计的原理与意义，就无法进行真正的创作；单纯地销售珠宝，却不知宝石的性质与文化内涵，就无法将宝石的美好传递给顾客。所以，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也为了培养全面的珠宝人才，使珠宝专业的学生站得高，看得远，中职学生一定要重视珠宝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
二、珠宝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
珠宝专业不同方向涉及的内容各有侧重点，培养的学生能力各不相同，所开展的基础理论课程也要随着大的方向而变化。新课程体系要求职业中学课程清晰化与效率化。传统的“一锅端”课程模式与教学模式不适应人才的重点培养，课程设计无理论依据，课程开展混乱，无法实现综合素质人才与精英人才的共同培养。所以，在新课程体系下，针对珠宝专业不同方向进行基础理论课程合理设置显得尤为重要。针对珠宝专业不同方向基础理论课程设置进行归纳（见表1）。
（一）珠宝加工方向
1.基础培养
基础培养要针对贵金属知识及操作理论展开基础知识教学。开设《贵金属材料与性质》这门课程可以使学生掌握首饰加工行业贵金属（金银铂等）的性质，更好地理解首饰加工原理；开设《贵金属首饰制作》这门课程可以使学生掌握工具类型、操作方法及原理，为珠宝加工实操学习奠定基础。
2.能力培养
能力培养主要围绕宝石学知识方面的学习，《宝玉石概论》《首饰欣赏》这类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珠宝加工行业镶嵌宝石种类，从而更好地进行加工步骤设计，并结合宝石性质，针对不同款式首饰进行合理加工。
3.综合素质培养（选修）
综合素质能力还要重视学生未来的发展与提升，所以需增加设计方面的课程。《首饰设计基础》课程的开设，可以锻炼学生基本首饰设计能力，有助于首饰加工时对图纸的分析，甚至进行独立的设计及加工。
（二）珠宝设计方向
1.基础培养
绘画基础能力的培养可开设《首饰构造》《绘画基础》类课程，培养学生基础绘画能力，以此为基础才可进一步进行专业宝石的绘制与学习。
计算机基础能力的培养可开展《Photoshop》理论学习及《计算机理论基础》学习，这将为珠宝CAD、Rhino等珠宝电脑设计的学习奠定基础，补充学生电脑操作理论方面的知识。
2.能力培养
能力培养可开展宝玉石方知识面的学习，《宝玉石概论》《首饰欣赏》这类课程使珠宝设计方向学生了解更多宝玉石特征，从珠宝自身特征激发更多的创作灵感。
3.综合素质培养（选修）
综合素质的培养可开设《设计学理论知识》教学，使学生掌握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和设计规范等，有利于学生更加全面地对设计行业进行了解与扩展。
（三）珠宝营销方向
1.基础培养
珠宝销售基础培养可开设《珠宝首饰营销》理论的学习，使学生对销售原理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分析未来职业生涯所遇见的销售情景。
2.能力培养
珠宝首饰营销要针对市场需求开设《宝石学概论》《首饰欣赏》《贵金属材料与性质》等方面的基础理论课程，旨在让学生有针对性地掌握不同宝石知识及首饰行业知识。
3.综合素质培养（选修）
开设《品牌珠宝》《营销学》等课程，可以提升学生销售理论知识及对不同首饰行业的综合了解。
（四）珠宝鉴定方向
1.基础培养
珠宝鉴定方向的基础理论课程可开设《宝石学概论》《首饰欣赏》《贵金属材料与性质》等课程，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宝石学知识，了解宝石的各种性质及特征，为鉴定宝石做好理论基础。
2.能力培养
珠宝鉴定能力培养可开设《宝石鉴定仪器》类课程，使学生在进行实际操作前，学会宝石仪器的使用原理与步骤，做到规范操作的前期准备。
3.综合素质培养（选修）
开设《钻石及钻石分级》《翡翠学》《中国玉石文化》《人工宝石》类的课程，有利于学生拓展珠宝鉴定视野，用文化知识武装自己。
三、珠宝基础理论课程的“同”中存“异”
新课程体系要求课程设计要不断创新与变化。所以，即使同一门课程，针对不同方向，也要做到“静”中求“动”。由于珠宝学科的特殊性与综合性，不同方向会学习同一基础理论课程。以《首饰欣赏》这门基础理论课为例，进行新的课程内容设计。
首饰欣赏主要讲述的是中外古代首饰、现代首饰及民族首饰特征的一门学科。是一门以理论为基础的课程。针对珠宝专业不同方向，应在课程内容上进行不同的侧重。
对于首饰加工方向，要以不同时期尤其是中国古代首饰造型为重点进行讲解，同时要将古代传统工艺如花丝、烧蓝、点翠、金银错、鎏金等工艺进行文化灌输，旨在培养一批优秀的珠宝技工人才，更好地传承中华古代首饰工艺。
对于首饰设计方向，要以不同时期与不同民族首饰所用图形、花纹、颜色、造型等为重点进行讲解，激发学生设计灵感，感受不同时期与民族的首饰风格与对美的体现方式。
对于首饰营销与鉴定方向，要以首饰所用宝石材质及造型的文化内涵与寓意为重点进行讲解，扩充学生文化体系，使学生在未来销售过程中，更好地表达珠宝首饰的意义。
四、珠宝基础理论课程的相互融合
珠宝专业虽然有不同方向，但各个方向间又有一定的联系。尤其是现代社会的要求，需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主要目的。所以，珠宝专业各学科间也会有不同的交集。例如，作为珠宝加工方向的学生，如果真正要学会创作作品，首先要学会设计作品、表达作品。所以，学会设计也是一名优秀的珠宝加工人才必备的技能；珠宝营销人员，也要学会珠宝鉴定，鉴别宝石真假质量好坏，评估价钱是否合理，才能使顾客更加信服自己，所以，珠宝鉴定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能力。就珠宝专业不同方向的关系，用以下图形（图1）进行说明。
五、增加基础理论课程的“生机”
对于中职学生来讲，其文化学习能力薄弱，课堂理论知识往往引不起其学习兴趣与学习动机。所以，针对珠宝专业的特征与特色，可以在课程设计与教学过程中进行创新。
1.课前准备
珠宝专业属于一种边缘学科，包含的内容多。历史学、地理学、矿床学、材料学、营销学，甚至是金融、社会学等方面，都会与珠宝专业有关。所以，教师的课程“生机”来源于丰富的学识，这就要求课程老师要不断学习，涉猎更多领域，用丰富的知识与见闻吸引学生，从而引起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学习兴趣。
同时，针对珠宝专业的特殊性，增加图片与视频的搜集与展示，通过现代教学设备进行教学设计，使课程内容丰富多彩。
2.课堂教学
为了消除理论教学的枯燥性，一定要在理论课程教学中采用更多的方法，如“行为导向法”“情境教学法”等，运用现代教学方法使课堂变的“生动活泼”。
3.课程与职业相结合
在进行理论教学的过程中，灌输学生正确的理论，多从未来职业角度展开理论学习，培养学生职业素质与能力。学生认识到学习文化知识与未来职业的关系，内心就会主动充满“生机”。
4.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
现代社会，“互联网+”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学生更容易接受一些新鲜的体教学验。教师可以利用这些平台，将一些涉及珠宝专业知识链接给学生，从而达到课上与课下学习的“有机”结合。
六、结语
新课程体系下，中职学校珠宝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的改革与设计要结合不同学校实际情况，不同方向进行合理设计。做到“求同存异，重在特色”的基础理论课程研究开发。实践证明，采用新课程体系，对于珠宝专业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对学生理论知识水平起到提升作用，为精湛技术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可以开拓学生视野，对培养全面的珠宝人才起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邓泽民.现代职业教育[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7.
[2]黄德晶.高职珠宝设计与加工专业课程实践与探索[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8）：45-50.
关键词：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 复杂理论 基础性
我国当前实施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是整个社会进步、经济水平提高以及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基础教育如何在新课程改革下成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各级人才的共同基础教育，本文借助复杂理论的视角探讨作为复杂系统的基础教育的基础性，以促进这个系统的和谐发展。
一、复杂理论视野中基础教育作为一个复杂系统
近三十年来兴起的复杂理论是随着系统科学的不断发展而深入的。基于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1937年提出“一般系统论”等简单系统研究之上，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自组织理论、普利高津(i.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h.haken)的协同学，以及艾根(m.eigen)的超循环论则是对简单巨系统的复杂性的研究。复杂理论从化学、物理和生物领域中的研究表明每一个自我组织的、自我调整的复杂系统都具有某种动力，并且具有自发性、无秩序性以及活跃性，复杂系统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融入某种特殊的平衡的能力。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教育系统中基础教育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教育的基础性
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培养性质以及培养方向。基础教育作为人的终身教育的序曲，具有尽可能为学生成长输送全面而不是单一营养的重任。
（二） 教育的多主体性
教育的实施者和接受者都是具有生命的个体。从教育传授的主体来看，教师在教育中有主体性地位；从受教育者将教育内容内化为自己的知识角度看，学生同样具有主体性地位。社会对基础教育资源的整合也具有支配地位的主体性，以协调解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功能分配的矛盾。
（三）基础教育成果的涌现性
基础教育培养的是明天的国家主人，因此其成功实施会为社会各行业输入高质量的血液，带动社会整体发展。
（四）基础教育环境的复杂性
教育是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制约下发展的。社会的推进需要高素质人才决定了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输送优质生源的必然性，社会的全面进步需要胜任各种岗位的劳动力以及合格公民又要求了基础教育的普及性。任何一个历史条件下的基础教育都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二、复杂科学视野中基础教育的基础性
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书写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高考指挥棒下的基础教育形象越来越无法担当起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使命，这次新课程改革无疑是必要的，新课程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改革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离课程改革方向的现象：有的老师为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一堂课下来完全由学生自己主持，而学生在接受知识过程中对知识的感知方面无疑是需要老师引导的，完全放弃教师在引导学生接受知识过程中的引导角色是错误的做法；有的老师认为传统教学中的知识大部分是死记硬背的无用的知识，借课改之际，将“死记硬背”需要积累的知识抛至一旁，以“生动”的技能学习替代，这样做的后果是肆意割断了学科知识积累的传统，用经验的总结替代知识文明早期的积累，使学生丧失了自主从先人经验积累的历史中借鉴学习的机会；还有的老师在处理师生关系上，为了获得“民主型”“友人型”老师的美誉，在实施“尊重个性发展”教育时过于“ 宽容”，没有对处于成长期的学生进行必要的监督帮助，从客观上放任其德行的败坏等等。
为什么在课程改革中会出现这一系列偏离课程改革方向的现象？在复杂理论视角的指引下，我们就很好理解当前课改中出现的这种不清楚课改实质胡乱盲从改革的现象。由于人类科学的不断进步、文明的不断积累、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复杂系统里冲突和无序往往比和谐和有序更容易产生，人类为了更好的发展必须对已有的文明成果进行合理的取舍，教育在此承担的就是承接有序促成和谐的重任；而盲人摸象搞不清楚全局，手痛医手，脚痛医脚，今天素质挂旗明天技能吹号，这些在基础教育课改中出现的盲从偏执的现象恰恰是不清楚基础教育基础性实质的表现；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基础教育下的培养对象自身充满着发展的不确定性、可塑性、未知性，受教育者在基础教育和家庭、社会、自身多方面因素的刺激下才有了形形的发展道路；因此明确了基础教育基础性定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才能有的放矢。
一部西方科技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的历史。我们的基础教育要在越来越复杂的历史任务中打好接受更重大任务的准备的基础，则更要弄清楚基础教育自身的定位。
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社会的需要就是办教育的方向。当今的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顺利驶向小康社会的航标，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正与强势的西方文明冲突融合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教育如果不冷静思考教育的实质问题，仅凭借改革的热情是发展不好我们的教育的，以至于延误发展的大好时机。
中国社会需要人才，我们需要专门技能的人才，需要综合素质的人才，我们还需要有着不拘一格的偏才。我们追求一个人的和谐发展，必须给予基础教育这个复杂体系自身充足施展的空间，而盲目让基础教育在各种教育目标导向下疲于奔命，是不是已经到了令我们不得不反思的地步：摆脱应试教育，便可以质疑一切竞技体制？提倡研究性学习，以往的知识积累可以抛至一边？为了追赶西方科技的强盛，难道恨不得让所有的中国小孩从小不学人文只搞发明创造？
人的和谐发展依靠身心的健康发展做后盾，只有获得全面的基础教育，其在未来生活中才更具备迎接挑战的实力。人的发展问题也是复杂系统的发展问题，人可以胜任很多本人最初无法想象的职业，一个人能在复杂的境遇中获得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偶然的机遇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发展轨迹，开始新的从无序到有序的征程。比如，同一片树叶从同一高度两次落入平静湖面的同一位置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位差，系统里所有因素导致了两次落入同一位置的不同效果。全面的基础教育让孩子们在社会化进程的开端，有更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未来人生中无数意想不到却可能改变其一生的选择。
三、基础教育的定位
孙喜亭教授在《基础教育的基础何在?》一文中认为基础教育基础性定位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教育──奠定好健康身体的基础”
基础教育时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发展青少年的体质，奠定一个人的健康的身体是基础教育基础性的标志之一，也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任务之一。
体质好的指标体现在：“在体格方面，生长、发育指数都很正常，体型健美，整体和各部分指数和谐，走、站、坐的姿态端正”；“在体能方面，表现为力量、速度、灵敏、耐力、柔韧等均达到应有指标，并与体能相关的表现在运动器官的活动能力：走、跑、跳、攀登、爬、投、掷等都得到了应有的发展”；“力量、速度、灵敏、耐力、柔韧不仅是外在的指数，而且是反映内在的身体各部分各器官的质量”；“健康的身体不仅体格发育健全，体能良好，而且应具有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还应具有“并非体质的标志，但是保证身体健康的基本条件，这就是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卫生习性(如不吸烟、不饮酒等)和锻炼身体的习惯”。
（二）“基础教育──奠定好公民品德素养的基础”
如何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合格公民，基础教育承担着在新历史时期教化国民的使命。中国几千年的自然封建经济体制使得国民没有形成作为国家主人的意识传统，现今处于中华民族崛起的大好时机，又面临着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之时，国民素质如何应对。孙先生认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育人为本；育人大计，塑造民族精神为本。基础教育的基础，就在于培养自强不息的青春活力，就在于培养厚德载物大地一样的宽厚底蕴。有了这样的‘根底’铺垫，日后不管遇见什么困难，他们都是不可战胜的”。
（三）“基础教育──奠定好专门建设人才的基础”
从教育史的发展来看，现代教育的产生是将自然科学纳入学校教育课程的意义来讲的。高等教育中工科学系为社会进步输送不可缺少的人才，因此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促进和激发作用有历史的传统。现代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种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输送优质生源既无法割裂历史传承，也体现着当前的需要。因此，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避免高考指挥棒的负面影响时，也要正确对待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合理化联系。
（四）“基础教育──奠定好未来从事劳动的基础”
一个人的职业的选择是多样的，既受个人的兴趣爱好支配，也是社会因素共同制约的后果。基础教育结束后的孩子将走向各种各样的劳动岗位，“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在最大的限度内，以最基础的知识丰富学生的头脑。在基础教育课程建构上，切不可轻易地断言某门学科无用，而简单地否定一门学科。”
（五）“基础教育──文化科学知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和轴心”
孙先生认为基础教育必须以基础学科的基础知识为中心组成它的课程体系，一味地照搬美国的“素质教育”强调能力是片面的，殊不知美国已经在进行自身基础教育缺乏知识的反思了。他认为“所谓基础知识，首先是让学生学好语文、数学、外语等，掌握文字工具，掌握读、写、算的基本能力，进而再学好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数、理、化、生、史、地、文等）”。
总之，从复杂理论视角审视基础教育有重要的意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只有围绕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施展才不会偏离改革目标，并在不断完善中摸索出适合国情的基础教育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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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伟德.当前基础教育热点问题的思考[j].上海教育科研.2005.(2).
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是北京市教委为进一步发挥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人才和智力优势，更好地为北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依托北京地区高校建设的十大学科群之一。[1]
该学科群项目依托单位为首都师范大学，合作单位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原教育学院）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一期建设项目历时三年（2006-2008年），已于2009年顺利通过北京市教委组织的专家组的验收，初步整合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和教育科研机构的基础教育学科力量和研究队伍，探索灵活多样的合作机制，搭建较好的合作平台（基地），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中小学优秀教师和专家型校长，形成了较强的教育合力，为北京市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为巩固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科群建设成果，继续充分整合北京地区高校资源，推进学科群建设在科学研究、学科发展、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北京市教委于2009年决定，继续开展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科群建设，实施学科群二期建设（2010-2012年）。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项目二期建设依托单位仍为首都师范大学，项目合作单位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北京市教育学会，试图进一步扩大学科队伍和资源整合的范围，更深层地探索合作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学科群的作用。
在本学科群二期建设伊始，北京市委和市政府为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需要，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和新的城市定位。学科群建设及时敏锐地把握这一发展动向，积极顺应首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定位，确立了以建设与世界城市相适应的首都基础教育为发展目标，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宽视野、高标准、高水平的要求，谋划和推动首都基础教育的发展，适时更新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理念，指导首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实践。
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项目二期建设以“和谐共生”为组织建设理念，以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为背景，就影响和制约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为整体提升北京市基础教育的质量服务。为实现整体提升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这一目标，学科群各合作单位精诚合作，通过实施年度项目的方式，共同探索。项目年度实施方案为：第一年（2010.1—2010.12）为“有效推进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理论研究”，第二年（2011.1—2011.12）为“有效推进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运行机制研究”，第三年（2012.1—2012.12）为“有效推进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基本经验与深化发展研究”。
为此，本学科群围绕首都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重新整合，凝聚和组建了四个研究方向和团队，即基础教育政策与质量监控、教师教育与合作共同体、校长专业发展研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实践表明，凝聚各团队的优势力量，将更加有利于顺利开展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有利于促进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的解决。
二、2010年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建设项目的实施
2010年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之年度建设项目为“有效推进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理论研究”。本年度项目针对北京市基础教育发展的客观实际，寻找制约和束缚其质量提升的核心问题，对之开展深入的理论探讨和论证，探寻有效推进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发展路径与实践策略，从而为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二期的项目建设打好理论基础。学科群四个研究方向各自在本领域内完成旨在有效推进北京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为学科群项目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建设奠定基础。
（一）基础教育政策与质量监控方向
基础教育质量提升既是北京市基础教育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工作的重点。为确保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我们需要在理论层面加强研究，推进相关政策的制定、贯彻与执行，包括实施科学和有效的质量监控。在研究中，我们将公共性理论作为基础教育政策研究的主要理论工具，认为公共性是现代教育的基本性质，教育公共性是建构基础教育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通过教师培训制度、校长培训制度、教育教学评价制度等，有效推进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这对北京市高质量、高水平地实现基础教育现代化至关重要。
（二）教师教育与合作共同体建设方向
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的关键，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通过大学与大学、大学与中小学、大学与区域合作共同体建设，探索能够有效支持教师教育实践的教师发展理论，培养教师的专业素养，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这种在教师教育领域、以合作共同体建设形式推进大学服务社会，推动学校改进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建设与探索，为首都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社会效益和学术影响。在首都基础教育发展面临走向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坚持在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领域，全面地以理论推进实践，提升首都基础教育发展态势，有效推进首都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的现代化建设。
（三）校长专业发展研究方向
校长是学校发展的关键。首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需要更多的优秀校长。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优秀校长，让校长成为教育家，是当前首都基础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探索优秀中小学校长的标准和成长规律。校长专业发展研究项目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案例研究法，以多学科视角，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探讨不同类型优秀校长的成长轨迹，总结优秀校长成长的类型、个性特点、机制、成长周期及其规律性等问题。其理论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增强选拔和培养优秀校长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更多校长的自我发展提供“原型”启发，为校长培训工作提供具有建设性价值的案例；对培养中国“教育家”，实现“教育家办学”，具有建设性意义。
（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方向
课程改革是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从社会关注、社会制约和内外互动等多个角度分析和梳理课程改革实施过程，既是课程改革研究中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也是继续深化课程改革对理论研究的新呼唤。而从外部性理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理论出发审视新课程，是对过于单纯从内部开展研究的一种形式上的超越。在研究中，我们强调教育研究回归学校教育，从学生发展的真实体验中分析新课程的教育本质，赋予课程改革以可持续发展的生命活力。同时，我们围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开展研究，并努力将其转化到实践中，直接服务于首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三、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建
设前瞻：为建设适应世界城市需要的首都基础教育而努力
为建设适应世界城市需要的首都基础教育，在首都教育（基础教育）学科群项目的未来建设中，项目组将以服务走向世界城市的首都基础教育为基本目标，推动首都基础教育在教育发展理念、教育发展战略、人才培养规格、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做出全面积极的应对，做出新的调整，为把首都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人才之都而努力。
（一）培养一流创新型人才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尤其是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抢占世界科技制高点和创新高地，争夺世界科技发展的主动权和国际科技舞台上的话语权，已成为很多国家的共识。因而，知识的创新、生产与传播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历史上经历的三次科技革命分别催生了几座世界城市，即伦敦、纽约和东京。首都北京能否抓住新的科技革命的重大历史机遇，抢占新的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乃是北京能否在新一轮世界城市竞争中抢占有利位置，跻身世界城市之列的关键所在。
因此，首都北京必须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优化、素质一流、富于创新的人才队伍，确立支撑世界城市建设的人才竞争优势，努力把首都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人才之都”。这必然要求首都教育为世界城市的建设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此，首都教育必须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明确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转变基础教育教学方式，改革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高度重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与批判、反思的习惯，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基础。
（二）实施国际化的教育发展战略
作为国际城市高端形态的世界城市，是城市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北京应放眼世界，扩大开放，不断加强和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力争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和人才的城市，成为国际活动召集地、国际会议之城与国际旅游目的地，使世界城市北京发展成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城市。
为适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需要，首都教育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深化实施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首都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提升首都教育在世界教育中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
因此，在首都教育发展过程中，要善于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充分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加强中外合作办学，促进学校之间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推进国际理解教育，吸引外国留学生来京求学，推广国际汉语教育，加强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国际化；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使首都北京在参与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区域性教育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乃至成为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组织教育政策、规则与标准的研究者和制定者；成为教育全球化、国际化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三）切实保障公民平等受教育权
世界城市，是世界人才之都，是世界人才与世界精英的聚集地，同时也是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密度很大、人口迁移与流动频繁的城市。换句话说，世界城市，既是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同时也是大量流动人口、移民和弱势群体生存的场所，他们共同构成了世界城市的居民，和谐共生，相依共存。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城市正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并存并不断走向融合的城市，具有多元性特征和极大的包容性。
世界城市的人口与文化特征决定了首都北京应积极接纳和发展多元文化，尊重多元文化差异、阶层差异和城乡差别，倡导多元化生存方式，为世界城市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多元的社会文化生活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为各级各类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为此，首都教育更应从世界城市发展的高度，以发展的眼光和包容的心态，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尤其应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和保障外来移民、流动人口子女与残障儿童乃至难民子女等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得以实现。正如2004年3月伦敦市长在其发表的《给的比借的更多：伦敦的难民儿童》中所认识到的那样，“难民儿童是伦敦发展重要的一分子，与其他年轻的伦敦人一样，他们是伦敦未来的一部分，是多元的、可持续的世界级城市的一部分”[2]。首都北京的基础教育只有以人为本，为每个儿童提供平等受教育条件和机会，实施多元化的教育方式，满足世界城市居民不同的教育需求，才能为世界城市的多元化发展与和谐共生的文化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发展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
[关键词]基础教育；公民素质；显示度
一、背景及意义
提高公民素质是使我国由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有效手段。人才培养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教育是关键、是基础。而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合格人才的奠基工程。
进入新世纪，不少国家(地区)赋予了公民素质教育新的内涵，更加重视公民素质的提高。例如，欧盟提出的苏哥拉底(Socrates)计划，旨在强化“欧洲域”意识(European Dimension)、培养积极的世界公民；在日本，公民教育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则为选修课程，其目标在于“培育学生作为公民所需的知识和基本素质”。在国内，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指出，公民教育的欠缺正在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尽管是显然的、公认的事实，但本研究的侧重点不是进行理论的思辨，而是进行实证的调查以及数据的分析处理，并进行初步数学模型的建构。根据所查阅的文献，国内外的调查研究主要关注公民素质的现状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美国教育杂志《Phi Delta Kappa》一项持续33年的调查显示：学校的核心使命在于培养年轻人公民素质的信念，没有随时间变化而动摇；“袁克敏等人围绕新世纪黑龙江人形象进行了调查，对影响新世纪黑龙江人形象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剖析；何向东等人关于西部公民人文素质的现状调查证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正相关性。”
然而，从国内外已有研究来看，尚缺少用实证调查的方式结合定量分析的方法探讨基础教育对提高公民素质所起作用的研究。至少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研究。本研究的概念界定及问卷设计具有独特性、新颖性；调查涉及面广、样本大；数据的类型多，分析处理难度很大。本研究对于应用数学方法和统计工具研究教育问题是大胆的尝试，对教育研究的定量分析是有益的探索，也为研究其他教育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基本概念的阐释
(一)公民素质
公民素质是作为一个公民应具备的一种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它具有稳定性，代表着个人的品格特征。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时代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关于公民素质的构成，有多种划分方式。比如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本研究采用五分法，将公民素质划分为五个维度：思想品德素质(以下简称“思品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以下简称“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法律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以下简称“劳技素质”)。进行这样划分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第一，比较全面，各种素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第二，认同度较高，各种素质的具体内容既包括传统意义上对公民素质的理解，又较好地结合了时展所赋予公民素质新的含义；第三，比较科学，指标体系明确，条目较清晰，便于维度的再划分，便于进行科学测量与评价。
(二)显示度
就目前所查阅的文献，在教育学领域，较少涉及显示度的概念，对显示度的认识也尚无定论。本研究将“显示度”界定为“作用或者重要性的显现程度”，而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是指基础教育对于公民素质提高的直接或间接作用的显示程度以及社会对其了解认同的程度。
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刻画显示度：一是从影响因素的角度，除遗传因素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形成皆有影响，通过对几个因素的比较分析，探讨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二是从影响时间(教育年限)的角度，探讨公民所受基础教育的程度与公民素质高低之间的关系；三是从影响范围(五个维度)的角度，探讨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各个维度的影响情况。
三、研究假设、思路、方法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育人活动，同时也是完善个体的素质结构、提高个体综合素质的活动。为此，本研究的假设是：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从一般意义上讲，所受基础教育年限越多，人的素质越高。
本研究以现状调查为基础，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定量分析基础教育与公民素质提高的相关性，探讨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影响和作用，所采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SPSS12.0。
四、问卷的编制以及调查样本分析
(一)问卷的编制
问卷的编制以前文所定义的公民素质结构为基础，划分为五个维度，每个维度以分量表的形式出现。在参考国内外相关内容的著名量表基础上，根据理论构架和实践要求自行编制题目。问卷先后共进行两次试测，分别在重庆市的两个公共场所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对象共362名，通过试测，剔除题意不明、有歧义且不能满足相关心理测量学指标的题目。所有题目均采用Liket5点记分：1表示完全没有、2表示可能没有、3表示说不清、4表示可能有、5表示肯定有。最后确立了包含31个题目的正式问卷，经信度检验，其克伦巴赫α系数=0.852，这说明该问卷的信度较高。在内容效度方面，我们邀请心理学、教育学专家对问卷题目所反映的行为样本的代表性进行判断，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在结构效度方面，绝大部分分量表之间呈中等程度相关，符合量表编制的一致性与异质性的要求。
(二)问卷的调查样本分析
本次调查集中于2007年6-7月，由专门的调查人员，在重庆市选择了颇有代表性的酉阳县、忠县、巴南区、北碚区四地进行，发放调查问卷1832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811份。巴南区属于主城区，北碚区属于主城区，也是城乡结合地区，忠县处于较贫困的农村地区、酉阳县处于贫困的偏远农村山区且是少数民族自治县。
经统计，样本的具体情况如下：从年龄上划分，5～6岁占2.6％，7～17岁占32.2％，18～24岁占13.8％，25～34岁占15.7％，35～44岁占16.2％，45～59岁占14.9％，60岁以上占4.6％；从文化程度上划分，学前占3.7％，小学占11.1％，初中占36.5％，高中占32.4％，大学占14.5％，研究生占1.8％；从职业划分上，学生占34.8％，工人占12.7％，农民占11.0％，干部占8.1％，教师占8.8％，医务工作者占7.5％，商业人员占8.0％，个体户经营者占6.1％，其他占3.0％。
因此，从总体上说，本次问卷调查的样本选择充分体现了区域、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诸多方面的代表性，过程符合随机抽样的要求，结构较为合理，反映了重庆市公民的基本状况。
五、数据的分析及研究结论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数据处理分析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其中第一、二部分内容是第三部分内容的前提与逻辑基础，第三部分内容是前两部分内容的推演与深化。
(一)影响公民素质形成的各项因素分析及结论
根据调查数据，对公民素质与影响公民素质形成的各项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家庭、学校、社会、遗传及其他与公民素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5、0.638、0.316、0.114、0.090，且它们与公民素质均成正相关并达到显著水平。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学校与公民素质的相关系数最大，由此说明影响公民素质的首要因素是学校教育，亦即学校教育是提升公民素质的主渠道。
结论一：学校教育是提升公民素质的主渠道。
(二)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分析及结论
1．不同学历的公民素质得分总体描述
由表2可以看出，公民的综合素质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从学前到小学，综合素质均值增长率为92.47％，从小学到初中增长率为17.68％，从初中到高中增长率为10.19％，从高中到大学增长率为2.53％，从大学到研究生增长率为1.14％。以受过大学教育的对象为参照，基础教育阶段的贡献率58.93％，这充分说明基础教育阶段对公民素质的提升有重要作用。
由上分析看出，学校教育对提升公民素质有着积极意义，随着公民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公民素质基本上都呈现较稳步增长的态势。
结论二：所受学校教育的年限直接影响公民素质的高低。
2．不同学历公民总体素质的差异性分析
为了从总体上检验不同学历公民素质的差异。我们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见表3。
表3表明，各个层次学历之间的综合素质得分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21.729，P=0.015)。
为了明确哪些层次之间存在差异，我们进一步作了组间的两两比较，见表4。
表3表明，不同学历层次的公民综合素质之间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表4表明，学前与其他学历层次的公民之间在综合素质存在显著差异，小学、初中、高中学历的公民素质存在显著差异，但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公民之间综合素质的差异不再显著。由此可见，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是明显的；高等教育对公民素质的提高虽也有帮助，但作用不再明显。因此可得到基础教育阶段是其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
结论三：基础教育是公民素质形成的主要阶段。
(三)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初步模型的构建及结论
前文分析表明，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有显著作用，基础教育是公民素质形成的主要阶段。为了进一步定量刻画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显示度，构建基础教育对公民素质提高的初步数学模型，在(一) (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作了较深入的一元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1．教育年限与公民素质线性关系分析
为更进一步明确教育年限与公民素质的关系，我们根据有效问卷的数据，以“教育年限”为自变量、“公民综合素质得分”为因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得到回归方程如下：y=9.543+0.835x，其中y为公民综合素质得分，x为教育年限(各种学历对应的教育年限为：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学16年，研究生19年)。
为了验证该方程式是否具备统计意义，我们对该等式进行了回归模型的有效性检验。表5、表6为方差分析与模型综述结果。 我们知道，当回归系数显著性概率值小于0.05时。回归式具有统计意义。在本次检验中，表5中的F=60.696.P=0.000＜0.05，所以该回归方程有意义。
表6的模型综述表明，变量x与y的相关系数为R=0.878，说明二者(综合素质和教育年限)关系密切；R2=0.771，说明变量x可以解释变量y的77.1％变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与公民综合素质的关系可以用如下方程表示：y=9.543+0.835x。这说明学校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影响表现为直接的正相关。
结论四：所受基础教育的年限与公民素质呈正相关关系。
2．公民综合素质与五种素质间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分析的目的在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了解五种素质对公民综合素质的影响程度。
以五种素质得分均值为自变量，以综合素质总分均值为因变量，应用全回归法，结果见表7、表8。
首先对回归方程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由表7得知F=147.275，P=0.000＜0.05，所以该回归方程有意义。随后得出回归方程为：y=1.740x1+1.747x2+1 236x3+1.017x4+1.097x5+1.718(系数的大小表明对总分影响程度的大小)。其中，总分为v，法律素质为x1，文化素质为x2，劳技素质x3，健康素质为x4，思品素质为x5，可见，对综合素质影响比较大的是法律素质、文化素质两项，比较低的是健康素质、思品素质两项。
从多元回归方程式可以看出，基础教育对思品素质、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法律素质和劳技素质的作用都是正面的。同时，各种素质对综合素质的影响系数大小不同但是都有显著性意义，这说明基础教育对公民各项素质形成的影响并不均衡，具体表现为：基础教育对法律素质和文化素质形成的影响较强；基础教育对思品素质和健康素质形成的影响较弱。
摘 要 《基础会计》是高职院校会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学习效果将直接影响到其他会计专业课程的学习质量。因此，在会计专业课程体系中《基础会计》课程具有核心和基础地位。而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基础会计》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等现象，忽视了会计职业能力的培养。本文着重探讨高职院校《基础会计》学科课程教学改革的问题。
关键词 高职院校 《基础会计》 教学改革
为改变高职院校《基础会计》在教学内容上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等现状，在总结几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对《基础会计》课程模式的改革进行了研究。
一、高职院校《基础会计》学科课程教学质量的现状
（一）高职院校《基础会计》学科课程体系现状
高职教育课程体系是高职高专院校达到培养目标、实现教学计划的重要保证，对培育办学特色、提高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高职课程体系偏重理论和基础内容，过分强调学科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有的学者把其归纳为十重十不重，即重理论不重实践；重知识不重能力；重继承不重创新；重科技不重人文；重智商不重情商；重技术不重素质；重“教法”不重“学法”；重共性不重个性；重确定性内容不重不确定性内容；重记忆性内容不重分析性内容。
（二）高职院校《基础会计》学科师资现状
师资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目前高职院校教师数量基本能满足达到办学要求，但教师增长的速度跟不上学生增长速度，且教师的方法手段、教育教学理念、自身修养等方面与新的教学理念相比有一定的滞后。
高职教育的职业性决定了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双师型”。另外从教师个体上看，“双师型”教师既要有很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又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既能在实训教学中进行指导，又能讲授专业理论课，授课时能结合本专业相应的职业岗位所需要的工作能力和素质，侧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动手能力以适应就业的需要。
（三）高职院校《基础会计》学科教学管理现状
高职院校基本上组织机构健全，质量方针明确，但过程管理薄弱，以计划执行为主，欠缺随机处理教学中的问题和及时总结，各部门协调衔接较差，管理职责不甚清晰。同时，高职生对其学校管理机构职责、教学管理程序、校园文化的了解程度也很不高，这是学生缺乏主体性的一种表现。
（四）高职院校《基础会计》学科实践教学现状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实践教学硬件不能很好地满足教学需要，实践教学基地缺乏生产性，还缺乏实践教学实训、实验、实习的一体化。目前很多学校还存在教学内容因条件而设、因人而设、因理论课程而设现象。
二、高职院校《基础会计》学科教学弊端的原因分析
第一，目前高职院校《基础会计》教材和教学内容一般都重理论而轻实践，讲授教材内容大体上都是分为四大部分，在现在的教育教学体制之下，在新形式的倡导与引领之下，以这四大块作为高职院校《基础会计》不仅缺乏方向感和整体感，也加大了高职院校初学者对枯燥理论理解的难度与掌握度。
第二，高职院校学生在考入大学之前对相关会计专业知识了解甚少，对企业的生产实践过程更不清楚。在学生对企业的生产过程尚不了解，对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等相关概念绝对陌生的情况下，空泛地去讲解会计凭证、企业资金周转、会计账簿、成本核算、复式记账法、财务报告等这些抽象的概念和内容，教学效果必定会大大折扣。
三、高职院校《基础会计》学科课程教学改革的对策研究
（一）加强高职院校课程设置的完善
高职教育课程设置要有所突破，就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实现就业需求与课程教学紧密结合。以就业为导向进行课程目标设计，不仅要有清晰的职业基本能力要求，而且要有普通教育共性目标要求以及具体职业岗位的工作标准，要明确职业岗位知识结构、人才规格、能力结构的目标定位。突出岗位培养目标并不否定一般职业素质和一般人文素质培养目标，而是把学生文化知识、思想品德以及体质、审美、心理等素质教育同职业岗位技术训练以及专业技术能力的培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贯穿其中。
（二）教育教学模式的选择
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高技能、高素质、创新型的应用人才，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所以，高职院校教育最适合采用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模式。
（三）加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
各个高职院校根据自己办学的总体规划和办学规模，在认真研究学校专业建设的基础上，精心编制师资队伍的建设规划，以及“双师型”素质教师和骨干教师的引进工作。在引进人才过程中，既解决质量问题，又要解决数量问题，要兼顾学科结构、学历、年龄和职称等方面的问题。
（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做好高职学生的入学教育
首先，可由专业教师对目前市场对会计人才的需要现状、高职会计学生毕业的发展方向、会计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学院的师资力量、办学优势和办学特点等情况进行简单的介绍；其次，可邀请往届高职会计优秀毕业生返校与新同学进行交流与谈心，让毕业生的切身体会告诉新生应该如何在校努力学习，以及练好基本功的重要性等。
2.在教学过程中成立学习小组
小组成员最好是以3-5人为一小组。首先，学习小组便于学生之间对学习中的问题随时展开讨论，也便于互相帮助与互相学习；其次，学习小组在今后的分组讨论、分岗位实训操作中、案例教学都可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学习，这种学习小组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针对该课程自身的特点，还可以分别附之以小论文、大作业、小组作业、社会调研、课程实验、专题讨论、案例分析等全面、综合的考核方式代之。以便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信息的搜集和处理能力、对社会经济问题的逻辑推理、解决思路与办法、洞察力和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最终使得高职院校《基础会计》学科课程教学改革走向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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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佳等.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培养学生的会计职业道德.科技资讯.2010.
关键词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专业课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正在蓬勃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不仅要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特色，加强职业能力的培养，更要重视综合素质、人文精神的培养，这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必然要求。只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忽视基础文化素质的提高，专业技能发展本身将受到很大的制约，培养出来的人才综合素质较低，转岗再就业能力低，今后职业生涯的继续发展也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因而，文化基础课程的改革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1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程的现状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文化基础课在课程设置中基本上是处于从属地位，各专业都很重视本专业技能，强调专业技能训练，对文化基础课重视不够，具体体现在文化基础课课程设置的种类、性质和课时分配上。专业课、实践教学课挤占文化基础课现象严重，专业设置上普遍存在重理轻文的现象。有些专业迫于学校规定，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涉及一些理化基础课，作为素质拓展课程，和专业选修课一起以选修的形式出现。在教育部、各省教育厅高等职业教育的文件中，关于文化基础课程建设的内容是比较少的，从地方到国家，文化基础课申报获批的精品课程也是凤毛麟角。相对于专业课程来说，文化基础课程的建设是落后的，无论是课程的研究、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体系的构建、课程教学的改革，还是学生重视的程度，学校投入的人财物都远不如专业课程，文化基础课程的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2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改革措施
2.1文化基础课课程设置的改革措施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指出：“要加强素质教育，强化职业道德，明确培养目标。”“高等职业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国外尤其是日本、韩国等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程的设置特别重视提高学生的素质。在设置文化基础课程时，应该考虑到学生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不是简单的操作机器；考虑到学生学习的兴趣、爱好，培养他们的职业素养，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身体素质等综合素质，使学生真正具有应变、生存、发展能力，以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
当今国内职业教育专家纷纷强调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模式，提倡加大实习实训课程的比重，加强专业课的同时削弱文化基础课。针对这一现状，基础课教师应通过阅读相关专业课教材，听专业课，下企业车间学习，与专业课教师进行沟通讨论，了解毕业生在专业实践、社会实践中的反馈信息，寻找基础课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的结合点。通过以上4种途径，了解文化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联系，了解专业课程的特点，掌握专业课教学需要哪些文化基础知识，明确文化知识讲授的数量和深度。确定文化基础课的教学目标，制定文化基础课授课计划。遵循“必须、够用”的原则，对公共基础课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起到基础课为专业课服务的效果。
2.2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和素质培养的文化基础课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主要包括课程的性质、基本理念、设计思路、目标、内容标准等。课程标准要力求科学、规范、可操作性强。要更新传统的思想观念，以职业资格标准为依据，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提高文化基础课课程教学质量。
2.3改革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方法以及评价体系
1）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要变化，满足专业需求为专业服务，不是口号，而是行动。应该结合不同专业的特色，有侧重地安排教学内容。所谓加强基础，并不是基础课的学时加得越多、讲得越细越好，而是课堂上要有重点地讲解，启发思想，培养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从而增强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能够积极应对多变的挑战和机遇，主动地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和职业技能。文化基础课教研室务必展开讨论，在编制授课计划时充分考虑专业教学需求，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主动和各系沟通交流。同时，鼓励教师自编文工交融的教材，结合不同专业的特点，基础模块与选项模块相结合，积极开发校本教材。
2）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方法要改革，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调整教师、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文化基础课的教学中，要在发挥教师教学主导作用的同时，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大胆探讨，以造就具有鲜明个性和创新精神的人才。其次，要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运用项目教学法，因材施教，积极实行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方法，从教材和学生的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学生独立地进行分析和综合，给学生创造积极思维的条件和思路。再次，加强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加快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使用，实现教学技术和手段的现代化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内容。
3）文化基础课程的评价体系要更新，效果评价恰当。文化基础课程应该对学生的学习作出综合评价，不能“一张试卷定成绩”。要不断完善评价手段，针对不同类型的课程建立不同类型课程的评价体系，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法实施课程评价，充分发挥课程评价的检查功能、反馈功能、激励功能和在教学活动中的导向功能。课程评价要把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自我评价、学生评价、同行评价和社会评价结合起来。
关键词： 《中医基础理论》 教学改革 教学方法
一、准确把握《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的性质和特点
不同学科不同课程都有自己的性质和特点，教师的教学工作都必须符合本课程的性质和特点，否则就无法胜任该课程的教学工作，更无法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了解本门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是推进教学改革的基本前提。
（一）认识课程性质，了解其重要性。中医基础理论是以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为理论渊源，融会了历代著名医家思想的一门课程，是研究和阐述中医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学科，是中医学的专业基础课。其内容包括中医学的哲学思想、思维方法和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和养生防治方面的基础理论和技能知识。作为中医药学各专业的共同基础课程，是在本科生在入学之初开设的。各学校基本上是把《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中医专业课程体系的主干课程和中医各专业的公共基础课及专业必修课，学好这门课程，将为学生学习中医诊断学、中药方剂及临床各科奠定坚实基础。因此，作为中医专业的入门课，《中医基础理论》在中医教学中拥有非常的重要地位。
（二）从课程特点看，《中医基础理论》具有极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特点。中医基础理论，是研究和阐释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一门学科，它的内容包括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气血津液，病因和病机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可见，中医基础理论本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其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思维方式形成的基础，说明中医的形象思维方式属于理性思维范畴，它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而不仅文字古奥，内容精深，而且使得其在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均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和抽象性。同时，中医学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理论知识来源于临床实践，并用于指导临床实践。所以，只有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特点采取相应不同的教学模式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实际中，理论抽象，内容概括性强、带有哲学和方法论的特征，采取传统教学方法往往较为枯燥，使学生感到乏味而没有兴趣。由此，适应课程性质和特点创新教学方法一直是教学改革努力的方向。
二、明确教学改革的目标和使命
《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必须明确，否则没有方向和目标就是盲目的改革。教学改革，其主要目标在于提高教学质量，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如果从最终目标来说，就是要让学生掌握好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并能够应用理论知识指导临床实践，从而为培养高素质的中医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一）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内容抽象深奥、难以理解，而教学方法单一、枯燥，课堂缺乏生机和活力。尤其是阴阳五行学说的内容和经络部分的内容都比较抽象，主要依靠教师单调的讲授，学生会觉得难以理解和接受。二是教学形式单调，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丧失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使学生的学习效果差，教学质量不高。三是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当前的学生学习信心不足，兴趣降低。由于没有兴趣导致有的学生上课做其他事情，或者只为完成学分任务要求，而勉强被动学习。四是忽视实验教学，没有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使得学生靠强记硬背地接受理论知识，不善于将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而无法达到培养中医人才的目的。
（二）教学改革的必要。针对这些问题，教学改革非常必要，要消除学生学习中的消极现象，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1.丰富教学手段和内容，能大大强化教学的生动性，在教学中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形象直观的情境中理解、掌握理论知识。2.应用中医理论进行指导、解释实际现象，加深学生对有关理论和知识点的理解，从而强化课堂教学效果。3.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科研及创新意识，增强动手操作能力，为专业学习与科研夯实基本功。4.有效掌握临床思维方式，增强能力，为今后的临床实际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达到培养实用型人才的目的。
三、善于利用现代教育技术
根据《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的性质和特点，以及教学中遭遇的主要问题，丰富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比较关键的方面。中医基础知识的学习是一个能动的过程，让学生主动地学习中医，并产生兴趣，才能进一步调动学习中医的积极性，这就需要采用灵活的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中医基础理论的特点在于其理论性较强，概念过于抽象复杂，具有较强的思辨性，给初学者带来了一定难度。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以板书、口述为主，表达知识信息有限，无法展示动态的知识，既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不利于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解。实践证明，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情况会带来极大改善。多媒体教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功能上有许多传统教法无法比拟的长处，但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不足的地方，由于信息量大，有时反而不利于实现教学目标。这就需要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教学的同时，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及时进行引导，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恰当吸取其他教学方法的优点，才能有效发挥现代教育技术。当今，现代教育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学活动，不会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就不为学生所欢迎，被时代淘汰。据相关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对中医学科多媒体教学持肯定和赞成态度。由此，教师不仅要学会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而且要善于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这是推进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
四、创新教法，提高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的主体性
课堂教学改革的大趋势是由“知识课堂”转向“生命课堂”，“课程是开放的、多元的、生成的；教师成为研究者，教师成为专业人员，教师的工作成为充满智慧的事业；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生命课堂’的教学活动是创造性的教学和有效的教学”[1]。只有提高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才能增强学生的主体性，这就需要教师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促进“知识课堂”走向“生命课堂”。传统教学模式弊端诸多，主要因为“课程内容与生活世界脱离，忽视了学生的真实生活体验，割裂了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使课堂教学丧失了应有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2]。实际上，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导者，学生是认知活动的主体，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认知主体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
近年来的成果大都探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主要有：1.启发式。启发式教学是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保持主动性。这种启发式往往也是问题式教学，教师可把课堂提问穿插其中，同时增加讨论与议论等形式，引导学生思考，使学生能够很快进入学习状态，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互动。2.互动合作式。有人提出组建合作小组，借助小组内不同素质的学生之间互动帮助、互相启发的合作性学习方法，让持不同见解的学生自由讨论。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及思维和自学能力等。3.PBL教学法。“PBL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医学教育，其核心是采用基础科学和临床实践结合起来的教学方法”[3]。王彤等人指出PBL打破了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模式，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激励学生主动学习的一种良好方法。4.案例式。中医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特点，脱离临床实践的理论教学就会带来不良的教学效果，无法实现培养人才的目标。杨巧芳等人提出以讲述为主和以问题为主导引入案例分析，并结合进行以案例为中心组织小组讨论的案例式教学法。此法能促进师生互动交流，使学生在浓厚的案例情境中学习掌握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5.实验式。实验教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方式，学生在实验教学中主动参与操作，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观察、思考及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既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又能提高学习兴趣。我们可根据需要吸收以上方法，并进一步创新方法。
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特点，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并且其理论终归要应用于临床实践。一直以来非常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如将LBL和PBL相结合，LBL是以课堂讲授为基础的传统教学模式，“LBL的主体是教师而不是学生，教师虽然可以主动地讲，但学生往往是被动地听”[4]。LBL模式其实就是一种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枯燥过程，不顾及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而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但是不能完全舍弃这种传统的模式，有的基础理论比如古代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藏象、经络等基础理论还是需要教师传授和讲解的。采用LBL与PBL相结合的模式就能较好地实现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的紧密联系，从而培养学生对实际问题的分析能力及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其实上面所列举的案例教学和实验教学法，二者不仅在强化学生主体性方面发挥较大影响，而且其本质就是一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依据中医学的特点，理论教学必然要与临床病案结合，是课程本身所提出的要求。所以，病案问题式教学法是近年来广泛推广的教学方法，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利用病案资料组织讨论，吸引学生更多投入和参与，才能使理论与临床实际更加贴近。巴哈尔・哈德尔等人认为“以病案问题作为素材，让学生处于当事人的位置，在教师的引导下，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思考和讨论病案问题中的各种疑难情节，逐步形成具有各自特点处理方案的教学。它能培养学生系统地掌握与应用专业理论，提高综合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开拓进取的良好品质”[5]。实验教学法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方式。王朝阳等人指出实验教学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重要途径。因而，结合教材内容开展一些实验课是必要的。
综合以上几点看，《中医基础理论》教学改革应符合课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明确教学的目标和使命，从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针对当前突出的问题要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有效手段解决问题。当前教学存在的问题，还是部分教学内容难懂，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浓厚、主动性不强，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等突出问题。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及创新教法，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都是有效克服教学中困境的方法。显然，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突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其应用专业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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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金云.课堂教学改革研究30年：回顾与反思[J].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4）：46-60.
[3]黄素霞，俞方.谈PBL教学模式与医学生素质培养[J].中国高教研究，2002（9）：69-70.
那么，要走出“诸说之争”，出路何在呢？笔者认为，其基本思路应该是在明确“行政法理论基础”范畴本身涵义的前提之下，对“诸说”进行重新整合，并予以合理的理论定位，以充分发挥它们各自应有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功效，从而真正地促进行政法学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地发展，并为行政法制实践真正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本文拟遵循这一思路展开论述，以期有助于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行政法理论基础范畴的科学界定
“不同科学之间的沟通、对话、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范畴进行的。如果没有自己的范畴或者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不能引发共识，各门科学就无法正常地、有效地沟通、对话和合作。”（注：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当前，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讨论之所以陷入“热而无序”的“乱局”，其原因主要在于论者各方尚缺乏共同的对话基础和规则，有人高谈此“论”、彼“论”，甚至忙于造“论”，却连“理论基础”到底指什么都未弄清。也就是说，大家争来争去，却对相互讨论的主题-“究竟何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在概念上还没有达成清晰、一致的认识，以致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根据对“理论基础”范畴的不同理解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就难免造成各有所指，无法沟通、交流和融汇的“乱局”。因此，科学界定“行政法理论基础”范畴的涵义，是研究和讨论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这一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无法讨论这一共同话题。笔者以为，科学界定“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这一范畴，可从解决下列问题入手。
（一）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范畴
从行政法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中我们会发现，理论界常常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而没有很好地分析它们之间的界限。这正是目前“诸说之争”陷入“乱局”的症结之所在。
笔者以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属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一，但又不能简单地与之相等同。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可被看成为一个大的“理论系统”，由若干处于不同地位的“理论元素”所构成。其中处于基础或基本地位的理论就是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称“基本理论”。在这个作为“基础理论”的子系统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理论。其中属于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也就是最基本的理论或称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即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范畴。因而，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有多个，除了最基本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之外，还有反映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地位和功能、目标和宗旨等某一方面基本现象的理论，后者可统称为“一般性的基础理论”。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只能为一个，否则就无所谓“最基本”的理论。而且，其他一般性的基础理论都是建筑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以这一“理论基础”为基点和归宿；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大厦”也应是建构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否则它也不能称为“最基本”的理论。所以，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我们不能将两者相混同。
（二）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所应具备的条件
相对于行政法的一般性基础理论而言，究竟什么样的理论才是最基本的理论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呢？换言之，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笔者以为，它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从理论深度来看，它必须能够深刻地揭示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基础。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一种理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范畴，归根结底是由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基础所决定，并建筑在这一客观基础之上的。同时，任何科学的理论或正确的观念都“必须以社会本身为基础”（注：〔法〕狄骥：《宪法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页。），科学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同样必须以社会本身为基础， 而无法从行政法现象本身或行政法某个一般性理论的角度去寻找其“基础”问题。再次，行政法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也是由其赖以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因此，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必须是能够深刻地揭示这一客观的社会基础的理论，并建筑于其上。
第二，从理论的广度上看，它必须能够全面阐释各种行政法的现象。行政法的现象即行政法本身所具有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和特色，包括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功能和地位、目标和宗旨等方面的基本现象及其他各种具体现象。仅能解释其中某一种现象的理论只能是具体理论。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作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点，应有广泛的涵盖力和精密的浓缩力，所有的行政法现象都能以此为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派生滋长，并由此得以全面地阐释终结。不具有这种作用和意义的理论就不是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行政法理论基础。
第三，从理论高度来看，它必须在一定高度上具有对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进行正确指导的价值。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应该是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必须能够指导行政法学的研究，尤其是行政法学体系的合理建构。即哪些内容属于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行政法学不应研究哪些内容，或应重点研究哪些内容都能通过这一理论基础得以合理的说明，从而使行政法学的体系不致过小或过少，也不致过多或过杂。其次，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还必须能够作为行政法制建设的指导，使行政法制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就我国现阶段的情况而言，它应能够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等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导向，从而推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
至此，我们可以给“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这一范畴作一科学的界定：所谓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指能够揭示行政法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并用以解释各种行政法现象以及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的最基本理论。
二、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重新整合
在明确了行政法理论基础范畴本身涵义的前提之下，就可以此为参考点来对“诸说”进行整合了。据此，笔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公共利益本位论，而不能是其他学说。
（一）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公共利益本位论
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基本观点是：从利益关系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法的基础是利益关系，行政法的基础是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又是对立统一的，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它决定着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性质和特点、内容和功能、产生和发展等（注：参见叶必丰著：《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以下；另见叶必丰：《论行政法的基础-对行政法的法哲学思考》，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笔者认为，公共利益本位论能够满足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所应具备的条件，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能够成立的。
首先，该论科学而深刻地揭示了行政法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 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观点出发，该论认为法的基础是社会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利益在质上可分为两种，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利益关系在质上也就可以分为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三种关系；同时，利益又有量上的区别，利益关系在量上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不同质、量利益关系的分解和组合，决定了部门法的划分（注：详见叶必丰：《论部门法的划分》，《法学评论》1996年第3期。）。其中， 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可见，该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不仅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基础，而且也使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构筑在这一科学的基础之上。
其次，该论科学而全面地解释了行政法诸现象。该论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原理，进一步分析了行政法的基础即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内部矛盾运动，从而为阐释行政法诸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该论认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之间既相互依赖、相互包含，因而是统一的；同时，又互相离异、分化和制约，因而又是对立的、矛盾或斗争的。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一矛盾体中，由于公共利益规定着该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这一性质，在总量上也始终大大超出单个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个人利益，因而，是该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又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始终应服从公共利益（注：参见叶必丰：《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 以此为逻辑起点，公共利益本位论回答了行政法的适用范围这一涉及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及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别的问题，认为行政法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换言之，“凡是以这一利益关系为基础或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都属于行政法的范畴”（注：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研究》，《法学评论》1997年第5期。）。同时， 该论解释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揭示了行政法的本质特点和功能，认为行政法在本质上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并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主体在地位和权利上优于个人利益的主体即相对人；其二，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具有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其三，行政主体所作的意思表示必须真正基于公共利益，并不能基于自己或他人的个人利益等（注：参见叶必丰：《论行政法的基础-对行政法的法哲学思考》，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就行政法的功能而言，该论认为行政法以维护公共利益为首要功能，其次也兼顾个人利益的保护。（注：参见叶必丰：《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此外，该论考证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 认为行政法是随着利益关系的分化和组合，出现了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独立，从而形成的一个独立部门法；同时，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行政法的量变和质变，使行政法日益发达（注：参见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该论还提出并阐释了行政法应以促进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协调一致为目标，以建立服务与合作关系为宗旨等思想。总之，公共利益本位论从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出发，科学而全面地阐释了行政法诸现象，不仅使其本身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为建立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奠定了真正的理论基础。
再次，该论合理地确定了行政法学体系。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而言的主导地位理论决定了行政法学除了研究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外，在具体理论上应以公共利益为主线，主要研究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和行政救济三大基本内容。行政主体即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包括代表公共利益并对公共利益进行维护和分配的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行政行为即行政主体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的活动；行政救济即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否真正符合公共利益，并予以相应补救的制度。可见，以公共利益本位论为理论基础来建构行政法学体系，能够比较合理地解决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既不遗漏，又突出了重心。
此外，公共利益本位论还是正确指导行政法制建设的基本理论。公共利益本位论在解决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强调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两者发生冲突时“以公共利益为本位而告终”。这表现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上，就是行政法所要遵循的特有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从而为行政法制实践中合理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同时，公共利益本位论强调现代行政法在本质上不仅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更是以追求真正公共利益为规则的法，“为此行政权限规则、程序规则和审查规则成了行政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叶必丰：《论行政法的基础-对行政法的法哲学思考》，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其中， 权限规则和程序规则是一种预防规则，即防止行政主体所作意思表示违反公共利益的规则；审查规则是一种补救规则，即对行政主体违反公共利益的表意行为予以纠正的规则，从而使行政主体的表意行为限制在真正公共利益即法律的范畴之内。而所有这些，正是实现“依法行政”这一行政法制建设目标的关键之所在。另外，以公共利益本位论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在行政诉讼实践中还能达到“准确地认定法律规范和案件的性质，从而正确地适用法律，科学地完善法律设施”（注：叶必丰：《论行政法的基础-对行政法的法哲学思考》，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的目标。
综上所述，公共利益本位论既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又以此为逻辑起点，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涵和外延、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既为行政法诸现象的阐释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又为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因而能够且应当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不能是其他学说
除公共利益本位论之外，国内外行政法学界在关于行政法是什么和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认识上，还存在着其他各种学说。诸如在法国，先后存在“公共权力学说”、“公务学说”、“公共利益学说”、“新公共权力学说”等（注：参见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以下。）；在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学界几乎都主张“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注：〔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人们称之为“控权说”；在苏联，一些行政法学者则认为“行政法是国家管理法”（注：〔苏〕b·m·马诺辛著：《苏维埃行政法》，黄道秀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人们称之为“管理说”（注：英美法系国家的“控权说”和前苏联的“管理说”都是人们从它们的一些行政法学者关于行政法的定义和相关的理论体系中进行抽象、概括而命名的。）；在我国，更是“学说纷呈”、“观点林立”，先后有所谓“人民服务论”（注：参见应松年、朱维究、方彦：《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探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马克思主义政府论”（注：参见杨海坤：《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控权论”（注：受英美法系国家“控权说”的影响，我国部分学者也提出应将“控制行政权力”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参见张尚＠①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以下。另外，还有学者提出所谓“新控权理论”，参见程干远、李载华：《市场经济下行政法学“控权理论”的思考》，《学海》1994年第5期。）、“平衡论”（注：参见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该文首次提出了“平衡论”， 尔后又有一系列论文对其进一步予以阐述，如沈岿：《试析现代行政法的精义-平衡》，《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罗豪才、 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此外， 有学者基于对“平衡论”的一种完善，后又提出所谓“控权-平衡论”，参见郭润生、宋功德：《控权-平衡论-兼论现代行政法的历史使命》，《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权力论”（注：参见武步云：《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法律科学》1994年第 3期。）、“服务论”（注：参见陈泉生：《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服务论》，《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5期。 ）及其他若干学说和观点。这些学说和观点概括而言，大体可归为三类：其一是“权力论”，该论按其对行政法功能的认识不同，又可分为“保权论”（包括法国的“公共权力学说”、“新公共权力学说”和我国的“公共权力论”及苏联的“管理说”等）和“控权论”两类；其二是“平衡论”；其三是“服务论”（包括法国的“公务说”及我国的“人民服务论”、“马克思主义政府论”、“服务论”等）。
笔者以为，既然前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公共利益本位论，那么该论之外的关于同一论题的其他学说就不能成立；同时，将这些学说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难以满足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所应具备的条件。
第一，它们都只是旨在解答行政法某一方面的特征或现象，而无法从总体上全面回答行政法的各种特征和现象。在这些学说中，可以说多数都只是旨在解决“行政法的作用或功能是什么”。如有人认为行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控制行政权力。“控权论”便由此提出。有人认为行政法的作用在于保障国家行政权的有效行使，因而有“管理论”之说。还有人则认为行政法融“控权”与“保权”于一体，具有双重作用，于是又有“平衡论”之说。也有人认为现代行政法的功能在于“服务与授益”，由此提出“服务论”之说，如此等等都属于“作用论”的范畴。在前述学说中，法国的“公共权力说”、“公务说”等也都只是旨在解决“行政法调整的范围是什么”，特别是行政法调整的范围与其它法律调整的范围如何划界。我国的“公共权力论”也只是说明了行政权力的性质：“人民服务论”、“马克思主义政府论”则只是力图通过说明人民政府的性质来解决“行政法的根本宗旨是什么”，等等。如前所述，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整个行政法理论“大厦”的基础，应该能够用以科学地解释行政法所具有的各种现象，全面反映行政法各个方面的征，而不能仅仅是用以解答行政法的作用、或范围、或宗旨等某一方面问题的理论。而上述学说都只是反映了行政法的某一个侧面，并非行政法的全貌，因而无论其是否科学，都是不能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否则就有“以偏概全”之嫌。
第二，它们都只是解答了行政法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特征或现象，而没有从根本上深刻地揭示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它们仅仅解答了行政法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特征或现象，而没有找到这些特征或现象的基础，以这些特征或现象来说明、解释行政法，不过只是以行政法解释行政法而已。同时，它们这些学说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揭示行政法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从而以此来解释行政法，反而将行政法本身的现象或特征认定为行政法的客观基础，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不相符合的，因而又是不科学的，所以它们是不能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
高职院校是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摇篮，其思想政治理论课又承担着培养企业所需的职业能力、职业素养等目标任务。本文以企业文化为切入点，提出高职大学生必须学习优秀企业文化，并融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构建基于校企文化对接的高职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
关键词：
企业文化；育人；实践教学
高职院校思政课承载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重要职责，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渠道、主阵地。特别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在高职院校课程体系结构中起着主导作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和较强的职业工作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教学目标。
一、企业文化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融合的必要性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而企业文化是一种价值体系，更是企业的灵魂。如果把人才比作珍珠，那么企业文化就是那条把珍珠串起来的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丰富，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企业文化在人才引进与培育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企业文化是企业的隐性生产力，是企业的软实力，也是一种行为规范体系。包含整个企业和员工分辨是非、善恶、美丑、真伪、好坏的判断标准，在实践中滋养道德心灵，塑造品格气质，推动着人才与企业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同生共长。优秀企业文化不仅赋予企业健康持续的凝聚力，带来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也会以强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吸引人才，让人才和企业共成长。企业文化教育是高职院校的一大特色，《基础》课教学与企业文化教育在教育对象上是一致的，教学内容的相融，在教育功能上是相辅相成的，都重视对学生进行诚信品质、敬业精神、责任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将高职院校对接的万向企业文化，特别是企业核心价值观引入《基础》课教学，充实优化教学内容，进行企业相关知识的专题教学，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企业文化教育成为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构建校企文化对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是必然选择。因此，本文结合高职实际情况，提出把万向企业文化与高职《基础》课充分相融合，建设基于校企对接的“企业文化育人”的《基础》课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教学，培养适应社会和企业所需要的人才。
二、高职院校构建与企业文化对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策略研究
高职院校要科学、高效、有序的推进《基础》课实践教学，必须根据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基础》课实践教学体系，涵盖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基地、考核评价、过程管理和组织保障等方面的内容。高职院校第一学期的《基础》执行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规定，将实践教学纳入教学计划，落实学分，（《基础》课实践教学为1学分），积极开展实践教学内容、实践基地、指导教师和专项经费建设，建立相对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一）构建《基础》课实践教学目标与内容
《基础》课实践教学目的是学生在实践中验证书本知识、理论学说，通过主动参与、亲身体验、主动探究、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能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在解决问题中，辨是非、明善恶、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自觉砥砺品性，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我。紧密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和学生关注度，精心设计实践教学内容，确定主题，制定方案，突出其实践性、职业性，合理安排分配教学课时。高职院校根据自身办学特点，开展《思修》课“理论和实践2+1”教学模式，理论教学占总课程2/3，实践教学占总课程1/3，即“2”学分的理论教学和“1”学分的实践教学。结合高职学院的合作办学特色，与万向企业文化相融合，设计实践教学四个专题，“请进来、走出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通过多种实践教学形式，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
（二）构建企业《基础》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
充分调动学校多方力量，主动发现挖掘对《基础》课教学有益的实践教学基地，与万向企业签订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协议，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实现双赢，保证实践基地的稳定性和实践教学的持续性。避免出现形式主义，去挂牌，走个仪式，设个办公室，然后长期就没有实质性的工作开展。1.在保证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建立校外的《基础》课实践教学基地，直接以万向集团公司为实践基地，让学生到万向参观、学习，使学生在真实的企业环境感受万向企业文化，感受企业对员工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的要求，在真实的企业环境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2.邀请企业的骨干人才、先进工作者或者主管等到学校开设专题讲座，向学生讲授职业道德和行业准则等等。3.开展撰写社会实践报告；我心中的“优秀企业家”演讲比赛；“优秀员工”案例讨论等教学方式完成实践教学任务。
（三）建立健全《基础》课实践教学管理制度
《基础》课实践教学体系顺利展开，必须要与各部门沟通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出台相关的教学管理制度，以辅助《基础》课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如结合学院实际，研究制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标准》、《实践教学管理办法》、《实际教学实施方案》，以及基地建设等教学文件，为《基础》课实践教学有章可循、规范有序开展提供依据和指导，确保实践教学有效开展，落实到实处。（四）构建《基础》课实践教学考评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在外在环境中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最终形成内化与升华的过程，构建《基础》课实践教学体系过程当中，构建其评价体系，采取全程式评价、多角度评价对学生参加实践的学习态度、实践表现、完成作业情况等综合评价。在评价体系构建时，注意灵活性、通用性和适用性、多元化，明确各项任务的内容、比例、分值，具体可行适用，实践教学分值占30%。
（五）构建《基础》课实践教学保障体系
《基础》课，是公共必修课，实践教学涉及到学院所有系部、所有专业的所有学生，需要一个高层次的领导进行宏观调控，各个部门的相互协调支持。1.组织保障：成立专门的《基础》课实践教学指导委员会，由学院教学院长担任委员会主任，主要成员包括党委、教务处、学生处（团委）、后勤处、财务处等职能部门以及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团队，将各方面力量集中起来，形成合力，提供组织保障。2.制度保障：实践教学是以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建立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包括实践教学计划；制定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考核评价、学分认定、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等制度。3.经费保障：《基础》课教师在组织实施实践教学过程中，肯定需要一定的经费。高职要建立《基础》课教学专项经费，列入预算，并随着学校经费的增长逐年增加。4.安全保障：“安全无小事”学校与基地建立联防联保制度，参与基地社会实践活动的师生必须接受安全责任教育，制定相应的事故应急处理机制。
（六）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师资力量
增加一批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扎实、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的“双师型”实践教学教师；把《万向企业文化》任课教师，系部辅导员也纳入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同时，要加强对专兼职指导教师的培养培训，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结语
贯彻教育部文件精神，将万向企业文化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者有机结合，思政课高效地完成高职《基础》课的实践教学任务，“理论和实践2+1”教学得以开展落实，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改变《基础》课不受欢迎的现状，通过学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质。
作者：谢春梅 单位：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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