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价值；效率；消费者；公共利益；竞争法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9.5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9-123-03
一、经济法的价值简述
自由、正义、秩序是法的价值，因而也是所有法律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经济法作为一门部门法，亦追求法的自由、正义和秩序，但是作为有特定功能的一门法律，经济法的价值必定更加具体化。经济法从其产生之初，对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价值的讨论从未间断。
史际春、邓峰在《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论》中说到，经济法的价值包括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它们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又表现为不同的方面。[1]史际春在《论经济法的理念》中提出经济法的理念，他认为经济法理念是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2]
程志、郑杰芳在《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取向及其实现保障》中指出，社会性、经济性和服从性构成经济法的特点，其基本价值应当确立在社会公正、社会效益和经济安全上。[3]
孙崇凯在《论经济法利益分配与经济安全价值》中认为，一方面，经济法具有公平、正义和效率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在经济法视域中都是通过“利益”来解读的，经济法的公平、正义和效率价值本质在于确立利益分配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经济法亦追求国民经济安全，为了安全，才需要秩序。[4]
综观各位学者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经济法的价值是多元的，自由、正义、秩序必然蕴含其中；而社会整体利益，国家经济安全，经济效率则是经济法对法的自由、正义、秩序具体演绎。在经济法诸多价值中，哪一项是最主要的价值呢？笔者认为，经济法内部的不同法律所追求的最主要的价值是不同的，证券法追求的是经济的有序安全，竞争法追求的是市场效率，产品质量法追求的是安全，财税法追求的是分配公平。传统来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追求是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亦可理解为公平，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法治不断地前进，对消费者保护也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揭示着经济法的效率价值的重要性。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变迁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为权力而斗争。政府立法给予消费者特殊保护的动因是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消费者较经营者来说处于弱势，我们不能仅靠民法平等地对待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易，形式的公平与实质的公平存在着矛盾。在经营者利用其优势的地位对消费者欺诈、坑害，使得消费者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消费者开始觉醒，认识到应当向不法经营者奋起反击，于是消费者运动应运而生，最早于19世纪中叶在英国出现，之后迅速在西欧和北美兴起，并经历了一个从自发性群众运动到有组织的群众性运动，从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到以法律形式保护消费者利益。
消费者运动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对消费者权利的确认，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于1983年确定为每年3.15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1985年4月9日，联合国在其通过的《保护消费者准则》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应享有的权利。1993年10月31日，我国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消费者的基本权利，赋予我国消费者特殊的法律地位，明确经营者的相应义务。随后，我国又颁布实施了《广告法》、《产品质量法》，其中也涉及了经营者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民事责任；2009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规定了消费者的十倍求偿权，同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生产者、销售者对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这些法律都直接规定了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都是直接的、事后的，然而这些立法对消费者来说是否足够？对保护消费者利益来说是否足够，是否有效率，从消费者保护后来的发展来说，这些直接的事后的保护并不能满足消费者对自身权益保护的愿望。
此时，竞争法逐渐出现了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的声音。竞争法对消费者权益进行间接保护，把消费者的福利作为立法目的，在维护市场竞争机制时就把消费者的利益最为一个考虑因素来衡量竞争机制对于社会整体利益来说是否是最优的。
将消费者福利作为竞争法立法目的，在美国最先确立。二战之后，美国人民强烈要求竞争法保障市场经济的自由和民主，同时高涨的消费者运动要求政府保护消费者免受反竞争行为的侵害。保护消费者作为竞争法立法目的地位日益被接受，20世纪60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逐渐提出：提高效率以致增进消费者福利是竞争法的唯一目标，[5]后来该理论被里根政府所采纳，成为美国竞争法的主流在理论，并强烈影响美国竞争法的实施。在美国确立消费者核心目标的同时，其他国家的学者和执法者在法律实践中将其作为立法进行诸多探讨。英国1998年重新制定了竞争法（Competition Act 1998）,公平交易局在实施该法时，其目标是“保护有效的竞争，提高英国消费者的经济利益。”[6]在欧盟竞争法中，将消费者目标置于实现统一市场之后，这仍然显示出消费者保护在竞争法中的重要意义。加拿大、匈牙利、波兰等国的竞争法明确规定保护消费者是竞争法的目标。
我们可以看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不断地被各国接受并纳入竞争法框架，任何国家竞争法的实施实际上都保护了消费者，而且消费者目标在各国竞争法中的地位在不断加强，这种趋势正逐步改变着原来的竞争法，也在不断改变着消费者保护的方式，同时影响着消费者的定位。
三、消费者应有的定位――强者
在我国，消费者至今仍作为弱者保护，行政力量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作用似乎重于消费者自身，这种模式发展至今成效甚微，消费者不断地受到侵害，而且越发严重。纵观各国的消费者运动，消费者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采取的行动往往是自发地，当众多消费者受到侵害时，消费者群体会有共同的、有组织的运动，但是我国的消费者只是消极地、被动地对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进行抵制，一直未上升到自觉、主动地组织起来进行保护，偶有出现的诸如“王海打假”的事件却被质疑其正当性。笔者认为，我们是时候审视现有的消费者弱者保护模式的恰当性。
经济学把消费者同政府、企业并列为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三大主体，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再像民法那样仅仅保护微观社会个体的利益，而要从整体性的社会经济利益角度来进行保护，更重要的是维护经济运行的效率。消保法规定了许多消费者的权利，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然而，权利需要权利主体自己行使，法律只能规定权利，而不能规定行使权利是一种义务，如果消费者不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法律也无能为力。消费者保护法是将消费者作为经济领域中的一员来保护的，消费者必须参与到经济活动中，而不是被动等待保护，当你不行使权利的时候，法律也没有保护你的理由。
竞争法的直接目的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从而间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如今的竞争法都将消费者利益明文规定为立法目的之一，将消费者利益置于竞争法中加以讨论。对竞争法框架中的消费者，我们不能再将它作为弱者给予特殊保护，我们需要消费者回归到经济活动的环节上来，它是生产分配的目的和归属，应当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环节起作用。国外对消费者的保护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其主旨是让消费者主动、积极地参与市场竞争。例如，欧盟的消费者保护专门事务部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并引导他们组织起来自觉地、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该部建立自己的网站，消费者可下载消费者投诉申请表，并咨询有关问题；有关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文件也挂在此网站，供消费者查阅；网站还提供各国消费者保护组织的负责人姓名、电话、组织的地址，以便消费者访问咨询。在世界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欧盟有关官员还在网上与消费者讨论问题。伴随着科技给交易带来的影响，该部采取行动加强对消费者观念转变的教育，使消费者熟悉、掌握被电讯技术革命引导的市场营销方式。[7]
政府在消费者保护中确实有着重要作用，但其作用的重点不在保护而在引导教育，消费者是一群有着自己力量的群体，他们需要的是政府提供一个完善的、能够让他们自己行使权力的制度，他们需要转变为经济领域中的强者重塑消费者的市场力量。
四、经济法的重要价值――效率
竞争法的价值在于保障市场运行的效率，对市场竞争秩序的规制，为的就是市场运行的效率，将消费者保护纳入竞争法框架一方面是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发挥消费者自身的作用，参与到竞争秩序的规制中，通过对经营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企业的垄断行为的监督。应该说这里有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将消费者纳入到竞争法框架予以保护，将消费者福利作为竞争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实现；而当消费者在竞争机制中以一种积极的角色参与市场的运行，又能够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
经济法效率价值中的效率是一种“体制效率”，提高体制效率，最终为的是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经济法是国家管理市场之法，“管理”，实质上可以说是一种资源分配，是利用法律对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配，经济法规定国家何时进入市场，何时退出市场，以使得体制效率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我们对消费者弱者地位的抛弃，将消费者塑造成积极的监督者角色，是为了在国家和市场之外，树立一个第三方力量，对企业的竞争行为进行监督，这种监督依赖于消费者积极的行动，例如对企业的并购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让这种意见能够有效表达。这些积极的维权行为能够让市场更加健康，更具活力，更有效率，同时，由于这种效率是通过消费者主动行权达到的，此效率蕴含公平于其中，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效率是经济法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这样的效率才是市场应当追求的。
参考文献：
[1] 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当论[J]．法商研究，1998，（06）．
[2] 史际春、李青山．论经济法的理念[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02）．
[3] 程志、郑杰芳．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取向及其实现保障[J]．当代法学，2002，（01）．
[4] 孙崇凯．论经济法利益分配与经济安全价值[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03）．
论文关键词消费者权益 公司社会责任 公共利益
论文摘要现代社会中的公司在为股东赚取利润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和强调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本文梳理了公司应当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论证了公司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探讨了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结论认为法治需要道德与法律协调并举，软法与硬法的协调并用，道德所倡导的社会责任能够以柔克刚，其软力量在适合其作用的领域绝不亚于法律强制的“硬”力量。
一、现代公司与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是现代经济关系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伴随着20世纪的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开展，现代社会中的公司在为股东赚取利润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和强调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公司在满足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当最大限度地关怀和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它体现了对公司营利性之外的社会性关注。其核心价值观是以人为本，而非以钱为本。公司社会责任通常的理解是指公司的道德责任，其内容无限丰富，包括了对劳动者、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及环境保护、慈善救灾、社会公益事业等多方面。其中，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重视。
为促进经营者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满足消费需求，改善消费环境，除公司自身提高认识加强自律外，有必要从外部对公司的行为加以约束和引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法律规范之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强化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应发挥积极作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3年颁布以来，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消费者保护领域出现了新问题和新情况，修改消法众望所归，已被提上日程。修改消法，将公司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法定化，使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权益真正成为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定责任。
二、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
(一)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是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
守法责任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强调公司必须守法应该成为弘扬、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根本，这是公司应当承担的最低道德责任，是公司处理与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关系的底线。依法经营中的“法”不仅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包括了《食品安全法》、《公司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一系列规范公司生产经营的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实质也是依法经营的一部分。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和最高原则，对于经营者尤为重要。经营者在宣传、销售产品及提供服务时应做到实事求是，真诚善待消费者。
(二)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关键
现代社会是需求多元化的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不同，这就要求公司在制定生产经营计划时应首先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市场的需要，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不断推出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当然，个性化产品设计的前提是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确保消费安全。同时当产品出现瑕疵或缺陷时公司应迅速通知消费者，并及时进行产品召回。产品召回制度减轻了消费者的损失，同时也避免公司受到重创。该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但其必将成为以后消费者对缺陷产品救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尊重消费者的各项权利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1.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即消费者有权在消费之前了解产品的相关信息，但是由于消费者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等方面与经营者相比处于弱势，形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往往也是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因此公司要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首先就要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例如应当如实标明产品的生产产地、原材料、使用性能、使用方法及存在的风险等，使消费者能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2.消费者享有隐私权。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具体人格权。对于消费者的隐私，任何人都附有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因此，商家在经营过程中，应自觉保障消费者隐私，需要采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必须要征得消费者的同意，并建立严格的信息管理制度，切实保障消费者的隐私权。
3.消费者享有选择权。即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享有选择商品和服务及经营者的权利。但实践中有些公司，尤其是一些占有优势地位的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通过签订霸王合同限制或者剥夺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霸王合同看似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但其实质是消费者为了获得商品或者服务而被迫接受经营者提供的合同，违反了契约正义原则。因此，告别霸王合同，实现格式合同的公平化，避免合同内容产生混淆或歧义应成为公司保障消费者选择权的重要内容。
三、公司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
(一)增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强化其自律机制
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以及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加大，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认识到，消费者是公司的衣食父母，离开了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公司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避开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而空谈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没有意义的。2006年我国企业了首个社会责任报告即《国家电网公司2005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将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自然环境承担责任，以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
一家公司越是承诺发展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就越有可能把这个信息正确地传递给利益相关者，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者通过具体行为来回报公司的正确行动。因此，他们可以引领利益相关者网络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进，也就是朝着卓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质量前进。除了在思想上意识到公司对消费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应当体现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公司还应根据自己所处的行业及本公司的具体情况自觉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消费者责任政策，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彰显善待消费者的诚意。
(二)完善相关法律，强化公司法律责任
公司严格履行法律义务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只有在守法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公司承担的道德责任。法律为公司规定的义务，是公司处理与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底线。在中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基础性内容已经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得到体现。中英政府合作项目“国有企业重组和企业发展”(SOERED)的研究团队查阅了200多个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发现其中每一个法律文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构成了一个企业在中国合法经营和保护自己权益的完整法律依据，总起来有六大类:基本原则、商业责任、职工权益、安全卫生健康、环境责任、社区责任;责任内容覆盖了从生产到消费、从知识产权到商业诚信、从核心劳工标准到职工福利、从保护女工的特殊权益到对特殊社会人群的保护、从责任的定义到处罚办法等诸多方面。
在消费领域，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但也可能会在短时期内带来成本增加、利润减少等风险，因此承担社会责任很多时候并不是企业家们自愿的选择，而是迫于社会舆论评价体系的压力所为。因此，为防止公司在竞争中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上的收益，有必要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规范。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多在我国相关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如消法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的知情权、自由选择权、损害赔偿权、公平交易权等，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保证消费者安全义务、真实信息告知义务、明码标价义务等;产品质量法中也明确规定了生产者、销售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以及损害赔偿责任等;广告法、食品安全法也对企业进行虚假宣传，欺诈和误导消费者行为作出规定。可以说，现阶段对公司守法责任的强调与坚守应该成为弘扬、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根本。
四、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企业化”、“第三部门”和“公用事业市场化”运动。这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带来了法律理念上的“公私融合”、“纵横统一”的变化，这与20世纪以来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日益成为法律规范核心概念是相吻合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整，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行政上的公共责任和会计上的受托责任的融合。这种结合主要表现在经济法领域中，是与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以及“组织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融合”的特点完全一致的，这种新的责任模式，可以被界定为经济法上的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了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的交相呼应，法治需要道德与法律协调并举，道德以柔克刚，其软力量在适合其作用的领域绝不亚于法律强制的“硬”力量。
《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中国首次在法律中出现公司社会责任的用语或概念。但是，法律的规定未必就形成法律义务，《公司法》第5条实际上是以法律条文发出了一个道德号召。社会责任的法律化并不简单表现为某个法律条文的道德意蕴，而在于通过法律对道德的倡导和鼓励。
现代社会公司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其所肩负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也在增大。作为社会的企业成员，公司在不断满足投资者利益最大化需求的同时，还应当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其中公司对消费者所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用的舒心，这是对广大经营者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内容。总之，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日益深刻的今天，自觉强化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是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是公司占领市场份额、赚取利润，增强抗风险能力的金钥匙。
注释:
史际春.企业和公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第158页.
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62页.
王利明.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中国电力网.chinapower.com.cn/article/1021/art1021295.asp.访问时间:2010年6月14日.
邓峰.论经济法上的责任——公共责任与财务责任的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3).第146-153页.
史际春，肖竹，冯辉.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义务、道德责任及其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第39-51页.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理基础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193-02
金融领域的消费者有被动消费或冲动消费倾向，易被表面的高收益承诺所诱惑而做出错误判断，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无法通过私法自治原则达到公平与公正的目标。为此，需要公法救济方式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最关键的一点，由于金融服务机构在信息拥有和传播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常所提供的金融信息对消费者具有一定诱导性，不够客观全面，且比较抽象难以理解，必然导致金融消费者在订立合同中的相当劣势地位。而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金融消费者无法准确地对金融服务机构进行甄别，从而选择更为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就整个消费领域而言，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尤为突出，利益也更易受侵害。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意识到保护金融消费者最根本的途径是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制约，以政府为主导锻造一张严密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网。而在法理层面，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却是个跨学科的命题，需多方论证。
一、社会义务本位理论
资本主义发展至19世纪，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暴露出许多制度缺陷。实证哲学由于其关注当下、关注现实和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不断思考的特点，逐渐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青睐，成为主流哲学流派，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社会法学派理论。社会法学派立足于对传统资本主义的反思和修正。创始人孔德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都是形而上学的教条，本质是无政府主义，忽视社会秩序，以此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提出的一些权利理念。并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是一个大的群体，个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而非单一付出或者索取。只有依靠相互帮助和相互依赖，才能使得人类社会永续发展，并且维持人们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都必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义务。于是，社会的权利义务观念开始呈现出“个人权利本位”向“社会义务本位”的转换趋向。社会法学派认为权利与义务应该是并存的，任何的社会公民，在享有个人权利的同时都必须履行与之相应的义务。之后的社会法学派理论学者更重视社利益，扩大社会协调的功能，资本主义传统的“个人本位”开始让位于“社会本位”。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定法律时最根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基于社会利益的实现。法律对于内容和实质平等的重视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法律义务的承担也非一概而论，而是以个人的承受能力作为标准[1]。
关注弱势群体需求和保护弱势群体利益，这是社会法产生和发展的宗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弱势群体人权的实现正是社会法理论在现实中的重要体现。在人权体系中，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权利，也是弱势群体利益的根本所在。因此，在社会法系统当中既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劳动法，也有为公民基本生活水平兜底的社会保障法。消费者在经济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契合了社会法学派倾斜保护弱势群体的核心理念，而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交易中的弱势地位更加显而易见。
二、消费者理论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公民有自由追求经济利益、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2]。以此为理论基础，亚当・斯密在其代表性著作《国富论》提出：“生产的唯一目标是消费，只有在消费者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得以考虑生产者的利益。”阐释了“消费者”论。“消费者”论类似或者接近于今天社会上的“消费者就是上帝”的观点，即消费者的需求是市场的唯一指挥棒，生产者生产何种产品，产品数量如何皆取决于消费者的好恶。市场经济中，激发市场潜能最大化的手段唯有生产者之间的自由竞争。企业只有根据消费者意愿进行生产，才能获得最大利润。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提出了“消费者”思想，“消费者”思想反映了市场经济中消费决定市场、消费者控制经济的功能。然而，在利益导向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与生产者是完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消费者”思想毫无疑问对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仍然缺乏具体的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真正地实现消费者在消费领域的。
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仍然是赋予市场较大的自我调节的权利，以期通过市场自身的活动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在金融交易和金融服务中，政府并不主动干预各类金融消费纠纷，而是寄希望于市场自律，尽管金融消费者权益受侵害事件频繁发生。此一阶段的各国政府秉承“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只是被动地扮演“看门者”抑或“守夜人”角色。随着金融业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各国都先后进行了金融改革，在继续强调市场自律的同时，引入了较为宽松的金融监管以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交易更为活跃，金融消费者这一群体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大。但是，由于金融交易的复杂性和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的专业和抽象，金融领域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凸显出来。与此同时，追求利润最大化却是金融机构持之以恒的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法行为时有发生。20世纪20年代末一场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破坏力极强的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市场神话”成为历史。随之而来的“市场失灵”一词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为专家学者所讨论，也成为各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为此，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首先确定消费者基本权利向金融领域的延伸，通过监管改进现有的金融秩序，克服金融行业的信息不对称局面，改变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失衡状态，形成有利于消费者的金融各项制度以保证消费者的利益。
三、政府适当干预理论
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数次经济危机，以及2008年的次贷危机都充分证明，金融消费者在金融市场中根本无力与金融机构抗衡，二者力量对比悬殊。金融机构具有天然的趋利避害的性质，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满足不惜侵害消费者权益，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尖锐化。因此，一味地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是不现实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干预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
而且，市场失灵证明了金融监管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非常之必要，金融行业的负外部性从正面论证了金融监管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金融市场的“蝴蝶效应”会严重消解金融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导致一国金融灾难。同时，信息不对称体现在金融行业尤为明显。一方面，消费者无法准确评估金融机构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普通消费者缺乏金融商品的了解，一般不会自觉地为此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又源于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人们往往倾向于购买那些回报率较高的产品。金融机构常常利用消费者较高预期，去设计一些高回报产品提供给消费者，实际上高风险与高回报相伴相生。而金融机构为了拓展经营，在产品宣传时，会一味地强调高回报，对于风险选择性忽略或者只字不提。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最终导致了道德风险，使整个金融市场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斯蒂格利茨的理论又给予我们启示，信息不对称不可避免，监管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来说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开展金融监管以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时，必须要考虑到保护的成本，即把握监管的度。适度是监管干预应该遵守的重要原则，还要确保监管干预与市场自身调节的协调。
因此，只有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立法标准和价值导向的经济法，才能在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时两者兼顾。
四、“双峰”（Twin Peaks）理论
20世纪90年代末，资本主义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设和改造中都体现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r提出了在法学和经济学领域广为人知的“双峰”（Twin Peaks）理论。该理论指出，金融监管是保障一国金融稳定发展和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重要制度设计。也就是说，金融监管的目标除了一直以来各国所坚持的审慎监管外，还理所应当增加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监管。这两个目标不是附属关系，而应该是并列存在。审慎监管的预防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严格系统的监管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进而实现一国或一地区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监管是借助审慎监管，实现金融消费者在金融市场的公平对待[3]。这一理念了原有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只是金融市场稳定这一金融监管目标的附随目标，二者首次被看作是同等重要的。这种模式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发达国家中只有澳大利亚和荷兰采用，西班牙、法国和加拿大也有类似的模式。而在英、美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并未获得认可。然而，次贷危机的发生，给了英、美两国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两国政府普遍反思认为英、美两国所面临的冲击与其金融监管模式的不足有很大的关系。而澳大利亚受到的冲击较少，其应对次贷危机的成功表明“其监管体制更为健康”[4]，也进一步验证了“双峰监管”的有效性。近些年来的各国金融体制改革，也充分地显示出了这一改革发展趋势。
综上，社会义务本位理论、消费者理论、政府适当干预理论、“双峰”理论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了充实的法理基础，而当下我们需要的就是在现实中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保障，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可靠有效的保护。
参考文献：
[1] 张乃根.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 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的同时，市场消费空间和消费层次不断拓展，各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市场争夺，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发生，消费者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本文在明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首先从分析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的弱势地位入手，在阐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宗旨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一基本精神理论基础；然后从科学技术高度化、经营扩大化、产销过程与流通机构复杂化、法律制度不健全等方面分析了消费者问题出现的成因，并列举了在经济迅速发展、消费者生活需要被不断满足的同时，出现的一些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消费者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本文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进程，介绍了我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立法的发展；接着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取向问题做了探讨，安全价值、公平交易价值和福利价值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在价值取向中都是以消费者利益为第一位的，由此也反映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精神；最后，文章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的具体规定，以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有效途径方面，进一步论证了“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这一中心论点。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基本精神消费者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价值取向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理论基础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有关保护消费者在有偿获得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免受人身、财产损害或侵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对居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提供特别保护的法律，是以保护消费者权利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指所涉及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法律规范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如由消费者保护基本法和其他专门的单行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和法规，以及其他法律和法规中的有关法律条款的规定组成的有机整体即为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指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在我国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等的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而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仅指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是国家对基于消费者弱势地位而给予的特别保护，是维护真正的公平交易市场秩序的法律。之所以说是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而给予的特别保护，是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而决定的。消费者的弱势性，是指消费者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在购买、使用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因缺乏有关知识、信息以及人格缺陷、受控制等因素，导致安全权、知情权、自、公平交易权、受偿权、受尊重权、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造成消费者权益的损害。
㈠、消费者的地位决定着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
首先，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是一种非专业对专业，非知情人与知情人的关系。经营者通晓商品的技术性、了解市场行情、掌握顾客心理、具有一定的销售技巧，可以说知己知彼；而消
费者却缺乏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相关知识，所接受的消费信息大多是经过加工的、有促销和诱导作用。消费者难免不被经营者所操纵，并与之建立非公平的交易契约。加之，商品与服务技术含量的提高，会增加经营者的强势地位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即强势更强、弱势更弱。
其次，现代市场经济简化商品交换程序，加速流通速度的客观要求，使消费合同具有了定式合同或者附从合同的特征。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这一传统合同理论，对于消费者来说，已不够真实。有关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条件是由经营者事先规定的，消费者完全是处于单纯地表示接受合同内容的被动地位，无讨价还价、参与合同内容形成的自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缺乏实质性保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是个人对组织的关系，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消费者多是单个的自然人，经营者多是有组织的法人，交易其实双方地位便不均等，特别是面对集团化的大型垄断企业，消费者往往被迫接受垄断高价。生产经营的集团化、跨国化在形成企业大型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增强经营者的强势地位，加剧着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第三，经营者利己行为严重。现代市场经济中不正当竞争的加剧，使得有些商品供给者视损害消费者利益为获取利润的途径之一，他们置诚实信用等商业道德原则于不顾，竟相采取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或限制性商业行为，在质量、价格、计量、商标等各个方面竭尽各种欺诈手段，坑害消费者，其结果仍然是消费者遭受损害。
最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实力地位是非均等的。经营者经济实力雄厚，而作为个体的消费者则受其财务收入水平的硬约束。他必须在效用最大化与交易费用最小化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交易前的信息收集，还是权益受损后的索赔对消费者来说都不经济，他为此付出的交易费用都实际增加了消费的支出。消费者通常是选择牺牲少量效用，换取交易费用最小化。
㈡、低质量的消费结构，必然决定了市场交易中消费者的弱势性。
首先，低质消费者的需求必然是一种数量型需求，消费者本身缺乏对商品的质量要求。对消费者来讲“不求好、只求有，不求精、只求多”，中国粗放式生产经营的需求原因正源于此。
其次，低质消费者的购买选择权受到很大限制。由于经济状况决定的消费结构、使消费者的需求被限定在最狭窄的商品可选择的范围内，被压缩到最低数额限量，消费者自然难有选择。而自主选择权是消费者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消费者增强谈判实力，抗衡经营者权利的重要内容手段之一。放弃或丧失了选择权的消费者注定处在被动、不利地位，弱势性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在低质消费中，价格的贵贱往往成了消费者购买与否的主要依据。
㈢、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决定着消费者的弱势性。
传统文化对消费者弱势性的形成是一种潜意识的影响，主要造成消费者心理和人格上的缺陷，在面对经营者的市场交易中自感“矮人三分”，处于弱势地位。
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制定过程中加大了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加重了经营者的义务负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十分明确，正如其第一条规定的：“该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一立法宗旨完全是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出发的，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本法的精神主旨。之所以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就是本法的基本精神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消费者问题的出现是社会的一大问题，消费者运动的发展，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完善都是从社会实际出发的，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制订过程中必然是以消费者利益为
第一位的，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
二、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及社会生产的发展因素，导致消费者的权益常常遭到侵害。
因瑕疵商品（包括服务）以致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之安全受到侵害，或因不公正契约导致所从事之交易不能获得公平合理待遇等消费者被侵害问题自古既已存在，但偶发的，个别的消费者被侵害问题，尚未形成社会问题。然而，经济发展迅速先进国家的消费者被侵害问题，已不是偶发的，个别的消费者被侵害问题，而是多数消费者经常被侵害的社会问题，这一般称之为消费者问题。消费者问题的发生原因甚多，而且错综复杂，并相互影响，究其主要原因，简述如下：
（一）科学技术高度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消费者很难了解产品的性能、结构和功能；企业生产的众多高科技新商品，在为消费者带来许多便利的同时，其复杂性与危险性亦随之与日俱增，消费者的危险也随之而来。
（二）经营扩大化
（三）产销过程与流通机构复杂化
（四）不正当竞争行为多样化
（五）消费者信用低质化
（六）消费者团体意识淡薄化
由于经营者互相结合成为商会或同业公会，具有完善的组织及丰足财力，形成压力集团及利益团体，强力影响政府之决策及立法。所以，尽管消费者愿意争取并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但因为消费者多属零散群众，欠缺共同利益及权利意识，在加上未具有丰足财力，因此不足以与作为压力集团及利益团体的经营者对抗。
（七）法律制度不健全
从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史来看，消费者问题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并尖锐化的。尤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消费者利益的损害，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共有的一种突出现象。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着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可以说直到目前仍然属于初创阶段。在这一阶段，损害消费者利益问题必然十分严重。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消费品短缺，而不是消费者保护问题。在经历“”造成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停滞之后，从1979年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极大发展。各种家用电器、化学化纤制品、美容化妆品、各类饮料、食品和药品的大量生产销售，在满足消费者生活需要的同时，却发生了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严重社会问题。因产品缺陷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情况日益突出，饮料瓶炸裂、电视机显像管喷火爆炸、燃气热水器煤气泄漏、食品中毒等事件时有发生；一些不法厂商大肆粗制滥造，生产伪劣商品，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不少地方发现制造、贩卖假药，劣药和有毒食品，从工业酒精兑水作为饮用酒销售等严重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逐渐的形成了全国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及其立法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消费者保护组织的不断发展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消费者保护运动起步较晚。据有关记载，1981年春，中国外交部接到联合国亚洲太平洋经济社会理事会将于1981年6月在泰国曼谷召开“保护消费者磋商会”的会议通知。中国派朱震元同志以中国商检总公司代表的名义参加此次会议。这一次会议开阔了中国代表的眼界，了解了消费者
运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为维护自身权益、争取社会公正自发成立的有组织地对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进行斗争的社会运动①。1983年3月21日河北省新乐县维护消费者利益委员会成立，1983年5月21日正式定名为“新乐县消费者协会”，中国第一个消费者组织率先成立，1984年8月广州正式成立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1985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复同意成立中国消费者协会。之后，各省市县相继成立各级消费者协会。消协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为中国保护消费者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使消费者权益得到合法保护、并使这种保护规范化、扩展化。
我国消费者保护立法采用一般法律模式，其优点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观念通过一部单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强调和昌明，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相互地位，具体规定了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及其法定职责，其中某些规定可以作为裁判规范加以适用，并与其他单行法规中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规定相互衔接，可以发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作用。1994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的9项权利，具体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知权、受尊重权和监督权。
目前，国家颁布的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400余件，其中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余部逐步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基础、《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食品卫生法》、《价格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组成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使消费者权益在法律有了切实的保障。
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取向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本法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体现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其主要包括：安全价值、公平交易价值、福利价值。
（一）安全价值。消费者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包括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等多个领域，安全权是消费者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通过交易能否满足当事人的利益，主要强调交易的结果，主要是由赔偿来保障的，通过事后的救济手段使消费者权利受到保障，其基本内容包括：
1、强调消费者不受不合理危险的侵害。
2、不受不卫生因素侵害。
3、人身安全不受侵害
消费者的安全权是一种绝对权力，不以国家是否规定而消失，经营者应对安全权给予充分的保障。安全价值的实现手段包括：
1、通过明确安全要求来实现。
2、通过消除安全隐患来实现。
3、通过有效的消费教育来实现。
安全价值取向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明确安全权，来对消费者进行保护，不安全权受到侵犯时，制定出相应的赔偿措施。主要是通过赔偿机制的事后救济手段来保障。
（二）公平交易价值。强调消费者与经营者交易过程中应当获得平等的待遇，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与其交付的货币价值相当，其基本内容包括：
1、消费者与经营者建立消费关系，应当由消费者自主决定，不得强迫交易。
2、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应当建立在充分了解交易条件的基础上自愿做出。
3、在交易过程当中，消费者的自由意志应当得到充分尊重。
4、消费交易结束对消费者公平，消费者支付的货币与其所获得的消费品价值相当。
公平交易价值的实现途径主要有：
1、通过净化规范交易环境实现。
2、通过直接规定交易条件实现。
3、通过制裁不诚实的交易行为与交易习惯实现。
（
三）福利价值。社会公共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者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其基本内容包括：
1、对消费需求的满足，从量的角度来自要求有能够满足消费需求的消费品存在。
2、对消费需求的满足，从选的角度要求消费资料和消费服务能够最大程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福利价值的实现途径主要有：
1、借助国家公权力对消费关系的适度干预。
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实现。
安全价值、公平交易价值、福利价值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体现出的基本价值，在价值取向中都是以消费者利益为第一位。通过其价值追求可以看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身就是消费者的法律，是消费
者利益维护的切实保障，其所反映出的基本精神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具体规定的精神体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所享有的权利和经营者应负担的义务，这一规定对于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不平等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地位不均匀，消费处于弱势的地位，为实现双方的地位平等，交易公平，国家对消费者给予了特别的保护。体现在法律规范上，即国家通过立法形式，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对经营的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与约束，偏重其义务规范，对消费者偏重于其权利规范，并对消费者的权利的实施给予保障。对消费者特别保护还体现在法律适用上，当消费者的权利与其他权利保护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消费者的权利。通过对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的规范，使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享有充分权利，而改变其相对于经营者的弱势地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规定中，除对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进行规定外，在救济手段上也体现出了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当消费者权益受侵害时，通过无过失救济的赔偿机制，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保护。除此之外国家还通过下列一些手段来保护消费者权益：
1、国家通过制定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范从而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首要条件。
2、行政机关通过实施有效的行政行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发挥直接作用。
3、司法机关通过解决消费争议和打击经济犯罪来保护消费者。
4、仲裁机构通过发挥自身解决消费争议的独特优势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经济有效途径。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规定上，不难看出，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规定是从消费者利益出发的，本法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和权益，约束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的基本法律，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
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消费者问题，引发了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也直接促进了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制定出台的。这部法律是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消费者问题而制定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消费者的特别保护，所以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正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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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烟草专卖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 国家利益 消费者利益
《烟草专卖法》第一条阐明了立法的宗旨：“为实现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从立法宗旨可以看出，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实行垄断经营、统一管理是实施《烟草专卖法》的制度设计，严格按计划生产和经营烟草专卖品是实施《烟草专卖法》的运行模式，努力提高烟草专卖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是实施《烟草专卖法》的基本要求，而维护消费者利益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则是《烟草专卖法》立法的根本目的。
吸烟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某些需求但有害健康。基于《烟草专卖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在《烟草专卖法》中对如何维护消费者的利益，规定得十分具体和明确，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宣传教育；二是降低危害；三是控制数量；四是打击假烟。
消费者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是商品价值的直接体现者，是拉动经济的根本动力；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保护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机制效率的重要方面，是保护财富的消费者和保护财富的供给者，更为重要的是保护财富创造的激励机制――市场机制。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消费者不仅是市场的主体，而且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千千万万个消费者利益的集合，形成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消费者利益，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的体现。《烟草专卖法》从这一高度来认识和实践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消费者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利益本身就蕴含着消费者作为国家公民的利益；二是消费者自身所具有的利益。
《烟草专卖法》的“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本身也蕴含着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国家财政收入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烟草行业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通过保证烟草的税收来实现的。国家对烟草赋予的重税，其本质意义在于“寓禁于征”。 “寓禁于征”是通过重税来抑制烟叶的种植面积和卷烟的生产经营数量，限制烟草的盲目扩充和发展，从而达到保障全民身体健康的目的。 “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是通过整顿和规范烟草市场的经济秩序，确保烟草专卖品流通渠道的垄断性来实现的。二者共同指向：保障和维护消费者的根本利益。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烟草专卖法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全局利益为重，以整体利益为重。在处理国家利益与消费者利益冲突时，以“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为原则、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发展是硬道理，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
同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上，《烟草专卖法》与其他基本原则契合如一：
1.保护消费者权益是烟草专卖系统作为国家公共部门的基本义务：国家公共部门的根本职责就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烟草专卖系统做为国家公共部门，为消费者这一公民群体服务，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是其基本义务。
2.保护消费者权益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烟草行业的具体体现：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烟草专卖系统要践行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必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并自觉地把这一工作做细做实。
3.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消费者做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是市场运行的驱动者，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是商品价值实现者，是财富价值的判定者。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4.保护消费者权益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合一的法律精神：由于烟草专卖的特殊性质，保护消费者权益就更具有重要性和现实性。市场经济是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经济，国家法律是公平与效率契合如一的制度机制。保护消费者权益，在拉动市场经济高效率运行方面促进效率；在保护相对弱势群体方面保障公平。《烟草专卖法》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上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合一的法律精神。
参考文献：
「关键词消费者自然人单位患者
「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是《消法》对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但该规定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引发了不少争议。笔者期望就一些讨论比较多的，有代表性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这就是本文的内容。
一、消费者是仅限于自然人吗？
在消费者是自然人还是单位的问题上，理论界与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存在重大的差异。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只有少数学者，赞同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然而，我国各地的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却几乎一致地认为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例如，《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1994年12月9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只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5年8月1日施行；1997年6月20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黑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12月15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4年9月28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是指有偿获得商品和接受服务直接用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单位和个人。”《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7月5日公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6年12月26日公布施行）第2条第1款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7年12月12日公布施行）第2条前段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事实上，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时候，关于单位消费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问题就存在争议。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也要消费，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也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以便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适用于公民而不适用单位，单位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可以适用合同法。
我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应仅限于自然人，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而不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应专指自然人，这是因为：
1、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产生和立法宗旨来看，其是为了保护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者而产生的。将消费者的范围局限于个体社会成员是基于对个体社会成员弱者地位的认识。《消法》之所以要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主要就是因为消费者是弱者。正是因为消费者是个人而不是单位，在交易中往往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表现在：a.结构弱，即消费者是分散的个人，往往势单力薄；b.实力弱，即消费者个人的经济实力是无法与企业法人的经济实力相匹敌的；c.手段弱，即缺乏保护自己的手段、识别商品的知识和手段等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在交易中不具有对等的实力，实质上成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而对消费者的损害，不仅损害大众的利益，而且也会危害社会经济秩序，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各国立法都强化对消费者个人的保护。而单位并不是消费关系中的弱者，当单位与个体经营者或实力更弱的单位发生经济关系时，其甚至处于强者的地位。因此，对单位给予特殊保护就失去理论依据。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为了平衡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有必要对作为消费者的个人进行特别保护，但没有必要对单位进行特别保护.如果与经营者之间出现了纠纷，双方均可以通过合同主张权利，并应当受《合同法》的保护。假如对单位的订约行为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特别保护，或者说因为单位是商品的买受人，就应当对其进行特别保护，那么，对作为商品出卖人或服务的提供者的经营者来说是不公平的，没有充分体现法律的平等保护的原则，也是与民法的基本原则相背的。
2、从历史上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定的消费者权益，都是与个人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而主要不是赋予单位所享有的权利。“消费者权利”的明确提出，是在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国情咨文中，即安全的权利（therighttobesafety）、知情权利（therighttobeinformed）、选择的权利（therighttochoose）、意见被尊重的权利（therighttobeheard），以及后来由尼克松总统补充的“方便救济的权利”。它们被公认为是消费者的五项基本权利。1985年4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消费者准则》，国际消费者联盟提出了消费者的八项权利：（1）得到必需的物质和服务借以生存的权利；（2）享有公平的价格待遇和选择的权利；（3）安全保障权；（4）获得足够资料的权利；（5）寻求咨询的权利；（6）获得公平赔偿和法律帮助的权利；（7）获得消费者教育的权利；（8）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这些权利常常被称为“消费者的人权”，表明这些权利与个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团体所享有的权利。《消法》在该法第二章对消费者权利进行了专门规定，其中包括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之时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及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由此可见，其中许多权利都是赋予个人所享有的权利，而不涉及单位。
总之，单位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与经营者相比，根本不是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它和经营者之间在谈判的地位、所掌握的交易的信息等各方面都是等同的，没有必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其进行特别的保护。同时这也是消费者运动发展的一贯做法。
二、患者是消费者吗？
从实践来看，医疗服务纠纷是患者投诉较多的一类服务，对医疗纠纷的投诉，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是否有权受理，以及对医疗纠纷是否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也即患者是否是消费者，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争议较大。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1.否定说。医院、医疗卫生管理部门中几乎全部赞同该说。该说认为，医院与患者的关系不能等同于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与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患者不是消费者，理由有：由于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决定了医院不能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营者。医院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医疗、预防、保舰康复等项服务从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社会效益第一。因此，医院不同于“经营者”。患者不是“消费者”，因为医院的医疗收费仍然坚持执行政府的指令性价格，不能采取市场调节的随行就市。这种指令性价格总是低于实际成本，这就是说，患者的生命、患者的健康的价值与诊疗服务价格不统一。患者以严重违背价值规律的价格所交的费用，与其得到的诊疗服务不属于等价交换；尤其是如果医院把患者当作消费者，付多少钱，给予等价的服务，实际就降低了医生的职业责任和职业义务，患者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所以，患者不是一般的消费者。2.肯定说。该说认为，看并治病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活动，医生、医院为人们提供的服务就是《消法》中的服务，其出售的药品也属于《消法》中的商品，况且医院提供的服务与出售的药品都是有偿的。因此，认为医疗纠纷不适用《消法》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3.折衷说。该说认为，从总体上说医患关系应适用《消法》的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前并未把所有的医院推向市场，根据国家有关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我国将实行营利和非营利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实行不同的财政、税收和价格政策。例如，后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而不是市场调节价。由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具有经营者的身份，因此不能适用《消法》，而只能适用其他专项法规或有关立法的规定。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在医疗关系中，患者都是接受医疗服务的个人。他或她为医院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定的对价，尽管这种对价不一定符合市场价格，但和一般支付对价而获得服务的消费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医院的医疗收费仍然坚持执行政府的指令性价格，不能采取市场调节，随行就市。但不可否认医疗关系具有有偿性，患者接受医疗服务不像一般服务那样获得一种身心的愉悦，但也是为了恢复身心健康，满足个人的需要。更何况，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赋予的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包括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之时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及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大多可以为患者所享有。所以，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尤其是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在整个医疗活动中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由于医疗服务的技术含量高，信息不对称，使得患者一般处于缺少充分选择权的被动地位，其弱者身份更加突出，因此也需要对其进行特别保护。
我认为，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从法律上来看，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意味着给患者以消费者的法律身份和保护，意味着当我们走入医院时，不再是低人一等、低声下气的“求医”，而成为平平等等的请医、买医。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于医患纠纷的解决，可以使患者多一层保护，不再投诉无门，可以理直气壮的依靠法院而非行政部门维护自己的权利，使取证、鉴定、索赔、仲裁等一系列过程更加具有操作性与法律程序的保障。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是对法律技术的一种巧妙与恰当的运用，目的正是在现有的法律资源下，最合理最切实际的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从道理上说，当正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走入陌生的医院时，他们无疑处在弱者的地位。医护人员必须把患者当作消费者，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他们的权利与人格。在一个健康的消费过程中，无论在任何时候，消费者有权要求耐心的服务；无论多么复杂的医疗过程，消费者有权得到医护人员必要的解释。这其实也是医德自身的要求，然而现实告诉我们的却是，道德的自律太难抵抗人性的弱点了，只有一种有效的制度约束和保障才能保证既有目的的实现。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正是由一种没有约束力的自律走向一种法律的他律、职业的他律、舆论的他律，最终达到保护患者，减少医疗事故的目的。
的确，由于历史与制度的一些原因，这样做会在短期之内给的医疗机构带来观念、管理甚至是体制的冲击。对弱者的袒护必定会损害原先强者的利益。而破坏一个固有利益格局必定会有许多新的问题以弊端的形式出现。但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改革的阵痛不能成为阻碍我们追求社会更大利益的理由。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更有利于医疗、医院体制改革，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更有利于患者权益保护的操作，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更有利于市场正义的倡导。
当然，关于消费者的概念界定，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论远不止这些，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进，会出现更多的争议，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利于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的。对消费者概念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理论探讨应该直接针对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最终服务于实践，这才是理论的最高价值体现。
「主要参考资料
1、《经济法》，杨紫煊，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2、《经济法》，潘静成、刘文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3、《新编经济法教程》，李仁玉，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摘 要：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措施，成为各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措施之一。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我国金融服务纠纷也日益增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鉴于此，我国要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理念和监管目标，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维护消费者权益，以促进金融市场健康运行，顺利实现金融转轨。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
一、金融消费者
（一）定义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构成消费者需具备的三个要素：自然人；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劳务。
我们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个人办理金融业务的行为进行判断：第一，个人办理金融业务，符合“自然人”的标准。第二，从个人的银行存取款业务，信用卡业务、购买保险、基金、股票等行为，都是为了改善目前的生活，实现个人或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这些财富归根结底还是用于个人消费。因此，符合“为生活需要”这一标准。第三，金融业属于服务行业，个人办理金融业务符合“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的标准。综上所述，“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扩展和延伸，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理应遵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规定。
（二）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1.理论基础
（1）消费者与经营者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了“消费者”的思想，指在经济活动中，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产品。随着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大生产的兴起，生产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以一种有组织的形式出现，有能力采取多种方式让消费者按照自己的品种、价格、质量来购买商品，形成了经营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均衡的市场才是有效的市场，只有消费者利益和生产者利益都得到实现才能保证市场的效率。然而，在现代经济金融环境下，垄断造成的卖方市场，使得经营者处于强势地位，消费者无实质的，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严重的损害了市场充分、有效的发展。
（2）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拥有信息的一方可能会滥用其优势地位侵害另一方的利益，而不拥有信息的一方可能因为处于信息的弱势而做出非理性的判断。在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显著，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不充分；信息收集成本高；消费者理解能力差。
（3）弱者保护理论弱者保护理念是指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弱者享有特权，使之与前者交易中拥有同等的条件，维护自身的权益，以达到实质的公平。按照弱者保护理念，金融消费者的弱者地位显而易见：第一，结构弱。金融消费者是分散的，势单力薄。第二，实力弱。单个金融消费者的经济实力是无法与金融机构相匹敌的，即使是金融消费者团结起来也很难达到金融机构的综合实力。第三，手段弱。金融消费者缺乏保护自己的手段。
无论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是基于何种理论，金融消费者遭受侵害的现象已成为共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刻不容缓。
2.现实意义
（1）有利于维护金融消费者个体的根本利益。金融消费者是金融市场的血液，普通群众越来越多的参与金融交易，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共享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
（2）保护金融消费者有利于金融机构提高自身服务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加深，金融产品多样化，金融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极大的影响着金融产品的设计。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围：金融消费者群体
（一）普通金融消费者
根据个人参与金融业务内容的不同，可以将普通金融消费者简单的划分为：
（二）个人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或者说自然人投资者包含于“金融消费者”，其合法权益应纳入到金融消费保护的范围之内。人投资者无论是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还是购买股票、期货等具有明显投资色彩的金融产品，其交易行为本身都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性质。
（三）不包括机构投资者
消费者保护理念本身是为了保护自然人，即便延伸到金融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关于金融消费者界定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自然人。其次，在与金融机构的博弈中，机构投资者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甚至获得垄断利益，不处于绝对的劣势，机构投资者理应将其高额收益的一部分作为保护自身权益、防范侵害、弥补信息与专业劣势的成本。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核心：金融消费者权益
（一）基础性权益
1.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指金融消费者有权获得所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相关知识；有权获得政府及金融机构提供的宣传教育与培训；有权明晰保护自身权益的知识与途径。无论是现实的金融消费者还是潜在的金融消费者，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是他们维护自身权益、提高金融行为能力的重要手段。
2.受尊重权。受尊重权是指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时依法享有姓名、名誉、肖像、人格尊严、风俗习惯等受尊重的权利。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破坏金融消费者的形象、侮辱金融消费者的人格。
3.隐私权。隐私权指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账户信息、交易信息等依法受到保护的权利。金融机构不得过度收集、不当储存、私自披露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更不能以此谋取利益；其次，金融消费者享有私人生活安宁的权益，金融机构未经金融消费者允许，不得私自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其推销其它金融产品。
4.监督权。金融消费者依法享有对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类型、服务态度等涉及自身权益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依法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有权对不恰当的保护工作做出批评。
（二）发展性权益
1.安全权。安全权是金融消费者享有的首要发展性权利，它包括生命安全安全、健康安全、财产安全。其中财产安全包括金融消费者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时本身财产安全；实际财产利益安全；可预期财产利益安全等。
2.知情权。金融消费者享有的知情权是其能否顺利行使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前提条件。指金融消费者有权知悉其购买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全部、真实、准确信息。金融机构有义务披露所提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帮助金融消费者作出理性的选择。
3.自主选择权。金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包括自主鉴别金融产品或服务；自主选择金融机构；自主选择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种类。金融机构不得实施强买强卖、捆绑销售等行为，侵害金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4.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权包括公平的交易条件，如准确的计量、合理的价格；对金融消费者一视同仁，不得歧视金融消费者或用不同的标准将金融消费者区别对待；金融机构不得利用自身优势免除自己的责任，推脱自己的义务。
（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本论文是下面校级项目的阶段性论文
校级项目：《中小民营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项目编号：2015FSSK06
参考文献：
[1] 张为华.美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2] 高佳远.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途径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0年.
论文摘要现代社会中的公司在为股东赚取利润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和强调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本文梳理了公司应当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论证了公司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探讨了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结论认为法治需要道德与法律协调并举,软法与硬法的协调并用,道德所倡导的社会责任能够以柔克刚,其软力量在适合其作用的领域绝不亚于法律强制的“硬”力量。
一、现代公司与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是现代经济关系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伴随着20世纪的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开展,现代社会中的公司在为股东赚取利润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和强调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公司在满足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当最大限度地关怀和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它体现了对公司营利性之外的社会性关注。其核心价值观是以人为本,而非以钱为本。公司社会责任通常的理解是指公司的道德责任,其内容无限丰富,包括了对劳动者、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及环境保护、慈善救灾、社会公益事业等多方面。其中,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重视。
为促进经营者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满足消费需求,改善消费环境,除公司自身提高认识加强自律外,有必要从外部对公司的行为加以约束和引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法律规范之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强化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应发挥积极作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3年颁布以来,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消费者保护领域出现了新问题和新情况,修改消法众望所归,已被提上日程。修改消法,将公司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法定化,使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权益真正成为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定责任。
二、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
(一)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是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
守法责任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强调公司必须守法应该成为弘扬、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根本,这是公司应当承担的最低道德责任,是公司处理与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关系的底线。依法经营中的“法”不仅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包括了《食品安全法》、《公司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一系列规范公司生产经营的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实质也是依法经营的一部分。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和最高原则,对于经营者尤为重要。经营者在宣传、销售产品及提供服务时应做到实事求是,真诚善待消费者。
(二)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关键
现代社会是需求多元化的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不同,这就要求公司在制定生产经营计划时应首先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市场的需要,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不断推出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当然,个性化产品设计的前提是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确保消费安全。同时当产品出现瑕疵或缺陷时公司应迅速通知消费者,并及时进行产品召回。产品召回制度减轻了消费者的损失,同时也避免公司受到重创。该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但其必将成为以后消费者对缺陷产品救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尊重消费者的各项权利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1.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即消费者有权在消费之前了解产品的相关信息,但是由于消费者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等方面与经营者相比处于弱势,形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往往也是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因此公司要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首先就要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例如应当如实标明产品的生产产地、原材料、使用性能、使用方法及存在的风险等,使消费者能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2.消费者享有隐私权。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具体人格权。对于消费者的隐私,任何人都附有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因此,商家在经营过程中,应自觉保障消费者隐私,需要采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必须要征得消费者的同意,并建立严格的信息管理制度,切实保障消费者的隐私权。
3.消费者享有选择权。即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享有选择商品和服务及经营者的权利。但实践中有些公司,尤其是一些占有优势地位的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通过签订霸王合同限制或者剥夺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霸王合同看似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但其实质是消费者为了获得商品或者服务而被迫接受经营者提供的合同,违反了契约正义原则。因此,告别霸王合同,实现格式合同的公平化,避免合同内容产生混淆或歧义应成为公司保障消费者选择权的重要内容。
三、公司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
(一)增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强化其自律机制
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以及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加大,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认识到,消费者是公司的衣食父母,离开了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公司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避开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而空谈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没有意义的。2006年我国企业了首个社会责任报告即《国家电网公司2005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将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自然环境承担责任,以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
一家公司越是承诺发展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就越有可能把这个信息正确地传递给利益相关者,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者通过具体行为来回报公司的正确行动。因此,他们可以引领利益相关者网络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进,也就是朝着卓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质量前进。除了在思想上意识到公司对消费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应当体现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公司还应根据自己所处的行业及本公司的具体情况自觉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消费者责任政策,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彰显善待消费者的诚意。
(二)完善相关法律,强化公司法律责任
公司严格履行法律义务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只有在守法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公司承担的道德责任。法律为公司规定的义务,是公司处理与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底线。在中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基础性内容已经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得到体现。中英政府合作项目“国有企业重组和企业发展”(soered)的研究团队查阅了200多个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发现其中每一个法律文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构成了一个企业在中国合法经营和保护自己权益的完整法律依据,总起来有六大类:基本原则、商业责任、职工权益、安全卫生健康、环境责任、社区责任;责任内容覆盖了从生产到消费、从知识产权到商业诚信、从核心劳工标准到职工福利、从保护女工的特殊权益到对特殊社会人群的保护、从责任的定义到处罚办法等诸多方面。
在消费领域,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但也可能会在短时期内带来成本增加、利润减少等风险,因此承担社会责任很多时候并不是企业家们自愿的选择,而是迫于社会舆论评价体系的压力所为。因此,为防止公司在竞争中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上的收益,有必要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规范。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多在我国相关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如消法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的知情权、自由选择权、损害赔偿权、公平交易权等,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保证消费者安全义务、真实信息告知义务、明码标价义务等;产品质量法中也明确规定了生产者、销售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以及损害赔偿责任等;广告法、食品安全法也对企业进行虚假宣传,欺诈和误导消费者行为作出规定。可以说,现阶段对公司守法责任的强调与坚守应该成为弘扬、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根本。
四、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企业化”、“第三部门”和“公用事业市场化”运动。这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带来了法律理念上的“公私融合”、“纵横统一”的变化,这与20世纪以来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日益成为法律规范核心概念是相吻合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整,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行政上的公共责任和会计上的受托责任的融合。这种结合主要表现在经济法领域中,是与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以及“组织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融合”的特点完全一致的,这种新的责任模式,可以被界定为经济法上的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了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的交相呼应,法治需要道德与法律协调并举,道德以柔克刚,其软力量在适合其作用的领域绝不亚于法律强制的“硬”力量。
《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中国首次在法律中出现公司社会责任的用语或概念。但是,法律的规定未必就形成法律义务,《公司法》第5条实际上是以法律条文发出了一个道德号召。社会责任的法律化并不简单表现为某个法律条文的道德意蕴,而在于通过法律对道德的倡导和鼓励。
现代社会公司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其所肩负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也在增大。作为社会的企业成员,公司在不断满足投资者利益最大化需求的同时,还应当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其中公司对消费者所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用的舒心,这是对广大经营者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内容。总之,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日益深刻的今天,自觉强化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是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是公司占领市场份额、赚取利润,增强抗风险能力的金钥匙。
注释:
史际春.企业和公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第158页.
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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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网.chinapower.com.cn/article/1021/art1021295.asp.访问时间:2010年6月14日.
邓峰.论经济法上的责任——公共责任与财务责任的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3).第146-153页.
史际春,肖竹,冯辉.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义务、道德责任及其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第39-51页.
关键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146－02
一、360与QQ之间纠纷的法律性质分析
由于360推出一款针对QQ的“扣扣保镖”，导致QQ不能正常升级。随后，QQ宣布与360不兼容，要求用户作出二选一的决定，直接导致了双方矛盾激化。
为争夺网络用户群体，360与QQ互相运用技术屏蔽等手段排斥对方，强制用户二选一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这一定义性法律条款主要是从不正当竞争行为主体、行为的违法属性以及危害后果这三个角度界定不正当竞争的，即不正当竞争首先是“经营者”的行为，其次是一种“违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行为，最后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这三个组成部分在内容上构成了一个整体，而不是相互独立的构成要件。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二条规定，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QQ所属的腾讯公司与360所属的奇虎公司均为网络用户提供服务的并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属于提供网络服务的经营者范畴。
360与QQ之间的竞争很明显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首先，腾讯“纠集”百度、金山等多家网络公司了一份声讨360的联合声明，360则言辞激烈地进行回击。这些行为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规定。“如果双方互相指责的内容不属实，那就构成了诋毁商誉的不正当竞争。”其次，腾讯要求用户二选一，单方面停止对装有360软件用户的QQ服务，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的规定。腾讯要求用户删除360软件，否则便不能使用QQ，这种做法即涉嫌附加了不合理条件。最后，腾讯若依据用户在安装QQ时同意的《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第2．1条“用户……不可以……使用插件、外挂或非经授权的第三方工具／服务接入本软件和相关系统”，否则依据第3．5条“腾讯有权……停止服务”来看，腾讯似乎已将360软件视为非法外挂，继而停止了QQ服务。这具有垄断之嫌。腾讯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和技术手段来限制公平竞争也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即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
因此，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三个构成要件分析，360与QQ之间的纠纷已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二、360与QQ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消费者权益的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类似于360与QQ之间的不正当竞争早已不是新闻，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2010年10月份发生的蒙牛与伊利两业巨头之间的“诬陷门”事件。在这一场场利益之争中，受害的不仅仅是企业本身，更大的受害者往往是消费者以及公众的利益。
此次360与QQ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消费者和公众权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影响
消费者的选择权是指消费者在消费交易活动中，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地选择其购买的商品并接受服务的权利。选择权作为消费者的一项重要权利，民法上的自愿原则是该项权利的法理基础，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也强调了自愿原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360与QQ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具体表现如下。
1.搭售行为主要是在消费者购买商品时，销售者利用自身市场优势搭售其他商品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在360与QQ纠纷事件中，要求用户二选一的行为属于搭售行为，腾讯宣布QQ与360不兼容，这一行为目的在于要求用户卸载360，而360通过QQ保镖这一软件以技术手段阻止用户升级QQ，这些行为表明无论用户使用360还是QQ，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这个限制是不合理的，是不符合自愿原则的。因此，两者的行为都属于这里所说的搭售行为，无疑是违背消费者意愿，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2.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中诋毁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冲击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不正当竞争行为大多是采用商品说明书来吹嘘自己的商品质量，贬低竞争对手；或是采用在公开场合散发传单等手段对竞争对手的生产、销售、服务特别是产品的质量进行诋毁。360与QQ之间的口水战，互相攻击对方，诋毁对方的商业声誉，使消费者产生误解，从而影响消费者购买和接受服务的选择权。
（二）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影响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是指消费者在与经营者之间进行消费交易时所享有的获得公平的交易条件的权利。消费者有拒绝强制交易的权利。拒绝强制交易也是消费者选择权的一种体现，也是公平交易权的一项重要内容。腾讯利用自己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强制要求用户二选一的行为，有垄断之嫌，是一种强制交易行为，侵犯了用户的公平交易权。
三、不正当竞争中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
（一）完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引入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大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力度
遏制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法律制度是最锋利的武器。然而，目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重点保护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与竞争者利益，对于消费者利益几乎未有提及。这无疑是立法的缺失，不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
消费者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最终承受者，不正当竞争行为表面上是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但竞争对手的损害往往会通过各种路径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而且消费者所受到的损害往往可能比竞争对手更大。反不正当竞争立法如果仍坚持传统的理念，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置之不理，则会极大地打击消费者的购买力，造成国内市场秩序的紊乱，反过来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影响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立法者应逐渐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引入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并不断加强保护的力度，以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至今，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却未因此而逐渐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虽然这与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有很大关联，但是，与我国法律规定的违法成本过低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360在近几年几起不正当竞争诉讼中的败诉表现与其在市场上的快速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说明在我国法律规定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违法成本过低，难以遏制个别企业在这方面不断兴风作浪的欲望。
要遏制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立法应加大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力度。比如在英国，商家很少在公众视线下发生口角和争议，很多公司甚至在广告和推广活动中都尽量避免提及竞争对手。企业一旦违反竞争规范，将面临很严重的后果，公平交易局将派人员进驻企业进行调查，一旦查实有违法行为，将会向公众公布案情，并对其处以高达企业年营业额10%的罚款，涉嫌犯罪的个人将会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因此，加大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无疑能够使企业在竞争中更加谨慎。
（二）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时，应引入行政调解制度
行政调解是指行政主体主持的，以国家法律、政策和公序良俗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调停、斡旋，促使当事人友好协商，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一种调解制度。 行政调解作为一种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纠纷的复杂性和诉讼固有的弊端，迫使人们寻求诉讼之外的更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以更好地实现权利救济。行政调解可以节省当事人纠纷解决的成本，并且行政调解由于有灵活性的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权益，所以最接近当事人追求的实体公正。 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引入行政调解，无论是对于经营者本身，还是对于消费者，均能够减少其维护合法权益的成本，最大限度地保护其合法权益。比如，在这次的360与QQ纠纷中，短短几天，许多用户因此而被迫卸载QQ或360，尽管有用户在网上表达不满，但均未能使双方引起重视。最终在工信部的干预和调停下，360与QQ之间实现了兼容，避免了企业双方的利益以及用户利益更进一步的损害。因此，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引入行政调解制度，能够提高不正当竞争纠纷的解决效率，减少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成本，能够最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建立有效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机制，引入公益诉讼制度
消费者的权益涉及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益，当出现消费纠纷时，受侵害者不仅包括消费者个人甚至可能包括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因为经营者一般是进行批量生产、销售的。此外，由于具体的纠纷也关系到企业名誉，该纠纷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可能会使企业受到巨大损失，进而影响市场的正常秩序，最终造成的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无序。可见，因消费纠纷而提起的诉讼具有公益诉讼的属性。 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向法院，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与传统诉讼相比，公益诉讼不要求提讼的主体必须与违法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只要违法行为侵犯了公共利益，任何个人与组织均有权向法院提讼。传统的诉权理论以侵害消费者的实体权利为前提，如此，在消费者权益被大规模侵害的情形下，消费者只能在其实体权利受到侵害后才能提讼，而无权提起公益诉讼维护消费者群体利益。在侵权行为不断变化的今天，显然传统的诉权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在不正当竞争领域中，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使得任何消费者，无论是已经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还是尚未购买的潜在消费者，只要认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侵害了消费者整体利益，都有权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提讼，从而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朱最新.社会转型中的行政调解制度[J].行政法学研究，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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