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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风险投资论文集锦9篇

时间:2023-04-08 11:31:18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范文1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科技创业月刊,2004(8)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范文2

关键词:收益法,房地产估价,资本重获率

 

一、收益法及其原理

收益法是国际上公认的房地产估价基本方法之一。其适用条件要求是:评估对象使用时间较长且具有连续性,能在未来相当年内取得一定收益;评估对象的未来收益和评估对象的所有者所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来衡量。它与另外两种基本方法即市场比较法和成本法相比,收益法相对较难,但它却以其充分的理论依据在国外被广泛应用于收益性或有潜在收益性房地产的估价中,在实际操作中,收益法集中的难点是未来纯收益和资本化率的确定,特别是资本化率,对资本化率的确定准确与否,将极大地影响到采用该方法所得出评估结论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造成房地产估价师轻易不敢使用该方法,使其常被束之高阁。在估价中仅用市场法和成本法,长此已往,将不利于我国房地产估价事业的发展。

收益法是运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预期的待估房地产末来各期(通常为年)的正常纯收益折算到估价时点上的现值,求其之和得出待估房地产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论文参考网。收益法的理论依据基于预期原理,即未来收益权利的现在价值。它又分为直接还原法(direct capitalization approach)和折现分析法(yieldcapitalization approach)。直接还原法是将某一年的净经营收入除以还原利率(资本化率)或乘以一定的收益乘数来求解房地产价值的方法。折现分析法是将投资期内各年预期的收益以一定的折现率折算到估价时点上的现值之和得出估价房地产价值的方法。

二、传统资本化理论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房地产资本化主流理论认为,若待估房地产的未来纯收益、资本化率都已知,收益资本化法的基本原理可用下式表示:

对于前两种情况即①式和②式,收益法是一种现金流量折现的方法,必然隐含着几个假设:1)房地产投资者必须将房地产纯收益的一部分用于再投资。这与市场经济的自由投资原则是相悖的,因为原投资与再投资两个投资行为是相互独立的,没有必然的联系,投资者可以自由安排其投资。2)再投资收益率必须等于原投资的房地产收益资本化率(见资本重获率的分析部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再投资不一定投资于房地产,即使投资于房地产,由于区域因素、房地产类型、房地产位置、物业的新旧程度等影响投资风险的因素的影响,再投资的房地产收益资本化率也不会与原投资的房地产收益资本化率相同甚至相近。3)所谓资本化率实际上是折现率。而折现率与实际资本化率无论在含义还是数值上都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折现率若按资本化率确定,必然存在一定的偏差。既然传统资本化理论的这几个假设都是错误的,应用传统收益法进行房地产估价的准确性必然会受到影响。

三、问题的解决

由于投资购置有收益或有潜在收益房地产,是一种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因此与其说是买房地产本身,还不如说是购买该收益性房地产的未来收益,这是收益法的理论基点。但这种收益对于房地产投资者来说却不仅仅是投资收益,还包括投资回收,因为任何投资者都可以将资金作为定期存款存入银行,每年取得利息,到期取回本金,进行投资与存入银行相比,区别仅仅在于后者基本无风险但利息率低,前者有风险但收益率高,高收益是对高风险的补偿,而投资却必须回收,否则投资者便宁愿将资金存入银行取得利息而不进行投资。所以任何投资者都需要在投资期限结束前收回全部投资,以便继续投资或存入银行。国外收益法的资本化率就是由资本收益率和资本重获率(Capitalization Rate)组成,前者体现投资的报酬,后者体现投资的回收,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下面我们看一下引入资本重获率后资本化率的计算方法。

四、资本收益率的确定

资本收益率是从房地产纯收益中提取作为资本收益的部分与房地产价格的比率,其数值的确定是求取资本化率的关键。传统资本化理论的资本化率实际是资本收益率,因此资本收益率可按传统收益法确定资本化率的方法加以确定,主要有以下四种方法:(1)市场提取法(2)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3) 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4)投资复合收益率法。这四种方法的关键都是确定房地产投资的风险,在这里暂不论述。

五、资本重获率的分析

资本重获率是从房地产未来各年的纯收益中提取作为资本回收的部分与房地产价格的比率。要理解资本重获率的涵义从而正确的计算其数值,必须先讨论下面两个问题。

1)投资与风险:资金有两种获取收益的方法:一般投资和无风险投资。无风险投资是指将资金作为定期存款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家债券,其收益是存款或债券利息,收益率较低,但基本没有投资风险,可获得稳定的收益并按期收回投资;一般投资是指无风险投资以外的投资即有风险投资,其平均收益率较高,但存在投资风险,收益率可能比无风险投资还要低,甚至不能收回投资。论文参考网。任何投资都要承担投资风险,投资收益是对投资所承担风险的回报,投资风险高则投资收益率高,投资风险低则投资收益率低。

2)投资与再投资:再投资是指将房地产纯收益的投资回收部分在全部投资收回之前进行有风险投资的行为。如前所述,原投资与再投资两个投资行为是相互独立的,原投资收益是对原投资所承担风险的回报,再投资收益是对再投资所承担风险的回报,两者都应归房地产投资者所有,而传统资本化理论实际将再投资收益归房地产出售者所有,这必然使计算的房地产价值增大(详见下面分析),影响估价的准确性。

下面看资本重获率的两种计算方法。

1、偿债基金法

由于上述原因,虽然实践中房地产投资者几乎总是将房地产纯收益的投资回收部分进行再投资,但在求取资本重获率时却不能按再投资计算。不进行再投资时房地产投资者必然将该资金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家债券,于是,房地产收益年限结束时其未来各年的资本重获与该资本重获的存款或债券利息之和应等于房地产价值。论文参考网。即:

上式与传统资本化理论的房地产价格计算公式②完全相同。因为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率或国家债券利息率肯定小于资本收益率,所以用传统资本化理论计算的房地产价格要高于其实际价值。

2、直线法

由前述讨论可知,用上式计算资本重获率时所得房地产价格要低于其实际价值。

参考文献:

1、艾建国、吴群主编:《不动产估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

2、张协奎主编:《房地产估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3、俞明轩、丰雷编著:《房地产投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范文3

【关键词】破产概率;随机微分方程;机构投资;风险比例

在金融与保险行业中,极端事件是指那些发生概率很小,而一旦发生即对整个保险与金融业产生巨大的冲击的那些事件,比如飓风、重大车祸、火灾、大地震、金融危机等,如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和欧洲金融危机等,这些极端事件的发生常常导致所谓的大宗索赔案发生。所以对于金融保险机构大投资者来说,如何选择合适的投资方法规避风险,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成为了机构投资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利用随机微分方程理论和一些已开发的模型应用,初步解决了机构投资者风险投资的策略问题。

一、投资控制研究综述

投资是现代保险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机构工作重心由承保业务转向投资业务,保险公司已成为综合性金融企业。目前,我国保险业在保险投资方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现阶段我国金融体制进行全面改革,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加快我国保险投资发展已势在必行。保险投资基金即保险基金是指扣除保证金、赔款准备金、赔偿、费用开支和缴纳税金后用的部分。大量保险资金的存在使保险投资成为可能,如何投资成为各界研究重点。

马小翠(2008)[1]研究了满足的随机微分方程有限的大偏差速率函数精确表达式。沈辰(2008)[2]进一步研究广义复合泊松风险模型的大偏差问题,理赔剩余过程上得到了一系列大偏差和破产时刻的结果,这些结果应用在某些金融与保险投资风险问题中。徐高林(2006)[3]指出保险机构自2005年2月开始A股直接投资以来,保险业股票投资收益超过10%,这对保险业来说是好事,但就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而言,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保险资金投资的具体构成。

风险理论是随机理论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破产概率作为保险风险中的一个重要测度方法,成为风险理论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人们通常给出破产函数的Lundberg指数上界,以此来进行更为严密的投资决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Donsker和Varadhan在马氏过程方面的研究以及Wentzell和Freidlin在动态系统随机扰动方面的工作使得保险破产理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二、破产概率模型

1.破产概率模型

我们考虑保险机构可投资问题,保险机构允许去投资风险品种如一些股票市场,建立随机几何布朗运动方程:

其中为常数,,是一个标准的布朗运动,为独立的风险储备金,通过在时刻的总资产可得出,保险机构可以在任何时刻投资一笔钱在风险投资如股票,余下的投资于无风险债券。

给出初始资本,和一个可控制投资比例,保险公司的财富形成过程就可以写成;

定义时间风险模型的破产概率:

其中,在破产概率中,依赖于初始财富和投资策略。

我们关心的是保险机构的最小破产概率:

已有的结论为:。

2.破产概率实测

以全国2000年至2011年12年间各财险机构保险收入数据为依据,测算出以上公式中的各数据参数,计算保险机构投资于风险类的破产概率数据范围(表1隐去机构名称)。

图1 破产概率图

由此可得出目前我国保险机构投资破产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保险机构投资风险品种是切实可行的。

三、保险基金投资的策略优化

1.投资策略模型优化

文献[5]中给出了保险基金连续随机的模型,应用随机最优控制理论找出最优投资策略。

假设表示保险基金的总资产,基金可投资于两种组合资产:

无风险资产组合和风险资产组合,于是有:

;。

其中是标准的几何布朗运动。在时刻,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为;投资于无风险资产比例为。

于是,保险基金总资产的变化过程为:

(4.1)

目标函数为最大化两个阶段的效用函数:

应用最大化的原理,并令:

(4.2)

由最大化原理有:

(4.3)

(4.4)

其中:解出带入可解出最优化策略。

2.指数效益优化模型

取指数型效用函数为:

它的价值函数为:

(4.5)

其中,约束条件为:

应用上述方法可以得到最优投资比例为:

(4.6)

四、机构投资实例应用分析

以全国2000年至2011年12年间各险种保险收入数据为依据,测算出以上公式中的各数据参数,计算保险机构投资于风险类的比例策略。根据统计一般社保基金盈利为;取无风险利率;以一年为期限,取,风险盈利波动不同,

由于保险基金要有40%准备金及日常赔付,实际计算中取总保费收入一半。计算风险投资结果如下表:

可见用公式测算机构投资较为合理的风险投资比例在30%至44%间,符合实际投资情况。

五、保险机构投资政策建议

1.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提高我国保险资金运作能力

发达国家保险基金发行债券往往站到30%以上,可以增加债券投资品种,保证保险投资发展过程资金重要来源。不动产投资回报较高,允许保险基金投资不动产,但比例不宜高。

2.建立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提高保险资金投资的专业化水评

国外保险资金运作都有专门的管理基金会,保险监管部门应按照国际惯例,允许有条件的保险公司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并参与资本市场运作,最大效率地运用保险资金。

3.加强保险投资监督管理,争强竞争力

保险公司必须建立起完善的风险监督管理制度。随着外国保险公司加速进入中国市场,保险业竞争日发激烈。中国保险投资与国际保险投资接轨,必须首先加强监管模式和监管水评的提高,否则无竞争力。

4.加强保险投资专业人员的素质,提高保险投资效益

保险投资需要有专门人才策划实施。需要投资家、会计师、精算师等各类专家组成的决策委员会进行决策。所有这些都要求人员必须具有丰富的保险投资等各方面专业知识技能。因此,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保险投资管理队伍,是提高我国保险投资效益实现最大效益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马小翠.一类随机过程的大偏差原理[J].济宁学院学报,2008,29(3):001-003.

[2]沈辰.广义复合泊松风险模型的大偏差与破产时刻[J].合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01:009-011.

[3]许高林.保险机构A股大额投资分析[J].中国保险,2006,11:009-012.

[4]俞雪飞,王金玉,潘德惠.非参数区间估计在证券投资分析中的应用[J].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24(9).

[5]魏亮亮.在非线性情形下的一些大偏差结果以及在金融中的应用[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12.

[6]Huyen Pham.Some Applications and Methods of Large Deviatons in Finance and Insurance[J].In Paris-Princeton Lectures on Mathematical Finance,2007.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范文4

关键词:风险投资;激励机制;创新投入;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01

一、引言

风险投资公司作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部分。风险投资是职业投资家进行的一种以小博大的获得高额回报的权益性投资。其主要投资对象为新兴的、成长中的、蕴藏着较大发展潜力的企业,是风险投资者把资金投向包含着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以期望成功后获得高资本回收的一种投资行为。基于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的激励机制就成为了风险投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并且,除提供资金外,风险投资家还可以向风险企业提供有关知识、丰富的经验和社会关系,帮助风险企业家创业发展,这是风险投资区别于其他融资方式的重要特征。风险投资家的管理增值服务对风险投资项目的成功意义重大。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风险企业都应该极其重视风险投资的激励机制。

二、现状

现阶段,我国正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具有的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这使高新技术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资金需求量巨大,存在较高的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纵观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历程,风险投资是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必由之路。

1997年底,美国银行罗世公司、华登国际投资集团和艾芬豪国际集团三家美国公司联合向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入650万美元;1998年4月,产业界的英特尔公司、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恒隆(香港)公司和专业风险投资公司哈里森(美国)公司,共同向北京的爱特信公司投人200万美元;1998年5月,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在广东太平洋技术创业有限公司,向电深圳金碟财务技术有限公司注入2000万元人民币等等。

但是与国外的风投相比,我国的风险投资在数量上、规模上和业绩上仍然有着很大的差距。很多的风险投资往往都是国家投入资金,面对市场激励的竞争,再加上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的弊端,阻碍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三、我国风险投资存在问题

第一,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法律意识薄弱等原因,有部分的创业者对风险投资的认识和态度不尽正确,给国内运作的风险投资公司进入良性循环带来了不利因素。

第二,目前国内风险投资的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太健全。按照国内的现行法规,在国内成立风险投资基金或公司是有一定难度的,按我国的《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很难进行风险投资的操作。

第三,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完善,风险投资融资渠道狭窄,资金来源相对单一。 第四,风险投资的本质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融资过程,它从融资、筛选项目到最后退出,都主要靠资本市场来进行。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的模式是政府投入先导型,对风险投资本身所具有的融资功能认识不够。

第六,风险投资运作中投资主体的相应机制不健全。

第七,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培育不足。

第八,退出机制不够完善,风险投资难以实现投资收益。退出渠道不畅是阻碍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风险投资业不活跃的重要原因之一。退出机制不完善,风险投资难以实现投资收益,也削弱了运用经济手段进行激励的基础。

四、解决方案及激励政策

对于一些政府政策的问题,风险企业无法控制。但当风险投资出现资金资源匮乏时,正确的激励机制便能有效的对市场做出反应。

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对于风险投资最优的激励机制是双边激励机制。即激励机制需要考虑委托人和人双方的利益,由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共同激励。所以,这就要求在促成一项风险投资中,或在一项已经开始运作的风险投资中,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相互激励,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

1.首要激励对象及年薪契约激励

风险企业家作为风险企业的CEO,成为风险投资家的首要激励对象。研究显示,当风险投资家提供的激励机制不足以对风险企业CEO进行完全激励时,理性的风险企业CEO追求不符合风险投资家目标的自身利益就成为了必然。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企业CEO将通过选择其经营行为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在风险企业CEO的激励中,年薪收益是一种最重要的激励机制。

年薪契约机制的优点很明显,它可以为风险投资家激励与监管风险企业提供更多的管理手段,可以更加灵活的处理经营失误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可以有效降低风险投资家的投资风险,可以为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双方带来更高的利益等等。

2.政府创新激励政策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主要集中在财政补贴的激励政策上。关于这种政策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结论:第一种认为财政补贴能有效地促进企业加大研发创新;第二种认为财政补贴对于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具有挤出效应,显著的影响了企业研发投入。

针对这种政策:(1)要建立综合性的创新激励制度体系。(2)加强政府促进创业的政策体系与风险投资政策的衔接。(3)鼓励地方财政资金适度参股风险投资基金,拓宽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

五、结论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存在着委托―的关系。最优的激励机制设计需要考虑委托人和人双方的利益,即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激励相容约束;(2)参与约束;(3)效用最大化

综合考虑以上三点,风险投资的激励机制可运用的主要手段有:有限合伙制的激励制度、股票期权、经理人市场竞争、精神激励等。这些激励手段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1.基金与管理人的激励机制

2.项目遴选的激励机制

3.项目经理人的激励机制

4.投资对象的激励机制

5.有关专家聘用的激励机制

贯彻激励机制,是将风险激励机制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总之,在制约机制的前提下,必须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才能真正保证风险投资的收益可靠性。

参考文献:

[1]赵文明,庞锦,著.解读风险投资经典案例分析与实践.1999,9.

[2]张陆洋,编著.风险投资导论.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范文5

(一)国外的研究状况

美国等由于发展风险投资历史较长,效果显著,即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凯伯和谢恩(CableandShane,1997)曾提出了一个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关系的合作博弈模型,但在模型中未考虑到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属性问题。L.吉本斯在《博弈论基础》中对以知识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从信号博弈方面进行了模型构建和分析[13]。Gompers(1993)在其博士论文《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中认为: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和努力对风险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设计合理的机制可以使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回报主要取决于风险企业上市或被兼并收购时的股票价值,从而将风险企业经营团队(风险企业)的利益与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另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在运营企业过程中可能会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好处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将严重损害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在合同中将一部分控制权配置给风险投资企业(且与所有权配置无关)以提高投资效率,即通过设计合适的金融工具作为筛选和激励的有效手段。[14]另外,萨尔曼(Sahlman,W.A,1990)、勒纳(lerner,1994)、J.lerner和RodneyClark等也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进行了实证性研究。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已开始吸收委托理论的成果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姚佐文(2001)在《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中指出,风险投资中的控制权分配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以及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个人利益,并通过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合同中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认为控制权尤其是剩余控制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权”,并且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可分离的,且不必完全对应。[15]黄美龙(2001)在《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中,详细地分析了风险投资中的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的治理机制,并比较分析了股份公司、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治理机制的异同。认为政府作为我国风险投资主体,极容易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要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健康发展,必须改变我国风险投资主体为民间机构或个人,并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16]张帏和姜彦福(2003)在《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中指出,“所有权必须与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风险企业中的实际现象。基于风险投资的特点和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特性,利用Tirole(2001)模型分析了风险企业常常难以获得风险投资的原因,并引入连续控制权变量,对此模型进行拓展,导出风险企业为了获得风险投资所必须放弃的控制权的均衡解,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企业融资时经营团队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数量、运营企业时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大小、经营团队声誉好坏等重要因素对风险企业中控制权配置的影响,认为:从静态来看,风险企业经营团队控制权随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的增加而递增、随运营企业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增加而递减;从动态角度分析,随着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逐步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资产,其必须放弃的控制权将相应减少。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风险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特征及其原因,提出风险投资中采取的治理机制应当是特殊的相机治理机制,即根据风险企业的实际发展绩效和运营状况以及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权。[17][18]田增瑞(2001)在《创业资本在不对称信息下博弈的委托分析》中提出,在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之间,风险投资企业应承担无限责任,并应建立信誉机制,风险投资企业和企业之间应签订可转换优先股的契约,以转移风险。[19]南立新和倪正东(2002)在《中国风险投资企业与创业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及解决方案》中,通过对大量的实际考察,认为委托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签约前隐藏信息和约后隐藏行动,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是:进行尽职调查;投资协议制约;分阶段投资等。[20]另外,俞以平和张东生等人对风险的控制和激励也进行了研究。

二、一些启示

根据委托理论的发展,结合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如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则更好地分析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

(一)从风险和分担的角度来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

国内外研究主要是借鉴委托理论关于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下的委托关系,从人的风险控制及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内容集中于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局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人(风险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如何通过投资前的尽职调查来消除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等方面,却忽视了风险投资高风险特性下的委托关系形成和维系机理,缺乏对风险投资整体运作模式的系统分析,特别是对风险投资的整个委托关系中的风险问题这根主线的作用,这样,对风险投资中委托关系的研究不能区别于一般产业投资过程中的委托关系,对实践缺乏相应的指导作用,因此,从风险投资的风险和分担角度出发,有助于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形成的前提即对高风险的逐级和分担,与利益主体在关系过程中风险控制与激励相结合,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特点对风险投资运行效率的作用,抓住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实质,明确了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问题。

(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从风险和分担角度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问题,应看到风险的逐级转移和释放是一个完整的链式结构,因而,研究的范围应将投资者到风险企业的风险过程纳入研究,侧重于A级和B级各自的关系特点,以及与整个关系链条的关系的研究,以阐述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从研究对象上而言,为适应风险、分担及提高投资效率的需要,各利益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组织结构形式及相互作用关系来适应风险的转移和分担的过程,说明了对风险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所以,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应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到风险企业的完整关系链,个体对象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样,为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提供了明晰的研究载体。

(三)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们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国外的发展环境与我国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也远晚于国外发达国家,涉及风险投资的相关资料数据较难以获得,因而,国外纯理论的研究不一定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制度环境,实践的经验通过运作比较的方式给予我们启发,所以,在系统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中,可考虑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与定量想结合的方式,采用一定的调查、统计等方法,并结合作者自身的风险投资实践,在研究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共性下,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说明我国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特征及关系的行为过程。

(四)研究内容的扩展

1、在考虑风险条件下,将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三个“黑箱”打开,对风险的效率传递机制问题及各种委托关系路径下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2、研究风险投资效率与委托的风险效率相关性。委托理论在风险投资中的运用和研究,是企业内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的拓展,应层级委托关系的效率对风险投资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委托关系路径下效率问题。

3、对委托人和多人进行探索性研究。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企业也可能出现“委托人缺位”、“激励机制缺位”等问题,对风险分担的影响将决定风险效率的传递机制问题。多人可能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关联产业内企业,或是具有产业链关系企业,或是企业内部治理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分别选择问题,其相互作用机理,关系效率及相互监督成本等系列问题,及可能存在的“人缺位”问题等,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摘要】本文对委托理论的演进过程和新进发展进行综合评述,并结合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状况,提出了从风险角度等方面对风险投资深入研究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委托理论风险投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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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姚佐文《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预测》2002.1

[16]黄美龙《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硕士论文(2001)

[17]张帏和姜彦福《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2003、3

[18]张帏《基于创业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性的创业投资制度安排研究》2001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风险投资论文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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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http:///daf/mai/ke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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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风险投资论文范文7

关键词:中国企业 跨国投资 财务风险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0-052-02

HSBC(2013)调查发现大量中国企业目前有拓展海外业务的欲望,中国投资者不再单纯依赖成本优势,虽然成本仍然是主要的竞争工具。中国企业开始重视品牌建设,跨国投资的对象以亚洲为主。中国的跨国投资目前面临大量挑战,在欧洲和北美,主要是经济下滑的影响,在南美洲则是文化带来的交流问题。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还面临外汇风险和国外本地企业的竞争。

一、前期研究回顾

跨国投资是复杂的操作,必然涉及了诸多影响因素,相关文献也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邓亦文,黄敏(2014)认为企业出现财务风险的原因主要有四个。而许凯(2014)则认为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可以分为了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内部风险别指出信息风险来源于并购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会带来财务风险以及协同风险使得并购难以实现预期目的,也有可能导致投资失败,引发财务危机。吴诗婧(2009年)认为企业的所有风险都最终表现在财务领域。徐晨(2011)认为企业海外投资的财务风险中资金风险是重要风险,具体表现为三类细分风险,分别是:融资风险、外汇风险、流动性风险。那么财务风险与跨国投资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性呢。茹士涛(2014)认为财务风险是企业经营结果进行衡量最直接的因素。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若投资方向呈水平发展,投资广度越广,那么所承担的财务风险就会随之减低。海外投资深度越深,财务风险就会越高。并且从控制变量的角度而言,投入资金的流动性越大,经营规模越大,财务风险就会越小,资产的报酬率也会相应上升。而海外投资企业自身的成长性,并不会对企业的财务带来什么影响。他认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诸多因素中,尤为突出的是财务风险的影响,因此要加强相关研究。高省(2010)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他还指出企业海外投资的策略应该是往广度发展而不是深度发展。

国内学者对降低跨国投资中的财务风险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余龙华(2013)认为方法对策主要有六大对策。而邓亦文,黄敏(2014)则认为企业要增强自身财务风险管理意识,拓宽自身融资渠道,增强自身融资能力,为海外项目准备足额的资金。在投资前期要充分准备,相关的调研工作要到位,在对外投资的行业和地区的选择上,应两者结合在一起,选择那些有比较优势且风险较小、技术与自身相适应的行业。以及依法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

综合上述文献,我们了解到中国企业目前迫切需要海外投资来寻求有利的经营环境加速自身企业的发展,但由于许多内外的制约因素,使得中国企业面临更大的挑战,而中国企业的年轻盲目,也是的跨国投资的财务风险显得尤为突出,观察现有的文献学者们对于跨国投资,从现状动因,政治影响,财务风险成因种类以及规避都有了讨论。但是对跨国投资财务风险与真实案例实证相结合起来却稍有欠缺,因此想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跨国投资的一些案例加以结合,利用案例实证来更好地将理论联系到实际上去,因为企业管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业绩,风险研究是为了有效降低企业存在的风险。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企业才能利用理论为公司创造价值。

二、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财务风险分析

企业的跨国投资,是企业最为复杂的活动之一,它的财务风险,单从狭义的财务风险定义出发肯定是不足的。广义的财务风险定义和跨国投资的需求更为符合,但是广义的财务风险设计企业活动各个方面,文章由于篇幅所限势必无法逐一分析,只能有所取舍,选取对于企业跨国投资影响巨大且出现频繁的财务风险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究。因此我们把跨国投资的财务风险分为了资金风险,财务管控整合风险和政治法律风险,并在下文对每一种风险作出具体的分析。

(一)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设计的产业较多。但投资最多的为制造业,因为制造业的投资往往规模较小,都是中小型项目,且制造业的对外投资集中在亚洲,其次是欧洲北美和非洲。据数据调查表明,在已有的对外投资中。约有2/3的企业对外投资规模是小于500万美元的,这也从侧面与制造业为主的对外投资现状相呼应。其次的投资就是批发零售,农林牧渔业以及建筑业了,但在近三年中,制造业的跨国投资比例开始下降,对农业,采矿和能源方面的投资比重上升,这反映了自然资源在中国投资中的重要地位,而且采矿业的跨国投资往往金额较大,且主要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北美地区。最后,我们的对外投资,投资的领域并不是企业强势区域,更多的目的是为了企业自身价值链的有效拓宽。

海外投资的动因诸多,笔者在阅读诸多案例后分析认为原因主要有四个,依次为:首先,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海外投资投资上下游企业往往可以实现自身规模经济,或者投资相关企业可以获得协同效应。其次,降低交易成本,海外分公司往往可以利用转移定价来达到降低税负,有效的减少交易成本,是企业盈利最大化。第三,投资目的,许多企业就是通过购入被低估企业,然后营运一段时间卖出,获取差价来赚取收益。第四,多元化经营本身可以减低企业风险,并且使企业多余资金最大化利用,股东价值得以实现。

(二)跨国投资风险影响因素

信息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外部信息对企业的决策战略至关重要,内部信息则对企业的管理控制影响巨大。因此企业需要及时有效地把握住信息,制定正确的战略,跨国投资需要正确的信息收集和有效的数据分析,这样才能减少企业跨国投资盲目性。

缺乏国际管理人才也是风险因素之一。没有足够的经验常常让一次次海外投资变成学习之路,缺乏国际管理人才,让海外投资后文化财务的整合异常困难,过长的整合期导致回收期加长,资金流动性减弱从而带来更多企业危机。

融资困难,融资无疑质疑着企业的跨国投资,一旦资金不到位,企业将寸步难行。

(三)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财务风险种类

一是融资风险。在跨国投资中,海外企业成立初期,盈利水平较为低下国内企业是无法获得海外银行的资金支持的,只能由国内母公司担保,从外国合作银行获得资金。这一途径手续复杂成本高额,但若不从银行贷款,依靠母公司加大投资,一旦国内采取紧缩政策,母公司现金流吃紧,财务的压力就会使企业陷入巨大危机。二是外汇风险。三是流动性风险。我国跨国投资由于资金的紧张也很少使用到短期债务工具,海外投资的时候常常用短期借款来救急,这会造成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变弱。一旦企业出现了经营问题,企业将会遇到极大的困境。四是财务管控整合风险。财务管控风险包含了财务管理架构模式的选择,财务内控体系的建立,财务信息的控制,和财务人才培养的风险。在这之中,信息的收集和反馈是最为重要的风险,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管理层无法做出正确有效的战略决策,企业财务状况无法准确反映,企业的管理将极为混乱。五是法律政治风险。

三、案例分析

(一)联想收购IBM的财务风险分析

1.背景分析。联想是一家中国知名的科技公司,从1996年开始,联想电脑销售一直是位于中国国内市场的首位,近十年更是发展迅速在2011年跃居世界电脑销售量第二位,年营业额达到了296亿元。在2004年,联想制定了多元化的发展战略,但是当时严酷的中国市场让联想的多元化战略以惨败告终,这场失败让联想意识到还得发展自身的核心业务PC。但是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让联想产生了走出去的想法。这恰与前文文献中程利民(2014)指出的我国跨国投资是为了积极向国外寻求有利的的经营条件相一致。而且当时,联想缺乏技术,营销渠道,研发能力和顶尖管理团队,而这些IBM却拥有,联想当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待自身的缓慢成长,而是继续并购这样强大的公司来获得快速成长,这些都成为了联想收购IBM的动因。

2.联想并购过程财务风险分析。(1)评估风险和政治法律风险方面的相关分析。从2003年12月开始,联想开始准备整个收购过程。在企业跨国投资中,正确的评估投资对象的价值十分重要,联想非常重视评估风险这一风险,高额聘请了麦肯锡作为顾问全面评估并购IBM的可行性。随后又聘请高盛作为财务顾问,此外包括和CE、普华永道以及奥美等国际投行和咨询公司的合作,共同完成对这笔收购交易的评估。通过充分的调查和研究给出了较为准确的IBM价值估计。使得评估风险这一财务风险得到最大程度的规避。随后,针对法律政治风险,并购双方均作了极大努力。IBM曾经邀请了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在内的政要团队来游说美国政府,联想则是积极的配合着美方的调查研究,并对政治敏感区域进行了退让,使得美国政府不进一步为难,对政治风险进行了规避。(2)针对资金风险方面的相关分析。随后联想正式收购IBM,当时联想自身的现金一共只有4亿元美金,但是IBM的收购实际成本高达24.55亿元美金。而且IBM的PC业务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也就是说联想收购之后的短期利润势必下滑,一旦直接投资,联想自己的短期资金得全部用完,这首先会带来巨大的流动性风险,即使联想提前收回部分账款,这一风险依然难以化解,而且联想为了满足所需对价必然需要大量举债,这涉及到了融资风险,而大量举债的后果是使得自身的财务杠杆上升,而财务杠杆的上升的直接后果就是随之而来的财务风险。对与这一系列因为跨国投资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联想首先采用了现金和股票混合支付的方式,实际支付为6.5亿元的美元现金,以及6亿美金的联想股权还有IBM的5亿元债务由联想来承担。同时联想与IBM还有一个收购之后的服务协议,是要求联想分三年给IBM支付总共为7.05亿美元的服务费用,从2005年开始。那么联想仍然需要9.35亿元美金才能完成收购。为了保证自身的现金流动性,联想只打算先支付1.5亿美元现金,于是联想先和IBM签署了一份关于策略性融资的附属协议。随后在财务顾问高盛的中间操作下,获得了渣打银行,巴黎银行,荷兰银行和工商银行高达6亿美元的国际银团贷款。随后,联想获得了全球第三大PE投资公司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3.5亿元美金的战略投资。这一系列的举动首先极大地降低了融资压力和收购IBM后所可能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其次合理地构建了公司自身的资本结构,有效地将风险进行了转移,联想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此次并购中的资金风险。(3)针对财务整合风险的相关分析。而在收购后,对于IBM的业务联想要全盘接受,一下吃下如此庞大的机构,联想的运营成本难以控制,财务的整合也是一个巨大挑战,财务管控风险也是联想需要去应对的。联想当时不光要处理IBM留下的5亿元债务,同时还要将两家公司员工整合,这都是巨大的挑战。初期,联想抱着学习的态度,一步步稳定出发,逐步与目标企业融合,接着对人事进行了调整,最后加大了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将联想和IBM的企业文化稳步融合,建立融合两家公司文化的相应体制,正确监督企业控制的实施和企业信息的有效及时反馈,从而良好地与IBM完成了整合,一位联想的高管曾经说过联想并购的成功源于联想开放的态度,联想能很快地和西方文化以及管理理念相融合,联想和IBM的管理架构在收购后完成了很好的融合。

3.案例总结。联想收购IBM,是渴望快速成长,这样的代价是巨大的风险。联想凭借着技术专家的合理估价化解了评估风险,又巧用支付手段减少了资金压力,降低了资金风险,最后重视文化融合有效地完成了财务整合,这一宗交易的成功,在于联想对财务风险的重视,和采取了相对应的措施。这笔交易从现在来看,是成功的,它弥补了联想高端商务PC的品牌空白,大大提升了品牌竞争力和品牌行象,提升了联想本身的技术。钱也许赚得少,但做大了自身的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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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风险投资论文范文8

一、风险的经济学分析

国家、企业和个人为经济利益的获取而进行的较量是冲突产生的根源,因而也是风险产生的根源,这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都是如此。当以往利益分配的均衡格局被打破而形成新的分配格局时往往亦是风险多发的时期,这点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来说更是如此。以往的国际资源直接投资领域主要由发达国家所统治,而这种格局在新世纪开始后已经被打破,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模式在国际和国内层面正在形成,忽略或者不重视这些变化将增加对外投资的风险。

(一)发展中国家加入发达国家使国际直接投资在石油矿产资源领域的争夺日趋激烈。

一个国家为了取得更高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更高的福利水平,就必须不断地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源泉有两个,第一是一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增长,包括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第二个源泉是生产技术的革新。尽管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呈现出增长的态势,然而各国经济增长的方式、速度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却大相径庭。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且发展技术的成本高,因而更多地依赖劳动力和资源的投入来取得经济的增长。一些发展较快但资源贫乏的国家在取得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便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资源,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近几年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国际直接投资从2000年的大动荡中恢复元气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而发展中国家在新的一轮增长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生力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扮演着主旋律的角色。

根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展中国家在1990—2004年间在三大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幅度分别为:第一产业:11.1倍,其中石油、采掘、矿业增长56.7倍;制造业增长4.2倍;服务业增长29.8倍。以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例,两国在石油生产大国的投资都在不断的增长,形成了竞争的态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对石油矿产资源的快速增长的需求推动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速度的增长,2003—2004年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分别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量的48.4%和32.7%。2005年我国在石油矿产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经历了小幅的下降之后,2006年大幅度回升,从16.75亿美元上升到85.4亿美元,从2005年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7%上升到48.4%。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埃瑞克?布里顿的测算,2002—2005年间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增长占世界新增总量1/5。在发展中国家中,与中国的表现同样抢眼的是印度公司。由于其国内石油供给率只有30%,印度企业最近几年通过收购方式在石油化工领域的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7.6%。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西,甚至巴基斯坦等也加入了对石油资源的竞争。

发展中国家对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是为了适应其同样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而发达国家虽然随着服务业比例的不断扩大对能源等矿产资源的需求增长缓慢,有些国家甚至有所下降,然而为了维持其已经形成的庞大的工业化基础依然对石油矿产资源有巨大的需求,并仍然是石油矿产资源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角。因而世界各国对稀缺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争夺更趋白热化,矛盾也更加突出。数据显示2005年国际跨国公司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投资成为自1987年以来最大的直接投资领域,首次超过了金融和电信,占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的14%(表1)。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互间对资源的争夺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二)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国内引发利益的重新分配。

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引发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政府政策的国内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外国投资者与利益受损者之间的冲突,而后者之间的冲突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并且对国际直接投资构成重要的风险来源。东道国国内的利益受损者首先是稀缺的资本资源的所有者,外国资本的流入降低了他们的所得;另一部分受触及的利益集团可能包括土地所有者、一些地方势力和反政府势力等,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地盘,如果不协调好与他们的利益关系而贸然进入这些地区必然引发投资的风险。外国投资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外国资金的进入虽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对当地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部族头领的权威等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则体现在当地的就业率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利用对外投资的机会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使企业不仅要投入很大的成本调解劳资纠纷,而且投资效益低下,同时还引发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

21世纪初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一个新的变化趋势是跨国公司的“道德革命”,它的实质就是强调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作为对社会责任理解的延伸,提高东道国人民的福利水平(特别表现在就业上),实现互利共赢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需要考虑的一部分。虽然根据世界投资报告的分析,石油矿产类资源的投资与就业之间并不具有很高的相关关系,但是对于某些基本上依靠资源开发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最不发达国家,矿产资源的就业在当地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以往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包括雇佣当地劳动力在内的本地化战略来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益,此举同时也取得了促进当地就业的目的。在衡量企业跨国化程度时,最常用的衡量指标是跨国指数(TNI),它包括三项指数:国外资产、国外销售额以及海外职工占本企业总资产、总销售额和总雇员。中国进入发展中国家前100名的公司中TNI总指数都很低,特别是中石油排名一直是最后一位,尽管按照国外资产排名中石油和我国其他企业排位都比较靠前,排名垫底的原因就在于海外雇员占总雇员一项指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同类跨国公司(见表2)。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为了降低成本不愿意或尽量减少社会成本,表现在减少对当地员工的技术培训,尽可能自带项目所需的技术员甚至工程队等,这样做虽然解决了一些本单位职工的就业问题,但同时也使得企业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更为显著。

二、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风险类别分析

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风险有其突出的个性,对风险的分类也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分类,从风险分析的角度看都可将其分为三大类,即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和文化风险。基于石油矿产类投资的共性风险和我国大型石油矿产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下面即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时遇到的既有共性又有特性的风险。

(一)政治风险分析。

政治风险又称为国家政治风险,指由于东道国的政局变动以及所采取的政治性措施变化使跨国公司所蒙受的损失或实际收入偏离预期收入的可能性。它主要包括东道国政策和法律所产生的风险;战争风险和国有化风险等。石油矿产资源国际直接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中最容易受到政治风险干扰的行业,而且近年来有增长的趋势。

矿产资源储量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源和资本,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大部分投入到矿产资源如石油开采领域,如非洲四个主要外资流入国安哥拉、埃及、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外国企业对石油的直接投资分别占其吸引外资的93%、64%、94%和90%。然而,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局势却十分动荡,恐怖主义、反政府武装、地方势力等各种矛盾相互交错,而外国投资企业,特别是资源开发企业往往成为各种势力为解决其内部矛盾,或者与政府讨价还价,或者吸引国际关注的工具。“9?11”后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非传统风险因素凸现,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安全的一个重要威胁。的袭击已经演化成一种工具,其目的可以是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只要能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其袭击的目标。矿产资源投资一般地处偏僻区域,政府疏于防护,极易成为或地方武装势力攻击的对象。近几年来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针对美国盟友之外的国家公民的袭击包括对中国工程人员的袭击都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恐怖袭击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人员安全的最主要威胁。

国有化和征收是政治风险中的另一主要风险来源,主要发生在六七十年代,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更多地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土和经济。如今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但是仍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争得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大国抗衡的能力有时以自己的资源作为筹码,但是形式有所改变,例如一些政府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外资比例,或者通过税收歧视和立法歧视来实现其目的。

(二)意识形态风险分析。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政治风险外,由于许多中国企业的国有化性质,东道国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在该国的投资又有不同的政策和态度,这些对中国企业构成了新的投资风险,或曰意识形态风险。目前中国企业在跨国兼并与收购过程中是由于“所有权”问题受害最多的国家。在石油矿产资源、电信及其他基础设施服务等敏感领域,1990年以来共有7例跨国收购涉及到所有权问题,其中有5例涉及中国企业,1例俄罗斯企业,另一例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企业。中国在石油矿产资源领域的两例收购失败案例最具有代表性。2004年中国五矿公司欲收购加拿大Brascan公司所属的Noranda时,加拿大国内舆论要求政府必须严密监控这一金额达到70亿美元的收购行动,其原因就在于五矿公司是国有企业。基于类似的原因,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预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的努力由于“安全”的考虑遭到美国政府的抵制。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利用法律条款以安全为由限制国外投资和产品进入本国的突出代表。美国的“埃克森弗洛里奥”条款(Exon-Florioprovision)允许美国总统在发现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时阻止外国企业并购美国企业。1993年美国在对上述法律进行修订时,又增加了对具有国有企业背景的企业兼并案进行专门调查的内容,其目标直指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企业收购行为。从1988年至2005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共收到1593起相关通告,该委员会针对25起案例进行了调查,阻止了一起收购案例,即为中国航天航空技术公司收购美国MAMCO制造有限公司计划。针对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对资源的投资,某些国家所提出的“安全”问题又变换了声调,传播中国企业的投资是“新殖民主义”和“掠夺资源的行径”。这样的宣传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损害,一些发展中国家既希望获得中国企业的廉价资源开发技术,同时又担心资源被控制。例如印度也由于中国企业的国有性质几度阻止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并购行为。

国家的竞争力与其所控制资源的能力相辅相成,因而对世界资源的争夺是资源政治的集中体现。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对稀缺资源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利益再分配和格局的重新划分在所难免。因而中国企业在石油矿产资源领域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在一定时期内必然呈上升态势,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障碍之一。

(三)经营风险分析。

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经营风险有着鲜明的行业特性,主要体现为勘探风险、环境风险和操作风险。石油矿产资源投资在勘探阶段对技术要求高,资金投入量大,然而勘探的结果往往具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国际上将其称为风险投资,说明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风险具有内在属性。一些发展中国家勘探技术落后但又急于开发本国资源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在该领域大量引入外资进行投资合作。我国目前在石油和矿产资源方面的陆路勘探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加之工程报价具有竞争力,因此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然而勘探风险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来源,项目的前期可行性分析稍有疏忽就会导致重大损失。

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环境风险和操作风险主要由于大多数国家的矿产作业区远离城市,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气候与我国有很大差异,例如非洲的气候炎热干旱,疾病泛滥。我国在非洲一些国家(如赞比亚)从事作业的工人60%以上都有过感染疟疾的病史。其他国家如俄罗斯、蒙古等国气候严寒,暴风雪成灾,恶劣气候大大增加了施工的风险。此外,石油矿产资源的操作本身就具有高风险,如井下作业操作不当、安全防范设备与措施不健全等都会成为重要的经营风险来源,如果是在国外发生安全事故(如在2004年赞比亚发生的矿井爆炸)还会引发其他连带风险如政治风险等。

除了上述一般的经营风险外,中国企业在该领域的投资风险还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风险集中体现出一个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特点和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性。这些中国特色的风险首先体现为淘金思想严重,低成本竞争,表现在忽略对员工的健康和操作安全投入足够资金,不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教育,忽略对环境的保护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随着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人们对资源开采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重视,各国立法趋于严格化,忽视环境保护法律很可能导致当地政府采取关闭矿井和停止项目的决定。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将对外投资作为响应政府“走出去”的政策号召,外在推力大于内在动力,缺乏长远的投资规划,对外投资只是权宜之计而非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些短期和政策行为造成企业对外投资思想准备不足,成为诱发风险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文化风险分析。

在国际投资中还有一类重要的但往往被忽视的风险来源,即文化风险。对外投资虽然主要表现为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但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碰撞,特别是不同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因而便产生文化摩擦,跨国经营的风险也会随之产生。

一些由于文化习俗的不同而产生的摩擦是任何企业都不可避免的,然而中国企业在与东道国打交道时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过多注重与当权者打交道,认为只要与政府搞好关系便可一通百通,为此甚至采用行贿手段,表现出十足的实用主义。然而与我国国情所不同的是,外国的在野党、非政府组织、反政府势力、宗教势力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在一些与我国政府关系良好的国家,反政府势力以绑架我国员工为砝码向当地政府讨价还价,反而成为我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的威胁。中国企业对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有些是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我国一些项目管理者表现出的大国心态和对当地员工的歧视态度也可能成为风险隐患,或为当地种族主义者煽动民众情绪制造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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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新趋势;主要风险

一、 引言

近些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根据商务部的最新统计,2016年1月~7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 46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约1 027亿美元,同比增长61.8%。中国企业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重要力量。

在投资规模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影响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流向、领域和方式等方面,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在这种新趋势下,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的风险不断上升并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而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风险也并不相同。本文意在对近年来中国企业OFDI出现的新趋势,以及企业在不同区域所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 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趋势

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与资源基础观(RBV)理论分别从从宏观和企业角度阐释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化和动因。国内的一些研究,如吴先明和胡翠平(2015)发现,2003年~2012年10年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自然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动因,而战略资产寻求动因表现不显著。但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表明寻求市场、特别是寻求战略资产的趋势日益突出。比如美的(Midea)公司收购德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海尔(Haier)收购GE白色家电、三一重工收购德国工程产业巨头普茨迈斯特,等等,都意在通过收购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来开拓市场、促进企业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这种变化意味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在不同时期的各有侧重。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与资源配置状况,进而对企业选择在国内或国外投资产生影响。基于这个思路,本文在IDP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理论之间引入产业结构的变动来构建一个分析框架,以此解释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趋势的变化机制。

1. 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阶段表明经济处于工业化前期,面临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较少的“双缺口”局面,以衣食为主的需求决定了农业、轻纺工业等成为支柱产业;这些支柱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较为成熟、企业生产主要依靠土地与劳动等丰裕要素的投入。这决定了企业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对外投资,故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几乎空白。

2. 人均GNP为400美元~1 500美元时,工业化由前期向中前期过渡;主要需求集中在诸如家用电器、通讯、交通设施等领域,主导产业以轻工业为主,一系列如煤炭、金属、电力、木材、化工等配套的上游产业发展起来;市场的扩大与投资机会的增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持续流入,并通过产业集聚作用带动国内企业出口;由于对外投资比出口的门槛更高,故此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仍很少,且多集中在为满足国内需求的自然资源领域,如首钢1992年收购秘鲁铁矿、中矿国际投资澳大利亚氧化铝项目(1996),等等。

3. 人均GNP为2 000美元~5 000美元时,工业化由中期向后期过渡;产业结构在这一时期变化迅速,需求结构转向以耐用品、住房为主,主导产业演变为钢铁、石油、机械、船舶、化工、汽车、电子、建筑等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以及服务业;对原材料、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持续扩大,同时出口的迅速增长使外汇储备日益增多,因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迅速增长。这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特点是寻求自然资源,兼有寻求效率和市场动机。比如中国五矿收购加拿大诺兰达矿业公司(2004)、中海油竞购优尼科(2005)、中信收购哈萨克斯坦国家能源公司(2005)、中铝收购力拓(2008)、中海油购买加拿大尼克森石油公司(2008)等等都属于资源寻求型投资;同时这一时期海外工程投资大幅增加,呈现寻求效率与市场的动机。

4. 人均GNP为5 000美元~10 000美元时,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需求结构逐渐转向以金融服务、旅游、休闲娱乐、文化传媒、医疗、电信、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消费者群体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并开始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各方面质量和性能,比如用户体验、绿色环保等等;新一轮科技创新带来的诸多技术促进了产业融合的趋势、新兴产业出现并快速发展、传统产业借此促进转型升级,进而培育出一批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如互联网领域的BAT、城市出行领域的滴滴打车、智能手机领域的小米等等;以高铁、核电、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发展迅速;此外,产能过剩的局面一方面造成了传统领域投资回报率下降,进而减缓了能源、原材料等行业海外投资的步伐,另一方面促使资本流入盈利前景看好的新兴产业,进而为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支持。基于上述因素,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在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抢眼,并有显著的寻求战略资产和市场的动机。如联想收购摩托罗拉移动(2014)、百度投资Uber(2015)、万达集团收购美国传奇影业与英国院线(2015、2016)、腾讯收购芬兰手游开发商Supercell(2016)、滴滴出行收购Uber中国(2016)、复星国际收购日本、欧洲等地区的房地产项目(2016)、美的集团收购德国库卡机器人公司(2016),等等。第二,高端制造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如土耳其伊安高铁项目(2014)、泰国高铁项目(2015)、印尼雅万高铁项目(2015)、中车公司美国马萨诸塞州制造基地(2015)、中核集团在中东、北非和南美的一系列项目(2014、2015),等等。第三,股权并购、海外研发基地等方式逐渐增多。

由上述分析并结合实际案例可知,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投资动机方面,寻求战略性资产日益突出;投资区位方面,对发达国家的投资相对上升;投资领域方面,以金融、IT、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与以高铁、核能等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迅速;投资方式中,股权收购相对实物资产收购上升;海外研发基地逐渐成为绿地投资的一种方式。

三、 不同区域的主要风险

国内外有许多文献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进行了研究,按风险类型可大致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文化风险、制度和法律风险五类。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的趋势,一些风险的来源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主要的风险类型看,可以将投资地区分为五个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北美地区、欧盟地区、拉美地区和非洲地区。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高政治风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较为显著,是主要的风险之一。首先,政治风险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以极端组织(ISIS)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内乱或骚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乌克兰等国家和地区)等因素对当地社会造成的严重冲击。根据美国PRS集团2014年的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来说在政治风险指标得分方面较低,具有较高的政治风险性(如图1所示)。

随着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来自国际上的大国干预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在近年来成为政治风险的另一个主要来源。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和地区,如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在政治上都高度依赖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因而容易受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影响,这一现状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而日益严重。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被一些发达国家误读成所谓的“亚洲版马歇尔计划”、“珍珠链战略”等等,使许多沿线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疑虑和不信任,进而影响到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泰国高铁项目和印尼雅万高铁项目所经历的挫折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2. 北美地区。北美地区对于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和风险来自法律、政策等方面,比如严格的政府监管、对中国投资者的歧视性和非歧视性的法案、政治和经济集团为保护国内市场进行的游说、对国有企业所谓的“竞争中立”原则、担心国家安全和机密泄露与窃取而进行的审查等等。近一两年来,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规模迅速增长,且多为高科技领域的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企业的监督审查的力度、范围和频率也在上升;此外,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一些政治层面的因素也影响到对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如中国五矿、三一重工、华为、中兴、万向、中海油等中国企业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频繁遭到阻挠和干预,对这些企业造成了很大障碍和损失。

3. 欧盟地区。中国企业在欧盟地区的投资障碍和风险往往来自并购过程中当地政府、企业、工会、社会组织等机构对消费者权益、劳工福利和工资、管理方式、行业标准、环保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监管审查与疑虑。但是随着中国企业投资逐渐转移到新兴产业部门,相关部门的监管也在趋紧并更加强调国家安全、产业保护等因素。比如中国广核集团在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站项目(2016)上的耽搁、美的收购德国库卡公司引发当地政府和社会对工业企业数据安全性的担忧,等等。此外,欧盟地区的另一个主要风险来自社会安全状况的动荡。近年来,外来移民和难民的持续涌入、宗教文化冲突加剧、恐怖主义袭击等因素导致欧洲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受到很大干扰,这对于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员工安全、财产安全等方面都造成了较为不利的影响。

4. 拉美地区。该地区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经济和制度方面。沉重的债务问题一直是困扰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方面导致违约风险加大,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如中铁建在委内瑞拉高铁项目上中止(2015)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财政无力支付合同款项;另一方面,债务问题影响到货币币值的稳定性,进而加剧了货币贬值压力与汇率波动性,容易形成汇率方面的风险,从而使企业投资收益稳定性受到影响。其次,政府政策和倾向的频繁变化、腐败程度较高、犯罪活动猖獗等也极大影响到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投资活动。比如,2015年中国竞标的墨西哥高铁项目遭遇的撤标问题。拉美国家的一些地区,如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大城市的贩毒、暴力犯罪活动十分猖獗,也损害了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利益。

5. 非洲地区。非洲市场的主要风险在于制度和社会方面。一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程度较高、公共部门设租、寻租现象十分严重,增加了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二是非洲国家具有较长时间的殖民地历史,许多国家的法律和经济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匹配;独立之后希望摆脱落后局面、实现工业化的愿望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民族主义的倾向;而中国企业在非洲地区具有很强的寻求效率的动机,往往希望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且本地化管理能力欠缺。因此在劳工权益、当地员工管理、生产组织、施工标准等方面频繁发生纠纷与冲突,而当地公共部门则经常利用这类冲突进行寻租活动,甚至干预企业生产和经营,因此给企业造成许多不利影响,也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形象。

四、 结论与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在近年来逐渐由寻求自然资源、效率转向寻求市场和战略性资产;以多元化的投资方式向发达国家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投资日益增加。同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也日益加剧,并且随着投资趋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不同地区的主要风险类型也有所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风险较为显著;北美地区主要是法律、政策和政府监管等方面的风险;欧盟地区的主要风险是微观层面的消费者权益、劳工福利和工资、企业社会责任等等,以及政府监管和公共秩序的因素;拉美地区的经济风险是主要障碍;非洲地区的风险主要体现为制度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冲突。

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的新趋势以及当前面临的诸多不同类型的风险,政府在引导企业走出去、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相关服务的同时,应继续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事务并逐步引领和构建规则框架。比如在包容性、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将“一带一路”倡议完善并构建为区域性的国际投资体系,这将有利于中国企业投资在沿线国家的便利化和自由化,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其次,企业“走出去”并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而是塑造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系统性工程。应推动中国的文化、发展理念、国家形象等“软实力”协同走出去,而这些方面更多的依靠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如新闻媒体、网络、教育、卫生、公益组织等方面的力量来实现,并与走出去的企业形成集聚效应。第三,对于海外大型投资项目需要加强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不仅应涉及项目本身的财务分析和市场风险分析,还需要进行政治、社会、法律、劳工以及文化和宗教领域的风险评估,并配备专业的战略和风险分析团队进行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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