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貌与农田景观
闽赣边区南部处于武夷山脉南段的东西二边，境内群山绵延，丘陵起伏。以瑞金、寻乌、武平、长汀、上杭为例。瑞金县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20．1％，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75．2％，盆地仅占全县总面积的4．7％(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7—108页)。寻乌县海拔4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面积的75．62％，200—400米的丘陵占14．32％。山地的相对高度大于200米，丘陵的相对高度在100—200米之间，两者合计占总面积的89．94％。在山间河谷零星地分布着一些比较平坦的谷地和岗地，分别占总面积的2．38％、7．68％。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峰30座，最高峰项山甑海拔为1529．8米。(江西省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寻乌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30～31页)。武平县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53．44％，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33．97％，河谷盆地仅占全县总面积的12．69％。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37座，最高峰梁山顶海拔为1538．4米(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89—92页)。长汀县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70．96％，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22．45％，河谷盆地仅占全县总面积的6．69％。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19座，最高峰白砂岭海拔为1459米(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63—67页)。上杭县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42．75％，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53．94％，盆地仅占全县总面积的3．3l％。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113座，最高峰狗子脑海拔为1811米，为闽西南最高峰(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85页)。
这种地形地貌形态形塑了本地区的农田景观，主要体现在“山多田少”、“山田”与“塅田”的差别二个方面。
“山多田少”。在一定的地域内，平整土地，形成一定面积田丘，蓄水保肥，方便耕作，才能形成水稻田。但是闽赣边区南部地区，山地占绝大多数。这种地理形势只能造成“山多田少”的局面。清代前期人们对此就有了深切的体会，康熙年间，有人指出：“盖江右为泽国，而赣独为山国，山异于泽，而险僻之山又异于沃衍之山，不待言而晰也”(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物产》)。这类记载俯拾即是，如瑞金县：“瑞邑山陬僻壤，山多田少”(光绪《瑞金县志》卷16《谕附》)。“瑞金山多田少”(光绪《瑞金县志》卷11《艺文志》)。安远县：“万山线田，腴田无多”(乾隆《安远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乾隆《长宁县志》载寻乌的情况是：“邑处万山，山无生息，所恃以谋生者，止此山罅之田。故从事南亩者，披星戴月，无地不垦，无山不种，无待劝也。地之所出，仅足敷食”(乾隆《长宁县志》卷3《志政·风俗》)。
清末民国接前清余绪，无大的变化。谚云：瑞金是“八山半水一分田”(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页)。上杭县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此领导中国革命，经过调查研究和卓越的革命实践，得出了合符实际的结论。《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西闽西政治经济状况与今后工作方针的决定》(1929年3月8日)云：“闽西几县都是僻处山隅，崇山峻岭，绵延全境。因为山多田少，出米不足自给，农民除种田外须附作手工业以作生活的补助”(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页)。《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7月27日)也说：本地区“山多田少”(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0页)。
“山田”与“塅田”。根据不同的地形地貌条件，闽赣边区南部的水稻田分为塅田和坑田二种。塅田多由河谷地和岗地辟成，相对来说，地势比较平坦、开阔，阳光充足；在完全平坦的地方辟成井字状的农田，略有坡度的辟成平缓的梯状田；土地生产率较高，离村落也比较近。坑田，又称山坑田，顾名思义，就是把二山间的沟谷开辟为水稻田，随着山沟层层而上，田与田之间的高差比塅田要大。但坡度特大，象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样的梯田，比较少见；山坑田日照时间较短，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这些水稻田处于离农家较远的山林之间，旧时常遭野猪、老鼠、鸟雀之害，生产率较低，管理也不方便。关于塅田和坑田各地叫法不尽一致，大致说来，塅田与洋田相当；坑田的名目较多，有山排田、梯田、山垅田等。塅田是中高产田，占耕地总面积一般在30％以下。坑田是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一般在70％以上。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记载：寻乌坑田地价每石租17到20元，塅田每石租30到40元。普通坑田20元，塅田30元。从地价差别中反映了田地优劣。1930年7月《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则从闽西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各县耕种土地所费人工、耕种田额二方面比较了山田和洋田的区别，其数据如下：
(注)本表所指“担数”是以官秤百斤计算。本表所指人工系采肥、灌水等工夫都在內。资料来源：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2页)。
事实上，闽赣边南部地区水稻田的格局在明清时期己基本定型，通过现代人科学调查的资料，对清末民国时期的农田景观能看得更真切。如瑞金县，江河两岸及村庄附近是高产田；地势较高的丘岗地带之缓坡、垅地等处为黄泥田等，低洼地段为青泥田：山间蔽荫和丘陵垅地低洼处冷毒田(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如长汀县，主要分布于河谷平原或山间盆地，地势平坦，灌溉条件好的有乌泥田、灰泥田、潮沙田，中高产，占水稻田29％。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山坡，缓坡地和平洋高地，不受地下水浸渣的影响，土壤水分主要由灌溉和降雨补给的坡地梯田或山排田，为中低产，占水稻田的59％。主要分布于山坑垅或平洋低洼地，地下水位高，土层深，水土温低，通气性能差，具有冷、酸、锈、毒等障碍因素的低产田，包括冷烂田和青泥田，低产田，占水稻田的11％(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80—8l页)。上杭县，河谷盆地区，海拔250米以下，大部分分布着潴育型和渗育型水稻土，土壤类型呈规律性分布，按潮沙田一灰沙田一灰泥田排列。丘陵区，海拔在500米以下，上中部多为荒山，下部多为荒地或梯田，其水田从高到低分布：黄泥沙田一灰黄泥田一灰泥田或黄泥骨田一灰黄泥田一灰泥田，山垅底部则为冷浸田或烂泥田。低田丘陵区，海拔在350—700米，多分布浸冬田，部分山排田分布着黄泥田、黄泥沙田，垄底为烂泥田(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山垄田和梯田分别占耕地面积的36．9％和37．4％(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武平县，平洋田占耕地面积的28．37％，山垅田占26．56％，梯田占27．09％，溪边田占10．26％，缓坡田3．46％，其它4．16％(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
进一步与当地的人文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又可看到另一个社会生态景观。清末民国时期，闽赣边南部地区的地主富农凭借他们的财势，不但占有了大部分土地，还把持着肥沃的良田。所以，在当时，不但财势与农田面积对等；而且也跟田地的优劣对等。贫苦农民只好耕种山坑田、冷毒田、烂泥田、山排田，甚至许多农民连这一点土地也没有。笔者出生于寻乌农村，分产到户时，我家分得的一块贫瘠山坑田，据说解放前就是某贫民所有的。这是一个畸形的社会生态景观。在土地革命期间，共产党先提出“抽多补少”，但富农把肥沃的土地留下，后来不得不再加上“抽肥补瘦”。《富农问题》(1930年6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称：“平分土地若单只按‘抽多补少’执行，如闽西去年的经验，并在文件上写着‘不得妄想平均’，那末富农得了肥田把瘦田让人，自己把持肥田，贫农就大不满意，不但闽西，各地亦大都肆生这种现象。这是土地斗争中一种实际的重要斗争，我们不应忽略。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并在文件上将“不得妄想平均”改为“不得把持肥田”(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0页)。《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930年10月26日)称：“在那富农把持肥田的区域，要迅速的再来一质量上的平分土地，实行抽肥补瘦，这是揭开农村阶级的阵线，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根本镇压富农阶级反革命阴谋的最实际的政策”(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2页)。《苏维埃土地法》(1930年)称：“不准地主富农瞒田不报及把持肥田”(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6页)。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情况。故曰，社会革命也是一个生态革命过程。但是，随着土地革命的失败，卷土重来，又恢复了以前的社会生态结构，直到后才得到彻底改变。
二、地形、水文与水利工程
闽赣边区南部是赣江、韩江、东江的源头，地形地貌状态已如上述。境内河网稠密，但多是山涧小河小溪。如瑞金县：境内河流252条，总流程1850．6公里，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o．76，但较大河流仅有绵江、九堡河、万田河、梅江(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11—114页)。武平县：境内河网密布，而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仅为18条(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00—107页)。寻乌县：全县大小河流547条，但集雨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仅有5条，50—200平方公里的也只有7条(江西省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寻乌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33—34页)。可见，本地区是典型的山地一小河小溪结合型山地水文系统。一般而言，山丘区地势起伏剧烈，地面高差大，坡度陡；一遇暴雨，汇流迅速，往往山洪成灾，并造成严重的土壤流失，无雨期间沟溪常常干涸，因水源不足而出现旱象。但是，山丘区的自然条件，也存在有利的方面：地形起伏，峡谷众多，有利于筑坝筑塘建陂以蓄水抗旱、滞洪；地形坡度大，易于修渠引水灌溉。清末民国时期，闽赣边南部地区人们利用有利条件兴修水利工程，并依生态、社会条件形成了数量多、结构简单、小型化等特点。
清末民国时期，虽然战乱连绵，但闽赣边南部各地政府仍注意兴修水利，按统计资料显示，数量不在少数。如中央苏区曾大兴水利事业，据载：“在福建仅长、宁、汀三县就修好陂圳2366座，而且新开了几十条陂圳。在粤赣全省，修好陂圳4105座，并且新建筑了20多座。”“江西仅兴国一县，就修好陂圳820座，水塘184口”(《红色中华》第194期，1934年5月28日)。陂圳、堰坝，自古为瑞金县主要引水工程，也是农田灌溉的主要水利设施，山区塅区，比比皆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全县有陂圳、堰坝工程49座，其中灌溉千亩以上的9座。1934年，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兴修陂圳1404条。(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到1949年，瑞金全县有水塘7477口，灌田3．27万亩，占总灌溉面积的44％(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狱出版社1993年，第412页)。长汀县：在建国前蓄水抗旱主要靠山塘。至建国初全县有山塘2411口(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86页)。据民国《武平县志》载，明清时期武乎只有九龙陂，城南义陂等5座水陂。民国时期大为增加，当时城厢区有陂15座，万安区有陂9座，永平区有陂7座，武所区有陂9座，十方区有陂2座，六甲区有陂2座，高梧区有陂2座，岩前区有陂3座，象洞区有陂l座，中堡区有陂7座(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上杭县：据民国38年统计，全县有引水工程2601处(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寻乌县：清末全县有灌溉用水塘27口、水陂54座，民国时期水利设施524座(江西省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寻乌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88页)。
闽赣边南部地区地理单元破碎，土地分散，加上社会动荡，农家经济狭小、财力不足，水利工程多是规模小、结构简单。瑞金县：民国后期所筑的陂圳、堰坝，多为柴柞阪，石堆堰，结构简单，易筑易毁(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该县在民国时期水塘有较大的发展，但亦是投资小、花工少，且多分布在县境中南部。根据1949年的统计数字，平均每口水塘只能灌田4．37亩(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2页)。长汀县历代所建水陂多为乱石堆砌而成。如，民国时芦竹坝下游曾建坝灌河田上街千余亩，次年水毁。后又于芦竹口堆砌木石坝，年坏年修。濯田千工破，位于灌田河安仁河段。清道光年间建，后水毁。(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84—185页)。至建国初全县有山塘二干多口，但容量皆小(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86页)。建国前该县的提水设施，多用龙骨车、水桶、竹编斗人力戽水，只有新桥、大同等地沿江装有水车，利用水力自动冲转戽水上高陂田(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89页)。武平县：因农村经济贫困，官府资助又少，这些水陂都是简陋的临时性工程，多为松木桩、草木土石坝，石砌坝极少，坚固性差，容易被洪水冲毁；水圳也多为小土圳，容易淤塞(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上杭县：引水工程多属小陂小圳，且维修不力，效益差，平均每项引水工程仅能灌溉田地47．1亩(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我国水利工程的发展出现了小型化的特点，这应该跟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平原推向山区有颇大的关联。
三、社会生态结构与农具系统
有研究生产力的学者指出，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其实生产工具也应视为一个系统，它不仅与一定的生产对象相联系，而且也与一定的生态、社会条件相联系。
首先，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清末民国闽赣边南部地区仍然是一家一户为单位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小农经济，生产规模狭小，经济实力也十分有限，加之当时社会动荡，乡村残破，无力引进西方先进的新式农具。诚如《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1930年7月)所说：“闽西的农村经济，还是小农经济，种田不是用机器，而是用手，肥料不是用化学制造，而是用猪粪、人粪、狗粪来代替，灌溉方面，也没有机器抽水机，因此，每个农民只能耕二三十担，不象西洋一人可耕几千万亩的大农场经济”(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7页)。这样，清末民国闽赣边南部地区仍然沿用传统农具。计有：耕作用的木犁、铁耙、木辘轴、锄头、铁砸、田刨、钉齿轧、田刀、秧盆、畚箕、耘田耙；植保用的木板夹打稻苞虫、竹竿梳开稻卷虫苞；收获用的禾镰、禾锯子、禾桶、谷围、谷箩、谷箕、谷筛、禾笠、谷笠；加工农副产品用的土砻(谷砻)、水碓、旱碓、石磨、水碾、水磨、风车、米筛、糠筛、簸箕；排灌用的龙骨车、筒车、戽斗；运输用的独轮手推车等。这些传统农具主要由人力操作，少数用畜力或水力带动(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
其次，清末民国闽赣边南部地区的农具系统是当地人们利用工具与当地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中，反复磨合而形成的，受制于当地的生态结构。如果简单地从农具的种类来看，闽赣边南部地区的农具与全国其他地区并无多大差别。但仔细的分析研究，会发现他的诸多特色。如有一种长把镰刀，专门用于清除梯田田坎上的杂草杂木。梯田田坎高，充分发挥其长把的优点，用起来十分方便。又如运输用的独轮车，适宜在山区崎岖小路上使用，被广泛应用。再如耕牛有水牛、黄牛等种，虽然南方水乡适宜水牛生活，但在崎岖山路上，黄牛就更能适应，所以广大山区还是使用黄牛为多。
复次，解放后在闽赣边南部地区推行机械农具受挫的情况颇能说明生产工具与社会生态结构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瑞金县：1957年开始推行双铧机耕犁，至1978年机耕面积达到15．2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1．5％。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田块变小，且插花地多，机耕面积缩小，1985年下降到4．2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2％。1959年试用木制人力插秧机，因质量差而未推广。1961年又开始引进，至1978年全县拥有人力插秧机1472台，机动插秧机4台，机插面积1．19万亩。在使用人力和机动插秧机过程中，因机具质量差，机手技术不高，伤苗多、浮兜多，农民不欢迎，1981年后，停止使用。(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长汀县：1956年开始农具改革，推广水田深耕犁和引进试用铁制双轮双铧犁，因笨重，不适宜推广。1963年拥有大中型拖拉机5台，但仅适宜部分交通方便的较大田丘。1970年引进小型手扶拖拉机88台，随后逐年增加，至于1982年机耕面积18．9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0．9％。在发展农机过程中，其他农机具如水稻插秧机、收割机、球肥深施机、水田中耕器等亦引进模型试制、试用，但未获成效(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19页)。武平县：1955年推广水田深耕犁，1956年试用双轮双铧犁，因笨重不适于水田使用，未能推广。1980年后推广小型拖拉机耕种发展迅速(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通过上述情况来分析，一是本地适宜推广小型的、灵活的农具，只有加紧这方面的科研方能解决问题；二是可适当地作些平整土地的工作，同时加紧农田道路的建设。
四、气候条件与耕作制度
闽赣边南部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类型。境内四季分明，日照充足，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本地区因为多山，气候垂直分布明显。以瑞金县为例，年平均气温为18．9℃，通过5℃保证率80％的年积温在5100℃一6650℃；之间，年日照时数平均为1838．2℃，多年平均降雨量1710毫米，无霜期年平均在280天左右。平原与山地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11—132页)。又以武平县为例，年平均气温为17—19．6℃，大于或等于O℃的年积温在6300℃—7200℃之间，年日照时数平均为1758．℃，年平均降雨量1500—1900毫米，无霜期年平均在250—280天左右。由于境内地形复杂，海拔高度相差很大，“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区域气候差別很大，各地四季的开始和持续的时间也有差异。一般海拔每升高100米，春季要推迟3—5天，秋季要缩短2—3天(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93—113页)。其他各县大致亦是如此。赣闽边区的这种环境状况正是当地人们安排耕作的自然生态基础。
首先，本地气候条件总体上是日照充足，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普遍发展了单季稻作、稻与其他作物的二熟制，少数地方还发展了二季稻。长汀县：种植单季稻(包括早稻和中稻)面积一般占全县水田面积的95％，栽培早稻一秋红薯、早稻一秋大豆二熟制面积占水田面积的50％以下，尚有50％以上水田一年种植一季水稻后休闲。据考察古城乡的中都、古城、井头、元坑等自然村从光绪年间开始引种双季稻俗称翻稿禾、惨子禾，有百年历史，但未推广(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36页)。上杭县：1949年全县单季稻种植面积达19万亩，双季稻12．76万亩(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武平县：建国前，大部分耕地一年只种一季水稻，但有少数地区种植连作晚稻或间作晚稻(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56页)。
其次，本地区因为多山，气候垂直分布明显，耕作制度也带有较明显的垂直分布特征。据载50年代以前，瑞金县山地与塅区的耕作制度有较大的差別：山区多种一季水稻，为水稻一冬闲一年一熟制，个别山区有旱稻一大豆(或红薯)一年二熟或双季稻间作制，塅区多是早稻一大豆(或红薯)，冬闲一年二熟制，少数地方有旱稻一大豆(红薯)一冬种(绿肥或油菜)一年三种二熟，三熟或双季稻连作制。建国后，旱地改水田，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提高了复种指数(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6页)。
五、稻作农耕与水土
稻作农耕与水土之间也存在着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下面我们通过稻作农耕与土壤的改良、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防治三个方面来阐述闽赣边南部地区稻作农耕与水土之间的关系。
稻作农耕与土壤。闽赣边南部地区在自然状态下，广泛分布着红壤，其他类型的土壤只占一小部分。但经过千百年耕作，形成了比例不小的水稻土。众所周知，水稻田的土壤改良与保持，主要是通过施肥来实现的。清末民国时期，本地区仍旧施用传统的农家肥。牛猪栏粪(采用圈畜垫草聚积而成)、人粪尿历来广泛为使用，多作基肥，后者也作追肥。火烧土，草木灰，为盖种肥，但容易引起火烧山和水土流失。饼肥，多作基肥使用。土杂肥，常用的有塘泥、沟泥、河泥、垃圾土等，混合堆沤而成，一般作基肥。绿肥主要作基肥，山区农民历史上有采施水蓼、山蕨、野艾、枫香、布荆、胡枝子、乌柏叶等野生青草及树枝嫩叶作肥料习惯。农家肥具有养份齐全，肥效高而稳，有机质含量多等特点，不仅能满足各种作物所需养分，而且有改良土壤，提高地力之功能。(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8—349页、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37—138页)。另有记载，清乾隆年间，瑞金县就开始种植紫云英(红花草)的记载。民国期间，以种植肥田萝卜为主，少量种植蚕豌豆(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9页)。
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19世纪前，闽赣边南部地区丛林茂密，山青水秀，较少水土流失。20世纪后，由于农业垦殖的进一步发展，战争、火灾及其它人为因素，大片森林被毁，植被率下降，土地涵养受到破损、侵蚀、沟蚀、崩岗日趋增多。水土流失面积逐年扩大，危害程度不断加剧。长汀县水土流失造成了一些严重的灾害。民国36年(1947)5月27日，太拔乡双康保刘坑村发生严重山崩，村民丘开华等2座房屋计20余间为山崩埋没，居民被压在泥下者13人，经奋力抢救，掘出轻伤2人、重伤2人，死亡9人(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1页)。1964年瑞金县水土流失面积90．76万亩，占山地总面积的30％，列为全省23个水土流失重点县之一(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26页)。
水土流失的防治。为了防止水土流失，1932年3月16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对于植树运动决议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1934年“在瑞金植了六十万三千七百多株，兴国三十八万九千八百多株。福建种了二十一万三干八百多株，并且还种了木梓种一千六百九十九斤(《红色中华》第194期，1934年5月28日)。瑞金县的一些乡民自发采取禁山、挖避洪沟、筑拦沙埂、作崩坡等办法，对治理水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26页)。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2月)，福建省研究院在长汀县河田建立“土壤保肥试验区”设有水文站、气象站、化验室、资料室，配有专家、勤杂20余人。在三湖溪、大溪、朱溪等地开展砂、水控制。被覆植物恢复、增进土壤肥土及建立“荒山利用示范场”。开展河田土壤的保肥试验工作。先后筑土坝4000余座、柴排400余座，石坝50余座。在天马山、五星岗等处，开辟条带式的水田畦地40余亩。引种乡土植物黄桅子、胡枝子、杜鹃、灰木等30余种，栽培4—5万株。在天马山种植马尾松、黄植等4万余株。在松树源一带切沟中及三湖溪、大溪堤岸种植乌臼、枫杨、檬柠草、柳树，进行植物学、生物化学、材料力学等方面的研究试验。开垦荒地300亩。种植芙蓉、夹竹桃、大花黄枝子、苜莉，毒鱼藤、除虫菊、薄荷，桃、梅、梨，木薯、花生、乔麦、绿豆、鸡瓜粟等。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后，大部分工作人员撤走。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试验区由农林部接管，易名“农林部东江水土保持试验区”，但治理成效不大，水土流失面积仍在扩大(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448页)。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探讨了闽赣边南部地区地形地貌与农田景观、地形水文与水利工程、社会生态结构与农具系统、气候条件与耕作制度、稻作农耕与水土五个问题。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一是本地区清末民国的稻作农业受制于本地区地形地貌、水文、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本地区稻作农业发展的历史也是生态的历史。稻作、生态、社会之间是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经过反复磨合，己构成了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稻作一生态一社会系统。．
21世纪的企业面临着巨变的环境，学术界对企业战略管理也有了新的认识，而我国企业还需考虑国际环境及我国内部经济环境变化的挑战。笔者总结了2008～2014年战略管理协会的主要议题（见下表），发现这些会议的主题，都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例如，2008年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企业的经营环境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原有的战略理论的适用性受到质疑。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互联网时代企业经营模式的改变，都引起了学者们对战略管理理论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时代的发展对战略管理提出了挑战，研究者们从企业内部，到外部的环境，再到企业内外部环境结合的角度，研究了企业战略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当今世界，企业的外部环境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互联网、大数据等的出现，正改变着企业赖以生存的环境。企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战略管理理论又应如何指导企业实践，这些都是我们应思考的问题。笔者从环境学派中的组织生态学理论出发，结合管理研究方法中的情境化要求，探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实践性问题。
二、组织生态学的发展及其演化
环境学派把战略看作是一个反应的过程，其起源是1977年Hannan和Freeman发表的论文中提到的“种群生态学”理论。种群生态学源于生物学，主要是针对设计学派、计划学派缺乏对复杂性环境的考虑。在种群生态学中，学者们主要研究组织的成长、衰亡问题，以及组织的多样性问题。Hannan和Freeman在《组织生态学》一书中，对组织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且从组织惯性及竞争力量等方面解释了组织的生存发展。当时的理论提出，主要是因为工业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组织与环境的联系更加紧密，组织的生存必须要依赖环境。种群生态学认为，组织在环境面前是被动的，这里的环境是指大的环境，而非局部的环境。如果组织无法适应环境，就会被环境淘汰。这段时期的理论吸收了制度经济学中的成分，认为是外界的制度，限制了组织的竞争和发展。种群生态学把组织进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变异，即种群中不断出现新的组织的过程；二是选择，即优胜劣汰的过程；三是保留，即被选择的组织逐渐形式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从这个演化的过程中可发现，环境的选择机制，对组织的生存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老的组织可能无法及时做出调整而被淘汰。由此，学者们提出了组织惰性理论。Hannan和Freeman认为，组织惰性，是企业保持现有结构不变的状态，是由于组织对环境的反应速度，跟不上环境变化的速度造成的，而组织的规模、年龄及其复杂程度，都对组织惰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新时代，环境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些惰性高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可能更大。这段时期的理论研究侧重于组织的演化，并且将组织生态理论运用到战略管理、技术创新、产业经济学等领域，形成多学科交叉的形式。根据以上论述可发现，早期的学者们对组织生态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种群问题，随后，将其拓展到了产业层次；在实证研究中，主要关注企业的生存率、死亡率、种群密度等问题。还有一些学者将其运用到高科技园区、生态园区等进行实验分析，这其中包含了仿真技术、生物分类等方法。总之，在组织生态学中，学者们认为，企业必须依赖环境及环境中的资源才能够生存，但是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的承载力也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企业之间必定会产生竞争，从而产生优胜劣汰，这既是自然法则，也是商业规则。竞争的最终结果是，改变了一个种群中的组织数量，即种群密度。而同时，不同密度下的种群，会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产生不同的影响，以保持整个系统的平衡。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组织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起源于生物学中的生态概念，并且遵循“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理念。同时，在运用理论进行实践的过程中，学者们注意到了组织惯性问题、种群的密度依赖性问题，并把这些现象和理论加入到生态学理论中，使其更加完善。笔者注意到，在经济转型和变化的时期，随着日本的家族企业集团、韩国的财阀等企业集团形式的出现，战略联盟、合作创新、技术协同创新等理念开始受到重视，而我国企业在转型时期制度环境的变化，也为学者们研究产业规制、制度激励等提供了支持。这一系列的变化，都体现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影响，而环境是具体的，不同国家、地区的环境是不同的。环境的差异，改变了一些要素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甚至使得同一个理论在不环境下实践的效果大相径庭。这个具体的环境，就可以具象化为情境。环境，是指企业内外部的对企业产生影响的各种相关因素。而情境强调的是，环境、组织与人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作用。要想研究情境化的管理理论，就必须要从实际的情境出发，发展出特色的管理理论。
三、战略管理理论的情境化及其要求
1.关于情境化的描述
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是应用型研究，但是学者们经常忽视了情境性因素，而不考虑情境因素，那么，其理论的发展空间必然有限。战略管理本质上还是人的活动，这种活动与社会息息相关。在西方产生的战略管理理论，是基于特定的西方组织环境的，仅仅意识到了情境的差异性并不能解释当前企业的战略行为。情境是一个整体，是从文化、历史及环境的互动作用中演化出来的，单一的理论仅能从一个层面进行解释。因此，学者们需要思考不同国家企业的独特性，是否能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并得到实证的支持，以及这些理论对于指导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又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对于情境的定义与层次，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Johns将情境定义为，围绕着现象并对现象发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并且描述了两种层次的情境效应———综合的与分立的。其研究结果显示，情境是具有调节作用的。情境包含了物质系统与理念系统，并且提到了情境的动态性。研究情境，需要对其进行概念化或分类。大多数学者认为，可将一国的文化、社会、法律等因素作为情境的预测变项，将组织因素作为依变项，同时加入制度因素作为衡量。总之，不论怎样，只有保证情境的结构和概念维度的准确性，才能够保证理论研究的可靠性。
2.战略管理理论情境化的要求
战略管理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它必然要与实践相契合，要因地制宜，而不是照搬教条。这与战略管理中的环境学派的观点相仿，即组织必须适应环境，而领导者负责观察了解环境并保证组织完全与之适应，而且组织应是灵活的。我国的情境与西方的情境存在固有的差异性，而现有的战略管理理论大都是从西方借鉴来的，将这些理论放在我国，需要对其进行检验、延伸、拓展甚至修改。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当前的问题，那么，可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这也是战略管理理论历经多年的发展而形成丛林般体系的重要原因。不过，尽管西方的理论有诸多独到之处，但是我国的学者在战略管理实践中发现，一些中国企业的现象无法或不能完全用西方的理论解释，而是需要独特的中国方式来解决。这些现象也蕴含着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对战略管理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超越了制度，是一个集体性的适应过程。但是在研究跨文化管理问题时，学者们停滞于只了解“是什么”的层次，而没有将其拓展到“为什么”的层次上去。要想有效地对战略管理进行情境化的研究，就需要改变原有的思维范式，要跳出战略管理学科之外，结合其他学科的力量。不仅要寻找特定企业行为的特殊性，还要对这种特殊性的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看其是否能够拓展到其他领域。由于情境因素具有动态性，因此，战略管理理论也必须随之演化，即理论与组织的共同演化。
四、战略管理情境化
1.对企业战略管理情境的思考
目前，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背景，大都是基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环境，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主体，又囊括了其他多种非公有制成分。在这种情境下，有必要从企业战略与环境关系的角度，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探讨。在外部环境中，政府规制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很大，政府对管理者的评价标准也大多仅以当期的绩效来考察，即经济效益指标和就业指标等。这种考察方式使得企业一味地防守，重视短期利益，致使企业的行为过于被动，从而限制了其他的选择。环境学派强调环境对企业的决定性影响，在环境的影响下，企业本身的能动性是很小的，企业过度作为的结果，是其被淘汰的可能性的提高。从组织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企业坚持原有的战略，是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不过随着经济环境的演变，企业战略和环境的关系也在逐步发生变化。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逐步成熟，外部环境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开始降低，政府逐步放开管制，企业开始从被动地接受环境到主动地适应环境，一些新兴企业开始采取进攻性和创新性的战略，有时候，企业还主动改善自身所处的环境。企业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演进，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及全世界跨国贸易、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通过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经营环境的重构和更新，构建了一个更加竞争有序、高效的市场环境。再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企业的战略问题上升到了全球市场。全球战略、全球经营，是应该值得关注的领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企业突破了原来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未来企业的战略应该更多地考虑以互联网为基础，企业家也要具备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企业价值链的整个环节，乃至整个的商业生态系统，主动适应互联网的环境，应对日新月异的变化，大胆的进行创新。企业需要重构自己的战略目标，把握多变环境中的机遇。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跨界问题，颠覆了传统的组织边界、产业边界的约束，企业商业生态系统的范围逐步扩大，因此，需要从战略与环境共同演化的角度来看待战略问题。
2.情境化研究的理论脉络
将环境学派的理论应用于我国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可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企业跨界竞争问题、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战略层面的协同创新问题等。以种群生态学为例，可研究在特定空间中的企业分布密度对其战略行为的影响、环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等，也可从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出发，研究企业在生态系统中的竞争优势、运行机制、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竞合关系等。
五、结论
关键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意义，概念，特征
一、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提出
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学术范畴而被严格界定和科学论述，严格地说是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人们对政府管理活动进行新途径、新方式、新模式和新机制的探索开始的。在学术界，诸多专家和学者对政府管理创新问题有着研究兴趣，并撰写出相应的理论成果，对于指导政府管理创新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和价值，但多数研究仅仅局限于政府管理实践活动层面上，没有突破政府管理学的理论境遇和思维逻辑，难以摆脱传统政府管理创新理论的羁绊与禁锢，认为政府管理创新就是管理理念的革新、管理方法的改进和管理内容的变更和管理手段的变换,将政府管理创新视为外在于管理环境而独立存在的实践活动。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政府管理创新研究的主题转向了理论分析的方法论层面。生态学强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同共生和持续演化，其所内涵的动态、多样、平衡和有序的思想使得其逐渐成为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有效工具。如果将政府管理创新置于生态学的理论视野内加以审视，可以发现：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其与所依存的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和共生关系；不论在构成要素方面，还是在要素之间关系方面，乃至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方面，政府管理创新都处于一个构成要素多样、环境因素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可以将这个系统理解为“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
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典型形态，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第一，必须由人和人围绕的政府管理创新要素、条件、活动组成。人和政府管理创新要素、条件、活动既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最基本构成要素，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实际载体。第二，基本构成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环境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机制。第三，具有特定的功能，这是整体具有不同于各个组成要素的新功能，这种新功能是由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和结构决定的，而单个构成要素则不具备，一旦特定功能被取代，系统就会面临升级转型或者解体消亡。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才是所谓的生态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任何条件的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都会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活度。
二、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培养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认知。认知是行动的先导，认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行动过程及结果的绩效水平。目前，一些地区政府在进行管理创新时，既不充分了解自身的管理实践情况，也不全面顾及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外环境，进而造成政府管理创新过程的不通畅和创新绩效的不明显，严重影响了政府管理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通过营造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梳理政府管理创新要素的内在关系，规整政府管理创新的各种环境条件，实现要素关系和环境条件的动态平衡与协调统一，有利于培养政府管理创新主体的生态认知，使其在政府管理创新过程中既注重要素、环境条件的客观性，也强调要素关系和环境条件利用的差异性和整体性。
其次，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价值。生态文明的不断崛起和生态意识的渐入人心，使得生态理念逐渐成为指导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理念，人们在评价实践活动价值时，不仅考虑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越来越考虑到实践活动的生态价值。对于政府管理创新而言，生态价值也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每个政府管理创新活动都可以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构成这一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例如创新主体、创新对象、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创新机制等，由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有所差异，因而这些构成要素的生态位也各不相同。论文参考，意义。每个要素生态位的错位都会直接影响到系统内部要素关系的稳定，进而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有序发展。这也正是目前部分政府管理创新绩效不明显的原因所在。论文参考，意义。通过营造生态系统，来实现政府管理创新要素功能和要素关系的最优化，进而提高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价值。
最后，有利于增强政府管理创新的竞争优势。对于政府管理创新主体而言，对自身情况和内外环境条件的准确认知是其合理利用内外环境因子，充分发挥管理创新竞争优势，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要有效调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关系，使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要素和要素之间关系的重叠竞争，要素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无序紊乱，都会造成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之间的功能妨害与效能内耗，进而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竞争优势的提高。为此，在内部层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之间关系的有序稳定，在外部层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正常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内外层面的有机结合形成平衡有序的生态系统，使得政府管理创新过程得以持续开展，竞争优势得以有效提高。
三、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
在持续不断的运作过程中，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逐渐形成了协同共生的内外环境关系，体现出整体性、层次性、复杂性、动态性和自校性等基本特征。
1.整体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类似，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也具有一定的空间形态。它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在不断适应内外环境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与内外部环境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现。空间形态既可以表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也可以反映政府管理管理生态系统的未来发展取向；既可以为政府管理创新目标的确定、创新方向的把握和创新战略的制定提供客观依据，也可以为相关
主体了解政府管理创新的本质和规律提供重要参考。论文参考，意义。政府管理管理生态系统的空间形态主要由社会空间、经济空间和自然空间组成，社会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政治空间、教育空间、文化空间、科技空间和制度空间等；经济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价值目标的主要指向；自然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空间范围。自然空间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具有直接性和客观性。三个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统一的空间形态，共同制约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存发展。论文参考，意义。
2.层次性。结构是要素之间关系的结合形式和联系状态。系统结构是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比例特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就是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形式以及各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形式。论文参考，意义。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既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功能和发展演化规律的有机系统，因此，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既表现社会生态系统的部分性质，也表现有别于其他生态系统的特征。从规模大小上，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可分为宏观结构、中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宏观结构主要以社会环境结构为背景，中观结构主要以区域社会环境结构为背景，微观结构主要以某个政府的具体管理环境为背景。从时空维度上，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可分为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纵向结构主要是各级政府行政级别的大小不同形成的结构，横向结构主要是同一级别政府部门形成的结构。宏观中观微观结构相互渗透、纵向横向结构彼此交融，共同形成动静结合、纵横交错的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结构。
3.复杂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是由生态主体和生态环境组成的有机系统。政府官员、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管理创新研究人员等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主体；对生态主体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各种生态因子的结合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社会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各层面环境都不同程度地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运作产生影响。不同的生态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同一生态主体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需要不同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主体之间及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了适应环境的能力、影响环境的能力，并不断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演化。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的快速化、社会竞争的激烈化、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日渐明显，分配差距的拉大、腐败现象的蔓延、阶层分化的多元等社会问题也开始出现[1]，使得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更加复杂，给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运作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
4.动态性。在生态学的理论视域中，生态因子是指对生物的生长发育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外界环境要素。论文参考，意义。生态因子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各种生态因子的有机结合形成生态环境，每个生态因子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或可调剂性。同样，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的因子都是生态因子，各种生态因子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推动或者制约作用。按照表现形式，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因子可分为社会生态因子、经济生态因子和自然生态因子，社会生态因子包括文化因子、教育因子、社会制度与政策因子、国际政治因子和科学技术因子；经济生态因子包括消费市场因子、物资市场因子、资金市场因子、劳动力市场因子、产业与产业结构因子、交通因子、通讯因子、国际经济因子；自然生态因子包括地域地缘因子和自然资源因子。[2]各种生态因子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任何生态因子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生态因子的变化，进而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
5.自校性。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自校平衡性更具有主动性，这是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人具有更强的意识性和能动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外部环境，它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环境发展变化的具体要求，来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从过程机制上看，自校平衡主要是由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不平衡所致。物能流转的不平衡往往会带来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功能的不稳定，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为了保持系统内外环境关系的平衡有序，政府管理创新主体就需要采取相关措施加以解决。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管理创新主体通过优化关系结构、调整功能机理和整合运作机制来保持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平衡有序；二是通过适当改变环境因子、规整环境条件和调试环境空间来实现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统一。
参考文献：
[1]李景春.研究生党建创新的SWOT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8):46-50
[2]梁嘉华等.企业生态与企业发展:企业竞争对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2-25
1.1对人力资源主体的影响
低碳经济是为了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涵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工业革命以来的高碳经济还是绿色经济，本质上都是通过“人”这一能动性要素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的人力资源经济，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人”，而低碳经济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宏观影响则主要是对人力资源主体的影响。传统的工业化生产及城市化进程，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在传统高耗能高投入的发展特征下，人力资源主体是以工业生产领域的产业工人为主的；而在低碳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主体则是以集中在新能源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工作者。因此，低碳经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当顺应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人力资源主体的变化，必然带来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变化。
1.2对人力资源管理目标的影响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中，由于产业结构及具体企业发展的差异，很多企业仍然停留在以“事”为中心的管理阶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无法完全摆脱作为企业管理辅助职能的地位，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也被单纯的认为仅仅是为企业经济效益服务。在低碳经济时代，由于人力资源主体的变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必然要转向以“人”为中心。因为只有以人为中心，加强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企业才能占有更多的知识，并依托知识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因此，低碳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应该是有效整合知识工作者的知识积累，为知识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促进知识工作者利用自身知识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1.3对人力资源管理内容的影响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决定了其管理内容必然是在考虑企业或组织工作目标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员工个人性格、能力、特长及发展要求等，以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实现企业或组织与员工个人的双重发展。在低碳经济时代，由于企业或组织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与生态责任，因此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也必然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低碳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更多的融入“绿色”“低碳”“和谐”等理念，从“人”这一根本要素出发，在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各个具体环节（如招聘、培训、绩效考核与激励等）强调“绿色”“低碳”“和谐”的管理，并在此基础上，整合整个价值链，以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技术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竞争环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本身不仅要考虑企业经济效益和员工本身的利益，更要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2基于低碳经济的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概念
2.1绿色人力资源管理概念的界定
前文述及，在低碳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不仅要为企业的战略服务，还应充分考虑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实现。因此，基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依据既要体现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期“绿色”“低碳”的发展趋势，又要反映生态和谐、内外和谐、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故本文认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不能仅仅以低碳经济理论为唯一支撑，还应融入绿色经济理论、和谐管理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及生态系统理论的有益思想。基于此，本文将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定义为：以低碳经济为基础，融合绿色经济理论、和谐管理管理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及生态系统理论的有关思想；通过构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解决以往人力资源管理中不注重环保、和谐发展等“非绿色”与“非和谐”问题；改善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外环境（如外部生态环境与内部管理环境），促使人力资源管理从传统的职能管理迈向系统管理，开发和培养具备“绿色”“低碳”“和谐”思想的人才，并合理安排人才的使用；推动企业或组织的宏观管理走向“绿色”“低碳”“和谐”，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从粗放式增长向低碳集约型增长的一种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模式。实施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是从社会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最根本要素——人的角度出发，将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从各种人性假设的前提下解放出来，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通过对“人”这一要素的管理，为企业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从而促进社会经济从传统高碳粗放式增长向低碳集约式增长转变。
2.2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与特征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绿色”“低碳”“和谐”的特征，是与低碳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相吻合的；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从企业或组织的微观角度出发，但着眼于宏观层面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效益的实现；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在不否定以往人力资源管理各项职能的前提下，系统的分析如何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职能环节融入“绿色”“低碳”“和谐”的思想，在兼顾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同时，也更加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与和谐。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具有明显区别于传统人力资源管理的三大特征：
（1）绿色性。
绿色思想的核心是环保、无污染、低排放的原则。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仍然遵循绿色思想的基本观点，注重对各类资源的节约利用——也包括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在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的各种非必要消耗。因此，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绿色性必然要体现在要求员工关注企业的社会环境责任、绿色企业文化的建立，同时倡导低碳健康的办公方式以及关注企业内部运转与外部信息交换的整体健康。
（2）生态性。
自古以来，人的活动就是处于一定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中的。尤其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经济的社会生态环境下，人这一社会科技与经济发展最根本要素才能够得以体现和发挥自身功能。因此，人力资源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发展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下，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发生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必然要体现生态性，以求得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
（3）和谐性。
从管理的角度而言，和谐的本意是从人的不确定性出发，探讨企业与环境、社会、市场、政府以及企业内部之间的和谐。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可以通过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实现信息沟通便利和无纸化办公，达到缓解生态压力，节约能源的目的。企业内部环境的和谐则是指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状态是以“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的人本管理，主要通过绿色企业文化来塑造健康的员工心理、积极的工作态度、员工之间和睦稳定的人际关系。
3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实施措施
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和内涵可以看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需要解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的“非绿色”与“非和谐”问题。因此，首先需要对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绿色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职能活动融入“绿色”“低碳”“和谐”的理念，并最终通过各项职能活动的实现企业绿色人力资源管理。
3.1企业内外环境的绿色化
企业外部环境是指企业所处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及生态环境等。企业外部环境的绿色化，需要政府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为企业转型创造有利的大环境。在经济建设上要通过政策引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在文化建设上要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和倡导“绿色”“低碳”“和谐”的发展观念和生活理念；在社会建设上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与生态责任意识，引导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在创新能力建设上，要积极支持企业开发和应用各种新能源技术与工艺，生产绿色产品或提供绿色服务。企业内部环境是指企业内部物质环境、文化环境等。企业内部环境的绿色化，需要企业从资源配置、研究开发、生产营销、客户服务等方面都要从低碳化的角度出发加以考虑，因地制宜地制定出与企业经营外部环境特征相匹配的战略计划及其实施方案。同时，企业要建立绿色企业文化，审视自身所处的行业，了解行业技术革新的方向，在日常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树立起“绿色”“低碳”“和谐”的理念，并建立企业绿色品牌。
3.2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绿色化
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职能活动包括招聘、培训与开发、绩效考核等。对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绿色化也可以从这些方面展开：招聘环节的绿色化，要求企业招聘人员应充分熟悉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生态责任，了解有关环境法律及其他环保方面的知识。在招聘过程中，企业可以采用无纸化招聘的方式，同时优先选择具有环保意识的应聘者，尤其是环境敏感行业内的企业，如化工、石油等行业。企业还可以考虑设置专门的环境部门，或者设置环保方面的高层职位。培训与开发环节的绿色化，要求企业对员工的培训需要包含企业社会责任、生态责任及和谐发展思想等方面的培训。使公司每位员工牢记公司的生态责任与社会责任，梳理企业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的思想。企业进行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时要注意培训信息要简单明确、培训以非正式的形式，多次分开进行，尽量使用企业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来支撑培训与开发。企业培训与开发要注意保持创新和主动性。绩效管理环节绿色化，要求企业在员工的职责里纳入社会责任、生态责任等相关方面的指标。对于员工在本职工作范围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生态责任的行为要给予积极的提倡和宣扬；对于非本职工作范围的绿色行为，例如提出改善公司环境形象的建议，个人或小组的节能措施等，也要给予适当的肯定和激励。以此引导企业员工树立为公司整体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改进作贡献的思想。
4结语
关键词：生态文明；“破窗”理论；公共选择行为；公共行为的伦理自律
一、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问题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建设生态文明，树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公共理念既是一个教化的课题，也是一个管理的课题，解决这一课题，需要思考几个问题。
（一）环境治理与“破窗”理论
“破窗”效应是犯罪学的一个理论，由詹姆士・威尔逊及乔治・凯林提出。此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这一理论揭示：环境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公共生活中的某些失范行为和无序现象若不及时治理，将会产生示范效应，引致更多更大的失范和无序，即社会的“逆选择”。社会“逆选择”将导致不文明驱逐文明，造成道德沦丧、人们的伦理选择失衡。
就生态的保护、环境的治理而言，一些地方垃圾成堆，企业浪费资源，排放有毒废气、废水，这就属于“破窗”环境，个体在这种环境中很容易被激发和诱导，随大流地助长无序，致使生态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损害子孙后代利益。这就提示我们，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必须关注细节、防微杜渐，第一次“破窗”行为无论损害的结果轻重都应该受到惩处，防止更大的破坏行为发生。
（二）公共选择理论与政府失灵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政治，把“经济人”假设引入到政治领域，认为政治家、政客、选民和利益集团等在政治生活中都是“经济人”，也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而必然要在个人选择时以个人得失作为评判标准，也必然会把个人偏好与利益带进政府决策，从而导致政府决策的不公正和失误，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低效率、政策缺乏可操作性。
排除一些地方官员领导素质不高、发展理念落后的因素，我们还要考虑到他们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双重角色，杜绝和预防那些只为创造自己政绩，不顾地方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竭泽而渔、倾尽资源，出卖地方资源、收受不法厂商贿赂、中饱私囊的行为。
（三）公共行为的伦理自律
公共行为的伦理选择，就是指公共行为主体在一定的伦理道德意识的支配下，根据某种伦理道德标准，在不同的价值准则或善恶冲突之间做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伦理选择。而公共行为选择的伦理动因有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他律是指接受他人的约束，接受他人的检查和监督；自律是指遵循法度，自加约束。
本文无意探讨自律和他律的辩证关系，但是从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提高人们自觉保护生态爱护环境的素质而言，自律无疑是伦理选择的基础和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自律是通过自我约束，自我调整，把言行控制在制度、法规、道德允许的范围内，他律必须内化成自律之后，才能使文明行为变成文明习惯。他律可能会导致文明行为的发生，但若我们本身不接受这种规范，是不可能形成一个习惯的，会想方设法逃脱这个规范的限制，只有我们自身接受了他律，把他律内化成自律，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否则，那些法律、规范无疑是一纸空文。
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启示
提出上述问题之后，再回归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会有一些启示。
（一）环境治理、生态保护法治化
从社会管理角度考察，如果一些较小的公共行为失范和无序得不到及时治理，必然会导致社会控制力的连锁性削弱，从而引发更严重的无序甚至犯罪。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加强完善社会管理，特别是要解决好社会转型期的公共管理滞后问题，实现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的法治化，使我们治理模式从传统的政治导向性的控制模式逐渐向公共导向性的法律模式转变。
1.完善立法。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重点、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建立健全越来越完善、精细的法律法规体系，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官员和民众的行为，使环境治理生态保护有法可依。
2.有效执法。法治不单单是法律条文，更重要的在于有效执法。如果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有效执行，不仅使法律的尊严受到侵害，更会进一步造成公共领域安全性的缺失、公共秩序的混乱，造成法治的“破窗”，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二）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1.提高领导干部个人素质
公共选择过程首先是一个个人选择过程。所以，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效率、可执行性就取决于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包括领导干部的思想素质、理论素质、执政理念等。从干部选拔、提升，到干部培训都应该将这些内容作为重中之重。
2.完善领导制度，防范腐败
没有监督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因此，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纠正公共权力私有化和商品化的行为，防止权力的滥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对决策权的监督；坚持定期审计；坚持政务公开，防止“暗箱操作”；强化责任追究机制，保持高压态势。
3.加强监督，健全约束机制
在加强党内监督的同时，注重整合监督资源。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家庭监督等各种监督工作。
4.重建官员评价机制
如何评价官员的政绩，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一个官员的选任、升迁，是抑制政府失灵的重要因素。应该把保护环境、维护生态，提高资源利用率、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纳入干部考核的标准，并且严格遵循。
（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体系，强化自律意识
规范公共行为不仅需要法治、公共管理的硬力量，更需要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厚重文化历史底蕴的环境文化体系的软力量。构建让民众能够自律的文化体系、舆论氛围，“文化而润其内，养德以固其本”，才能够更好地自律――他律――律他，实现环境整理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和谐。
构建环境文化体系，首先，要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优秀的环境伦理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取用有节、物尽其用”，道家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万物平等，佛教的尊重生命、保护生命等，都为我们提供了树立环境意识的根据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尺度。其次，要加强教育和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为本。扩大环保教育层面，通过多方位、多层次的环境教育，帮助人们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营造有利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舆论氛围，更新人们的环境观念，引导人们顺乎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最后，要推动环境文化与经济、科技的深度融合，促进环境文化产业化。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完善社会管理，到政策制定、执行者素质的提高，从制度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到整个社会的环境文化氛围构建都是不容忽视的环节。
参考文献：
[1]赵晓雷.破窗理论与社会管理[J].决策探讨（下半月），2012（10）.
【关键词】企业；企业环境；环境管理；机制；管理机制；构建；机制构建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由于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无限制地滥用资源，随意向外界环境排放污染物，导致环境不断地恶化。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企业环境管理成为关注的焦点。目前学术界对企业环境管理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典型的观点：一是传统的观点，认为环境管理增加企业成本，环境管理与竞争力相互对立；二是修正学派的观点，认为环境管理促进企业创新，环境管理与竞争力是“双赢”的。
一、企业环境管理机制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受到政府、企业和学界的重视，而企业对于通过环境管理来体现社会责任的认识还不全面。企业环境管理以管理科学和环境科学的技术理论为基础，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和教育手段，对损害环境质量的生产经营活动加以限制，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使生产目标与环境目标统一起来，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优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新的人工生态系统。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虽比较健全，但企业有法不依、违法排污的现象仍相当普遍。为此，有必要建构企业环境保护的自愿性机制，即使企业环境保护行为成为自觉选择的作用机制；建构强制性机制，即通过成慑改变企业对违法行为的选择迫使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建构激励性机制，即利用价值规律调整或影响市场主体消除或降低污染行为的作用机制；建构压力性机制，即利用企业的相关方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并促使其保护环境的作用机制；建构支持性机制，即帮助企业建立现代环境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环境保护能力的作用机制。
二、企业环境管理机制的性质
企业环境管理机制，学术界并没有统而权威的界定。有的学认为企业环境管理机制是指企业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业经营管理中树立态环境保护观念，从经营的个环节来控制污染和节约资源，实现企业效益、社效益和环境保护效益有机统一的管理模式和运行理。有学者认为涉及企业环管理机制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次方面表现为以府为主体的产业环境管理机；在微观层次方面表现为以企业为体的企业环境管理机制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则有公众和政府组织参与的企环境管理机制。还有学者为企业环境管理模式括四种：企业环境管理委员会与保专门职能部门相结合管理模式、ISO14000理模式、HSE管模式、QHSE管理式等。我们认为，企业环管理机制应该是一种多元性构管理机制，是由国际社会、各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众共同参与的，由生态伦理、环境制、社会发展模式、类生存理念、模式生态文化教育、生态环境术的开发与应用水平和企业理等多种因子共同作用形成的，以进企业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好型企业目标的管理模式和行机理。
三、构建企业环境管理机制
1、构建企业环境管理机制，应尽快走出“人类中心主义”阴影，按照人与 自然 和谐发展的价值观，构建科学有效的企业环境管理机制。从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机制转变为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协调统一的新的企业环境管理机制；从“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转变为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科技、清洁生产、零排放、循环经济新模式；从单一的技术层面的污染防治转变为战略层面的企业环境管理机制；从被动的、抵抗型、反应型企业环境管理机制转变为积极型、主动型、生态型、创新型企业环境管理机制。
2、科学而先进的企业环境管理机制不是企业单一主体、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机制，而是一种由多元主体、多种因素有机组合创造出来的管理机制。因此，生态文明背景下，构建我国企业环境管理机制必须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政府为主导、以生态环保法律为依据、以生态伦理、环境责任为支撑的构架。
3、加大国家对建立健全企业环境管理法律机制的推动力度。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国家必须通过强大的公权力、推动力，规范性、强制性地指引企业步入企业环境管理法律机制的轨道，从而克服和消除企业唯利是图地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渚如，提升政府环境管理部门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性、完善政府促进企业环境管理法律机制以及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区域限批制度、环保一票否决机制、清洁生产促进法、节能减排制度、循环经济制度的执法力度，等等。
4、充分利用评价、奖惩机制，推动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制度全面展开。针对国情，一方面，大力推动国家环境友好型企业评建活动的全面展开，评建出一批环保示范性企业；另一方面，加快ISO14000、HSE、QHSE等环境管理标准体系在我国企业中的推广和应用，促进区域性环境友好型企业的形成。
5、创建企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指标体系、监测体系、考核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在信息化的社会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法律、管理等措施将企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信息通过权威媒体公布于众。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各个方面了解、监测、考核、评价、监督企业的节能减排、环境管理状态。另一方面在舆论、管理层面给企业以压力，有利于促进企业争先恐后、不断升级环保机制。
四、我国企业环境管理机制的目标
在“十一五”时期，重点建设和完善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机制建设，即在我国企业全面建立环境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初步形成政府促进企业环境管理 法律 制度运行机制、市场引导企业强化环境管理的 经济 氛围机制，社会舆论、非政府组织、公众参与企业环境管理的渗透机制。初步消除企业环境管理制度盲区。与此同时，加速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和监督执法的科技含量，加大环境保护的奖惩力度，树立环境管理机制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即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健全 科学 、先进、全方位、高效的企业环境管理机制，使我国的所有企业都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让人民群众生活、工作在生态良性循环、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社会之中。不仅物质生产生态化，而且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也呈现生态化。
五、结束语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企业环境管理已成为当今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企业如何从被动环境管理转变为主动环境管理，把环境关注结合到企业战略管理中去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研究现状述评
本文将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相关的国内外研究从以下3个方面予以归纳。
1.1对森林及其环境外部性的认识对森林及其环境
外部性的认识经历了从林木资产，到资源资产，再到生态资产的过程。早期对森林的认识只停留在森林可以提供木材产品等方面。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显现和人们对森林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森林开始由林木资产转向资源资产。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和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概念相继被提出并得到广泛的认同。RCostanzacta.l(997)明确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概念。KeySniha988)认为，由于自然资源与环境提供服务的多样性以及各种外部经济的重要性，有必要将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均作为有价资产。Pcam和Tumoa990)把生态资本分解为4个方面，给出了他们对生态资本的界定。我国学者刘思华（1997)、牛新国等（2⑴3)穆治辊（2004)对生态资本做了出色的研究。
Daiy(1997)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物种所提供的能满足和维持人类生活所需要的条件和过程”。Cosanza等学者(1997)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划分和评估，但OPCOO等（1998)认为该评估结果难以令人信服。此外，国内外学者对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研究。国际上已开展了较多的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单项服务价值研究，如Peer等（1989：对亚马逊热带雨林的非木材林产品的价值评估；Tobias等(1991)和Maillc等(1993)对热带雨林的生态旅游价值的研究；H^nlo等(1993)对森林的休闲、景观和美学价值的研究；Adgcrs(1995)对墨西哥森林的价值的评估研究及政策建议。
1.2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理论与实践研究在森林资源会计领域，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等国家对森林资源资产会计非常重视。我国对森林资源会计方面的研究，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许家林教授、北京林业大学任恒祺教授、刘鸣镝博士和福建农林大学魏远竹博士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代表性。许家林对资源会计的研究颇为深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魏远竹等对森林资源会计核算的具体操作作了深入细致地探索。
在森林环境会计领域，加拿大应该说是最为先进的国家，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正式出版了几份研究报告，分别是《环境审计与会计职业界的作用》《环境成本与负债:会计与财务报告问题》《环境绩效报告》等，并在环境会计准则制定方面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33)制定的会计准则架构下，企业对森林环境事项进行会计处理时，主要依据1975年的第4号准则（FAS)或有负债会计”以及与之配套的财务会计准则指南FN14英国的‘环境管理制度”（EninmmtalManaSmcmSysrn)B^750作为“英国标准协会”（BrihStandaidnstltOn)的一项标准于1992年正式颁布执行，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颁布实施的环境管理法规。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生态会计是环境会计理论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环境会计最初只包括传统会计中处理环境问题的部分即环境差别会计，但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对环境会计提出的新的要求，环境会计又将在传统会计框架外形成的新分支—生态会计包括了进来（火建新等，2004)。StefanSchaltcggci等(2Q03)著《C'onttnpany/EnviKmcnailAccountingIssuerCcnccpisandPrac«c〉一书较详尽系统地分析了企业生态会计的结构，他将生态会计分为内部生态会计和外部生态会计，将生态会计系统融入企业的决策信息系统中。杨宗昌、钟子亮(2002提出了生态会计的基本框架，包括目标、要素、假设、原则、内容、计量方法、信息揭示，并辨析了生态会计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之间的关系。此后，国内开始有生态会计的一些报道，如耿建新、曹光亮（⑴7)对企业生态会计的概念、生态会计的功能定位等进行了阐述。在我国，对于森林生态会计的研究由南京林业大学温作民教授主持开展，他先后申请到国家林业局重点专项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组在森林生态会计理论、核算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出色的成果。
1.3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的宏观与微观、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关系研究关于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的宏观与微观层面对接问题，张宏亮（2006)认为，当前国家、集体及个人所有的森林资源并没有纳入会计核算系统，纳入会计核算的资源仅是企业所拥有的部分，因而，森林资源的宏观与微观会计账户核算的范围并不相同，在核算中相互脱节，处于平行发展的态势。这既不利于宏观环境会计録色GDP核算冲对微观企业数据的使用，也不利于森林资源的价值管理和资产化管理。他提出在宏观森林资源核算中，应改变传统的“统计型”核算方法，实行“会计型核算”。岳上植、惠晓峰（⑴6)认为，森林资产会计核算新体系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发挥森林多种功能和效益为目的，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林业新定位的需要而建立起来。
关于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核算和基于管理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管理会计协调问题，目前的相关文献只见对森林生态财务会计核算的研究，没有发现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管理会计方面的文献，更没有发现研究两者之协调统一的文献。但环境管理会计的研究已经起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审计问题，从某种角度说，会计和审计是相伴而生的。对森林审计乃至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审计进行探讨的现存文献甚少，目前只查询到两个相关方面，一是早期的森林审计方面，二是近期的与环境会计相适应的环境审计。郭春兰、王冬梅（995)认为，森林的特殊性导致森林审计的特殊性，在开展森林审计时的主体、客体也应不同。吴联生、罗炜（1996)介绍了美国的森林企业内部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确认森林入库;定期评价立木测量的方法;重新测量从贮木场运抵加工场的木材体积;定期检查贮木场存货量;检查评价木材交易活动;定期检查评估立木蓄积量;注意各种以高估或低估森林资产的手法偷窃森林资产的行为。
1.4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研究现状简要归纳外部性尤其是生态环境外部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取得相当进展。这为本课题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背景和方法论基础。
森林产生的生态效益已被众人认可，森林生态效益计量研究已有一定进步，但与人们的愿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还有差距。已有文献的研究中，表层研究居多，深入研究不够;技术模仿偏多，实际应用偏少;好大求全居多，着力解决瓶颈问题的居少。
新会计准则颁布后，森林生态效益纳入会计体系的问题研究出现小高潮，但这一领域的完整体系尚未形成，支离破碎的点状探讨式研究较多，构建森林生态效益完整会计核算体系的课题较少。
对森林生态效益会计问题还只停留在财务会计阶段，对森林生态管理会计及相应审计问题基本未见研究。
2.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的研究框架构建
2.1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经济学分析外部性是经
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但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是一个新事物，因此对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从经济学视角予以透彻分析是必要的。主要研究内容可包含4个方面。一是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基本涵义，如森林的外部性经济性与不经济性的内涵、内容，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有哪些表现形式。二是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与环境外部性的比较分析。三是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特殊性研究，如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天成性、循环再生性、整体共存性、地域定位差异性、永续性、多样性、综合性、动态性、确认与计量的复杂性。四是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的条件与途径。将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需要的条件有产权条件、计量条件、价值条件等。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的途径有市场主导下的“相关者利益合并”模式、政府公共管理视野下的森林生态产品价值补偿模式、市场与政府的合作互补模式。
2.2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此领域属基础理论研究，旨在构建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财务会计理论。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财务会计理论包括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核算目标、核算对象、基本假设、核算一般原则、会计要素、会计科目。会计核算目标有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其核算对象应包含国家、区域和森林基层经营单位三个层次。基本假设的构建既要考虑财务会计核算的共性，又要着重分析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个性。核算原则应具有较强业务指导作用，同时兼顾森林的生态性和经济性，如生态i济效益原则、科目股计要理清科目间的关系，在已有会计科目基础上适当增添。
2.3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会计承载
会计确认与会计计量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财务报表格式设计是再次会计确认的核心内容。会计计量问题是该课题的关键问题之一。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计量从计量属性和计量方法切入。森林生态效益的特殊性决定其价值计量方法研究要从分析其价值决定入手，具体有市场法和非市场法。主要热点研究方向有能值法在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计量中的运用，公允价值法在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中的实施。
2.4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会计信息的披露模式有传统的价值法和最近广为关注的事项法。事项法会计可以弥补现行基于价值法会计披露模式的众多缺陷，因此将其与价值法并行对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进行披露，即将独立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报告模式与基于事项法的详细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报告并行。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基于事项法与价值法相结合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可行性分析及操作思路；二是基于事项法与价值法相结合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设计。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可设计为图1所示的“三层三维”模式。
2.5 基于管理决策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森林生态管理会计
森林生态管理会计是一个新的环境会计分支,它接受IFAC环境管理会计指南(EMA-2005)指导,但有诸多新鲜内容。森林的经营管理强调的是可持续性。对森林可持续性经营管理应离不开管理会计的支持。森林外部性管理会计可向内部管理层(政府、森林经营者等)提供森林有关的货币及非货币信息,并协助其制定日常及战略决策。森林生态管理会计旨在利用管理会计方法,通过发挥会计的参与管理决策之职能,为森林生态建设管理提供支持。该领域的研究方向主要有：(1)森林生态管理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 如森林生态管理会计的概念、森林生态管理会计在森林可持续经营及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中的定位、森林生态管理会计的职能、森林生态管理会计的保障条件等;（2)森林生态管理会计在森林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如森林经理目标的生态型和经济型与森林生态管理会计的双导向性，基于森林生态管理会计的森林经理决策系统与治理结构问题；（3）森林生态业绩价指标体系问题。
2.6基于森林生态认证与生态绩效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审计在构建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之后，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审计研究不可或缺。审计具有认证属性，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审计应在创新审计理论、方法的基础上与森林生态认证和森林生态绩效评估紧密结合。基于森林生态认证与生态绩效视角，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审计将被赋予全新内涵，而非原有审计方法的简单炮制。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审计有两个主要分支：（森林生态绩效审计，主要研究视点有森林生态绩效的源泉、森林生态绩效审计理论依据、森林生态绩效的审计学审视、森林生态绩效审计的组织实施对策;(森林生态管理审计，研究范畴包含森林生态管理内部控制系统、森林生态管理审计的形式与内容等。
2.7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亥算的协作与契合我国目前的森林会计核算、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核算存在各自为政、自行其是、互不衔接的现象，应加强森林会计、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亥算的协调性研究，建立基于信息技术的森林会计、统计、绿色GDP亥算一体化的整合体系。拟设计的主要研究领域包含:一是当前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核算分立的表现及原因剖析;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亥算协作与契合的意义分析;三是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亥算的协作途径；四是构建基于信息技术与事项法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森林统计与森林绿色GDP核算“三位一体’式统一体集事项法、珥口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于一体，通过共享数据，最终实现森林统计、会计、业务核算一体化。
2.8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的支持体系研究该部分为课题的支撑研究，旨在从研究成果的应用和实施角度分析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体系由理论步入实践的环境支持系统构成。本文认为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的支持体系有3个主要构成要素，一是技术支持，如遥感技术、GB技术等;二是机制支持，包括政府层面的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市场层面的森林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三是生态文化支持。
2.9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的案例研究案例研究
将运用森林外部性会计理论与方法对案例单位的森林外部性进行会计模拟，为森林外部性会计理论方法的应用提供一个范例。包括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财务会计、生态管理会计、森林生态审计、森林生态统计、森林环境核实践，只有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的成功实践才能最终推动该领域走向成熟。
共管理发展的实践需要等都有着积极意义。
一、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及其内涵
(一)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
“公共部门历来就有借鉴私人部门管理经验和技术的传统。”［2］追根溯源，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同样受到了私人部门绿色管理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是公共部门适应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绿色文明转变而在管理理念和模式进行创新的必然结果。
绿色管理是英语“GreenManagement”的中译文，一般认为这一词汇是德国的瓦德玛尔·霍普分贝克在1990年出版的《绿色管理革命》一书中较早提出的。作为一种管理新思想和新途径，绿色管理开始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生态农业和绿色消费意识，但因为全球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20世纪中后期全球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恶化，人类环境意识空前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来绿色运动浪潮席卷全球，其核心内容是以绿色发展新模式与低碳生活新方式代替过去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与高碳生活方式。私人部门最先把握到这种时展的新变化并应运而生出“绿色管理”新思路，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广，收到了显著效果。据统计，单单在2000年，德国绿色产品数量已有5000多种，占全部产品总量的30%;美国有近1/3的家用产品是在“绿色旗帜”下推出的。［3］
目前，绿色管理思想和模式在越来越多的私人部门发育成长，正成为21世纪工商管理发展的一种新趋势。随着绿色管理理念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个原本是私人管理领域中的概念逐步拓展和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而促使公共部门绿色管理迅速兴起有其国内外理论与实践背景。实践上，近年来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问题持续恶化，尤其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人类面临的经济与资源环境等多重危机的集中体现，人们更加认识到进行以创新政府传统管理理念和模式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绿色变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于是2008年底以来一场以提升政府绿色领导力为基本要义、绿色政策改革为基本保障的“绿色新政”(GreenNewDeal)风暴席卷了全球。理论上，一些西方学者密切关注环境问题对政治与政府管理的挑战并提出实现政府绿色变革的某些建议，推动了绿色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如美国学者A．H．Aurrell认为:“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构成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和组织的严肃课题。”［4］英国学者An-drewDobson在其2005年所著的《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从生态政治角度系统分析了如何实现绿色社会变革等的战略。另一英国学者AnthonyGiddens在2009年出版的《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更加强化国家的作用，建议采用碳税和碳交易市场等政策工具来实现等。
在国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累积以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公共管理绿色化是公共管理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公共管理理论研究领域对于政府绿色管理模式变革研究开始逐步升温，一些学人出版或是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政府生态管理、政府绿色管理、生态型政府、绿色政府、低碳政府”的著作或论文，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但是，这些主题存在着诸如研究对象相对局限于政府本身、其概念无法体现出当前政府管理研究已从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变化特征等不足，故需要引入绿色公共管理这个新的语境，它既是对前者的继承，更是适应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需要的新发展。
(二)理解绿色公共管理的内涵
在理解绿色公共管理内涵之前，我们还是应先回到其所借鉴的私人部门绿色管理之定义的理解上。目前，学界对私人部门绿色管理定义的理解基本上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别从生态学、环境学、管理学、资源学、经济学等角度进行了界定。如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绿色管理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对人、财和物进行统一的组织和安排，协调各个部门的职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资源学的角度来讲，绿色管理意味着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应做到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利用、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项资源。［5］私人部门绿色管理之定义尚未统一的现状，一方面为人们呈现了不同的研究角度，另一方面则不利于人们对于绿色管理定义的明确把握。
现在再来看看绿色公共管理的定义。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绿色公共管理作为专门术语出现还比较少见，没有对此概念内涵作一个明确界定;或者把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等同于政府绿色管理，如认为“政府绿色管理是以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为根本取向，全力推进科学发展和经济社会生态化进程的公共管理”［6］有关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界定空白或者模糊的现状与绿色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要求是不相吻合的。这里在理解公共管理与绿色管理的内涵基础上，试图给出一个所谓绿色公共管理比较清晰的定义，那就是:绿色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以绿色文明、科学发展和人本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实现公共管理的绿色转型为途径，以全社会共同参与、全过程控制为特征，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方法与技术以有效实现经济、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机统一目标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绿色公共管理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绿色生产和低碳生活方式变化在公共管理理念和模式上的反映，是一种治理传统市场经济和传统政府管理在环境规律面前“双重失灵”，以及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管理途径。
二、绿色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
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新瓶装旧酒”，相反它是一种与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有着显著区别的公共管理新途径(表1)。
(一)主体更广泛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存在着“重政府管理、弱社会参与”的弊端，且在政府内部环境管理体制方面也存在条块分割的状态，环保部门力量薄弱，监管乏力。在全球公共治理浪潮下，绿色公共管理的主体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全社会相互协作的绿色治理模式。首先是全政府参与。表现为:其一，强调全体政府部门皆是绿色管理的参与者和责任者。当今环境与生态问题日趋复杂化，单一的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力量无法有效治理，需要协同整合各部门，构建有主有辅、各司其责、相互配合、全面系统的政府绿色管理主体网络，发挥监管的合力。其二，政府本身及政府工作人员还是节能减排的践行者。政府及工作人员应从自身做起，采取有效措施带头搞好节能减排，对全社会起到示范作用。其次，全社会参与。绿色公共管理意识到传统政府环境管理的失灵困境，注重发挥非营利组织、企业、媒体、公众等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共同推进绿色公共管理目标的实现。
(二)地位更显赫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主要对象为环境生态污染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一部分环境管理问题，是政府诸多职能管理之一，长期以来在政府的整个管理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随着全球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特别是当前人类面临着多重危机，实现管理理念和模式的绿色转型不仅是一个解决当前危机的战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战略性问题。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正是公共部门适应全球绿色低碳浪潮的战略选择，也是公共部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突出探索环境、经济、人三者综合治理模式的绿色公共管理在整个公共部门管理中的战略性地位必将日益凸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是一种行动策略的话，那么绿色公共管理就是一种管理战略，其地位更显赫。
(三)内涵更丰富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以环境保护为管理出发点，并运用各种管理手段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而绿色公共管理具有更高远的目标价值取向，即除了环境保护外，还包括发展绿色经济、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实现公共部门自身的绿色目标等，实质是追求人、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管理实践上不仅仅是采取各种手段来实施环境管理，而是更多地要求公共部门赢得绿色竞争优势。绿色公共管理正是通过对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继承，汲取了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中的营养成分;同时绿色公共管理更是对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超越，使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成为了绿色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之一。
(四)管理方式更积极主动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焦点主要集中在控制或消除已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及事后的补救等环节，而在预防或减少新增环境问题出现及事中监管方面比较薄弱，属于比较消极的末端治理型，在变化莫测的环境问题面前往往力不从心。而绿色公共管理因其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必须更加强调人类的长远利益，其管理方式也必须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面向全过程的新型管理方式。所谓“积极”是指绿色公共管理视环境威胁为公共组织机会，试图通过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有效管理赢得公共部门的绿色竞争优势，而不是消极地应对环境问题;所谓“主动”是指绿色公共管理把管理起点前移到“预防新增的环境问题”，强调管理决策应能预见环境因素的变化趋势并提前采取措施预防;所谓“面向全过程”是指绿色公共管理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公共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和公共部门的一切工作中，每一阶段每一步都要加强监管，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五)行动更自觉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大多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来实施对管理对象的外部控制，不善于激发管理对象的自我约束动力。绿色公共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倡导绿色管理由外部控制向管理对象的内部自我控制逐步转变，如推行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组织内部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工作以及环保公开承诺等比较有效地自我约束方式，藉此激发管理对象实施绿色管理的内在驱动力。绿色公共管理不能成为一场“绿色做秀”，从长远来看，它的真正实现需要建立在各方特别是管理对象提高自觉意识去实实在在贯彻执行的基础之上。
(六)管理效果更佳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在处理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关系时未将发展经济与治理污染有机融合，往往顾此失彼，一些管理措施即使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很难收到很好的治理效果。而绿色公共管理在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冲突时，本着“经济与环境双赢”原则，努力追求既能保护环境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方案，这就是大力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转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因经济行为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生态问题并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目标的管理方式，无疑会取得比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更佳的管理效果。
三、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主题
绿色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新途径，其兴起时间还比较短暂，运作体系尚未形成统一的框架。然而，面对迅速变化着的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情况，我们需要明确绿色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突出近期亟待研究的重点，才能更好服务于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
(一)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重构
政府角色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转变是推进绿色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经济模式的重大转变，几乎无一例外地引起了政府角色定位的重大转变。”［7］
在当前绿色治理实践过程中，政府管理边界不清、公共服务职能薄弱、地方分治和部门职能分割乱象突出等关于政府角色定位与职能的问题还比较多，损害了绿色行政效率，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和优化原有环境管理职能成为必然选择。可侧重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明确政府在绿色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划清政府治理的范畴和边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分工关系;二是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契机，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公众提供更为优质的绿色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三是根据环境和生态本身统一性与外部性的特征重新建立绿色管理权属体系，实现绿色管理职能集合化;四是实现政府部分绿色管理职能的外部化(或社会化)，即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绿色管理，夯实绿色职能的社会基础。
(二)现代化的绿色公共管理技术
现代化的绿色管理技术是走向绿色公共管理的重要技术支撑。在公共管理实践中，我国公共管理水平长期以来并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手段较为单一，缺乏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和现代化”。［8］146
目前学界对于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因此应着力构建起现代化的绿色公共管理技术和方法体系。这一主题研究的焦点主要有:一是抓紧厘清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基本内涵，包括深入探讨其概念、特征、功能、原则和分类等。二是如何有效筛选和整合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研究。筛选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时应认真研究可能的影响因素并做出判断;整合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是为了使技术使用更协调、发挥整体功效，克服单一技术使用的片面性。三是绿色政策工具的创新研究。当前应着重开展政策、规划和投资的环境评估与环境公示，优化政府决策程序;探索碳预算、碳排放市场交易、碳基金、环境税等新型政策工具的开发与运用。
(三)构建全方位的绿色公共管理体制
构建全方位的绿色公共管理体制是绿色公共管理的内在要求。一是政府自身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政府在绿色发展中起领导作用，应全力推进自身管理制度的绿色转型。重点包括建立绿色采购、绿色投资与招商制度;引入政府绿色绩效考核体系，这被人们认为是政府绿色治理的突破口;参照ISO14001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建立政府部门的环境管理体系;执行绿色审计制度，加大对政府部门内部的监督等。二是构建社会参与绿色公共管理的体制与机制，包括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建立公民对有关环境政策的评议制度，加强包括公众和媒体在内的社会监督;激发和培育绿色环保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绿色治理的动力与能力;建立在全社会开展公众环保意识及绿色消费方式的宣传教育机制等。三是建立健全促进企业开展绿色管理的市场体系，形成家家争创“绿色企业”、全力推进绿色技术与绿色产品开发的良好市场环境。
(四)塑造绿色的公共管理文化
“一种公共管理行为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物质性要素，也取决于、甚至主要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精神性要素，即文化要素。”［9］
当前，中国公共管理文化正经历着空前的变革和转型，传统的以“忽视自然内在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公共管理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展的需要，必须塑造以“绿色发展价值观”为核心的绿色公共管理文化。在这过程中，营造绿色行政文化是关键。绿色行政文化建设旨在通过塑造和培育为广大行政管理者所认同和共同遵守的“绿色”价值观，改善他们的心智模式与价值取向，规范他们的行为，进而实现政府行为绿色化。而培养全社会的绿色共识是另一项要长期坚持的工作。绿色公共管理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基础，包括绿色企业文化建设和公民绿色意识培养。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和实践，全社会逐步认同并遵循绿色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有助于促进绿色公共管理文化的建构。
(五)公共组织绿色化的变革
公共组织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履行包括绿色管理职能在内的所有管理职能的物质承担者。目前公共组织理论的研究状况是“国内公共管理学界研究比较薄弱而亟待加强的一个主题领域”。［8］150
在全球绿色运动浪潮下，应加快构建公共部门绿色管理的组织网络，改进绿色公共管理的绩效，这无疑是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自身的一场“绿色革命”。具体而言，一是优化具备绿色管理相应职能的各部门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包括整合设置绿色管理的专门领导机构、探索建立相关部门间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运作模式、构建环保部门垂直管理体制等。二是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低碳减排和人员精简研究，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应起表率作用，千方百计降低本身公务活动对环境的污染，杜绝人力资源和办公资源的浪费，节省行政资源。三是公共组织绿色管理的业务流程再造研究，根据价值链原理，通过电子政务、“一站式办公”等创新形式，全力推进公共组织绿色管理的业务流程再造，提升公共组织对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力。
以上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五大核心主题中，绿色公共管理文化是内在价值体现，处于变革的核心层;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重构是关键、公共组织绿色化变革是保障，绿色公共管理体制是突破点，这三者处于中间层;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是实现捷径，处于外层。五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
图1来示。
图1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主题体系
关键词 区域环境管理；空间格局；DSR模型；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2537（2014）01-0006-05
区域环境管理是解决当前区域环境问题、协调区域整体利益和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关键所在[1].长期以来，我国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跨界生态环境问题利益纠纷[23]，这对区域生态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随着美国建立控制区域空气污染的政府实体机构――南海岸区域空气质量管理区与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提出将生态环境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4]，区域环境管理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国外学者较早注意到区域环境管理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关系范畴中的协调作用，强调多元力量、多种手段对区域环境管理的支撑作用，包括市场、经济、制度、NGO等方面以及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制定的各种环境政策和环境决策行为，其研究多侧重于区域环境管理的实践，以及与企业和产业的关联性[57].国内研究大多关注区域环境管理模式及体制的构建、完善和创新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强调对信息不对称、跨区域污染治理等问题的解析以及对区域环境管理的绩效进行动态评价[811].总结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区域环境管理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3方面：一是不同尺度类型的区域环境管理研究，涉及国家、城市、流域等不同尺度[1214]；二是在对区域环境管理研究的同时兼顾大气环境管理、噪声环境管理、水环境管理等部门环境管理研究；三是研究技术的多样性，包括RS、GIS在内的空间统计分析集成技术等[15].当前对区域环境管理的水平测度及空间格局的研究较少.山东省作为资源和能源消耗大省，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环境保护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研究山东省区域环境管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借鉴DSR（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对山东省的区域环境管理水平进行测度并探讨其空间格局特征.
1区域环境管理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1评价指标的选取
区域环境管理涉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系统，根据整体性、区域性、系统性、科学性等原则，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对相关指标进行选取，确定山东省环境管理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指标体系准则层分为环境驱动力、环境状态和环境响应3类，共26项指标.
1.2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指标进行权重计算.熵值法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权重赋值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类似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等主观赋权法带来的主观因素的偏差，TOPSIS是通过测度优先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来获得最优的方案，两者组合使用将使结果更加精确、合理[1617].主要有以下步骤：
（2）依据标准值，对判断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归一化矩阵B.
（9）根据表1中选取的各项指标，计算区域环境管理水平评价指数：
1.3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中，经济社会发展类数据主要来自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山东省统计年鉴》、2012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等资料，生态环境类数据主要来自于2011年《山东省环境公报》等资料.
2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方法，运用熵值法分别确定山东省17地市的26项指标的权重，见表1.用TOPSIS法确定山东省17地市的环境驱动力指数、环境状态指数、环境响应指数，然后根据公式（1），计算出区域环境管理水平评价指数（表2）.最后，统筹考虑各地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状况，采用聚类和定性结合方法将环境驱动力指数、环境状态指数、环境响应指数与区域环境管理指数分别划分为4类进行综合分析.
2.1环境驱动力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环境驱动力指标代表区域存在的不可持续的人类社会活动，数值越大，表明区域内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对区域的整体发展压力越大，反之，则说明区域处于较持续的良好发展状态.区域四分法呈现出济南市、淄博市、潍坊市、青岛市等胶济线贯穿城市以及枣庄市环境驱动力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中环境驱动力指数水平最高的是济南市（0.117），最低的是菏泽市（0.036），二者相差3.25倍，见表2；鲁北地区、烟威沿海地区高于鲁南地区，见图1.其重要原因在于：胶济铁路贯穿的4市处于高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历来是山东省工业和重工业基地，工业污水、COD、SO2年排放总量均占全省的30%左右，人均生活污水年排放量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因此，胶济铁路沿线城市须加大对第二产业的技术更新、升级和优化，力争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消费模式.鲁北地区如东营、滨州以及鲁南地区的枣庄市，大多以油气产业与煤炭产业为主，兼之地区的生态环境基础脆弱，而烟威沿海地区以制造业为主，同时承接了国外有一定污染的产业转移，致使这两地区环境驱动力指数高于其他地区.鲁北和枣庄应加强高精尖制造业的投资和发展，侧重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优化，大力发展无烟产业.
2.2环境状态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环境状态指标表征区域在特定时段内的环境状态，其数值越大，表明区域的生态环境状态越优越，反之，说明此处的生态环境需要及时的治理和维护.区域空间分异格局表现出济南、淄博、青岛、东营以及枣庄的生态状态明显处于劣势，环境状态指标最高的城市是日照市（0.021），水平最低的是济南市（0.004），两者相差5.38倍，区域差异明显，见表2；而鲁西北、鲁南地区和烟台、威海的环境状态明显好得多，见图2.环境驱动力和环境状态区域空间分异格局存在明显的一致性.胶济铁路沿线城市高速城市化、工业化和重工业的发展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紧张的人地关系矛盾，环境状态的改善任重而道远.
2.3环境响应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环境响应指标是指区域的环境管理主体为了阻止人类生活、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而采取措施并处理因生态环境污染而产生的利益纠纷的能力，其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区域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强度越大，反之则不然.区域环境响应空间分异格局表现为济南、淄博、潍坊和青岛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环境响应指数最大，烟威沿海城市的区域环境管理政策措施的实施力度也较大，区域环境政策措施实施强度最大的是淄博市（0.271），最弱的是菏泽市（0.128），两者相差2.12倍，见表2及图3.近年来，济南市“美丽泉城”、淄博市“碧水蓝天”、潍坊市“十件惠民环保实事”和青岛市“生态村”等行动相继开展，力求改善高污染、高排放状况；烟威沿海城市开展和推进了沿海防护林建设和海岸带综合治理工程以及生态园区和生态海岛建设，专注打造全国重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海滨旅游城市和人类宜居城市的标签，大力发展以高端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和海洋生物产业等为主的蓝色经济产业.
2.4区域环境管理水平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区域环境管理水平是综合性指标，主要是指区域环境管理主体采取各类政策和措施，调控区域内存在的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和经济活动，使区域生态环境达到某种状态的能力.区域环境管理水平最高的是淄博市（0.168），最低的是东营市（0108），两者相差1.56倍，见表2.区域环境管理水平空间分异格局表现为：淄博、莱芜、潍坊和青岛处于最高水平，日照、济南、德州、威海次之，滨州、济宁、烟台、临沂的区域环境管理水平一般，聊城、泰安、东营、菏泽和枣庄等地最低，见图4.统筹考虑和对照环境驱动力、环境状态和环境响应的空间分异格局，发现区域环境管理水平空间分异格局与前三者存在显著关联性，山东省区域环境管理水平空间分异格局可以概括为：胶济铁路沿线传统的工业和重工业城市区域环境管理水平最高，威海和日照为代表的沿海城市区域环境管理水平较高，鲁南地区的区域环境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3结论
山东省较早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近年来又进一步实施“生态省”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区划政策，但面临着比其他地区更为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压力.根据区域环境管理水平空间分异格局特点，山东省未来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1）济南、淄博、潍坊、青岛、烟台、威海和枣庄应对区域环境状态作出进一步响应，逐步改善地区的生态环境状态；（2）鲁南等区域环境管理水平亟待提高的区域，应当及时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转型，按照主体功能区区划要求和“生态山东”建设要求，在跨区域环境污染纠纷协调等方面与其他高水平地区实施跨行政区域环境管理的交流及合作，实现山东省区域环境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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