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小说创作,在民间文化的开掘方面,贾平凹是走得最远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对民俗文化的描绘,对民间神秘文化的描写,对民间诗歌的采用,对民间语言的汲取、加工和提高等,真是随处可见。
贾平凹是中国民间文化的守护人。民间文化对于贾平凹来说,不是立足于现代文明对于乡土文化的反顾之时才发现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在民间的思想意识形态中,民间文化和人的生存和生活,和人的精神灵魂是不可分割的。贾平凹像一个淳朴敦厚的农民,像一个有很多民间信仰的山里人,把民间文化当做人类与自然的一部分,当做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世界中的一部分。民间文化在贾平凹小说当中的体现,和“寻根”派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贾平凹的文学作品虽然是受到了寻根文化思潮的影响,包含了民间文化书写,但是,更多的却似乎是从他的骨子里长出来的。这是贾平凹和很多“寻根”派作家有明显区别的地方。
贾平凹没有像其他作家一样,把民间文化当做“他者”,在相关的描写中,他和民间文化是融为一体的。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身就是民间文化之子的缘故。他把民间文化原汁原味地全然收入囊中,在文学作品中给予表现,然后,把对民间文化的评判权交给了读者。贾平凹在小说当中,很少对民间文化进行价值置评。你很难分清贾平凹对于民间文化的态度,到底是批判呢,还是否定,还是迷恋?贾平凹对待民间文化,没有自以为占据了现代文明,就妄加评判。
贾平凹在那些探入到乡村古老传奇的作品中,身心全然地沉浸在民间文化中,他在描绘和表现民间文化的时候,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状态下的写作,然而,他的民间文化表达得反而更加充分,因为,他的作品不期然地表现了民间的集体无意识。这样,更加能够把人性和人情展现出来,让人物和故事在民间文化中生长,显得更加有生命力。贾平凹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凭着那深厚的民间文化滋养,其作品充满着“鬼气”,那么,他的创作上的变化多姿、神秘迷人等富有魅力的文学才华从哪里来?我们可以从他的民间文化意识当中去寻找。
二
我们很多论者注目于贾平凹创作中民间文化的诸种表现,却忽略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民间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不但进入到了他的语言建构,而且进入到了他文章结构上的谋篇布局,进而进入到了他的精神世界,进入到他的文学审美的价值评价系统。《废都》这部长篇小说,我们很多人都被它表面的一种颓废腐朽的都市气息给迷糊住,实际上,贾平凹对于人物的评判是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的。虽说贾平凹所写的人物和故事都和这颓废的都市有关,但很显然,这些人,这些事,都和乡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就是城市中的民间生态,其实,也是民间文化的一个分支。那头“哲学”的牛,来自乡间,它的发言和评判,也是来自民间的。整部小说没有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评判废都之废,而是从民间的角度,来否定这样一种腐化空虚堕落的生活。完成这个批判,作家凭借的不是现代文化观念,而是民间文化的价值观。
贾平凹没有过多的现代性批判,他的世界观、价值观,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乡村的民间文化,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他的为民间文化意识所左右的思想观念。这种价值观,影响着贾平凹小说的审美创造。贾平凹的创作,与民间文化相关的生活内容,几乎就是他创作的全部。民间文化就是他的精神命脉,民间文化是他小说的骨髓,如果把民间文化的内容从他的作品当中剔除出去,那么,他的小说大厦就会轰然倒地。这是因为他的小说大多都是以民间文化的思维方式来架构的,可以说,民间文化已经水融、血脉相通地流淌在贾平凹的作品之中。
无论“鬼才”如何才气氤氲,如何云遮雾绕千变万化,但贾平凹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魂魄,这还在于民间文化。这既限制了他,也成就了他。一旦他离开了他的乡土味极浓的方言土语,离开地方口音,他就不能够畅快表达;一旦把他从民间文化的土壤当中拔离出来,他的作品就会失却它神奇的魅力。贾平凹就像是一棵植物,扎根于民间文化土壤,有之,他就会长得枝繁叶茂;无之,就会失去生机。根植于民间文化的贾平凹创作,是他在文坛不可取代的原因,也是贾平凹保持旺盛创作生命力的原因。固守,意味着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固守,也意味着保持独创性。植物向上生长,可以争取到更多的阳光和空气,同时,往地底深入发掘,民间文化的地层也是富矿无穷。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中,《秦腔》《古炉》等作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民间文化这一条文化血脉,从来都是从民间文化的价值评价系统和审美评价系统来观照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这一点,更让我们确信了,贾平凹是当代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个一直以来“故步自封”的固守民间文化的“鬼才”,一个永远坚持民间立场的中国作家。
三
为何有的作家不能获得长久的创作生命力?为何他们的作品只是昙花一现?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和传统文学经典的河流切断了联系,和民间文化的血脉切断了联系。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那么,这些几乎洇没于历史典籍文字之外的草民,他们的文化之根在哪里?在民间文化当中。在民间,民间文化的评价系统显然更强势,老百姓显然是皈依民间文化的,并且以民间文化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所以,要真正地表现中国乡间的甚至是城市市井,就必然要对民间文化烂熟于心。只有这样,才能够刻画出中国每一个具体民众的灵魂,一个作家,要沉潜到民间,体悟观察,才能够贡献出真正有民间气息的作品。
民间文化从表面上看去,外在形态上似乎由于城市化、城镇化的侵蚀而消失或者正在消失,而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是僵死地认定民间文化是一成不变,而认识到民间文化也是不断在母体上生长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民间文化以一种形态消失了,但是,它可能改头换面又以另外一种形态出现了。因此,我认为,民间文化既是人民群众传承创造的,又是人民群众改造的,同时,民间文化是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群众。
民间文化不会僵死在某个时间的维度的,一种民间文化以某种形式消亡了,就必定会产生一种新的民间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需要宣扬,深入人心,而民间文化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地潜入到民间中去的。而一个对艺术赤诚的作家来说,他永远走在和民间文化相结合的艺术创造的道路上。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文学教学
中华民族文学是由56个兄弟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我们应当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然而这一观念在文学与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着明显不足，有鉴于此，新世纪以来，杨义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的完整地图”的命题。2007年，《民族文学研究》设立“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栏目，关纪新率先提出并论述了“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术命题。这一命题随后成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热点，在第四至第六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得到热议，一些学者还在不同的学术刊物积极参与讨论，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命题已逐渐成为学术共识。随着思考的深入，创建与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命题开始由学术研究层面走向教育实践层面。2010年4月，在“第七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如何在普通高校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中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又成为核心议题。作为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师，笔者认为文学教育者应当肩负起这份责任，身体力行，在本课程教学中通过“四个坚持”来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坚持以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引领课程教学的重要理念
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的应然状态的判断，它追求的是一种教育理想。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多民族文学这一文学史事实出发，在“创建与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业已成为学界共识的前提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的思考，理应将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课程教学的重要理念，这是尊重文学历史与文学族性的客观要求，也是时代对文学教育应然状态的要求。因此，在课程教材的选择和使用上，必须注重选择和使用体现和涵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内在要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鉴于目前此种教材建设的不足，教师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中，适当选择和积极补充相关的教学内容。如讲鲁迅时补充讲授他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影响，讲茅盾时注意讲他对多民族文学运动的倡导等，而讲老舍、沈从文等少数民族作家时，则要突出他与母族文化之间的关联，突出他们在中华多民族文学中的具体站位。与此同时，由于目前普通高校中文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是一个“2+N+讲座”的课程群，其中“2”指的是中文专业培养计划中规定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两门必修课，“N”指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中国现当代小说名著研究”以及诸如“鲁迅研究”、“老舍研究”、“沈从文研究”等著名作家研究之类的选修课程，在这些“2+N”的常规课程之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讲座课程，因此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应当贯穿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群的教学中。从教师方面来看，任课教师不仅自身要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还要加强多民族文学史知识和理论的学习，如学习《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等，进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使知识素养能达到此方面教学的需要。
坚持“汉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的“双线一体”
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把握之下，各民族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确立了主体性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对56个民族的文学要——重视。然而，由于各民族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有些民族的文学与在整体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学相比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再加上受课程教学时数的限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对56个民族的文学——涉及有操作上的困难。基于此，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内在要求出发，在中国现当文学的教学实践中，操作性较强的教学方式是坚持“汉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的“双线一体”。所谓“双线”，即以各民族文学名家名作、思潮运动与社团流派现象的知识点为基础，以点带面，连点成线，显现“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各自的文学史面貌和演进脉络，要求“双线”分明。教学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文学”这根线是多元连结的，元与元之间可据文学体裁、成就和时代的不同而不断交替或跳跃性出现。与此同时，在“双线”教学中还要让学生明白中华多民族文学是“一体”的，不断显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互渗互融，揭示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双方都有‘取’有‘予’，彼此优势互补，构成双赢格局。”这种强调“一体”的教学，可在教学一开始通过总论形式突出，更多的时候则要通过典型个案的教学来完成。如讲王蒙的小说、公刘的诗歌等汉族文学时，强调少数民族文艺对他们创作的影响。而讲沈从文时则注意他对汉族作家汪曾祺和古华、对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影响等。在讲思潮流派和文艺运动时，也充分注意到民族文学作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如寻根文学思潮中的乌热尔图和李陀。总之，在“双线一体”的教学中，“双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元”成线，而是多元成线。“一体”也不是“二元一体”而是“多元的一体”。通过“双线一体”的教学，使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民族性，各民族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主体性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元一体”性，有感性上的真切了解，理性上的深刻认识。
坚持以多民族文学名著的教学为重点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块内容。中华各民族文学名著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名著能很好地体现所在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和特色，反映民族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交流，是中国文学多民族、多风格的存在形态，是各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实际体现。因此，各民族文学名著既是多民族文学史的重要内容，又是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抓手，它的教学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课堂教学中要对各民族文学名作进行重点分析，特别是要突出民族文学经典的讲解，如《边城》、《尘埃落定》和《心灵史》等。要在文学名著的教学中，突出其丰富的民族内涵，突出它们在多民族文学史上的位置和贡献，突出它们对汉文学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在课外，还要推荐或指定阅读文学名作，甚至是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写出阅读感受与心得，让学生增强对多民族文学作品的实际感受和审美领悟。以老舍的教学为例，课内的作品讲解以《骆驼祥子》、《茶馆》和《四世同堂》为中心，课外阅读指导则以《正红旗下》、《离婚》、《月牙儿》、《二马》等为重点，要求学生从满族书写的角度写出阅读笔记，加深对作为满族作家的老舍的体认和理解。通过在课内外加强各民族文学名著的教学，将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民族性直接经验内化为基本认识，从而自觉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坚持探索多种教学方式，突出“三个结合”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必须坚持探索多样有效的教学方式。一般的教学方式如讲授式、讨论式、问题式和比较式等，对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具有作用，特别是比较式教学，它以承认、尊重和揭示各民族文学的主体性为基础，通过相关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思潮现象等内容的专题比较，寻求各民族文学的互补互证互识，可让学生在对比中体悟“多元一体”，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三个结合”，即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民族文化知识教学与民族文学知识教学、影像文本教学与文学文本教学的结合。
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的有机结合是开放文学史教学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长期以来的一种方式。从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出发，这一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具有了新的要求。具体而言，课堂教学要在统筹兼顾多民族文学作家作品、思潮运动与社团流派知识教学的基础上，突出多民族文学的典型个案如沈从文、老舍的教学，突出多民族文学经典的教学。就课外指导而言，要针对课堂教学的不足提供一批多民族文学作品与理论的阅读书目，并且予以检查落实。与此同时，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进行田野调查和实践学习，构建师生互动、课内外融合及理论与实践相通的大文学教学平台，增进对多民族文学的实际了解，通过课内教学引领课外指导、课外指导深化课内教学来全程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一般而言，过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基本不进行民族文化知识的教学。而作为一种文学史事实，沈从文、老舍、乌热尔图、玛拉沁夫、张承志、扎西达娃等民族文学作家都主要是从本民族文化的古井中汲取资源的。如有的学者所言：“民族的优秀文化，情有独钟地将全部营养赐予本民族出身的作家；民族的作家也正是从一开头便以其‘下意识的文化自在性’，生发出对民族文化得天独厚的亲和、体认以及传播的天赋。……假如我们对各类民族文化观念有些比较切实的体认，也许就会对中国文学中间的若干体现民族特质的现象，表现出深入一些的敏感与悟性。”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必须坚持民族文化知识教学与民族文学教学的适当结合，只有注意并显现民族文学作家各自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才能真正深入认识和理解其人其文。例如要充分理解和认识作为满族作家的老舍及其文学创作的满族性，就必须回到对象自身的母族文化之中去，对满族社会史、满族民族史、满族文艺史、满族语言学等满族文化知识有必要的了解和介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在各所主流大学的众多讲堂上，往往仅仅把老舍界定为“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主义作家”的现象，从而有“隔靴搔痒”与“舍本逐末”之嫌。同样的情形还有沈从文及张承志，前者被文学史定位于“京派作家”或“自由主义作家”，事实上苗文化对他的个体人格与思想精神以及创作内容与思维具有多重影响，要真正认识和理解沈从文其人其文，就必须回到苗族文化本身去，在教学中将苗族文化知识与文学知识的教学适当结合起来。后者由于没有回到对象自身的母族文化中去教学，于是出现了“知青作家”和“理想主义作家”对其人其文特性的遮蔽。不过这种结合一定要适当，要从文学教学的需要出发，对民族文化知识的教学时间和内容进行严格控制，不宜喧宾夺主。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1民族文化的社会作用
在民族文化与文化关系基础上，民族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民族发展的关键，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提高民族素质和构建民族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都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主要作用具体表现如下：第一，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目标，是教育发展主题之一，教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种文化象征，是人类发展和壮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教育在整个文化发展中不仅对文化传递和文化构成起着主体作用，还是促使人类将物质财富转化为精神财富的关键，因此在文化教育中培养和造就学生与文化发展相关的创造力，进而促进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同时通过民族理论文化教育使青年不断提高民族意识，增添其民族自豪感，对增强我国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第二，加强民族文化教育为各民族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加注重培养人们道德、智慧和文艺修养等方面的教育，在对这些综合素质进行培养的同时还要保护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对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整理和研究，推广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理论教育还是开启青年学生心智的重要手段，加强民族文化理论教学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爱国精神、人文素养、民族精神等，民族文化理论教育正符合学生的心理成长需求，它可以将学生代入民族文化发展艺术空间中，以此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为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奠定基础.第三，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关键动力，加快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就需要不断提高人们对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但是发展民族文化是要建立在和谐民族社会关系基础上，只有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才能使政治环境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不同文化，诸如艺术、歌舞、医药、饮食、信仰等，这些民族传统文化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很多民族经济的发展大多是依靠这些传统历史文化，由此可见民族文化是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
2民族理论教学中民族文化教育面临的问题
2.1民族文化意识薄弱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化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发展趋势，这极大的开阔了学生眼界，拉近了学生与全球文明的距离，为提高学生世界认知能力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正由多元化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对学生的思想观念存在一定影响，同时由于学生思想意志比较怕薄弱，容易受其他国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学习意识淡化、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退化，青年学生对我国民族文化的漠视，将导致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在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缺乏自强自律意识，而青年学生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的未来，解决他们存在的这些问题有尤为重要，如果不解决学生这些问题，任之发展最终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存造成利影响，国家民族凝聚力会越来越薄弱，未来我国国民综合素质也会越来越差，这将严重阻碍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2.2少数民族出现断代现象
我国少数民族发展历史久远，但由于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我国偏远地区，同时少数民族人口较少，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部分年青一代少数民族居民开始离开原居地，涌入城市，这就使该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少，加之远在异乡的少数民族青年已经开始与其他民族通婚，久而久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无法继承和发扬出去，同时不断的通婚使原留有本少数民族血统的传统少数民族居民越来越少，甚至出现断代现象，断代少数民族文化无法追寻其根源，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开展[2].其次，由于部分少数民族坚持原有固守的文化传统观念，一些陈旧的民族传统阻碍了民族的发展，与当今经济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不适应，这种单纯固执的保留原始民族传统文化，使民族文化的发展观念扭曲，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创新、同时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通常这部分民族将自己孤立起来，不能接受本民族以外的文化，使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实际生活环境脱节，出现封闭、传统、落后现象，这将加重该民族文化断代现象.
2.3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中变异
纵观我国民族文化发展历史都经历了不断的创新，也是不断地融入新的文化形式的历程，因此民族文化在与现代文化结合中变异是我国民族文化能够不断发展和得以保留的关键，是我国民族文化不断适应历史变迁的重要基础，正常的民族文化变异是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的，而在民族理论教学中，一些非正常的民族文化变异将会逐渐淡化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特点，一些民族文化盲目结合外来文化，将外来文化取代本民族的文化，这意味着我国民族文化被一点点吞噬掉，并没有达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过程中，汲取现代文化精华发展民族文化的目的，而是使民族文化变得越来越不完整，使民族文化失去了本民族历史成长痕迹，失去了本民族特色，由此可见这种外来文化或其他民族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严重影响了民族理论教育和发展，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存在较大阻力.
3民族理论教学中强化民族文化教育的策略
3.1增强民族文化意识
增强民族文化意识是加强民族文化教育的关键，只有使年轻学生认同民族发展历史，树立正确民族团结意识和民族精神，才能使民族文化教育深入学生内心.增强民族意识，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普及民族文化知识，将我国有特色、有趣的民族文化发展历程普及给学生，使学生对民族文化有初步了解，同时教师还要从历史方面向学生普及，我国56个民族的由来和发展，以及少数民族为我国统一作出的贡献，使学生具有民族团结意识，使学生对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以此增强学生民族文化意识[3].此外，在教育方式上增强学生民族文化意识，需要家庭教育中也要注重对学生加强民族文化启蒙教育，社会要加大媒体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诸多方面的启发，引起学生对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视和关注，提高学生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意识.最关键的民族文化教育还是在学校，学校教师要营造民族教育氛围，使学生在民族文化氛围下，加深对民族文化的好感，以此提高学生主动学习民族文化的意识.
3.2尊重多样化文化教育
增强民族文化教育，并不是要单纯的学习和发扬某个少数民族文化，而是要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汲取我国各个民族文化精华，尊重多样化文化教育，以此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发展，这主要是指不仅要体现各个民族的特色，还要将这些民族文化都围绕着中华民族文化进行统一，达到我国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国民族文化教育中尊重多样化文化教育的观念，近年来受到不少外国留学者的追崇，一些国外留学者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化特征选择到我国进修中国民族文化，将56个民族融入到一起，将多元化民族文化统一共同发展正是增强我国民族文化教育的关键.此外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也正说明了我国以人为本，尊重少数民族发展的民主政治，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观[4].
3.3改善民族文化教育环境
改善民族文化教育环境是强化民族文化教育的关键，教育环境主要包括教师队伍、民族文化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式等，我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其中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是促进我国整体教育发展的关键，因此应营造教育环境氛围，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民族文化教育环境，提高民族文化教育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在高教育水平教师指导下，提高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审美能力，激发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的兴趣[5].此外教育部门要重视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重视对民族文化课程内容的设置和安排，民族文化教育内容要涉及民族发展的历史、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特色等方面，加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全面了解，以此增强学生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只有使学生对民族文化有了正确认识，才能促进学生将我国民族文化知识不断发扬光大，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4结论
综上所述，在民族理论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向学生普及民族文化知识，使学生对民族文化知识有进一步了解和正确认识，以此激发学生对民族文化学习的兴趣，使学生不断的学习和了解民族文化发展历程，培养学生民族精神，以此解决民族理论教学中民族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发扬和继承奠定有利基础，同时也促进学生长远发展.
作者:高云峰 单位:赤峰学院
参考文献：
〔1〕熊锡元,王希恩.民族理论书简———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特色的讨论[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13(04):104-105.
〔2〕张谋.二十年,中国民族理论之路蜿蜒而辉煌———1998年冬季首都民族理论研讨会综述[J].民族团结，2015,10(01):190-191.
〔3〕苏祖勤.近年来民族区域建制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述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3(03):189-190.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帮助人完成了自身本质的实现。文化与国民素质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尤其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承担着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职责，其中蕴含的伦理型知识体系和民族文化精神，为国民素质的培养提供着丰富的教育资源。
【关键词】
优秀传统文化；国民素质；关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其灿烂的文明和深厚的内涵促进着人们在生理与心理、思想与道德、能力与创新上的不断进步，进而促进着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可见，文化是人自觉实现素质发展的内在尺度，并塑造着国民素质的形成。
一、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中国社会历史文明和民族优秀文化精神中所具有的能量，使每一个公民能够感受到优秀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进而提高我国整体国民素质。
（一）中国伦理型的传统文化对国民的“成人”教育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来看，它始终体现着“成人”“做人”的伦理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视道德伦理与人文理性，启发人们内心自觉，凝聚着“成人”的道德理想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第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国民对家庭、国家和民族义务感、责任感的伦理自觉。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表现为中国人“家国同构”的思维模式，劝诫国民在个人的德性修养方面要有益于社会实践，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第二，中国传统文化鼓励和倡导人们不断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按照“君子”、“圣人”的标准培养理想人格。它重视个人修养，强调自觉、内省，要独善其身，认为高尚人格的实现完成在于自身的努力，“为仁由已，非由人也”。“君子以自强不息”，通过个人努力，“人皆可为尧舜”；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仁爱原则，提倡人伦价值和人际和谐，如“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和为贵”。强调个人在人际伦理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如“忠”与“孝”、“诚”与“信”等等。
（二）广博深厚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本身就是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国民素质教育内容，便于国民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来提高自身素质。第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道德伦理中倡导把个人的修养与国家、民族相联系并赋诸于实际行动，这是作为国民应有的素质和民族品质。对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观和人生观具有最直接的引导作用；第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知识体系，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其本身就是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丰富国民传统文化底蕴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第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追求“大同”的社会理想，它所包含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治国安邦之道，对国民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社会素质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史鉴作用；第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许多修身养性之道和强身健体之术，如中医、武术、禅学、儒学、道经等，对当今国民健康素质的培养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弘扬民族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国民素质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素质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就要求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校、家庭、社会中得天独厚的教育作用，以国民的“成人”教育为主线，在生活实践中加大对国民的素质培养。其一，学校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主阵地。学校要把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融于德、智、体、美、劳教育的全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克服教育的应试化传统，扭转学校教育重智育轻德、体、美、劳教育的格局；其二，家庭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启蒙地。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必须从小抓起，引导其辨别善恶、分辨是非，培养其自立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在生活中，通过每个家庭成员良好的言行举止，形成有益的家庭教育环境；其三，社会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大讲堂。运用多种手段和形式，积极开发弘扬民族精神的教育资源，推广各种各样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积极开展多种弘扬民族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优秀传统文化对国民素质的意义
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好传统文化小可修身养性，大可治国安邦。归纳起来优秀传统文化对国民素质而言主要有以下好处：
（一）丰富知识见闻。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文化的至高点，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我国文化发展的高峰。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包括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科技之学等，对于增长智慧，丰富知识的意义不言而喻。
（二）提高道德境界。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伦理，我国提出的20字国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内容“八荣八耻”，都能从传统文化精髓中找到渊源。
（三）增强精神力量。学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坚定国民的理想信念，还可以增强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认同感。
三、结语
在新世纪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在国民素质培养中的合理因素，并把其作为培养现代国民素质的基石。奋力开拓弘扬传统文化与培养国民素质相得益彰的局面，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而且对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林世选.国民素质论和谐社会构建与国民素质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9
[2]单培勇.论国民素质均衡发展与和谐文化建设[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2326
[3]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
【关键词】全球化；语言；文化认同感
语言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无论是交流情感还是分享信息都离不开语言，同时语言还是文化的基础组成部分，无论是进行文化的传播还是文化记录，都需要借助语言作为媒介。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语言是衡量其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种语言能否得到传播并被广泛使用是体现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标准之一。事实上不同的语言背后都隐藏着深厚的历史、人文内容，忠实的记录了一个民族在过去积淀下来的人文底蕴。如果一种语言消亡了，那么以它为载体的所有文化都将失去传承。一般来说造成语言消亡的因素除了全球化驱使下强势文化的入侵之外，就是民族内部的民众对语言的不珍视，语言不统一甚至主动放弃本民族的语言。目前中国的汉语言就存在这些问题，当地方方言与普通话的矛盾，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对外语尤其是英语的盲目矿热，影响了民众对母语的文化认同，甚至很多少数民族的语言连他们自己都不会了。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在人类的一切生产生活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人类在交往交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然语言是构成文化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最有效记录者、传播者和里程碑。语言被看作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对内显示出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也是证明国家“软国力”的一部分。
语言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会不停地向外传播，作为文化的和平使者但同时也要防止它为文化侵略者服务。语言是根植于民族脊梁的血液供给，是传播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它将文化的整体信息细心全面地保存着；同时语言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直接体现。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具有统一的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凝聚内部精神和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主要渠道。它的兴旺和衰微，就直接意味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命力的兴衰。若有残酷势力对它致以粗暴地对待以至扭曲变形，就必然会对一个民族造成心灵上的直接伤害。
语言是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就像美国著名词典编撰家韦伯斯特所说的那样：“国语是一个国家的标牌”。语言是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民族的文化、心理底座。一个民族的文化奠基在那里，一切都不能游离散落，一切都被吸附集中。比方说宗教、思维方式、文化样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遗产，是人类最后赖以生存的家园。语言一代代往下传承时，语言中就涵盖了一个民族全部的文化和精神内涵。
二、我国语言与文化认同感的关系辨析
（一）区域方言与文化认同感是息息相关的
方言是中国地域文化认同感的一项重要指标，对于民众来说，即使没有相同的血统，在共同的方言的牵动下都倍感亲切，而说着不同方言的通一血脉，可能都存在隔阂，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方言的存在使得不同区域的人互相排斥，不利于整体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培养。
（二）方言导致文化认同感的缺失
在中国，很多艺术作品都是借助方言展示的，也只有方言才能贴切的表现出其地域特色，因此一直以来，方言都在艺术的舞台上占据一些之地。但是在方言流行的同时，也存在严重的地域语言争夺问题，同时还会引起地域之间的隔阂。
三、全球化对汉语言文化认同感的冲击
（一）英语入侵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英语以及以英语为载体的文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对于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国民来说，容易滋生焦虑情绪，从而不知所措。与此同时，英语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巨大挑战，英语文化一点一点的渗透到国民的行为意识中，甚至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国人从黄种人便成了“香蕉人”，尤其是政府在教育中将英语学习放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鼓动青年学生学习英语，将英语与汉语言学习重要性等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对汉语言的自信心，弱化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二）汉语地位遭遇危机
由于汉语言地位的不断下降，公众在对汉语的认识以及实际的学习中都存在很多怠慢的地方，而附着在语言上的是对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的认同感，如果人们过去的重视对英语等外语的学习，而忽视汉语言的学习，甚至因为学习英语而妨碍母语的学习，那么人们对于文化认同感将会直线下降，目前英语已经成为汉语言的一个强劲威胁对象。
（三）汉语地位下降导致文化认同的缺乏
从国家层面来看，文化认同感缺失会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在全球化过程中，民众对文化的认同感的缺失会让一个国家失去自我特色，而英语等强势语言在霸权主义的操作下一点点在侵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更多的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机，还在英语热潮中被动或者主动的去放弃母语学习，学习英语，最终对母语丧失文化认同感，最终演变成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沦陷，影响民众对国家民族的信仰c忠诚。我们流传数千年的文化正在被忽视，甚至被主动放弃，中华民族过去引以为傲的民族凝聚力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四、我国针对语言文化应采取的措施
（一）加强公众对母语的忧患和捍卫意识
文化的入侵可怕之处不在于入侵的文化有多强大，最可怕的是面对入侵而不自知，甚至麻木不仁。要想有效保护民族语言，走出全球化语言面临的困境，仅凭个人的力量难以实现，需要在个人危机意识觉醒的基础上唤醒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国民需要意识到，汉语在当前中国遭遇的危机实质上就是中国正面临着的文化危机，这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与喜好问题，而是与国家民族的存亡息息相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公民心，肩负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保卫汉语言，保卫汉语言背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觉地爱惜我们的民族文化，可以从外来文化中学习新知识，但拒绝对外来文化的盲目追逐与崇拜，作为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者，肩负着中华民族的发展的希望，应该强化青少年对汉语言的保护意识。
（二）正确认识“英语潮流”，增强汉语自信心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需要顺应时展的潮流，积极融入到全球大家庭中去，不应该远离。为了在全球化中更好的开展国际交流学好外语是现代中国人需要具备的一项技能，通过外语，我们才能更快的接触新知识、新思想，更好的理解新文化，学习他人先进的东西，通过汲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不断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创新，在文化的碰撞中丰富本国文化内容，也才能更好的借助外语来实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我们需要注重专业性外语人才的培养，这里的外语并不狭隘的知识英语，还包括诸如日语、汉语、法语等小语种，不能随大流，在利益的驱逐下投入全民学英语的流波中。学好外语，更不能忘记掌握母语。如果连母语都没有学好，想要学好英语也很困难；我们需要引导国民正确认识母语，不能盲目的崇洋，要将汉语言文化教育放到更重要的位置，通过汉语言的学习增强民众的母语自信心，提升文化认同感，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保持民族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才能坚强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制定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大力推广汉语
文化也是社会生产力，我国需要在经济走出去的同时坚持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汉语言文化，但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化手段。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越来越凸显，文化的传播也表现出更多的途径。可以积极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在中国市场上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强劲的竞争力的畅销文化产品，积极走出去参与竞争，占领国际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汉语言的学习热潮，动员民众参与学习，在这个基础上不断丰富我国民族优秀文化内容，提升民众的个人修养，将民族文化认同感根植于民众内心深处；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在民众聚居的位置大力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提升汉语在民众心中的认识高度，引导民众尊重汉语，学习传统文化；借助全球化的趋势，就汉语言的推广制定与我国具体情况相吻合的相关策略，将汉语发展成我国对外出口的重要软实力产品，借助世博会、中华文化站等专场活动大力进行汉语言推广，同时我国学者在进行国际交流时尽可能的争取汉语言的话语权。
（四）保护文化多样性，我国坚持和谐共存
对文化来说，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有文化的多有裕还有文化的趋同性。当前全球各个国家都存在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角力，强势文化试图同化弱势文化，而弱势文化也在努力捍卫本土文化，竭力维持文化的多样性。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才沉淀下来的，是整个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还与人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需要承认文化多样性，在民族平等与文化平等的基础上开展文化交流与互助，以文化交流为桥梁，国与国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是 以语言为物质载体的，民族的整体精神文化都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正是民族文化的存在彰显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力与凝聚力。也正因为国家与民族的存在与发展关键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深刻的影响到民族的发展，甚至能够扭转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前苏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承认其为我们国家经济与国民生活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但是我们还要意识到，全球化对我们国家语言的侵蚀，无论怎样都要保护本民族的语言，确保文化的安全，借助全球化的进程，推动世界语言文化平等与多元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宇明.我国目前的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A].“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R.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朱竞.汉语的危机[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3]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4]李春.人类语言的大趋势[J].北京大学学报1995（5）；73.
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大学生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受现代文化元素的冲击较大，充斥着“重技轻论”的思想。基于此，高校在开展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要重视民族情感，转变教育观念，完善高校公共艺术课程培养体系与教育机制，对于高校学生公共艺术教育中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文化；公共艺术教育；传承
0引言
民族文化是具有独特意识形态的文化资源，体现出民族的精神与智慧。从汉字、陶瓷、丝绸、四大发明、文房四宝到书画、诗词、礼乐、戏曲等方面都体现出民族价值观与文化精神。当代大学生应该了解艺术教育与思想诉求间的关系，认识艺术的作用，全面发展自身的独特个性。而公共艺术教育中缺少民族文化内涵是难以用想象力来补充的，因此，需要各方面积极努力，让民族文化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得到良好的传承。
1民族文化在公共艺术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1.1受现代文化元素的冲击较大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信息的传播与更新速度特别快，借助网络、报刊、电视等媒介，大量信息不断涌向高校，对高校学生的思想与价值观造成冲击。高校与学生都无法全面地将民族文化要素与公共艺术教育结合起来，无法将自己学习到的哲学、文学、历史与艺术知识妥善地结合在一起，无法在目前拥有的知识前提下，进行开拓性的艺术创新。
1.2“重技轻论”的教育思想严重
民族文化在公共艺术教育中存在重视技能轻视理论、重视西方轻视东方的现象，难以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在教学过程中，部分师生强调专业技能的理解与掌握，在民族文化理论方面较欠缺，让民族文化教育的地位逐步降低。高校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不强，进而导致具有价值的民族文化在逐步遗失。
1.3囿于传统，缺乏创新
我国的应试教育机制及以就业为目标的大学教育，造成现代大学生的民族文化底蕴较差，无法全面认识民族文化内涵，导致大学生分析能力、辨识能力差，缺乏完善的价值选择意识与思想理念。尽管学生中不乏有人学习过绘画、书法和音乐，但因为其感知与理解艺术能力不足，使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视野的广阔性及完善民族艺术的可能性降低。难以有效的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更无法创新民族文化。
2公共艺术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的困境
2.1公共艺术教育缺乏民族文化传承意识
面对强势侵入的国外文化和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狭隘理解，中国艺术教育一度陷入短暂的迷茫中，造成我国民族文化整体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甚至在某一时期产生盲目注重西方文化、无视民族传统文化的现象。落后的教育理念必然导致教育速度放缓、教育成效较差的情况。因为长时间受实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影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不重视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正确审美观。近些年，国家大力提倡与深入推行素质教育，才让禁锢已久的教育思想获得解放，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才得到重视和发展。
2.2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公共艺术教育限定性存在的矛盾
我国悠久历史造就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如民族音乐、民族乐器、民族歌舞等。多样性的民族文化教育与学生个性间的差异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增加困难。高校艺术教育很难在课程内容、师资等方面满足每位学生的个性要求。我国传统的应试教育，造成学生接受高校教育时缺少必要的文化艺术底蕴，而此底蕴，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对民族优秀文化的发展与继承。加大素质教育力度，是传播与发展优秀民族文化的必然要求。
2.3基于民族文化传承的公共艺术教育机制尚不完善
过去传承民族文化的方式基本是书本记载和口耳相传，其传承与发展的效率较差还遗失很多优秀文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逐步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但公共艺术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播机制仍不完善。主要表现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传承民族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是脱节的，没有建立起系统、全面的机制。其方式方法与理论基础都较陈旧，难以有效的鉴赏与分辨民族文化的优劣，因此无法科学的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化。
3公共艺术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的路径
3.1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民族文化传承意识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目的是培育大学生深厚的民族情感、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因此，要提高对民族文化教育的关注程度，积极转变传统理念，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并全面开展民族文化教育。高校教育应该以辩证、发展、科学的态度引导和鼓励学生既要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也要借鉴与学习其他文明成果，提高与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以包容、和谐的处事态度，对外来文化进行融合，并积极传承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3.2分层次构建民族文化传承的人才培养体系
尽管我国民族文化拥有丰富的内涵与千年的历史，也建立起独特的表现形式、形态特征、文化理念及创作方式，但还没形成系统、完善的理念体系。现阶段，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中，构建起一系列涉及中国传统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美学、语言学，独特、完整的中国民族文化体系是必要且重要的。中国建立民族文化教育体系，为促进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首先要重视各地区民族文化的实践与传承，建立起分层次、多方面传承民族文化人才的教育体系。其次要建立起以公共艺术教育为介质，以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角度、多种类文化艺术作品的交流与展示平台。引导与鼓励学生建立和参与民间艺术社团，定期开展能够体现地域文化的艺术展览，在活动中邀请传承民族文化的艺人进行讲座，举办各种类型的民族文化研讨会等等。
3.3构建基于民族文化传承的立体化公共艺术教育机制
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建立起传承民族文化的教育、学习、科研基地，构建起合理、科学、系统的研究机制，逐步探索新方式，补充新理论，在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方面发挥作用。建立起集教育、学习、研究于一身的民族文化基地，第一步要建立一支研究、保护民族文化的团队。借助对民族文化内涵及发展的研究，分析与甄别目前掌握的民族文化资料，努力做到去伪存真，既重视民族文化的继承也积极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并研究出发扬民族文化的新方式。
4结束语
民族文化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传承与发展是互相促进的。随着全球化参与水平的逐步增强及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需要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民族文化传承意识，分层次构建民族文化传承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基于民族文化传承的立体化公共艺术教育机制，以全面促进民族文化地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舒畅.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在普通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中的体现［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1）.
关键词：双语教育；民族地区；文化传承；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中图分类号：G7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204-03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教育科研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民族教育科研体系已初步形成，研究领域涉及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纵向上看，涉及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从横向上看，涉及民族教育基本理论、政策法规、教育教学管理、教师队伍建设和民族团结教育、双语教育以及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宗教、跨文化研究等。这些研究及其成果的广泛运用，对于指导和推动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内蒙古地区长期以来蒙汉民族聚居，蒙汉双语教育也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近些年来随着内蒙古地区草原文化的兴起，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双语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议题。发展和传承民族文化已经成为双语教育的重任和必然趋势。内蒙古自治区（简称“我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地区蒙汉双语教育由来已久，这也是我国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年是内蒙古自治区建立70周年，这是举国上下值得纪念的日子，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蒙汉双语教育发展历程进行认真的回顾与展望，总结其成功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蒙汉双语教育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发展动力。
一、双语教育与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承相辅相成密切相关
千秋大业，教育为本。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事关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事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从战略高度审视和谋划民族教育工作，坚持以研兴教、以研促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体现。
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双语教育和民族文化相辅相成。2008年某学者在“民族高等教育中蒙汉双语教学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中也提到了“蒙汉双语教育尤其是在民族高等教育中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培养各民族优秀人才，为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成为民族高等教育的使命”的观点。2012年有学者在“加强蒙汉双语教学传承蒙古民族文化”一文中提出了“蒙汉双语教学传承、研究、丰富、发展民族文化”的观点，也同样受到的社会的广泛关注。
全国民族教育科研规划（2014-2020年）中提到“双语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民族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内蒙古自治区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也是体现民族性的载体。作为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蒙汉双语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有宪法的依据和保护。内蒙古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蒙汉双语教学，双语教学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内蒙古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水平，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和民族经济的振兴，也影响着民族文化传承。内蒙古地区双语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是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必然走向。
二、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及迫切性
内蒙古地区民族文化历史悠久，种类丰富。覆盖了音乐、舞蹈、美术、建筑、医学等各个领域。他们以物质文化，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的形式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享誉国内外的呼麦、马头琴、长调等；这些蒙古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同和喜爱，每次国内外的演出和汇演都取得了震惊四座的轰动效应。近些年来少数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也越来越受到国家政府的重视，并且国家合政府也下大力气保护和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年的“两会”中提到：“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要求。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就像国家的利器和门面一样，建设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必须结合教育来实现文化传承；在内蒙古自治区必须把蒙汉双语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相结合，保护和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民族文化认同感，促使蒙汉民族共同交流互动，建设民族文化特色的繁荣昌盛的内蒙古。
蒙汉双语教育是我区民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民族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因此，蒙汉双语教育也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教育中的特色，本课题研究内蒙古地区蒙汉双语教学，传承和发扬蒙古民俗文化，促进内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提高民族教育质量，构建和谐的多语言环境，增强民族认同感，振兴内蒙古的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全国民族教育科研规划（2014-2020年）中把双语教育与民族文化作为重点研究项目，这对于指导和推动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蒙汉双语教育以鲜明的民族特色焕发着勃勃生机，以其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虽然双语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已经成为我国民族教育科研规划中的重要科研项目，但是从目前来看把双语教育与民族文化相联系起来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从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独特视角研究内蒙古双语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是具有创新性，也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三、呼和民族加强民族文化建设，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简称呼和民族）是我国唯一一所具有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校，也是我国较早的实施蒙汉双语教学的普通高校。它的前身是原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到目前为止建校已有六十三年的历史。学校以其独具的民族文化特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典型代表。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简称“呼和民院”）开设很多民族文化特色课程。如：蒙古学（宗教文化）研究所、蒙汉翻译研究中心、草原环境与生态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等民族教育和科研部门。学校致力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研究，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学报《蒙古学研究》蒙文版是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影响力的蒙古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期刊，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和学术水平。中国蒙元文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是学校现有的两个国家民委重点建设学科。翻译学、蒙古民俗、新闻传播学、蒙古文书法、蒙古文学、蒙文信息处理、哈撒儿、草原生态与环境研究是也都有民族文化特色专业。学校科研力量强大，先后承担并成功完成了十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十五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全国民族教育研究项目、二十三项国家民委项目、二十二项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三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百四十项内蒙古高校科学研究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哈撒尔与科尔沁历史研究”团队入选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创新培养团队”的发展计划。部分优秀教师承担了中国蒙古学文库选题，参加编撰《蒙古学大百科全书》的工作。呼和民院被国家民委、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等部门确定为民族院校应用型学科专业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蒙古语翻译重点研究基地、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八省区蒙古语文规范化研究中心、民族院校英语教学改革与研究基地和内蒙古语言与翻译研究中心。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也经常举办富有民族文化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例如：2015年12月20日下午，由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联合主办，以“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为主题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文书法笔会”在呼和浩特民族学院隆重举行。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副院长阿拉坦仓教授和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白玉林同志出席会议并致辞。蒙古文书法于2014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和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是蒙古文书法的共同保护单位。同年，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获批成为国家民委第二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蒙古文书法研究。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每年一度的那达慕文化节暨运动会，经过历史的积淀，已发展成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盛会，是增进全院师生团结、创造和谐氛围的纽带，是展示蒙古族优秀文化和我院繁荣发展的窗口，更是发展民族教育、民族文化、民族体育事业、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盛会。本届那达慕文化节又将充分展现我院素质教育和体育教育的新风采，检阅仪式后，进行了圣火传递仪式以及祭火仪式，各系学生表演了民族安代舞、由学生设计制作的民族服装走秀、马头琴合奏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集中体现出了民族特色文化和学生的艺术才华。那达慕文化节设有很多蒙古族传统竞技项目，射箭、搏克、布鲁、蒙古象棋、包根吉日格、沙嘎等穿行艺术展示与交易活动，并召开那达慕研讨会。呼和民院那达慕文化节经过历届的举办，始终坚持以推进校园民族文化教育，发扬和传承“崇尚自然、关爱生命、和谐共生”的蒙古族那达慕文化为宗旨，不仅是呼和民院师生中的盛大节日，更是新形势下推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力举措，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高校中的品牌活动，吸引了区内外多家媒体关注和报道。
为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蒙古语授课学生培养和创业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和白向群副主席到我校调研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做好我校学生（尤其蒙语授课学生）培养和就业创业工作，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在学校的统一部署下，在广大学生中积极开展了“创新引领创业 创业带动就业”教育指导工作。
近年来，校领导高度重视就业创业工作，校领导带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先后赴全国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北京中关村创业孵化基地、天津职业技能实训中心、自治区大学生创业园和区内外兄弟院校进行了学习考察，并开展了系列工作。从2011年起，学校设立了“创新创业基金”，先后孵化了民族皮雕艺术工作室、民族服装设计工作室、摄影摄像文化中心、“指南针”蒙文系息处理工作室、孛儿只金部落牧业有限公司、“金智慧”考试专用书店、快鸽快递服务团队和计算机软件维护服务团队等创业孵化项目。其中，民族皮雕艺术工作于2013年10月与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民族工艺创业一条街成功对接；在2015年4月―10月期间，学校组织工商、税务、银行等机构、优秀毕业生代表和企业界人士进校进行“一对一”帮扶指导和咨询活动；2015年底，学校在内蒙古大学生创业园合作共建了“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大学生众创空间――蒙元素馆”。
目前，通过学校孵化基地孵化的民族服装设计工作室、皮雕艺术工作室和“指南针”蒙文信息处理工作室已通过认证，成功入驻“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大学生众创空间――蒙元素馆”。近期，学校将创建创投咖啡众创空间，继续帮扶和指导蒙语法律援助中心、环境和室内监测创业中心、水资源监测创业中心等具有一定潜力的特色创新创业项目，进一步联系区内外创业孵化基地进行推广和研发，做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进一步营造出“创新引领创业 创业带动就业”的浓厚氛围，有力推动蒙古语授课大学生培养和创业就业工作，为学校转型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实践，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已经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学校一如既往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突出民族院校文化特色，把学院建设成民族特色鲜明，协调发展的本科院校。
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社会，民族文化传承存在一定的危机感和不确定性，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中，保护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势在必行，但双语教育与民族文化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亟需研究解决的特殊困难和突出问题。我们提倡用教育来传承文化，以及内蒙古地区双语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研究有其积极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温开照.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的思考[J].广州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3（4）：2.
〔2〕娜仁塔娜.浅谈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J].时代报告，2012，5（2）：2-3.
民族性原本是政治学、人类学的概念。当民族的“自我独特性”和“民族身份”处于需要强化的历史阶段，民族性话语往往会成为一支强大的话语力量。近代以来，国势低弱、中西文化的不平等状况强化了中国学人自卑与自强的双重心理，面对“中西、古今、体用”等两难选择，民族性话语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在处理中西古今关系、解决资源配置及方法选择上的一种元理论话语模式。 然而，民族性话语毕竟是一个充满多义性、矛盾性的话语系统，具有浓郁的时代性、情感性、地域性，而这些自身问题往往又被带入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来。比如，历史地看，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均表现出不同的对外关系倾向:或保守的激进，过于强调传统的力量;或开放的激进，过于依赖西学资源的引入。这种历史的情绪化表现显然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清理的矫正。而诸如“民族性话语概念元素的逻辑关系”、“民族性话语的历史表现及其最终形态”等问题，则仍需要从根源上予以剖解分析。惟如此，才能处理好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实现中西、古今的融会贯通，完成中国文学理论的时代性创生。 一、模糊与纠结:民族性话语的内涵及命运 (一)民族性话语的内涵 民族性话语往往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话语权等概念纠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概念群，其间的界限与关系含糊不清。从学术考古学和理论谱系学上看，这个概念群仍然是西方舶来品。 总体上讲，在西方学术界，学者对这些概念的区分也是五花八门、各说各话，并未形成一个固定的、为大部分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结论。这自然很符合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学术界，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是每个历史时期的显著问题和矛盾的集中地，是选择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所必须回答和必须解决的前提，所以，这两组相联结的问题必须用一个概念或范畴加以表征才能进一步形成理论话语系统。这个范畴就是“民族性”。 “民族性”的概念和定义同样相当模糊。“对特定群体和类别的人们来说，民族性概念可能是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含蓄的或者鲜明的，明显的或者隐蔽的，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自相矛盾的或者含糊不清的……。它们把这些标识联系到关于文化—社会—阶层—种族或国家的思想上。”［1］(P225) 若从辞义上考察，在英文中，“民族性”可以是ethnicity，也可以是nationality，前者指族群意识，后者强调国家意识。当从人类学的角度把中国视作一个多民族国家时，民族性即ethnicity;若把中国当作一个各民族的共同体即“中华民族”时，民族性即nationality。近代中国是以整体的“中华民族”这一主体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的，所以更侧重于国家意识方面，民族性等同于国家性。但是，无论是ethnicity、还是nationali-ty，都强调在与他者的比较中自我作为主体的基本属性，即我之区别于他者的自我性、独特性、差异性、完整性。这就是民族性话语的核心。因此，“民族性”是基于本民族的独特属性而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比较概念，它试图清晰地标识出不同民族主体之间的差异与界限。或者说，民族性即对自我共同体的标志和属性的一种主观认同和追求。 文学理论的民族性概念则禀有中国文化的心理、情感特征，二者呈现出同质同构的存在样态。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民族性’这一概念的产生以及关于这一概念的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论争，从根本上说，是最充分地体现了上述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征的。”［2］(P239) 中国文学理论近代化、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历史地表现出古代传统文论被否定、西方文学理论处于强势地位，从而自然而然地在文学理论自西向东的流动态势中呈现出中与西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一般而言，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存在，越是需要强调其存在的自我性、合法性。近代以来，虽然古代文论暴露出更多的自身缺陷，然而中国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却远未生成，中西对立、强弱对比的语境所造成的中国学人文化心理上的陷凹，愈发导致文化心态上的焦虑、急躁、以及明确的功利目的。由此，建设“当代的”、“中国民族性的”文学理论，便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任务和主题。 “中国的文学理论”逻辑上就等同于“民族性的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话语由此层面折射出民族文化与文学理论的弱势地位和复杂心理。 (二)民族性话语的历史纠结 民族性话语是民族主义思想的衍生品。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是近代的，其次是较为复杂的。 虽然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最深层的意识力量，然而，历史地看，无论是民族主义思想还是民族性话语，都存在着内在的深刻悖论:从情感上需要强化，在理性上却予以反抗;从政治上需要认同，在文化上却必须反对;从国际关系上必须重视，在国内关系上却必然淡化。即表现为在此种场合的反抗和在彼种场合的尊崇。 但是，不管承认与否，民族主义文化心理永远是中国学者的指导意识，居于压倒性地位。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有三个原因也导致学者们的理性意识不能完全屈从于纯粹的情感形式。其一，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矛盾是明显的，而全球化与地方化却在矛盾的张力中同时得到强化。于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悖论成为中国学人的理性泥淖之一。其二，西方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不同，近性主义哲学、欧洲中心主义图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人类学的男性中心主义等等，表达的是同一个结构主义主题，即一个具有一个中心、一个完整而明确的意义的结构。这里，中心永远居于权力地位，权力与信息影响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并控制边缘。而到了现代，西方现代哲学最为集中的改变和表现形式，是取消了中心、否定了意义、修改了信息流动与权力控制的单向性，并强调对话、平等及意义的生成性。这种变革为中国学者欢呼，因为它与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形成遥相呼应、殊途同归的态势，由此，视界融合、对话商讨、以及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成为中国学者的理性追索形式。并且，由于这些思想均来自于西方，所以中国理论的他依性、缺乏原创性也在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三，民族主义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分。中国学者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意识，强调对外关系的对立与自我的独立，这可谓政治民族主义;同时，中国学者还具有天下意识、开放意识、以及理论探索上与日益强大的国势相对称的学术诉求，而这种种的思考又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认知与使命。因此，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交错对立往往同时出现在理智和情感中，撕扯着他们的灵魂，令他们表现出在民族主义取舍去从上的选择之难。#p#分页标题#e# 除此之外，客观上讲，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必然能够从当下的文化现实中分析结晶出来，民族性就是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属性。从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处于外来压抑、中西混杂、未有主导、无所适从的境地，无法使之生成一个基本固定的、可供分析的民族存在属性。 那么，在逻辑和现实必要性两个方面，民族性必然寻求“传统”这一力量的支持。尽管传统是变化的，但是传统基本是有据可查、可资立足的，所以，民族性与传统达成了话语权的同谋，民族性通过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加以表达和再现。这样，民族性话语的深层结构无不具有传统性、后视性、复古性、保守性，而且，这种保守性有时还呈现为极端激进的保守。这类封闭保守的民族性话语或隐或显地存在于近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各个历史阶段，以中国本位为旨向，试图在不可规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捍卫传统文论的民族地位。如果说，这种内含多重动因的言语表达显示了政治的策略和必要性的话;那么，当历史跨入了21世纪，在历史文化语境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若仍抱守这种带有封闭色彩的自我独特性显然已不合时宜，也已成为拖拽中国文学理论健康发展的后滞力量。因此，这种单向立足于自我传统资源的民族性话语势必历史地走向终结。 (三)民族性话语走向终结的现实逻辑 首先，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母体是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民族主义，民族性的认同和民族属性的确立，产生于与西方世界的不对等交往。 中国古代较少民族主义概念，只有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这种民族观在晚清以来由于国家地位的改变而发生了逆转。在被动开放、中外文化不平等交流的背景下，中国人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心理与奋发自强的救亡图存意识相互交织，中国文化书写了漫长的争论与探索的文化变迁史。屈辱心理和情感焦虑支配着从改良主义到洋务运动、从辛亥革命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等不同阶段的抗争与探索，期间，中国学人一直在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恰适关系，寻找中国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位置、以至中华民族区别于他者的特殊属性，从而形成了挑战与应战、批判与调和、接受与排斥的中西文化关系的摇摆机制。由此，中西、古今之争也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中西和古今可分为两个大的问题，但古今问题是由中西问题引起的，中西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既有民族矛盾、又有民族交往，既要反抗西方、又要学习西方的时代困境中，建基于国家民族之间不平等的发展形态和文化心理的对峙中，所以，每当中外各层面的冲突产生并加剧，民族性问题就会集中出现，成为一种对外防御和自我保护的工具。因此，我们发现，民族性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更多适合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归属于特殊的历史范畴。而当中国国家实力上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处于平等对话的良性态势时，整个社会文化心态便会发生不同以往的变化，以“对立”和“保守”为特征的中国民族性话语自然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失去根基，走向消弭和终结。 其次，民族性具有情感性，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对文化“自我身份”的焦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越强烈、越明确，民族自豪感就越强，越能焕发出民族精神;而在遭遇外来文化压力而被迫作出文化调整时，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的确认问题也会暴露出来，形成在文化选择过程中的认同危机和情感压迫。 这一点与具有主动引进外国文明传统的日本不同，在充满民族文化自豪感的中国，外来文明渗入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被动的、曲折的，几乎都与民族生存和社会危机休戚相关。故而，中西文化之争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性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混乱、冲突和丧失自信，被视作整个民族动荡、危急和丧失独立性的精神表征。于是，中华民族形成了较强的消除中西文化的不平衡、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新找到民族自信的历史紧迫感。这就是“民族性话语”的情感“焦虑”。这种情感焦虑与义理性、逻辑性不能划等号，民族性具有合情感性，却未必具有合理性;封闭与保守的文化追求与开放、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相违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一旦我们用义理性来考察反省这个问题，民族性就会成为一个过时了的历史问题，就会在理性的审视中变味。因此，理性的平和、视界的高远，以及中和的理念、融通的操作模式，必然取代偏激保守的民族性话语。 再次，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所产生的民族性话语的内在悖论和张力，也使之充满了解体的必然性。民族性话语一方面强调处于封闭形态的自我性、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这种自我性和特殊属性又必须依赖于他者的烛照才能得以显示。 这种必须拒斥和不得不接受的内在悖论，瓦解了民族性话语本身。民族性通过对比与否定的机制来实现，民族性这个概念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在某一群体与另一群体之间作或明确或含蓄的对比，这样，任何时候使用民族性概念，肯定都有“我们”与“他们”之分。然而，标识和对比本身又是动态的，是随着环境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这些由不同的层次、标识和对比所建立起来的界线并不排除人们在各个群体或类属之间的往来，也不因他们的往来而阻止了民族的认同或被认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又内含着辩证理路，在特定的社会或民族国家中，“我们”和“他们”的对比是通过否定的范畴来确定的:对比是中与西、古与今的对比;否定是对传统的否定，也是对西方的否定，更是对自我的当下状态的否定。这就是民族性概念的辩证法。这样，对于他者的依赖、对于“对比”关系的强调，必然要求民族性走向一种交流形态的共存———民族主体在对立格局中与他者悖论共生，在与异族的交往中借助异族去指认、想象并生成自己。 #p#分页标题#e# 所以，以封闭为特色的民族性与开放性旨向是完全不相容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以开放性为前提。 从现实的情景来看，虽然这种内在的逻辑在中国似乎很难展开，近代以来，民族性话语在多个历史阶段之所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话语表达，总是隐含着对立排他的多重缘由、以及民族情感的诉求，甚至任何以推拒姿态置自我于世界之外的诱因，都会成为保持“自我存在”、保持纯洁性的心理先导。但是，经过了漫长曲折的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在当下中国，如果我们真正既要保持文化的民族个性、又要不断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因子，如果我们真正要在对话、交流、融合中熔铸出具有现代性新质的中国文化;那么，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秉持开放的旨向、博大的胸怀就是必不可少的，狭隘、封闭的民族性话语也就必然走向终结。 二、“虚在”与“实存”:民族性话语的历史存在及消解过程 (一)民族性话语历史存在的三种形态 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有一个从显到隐、自身演变消失的历史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形态看，民族性话语的历史存在可以分析为: 1．作为纯粹的民族情绪和心理表征的、强势的民族性话语。作为民族情绪的一种表达，民族性以偏激的保守为特征，拒斥外来文化。这种民族性作为心理上的强势话语，得到中国人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认可。但是，尽管其势力强大，却未必在实践中得到实在的回应与应用，处于“虚在”的状态。 2．与开放性并生共在的民族性话语。中国文学理论被动变革、不得不走中西融合会通之路，以及由中西文化论辩体式所呈现出来的文化震荡，具有被动的开放性。这里，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或拒或迎，民族性的保守性与实际上的开放性并行不悖。只是，这里的保守性作为纯粹话语形式被架空，开放性却是这种民族性的历史实在样态。 3．正在消失的民族性话语。在国家日益繁荣、社会心态日趋理性的今天，极端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已经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中国文学理论正表现出中和的胸怀与姿态。如果说，在2中，1作为制衡全盘西化的力量、同时也能够多少反映当时学界的声音包括文化的焦虑心态，有其存在的历史必要性的话;那么，在3中，“虚在”的情感上的民族性及其心态已经基本消失，如果继续延用“民族性”这一概念，那么其内涵和外延均需重新界定。与其如此拖着一个不合时宜的概念的沉重尾巴，还不如直接以3的形式终结了它更好。 我们再来具体分析。民族性话语作为第1形态主要集中于之前，在改革开放后的文化论争中也时有体现。南社成员冯平面对西方文化东来之汹汹气势就大声疾呼:“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子咸从事于左行文字，心醉白伦之诗，莎士比之歌，福禄特尔之词曲，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彼白伦、莎士比、福禄特尔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先哲远甚也，奈何尽弃国学而学于人?”［3］开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理论复古的先声。一战后，梁启超欧洲游历归来，发表《欧游心影录》，痛斥欧洲文明之弊病。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坚信人类文化要发生“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的“根本改革”，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陈嘉异在长篇论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中，认定东方文化有西方文化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故将来之世界文化，必为吾东方文化此等精神所缔造而成”［4］(P311)。1949年之后的30年，我们总体上闭关锁国，可谓一元独尊，然20世纪90年代举“失语症”旗帜的人依然认为，“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话语是自‘五四’以来不断引入的西方文论话语，而国学精粹———中国古代文论却束之高阁正被人淡忘，他们把这种‘胡音噪闹，母语希声’现象称为‘失语症’”［5］(P819)。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个多世纪汹涌激荡、你来我往的中西文化交战中，民族性话语时不时会跃上风口浪尖，成为时论核心。但是，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尽管强势一时，又会历史性地快速跌入谷底，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抛弃。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民族性确乎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文化心理最恰切的表达，但是，保守的民族性却总是在各个时代都受到质疑批判。从历史的实在状态观察，这种极端狭隘的民族性话语尽管真切地表达出国人的民族性心态，但是，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又从来不是封闭拒斥的，这就使得此种狭隘的民族性话语事实上成为不受欢迎的话语形式，沦为一种潜在的情感式“虚在”，停留在空洞的概念意义上;而真正在历史现实中占有更多话语权力、发挥实际效力的，是在跌跌撞撞地对外开放中的互动与融合。开放性，才是中国文学理论对外关系史的“实存”态度和状态。 在2中，民族性话语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处在并在态势，开放性对封闭性从民族性话语内部展开了重新阐释与消解，从而造成民族性话语的歧义和由保守形态的“虚在”向开放形态的“实存”的潜在变化。这里，民族性话语没有也不可能被完全抛弃，但是却被从内部阐释为两个内涵:A，保留第1形态的纯粹民族性话语的情感特征，它仅仅作为精神符号和概念而存在;B，释民族性为开放性，认开放性为民族性之必有内容。表面上看，前者仍然处于话语的显赫地位，但在实践上却被架空、忽视，后者才是实践中的实存状态，并且，后者对前者的再阐释，也表现出一种伪装成民族话语的新话语。尽管A也还能在一定语境中得到共鸣，但它因为不能适应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现实境遇，不能为中国文化提出切合实际的突破性良方，必然沦为纯粹的情感符号和概念。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放弃了民族性话语A，那种伪装了的、被重新阐释的“民族性”话语B也并非对民族性话语A的实质视而不见，只是没有否定民族性话语A的心理背景和需要，并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从依然顽固的民族性话语的内部开始革命性的颠覆，在实质上开始抛弃A这个作为情感和纯粹概念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空壳。#p#分页标题#e# 事实上，这种剥离民族性话语的孤立性、封闭性，从B的角度阐释民族性、倡导民族文化的融合或综合，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数量和影响力上远远超越了A，甚至让人有种错觉，以为民族性就是B这种融合会通的实际操作方式。可见这种消解的力度之大。虽然A与实际操作层面的、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汇通的B同时存在，但是我们要做的，仍然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对民族性话语进行内部改造和重新阐释，并历史地表现为在实践领域里对民族性狭隘心理的摒弃，以推进A这种民族性话语的彻底“虚在”化。这样做，既不伤害中国处于低凹地带的文化自尊，又能确保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路径的畅通。 (二)民族性话语在胶着中突破 无论中国人的情绪如何焦虑，或如何试图强化自我特性，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理论的发展事实上却无视这种民族性情结;无论“民族性”的要求多么强烈，“中国文学理论”却不可能仅仅是“只有中国有，其他人没有”的东西。更多中国文化内核的发掘，以及民族文化关系在本质上所具有的社会性、交往性等等，都导致民族主义理论及其话语不能再作为强势话语统摄于学术殿堂。然而，它又不能被放下，于是，作为解决这一尴尬局面的手段，民族性话语就只能从内部改造、重新阐释，促进和壮大以“开放性、对话性、平等性、融合性”为基本特征的内涵表达。 在中外古今多维的复杂关系中，传统和西方文化发生了长久的争执与摩擦、批判与融合。比如，我们经历了近代以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争;五四时期，有着“全盘西化”式的“批判”，调和论者折中公允的理性态度，学衡派“情感中立”的文化融铸论，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综合时代论”;以及之后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为标志的“融合”等各种典型形态。在以上种种形态中，开放性永远都是实存的文化主旋律。尤其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文学理论也走向了新的改革开放:改革是文学理论范式的革新，开放是与世界文学理论的对话、交流与融合，八九十年代文学理论的盛大景观就是在“西化”与“传统”的并行与纠葛双重力量的作用下铸就的。人们对西方文学理论有热衷、有抵制、有平静的思索，同样，对自身文化传统也有怀念、有反思、有重建。这种文化多边力量的交互影响与作用，正是新时期文化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我们看到，新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理论建设表现出两种相反的路子，即以“现代化”与“方法论”为主题词的西化之路，和以“国学”为主题词的传统之路，并历史地呈现为一中一西、一左一右的两种力量、两种道路的对立与互补。正是在这种双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新时期文学理论在中与西的斗争对立中融合会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走向综合与创新，其胸怀之博大、志向之高远、精神之刚健、德性之宽厚，前所未有。 历史自然地抛弃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民族性话语，走向第3形态。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研究愈发在心态上趋于平和，在路径上趋于明确，在方法上趋于多元。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研究多年来积淀了许多丰富成果，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和合”思维，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重新挖掘和重视;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思想界亦开始呈现出新的动荡和创造，以阐释学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新历史主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哈贝马斯的商讨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固化的结构、单一的意义的颠覆消解等，都使得多元思维、无中心结构、对话与共同体的存在形式、意义生成的历史性等理念成为一种时代主导，这些思想渐次被中国学人所接受。这样，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在更多的层面产生呼应，促使中国学术界酝酿形成新的天下主义:它既消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卑，又削弱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既矫正了夜郎自大、天下独尊，又不必惟西方文化思想马首是瞻，从而达成“古今转换、中西会通”的共识。如此一来，在信守中外融通、古今转换的必然路径前提下，中国文学理论那种含有偏激保守情绪的“民族性”话语，事实上正在走向终结。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三、会通与转换: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图景前瞻 如果说，保守、焦虑的民族性文化心态和情感在对话与交流的语境中消失，中国文学理论抛弃了对立，抛弃了对“自我性”消失的担忧，走向视野的融合，走向文学理论深层次的结构性革命;那么，也就宣告了与此相关的民族性话语的彻底消解。当虚构的理念不再发挥作用，当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再困守于民族主义的紧箍咒，这便预示着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卸下沉重的心理负担，轻装上阵;同时，便也只剩下了“中外会通、古今转换”这一实践操作方式，让我们能够走向实际，进入实践环节。“在涉及到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文化选择方面，主张重视传统文论资源，融会古今，贯通中西，走综合创新之路，这种见解毫无疑问占据着主导地位。”［6］在独立以保持自我性、对话以成就关系性的文化场域，如何致力于找到自我与他者对话的渠道，惟有真正“通”开。会通、转换、对话、融合，其最终目的是“通”，只有通了，才能架起二者自由往来、资源共享的桥梁。“通”，是中西文学理论交流的最高境界，而要做到“通”，必须在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图式上完成“格式塔转换”，即心理结构的整体转换。 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要义在于“同”和“通”。是以“通”求“同”，以“通”达“同”。“同”是一种宇宙存在的整体状态，包纳万物万事;而“通”则是克服万事万物之间的差别和隔阂，通过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达到物物相通、人物同在的一种途径和状态。“通”的精义所在，并非是否认事物的差异性并消灭它，并非是强求一致和同化异己，恰恰相反，而是强调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互通共在。“‘通’是中外古今文艺理论交流融合的桥梁，中西传统在这里进行碰撞和交流，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对话和应答。”［7］(P14)#p#分页标题#e# 当然，相通不等于相同和划一。当我们发现和理解这种应合现象时，并不仅仅是去说明和描述某一理论事实，而且要去理解和阐释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和潜在意义，进入一种善出善入、东西交融的境界。由此，我们应该把对传统的理解和对现代的描述结合起来，在寻求理解中理解自我，追寻东西方美学的原始魅力，确立整体性的东西方相通的理论渊源。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同于一个人的身外之物，是不那么容易与所有者分离的，它深深根植于相关主体的心理图式中，成为主体存在的一个有机部分，最终演化成深层的文化心理图式。文化的融合，意味着文化本身的某种变异。移植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同化的过程:一方面，外来文化同化了引进者的主体心理图式;另一方面，引进者本身的主体心理图式也同化了外来文化本身。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创造性转化，在我们看来实质上就是一种转型，即心理结构上的“格式塔转换”。由于中西文化是两种相对异质的文化体系，在整体上不存在一方融解另一方的实力，因而作为中西文化融和的产物，新文化本应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又有异于西学，同时却又兼有二者成份在内的文化新图式。它的必要历史前提之一，就是传统的深层结构被打破，从而为与东西方文化的重新组合创造条件。 总之，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实存，民族性话语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具有出现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却具有消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当我们有意无意地、作为口号或作为潜在的努力方向，把“中国文学理论”当作一个问题、当作一个努力的目标时，“民族性”的内涵实际上就一定存在于我们的逻辑和情感世界里，并影响着我们的各种努力。只是，在今天，“民族性”话语本身已经不能精确地描述我们的学术本质特征，作为一个口号型概念，它的消失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逻辑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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