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发展； 改革 ；稳定
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利用的发展、人的发展等，各方面统一协调、相辅相成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整体。其中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集中全力搞好经济发展，使社会的经济基础良好稳固，物质供应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要求，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物质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和平、稳定等等都将沦为空谈。
经济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配置优化作用，而实现各方面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市场的健康良好运行，就需要进行不断的改革。这里说的改革不是一劳永逸的改革，而是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革，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进行的改革，不断剔除掉不利于经济发展运行的因素。只有进行不断的有效的改革，才能保证经济机体健康良好的运行，达到经济长远发展。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的改革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经济改革是一个体系庞大的、极端复杂的经济行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应是“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最基本的原则是“以市场为导向”，改革要符合经济的运行规律，而不是单纯的政府决策和领导意向。我们从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方式等几个方面阐述经济改革。
第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是经济生活的框架，规范了经济运行的范围和方式。经济体制有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分别。不论是计划也好、市场也罢，只要是以实际经济形势为导向的体制就是有效的体制。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和束缚严重的计划体制，都是违背经济运行规律的。有效的经济体制，应该是自由宽松的，参与经济运行的各个经济体都能够平等自主自愿地参与经济活动，市场中的各个方面都能够有效的配合、各自运行但紧密联系，完美的互动共同达到市场的运行。
体制的范围是自由没有掣肘的，但这并不是不需要计划。计划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计划。如同市场已经划定了宽泛的疆界，而计划是圈定疆域的栅栏。计划起到的作用，是规范市场行为符合市场要求和法律伦理道德准则的原则，保证市场在自由但不放任的发展。计划是市场方式的辅助执行准则，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的经济行为。任何机构如果认为可以单纯依靠计划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极端错误的想法。要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就必须依靠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自由自主的经济活动，通过计划体制规范经济的运行符合法律准则，计划要退出市场本身的运行。
改革本身，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为。改革不同于革命，可以实现分水岭式的质的改变。改革是持续的过程，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一个不断改进不足的过程。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有着无数的不足和缺陷。即使过去符合经济发展的行为，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成为障碍。所以，改革是需要不断自省的，需要不断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加以改正的。只有经济体制本身是符合市场要求的，那么，出现的一系列不足就能够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加以修复。
第二，经济改革的方式。在这里，着重论述城镇化与产业转移两种经济方式。
城镇化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步骤，是两种经济方式实现转变的必由之路。但是，在一个社会的工业化基本体系已经健全的情况下，再固执地以提高GDP为目的，盲目地推进城镇化就是十分错误的。在工业体系已经健全的情况下，要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做的是强化第一产业——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发展方式；提高工业化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狭隘地以城镇化代替工业化，以为实现了城镇化就是实现了工业化，会给经济带来本质性的破坏。首先就是破坏了农业的生存基础，即损坏了耕地资源；同时，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而没有有效的、高质量的工业化为基础，势必没有有效的就业保障。这是变相地剥夺了农民的生存条件以及继续生活的条件，将直接导致失业率的上升，无业人口的增加也势必严重破坏社会的稳定。当然，到时候也可以用政治治安的方式维护社会的稳定，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最根本的办法是让人人都有生存、生活的条件和希望。而一旦剥夺了这人本身的必要条件，其他任何政治、经济措施都是徒劳而已。
再说说产业转移。现在有很多城市把市区内已经稳定的企业硬性地转移到郊区或是农村。这样的直接作用有两个：一是提高了市区内的可用土地，加快了商业房地产的发展；二是提高郊区的就业率。而这两点最直接的效果就是GDP的提高。而隐含其中的意义就是领导政绩的体现。而这样的发展方式，是十分典型的饮鸩止渴！地产业是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房地产的发展需要以市场的有效需求为导向。过量、过快的开发，的确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却极大地推高了房价，使百姓的有效收入实际性缩水。这种“藏富于国”的发展方式，会使经济进入围绕地产这一单一发展的怪圈，损害了其他产业的发展，长远地影响了经济的循环、可持续发展。同时，产业的转移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农业人口就业率，但是却从另一方面降低了城市人口就业率。而这是更难解决的问题。产业大量转移到郊区、农村，导致的耕地大量破坏占用、环境污染，也是长远的恶性影响！这样的经济改革，怎能带来经济的发展。
不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需要稳定的环境，包括经济的稳定、政治的稳定、国际关系的稳定。但达到稳定的条件是发展。只有经济、社会有效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才能达到社会环境的稳定；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够让国家有实力去维护政局的稳定、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和平。只有与时俱进的改革才能够达到发展的目的。同时，稳定又是改革与发展的条件。所以，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缺一不可、互为因果的协调因素，三者共同进步，互相起到有效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才能保证人民生活的和平与安定。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两极分化;政治稳定;政治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08-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两极分化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但是却对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两极分化的视角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关系。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两极分化,当前我国两极分化的形式又是什么样子。
一、两极分化的内涵及在我国的表现
什么是两极分化,传统经济学是指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即社会上少数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大多数人而引起的贫富分化现象。实际上这只能理解为狭义的两极分化;广义的两极分化应该是指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出现了悬殊程度很大的差别[1]。从本质上看,两极分化就是指贫富分化,本文正是在后一种定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问题。
首先,从居民收入差别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别、社会不平等程度。一般讲,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比较平均,0.3——0.4为一般可接受的不平等,0.4为警戒线,0.4——0.5之间为差距过大,0.5为两极分化。用这一指标来测量,国内有学者提出应以0.43为两极分化指标。如果我们取0.4——0.5的中间值0.45为临界值,可以说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形成。
其次,从居民家庭财富占有差别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2004年有60%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占城镇居民财产总额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所占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据2006年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内地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中国已经成为财富较为集中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内地,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两极分化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并呈现出加速趋势。
上面是我国两极分化的一些基本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当前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很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基本形成,而且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二、经济发展与我国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只有两极分化,还有其他方面,经济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对政治施加影响。两极分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典型现象,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视。
(一)两极分化,是由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转型、经济发展所引起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经济充满了竞争,“优胜劣汰”随处可见。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任何人都不能违背。二是我国的体制和政策因素。我国反对平均主义的政策导向。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的格局,合理拉开差距,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实行了一部分人先富、一部分人后富的战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条件下,一部分人的收入迅速增加,贫富差距的出现不可避免。社会的二元化机构。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现代化也必然是“外生型现代化”,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国采取了工业化优先的发展战略,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集中在某些工业门类上,对农业的发展几乎没有给予过充分的支持。据统计,1979—1994年,政府从农业大约取得了15 000亿元的收入,减去财政支农的3 769亿元,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12 986亿元,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本是811亿元[2]143。对外开放和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优先给予了沿海一些地方在财政方面的有利政策,给予经济特区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有利政策,使得这一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迅速显现出来和持续。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数量和注册资金都迅速增加,他们的财富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值,成为我国贫富差距的主要社会力量。
(二)两极分化,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1.两极分化会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第一,两极分化危害社会制度与政权的稳定。两极分化的发生,会降低民众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认同,引起政治思想的混乱,使人们产生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真实性的怀疑,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产生怀疑,从而失去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对政治稳定最大的威胁。第二,分配不公、非法致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会危害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第三,两极分化,特别是地区之间经济水平与贫富差距的过分拉大,会削弱国家凝聚力、向心力,弱化中央政府的统一控制能力,影响民族团结,对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稳定造成威胁。贫富两极分化,历来就是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潜在经济根源。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积淀在人们心中的“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潜在意识,决定了人们对贫富差距承受程度的有限性[3]171。
2.严重的两极分化使我国大多数人集中在两极,而中产阶级的规模还比较小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既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也是一个民主化的社会。中产阶级是推动社会民主化的中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的两极分化,导致我国中间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明显。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尽管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按照中产阶级标准,通过居民职业和收入来测量,中国的中产阶级仍然很小。
由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成熟,许多学者认为政治变革推动者转向了中国的各个领域的企业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富人阶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但是也有学者怀疑中国新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是否能在影响民主变化上扮演资产阶级的角色。尽管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企业家阶级仍然比预想的要弱小的多。在我国,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由于其与政治特殊的联系,他们并不能成为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力量。所以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两极分化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稳定,阻碍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与适时的政治体制改革
1.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
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府不能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人民无法投入国家的经济建设。“很显然,起码的政治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以便让经济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规划未来并确信他们的报酬与其对经济活动中的贡献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很难指望一个社会在政治混乱、暴动,以及政权的变幻莫测之中会有大幅度的经济增长。”[2]237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当前的形势下,真正的政治稳定就是: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稳固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具备这些条件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
2.经济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变革和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生产关系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一定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要求政治上层建筑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4]。经济体制改革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深入,会引发、启动相关政治领域的改革,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务。正如邓小平曾反复指出的那样:“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5]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为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绩效,为经济改革扫除不必要的行政障碍
3.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
亨廷顿说过,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滋生着动乱。这是因为,只有最终实现社会民主化,才能实现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高度政治稳定。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解决现代化社会中的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易发的权力腐败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增多的政治参与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权威的有序更替问题[3]271-275。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或者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是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的唯一正确途径。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但是同时它又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反过来,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适时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村 电子商务 农村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五”期间的重大任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推进和加入WTO的竞争压力，在一些农业经济发达地区，正在从以往单纯的生产者的角色转换为生产经营者，直接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复杂市场的残酷竞争，信息的采集、整理、分析显得极其重要；在一些农业经济不发达地区，信息闭塞造成的买难卖难生产决策难等顽疾也一直是制约农村地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桎梏。
在我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前提条件下，如果我们能将其时空优势、速度优势、成本优势、个性化优势、信息优势、便捷优势等应用于农村经济发展过程，把获取和使用信息的能力赋予农民，对缩小数字鸿沟、加快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维持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意义是深远的。
一、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必要性
1、信息的获取对观念转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农村信息和知识非常贫乏，而且没有形成完整的传播体系。农村所需要的知识不能有效地向农村转移，指导农业生产，很多农村对外界是闭塞的。
2、必须解决我国农业问题中“小农户与大市场[1]”的矛盾。要将分散的独立生产者所生产的大宗农产品汇集市场中去，分销给众多的消费者，需要一整套组织严密完善的销售网络体系，也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但是，单个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组织单元，无法支撑起日益庞大的农副产品市场化的发展，单个农户和市场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机制，即中介缺失而非市场缺失。
3、市场的连接必须建立在信息流和物流之上。目前，我国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在很多地方还停留在顺自然、凭经验、靠习惯、等政府的基础上，与市场需求没有进行有效对接。电子商务可以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有机的结合起来，解决农业生产与市场信息缺乏沟通问题。开展农村电子商务能有效解决农产品流通、农业信息鸿沟问题，从而形成农业信息的商务化、数字化和网络化。?
二、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可行性
1、农村市场潜力巨大。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13亿人口中70%以上分布在农村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业活动只有占领了农村市场才是真正占领了中国市场。尽管现在农民的购买力相对比较低，但农村丰富的人口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购买力的不足。从长远来看，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关键，因此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是一个必然趋势，农村市场的潜力是无限的。
2、可以减少竞争阻力。相对于大城市你死我活的惨烈商战，中小城市和农村市场存在着明显的竞争不足。目前，占据这些地区商业领域的主要是一些地方的中小型商业企业以及为数众多的零散经营个体零售业者，普遍存在着规模小、布局混乱、组织化程度低、商品质量差等诸多问题。因此，我国商业零售企业正可充分利用自身在品牌、资金、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轻松占领市场。除了直接投资开店之外，还可通过收购、兼并、嫁接、加盟等形式的资产重组吸纳那些当地不景气的商场、市场，并重新构建农村电子商务体系，协助农民及时获得农业市场和科技信息，买到货真价实的家资产品，把农产品及时卖出去，并卖个好价钱，让农民真正从电子商务中得到真正的实惠，从而实现低成本、大规模扩张。?
3、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生产者能直接和消费者进行交流，迅速了解市场信息并自主地进行交易。其信息获取能力、产品自销能力和风险抵抗能力大大加强，对传统中介的依赖性也大大降低。当然，电子商务可以减少中介环节，但还是不能完全消除市场中介社会分工的必然性，仍需要有专门从事农产品流通的组织。我们可以通过电子商务选择和保留附加值高的流通环节，合并或去除附加值低的渠道。
4、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生产者能直接、迅速、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生产出适销、适量的农产品，避免因过剩而导致超额的运输、储藏、加工及损耗成本等。以电子商务中介代替传统中介能节约包括信息搜寻成本、摊位费、产品陈列费用、询价议价成本等在内的交易成本和因信息不通畅而带来的风险成本[2]。
三、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策略分析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整体上还没有从传统小农经济的环境中解脱出来，生产规模小，信息技术采用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这给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一定难度。在我国农村开展电子商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考虑：
1、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电子商务的正确引导与培植。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开展方面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农村电子商务及农业信息化体系的建设带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属性，需求者自己不能提供，或者提供不经济，需要组织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进行。由于目前农村公共品投资不足导致城乡在起点上就存在巨大的落差，因而提供政府主导下的公共物品服务体系对农村电子商务、农业信息化的发展至关重要[3]。政府目前实施的“金农工程”就为我国广大农村提供了一个公共的从上到下的网络信息平台，从而为农业电子商务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在社会力量和政府支持下，搭建第三方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农村与农民的分散性及现有状况决定了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单点规模不会很大，因而只能以区域为中心通过融资或引资的方式搭建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该平台在为本区域的农业信息和农产品提供全面电子商务服务的基础上，兼顾辐射周边区域，可以有效地为本区域内农户提供电子商务支持。平台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强大的农产品交易服务，包括农产品需求信息、价格信息、物流配送、农资信息等。如深圳市中农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山东寿光蔬菜输出基地等电子商务网站，已经为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交易额均已过亿，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3、积极指导、大力扶持电子商务“农村经纪人[4]”。由于大多数农民经济条件有限，很难购买和使用现代化网络设备，而且文化素质不高，难以掌握计算机终端的使用与互联网功能，同时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渠道不畅通也给建立与维护现代信息系统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指导、培训并扶持一批具有电子商务操作能力的农民首先致富，并通过这些“农村经纪人”先富的示范效应，将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农民有机地联系起来，带动区域内农民共同致富。只有高素质的农村电子商务经纪人，才是带领农民真正走向富裕的领头羊。
4、移动通信运营商应更多地参与到农村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建设。因为手机相对电脑是价格较为低廉的信息化终端，语音、短信、WAP上网已经是目前运用较为成熟的信息化手段。如果相关费用降至农民均可以承受的程度，则移动电子商务灵活、简单、方便的特点，简单、易于操作的界面，再辅以安全可靠的电子支付平台，将给更多的农民带来福祉，也必将对农村的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建设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5、完善农村农产品与农资产品配送体系。由于农村流通基础较差，投资回报率低，农产品流通成本高，企业到农村投资的意愿不强。因此，要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商贸流通企业、邮政系统和其他各类投资主体，通过兼并、联合或发展加盟连锁等方式，发展农村现代流通业。目前邮政系统遍布全国城乡，分布在农村的邮政支局（所）和服务网点5．9万处，农村乡邮员8万余人，从而为邮政系统发挥自身优势，按照现代流通业的要求，发展服务于农村市场的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和电子商务，完善流通网络，切实提高服务“三农”的能力和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邮政网络体系[5]，全面提升农产品流通水平，创新流通方式，畅通流通渠道，缩短流通时间，降低流通成本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农村电子商务的正常运行将会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和农资产品的流通矛盾，克服由时间、空间上的差距带来的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缩短农产品和农资产品由生产到加工再到贸易的周期，提高我国农业的整体生产水平，引导我国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
作者单位：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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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桦.传统与现代的融合[J].经济师,2005,6：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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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使经济全球化趋势方兴未艾的当口，发动了以国家现代化为指向的改革开放。中国的财政政策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的历程，也沿着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轨迹，在积极借鉴市场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国各阶段的具体情况，发挥了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作用。
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的基本情况与机制转变概述
(一)从分权“突破口”到分税分级框架建立：财政体制变革中财政政策向“间接调控”转变
中国渐进改革的初期，与农村改革、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一道，财政是在传统体制上打入楔子的“突破口”之一：从1980年起改变以往“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集权型财政体制，改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权型财政体制。这一阶段的种种安排，都是为正面启动城市改革和宏观、微观配套改革准备条件。财权向地方下放之后，在企业层次上先后进行了企业基金制和企业利润留成制的改革试验，又前进到一、二步利改税，试图在对外开放、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培育市场的大背景下，通过放权让利和规范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达到搞活企业、解放生产力的改革目的。
1985年，以利改税为基础，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具体形式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1988年后，又调整为“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分权”取得了明显成效，又很快暴露出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地区割据、财力分散和运作失范，企业难以真正搞活，政府间财力分配也难以真正规范和稳定。经过反复的问题剖析、理论研讨、国际经验借鉴和试点经验总结，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以及财政改革与整体改革配套的轴心逐步得到明确，即认识到应建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从政府财力收支的制度框架上，改变凭借行政隶属关系压抑和损害经济运行效率的“条块分割”，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二位一体地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使宏观经济管理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运用政策工具、通过市场中介间接调控的新经济运行机制。
1994年，中国推出财政、税收的配套改革，初步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成为由“行政性分权”(分灶吃饭)向“经济性分权”(分税分级)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在新体制下，中央、地方划开事权，各自掌握不同税种，同时也保留若干比例明晰、规范划分的共享税，以自己的收入安排支出，形成各级独立的预算(同时也发展力求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企业则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不分大小，不论行政级别，不再考虑行政隶属关系，依法既交国税，又交地方税，走向明晰产权和公平竞争的道路。
这种分税分级的新财政体制，内在地要求财政政策的设计和运用以经济杠杆(经济参数形式)为主，成为中国财政政策在体制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两个转变”进程中，向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调控境界靠拢、提高政策效力的制度依托。
(二)为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而努力：连年赤字与财政困境
中国“两个转变”启动时的“历史欠账”堆积如山，为了达到以改革促进发展和长期稳定、以稳定保证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基本环境的目的，把握住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贯彻现代化基本路线，所需要解决的矛盾、问题层出不穷，千头万绪，政府体系所需要的财力规模极大，远远超出常规。因此，历史积累因素和现实压力因素的综合和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迫切要求，便马上形成了极度的财力紧张和明显的财政困境，赤字连年发生，持续至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分权过程中逐年下降，由1979年的28．4％降为1995年的10．7％，以后才有小幅回升(见表一)。
表一 国家财政收支总额、收支差额及占GDP比重
年份 财政收入（亿元） 财政支出（亿元） 收支差额（亿元） 国内生产总额（亿元） 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1979 1175.79 1281.79 -135.41 4038.2 28.4
1980 1159.93 1228.83 -68.90 4517.8 25.7
1981 1175.79 1138.41 37.38 4862.4 24.2
1982 1212.33 1229.98 -17.65 5294.7 22.9
1983 1366.95 1409.52 -42.57 5934.5 23.0
1984 1642.86 1701.02 -58.16 7171.0 22.9
1985 2004.82 2004.25 0.57 8964.4 22.4
1986 2122.01 2204.91 -82.90 10202.2 20.8
1987 2199.35 2262.18 -62.83 11962.5 18.4
1988 2357.24 2491.21 -133.97 14928.3 15.8
1989 2664.90 2823.78 -158.88 16909.2 15.8
1990 2937.10 3083.56 -146.49 18547.9 15.8
1991 3149.48 3386.62 -237.14 21617.8 14.6
1992 3483.37 3742.20 -258.83 26638.1 13.1
1993 4348.95 4642.30 -293.35 34634.4 12.6
1994 5218.10 5792.62 -574.52 46759.4 11.2
1995 6242.20 6823.72 -581.52 58478.1 10.7
1996 7407.99 7937.55 -529.56 67884.6 10.9
1997 8651.14 9233.56 -582.42 74462.6 11.6
1998 9875.95 10798.18 -922.23 78345.2 12.6
1999 11444.08 13187.67 -1743.59 81910.9 14.0
注：1.在国家财政收支中，价格补贴1985年以前冲减财政收入，1986年以后列为财政支出。为了可比，本表将1985年以前冲减财政收入的价格补贴改列在财政支出中。
2.国家财政收入中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三)转轨中政府财力体系的多元化：预算外收支的膨胀与治理
经济转轨中分权改革的实施，以及政府资金面临的多方面巨大需求压力，使“预算外”、“制度外”资金迅速增长，在一些阶段甚至急剧膨胀。中国的“预算外资金”早在50年代初就为调动地方、国营企业“积极性”而设立，但一向规模不大，到80年代之后，以远高于预算资金的速度迅猛扩张(见表二)，1992年时，已相当于预算资金规模的110．7％。到1993年，改变其管理范围与统计口径，将企业专项基金和税后留利从“预算外资金”中排除出去之后，由地方财政和政府主管部门掌握的预算外资金年度收入仍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1／3以上，1996年又跃升为52．56％。1997年再度调整预算外资金口径，不再包括纳入预算内列收列支的若干项政府基金收费收入，其总规模仍在预算内资金规模的1／3左右。在预算外资金旁边，还有更不透明的第三块资金，即所谓“制度外资金”或“预算外的预算外”，其总规模没有准确统计数字，内容也十分复杂，既包括社会保障的一些基金、政府集资收入、乡镇政府自筹资金，也包括权力部门、单位的“小金库”、“创收”收入和私自从制度内转出的资金。据一些专家估测，高峰时这块资金也与预算外资金规模不相上下。1996年以后，以分税分级体制为依托，上下结合地对于已呈明显弊病的制度外、预算外资金的混乱与失控进行了清理整顿，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管理，总的趋势是先把三块财力规范、归并为预算内、外两块，再逐步将预算外资金也纳入预算内管理，最终达到预算对政府财力的完整覆盖。
(四)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应对全球化趋势的财政政策与制度安排
中国的开放，内在地包含着正视和自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逻辑和内容。开放的多种措施，使市场经济多方面的政策与制度模式，对中国的经济生活产生了种种影响。因此，开放在促进发展、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在促进改革，即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和引进体制创新的多种配套要素。中国的财税政策在80年代以来积极地促进开放，在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加强联系与合作的同时，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也积极地改造财税自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框架。
表二预算内、外资金数量及增长速度表(1980―1998年)
年份 预算内资金收入 预算外资金收入
数量（亿元） 增长速度（%） 数量（亿元） 增长速度（%）
1980 1159.93 1.2 557.40 233.1
1981 1175.79 1.4 601.07 7.8
1982 1212.33 3.1 802.74 33.6
1983 1366.95 12.8 967.68 20.5
1984 1642.86 20.2 1188.48 22.8
1985 2004.82 22 1530.03 28.7
1986 2122.01 5.8 1737.31 13.5
1987 2199.35 3.6 2028.80 16.8
1988 2357.24 7.2 2360.77 16.4
1989 2664.90 13.1 2658.83 12.6
1990 2937.10 10.2 2708.64 1.9
1991 3149.48 7.2 3243.30 19.7
1992 3483.37 10.6 3854.92 18.9
1993 4348.95 24.8 1432.54 46.7
1994 5218.10 20.0 1862.53 30
1995 6242.20 19.6 2406.50 29.2
1996 7407.99 18.7 3893.34 59.6
1997 8651.14 16.8 2826.00 18.1
1998 9875.95 14.2 3082.29 9.1
注：(1)预算外资金1993年统计口径调整，不再包括国营企业专项基金与税后留利。
(2)预算内资金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部分。
(3)1993―1995年和1996年的预算外资金收支包括的范围分别进行了调整，与以前各年不可比。从1997年起，预算外资金收支不包括纳入预算内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费)，与以前各年也不可比。
(4)本表各年收入和支出增长速度均按可比口径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新中国50年财政统计》。
在开放的推动下，中国近二十余年间最早实行的税制改革，是从涉外税制起步的。1980年9月，全国人大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前者适应了中外合资企业不断出现对税制建设的要求；后者则实际上覆盖了数量日增的外国在华工作人员的个人所得课税。1981年，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同时明确规定涉外企业继续沿用修订后的工商统一税，并照章缴纳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至此，我国的涉外税制初步建立起来。此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陆续对以上税法作了适当修改，进一步放宽了优惠政策，以利于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对外经济交往。
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两种税合并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一种税，以更好地尊重国际税收惯例，适应市场化程度提高后经济生活的现实要求，服务于对外开放。
从1981年1月起，为更好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推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发展，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中国与日本就避免对所得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进行了四轮会谈，1983年9月6日，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协定。1984年6月26日，两国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了关于已各自履行协定生效法律程序的换文，协定正式生效，1985年1月1日开始正式执行。这是中国对外缔结的第一个政府间全面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在这期间，我国还陆续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协定的谈判。到1991年，中国已先后同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32个国家正式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至今，进入谈判过程和签署协定的国家数目还在增加。
在宏观调控中，中国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政策工具，已发展为国际惯例轨道上的出口退税。保税区的试验也在多处进行。在积极利用国际组织、外国政府贷款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与国内政策呼应的情况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开展债券融资。
二、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一)政策启动的背景
由于80年代以来的财政困难和多种制约因素，近20年间中国财政政策总体而言是“低调”的，主要表现是财力安排捉襟见肘，职能范围收缩，在许多情况下维持“吃饭财政”都成为问题，就更谈不上十分积极的调控举措。但1998年一季度过后，这种情况发生改变，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迭加在一起，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果断地启动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使财政政策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巨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
以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为标志而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出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到1998年，已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其对于亚洲和世界经济影响之巨，大大超出早些时候一般人的估计。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被评价为在亚洲表现最好，受影响最小。但到1998年，外贸的增长幅度也明显放缓，并于5月出现负增长，这使各方对严峻形势形成共识。
2．金融危机影响迭加到中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
中国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衡量)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这时被认为还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1―7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2％，被不少分析者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
3．市场化改革终于引致走出短缺的“过剩经济”局面
中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前一向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这种局面，在改革以来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渐进形成、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的过程中逐步改观。在几个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上，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1990年的“市场疲软”，终于在1997―1998年走到了较全面的所谓“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商品种类已寥寥无几，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占绝大多数(当然，不应忘记普通民用住宅和公共服务等供给，仍是严重紧缺的，却往往未在有关部门的统计中表现)。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中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NP的40％以上。
4．“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
近20年的改革经过一系列的前哨战和战，走到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攻坚战阶段。在“软着陆”后需求不旺的宏观环境下，为了对企业维持必要的优胜劣汰改组压力，总体上已不再沿用过去的种种优惠与关照手段挽救效益不佳的企业，而是积极促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加上前述内、外部增长减速因素的迭加，使微观层次困境加剧，于是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缓解失业压力成为决策层和社会各方所关注的大问题。
5．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
针对我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的情况，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货币政策如此连续、密集的运用，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的，然而，迟迟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因为走向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要点
启动财政政策时，有关部门加紧研究了对原预算安排作出调整的方案，这一方案在1998年8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提请审议并获得批准。预算调整方案的重点内容是：
第一，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这1000亿元国债只对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分别认购500亿元、200亿元、100亿元和200亿元)，还债期限为10年，年利率5．5％。1000亿元的举债一分为二，中央、地方各500亿元，相应使1998年中央预算支出扩大5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
第二，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当时我国长江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遭遇50―1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已成定局)。
一、农村信用社支持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新思路
（一）树立支农支牧新理念，坚持“三个取向”
一是坚持“三农三牧”取向。按照为“三农三牧”服务的经营方向，努力改进服务方式，逐步完善服务功能，将农村信用社办成“农牧民的银行、农村牧区的银行及零售银行”，切实提高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服务水平。二是坚持市场化取向。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只要农牧民需要什么样的信贷服务，就要研发创新什么样的信贷服务工具和相关措施，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三是坚持“双效”取向。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争创最大社会效益的同时，控制信贷风险，实现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效益和支持效益，达到农村信用社、农牧民互惠双赢。
（二）确立信贷新投向，实现“三个转变”
当前的信贷支农支牧要从支持传统“小”农牧业向支持现代“大”农牧业转变。首先，深化支农支牧内涵，拓展支农支牧的领域和外延。其次，从支持传统农牧民向支持现代农牧民转变，重点支持创新型、科技型新农民和新牧民，提高农产品、畜产品的高科技附加值和综合竞争力，促进农牧民增收。再次，从支持传统的农村牧区向支持新农村新牧区转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牧区的生产力，启动农村牧区消费市场，当好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坚强金融后盾。
（三）转变支农支牧新策略，突出支持“三化”
在支农支牧工作中，重点支持“三化”，即农牧业产业化、农村牧区城镇化、农牧民现代化，以“三化”为载体，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
二、农村信用社支持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新举措
（一）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帮助农牧民增加收入
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农牧民的增收是基础和关键。一是“多予”。就是要积极扩大“三农三牧”贷款的总量。农村信用社要努力扩大资金来源，多渠道筹集资金，千方百计增加对“三农三牧”的投入，确保每年新增“三农三牧”贷款的比例，不断扩大贷款的覆盖面，充分满足农牧民合理的资金需求，不要让“贷款难、难贷款”的现象再次出现。二是“少取”。就是切实减轻农牧民的负担。减负即增收。对用于“三农三牧”的贷款，特别是农牧户小额信用贷款，一定要控制利率浮动的幅度，不宜将信贷价格走高，尽可能给农牧民以利率优惠，减轻农牧民利息负担，做到让利于农牧民，反哺于农牧民。三是“放活”，根据农村牧区农牧民的实际，灵活放贷，方便农牧民贷款。要灵活确定“三农三牧”贷款的对象、额度、期限，不宜搞一刀切，尽可能满足农村牧区不同层次客户的贷款需求。要采取灵活多样的信贷经营方式，方便农牧民贷款。要加强“三农三牧”贷款风险控制，确保“三农三牧”贷款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促进“三农三牧”贷款走上良性循环轨道。
（二）放大小额农贷支农支牧效应，促进农牧民共同富裕
千方百计做好农牧户小额信用贷款工作，按照调查建档，初评公示、审查定级、授信颁证、凭证放贷、按时年检的流程，规范农牧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发放。应尽可能满足信用农牧户的信用需求，逐步扩大农牧户信用等级评定面，持证农牧户在授信额度内贷款满足率100%。与此同时，对不符合小额农贷条件但想通过诚实劳动脱贫的农牧户，农村信用社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和财政资金支持，采取“财政贴息、信用社贷款、农牧户用钱”的方式，发放财政贴息小额农贷，释放支农支牧效应，帮助更多的农牧民脱贫致富，从而达到农牧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三）深入创建农村信用工程，培育文明乡风民风
要科学设计信用指标评价体系，在农村牧区认真开展信用户、信用村（嘎查）、信用乡（苏木）镇及信用社区的评选活动，实行“先评级、后授信、再用信”的信贷准则，并在信用评级的基础上，对文明信用户给予信贷支持，对失信户予以信贷制裁；大力倡导“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培育诚实守信的文明乡风，培育有素质、讲诚信的新型农牧民。
（四）实施惠农服务“一本通”工程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 政治稳定 政治发展 政治现代化
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不仅包括了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心理等各个方面,同时也包含了政治现代化在内。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面临着一系列现代化的问题: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等,因此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对其来说显得尤其重要。
一
政治发展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生活由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型的过程。②政治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③政治发展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具体包括: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结构的分化和政治决策能力和贯彻政策能力的提高。④
政治发展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主要由四个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秩序、效率、公平、民主。⑤对于发展中国家,既要有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又不能靠暴力和高压来维持秩序和稳定;既要追求政治效率,又要保证公正和平等;既要使各利益群体都能充分地参与社会利益的配置过程,又要完善参与的途径和方式,防止失控而导致秩序混乱,就更应使四个要素协调起来。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政治发展的应然结果。所谓政治稳定,不过是要把对立面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⑥
政治稳定是一定社会政治模式的动态平衡状态,是指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在权力、利益、地位等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关系上不存在激烈冲突的一种相对满足状态。政治发展中包含政治稳定的内涵,政治稳定中同样包含政治发展,且两者互为前提。换句话说,只有建立在发展基础上的政治稳定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政治稳定,只有建立在稳定基础上的政治发展才有可能顺利地实现政治发展。
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一种存在状态和实践过程,即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政治发展在现代社会的一种特殊表现。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深受压迫、饱尝贫穷之苦的发展中国家全力以赴投入了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的事业,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在许多国家,这些成就竟加剧了社会动荡和政治不安定,从而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无法深入进行下去,甚至是因为政治的不发展和不稳定又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倒退。原因到底在哪里?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落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两者没有同步、协调进行。不实现政治现代化,就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二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的,也是在这个时期它们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直到今天,它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可谓是历经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尤其是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政治不发展和政治不稳定,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它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发展中国家政治不安定或动乱,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而引起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这就是政治上的首要问题。
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一项目标的进展同另一项目标的进展并无必然的联系。在某种情况下,经济发展计划可能会促进政治稳定;而在另外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计划可能会严重破坏政治稳定。同样道理,某些形式的政治稳定可以激发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形式的政治稳定又会阻碍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在面对一系列国内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下手。它们首先面临的基本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当然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但他们不能有自由而没有秩序。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而那些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中,政府为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飞扬跋扈的上校们以及骚乱闹事的学生所左右和摆布,少的就是权威。⑧
三
稳定是发展改革的前提和条件,发展改革是稳定的动力和途径。没有改革的稳定是一种虚假的稳定,最终并不能稳定.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革除那些长期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因紊。 同样,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只有在政治稳定中,实现政治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才可能逐步建立起来。
关键词：农村稳定；现状；影响因素；应对策略
农村稳定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党执政基础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本要求。农村稳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农业、农民，只有调节好之间的关系，才能维护农村稳定，才对党和国家有帮助。
一、当前我国农村稳定问题的现状
（一）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情况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农村问题越来越重视，从1996年起逐渐提出三农问题，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益，提出了很多利农惠农的政策，农村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稳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极大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二）我国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潜在问题
在建设新农村的道路上，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1、经济纠纷多样化。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矛盾多，经济纠纷频发，导致我国农村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土地征占、房屋拆迁等问题日益凸显，也成为当前经济纠纷的主要问题，其实经济纠纷的范围包罗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日趋呈现多样化。”[1]
2、家庭环境复杂化。我国农村家庭成员多，有的祖孙三辈都住在一起，势必会有矛盾。近几年家庭矛盾主要以婚姻问题、赡养问题为主，夫妻之间感情不好，离婚率逐年上升；以及谁赡养老人的问题争论不休，导致家庭环境越来越复杂。
3、社会风气多元化。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农村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现代文化融入传统文化中，两种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发生很大的变化，必定会使社会风气呈现多元化。
二、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
目前，影响我国农村稳定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村土地争议问题、农村基层组织不完善等几个方面：
（一）城乡收入差距大。“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基础设施比农村的基础设施先进；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就业机会少，社会保险不完善等。”[2]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关键问题之一。城乡收入差距增大，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经济根源，势必会影响农村的稳定，农民收入不稳定，就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村社会不稳定。因此，要努力遏制城乡收入差距大的趋势，促进农村稳定，使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二）农村土地争议问题。近几年中央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土地征用问题最为突出，那么围绕农村土地问题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土地所有权归属不清晰。第二，土地经营权不稳定。第三，由于土地所有权、经营权的不完善，导致未能形成规范的土地流转和管理制度。
（三）农村基层组织不完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农村基层组织还存在很多弊端，比如有些村干部顽固守旧，解决问题死板，速度慢；有些村干部知识文化程度不高，不能带动村民主动学习文化知识。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是为农民服务的，但仍存在着诸如村组政务不透明，村干部作风粗暴，官员等问题。这些都大大的影响农村稳定，农村稳定事关大局，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的不稳定因素已成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稳定，保全局，保目标规划的顺利实现，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解决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的应对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和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稳定因素还有很多。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社会发展不均衡，所以我们要稳定农村，必须促进农村社会的均衡发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健全农民参与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根本路径，同时也能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的特点发展单一，农民不会利用优势发展农业，政府和国家应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大对农村的科技投入，利用农村得天独厚的优势，农村污染小、空气好、纯天然的肥料，加快绿色食品、有机产品、无公害产品的发展，加大市场的投入，领占先机，提高我国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使农村经济沿着健康快速的轨道发展。
（二）健全农民参与机制，充分保障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要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合理、合法的农民参与机制。主要通过健全投票选举制度、健全制度等途径健全农民参与机制。因此健全农民参与机制，农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才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
（三）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积极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
推进农村党组织建设，完善民主监督。基层党组织不仅是掌握民心、联系群众的桥梁，还是团结群众、组织群众、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基层党组织从广大农民的最根本利益出发，了解农民的利益诉求，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问题，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农村村民自治组织，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配套机制，真正把权力还给群众，使农民群众真正站在主人翁位置上来参与管理村镇事务，更好的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促进农村社会不断发展。
总之，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农村稳定越来越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局面，并对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农村稳定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应该重视农村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发展，有效的增强对影响农村稳定问题的解决能力，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作者单位：西华大学）
参考文献：
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在解读上半年经济形势时用了十二个字来总结：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升。中国上半年经济的突出表现为一个“稳”字。在目前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经济增速明显弱于预期，国内经济增速换挡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叠加共振，下行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这艘大船逆势而上，总体保持总体平稳运行，实现了稳中有升，稳中有进，成绩可谓来之不易。
“总体平稳”表现在速度稳，就业稳，物价稳，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比照“区间下限”，上半年GDP增速7.4%，属于全年目标7.5%左右的合理范围。从“区间上限”看，CPI上涨2.3%，离全年3.5%左右的预期目标尚有一定空间。今年夏粮又获丰收，增产95亿斤，同比增长3.6%，总产量再次创出历史新高，成绩单“耀眼”，为全年稳定物价夯实了基础。
“稳中有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正呈现出企稳向好的迹象。从一些先行指标和实物量指标来看，二季度经济增长状况比一季度有所好转。发电量、货运量等实体经济指标增速也在回升，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止跌回升。出口扭转一季度负增长的格局，5、6月份大幅反弹，订单也在增加。国家统计局6月份制造业PMI达到51，连续4个月回升；汇丰7月份制造业PMI预览指数达到52，创18个月以来最高值，这说明企业信心在增强，市场预期在好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达到7.5%，比上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成为当前经济稳中有升态势的一个注脚。
“稳中有进”，突出显现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简政放权深入推进，上半年取消和下放了145项关系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关注度高的行政审批等事项。3月份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来，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改为认缴登记，“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上半年总计达到593.95万户，有力带动了创业就业。一系列积极变化彰显出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转型升级不断向前推进。
根据学习安排，结合本次主题，我就加大“六稳”工作力度，落实“六保”工作任务，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结合我县实际和个人学习心得体会，作如下发言。
一、深刻理解“六稳”“六保”的重要意义
（一）“六稳”“六保”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着力点，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保证。
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首次提出“六稳”。其背景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复杂严峻形势，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金融、外贸、外资、投资都依次暴露出不同程度的风险，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稳中有忧。中央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旗帜鲜明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把“六稳”作为实现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基本要求。在“六稳”发力下，我国经济经受住了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外部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外部需求明显萎缩，企业经营压力大，就业问题突出，财政收入下滑。2020年4月17日，针对疫情蔓延对全球经济冲击，中央运筹帷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强调加大“六稳”工作力度的同时，首次提出了“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在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则进一步明确了“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在“六稳”基础上提出“六保”，是强调兜住底线、守好基本盘，增强底线思维，充分体现了对目前遇到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充分估计的责任和担当。其中：“六稳”中，稳就业就是要确保城乡居民失业率不突破
%的控制线；稳金融就是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也是要坚决打赢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稳外贸就是要确保外部市场稳定；稳外资就是要确保境外资金进的来；稳投资就是要增强拉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稳预期就是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期间，确保符合预期。“六保”中保居民就业，就是要保城乡居民有持续稳定的可支配收入；保基本民生就是要兜得住民生底线；保市场主体就是要保住税；保粮食能源安全就是要保住发展生命线；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就是要保市场体系稳定，保市场秩序不致混乱；保基本运转就是确保根基稳固、基础牢固。
“六稳”和“六保”统一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具体体现，是在不同形势下作出的科学安排，是用改革的方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具体体现。特别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粮食能源安全，更是在改革发展的轨道上彰显着直面困难的勇气、体现着底线思维的方法。无论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还是在确保疫情不反弹的基础上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都要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运用底线思维调控宏观经济、助推微观发展。
（二）“六稳”、“六保”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今年全国两会，已经四次下团组参加审议，其中三次都谈到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足见“六稳”“六保”对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极端重要意义。
从全球范围来看，外部需求的相应萎缩与国内需求萎缩一起，构成了对经济系统的需求侧冲击，而需求侧冲击则恶化了企业的生存环境，这又进一步加剧供给萎缩，冲击居民就业，拉低总需求。经济系统的供给侧冲击与需求侧冲击相互促进、相互放大，如此产生的负向循环，使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为经济企稳带来了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一是经济层面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金融市场遭遇重创，美元、贵金属和原油等不断暴跌。世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陷入衰退的风险不断加剧。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普遍采取刺激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断攀升的杠杆率加剧了资本市场动荡。二是国际关系层面的不稳定性，如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三是疫情层面的不确定性，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人员、资金和货物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循环流动，没有国家能在病毒面前独善其身。
疫情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暂时的、短暂的、可控的，短期波动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面对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先是用“六稳”、“六保”方针构筑底线，在此基础上，不断用发展的视角解决问题，适时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优化我国产业链结构和布局，在实践中推动矛盾向着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和我国长远发展的方向转化。
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些挑战和风险。但是我国经济从来都是在风雨中成长、在磨砺中壮大。这就要求我们深刻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在坚定信心的同时，决不能掉以轻心；在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务必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把总书记、党中央的要求落实到位，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二、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努力完成我县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今年各项工作意义重大。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下一步，我们要紧扣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扎实抓好以下工作：
（一）迎难而上、化危为机，切实稳住经济基本盘。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六稳”、“六保”不仅是应对复杂局面、兜底民生底线的举措，更是守好经济基本盘、确保经济安全的保障，要把抓“六保”促“六稳”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发展目标不动摇，更需要增强战略定力，坚持深化改革。打好政策“组合拳”，将短期纾困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相结合，在短期调控发力以实现“稳”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更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进”。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打好“三张牌”，全力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二）找准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着力点。
“六稳”+“六保”一共12个方面，每项工作必须做好，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指出，“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因此，在“六稳”和“六保”中抓重点，要从当务之急入手。一是抓项目稳投资，我们必须抢抓中央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等重大政策机遇,科学判断形势，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强化举措，加大力度，以更高站位来谋划招商引资工作，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来抓好抓实项目建设工作，尤其是重大项目的落地。二是抓消费促增长，提振消费信心，挖掘消费潜力，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三是抓企业保主体，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主动做好服务，落实各类支持政策，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健康发展。四是抓民生守底线，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有力有效落实脱贫攻坚各项措施，推进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抓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扩面参保工作。统筹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严格服务对象准入审批，提升社会救助工作精准度。五是抓改革激活力，按照党中央、省委和市委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把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内需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六是抓基层保运转，牢固树立过紧日子、苦日子的思想，持续优化支出结构，严控“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坚决守住“三保”底线，注重精打细算，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三）狠抓落实，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要坚定信心、咬定目标，在县委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抓好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实，坚决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强化责任抓落实，把县委全会、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县“两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压实主体责任、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实落地、见行见效。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抓落实，健全完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跟踪问题的常态化机制，加强对经济形势分析研判，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短板弱项、薄弱环节，找准症结所在，提出解决办法，强化督促检查，促进各项政策举措全面贯彻落实，并见得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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