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

时间:2023-07-31 17: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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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因

第1篇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际关系 影响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Motivation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NG Aifeng

(Schoo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a product of long-term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i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long wi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labor, capital and other factors of production flow rate accelerated the increasing scale, form have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the role of the division of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almost all countries are included in this century economic syste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not only reflects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area of the world economy, but also produced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impact on today'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mpact

1 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经济全球化凸显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此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1)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2)世界范围内对市场经济制度的普遍认可和接受,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市场经济具有自主扩张属性,通过不断地扩展自己可支配资源的活动范围来不断提高自己的效率,因此,市场经济一直存在着持续扩张的动力和趋势。

(3)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原来处于对峙状态的东西方国家建立和加强了联系,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全球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运行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跨国公司充分借助自身的技术优势与经济实力,利用跨地区的生产与经营网络,对不同地区的资源进行最佳有效配置,特别是其国际化的经营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步伐。

(5)国际经济组织对经济全球化推动作用。世界三大国际区域经济协调组织的创立和其作用为经济全球化构筑了组织和法律框架。

在上述因素中,科技进步是第一位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动力。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还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标志和主要体现。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全球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程度加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正是在上述几种因素的作用下,特别是资本的不断扩张、激烈的国际竞争、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使得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张。

2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而信息革命和网络技术是其核心和标志。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跨国经济组织的迅速发展,市场经营范围也逐渐扩大。它不仅加快了传递的速度,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为新的国际分工创造了条件;它既扩展了广度,也强化了深度。因而全球的相互依存程度加深,使各种关系可能在更多的点上弥合。也就是说,某个地区产生的问题会影响到其他地区,进而对国际关系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1 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推动了国际规则的发展

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从一国走向世界,全球经济贸易活动规划的制定、实施、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多边的或是双边的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具有重大意义的相互依存意味着国家不再是世界事务管理的惟一行为主体,而必须与各种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开展国际合作。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不断增强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地位(下转第109页)(上接第89页)不断提高正,传统国际关系的内容正在逐渐改变。世界这就需要由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建立、共同遵守和共同维护的一个共同的秩序。在当前,国际合作和国际经济体制已相当滞后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步伐。经济全球化必将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有序化、制度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2.2 推动区域国家联合

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世界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每个国家,无论是大国或是小国,都想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但是,一个国家往往又力不从心,于是有着若干共同因素的,特别是地缘因素和文化因素的民族国家,就会通过区域内联合,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加强争夺市场份额的能力,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地位。

2.3 促进国家间的沟通与合作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全球统一的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民族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使得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同时还加剧了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份额的争夺,争端和摩擦持续不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非零和双输、双赢规则取代传统经济体系下的零和、输赢规制,要么一损俱损。因而,不管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多么强大,它都不能随心所欲。尤其是大国之间,在处理相互关系和国际关系时要进行沟通与合作。沟通与合作正在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要发展趋势。

2.4 对南北关系产生双重影响

南北关系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剥削与控制,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全球化对南北关系产生了双重的影响。

从好的方面来看,首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北关系的紧张态势。由以前南方对北方的单向依赖向双方的相互竞争和相互依赖转变,双方经济交往的密切程度和规模得到空前提高,并且彼此都认识到,要想让世界经济得以有效地运行,就必须保持双方经济和谐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对于努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自己国际地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不好的方面看:(1)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的造成了冲击。(2)加大了南北间的贫富差距。(3)使南南合作进程面临各种挑战。

2.5 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

随科技进步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占据绝对优势,随心所欲地对世界进行控制;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降低了构筑单极世界的可能性;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改变了各国的政治地位与作用。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国丧失了世界经济霸权的地位;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经济实力增长,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企图建立以日美欧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发展中国家在调整中不断壮大自己,不断地增强自己的整体实力。俄罗斯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恢复大国地位;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和平崛起,引起世界经济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必须与多级的世界经济格局相对应,以保证世界经济的良好运行。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主张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2.6 强化了国际关系的整体特征

第2篇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

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尽管如英国全球经济问题专家阿兰·鲁格曼所言,目前“''''全球化’一词已经被滥用”注释①,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化的脚步已势不可挡。在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中国如何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决定了在新的世纪里中国能否产生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能否真正地振兴并立于世界之林。在此,我将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为题展开讨论,请老师批评指正。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学术界对何谓经济全球化,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全球化,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世界经济的美国化;二是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等经济技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其中,第一种观点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我认为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第二种观点既全面又最接近实际情况,其表现就是当今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逐渐融入了全球化的经济浪潮。

我认为,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应该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出发,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说,经济全球化就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注释②

二、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原因及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近代市场经济的建立,而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以致被人们所感知并为之震撼,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尤其是上世纪的最后20年,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全球化的浪潮更是汹涌澎湃。注释③

(一)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原因

1、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扫清了体制上的障碍

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只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本国经济的运转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封闭经济由于缺少外部资源、信息与竞争,而呈现出经济发展的静止状态。计划经济体制则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不充分、不对称和激励不足等问题,而导致资源配置与使用的低效率。所以,不管是传统的封闭经济,还是起源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由此而造成的各国在经济体制上的趋同,消除了商品、生产要素、资本以及技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体制障碍,促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2、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作了物质基础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着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是代表当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的远距离控制成本。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其经济的活跃程度,表现为企业的经济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的。远距离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因特网的诞生,使这种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它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达到全球各地。

3、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动因

商品与要素价格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差异,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客观存在,为企业在全球范畴内的“套利”活动提供了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在这种微观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活动中,跨国公司逐渐扮演了主角。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使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将产品销售到价格更高的市场上进行套利;另一方面,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内部化优势,又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优势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将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而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实际上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当跨国公司利用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4、世界范围内商法体系的趋同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统一的法律制度环境。

众所周知,主导世界的两大法系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近年来,两大法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互相融合与趋同发展;另外,随着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经济组织的统一立法活动深入开展,这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统一的法制环境。

(二)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1、贸易自由化

国际贸易障碍逐步消除,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国际贸易量迅速增长。国际贸易手段、商品标准以及合同样式逐步统一和规范。WTO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使得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

2、生产全球化

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宰力量,其商品生产环节分布于不同国家,并因此使相关各国间的经济关联程度提高。

3、资本流动国际化

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对外资管制的放松以及由投资基金和养老保险基金高速成长导致的国际游资的形成,使得资本流动性进一步加大。

4、金融活动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各国相继放松金融管制,推进金融自由化,放松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和退出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拆除了不同金融业务的隔离墙,加快了金融业的整合。自由宽松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加上计算机、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从而形成了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连动的统一国际金融大市场。

5、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

当今世界除个别国家外,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统一的经济体制基础。

6、各国商法体系的国际化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得益于两大法系的趋同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世界各国商法体系的国际化。

三、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利是弊、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已为大家所公认,即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回避经济全球化只能带来更大程度上的落后。面对经济全球化,既要很好地把握它带来的机遇,又要趋利避害,规避它带来的风险。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利弊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因素

1、可以充分地利用外资

大量外资的进入,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以中国为例,中国外资依存度(外资投资存量与GDP的比重)1985年仅为1.55%,从1995年起保持在20%左右(1997年为24.4%)。另据资料表明,截止到2001年10月底,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84894个,合同外资7319.1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858.77亿美元,极大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

2、资本的进入带来了实用技术、管理经验和企业创新精神

以实用技术的进入为例,自1994年以来,加拿大北方电信、美国IBM、英特尔、太阳微、宝洁、杜邦、诺基亚、爱立信、松下等知名公司都相继在中国成立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或实验室。

3、资本的进入有利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通过购并当地企业实现的外资进入有助于传统产业结构改造和促进产业竞争,对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4、外资进入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内配置生产要素资源。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众多,存在劳动力超额供给和劳动力成本普遍偏低现象,外资进入得以安排大量的工资低廉的过剩劳动力从事有效就业,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具有国际分工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产业。

5、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完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化和金融深化

6、资本的进入有利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转型

资本进入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和惯例,大大缩短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型的时间,能够加快现代经济制度的形成。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越开放,其经济转型的进度越快。

(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

1、大量外资的进入容易造成债务负担,可能引发国际债务危机。如1995年墨西哥爆发了重大的国际债务危机。墨西哥经济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自1994年2月以来,美国连续6次提高利率,造成了数百亿美元从墨西哥等国抽走流向美国,极大地损害了墨西哥的金融和经济稳定。

2、外资进入对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冲击较大

由于跨国资本“无国籍”和无民族认同感,它不可能完全取代民族资本的功能。因此,外资的过度进入有可能挤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因而可能损害经济的长远发展。

3、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

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属于夕阳产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资源的同时,把夕阳产业带进了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4、跨国资本的进入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和风险度,容易给短期投机资本冲击较虚弱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造成可乘之机

最明显的例子如上个世纪末发生在东南亚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因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5、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充满了动荡和起伏

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稳定与否,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还要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充满了变数。

6、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联合国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的比例,1960年是30:1,1990年增加到60:1,目前已扩大到74:1。全球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

7、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跨国公司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以多种形式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的经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家们因此担心,当前权力正从政治家手中转向大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往往不是规则的制定者,所以在国家经济的让与方面,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损害较大。

四、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20年对外开放的结果,中国经济已深入地融合于全球经济之中。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国应以积极参与、合作的态度对待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以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应该着重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建立健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基础作用还须进一步加强。首先,要加快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规则,真正实行政府与企业职责分开,政府只负责保证经济总量平衡和重大经济结构的布局与协调,以及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要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科学、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富有生机、活力的经营管理体制,提高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第三,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创造开放、公平、竞争、有序地多元市场环境。

(二)确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国际贸易体制

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与我国现行对外贸易体制相关的外汇、金融、投资等体制已经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是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突出的表现就是开放性不够。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经济全球化,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以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以国际贸易惯例为参考,尽快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开放型国际贸易体制。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宏观调控体系。其次,深化企业改革,建立国有民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三,规范进出口管理,完善进出口商品经营管理体制,建立竞争性的投资和贸易体制。第四,强化商会职能,维持良好的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秩序。

(三)研究和实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生产和生产力的分配也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更大的动态的调整,国际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的发展时期。我国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规划时,必须做出与国际经济规则相适应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其中要着重加大产业间的结构调整力度,努力提高工业和服务业比重。

(四)健全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根本转变、逐步实现法治的时期,因此健全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本国法律保障机制的任务还很艰巨。加紧修补和完善我国有关涉外经济法规,建立公平合理、有序竞争的法律体系,营造良好的投资和贸易的法制环境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

(五)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以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接经济全球化

当前,我国尤其应该注重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区域合作,注重加强与APEC的经贸联系。要善于从战略的角度去分析,把进入区域化的APEC作为我国进入全球化的一个“试验场”和“练兵站”。

综上所述,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中国应该采取切合本国实际的开放步骤和措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唯一正确选择。

文章注释:

注释①:[英]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注释②:美国全球化理论权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用曾说过“中国与欧洲的丝绸之路是早期的全球化”。对此,本文认为,“丝绸之路”仅仅代表了简单的商品贸易,并没有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另外,当时尚未建立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运行的全球规则。因此,经济全球化只是近年以来才出现的现象。

注释③:在“全球化”起源及发展阶段的划分上,学界存在“一阶段论”、“二阶段论”和“三阶段论”三种不同意见。本文采“二阶段论”。相关研究见盖世金,张立:《“全球化”问题研究综述》,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参考资料:

1.《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作者:刘吉原载《文汇报》2001年2月20日

2.《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原载《求是》2001年第1期

3.《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影响和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诚

4.统计数据来源于以下网站:

第3篇

多极格局是二战后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过程并不是在前苏联解体后开始的,在冷战期间两极格局的状态下就开始了多极化的潮流,并在冷战结束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前世界战略格局总趋势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一世界历史大潮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二战后,“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形成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形成,从而加速了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极大地冲击了两极格局,使两极格局开始松动。而两大阵营的破裂和分化则加速了多极化趋势。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上形成的“一超独霸”的局面既是两极体制被打破后的必然现象,又是一个终将被多极化体制所取代的暂时的历史过程。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均衡化趋势,是世界战略格局中两极体制解体并最终走上多极化的根本动因。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主要国家的关系将日益复杂化,起主导作用的很可能主要是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中国这“五大力量中心”,其它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区域集团和地区性大国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决定了未来战略格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同时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毫无疑问,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能源和资源的依赖以及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依赖,这就使得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未来世界战略格局多极化发展的潮流继续前进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上起制约作用,在经济发展上起示范作用,在维护第三世界权益的斗争中发挥重要影响力作用。当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等已经愈加成为全球范围的产物,全世界的文化也在碰撞中交融,世界不再是无数文化共存却又毫无联系的散沙,尽管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很多年里,世界格局再也没有发生改变,并依旧保持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而现实的情况是各个国家不会因为结果而去追求结果,只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去实现结果。为求生存,只能通过压榨、战争等方式实现资本、科技的积累,从本国公民利益出发,寻求更加利于本国发展的国家环境。

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时期,国际局势不确定性、模糊性和突发性的特点愈加鲜明。目前,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以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为代表的持续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了社会危机和价值观危机,而席卷西亚北非的历史性政治大动荡和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洲地区转移,使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新变化,形势日益严峻。这些将深度地影响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战略格局变化。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国际舞台将是美国称霸和世界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反霸之间斗争的舞台。它将是一个“新战国”时期,因而新的合纵和连横必将在各国各个领域和层次展开。

第4篇

1.企业成本管理的演进与特征

战略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处于开放性经济环境下成本管理必然选择的结果,而企业成本管理的演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密切相关。20世纪是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促进成本管理发展最有利的时期。这一时期,成本管理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以工程驱动的标准成本为标志,以成本控制为特征,通过标准操作方法来确定标准成本,以达到控制成本、减少浪费、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2)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以成本性态分析为标志,以预测决策为特征,通过变动成本计算和本量利分析,以满足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要求。(3)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以成本动因分析为标志,以作业成本管理为特征,通过批评传统成本管理法并提出作业成本计算法(ABC),以改进单位成本计算的准确性和成本控制的有效性及销售价格和产品结构决策的可靠性。(4)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市场驱动的标准成本为标志,以战略成本管理为特征,通过融入战略管理思想并创立战略成本管理,以适应外部环境剧变和战略管理发展的需要。

企业战略成本管理是以价值创造为导向,将企业战略与成本管理相结合,把成本管理提升到企业战略层次上,从战略高度对企业生产运作的总体成本进行全面了解、控制和改善,从而努力寻求并创造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战略成本管理是对企业传统成本管理思想和管理体制的一次适应性变革,也是对企业传统成本管理模式及核算方式的一种挑战,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拓宽成本管理的时间范围。即从一个单纯的会计年度经营管理的层次提升到更长时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管理层次;(2)拓宽成本管理的空间范围。即从单纯的会计成本核算层次提升到企业内部所有经营活动核算层次;从单纯地关注企业内部经营活动,延伸到与企业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企业外部;(3)拓宽成本管理的适用范围。企业利用成本信息进行战略选择,并在不同战略选择的背景下,综合运用一系列成本管理方法来进行成本分析和管理,以适应企业外部环境的要求并实现竞争优势。与传统成本管理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从追求成本效益到发展企业竞争优势的管理目标,具有战略性;从内部成本管理到重视外部环境的管理理念,具有外部性;从分析直接成本动因到整个价值链的管理对象,具有全面性;从短期、暂时到周期、持续的管理方式,具有长期性。

2.企业战略成本管理路径分析

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路径是以价值创造为导向,采用价值链分析方法,将战略成本管理理念和基本思想渗透到整个经济寿命周期成本的管理和全过程管理之中的企业管理方法。本文提出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应重在目标成本规划、作业成本控制和责任中心考核三个环节上,使成本规划和产品设计一体化,从根本上降低成本;从成本动因出发进行成本控制,将成本动因拓展到作业,使成本管理的重点转移到作业成本管理;以同质作业合并形成的作业中心为基础确认责任中心,规范责任、权利和利益之间的对等关系,将责任成本的评价与考核落到实处。

2.1目标成本规划

目标成本规划于20世纪80年代被日本企业广泛采用,大大增强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企业目标成本规划最显著的特点是,在新产品的设计之前就制定出目标成本,并以此作为产品从设计到推向市场的各阶段所有成本确定的基础。目标成本规划的核心是强调应把降低成本的重点放在研究、开发、设计这些产品投产前的前期阶段上,依次为研究开发人员、设计人员和生产人员制定成本目标。目标成本规划体现了战略成本管理的本质要求,其基本内容主要表现在:

第一、目标成本规划使得成本管理的范围得以向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扩张。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产品的多样化、系列化、销售网络的复杂化、市场风险的增大以及管理思想与手段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人们对产品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环节重要性的下降及产品成本中知识含量的增加使得企业的成本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中表现为研发成本、服务成本或称后援成本的比重日渐上升。此时,传统成本核算和管理已不能传送准确合理的成本信息。因此,为达到成本管理的目标,必须对传统的成本管理范围进行扩张,建立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核算体系,从全流程的角度实施成本跟踪与控制。而这种跟踪与控制恰好可从目标成本规划的第一个过程中所确定的产品的目标生命周期成本作为运作的起点。

第二、目标成本规划的重点是确定产品层次的目标成本。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该目标成本是由产品的联合开发设计小组根据市场信息、内部潜力的挖掘以及供应商的潜力挖掘和协作而确定的。这意味着成本管理的重点将由传统观念下的生产制造过程移至产品的开发设计过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产品的制造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产品的设计阶段所确定的,产品的功能设计得越复杂,制造成本也要相应增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消费者日益追求个性化产品,迫使企业不断加大产品的创新力度,尽可能地根据顾客的需要提高产品的功能和质量,从而导致产品的制造成本的大小与产品的功能和质量的设计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位美国会计学家在对美国的制造企业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些企业由产品的设计阶段所确定的产品的制造成本占整个制造成本的比例高达7队至9呢之间。

2.2作业成本控制

作业成本法是西方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先进制造企业首先应用的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业成本法着眼于成本发生的原因即成本动因,依据资源耗费的因果关系,将成本费用追溯到产品开发、营销、制造、配运和服务等项流程,即作业消耗资源,产品消耗作业。作业管理以持续改善和优化价值链为目标,将企业成本管理分为成本避免和成本控制两个层次,并贯穿于企业整体作业链之中,消除一切不能增加价值的作业,从而形成新的成本标准,有效的实施成本管理与控制,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真实相关的决策信息。作业成本法控制体现在:

第一、以作业成本法确定产品的标准成本。在传统成本观下,标准成本制定以产品为核心和起点,成本信息主要源于产品生产过程,成本费用分配标准过于单一。以单一标准分配制造费用,可能引发不利于成本控制的行为。例如为了追求有利的价格差异,采购人员可能购买质量较差的原材料或大量采购,以获得数量折扣的利益,结果势必造成废品率的大量提高。在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情况下,以单一标准分配制造费用,还会导致产量大、技术含量低的产品成本偏高,而产量小、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成本偏低,形成不同产品成本的严重扭曲,从而造成生产经营决策失误。作业成本法是按成本产生的动因,采用多种分配标准,增强了成本费用分配的相关性与因果性,使得产品成本计算趋于客观与准确;以作业成本法计算的产品标准成本,更有助于分析成本动因与成本构成的合理性,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有用信息。

第二、以成本动因分析为主线完善标准成本控制。传统的标准成本计算与控制局限于产品的制造过程,成本形成动因的单一性和成本信息的不完整性,使得成本分析与控制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作业成本法认为,企业是一个由各种作业构成的价值链,企业活动是一系列作业的结果,这些作业由研究与开发、产品、服务或生产过程的设计、生产、营销、配送、客户服务等环节组成,并相互连接构成了作业链,这些作业的传递过程形成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作业链又是价值链。作业成本法的核算范围是从产品设计开始,到物料供应,从生产各个环节、质量检验、装配到发运销售的全过程,它把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作为产品消耗作业的成本同等地对待,通过对所有与产品相关联作业活动的成本动因分析,能为价值链分析提供全过程的成本信息。同时作业成本法注重财务变量与非财务变量相结合的分配标准,从而为标准成本分析与控制提供了客观、合理的依据。

2.3责任成本考核

传统责任成本中心主要是依据组织机构的职能权限、目标和任务来划分的,并据此进行责任预算、责任控制和责任考核。它的局限性表现在忽略了许多不同于单一职能部门但又具有联系和同质性的费用的责任归属。作业成本责任中心的划分改变了这一状况,冲破了职能部门的桎梏,以同质作业合并形成的作业中心为基础确认责任中心,这就使更多的费用纳入责任管理,且规范责任、权利和利益之间的对等关系。同时,以作业中心为责任中心使责任成本核算和作业成本核算的口径保持一致,使责任成本的评价与考核落到实处。其次,作业的使用产生大量有助于业绩考核的数据和信息。作业成本控制中的责任由于作业成本法的运用必须以明确划分各类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为前提,而这些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中一部分属于财务信息,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非财务信息,这就为管理人员从财务角度和非财务角度两个方面进行业绩评价提供了可能。最后,促使业绩评价指标趋于多样化,作业成本法不仅保留了原有责任会计系统有用的财务指标,而且更多地结合了非财务指标作为作业中心业绩评价与考核的指标。

3.战略成本管理要求与运用总结

第5篇

一、现代商业环境的基本特征

现代商业环境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现今社会最重要的一种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全球市场不断扩大,进而对市场需求和供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企业也在全球化中受益匪浅,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然而,企业间的竞争也会更加的激烈。经济全球化主要有以下特点:(1)在全球内逐渐发展并形成统一的市场;(2)影响原材料、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壁垒逐渐消融;(3)国际分工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传统国与国之间的产品分工到现今的产品在国际产业链上的分工;(4)日新月异的科技致使产品寿命不断缩减。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没一家企业都不能在固守是传统的经营模式,而更朝向开放性,全球性发展。在全球化的驱使下,企业逐渐以顾客为市场导向,进而企业之间在产业链上的合作更加密切,企业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互补性发展的关系。抓住和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大企业,形成了更加强大的核心竞争力,这些企业的生产过程、服务等活动都和其他企业相互联系。跨国公司不在是以往的只生产某一单一商品的企业,而是发展成该产品的资源整合者。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资源整合朝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同时也引起了企业在和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发展新趋势。

2.制造、信息技术进步

经济全球化的市场下,企业间的竞争更加的激烈,因而企业更加青睐采用新技术,使产品的质量更优、降低仓库获取存储,取得有竞争力的合理成本,并最终为顾客创造价值。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的提高企业生产技术,在制造领域引用了技术加,因而诞生了两种先进的生产方式:精益生产和敏捷制造。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不仅促进了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方式也进行了更替:(1)市场出现了新的划分,互联网在全球融合和搜集信息中,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和分类,使市场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因而成功的将个性化定制和规模经济相结合;(2)企业实现了轻资产经营,由于当今信息通讯和数据处理的快速发展,企业依据相关信息,将企业非核心的业务承包出去,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3)制造平台交互化,去中心化的虚拟社会格局打破了传统制造业的纵向生产模式,传统生产企业从产品制造商转变为资源整合商;(4)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这一领域的变化对企业的影响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以顾客价值创造为例,顾客高度参与企业活动(如产品设计、生产和供销体系),打破了企业与顾客之间的边界,当顾客可以全程参与价值链的所有环节时,顾客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越发密切,他们通过信息技术的将同一信息进行整合并且可以实现业务平台上了的互动,实现企业间的双赢。

3.顾客导向

全球竞争和技术进步等促进了市场结构的新华变。“顾客”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从传统上了买方市场转向了当今的卖方市场。企业价值是由顾客和企业共同创造的,企业经营与管理“不再完全是围绕企业的产品与服务而发生的顾客事件,而是围绕以顾客为中心的企业实践”。在以往的卖方占据主导位置的市场中,企业抢占市场主要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低廉的价格,进而企业的着眼点往往落在了提高生产率这一问题上。在当买房占据主导位置的市场中,企业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为顾客创造价值,更加关注企业和顾客之间的联系,企业需要根据顾客的要求,不断调整一些生产和经营因素,企业要想在市场中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必须思考怎样为顾客创造更大的价值。

4.商业模式和管理方式变革

经济全球化、顾客导向、现代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环境变革,使企业管理者越来越关心“以怎样的方式赚钱”,即:既要为顾客创造价值,同时也要为企业股东创造财富。(1)在这一目标下,企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而是一个基于全球产业链整合、基于内部流程优化等,并由一系列作业系统所构成的经济组织。这一系列作业系统主要由顾客管理作业、创新作业、制造作业、运营管理作业、服务作业等环节构成,以应对“顾客需要什么?企业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创新以生产出为顾客所需的产品?如何通过有效生产、经营活动向顾客及时交付满意的产品?如何提供售后服务等活动满足顾客最终需求?如何保持顾客对企业价值理念的认同和忠诚?”等问题。准确回答这些问题,企业需要根据当前市场发展趋势和全球化潮流不断的调整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经营模式――商业模式。在此,企业所涉及的这一系列作业、流程构成企业完整的作业链,企业管理也因此而衍变为作业链管理、价值链管理。(2)商业模式创新要求变更组织结构,以使公司战略与组织结构相匹配使组织结构与组织控制体系相适应,所有这些都引发新的管理变革。从组织控制过程看,它涵盖了基于对标为基础的组织目标设定、组织目标在企业内部成员间的有效沟通、通过关键业绩指标来监督评价目标实现、通过责任中心认定及责任中心业绩评价、重新修订组织目标等各闭环要素。以成本信息为基础的成本管理成为落实组织目标、强化业绩评价和组织控制的重要机制。在创新商业模式下,不仅要求企业管理者拓展其成本维度与视野(如关注产品或服务的顾客成本、产品或服务的生命周期成本等),而且要求真正理解成本到底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发生的,陈本控制也由财务为导向转向了以战略和经营为导向,由事后的成本管理转向事前、事中的与作业、资源消耗相关的成本过程管理。

5.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

影响企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等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与社会责任、商业伦理和道德规范、就业机制与员工培训计划、政府管制及行为规范等方方面面。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例,企业在满足各利益相关方利益诉求的同时,关注企业发展环境(尤其是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不仅有助于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而且有助于企业自身的未来成长。再如,强调企业管理者的商业伦理和员工责任意识,不仅有利于强化企业内部的成本意识、管理责任,并且能够使企业之间,企业内部成员间建立诚信机制,减少不必要的利益冲突和竞争,进而减少企业经营管理的成本。日新月异的商业环境促使企业成本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成本管理需要超越传统成本核算和产品成本管理的范畴,以顾客为导向、以全球化的视野,从战略角度谋求企业竞争优势。

二、成本管理理念的转变

在当今全球化的影响下,企业的商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而企业想谋求发展就应该以客户为导向、注重竞争优势的战略成本管理。与传统成本管理相比,战略成本管理需要企业管理者在以下方面更新观念,创新性地提出契合企业自身实际的成本管理方法。

1.注重成本核算向成本控制的转变

传统上的成本管理更加注重产品的成本核算,并且产品的成本核算主要是关注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对弹性资源的消耗。从成本上来看,企业的产品成本主要是三个方面:直接原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和非制造 费用的成本。如果企业仅仅从这三个方面计算产品的成本就不能真正精确的计算出企业生产产品所消耗的资源和资源的利用率。作业成本法为主的成本核算系统可以非常有效的提升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成本管理需要进行转变,即由传统的成本核算转向成本控制,进而实现企业实现强大竞争力的目标。

2.从成本的经营性控制向成本的规划性控制转变

在过去的成本管理中,人们形成了固定的思维认为产品的成本就是在其生产制造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的综合,所以制造环节便成为了成本管理的重点内容,企业希望通过制造环节的资源进行有效的控制,比如提高产品的产量、优化产品的生产过程,最终实现管理产品成本的任务。由于产品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的资本消耗及其要素成本基本已经呈现出了“固化”,所以他们归属于固化成本。产品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所需要的能源及其要素成本在目前已经“固化”,它们都是固化成本。固化成本是指企业在产品进行生产之前对产品进行设计、销售等决定,这些成本在未来“一定会产生”的成本。实践证明,企业如果通过经营性来进行成本控制,仅仅可以降低一少部分的非固化成本,而且降低成本的幅度很小。因而企业如果仅仅控制产品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成本,就很难进行切实有效的成本管理。战略成本管理认为,正是基于对“固化成本”的研究分析、决策,即在产品制造过程之前,需要通过事先规划,“筑入”成本理念,通过规划来优化产品研发、产品设计、生产线规划或布局等,才能最终降低成本因此,企业如果能够在产品成本实施前进行有效的规划和控制,企业才可以根本的源头上实施对成本的有效控制。

3.从产品制造成本管理向产品总成本管理转变

在过去的成本管理中主要注重产品的制造成本,因而企业要判断生产该商品是否可以盈利,主要是以“商品营业收入”是否大于“商品生产成本”为主要的衡量标准。然而战略成本管理的观点是,企业不仅仅把“商品总成本”作为衡量盈利与否的标准, 更应考虑商品开发设计、营销、售后等方面所耗费的资源,进而可以更加精确的把握商品是否可以盈利。所以当今的成本管理实质上是“对价值链的总成本的管理”,企业通过对价值链就进行精细的分析就可以判定企业内部各项作业的价值,进而可以有效的降低企业成本,最终找到有助于企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对企业的价值链进行分析主要是将战略成本作为基本依据,突出表现了战略成本的在企业中的重要位置,即企业的成本管理不是对“企业成本”进行管理,而是企业从战略的高度对“业务”的管理;不是针对成本结果的管理,而是针对成本形成过程及成本动因的管理。

4.从静态成本管理向动态成本管理转变

企业逐渐实现从静态成本管理向动态成本管理转变,即静态成本管理主要以总成本为主要的着眼点,认为各个环节所消耗的最低成本的综合和,就是成本管理的最大的效益。但实际上,企业成本在生产和销售的不同环节是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譬如,如果从产品成本产生的角度来看,产品的成本主要消耗在了产品开发和产品设计上,如果产品设计所耗费的成本较多,这样将可以降低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制造成本;如果企业能够对生产设备加以保养和维护、在员工培训方面投入一定的资源,这将可以使销售和售后服务方面的成本降低。所以,企业要想取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需要在动态中考虑和把握成本结构,对其进行有效的分析、控制生产产品所需的成本,将企业管理由静态转向动态。

5.应用价值工程技术进行产品设计的理念

以买方市场作为市场导向,应用价值分析进行产品设计。企业在研发产品中应该充分考虑买方市场对产品的功能、质量、价格等方面的需要。产品设计一般可以区分为构想设计、基本设计、详细设计与工序设计等不同阶段。企业在设计的任何方面都应该以成本为主要的依据。在现实的目标管理中,企业在相关产品的设计活动中需要做以下的决策:(1)在确保产品本身的功能的前提下,企业的设计是否存在“过渡设计”的状况。(2)新产品所需部件的数量。(3)新产品拟采用的部件是否能标准化。(4)在哪里生产这些产品。(5)将会涉略的产品部件,哪些可以自制,哪些属于外包,这些部件的成本是多少,它的质量怎样。(6)怎样确保新产品的质量。(7)在新产品制造过程中,哪些部件或产品可以采用批次模式生产。促使企业应立足于产品性能与产品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立足于通过设计来降低制造成本,强调“部件的标准化”、“产品批次化生产模式”等。因此在产品设计环节正确作出决策,将直接降低产品的后续成本。

6.生命周期成本管理理念

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都能被视为企业内部的有序作业或流程,这一流程大体可描述为:“研究与开发―产品设计―产品的生产制造―产品销售―产品售后服务”与生命周期相对应的成本即为生命周期成本,它是指新产品或服务在成本生命周期中所耗费的所有资源的综合,其中包涵了产品研发、设计、制造等整个生产流程的费用综合。产品成本分为:“上游成本”,“中游成本”和“下游成本”。“上游成本”主要是指产品的开发、设计等环节;“中游成本”是指产品在整个生产制造中的费用;“下游成本”是指销售过程和售后服务产生的费用。企业在进行成本控制的过程中,需要将这三部分成本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不可只偏仰其中之一,这样的战略决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生命周期成本看来,只有当新产品销售所带来的“产品营业收入”,大于新产品所付出的“生命周期成本”,新产品销售或服务提供在财务上才是值当、可行的。

第6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金融国际化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深化与发展是金融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伴随金融全球化的日益深化,负面影响也逐步凸显。近十年来金融风险事件的频频爆发,而且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越来越强,洗钱、腐败、逃税等跨国经济犯罪的猖獗,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许多国际组织也逐渐重视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世界金融监管合作潮流已是大势所趋。国内外理论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地关注,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

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已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观点或成果。比如,布莱恩特(Bryant,1987)较早关注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面临集体行动的问题,认为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从理论逻辑上演绎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原因,但没有对理论进行检验。Martin(1993)、Kahler(1995)、Cohen(1996)分析了各国对于不同类型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态度,指出,与通过国际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相关各国更容易在国际合作防范危机方面达成一致,因为银行倒闭、金融风险等带来的国际风险冲击更直接。Herring和Litan(1995)更进一步提出,参与国际合作的国家数目越少,目标越趋同,对国际合作未来收益的认识越容易达成共识;金融政策决定机制越相似,越容易达成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Eatwell,J.和Taylor,L.(1999)以制度比较学的方法,结合实证研究,通过对比现有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现状,指出了存在的差距,还针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现象提出建立世界金融管理局,以解决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思路。但是,没有探究失衡的根源。而且他们认为,国际角度的金融监管已经从监管合作发展为监管协调。然而,即便是国际协调,也不能充分解决存在的金融风险,必须向第三个阶段发展,即超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成立,它拥有决策权、监督权和实施权。这样的一个超级机构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发达国家也同样需要。Hans Tietmeyer(1999)提出了面对金融全球化深化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

Giorgio Di Giorgio和Carmine Di Noia(1999)建议欧元区内各监管机构进行重新组合,重组后的金融市场规管架构的基础是,在国家层次和欧盟层次上,将不同的目标分配给不同的机构。也就是说,金融监管的三个目标――微观稳定,投资者保护,效率与竞争――应该分配给相互分离的三个欧盟机构负责,每个机构都处在欧盟监管者体系的中心。这三个独立的体系应该以类似于欧洲中央银行的模式进行组建,并与负责物价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机构紧密合作。这就是他们提出的欧元区的四权监管体系。

Giovanni Dell' Ariccia和Robert Marquez(2001)构建了“监管中的外部模型”,并利用该模型研究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机制问题,揭示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内在动因,说明了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进行监管合作的难度。

Cornelia Holthausen和Thomas Rønde(2004)采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各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假定监管者的目的在于本国福利的最大化。他们把监管者之间的交流视作廉价谈话(cheap talk)博弈模型,他们研究发现:除非各个国家的利益完美地联系在一起,最佳的披露规管就无法实施;各国间的利益联系得越好,得到的整体福利就越高;银行为了逃避关闭可以选择跨国投资的战略,也就是说,银行倾向于选择最不容易被责令关闭的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这就要求母国和东道国的紧密合作。

二、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

国内学者王伟东(1999)从银行业、投资银行及银行业与投资银行的融合三个方面阐述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现状,为了解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供给提供了便利。李哲(1999)提出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及当前国际合作的特点,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进行了展望。刘宇飞(1999)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探讨了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研究了金融机构日常监管的国际合作,认为这是在最后贷款人不能明确之时的预防性做法,并对国际合作的深化与发展进行了研究。孟龙(1999)探讨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问题,认为金融国际化和全球一体化在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提高银行业运作效率的同时,也使得当代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后果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深远,银行监管国际化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要求。他还探讨了国际银行监管的原则和标准。潘金生(1999)认为金融监管是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要职责,并对金融监管的实施主体、实施对象、基本方法和目的以及国际金融监管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做法。

汤正旗、邓保同(2000)指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是金融业国际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并探讨了中国开展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问题。周道许、孔祥毅(2000),陈学彬、邓保同(2001)等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金融监管失灵的角度提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建议。汪倩(2001)从反面论证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探讨了国际合作的一般做法,提出了我国应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

朱孟楠(2003)教授从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动因入手对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进行了研究,提出协作的动因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一般理论。他利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得出了协调情况下的两个国家能够比不协调的情况下达到更大的福利水平的结论。他还研究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方式和运行机制,分析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障碍及其清除的途径。关于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他研究了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形式与效应、主体与客体;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深化;中国金融的国际化及其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等。但从其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深化一部分的相关内容来看,他的主要注意力在货币体系的协调与合作上。

郭春松、朱孟楠(2004)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考察了金融监管国际协调的动因,并在对金融监管国际协调合作的理论和我国的监管合作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孙焕民(2004)也探讨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问题。他将金融监管的国际性互动交往分为三个层次:合作、协调和统一监管;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式的国际监管和协议式的国际监管。在国际协作中,国际规则也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从上到下的形式和是从下到上的形式。

张伟(2005)回顾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效应,并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进行了展望。梅睿哲(2005)从我国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途径。

邓大鸣(2006)从金融监管区域合作出发,比较了金融监管的全球合作模式与区域合作模式,运用动态合作博弈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金融监管区域合作的成本收益模型,认为金融监管的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模式相比,虽然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但却是一个现实而可行的选择。

林俊国(2007)在阐述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需求、供给和均衡问题,论述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主要内容、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李成、姚洁强(2008)运用供求理论和模型分析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供求非均衡问题,研究发现,在开放程度、经济体制、金融结构方面的差异是造成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据此,他们提出应基于国家利益建立分层次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加强国家之间的沟通机制;统一会计准则,加强信息披露合作,推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进步。

三、简要评述

总的看来,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已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在各个侧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有人从成因、影响和目标进行研究,有人利用博弈论进行研究,也有人建立了成本收益模型进行分析,还有人对合作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了一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政策建议。其主要观点有:利益是推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因;国家间的相关度影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决策;监管机构的国际竞争影响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金融一体化的加强会加快国际合作的进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可以分为合作、协调和统一监管三个层次与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三个阶段;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存在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性;各国出于个体理性所做出的政策选择最终并未达到整体最优状态;相对于集中监管来说,竞争性的监管机构会出现低标准监管或监管不足等等。

然而,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这一课题进行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内在机制问题研究还比较薄弱,定量研究数量较少,而且离现实较远,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不强,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方面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Carmine Di Noia and Giorgio Di Giorgio(1999),hould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Monetary Policy Tasks Be Given to Different Agencies? EUI Work-shop On“Macroeconomic Policy After EMU”,October 19,1999.

[2]Cornelia Holthausen and Thomas Rønde(2004),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BANKING SUPERVISION,WORKING PAPER SERIES,NO.316/MARCH 2004.

[3]Dombrowski,Peter(1998)'Haute finance and high theory:recent scholarship on global financial relations,'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42(1):1-28.

[4]Giovanni Dell'Ariccia,Robert Marquez(2001),Competition Among Regulators.IMF Working Paper,WP/01/73.

[5]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刘宇飞.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7]孙涛.国际金融监管的新进展[J].世界经济,2002(4).

[8]李成,钱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的理论解读[J].人文杂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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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关键词:资本;资本属性;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产品的分配方式及相应制度决定下的资本经营者的精神状况及表现,它是资本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

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公正经营,不能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设,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理性“经济人”的道德伦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就是追逐利润,无论是理性的“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还是企业家个人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经营意识、理念以及个人魅力,都是“经济人”围绕这一目的的精神表现。从“经济人”角度分析,容易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来,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动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人”必须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必须“理性”交易,这就掩盖了“经济人”理的本质。第三,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利他性”。“经济人”在逐利的同时,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然而,正是这一“‘经济人’的灵魂”的命题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资本主体的动机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等思想范围内,这和较早前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着本质区别,它看不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单向度的“经济的道德人”。这样的分析,也使人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分裂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其内涵、表现形式、组成要素等随着不同主体、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它只能是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及其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且是它发展演化的动力。而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从资本范畴及其属性出发,对资本属性与主体精神表现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资本精神是由资本主体表现出来的。

从个体层面上看,它表现为资本主体运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动机、行为、道德表现等,如经营中的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生活的理性节俭、个人的贪婪、自私等。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到主体的精神意识领域和行为上。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首先,资本的一般属性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性表现。资本的一般性是指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性。”[7]资本一般性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范畴,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一方面,资本冲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的束缚,使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这种一般性,资本对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动机等产生了冲击。资本与宗教作用,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宗教变革的产物,与文化、道德作用,就是义利统一、理性节俭的意识。资本精神反映在经济观念方面,就是竞争、公平、效益意识,反映在政治观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识等。尽管资本主体的这些精神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但都是资本生产、运营等活动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以资本运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因而,它的资本主体具有资本一般属性决定的精神表现。

其次,资本的特殊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资本增殖或者说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作用场”或者经济环境,这个“作用场”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意图、道德表现、不同企业主体的理念和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展开,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元又目的单一的充满悖论的精神现象。第二,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资本的形式尽管不同,形态不断变化,资本主体的动机却是相同的,但由于资本主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参与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应的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精神。第三,资本归属不同的主体,资本主体精神表现不同。从主体角度看,资本主体精神有个体(包括企业家)、企业组织(包括跨国企业)、社会(包括经济共同体)等不同类型的精神表现;从资本运动过程看,有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从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看,它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精神;第四,资本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形态,资本的增殖属性使得它不断冲破束缚自己的各种藩篱,动员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它不仅和不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相结合,而且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习俗、心理等不同层面,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综合精神表现。

再次,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属性的反映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人们站在了市场经济的同一个平台,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迅速发展,资本运营所需的精神能够得以共享认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中,经济主体一般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济基础与经济能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资本主体精神必然面临着冲突与竞争,各经济主体总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化发展的三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投资、金融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这就要求资本主体突破传统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要求资本主体更加注重商业伦理、重新定位实现自己动机的手段。所有这些,都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现。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未变。资本主义理性的逐利精神带来了什么呢?人们除了拼命的、单调的、运用一切手段赚钱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的道德沦丧等,资本不仅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机与灾难带给全世界。

三、可见,从资本逻辑上讲,资本属性、资本主体精神的内在表现是一致的,从本质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

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必然逻辑展开和主体精神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却在生产着矛盾。资本主义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生产方式的矛盾。

第一,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8]资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然而,正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资本,却是靠剥夺起家的,“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资本同样带着血和火书写着其发展史。而且,这种文明的悖谬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9]。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出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表现出这一创造过程主体精神上的虚伪、欺诈和野蛮性的一面。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第二,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断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总体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其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10]:首先,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文明危机”,引向现在的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内的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其次,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显。出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再次,由民族—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超级秘书网

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9]“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与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预示了它的消亡和终将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资本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坚持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赚钱,而是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构建资本精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11]。其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要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加以道德伦理限制,始终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企业及其经营者要从“社会的道德人”角度,实现最广大人的利益,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最后,对待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坚持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学者的方法,建构与培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承接,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包容多样又形成核心价值体系等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问题,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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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4.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277.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34-835.

第8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社会学;法理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210-03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是一个涉及社会学、法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复杂课题。许多学者试图从某一个或几个学科领域对其原因进行探究,但由于内因外因纷繁交叉,造成争议颇多,一直都没有一个公认的论断。跨国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多方面的,某一学科领域可能只能解释跨国公司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责任行为,不可能在某一学科框架下对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和原因进行一个透彻、全面的分析,而要从多学科、多角度才能对其动因进行诠释。

一、社会学视角

从社会学角度说,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满足社会对其的期望和要求所应该采取的行动、应履行的职责、应做的奉献和应尽的义务。跨国公司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主体,从社会中得到了益处,享受了许多权利,相应地就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说,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与建设和谐社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跨国公司只有在社会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才能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更大空间。具体来说,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可概括为:为和谐社会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促进道德文明、社会文明和法制文明。只有物质财富丰富了,社会才有更多的财富来分配,人民才能享受到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谐社会才有可靠的物质保障。跨国公司合法、守法经营,遵守职业道德,关注环境,关注自然,关注社会问题,促进了和谐社会“三个文明”的顺利实现。跨国公司要承担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社会和谐会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全球企业公民”。

跨国公司除了必须履行其经济责任外,还要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跨国公司能够通过行动、决策、政策、做法或目标影响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反之亦然。构建社会和谐,跨国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有经济、法律、伦理及慈善等方面的责任。跨国公司以盈利为目的,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但必须承担社会义务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即承担经济责任。既然社会赋予企业应有的经济责任,跨国公司应履行有关的社会契约,那么,社会也应制定一些法律规则,约束企业在法律的框架内开展经济活动。所以,法律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全面反映跨国公司所应承担的责任,跨国公司还应具有伦理和慈善责任,即应当包括那些为社会成员所期望或禁止的、尚未形成法律条文的那些活动和做法。跨国公司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然而,跨国公司与社会之间在利益问题上又存在差异,企业的利益表现为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而社会利益则具有公益性的特征,表现为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跨国公司作为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企业的利益服从于社会利益,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目的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增进的目的。

二、法理学视角

根据法理学的基本理论,责任有方式责任和关系责任之分。方式责任是负有关系责任(即义务)的主体不履行其关系责任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关系责任是一方主体基于与他方主体的某种关系而承担的责任,即义务。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已达成一个无可置疑的共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中的“责任”指的是“义务”。尽管违反这个义务将产生某种道义上的甚至法律上的否定性后果,但方式责任并未纳入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这一范畴。在中国法学界,将关系责任视为积极责任,方式责任看作消极责任。若以这种划分方法来看待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它显然是一种积极责任。所以中国学者认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是企业为所处社会的全面和长远利益而必须关心、全力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极为丰富,既有强制的法律责任,也有自觉的道义责任。法律义务是以法定化的且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履行的现实和潜在保证的义务,是对义务人的“硬约束”;道德义务是未经法定化的、由义务人自愿履行且以国家强制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其履行保障的义务,对义务人的“软约束”。在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中,很大一部分是公司承担的伦理上、道德上的责任,但其还负有相应的法律上的责任。二者统一存在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这个范畴之下,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

伴随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成为国际上的一股主流思潮,全球企业公民一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James E.Post(2000)认为“全球企业公民是一个识别、分析和对公司的社会、政治、经济责任做出响应的过程,可从法规、国家政策、相关利益者期望、企业价值和经营战略等方面来加以定义。这一概念不仅包括了实际的结果(企业做了什么),还包括企业完成的过程(企业如何做的)”。2002年1月,40多位著名CEO在世界经济论坛签署的声明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主席K.Schwab(2008)指出了公司作为全球企业公民的五个领域:公司治理、公司慈善活动、公司社会责任、公司社会企业家精神和全球企业公民。全球企业公民定位于全球位置,日益形成了超国家的压力。它因此而超出了公司慈善(包括社会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的概念。全球企业不仅要在全球许可的范围内运作,而且还要从宏观角度针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承担公民责任。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企业公民”,将对全球的将来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包括全球气候好转、水资源短缺的解决、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恐怖袭击的预防和打击。全球企业公民是利益相关者和企业公民概念的一个延伸,包括企业行为的全球利益相关者和与之相关的政府和公民社会。既然企业的发展要依靠全球的发展,也就有责任和义务促进世界的稳定和日渐繁荣。这些都从法学的角度强调了企业的社会公民身份,意味着企业不能只满足于做个“经济人”,还要做一个有责任感和道德感的“人”。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源泉。企业在享受社会赋予的条件和机遇时,也应该以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回报社会。当前,很多大型跨国公司都把“全球企业公民”作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积极实践。这种价值观是公司与包括各种环保、人权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长期博弈而形成的。

三、经济学视角

跨国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同市场一样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从这一角度讲,跨国公司是一个“经济人”,其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就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在“利润最大化”驱使下,跨国公司更加看重的是经营过程中私人成本的支出。如果跨国公司对外部的影响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那么就会造成负的外部效应。负的外部效应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负外部效应的存在,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社会成本就会大于私人成本。由图1可知,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需求曲线与社会成本曲线CS相交的点是生产的最佳点O1。但从单个跨国公司来看,由于企业在生产决策时只考虑私人成本(如缺乏监管),所以跨国公司提供的产品和劳务的产量就是市场量YO2,而非最佳量YO1。社会成本曲线CS在供给曲线(私人成本)CP之上,这两条曲线的差别反映了负的外部效应所产生的成本。要使均衡点O2移向最适点O1,即CPCS,就需要采取一种政策或手段(如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将其的私人成本提高到社会成本,进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增进整个世界的总经济福利。

图1 市场失灵下的跨国公司均衡模型

上述分析为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经济学上的理论支持。作为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主体,跨国公司追求自身利润的同时,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下,配置资源最好的手段和方式是运用“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来配置。在经济全球化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越来越深入的当代,出现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但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就为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来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能。

那么,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之间有冲突吗?长期以来,人们都把跨国公司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看成是相互独立的,甚至还常常把他们看成是相互竞争的。直到今天,国外学者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个跨国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会明显降低其经济绩效,相反,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对跨国公司的盈利有一种积极的肯定性的影响。在短期内,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导致成本的增加。但从长期上讲,跨国公司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赢得声誉和组织认同,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为其发展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使其得以保持生命力,保持长期可持续地发展。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市经济条件下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可行的,也是很必要的。

四、结语

通过对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动因的多学科界定,将跨国公司提升到“全球企业公民”,着眼于企业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对其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中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了母国的利益相关者,也包括东道国和国际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即跨国公司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当地社区、媒体、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压力集团,甚至还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非人物种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因此,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需要多方力量的驱动,归纳起来不外乎内部经济因素和外部社会压力。内在动因主要有跨国公司提高经济效益、树立企业形象声誉、留住员工客户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等,而外在动因则来自于消费者、投资者、东道国、社会公众、媒体等的压力和国际组织标准规则的制约。相对外部社会压力而言,内部经济因素对于管理者来说更直接也更有说服力,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流行的辩护理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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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关键词 产业集群;集群动因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在面临良好市场机遇的同时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这样的条件下,部分企业选择了集群化发展的路径,通过加强专业分工与协作,组织地区的经济网络,形成产业集群,利用集群经济优势,造就区域规模经济,以弥补单个企业的不足,从而增强在国内外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求得企业的发展壮大。目前,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等地的一些产业集群已经初具规模,既使集群内部的企业自身获得了成长,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因分析

所谓产业集群是指相同、相近和相关产业的企业和支持性机构在某一区域聚集成长,形成一个专业化分工、产业或产品配套、信息和知识流动、基础设施和营销网络等共享的产业群落,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产业集群之所以成为企业持续发展过程中最为有效的选择,是因为集群能够产生单个企业所无法获取的竞争优势,进而使集群内企业从中受益。

1.外部经济是企业集群的直接原因

在此,外部经济主要包括规模经济与外部范围经济两方面:首先,企业通过共同使用公共设施减少分散布局所要增加的额外投资,产业联系较强的企业因地理接近而节省相互间物质和信息的转移费用,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其次,通过产业的空间集聚,可以使相同部门的企业数量增加,整体规模增大,进而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企业取得合作基础上的外部规模经济。而且,企业在相关部门之间实现专业化分工以及在生产与交易过程中的密切合作,可以获得外部范围经济。在一定限度内,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与企业数量的增长成正比关系,且它们都能使单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得以降低。比如,电脑绣花之所以能够在浙江诸暨大唐袜业集群存在,就是由于当地产业分工的原因。虽然各家袜厂对绣花的需求不大,但将整个集群许多家袜厂的需求量集结起来,就足以支持在这一环节上采用专门技术设备生产。这种专业化生产的环节越多,整个行业的效率越高,产出量就越大,生产成本即随之大幅降低。

在理论上,外部经济具有正反馈机制,一旦某一产业的企业在特定地区形成集群,外部经济就会成为新企业选择这一区位的推动力,从而促进集群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更大的外部经济。

2.降低交易费用是企业集群的内在要求

对于产业集群而言,它用市场交易关系取代了内部管理关系,使得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都被独立出来变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每一个环节的生产和经营都是在根据效率和经济原则进行广泛的分工与协作,最终使得交易成本最小化。

另外,在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经济活动植根于地方社会网络,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往往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较高,地方社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拥有良好的信任基础。如果从交易效率来看,地方社会网络显然有利于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彼此信任,从而促使交易双方很快达成并履行合约。因此,基于地方社会网络信任基础上的交易或合作,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节约交易成本。

3.提升生产效率是企业集群的基本目标

在产业集群内,大量专业化的中小企业集中在一地,使得区域内通过分工与协作,实现规模生产。相应地,对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量增加,也使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潜在市场需求量将增大,这就为专业化生产提供了大量的生存机会。而逐渐增强的专业化水平,使得产业集群内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在相关产业领域不断做精做细,真正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如我国最大的徽章生产基地浙江省苍南县,其铝制徽章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45%,并出口至欧美各国。在此集群中,根据效率和经济原则所进行的专业分工与协作表现得淋漓尽致:小小徽章的生产在流程上有设计、熔铝、写字、刻膜、晒版、打锤、钻孔、镀黄、点漆、制针、打号码、装配以及包装等十几道工序,这十几道工序都有独立的企业(加工专业户)来完成,而且每道工序产生的半成品都通过市场来交换,经过市场的中介,由800多家企业参与的各道工序集合起来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产“流水线”,其分工之细密、和谐令人叹为观止!

4.技术创新是驱动企业集群的根本动力

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途径。在集群内部,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的集合,相关企业与竞争者的既竞争又协作,密集分布的中介机构与精于经营的客户在地理上或产业组织内的相应集中,为集群内企业提供了实现创新的重要来源与物质基础。特别是对于创新极为重要的隐含经验类知识,蕴藏在人们大脑中,无法转化成标准化编码,个人属性较强。这类知识转移往往不是在市场中发生,而是依赖于非市场化的交流完成的,即通过企业间的人才流动和私人交往的方式来实现。企业可以利用本土化的集群传播网络,获取“知识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5.区位品牌形象的永恒魅力对企业集群产生光环效应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通过建立集群的整体品牌,加强营销网络取得协同效应,营造市场优势,产生“区位品牌”效应,一方面,使每个企业都受益,改变了单个企业广告费用过大,而不愿积极参与和投入的状况。另一方面,“区位品牌”与单个企业品牌相比,更形象、直接,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更具有广泛的、持续的品牌效应。相对于企业集群,单个企业的生命周期是相对短暂的,品牌效应难以持续,而集群中的企业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只要不是由于技术或自然条件等外部原因使集群衰退或转轨,区位品牌的效应更易持久,因此“区位品牌”对集群企业具有一种无形的品牌价值。如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时装、瑞士的手表、西湖的龙井茶叶等声名远播,这些耀眼光环都使得所在地区相关企业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