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计算机游戏； 数字教育游戏；游戏设计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00（2012）005-0188-02
0 引言
基于计算机的数字教育游戏已经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教育游戏”、“教育游戏软件”、“轻游戏”、“游戏化学习软件”和“数字（电子）教育游戏（教学游戏）软件”等多个概念并行存在甚至不加区分混同使用。凡此种种，无疑会对教育游戏研究与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究其深层原因，归于对数字教育游戏概念理解不足所致。因此，准确界定数字教育游戏，摆脱概念使用的混乱状况是促进其研究与实践的一个核心问题。
“教育游戏”一词在汉语中是“教育”与“游戏”结合而形成的复合式偏正型合成词。其中“游戏”是主词、“教育”对其进行修饰与限制。由此看来，对“数字教育游戏”概念的界定必须依赖对“游戏”概念的准确把握。
1 游戏的定义
1.1 先哲眼中的游戏
在电子/视频/数字游戏出现之前哲学家、人类学家等对游戏的概念作出他们自己独到的解释。哲学家康德从“自由”看待游戏，认为游戏是内在目的并因而自由的生命活动。伽达默尔从自我表现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游戏是以自我表现为根本目的的活动。弗洛伊德认为，游戏是人借助想象来满足自身愿望的虚拟活动。从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自由的生命活动，还是以自我表现为根本目的的活动，先哲们都承认游戏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并探索其本质及其对人类的价值。但并未提及游戏作为一种活动的运行机理。荷兰著名人类学家胡伊青加则认为：“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这种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游戏以自身为目的而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胡伊青加在对游戏本质与目的探讨的同时，更是突出概括了其构成因素：自愿、时空、规则、自由、约束、紧张、愉快。
1.2 教育学界对游戏的诠释
在教育史上把游戏与教育结合起来的缔造者是福禄贝尔。在他的论著《人性教育》中认为游戏是一种喜悦、自由、平静、能够和外界平和，同时有第三者能和你起共鸣和同享的活动。在福禄贝尔看来，游戏是一种活动，幼儿时期的学习就是去参与游戏活动。他突出强调了游戏的教育价值，且认为幼儿教育的根本在于使幼儿从游戏中学习。
美国著名教学设计专家John V. Dempsey将计算机游戏理解为“由一个或多个玩家参与的一系列活动。活动含有目的、约束、高潮和结局。游戏的某些方面是规则导向的与虚构的。最后，游戏在很多方面含有竞争，即便是与自己竞争。”Dempsey对游戏的阐释突出强调了游戏是一种活动，也概括了游戏的机制与结构组成。但并未提及计算机游戏是否与现实环境中的游戏活动存在差异。
1.3 计算机游戏界对游戏的分析
美国著名电子游戏设计师Eric Zimmerman将游戏定义为：“为得到某种结果而进行的有规则的活动。”
1.4 总结
学者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对游戏的概念做了深入分析，阐述了游戏对于人类、对于儿童发展与学习的价值，分析了游戏的本质属性；承认游戏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并未提及现实环境的游戏和电子/数字环境的游戏存在的本质差异；部分学者从结构性因素出发对游戏加以解释，这无疑为认清游戏的内部结构及其活动运行机制提供便利，但是对游戏结构性因素的分析不够全面或没有进行必要的分类归纳而出现片面景象。
2 计算机游戏的结构
从活动理论看，游戏是一种特殊的活动，是一种结构复杂的活动系统，除一般活动系统因素之外，存在着不同于其它活动系统的因素，即驱使主体参与游戏的因素：动机因素。若不存在动机因素，游戏便失去“灵魂”不成为游戏。活动系统因素是游戏的骨肉，动机因素是游戏的灵魂。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维果茨基提出的活动理论强调活动的社会属性，活动系统因素中存在“群体与分工”，活动系统6因素中只考虑：“玩家、目的/任务、规则、道具”是游戏活动系统的必要因素，不予考虑“群体与分工”二因素，原因在于游戏中有“单人游戏”，因此“群体与分工”因素不应该成为游戏活动的必要因素。
关于游戏的动机因素，学者康德、佛洛依德、胡伊青加、Malone等对其皆有论述。通过对数字环境下与现实环境下的“游戏活动”（老鹰抓小鸡、仙剑奇侠和魔兽世界等）所涉及到的学者们所述的动机因素“自由、自愿、自我表现、满足自身愿望、剩余精力的发泄、控制、约束、紧张/愉快/喜悦/平静、挑战/竞争/冲突/对抗、幻想/想象、好奇、神秘、高潮和结局、交互、独立反馈、表征或故事”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比较，从中初步得出4个对于计算机游戏的必要动机因素“想象、自由、竞争、独立反馈”，其余均为充分因素。
3 基于计算机的数字游戏概念界定
游戏活动赖以开展的空间环境存在差异。目前有两类空间环境，现实的物理环境与通过技术手段所创设的数字（视频/电子）三维或二维的虚拟环境。而上述对游戏的解释并未突出阐明游戏活动所依托的空间环境。因此，在概念界定中有必要对“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做出体现，加以区分。
遵从游戏的活动性实质，从活动理论框架出发，在对游戏活动系统4因素“玩家、目的/任务、规则、道具”、动机4因素“想象、自由、竞争、独立反馈”初步分析基础上认为，计算机虚拟环境下的数字“游戏”是指：玩家借助想象在现实或虚拟环境中以道具为中介、以任务为驱动、以规则为导向自由参与竞争，并接受独立反馈的交互性活动。
4 基于计算机的数字教育游戏的定义
4.1 国内学者关于数字教育游戏的解释
国内学者对基于计算机的数字教育游戏的理解与解释，大致可分为以下4类：①教育游戏是软件、教育/学习软件、游戏软件、介于教育软件与游戏软件之间的软件；②教育游戏是具有教育意义的游戏环境或具有娱乐意义的学习环境；③教育游戏是一种特殊的活动；④轻游戏。综合来看，国内大多数教育技术学者将教育游戏理解为“软件”，对教育游戏的解释强调4个特点：突出其教育功能与意义，然而单纯以此鉴别教育游戏是有失偏颇的；强调教育与游戏的有机结合而未体现出结合思路；认为游戏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而未能深入探索其内在结构，强调其外在表现形式是软件而未对其内容加以认识。另外存在与“教育游戏软件”、“教育游戏”混同使用的现象，存在现实环境下的教育游戏与虚拟环境下的教育游戏混同使用的现象。
[关键词]舆论形成；意见领袖；社会矛盾；突发事件；趋同；整合
关于舆论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可以参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本义上来讲，舆论是某一特定群体或集团中大多数成员针对共同关心的事物进行的公开的议论和评价。
舆论的形成因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社会公众以及公众与社会环境的互动程度而不同。同时，舆论客体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舆论的形成很难给出一个标准化的公式。不同的学者对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提出了诸多模式，其中，刘建明提出了舆论形成的“四阶段说”，陈力丹提出了舆论形成“三阶段说”的理论。
刘建明认为，一种意见的普遍化也可视作舆论已经形成，人们可直接从社会问题、个人意见、重大事件及意见领袖引导之间的互动，观察到舆论形成的四个阶段。舆论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个人意见向舆论转化的过程。个人意志交错和社会各种动力的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一致意见。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各种力量对人的作用，各种意识形态的差异，促成多种意见同时出项并相互影响，占优势地位的意见便成为社会舆论。概括来说，舆论的形成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公共问题与社会议论；2.个人意见与议论圈的扩散；3.突发事件的刺激；4.舆论领袖的意见引导。
相对于刘建明的“四阶段说”，本人更赞同陈力丹的“三阶段说”理论。舆论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三个最基本的因素是：社会环境、社会公众及其二者的互动。影响舆论形成的几个宏观因素包括公众总体、舆论环境、中国舆论场以及舆论波。舆论的形成过程也因社会环境、公众心理，以及舆论客体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形成模式。但是为了深入研究和引导舆论，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具体考虑以下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构成了陈力丹关于舆论形成的“三阶段说”理论：1.社会变动、较大事件的发生刺激意见；2.意见在社会群体的互动中趋同；3.权力组织及其领导人、大众传播媒介促成所希望的舆论。
舆论的发生总是起因于社会上所发生的特殊事件，社会变动、较大事件的发生刺激意见和情绪的产生，这些事件或多或少地与人们的生活、利益相关联，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一种舆论的产生，直接来源于外界的信息刺激，这种刺激宏观上可以是社会的变革，例如革命的发生，社会改革以及重大的政策调整等等。微观的刺激主要是较大的突发事件，特别是与多数人持有的信念相互矛盾，或者与他们的心理期待相互契合的事件。
刘建明把引发舆论的社会突发事件局限于社会公共问题和社会矛盾，社会规范如社会制度、政策和各种规则的制约，是人类解决社会矛盾和公共问题的保障。社会规范的滞后、超前或者出现某些混乱，都会产生社会矛盾，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同时，他认为，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和自我完善，使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避开冲突，这样的时间不会引发舆论。
至此，问题讨论的实质是：到底什么样的事件才能引发舆论而成为舆论客体？本人认为作为舆论客体的突发事件、社会问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点：公共性即普遍性、冲突即矛盾性或反常性，以及现实性即接近性。舆论问题的发生是社会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现实与既有文化冲突的结果，是社会现实与现有社会制度的矛盾，这时候需要舆论出面来解决问题，表达公众的呼声。这样，客观事件的发生和社会问题的出现，并且公众主观上也和这种问题产生了关注和矛盾，这时候公众的意见和情绪开始出现，议论也开始了，舆论便进入了它的最初形式。
其次，意见领袖出现，意见在社会群体的互动中趋同和整合。公众的概念很难定义，它不是简单的个人的叠加，个人时刻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人作为社会群体的基本组成单位，使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在不断的发影响、说服、劝诱、模仿，最后汇聚为舆论。个人意见起初是分散的，彼此没有发生或者很少意见交流。这时候舆论主题处于少量状态。社会心理的互动推动着个人情绪和意见形成相对集中的意志方向。
较之于陈力丹，刘建明在这里引进了议论圈的概念。他认为，议论圈是指少至几个人多至十几个人聚合在一起相互交谈，并取得初步一致意见的沟通状态。它是舆论传播的细胞，也是舆论主体的初级活动。议论圈是自发形成的。
无论是刘建明的理论还是陈力丹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的形成不一定非要经过以上几个阶段，不论是“三阶段说”还是“四阶段说”，都只是相对于一般舆论的形成过程而言的。生活中有一些小范围的舆论，不但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也没有舆论领袖的出现，或者并不需要舆论领袖的引导。有些宏观舆论的问题，普通公众也许根本不是它的主体，或者并没有发言权，因而也就不会出现意见交流和互动。也有些舆论仅在一两天之内就形成了，此前存在着舆论征兆，但社会环境却是平静的，仅仅在社会某个具体场合形成群体舆论，通过新闻报道，使群体舆论迅速转变为社会舆论。有些与公众利益有关的舆论，可能是由外界信息的刺激直接形成的。也有些舆论是直接通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和大众传媒直接引发的。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舆论的形成。比如更多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等。文化和社会传统道德因素也是影响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舆论的形成受文化氛围和道德传统的制约，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道德观念，对舆论的形成和发展方向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卢梭曾经说过：“所谓舆论，就是社会成员不自觉地道德状态。”李普曼也认为：“舆论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
舆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意见、情绪、态度、信念表现的总和。舆论的形成还受到社会规范，例如社会制度和法律的制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时舆论的发展不是从法律层面上展开的，而是受社会道德规范等层面展开，因此在探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要从多方面考虑，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
参考文献：
[1]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舆论学概论.中
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2]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出版.
[3]许静.舆论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出版.
Abstract： Enterprise is not only a for-profit entity， as well a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bearing human society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people review corporate social roles， and require companies to assume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y.Therefore how to promote the enterprise to disclosur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accurately and timely is the research topic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scholars for many year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problems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emergency，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content and form of China's enterpri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oping to improv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突发事件
Key words： enterprise social responsibility；information disclosure；emergency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6-0167-02
1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1.1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 美国学者Oliver shelton在1924年最先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在国际上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
国际上与我国学术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定义有所区别，但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责任概念中存在一些共性的内容，即选取的出发点均为企业利益相关者，且都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是除经济责任以外企业需要承担的福利和伦理活动。
1.2 突发事件的相关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将突发事件定义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而学界对此概念的认知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突发事件（或危机、灾难、紧急情况）是指对全国或部分地区的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重大威胁和损害，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急需快速作出决策的紧急公共事件。[5]
企业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部分，通过生产经营活动从社会中获取经济利益，相应也需承担同等的社会责任，这部分社会责任涵盖社会、环境、经济三个方面。尤其当企业面临突发性事件，例如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等时，企业更需进行这方面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1.3 合法性理论与社会责任 合法性理论认为，企业并没有内在的存在的权利，这个权利是由社会赋予的，且只有在公司的价值观系统被认为与所在社区的价值观相一致时，社会才赋予公司合法性。[1]现代社会中，组织只有遵守理性的（或科学的）规定和法律或者类似于法律的框架，才有可能被认为是合法的。当公司违背了所在社区的价值观时，合法性将被撤销，随之而来的是公司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减少，劳动力供给和资金供给受到限制，公司的现金流受到影响。[1]合法性理论认为，企业管理者的任何社会响应必须伴随着信息披露，没有公开披露的行动不能有效改变外部团体对企业合法性的看法；公司的社会责任行动必须予以公开披露，才能影响公司的合法性。[1]合法性理论也在一定方面证实了一旦企业发生相关的突发事件，为保持与群体一致的价值观，企业必须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以使企业获得合法性。
2 突发事件中企业的社会责任
从2012年起，麦当劳过期产品加工出售、立顿茶叶上禁用农药超标、修正药业“毒胶囊”、白酒塑化剂事件、速成鸡事件等突发事件都表明，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在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尤其是由于企业自身的产品质量等所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使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不断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供给和需求也出现了迅速增加的趋势。
衡量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时，不能光注重诚信、遵纪守法、关爱员工、投身慈善等方面，发生突发事件时企业的表现也是一个重要考量指标。从对突发事件的应变中，一方面可以看出一个企业对突发事件的敏感性和及时应对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展现一个企业是否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正确的价值取向。对突发事件的积极应对，不仅拷问的是我们社会的良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企业的良心。
因此企业有必要根据社会群体的需求迅速建立起制度化和成熟化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及时报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这也利于提高企业形象，与企业各利益相关群体建立起和谐关系。
3 突发事件中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的分析和思考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发源于美国，发展于法国和英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状况与企业规模、公司绩效、披露成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起步较晚，而且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还不够重视，利益相关者、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关注度也不高，导致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意识不强、重视度欠缺。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我国企业杜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问题也逐渐提上日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目前对于突发事件中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仍存在一些内容和形式上的问题。
3.1 信息披露的内容 总体来说，企业社会信息披露内容不统一不全面，以定性信息披露为主。信息披露内容集中在公司的治理结构、经营业绩和公司股利分红方面。对于环境保护，上市公司主要是从环保投入、废弃物排放标准的执行和对循环经济的实践等方面进行定量披露。社会公益等方面的定量披露则主要集中在建设和谐社会，帮困扶贫、捐资助学、赈灾捐款、新农村建设、关注弱势和特殊群体、创造就业等方面。[4]而对于突发事件中的信息披露，则显得过于简陋。如从苏丹红、老油门到最新的速成鸡事件，一直处于舆论漩涡中的百胜集团，在其官方主页中关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主要以抗震救灾为主，而对于速成鸡事件中的相关社会责任信息在其中并无体现。这也体现了企业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会有选择性的披露那些有利于企业正面形象的信息，而对于一些负面的信息则尽可能的不予以披露。这种有选择性的忽略并无法解决事件本身给企业带来的冲击。在当前这个信息时代，特别是负面信息产生的舆情环境可以至一个企业与死地，三鹿奶粉事件是这一案例的典型。而由于参与者舆论的个人素质和参与目的的差别性，这就容易造成舆情言论和意见的随意性、偏激性和不实性，这会给企业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正视问题，积极采取整改措施，同时将相应的社会责任信息及时披露出来，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正确、及时的信息，是企业的最佳选择。
3.2 信息披露的形式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模式不规范、不固定。通常的信息披露主要以社会责任报告报告、董事会报告和报表附注形式披露。但对于突发事件中的信息披露，例如发生类似的食品安全等突发事件时，企业一般会通过公关部门以新闻稿的形式向公众进行相关的说明，但这种经过美化和刻意斟酌过的语言往往无法准确传达相关信息。突发事件中对于信息披露方式的选择原则有及时性、可靠性和准确性。企业可以通过多种传播途径来满足这几个原则，达到信息披露的目的。微薄、官网、媒体都利于将此类信息迅速传达到利益相关者中，但要切实的消除一些突发事件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要注意信息披露的正式性。可以鼓励企业将类似的突发事件中相关的信息以正式的报告形式进行披露，具体的格式内容可以参照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一些内容和要求，增强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4 提高突发事件中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对策
4.1 提高利益相关者对社会责任信息的关注度 社区、政府、员工、消费者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主要使用者，他们普遍认为企业所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不足。来自股东的反应也是公司制定政策的参考依据。公司董事会规模及结构与其税收、保值和信息披露等社会责任履行有显著关系，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专家董事的人数及比重的增加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社会责任意识较强并且愿意与外界进行沟通的企业就会利用年报等媒介进行信息披露，而社会责任不强的企业就会侵占社会资源、破坏环境，这时就需要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督管理和规制。
4.2 强化政府职能作用 我国在经过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之后，政府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维持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理念，但是要想让企业改变逐利的本性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且与西方国家中政府履行单一的监管职能不同，我国政府身兼监管者和投资者的双重角色，而国有企业不仅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其信息披露的中坚力量，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中的监督职能将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4.3 完善应对突发事件时信息披露的制度 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取自愿与强制披露相结合方式进行告知披露，尽快完善此类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立法工作和准则制定工作。针对部分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会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采取强制披露，其他方面则采取自愿披露。
4.4 发挥媒体利益相关者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 在面对类似的突发事件中，新闻媒体的触觉是敏锐而迅速的。新闻媒体往往能在第一时间冲到事件发生地，获取第一手材料。所以对于媒体利益相关者来说，他们不是被动的接受企业的相关信息，而是会自动自发的搜寻遗漏的信息。因此媒体利益相关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由于媒体利益相关者也有一定的不可控性，一旦散发错误的信息，很可能会造成误导社会大众的局面。因此，企业在面临突发事件中，需要正确对待媒体利益相关者，及时与其进行信息沟通，将其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协助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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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新玲，吕雅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综述[J].湖北社会科学，2012（6）.
[4]张宁.突发事件下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研究—以南方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为例[J].桂海论丛，2008.
[5]澳·罗伯特·希斯，王成等译.危机管理[M].中信出版，2004.
关键词：柔性能力；应急管理；供应链柔性；随机能力规划
中图分类号：F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4-0127-04
Abstract： Disruption risks management based on capacity flexibility is associated with the following literatures： disruption risks management in 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 flexibility and stochastic capacity planning. First， relevant definitions of flexibility are reviewed. Then， disruption risks management based on capacity flexibil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iteratures are analyzed. Finally，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suggested： researching capacity flexibility from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applying robust optimization； adjusting objective functio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flexibility in disruption risks management.
Key words： capacity flexibility； disruption risk management； supply chain flexibility； stochastic capacity planning
1引言
随着供应链长度和复杂度的增加，供应链面对突发事件更加脆弱[1]。事实也表明供应链越来越多地受到突发事件干扰：1997年，丰田的一个刹车供应商工厂发生火灾，直接导致丰田在日本的18家工厂关闭两周；2012年日本地震和海啸导致日本众多企业停止运营数周甚至数月，致使这些企业的上游供应商订单锐减，下游制造商的生产也受到干扰。
突发事件给供应链造成的损失不容忽视。Hendricks和Singhal基于827个中断公告分析了供应链中断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的股票收益低于行业基准33%～40%[2]。巨大的损失激发了对此类风险的管理，即应急管理。吴军等指出近些年，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供应链应急管理引起了企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3]。应急管理研究涵盖多个视角，有些研究构建综合的应急管理概念框架及管理机制，有些研究关注鲁棒供应链结构设计，有些研究则侧重于具体的应急管理战略。
在众多应急管理战略中，柔性能力是减缓和控制供应链中断风险的一项重要战略[1]。Sheffi和Rice指出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带来的中断风险，需要弹性供应链，而柔性是构建弹性供应链的方式之一[4]。虽然柔性能力对于供应链应急管理极其重要，但相对于供应链应急管理研究的丰富程度而言，从柔性能力角度进行应急管理的研究比较缺乏和分散。本文的目的是对基于柔性能力的应急管理研究进行分析，理清该问题的研究和相关文献的关系，并找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2柔性能力相关概念界定
2.1制造柔性
在运营管理领域中，柔性的概念始于制造柔性。Slack较早对制造柔性的概念进行分析，将柔性定义为系统拥有多种状态的能力。这里的状态具体指产品种类、产量水平、质量水平、产品交付时间等。从而将柔性分为5类：新产品柔性、产品组合柔性、质量柔性、数量柔性和交付柔性[5]。Sethi和Sethi进一步将柔性定义为系统通过改变自身状态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即对环境的适应性。并且将柔性种类扩展到三个层级（组件级、制造系统级、综合级）共11个种类[6]。
制造柔性将柔性的概念局限在企业内部及生产环境中，关注的是运作层面的柔性。随着企业外包的发展，管理和协调整个供应链的必要性越来越显著，关于柔性的研究随之从企业层面扩展到供应链层面，从运作层面扩展到战略层面。
2.2供应链柔性
关于供应链柔性，最初的研究是基于制造柔性，将企业层面的柔性元素扩展到供应链层面。比如将制造柔性中的路径柔性扩展到供应链中，相当于双源或多源采购的概念。而有些研究脱离制造柔性，将重点放在合作关系耐久性上。例如Das和Abdel-Malek将供应链柔性定义为买卖双方关系在供应条件变化情况下所具有的弹性[7]。这类概念主要基于现有的供应链结构而言，不考虑条件发生变化时供应链重组问题。而实际上，面对环境变化时，供应链是可以通过重组来应对的，比如，诺基亚公司在供应商Philips发生火灾后，迅速寻找其他供应商来替代，这就是重组供应链的一个实例，于是Lummus等提出了一个供应链柔性概念模型，该模型包括5个元素：运作系统柔性、物流过程柔性、供应网络柔性、组织设计柔性、信息系统柔性。其中供应网络柔性就是指重组供应链的能力[8]。
2.3柔性能力
供应链柔性内涵丰富且所含要素众多，本文将聚焦于能力方面的柔性，即供应链基于能力的灵活运作来适应变化的环境。这里的能力不单单指狭隘意义上的生产能力，而是泛指供应链为最终顾客提品和服务的能力。
在供应链环境下，能力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柔性：一种方式是能力本身不具备柔性，但是可以通过供应链运作战略（如采购战略、库存战略）赋予柔性；另一种方式是能力本身的柔性。本文关注的主要是能力本身的柔性。能力本身的柔性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数量柔性（volume flexibility）和组合柔性（mix flexibility）。如果一种能力可以用来生产或提供多种产品和服务，从而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可以将这种能力在多种产品和服务间进行分配，这样的能力具有组合柔性。数量柔性不同于组合柔性，具有数量柔性的能力只能用来生产或提供一种产品和服务，但是它生产或提品和服务的数量可以超过或低于本身的能力水平[9]。
3柔性能力应急研究及与相关研究的关系
基于柔性能力对供应链突发事件进行应急管理，即通过供应链成员相互合作对柔性能力进行获取和分配，从而减缓和应对突发事件造成的中断风险。它与三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供应链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供应链柔性和随机能力规划。柔性能力应急问题是这三方面研究的交叉点。
3.1柔性能力应急与供应链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供应链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是一个系统的过程。笼统地讲，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过程包括事前中断风险管理和事后应急恢复两个部分。Kleinforfer和Saad给出了中断风险管理的SAM分析框架，即：识别风险源及脆弱点、评估风险、减缓风险[10]。基于该框架，本文将供应链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过程分为4个部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减缓和应急恢复（如图2所示）。
柔性能力应急问题属于风险减缓和应急恢复的范畴。风险减缓，即降低中断风险发生的概率以及减弱风险发生可能造成的损失；而应急恢复，即对突发事件导致的供应链中断进行积极应对，减少损害并尽快恢复[11]。
Tang和Tomlin从降低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和减弱风险负面影响两个角度提出风险减缓策略。在减弱风险负面影响方面，提出增加供应链柔性的策略：多供应商策略、柔性合同策略、柔性流程策略、柔性产品策略、柔性定价策略。其中的柔性流程策略与本文的柔性能力概念是一致的[1]。Goyal和Netessine关注需求风险的减缓，分析能力组合柔性和数量柔性对减缓需求风险的作用，并研究如何在不同柔性种类间进行选择[9]。Sheffi和Rice将供应链迅速从中断风险恢复的能力视作供应链弹性，而柔性是构建供应链弹性的方式之一，考虑到供应链必要元素，主要柔性种类有供应及采购柔性、转换柔性、分配及面向顾客柔性、控制系统柔性、企业文化柔性。其中的转换柔性与本文的柔性能力概念是一致的[4]。Tomlin分析了风险减缓和应急恢复两种应急管理战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采用何种应急管理战略，受到成本、供应商特点以及企业风险态度的影响。其中，供应商能力起到最重要作用，能力数量柔性使得采用应急采购策略成为可能[12]。
柔性已被视作供应链风险减缓和应急恢复的重要元素。一些重要的研究已经对柔性在供应链应急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尤其是定性研究比较丰富。但是，具体到柔性能力，相关研究并不丰富，现有的研究也大都从企业视角出发，从供应链角度分析柔性能力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则相对较少。
3.2柔性能力应急与供应链柔性
柔性能力是供应链柔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柔性能力应急的研究与供应链柔性研究也密切相关。Jack和Raturi研究了数量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中的数量柔性不仅来源于企业内部，如冗余能力、缓冲库存、劳工柔性等，也来源于企业外部，而外部来源就是指企业利用供应链战略来获取数量柔性，如外包、供应和配送网络、战略联盟等[13]。Sánchez和Pérez进一步研究了供应链柔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他们将供应链柔性分为三个层面：车间层面、企业层面和供应链层面。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层面的柔性与企业绩效之间都是正相关关系，其中供应链层面的柔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14]。Graves和Tomlin研究了供应链中的工艺流程柔性。工艺流程柔性是指一个生产设施可以生产多种产品的能力，与本文中的组合柔性概念是一致的。研究指出当工艺流程柔性从一个企业扩展到供应链时，会产生两种低效性，即流动性低效和阶段跨越性低效，为了克服两种低效，并不需要完全柔性结构，链式柔性结构可以实现与完全柔性结构近似的效果[15]。
上述关于供应链柔性的研究对于研究柔性能力在供应链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如何将柔性能力从企业层面扩展到供应链层面，从整个供应链的角度研究柔性能力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思路。
3.3柔性能力应急与随机能力规划
柔性能力应急与随机能力规划的共同点是都需要考虑不确定条件下能力投资及分配问题。随机能力规划文献中有一部分仅研究专用能力，也有一部分考虑到柔性能力。考虑柔性能力的随机能力规划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表1所示。
4总结与展望
柔性能力作为供应链应急管理的一项重要战略，虽逐渐受到企业和研究人员的重视，但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基于柔性能力的供应链应急管理研究是供应链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供应链柔性和随机能力规划三方面研究的交叉点。通过对柔性能力应急研究及与上述三种研究之间关系的分析，总结出柔性能力应急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从供应链视角出发的柔性能力应急研究。目前柔性能力应急研究大部分是从企业视角出发，而供应链应急管理需要整个供应链的运作协调，因而需要将柔性能力问题的研究视角从企业内部扩展到供应链，相应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比如，柔性能力构建在供应链哪些节点上，不同节点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柔性能力规划决策如何受到供应链参数的影响，企业内部的柔性能力规划决策在供应链范围内是否依然成立等。
（2）鲁棒优化方法在柔性能力应急研究中的应用。供应链突发事件的主要特点是概率小危害性大，不同于日常风险。关于柔性能力应对日常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多，其中优化方法主要是随机规划方法，这种方法在处理日常风险时是适用的。但当考虑突发事件风险时，随机规划的优化结果波动会较大，这种情况下，鲁棒优化方法是一种比较适用的方法，因此可尝试鲁棒优化方法在柔性能力应急问题中的应用。
（3）柔性能力应急问题优化目标的调整。目前关于柔性能力在风险应对中的应用，大部分针对的是日常风险，常以成本或利润作为优化目标。在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中，成本和利润将不再是首要考虑目标，首要考虑的因素可能是中断损失、恢复时间、偏离成本、缺货率等，可以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对柔性能力应急问题的优化目标进行调整。
（4）不同类型柔性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和关系研究。关于柔性能力的研究中，组合柔性占据大部分。而除了组合柔性，数量柔性也是柔性能力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数量柔性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也应得到重视。此外，关于供应链柔性的研究已经将供应链柔性维度做了较全面的划分，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柔性在供应链应急管理中各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应急管理中柔性能力与这些不同类型柔性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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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校园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严重威胁着高校的稳定和发展。为更好地推动和谐校园建设，引入“引爆点”理论的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因素法则及环境威力法则，并分析三大法则中的相关理论如80/20法则、蝴蝶效应和破窗理论，从而提出引爆点理论对校园危机管理的四大启示。
论文关键词：校园危机；危机管理；引爆点；和谐校园
近年来，大学校园危机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威胁着高校的稳定和发展。将引爆点理论的内容引入大学校园危机管理范畴，有助于有力地推动和谐校园建设。
一、校园危机与校园危机管理的概念
1.校园危机
对于“校园危机”，国内研究者们还给出了其他的称呼，如“校园突发事件”、“高校公共突发事件”等。李永贤等认为，校园危机是发生在校内或与学校的成员有关，是已经爆发或潜伏尚未发作，对学校声誉、运作或部分学校成员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而吴建勋等则使用了“校园突发事件”，即指由于受到学校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以学校师生员工为主体，在较短时期内骤然发生并迅速演化为较大规模的、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重大损失的、甚至危及学校形象和声誉的事件。研究者们对这两个概念解释的差异性并不大，基本是在危机定义的基础上来界定。“危机”这个词在目前的语境下带有一些禁忌色彩，所以官方一般使用“突发事件”或“公共突发事件”的概念，比如国务院2005年1月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教育部2006年的课题指南则使用“高校公共突发事件”的称呼。可以说在校园危机管理领域，多数研究者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些概念，基本是在混合使用。
2.校园危机管理
研究者们在校园危机等概念的基础上定义了校园危机管理。郭正贤认为校园危机管理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危机管理专门机构，负责危机的信息收集、风险评估、训练、协调等工作。王瑜等认为，学校危机管理可界定为学校为避免或减少学校危机的产生及产生后的危害而进行的预测、监督、控制、处理、评价的过程。这些定义虽有所差别，但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把校园危机管理看做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第二，校园危机管理遵循基本的流程，即预防（测）—处理—恢复—评价，在此基础上再有所细化。
二、引爆点的核心理论探讨
“引爆点”（tipping point）这个名词源自19世纪70年代，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Gleick提出，其研究发现：当非裔美国人迁往白人所居住的小区，数量比例约达20%时，原来居住于该区的美国白人几乎会立刻搬离，引爆点就由此处产生。因为数量已达到关键水平，在一瞬间突破门槛，造成剧烈的转变，如同水达到沸点一般，已冲破临界点，可能产生质变或量变。简而言之，引爆点是指于特定的流行风潮中，可使万事万物在旦夕之间迅速变迁的时刻。其可归纳出以下三个特色：引爆点具有传染性；小动作会产生重大的转变；改变并非逐渐形成，而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物换星移产生剧变。
由上述可知，引爆点的核心概念是，转变可能发生于旦夕之间，令人措手不及，更有可能是大众所难以接受的巨大变迁，它由小动作所牵引着，短期内爆发出具有传染性的转变，虽不符合因果之间所应有的比例法则，却可能在某一时代蔚为风潮、引领风骚，这种戏剧化结果的时刻点，便可称为引爆点。引爆趋势一旦形成，就如同流行病毒的散播，往往会失去平衡，形成难以掌控的局面，2003年的SARS于短短几个月内在全球所造成的恐慌与死亡，便是引爆趋势的一大例证。
引爆点的三大法则包括：个别人物法则（Law of the Few）；附着力因素法则（Stickiness Factor）；环境威力法则（Power of Context），由个别人物法则衍生出的80/20法则；由附着力因素法则发展出的蝴蝶效应；由环境威力法则延伸出的破窗理论，在说明着：信息、观念、产品及行为模式如何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冲破门槛，到达引爆点，产生巨大影响力，如同病毒般快速散播，进而引发风潮，促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以下即以引爆点的三大法则──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因素法则以及环境威力法则为核心，深入探讨由三大法则衍生、发展出的相关理论与技术。
Gladwell提出的引爆点是指于特定的流行风潮中，可使万事万物在旦夕之间迅速变迁的时刻。引爆点的核心理论包括：（1）个别人物法则：在特定的体系和过程中，少数的人、事物才是真正的关键。（2）附着力因素法则：“附着”意味着信息对接收者发生作用，产生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效果，只要简单且小小地改变表达方法，调整好信息的架构，就能强化附着，使信息有系统地深入人心，并造成截然不同的巨大冲击。（3）环境威力法则：所谓“时势造英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以及“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都是环境威力法则的例证。
由此可以看出，环境中任何一个特定的小细节都可能成为引爆点，只要调整周围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便可扭转风潮及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引爆点的核心理论值得推荐给学校领导者。
三、引爆点理论对校园危机管理的启示
事实表明，校园危机的预防与准备越讲究计划组织、环境设备、教育训练、沟通网络、法律责任，则危机处理在组织运作、公共关系、领导协调、追踪评价的表现会越好。所有的危机都可依照其特殊属性归纳出较容易处理的模式，针对这些特殊类型拟定危机应对计划，进行危机模拟演练，更能达到危机管理的目标。因此，危机管理就是当组织受到由少数关键点所引爆的危机冲击时，在极短时间及强大的压力下，必须立即做出适当的处置，采用有系统的问题解决策略加以应对，以降低组织及成员的伤害与损失，就像看到了破窗要立刻修补，否则环境威力法则将促使情况更加恶化，使组织陷入如蝴蝶效应般的巨大漩涡中，终至无法挽救。归纳引爆点的三大核心理论：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因素法则及环境威力法则的内涵，对学校领导者危机管理能力的启示有以下四点。
1.防微杜渐，洞烛机先
所谓“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意思是说如果做事有所懈怠，将会因微不足道的原因招致难以挽回的局面；危机正是起于关键的个别人物，由一个小小的引爆点出发，在瞬间冲破临界点，使事物产生巨大的变化。
其次，危机爆发前要先掌握引爆点，必须先做好预案，避免蝴蝶效应的后果，同时还需要依据破窗理论，不姑息小恶，并以“勿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的准备心态去面对，做好万全的应变策略，方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此外，以教育领域中的学校为例，由于师生普遍缺乏危机意识、安全教育未能落实指导、自我防卫组织有待强化、学校安全设施普遍不足、危机处理的训练不足、公共安全防护体系落后等问题，因此为应付突如其来的危机降临，学校必须在事前做好准备。学校领导者必须使学校员工树立“预防重于治疗”的观念，拟订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危机预防演练、建立紧急联络网络以及建立危机响应系统，以做好危机发生前的准备。
抓住能转化成引爆点的个别人物法则，防微杜渐、洞烛机先，事前做好万全准备，避免事物在瞬间引爆成始料未及的危机，这些有赖于领导者的大力推动，采用激励与奖励的方式鼓励成员学习应对危机的能力。
2.临危不乱，沉着应对
危机经常发生在人力无法掌控时，虽然事前已做好各种危机管理的预案与演练，但突发事件仍然使人措手不及而更加慌乱，所以为了降低危机所造成的伤害或损失，学校领导者必须确实掌握时效，以沉着、冷静的态度面对危机，临危不乱，方可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其次，从学校领导者与危机小组的态度着眼，强调危机小组要负责、镇定，以稳定危机状况为主，而领导者则需要持开放的态度适度授权，容许并鼓励危机小组成员提出不同意见，防止误导的信息，同时有效提升危机情况下的决策品质及正确性。
此外，许多表面上看来渺小、微不足道而易被忽略的事件，在纷扰不可测的混沌中，很可能形成巨大的危机而造成冲击。同样地，一个小小的校园危机可以直接或间接威胁学校的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将学校的处境推向难以控制的局面，并使领导者驾驭局面的能力备受质疑。
综合而言，学校领导者不仅要见微知著，重视小小的引爆点所可能促成的巨大趋势与变革，更应于危机情况下保持冷静而沉稳的危机管理能力，方能于复杂、不确定的混沌情况下，以极短促的时间做出正确、合理的决定。
3.及时处理，切勿拖延
许多学者指出，危机处理小组的成员应包括领导者（校长）、组织成员（学校中的教职员工、辅导员等），在危机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危机处理小组便立即启动，掌握黄金救援时间，从事以下的危机处理工作：与组织中重要的主管会晤、商谈，以决定下一步的动作；通过紧急电话联络网，召集危机管理小组所有成员；检验查看危机的真相；各单位共同提供支持，迅速掌握引爆点，防止危机扩散；准备如何应对关心的家长及新闻媒体；紧急通知或信函给全校师生，以安定人心；诚实并虚心向外界报告，使其充分了解情况。
学校领导者与危机处理小组是危机发生时的指挥中心与决策团体，必须掌握24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以明快的节奏整合现有的各项资源并充分利用，找到具有关键影响力的“破窗”，再进一步修补，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对后续的情况加以评估与监控，不可在时间上有所拖延。
此外，在危机的控制与处理上，校长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抵达现场，亲自坐镇指挥、责成专人通报相关单位、召开紧急会议，尽早控制情势。如何在危机时有效地处理及与媒体沟通互动，加强面对媒体的应对能力，建立与媒体的良性互动等，是学校领导者在危机管理中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综合而言，或许以上的步骤并非绝对完美或足够，但先预备好处理步骤，等到真正发生问题时才不会手忙脚乱，领导者也就能够在危机发生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启动危机管理小组快速应变，以降低学生或学校所受的伤害。
4.事后检讨，汲取教训
在危机过后的处理中，以“坚持追踪评价”、“建立反馈机制”最为重要，危机发生时能妥善处理并解决问题，减少危机所造成的生理、心理的伤害，化危机为转机，将原本所引爆的负面风潮转化为正面的力量；危机结束后，进行相关的评估和追踪评价，以深入了解危机发生的原因并检讨处理过程，不但可以通过修正和检讨降低同类事件再度发生的几率，形成一个良性的反馈机制，还可能因为领导者掌握了危机处理的关键，做出细微的改变而引爆另一波对教育组织及其成员有利的趋势。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概念设计的内涵与特征，强调了它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重要性与意义，提出了概念设计的策略与方法，并举例进行论证，最后对概念设计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概念设计；非理性因素；设计实验
1概念设计的内涵与特征
“概念”一词的本义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解释是“怀孕，孕育的意思，即经过十月怀胎之后生成的一种新事物”。概念设计是设计师对建设场地进行实地考察后，有意识的针对场地中的环境构成元素进行深入分析，提炼，浓缩而成的一种可以统领全局，贯穿设计过程始终的构思主线。它一般以抽象的形式出现，追求神似而非形似，具有非理性因素的思维特征，往往是设计师的一些顿悟、灵感就可能形成一些重要设计项目的原始创作意念。同时，概念设计具有很强的实验性，有时甚至纯粹是一种尝试，完全在从事探索性活动。
2概念设计的重要性与意义
概念设计自从上世纪问世以来，已经被许多世界建筑大师在一些重要建设项目中恰如其分的运用，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建设项目的前期阶段，概念设计的主体地位是不可辩驳的。倘若没有优秀的创作意念作为引领整个设计的主线，策划方案设计就会一团散沙，缺乏整体性、有机性，让人有随意拼凑，抄袭之感。另外，重视概念设计有利于激发创作灵感，增强设计师的原创意识，不致步人后尘，而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
3概念设计的策略与方法
首先要对场地的环境因素进行有意识的分类与整理，分析各个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制约关系。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不拘泥于细小的实际工程问题，着眼于大局。其次，要充分运用联想的方法，辅助于文学，艺术等学科的知识，使头脑中朦胧，散乱的想法明晰准确地表达出来。在当今建筑全球化背景下，把握地域性，坚持功能性，重视形式性，考虑经济性是建筑创作的核心所在。建筑创作的突破口往往在学科边缘或者交叉学科中。再次，要摆脱自身的思维定式，对于掌握概念设计来说这种思维定式非常不利。因为如果设计者从自身已有的知识出发来进行概念设计，必然会受自身思维定式的影响，所设计出来的成果必然不太理想。设计者需要抛弃传统的为了做某个设计而进行资料收集，文献阅读的不良习惯，在平时就要有意识的阅读一定量的理论方面的文献，积累一套行之有效的设计手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最后，要学习已有的优秀作品的概念设计过程，做深入的设计分析与表达，因为设计分析与表达作为一种学习方法对于初学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4概念设计的应用举例
4.1这是一个改建项目，位于南京幕府山脚下，原为长安汽车制造厂，现在破产了，改为艺术家村租给艺术家使用。我们一行8人对场地进行数次实地调研。最后我从场地的地形特征——象一条小船，以及场地的环境特征——背山面水，左右围护，三面环山的特点出发提炼出整个区域的设计概念“船”。后来联想工厂破产的情景，以及艺术村将来经营的状况决定再加入风险因素“渡”，因而我的设计概念变为“渡船”。接下来又融入了文学因素，考虑艺术村商业运作的需要加了“的情怀”，最终我的设计概念变为“渡船的情怀”。考虑到整个区域内不同位置的经营状况，现状条件不同，又将整个区域分成6个小区域，每个区域都以自身独有的特征命名，并贯穿在总概念之中，使其有分有合，统一之中蕴含变化。最后，我对场地内的浅蓝色区域进行了环境概念设计，编写了整个区域的故事书，使中心概念在故事书的烘托下显得更加丰满。(见图1)
4.2陕西西安某古墓博物馆的概念性建筑方案设计中笔者就运用了传统民居地坑院入口的概念。古墓博物馆顾名思义是在新发现的古墓建筑群上就地建设博物馆，以最大可能的保护原址，并使博物馆建筑本身具有静谧，昏暗，冥冥之光的气氛。为了营造这种气氛笔者想到了传统民居四合院的空间布局，将古墓建筑群原址保护在地下一层，地上再建二层将古墓发掘的宝藏进行展示，地面建筑四周没有开窗，参观者从室外通过踏步盘旋而上到屋面层，而后再从屋面盘旋而下到达至各层，各层展厅均有入口对外开在走廊上，打开入口天井中的自然光与室内的人工光源交相呼应，在室外树木的遮挡下，室内光影斑斑，忽明忽暗，更加突出了建筑的神秘性，场所感。置身其中使人有一种强烈的空间感受和震撼的视觉冲击，崇拜仰慕之情油然而生，这正是建筑师所期望达到的效果，使参观者能有深切的体验空间，参观之后难以忘情。(见图2)
关键词西部；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突变理论
中图分类号X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
20世纪末，我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其目标旨在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使得我国国土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与全面发展。我国西部地区共有12个省（市、区），分为西北地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和西南地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重庆市、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地区土地面积为685万km2，占总国土面积的71.4%，其水资源总量约15 000亿m3，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54%。在西部地区中，西北与西南地区自然条件很不相同，多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同样属于低水平，各自水资源量多少都存在自己的水问题。总体来看，水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山区，西南水多地少，西北水少地多，水土组合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状况，这种状况制约着西部社会经济发展[1-2]。西部地区经过10余年的努力和发展，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均得到了较快发展。相应地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也不断加大，表现为用水量迅速增长，水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突出，如在西北地区，几乎所有省份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4%）。2009年，甘肃和内蒙接近50%，新疆达到了70%，宁夏达到了800%，已远远超过世界干旱区平均水资源利用为30%的水平[3]。这样高强度的开发利用水资源已引起了水资源衰竭和生态恶化等问题，如河流水量锐减、河道断流、内陆湖面积缩小，我国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为了实现西部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支撑经济西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正确认识和评估西部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为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决策依据。本文利用突变理论开展西部12省（市、区）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
1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内涵与方法
1.1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概念及评价指标
19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风险”的概念，认为风险是商业活动的副产品，经营者的收入是其为经营活动承担风险的报酬。Willet认为风险是关于不期望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的客观体现[4]。20世纪30-40年代，人们开始研究风险与可靠性问题，并运用概率论研究机器设备的维修问题。后来风险分析和可靠性理论不断完善充实，逐渐形成了一门应用科学。到了60年代，美国教授William从风险可测算性出发，认为风险是在给定情况下和特定时间内，可能发生结果之间的差异，并指出风险可分为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前者是实际存在的，后者是个人对客观风险的估计。80年代后，风险分析进入到定量化阶段，并且风险分析理论开始走进各个学科领域，诸如社会学科、管理学科、医学等。风险的概念也随认识程度不同、专业角度不同而丰富多样。
国外对水领域风险与不确定性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把风险理论引入到水领域，从风险概念、影响因素、表征指标、评价准则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将风险分析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如洪水风险分析、供水系统可靠性分析、工程风险分析、风险决策分析等，为水系统在风险分析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5-7]。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将不确定性和风险理论引入到水领域，对有关水利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问题开展了很多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目前与水有关的风险定义很多，如防洪风险、洪水风险、供水风险、工程性风险、水环境风险和水管理风险等，由于研究问题和对象不同，风险的定义有一定的差别。国内学者对水系统的风险研究更多地侧重于风险分析的应用[8-11]。但迄今为止，对有关水利用风险的内涵还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定义。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大规模开采水资源，引发了一系列的水资源和生态问题。另外，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和管理活动中，由于监测不到位、认识不科学及管理措施不当等，影响到供水水量和水质，有可能导致缺水、断流和水源污染等水安全事故。这些影响因素和不利后果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需要对其进行风险研究。由于水资源系统不仅涉及系统本身，还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作用、相互耦合构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开放性复杂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交换、能量传输和信息传递，所以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概念是非常丰富的和复杂的。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风险内涵和构成要素的角度，认为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是指特定时空环境条件下，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受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水资源系统可能产生不利事件造成不确定程度的损失。其研究对象是风险事件成因和风险事故概率以及事故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构成的不利影响和危害。这些不利事件有水资源枯竭、地下水位下降、水污染、生态功能退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
水资源开发利用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可概括为：自然不确定性因素和人类活动不确定性因素。自然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指水资源系统外部环境变化（如气候变化、太阳活动）以及系统内部结构变化所引起的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现象给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人类活动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指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导致人类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受到约束或者导致人类无法把握和有效地控制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对水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影响。不确定性因素较难考虑，然而可以从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脆弱性、开发利用现状和开发利用导致的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来考虑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水平。因此，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从可操作角度，一般可以从水资源的禀赋条件状况、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社会经济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4个方面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和指标选取，然后选取综合评价方法对其计算并进行结果分析。
杜朝阳等：西部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现状评价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0期1.2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方法
目前，风险评价方法有很多种，大致可分为两类：（1）单因素控制的风险评价方法，如直接积分法（DC）、蒙特卡罗法（MC）、一次二阶矩法（FOSM）、均值一次二阶矩法（MFOSM）、改进一次二阶矩法（AFOSM）和验算点法（JC）等，这些方法均属于随机理论方法，主要解决单目标问题；（2）多因素控制的风险评价方法，如基于模糊理论、灰色理论、未确知理论和熵理论的风险评价方法，这些方法属于综合评价方法，主要解决多目标、多约束条件的问题[8，11]。同样，对于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根据研究问题的复杂性选择相应的方法进行风险评价，但是在选择方法之前，要对此方法对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本文将引入突变理论的风险评价方法。
2引入突变理论的风险评价方法
2.1突变理论及突变评价方法
许多年来，自然界许多事物的连续的、渐变的、平滑的运动变化过程，都可以用微积分的方法给以圆满解决。但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突变和跃迁现象，如地震、细胞分裂、战争和经济危机等，这种状况无法用微积分数学进行描述，迫使数学家研究不连续性现象的数学理论。1972年，法国数学教授Rene Thom创立了突变理论，用拓扑学、奇点和稳定性的数学理论来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的各种形态、结构的非连续性突变，系统而明确地阐明了突变理论，从而奠定了突变理论的基础，这标志着突变理论的正式诞生[12-13]。突变评价方法属于突变理论的适用性应用，是指将观察到的突变现象带入某一数学模型中进行数据计算及评价。突变评价方法优点：不采用指标权重，而是根据各指标在归一公式中的地位和机制决定各指标相对重要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从而减少主观性又不失科学性和合理性，评价结果客观、准确、计算简便，不要求样本数大于变量数，其应用范围广泛[14-15]。
在水资源系统中，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发生变化，系统某些状态渐变到一定程度，连续性就会破坏，水资源系统自组织机制显得格外活跃，打破原有的系统平衡状态，产生了质变飞跃。在这个过程中，水资源系统表现出多模态（系统随时出现稳定和非稳定状态）、突跳（连续性就会破坏，出现间断点）和发散（控制变量数值的微小变化却可能导致状态变量终值的很大变化），这些特征属于突变的基本特征，因此，运用突变理论评价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具有可行性。
2.2突变评价方法简介
（1）初等突变类型。 突变理论通过对系统的势函数将其临界点分类，研究各种类型临界点附近非连续性变化状态的特征，按其几何形状概括，有7种性质不同的基本类型[16]（见表1）。
表中V（x）表示势函数，势函数的变量有两类：①状态变量x，y，表示系统的行为状态；②控制变量a，b，c，d，可把它视为影响系统行为状态的因素。可以看出，每种突变类型都是由一个势函数决定的，平衡曲面为满足势函数的一阶导数（或两个一阶偏导数）为零的所有点的集合；某一类型的突变过程可以通过其相应的平衡曲面来描述。同时，可能出现性质不同的不连续构造的数目与状态变量数目无关，而主要取决于控制变量的数目。
另外，由表1可以看出，这7种初等突变类型的控制变量维数均不大于4，但实际中，研究对象较为复杂，多数情况下，控制变量维数（评价中为评价指标数）远超过4个，这就限制了突变理论的应用，为此需要对初等突变类型进行扩展。文献[17]已将其控制变量维数由4维扩展到n维，从而扩大了突变理论应用条件和范围。
（2）归一公式。 在实际评价中，最常用的初等突变类
经过归一化处理后，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取值范围均为0-1，称其为突变模糊隶属度函数。突变模型中各控制变量对状态变量的作用，是根据突变模型内在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由模型本身确定的，各控制变量对状态变量的影响有主次之分，主要控制变量在前，次要控制变量在后，如图1。
根据评价内容和指标选取需要，对控制变量维数可以进行适当拓展，以满足评价要求。
（3）突变评价准则。 利用突变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时，视实际问题性质不同而采用3种不同评价准则[19]。
a. 非互补准则。当系统控制变量之间的作用不可互相替代，不可相互弥补其不足时，则按照“大中取小”原则取值，即从诸控制变量（a，b，c，d）相应的突变级数值中选取最小值作为系统的x值，即x=min{xa，xb，xc，xd}。
b. 互补准则。若系统的各控制变量之间可相互弥补不足时，可以使x值达到较高的平均值，即取控制变量（a，b，c，d）所对应的xa，xb，xc，xd的平均值。
c. 过阈互补准则。系统的各控制变量必须达到某一阈值后才能互补。
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只有遵循上述原则，才能满足突变理论中分歧方程的要求。另外，为避免非互补准则可能丢弃主导因素，从而影响到上层指标，使得评价结果失去应有的公正性和科学合理性，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处理：①舍弃次要的且影响小的因素，选择公正合理的控制变量；②限制各控制变量评分的相对高低，淡化次要控制变量，突出起主导作用的控制变量[18]。
3引入突变理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步骤结合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概念、影响因素和主要水资源问题，应用突变理论进行水资源利用风险评价，具体过程如下：
（1）构造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概念和内容、风险因子的内在作用关系及指标选择的原则和目的，对风险评价目标进行多层次分解（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按照指标重要性将风险评价指标排序。
[关键词]具身；课程；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9-057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5）09-0121-03
[本刊网址] http：//
一、“具身”学习的建构
（一）“具身”的逻辑起点
具身认知理论是一种认识人类习得和认知新知识的全新认知理论，强调个体的认知活动对于自身机体的依赖性，基于不同程度的依赖，在对经典认知科学扬弃的基础上，陆续产生了“非具身”、“弱具身”与“强具身”之分，其中，经典认知科学中由图式、符号的认知表征形式具有典型的“非具身”特质，“弱具身”与“强具身”则是突破传统认识：认知和身体在可分离性基础上，重拾身、心之间的因果交互性，这也使得它与经典认知科学划清了界线。科文斯顿教授则在《具身认知观》（TheEmbodied Mind） -书中，反对身心具有可分离性，认为身体与心智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对于学习的认知范式便转向身体、心智与环境的建构之中，“身体”便成为了具身学习的逻辑起点，笔者将从身体学习、身体经验和身体隐喻”三个维度来认识；首先，身体学习的“具身”。身体活动作为各种认知的来源，而不是通过“非涉身化”的符号、语言的习得来间接获得，进而将学习由大脑的神经系统的作用转化成整个有机体在不断协同中建构自组织中实现。其次，身体经验的“具身”。叶浩生教授认为，通过身体为途径进行学习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作为人的独一体验形态，它关照的是身体内部各种器官的构造和身体不断循环的感觉运动系统之间创生的独特体验，使得个体的体验仅以身体经验的形式外显，无法以“传真”的形式“再现”于其他人身上，因而也就具有不可代替性和非复演性，也从另一个视域阐释个体差异与因材施教。最后，身体隐喻的“具身”。加之人的社会性与对知识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回溯，让身体这种“自然物”的认知过程中，认知资源延伸至“自然发生的环境事件与物理工具”。也让认知的视野扩大，认知是对认知以外认知的认识，多尔在后现代教育观中指出，隐喻是后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将“身体”隐喻由个体“身”转化为环境“身”，海德格尔“在世存在”使得身体之外环境也成了具身的重要物料。
（二）解析“具身”的构成机制
1.概念形成的具身化机制。身体器官的独特构造与身体感观的运动系统限制人的概念形式，同时也促成了对概念的独特形成机制；由猿到人的关键性跨越，使人从爬行中解放出来，手和脚的分离让人具有了朝向某一方向的可能性，器官之间的协作运动组成了肢体的自由，色身香味触的感觉器官分工，给予了身体对外部世界的立体、多维的感知。建立起基础概念――熟悉概念――抽象概念通过具身搭建起来的概念群，形成了一种由身体决定概念摄取的“涓流效应”。
2.“身体”取代“表征”的认知模式。传统的认知模式极力强调图式、表征等人为摄人的模式来说明认知过程，具身过程机制中突出了身体这一“熟悉的陌生体”在认知过程的作用，这一刻认知不仅限于一种“模拟”的模式中，复归到了身体的重要性，将身体建构成为由心智、身体与环境构建的具身之中，形成了自组织系统，极大丰富了认知模式的话语，也以自组织系统的涌现机制实现了认知模式的“具身”转型。
3.身心聚合的交互机制。经典认知科学认为认知是基于大脑的活动，身体的作用并没有引起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兴趣与直接追求，使得认知仅被认为是大脑的作用，身体始终是“有意忽略”的对象；具身认知理论的提出让身体成为了认知活动的重要构成要素，身体可以实现机器人学的同态计算方式、通过与环境中支撑物的配合扩大和深化认知效果，这些活动都是在无意识，也就是忽略大脑参与前提下可以完成的。
二、情境化具身的课程范式
（一）“旁观者”转向“身体”的主动构建者
杜威认为传统课程是：在固定程式下对预设知识的程序化传递过程，他称这一过程为“旁观者式的认知论”，学习者的知识是先在于个体观察和探析的心理动作而存在的，它们根深蒂固的预设性让传统的课程观难受任何形式行动的影响和作用。学习者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整个课程中，这种基于笛卡尔二元论的认知观，让课程始终使师生以旁观者身份参与课程互动，“肉身化主体”的提出使身体走入了课程的话语领域，这种身体现象学用身体的表达代替意识表达，让身体作为知觉的中心，而非被知觉有意边缘化的对象，成为了我们观察和思考能力的重要存在，最终让身体、知觉和环境建构为一个氤氲聚合的整体。这样让课堂场域注重成为“身体”的主动建构者。
（二）课程在特定叙事境脉中实施
“境脉化”以“抽象”的相对概念存在，通过有机体与环境中交互作用建构起来，涉及到人的整体卷入，使得课程实施的过程由孤立知觉的涉人，转向身体、知觉和环境的有机结合，因而注重身体知觉及其与环境之间的情境性和统和性，柏瑞波（Barab）教授认为：“课程是否具有情境性，关键是看传授知识的过程是否在关联的叙事境脉中”，这样就要课程实施在情境化的故事情节中，那么，时间、地点、人物、语境和特定要素构成的境脉网络成为了课程实施的重要情境，这其中发生的课程事件也就富于了情境化的故事情节，让课堂在身体、心灵和环境的机遇中协作建构。
（三）课程内容与学习环境的情境化具身关联
课程内容能够通过有意义的方式传递，必然要涉及相关文化环境，即涉及扩大化的“具身”――在世存在的身体与课程内容产生之初的关联，这一思考对课程建设的价值诉求是实现课程的情境化具身设计，让课程内容和课程文化环境之间形成对等映射效应基础上的“具身化”，也就是让课程领域中的有机体能够体验到呈现在他面前的课程具有使用价值的境脉框架，[]同时也需要对学习者在这一场域中突出学习行动的合法性，在潜移默化中课程内容和文化环境的整合也就在在这种充满情境和具身的关联机制中实现。
三、动态生成的教学过程
（一）建之于身体之上的教学知识
课程的情境化具身理念，让课程实施于境脉化的各种机遇之中，这也使得教学过程的知识生成比在任何时刻，更加关注身体对于教学知识创生的重要作用，教学过程知识的习得也从静止的“物”的传递转化为一种“活动”，一种由身体和环境部分交织而创生的活动，也就是脱离了普遍认同的知识是客观存在亦或主观臆造的二元争论中，建之于身体之上的知识，将知识对大脑的无限关注与深化，转化成更加宽阔的具身情境关注中，教学过程由师生时间、身体及其与空间环境，以及身体隐喻的境脉具身的交互作用中习得，这一过程的知识也就是立体、多维的认知境脉框架的同步知识。
（二）身体感知与情境交互的动态生成
教学是解决“怎么教”问题的重要路径，传统教学中学习者作为“合法的边缘化参与者”角色根深蒂固，形成了由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组成的离身体系，使得教学彻头彻尾没有学习者的“一席之地”，法国的梅洛・庞蒂从现象学研究出发，提出身体是认知中心，认为认知在感觉――运动系统的塑造中提供范畴和内容。同样，镜像神经元理论探析到了神经的双重激活功能，突出了在观察和觉知条件下的脑部活动与工作过程的脑部活动具有重叠效应，也开拓了基于身体动作的心理路径建构。身体的激活功能与具身的情境化相遇让教学实现了动态生成的飞跃。
（三）身体、认知和环境的整体卷入
教学过程作为教学中最活跃且最富于变化的要素，是实现教学具身化变革的关键所在，获得认知体验是教学过程的重要旨趣之一，在强具身的宏大机制假设的前提下，认知过程不光由身体和环境的多种要素组成，而且常常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认知机制构成，使得教学过程的认知活动由大脑，扩展到身体、环境。这种对认知的多重可实现性的理解，让认知的形成与特定身体结构并非一一对应，而是在心理加工和外部环境支持的补偿机制下，借助多重物质载体实现心智能力。也证实了身体、认知和环境单一涉入无益于认知活动的具身化，唯有三者的整体卷入才是实现教学过程具身变革的合理路径。
四、课程与教学的具身整合
（一）课程与教学具身系统的自组织涌现
突变理论认为，系统内部自身出现极小的扰动，以个体之间的非线性多维交互作用进行放大之后，会促使个体自身属性和行为之间的突变，这种单一个体的突变放归到多个处于不确定性个体之中时，借助个体之间交互作用来无限膨大，促成了涌现现象。具身系统由于具有自组织形成的开放性、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和存在涨落的特性，让其具有出现涌现现象的潜质；戴文斯和苏木瑞认为，系统出现涌现现象要具备四个条件――系统内部多样性、冗余性、分散式控制和邻居元素交互；基于身体、认知和环境共同涉入课程与教学的融合中，使得这一系统突破了单一元素的占有；镜像神经元的双重激活功能，解释具身系统的冗余信息存在且不可回避；分散式控制以具身系统的自由性体现，学习行动的合法化，课程实施与教学过程由学习者与环境的自主协同实现；邻居元素交互是在课程与教学具身系统中，课程场域和教学环境的协商理解过程中实现。系统涌现时，复杂系统则由低级平衡态转为高级平衡态，新过程和结构取代了旧结构与过程，是实现对课程教学具身系统重建的重要拐点。
（二）具身成为课程与教学整合的重要拐点
课程与教学整合而来的具身系统使得对二元对立映射与课程和教学关系，必然要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具身系统的自组织涌现机制，可以使我们以具身为载体来模糊、整合课程与教学之间明了而清晰的界限，这必将成为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重要拐点，让原本对于课程与教学之间关系的厘清显得徒劳，当把课程与教学关系的不断究竟转向对具身的认知之后，课程与教学的本真价值也就自然彰显了，让课程与教学过程共同创造一条跑道，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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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由于把关人的缺失、匿名性、受众的交互性、网络平权以及新闻信息本身的泛化等诸多传播特征的出现，使得那种在文本生产及新闻理念上强调一元化旨趣限定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已经出现了富有自组织性的新发展，这包括：有关“异常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异常——寻常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影响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影响——交响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及时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及时——全时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冲突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冲突——冲击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显要性”的价值观正在向“显要——需要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人情味”的价值观正在向“人情——人群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等。
【关键词】新闻价值系统；网络新闻；综合型价值观
新闻价值（news value）是一种度量，用来判断新闻原事（news story）和新闻文本（news text）的意义。由于新闻价值的度量通常拥有多种取向，因此，不同的度量会自然构成一个指标体系，而这个体系被我们称之为新闻价值系统（news values）。任何既有的价值系统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某种同一化的理念（mind），我们通常以“价值观”一词来指代这一抽象的思想倾向。
满足那些指标的新闻或文本被视为是“新闻的”，即是指它具有新闻的属性；而不满足这些属性或满足不充分的，则会被视为不具备新闻属性或新闻属性不明确。鉴于对新闻属性的判断是在富于主观化倾向的形容与描述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度量基本上是一种关于主观认同的标准的预设；之所以在理论上承认这种主观预设仍具有论证意义，是因为建立这个新闻价值体系的有关度量的不同指向，早已被一一证明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曼切尔（Mencher）认为，所谓的新闻价值标准，就是决定事件或观念具备新闻价值的因素；麦道格尔（MacDougall）指出，撇开政策考虑作为新闻评判的因素不谈，报纸和其他传播媒介，不论有何差异，他们每天在对千百万事件作出选择时都有确定其潜在新闻价值的大体一致的标准。从心理学意义上说，即使这些标准可能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它们已经受到年复一年的经验的考验，并且在一批数目不容忽视的新闻编辑部内盛行。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曼切尔不仅仅把新闻价值看成是一种对有形对象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后者还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别信号；而麦道格尔的观点则能从语言和逻辑上提醒我们，尽管我们承认一切现有新闻价值标准体系，但是鉴于它在理论上是一种流行——尽管这一流行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积淀，被公认为具有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因此它仍然是可以改进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闻实践的反复积淀，这种改进的必要性日益明显。而在当代，在Internet以超过以往任何媒介的孕育成长速度发展的十数年间，是否已经沉淀下某种智慧与旨趣，让我们能够把握到新闻受众中出现的有关读什么、听什么或看什么的要求?这里，我们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抱着这样的理论兴趣，结合网络新闻发展的机制，来探索网络时代对传统新闻价值体系构成挑战，并演进出新的统合观念的问题。
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合
客观性（objectivity）是传统新闻观念的思想核心，也是新闻价值系统的逻辑基础。今天，关于客观性的理念，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客观——主观性”（objectivity/subjectivity）的统合型理念方向发展。
对于新闻来说，客观性是指一个新闻文本与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相对应的程度。而在网络传播的环境下，以下两个因素是我们在探究新闻的客观性属性时所必须重视的：1.Internet环境对新闻的概念的泛化，即从狭义的传统新闻概念泛化为其他有用的信息，甚至包括日常生活和商务。这使得我们对于网络新闻的客观性的评判工作变得比以往更具有未知性和挑战性。2.Intetnet环境的主要特征是把关人的缺失感，反映在信息文本的表现上，则是主体与客体的有效交融。正如我们在泛传播（pan-communication）的观念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媒介即人”——网络中的受众已不再单纯的是接受者，而演化为媒介的一部分。②因此，对于网络新闻的某些文本形式（如新闻组、论坛、网络调查等）作有关客观性的判断时，仅仅依靠单纯的二元判断是不够的。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体验到了大众传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来自信源的普遍的匿名性。在由叠加和链接共同作用的“辗转相传”的环境中，任何一个泛化的终端文本、声音、图像、文字、图表、内容、标题、细节的精细程度，都有可能会遭到折射和歪曲。在匿名、把关人缺失、受众大量参与交互、海量新闻信息的多重作用下，网络新闻的客观性在某些特定的文本样式以及总体的文本特质中，表现出比传统新闻更具有脆弱感。也许这正是今天我们在Internet环境下，在享受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和人本化的新闻信息时，不得不面对着更多的新闻诽谤、谣言、片面报道、失实、滥寄（spam）、噪避（zapping）③及其他涉及新闻法律与新闻伦理问题的根本原因。
无论我们是否相信网络新闻在客观性方面弱于传统新闻，我们都会从技术的本质上看到一个明显的先验性的主题：在泛传播的条件下，由于把关人作用的消解，每一个匿名受众都有可能会把参与交互看成是新闻的一部分，也把对传播与再传播的参与看成是一种对新闻资源的良性的开发和利用。不管是在讨论版、新闻组、电子邮件中，还是在文章的转贴、编辑、深度链接过程中，我们都能够发现，由于存在着极大量的个人化影响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冒着比传统媒体更严重的失去原创新闻的事实及事实本身的真实的双重风险。并且，我们还会发现，这一理论上的风险往往不幸被现实所证实。④
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正是由于传统的客观性观念受到冲击，另一种在Internet上可能会被公认的价值原则在悄悄地浮现。这个新型的传播事业所带来的同一性理念究竟是什么?它在新闻价值观念的判断上可以被公认吗?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如果确实存在某种关键词的话，那么这个词可能会是“宏观真实”（macroscopic truth）或是其类似物。也许，为了与本题相关，我们更应该称之为“理念真实”（truth in mind）。新闻的宏观真实强调从宏大的系统上，如从长时段、事件与环境的关连、时代性上总体把握新闻的客观性，而在Internet上，透过那些技术上具有先验性的密集的失真，我们恰恰能够观照到在Internet的精神深处所蕴含的、本质上的、使新闻信息真实化的能力：1.以多信源的宏观竞争机制消解单一信源的微观的不确定或失真；2.以极广大的受众的主动化的对真相的追求，取代少数把关人对真实性的施予；3.以信息的极大丰富激发受众对于真实的判断力以及受众作为思想主体群落的自组织性。
也许我们终将承认，正是Internet使我们发现了：在新闻媒介中蕴含着人，人本身即是新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客观性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人”扩展了“客观性”的定义本身。
二、异常性与寻常性的统合
有关异常性（abnormal）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异常——寻常性”（abnormal/normal）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异常性是对新闻报道内容所具有的罕见性或陌生感的度量。从传播经验上说，异常性显著的新闻是指对明显偏离常规和日常经验的事件的报道。我们需要以异常性作为新闻价值标准，是因为传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岗哨作用，它监督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异常现象。人类应该在日常行为当中密切关注一切有可能会导致对群体有所伤害或危及社会生活的事件，这些事件被当然地被预设为“罕见的”和“令人感到惊奇的”。这也同时告诉我们，求新求异并不是新闻者的动机，而是受众的源自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传播动机。只有吻合受众的动机，新闻的价值才有可能会被确立。
正是从观察受众动机的角度，我们注意到，进入网络时代，异常性的价值观会紧密地与寻常性的概念相结合，相辅相成地构成一个更新的价值链。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使人们在阅读任何奇异事物的报道时，都会比以往更有条件和更有理由追问：这个奇异的消息对于我本人意味着什么?而恰恰也正是Internet在新闻的领域里完成了对这一提问的回答：你可以自助地使用信息仓库、超文本链接和Internet交互，在技术平台上把不寻常的新闻转化为一种寻常的认识。今天，人们在哲学认知上从异常（个别）上升到寻常（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大地缩短了。比诸以前，人们有更多的材料和更加充分的技术（包括搜索和统计）条件，能够在发现异常的同时，也发现该异常对于他们自身日常生活的准确的意义，甚至具体到可量化的细节。人们对于新奇的事物和信息的渴望永无止境，网络新闻恰巧能够满足这种巨大的好奇心。从前我们在传统媒体上对于异常新闻的期待总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并不是每天都有“人咬狗”的事件出现，但是当全球的信息联网如望远镜、显微镜、传声筒、会议厅那样被造就为一个唾手可得的工具时，人们能够随时了解他们想要了解的事物。因此，今天的网络受众，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新闻受众都更加习惯于经常得到这些异常。这也正可用来解释为什么网络新闻既已开发出如此巨大的功能，但是它仍然能以高速度不断进步。网络新闻在价值观念上并不满足于传统意义的“异常”，而是强调“寻常的异常”。
更为重要的也许是下面这个因素：在全球化的Internet上，新闻受众却是个人化的或至少是分群的，因此他们对于异常性的把握互不一致。几乎每一个受众群都有自己的鉴别标准。在某一方认为是异常的新闻，在另一方看来也许是平淡寻常的，反之亦然。因此，在网络新闻这个一体化的宏大概念中，如果不将定义范围缩小到准确描述的分众群，我们很难定义什么是异常。考虑到了Internet几乎包容了所有的信息化人群，这种难以定义的牺牲，也许比以往任何大众传媒都更具有对新闻价值观的演进意义。
三、影响性与交响性的统合
有关影响性（affect）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影响——交响性”（affect/interaffect）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影响性是对新闻的题材或观点影响受众的深度与广度的度量。通常我们所指称的新闻，是指大众传播媒介中所的新闻，因此，一个新闻能否影响较大的社会范围十分重要，影响越深越广，则新闻的意义越突出，反之，则新闻的意义越微弱。在传统媒介新闻中，正如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所阐述的那样，关于事件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下面几个因素：对多少读者有影响；对读者有多少直接影响；是否会立即产生影响。
而在Internet环境下，对新闻影响力的度量的标准发生了某些变化：1.受众的影响量可以区分为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追求绝对数量，是指争取影响总数量较多的受众群；追求相对数量，是指对于分众传播的某一层面的受众群（目标受众）来说，要力争在这一人群中占有尽可能大的比例。网络新闻人群影响力的计量，是这二者的总和。2.网际新闻的直接影响不仅仅包括针对直接的受众，而且还包括信息链条中的任何一个转载环节。即对于某一网络媒体来说，还包括其他网站乃至传统新闻媒体，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各种传播渠道对于该信息的转载、传达、引用率。转载、传达、引用率越高，说明它的直接影响力越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影响力的度量特征是：要看它是否能够立即促发交互。交互式影响是网络新闻的一个主要的特质，影响的交互性越丰富、越强烈，直接影响越大。3.迅速产生影响的问题反映在网络新闻的首发与跟进速度上，也反映在是否引人注目，是否便于认知、理解或记忆上。网络新闻的影响的即时性与其影响的直接性是融为一体的，如前所述，它能够以当前交互来实现这一融合。
网络新闻对传统新闻的有关影响性的不同取向，使得构成影响力的不同元素重新列序，并形成新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称之为“交响”的影响概念。我们把交响一词用于定义网络新闻的影响力，试图反映网络新闻在影响力方面的几个主要特质：1.新闻的文本能够迅即得到新闻受众的反馈。2.文本的作者、制作者或者本身能够与受众交互。3.受众与受众之间能够交互。4.者与者，文本与文本之间能够经由后台管理，而形成与文本信息直接相关的可利用的组织。从以上意义层面上说，也许，我们仿照affect而对比的使用interaffect一词来指代交响概念更为恰当。在未来，网络新闻对新闻的价值理论及标准会做出较大的调整，而最有可能被传统新闻理论所接受的，正是这种从单一性的影响到交互性的交响的跨越。事实上，从当代新闻的发展方向上来看，无论是传统新闻媒体还是网络新闻媒体，都在试图走向联合、协作、同一，这也更为深邃地意味着，未来所有的新闻领域都有可能试图向这一价值观看齐，从而实现多向度的新闻的交响性。
四、及时性与全时性的统合
有关及时性（timeliness）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及时——全时性”（timeliness/timelessness）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从传统新闻学意义上说，及时性是对新闻报道追踪新闻事实的速率的度量。新闻通常被人们视之为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新近”是指该新闻事件总是在离时间或离当下尽可能近的时刻“发生”。对于电子媒体来说，及时通常意味着在刚才、当天、不久以前；对报纸来说，这种时效性经历的时间跨度会较大一些，而杂志则更大。尽管电子媒介已经把近代新闻媒介新闻的定时性有效地拓展为及时性，使得时效性的概念比两个世纪以前要先进得多，但在当代，这种价值标准仍然经由“随时化”和“全时化”思想而受到了某些必要的修正。
从观念进步的过程上来说，全时性的理性概念的提出受启发于BBC的随时化新闻服务理念——它为时效性下了“在需要时收看新闻”（news when you want it）的定义。⑤随时化的新闻服务思想既对正飞速跃进的网络新闻业作出了理念的呼应，又启发我们对网络新闻自身所蕴涵的全时化新闻观作出基本的阐释：1新闻的全时化观念并不主动的来自传统媒介的实践——仅就作为实态而言，CNN早在1985年已开始电视的24小时新闻播出，但10多年间并未很快形成观念的潮流——而恰恰出自网络新闻时代的召唤。2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以受众（消费者）为导向，而不再以新闻文本与故事（产品）或新闻机构与人员（生产者）为导向来规划新闻运作（生产），这意味着媒介在时间战略上终于可以有能力真正听命于受众的“安排”。3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倡导以受众为本的服务。24小时内每一个收听、收看新闻的受众都有自己的特殊传受要求，因此，既一视同仁，又能区别对待，成为了媒介从观念到技术的新闻服务指针，在时效性上，新闻更强调时间的纵深感和连续性，更加及时的更新以及更科学的专题服务与搜索服务。4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以时间战略实现了空间战略。快速（以秒为单位）、高频度更新（以分为单位）、重复、综合（主题链接）和移动（超文本阅读），使得受众对于新闻的接受更具有历时性和历史感，而与此同时，“受众主动式”的深度新闻优势亦展现无遗。5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并不只是针对网络新闻或传统新闻，而是针对一切面向未来的媒介新闻，它与泛介质（pan-media）的网络概念相呼应，⑥从虚指性的观念角度提示了未来新闻时代的最重要的媒介传播特质。
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性”对“及时性”这一传统的新闻价值指向给予了重要的改进和统合，使其更强烈、更深刻、更细腻、更人本，同时也更辩证地反映了新闻的时间意义。
五、冲突性与冲击性的统合
有关冲突性（conflict）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冲突——冲击性”（conflict/impact）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冲突性是对新闻题材及文本所展现的矛盾或戏剧感的强度的度量。新闻故事中的组织之间、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矛盾与对抗，构成了某种新闻叙述上的本初的张力，而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则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戏剧感。它从两个方面满足新闻的受众需求：1.冲突性的新闻总是给人的启示较多，同时，有关冲突的内容强烈地向受众发出警告，使人们关注危险的迫近、困难的出现。2.戏剧化地描绘矛盾被解决的过程，提供了一种可观赏性，能够促使受众的阅读兴趣始终得到保持。
在传统新闻中，冲突性易被媒体叙述成为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陷入脸谱化的境地，正如批评者所分析的那样，媒体似乎在抱着一种处理警察新闻或体育新闻的心理状态进行报道，把人们分成好人和坏人，而且总是认为每一冲突必有赢家和输家。⑦此外，过分追求冲突使得新闻充满了阴谋、暴力、犯罪、战争，这对于社会化的教育显然不利，容易出现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负面作用。在Internet条件下，人们（包括大众和分众）仍然像过去一样迷恋于新闻的冲突性，但是与其技术条件和传播的机理相适应的是，这种冲突性和对冲突性的处理方式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1.人们已经可以主动地寻求冲突和冲突性的表现程度，分众化的效果使得受众的决策权力更大。他们对于频道、栏目或议题的选择余地更强，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品味或需求来对新闻的冲突性和戏剧感有所把握。2.人们对于冲突的理解比以往更深刻。受众、媒介、记者和矛盾的各方“共同介入”文本，通过视觉虚拟的方式，受众可以进入“新闻现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冲突不再是过去新闻事件内部的冲突，而是转化为它的一个广泛的隐喻：每一则新闻都代表了这个世界的缩影，代表了某一个受众对于世界的认知。这种冲突性与其说是新闻戏剧的冲突，不如说是人们内心矛盾的总体表现。3.就媒介的性质而言，Internet能够用更有冲击力的方式来表现新闻内容，包括音频、视频、文字、图表、讨论和大容量的资料库，受众对于新闻形式力量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冲突性”这个纯粹的新闻价值取向，在今天已经变得更加繁杂、深刻，并且发生了某种偏转，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矛盾的体现，而是包括了更多的元素、更多的视角，形成了对广泛世界和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复合化的冲击之力，我们把这些转化和复合的方向描述为：有关冲突性的新闻价值已走向“冲突——冲击性”的统合。
六、显要性与需要性的统合
有关显要性（significance）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显要——需要性”（significance/necessary）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显要性是对新闻报道涉及知名对象的程度的度量。“显要”在汉语里有显赫、重要之意，而显要性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它着眼于外化知名人士和机构所包含的新闻价值。为什么显赫而重要的人物和机构能够产生新闻?除了新闻事件发生于他（它）们身上的概率较大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对于大众而言，名人和著名机构具有很强的召唤力或吸引力，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社会的利益，受众关注显要人物或机构的事迹，即是关注他（它）们所代表的阶层，亦即是在关注受众自身的不断向上增长的需要。
以美国为例，近20年来，新闻的主要旨趣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异，大众的阅读兴趣更加集中在那些软性的新闻，包括那些不太“重要”的新闻，比如名人的纠纷与风流韵事等等。这些相对软性的阅读兴趣在近年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即一方面新传播时代的人们并未放弃关注国际国内大事，另一方面也对那些琐碎的、普通的，甚至是“无聊的”新闻内容感兴趣。⑧或许，正是这一类的受众倾向导致了当代新闻传播的多元化情境。
这种多元化的阅读在Internet环境下，得到了媒介技术能力的支持。Internet的分众能力，使得受众可以根据自己阅读需求去寻找他们的所需要的频道和新闻栏目，可以集合自己所需要的、与自己阅读口味相一致的人群，并与他们形成传播交互关系。事实上，这种传播方式上的变化是新闻媒介的题材热点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动因。就像在经济学领域里所发生的从生产者导向转化为消费者导向的发展潮流一样，媒介所的新闻有任何一点旨趣上的变化都是由受众市场引起的。在Internet环境下，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将会保持下去，并且以一种看得见的调节方式，来使得新闻逐步地在终极用户那里得到和谐和统一，并且自发地产生某种新的秩序。这就是我们所要论述的有关传统新闻价值观中的“显要性”的价值元素开始向“需要性”方向发生偏移的机理。
这种偏移，目前是以一种“显要——需要性”相统合的形式出现的。在未来将向什么方向变化，一时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种以一个单纯的关键词来规定哪些新闻是受欢迎的、哪些新闻是不受欢迎的价值观念已经过时。
七、接近性与亲近性的统合
有关接近性（accession）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接近——亲近性”（accession/intimate）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接近性是对新闻题材与目标受众生活空间的吻合程度的度量，有学者更直言接近性是指“在报纸发行的广播的区域内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⑨接近性之所以构成新闻价值，是因为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件总是更感兴趣，并受到打动——事件发生的地点离受众越近，与受众的利益关联就越大。如果对此做一个有趣的推论，那么我们会认为新闻接近性倾向于把物理距离缩短为零：要是某一新闻事件是由受众自己参加的，那么该事件的报道在这一个别受众心目中的新闻价值是最高的。一个较为极端的关于灾难性新闻报道的阐释：灾难事件死亡人数的多少与事件发生距离的远近（以当地为中心）成定比。例如，某个遥远国家因洪水死亡上千人的新闻，其价值相当于本国边远地区淹死上百个人的新闻价值，又相当于本州内淹死十人的新闻价值，还相当于本地淹死一人的新闻价值。因此媒介对于不得不报道的外地新闻和遥远的国际新闻，通常会千方百计地突出与当地目标受众相关的因素，使其带上地方性的色彩。⑩这种相关要么是指在空间上与其接近，要么就是在情感上与之相联系。而从传统媒介来看，想使得信息与最大量的目标受众相吻合，通常的做法只能首选空间上的接近性。
但在网络时代，这种局面已为之改观。这主要反映在：1.技术特征使得媒介新闻可以支持个性化订阅、栏目的互动化以及更强的参与性。这使每一个受众都能够主动地寻求与自己的心理相接近的新闻。同时，他们自己还能够做到使用交互手段使心理距离更加趋近于零。这实际上是在把过去传统媒介甚至不敢想象能达到的出版目的，在一举手间得以实现。2.由于数据库能形成任何一条新闻和其他相关新闻相互联系的便利，使得新闻的本地色彩或者与相关对象之间的关联变得更加容易。3.在BBS、新闻组等媒介信息（泛意义上的新闻文本）服务项目中，人们所亲身参与的内容恰恰又多是他们所最关心的新闻，因此在这种样式当中，新闻的拉近性，最大限度地表现为与每一个对象的零心理距离的亲近性。
我们注意到，以上三种特征，无一例外的以心理接近消解了空间距离。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在Internet环境下，对于接受心理的控制是新闻分众化作业的首要问题，而空间性则早已被介质特征所消解。使物理转化为心理，这一媒介特质开创了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网络新闻在新闻价值方面改变了从前我们所确认的关于“接近性”的单一原则，使其转化为“接近——亲近性”的统合原则。联想到美国自90年代以来，由Walt Harrington等人在传统新闻领域里倡导“亲近性新闻学”（Intimate journalism）时所强调的“记录普通人每日心理与生活”的理念，⑾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有关网络新闻环境下“接近——亲近性”的统合型价值观正在与所有新闻领域里的相关理念形成相互激励的推测。显然，赛博空间以其虚拟性消解了受众以往所依赖的集群法则，并正在试图使信息消费的指向从物理空间重新回到人本身。
八、人情性与人群性的统合
有关人情性（humanity）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人情——人群性”（humanity/community）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人情性是对新闻内容契合人类基本感情的程度的度量。人情性又称人情味或人性。按照麦道格尔的观点，人们对于人自身以及对其他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涉及男男女女的各种事件的兴趣就叫做人情味。而汤姆森基金会则认为，人情味是指报道可以更多地涉及新闻中的人的人性侧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情性可以看作是新闻对于人性的展现、挖掘或捕捉，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人与社会的关联，以及人类独特的情感特征，并进而唤起受众的广泛的共鸣。
有关人情性的基本共识大致可以描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怜悯。对不幸的人物或人群悲惨的命运给予关注，并提示他们不幸的根源。2.幽默。日常生活当中所出现的喜剧化的特征能够为新闻作品带来相互的阅读趣味。3.故事性或悬念。如前所述，戏剧感是新闻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因素。4.对妇女儿童的关注。妇女儿童的处境总是能够被置于一种特殊的视角被观察，对她们的关注能够反映人性中最根本的善意。
人情味的价值指向实际上是在确认，新闻媒体应该用各种手段，从风格和题材上指向尽可能多的人群，并且使他们能够因相同的情感而产生类似的共鸣。这种同一化的努力有时因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使得大量目标对象的理念差异不能被有效地弥合。而在网络条件下，由于大众性和分众性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泛传播意义上的分层、分群的交流，因此，对于人性的指向可以以一种定向方式“本地化。”这既包括个性化服务，也包括网络用户的主动性阅读。如果我们观察网络新闻的总体格局，会发现随着网络新闻的日益成熟，它在平台的开发、新闻栏目的设计，以及受众的交互方面，都越来越倾向于不单纯依靠泛泛而论的人性指向，而不断地“增添”那些能体现“人以群分”思想的人群性议题的传受方式。对于人群的关注既不会过多的抵触人性的基础，又会较为准确地照顾到某一特定人群的传播趣味。
就出版而言，在网络媒介上，它早已不是单向的，而呈现为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编辑的分群化处理也早已被程序设置以及广泛的传播互动所取代。正因为如此，人群性不仅没有使得人性化的意味因为网络新闻的实践而减少，相反，更为它增加了新的、丰富而具有指向性的元素。这不仅使新闻更加具有信息效果，而且，其实在化的能力也比以往大大增强。——比如，你会发现那种“一人有难众人相帮”或者“一人有疑问众人交互解答”的高效的实在化生活场景现在正频繁地发生在网际信息环境中。
结论是：“人群——人群性”的统合理念比之于单一的人情性的理念，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更多地强调新闻价值中的“有用”的部分。“有用”的思想，与其说是在反映人性，不如说是在反映实际生活的需求和特指的实在人群的尊严。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西方某些关于中国的“人权”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在力图泛化普遍的人性，而忽视了在今天这样一个多极化、多元化的世界及传播环境中，脱离有人群性专指的新闻价值观，实际上难免会退缩为片面化标榜的高头讲章。
今天，网络媒介的分群能力早已不单纯是一种口号，而成为完全可以用技术来实现的作业内容。小到只有一个人的专指的新闻服务，大到面向一个阶层、一种文化或一个国家。从新闻价值观来说，也许，这种技术上的伟大进步，其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为未来新闻指引了更加科学化的观念之路，即从普遍人性的观点迈向“人情——人群性”的统合价值观。
注释：
①⑦⑨⑩ 除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136页，144页，139页，140页，新华出版社，1998。
②⑥ 杜骏飞：《网络新闻学》，14-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及杜骏飞：《泛传播的观念——基于传播趋向分析的理论模型》载《小雅思想网》网站，61.129.70.77/103200185/2001031910.htm
③ 关于噪避（zapping）的译名及传播学意义，参见杜骏飞：《论广告创意的观念》，载《南京大学学报》，1998（4）。
④ 以图片新闻报道为例，吴心梅在《眼见未必为实——网络新闻图片的陷阱》一文中，即以大量事实举出在Internet上出于种种广泛的原因导致新闻文本：A.自相矛盾，莫衷一是；B.图文不符，张冠李戴；C.细节失误，南辕北辙；D.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等4大类失实陷阱。载《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cjr.sina.comcn/newsl/0048.htm
⑤ 彭兰：《数字化时代的BBC》，载《国际新闻界》，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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