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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意识形态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意识形态同样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社会观，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物质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意识形态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就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所谓实践性就是指它来源于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能反过来指导实践，为人们从事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从而引领人们的实践活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这种实践性反映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时，就是它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建设丰富和发展了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工业为龙头，通过更新设备，加快技术引进、消化和创新，拓展产业链，发展各种特色产业，不断提升总体竞争实力。通过实施“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原崛起”等经济建设战略，不断增强地区经济发展实力，提高了全国的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实现了gdp数值的较快增长，但在一些经济高速增长地区出现了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等问题，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对资源过度依赖等问题制约着发展可持续。由此可见，仅仅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并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下，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迫切需要解决可持续的问题。迫切需要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思想指导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创造性应用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理论。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方式的改变，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层次变革，突出的表现是从经济开始，再逐步向社会和政治领域渗透。
二、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对经济建设作用
1.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导向作用
引领经济建设方向，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并为全体人民共有的。因为它是人民共同拥有的认知体系，所以它有助于人民彼此达成认识上的一致与行动上的统一。而处于党政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与对经济制度特别是对交换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说服人们相信现存的经济规则是与正义共存的。成功意识形态的制度变迁和经济改革会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意识形态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制度解释和价值支撑，使人们从内心认可经济建设中各种财产关系的合理性、交换关系的公平性以及分配关系的正当性，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种规则的“认同感”，以减少体制在转轨及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摩擦费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这种机制是由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决定的。
2.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为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动力
经济建设的客观进程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产生、发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十五规划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重大飞跃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程在本质上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发展的互动性和价值的契合性。虽然国家处于全面经济振兴阶段，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着重重困难，迫切要求社会意识形态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人民思想意识的更新和社会的不断变革对社会意识形态提出了全新考验。应对这些考验，需要各级党政组织从自身做起，为推进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社会意识形态不断解放思想，打破因循守旧、平凡干事的思维方式，在具体工作中敢闯、敢试、敢争；坚持开放创新，摒弃落后的体制机制，以敢于担当、追求卓越执政理念，以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审视自我、谋划发展。并对全国总体格局进行了正确判断和分析，提出了新的理论概括。特别是在基本认清了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发展大势，总结过去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
3.社会意识形态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文化建设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之重点。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各国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更趋激烈，其中的文化产业竞争又是文化软实力竞争的重要载体。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内核；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文化看似无形，但对经济发展的引领、鼓舞、凝聚和保障作用是现实而且巨大的。
文化发展问题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以解决的。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既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事业受到高度重视，文化氛围更加融洽和谐，文化创新更加活跃，文化产品日益丰富，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从而有力地推动着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过了30多年发展历程。30多年来，中国人民走出困境，夯实了发展基础，并积蓄起了强大的发展势能。而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跨越发展、推进全面转型的历史新阶段。新阶段更加突显的新特征、新任务是加速发展，释放后发优势，在这个“经济建设升级”跨越发展的进程中，“文化兴国”应势而生，深入挖掘我国丰厚的文化底蕴，改造或摒弃那些原有的落后文化，加快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城市文化，培育和弘扬具有先进性、时代性的“民族精神”，并使之成为引导、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键词:新常态;江苏外贸;发展特点;发展取向
一、新常态释义
新常态是12个“习式热词”之一，“新常态”指的是经济发展状态的转变过程，向着新的相对稳定的常态发展的趋势。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新常态是一个全面、持久而深刻的变化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发展的各方面进行调整和优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以来，中社会的各方面都朝着新常态的方向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无不呈现出新常态的变化趋势。具体表现为:政治作风新常态，经济改革新常态，文化传承新常态，社会风气新常态，生态恢复性能常态等等。2014年5月份，中共中央总书记亲赴河南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期间曾说道:“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也是“新常态”一词的首次“亮相”，也是领导者第一次用“新常态”来形容不断发展着的中国经济。简单的三个词中蕴含着重要的政治或经济信息。“新常态”频现于各种场合，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步被系统化，直到最后正式成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和决策依据。2014年11月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展开，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第一次用对“新常态”一词作了相对系统的论述。2014年12月9日至11日，落幕于北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相关领导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设计情况，从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马车、经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市场经济发展和竞争趋势、未来将面临的经济风险积累以及化解方式、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进行了一次相对完整的论述。“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三个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最基本的内容。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背景将给中国的经济政府提供新的机遇:不断放缓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蕴育着经济增量;平稳状态发展下的中国经济具有具有多元化的增长动力;在不断升级转型的经济结构中蕴育着明朗的经济发展前景;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而基于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之下，江苏的经济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曾亲赴外贸和经济发展大省———江苏进行考察和调研。在调研期间，他对江苏的经济引领发展寄予厚望，希望江苏能够抓住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有力因素，紧紧围绕“两个率先”的光荣使命，“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江苏省是为全国经济发展探路的向导，一直走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一个外贸大省，不断为中国的发展输送后经济活力。纵观2015年江苏外贸的发展，外贸环境未得到有效改善，企业的生存压力也随之加大。而处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背景之下，江苏的外贸发展也应该走上一个新台阶，迎来新姿态。基于长远的观点来看，新常态将会是一个长久发展阶段。同时，处于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也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因此，从江苏省的外贸发展趋向来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才是其发展的大逻辑。
二、新常态下江苏对外贸易发展的新特点
“适应新常态迈上新台阶”应该是江苏当前和今后在各方面发展的努力方向。而作为外贸大省的江苏，自然也要把外贸发展提到一个新的台阶。纵观2014至2015年江苏的外贸发展趋势，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逐渐迈向新常态”，贸易朝着稳态的趋势行进。2014年，江苏省外贸进出口延续了上年的低速稳定增长态势，外贸发展进入“新常态”，江苏省进出口34635．2亿元，增长1．3%，在我国同期进出口总值中的比例约为13．1%;从出口方面来看，其值约为21001．5亿元，相比同期增长了2．9%，在中国同期出口总值的比例约为14．6%;而从外贸进口来看，其值约为13633．7亿元，相比同期大约下降了1%，在中国进口总值中月占的比例为11．3%。月度进出口值和进出口增速均冲高回落，一般贸易“入世”以来首次超过加工贸易成为第一大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进出口略降，江苏外贸中，与欧美市场的贸易相对良好。但是，基于长远发展的观点，新兴市场整体不佳，外商投资企业恢复性增长，民营企业增速显著放缓，钢材、太阳能电池出口明显增长，苏南部分地区增长乏力，苏中、苏北增长较快。而进入2015年1月份，江苏外贸进出口总值约为34635．2亿元，相比2014年来说，增了长1．3%。其中，从出口方面来看，其值约为21001．5亿元，相比2014年增长了2．9%;而基于进口的角度，江苏省的进口总值约为13633．7亿元，相比来说下降了1%。2014年，中国完成的进出口总值约为43030．4亿美元，同比增长3．4%。基于江苏省外贸发展的角度来看，其进出口规模持续保持全国第二，总体呈现“微增长”的状态，江苏外贸步入稳步发展的轨道。
三、新常态下江苏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取向
对外贸易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新常态经济背景下江苏省的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着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挑战。例如外贸环境的制压，2015上半年，江苏省外贸进出口1609．8亿元，同比下降3．9%，在沿海主要外贸省份中降幅较深。虽然6月份江苏进出口降幅继续收窄，但由于外贸环境未根本改善，加之人工成本、汇率成本等不断上升，外贸企业生存压力增加。2014年，国际经济需求疲软，经济进入深度调整状态，面对不理想的经济发展形势，江苏外贸仍然积极适应新常态，积极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2015年，欧美经济复苏，江苏经济经济调整经济发展步伐，适应这种新形势，对欧美贸易回暖明显。同时，江苏利用“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积极为外贸发展开拓国际市场，出口产品升级换挡步子加快。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出口稳定，“新常态”下江苏外贸平稳发展，2015年江苏省外贸发展也步入了一个“新常态”。
(一)部分制造业产业进入新转型、新升级
2014年江苏省部分制造业产业进入了转型升级期。一方面是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以适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经营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以提高利润水平。例如船舶行业正在进行的产品结构调整;江苏工业园区正在引进中小企业孵化器等新项目，主要进行技术引进和研发;昆山综保区一方面在现有的代工领域承接了大量手机及电子阅读器的订单，另一方面逐渐形成了以液晶为核心的上下游完备产业链。但转型升级的磨合阵痛期可能打压正常生产和贸易的增长速度，并且会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二)区域经济布局进入新阶段
2014年以来，区域经济布局在我国宏观经济全局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发展思路也越来越清晰。其中，“长江经济带”涉及9省2市，有助于在上中下游形成全要素流动的开放统一市场体系，依托各自比较优势，加强产业分工协作。长江经济带所涉省市，经济发展差异化较为明显，提供了较好的分工协作基础。江苏省作为经济带上的外贸第一大省，在外贸发展中的领军作用毋庸置疑。长江航运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优势，而其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江苏段，这种航运优势为江苏的外贸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打造良好的交易中心，建立“承上启下”的进出口仓储也成为现实。并且，江苏在外贸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有效依托长江航道，又能够利用产业的转移和转型为江苏的发展带来双赢局面。除此之外，国家深入开展“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战略，将其上升到国际化发展的新高度，为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区域经济布局，这而将为江苏省未来的外贸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同时对江苏拓展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提升新的外贸发展空间形成推动作用。
(三)贸易业态步入新台阶
目前，新型贸易业态的发展大多借力于互联网经济，互联网经济发展态势下，江苏地区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也在逐步开展，这将为江苏的外贸发展打造一个新业态。就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江苏省依托于网络交易功能，已经开始建设多个进出易中心。对江苏地区来说，这些在建的经济交易中心是引领其新型贸易业态发展的新力量。除此之外，江苏省还依托于创新监管方式，积极打造新型贸易业态，为新型贸易业态的形成提供有利条件，促使贸易业态不断步入新台阶，如以南通叠石桥为代表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工作，昆山周边县区如花桥等，在设立台湾消费品进口保税仓库，并通过多种形式的展销会来建立和完善自台湾进口贸易的商务平台。就江苏的外贸发展而言，在制造业发展尚未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之际，积极为江苏外贸发展打造新型贸易业态，促进江苏贸易步入新台阶，并且以此为“抓手”，必将会为江苏的外贸发展迎来的新的机遇，为其发展找到新的外贸增长突破口。
(四)外贸发展环境达到新层次
2015年上半年，江苏乃至全国外贸成绩不佳，主要是受制于严峻宏观贸易形势。在江苏内部，制造业正发生“三位叠加”效应:传统制造业受到挑战，中坚IT业在动荡，新兴产业正孵化。受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贸易摩擦频发、产能相对过剩等因素影响，制造业遭遇挑战。在这样的经济运行环境中，江苏外企生存压力大增。外贸交易中的人工成本、汇率成本、融资成本、环保成本、摩擦成本等都构成了外贸企业生存压力。因此，江苏省要加大对本省外贸环境的改善，扩展外贸环节可供挖潜的空间，进一步提升通关对促增长的边际效应，促进江苏外贸发展新环境的改善，使江苏外贸发展环境达到一个新层次。四、总结总的来说，处于新常态的发展背景之下，江苏省的外贸发展在迎来新机遇的同时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回顾近两年江苏的外贸发展，外贸增速“慢爬”态势也逐渐落定、稳固，朝着新常态的方向发展。“迎接新常态，促进江苏外贸步入新台阶”应该是江苏省外贸今后发展的一个努力方向，在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布局、更新贸易业态、改善外贸环境的基础上不断促进江苏省外贸的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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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改革；意识形态；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01
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映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成果。它总结和概括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并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
市场经济的改革对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市场经济改革培养了人们的现代意识，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改革与开放是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潮流下扩大开放，参与世界经济交流，世界上的各种思潮，包括许多不良思想也纷纷随着改革开放渗入我国，冲击着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推进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成为重中之重。要不断进行意识形态创新。
一、市场经济改革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1.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因为：其一，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产生的。因此可以将经济基础看作是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其二，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基础，都决定着自己特定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着意识形态的性质。其三，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
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又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到能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一经产生就会积极的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推动经济基础的进步。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对经济基础有能动的反作用。
2.意识形态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这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在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得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历程中，诞生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与市场经济改革相伴而生，丰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阶级。集团根本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面旗帜，为国家进行目标导向和社会价值导向。意识形态能克服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各种投机现象。正确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能够达到强化遵纪守法的意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正确的意识形态能够降低经济体制转轨的成本和代价，保证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
二、市场经济改革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1.市场经济改革对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影响
经济改革与发展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物质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攀升。经济的快速增长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支持。
市场经济改革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注入了发展动力。市场经济改革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在改革中，人们的视野更加的开阔。可以说经济体制改革开创了一个人们眼界不断开阔，思想不断解放的新时期。
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诸多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现代观念。首先改革培养了人民的现代竞争意识。其次改革培养了人们的风险意识。第三，改革还培养了人们的主体意识。
2.市场经济改革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严峻挑战
市场经济改革对人们的思想和我国文化建设带来积极影响，同时也是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来巨大的挑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利益的分化以及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势必会引发一些新的矛盾和冲突。我国的思想意识领域也和经济领域一样，多种思想同时存在。各种思想同时作用于人们的思想，这可能使人们的判断力下降。市场经济改革的条件下，使得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触面更广。这使得资本主义各种腐朽思想对我国主流意识造成严重影响，更会腐蚀一些思想薄弱的人。市场经济改革对人们思想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共同理想的弱化。第二，原有的科学价值体系蜕变，生活、精神状态退化。第三，社会上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伦理道德水平有所下降。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
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时期，我们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大力加强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还必须从市场经济改革这个新背景出发，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来推进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1.合理把握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度”
首先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两者的关系。重思想革命，轻经济建设，和淡化意识形态，致力于经济建设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合理的。在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只有科学把握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度”，才能做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
2.文化产品要体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离不开先进文化建设。在新形势下，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确保各类意识形态文化产品不仅具有经济效益，也有一定的社会效益。
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也进入了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能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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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动态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衰减 经济转型 拟合预测
一、动态比较优势
(一)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提出了以时间为序列的动态比较成本理论，即从一个时间点到另一个时间点的比较优势的变化结果来考察成本问题。该理论实质上是一种静态比较理论，采用的方法是比较静态分析，即研究外生变量的影响方式，以及分析比较与不同外生变量对应的内生变量的差异。动态分析是在引进时间变化序列的基础上，研究不同时点上变量的相互作用在均衡状态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考察在时间变化过程中的均衡状态的实际变化过程。筱原三代平仅仅是考虑到了不同时间点的差异状况，而最终又归结为以最后一个时间点为起点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局限于结果的再次比较，而没有考虑到变动的过程。
(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内在支点
1．比较优势衰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互相模仿和学习，以及各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加深，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呈现逐步减弱的趋势，也就是说，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发展会不断衰减。延缓衰减的可行办法就是，向区域优势产业注入更多的其它区域不易模仿、学习和替代的要素，或构筑独立的经济运行模式。例如，科学和技术为核心的知识文化的注入，区域体制、机制的革新，运行模式的变革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另一个简捷有效的办法是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它可以有效保持区域优势，甚至在特定阶段强化区域的经济优势，保持区域持久的竞争优势。
2．动态比较优势的测度模型。按照区域经济发展对某类优势经济要素的依赖程度差异，针对差异的存在和比较的必要，提出优势弹性概念。所谓优势弹性是指区域经济发展对某种类别经济要素的依赖程度，亦即对不同区域同类、同质经济要素对特定区域经济贡献程度的体现和比较。
运用特定要素的比较优势对经济的贡献(A1，A2，…An)，考察特定经济优势对区域经济增长持续贡献的能力和趋势。其中地区经济增长为(G)，动态比较优势指数为(E)：
Ea=An-An-1/Gn-Gn-1………………………(1)
对要素的重要性进行加权处理，区域综合动态比较优势的简单模型为：
Ep=Ea×ka+Eb×kb…En×Ln/Ea+Eb+…En………………………(2)
其中En，是第a种比较优势的贡献指数，Eb是第b种比较优势的贡献指数，依此类推，Ea，Eb…En分别为Ea，Eb…En的权重，En为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总体水平。该模型的经济意义在于，通过对不同比较优势对区域经济贡献率的时间序列比较，测算特定比较优势对区域经济贡献的变化情况――动态比较优势指数，即(1)式，以此为基础对区域的不同比较优势进行加权处理，以得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总体水平，即(2)式，成为综合动态比较优势指数，总体上说明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综合水平。必须指出，该模型尚需大量实证资料的验证，有待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二、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经济转型及其动因
(一)经济转型
1．经济转型主要理论。理论界对经济转型的认识非常宽泛，主要按照以下逻辑理解。一指经济制度的转变，即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发生改变，比如苏联和东欧剧变就属于这一类型，是一种根本性变革；二指经济体制转变，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变更，例如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建立起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经济体制；三指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主要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四指经济结构转换，包含两个层面，从静态看，经济区域或者经济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的比例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内在要素配比发生重大变化，如由工业比重较高的产业结构，逐步向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方向变化。动态看，经济结构是经济主体经过长期经济过程形成的支撑区域经济运行的骨干框架，以及展开经济运行的路径，它凝结经济活动中价值的创造过程，是有序列，有组织，有特定架构的区域运行机制。五是指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直接体现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
2．经济转型。理解思路和框架设计的差异，以及社会制度、文化理念的差异造成了对经济转型理解的分歧。综合多种观点，笔者认为：经济转型是经济主体主导的，以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变革为主要内容，在结构、机制、效能等方面发生的经济系统变革。据此，经济转型主要由三个方面形成：第一，经济转型主要包括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三个层面；第二，经济系统的机制、功能、效率将得到大幅提升；第三，经济主体主导经济转型过程。
(二)区域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区域动态比较优势
动态比较优势由经济要素的复杂组合而成；可以通过开发静态比较优势，注入新内涵形成；通过生产流程和管理创新形成。笔者看来，挖掘动态比较优势，就是运用变化、发展、科学判断的方法来分析、组合、创造、消亡既往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静态比较优势，并通过创造性的方法深刻挖掘区域内符合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内生的动态比较优势，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和不竭的发展动力。运用比较优势衰减理论及其模型可以判断区域动态比较优势水平，为区域经济规划提供科学参考。动态比较优势必须符合经济转型目标的需要，符合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区域经济转型必须着力挖掘区域内部所拥有的综合比较优势，运用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发现和创造区域动态比较优势，为区域经济转型创造要素和制度条件，区域动态比较优势成为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
三、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
(一)区域静态比较优势分析
静态比较优势主要指现有资源优势和产业构成。内蒙古
中部地区形成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对已经具备的资源优势的发挥和运用。因此，经济中的静态比较优势就体现为当前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所谓优势产业。相对优势产业包括：第一类：以煤炭资源为基础和核心的产业类别，包括煤炭产业、化工产业、电力产业。具体有煤炭的出产、运输、销售；煤化工、煤液化、煤转油；火力发电为基础的电力输出；第二类：冶金产业、机械装备产业、材料产业等产业类别；第三类：包括以稀土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和以生物、信息为核心的新技术；第四类：农畜产品加工类。这些优势的根基在于资源型产业，随着资源优势的衰减，经济发展必定不可持续。
(二)遴选区域动态比较优势
1．遴选标准。按照现代经济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即，一是形成内生拓展性经济体系或区域经济；二是形成环境友好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发展模式；三是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四是形成工业化为根基，信息化、数字化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发展模式；五是深化经济体系的竞争与合作。五大标准代表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反映了未来人类的共同需求，共同描绘了区域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是区域经济转型必须遵循准则。
动态比较优势不仅局限于资源分布以及主导产业，遴选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必须考虑以下方面。其一，现代经济中，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并非完全取决于民族经济主体人数的多寡，也并非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分布状况，人口的整体素质是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核心。还必须考虑到，政治体制，产业政策，民族文化，区位特色等多方面因素。动态比较优势是多种条件的有机结合。其二，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激发出文化的活力，加强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成为动态比较优势的内在核心。其三，区域经济发展源于区域优势的发挥，从而合力获取区域优势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区域的动态比较优势与市场的适应性上。其四，必须符合区域产业结构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区域产业结构是围绕区域动态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相互关联的紧密整体。区域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首先取决于地区专门化产业与辅助配套产业之间是否协调。其次取决于地区专门化产业与区域内非专门化产业部门是否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提高区域内居民的经济利益。形成内蒙古中部地区整体的综合比较优势，取得规模效益。经济整体的动态比较优势才能权利推动经济转型。
2．内蒙古中部地区动态比较优势遴选思路与结果。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结合内蒙古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实际，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筛选过程与结果如下：第一类，煤炭产业和电力产业以及低端化工产业不符合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代价巨大，所以应该逐步削减规模。寻求其替代产品(新兴能源)的开发与大规模应用，因此新能源行业将逐步成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有代表性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第二类，冶金产业、机械装备产业、材料产业作为支撑区域经济的关键产业，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类产业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竞争趋于激烈，产能过剩和产品结构问题突出，利润率逐步下降，增速趋缓。这些产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还同时产生大量副产品，经济增长的代价沉重。因此，应该以集约生产为模式，注入拥有高附加值的产业高端，经过筛选，冶金产业、机械装备产业、材料产业的高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符合动态比较优势的判别标准。第三类，以稀土资源为依托的高新技术和新材料研发，储量的垄断性占有高附加值，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体要求。第四类，农畜产品加工类。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的集约化是农畜产品加工类能够符合要求的必然出路。现代生态农畜产业，这是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产业类别。
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集中体现于以下方面：
有机整合的多元文化，区域的动态开放的多元文化，在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和核心的优势要素就是区域的多元文化，区域聚合了蒙古族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明，聚集了穆斯林文化，同时囊括多样文化形态。多种类型文化通过人们的经济交流和生活民俗文化交流，形成了以多民族文化交互的极具活力的多元综合文化系统，成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文化内核。
动态城市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从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包头到呼和浩特，城市经济结构具有明显互补特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经济关联路径，四个城市的经济联系起来看，具备形成完整城市经济链条的空间和潜力。按照主导产业的关联性来看，乌兰察布处于经济链条的最上游，鄂尔多斯次之，接下来是包头，处于高端的是呼和浩特，区域经济整合和发展的主攻方向，这显然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规模化和集群化的要求。
畜牧经济是区域经济竞争潜力最大的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发展趋势来看，畜牧经济是最符合经济发展本质的经济形态，它发展的可持续性强，副产品极少，综合效益高，是内生拓展型的经济形态，符合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自由和谐发展。这种经济形态的存在自然为今后区域经济形态的丰富留存了珍贵样本和发展空间，为人类储备了最符合发展本质的经济形态和生存方式。
四、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经济转型与动态比较优势互动
(一)区域动态比较优势与经济转型的拟合预测
拟合预测是建立一个模型去逼近实际数据序列的过程，适用于发展性的体系。建立模型时，通常都要指定一个有明确意义的时间原点和时间单位。而且，当时间趋向于无穷大时，模型应当仍然有意义。将拟合预测单独作为一类体系研究，其意义在于强调其唯“象”性。一个预测模型的建立，要尽可能符合实际体系，这是拟合的原则。动态比较优势与经济转型的拟合在实质上就是将动态优势与目标模式匹配。经济转型寓于经济运行中，经济转型结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型，经济转型过程必须符合和发挥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动态比较优势。只有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作用发挥与区域经济转型过程全面拟合，经济转型的预期目标才能完全实现，从发展趋势来看，双方的关联程度越高，说明经济转型的结果就越好，说明经济转型过程中，动态比较优势发挥的程度就越高，经济的效率与活力就越明显。
(二)动态比较优势是区域经济转型的主要根据
动态比较优势是经济运行的根基。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包括符合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文化产业、符合城市经济有机联系的动态发展的经济结构条件、有机整合过程中的多元文化、符合人类发展本质的畜牧经济形态，它们共同构成了区域综合动态比较优势，是区域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和最大资本。城市经济之间在总体来看，处于产业的不同位置，因此，城市经济之间具备很强的互补性和吸引力，为经济转型的目标――形成区域经济高度关联的有机经济体系――提供了具有很强扩展空间的经济条件。经济转型必须依靠文化转型的实现，文化的转型是经济转型的先行者，它能够表现出区域经济主体对于经济转移的总体预期和意愿，区域内所具备
的不断整合过程中的多元文化，必然激发出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力，为经济转型提供思想和意识文化条件。畜牧经济形态经济价值虽然有限，然而，考虑到人类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畜牧经济必将对区域经济转型将产生潜在而深刻影响。
(三)区域动态比较优势与经济转型的互相促动
动态比较优势并不是孤立存在，经济转型是动态比较优势的整合运用过程。内蒙古中部地区区域动态比较优势构成一个具有很强活力的动态有机体系，各要素之间高度关联，形成的是区域综合动态比较优势。资源型产业的高端化、经济结构的动态调整、文化的多元有机整合。归结起来，经济要素的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经济转型的物质条件；多元文化整合为区域经济转型创造了思想和文化基础，说明区域经济转型是由区域经济主体主动选择生存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畜牧经济形态对现代工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转型的过程与结果的调整与修正，对工业和信息化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外在保障。它们共同构成区域经济转型实现的主要条件，成为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
然而，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蕴含着动态比价优势的丰富过程，使得动态比较优势体系也在不断的调整内容、结构、功能，所以经济转型对与区域动态比较优势起到了促进作用，动态比较优势在转型过程中得到了从内涵、外延、从内容、结构到功能的全面更新。动态比较优势系统的优化过程与经济转型过程相互促动，必然对区域经济转型的过程与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共同完成经济转型的预期目标。
五、发挥区域动态比较优势，推动内蒙古中部地区经济转型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水利水电；建设；策略
在之前的几年内，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快速增长。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从快速发展的模式转变到中高速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重视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新经济动力的创造，面临着多种挑战。在经济新常态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也应当结合新常态的特点，做好创新工作，完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的方法，使之适应经济新常态背景。
1经济新常态背景分析
经济新常态背景的“新”主要体现在，经济形势与旧经济形势不同，而“常态”，指经济活动发生时的状态。经济新常态，就是与以往不尽相同但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可逆的。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走入与之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自从2010年开始，我国的GDP规模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发展特征与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特征完全不同。经济增速虽然有所下降，在2010年到2012年这两年期间，社会经济的增速曾出现连续下降的状态，但经济仍然保持连续上涨状态。经济新形态的新常态的形成，要求社会经济发展活动需要从节约资源、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等多个方面入手，江苏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也应当遵循新经济常态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规律。
2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不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表现
2.1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布局平衡性不足
布局不平衡是当前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存在的一大问题，且与经济新常态的特点不尽相符。在水利水电工程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其投资的额度较大，且增长的速度较快。管理工作者将大部分建设资金都投入在规模较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上，没有关注我国农村地区农业发展的需求。忽视了基础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使得许多农业大省的农业发展需求得不到满足。
2.2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冲突较大
重视工程的实施以及工程的规模与质量，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要原则。但是，很多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管理者只追求工程的实施与工程的进度，没有关注工程建设地的生态安全问题。这样的管理疏漏，让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给很多地区带去了生态安全问题，使得当地生态系统被破坏，地形、地貌被改变，严重影响了当地生态物种的繁衍，也影响了我国生态系统的全面化。比如说三峡工程，就造成了当地许多物种的灭绝，这些负面的生态影响都是很难挽回的。
2.3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方式落后
经济新常态的形成，要求水利水电工程改变传统的建设管理方式。但是，陈旧的、不符合经济新常态规律的水利水电建设管理方法仍然在普遍应用。落后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思想与模式，会影响水利水电工程的整体管理效果。在陈旧管理模式下，很多建设资源没有办法得到全面应用，工程计划的执行性较差，资源浪费会导致成本的增加，最终影响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整体效益。管理方法不妥除了会增加施工过程中的成本之外，还会导致后期投入的增加，影响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功能的发挥。
3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的手段
3.1提高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平衡性
全面分析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特点与规律，把握好经济发展对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需求，才能提高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平衡性，让水利水电工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当前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者应当减慢工程建设的速度，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水利水电工程结构的优化上，让工程布局更加合理。平衡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与农业发展需求的基础水利水电工程之间的关系，从数量和质量上拉近差距，才能体现水利水电工程的功能。
3.2关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生态保护问题
构建生态和谐社会是建设社会的一大目标，也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点。做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必然要在未来的管理工作中关注生态安全问题。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工程建设的一大原则，也将其纳入到工程管理的指导思想之中，最大程度上减少工程建设给当地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前提建设水利水电工程是得不偿失的，合理规划工程的建设规模，以工程建设规模满足需求为前提，还要考虑工程与当地环境的协调性，不能为了突出工程的规模而忽视其实际需求与当地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与此同时，在工程投建之前，应当加强当地环境影响分析，了解工程建设对于当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尽可能当地的地形地貌，给当地生态物种繁衍创造良好的条件。
3.3优化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模式与方法
在经济常态背景下，优化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的模式与方法，需要从工程施工与工程运营两个角度加以更新。优化工程施工管理策略与运营管理作业，有效降低施工建设管理成本，大大提高施工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施工管理工作与建设施工管理工作分别分配给能力足以胜任的企业，有利于工程整体管理效率的提高。从传统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思路中走出来，优化管理层次，明确管理重点，是让管理工作满足经济新常态需求的实践。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顺应经济新常态的规律与特点，谋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最好的方法，明确发展的方向，才能让水利水电工程的发展速度更加合理，促进工程建设质量的完善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在经济新常态下，努力平衡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布局的结构，重视生态安全的保护，才能让管理工作更有价值。
作者:张晓燕 单位:盐城市机械排灌处
参考文献：
[1]张道新.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研究[J].科技与企业,2014（24）:36.
[关键词]低碳经济 理论基础 价值
1、低碳经济及其相关理论学科对比研究
生态经济、绿色、循环经济是低碳经济的相关学科，其中生态经济主体探究生态与经济体系的复合结构、具体功能以及规律特征。循环经济则基于生态自然系统中的物质循环以及能量变换规律构建经济系统，令其引入至自然生态体系物质循环中，构建了新一类经济形态。其本质层面体现为一类生态经济，需要利用生态学规律引导人类社会各项经济活动。英国经济学家提出了绿色经济理念，基于对人们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有限资源的合理维护以及能源规划，创建体现健康意识、平衡属性的特色化经济模式。由本质层面来讲，循环经济、生态、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均为三高一低逐步向三低一高发展转变的形式。也就是高水平资源投入、大排放、高能耗、效率低，逐步发展为降低投入资源、控制消耗与排放量，提升生产服务效率的优质模式。上述四类经济类型均为新型发展构建经济思想。其中，生态经济主体传递理念为，经济活动应符合生态规律，其构建体系则应符合生态系统特征。循环经济主体由循环视角构建生态化的经济发展活动。绿色经济为排除自然资源的消耗价值以及形成环境污染造成的价值损失之后创设的生产总值，其主体侧重对资源利用的有效节约，追求最终实现绿色的GDP价值。发展低碳经济主体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提升对人类生活形成的显著影响威胁，其关注经济发展不应以加大二氧化碳总体排放量作为付出的代价，总体追求经济发展应脱离于碳排放。由本质层面来讲，低碳经济可归于生态经济理论范畴。其提法相比于他类经济形势，则更加凸显了当前经济建设发展阶段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发展追求目标由高碳向低碳模式过度。由哲学辩证视角来看，低碳经济可由明确主要矛盾出发进而应对发展经济阶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该经济思想是社会大众面临资源濒临枯竭、环境恶化污染、生态系统受到不良破坏等问题，进行自我反省与优化更新的实践结果，是对自然与人们实践活动关系的新一轮审视与科学总结。
2、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研究
近年来，持续恶化的温室效应对全球经济建设发展均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其作用程度并不次于世界大战以及全球经济危机。为此我们应主体针对碳排放量持续提升造成的温室效应产生的显著经济影响，探索新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深化理论基础，拓展研究领域，方能促进低碳经济的良好、优质发展。低碳经济是经济学理论的分支之一，主体基于经济学相关原理及规律，探究发展经济同二氧化碳排放间的矛盾问题，促进经济建设及环境发展的良好协调性。低碳经济同环境气候的变化涵盖较多学科理论内容，因此对其要想进行整体的研究把握，需要我们树立综合视野，深入至多学科领域。可采用继承传统方式，开展边际研究、弹性分析、结构衡量、总量研究、均衡分析等实证研究，同时还应对各地域碳排放标准规范进行深入分析。再者我们可借鉴他类学科研究分析方式，例如环境经济领域学科之中的波及性研究、成本有效性以及成本效益研究等。还可进行碳足迹、金融、碳权以及碳循环的综合研究分析。
3、低碳经济核心经济学价值
3、1解决国际经济发展合作困境问题，优化整体经济体系
经济发展阶段中，提升整体竞争力，仅利用贸易手段远远不够。倘若由经济效益视角来讲，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可令合作成员国形成良好的合作剩余，对各自发展极为有利。而由生态效益层面来讲，国际经济发展合作则会形成更多负效应影响，引发环境问题。基于国际经济合作中将制造环节逐步向欠发达国家实现转移，其技术水平较低，且能源结构不佳状况，会在制造生产阶段中形成显著环境问题。例如过度开发资源、提升碳排放总量等。而基于碳流动属性，则会对国际领域各国均形成不良影响。为此我们应科学树立低碳经济合作发展思路，通过开展碳贸易与交易，科学解决潜在不良问题，化解国际经济发展合作困境。再者，低碳经济基于国际经济全面收益视角进行发展，因此其理论应上升到国际经济发展范畴领域，令其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宽。应利用低碳经济做好国际经济学的有效补充，优化整体经济体系，进而真正促进国际经济的全面发展。
3、2创建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石，引导更新消费方式
传统经济学发展理论其研究主体目标为提升财富，尤其将物质财富作为核心任务，形成了显著的温室效应问题。基于现代经济学主体任务为提升国家GDP，倘若仍旧应用传统理论作为行动指引，则会无法符合经济全面发展的核心需求。为此，我们应基于低碳经济学相关理论，创建完善研究体系、夯实理论基石，做好生态经济、绿色与循环经济的有效补充，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良好转变。物质消费的扩充可拉动经济增长，并促进经济循环。基于现行能源体系结构，提升物质消费势必令碳排放总量显著增加，而降低碳排放则会对物质消费形成相应抑制，体现了两环节的矛盾问题，即目标冲突。为此我们可利用低碳经济理论做好矛盾冲突的良好化解。摒弃物质消费是发展经济根本动力的理念，令低碳经济促进生产发展方式的优化更新，并进一步转变人民的生活与消费形式，进而将低碳经济促进物质的过度消费良好转变为精神消费，令人们全面关注智力投资，进而为经济发展建设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3进一步丰富低碳经济主体研究内容
低碳经济研究发展阶段中，形成了一定工具。例如碳交易、货币、经营贸易、碳期货以及关税与期权等。该类理论概念仍旧包含一些不完善的问题，同时为金融领域、贸易学科与虚拟经济创设了新型研究内容。为此，我们应进一步探究低碳经济发展风险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不确定性问题，丰富主体研究内容，做好经济学原理概念的新一轮审视、更新传统观念，方能提升研究水平，真正促进低碳经济的持续、优质、健康发展。
4、结语
总之，针对低碳经济内涵与相关理论学科分析，我们应做好实践探究设想，明晰低碳经济发展核心经济学价值，才能全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丰富低碳经济内容，实现经济建设全面升华。
[参考文献]
绿色经济是以保护和完善生态环境为前提，以珍惜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主要内容，以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为增长方式，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形态。对绿色经济内涵的理解需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经济的发展目标；三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当前，在能源、粮食、气候变化以及金融危机等多重危机形势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一种趋势和潮流。新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赋予了绿色经济新的内涵与使命。中国正处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转型期同时在多重危机下也面临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契机。十年前，我曾结合云南的工作实践，就绿色经济问题撰文发表过一些意见。今天，在新形势下重新回顾当年的一些思考重新认识和理解绿色经济，特别对于实现中国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推动我国尽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绿色经济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1．绿色经济的演变 “绿色经济”最初是由经济学家皮尔斯在1 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提出来的。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基本产业链，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新的需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绿色经济将众多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通过与环境友好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传统意义的绿色经济，通常狭义地指环保产业，主要包括在污染控制、污染治理与废物循环利用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了绿色经济倡议其目标和使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使全球领导者以及经济、金融、贸易、环境等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环境投资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减少贫困方面的贡献，并将这种意识体现到经济危机重建的相关经济政策中；通过绿色投资等推动世界产业革命，推动国家经济的绿色化”，创造新的绿色工作机会，从而复苏和升级世界经济。该倡议所秉承的宗旨和理念是：经济的绿色化”不是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在此目标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从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生态系统或环境基础设施，基于生物多样性的商业(如有机农业)、废物及化学品管理、绿色城市、建筑与交通等六个重点领域，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所面临的主要机遇和挑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实际上世界上一些国家也在借助经济刺激计划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并且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促进经济转型的国家战略目标。美国、韩国、日本、德国、丹麦、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将环境方面的投资作为经济刺激方案中的重要内容。 总的来看，绿色经济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在目前全球能源、粮食和金融等多重危机的背景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倡议，具有倡议的政治性，时机的恰当性和影响的广泛性，并已经开始成为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新的趋势和潮流。 2．绿色经济的内涵 从绿色经济的演变过程及当前绿色经济的使命看．绿色经济是发展模式创新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学概念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经济发展形态。它有别于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形态，不仅是一些特定产业的集合、经济活动与结构的评价标准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是对生产、消费、交换等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绿色化，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 因此．我们可以把绿色经济的内涵理解为：绿色经济是以保护和完善生态环境为前提，以珍惜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主要内容，以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为增长方式．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形态。对绿色经济内涵的理解需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经济的发展目标三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3．绿色经济的基本特
【关键词】自由贸易 新常态 一带一路 战略 启示
【中图分类号】F7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当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的推进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元发展、跨界发展、融合发展、纵深发展的新态势。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思维的渗透和影响，国际贸易呈现出诸多新格局、新模式、新思路，从而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圈”，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不断迭加出现。
“自由贸易”由最初的国家（或地区）的货物（或服务）“对外贸易”，逐步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而初级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和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又有很大的不同，有“质”和“量”的区别。相比较来看，传统“自由贸易”的理论、政策、规则、流程、技术、服务等方面，远不及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顶层设计、战略思路、产能合作、资本移动、服务贸易等方面，发展得那么快速、那么广阔、那么纵深、那么新颖。
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为特征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可以看作一种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新时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而，传统“自由贸易”由国家之间（或地区）的货物贸易“点对点”，发展为“自由贸易区”的“片对片”，再延伸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面对面”、“区域对区域”，由“点”到“面”的跨越式、跨界式、迭加式发展，充分彰显出“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潮流，也彰显出国际贸易“自由”形态已经创新发展到一个新时代。
一种模式更加独特、内涵更加丰富、合作更加广泛、融合更加深度的“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战略开启了。这不仅对传统国际贸易、“自由贸易”理论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对传统“自由贸易”实践发展，也是一个非常突破和品质提升；无疑是“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更高阶段、更深层次，是国际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多元融合、深度推进、共赢发展的新阶段、新常态。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将会构建更加前沿、更加新型的“自由贸易区”，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圈”。
“一带一路”战略，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是中国发起、引领的，聚合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融合、金融投资、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合作共赢、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从而构建21世纪世界最大规模的“亚洲自由贸易区”、“亚欧自由贸易区”、“亚非自贸区”。这三大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在“中国力量”的强力推动下，依托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借鉴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符号，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共同缔造包括和平发展、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古“丝绸之路”起源于中国，连接亚、非、欧，构筑一条古代最著名的陆海“国际贸易”路线图。中国古代的丝绸、瓷器等是主要代表货物，是一种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贸易载体。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古“丝绸之路”精神在21世纪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仍然释放着文化生产力，支撑和构建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宏伟蓝图。
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都面临着“转型”，“互联网+国际贸易”，也是“自由贸易”的“转型”。“一带一路”战略，是一种新型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无疑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是对国际贸易“旧常态”的一种创新和突破，是新型“自由贸易区”发展新阶段的“升级版”。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激荡之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形式，各类形态的“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广义和狭义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这种广义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与实质“协定”的“自由贸易区”协同发展，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诸如：“中国力量”的启示、“政治互信”的启示、“顶层设计”的启示、“政府推动”的启示、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战略带动”的启示等等。“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实施，无论是“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构建，还是“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的构建，或者更多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构建21世纪新型“自由贸易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推动作用。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近30年间，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动力之源；以“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区”等三大自贸区为标志，带动和引领其他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蓬勃发展，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境内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小型“自由贸易区”等等，在“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主导之下，共同跨入“自由贸易圈”新常态、新境界。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的首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产能合作、直接投资、扩大市场、品牌影响、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欧盟自贸区”和“北美自贸区”拥有20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成功模式。“欧盟”是老牌“自贸区”，拥有28个成员国，多为欧洲经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北美自贸区”成立，成员国加拿大是次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开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建“自贸区”的先河，形成第二大区域经济共同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历经艰难的探索和实践，逐步达成共识，战略雏形已定，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中韩“自贸协定”的实施，有力促进了该自贸区的进程，成功构建与整体推进尚待时日。“中日韩自贸区”将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其经济体量超过“欧盟”，类似“北美自贸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其构建和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创新。
近年来，美国正在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谈判以及与欧盟的FTA谈判，加上“欧美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意在构建更大范围、合作范围更广、“自由贸易”更加活跃的“国际经济圈”，即新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发展态势。这种新型的“自由贸易”战略，无疑也是一种“自由贸易圈”的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产生非常态性的影响，也将对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下，中国作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新一轮的“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进程中，不可能被欧美“国际经济圈”进行“边缘化”、“孤立化”。中国作为有实力、有责任、有担当的经济大国，在新的“国际经济圈”必须拥有“话语权”；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倡导、引领和构建新型“自由贸易”新常态，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部级”国际贸易战略，不仅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结构性调整和升级，而且对“国际经济圈”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也将释放更加强势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战略即是例证。事实上，按照“一带一路”战略愿景构想，“一带一路”已经趋向构建“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并延伸构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等，而且这些新型“自贸区”的构建与发展，将会有别于传统的区域“自贸区”以及三大“自贸区”，在理论创新、模式创新、战略创新等方面，更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内涵性，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将在多个层面助推亚洲经济、亚欧经济、亚非经济的发展，让“一带一路”战略真正成为21世纪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自由贸易”新常态理论创新与突破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自由贸易”逐步迈入“迭加式”的“新常态”，“自由贸易”的规律逐渐显现其功能与变革。这个过程，“自由贸易”理论是支撑和基石，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传承与创新，都是伴随着“自由贸易”形态的进步、变革而创新的。早期的“自由贸易”理论，无论是诸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郝克歇尔、俄林、里昂惕夫等古典经济学论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还是现代经济学家诸如维纳、邓宁以及小岛清等，以及关税同盟、大市场、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完善，都是以“自由贸易”的“技术层面”解析“自由贸易”成长与进步的历程。“自由贸易”实践在变革，理论在丰富，更需要完善和创新。
21世纪“自由贸易区”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欧盟、北美、中日韩、欧美、TPP、亚欧、亚洲、中亚、中欧、中非”等“自由贸易区”呈竞合形态发展中，“自由贸易”理论也在传承和变革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只有发达国家成员才能组合、合作、共建、运营。但“北美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后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亚欧自贸区”、“亚洲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美欧自由贸易区”、TPP等等，已经突破和创新了“自由贸易区”理论体系。“点对点”的“自由贸易”理论时代已经过去，“集团对集团”、“区域对区域”的“自由贸易”新时代已经来临。因而，“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带动发展的新型“自由贸易圈”，需要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产能合作、资本移动等多个层面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建树，从而体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理论主张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趋势
为什么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驱动呢？为什么传统古典经济学背景下国家之间“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适应当代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的区域之间“集团化”的“自由贸易”发展趋势呢？这是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各国和地区经济格局、经济形态的差异，“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能满足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利益；因此，国家和地区需要对外“整合优质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的利益需要“最大化”。
当今，以欧洲、欧美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圈”逐渐形成，而“亚洲经济圈”、“亚欧经济圈”、“亚非经济圈”等彰显“中国力量”的“国际经济圈”还没有形成强势，不足以与欧盟、欧美“国际经济圈”抗衡、对峙、博弈。因此，“一带一路”战略，高举世界经济和平发展的旗帜，倡导亚洲、亚欧、亚非区域经济一体化，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潮流，构建新型“自由贸易”形态，创建新型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也是亚洲、亚欧、亚非、中亚、中欧、中非经济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无疑是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独特创举。实际上，并没有哪些“自由贸易区”是固有的模式和形态；因此，开创先河、先行先试，“一带一路”战略占尽先机，其中，更多的商机将吸引更多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甚至更多的相关国家参与，从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力量”的启示。世界经济一体化有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全球经济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均衡发展，不提倡发达国家和地区“呈强呈霸”。“自由贸易”进入新常态，倡导的是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国际间的合作发展，带来各国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福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有大国的风度和担当。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方面，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包括倡导“和平发展”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中国倡导、主导、引导、担当、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引领沿线各国和地区及相关国家，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为此，中国倾注了“国家力量”。
另一方面，近年来，通过中国政府的引领，国内沿线省市区及相关城市、民间力量都纷纷“动”起来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也都“动”起来了，各自寻找“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商机，各种合作项目、交通能源建设等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自由贸易”形式空前活跃，如亚投行的创建即是例证。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推动了亚洲、亚欧、亚非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中国力量”是巨大的推动力。
“政治互信”的启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推动。尤其是“自由贸易”新形态的环境下，政治力量不可忽视，而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进程中，“政治互信”显得尤为重要。各国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应当成为影响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利益的阻碍。“自由贸易”价值观的“共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形态不同，可以求同存异，相互包容；资源可以共享、产业可以融合、投资可以互通互联，文化可以交流，“自由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国家和地区利益是有目共睹的。
关键是“政治互信”为前提。中国倡导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主张“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弘扬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丝绸之路”精神，这种以“政治互信”为前提的主张，引发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的共识，大大激发了各国和地区参与“自由贸易”新常态建设的积极性。由此可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自由贸易”新常态，“政治互信”是基础。
“顶层设计”的启示。从整体建设和发展方向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包括战略带动发展的“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顶层设计”。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中远期发展思路和构想，整体上是一个宏观“自由贸易”新常态，中观、微观来看，即是“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及相关系列“自由贸易区”组合而成。“顶层设计”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一带一路”战略由中国政府发起和主导的，中国政府有两个担当。一是担当“一带一路”战略及带动发展系列“自由贸易区”的宏观思路和设计蓝图，统筹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发展关系；二是担当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系列“自贸区”发展相接轨，也需要一个明确、务实的“顶层设计”，将战略和策略有机结合。其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自贸区”建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需求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产业模式不同，投资方式不同，因而，各国政府也要有一个确定的“顶层设计”。其三，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合作的层面和程度实现差异化，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思路。
“政府推动”的启示。有了“政治互信”，有了“顶层设计”，“政府推动”就显得非常重要。例如，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促进改革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高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政府的召唤、政府的构想、政府的设计、政府的政策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和推动力。
沿海发达城市和地区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外向型企业和品牌集群，开始抱团参与，积极捕捉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机遇，交通信息先行，产能项目对接；内陆城市政府组织研讨、论证“一带一路”的商机，指导地方产业和品牌资源优势，进军“一带一路”。以河南为例，河南已发起国内沿线城市旅游品牌联盟，并向沿线国家和地区延伸；先期开通的郑欧班列，不仅在交通动脉上连接亚欧大陆桥，而且，在货物流通、交通运输、信息互通、产业合作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列，全面打开了亚欧大陆贸易通道，连接了亚欧经济圈。
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从区域经济大市场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带动亚洲、亚欧、亚非经贸市场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市场。所有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局部市场融合起来，各种产业要素在这个大市场“自由”流动，诸如货物贸易、产业合作、金融投资、文化交流等。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产业技术都有望提升，投资空间有望扩大，市场有待拓展，……如此等等，在“一带一路”这个大市场，资源可以共享和优化配置，产业可以深度合作和优化升级，资本可以相互投融，市场可以深化扩大。总之，“一带一路”战略，给各国和地区不仅带来更为丰富的多元利益，而且，带来更加“自由”的亚洲、亚欧、亚非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市场。
“战略带动”的启示。“一带一路”，开辟了21世纪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的新蓝图。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国家战略”，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国际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发展，已经显现了几个方面的战略带动作用：
一是“政治互信、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精神，得到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弘扬和共识。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直接打通亚洲、亚欧、亚非经济联合发展的通道，无论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是相关参与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意愿，都看中了“一带一路”大市场的丰富资源和超大市场，都看中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商机。尤其是资金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投资银行，以及资金规模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等等，对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用外资刺激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强力提振“自由贸易区”建设，带动更多的“自由贸易区”创新发展形态，变革发展模式，尤其是带动亚洲经济圈和亚欧经济圈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了“自由贸易区”的核心竞争力；“一带一路”战略将融合更多“点对点”、“面对面”、“区域对区域”、互联互通、互补互助混合运行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实质上构建了一个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欧经济圈”。“一带一路”不仅植根于陆地与海上古“丝绸之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而且，还彰显了21世纪“自由贸易”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以及区域推进、跨界合作、创新发展的大趋势。
在这个大趋势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必将形成一个新型而巨大的“自由贸易圈”，从而体现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自由贸易”主张，即“中国力量”。这无疑是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史以来先行先试、开创先河的创举，必将对世界经济“自由贸易”发展产生更多的利好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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