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人类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民主/依法治国
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工作是人类政治文明 在当代的最新成果
人类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在政治领域即国家政治权力涉及领域的理性状态。这种状态 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即以该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由 此产生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一切适应和推动该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 巩固和改善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政治建设和政治改革，是进步的和合乎理性的，因而 是进步的和文明的。由于一切劳动者阶级总是生产方式的主体和最活跃的因素，因而以 劳动者阶级为主体结构的人民的需要、利益和意志及其实现程度就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状 态的根本标尺。因此，千百年来，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一直围绕着两个基本问题：(1) 什么是合乎理性的和文明的政治?或曰什么是政治文明?(2)怎样建设政治文明?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政治领域，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作出了艰苦的探索，他们 把投资者看作人民的主体，以投资者的利益为核心建构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这种政治 文明以“民主”为旗号，以市场合约为要件，以权力和义务为原则，以三权鼎立的权力 制衡为形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政治放在多少可以用纯粹理性(真假)和实践理性( 善恶)测量的平台上，使以成败论英雄的权力场最大限度地渗入了真理和善良的成分， 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在那个时代的最高成果。但是，在资本和劳动对立条件下，把劳 动力投资同货币资本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相混同，把资本家阶级同工人阶级不加区分地 放在一个大写的“人民”之下，成为一切资本主义“民主”所以含有“泡沫”的真正原 因。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在历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而徘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 恩格斯指出，只有“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注：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的开始。这个民主的完全实现还依赖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公众的权 力……失去政治性质”，即不再成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使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 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理论上的划时代贡献，熔铸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之中。这种理论在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由列宁、斯大林、毛 泽东、邓小平的艰苦努力一步一步变成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崭新的政治文明形态——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业已存在的世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而不同”，展现出熠熠生 辉的竞争力和生命力，推动了整个人类政治文明在20世纪的巨大发展。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统一 体，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 权力的真正来源和走向，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最高成就，也是人类政治 文明在当代的最新成果。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透射出社会政治领域强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揭示了社 会主义政治权力的更为深刻的本质。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19世纪及其以往的 “历史学做出了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 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但是对于历史已主要地不再表 现为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阶段，如何说明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动因、规律并预见和引导 历史向前发展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同社会主 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发现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阶段，人类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 广大人民利益才是引领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即一个阶级压迫另一 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正在成为无产阶级谋求包括本阶级利益在内的各阶级、阶层利 益的有权威的控制力；来源于“公众的权力”开始面向公众——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运 作，“公众的权力”的政治性质和非政治性质的统一日益成为社会主义阶段政治权力的 显著特征；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利益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并成为 党和全体人民的共识；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在最广大人 民利益的积累中日益获得实现，共产党成为自己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 代表，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日益成为共产党权力的真正委托人。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吸纳了包括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在内的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 果，因而最具有包容性、先进性和生命力。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是 政治权力始终站在资本家阶级一边，站在资本一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与劳动的对 立。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五百年来的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当代资本主义 的发展，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也试图解决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和矛盾，例如张扬人权、提高 福利、改善宪政、反对垄断、增加累进税率、政府干预市场，均旨在缩小放任条件下市 场经济给劳动者与资本家带来的差别和对立，以巩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这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内在要素，即缓和了劳资矛盾，削弱了资本剥削的强度，增进 了劳动者阶级的利益，推动了生产方式的更替和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全球道德和全球 文明的程度。人类政治文明的这些进步一方面是先进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发展的 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相比较而影响、相竞争而 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 同时，最大限度地汲取人类政治文明，包括当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的一些有益成果， 始终坚持缩小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对立和差别，始终坚 持把国家收入依法转化为公共品和私人品全部返还给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 始终坚持让工人阶级及全体劳动者决定自己手中的权力去留。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 建设与发展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克服了其他一切阶级和党派政治权力的狭 窄和偏见，把公共权力变成实现公共利益和目标的公正、公平和有效的手段。“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所以能保持和增强并体现党的先进性，其根据恰在于这里，它从理论、政 策和策略上为执政为民提供了无限宽广的发展空间。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统一，其决策思想将长期指导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文明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观，坚持和发展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的加速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统一观。按照这一思想，党在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中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基本职能，指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 和重要特征；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改革，是渐进的还是跃进的，是宏观 的还是微观的，应当服从发展的需要；稳定之所以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因为在一定 条件下稳定就是发展，稳定本身就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从而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 和社会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推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显示了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的巨大力量。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统领的事业是全体共产党人 的事业，是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千百万、亿万万人民的事业。中国共产党能否呼唤中国 最广大人民投身到这一事业中去，关键是让最广大人民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中体会和体认到自己的需要、利益和意志的逐步实现。由于用“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建构的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因而必将长时 期地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去全面建设和实现小康社会。
二、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推进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 己任。但是我们党讲的民主，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正如江泽民 同志说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 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就 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1.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2页。)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民主应是人民主权、 人民意志的实现，就是人民自己创造、自己建立、自己规定国家制度，以及运用这种国 家制度决定自己的事情。概括地说，民主应是人民当家作主。(注：李铁映：《论民主 》，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人民当家作主也即是国家 权力的主体是人民。因为历史上，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直接从生产和交往 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国家的权力和制度都是从人们的 社会实践，特别是从人们的社会生产和交往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是人们从事共同的社会 生产活动、维护共同利益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权力又是公共权力，是共同 生活的国家共同体，全体成员委托的权利和责任。人民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生产 活动的主体，因而应当是国家权力的真正主体。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的真 象被掩盖了，劳动人民以异化的形式存在着，他们被自己所创造的国家权力压迫着、剥 削着。只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的 情况，(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65页 。)“民主”才第一次为人民群众为劳动者阶级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因此，社会 主义民主的第一个要素是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成为统治阶级，争得和享有民主权利 。社会主义民主的第二个要素是社会主义社会最广大人民获得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精神 利益和物质利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广大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 条件。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不仅在于广大劳动 群众在宪法上被承认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还在于社会 主义民主公开宣布，维护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并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 上有所安排，占有和分享民主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从而真正克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 直接所有者——工人阶级队伍中一部分掌权者的特殊利益和间接所有者——最广大人民 的普遍利益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使人民民主成为现实。
2.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把民主与法制、民主法制与社会主义、社会主 义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的基本治国方略，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以工人阶级为主 体的最广大人民已经实现的民主权利需要法治来保证，将要实现的民主权利依靠法治去 争取，可以说，社会主义民主的每一个成果都离不开对于国家政治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 的依法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国家的人治是同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与本质背道而 驰的。因此，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要依法治国，就要首先确立宪法 的权威，做到依宪治国。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 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是确保民主制度、政治权力、公民权利等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法律 基础。因此我们要克服任何组织和个人无视、漠视、轻视宪法的违宪行为，在宪法精神 指引下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要依法治国还要做到立法科学、执法公正、依法行政。建 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保证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并接受人民对行政权力的法律监督，是正确解决法律与人民、政府与 人民、行政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与矛盾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形式。 我国法律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的产物，是人民思想和利益的集中体现，依法 办案、依法办事和依法行政，就是执行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回顾历史，实行依法治国既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展望社会主义建设前景而选择的关键方向。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一项基本方略在我国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法治建设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尚存留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残余，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因此，宪法成为国家根本大法，在稳定国家新局势、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利益以及保证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法治建设遭遇寒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法治建设回归正轨，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党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从而将我国的法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法关系、党政关系得以厘清规范。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此，依法治国成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宪法修正案中的重要条款。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并且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014年10月28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党的全会主题，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到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集中论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至此，全面依法治国大幕正式拉开。
我国的国家治理史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变
回顾历史，我国的国家治理史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变。“统治”，简言之就是指所行何政和如何行政，强调服从与被服从的阶级和阶层关系。“管理”则运用“疏”与“堵”的思维进行自上而下的统筹，主体基本为政府及社会组织，较为单一。而“治理”则在“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政府约束，体现了上下的双向互动，国家与社会相结合，其合法权利来源即治理主体，较为多元。因此，可以看出，这三个概念之间既有含义上的重叠，又有内涵上的递进，“统治”是后两者的基础，而“治理”则是对“管理”的创新。看似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去之甚远：传统意义上的“管理”，默认的有施与方和接受方，施与方即为掌握着公权力的政府，接受方为一般公众，这是一种二元关系。而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打破了这种二元关系，治理的施与者由多元主体构成，即政府、社会组织（含营利性社会组织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一般公众，而治理对象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治理就是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协力下推动各方面制度不断完善，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让生活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中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扮演的是营造和谐稳定的大环境，制定好服务于各类社会组织和民众的良法和合理的制度，从而保障各类社会组织都能有序运转，保障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不断提高。决策的主体逐步从人、政府、社会到权利共同体，而用以进行价值是非考量的尺度也由以个人意志为主过渡到依法依规来衡量。因此，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之间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也存在相辅相成关系，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目标和任务。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党领导人民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道路。依法治国，在不断健全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中，逐步完善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基因。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境遇
从理论上比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新目标新任务，没有可直接沿用的理论成果，更没有现成的范本可以套用。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又一重大考验，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的紧迫感。
一定历史时期，由于国内生产力低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制，社会制度不完善导致的革命逻辑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作祟，促使党和政府通过打破旧的法律框架来争取发展的有效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更多地偏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之相配套的法治体系没有及时跟进，继而多次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局面。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提出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6年，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被列入。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其调整为建设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适应了当时的国情。一段时期以来，“四个现代化”为中国硬实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然而，随着经济基础的日益稳固和发展，既有的“四个现代化”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上层建筑的需要。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第五个“现代化”，它的提出适时地对以往以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为主，偏重国家硬实力建设的指导思想进行了修正，更加重视国家软实力的现代化建设是依法治国发展到新阶段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的必然要求。
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可行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了时代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如何有效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学界不断讨论的重要命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明确国家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依托的基础。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当然是多元主体，通俗地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无论是以个体人的形态参与还是以社会人的形态参与，对象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目的是让国家更加富强、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作用模式从两个层次着手，一是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二是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其中，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就是要立规矩建秩序，即通过党纪、法律法规、行规、各项规章制度，乃至个人的道德自律、职业自律等等，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外在保障。而治理能力则更多是针对治理主体而言，包括国家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者、社会组织成员以及普通的自由人，这个能力从大的方面讲可以说是参与国家机器运转和社会生活并在其中发挥正向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胜任各自岗位和工作的能力。一个良性运转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是每个社会人和自由人都能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或工作岗位上有效地开展工作、愉快地生活，从工作和生活中获得安全感、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即所提出的“要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基于这一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构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进而调动多元主体力量，共同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而构建合理有效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国家治理体系需从诸多方面着力。
一是重构治理主体。从统治到管制、管理到治理，治理现代化比以往的国家统治、国家管理更显科学、文明与进步，这关键在于治理主体构成的升级优化。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旨在于以现代治理理念重构治理主体。
传统的“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主要基于执政党对市场、社会以及其他公共主体的统治和领导，而国家治理视域下，不再是单一的治理， 而是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同治理的结构转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中相互协作、共同发力。
二是治理结构网络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标志着由层级节制的科层制管理向多主体协作的关系网络治理转变。在信息化背景下，这种关系网络转接到互联网，形成了新的治理范式。互联网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权力结构调整和各方利益协调具有重要作用，促进了社会力量的发展和公共权力的提升，敦促国家管理者改变与民众的沟通方式，对国家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是夯实制度供给基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起点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同时需要在制度思维、形态和机制等方方面面加以着力，以实现国家行政制度、决策制度、监督制度、预算制度和司法制度等的现代化，而理性化制度体系，有赖于法治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现实秩序，促使以法理型权威为基础的国家政治生活日益制度化与程序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和社会的灵魂与支柱，这是我们的制度自信，不可动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必须一成不变，原有的制度中也隐含着与具体国情不相适应的约束性，这就需要不断结合实践提升理论认识，适时进行制度和机制的调整与修正，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供给。
四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随着国家治理主体的日益丰富、多元和立体，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建设框架，而成为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与之同步的政府、市场、社会等治理主体之间的角色定位和关系也需要不断地加以权衡和调整。尤其是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的职能边界变得更为重要和敏感。政府行政体系需要适应时代需求不断进行自我再造。随着“新公共管理”向“新公共服务”的范式转变，政府职能也由“管控”向“服务”理念转变，进而逐步打造民主、法治、高效的现代行政体系。
五是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对于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来说，具有民主化、 法治化、 文明化、科学化的特点。其中，法治化是本质要求。所谓的国家治理法治化，就是要在国家治理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中，充分调动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坚持法治原则，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2014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深刻阐释，强调不能离开“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谈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见，法治对国家治理能力构建起着基础性的框架作用，而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则是评价和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价值尺度。
摘要：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地方政府必须通过明晰治理理念、强化法治理念、深化民主理念、发展互动理念、提升服务理念、装备科学技术理念等方面来创新执政理念。
关键词 ：地方政府；法治理念；民主理念；互动理念；服务理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如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目前中国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课题。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向现代社会转型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能够使现代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在我国，治理的主体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指政府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具备现代治理能力，必须具备现代治理思维、采用现代治理方法和手段，并达到现代治理效能。在现代治理思维、方法手段和效能中，治理思维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缺少了它，现代治理能力根本无从谈起。
在“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目标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是地方事务的具体组织者、推动实施者，对国家整体发展计划的实施和目标的落实起着关键作用。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地方政府更是关键一环。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视野下，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更新执政理念、培养现代治理思维呢？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更新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要求
从宪法层面上看，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有三项：一是行政执行权，即执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二是行政领导和管理权，即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行政事务和行政工作，依法管理国家机关行政工作人员。三是保障权，即保护本行政区域内公有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等。地方政府通过实施以上权力，保证地方的稳定和发展，进而促进国家发展规划的落实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经历了一个伴随认知深化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20世纪50-60年代为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20 世纪80-90 年代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要求下，社会对地方政府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人民不仅对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享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拥有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期待。因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发展目标追求，提出要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具备如下能力去促进地方的发展。
首先，对地方经济科学发展的统筹能力和监管能力。地方政府在实施执法权与管理权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对地方发展规划的制定、对地方发展目标的引导与发展过程的监督，引导、扶植和推动地方特色经济、创新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使地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促进地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而推动地方的整体现代化进程。
其次，保障和扩大地方民主能力。地方政府必须通过保障权、管理权的实施，保障人民的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落实到位；畅通民主渠道，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协商，健全基层选举、议事、问责等机制，完善基层民主运行机制；健全地方权力运行机制和约束、监督机制。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中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第三，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化解地方社会风险、处理社会危机能力。民生建设是社会建设的中心，作为地方政府，民生是工作的重点，地方政府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及时疏导和解决民生问题而引发的社会矛盾，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化解社会风险、预防社会危机，保证地方一方的和谐与稳定。
第四，地方生态协调的保护与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质量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对地方政府来说，必须放弃GDP至上观念，在发展规划方面，全面考虑生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大生态监管力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预防和及时解决生态危机，实现地方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的创新
不同层次，治理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治理主要包括塑造共同价值体系、提升国家治理执行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地方政府治理的中心是什么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给出了指向，指出，“推动乡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与服务上，为人民群众提供面对面的综合服务，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整合基层管理与服务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基层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由此可见，通过加快信息化建设来构建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通过这些重点工作，提升治理能力，进而实现地方“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治理主体具备了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能够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能够使现代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现代治理思维、现代治理方法和手段、现代治理效能是现代治理能力内涵的主要内容。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更新执政理念进而具备现代地方治理理念，是地方政府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地方政府要更新哪些执政理念呢？
第一，改变管理理念、明晰治理理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均已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的同时，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丛生。作为管理者来说，管理的对象、社会环境与要求都已显著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的、集中单一的管理理念、制度、手段与方法都已经不适合时展的需要。因此，作为提供面对面服务的地方政府，必须放弃以管制（命令、服从、指挥）为特征，以强调秩序的稳定、经济的GDP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管理理念，抛弃管理理念下的权力意识、领导意识、驾驭意识、整治意识，代之以明晰的治理理念和意识：治理的目的不是管死、管住，而是通过积极地参与、沟通、协调、激励、规范和约束，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秩序和状态；治理的方式是在法治基础上，政府通过协商、指导、服务、疏导等方式与社会良性互动；治理的目标是确保公正价值优先地位、培育公民与社会组织生机与活力、形成公平公正社会环境和增加人民福祉。因此，在治理目标下，地方政府要确立服务、沟通、协商、引领等治理意识，要把自己的职能严格定位在提供服务上，把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中心，把保障民生作为治理的重点，把激发社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引导社会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扩大基层民主。
第二，强化法治理念。法治是现代治理的基本要求和方式。要建设法治国家，就要使任何人、任何组织、国家机关都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作为执法主体的行政机关，更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和权力、履行义务和职责。越权、违规、人治均为缺乏现代治理能力的表现。因此，现代治理必须牢固确立法律至上理念，必须依法治理，依法求发展、求稳定。作为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面对的是法治意识不浓厚的基层公民和地方习惯风俗不同程度存在的社会环境。要达到治理效果，必须强化法治理念，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坚持法律至上，要带头遵守法律，要引导人民遵纪守法，有问题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和规范解决，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处处时时维护法律的尊严；要把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纳入法治轨道，决不能因发展、维稳就突破法律制度安排，不能因有人“上访”就迁就非法要求。只有这样，在地方治理中才能真正做到以法治凝聚改革意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才能用法治保障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安定有序。
第三，深化民主理念。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的价值诉求、权力诉求空前强烈，深化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然方向。在依法行政和法治的前提下，探求与发展多种形式的民主参与方式，则是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民主协商、公众参与等民主方式已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是社会基层民主落实的实施者，必须深化民主理念，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的基层民主制度，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从基层保障人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的落实到位，畅通民主表达、参与和监督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基层民主协商，完善基层民主运行机制，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中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才能增强社会活力，也才能真正促进国家层面上民主的发展。
第四，放弃管制理念、发展互动理念。现代治理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的目的是通过积极地参与、沟通、协调、激励、规范和约束，使社会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秩序和状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利益格局也已经全面调整，思想观念更是发生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集中单一的管制理念已经不适合时展的需要。现代社会治理要求立足于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基础，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公众诉求，既能够维护已经深刻变化的社会秩序、化解可预见的社会风险、处理突发的社会危机，又能够激发社会活力。治理的手段与方法必须具有灵活性、多样性、敏捷性和适应性，因此，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与社会互动，求得社会认同，与社会大众、社会组织平等互助已成为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路径，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地方政府，必须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管理与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引导激发社会活力、疏导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
第五，放弃当家理念、提升服务理念。现代社会的中心是人，现代治理的中心是为人服务，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是现代治理对地方政府的新要求。因此，地方政府要以社会本位、民本位为出发点,把自己的职能严格定位在提供服务上，把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中心，把服务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自己治理绩效的重要标准。服务要以公众利益要求为导向，要以顾客需求为目标，高质、高效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或生产公共产品以满足公众需求。
第六，改变政绩观、增加效能理念。现代治理效能是现代治理的目的要求，也是检验是否具备现代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标志。作为地方政府，是通过处理一系列具体问题而达到治理目标的，无论是微观上还是宏观上，都必须具备效能意识。微观上，要以是否及时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协调或解决了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使事态沿着合理的预期发展或达到了阶段性的具体目标为绩效标准。宏观上，要以是否引领地方达到了预期的现展目标，实现了地方经济和谐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主体制完善、生态和谐可持续。同时，效能理念中还必须有成本理念，即在实现效能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运作成本低、效能高，主要是指没有推诿拖延（时间成本低）和高成本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花费少），生产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高、公众满意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小。
第七，装备科学技术理念。现代社会，知识和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社会治理必须适应信息社会的状况与要求，只有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才能解决信息社会下的各种问题。因此，互联网、物联网、物流网等已成为了现代治理的重要媒介，电子政务等成为了现代治理的重要路径与手段，网络问政成为政府与人民沟通联系的有效桥梁，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运用也成了现代治理的基本要求。作为地方政府，必须具备现代技术治理能力，努力学习和掌握、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基层管理与服务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基层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增强基层管理与服务实力。
【关键词】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法治治理
社会治理的好与坏，直接考验一个政党的管理和执政能力，也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政党的拥护程度。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治理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社会治理思想也愈发紧迫。建国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社会管理进行长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不断丰富党的社会治理思想，为今后我国创新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基础。
一、改革开放前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及实践（1949年―1978年）
这一时期党的社会管理思想主要集中在思想理论中。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一系列的社会建设与管理的论述。在社会管理的任务及奋斗目标上，指出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生活生产，并以此为基点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此，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社会管理的主体上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主体，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社会管理方针上，强调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待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时，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在处理社会管理中的各种关系时，强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可以说，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对社会管理进行了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正是在这些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逐步恢复了国民经济，巩固了政权，不断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求，有效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也为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提供强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二、改革开放后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及实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
这一时期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包括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国家依然贫穷落后的实际，邓小平提出了关于一系列重要论述，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新征程。
在战略布局上强调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社会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经济建设，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法、原则；在管理理念上，将社会研究从泛政治化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姓“资”姓社”思想的束缚；在管理制度上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的法制思想，提出社会管理必须转变过去依靠“人治”思想，变为依靠“法制”进行社会管理。在执政理念上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民主与法制建设”一齐推进。并且，从80年代开始就加大管理力度扭转经济发展和教育、法律、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发展比例的失调。在管理主体上指出人民大众是社会管理的依靠力量，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同时，他非常重视社团组织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多次重要讲话中都强调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在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提出了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的思想，逐步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大大调动人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不断拓宽社会管理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明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进一步强调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经济上对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就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产业化、市场化改革，为在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职工落实了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并为其提供再就业服务；在文化上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2的宏远目标；在政治上继续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重视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确立依法治国方略，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主张用发展来解决社会建设中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党的十六大上，社会建设首次被凸显出来，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职能之一也被提出。此时，“社会管理”开始进入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件。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进行社会管理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不断改善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的局面，越来越明确地把社会管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新时期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及实践（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
新时期党的社会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探索。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社会管理的新形势，不断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我国的社会管理提供思想指导。
创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首次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坚持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检验党执政的最高标准；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保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建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些治国方略体现了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内涵得到拓展和深化，使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进一步把党关于社会管理的理论推向前。
当前，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集体领导面对新形势，以“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为重大课题，积极创新治国理念的新思想。提出了表达全体人民共同理想追求的中国梦，为社会治理的凝心聚力；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可靠的法治保障，不断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为完善社会治理的法治框架奠定基础。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阐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努力方向，强调继续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鼓励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等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些论述可以看作是国家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从宏观的制度安排、体制改革转向微观的精细的全面的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加快向精细化社会治理转型。3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四、结语
“社会管理”理念向“社会治理”理念转变，对社会建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政府和社会力量通过协商、合作、分工共同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是公民和社会组织重新回归社会核心地位，获得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实现自身价值的发展模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继承和发展历代领导集体的社会管理思想上，提出以多元共治和法治治理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是顺应“以人为本”的需要，是切合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求，为我国未来社会治理指明了道路。未来我们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激发活力，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并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不断加强法治建设，提升依法治理水平，才能促进我国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更上新台阶。
我们只有立足于当今中国发展变化的实际，积极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才能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才能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释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4
2文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28
3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http：///dzyx/dzyx_yxyw/201512/t20151217_2785878.shtml
参考文献
[1]贾建芳.转轨中的中国政治走向：善治与增量民主[J].科学社会主义，2004，（1）.
[2]俞可平.改善我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若干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1）.
[3]周振国.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探索[J].思想研究，2005（6）.
[4]杜俊华.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经验及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09，（6）.
[5]徐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J].学术探索2014，（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史审视；现代向度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051-05
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
综观历史，尽管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零散的探索历程十分漫长，但终因国别、文化传统、时代与认识程度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研究重点和理论分野。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嬗变。中国古代奴隶时期就出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西周在思想政治上强化以等级观念和天命观为核心内容的宣传教育。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是儒家礼教思想，用所谓的“三纲五常”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封建社会除了用教化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注重倡导修身养性、自省自克，强调知行合一。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法律化、政治化和生活化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成为人们的主导价值和行为取向。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包含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内容的德育体系，其机制是政统与道统的二元体系，是“王”与“圣”两支力量的交互作用体系；其主导意识是“中和”，强调的是统一性、恒定性、包容性、泛化性：历史演变以承续性为主色调，虽曾进行几次内调，但始终“以儒为宗”并成为历史主流。
（二）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演进。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史论域集中于品德的形成、品德的构成、道德教育的过程等问题，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等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论辩性色彩。主导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其政治观、道德观、人生观在历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双向的，对上作政治导向，对下作思想导向，教育内容囊括国家意识、法律意识、理性意识、未来意识等内容，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张扬人的理想、优化人的素质以及培养人的意志。中世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强制性色彩。在封建专制和基督教神权下逐渐发展，主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是教会。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日益政治化和宗教化，把神学的荒谬赋予理性的光环，以人对神的依附为主旨，思想专制，悖逆人性，为封建制度的合法性辩护。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色彩，以人的解放为主旨，追求人性的自由，以文化为武器，冲击整个思想领域。产生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主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是思想家、艺术家、宗教改革家三支力量，他们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宣扬人的价值。当代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始自20世纪，主要是进行政体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教育，主旨是培养与强化爱国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倡导科学性，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为资产阶级服务，同时构成了社会性的宣传网络，更加具有务实性和内隐性。从而更易渗透而有效。
（三）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变迁。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立场、观点、方法为其确立了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后，思想政治教育才成为科学的政治行为、自觉的社会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以理论教育为主。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理论宣传工作。这一时期，面临机器化大工业，需要理论的认定，无产阶级也需要理论的导引和提升，科学理论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列宁斯大林时代，以政治教育为主导，因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严重威胁，因此需要以统一政治意志为主旨的政治教育，以化解内在复杂思想矛盾，抗衡外部政治压力。列宁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作用，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灌输论”，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道德”概念。斯大林在1934年第一次提出“政治思想工作”的概念，号召全党加强思想上政治上的工作。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走向权威化、规范化，工作机制健全，注重培养政治人格。注重政治价值的实现。
（四）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历程。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得到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把其渗透到工农运动中。“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实行了军队的民主主义。开创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对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包括对最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得到进一步发展。古田会议指出，从教育上提高党的政治水平，从而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到了第一位。这个时期确立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中共七大正式确立了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教育内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思想导向、凝聚作用日益凸显。中共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开展“三讲”活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实效性、主动性；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先进性教育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进入成熟期。综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立足当代，又根植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创建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兼容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完成植根本土和面向全球的互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换。首先，必须正确认识转换的关系问题。其次，要处理好转换的历史向度问题。
全球化的“时空压缩”形成一个“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在同一时空境遇中同时呈现与交织的图景。其现代性解构和重构的双重作用逐渐显现。现代性引发社会转型，造成社会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与此相应，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现代化的挑战和考验，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并不等于说思想政治教育已经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性与现代性遭遇冲突的过程。这就要求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当今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在具体的目的、环境、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不同以往的新特点。照搬照套传统经验肯定行不通。面对新情况、新特点又该如何继承？继承什么？要解决这个难题，首先涉及的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认识问题。
对传统的理解，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务实的态度。首先，任何人、任何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阶段都不可能脱离传统。其次，传统能否被继承在于传统在新社会的有用性。传统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既可能会成为保守势力而成为阻碍创新发展的因素，也可能是文明智慧积累而成为有力的习惯力量。在社会转型期，拘泥于传统和失去优良传统这两种现象都是要防止的。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变异性。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必须结合时代精神，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既要有批判地继承，又要创造性地超越。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完全割裂，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将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继承性，旨在批判继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诸要素进行现代传承、转化和发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要通过“继承-转换-创新”逻辑理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
我们主张超越性的继承，反对保守性的继承。继承本身就包含着改进、改善的意思。综观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进，思想政治教育在古今中外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无产阶级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发挥着“生命线”的作用，是党的制胜法宝和重要经验。其中基本的元素既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现在，因此，这些基本元素肯定要继承。在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已经形成了较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则、方法体系。如方向原则、求实原则、民主原则、渗透原则、层次原则、主体原则、说理引导法、实践锻炼法、熏陶感染法等等。这些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当然都是应该继承的。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又是与时代进程、社会变革相适应的。对于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元素需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即从传统的观察视野、思维方式、功能定位、方式方法、价值理念、体制机制中解放出来，形成新的现代观念和方法。如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政治思维、统治功能、灌输手段、工具性价值、群众运动形式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是当时的时代产物，具有历史适应性，对于所处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具有巨大的意义。然而现代社会是多样性、总体思维、多元价值、多元主体的社会，因此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视野亟需创新，实现现代转型。
综上，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与现代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既对立又兼容的辩证关系。这种状态并不是互相对立、互不相容的消极状态而是共存的过渡状态。因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性与现代性呈现出一种互动状态，处理两者关系的科学态度是传承与创新。
三、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代向度
历史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演进脉络，其发展体现出鲜明的历史阶段性差异。同时也具有明确的共同发展取向。现代性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新思维、新元素和新方法。虽然处于现代社会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实现了现代性，但是在社会转型期，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存的过渡状态，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中呈现出以下现代向度。
（一）从封闭性到开放性：环境转向。传统社会是封闭性思想政治教育。这种封闭性不仅体现在地理环境上，还体现在社会环境，乃至随之催生的人的思想上。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闭性依托于当时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保守稳定的农业经济结构、正统专制的政治文化制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封闭自在的系统。复杂的地理环境成为中国与外国的天然边界，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保守性造成思想上的唯我独尊性：政治文化上的专制和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促成了人们缺乏理性意识和封闭、内向的民族性格。这些阻碍思想政治教育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发展具有相对封闭性，比如社会环境封闭与半封闭、经济体制的单一性、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元性、政治理想的革命性、人格的依附性、教育方式的灌输性等。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闭性特征。
现代社会是开放性思想政治教育。这种开放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还体现在文化的相互激荡，社会的开放程度，乃至随之催生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兼容并蓄状况。开放的社会环境、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带来的各个领域和学科的相互渗透。要求必须改变传统的、封闭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系，打破思想政治教育仅仅局限于课堂、书本、理论的界限，确立开放的教育观念，并建立开放的教育体系，才能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开放性环境和现代性语境，具有内在的开放精神，要突破传统，革新扬弃。不仅要强化系统内部结构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还要形成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资源共享”的多维界面的形成，即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变革所期待的开放性互动格局旧。
（二）从单一性到多样性：功能转向。传统社会是总体社会。是突出政治的社会，一切从属于政治的社会。因此。处于这种封闭时空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与此相应，政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对象、方法、队伍、体制、机制的根本标志和根本标准，也是唯一标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是单一的，这种单一性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决定的。而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政治运动为中心，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政治运动首当其冲的手段，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统一性，从体制上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只能为政治运动服务，经济发展得不到应有重视，文化领域被全面卷入政治运动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只能突出地表现为单一的政治功能。
现代社会是多样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也发生多样性的现代转向。全球化的外在环境带来的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信息社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使我国社会日益呈现出开放性、多元化的特点，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环境日益开放，使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更加复杂。面对新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政治单一性向多样转化。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具有政治功能，还具有社会功能，通过提升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经济建设。最重要的是具有育人功能与协调功能，关注个体需求和个体发展，调节人的思想及行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际和谐、社会及世界和谐。
（三）从散在化到系统化：方法转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必要路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系统化趋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受传统思维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比较单一，以“灌输法”或“渗透法”为主，对于方法的研究呈现出广泛、分散、具体的特点。这在传统的单一性社会可以实现统治功能，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多样性不仅使外在环境出现复杂性。现实的人也出现多样的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需要。而且个体的人性是复杂的，造成了由个体组成的各种人类群体的人性更是纷繁复杂的。这就要求实现从传统的单一性、强制性“灌输模式”向多种人性化的“关心模式”方法的超越。
系统化是极为重要的现代思维方法。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思想政治教育是内在的多要素构成、外在多方面联系的统一整体，不再是单纯的政治行为或者是教育行为。在实践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叉性、综合性都在延伸，要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融合；在理论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纵深研究和横向联系都在发展，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理论的整体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不应是脱离社会生活整体的孤立行为。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化自觉，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组合放大效应成为可能。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化特征更为明显。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必然实现由具体方法机械性组合及浅层分散性研究向理论化、体系化构建研究的转换路径，即由浅层组合走向系统综合阶段，反过来又从系统综合走向专题深入的新阶段，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超越与升华。
（四）从社会本位到人本位：目标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规定着其内容和发展方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明显呈现出从社会本位向以人为本位倾斜的走向。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设定难以摆脱工具化倾向和实用主义，导致现实中对人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诉求的漠视。自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以来，大多政治家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鼓舞人们起来革命，唤起人们建设国家的热情，维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工具”。这种个人服从社会、服从集体，牺牲个人利益以利群众利益的“社会本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太片面、太功利化的单一性的工具性价值标准。不利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发展人和提升人的目的性价值。导致在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泛政治化，使被教育者产生厌烦、排斥的情绪，甚至谈思想政治教育色变。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边缘化、市场化、孤立化、理论化倾向。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具有人文关怀内涵的社会性教育活动，主要是以培养人、塑造人、转化人、发展人、完善人为目的㈣。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以“现实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为本，注重人的自由个性发挥，逐步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念、价值目标，方法模式的人性化超越。这是增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由之路。
（五）从经验性到科学性：思维转向。科学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时代性转换。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基于重大的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科学结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只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当成一种政治任务，是受命而为，鄙视、忽视其科学性，是片面的曲解和误解。传统政治教育经验性较强，不仅体现在思想教育实践中凭借经验开展具体工作，而且体现在理论上沿用、借鉴，甚至移植其他学科的概念、知识，缺乏专业性，存在与某些学科的边界模糊的情况。倡导多样性思维和多学科交叉思维并不等于以其他学科知识替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科学化的灵魂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要富于创造性，体现独立性、符合真理性、坚持人本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要坚持自己的科学品味，表现在教育目的、内容、方法的科学性上。要遵循科学规律，体现在认识学科的科学属性，其所依据的不是一种经验，一项任务，而是一门科学；体现在遵守思想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摈弃主观随意的经验性思维。
【关键词】思想政治 现代社会管理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中的历史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90年不平凡的历程中，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依靠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服务并管理社会，一直是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党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这些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经验与方法，必将成为今后现代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宝贵思想资源和重要法宝。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伴随着党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同志独创性地提出“思想上建设党”的观点，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整地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并将其列为思想的重要内容。“生命线”论断是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形象概括。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就是靠着这条生命线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靠着它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靠着这条生命线实现了党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当前社会管理中应继承我党长期以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党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历史经验，坚持把它放在党的全部工作系统中重中之重的位置，以实现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建立和创新的巨大功能。
做好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走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党的社会性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当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仍要坚持群众路线的法宝，认真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和新表现形式，通过解决人民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达到引导人民群众不断提高自身精神境界的良好社会管理和服务效果。
党的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保障。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社会管理能力直接代表着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党的干部在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时，要首先自觉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既要对群众讲道理更要为群众办实事，既要以理服人又要以情感人。今后，同样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党的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进行培训，不断提高广大党员与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以改变其简单或者粗暴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使他们坚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也是社会管理中进行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思想政治工作对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作用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而且任何阶级、社会和个人的存在都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即“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个人生存与现代社会管理的协调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以人的政治思想为研究和工作对象，而且要涉及到人的生理、心理、情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活动。在现实生活和人们的思想中，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总是共同存在的，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通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来解决人民群众越来越复杂的思想政治问题和化解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即，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想方设法通过对现代社会中各类社会现象的本质透析来教育、影响人，引导人在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观念行为不断反省，以实现其错误思想与落后思想向正确、先进方面的转化；引导社会成员正常有序地开展各项活动，并以此来推动现代社会整体向前协调发展，实现全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满意服务。可见，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一种社会管理方式，还是一种社会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式。
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巩固。实践证明，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和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巩固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能通过团结和凝聚社会成员力量、帮助现代社会形成一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包含现阶段社会共同理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又能帮助国家和现代社会起到持续保持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强烈渗透性作用。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达到全方位、有效地服务于现代社会管理的目的，以利于执政党的领导并强化现代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建立和创新。现阶段，由于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发展状况制约，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创新要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距，如一些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和理论滞后、一些社会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僵化等。因此，今后仍要继续改进和开展更加细致有效的现代社会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个社会成员增强整体意识，自觉接受社会统一管理；增强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使每个现代社会成员主动进行自我控制，协调好社会各种人际关系。这样，不仅可以继续借助社会性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趋势，使人们认识到现代社会管理的好处，而且随着人们参与社会管理广度和深度的拓展，能持续推进中国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不断建立和创新。
坚持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主要着力点
坚持并不断改进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增强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和实效性。对于中国而言，社会和谐本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然而，近几年来各地却突发了一些大规模的社会。这些事件或多或少会与当地政府工作没有做好，发生了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有关，从而导致群众安全感指数降低。而且问题发生后不能及时处置或处置不当，最终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因此，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永恒主题。今后，一方面应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要增强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和抵御社会风险能力。干部要更新观念，打破传统的命令群众式的不良工作思维模式，以人为本、悉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及时排解群众的不良情绪，把爆发的可能性消灭在萌芽状态，始终坚持把推进人的现代化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坚持并改善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历史经验继承和工作创新间的关系，紧扣时展的脉搏，追踪现代社会管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加大党对社会思想政治工作的资金投入，并不断提高其社会综合效益，以增强全社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实效性。
坚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研究，全面应对现代社会管理挑战。为防范现代社会管理的巨大风险，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创新发展自身的理论，使之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的现代化学科体系，拥有精确的与时俱进的知识内容体系，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同时要有系统的新的研究方法，以便对成熟的理论内容进行创新转化。如在培养和巩固社会成员坚持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理论内容时，就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大众化研究，想方设法使这部分内容在加快科学化的同时更加通俗易懂，使其转化成群众能够接受并乐意接近、且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有效帮助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管用的内容。在高风险的现代社会管理和服务中，人们面临的思想、心理和文化困境等，实质就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实践中不断创新。
关键词：后现代哲学；马克思；思想解放；反思重构；消解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49-03
在后现代思潮中，后现代哲学以其多样性、不确定性、偶然性、差异性以及生成性刺激着学者的神经，后现代哲学追求自由和冒险，并声称权力与谈判。但是，纵观后现代哲学的发展，它始终绕不开马克思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关系微妙，但是也相对复杂。如果说，后现代哲学是在无法撼动现存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激进主义的一种替代选择的话，那么在意识形态上，在解放人类思想的目标上，在马克思理论的现代性反思层面上，后现代哲学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次检验，更是在批判的语境中逐渐促使马克思理论完善的一种自然解读。
一、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理论的相互关系
后现代哲学发祥于19世纪70年代初，以尼采为代表的学者们告别了启蒙辩证法，坚持一种思维活动，很干脆地打破了现代性自身理性的外壳。这种哲学最初的思想模式被界定为一种危机化解的道路，本身而言，现代性与后现代就具有天生的矛盾，这种矛盾首先要进行反思和超越，这种超越将两者的差异相互关联，并彼此推进。人本主义哲学的兴起，在情感和精神上丰富了后现代哲学的内涵，但是后现代哲学并不是要消灭主体本身，而是要对现有的社会结构、思潮进行反思和总结。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理论所构成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就对后现代哲学涵盖了一种包容和宽慰，而且在很大意义上，马克思理论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在夯实的西方文化基础上，贯穿了东方文化的深层次嬗变，这种嬗变首先打破了宗教神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就此而言，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理论是相互递进的关系；其次，政治哲学反思人类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和科学性的理念，显然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更加注重科学的应用，并且将科学管理融入人本，融入人文精神后，后现代哲学则为社会秩序的循环发展注入了更多的实用性和批判性。在超越了某个法律教条和制度规范下，它具有理念范导人的行为。马克思理论表明：“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批判地继承了思想史上一切优秀成果，从人是社会发展的主题、实质与终极目的的视角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一般趋势，辩证地分析了理性主义原则支配下的社会发展理论，奠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石。”[1]后现代哲学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在社会政治发展的语境下巧妙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理论，尽管两者在某些观点上是对立的，但是潜在地看，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它所提出的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其实更加贴近生活地体现了马克思理论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实践而总结出来的政治模式的科学性；再有，后现代哲学在20世纪的60年代开始介入政治社会。一方面它对现代启蒙学进行了有力批判，另外一方面也对马克思主义所引领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产生了一系列的失望，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视角延伸到了微观层面，他们不对社会政治建设提出任何希望或者构想，只是在微观层面上通过批判、暴露权力，试图在微观层面获得某种自由，这与马克思理论的宏大叙事，对社会发展祈祷积极作用的政治引领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哲学对哲学使命的创新和社会责任感，无论是人的生存环境，还是政治哲学对人类社会的密切关注，都必须实现政治哲学对另外一种政治模式进行监督和中介作用，显然，后现代哲学对马克思理论的这种影响还是如影随形的。最后，本身哲学史就是批判的历史，也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但是微观地看，哲学又像一个流浪汉，在发现创新的精神家园后便让位于科学，后现代哲学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不仅是话语与话语的对话，更是新概念与新思维一体化创造过程中对社会哲学的深刻反思，于是就有了人们一提到马克思就会联想到他激昂的社会革命话语，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这是宏观的，但是在微观层面后现代哲学揭示了社会底层的一系列的政治概念，以更加自由的方式书写着哲学发展的新篇章。在通过批判与检阅之后，马克思理论与后现代哲学在关注点上还是有着惊人的默契，只是在切入点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最终的目标上还是较为一致的。从哲学的范畴来看，两者都属于现代型社会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风格。
二、马克思理论对后现代哲学的深刻影响
社会的开放性和政治的多边性，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社会政治活动中高在庙堂，对于政治实践，马克思理论的概念化必然受到后现代哲学的冲击。但是仔细观察，马克思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人类思想经过社会转型而产生新的价值倾向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理论对后现代政治哲学中的关注人的心理、情感、道德、信仰等非理性层面的东西具有引领和宏观控制的作用，人类的精神思想在得到脱离了传统神教的影响之后，逐渐认识到人类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社会观应该建立在更具有清楚认识的政治信仰之上。也就是说，后现代哲学偏重微观社会政治的后现代主义中曾经出现了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支流，也就是说，后现代哲学对于神教，对于西方政治哲学以及马克思理论都形成了绝望的拒绝。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后现代哲学通过微观分析走向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派别，这个转变不仅标志着西方的政治哲学风格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后现代哲学通过观察、审视认识到了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多元化的政治哲学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来看，库恩的范式理论把历史性、实践性和革命性引入科学，理性地再现了科学‘通过革命而进步’的本性，其局限则在于其范式概念仅仅定位于社会文化领域而丧失了物质性的维度，并在认识论上陷入了旧传统哲学固有的困境――历史与逻辑的分离，最终导致科学丧失了承担起改造世界的责任”[2]。近代西方启蒙政治哲学为反对君权神授、封建压迫的专制，高举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自由平等，博爱法治的气质，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无非是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鼓舞，并且也逐渐在政治实践中思考如何使理论上先进，政治上影响的路径促使西方封建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马克思理论是站在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立场上来思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的。马克思理论在理性的自由主义发展阶段，形成了理想的自由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马克思理论是论证共产主义这一理论核心的，但是后现代哲学不仅检验了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精神实质，还能为研究创新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方法和理论。马克思理论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个别公民服从国家法律也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和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的政治的自由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对象也不是不自由的对象，而是自由的人，在这一点上，后现代哲学的先进性回答了马克思理论提出的问题，从而促使后现代政治哲学更加广泛地接受马克思理论的深层次影响。还有就是马克思理论不是一种静观的政治哲学，而是紧密联系社会发展实际的，注重变革时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理论，是实现民主自由的强大武器。基于这种认识，后现代哲学对于神教的否定，对于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就和马克思理论产生了一些共鸣。后现代哲学的实践性与马克思理论同样地立足人本，运用批判唯物的、历史的否定之否定之类的辩证法论证和检验了马克思理论，这也就标志着后现代政治哲学在批判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同样也将马克思理论的新世界观进行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检验。
三、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理论的互补原则
作为现代政治哲学之一的马克思理论在诞生之日起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更甚。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立足宏观，注重宏大叙事。而后现代哲学显然是不可能超越马克思理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所追求与马克思理论的追求是一致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后现代哲学是比较片面的，而且在理论的传播过程中过于微观，因此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超越性，但是不具备引领全球性的政治革命。马克思理论在深刻解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同时，对西方国家的政治革命注入了新的理论与观点，“资本主义在解放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的同时，造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着对人类未来深切的担忧，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基于此，马克思用价值尺度衡量资本的发展，探寻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的现实途径”[3]。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角从来都是批判而且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环境中，每个个体的自由都面临着全力的监视和控制，严重威胁到了个体的自由，这也就恰恰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能够对现代社会政治迎头痛击的重要原因，而内化的了马克思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人的个体行为，打破理性的思考方式，更加直观接近人的精神，去物质化的道德思维模式迎合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需要；其次，后现代哲学是小众的，无论是他关注的对象还是它所提倡的观点或者建议，都是出自于社会底层的政治需求和发展理念，因此不具有全面的代表性，而马克思理论随着它的巩固发展，虽然经历了多次被拒绝，但是后来逐渐地被大众化，因为西方的政治哲学的基础就来自马克思理论，马克思的理论立场和革命态度不仅注重人类思想的解放，更加注重对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经济的关注。马克思理论不仅批判了现代社会的政治模式，同时也形成了批判对话模式，实现了阶级自由对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考察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前期的意识形态批判，另一个是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时期所谈论的话题、所指向的目标虽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现代社会问题展开的，因而可以看做是对现代性矛盾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揭示”[4]。那么作为小众政治哲学代表的后现代政治哲学模式，在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是合理的，而且具有说服力，但是后现代哲学的观点难免不具有前瞻性，对社会政治的发展和革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具备对人类的思想解放起到推动作用。两者比较，可以总结为大众性的马克思理论和小众性的后现代哲学对于社会政治发展的作用是有差异的，两者之间的互补性还是很强的，但是必须建立在批判之后的认同基础上，两者的这种差异化优势才能得到发挥。
四、后现代视域下马克思理论的重新构建
“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的发现、批判与重构，贯穿着政治批判以及作为政治批判具体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构成了与经典社会理论、西方现代社会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批判性对话。当下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则在不断重现马克思当年所厘定的现代性社会的地平。”[5]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是后现代哲学还是马克思理论，它们兼具的批判性是思想路径的以推动实现的驱动因素。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思想家对马克思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进行了批判，但是可喜的是并没有完全拒绝，他们无论是思想归入还是革命理论的模式都遵循着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关系”而进行的。随着当今社会的高速发展，唯物主义历史和神教政治相替融入民主以及知识化体系的加快发展，并且在冷战之后，世界哲学政治的革命方式也是发生了改变，马克思理论作为“重新政治化”的条件基础，必然需要重新解构和构建。首先是要发扬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关注性地开展批判就必须结合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角所触及的地方，马克思理论不再是针对文化话语权的批判，而是要深入到政治制度体现的实现与制定，要深入到政治模式对民众，更多的是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度，对于在批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问题，比如说政治的中立化，政治精神的僵化，政治遗产的剔除，这就不单单是话语权的问题，而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精神形成的一种消解，并可能造成马克思精神在走向普遍的差异化中虚无。其次，要反对马克思理论的学术化。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和发扬，我们不能停留在文字符号层面，马克思理论不是某种精神的守候，而是政治革命的一种方法和手段，不断地在动态化的环境中继承和弘扬马克思理论并促进马克思理论对未来社会的批判更加具有切肤之痛，才有可能完全地发挥马克思理论在后现代社会进程中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再者就是批判性的正确性。“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理解问题上，尚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误解，主要是因为当今许多思想家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放弃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总体立场，因此也就决定了在思想上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路径的含混不清”[6]。在肯定后现代社会的政治历史进步的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对当前社会发展进行批判，批判的正确性是辩证地分析的，但是从辩证眼光来看，马克思理论不但是地地道道的哲学，它以批判的眼光构建了现代社会大众与政治权力进行谈判，而这种批判恰恰是马克思理论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同时批判的对象，批判的正确与否都必将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高连克.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时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02）.
〔2〕曹军辉，祝小宁.范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审视与重建[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3〕刘自美.马克思解放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1）.
〔4〕史全新.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批判[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和谐社会；大学生；社会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断向实践渗透，并与实践紧密结合，以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向实践转向成为一个新的课题。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内在地要求理论本身要具有实践解释能力和可操作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迎接21世纪信息时代和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的挑战，就必须深入到新阶段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世界，结合时代和实践发展境况，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参与能力，从而实现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理论与实践维度
实践转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要求。“真正的理论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1]，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经济社会的深层改革和战略发展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缘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其进行深度剖析。
（一）理论之维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内涵的深化与拓展，需要一系列相关理论的支撑和依托，而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观和价值观建构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理论之维。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而“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里，实践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外显方式，人在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了对象化世界，建构了主体间的交往共同体，并在其中的实践活动中以一定的形式形成了主体间的交往关系，生成了以客体为基础、以主体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为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突破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范式实现实践转向，搭建平台让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其在实践中寻找理论知识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和融合点，既能增强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和时效性，又提升学生的交往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目的、发展动力和检验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种理论教育，理论教育植根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应该回归实践，在实践中检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特质的内在规定，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观的基本点。
同时，“理论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 换言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说服人”，使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最大化，必须紧紧抓住人本身。而从事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集中体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理论教育，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为实践价值，即必须从人的需要出发并能指导人的实践，这客观上要求理论教育必须与实践有机结合，避免空洞和抽象，使理论教育的价值在实践中实现和检验，增强针对性、吸引力和有效性。换言之，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必然要求。
（二）实践之维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重要一维，它的发展是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的，并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和人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不仅有深层的理论渊源和依据，同时也有深刻的现实依据和坚实的实践据点，即：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目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升级。这有机统一的系列实践活动和目标建构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实践之维。
人是实践手段与目的的有机统一体，青年大学生是我国的人才宝库，是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者和潜在推动者，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人力资源和潜在人力资本。因而，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和目标，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加大理论的宣传和解释力度，另一方面则要为受教育主体搭建实践平台，建构实践模式，让大学生投身到社会建设中，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理论的实践参与能力，从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使青年大学生在推进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实践中寻找动力源，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转化为青年大学生的自觉行动，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得以充分诠释和实现。
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三个模式
高校打造三大实践平台，即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和志愿服务平台，建构虚拟环境中的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和现代公民文化环境中的结构性互动模式,使高校大学生在与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成长发展、服务社区建设和增强现代公民意识中实现自我提升的同时助推社会管理的创新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最大限度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一）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建构虚拟环境中的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
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是网络时代虚拟空间和虚拟社会中的主力军，团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教育厅打造学工成长发展网络互动平台，该平台以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学习为切入点，高校大学生以学习助理的身份参与新生代农民工“圆梦”计划人才培养工程，满足新时期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发展诉求。大学生担任学习助理使大学生由现实大学校园中单纯的受教育者转变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理论教育者和学习管理者和服务者。大学生通过邮件、QQ、微博、手机等各种新媒体手段，加强与“圆梦”计划学员的交流沟通，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员良好的思想道德、职业道德和心理品质，同时激励“圆梦计划”学员自立自强、奋发向上，完成学业。
大学生参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发展的“圆梦”计划，客观上要求大学生自身必须具有较广博的学识、较深厚的理论积累和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方能胜任“学习助理”一职。学工成长发展联合阵线使大学生在身份转变和角色变换中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并在协助导师和班主任开展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在与新生代农民工互动中真切地了解新阶段的社情和民情，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问题中提升自我，这是网络时代大学生与新生代农民工打造的成长发展联合阵线，是虚拟环境中教育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也是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有效模式之一。
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两大最为活跃、最有生机和活力的青年群体，加强这两大群体的教育、引导、管理和服务、满足他们成长发展诉求，不仅是现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和谐社会视域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课题。学工成长发展联合阵线作为虚拟环境中二元主体双向互动模式为以上两个课题的研究找到了接洽点，也使大学生和新时代农民工作为教育主体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在实践中培养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感、有影响力的“四有”青年，建构教育主体间的互动模式,在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和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同时培养和塑造两大青年群体。
（二）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建构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
社区是与千家万户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基层之一，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贯穿于基层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没有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的和谐与稳定。然而，由于社区工作繁杂，人力不足和人员素质偏低等因素，社区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现状与人民群众的理想诉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之一是高校与社区合作，打造在校大学生社会挂职平台，建立大学生社区挂职机制，让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提高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能力，推动基层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校大学生社区挂职平台建构的双重环体中的多维主体双向互动模式，一方面可以使大学生这一受教育主体在校园里接受教师的理论教育，提高理论修养，为实践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大学生在社区接受社区工作人员的实践指导，并在服务社区、服务群众中真切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同时，教师、社区工作人员在为大学生答疑解惑中求进，甚至和学生共同研究和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共同思考和探讨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和谐社区的构建，使教育主体与受教育主体之间、教育主体之间、受教育主体之间这多元主体在管理和服务社区的实践中形成能动的多维双向互动关系，使高校大学生在推动和谐社区建设中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转向。
（三）志愿服务平台：建构现代公民文化环境中的结构性互动模式
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5]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6] 而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个人、团体和社会组织则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缺乏公民意识的人，不太可能成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才；缺乏公民意识的民众也难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需要培育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文化的人才。
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将出现根本转变，包括群体利益、社会关系、社会规范、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全方位变化，同时也还有社会系统的序变，这一系列的根本转变将会扩大政府与市场无法触及、需要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公共领域，这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新课题的同时也为塑造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识提供了契机，后者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民众的志愿精神外化的志愿服务行动，即民众树立包容发展理念，重视共建共享、文明传承，自愿承担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准则的社会责任，这也恰恰是和谐社会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之一。
志愿（义务）服务是个人多方面多领域社会参与、志愿无偿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是现代公民社会参与的基本方式，是自愿承担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准则的社会责任的行为。高校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老人服务、帮教服务、城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等领域为政府和社会团体提供无偿服务，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有效模式，也是和谐社会视域下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有效模式。
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奉献社会、丰富生活体验、提升自我”的过程中“传递爱心，传播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和社会进步”，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在提升自我的同时提升社会成员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社会凝聚力，从社会心理和公民文化上培育学生的现代素质，使具有现代意识的大学生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人才基础。因此，大学生志愿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开发现代公民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结构性互动。
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转向的三个模式彰显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时效性和实效性，即大学生在参与新阶段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认知，并在提升自我的过程中助推和谐社会的构建，使人（大学生）与社会得以协调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3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252.
前言
所谓政治信仰，指的是对某种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和政治战略的推崇和认同。一个社会的政治信仰，决定了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团结和稳定，一个国家政治信仰的选择甚至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我国的政治信仰在新的时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新媒体与政治信仰的概念
(一)新媒体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义。每一种媒体在刚刚诞生的时候都是新媒体，广播如此，电视亦如此。在互联网时代，论坛、门户网站、博客都曾经是新媒体。今天的新媒体植根于社交网络，形成了碎片化、平民化的特点。媒体从点对面的传播变成了面对面的传播，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自媒体源。
(二)政治信仰
信仰是个体精神追求的最高准则，代表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态度。政治信仰则是对每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形态的认同，源于社会实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决定了一个人以何种态度面对世界、面对生活，一个国家的政治信仰决定这个国家要走向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二、新媒体时代对政治信仰形成的影响
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转型，外来思想传入。传统意识形态与外来意识形态曾经有过交流、有过论争。在进入了新媒体时代之后，媒体的权威性大大消解，任何人都成为了信息源，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发表意见，社会文化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态势，因此，对于世界的看法，对政治的信仰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形态。过去由政府垄断媒体而形成的意识形态稳定出现了危机，社会政治信仰的分散将会动摇主流价值观，尤其一些外来敌对势力利用这种情况妄图挑战政治权威，影响了我国的政治信仰稳定。
三、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信仰问题
(一)政治信仰迷茫
在新媒体时代，各种思想充斥着各种媒体，尤其是在网络上，信息量巨大，政府无力全面审查，造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公众长期受到各种观点的轰炸，最后在政治信仰上出现了迷茫。许多人在无力进行政治方面的思考之后选择了无视或者放弃政治信仰。在对公众进行政治信仰调查时，许多人都对诸如价值取向、政治信仰的重要性等问题不置可否，认为这样的问题对于日常生活没有实际意义，政治信仰与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关系不大，最后甚至出现了政治信仰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极端想法。
(二)政治信仰趋利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推进，国家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的执政目标，所有方针政策都围绕着经济建设来进行，社会价值取向不可避免的向功利化发展。从大学生入党理由就可以直观的看出这个趋势。大多数大学生入党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就业和个人发展，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退居其次。党员的意识形态风向尚且如此，社会大众的情况就更加严重的。在对社会各阶层的信仰调查中显示，以金钱等经济利益为信仰的人群比例已经超过了宗教信仰的人群比例，社会政治信仰功利化问题日趋严重[1]。
(三)政治信仰多元化
新媒体的发达让各种社会事件都能获得快速广泛的传播，不断的冲击着整个社会的信仰底线。即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对信仰的冲击。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出现了贪污腐败、就业困难、贫富差距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加之媒体的引导，让一部分人对社会失望。外来思想的涌入，传统思想的还魂，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社会主流价值观，政治信仰日趋多元让社会思想更加不稳定[2]。
(四)政治信仰知行不一
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控制与社会日趋多元的政治信仰在个体上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有些人受到从小的教育，对于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抱有坚定的态度，但在生活中往往出现了政治信仰是实际行动不相符的情况。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出现了较大的断层，让许多人知行之间陷入了分裂。
四、新媒体时代政治信仰问题原因分析
(一)社会原因
我国和世界形势在最近几十年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颠覆了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这是信仰危机的社会原因[3]。
(二)教育原因
功利化的社会风气让小学教育开始倾向于实用主义，对于一个学生的评价标准只有学习成绩，而思想道德上的问题无人关心。从小学到大学，政治信仰的教育都让位于应试教育，让人们急功近利、内心复杂，对精神生活缺乏追求。
(三)主体原因
公众在理性思维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足，大多数人对于政治的理解都来源于其他人的观点，而自己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政治信仰上摇摆不定。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让所有人都能接触各种各样的观点，另一方面公众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造成意识形态领域成为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4]。
五、在新媒体时代加强政治信仰培育的对策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在新媒体时代加强政治信仰建设，关键在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只有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证明了党的先进性，才能让公众重新树立对党的信息，重新树立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同时，党也要充分的利用新媒体，在新媒体的舆论阵地上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避免在新媒体时代盲目被动。
(二)搭建信仰实践平台
公众对于政治信仰的疏远和迷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相距太远。要重建政治信仰，首先要搭建信仰的实践平台，让政治信仰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实践中得来，最终还要回到实践当中去。新媒体时代也给信仰实践平台的搭建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机遇。
结论
在新媒体时代，我国的政治信仰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个国家的政治信仰是否团结稳定决定了这个国家能够持续平稳的发展。各种外来思想的渗透和功利主义思想的盛行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性产生了侵蚀作用。本文首先结束了新媒体和政治信仰的概念，然后指出了新媒体时代下我国社会政治信仰产生的问题，并且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来分析，最后指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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