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法律文化理论；传统法律文化；文化多样性
一、法律文化理论概述
（一）法律文化理论的界定
法律文化理论是由梁治平先生所提出的，中国法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流行的一种法学理论。正如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梁治平的观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其具体内容散见于梁治平的《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二阶段的主要观点见于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一书。这两个阶段在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但是这两个阶段都是在对文化类型的分析比较这一共同的研究进路统领下的。
在这两个阶段之中，梁在第二阶段的研究没有第一阶段那么细致和深入，其整体内容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完整；同时，梁第二阶段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一阶段的研究相矛盾。综合以上两点，笔者认为：梁第一阶段的研究更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即法律文化理论。所以笔者在介绍法律文化理论时，只介绍第一阶段的内容。
这一理论最为经典的表述来自于梁治平在为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的中文版作序时所提到的一句话：“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因此，法律文化理论实质上来说是一种比较法律文化研究。
（二）研究法律文化理论的意义
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正是“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盛行之时，法律文化理论的出现为当时乃至现当代的中国法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角度和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对于整个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当时百家争鸣的良好的学术气氛的体现。笔者之所以要对这样的一个理论进行阐释，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该理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理论最初发源于当时的一股“文化热”，人们对于“文化”这一观念十分的热衷。时至今日，对于文化的宣扬任然是国际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它不仅是一个民族民族个性的体现，更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法学研究，对于社会、国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2、以文化阐释法律的研究进路和方法有可取之处。
在法学界，专家学者们往往都是从法律条文和法学理论入手，而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理论则从文化入手，着眼于文化之间的差异，使我们看到了权利本体、客体、以及权利义务等法学理论中的传统概念之后所隐含的更加基础性的一些文化内涵。
3、该理论的提出，使得人们更加客观和理性的看待法律现代化的问题。
本文在后面将会进一步提到：虽然法律文化理论在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时候，梁治平更加倾向于宣扬西方文化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至少使得众多专家学者对于中西方法律背后所蕴藏的文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对于我国法学理论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十分重大深远的意义。
二、法律文化理论的具体内容
（一）法律文化理论的思想基础
法律文化理论散见于梁治平的《法辩》与《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两书中。这一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当时的 “文化热”：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两次关于文化的大讨论激发了梁治平对于文化进路的兴趣，进而促使他开始用一种“文化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梁治平著作中的这种将东西方法律文化进行比较的方法，近的可以溯及到比较法的研究，远的就要溯及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一法学名著，同时，洛克的《政府论》、梅因的《古代法》均构成了法律文化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法律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法律文化理论主要是运用一种“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同时与西方的法律文化进行对比并寻找其中的差异。也有学者称之为“以辨异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决定论”，这样的一种理论的最为主要观点在于：“法律只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1、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解读和批判是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理论的重要部分，在《法辩》和《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这两本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笔者将其主要的观点归纳如下：
第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公法文化。我国古代有着高度发达的刑法典以及刑法体系，同时还有完善的吏制，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行政法与组织法。这一现象，验证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公法文化。同时，现如今，刑法典的成熟、政府机构的庞大和臃肿，以及行政权力的扩大，无疑都是中国古代公法文化的高度发达的延续。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的是统治者所宣传的“礼”。“礼”是建立在自然血亲关系上的包罗万象的行为规则体系，即道德。这种道德和法律之间产生了一种模糊、暧昧的关系，那就是“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法律的道德化会导致法律的虚无，而道德的法律化则会造成道德的普遍虚伪。因为道德是一个抽象的、因人而异的概念，而将法律德化，会导致统治者或者既得利益者运用道德这一概念来排除异己，滥杀无辜，进而使法律彻底为统治者所操纵而成为一种摆设；同时，将道德法律化，将会导致道德成为了一种形式，进而导致了道德的沦丧。
第三，中西法律文化导致了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国的法律文化强化了“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文化下是没有公平正义的土壤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不平等、都想要寻找获得不平等的机会。而西方的法律文化推动了西方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了以“陌生人社会”为主体的社会文化，这种文化有利于个人主义的发展和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为法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2、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我国法律现代化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根植于传统中国社会之中的，而我国现在进行的所谓的“法律现代化”，在很大层面上是对于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而这种移植从颁布的大多数法律规范来看，只是对于西方法律制度的一种小修小补。这些来自于西方社会土壤的产物，移植到中国后，在很多方面都会产生水土不服。
西方的法律文化经历了从公法文化转变为私法文化的过程，而中国从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公法文化对于当今中国仍有不小的影响。按照梁治平的观点，当今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在于，使中国的公法文化转变为私法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矛盾，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当今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从总体上看，仍然笼罩着义务本位的阴影：一般民众更多地关注的是刑法方面的问题，如杨佳案，许霆案以及邓玉娇案。再就是“无讼”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这是一种古代官本位、义务本位思想的具体表现。还有那种为了国家利益强制性的牺牲个人利益的情况，这些都是义务本位观念的表现，是与那种正义第一、自由、平等、个人本位的私法精神是相违背的。
第二，当今中国的法律文化，仍然受到传统儒家文化中那种的关于“义利之辩”的影响，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阻碍了法律现代化的进程。许多事件的发生、许多人物的言论都被扣上了道德的帽子，受到了道德的评判，这样一来就会放大人性的虚伪，使人阳奉阴违，进而导致道德的全面沦丧，甚至会导致整个道德体系的崩溃。同时，这种思想还严重阻碍了中国一般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第三，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衰退，而其所赖以存在的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也已经开始式微，当今很多人甚至出现了批判儒家甚至是反儒家的思想，而西方法律思想还未被一般民众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思想的碰撞甚至混乱也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三、法律文化理论的缺陷
（一）梁治平本人研究对象的转换，造成了其观点的前后矛盾
梁在提出了这一理论之后，在随后的研究之中却并没有对于这一理论一以贯之。在提出法律文化理论的时候，其研究对象是通过对比阐释中国的“大传统”——即那些可以统而论之的一系列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具有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特点；而在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于清代“习惯法”这一学者所谓的“小传统”的研究，而“小传统”——正如其名称所指代的那样，是一种范围和内容较小的、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研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中，虽然作者一再强调其研究的一致性，但我们从书中的内容可以知道，在该书中，梁治平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以及对于“小传统”的结论性态度均发生了改变，并且这些改变甚至了其在提出法律文化理论时的观点，在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上就是如此。这样的一种改变，削弱了法律文化理论本身的合理性，造成了其观点的前后矛盾。
（二）法律文化理论的思想基础不是十分完整，存在缺陷
法律文化理论是以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洛克的《政府论》、梅因的《古代法》等一系列古典的法学著作为依托的，但这种依托只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换句话说，法律文化理论中的比较法的思想和对于法律背后文化因素的考量，其精神源头来源于上述的这些经典的法学著作。法律文化理论是对于法律文化进行阐释、解释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理应涉及到法哲学解释、文化的定义和解释等一系列的专门知识，但是在梁的这一理论中诸如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论著、吉尔兹的人类学“文化阐释”论著则完全阙如，虽然梁在此后对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理论所做的一般性、介绍性的研究，都可以看作是其对于法律文化理论思想基础的补充。因此，缺乏这些理论作为支撑的法律文化理论，其合理性和说服性大大降低，使得这一理论更多地体现为作者的一种十分主观的“观点”。
（三）由于理论基础的不完善，理论中许多基础性的概念模糊不清
在梁治平提出的法律文化理论中，由于其理论基础存在缺陷，导致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如文化、法律文化等基础性的概念，并不是界定的十分清楚。这一特定表现在这些概念的表述上：梁治平在其文中均是笼统的、十分宽泛的说明了一下，许多都是带有十分强烈的感彩的一种表达和论述，并没有给出十分规范和理性的定义。由于梁治平是在《法辩》中提出这些概念的，而《法辩》是一部法学文集，而不是一部系统的法学著作，因此，其提出的概念多半不是十分规范的。这样的一种不规范，使得我们在具体分析法律文化理论时，会出现歧义和含混不清的情况，从而无法抓住作者的真正的意思，降低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四）法律文化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类型”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
法律文化理论虽然着重于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对比，但是这种对比是以西方的文化或者说是法律文化为标准的，并且作者以这种标准逐条对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分析其缺点和不足。在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应该将传统的、已经不合时宜的公法文化摒弃，而应当逐步学习西方的私法文化。法律文化理论的初衷是好的，它希望从东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来探寻中国法学的发展之路，但它最后产生了一种完全“西化”的倾向，开始批评并且十分排斥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这一点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文化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类型”的否定。
这样的一种观点虽然是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的，但在最后的结论之中却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而去谋求一种文化的同一性。中国从清末时的西学东渐，到现如今的向西方学习，不论是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的法律精神，其根本是要让我们自己的土壤上开出我们自己栽种的果实，而不是一味的、简单的将我们自己的土刨掉，然后换上西方的土壤和植物。因此这样一种观点是具有局限性的。
四、法律文化理论的启示
（一）法学研究需要开阔的视野和严谨的态度
我们在进行法学研究的时候，要开阔自己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学这一门学科本身，还应该对于其他的学科进行广泛的了解。在这一点上，法律文化理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这一理论虽然存在诸多的瑕疵，但是其多学科、广视野的研究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同时，我们在进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时，还应该注意对于自己不甚熟悉的学科进行严谨细致的了解，这样在著述相关观点的时候才不至于导致不严谨和不规范的现象发生。
（二）重视法律背后的文化信息
法律文化理论向我们展示出了法律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特别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些信息，对于我们今后的法律移植，以及随之而来的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苏力教授所言，这些文化信息将是我们进行法律活动的重要的“本土资源”。
（三）尊重文化多样性
从法律文化理论的缺陷中我们了解到，对于文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当理性、客观的对待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法律文化，这其中尽管有许多已经不合时宜，但更多的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一味的“西化”、“向西方看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古老国家来说是十分困难、艰辛和得不偿失的，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样一种态度是不正确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
[2] 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
[5]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996
[6] 苏力.法制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7] 苏力.批评与自恋，法律出版社，2004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的命运成为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思想文化难题。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了整体的文化困境:传统文化在自己的整合方式难以发挥社会功能的条件下,日益面临一个自我秩序崩解的危险。近代中国社会的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已经无法在既
定的传统文化范式内加以整合了。另一方面,自有源头,并且自有承传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与制度安排、生活方式,展现着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而且挟其经济实力与政治强权,硬性楔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就带给中国社会以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模式。而且,从两种社会生活模式的类型来讲,具有内在的相斥性。这就注定了选择其中一种生活模式,就必须放弃另一种生活模式。于是,从近代中国以来,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就此形成一种僵化性的文化格局。这种社会文化格局,造就了相应的思想文化格局。如果说系统描述这种思想文化格局,不是某个具体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所可以完成的事情,而决定性地只能容许他从某个具体的角度去把握这一思想格局的话,那么,选取伦理道德的视角观察这一格局的情况,是一个可以将整体情况收摄于“一斑”的最好视角。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这一见解,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的。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印证:第一,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讲,伦理道德构成了它的内涵。表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三纲八目、体现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三纲五常,在古典社会时段,发挥着整合中国人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两相关联的作用。而进入近代社会,人们试图告别古典历史,也恰恰是从“吾人之最后觉悟是伦理的觉悟”这一角度来诀别传统文化的。这两个方面正好从正反两面,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的特质所在。第二,就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来讲,伦理化是其基本取向。政治上的宗法制度、经济上的均平格局、法律的儒家化教育的忠诚至上等等制度取向,都以其伦理化来显示出它们的制度特质。假如从制度运作的过程来看,在制度安排的起点上,伦理动机决定着制度机制;在制度运作的实际过程中,人们的伦理境况则是制度功能得以发生、制度有效性得以保证、制度本身的状态可以调整的依据;在制度运作的绩效评价上,则也是以制度的伦理后果来作为评价的基础的。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所难以接受的,那么它就必然不是一种好制度(比如,由此古典中国人排斥了竞争),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乐于见到的境况,那么它就是值得继续施行的一定之规(比如,由此中国人养成了均等的心灵习性)。第三,就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实际状态而言,伦理道德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人们的日常思想与行为方式,都是由伦理关系所决定的。就宗法社会讲,齿序具有决定的作用。就人际关系调节言,中庸起着基本的指挥作用。就解决冲突的方式看,无讼成为人们追求的境界。就理想的社会状态说,大同是为人们认同的目标。这些都是伦理性的东西.
这种伦理性的文化,在古典社会的范围内,与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交替的边缘状态上,发挥作用的方式具有重大差异。如果说在前者言,它还不能说是完全适应的话,起码也是基本协调的。但是就后者讲,它则是完全无法给与社会运动过程以引力的了。就这种文化事实而言,人们早已经是不否认的了。
然而,复杂的是,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微妙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认同问题。价值选择的公共性较弱,个体性特点较强。换言之,价值问题上的分歧,较之事实上的认知,分歧会更大。而且,价值问题是一个可以脱开现实世界,在精神世界独立运作的思想领域。因此,某种价值主张完全可以以某种个人偏好为支撑、或以某种群体心理为支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寻求到相对的一致性,则是凸显价值认同引导现实认知之路的要求。
这是一个价值难题。围绕这一价值难题,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断定传统文化近代命运,以及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传统伦理近代命运的判断:否定传统文化的近代功用者,吁求人们的“伦理觉悟”,形成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思路。肯定传统文化的近代作用者,呼吁人们看到“花果飘零”之后的“灵根自植”事实,从而对于传统中的近代因素进行耙梳,以便接通传统与近代联系的血脉。在两者相互的衡量中,前者视后者为不可救药的保守分子。后者视前者为数典忘祖的激进人物。而在两者的思想学术努力中,前者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视为将一切社会要素化约为伦理的简化思维,从而将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伦理中心主义思维,视为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定势,请求人们在现代背景下将之弃置不用。后者则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思想与行为抉择方式,恰好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仍然期许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质。而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所不可匮缺的东西。因此,传统伦理的处境,不能简单化为一个否定传统、抛弃传统的问题,而是要致力于将传统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东西尽力挖掘出来,为当下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所用.
两者处于鲜明的对峙状态。就分析的角度来看,二者各据其理。从反对传统的理论立场来讲,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的视角看问题的,那么,他们可以在这种事实差异的基础上,找到自己观点的有力根据。因为,不论你在何种理论角度看问题,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都是两种类型的社会,那些具体要素上的类同性,与类型上的差异性比较起来,都是可以忽略的。而且,不论你在何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看问题,你都会对传统本身在明清以降的内在动力的匮乏,感觉到一种“自己不争气”的晦气,反传统者自不用说,即使是现代新儒家,也对“花果飘零”痛心疾首。另外,不论你在何种意欲的理论预构引导下看问题,你都会在离开传统的既有思路上去讨论足以“结合”古典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新型”思想问题。
从支持传统的理论立场讨论,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要素关联性上看问题的,那么,他们就可以在这种事实联系的基础上,提供给自己观点以多种支持。因为,即使你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但是,历史从来不是运行在完全中断的基础上的,因此历史的连接,总是一个历史的实际。这就为人们在文化传统的价值基点上,寻找自己文化发展的动力提供了支持理由。而且,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西方历史,又总是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通过文化资源的互相借取,来为自己文化提供发展养分的。因此,绝对没有一个民族在完全远离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情况下,独立地开掘出一条文化发展之路。由于对于现代西方文化来讲,中国古典文化的启发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也是不容抹杀的。但是,就综合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则会有不同的结论.
姑且不说二者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对于传统命运得出的相反对的结论。同时,也不论二者对于传统文化发展前景的设计多么具有吸引力,仅就二者的思路和结论来看,就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其一,在问题意识上,二者仅仅依据于社会原生问题的各一个方面立论,对于中国问题的连动机制,掉以轻心了。其二,在问题陈述上,也都只是对于中国传统命运这一个问题的两面(现代有效性与时代失效性),各占据一个方面的事实依据。其三,在价值主张上,各自也是在自己的价值立场上,声言自己立场的合理性,对于对方的价值立场缺乏起码的尊重,因此对于相互间共同分享的价值资源忽视了。其四,在解决传统伦理的出路问题上,各自都在自己封闭的思路寻求“出路”。保守传统(以儒家为核心)价值者以为传统本身就可以为我们走出近代以来的文化困境提供一切药方。反对传统(也以儒家为核心)价值者则以为传统构成了我们走向现代的障碍,于是以告别传统为走进现代的前提。其实,就文化的当下发展来讲,传统自身的处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现代出路问题。在问题的确认上面,二者都有以伪问题为立论基础的嫌疑。
为此,在展开对于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现代处境问题的论述之前,需要先行确立起几个论说问题的原则:
第一,告别二元对峙的处理传统命运的方法。一方面,绝对不单纯站在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视角,来为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体系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也绝对不站在需要扬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视角,去为全盘反传统主义进行论证。而是走出这种各据传统之一个方面的内涵,而各阐其说的理论困境。将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视为传统(儒家)伦理两个难以割离的层面,将传统做整体观。这样,可以保证我们不至于在割裂传统结构的基础上,对于传统进行不可靠的问题讨论与价值抉择。
第二,告别基于学理要求的伦理学思想史讨论的学术定位。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学理的僵化逻辑进路上,对于问题的丰富蕴涵加以撇除,而集中于论述者关注的或辩护、或拒斥的一个或几个价值兴奋点上面。从而对于原教旨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阐释方式,予以回绝;同时,对于反传统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裁量方式,加以扬弃。在此基础上,对于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作合乎其历史面目的理论审查。在理论逻辑思量的同时,对其作实践逻辑的同情性了解,使传统伦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不至于割离,由此获得具有真实性保障的理解.
第三,告别那种专注于对传统、传统伦理与儒家伦理的系统描述方式。从而,对于传统中与现代关联紧密的问题,做突破性的思考。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传统伦理中,对现代中国人的伦理思维与行为的伦理抉择发生着影响的观念与行为导向,进行聚焦式的审查。而这类问题,大致有:传统伦理的构成状况究竟是如何的,传统伦理的类型特征实际是怎样的,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伦理的传统与现代构成的异同如何,在“现代”的变迁条件下,传统伦理的处境怎样,传统伦理的现论境遇与实践际遇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比之于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描述传统伦理的学术取向,更有利于我们进入传统的堂奥,并携带传统宝贵遗产,走进现代的大门。
第四,告别那种脱离现实伦理生活关联着的伦理学问题的玄虚的致思方式。就此而言,就可以期望在论述传统伦理的现代处境问题时,从现实的伦理生活要求这个伦理学致思的最强有力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诸方面关联着问题省思的方方面面。于是,当代中国的道德失序与道德秩序重建要求,就此成为我们反省传统、传统伦理、传统儒家伦理的理论问题与实践处境的背景条件。由此,问题就引向了讨论传统伦理的时代感维度。这就使得当下伦理生活的问题,可以既在传统中寻找它的源头,又可以在传统中寻思它的解决之道。但是,在此传统绝对不构成我们思考现代的轴心。
确认了这些原则,则讨论传统伦理问题的问题思路就凸现出来了一者,确立讨论传统伦理的理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传统伦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的结构分析问题。长期以来,反传统主义者将这一结构中与传统政治直接关联在一起的、令人反感的伦理中心主义加以放大,以此作为否定传统伦理价值的依据。而保守主义者则又将其中的、与古典社会伦理道德生活的常态相吻合的道德理想主义加以扩展,以此作为为传统伦理的现代转进的理论努力的根据。其实,分析起来,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正是构成传统(儒家)伦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旦割裂,传统就会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了。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入手,才能理解作为古典规范伦理体系的儒家伦理,缘何既可以提供一个调整社会生活的普适规范,又可以提供一个个人道德修养的指南原因。儒家有关于良心的论说,是因应于后者的论说。而儒家关于忠诚的言述,则是关于前者的社会伦理陈述。就此而言,儒家伦理绝对不可能是时下一些论者所认定的、在现代社会可以直接发挥管理功能的管理伦理学,而只能是古典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学.
二者,在确认了传统伦理的结构特征之后,我们需要对于传统伦理显现出自己的结构特征的外部条件加以分析了解。在比较伦理学的视野中,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结构性差异,是最为显明的。之所以要对这两种伦理体系加以比较,不是因为一些论者认为的我们中国人近代以来形成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定势。而是因为,这一方面是取决于传统伦理的结构背景与西方伦理的结构背景,正好构成一个相互对应性的参照架构从比较方法学的角度讲,这样最有利于说明具有差异的两者之发生差异的原因,以及这种差异显示出的两者各自的独特性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伦理学在其自身的延伸逻辑上,构成了体系化论说而又具有比较价值的伦理学传统,就是中国与西方的伦理学两种传统。再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与西方自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构成为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最为剧烈、而又最为具有跨文化传统研究价值的现代文化问题。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冲突与对接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它丰富的理论蕴涵。这值得人们去加以追究。当然,这种比较是复杂以至于在冲突与融会的整个过程中也不可能全部予以清晰的理论阐释。为此,从三个视点上去加以把握是值得尝试的进路。一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是否共同分享着某些理论话题。为此,考察最具有伦理意味、且为古典中西伦理学家都高度关注的“中庸”话题,在这里就变得具有特殊的意义了。二是中西伦理传统中是否具有某种深层的伦理心理的分流。在此,通过中西社会伦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悔”的道德心理现象的比较分析,似乎可以期望对于其中的某些差异加以认知。三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伦理回答,是否具有引导社会向不同方向运作的理论诱导力量。就此而言,中国古典传统的伦理与政治的直接合流,与西方现代传统的伦理与法理的紧密关联,确实给我们显示出两幅社会政治伦理画面。
三者,在区域化发展的伦理格局被打破以后,亦即在通向全球化的伦理发展格局的大背景条件下,我们对于伦理问题的反思,有了不同于各自传统自身审查传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进路。因此,我们如何可以合理地确认在这种条件下,判定伦理道德问题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方法,就成为我们的伦理道德审查必须确立的方法论前提。为此,对于我们自己传统的形成过程加以描述性分析,对于我们的伦理传统之表现而出的精神特质,对于我们的社会与相异类型社会的本质差异加以勾画,进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反省方法论问题加以检讨,就成为相互依赖的几个问题。于是,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中国文化特质的勾画问题,以及伦理思维的理论与实践前提的反思问题,就成为伦理学必须直面的基础性问题。
四者,反思传统伦理问题也好,检省现代道德问题也好,都必须围绕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代社会背景条件———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支配性地影响这一进程的现代性问题。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传统伦理或儒家伦理的异变问题,才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否则,我们大可不必理会与我们的伦理生活毫无关联的其他伦理传统。现代进程与现代性的挑战,正是促使我们检点传统伦理的深厚实践动力。为此,我们需要对于现代社会之必须告别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伦理生活格局加以确认,也需要对于中国人近代信念的重建问题加以回省。这样,五四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并且,对于近代以来我们的伦理生活的规范寻求之生态环境的彻底改变,加以应有的强调。从而,确立起我们对于传统伦理反思的新型背景条件。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大学教育最为深厚的文化背景.我国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还面临诸多问题，大学生传统文化素质亚需提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与历史潮流相符合，同时厘清传统文化教育与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传统文化专指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指的是具有稳定的价值追求、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十六以来，党中央提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人国民教育全过程，纳人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提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任务.高校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大学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一、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必然性
《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七条明确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传承传统文化、继承传统美德、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素质成为高等院校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解决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传承民族丈化高等院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方面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遗失和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缺失。
1.传统文化教育边缘化
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教育中被边缘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高校功利主义教育培养模式致使大学生漠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另一方面，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较为模糊，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缺乏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机制。
在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高校越来越倾向于就业导向的教育培养模式，功利主义在教育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在: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专业课程设置市场化导向增强，而弱化传统文化课程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大学教育更注重教授学生专业知识，而忽视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在学习时间分配上，大学生除了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外，绝大多数时间用于外语、计算机的学习，忙于考取各种证明自己就业优势的“证书”，忽视了对传统人文学科的学习。
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缺乏明确的指导也是导致传统文化教育边缘化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高校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多限于文艺活动、文艺表演、书法、艺术、乐器表演等，在这些活动上冠以传统文化之名。学生们对于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化精神只能有大致的、概括的、笼统的了解。但究其深处，则对传统的了解甚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强调也往往表现在对其总体精神的提倡上。不少高校将传统文化教育放置于诸多学科的最边缘，甚至不将其纳人到正常教育教学之中;不少高校虽然强调传统文化的一些表现形式，但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进而形成制度化的教学机制。
2.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
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文化素质教育”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专业课程之下，正在沦落成学生获得学分的工具;其二，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政治理论课教育之中，成为纯粹服务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
自1999年起，我国部分重点高校相继成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一大批高校将文化素质教育内容列人教学计划，进人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有的课程体系结构。高院在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诸如“通识教育”的说法，许多高校增加了人文课程在整个课程设置中的比例。然而，关键问题是这些课程仅仅作为大学生选修课来开设，许多学生只是把这些课程看作是“拿学分”的工具。对于我国大学目前开展的通识教育，一些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其中的弊端。有学者在评价大学通识教育时，认为大学“不是把通识教育课程看成是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通识教育，我国大学发展通识教育的努力实际将只能流产，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大可能有什么结果。”
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单纯服务于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是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的另一集中体现。诚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观点带有普遍性，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该观点最大的不足在于将传统文化视为辅助高校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资源，而不是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该观点看似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但又将传统文化教育寓于政治理论教育中，忽视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具有的学科特点和独立性。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全民族的传统文化素养，而不是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工具。结果是，有识之士不断地强调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但传统文化教育却一直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处于附属的地位。
3.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
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集中体现为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被金钱奴役的境地。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开放性的、公益性的，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权利，至于国家投人大量资金的公办高校更应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然而，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将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市场化，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少数贵族的专利，成为普通民众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某大学开设国学班，讲授《周易》、《四书》.《道德经》、《庄子》等国学经典课程。然而，该班一年只上24天课，总收费达2.8万元，平均一天的学费高达一千多元。国学博大精深，一年断断续续地上几十天课，就能使受教育者真正理解国学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精华吗?毋庸置疑，国学热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但问题在于现在的国学热在很大程度上是浮躁和急功近利所催发的，它的轻狂虚华与国学的沉稳坚实形成鲜明对比。司文化传承的主体应该是人民大众，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少数人的专利终究会使传统文化脱离群众实践，远离群众生活，丧失其最为深厚的生存土壤。
(二)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形成“文化自觉”
笔者认为，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应该从三方面去理解:其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主要包括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的程度，以及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学习和初步研究的能力。其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主要包括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内容及其精神的态度和感情，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特指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其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体力行。主要指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自觉地维护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地洛守中华传统美德.就目前而言，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
首先，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认知。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当代大学生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了解，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常识，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实际上，绝大多数学生都在浓厚传统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能够认识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仅停留在粗浅的层面，而且认识有余而行动不足。对于传统文化知识，学生并不十分知晓;对于学习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学生并不热情.
其次，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一部分学生持“传统文化无用论”的观念。他们认为，面临市场经济和激烈的求职竞争，大学生更应该关注实际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至于传统文化，学习与否似乎与未来求职没有直接的关系。另外，还有部分学生持“传统文化落后论”的观念。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片面夸大中国传统文化落后愚昧的一面，对本民族文化丧失了自信，认为传统文化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将来发展中国的是西方的“先进文化”而非中国传统文化。
青年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如果大学生失去对本民族文化的 认同，追求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长期下去，必然导致本民族文化的灭亡，最终导致本民族的衰落。
最后，大学生传统美德观念较淡薄。中华民族在五千 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良道德传统，目前大 学生中仍存在一些与传统美德不相符合的现象。在集体 和个人的关系上，个人优先集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注重权利而忽视义务;在团结和竞争关系上，强调个体竞争意识，缺乏团结协作精神;在诚信和利益关系上，更加看重利益而丧失诚信，在欲望和责任关系上，追求个人欲望，缺乏对社会、家庭和婚姻应具有的责任感。
大学生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客观要求当代大学生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意识。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前途理性的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和把握形成主体的一种文化信念和准则，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使当代大学生既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业务素质，更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修养，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鉴于目前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现状，将传统文化教育纳人高院教育教学之中，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框架、价值体系和道德信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
(三)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民族复兴 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发扬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是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今日之中国文化，是昨天中国文化的延续，又是明天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主要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生存精神，“厚德载物，包容会通”的仁爱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公而忘私”;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人际和谐”;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强调“修身慎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世界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拉近了世界各种大文明圈的距离，以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世界各文明相互交流、相互竞争，冲突和摩擦也再所难免.党的十六大中明确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人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中华民族必须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现优秀 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潮流的适应性，进而主动整合世界文 化，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起到建设性作用。
二、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
目前，部分高校开始在素质教育试点、通才教育实验 和公选课实验的基础上探索通识教育，将传统文化教育付诸实践。北京大学推出“元培计划”，复旦大学成立了本科学院复旦学院，清华大学等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等。在授课内容方面，一些高校相继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讲授中华元典，如“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然而，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为学生提供一些选修课，申报一些精品课程，而是牵涉思想导向、教育方针、教育结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诸多方面。
(一)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
思想政治教育是把一定社会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就目前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选择性、独立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日益增强.这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新的课题，也对反思传统文化提供一个平台。即，如何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
一方面，传统文化应该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使其能够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同，就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文化，相反，二者还可以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仅是着眼于欧洲，它的视野囊括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的体系容纳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理论上的相似性，诸如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的政治伦理思想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性都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应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我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具有强烈的家族性和地域观念，强调重义轻利，内省特征明显。中国优良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天人合一的生态观，重信义的义气观以及传统的和合意识和整体利益道德准则等，都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必须大力发扬优良传统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价值。
(二)坚持“综合创新论”的方针，使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符合
传统的东西未必都是积极合理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中华民族几千年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来源数字化趋势日益明显，面对世界经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青年学生的思想价值趋向会发生新的擅变。在这个大背景下，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个基本间题，解决三大矛盾。
两个基本问题是指如何反思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其集中表现在三大矛盾上，即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根本上说，无论是两个基本问题，还是三大矛盾，归结一点就是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问题，这也是高校能否真正落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
解决中国文化与历史潮流相适应的问题，首要的就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针。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极取营养，发展自己。
(三)坚持鲜明的教学特色，厘清传统文化教育与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目前，部分高校并没有真正使传统文化教育融人正常教学内容之中，没有厘清高校政治理论课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混同，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资源、教学工具，或者试图将传统文化教育并人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所以，必须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差别与联系，坚持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教学特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儒学；对接方式；融合方式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84-03
一、研究基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传统儒家的内涵与关系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这一源自于西方的理论精华可以真正为中国土壤所吸收。具体说来，则包括在制度层面、时间层面和文化层面等方方面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本土化、现实化。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结合的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改造升级的现代化和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理论化的有机统一[1]。
（二）传统儒家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曾经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有儒墨佛道法等各大学术派别，其中儒家思想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学说源远流长，纵贯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更是深深影响了每一代中国人的人格态度、生命格局。儒家思想真正开始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地位正式确定于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后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创新和推动，传统儒家思想直至清末民初都牢固占据着中国人思想的制高点，其地位和影响都处于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与儒家思想在本质上讲究维护大一统的国家现实、维护君臣父子这一伦理道德有密切关系。而其天命观、义利观、中庸的价值取向也最大程度的组成了中国文化的本性。随着中国进入近代，在西方列强的打击和侵略下，人们逐渐对传统儒家思想失去了理论自信、民族自信。但是不可否认，传统儒家思想尤其迂腐、固化的一面，也有其值得今天中国建设发展所需要继承、吸收的一面。
（三）二者关系
1.对立排斥说。此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是种水火不容、此消彼长、你死我亡般的关系。认为儒家文化代表的是封建余毒，两者相结合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保持其纯洁性与纯粹性[2]。此论调的基础基于马克思主义及传统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原因、地理位置、历史时间以及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迥然不同而做出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用以指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以及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设。而传统儒家思想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灵魂精髓，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统治和封建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引导和掌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场与顽固占领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进行战斗的过程。二者是一方战胜，打败另一方的关系，必须划分好楚河汉界，界限分明。
2.互补相融说。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在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思想在一些精神本质上的相通性。如孙铁骑提出二者的终极价值追求与文化进路具有内在的本质一致性的观点，具有共同的实践品质、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共同的社会理想[3]。而此外二者更有其独特的优点，也可以进行理论上的互补，使得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变成了一种动态螺旋互补上升的过程。在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各自特点、优缺点及相互本质精华点之后，进行的一种理论整合。首先，从二者相同性上来看，无论是现世人的关注还是对理想社会的孜孜追求上都使得二种理论得到了交融的立足点。其外，儒学对道德理想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追求都使得二者有互相值得借鉴之处。最重要的是，儒学的广阔吸纳包容的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开放了理论大门。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思想又对于儒家在传统中国后期走向禁锢、迂腐的特性进行了有效化解。
3.主体引导说。持主体引导观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虽然是共同存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但是地位有着主次之分。这种观点又分为两种形态，即可以总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对峙。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思想是中国思想的正宗，而且又有着开放、包容性，以其为主体，在其基础上，吸收马克思主义有益成分而为自身服务。与之相对，则是现在更多的研究者所支持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引导大旗，改造儒家思想，并使儒家思想居于从属位置，形成“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学说。该观点认为作为当代中国“主导意识”的马克思主义，依靠其科学性。前一种观点的出发点在于对本土性的重视和传统的尊重，而后一种理念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以及自其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革命、建设等方面做出的成果而言。
二、融合方式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现状分析
（一）对方式问题研究较少
学者们多将其研究关注点放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思想的内涵、关系、地位、结合原则上进行理论分析，关于如何进行切实的对接方式方面的论述寥寥无几，而即使是在其他文献有也往往在长篇大段的进行学理性分析后，在全篇末尾对对接方式有一定论述。造成如此情况的原因在于：
1.理论界往往重学理、轻应用性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问题，其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大多学者更愿意从理论上进行概念对比及理论分析，对于现实性的策略研究明显属于一笔带过或者浮光掠影的状态。可以说，这是理论界的通病，不愿意甚至是不屑于从哲学理论层面下降至实用层面，觉得实用性的研究只能算是末端，是学理性研究的自然延伸。
2.对于对接方式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入。与主观上忽视实用性研究，伴随而来的是对该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并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理论性研讨，而是实实在在与我们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中国梦的实现、人民的思想状态、日常生活发生着切切实实关联的现实过程，对于这一重要性的认识不够，使得研究中得出的对接方式往往过于抽象，宏观，不具有操作性。
3.对接方式的提出有难度。既然是对接方式，则必然要与社会现实、人民心理等紧密相连，而这些现实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多变性，这些就自然使得切实有效、操作性强的实用性对策的提出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理论界还争论不休，对一些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的路径依然有研讨空间的基础上，更使得实用性对策提出难度增加。
（二）很少见到可行性的具体策略分析
对于对接方式问题的研究，不仅数量上少，即使是有涉及，也是较为抽象宏观的思想性指导，如：要认真解读经典，注重传承传统的载体，对儒家优秀传统的现代转化，将儒家的优秀传统提炼出来，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挖掘出儒家传统中有价值的因素[4]。当代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必须立足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的发展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明确实现二者契合的领导力量。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灵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根基，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领导力量。实现上述三者的有机统一，是现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契合的本质规定[5]。
诸如以上的对接方式虽然讨论的是明确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传统儒家关系和地位等问题后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真正有效中国化，怎样处理好二者关系的问题，但最终的表述却依然属于理论讨论范畴，只能给实际政策制定者以宏观的方向指导，而不能切实的献计献策，提供一些切实有效、有操作性的启发，从而使得这些建议往往流于表面，不能实际发挥其应有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功能和效用，从而使得整个如何去做的研究任务仍然没有完成。
（二）全球性文化视域的不够开阔，中西二元文化的狭隘性
在当前全球化大潮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不仅是个中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一种碰撞，更是全世界所有优秀文化的一种积极碰撞。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到了包括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等。诚然，世界上并不只有中国和欧洲这两个文化系统，还有其他文化系统，比如南亚的印度教、佛教系统以及在中东存在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系统[6]。
虽然不少学者提到了全球化和多文化思维，但是对其他优秀文化系统的具体吸收也是一笔带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儒家的讨论，主要还是就事论事，就二者论二者，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世界思想文化坐标系当中去思考。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的过程中，会受到其他文化的怎样影响，其对接方式怎样在实现与本国实际需要相符合的同时，怎样以一种更为积极的姿态，进入世界文明的进程之中，还缺乏专门且深入的思考。如此现象的造成，与广大学者、文化上对中欧主体的狭隘视野和对其他地区非主流文化的轻视有关，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统一、动态的世界观相悖的。
三、对融合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学者的个人研究
1.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国体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指南针的地位，使得作为身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学者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处理其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关系问题时，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为依归。另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对接。
2.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的培养。正如马克思的创立者所强调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对接问题，不能就理论论理论，仅仅是在意识形态地域争论不休，研讨不停，而应该有一个理论研究的成果最终是要投入于社会实践之中的思维和认识。学术笔仗嘴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能切实在社会、人民中取得切实成果，为国家的建设、思想的成熟添砖加瓦的理论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民真正支持与渴望的。
3.视野的扩宽，现实与历史相结合，世界文化视野。在当前全球化大潮席卷而来的世界大背景之下，加强学术视野的扩宽，多学科视角和世界文化视野的增强推进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培育开放兼容性的世界眼光，成为对当代学者的要求。没有宽阔的视野、多种文化的交织碰撞的观念，就很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问题看得透彻，对对接方式提出有新意、有见地的见解。这也要求当代学者更多的汲取全世界各地区思想文化的精髓，联系历史与现实，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天空，不断突破自己的思维限域，使得提出的对接方式能够为这个新的时代服务，为整个地球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国家宏观控制
1.坚持党的主体性地位。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学对接的问题，也自然是处于不容置喙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使对接路径真正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性，先进性。对这一对接方式问题，要认识到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真正扎根并稳健成长的重要问题，必须取得这一问题的主导权，要积极主动的去寻找思路及实行政策。
2.切实的政策制定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儒学的问题与现实紧密相关，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都要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8]。而这二者的对接方式作为一种现实性的策略问题，必须将其成果与国家政策制定相挂钩。将对接方式研究成果上升到国家层次，也就意味将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对接方式的实施，从而体现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无形间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指导作用。此外，也是一种对理论转化为实践最为有力的保障。
3.社会实践活动的切实展开。好的理论倡导，必须回归在现实层面才能发挥其真正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对接的过程中，以国家意识形态为领导，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并且以一种春风化雨的姿态投入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之中。社会实践活动不流于表面，切实展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与中国群众发生连接和关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实现改革开放，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坚定遵循的思想领导。而中国儒家思想则是通过世世代代的因循传递，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精髓。将二者进行有效、平稳、良性的融合，实现马克思中国化和传统儒家思想的时代化、全球化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做出最佳的指导作用，不仅需要学理上的探讨，更需要将思考力转化为执行力，将理论上的突破春风化雨般的播撒在每个当代中华儿女的心田之中。
参考文献：
〔1〕袁辉初.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J].马克思研究，2006，（2）：12-17.
〔2〕贾红莲.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现状[J].求是学刊，2003，（4）：17-22.
〔3〕孙铁骑.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当代融通[J].理论探讨，2013，（4）：50-55.
〔4〕杨秀香.认识论视角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儒学路径及其方法论意义[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1，（5）：11-15.
〔5〕房广顺，郑宗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当代选择[J].社会主义研究，2015，（2）：29-33.
〔6〕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7-8.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思想精粹主要包括:中和之美、协调之美、和善之美、和合之美等和谐思维。“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最高审美标准;“协调之美”是贯穿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始终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善之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方式;“和合之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观。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精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美学是研究美的本质、标准、规律的科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美学学科，但却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研究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精粹，对于丰富中国现代美学，促进现代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和之美
所谓“中和”，是指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所采取的不偏不倚、执中适度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易传》中有关“中和”的论述不下三十处，其中凡带“中”的卦艾都是吉卦、吉艾。“凡吉占都是因为能‘正中’、‘得中’、‘中正’、‘黄中通理’等”。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中和”、“执中”、“尚中”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这种“执中”、“尚中”的中和思维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发展，并逐步演化成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除了受“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外，中和思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和思维的理论基础。“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方面采取“适度”原则，反对“过”与“不及”。从哲学视角看，中和思维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表现。辩证法认为，事物质和量的统一就是度，事物的变化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度两端的关节点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因此，凡事必须掌握“适度”的原则。中和思维正是对“度”的正确把握。从伦理学的视角看，“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庸之德”的观点。《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在孔子的影响下，荀子一也主张根据“中庸之道”来修身养性，培养中和思维。
从美学的视角看，“中和”是儒家的最高审美标准。《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主张执两用中，注重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在做人方面，孔子认为“中和”是君子应有的美德，“文质彬彬，然后君子”。lzl在艺术创作方面，孔子评价《关唯》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现了“中和之美”。《乐记》把“中和”作为音乐的审美标准，认为“中和”是音乐的本质，以“中和”为美;“乐者，天地之中和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和之美”成了中国历代艺术家推崇的审美标准。与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相比，西方古代也有讲“中和之美”的学者，只不过时间稍晚于中国。德漠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虽然也谈及过“中和”问题，但未能展开。在古希腊，对“中和”或“中庸”研究最深刻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明确指出:“过度与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他还说:“人们对于优秀成果的评论，习惯说增一分则过长，减一分则过短。这就是说过度与不及都是对优秀的破坏，只有中道才能保持它”。川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之美”与中国传统的“中和之美”十分相似，反映了人类审美思维方式的共性。但西方的中道思维未能传承下去，后来被西方近代的“对立思维”所取代。而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却一直延传到今天。因此，可以说:“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显著特色。
二、协调之美
所谓“协调”是指事物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各种相关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协调或和谐是世界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这就是说，物以和为常，协调和谐是万物共存的一种稳定秩序，认识了“和”，也就认识了事物的规律，认识了规律(常)，人就变聪明了。《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荣亡”;“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善以成”。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循和谐协调的客观规律而运行。协调思维也叫“和谐意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1993年第三届“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国际研讨会纪要指出:“源远流长的和谐意识是中国社会自秦以来高度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岱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
“协调即美”、“和谐即美”，是中西传统美学的共同观点。中国传统美学历来主张“和谐即美”。儒家强调“人和”即社会美，道家强调“天和”即自然美，佛家强调“心和”即心灵美。而各家各派都主张“乐和”即艺术美。中国传统美学建立了自己的艺术审美标准:“和谐即美”、“协调即美”。和谐、协调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共同特征，就像一幅图画的美就在于它的色彩、构图等方面的协调与和谐;一首歌曲的美就在于它的音调、音色、旋律、节奏等方面的协调与和谐。协调、和谐是各种不同要素的最佳组合，是各种事物的最佳状态。“和谐即美”、“协调即美”不是中国传统美学特有的观点，西方传统美学也有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传统美学里，“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和谐都被认为是一个核心的美学范畴。在毕达戈拉斯看来，“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他认为，因为圆形是最协调和谐的，所以是最美的。他还从“数”的角度探讨了形式美，认为数量的比例协调是美的典型表现方式;他还认为“数”的比例最协调的是“黄金分割律”。赫拉克利特指出:一切美都是从对立面的和谐协调中产生的，柏拉图强调:“音乐就是和谐，和谐就是美”。亚里士多德也有由对立面的协调统一形成“和谐之美”的思想。他说:“自然界喜欢矛盾，并且从矛盾中而不是从相似中逐步形成了和谐。……显然，艺术在这一点上模仿了自然”。可见，无论中国传统美学，还是西方传统美学，都赞成“和谐即美”、“协调即美”的观点。但仔细分析，中西传统美学还存在下列差别:其一，中国传统美学重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协调，而西方传统美学只重视形式的和谐、协调;其二，中国传统美学主要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论述“和谐之美”、“协调之美”，而西方传统美学则主要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阐述“和谐之美”、“协调之美”。
三、和善之美
所谓“和善”是指和谐的形式与仁善的内容的有机统一。所谓“和善思维”，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把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联系起来思考的思维方式。“和善思维”是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色。
何为善?善即仁。《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又说:“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就是说，只有君子才有仁善之德，小人不可能有仁善之德。什么是仁?《辞海》解释:仁是古代儒家的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说文解字》称:“仁，亲也;从人、二”。《礼记·中庸》释:“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互亲爱，即“仁 者爱人”。孔子所讲的“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梯等道德内容。概言之，“仁”即“善”。中国儒家美学把道德观与审美观结合起来，认为“仁”是美的内容，“和”是美的形式。“和善之美”是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善即仁，是内在美，和即协调，是外在美。《论语》说:“尽美矣，又尽善矣”。尽善尽美，至善至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境界。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和善”观，具有世界性意义。日本学者今道有信高度评价了孔子的和善审美观。他说:“孔子最卓越的学说之一，是其艺术论。他劝导人们以典礼音乐为基础，将日常的起居举止都予以美化，这种礼的思想，是世界的艺术与道德理论中最有兴趣的学说之一”。西方传统美学大多从形式方面来论述美，但也有少数学者从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相统一来论述美。柏拉图热忱地追求美的表现与善的心灵的一致，很有点像孔子赞扬“尽善尽美”，欣赏“和善之美”。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写道:“艺术、工艺的美，都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最美的境界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和谐一致，融为一个整体”。可见，柏拉图的审美观与孔子的审美观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和善思维”是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把和善思维运用于艺术设计，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它要求我们在艺术设计中，力求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使作品起到审美与教化的双重功能。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只讲道德内容，不讲艺术形式的“形式虚无主义”;二是只讲艺术形式，不讲道德内容的“形式主义”。
四、和合之美
“和合”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程思远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重视和谐与统一的审美方式界定为“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一和主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西方传统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强调天人对立;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主张主客统一，强调天人合一。从审美思维方式考察，西方传统审美思维倾向于局部性、分析性、思辨性、对立性;而中国传统审美思维则倾向于整体性、综合性、辩证性、和谐性。
“和合”审美思维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无论是儒家、道家，都强调整体观点。所谓“整体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与物也是一个整体。整体是由许多部分、要素、方面构成的有机系统，要想了解各个方面、部分或要素，必须了解整体。《周易大传》强调:“观其会通”。也就是说，观察事物的整体联系，就会通晓事理。惠施宜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他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中国传统医学的整体观点最显著，认为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存在于天地之间，与天地息息相通;人的身体也是一个整体，身体与各个器官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汉代以后的儒家崇尚“天人合一”，其主要意义是肯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于自然，又作用于自然。和合审美思维的整体性观点与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观点是十分相似的。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整体功能往往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可见，掌握和合审美思维对于理解现代系统科学是有帮助的。
和合审美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兼收并蓄”。所谓兼收并蓄，是指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融合，从而促进主流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同时吸收了道家、佛家、墨家等诸多学派的思想及其他外来文化而形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兼收并蓄”的特点。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现时代，中国文化应当发扬“兼收并蓄”的优势，批判吸收现代西方文化包括艺术设计中的有价值的因素，使自身不断得到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文化转型；文化研究
自20世纪末以来，就中国文化发展与方向的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又掀起了一阵讨论热潮，讨论的主要核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学术界就文化问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退去，以新儒学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又复兴，对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此之后，在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全盘西方文化与新儒家文化复兴二者非此即彼的文化观点。然而，随着步入21世纪，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谈论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再徘徊于全盘西化和儒学复兴之间，一种具有自身鲜明特点，无需多言的中国现代文化已应运而生。
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一词本身即具有十分宽泛的性质。从广义上来说可以分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次即全面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反应，指核心主要价值观层面的，而目前我国在文化方面的讨论主题，特别是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就是围绕这一层面展开的。就观念领域而言，我国文化思想领域讨论的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
二、文化的属性与特征
纵观古今历史文化发展，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持续发展不间断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作为社会思想意识层面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文化产生于社会现实，然而，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文化其自身也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而文化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必定呈现持续发展的姿态，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每个历史阶段社会的存在都是人类社会文化积累来推动的，而文化自身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所以一个国家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它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决定了它将走上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建设道路，而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与融合，也决定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持续不断、源远流长，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站在世界的前列，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民族文化，而且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法和价值观念，这一切的属性和特征决定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就此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而随着外来经济资本和坚船利炮的传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自然经济的文化代表，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阻碍因素，因此当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障碍，所以一种全盘西化的文化呼声在社会上应运而生。
三、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随着我们思想文化界对于文化讨论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也逐渐走上轨道，对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更多的应该以推动经济发展为核心，以经济推动社会发展，以文化作为原动力，而经济作为文化的物质基础，文化的建立要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无论是推动文化的发展，还是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都需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
而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借鉴西方文化的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已民族的文化接受外来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必然发展趋势。而在具体借鉴西方文化问题上，首先要对西方文化本身进行分析，对其共性与个性，内容上与传统文化差异较大的部分，要进行深入分析，进行归纳整理，以求完成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综上所述，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全球化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转型过程中，对待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及西方文化的态度上，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既不可以全盘西化，也不可以全盘否定西方文化，而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经济发展待定文化复兴，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转型道路。
参考文献：
［1］程建平.中国文化转型的路径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2］吴艳，颜秉玺，颜佩静.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研究综述［J］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09.
【关键词】网络时代 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大众化思考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唯物理论相结合过程中出现的教训与经验，对于理解党提出的发展规划及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现阶段实现由传统文化逐步向现代文化转型，建立体现中国特点的文化体系、建立和谐文化，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策略以及结合方式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作用。当前，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持续发展，世界已经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网络既为人们工作与生活带来快捷与方便，推动社会进步；也出现很多不良事物，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基本要求。要能借助网络化信息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发展，让具有中国内涵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占领网络、智能终端、新媒体等传播阵地。要大力促进社会主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建立与融合，重视人们的品德与思想教育，净化网络空间，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
网络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网络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提供生长的土壤。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众多社会理想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天下为公”的理念。《礼记》中，将理想社会设计为：天下为公、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盗贼不兴、夜不闭户。①而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中，让人类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尽管理论成果各不相同，但都彰显出人们的理想诉求。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肯定与接受，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理念具有很多相似处，可以将契合点逐步转变成为发展的生长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与中国化。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完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武器，体现出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快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辩证的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的特色与精髓融会贯通到马克思主义理念中，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彰显出明显的中国特色。、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形式与世界性内容结合在一起，通过人们熟悉、认可的民族语言表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并逐步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
网络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互动。在网络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互动与结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性环节。我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而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需要我国传统文化的协助与支持。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发展，是让在封建社会形成的传统文化能够准确把握社会发展与世界和平的主题，以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为首要任务，总结群众在各项实践中取得的成果，让大众语言成为传统文化的理论形态的过程，也是传统文化逐步扩展其时代价值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与结合，应该不断吸收传统文化精髓。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快速扩张的年代，其主题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现代化进行批判，体现出以实践改变世界的特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实践与理论结合的基础上，让马克思主义逐步普及化、通俗化，让普通群众能理解其思想精髓。②在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哲学领域，两者在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唯物论等方面具有共通之处。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取向是注重实践、实事求是，为其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原则中打下良好的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批判的、历史的眼光重新认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定位。网络时代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理论自身的需要、是创新传播载体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化、通俗化、具体化的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势在必行。
网络时代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网络时代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面临的机遇。第一，扩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范围。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体彰显出资源共享、快速传播的优势，让人们能快速、方便的获得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方面的资源与研究成果，提高其宣传效果与普及范围。在网络时代中，卫星通讯、智能机、集成数字网、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造成全球领域中信息生产、信息流通、信息消费的快速发展。目前，相关部门在网络上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等网站，内有大量的影音、图片、文字资料方便人们学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与传播扩展阵地。
第二，增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传播方式。首先，网络的即时通讯特点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大众化提供便利的传播途径。借助移动通讯与信息网络技术，可以更好的认识群众的思想动态，快速解答他们疑惑的问题，帮助他们真正掌握和理解我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增强思想传播的途径。其次，博客、论坛等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提供交流平台。博客、论坛能够全面体现出群众的价值观与思想情况，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可以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能够有针对性、有目标的，通过建立博客、网站、论坛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进行更新，激发群众关注、点击、评论、转载，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第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与多向互动。新媒体与互联网技术具有平等交互的特点，满足人们体现价值观、自我表达的需求，改变传统的公众交往方式。网络传播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多向互动，大容量、多角度的信息资源在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与群众间实现无限空间的沟通交流，通过不同形式的信息传播平台与网络通讯工具，任何时间、地点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建立起多层次、全覆盖的互动关系，提高马克思主义的辐射力与影响力。
网络时代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面临的挑战。第一，网络多元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进入数字文化、数字经济、数字政治的新时代。网络让信息共享成为现实，人们的交流范围与想象空间不断拓展。而意识形态领域是各方势力不断争夺的领地。③网络的渗透性、虚拟性、开放性强化多元文化的传播，其网络信息操作便利性与超媒体性导致信息准确性与客观性难以获得保障，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识形态造成冲击。
第二，西方网络霸权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唯物思想的结合与传播。据权威部门统计，国际互联网90%是英语内容、5%是法语内容，而汉语只占0.1%。国际网络上由于东西文化的比例失调，导致中国网络文化传播处于劣势，进而影响网络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发达国家借助环境与技术方面的优势占据更多网络资源，再通过网络信息输出获得文化传播先机，限制马克思主义宣传，进而大量传播西方文化与思想，在网络中建立霸权主义，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同时，我国技术落后，造成信息更新速度慢、点击率少、影响力小等问题，影响甚至阻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第三，网络话语差异性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同感。在移动网络技术不断成熟的今天，虚拟空间中产生体现网络特点的网络语言体系。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受到网络话语的挑战。首先，网络话语差异能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解构的作用。④网络语言简单扼要、个性明显，和逻辑强、内容多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相比，其吸引力更强。其次，网络话语差异造成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缺少认同感。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性使其难以融入群众熟悉的语境中，难以调动群众学习的积极性，甚至会与网络话语出现矛盾，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出现认知距离与认知排斥，进而影响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唯物思想的认同感。
网络时代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途径
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第一，中国传统文化要去粗取精。西方现代文明与价值观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在当今网络时代多种精神文明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只有改革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使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特别强，彰显在凝聚力、延续力、融合力、通化力、群众文化归属感与自我认同感等方面。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是应该被传承与弘扬的。另外改革与发展传统文化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中华民族如果想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拥有重要地位，就一定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我国破除传统体制制约后的创新力与创造力是特别惊人的。现阶段，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保守因素，要添加新元素才能使其更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加入，为我国传统文化带来新活力。
第二，传统文化要兼顾传统性与时代性。我国传统文化要获得持续发展就要符合中国历史及社会条件，根据条件变化而相应变化，让自己永葆活力。现在是网络时代，在西方文明借助网络力量不断冲击和影响我国传统文化时，很多人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缺陷，面对新问题与新形势，传统文化发展后劲不足的原因是现代性因素较少。所以传统文化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势在必行。传统文化要借助世界性、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认识世界与文化，既要杜绝盲目照搬，也要避免被西方文明同化而丧失主体性。在网络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想体现出现代化，就要用科学人生观、世界观来改造自我、认识世界，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原则，根据新时代特点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借助中国风格实现两者融合。第一，让经典理论走进普通群众生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现阶段理论界分析的重要问题，从其他专家学者对其特征、内涵、方法、目标、策略等方面的探讨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日常生活化。网络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并非是其思想已过时，而是其与中国人的生活具有较大距离，难以吸引群众的注意力。⑤所以，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就要回归群众生活领域，对人民群众的行为选择与价值取向提供指导。让人们真切的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原则来开展改造自我与改造世界的活动，进而实现社会、他人、自我的统一与和谐。
第二，学习传统文化的表现方法与特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后，面对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大众化发展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则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就要借鉴我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和特点，进而消除我国群众在了解马克思主义上的障碍，有效降低传播阻力。外来文化只有借助本土文化这个载体，与本土文化相近才能被群众接受，而不同文化或差距较大的文化就要渗入本地文化，才能体现出应有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方法。
第三，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民间文化中的发展。民间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通俗文化，属于社会底层文化。民间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体现出传统文化特点。其以人民群众的生活与生产为背景，以活泼鲜明、通俗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要学习借鉴民间文化，了解、掌握群众喜欢的表达形式。在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原则时要运用中国群众熟悉的故事、典故、谚语、警句等，以提高群众认可度。⑥这样马克思主义唯物理论才能拥有为中国百姓喜欢和接受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群众面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时才不会有难懂、生疏、晦涩的感觉，进而更好的接受马克思主义。
通过社会实践让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统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对客观与主观世界进行改造的科学理论武器，是先进的方法论与世界观，高度概括了人类思维、社会、自然界的普通规律。但此科学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事物，才能被人们接受与喜爱。指出马克思主义可以在中国体现出这样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环境的实际需要，而且此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具有较强联系性，可以被中国人认识、接受并应用。无论哪种武器，都要和实际事物建立较强联系，才能全面体现作用。⑦不管是革命阶段还是社会建设阶段，历史证实先进理论需要人民的首创精神与不断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相结合，并将两者与快速发展的网络和群众生活相结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拉近普通民众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间的距离，让他们在心理上认同并接受此，让其成为联系党与人民的重要桥梁，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进程。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注释】
①田克勤：“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当代特点应该着重把握的几个问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4期，第55～60页。
②都培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辨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第51～57页。
③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第22～34页。
④陈晓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综述”，《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13～18页。
⑤韩镔，吕青：“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科技视界》，2014年第22期，第34页。
⑥林国标：“话语整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一种进路”，《湖湘论坛》，2014年第3期，第12～18页。
原始人类造就了最纯粹的色彩表达方式，用色鲜艳、浓烈，传达出原始人类特有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石器时代原始氏族部落建造的浅穴中，由红、黄、褐等色泥土、草泥和木材建成，表明我们祖先对色彩的认知掌握和运用迈出了一大步。至春秋战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色彩美学思想已经形成，并不断地推动着“目观为美”简单朴素的低层次色彩美感认知向高层次色彩审美认识的发展，形成中华民族独有的“五色理论体系”也带有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的精神，对解读中国文化，探究五色理论背后的真正内涵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传统五色理论与现代色彩设计的关系
传统的五色理论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久的生活和劳动中积累起来的宝贵财产。传统的五色理论融入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具有独特的民族和文化特质。当然，传统的五色理论也有其糟粕之处，其带有浓厚的道德和阶级色彩，具有一定的民族局限性。现代色彩设计思维的形成和发展，肯定离不开对于传统五色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传统的五色设计理论毕竟经历了长期的色彩实践，积累了丰富和经验，对于现代色彩设计思维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是现代色彩设计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民族文化基础。在进行现代色彩设计时，一定要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和运用传统五色理论，既要学习和继承其中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独特的民族经验，又要看到传统五色理论的局限和不足，结合现代艺术的发展和实际的需要，对于其中的糟粕予以摒弃，突破原有传统理念的限制和束缚，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得到突破，从而有更好的发展。在目前的现代色彩设计思维中，有些误区是要避免的。有的人认为，现代色彩设计应该是一种现代艺术，应该全盘学习西方现代的色彩设计理念，中国传统的五色理论在现代设计中完全没有价值和意义。这种思想全盘否定了传统的五色理论的价值和借鉴意义，将传统的东西完全予以抛弃，在现代色彩设计中没有考虑到民族的特点，是不利于现代色彩设计思维植根于中国的土壤的。另外，一些人认为，民族的就一定好的是有价值的，在现代色彩设计中，将传统的五色理论完全照搬照抄，不加以改进和发展，其中一些色彩的设计思维完全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实际生活的需要，在现代色彩设计飞速发展的今天，注定是要被淘汰的。
（一）传统五色理论与现代色彩设计的共同之处
色彩理论是人类在长期生活中慢慢积累和发展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色彩理论是各个民族在长期的民族的形成的过程中，慢慢产生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理论，其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地域性，宗教性等特点。而现代色彩设计是属于现代艺术设计的一部分，其并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生存于各个民族的色彩理论和传统文化的土壤上面慢慢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来源于各个民族的色彩传统和理念，借鉴各个民族色彩理论的精华，结合现代艺术理念从而形成。现代色彩设计在很多方面与民族色彩理论有高度的相通之处，许多现代色彩设计理念仍带有深深的民族烙印。以中国的传统五色理论为例，中国传统五色理论中，红色是最具代表性的，它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中，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平民百姓的欢迎，经常被使用于嫁娶，集会等重要的喜庆的场所，来表达人们的喜悦欢快之意。据调查，时至今日，红色仍旧是中国人最常用和喜欢的颜色彩。在现代色彩设计思维中，红色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的红色的理念基础上，又被赋予了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涵义，用来表达人们喜悦，热情，欢迎等思想和感情。
（二）传统五色理论对于现代色彩设计的重要性
现代色彩设计思维归根到底，来源于生活，其创作灵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各个民族的传统色彩理论中。中国的传统五色理论来源于广大中国劳动人民和艺术家们几千年的积淀和创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现代色彩设计都是从各民族的传统色彩理论中融合发展创新而来，深受传统民族色彩理论的影响。传统五色理论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色彩理论，其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的植根于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低，还是民族风俗文化的差异，在如今现代文明世界中，都越来越重视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传统五色理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财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在色彩理论中的民族特征，对于现代色彩设计思维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现代色彩设计应该充分挖掘传统五色理论中的精华，将民族传统色彩与现代设计紧紧的融合在一起，发展出既具有传统民族特征，又符合现代艺术设计和美感的色彩设计理论。
三、如何在现代色彩设计思维中发展继承传统五色理论
（一）要继承和发展传统五色理论的精髓
在现代色彩设计理论的发展中，一定要坚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民族传统，将其作为基本出发点。中国的传统五色理论中融入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精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宝贵的借鉴价值。在现论色彩设计中，一定要将本民族的特色融入其中，将本民族的色彩文化发扬光大。继承和发展传统五色理论的精髓，将其融入现代色彩设计理念中，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二）要在传统五色理论基础上不断创新
在现代色彩设计中，既不能完全摒弃传统五色理论，但是，也不能完全对于传统的理论照搬照抄，不加否定的全盘接受。传统文化毕竟有其局限性和狭隘性，在现代文明日益推进，现代艺术设计理念流行的背景下，传统五色理论中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也逐渐的暴露出来，很多理念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例如，在中国传统五色理论中，黄色是皇家和贵族才能够使用的特殊颜色，被用于宫廷的一些建筑设计中，普通百姓是严禁使用的。这种色彩理念明显具有很大的阶级性，在现代设计理念中是不可取的。
（三）引进优秀的现代色彩设计理论
关键词：中国传统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联系
一、前言
中国传统哲学唯物论思想源远流长，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其自身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相似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等人在引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就注重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同时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对于这些关系的研究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二、中国传统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相似点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善于将中国传统唯物论中的优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相结合，寻找它们的相似点，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同时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物质观方面
物质观又包含着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世界物质的统一性原理，第二方面是运动观。辩证唯物论的物质观在第一方面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世界派生出来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科学性。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肯定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主张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尚未形成科学的物质概念，但却提出了接近物质概念，例如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认为，宇宙万物是由水、木、金、火、土五种元素所构成的。宋代以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达到了新的水平。陈亮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物”他认为物是真实客观存在，“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他反对 理学家把“道”看作是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本体，认为应该是日常事物之中的法则。叶适肯定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物质是第一性，世界是物质性的，他认为“理”只能是“物之理”，而“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他肯定了“道”是不能离开物质的，所以他主张，认识“不以须臾离物”是说认识应该以客观事物为依据。还有张载从哲学高度提出“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的唯物主义观点，建立了“气”一元论的理论体系，把有无虚实等都统一于“气”，也就是肯定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总的来说，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在解释物质本原问题上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具有相似性。
在第二方面，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认为，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物质是运动的承担者，提出了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原理，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深刻的运动观，如“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形象地表达了动静的辩证关系。中国古人云：“飞鸟之影未尝动也”是指运动和静止是统一相互联系的，相对静止中包含绝对运动，静中有动，绝对运动中包含着相对静止状态；动中有静，“飞鸟之影未尝动也”这句古语正是表达了动中有静的哲理。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运动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观具有内在的相似性。
2.意识观方面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具有能动性，意识就其内容而言，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就其形式而言，则是主观的，即意识具有主观特征。意识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别性和同一主体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别性。对同一对象或同一客观过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中国传统哲学家们提出相应的观点，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有荀子认为“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意思是说如果人不用心进行思考，黑白颜色摆在人的面前也看不见，雷声、鼓声在耳边响着也听不见。它表达了人的意识具有能动作用的思想。以上的观点看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意识观的主体性特征、能动性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观具有相通之处。
三、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唯物论中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相似的优秀成分推进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党的十提出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战略。启示我们，要正确而充分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哲学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似的优秀文化成分，表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有利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利于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有利于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综上所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哲学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似的优秀成分对我国的发展有着强大促进作用，因此，在如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更应该把握好中国传统哲学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似的优秀成分相结合从而推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进程。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