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古往今来，在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长河中，涌现出众多各式各样的报人，其中有的在新闻史课程教学中要浓墨重彩。然而在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不应仅仅是介绍这些报人的职业历程，还应借鉴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教训，对学生进行教育，即教书勿忘育人。
一 生动再现报人的光辉形象——正面教育
在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报人，他们留给我们很多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在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要对典型的人物进行生动详细的讲解，再现这些报人的光辉形象，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诸如邹韬奋，邵飘萍，范长江等。
邹韬奋，江西余江人，1895年出生于福建永安。1917年进入南洋公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19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主修西洋文学。1921年毕业后到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1923年，受聘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1926年，任《生活》周刊主编。“九一八”事变后，他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2年7月，他成立生活书店，任总经理。生活书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6家分支机构，先后出版发行数十种进步刊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wWW.133229.cOM1933年1月，他参加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被迫流亡海外。在两年多的流亡期间，他考察了英、美、法、德、意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实现了思想上的升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他回到祖国后，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他的活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创办的《大众生活》和《永生》杂志先后遭查禁被迫停刊。1936年11月22日，他因积极宣传抗日，与沈钧儒等7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再次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中共领导人也亲题挽词，表示深切哀悼。毛泽东的题词为：“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朱德在挽联中热切地称他为“爱国志士，民主先锋”。邹韬奋，作为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邹韬奋“舍己为公，用他的一支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里”。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二、深刻剖析报人的负面事件——反面教育
在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还要深刻剖析报人存在的负面事件，对学生进行反面教育。美国报人赫斯特称得上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
赫斯特，美国报业主。早年入哈佛大学。1887年接办其父的《旧金山考察报》。1895年来到纽约，购进一家陷入困境的报纸，更名为《纽约新闻报》后，增加插图、彩色专刊和大字标题，并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大量刊登犯罪、灾祸、丑闻等报道，因而被称为黄色新闻大王。赫斯特为追逐报纸利润，提升自己的形象：一方面在报纸上大量刊登黄色新闻，扩大报纸销量，引起其他一些报纸的效仿，降低了美国报纸的质量。另一方面，赫斯特意识到战争这种充满激情的题材对报纸发行必然有利，就不失时机地利用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正义感，也利用了正在发展阶段的美国统治集团迫切需要扩张领土、扩大贸易和国外投资的愿望，极力在报纸上渲染西班牙对它占领下的古巴的暴行，以证明对西班牙宣战、匡扶正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1898年，爆发得的美国对西班牙战争就是以赫斯特为主的美国报纸制造战争气氛，煽动战争情绪造成的恶果。
赫斯特经营报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他加入民主党，利用报纸极力攻击共和党政府。1901年，肯塔基州州长哥贝尔遇刺身亡。《新闻报》为造成轰动效果，竟将此案的责任推到麦金莱总统身上。这一过火的报道给《新闻报》带来了噩运。同年9月，麦金莱总统也遇刺身亡。人们在凶手的口袋里竟然发现了一份《新闻报》，上面赫然登着恶意攻击总统的文章，人们更有理由确信，正是《纽约日报》这种煽动性的文章间接导致了总统的遇害。其他报社见此情景，认为机会到了，一齐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掀起一次猛烈抨击《新闻报》的狂潮从此，这份报纸便臭名昭著，美国众多读者纷纷放弃阅读《新闻报》，致使销售量直线下降，面临倒闭的危险，赫斯特终于受到惩罚了。他不得不将报纸改名为《美国人报》。
三、客观看待报人的从业表现——正反教育相结合
在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要客观看待某些报人的从业表现，如黄远生，带领学生一同分析他们所作所为中好的一面和差的一面，做到正反教育相结合。
黄远生，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新闻记者。原名为基，字远庸，汉族，德化(今九江县)新合乡人。远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时的笔名。1885年1月15日(光绪十年阴历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江西德化(今九江瑞昌市)的一个书香世家。
黄远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其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他的新闻思想，尤其是他提出的“四能说”更是给我们提供了好的借鉴。
然而，他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1915年，袁世凯于筹备称帝之际，为了为自己造势，极力收买知名人士为之鼓吹。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震海内外的记者，便设法想将他揽在旗下。他强聘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黄远生心里虽然不愿意，但也不敢明确表态拒绝。然他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最终正义战胜了妥协。9月3日，他匆忙离开北京奔走上海。在途中他就在上海各大报刊刊出了《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与袁世凯决裂。抵上海后，他又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连续9天刊登启事，宣布自己与曾担任的《申报》驻京通讯员及上海《亚细亚报》的撰述，一概脱离关系。但《亚细亚报》在出版广告中仍把他的名字列为总撰述，他只得又在《申报》广告栏连续7天声明与《亚细亚报》划清界限。为了躲避袁党的追逼，他干脆于1915年10月24日乘日轮离开上海经日本赴美。黄远生一到旧金山，当地的报纸便报道中国名记者yuan-yung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huang本来是“黄远庸”的音译，而“远”又与“袁”刚巧同音。华侨中反袁的人便奔走相告，说是袁世凯的本家来了。而当地国民党人又恶意宣传，使华侨都以为来的是袁世凯派到美洲鼓吹帝制的亲信。12月25日下午6时许，当黄远生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用餐时，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后的名称)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从背后枪杀了他，时年不满31岁。黄远生在新闻工作上取得的成绩我们有目共睹，但他悲惨的结局也值得我们深思。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我们以这一个个鲜活的报人为鉴，有利于帮助我们职业素养的养成。
注释：
受党委派赴奉天
1924年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介绍一位青年画家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他就是共产党员韩乐然。韩乐然为吉林朝鲜族人，由于他对东北各地的情况比较了解，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自身条件，便派他来到了奉天城（今沈阳）。
韩乐然原名韩光宇，又名韩幸之、韩达，曾用名韩素功，原籍为朝鲜青州，祖上从朝鲜咸镜北道移居间岛（今延边）。光绪二十四年（1898），韩乐然出生于延边市郊龙井村，自幼喜爱绘画，早年读私塾时，深受反日思想教育。1914年韩乐然小学毕业后，当上了龙井电话局话务员，不久又应招到海关任事务员。1919年他参加了延边“三·一三”反日运动，翌年前往苏联寻求革命真理，在海参崴加入了朝鲜共产主义思想团体——韩人社会党。同年，韩乐然到达上海，并加入了高丽共产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到上海之初，韩乐然先后在法租界电车公司和印刷厂当工人。1921年3月，他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师从王济远、吕征、洪野，接受系统的美术教育，半工半读。韩乐然能作铅笔、钢笔、炭笔画和漫画，专功水彩画及油画，并在上海举办过个人绘画展，还组织成立了青年画会，开展一系列进步美术及革命活动。在学校期间，韩乐然结识了共产党员蔡和森，并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朝鲜族中共党员之一。上海美专学制三年，韩乐然因革命需要只读了两年多就毕业了，1924年1月25日，朝鲜《东亚日报》以《美术界两秀才》为题发表了“韩乐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美专”的消息。不久，韩乐然受党委派赴奉天筹建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同时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工作。
1924年1月，韩乐然到达奉天城。他先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苏子元取得联系，而后又结识了青年会学生干事阎宝航。此后，韩乐然便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掩护，同王化一以奉天教育会的名义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并很快建立起党组织。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更多进步青年，韩乐然参加了由梅佛光等人创建的启明学社，并通过《启明旬刊》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此同时韩乐然在奉天城德盛门里（今大南门）创办“奉天美术研究院”并任院长，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下，他结集一些美术同道为掩护，开始组建党组织。研究院以研究美术方向和美术教育为主，相继从上海聘请美术教员任教，从此拉开了奉天专业美术教育的序幕。
为了给奉天贫儿学校图书馆筹款，韩乐然接受友人建议，欲在奉天举办绘画展览，他事先征集许多画家作品以扩大展览规模，此举得到基督教青年会和各界名流的支持。展览以收费形式展出，在城内各文化机关及学校均可代售。同年7月6日，绘画展览会在奉天城大南关奉天省立第四小学开幕，共展出作品百余件，大部分都是他的作品，其中有油画、水彩画、炭画和铅笔画等，题材皆来源于写生。每日参观者络绎不绝，张学良和市长曾有翼也乘兴而来，曾市长还购得水彩画一幅，于是展览会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关注，为韩乐然社会交往创造了有力条件。1924年6月12日，《奉天时报》刊载了“绘画展览会预闻”：
韩君乐然，吉林人。毕业于上海美术学校，成绩优尚，所作油画、水彩画均极精妙，超逸美术界，夙推崇之。此次韩君来奉，会有同好者怂恿，韩君开一绘画展览会，而韩君谦抑未之允许，现又有青年会暨学界人士多人劝韩举行展览不第，藉以提倡美术观念，且为贫儿学校略筹学款，作为韩君之义助。韩氏乃即慨允，已定于阳历七月六日晨七时至九时间，在大南门里第四小学开会展览，入场每券二角，即作助学之用，素仰韩君艺术者，定必踊跃往观也。
绘画展的当天，《盛京时报》报道了展览实况及韩乐然筹办奉天美专的情况，在“学术界之萌芽”社论中说：
美术家韩乐然君，自前此在第四小学校舍举行个人作品展览会，颇能引起一般人士之绘画兴趣外，大方面对于韩君之艺术尤多赞许，求其作画者甚多。韩君以奉垣向无研究绘画之公私，（此处复印件文字不清晰,后同——作者注）暂行创办一画研究院，现已拟定章程，先行招生五十名，专门研究西洋画，逐渐扩充，以为将来美术专门学校之预备，目下一切进行手续已略完备，报名所在暂定省教育会，有志研究绘画之青年学子，从此有相当所在奉天美术界之曙光冉冉发生于此矣，可不庆哉。
创建奉天美专
1924年7月，韩乐然禀请奉天省教育厅立案设立美术学院，地址定在奉天省教育会内，经教育厅审核后认为原定名称不妥，饬令改称为私立美术学校，待另拟简章呈报。
同年夏，韩乐然以兑换“英镑”为名会见“东三省官银号”经理，并说明筹办美术学校情况，恳请银行给予经济支持。这位经理曾看过韩乐然的画展，知晓韩乐然是位资深画家，因此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为韩乐然介绍租赁奉天城小西关西侧奉天省议会北街的一所民宅大院作校址。韩乐然在阎宝航及奉天各界人士的支持帮助下，经奔走教育厅，取得了办学许可。
同年8月5日，韩乐然将奉天美术究研院改办成“奉天美术专门学校”，这是辽沈地区第一所专业美术学校，韩乐然出任校长并亲自教学，他诚恳地说：“本校创办之初，虽不能十分完全，但教员一项已由上海聘妥，惜受时局影响，一时不能北上，幸有旅居奉天之外国画家如英国人、俄国人，对于余之创办斯校均予以积极之援助，除补助美术品外，并愿意担任教授，现在报名者虽不及五十名，开校以后必能超过预期以外云，有志研究西法绘画者，不可不注意也。”
由于学校初建，经费困难，韩乐然白手起家，亲自找木工厂订做画架、画凳和教学桌椅，他先将学校的校牌挂在门外，发信敦请上海同学来校讲学，还在《盛京时报》刊登招生启事，投考学生逐渐增多，于是他一边收学费，一边交定金，终于将这所民宅大院改装成美术学校，课堂、画室、宿舍、办公室俱已安排妥当，此时招生学生已近百人，大部分都是师范毕业生，还有些是从外省来报考者，经考试合格者陆续入校，相继入学者有徐延年、李文信、李向之等同学。
为了加强教学力量，韩乐然陆续从上海聘请欧阳予倩、鲁少飞、许闻天、李孟书、沈在溶、王平陵、陆一勺、钱鼎等来校任教，陆一勺任西洋画系主任，许闻天为中国画系主任。韩乐然还请来旅居奉天的三位俄国和英国画家来校讲学，另外他还聘请奉天当地的著名画家邱烟云、孙玉泉、崇华、孙禹珊来校任教，当时美专所设的理论课有美学、美术史、哲学、用器画、构图学、解剖学等，师生们各得其所，北调南腔，欢聚一堂。
韩乐然在学校从来不拿薪水，他除了负责校务外，经常忙于授课，夜里还要专研马列主义著作，加强理论思想学习，他常向同学们传达爱国主义思想。在他的启发下，美专教员许闻天、叶鼎落和学生李向之创办了以讽刺画为题材的《大亚周刊》，发表大量反帝反军阀的美术作品，激发了民众爱国主义思想。韩乐然还利用青年会活动场所，组织欧阳予倩等人公演话剧，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在奉天青年中间产生了极大影响。
奉天美专的成就
奉天美专在辽沈地区率先用石膏几何体和人物写生来教学。在素描教学上，教员孙禹珊、钱鼎倡导使用木炭条进行绘画练习。为了练习绘画，学校经常带领学生们走出校门，到北陵、浑河、小河沿去写生，并规定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到外地写生一次，将师生作品举办一次大型习作展览会，以示美专的艺术成果。
1924年10月中旬，韩乐然带领师生到千山写生。3周回来后，于11月6日在《盛京时报》发出“美术学校写生遄返”消息。11月15日，在韩乐然精心策划下，奉天美专“第一届秋季旅行图画展览会”在奉天市政公所图书馆阅报室举行，展期3天，此展开辽沈教育界美术展览之首。展出韩乐然的水彩画、油画十余幅，皆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
同年11月25日，在《盛京时报》连续发表署名“柯西”的文章，题目为《美专画展给我的印象》，文中评论韩乐然的绘画：“韩君的作品不下数十点，实占全室出品者的多数。水画‘红籁’颇能表现静意，余皆平平无奇，且不甚多。油绘为韩君出品中之大宗，‘紫艺’一点，实为他的杰作！不知本人是否承认。‘茅屋’取景虽佳，但未十分表示茅屋的充分的印象。‘流浪者’的门洞中空气近死，故无深处之可言。‘秋之北陵’无私意，‘无量观’色调尚可，‘关君像’为他的失败作品，韩作粉画，不见佳。”（下转46页）
（上接50页）同年12月，《盛京时报》“别录”专栏又连续发表“小天”的文章，题目为《美专画展中几点佳作》，文中评韩乐然油画“流浪者”时说：“……唯在表现其情绪之所适，而更不计其为美丑也，是以吾知韩君之生涯，绝非贵族的，必为平民的，韩君之作品为成于感情的，绝非意识的，为表现人生的，而绝非唯美而消遣的，故称其为佳品而具后期印象之风格焉。”
韩乐然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深得上海美专教育思想理论，他采纳了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以研究西方艺术、发展东方艺术为主，采用上海美专的教学模式，重视师法自然，尊重学生的艺术个性，提倡艺术风格多样化，进而表现自我绘画思想意识，以开拓新视野，科学指导教学，吸收西方现代艺术，关注大众美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时刻以民众为基础，提倡美术为民众而服务，这正是韩乐然宣传革命思想的结果。韩乐然的美术思想给沈阳文化带来了曙光，使辽沈现代美术走向了东北前沿。
奉天美专的扩充
美专的成绩很快得到了社会认可，于是美专决定于1925年春天扩大招生，并在原有的科目上，添设初级师范科、中国画科、雕塑科，同时向省教育厅呈报批准。1924年12月10日，“美专校扩充计划”迅速在《盛京时报》上发表消息。
1925年1月初，报考美专的学生十分踊跃，各科入学新生有：西洋画学业为一年，录取甲级插班生10余人，乙级新生20余人；国画科录取新生10余人，初级师范科录取新生20余人。翌月，美专还在《盛京时报》上公布招生简章。由于奉天美专初建，教学设备较差，一些教学用品只能因陋就简，勉强维持教学，可是教员的热情和学生的求知渴望十分高涨，学校不仅系统地讲授绘画理论和技法，而且还积极地向学生传达爱国主义思想。
教学目标
1.基础知识: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左宝贵与平壤战役;邓世昌与黄海战役;旅顺陷落;丁汝昌与威海卫战役;中日《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影响;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和瓜分狂潮。
2.思想教育:
(1)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吞并朝鲜、入侵中国而蓄意挑起的侵略战争。
(2)在战争中,以左宝贵、邓世昌等为代表的广大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侵略斗争,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3)进一步认清政治制度的腐败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4)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剧,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3.能力培养:
(1)引导学生分析甲午战争清军战败的原因,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运用资料分析历史问题、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3)通过深入探讨甲午战争的影响,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教学媒体使用
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将所需的地图、声音、影像、动画、文字资料集成一体(一张CD光盘)。同时,学生也可参与多媒体操作(人机交换),丰富教学资源,在有限的时间里达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明确概念、启动思维的目的。力图创造良好的教学情境,圆满完成教学目标。教学工具:586计算机、转换卡、大型背投、音响。制作教学CD光盘所用软件:VB软件。
教学构思
1.本课教材共分为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和瓜分狂潮三个子目。为使学生对甲午战争的前因后果有一个完整深刻的印象,在本课教学设计上做了变动,教学线索安排如下:
战争起因经过结果影响启示
2.根据以上线索,重新组织教材并适当再加工,利用真实、形象、有说服力的感性材料加以佐证,使学生理性认识得到升华和提高。
3.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从多角度探讨问题。
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本课利用计算机显示一副富有趣味的对联进入新课。上联是:“内无相,外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作者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日本内阁首相伊藤博文(出示伊藤照片),当他把这副上联拿给前去日本谈判的李鸿章(出示李鸿章照片),要求李鸿章对出下联时,这位清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思考良久,终于勉强想出下联:“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当这副对联在屏幕上显示后,提出问题:(1)对联中哪句话反映了当时清政府的状况?
(2)“玉帛相将”是什么意思?学生回答后,教师设问:为什么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落得如此惨败,只得“玉帛相将”,具有“帝王度量”的慷慨大方?这副对联的引用起到了以趣引思的妙用。
2.战争起因。
教材中对战争的起因只提到朝鲜东学党起义。作为重大历史事件,教师应对战争起因的深刻背景略加补充。
教师概述:日本原是封建落后国家,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起近代化国家,具有极强烈的对外扩张欲望(出示日本政府制定的“大陆政策”,说明它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接着提问:“大陆政策”中日本政府曾做过哪次尝试?学生回答: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虽未得逞,但却尝到了甜头。教师进一步阐述:特别是中法战争造成的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更加刺激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于是加紧扩军备战(出示日本扩军备战图表),到1892年建立起一支近代化海陆军,并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把中国的海军做为它的“假想敌人”,伺机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
根据以上叙述,提问:对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你有什么认识?学生自然就能得出结论,即这场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的,只是利用朝鲜爆发农民起义这一事件找到借口挑起战争。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战争的性质。接着用简短的语言讲清中日两国政府对战争的态度,目的是为以后的学习做好铺垫。
3.战争经过。
战争经过为:平壤战役、黄海海战、旅大战役、威海卫战役。可利用计算机演示,把静态的教学内容转化成动态形式,在有限的时间里展示每个战役的特点。
(1)平壤战役。在屏幕上闪动平壤城并出现左宝贵照片。平壤陷落后,闪动朝鲜版图和清军防线,以此说明朝鲜被日军占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清军防线岌岌可危。
(2)黄海海战。利用录像提供实例。根据录像内容回答三个问题:谁先退出战场?谁胜了?李鸿章的命令及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学生回答时可在屏幕上闪动威海卫和黄海,突出地理位置,使学生清楚认识到清军失去黄海制海权的严重后果。
(3)旅大战役。在屏幕上用箭头自动前进的方式演示日军侵犯路线,特别强调九连城、花园口、大连、旅顺几个地方。出示几幅百年前由随军记者拍摄的照片,这些资料真实地再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
(4)威海卫战役。此部分可通过CD教学软件放映录像方式学习。至此,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军败局已定。
用多媒体手段再现战争场面,用时将近15分钟,效率高,密度大,内容丰富。学生既明确了概念,掌握了要点,又启动了思维,深化了知识。
讲究战争经过后,教师话锋一转,提出问题:清军为什么战败?让学生去思考探讨,得出较全面的结论。然后在屏幕上打出一副对联:“普天同庆,万寿无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如此腐败的清王朝,此战岂能不失败?失败了就要“玉帛相将”。两副对联前后呼应,为教学内容增添了色彩。
4.战争结果。
签订中日《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内容可浓缩为八个字:割地、赔款、开埠、设厂。这是本课的重点。可让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由一名代表阐述条约内容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学生讨论热烈,思维活跃。如有的学生认为一旦割辽东半岛必然会威胁北京,巨额赔款迫使清政府大量举借奴役性的外债,从地理位置上分析新的通商口岸的开放对中国造成的危害、开设工厂给帝国主义国家带来的利益等等。
讨论结束后,在屏幕上显示两条阅读资料:(l)《马关条约》签订后,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不怕倭寇来,只怕中堂反”的歌谣(反:背叛祖国)。(2)也有人说日本之所以“明目张胆如此之横者,皆李鸿章与之狼狈为奸也”。可提问学生是否同意材料中的观点?如何评价李鸿章?适当地补充史料,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总结:以上观点不完全正确。李鸿章大办洋务,开办军事工业,也有抵抗外国侵略的一面;《马关条约》签订并非李鸿章一个人造成的,而是由于整个清王朝腐败无能,但他对北洋海军的覆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使学生理解得更深刻,再在屏幕上打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诗:“台湾岛已割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这样,将对联、诗句精心贯穿在教学内容中,利于把教材讲深、讲透、讲活。
5.战争影响。
［关键词］ 政治倾向 上海学生群体 解放战争时期 历史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高峰，形成了配合人民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1］上海的学生运动是全国学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第二条战线的主力军。学生群体以上海学联和各校学生自治会为核心，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使学生群体形成有机统一又具有不同层次的组织实体。学生群体根据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指示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在反抗对学校的控制及对进步学生的镇压、保护自身合法权利、迎接进城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实际工作，为上海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将1946－1949年上海学生群体作为考察对象，试图通过横向剖析，说明其政治倾向分野的历史性结果，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政治归宿在新的内容上的开端。
一、上海学生群体政治倾向的社会成因
旧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2］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学生群体由于其出身及思想认识的不同，具有不同的政治身份，在大学中既有中共学生党、团员也有学生党员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由于控制内部的需要，1947年9月三青团被合并）分子，还有大部分无政治身份的中间学生。1946－1949年上海物价飞涨，导致大学学费随之飙升，1946年2月上海一般的大学学费一年2．3万元，是普通职工一年收入的2－3倍，高昂的学费导致大学生失学者近万名。［3］此后，学费更是如断线的风筝暴涨，使得学生普遍面临严重的失学威胁和生存危机。1947年黄炎培先生曾撰文描述学生的经济困境“学校缴费通融些，还可以欠费上学，不通融，只有失学……关在学校门外的青年，正不知多多少少！在校学生，忙的是募款助学。”［4］生存处境的急剧恶化，使学生群体对肆意搜刮民财造成的通货膨胀现状有了真切感受，在此后的斗争中逐步抛弃了对的幻想。
解放战争后期，力图钳制学生思想、控制学生运动，采取了控制高校学生自治会、逮捕乃至屠杀进步学生的反动措施。学生群体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建立高校的学生共产党组织，适时发展学生党员，同时组建党的秘密组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直属中央上海局市委的领导，是统一领导上海大中学校的秘密党组织。学委于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在各校慎重地吸收了一批新党员。据统计：上海学生党员1946年有2000多人，1948年前后撤退、输送至解放区的党员1000多人，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学生党员发展到约3000人。［5］ 1947年5月31日还成立了学生群体的自治组织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简称上海学联），选出交大、复旦、圣约翰、暨南、同济、中华工商等七校为主席团，上海学联在促进联系合作、团结上海大、中学校共同斗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1948年末至1949年初，各校还相继建立了一批党支部领导下的以党员为核心、经区委批准的秘密组织，如各校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团契组织等，组织团结了大批非党的学生积极分子。到解放前夕，参加党的秘密组织成员约5000人，参加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和医疗队的学生约4万人。［6］这样上海学生群体形成中共上海学委秘密领导下，以上海学联为主要组织形式及各校的共产党秘密组织相结合的斗争实体。这种层次不同又内部有机结合的领导模式有利于隐蔽学生革命骨干，使学生群体能够在更为安全的组织模式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二、上海学生群体政治倾向的外在表征
上海学生在斗争中，各高校学生由于相近的现实处境及文化心理，在校内逐步采取集体联合的进步行动模式，在反对控制、争取生存和民利等一系列斗争中团结起来并逐步形成校际联合。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上海物价飞涨，学校供应学生每人每天的菜金只是“两根半油条或一块豆腐，”［7］导致在校学生严重的营养不良。1947年5月上海医学院学生体格检查，约有15％的学生因营养低劣得了肺结核，该事件使得上海学生群情激愤而相继罢课。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上街进行“抢救教育危机”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8］游行相继扩散到杭州、苏州等地，与北平、南京的学生运动相呼应而形成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央团部在此次学生大规模游行后，也承认“学生群众比较复杂，性格比较不易捉摸”，表示“很难应付”，“前途非常悲观”。［9］可见，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极大动摇了在国统区的统治根基。对学生群体来说，学生集体行动的胜利增强了学生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作为可供借鉴的成功版本也为未来更大规模的斗争提供策略经验。在此后上海学生“反迁校”斗争和1949年声讨南京“四一”惨案斗争中，不但形成进步学生的总联合且团结了大批学校的进步教职工，向社会劳众说明真相，使学生获得了社会舆论和群众的理解支持，扩大了学生运动的社会影响。
在学生群体走向联合的大气候下，各种校园或监狱的“小气候”也能影响学生的思想乃至产生不同的行为走向。所谓“小气候”效应，即是同一相近社区人们由于生活空间的接近，或心理环境的共性而产生的趋近心理。的监狱是进步学生的聚集地和进步思潮的汇集地，各种进步书籍被学生偷偷传阅，学生群体针对狱警及游说分子的斗争更是影响到个体学生的思想转变，一部分学生中间派甚至学生员政治倾向逐渐发生变化，转向拥护共产党的进步政策。曾是学生党员的上海法学院学生陈明德回忆说，监狱生活使我第一次受到革命人生观的启蒙教育，使我重新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三民主义，认识了共产党与的区别。的监狱，倒成了教育我认识真理的学校，成了我倒向人民的起点。［10］可见，监狱中相近的生存环境及进步学生的斗争效应使部分学生思想发生进步转向，在内心层面接受共产党的政策，从而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向。当然，学生的主要时间在校园中度过，校园内的“小气候”对学生主体的思想认识和行为走向有极大影响，在1946－1949年的上海大学校园中，既有革命倾向鲜明的交大、复旦、同济等校也有思想保守的震旦、圣约翰等大学，这些不同思想倾向的大学学生受校内“小气候”的影响亦表现出极为不同的思想和行为趋向。如交大学生除印刷革命性的报纸《每日新闻社》、《交大生活》、《每日文摘》和《每日报道》外，还采取积极的宣传策略，吸引本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乃至大量校外群众阅读，后来发展到用扩音器广播消息。实践中，交大学生在多次进步学生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且团结了上海大批高校学生，当时群众都称“交大像个小解放区”。［11］
与这些具有革命传统的校园相比，私立教会大学的多数学生受制于校规或校内主体舆情的束缚，思想倾向于保守。当时震旦大学办学方针强调“严格”校规，规定学生“不得过问政治”、“不得看‘革命’书报”，“未得院长许可不得集会”。［12］使该校形成“三多（天主教徒多、三青团员多、富户子女多）、三严（教会控制严，教徒要汇报思想等；功课严，不问校外事；校规严，不得过问政治等）、一少（缺少进步力量）”的局面。在这样保守校园环境中，经过共产党的努力虽发展了一些学生党员也不足影响震旦学生思想的整体落后倾向。1947－1949年上海进步不断的情况下，震旦仍是“未辍弦歌”，《中央日报》曾公布“在共产党的间谍组织的案中，震旦是从未有过罢课中的一个”。［13］可见，学校的“小气候”与学生的思想倾向有一定的正向关系，进步学校与保守学校的学生思想有一定的分野。即使在同一学校，政见不同的学生组成不同派别的政治小团体，双方相互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保守派学生抵制、排斥进步学生的行动也屡屡得见。1948年6月圣约翰大学以“违反校规”为由，将两名进步学生干部作出停学一学期的决定，学生自治会为抗议校方的无礼处分，在校园内举行集会。当时校内的反对派学生与暨南、大同等大学的少数学生相勾结，在校内殴打进步同学，致使五、六人受伤。［14］这也是不同内心政治倾向的学生产生的外在行为冲突的表征。
和部分学校还对学生群体采取“导”、“吓”、“压”等方式控制学生行动。“导” 即引导学生转移对现实的注意力。有些学校利用舆论“引导”方式，宣扬教育应遵循所谓的超然、中立态度，企图迫使学生忙于繁重的学习任务而疏于关注外界现实政治。沪江大学是美国控制的教会大学，1948年其校长凌宪杨在开学演讲时强调：“拒绝政治的活动……学生进学校需要读书不要盲从走到政治的路线上，学生要爱国就要用功读书”。［15］某些学校则举办一些文艺活动，刻意营造校园小环境以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在1949年4月6、8、9日上海交大、复旦、同济等校纷纷举办为南京“四一”惨案遇难学生的追悼会和募捐活动时，圣约翰大学却于4月9日召开全校学生田径赛，［16］企图以此举来防止本校。“吓”即通过舆论恫吓学生。针对上海诸多学校开展的进步学生活动，警部将学生的“诉苦晚会”、“争生存会”等组织定为非法组织，将“学生自治会选举时，以共军首领名字作竞选号召，例如‘复旦的’等”活动称为“越轨行动”，［17］并威吓“如有越轨行为决严于惩处”。［18］“压”即逮捕、镇压学生运动，在上海于1948年制造“一・二九”惨案和“八二六”大逮捕，1949年又制造“四二六”逮捕，企图通过逮捕来镇压进步学生，扼杀学生运动。这种“导”、“吓”、“压”的方式也使学生思想认识呈分化状态，多数学生经过现实磨炼和思想甄别最终选择支持共产党的政策。在“八二六”逮捕的同济大学学生段泽回忆：我不是地下党员，也不是党的积极分子。被捕后几个月的监狱生活，我亲身感受了反动政府的罪恶，决心专制统治。第一次读到秘密传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的书籍，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19］也有少数学生在的文化专制政策下，走入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对现实政治的判断极为偏差。如在1950年一位震旦毕业生的论文中就有这样的判断：“过早地承认一个尚未全部掌握政权的局部政府，是对合法政府（笔者注：指政府）的极大污辱，目前中国的情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
上述可知，当时上海的大部分先进学生对共产党的政策和国统区的腐败现状有理性认识，积极加入共产党组织及秘密组织，成为反蒋第二条战线的积极战斗力量；学生群体在运动中逐步形成拥共反蒋的共同信念和斗争意识，校际联合的斗争方式得到广泛采用，接受共产党领导、与共产党并肩作战成为一种明显的群体行为倾向。但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非一呼百应，上海学生群体的政治倾向也是很不平衡的。也有少部分学生对的反动腐败还缺乏切身感受或囿于校规等束缚，政治认同上对有种正统观念，思想状况还处在中间落后状态。在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大学与中学、控制的学校与开明派掌权的学校之间，学生群体的政治觉悟程度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
三、上海学生群体无产阶级归属倾向的历史作用
学生群体较为热情、单纯，有正义感，见闻较多，政治敏感性较强，上海学生对的种种倒行逆施行为，如、物价飞涨，镇压学生运动、严重的失学失业威胁等，有更深刻的感受，对一般经历了从失望、不满再到寻找国家民族前途、转向共产党的心路历程。严酷的生存现实与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使上海学生群体选择与工农群众连为一体、结成同盟的方式来争取革命的成功。
上海学生群体的阶级归属意识在这一时期沿着较为清晰的轨迹演化。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委根据中央指示结合上海学生实际状况，提出学生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充分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将学生党组织隐蔽在群众中的学生运动方针。进步学生贯彻共产党“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通过持久、深入、个别三三两两广交朋友的方式，将自身融入到群众中，使得学生党员的身份得以保护，动员群众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为迎接进入上海，1949年春季上海学生以学生联合会的方式组织了多种宣传队、纠察队、歌咏队、戏剧队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把学生活动深入到职工中，广泛到各弄堂公共场所中。通过学生有力的宣传动员，使民众积极采取措施护厂、护校，以利于接管上海，反对撤退前的破坏行为。学生群体还在学委指导下，推行棚户区民教，与民众合建教室，举办职工补习学校及工人夜校，还广泛带领学生深入到普通居民家庭中访贫问苦，这一实践过程加深学生与上海劳众的感情，促进学生对不平等社会现状的认识。上海解放后，学生群体继续服务工农的思想得到自然延伸，进步学生参与接管上海的各项具体工作，随参加南下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的学生约达四千余人。［21］
上海学生作为一群战斗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进步群体，其自身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灵活的斗争策略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为上海解放做出重要功绩，为新上海的建设积蓄了大批青年人才。纵观上海学生群体的巨大成就，共产党的有力领导和学生群体理性的无产阶级政治归属意识是根本原因。从深层文化心理审视上海学生群体的无产阶级政治归属意识，我们发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政策的理性认同是这种政治归属感的内在驱动力。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群体的政治、心理素质在革命中得到带有未来走向的历史性改造，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归宿在新的内容上的开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群体逐渐形成的无产阶级政治归属倾向，解读该历史倾向的社会成因和积极作用对今天和谐社会视阈下如何做好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当代青年的科学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注 释：
［1］《选集》［M］.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4页。同志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进犯军和人民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2］《上海解放》［A］.档案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68页。
［3］［8］夏东元主编《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M］.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第604页。
［4］《文汇丛刊 青年运动与教育改造》［J］. 1947年3期。
［5］［6］［7］《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M］.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79页，第182页，第108页。
［9］《学运问题座谈会讨论纲要》［A］.上海市档案馆藏。
［10］［19］《红岩儿女1945－1949》［M］.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510页，第509页。
［11］上海地方志网站shtong.省略.
［12］《青春的步伐――解放前上海大中学校学生运动史专辑》［M］.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第242页。
［13］［20］《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M］.第9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第77页。
［14］《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1919－1949》［A］.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页。
［15］《上海教育》［J］. 1948年第11期。
［16］［18］《申报》［N］.1949年4月9日。
在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背景下，生态批评应运而生。生态批评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万物的主宰力量，信守人类利己主义原则，不承认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只承认自然物满足人的需求的工具价值。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海明威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硬汉形象、悲剧意识、女性主义、象征主义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批评的发展，评论界开始从生态批评视角对海明威作品进行研究。国内对海明威进行的生态批评研究大多把重点放在作品中绿色的主题，探讨作品中的人物是如何融入自然并保护自然的。但目前，专家们开始注意到海明威对自然持有不稳定的态度。海明威不仅有热爱自然的一面，更有征服自然的一面。但对海明威反生态观成因的研究论文还较少，而从《圣经》角度来分析海明威反生态观成因的更少。 当今生态批评家们发现《圣经》蕴涵了征服、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掠夺自然的重要思想和伦理依据。作为世界文化的优秀遗产和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圣经》塑造了许多世界闻名的作家。海明威就是其中的一位。海明威把自己创作的兴趣和动力一部分归功于《圣经》。受基督教教义影响许多年的海明威,其反生态观的形成和基督教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鉴于长期以来,很少有人从《圣经》的视角研究海明威反生态思想的成因，该文不仅探讨了海明威反生态思想：他热衷于征服自然，甚至通过残杀动物来体验和证实自我价值，该文还结合《圣经》中蕴含的反生态思想来分析海明威反生态思想的成因，以填补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1《圣经》中的反生态思想对海明威反生态思想形成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影响深远。基督教文学的典型代表就是《圣经》。《圣经》不仅被看作基督教的教典，它更被认为是人类文化的卓越体现。《圣经》深深地影响和造就了许许多多知名的文学家。但是由于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从以前的和谐状态转向了对立矛盾状态；看着生态危机的肆意蔓延，人们逐渐思考导致生态恶化的文化根源。被描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书”的《圣经》对西方世界历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无尽的价值与巨大的影响，当然，《圣经》也对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它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人类尤其是西方社会征服自然的重要思想和价值依据。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在理解《圣经》时就添加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容。《创世纪》显示了上帝创世的过程:在前五日，依次创造了天地，穹苍，青草、菜蔬和树木，太阳、月亮和星星，鱼、飞鸟、昆虫和野兽。在第六日，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之后，就让人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纪》1：26）这一点就成为了人类征服和控制自然的依据，也是人类中心主义最集中的体现。美国生态思想家雷切尔•卡森是最早直接批判《圣经》中的反生态思想的，她认为自从上帝把管理自然的权利交给人类以后，人类就把自己看作自然的统治者,他们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是特为为人类创造的”。(CarolB.120)综上，《圣经》蕴涵了征服、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由于圣经文学对海明威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他也认为自己是从接触圣经开始学习写作的。身受基督教影响许多年的海明威,其反生态观的形成和基督教尤其是和《圣经》中蕴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就存在着很大的联系。 2海明威的反生态思想在其作品中的彰显 海明威征服自然的反生态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是受了基督教文化尤其是《圣经》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海明威反生态观在其许多的作品中也体现了出来。海明威在长篇小说《非洲的青山》中实践着《圣经》蕴含的人类中心主义。《非洲的青山》讲述了海明威携第二任妻子波琳•菲佛等人一同前往东非去打猎的经历。在文中，他们把猎杀各种动物作为追求的一种手段。一次，他们残酷地射中了一头水牛，它痛苦地吼叫，但是旁观的的海明威夫人在听见公牛吼叫时，“感觉好极了”，另外一位旁观者帕西瓦尔也认为公牛的吼叫是一种“欢快的声音，天啊，我们应该为此喝一杯。这一枪打得真好。”(232) 海明威还在许多短篇小说中实践着《圣经》中蕴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没有被斗败的人》中，主人公斗牛士曼纽尔把公牛看作敌人。故事里的公牛十分强壮，一次把曼纽尔弄成重伤，但曼纽尔为了人类的尊严最后还是打败了公牛。短篇小说《没有被斗败的人》的标题也潜在地表明人类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始终抱有高傲，不可言败的姿态。在这篇小说中，没有任何人对被斗死的公牛表示同情。在《弗兰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猎人麦康伯被认为射杀了一头巨大的狮子之后，他就被认为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村子里许许多多的人（例如，营地的边缘被厨子、侍候的仆人们、剥野兽皮的、搬运工人们）就开始对他非常崇拜和尊敬，而他“接受他们的祝贺......”(40)这个细节体现人类征服自然后的狂喜心态，以及他们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在这个短篇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对被打死的狮子流露出丝毫的同情，他们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在《一个非洲故事》里，小孩戴维和父亲以及凶狠的猎人朱玛为了得到象牙而去追捕一头高大的象，这头公象为了给自己惨死的伙伴报仇而在生命垂危之际把朱玛撞伤了。为了报复公象和夺回自己的尊严，朱玛凶狠地把枪放在受伤后已经不能动弹的公象耳朵里，连开两枪，将它无情地杀死。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朱玛和戴维父子成了村里的英雄，连扛象牙的几个人也成了英雄。朱玛等人对大象的屠杀，只是在放大眼前利益，而无视人类的长远利益，他们以暴力书写着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残酷性。在整篇小说中，只有儿童戴维对大象之死表达了同情和怜悯，其他人对大象的惨死都无动于衷。 #p#分页标题#e#
总之，该文发现《圣经》蕴涵了人类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从小就受《圣经》熏陶并且自身酷爱狩猎的海明威也就难免会形成征服自然的态度，进而他就时常让他的主人公们去征服自然，使得他们成为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体现者。该文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海明威的思想，挖掘其作品中的更深邃的内涵，还对摆正当今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警示作用和重大意义。
论文摘要：对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5级10名职前英语教师的115篇教学反思日志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后的结果表明，职前英语教师的反思意识强、反思内容多样，但反思水平主要集中在第二层次的事实性分析水平和第三层次的综合性分析水平上，反思的深入需要有效的外部支持。
一、引言
新一轮的教学改革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强化教师自我发展的终身化意识，而其主要表现就是教师要不断地进行教学反思。教师的反思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批判地考察自我的主体行为表现及其行为依据，通过观察、回顾、诊断、自我监控等方式，或给予肯定、支持和强化，或给予否定、思索和修正，从而不断提高其教学效能的过程。反思对教师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是自主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其涵义在于教师行为的改变，这种变化来自教师的内心，因此可以说，教师专业发展就是一种自我反思的过程。而教学反思日志作为一种反思策略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richards和lockhart ( 2000)把教学日志和教学报告、调查、问卷、听课等看成是“常用的几种课堂调查方式”，并指出写教学日志有两个好处:一、为日后进行反思而保留教学过程中的显著事件并记录当时的思考;二、写教学日志本身就可引发对教学的思考，写日志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而wallace (1991)把教学日志与现场笔记、教学过程记录及个人教学报告等一起列为“获取教学行动信息的手段”，为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学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促进了反思性教学”。
在查阅了近年来国内有关权威外语教学研究杂志后，笔者发现对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反思日志的研究(王健、杨党玲，2008 )、对高中英语教师的反思日志的调查研究(李华，2008 )，以及对小学教师关于反思日志的认识研究(张彩云、张志祯、申继亮，2006)均已开展，而对职前教师关于反思日志的研究则未有涉及。本文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分析职前教师反思日志的特点和所存在的问题，希望对培养教师的反思能力及教师教育有一定的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对象
2000年以来，海南师范大学将英语职前教师的传统教学实习改革为“反思性实践”课程，旨在培养职前教师的“综合性教学实践与反思能力”(韩刚、李庆，2008)，试图通过一系列基于职前教师个人体验的实践活动以及与其他教师教学的比较，帮助他们分析自己的教学，理解实践性知识与理论性知识的不同特点，修正自己对外语教与学的理解，逐渐习惯反思性实践的思维方式，从而树立正确的实践态度。本研究对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5级10名职前英语教师的115篇教学反思日志进行了跟踪调查。
(二)研究过程
本研究在跟踪10名职前英语教师教学实习的过程中，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课后访谈，不间断地对他们进行反思指导，并要求他们参加反思交流会并提交反思日志。实习结束后，对他们的反思日志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
(三)研究内容
本研究所收集的教学反思日志，主要记录教学中有意义的事件、职前教师对事件的反思及个人的感受等等。日志可以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思考性的。职前教师可以描述教学计划的设计及教学实际情况与教学计划是否相符;描述某个单元教学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描述师生双向交际活动进行的情况，学生学习的场景、行为、反应以及课堂上的突发事件等。职前教师也可以反思哪些教学活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哪些教学活动能使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哪些活动设计不合理，学生不愿参与或很难参与;反思哪些教学环节有待改进以及如何改进;反思哪些在课堂上的突发事件让教师不知所措，无法解决，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等。在反思中，查找失败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数据与分析
(一)反思意识
被试2005级10名职前教师在实习两个月内共完成115篇教学反思日志，其中最多的一人写了巧篇日志，几乎每位职前教师都通过写日志的方式进行了反思。从日志的篇数来看，职前教师的反思意识总体很高。而且几乎所有实习中学的指导教师一致认为，职前教师在说课和进行课堂教学评价(如实习小组内成员之间或各小组之间的交互性课堂教学评价)时普遍表现得比在职教师更积极且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虽然职前教师缺乏课堂教学经验，在分析教学问题时不一定客观、深人，但他们比在职教师更愿意发现和讨论自己的教学问题，能够提出自己对教学的不同看法，敢于承认自己的专业缺陷，并能更主动地向其他教师学习，与他人讨论和交流解决问题的不同办法(韩刚、王蓉，2008 )。可见，职前教师的反思意识很强。
(二)反思内容
教师反思的内容，一直是反思研究的重点。反思内容是教学反思得以进行的载体，主要指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教学活动以及支持这些教学活动的观念和假设(申继亮、刘加霞，2004)。国内学者对反思内容进行了划分，吴卫东和骆伯巍(2001)将教师反思指向与不同的教师群体联系起来，即新手型教师主要进行教学技能反思，适应型教师更多地进行教学策略反思，成熟型教师进行教学理念反思，专家型教师则进行教育科研反思。张立昌(2002)则将反思内容划分为两类，即教师的理念(或知识)领域和行为(或操作)领域。申继亮和刘加霞(2004)指出，教学反思内容有五个指向:课堂教学指向、学生发展指向、教师发展指向、教育改革指向、人际关系指向。在提交的115篇反思日志中，有43篇主要关注课堂教学指向，约占37% ; 50篇主要关注教师发展指向，约占43%。可见，职前教师非常关注教学效果和自己专业能力的发展。
43篇关注课堂教学指向的反思日志的内容多样，其中对教学技能的反思有30篇，约占69% ,对教学策略内容的反思有10篇，约占23 %，对教学理念的反思有3篇，约占8%。笔者认为，从职前教师的反思内容来看，他们的反思存在着一定的梯度，随着反思的逐步深人，反思内容也将逐步深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职前教师的反思具有阶段性特征，教学技能、策略、理念构成职前教师反思内容的三大主题，也是三个梯度。同时，笔者发现职前教师往往习惯于从自己已知的常规教学知识出发来讨论教学问题(韩刚、王蓉，2008)。比如谈到“演示”，他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演示的常规策略和形式，在缺乏指导教师引导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将这些演示形式与特殊的教学情境(如学生当时的情绪和需求、可能达到的教学目标等)联系起来。
(三)反思水平
反思的内容决定了反思的水平。vanmanen把反思分成了三种水平:技术合理性水平(technicalrationality )、实用行动水平(practical action)和批判反思水平(critical reflection)(转引自辛涛，1998)o lee (2005)把教学反思水平分为三种:描述水平、理性水平和反思水平。借鉴国内外学者对教师反思水平的划分理论，结合当前职前教师反思水平的实际，本研究将他们的反思水平划分为四种:1)事实性描述水平。职前教师对已经发生的教学事件进行回顾，思考哪些教学环节是成功的，哪些教学环节是失败的。他们可能会提出问题，但缺乏相关分析与思考。2)事实性分析水平。职前教师能提出问题，并能从英语新课程教学理念或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方面分析问题，有一定的逻辑性，但缺乏对事物内在原因的进一步探讨。3)综合性分析水平。职前教师能够对问题或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和探讨，也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缺乏解决问题的具体手段。4)反思性判断水平。能在理性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法、意见和建议，然后再付诸教学实践中去检验。
从反思的整体情况来看，巧%的职前教师的反思只涉及个人教学中各个不同层面的个别问题或孤立的现象(仅仅罗列课堂上出现的问题，如语速过快、课堂指令不清等)，缺乏相关分析与深人思考。75%的职前教师不仅能够反思教学现象，而且能够深入到现象背后的教学理念，提出教学改进方法，并试图到教学实践中去检验。但是他们往往不明白问题的内在原因，不能从自己的行为细节上清楚地解释自己决策失误的复杂原因。可见，大多数职前教师在专业知识和技能上已有充分的准备，例如:他们对听力训练课的设计和课堂操作策略都有较好的理解，所设计的听力任务从内容到形式都较为合理，对课中提问、反馈以及板书都十分熟悉，课堂指令以及与学生的交流也都很自然。职前教师在个人教学观念方面处在正在准备的阶段中，例如:他们在教学设计和课程反思中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应从学生的角度来考虑听力任务的难度，说明他们已具有一定的学生观念。而职前教师在自主发展能力方面缺乏准备，例如:他们往往能发现这堂课不完美是因为听力过程中的某些细节出了问题，能意识到师生互动的重要性，但没有仔细思考自己在哪些细节出了问题，应怎样与学生互动等。
通过对115篇反思日志的深人分析，笔者发现，其中17个主题经历了多次反思，共涉及54篇反思日志。在这些多次反思的问题中，平均每个问题经历了3.18次反思。通过对反思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多次反思的内容是逐渐深化的。笔者认为，职前教师教学反思的持续性与群体性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群体反思比个体反思更容易持久，群体的讨论较易形成对问题的持续反思;另一方面，持续反思的形成依赖于反思的群体性，即反思的持续需要群体的支持。
10名职前教师在写反思日志前通常都参加了指导教师主持的课后反思会(即指导教师和职前教师一起听课评课)。而这些职前教师在与笔者的访谈中表示，当他们在网上反思日志(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要求职前教师在博客中自己的日志)后，总是希望自己反思的问题成为大家共同讨论的话题，希望倾听别人对问题的看法。而同学们的回复又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对问题更加深人的反思，如此循环往复，使问题不断深化，这正是群体反思的优势，同时用技术支持的反思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想得到深人的反思，外部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听课评课、博客中对反思日志的回复都是群体性反思的体现。在群体反思中，获取有效的外部支持需要一定的时间，即反思需要一定时间去深化，这表明对同一问题需要多次深人的反思，在问题首次提出后应沉淀一段时间再给予外部支持。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职前教师反思日志的初步分析，并结合与10名职前教师的访谈，可以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首先，职前教师反思的基本内容往往取决于他们知识的内涵特点。职前教师反思的内容多样，并集中于课堂教学和自身专业发展方面，这说明他们愿意反思，愿意在教学方面进步，并充分体现了职前教师具备丰富的教学理论知识。但由于职前教师欠缺课堂教学实践性知识以及对技术性理论知识的依赖，决定了他们技术性反思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韩刚、王蓉，2008 )。无论职前教师学习教学的动机多么强烈，反思的态度多么诚恳，都难以直接从“行动中”建构个人知识，难以在课堂中当即发现或调整自己的教学决策，即便在“行动后”进行反思，也难以从自己的行为细节上清楚解释自己决策失误的复杂原因。因此，教师教育者应帮助他们理解常规技术知识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的实际含义，丰富并完善职前教师的实践知识，并引导职前教师进行群体性的、多次深人的反思。
其次，职前教师的思维方式决定其反思的深度。由于职前教师具有尽快提高自己教学实践能力的强烈愿望，凡愿意成为教师的职前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产生的种种困惑往往使他们比那些已适应常规教学的在职教师具有更强烈的反思动机和自我批判意识，他们实践知识的缺乏似乎并不影响其批判性思维方式的发展(韩刚、王蓉，2008 ) 。然而，职前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带有套用性的特点，例如:他们往往十分在意自己某一教学行为是否符合教学法教科书上的教学原则，是否实现了教学参考书上描述的教学目标，而不注重对学生的实际意义和影响。他们只是运用自己所熟悉的教学概念来分析和解释自己的教学行为，他们的个人实践体验还不足以使他们理解课堂教学极为复杂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职前教师在进行教学问题分析时往往不能一针见血的根本原因(韩刚、王蓉，2008 )。批判性反思的能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保证，而职前教师在自主发展能力方面缺乏准备。所以教师教育者必须防止他们偏激地从概念出发分析问题或对问题“非此即彼”的判断，防止他们追求快速地解决问题。同时应该强调教学过程和问题的复杂性和模糊步结论:
以下是整理的廉政教育心得体会(共五篇)，欢迎阅读参考。
廉政教育心得体会(一)
通过廉政教育的学习,使我更加深刻地懂得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对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使我感触颇深。当前，池州正处在大发展、大建设的关键时期，做为一名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人员，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难免会和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修养、人生观与价值观取向不同的人接触，从而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考验;如何把握自我，坚守防线，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自律：
一、坚定信念，保持清醒头脑
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总开关，是能否做到自律的思想基矗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在小事细节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无数事实证明，背弃理想信念是腐-败分子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做为手上掌握着祖国和人民赋予公权的国家干部要自觉把坚定理想信念、严格律己作为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内容，并融入到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之中，化为自觉自愿的实际行动。
二、正确对待名利，把住关键环节
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近年来，很多被查处的腐-败分子虽然职务各有高低、年龄差别较大、学历层次不等，走向犯罪道路的心路历程也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能正确看待个人名利得失，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党员干部要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良好心态，正确对待名利，从司空见惯的小事和小节抓起，加强世界观改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蚀，切实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三、加强思想教育，筑严思想防线
一个人的变化是从思想上的变化开始的。为此，必须经常加强政治学习，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牢固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志当存高远，才不致被困于名缰利索，受制于一己私欲。
四、严于律己，带头遵纪守法
党的纪律、各种法律、规定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在纪律面前没有特殊党员和特殊干部，作为国家干部更不能等同于一般群众，必须严格遵守，模范执行各项党纪国法，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群众，取信于组织。同时，要自觉地接受监督，而绝不能漠视甚至规避监督。
五、构筑防线、保住底线
一例例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例，看到昔日热血方刚、踌躇满志的同志，如今却身陷囹圄，看到他们声泪俱下的忏悔和迟来的反省，深感震憾与惋惜。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非常重要，为此应常学习、辩是非、不攀比、想大事、干好事，以平常的心态处理事情，不羡慕、不嫉妒别人的富有，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顺境时不飘然，逆境时也不至于太消沉。做事、做官、做人要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党纪国法，要真正把党纪国法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六、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规划部门除是社会关注度很高的热点部门和敏感部门外，还是一个矛盾突出的焦点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更要做到严守红线，严格规划、阳光规划。面对各种矛盾和困难，作为一名规划人员，在工作中一定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工作作风，以诚为本，以实为本、扎实有效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开展。
廉政教育心得体会(二)
日前，我学习了南京局转发江苏海事局党组《关于转发部局有关情况通报的通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什么在海事系统还出现这样那样的廉政的问题，是平常没有教育吗?不是，海事系统对廉政教育抓得非常紧，但有些同志学习廉政教育走过场，把学习教育当成耳旁风，价值观扭曲，思想堕落，不出问题不正常，肯定会出问题的，通过这次教育，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充分认识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如果不坚决反对和有效预防腐败，听任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就不能取得政权，即使取得政权后也不可能保持政权稳定。如果不能坚持不懈地做好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工作，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党的十七大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出发，强调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这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要带头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拒腐防变意识。
搞好政治理论学习，是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拒腐防变意识的基础和前提。党员是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重点。作为一名党员，又是海事处的副处长就要带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深入、系统地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主动接受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不断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打牢思想基础，筑严思想防线，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切实做到勤政为民、廉洁从政。
三、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许多铸成大错的珠海海事局郑锦雄等人员，在反省自己一步步走向堕落罪恶的过程时，普遍反映出一点，就是从一些不起眼的小便宜、小动作、小利益开始，诱发他们私欲膨胀，不顾党员的基本原则，心存侥幸，降低了标准，放松了的要求，逐步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造成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长期以来，我们海事部门都被人们认为是清水衙门，自然少了这些贪污受贿滋生的土壤，但是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作为党员就要警钟长鸣，时刻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牢记“两个务必”，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防微杜渐，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切能够做的事情做起，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四、要自觉接受监督，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廉政教育心得体会5篇廉政教育心得体会5篇党员要严格执行党章，全面贯彻党内处分条例和党内监督条例，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党员、群众提出的意见进行认真整改，进一步在工作中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人民的公仆，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坚持海事服务群众，以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去工作，做一名廉洁自律、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的党的宣传思想战线的好党员。
五、结合当前开展的反腐倡廉教育活动
我认为，要进一步加强学习，以案为鉴，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始终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许多东西只有静心研读，才能有所思，有所获。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不学习，思想就得不到改造，心就不静，心不静，欲望就容易膨胀，就拒绝不了诱惑，一遇到诱惑就容易乱了方寸，就容易被诱惑的绳索绊倒。因此，我们海事职工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要经常认真学习，从书本上学，从实践中学，学到真本领，努力做一个新时期优秀的经济卫士，海事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是要正确认识海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海事的工作职能很广，涉及到方方面面，大到航运集团公司的老总，小到普通船员，工作对象很杂，海事能影响到很多人。事实表明，抓紧抓好海事职业道德建设，是建立高素质海事队伍，促进教育现代化的需要，是有效预防工商行政权力腐败的良方。
三是要筑牢工作中的反腐防线。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思想道德防线，耐得住艰苦，管得住小节，挡得住诱惑。要时刻用反面典型警醒自己“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海事是事业，事业的意义在于献身;海事是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作为一名海事职工会这句话激励自己，在海事事业上不断努力，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创新。
廉政教育心得体会(三)
xxxx年4月2日江北区卫生系统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教育活动。吴处长以一个个鲜明的实例进行教育。通过学习，我对活动的重要意义有了一个更高的认识，使我对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可以肯定地说，通过这次教育活动，使自己对相关内容在原有的学习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在一些方面拓宽了思路，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搞好工作的信心。现就学习情况谈一点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干净净履行职责
党风廉政建设关乎民心向背，关乎事业成败。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采取了强力措施，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了“四大纪律”、“八项要求”，中央连续出台了《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两个法规，充分显示了坚持不懈反腐倡廉的强大决心。对于廉洁自律问题，要把握好两条：一要干事，二要干净，也就是既勤又廉。要把这两条统一起来对待，经得起考验，树立好形象。
1、要警钟长鸣，筑牢防线。任何腐化、***行为都是从思想的蜕化开始的，都有一个思想演变的过程。因此，把牢思想这一关是最有效的预防，加强思想教育也是反腐倡廉的根本之策。我们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要认识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能为民造福，用不好也能为自己造“罪”。我虽然只是公安局一名普通民警，也应该倍加珍惜得来不易的工作，不要因一念之差给家庭、给亲人带来无以挽回的痛苦。
2、从严自律，管住自己。当前市场经济的趋利性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价值观不断充斥人们的思想，我们现在各方面的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越是在这种形势下，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越要从方方面面严格要求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犯错误、栽跟头。“常在河边走，难得不湿鞋”，就是要时时刻刻谨小慎微。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在大事上一定要泾渭分明，小节上时刻从严把握，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脑子里要有明确的界限，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清清白白从政，踏踏实实干事，堂堂正正做人。
3、自觉接受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脱离监督的干部，往往会犯错误。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正确地对待监督。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是一面镜子，经常地照一照，检查一下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及时加以改正和纠正，对自己的成长进步大有裨益。“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发展党内**、加强党内监督的十分重要的党内法规，使党内监督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路子。我们广大民警都要认真学习，严格执行。
二、坚持求真务实，扎扎实实干好工作
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就要坚决贯彻求真务实的要求，推进各项改革建设事业更快发展，就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我们要使求真务实成为行动的准则，贯穿和体现在各项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去。
1、要有求真的精神。求真说到底是一种觉悟、一种境界、一种品德、一种精神，是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从大的方面讲，是科学判断新形势，准确把握规律，探求办法措施。具体到我们普通民警来说，就是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把公安事业发展放在首位，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清醒地看到前进中的矛盾和困难，增强加快发展的压力感、紧迫感。同时，又要看到我们良好的工作基础、各方面的优势条件，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推动公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一年比一年快、一年比一年好。求真就要开动脑筋，勤于思考，学会用心，善于从普遍性问题中发现和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总结和提炼经验性的做法，用以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难题、工作中的症结。总的来说就是既要有加快发展的高度热情，又要有扎扎实实的工作态度;使我们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
2、要有务实的作风。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实在人，既是处事为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创业为政的基本准则。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职位有高低，但只要是踏下心来做事、实打实地做人，就能干出名堂，也能取得组织的信任，得到群众的赞誉。
3、要有实干的行动。
实干，是***人的作风;认真，是***人的品格。我们要继续坚持“干”字当头、“实”字为先，遇到困难不缩手，干不成功不罢手，以实干求实绩，以实干求发展。科学的决策再加上实干的行动，我们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
4、要有实际的效果。
衡量工作能力的标准，主要是看实绩。只要是领导布置的任务、安排的工作，都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下面，我拟从禅宗与信息技术世界相遇合的维度反思 “杀佛”这个涉及禅宗与暴力之间关系的问题。东方哲学与西方技术之间的际遇也提示了关于文化间对话固有的暴力问题。我的思考最终将引导我分析马丁·海德格尔的“公案”。我明白这是难以理清的一团乱麻。因此，为了从一开始就轻松入题，我先从计算机用户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常见的暴力展开我的思考。
一 致命的系统错误
凡是用过电脑的人都知道那令人沮丧的时刻：电脑操作不再听你的使唤。有时碰到电脑操作系统崩溃，几个小时的辛劳就消失在数字化的黑洞里，这时你会更加懊恼不堪。尤其是一些老版本的视窗系统的用户，他们看到不祥的蓝屏上意外地显示出“致命的系统错误”之类的信息时，往往会吓得魂飞魄散。这种体验告诉我们，要经常进行备份，要是你忘了备份，例如你匆匆忙忙要完成某项任务，这时灾难会趁机从天而降，这是无法改变的计算机规则。此时此刻，要处变不惊，就得有一份安谧宁静的心态。唯有多年的静修方能臻于此种境界。
前不久，有人送我一份美国因特网杂志的新闻报告。该报告表明，即使在日本，人们也不再依赖冥想。这份报告介绍了日本索尼公司在其供应国内市场的笔记本电脑上，用俳句替代了微软视窗冷冰冰的错误提示信息。这有助于用户保持那份宁静的心态。万一系统崩溃，荧屏上就会显示出下列文本：
庞大文件?
用途非凡。
倏忽不见。
用Google搜索了一下，我知道这完全是一个玩笑——正如我所怀疑的那样。那俳句原来是美国文化理论杂志《沙龙》组织的竞赛项目。一些恶作剧者将这些俳句拼凑成一个伪新闻会。起初我有点犹豫不决，因为这类幽默恰好与佛禅的不循常规传统相吻合。
这一玩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真的有类似于佛禅方式之类的信息传播技术(ICT)?殚思竭虑之际，我突然悟到，禅宗信徒对信息传播技术(ICT)的关注，与他们关注传统的茶道，插花艺术，俳句书法，花团锦簇的山顶画，射箭术等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菲利普·敏夫·苏多（Philip Toshio Sudo）在《禅宗电脑》一书中以电脑释禅，又以禅释电脑，当属一个例外 (苏多，1999) 。这真是不可思议，因为禅跟其他生命哲学不一样，禅关注的是普通的现实，尤其关注日常的、琐屑的实践活动。尽管我们决不能低估奉茶饮茶，布置鲜花等琐事的价值，但我们认为我们在电脑前的所作所为恰好与此同属一个范畴。这一情形让人想起罗伯特·M·波西露在其自传体小说《禅宗与摩托车维修艺术》（1974）就这一主题所作的评论。波西露注意到反叛政治制度、消费主义、西方大众文化的人对现代技术深恶痛绝。尽管他同情那时被称为反文化的代表人物(部分原因在于反文化派像波西露一样从东方宗教和哲学中吸取了灵感)，但他确实认为逃避、憎恶技术，其结果恰恰适得其反。他接着说道：“一如他舒爽地住在山顶或花丛中一样，佛陀、圣人舒舒服服住在数字化电脑的线路或摩托车变速器的齿轮中，从另一种方式思考就是贬低佛陀，也是贬低自己。”(波西露，1984，17)虽然三十多年前， 波西露对反文化技术恐惧症就作了评价，同样在当代反文化派那里——你可以想到环保主义运动和反全球主义者——你仍然能够听到敌视技术的声音。当然也有例外，我指的是技术—萨满(techno-shamans) 、网络唯心论者(cyber-spiritualist) 和急皮士(zippies)( 禅宗催生了职业异教徒)所发起的运动。这些运动大多起源于加利福尼亚绝非偶然，加州是反文化运动和电脑工业的故乡。这些与新潮生活(New Age，有时总称为新边缘New Edge)相关的运动，试图使信息传播技术与东方招魂术形式融为一体。他们不仅没有拒绝信息技术，而且还把信息技术作为获得启迪的途径来宣传。因此，他们使用了影响心理状态的软件和脑机(brain machine) 。
二、顿悟
脑机是靠光线与声音刺激物来刺激人的感官和相应脑活动的小型电脑。为实现这一目标，光音装置(LSD)安装了一幅带有发光二极管(Leds) 和耳机的眼镜。用户戴上这一装置并启动程序，这时他或她会体验到某一频率的光音脉冲，由此导致恍惚状态，这一状态常伴随彩色和反差鲜明的图案。这一现象并不新奇。几个世纪以来 ，萨满或其他教士们运用这一技术的类似形式 ，让自己或因听到连续不断的鼓声或因在辐轮(spoked wheels)中看到斑斓的太阳光芒而激动不已。20世纪30年代以降，神经生理学家借助闪光灯刺激物，借助脑电图(EEG)记录脑的应激活动，一直在研究这一现象。他们把脑波与刺激波外形一致的现象叫做夹带。脑电图研究也展示了脑波频率和清醒程度的内在联系。毫无睡意且思维活跃的人其脑波振幅几乎没什么差异，频率介于13-30赫兹之间，他们称之为“贝塔活动”(beta-activity) 。如果某人完全处于放松状态，无忧无虑，或近乎酣睡，则脑电图显示为阿尔法脑波(alphawaves)，即振幅较大，频率较小(18-12赫兹) 。泽塔脑波(theta-waves，3.5-7.5赫兹)仅在睡眠期间出现，酣睡且不做梦则呈现出德尔塔波(delta-maves，慢于3.5赫兹) 特征。
处于放松状态并非易事。脑波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给相关人员提供阿尔法脑波，则容易出现放松状态。光的刺激对头痛的影响，睡眠失调，慢性疼痛，心理压力等现象，研究人员也作了研究(cf.奥塞巴德，Ossebaard，2000)。
在学术界之外，有人进一步提出用视-听刺激来冥思。该研究表明冥思效果也可以用脑电图来量化。脑波频率取决于冥思者的训练程度，一般从正常的贝塔级降到阿尔法级或泽塔级，而经过强化训练的瑜伽修行者(yogis)的脑波甚至可以达到德尔塔区(delta-area)，与完全的无意识状态相吻合。在这一研究启发下，作家兼艺术家威廉·伯吉斯（William Burroughs）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制造了梦机(dreammachine)，用电子装置达到冥思境界。伯吉斯之后的几十年完整的脑机产业应运而生。按生产者的说法，脑机效应从深层放松，冥思，到创造性增加等变化不等。据说，认知能力提高了(感知能力，学习能力，短期和长期记忆)，甚至宣称要应用到医学上，如戒毒，改善新陈代谢过程，治疗多动症等。
一位著名的心理技师——查理斯大师，历经数年修炼在修行处所冥想并履行吠陀仪式之后，热衷于开发推销这一技术。他宣称他使传统的精神发展加快了75%。在一次采访中，他自豪地补充说， “毕竟，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创造了麦当劳，如果我们创造了快餐，难道我们就不能创造顿悟?”(引自：虎帕和泰尔西Hooper and Teresi，1990，71)[2]在《巨脑：新工具新技艺让脑力升级心智开阔》一书中，迈克尔·哈钦森(Machel Hutchinson)把新的技术心态描述为东方智慧与西方科学的完美结合。他用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利亚·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把这种心智升级说成是“升华到更高层次。”用脑机定期作视-听刺激使神经系统出现波动不安，这种波动不安唯有通过更高级、更灵活、更连贯的层次的结构调整才能解决，从而使得神经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以更高效的方式相互交流。哈钦森赞许地引用了研究人员布鲁斯· 哈拉斯·康福德(Bruce-Harrah-Conford)的话“人类意识的演化是一个可感知、可操作的过程，我们能控制自己的命运。看起来，脑夹带仿佛是开创新时代的技术之一。”(哈钦森，1986，229)
三 、文化间的际遇
我们该如何评估东西方启悟（enlightment）之间的这一独特的跨文化交流?一些关键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例如，新潮生活的行家在其睿智的说法里，从西方的科学视角就脑机的有利效果提出了批评。虽然独立的研究——不是由急皮士开创的研究——表明脑机确实影响脑活动，并且表明几种所谓的效应，如，放松，减轻压力，头痛等确确实实发生过，但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说法似乎言过其实。再者，这种效应是否是暂时性的，或者这种效应给新潮生活者所期望的认知过程是否确实产生永久性的变化，以上两方面还不清楚。然而，即使这种效应不如倡导者们所期望的那么明显，但是脑机对东方智慧和冥思感兴趣的人提出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顺便提一下，对于脑机的有效性并非大家都认识到了) 。禅宗佛陀和脑技术专家讨论的是同一现象吗?设若如此，难道我们把圣人技术化作为跨文化成功合作的一个典型例子吗?东方的智慧以西方的步伐发展着！
这些词语揭示了由来已久的东方精神与西方理性之间的对立，除此之外，顿悟这一观念会产生诸多问题。难道顿悟不是被揭去了恶性性能的产品的一个典型例子么?如同没有咖啡因的咖啡，没有酒精的啤酒，没有身体接触的性交(虚拟性交)，没有灾难的战争(无污染的战争)?正如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言，这些相关产品提供了现实本身，这一现实被揭去了内容，被揭去了抵制性的现实的硬核。(齐泽克，2003)就顿悟而言，消失的现实是长期的、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禅宗实践。
对新潮生活运动相关的政治性批评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克里斯多佛·里格罗斯(Christopher Ziguras)在《圣人技术化》一文中认为， 新潮生活尽管其自我形象是反文化的，但它无意改变政治经济体制，甚至于成了政治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里格罗斯，1997)不仅因为脑机产业——每年都有新款式上市——完全符合消费主义文化，而且因为它使用户在心理上依赖于技术文化。尤其重要的是，大行其道的数字化难道不是让受精神折磨的在弹性工作时间工作的工人高效地放松的一种方式，从而让他们尽可能快地重返工作岗位?类似的例子还有，不仅新潮类技艺，而且心理技术在当前的管理培训实践中也深受欢迎。尽管这种批评确实有道理，但它同样适用于经典的冥思形式，并且同样成了娱乐业的内在组成部分，并进入了管理培训领域。《禅宗领导》、《禅宗和创造性管理》以及《实际经理的禅宗之路》等书籍就是其见证。 (伍泽莱克Uzelac，1993;罗Low，1976，里德哈Radha ，1991)，另外，从女性主义观点来看，人们认为脑机之类的精神技术能让妇女追求更传统形式的的心理和社会自主权而不是干其他的事。[3]( 登费尔德，1995)
另一方面，传统的东方冥思者拒绝急皮士把禅宗与信息传播技术的联姻，他们认为急皮士歪曲了禅宗的精神或本质。然而，除了禅宗的本质似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之外，人们或许会问禅宗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反对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 难道禅宗不是从它诞生的那刻起就旨在肯定而不是否定日常的微不足道的现实?
再者， 佛禅悠久的历史表明，包括禅宗变种在内的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佛教在中国、韩国，尤其是在日本的发展方式， 禅宗在多大程度上忽视了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这一问题就凸现出来了。或者仅仅是肯定与否定之间的对立是远远不够的?或者我们应该将禅宗的四重否定理论应用于此?即禅宗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也不是黑格尔式的变体——肯定与否定，也不是德里达式的变体——肯定但不否定。[4]
为了阐明上述问题，有必要思考佛禅跨文化历史的根本特征，因为这也阐明了暴力构成了禅宗与技术链接环节的途径。
四、禅宗的使命
按照传统的基要主义观点，文化是传统、规范、价值观的同质的、自主的、不变的统一体。例如，这一观点似乎早在吉卜林的诗《东西方民歌》就提出来了，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其差异永远不会弥合。”实际上， 由不同的异质成分所组成的文化永远在发展变化， 并且不断地进行文化之间的对话。从一种文化转到另一种文化的那些成分获得了新的意义。(见德·穆尔，2005)[5]
从词源学考察Zen一词以及佛禅的历史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6]Zen一词是日本人对汉字Chan(禅)的读音，反过来，Chan(禅)又是中国人对dhyana(冥思)一词的发音。dhyana(冥思)起源于梵文，传统的看法是，公元6世纪印度和尚菩提达摩(日本拼读为Daruma)把佛教介绍到中国，与儒、道合流在中国产生了佛禅。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佛禅在中国各学派扎根之后，反对仪式、由唯识论教条追随者组成的南方学派，其教义不胫而走。自12世纪以降，经越南、韩国再传到日本。到日本之后， 禅宗与日本神道教的自然崇拜思想、武士阶层的职业规范要素相融合。尽管佛禅仍然具有印度佛教的典型特征，如强调万物之有限性，活着就是受罪的观念，不喜欢理论总结，努力获得启悟。但在其他方面，佛禅与印度佛教有着根本的区别，例如，中国佛禅的(chan)，其自由不是指摆脱日常世界的束缚而是真正投入到日常生活之中。[7]在印度佛教中，和平主义是其教义的基础。显而易见，佛禅混合了日本的武士之道——至少可以说对暴力持矛盾的态度。按照凯莱·罗斯(Kelley Ross)在《禅与俯冲轰炸艺术》的解释，这种态度对日本现代史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20世纪日本军队表现出来的超暴力行为可资证明。这种暴力因向禅宗诉求而得到了许可。(罗斯，2004)该文开头所引用的要求杀佛的那个有著名的公案，因此获得了广泛的阐释。
概述禅宗的历史表明了禅宗性质的易变性。知名的禅宗学者戴塞兹·T·铃木(Daisetz T.suzuki)认为这是禅宗的特点，“禅宗除了试图让人靠其自身特有的直觉理解模式挣脱生死的束缚以外，没有专门的教义和哲学，没有概念体系，也没有推理公式。”因此，只要禅宗的直觉理论未受到妨碍，它都能灵活多变地使自身适应于所有的哲学和道德教义。人们发现佛禅执着于无政府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民主，无神论或理想主义，或者政治经济教条主义。(铃木，1970，63)综上所述， 禅宗的易变性并不排除它适应于信息技术的政治经济。
但是在铃木看来，上述观点并非是定论。因为上述引文还可以继续：“但是，一般来说，佛禅因富于一定程度的革命精神而生机勃勃。如果出现僵局——这一情况在我们超负荷承袭传统主义、形式主义或其他类似的种种主义时发生——这时禅宗就发挥了作用并成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同上P63]换言之， 禅宗的毁灭性力量与其说是针对某一特定政治制度的政治观点的日常行为(无论是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民主)，倒不如说是针对政治秩序的制度化。[8]禅宗是一种反秩序的力量，因为无论何种类型的秩序，都妨碍我们圆满地体验世界——这种圆满指的是超越概念或制度化体系的圆满。
从概念角度看，概念不可避免地以某一特定观念内的区分为前提。这种圆满颇似无形的虚无(基默尔cf.Kimmerle，奥斯特凌Oosterling ，200，70，71) “虚无”——日语用mu表示——这正是禅宗关注的焦点(Hisamatsu，1971) 这种“虚无”通过“坐忘”(zazen)，或冥想一句似非而是的公案，或布置鲜花，或修理摩托车，或日常的政治活动，或每天使用电脑等途径来实现。研究这些个案的神经生理学家注意到脑波频率跌至泽塔级(theta-level) 。然而，这些体验并不等于纯粹不存在意义上的一无所有，而是相当于积极的虚无。这种虚无虽无形无状，但新的范式却由此而生。(瓦斯，Hvass，1998)[9]无私的自我凝神于自己履行的活动。如果我们称禅宗为一种虚无主义的话，那么不可否认的是，禅宗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虚无主义。
从禅宗的角度看，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欢迎甚至引起电脑崩溃——导致内存空空如也，荧屏空空如也的致命的系统错误?如果我们试图成为一个正统信仰者，那么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既非是，或不是，或是和不是，或是，也非不是。但幸运的是， 禅宗所要求的不是正统观念而是不顺从。因此，让我们再次杀佛，然后简单讨论一下海德格尔禅宗的黑福里斯特版本(Black Forrest version of Zen) 。
五、秩序，技术暴力和启悟
不仅海德格尔本人，而且后来很多海德格尔思想的阐释者，一再把海德格尔思想与东方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道家与禅宗的思想联系起来。而认为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互相之间知之甚少的研究也为数不少。(赫姆帕尔Hempel，1987;杜瓦尔Duval，1984;帕克斯parkes，1987;迈和帕克斯May and Parkes，1996) 。
海德格尔终生致力于研究东方传统的文本，因此，只要翻开海德格尔著作与禅宗传统的著作，一眼就能发现诸多类似点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例如，与东方传统不同的是， 海德格尔不把存在作为最高形态，而是作为虚无(Nichts)看待。(海德格尔，1995，106，注释b;115，注释c)然而，同佛教一样，海氏把虚无理解为圆满(fullness) 。( 海德格尔1991，49f，69f)
这种明显的相仿似乎不是巧合。赖因哈德·迈(Reinhard May )在《海德格尔的隐蔽资源》中表明，海氏著作里的几个句子简直就是直接取自海德格尔在译文中读到的道家和佛禅的著作(迈，1996，29)。由此看来，海氏作品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的广泛阅读、翻译、评论，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 迈把这一现象理解为“跨文化思维必然性”的表征时，他却未提及海氏把东方资源纳入其哲学大厦的暴力。一如佛教从印度传到日本的旅途中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样，佛教与海氏存在思想的冲突也不能不受到影响。跨文化对话以盗用，侵吞，重新阐释，暴力变革为特征。[10]
然而，海氏是第一个认识到阐释活动必然具有暴力性的学者。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他甚至宣称，人们应该使用暴力以便将文本中想表达的东西从已表达的内容中解放出来。(海德格尔，1929.193)在对暴力思考这一点上，海氏恰好与佛禅相接近。我提及的文本(如果不是公案)是《形而上学导论》中的一段。在这一段中，海氏阐释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又一暴力事件)中的合唱圣歌。[11]这首著名的酒神颂歌以下面的诗句开始：“很多东西是令人敬畏的，但最令人敬畏的莫过于人。”海德格尔最感兴趣的是“令人敬畏的”(awesome，希腊语为deinon)一词，它的涵义是极其矛盾的，这一矛盾也体现在第一首酒神颂歌的其他诗句中。一方面，人之畏(awesomeness)在于人运用技术成为无机界和有机界的主人并以为自身创造一个社会的方式得到了表现，另一方面，人之所以令人敬畏是因为人所运用的技术是一种极端的暴力力量，它不仅能毁灭人类而且能毁灭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就。在海氏看来，人之敬畏性由世界秩序(dike)支配一切的力量和技术(techne)的暴力性质之间的冲突所构成。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的历史恰好是技术一再违背世界秩序的过程(海德格尔，1976，123) 。
显而易见的是，几乎在同时写成的另一本著作《艺术作品的起源》， 海德格尔在与艺术的比较中，把艺术界定为揭示并发现了世界秩序的技术。(海德格尔，1977，44ff)因此，在海氏那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技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它通过不断地毁灭技术本身创造的秩序使人类展示自身的圆满。
海德格尔对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阐释十分趋近于禅宗的启迪观。安提戈涅正是在与毁灭她的暴力冲突中获得了启悟。但是海德格尔认为，在西方形而上学同样的暴力传统中，悲剧体验的朦胧性遭到了毁灭。如果没有暴力，那么始于柏拉图并在现代技术达到高潮的这一传统，在对理念(柏拉图)无忧无虑的冥想中，在未来的天堂(基督教)中，在完全控制行星(现代技术)中，可能会和谐统一。尽管海德格尔一再在“形而上学的毁灭”中表明，形而上学传统如何抑制了内在暴力，而在后期的著作中，他似乎成了抑制内在暴力的牺牲品。虽然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强调秩序和毁灭的必然统一性，但在晚期著作中，他详细论述了未来“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的前景，在这里，秩序和技术以“非暴力协议”的形式出现。由于这种妥协， 海德格尔最终倾向于否定了当代技术会导致(内在暴力)启悟的可能性。
当然，就启悟不会自动产生这一现象而言，海氏是正确的。为了佛陀之生存而必须将其杀死。也许这就是《电脑维修艺术》的深层内蕴。这不是防止系统崩溃的艺术，而是坦然地去面对它。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要求电脑用户劳神费力。每个电脑用户都知道，电脑故障随时可能发生。但是就计算机崩溃而言，需要的是另一种态度。用户满怀感激地“尽享意外”(surf accident)带来的乐趣，并应认识到电脑出现故障时所赠予的刹那间闪现的启悟，而不是惊惶失措，竭尽全力地控制系统。万一出现“整体故障”(integral accident) ——技术秩序的最后崩溃，这就为用户作了充分的准备。[12]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丢失宝贵的文件其体验是令人心痛的，可是面对(技术) 系统最后崩溃的可能性更令人恐怖。因此，并非如齐泽克所言，坦然地面对故障，保持一片静谧的心灵，决非轻而易举的事。(cf，注释3) 禅宗启迪决不是闹着玩的。(仓冈葩Trungpa，1999，87-90)你的信息会丢失，你也会因此而困惑不堪。正因为如此，每年10月24日在京都的大王寺神庙举行一次仪式，以纪念当年在赛博空间丢失的资料，日期10月24日源于千字节(或1024字节)的信息单位，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毁灭也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创意行为。[13]旧的操作系统的崩溃是为了新秩序的诞生，因为：
混沌君临
冥想，懊悔，重启
秩序复归
注释
[1]我衷心感谢鹿特丹爱拉斯穆斯大学哲学系人类与文化组的同事们，尤其是汉克·奥斯特凌，阿维·普林特斯（Henk，Oosterling，Awee prins）对本文草稿提出的的宝贵意见。
[2]读者可能会对我概述的东方精神与西方技术联姻所形成的滑稽形象进行反驳。无容置疑，为建立人类经验领域的对话我们作了不懈的努力。例如，人们会想到詹姆斯·H·奥斯丁的综合研究《禅宗与脑》，作者是荣誉退休的神经学教授。他将自己对解剖学、生理学、脑化学的研究以及自己作为禅宗教师和实践者的个人经验交织在一起。在该书序言中，他明确提醒读者，不要期待任何不费力的秘方能获得立竿见影的启迪。(奥斯丁，1998，XX)确实，这一长达八百多页的有趣的研究给人提供的是咀嚼式的理解而不是顿悟。但是即使奥斯丁也逃脱不了技术有效控制的欲望。最后一章，在详细阐述遗传工程的未来潜质的同时，他想象了获得启迪的个人创造物，其情形是这样的：处女尼姑捐赠卵细胞与处男和尚捐赠的精子相结合，并且要按照血统和容量对二者捐赠的卵细胞和精子进行筛查和挑选。
[3]齐泽克对西方佛教的静修论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最佳的后现代反语”是当代东西方奇特交流的结果。在经济基础设施层面，西方技术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意识形态超结构层面，由于扼杀了新潮生活的亚洲思想，犹太教—基督教遗产在西方受到了威胁。从西方佛教到道教的东方智慧正在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意识形态而确立。但是，尽管西方佛教把自身作为资本主义动态压力的解决办法，使我们能相互分离而保持宁静的心态，但实质上是作为完美的意识形态补充而发挥作用的[---]按理说，西方佛教的冥思观是我们全面参与资本主义经济而保留理智的外在形态最高效的方式。要是马克斯·韦伯依然健在，他必然会以《道家伦理与全球资本主义》为标题另写一卷作为对《新教伦理》一书的补充。(齐泽克，2001)
[4] 整个禅宗对意义的朦胧性进行了讨伐。众所周知，佛教对下面的灾难性的断言方式(或否定方式)困惑不解：人类永远不会遇到四种命题：这是A---，这不是A---这是A又非A---这不是A又不是非A---佛教方式恰好把意义遮蔽了：意义晦涩难懂，即不可能建立范式。(巴特，1982，P73)
[5]吉卜林也反对东方对立的基要主义，该诗接着写道：“但是既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没有边界，没有类型，没有起源/两个强人面对面而立时，他们来自天涯海角。”(吉卜琳1937，XXXⅡ卷)
[6]人们也可以从埃利斯皮洛的怀疑论指出早期佛教对西方哲学的影响。埃利斯皮洛随亚历山大大军访问印度时认识了佛教。
[7]顺便提一下，在这一点上， 禅宗佛教与玛哈亚拉(Mahayaa)佛教有深刻的联系。这从中观派可以看出来。一般来说，哲学家龙树(Nagarjuna)是最杰出的佛教思想家之一。他运用四种否定理论来批驳涅槃和生命轮回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这二者既非同一，也非不同，也非同时产生，也非二者都不是。这种解释被中国禅宗传统广为接受。禅宗传统从来不以摆脱现实世界的强烈欲望为特征。(罗斯，2004)
[8]参照克洛德·勒福特(claudelefort)(1986)提出的区别，禅宗的毁灭性力量与其说是改革具体的政治和管理问题，倒不如说是在政治宪法层面大动手术。
[9]在《艺术中隐蔽的秩序》(1967)中，心理学家安东·艾伦茨威格(Anton Ehrenzweig)把服务于更高或至少不同层面的创新模式的的秩序毁灭过程描述为全部创造的基础。
[10]如果强调他者的异质性，情形尤其如此。例如，罗兰·巴特(Rolan Barthes)在《符号帝国》(1947)一书中按照完全不受西方国民思维控制的外在性来介绍日本时，西方仍是他分析的语境。正如卡拉塔尼(Karlani)所言， “不论西方以何种方式评价日本，对西方而言日本仍是一个外在性的地方而不是事实上的地方， 一个自鸣得意而几乎没有外在性的空间。”(卡拉塔尼，1989，271-272)也许这就是海德格尔在著名的斯皮格尔采访中最终怀疑这一关系的原因所在。在采访中，海氏强调现代西方技术别指望从东方获得半点好处，而只能从反思自己的源头和目的中获益。
[11]同时，某文本尽管认为技术问题至关重要，但在“海德格尔与技术”方面的文献中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2]保罗·罗维希(Paulvirilio)把(具体的、局部的、特别的)工业事故，如列车越轨，飞机失事等，与以飞跃性增加为特征的“一体化事故”区别开来。人们会想起核战争或互联网的全球性崩溃，因为90年代末的千年虫令人忧心忡忡。(罗维希，1998，30-32)
[13] 罗维希的观点与此相近，但归根结底，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痛苦就没有灾难。“人们应该象冲浪者搏击巨浪一样走向死亡，人类要获得好处，必须走近灾难，以免蒙受缺陷之苦。你无法抑制灾难的发生，但你必须在灾难中拼搏。”(罗维希，1948，40; 斜体字格)
Koan是日本对汉字“公案”的音译。公案是在宋代禅师阐释唐代禅师言行的过程中形成的。佛陀不是用逻辑理性而是用直觉体验去理解公案。一般认为公案有以下几个特点:(1)公案是典型的古人言行，(2)公案是公案禅的参究对象，不是各禅师的历史记录，没有历史性，(3)作为宗教实践的对象，公案的文字有一定的固定性，(4)各则公案有独立性和完整性。——译者注
西方知识分子探索心路历程的哲理小说。——译者注
Shamans，音译为萨满，指能和善恶神灵沟通，能治百病的人。——译者注
Zippies:急皮士，指印度在脱离社会主义，直接融入全球贸易和信息变革后第一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译者注
关键词 儿童读经；儿童教育；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604(2008)10－0007－05
2004年4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同年7月8日，薛涌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批评蒋庆有关倡导儿童读经的言论，由此引发了刘海波、秋风等人与薛涌的激烈论辩。这次论辩其实是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一次交锋。在论辩中，刘海波以“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评薛涌先生的反读经观点”为文章标题，批评薛涌反对儿童读经的言论。(本文所引刘海波言论均出自该文，不另作注释。)刘海波是在北京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他对待儿童读经的态度在青年学者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刘海波在儿童读经论辩中的言论进行讨论，对于认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根本区别，对于宣传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棍棒底下出孝子”
在与薛涌论辩的几篇文章中，刘海波的《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评薛涌先生的反读经观点》是最有锋芒的，也是最令人忧虑的。
刘海波是研究政治学的学者，自然谙熟政治史，但是他写道：“在政治史中，鼓吹解放和权利的漂亮词句，比对秩序与权威的严峻强调，更容易走向专制的道路。”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政治史，但是凭借自己仅有的一点常识，我便无法信服刘海波的话。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时期，那些鼓吹解放和权利的漂亮词句确实屡屡出现，也确实在某种情况某一时段某个国家导致过专制的出现，但是从整体上看，宣传解放和权利的言论在西方确实也引发了自由、民主的思潮。所以，“鼓吹解放和权利的漂亮词句，比对秩序与权威的严峻强调，更容易走向专制的道路”，这是与事实不符的，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刘海波在谈到他在政治史上的发现后，接着说：“在教育中，对儿童自主选择、怀疑一切的讨好，比之强调服从、控制顽劣，更具有煽惑力，但却更愚昧而不自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是从教育史中得来的吗?但事实上，自从卢梭在《爱弥儿――论教育》中“发现”了儿童，康德、杜威、蒙台梭利等人都以此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教育理论，从而催生了教育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即从以成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儿童为中心。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儿童教育实践依然受惠于这种教育思想，看不出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想“比对秩序与权威的严峻强调，更容易走向专制的道路”。
刘海波接着又说：“吾国传统经典的价值和能否在不求甚解的情况下要求儿童背诵，开明如薛涌先生的反对观点，竟建立在3－12岁儿童的喜好与否的基础上。”在这里，刘海波对薛涌的“开明”进行了针砭，因为薛涌反对儿童读经的观点竞建立在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喜好与否的理论基础之上。刘海波对此颇不以为然。刘海波自供，他的教育信念来自他家乡的教育传统：“我家乡父老至今流传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是话糙理不糙。”“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不错，刘海波所说的确实是中国的教育传统之一，他认同并推崇这样的教育传统，自然认为薛涌的教育观念竟然以小孩子喜好与否为基础，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他以为点出薛涌在这点上可笑而幼稚的“开明”，一定是点到了薛涌的死穴。然而刘海波不仅没有点到薛涌的死穴，恰恰相反，他把自己对现代教育的无知展现在世人面前。
薛涌文中谈到，语言大师E.B.White曾专门给孩子写书，讲一头猪和一只蜘蛛生死友谊的故事。在刘海波看来，这位老外竟然花时间给小孩子写“猫话狗话”这些骗人的东西，一定是一个，正经事应当是研究“夏楚二物”(古人体罚学童的工具)以及“棍棒底下出孝子”中的棍棒，甚至应当青出于蓝胜于蓝，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将“夏楚二物”以及“棍棒底下出孝子”中的棍棒更新换代，这样才能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刘海波是研究的学者，甚至还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学者”。既然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学者，刘海波不至于不了解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法学家、哲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的经济学、政治学、知识观、教育观，刘海波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与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是多么的相悖吗?哈耶克会强迫小孩子们去死记硬背所谓经典吗?刘海波应当知道，全世界几乎都在承认以人为本的普遍价值，那么在儿童教育背景下，作为人的儿童理应成为教育的本位，教育理应以儿童为本。
二、“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
刘海波说：“薛涌文中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还没有成年，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造就。”要理解其中的曲直，这里就不得不把薛涌文中相关的材料向读者作个交代。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文中，薛涌提到：“笔者自己5岁的孩子在美国的幼儿园长大，从来没有背过什么，甚至没有读书识字。但是，她3岁就在问：‘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人，那么谁创造了上帝?’‘哪里是世界的尽头?’笔者鼓励她读书识字，说知识都是从书上来的。她马上反问：‘写第一本书的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刘海波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的儿童就是指薛涌5岁的女儿。这个小孩子对她爸爸所说的知识来源于书本这种说法表示好奇，想进行研究，所以反问了一句“写第一本书的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这是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典型的“发生学问题”，更小的小孩子还会问“这是什么”“这是做什么用的”等问题。所以，一些哲学家，如美国的G.B.马修斯，认为儿童就是哲学家，能提出难倒成人哲学家的哲学问题。然而这些表现儿童探索天性的问题，在刘海波看来，竟然是“蔑视父母权威”。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提到的一件小事。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3)
早先以为三味书屋中不喜欢小孩子提问的先生早就作古了，但现在刘海波把小孩子对她父亲的一个回问视为“蔑视父母权威”，我才知道，那位私塾先生尚未作古，他还活在有些中国年轻学者的灵魂里。所以蒋庆、秋风、刘海波所担心的中国传统失传的危机，看来并非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严重。就拿刘海波来说，他研究的是西方政治学，据说深谙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哈耶克式的学者，照蒋庆的说法，应当属于西化了的学者，属于丧失了儒学“书法”“家法”的学者，然而他却将小孩子对她父亲的一个追问视为“蔑视父母权威”，他所表现出的儒学教育传统如此纯正的“书法”“家法”和“师法”，应当让蒋庆喜开怀乐开花了吧!
薛涌在文中还提到另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被刘海波视为“厌恶背诵的儿童”。薛涌是这样介绍的：“一位友人在新加坡碰到一个华裔的孩子，那孩子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不想学中文，只是一见中文老师心里就烦。跟英文老师读书，人家循循善诱，双方平等讨论。中文老师上来就说你要记住这个，背诵那个，连为什么也不解释。谁有那个耐心?”’薛涌是通过这个小孩子来反省中国的教育传统，批评中国的儿童教育现状。这个小孩子以中西教育体验者的身份对中西教育、中西教师进行了对比，这是小孩子自己对中西教育的比较研究，同时也表明了小孩子对中西教育的选择。其实道理很简单，在儒家古代经典与E.B.White的童话《Charlotte’s Web》，(该书在中国大陆有任溶溶的中译本《夏洛的网》出版)之间，绝大部分小孩子会选择后者。
让小孩子阅读童话《夏洛的网》而不是去死记硬背古代儒家经典，我没有歧视和贬低古代儒家经典的任何意思，更没有秋风所说的“那种彻底地、绝对地反传统的心态”。相反，蒋庆先生主张的儿童读经运动却有反传统的嫌疑。例如，先秦《学记》把“禁于未发”作为“大学之道”的内容之一，意思是不要让处于童蒙阶段的那些应当学习“小学”的儿童学习抽象难懂的学术著作。然而蒋庆主张的胎教诵读和学龄前诵读便明显违背了《学记》的主张。《学记》里甚至还有专门反对死记硬背和灌输教学的主张：“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由乎!”在这里《学记》指出了死记硬背和灌输教学的种种危害。《学记》的教育思想也是传统，而且是比刘海波、秋风所说的传统还要早的传统。为什么不继承这种优秀传统，反而非要继承蒙昧的教育传统呢?然而奇怪的是，蒋庆恰恰将反对死记硬背的《学记》收入他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中，让胎儿、学龄前儿童去反复“听读”“诵读”。蒋庆推行的儿童读经运动，从表面上看，古代经典受到推崇和弘扬，然而实际上，蒋庆的做法与古代经典的主张多有悖离。
作为从事童年研究和儿童教育研究的人员，我是赞同和支持那个华裔小孩的判断和选择的。但是刘海波却对这两个孩子的前景一眼望断：“薛涌文中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还没有成年，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造就。但是，经验和历史却告诉我们，道德习惯和修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教化的结果。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要培养孩子成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会成员，不是使他从小就怀疑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成为裁量一切的尺度，而是不加怀疑地学习和继承一个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
现代儿童观和教育观最基本的原则是：承认儿童有一个不同于成人的独立生活，儿童有自己的世界观念；承认应当尊重儿童的世界，甚至应当欣赏和珍视每个儿童的童年：儿童的成长无法离开教育，但是教育必须尊重儿童的成长，才能有效地帮助儿童成长。刘海波所谓“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这大概连蒋庆都会反对，因为蒋庆是主张读经的。《孟子》就认为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认为人(当然包括儿童)拥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就像人拥有四肢一样。照孟子的说法，我们可以推论，儿童拥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这四心可以像生物学的四肢一样，只要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它们会按照它们的本性而成长和成熟。而这种推论，其实是与乔姆斯基的认知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的。儿童成长的内部根据和前提是儿童的潜能或天性，教育或教化等文化条件只是儿童成长的外部因素。尽管文化条件不可或缺，但是它们恰恰是要通过儿童的天性才能发挥作用的。这就意味着，教育必须研究和尊重儿童的天性，必须研究和尊重儿童的成长规律，必须研究和尊重儿童的世界。
也正因为如此，刘海波对教育的认识几乎是完全错误的。
三、“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
刘海波说：“薛涌先生赞成的那种教育方式，其成绩又如何呢，有什么经验证据告诉我们效果良好?怕是以放纵开始，以浅薄甚至野蛮告终。”其实“薛涌文中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正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儿童同步地同样地接受现代教育，我不能保证他们一定有什么造就，因为决定人成功与否的因素过于复杂。薛涌赞成的那种教育方式，其实就是西方的现代教育，它的成绩如何，刘海波可以看看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的学术成就，可以看看近现代以来西方的市场经济，可以看看西方的法制文明……但是，刘海波在文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更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教育观念：“儿童的家长和被家长所托付的私塾先生，可以压制儿童看动画片、打游戏的自然喜好，而诱导且并不排除强迫儿童背诵经典，引导孩子们走入正道。为达此目的，笔者甚至赞成家长和家长的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实施必要的惩戒。只要惩戒只是产生了暂时的疼痛而没有造成永久的伤害。”他的这份教育宣言，说穿了，其基本原理就是至今流传在他家乡的教育观念“棍棒底下出孝子”。有这样的教育信念，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为蒋庆鼓吹的儿童读经运动辩护了!
刘海波对家乡“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观念热情唱颂，宣称“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如果持这种观念和立场的刘海波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学者”，那么我们不禁要请刘海波以及赋予刘海波如此称谓的人士和我们一道反思：自由
主义是什么?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是什么?
哈耶克在其著作《自由》中是以这样的话来结束全书的正文的：“我们找不到比威廉・洪堡的话更好的话作为我们的结论，而100年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在其论文《论自由》的开头引用过：‘最重要、居于首位的原则，这些书页中阐明的每个论点所集中论证的原则，就是人类最丰满、最多样的发展具有绝对和根本的重要性。’”这位被哈耶克和穆勒共同推崇的洪堡在其著作《论国家的作用》的最后一节里表述他写作全书时的基本心态，那就是：“在这中间(引者按：指作者写作该书的过程)，我深深感到我的心灵充满着对人的内在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唯有自由符合这种尊严。”而“棍棒底下出孝子”是对儿童内在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吗?刘海波对“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认同与推崇，我以为是对自由的威胁，是对宽容的威胁。
在哈耶克那里，自由是什么?“一个人不受其他某人或某些人武断意志的强制，这种状态常常被看作‘个人的’(individual)或‘人身的’(personal)自由，当我们想让读者切记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时，我们总是使用这种表达方式。”“自由历来指人们按照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去行动的可能性，与此相反的一种状况是某人不得不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在他人专断的强制下被迫以特定方式去行动或放弃行动。因此，对自由的传统解释是：‘不受他人武断意志的支配。’”“‘强制’是极其有害的，它能使你不再是一个能够思考问题、判断价值的人，而成为受人操纵的工具。”然而，刘海波却认为：“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这与哈耶克的“自由”思想是相悖的。我没有看过刘海波所有的文章，所以不敢说刘海波的学术思想是反自由的。然而，单从《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评薛涌先生的反读经观点》这篇文章来看，刘海波可谓是自由的敌人，是哈耶克的敌人，而不是“哈耶克式”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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