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和谐社会就业形势扩大就业财政政策
我国目前就业状况分析
（一）就业结构的变化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我国就业结构包括就业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由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转移。从就业的城乡结构看，2006年与1978年相比城镇就业比重由23.7%上升到37.1%，上升了13.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乡村就业比重由76.3%下降到62.9%，下降13.4个百分点。从就业的产业结构看，2006年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70.5%降到42.6%，下降了27.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17.3%上升到25.2%，上升了7.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12.2%上升到32.2%，上升了20个百分点。从1997年起，第二产业加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从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看，2006年与1978年相比，国有单位就业比重由78.3%下降到22.7%，下降了55.6个百分点；城镇中各种非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由21.7%上升到77.3%，上升了55.6个百分点。从1998年起，城镇中各种非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超过了国有单位。
（二）就业形势的变化
从就业形势来看，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口大约是2400万人，可是市场上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大约只有1100多万个，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达到了13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任务十分繁重，我国尚有1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逐步向非农领域转移。按照“十一五”规划目标要求，“十一五”期间规划实现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4500万人，每年需要转移就业900万人，就业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扩大就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财政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从公共财政角度出发，应以财税政策推进就业，实行有利于创业的财政支出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综合配套政策。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在促进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
促进就业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就业的财力保障不足。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对就业的支持力度过低，且法律制度约束力不强，并带有明显的随意性。我国历年促进就业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仅偏低，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导致公共就业服务质量难以有效提高，从而使再就业行为短期化，社会保障没有足够资金作为保证，而且保障的规章制度还不完善，造成“三条保障线”与再就业政策衔接效果不佳，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以需求拉动型为主的财政政策，使得创造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下降。我国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扩大了社会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促进了就业，其中，1998-2004年，中央政府发行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但靠GDP拉动的就业弹性系数却在逐年降低。“九五”期间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十五”期间下降到0.11，经济对劳动的吸纳能力降低，主要原因之一是现阶段我国的产业结构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进入资本密集型。但是财政政策没有对就业需求结构性变化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负效应可能被扩大。财政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是正效应的，而且也有负效应，如果实施不当，则会对就业政策产生较大的逆效应。例如，由于财政投资政策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政府的投资在充分就业时鼓励生产能力过剩的国有企业投资，长期完全挤占私人投资，使整个社会投资水平下降，以致就业量下降。财政政策对就业的负效应又会因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而过度放大，这样财政政策的功效大大降低。
转型时期的制度降低财政政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要最大化发挥财政政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就要有完善的制度环境、健全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等。我国处于制度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地区性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高昂的转移成本剥夺了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信息市场的不完善无法为求职者提供充分的求职信息。制度不规范导致隐性就业、非正规就业大量存在，工资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降低财政政策对就业的正效应。
和谐社会背景下扩大就业的财政政策选择及实施
（一）实现扩大就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扩大就业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但是，不同的经济的结构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不同的。要制定并实施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落实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效应，提高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注重加大对有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发展的财政投入，在新建项目立项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创造就业岗位数量，以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增长，实现就业增长和经济发展双赢。制定并实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的财政税收政策措施，增加就业岗位。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进一步拓宽就业空间。鼓励劳动者自主就业和创业、鼓励灵活就业、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改进就业服务和强化职业培训，努力拓宽就业空间。同时，增加并提前分配下拨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建立实施“以奖代补”的新机制，为各地落实政策、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提供政策保障。
（二）稳步推进城乡统筹就业
要树立起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统筹做好城乡劳动力就业工作。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多种经营，拓展农村的就业领域，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进一步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实行政府搭台、市场推动、信息引导、规范服务，加强输入地与输出地、用人单位和培训机构的协调配合，大力发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有效配置。组织开展部分城市春运期间企业用工信息调查并及时，引导进城求职农民按需有序流动就业。切实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着重解决好拖欠克扣工资、劳动环境差、职业病和工伤事故频发等突出问题。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城乡就业一体化管理的政策制度和工作机制，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
（三）实施有利于创业型就业的财政支出政策
我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的关键还是要鼓励投资，鼓励创业，促进就业。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揽，但是政府要鼓励投资、鼓励创业、鼓励自我就业，及时给予相关政策。政府应通过制定宽松的政策、降低税负率，减少行政管理环节来促进就业，而且要转变就业观念，要树立通过创业来解决就业的观念。
要推动就业工作，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就要实行有利于创业的财政支出政策，设立专项资金，对创业活动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是创新创业的主体，也是吸纳城乡就业的主体。但在成长初期，由于缺少资金支持，很多中小企业都在建立的前几年因资金链断裂，严重“失血”而倒闭。这一问题不解决，创业就得不到根本保障，以创业带动就业也就无从谈起。为了帮助中小企业创新和创业，国家应进一步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专项基金，尤其是推动地方政府创业基金的设立、完善和发展。就世界发达国家情况看，各国财政促进就业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在1%左右。我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在目前面临较大就业压力的情况之下，也应努力增加财政对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再就业的支出，提高财政对再就业支出占GDP的比重。因此，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再就业资金的投入。另外，国家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商品的销售量，增加就业。
（四）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行业的税收扶持
1.运用财政税收政策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以增加就业。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吸纳劳动能力较弱。据统计，2006年，我国产业结构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11.8：48.7：39.5，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70%左右，如美国75.3%、日本68.1%、韩国55.1%、法国72.4%。可见，在发展第三产业问题上，我国仍然大有潜力可挖，同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较少，难以满足现实需求。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第三产业是最能吸引劳动就业的产业。就等量的资本投入来看，每投资100万元，轻工业创造700个就业岗位，重工业能创造400个就业岗位，而第三产业能创造1000个就业岗位。所以政府通过制度建设和财政政策，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的比重与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通过财政政策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加快零售业、餐饮业、生活服务业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也要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咨询业、文化服务业，非正规教育服务业、体育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在保证质量和竞争力提高的前提下，促使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地增强。
要加大对国家鼓励的生产业、农村服务业等薄弱环节以及与自主创新、节能减排有关的服务业的税收支持力度。要研究制定有关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要进一步扩大扶持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营业税政策和鼓励技术先进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试点范围；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产品按现行政策实行出口退税；对服务业企业购置符合国家鼓励项目规定的高技术设备，按现行进口税收政策执行。为落实新税法中规定的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认定范围，一些重点鼓励的“高新技术领域服务业企业”，可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促进中小企业、个体经济的发展，扩大就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获得了迅猛发展。据有关统计，到2006年底，在全国各级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创造全国GDP的60%，吸收75%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中小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对增加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现行税制和税收政策存在一些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除企业所得税外，加快统一其他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积极推进增值税转型的改革，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要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改进税收征管制度，完善征管措施，着力提高税务人员的纳税服务意识，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纳税服务环境。
（五）财政应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
我国社会保障的财政转移支付占GDP的比重相对国外较低，有时财政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甚至被人挪用，所以政府应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和监管，促进社会保障物质基础的质和量的提高。通过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合理确定保障标准、保障制度。财政支持也应由单纯保障基本生活向促进再就业转变。
参考文献：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通货膨胀；政府调控；博弈论
一、引言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也吸引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大学生是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另一方面，大学生群体是我国重要的社会群体，是我国社会的生力军，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然而在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行扩招，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十分严重。这种失业现象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在经济学当中，菲利普斯曲线是描述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成为当代经济学家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关系的重要经济数学模型，该曲线表明：一方面，失业的减小会推动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从而影响国民经济地发展；而另一方面，失业率的上升虽然会拉低通货预期，但是会造成社会的不安与恐惧情绪。从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角度看，政府在保障就业、调控通货膨胀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政府在调节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时候有着不同的手段，在就业率通胀率之间进行平衡是政府政策选择的结果。因而可以将政府的决策转变为一个双人博弈的模型，博弈方一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不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博弈方二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不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依据“菲利普斯曲线”，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就政府在不同阶段的政策选择进行博弈分析。
二、促进就业与调控通胀博弈模型构建
（一）博弈的主体与形式
如前文所述，博弈主体是政府，因为政府在博弈中占据绝对主动地位。政府控制通胀可以采取抑制需求和调控成本的策略进行调控，因为就通货膨胀而言，实质是国民经济过热；而政府对于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则可以采取拉动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的策略。正是这两种不同的策略就构成了政府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拉动需求，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热，从而产生通过膨胀；因此，政府会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策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一直社会需求，从而对产品造成冲击，提高了失业率。政府在促进就业和调控通胀方面就是这样一种两难的博弈形式，选择不同的策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
（二）博弈的转换
由于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不同于一般的博弈模型，因此需要对博弈模型进行转化，演变成能够反应实际问题的模型。本文可以设定两个博弈方，博弈方一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不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博弈方二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不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
（三）博弈分析说明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国不同经济时段面临着不同的经济任务。比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效率”是最重要的选择，社会的经济任务是富裕起来；而在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则要更加注重质量，社会总的经济任务则是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结合。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也是如此，在不同的阶段，政府需要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或者保障社会稳定，实现人民的生活富裕。因此，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促进就和和调控通胀的政策决策中选择不同的政策。本文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分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上升阶段与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分别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博弈偏好。
三、三阶段的博弈分析
（一）初级阶段：重视经济发展效率
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水平，社会生产力尚且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总体需求。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是政府的追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总量和水平都低，人民尚未达到温饱阶段，面临着生活的压力。此时，政府最为紧迫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来拉动。1978～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到99214.6亿元。更为直观的例子是当时在社会上掀起了“效率第一”的热潮，连国家政策也提出要保证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
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我国政府在大学生就业调控与通货膨胀调控上表现出积极地态势。这是因为大学生就业会拉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总量上升，最终实现我国的经济目标。而这一个策略，正推动了我国历年处于高通胀预期的阶段，财富贬值很严重，实质的经济效益并不突出。表1给出不同政策选择情况下的政府最终得益。
在这一阶段，政府的主要关心的是提高经济发展的总量。不仅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因为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总量会现实政府政绩以及推动执政者晋升。因此在进行政策选择中会倾向于选择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
经济问题的出现。在政府进行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时，经济社会呈现一片繁荣的情况，一方面是经济总量的急速上升，另一方面却是高就业率。但是“繁荣”经济的背后却是一系列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唯GDP论”导致的环境问题、经济泡沫，以及社会消费领域的虚假繁荣、收入的缩水。但虽然在一系列经济问题威胁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倾向于采取这种策略。这是因为在该阶段，采取这些策略是最佳的，也即“纳什均衡”。
（二）上升阶段：保障经济平稳发展
在经济发展经过第一阶段，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成绩，但是正如本文前面分析认为，在第一阶段的高效率政策下，产生了巨大的经济问题。在第二阶段，政府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了；而且原来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政策已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发展。因此政府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经济任务不是推动经济特快发展，而是在保证经济最大效益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也即我国政策定义的“又好又快发展”。
在经济发展上升阶段，政府在大学生就业和通货膨胀上要进行一定的政策权衡。一方面，政府需要保证经济较快发展，因此需要通过促进就业来拉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社会的通胀预期；而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抑制通胀，更加实质性地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个阶段，政府的政策一方面就要推动就业，一方面则要维持低通胀。而在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发展变缓，社会的就业压力大，但是经济发展的效益较好。我国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经济发展相对以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随着最近几年扩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就业压力特别大。
在这一个阶段的政府政策选择则是高就业调控与高通胀调控并存，但是所谓的高并不是特别高，而是相对处于一个较好的阶段，且两者的调控力度类似。在这个阶段，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效益较高。且此时政府处于一个积极调控的阶段，对经济发展采取较多干预。
（三）成熟阶段：自由市场的调控
在社会经济发展经过了较为平稳的时期，取得了更大的经济成就，此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成熟阶段。而成熟阶段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干预较少，主要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调控。国民经济在这一个阶段处于一个较为完整阶段，各种经济制度完善，社会法律也是完善的，可以很好地保障经济发展。政府的干预也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过多干预会扰乱经济发展秩序。
在这一个阶段的政府调控转为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并存的阶段。当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热，处于高就业阶段，通货膨胀的预期较大；市场机制会在此进行调节，压低通胀预期，从来拉动了大学生就业率，造成高就业压力；在高就业的压力下，市场机制再一次进行调节，促进消费，拉动就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又形成了较高的通胀预期；在无数次的均衡调节下，市场机制会将通胀与就业推到一个均衡的状态，也即帕累托均衡。正是良好的社会市场机制，政府的调控会逐步较少，对经济的干预也会下降。那么在这一阶段的政府最佳策略选择是“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并存”的状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不同大学生就业与通胀调控政策选择。本文研究结果认为在经济发展低级阶段，政府会采取较为激进的经济发展策略，但是此时的经济发展效益不高，存在着很大的经济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需要改变以往的策略，而采取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的策略，原因是在这阶段政府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效益，同时也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到的第三阶段，也即经济的成熟阶段，此时整个社会的市场机制较为成熟，经济发展更多地以来市场来进行调控，政府干预较少，此时政府更加倾向于采取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的策略。
（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得到了关于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对大学生就业调控与通胀预期调控的不同政策选择。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保证经济发展效益，适当减少政府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依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发展三阶段理论，我国在2000年前夕就实现了第二阶段，达到了局部小康水平。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转型，需要从依靠低水平的劳动和资源要素拉动到知识资本拉动转变。同时我国就业市场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学生群体越来越大。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日趋增加。与以往“孔雀东南飞”不同的是，我国就业人口流动呈现回流的趋势，在户籍制度改革，户籍限制逐步取消的情况下，小城镇的兴起则成为了我国大学生进行就业及自主创业的新天地，经济发展逐步实现地区均衡。在这一个背景下，我国政府需要对大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引导，创造就业机会，分散大城市的压力。同时，我国在经济发展要更加依赖于市场，通过市场的调控来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两方面的推动下，我国将逐步实现较高水平、较高效益的经济发展以及较轻的大学生就业压力，这不但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也缓解了由失业引起的社会情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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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就业UIG合作体系；博弈；共赢
一、前言
大学生就业一直是高等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近几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经济下行压力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就业压力问题更加突出，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2017年高校毕业生将达795万，较去年增加30万人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当前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和复杂。基于此，本文借鉴“产学研合作”研究的方法，提出大学生就业UIG合作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UIG合作机制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试图缓解当前就业难问题。
二、大学生就业UIG合作创新体系中的利益主体
政府在大学生就业UIG合作过程中发挥宏观指导作用，政府主要通过制定相关方针政策起作用，它是引导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力量。就业政策就像是“看得见的手”，不仅可以弥补劳动力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不足，而且能够引导和促进“看不见的手”，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更好发挥作用。政府具有资金和政策的优势，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地方各级政府也必须高度重视，发挥政府的组织优势、资源调控优势、公共管理优势，形成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协同运作，在税收、信贷、经费等方面积极发挥调节作用。企业在大学生就业UIG合作具有实践作用。企业作为人才的需求方，应利用自身对市场的联系，及时反馈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这样，高校才能快速调整培养模式，向企业输送急需人才。此外，企业应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平台，参与人才培养的过程来，这样培养的人才，有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高校就业率是评价一个学校的标准，社会对就业率的强势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校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视。高校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每年向企业和政府部门培养和输送大批优秀人才，应该打破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在产学研合作的基础上，促进校企合作培养人才，实现企业需求与人才培养之间“零距离”，社会需求和岗位要求“零距离”，实施教育与上岗就业之间“无缝连接”，结合市场需求、企业要求和大学生自身需求，积极推进人才教育模式的革新，进行顶层设计。高校学科专业结构需要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相适应，根据不同的办学层次、类型和定位，形成特色专业，使培养的学生能够符合现有市场的要求。政府也应该在高校教育体制改革上给予一定的支持，确保新的培养模式的能够进行。其次，针对大学毕业生，高校就业指导需要有效“补位”。高校应促进校企合作，让企业加入高校人才培养中来，利用企业的资源和平台，从而实现毕业生有效、快速的就业。
三、大学生就业UIG合作创新体系的博弈分析
政府、企业、高校三者之间的利益既存在一定矛盾，也有协调的一面。由于涉及政府、企业、高校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为简单起见，本文在“经纪人”和不完全信息假设条件下，采用博弈（EvolutionaryGame）方法，分别讨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高校、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以此来解释大学生就业UIG合作创新体系的可行性。
（一）政府与高校的利益博弈分析
政府与高校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通过对政府与高校博弈的收益矩阵的分析可知，对高校而言，无论政府选择“支持”或者“不支持”策略，“作为”是高校的最优选择（理由：1＞-1；6＞3）。同理，对政府而言，无论学校选择“作为”或者“不作为”策略，政府都会选择“支持”策略。因此，策略组合（作为，支持）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此时，双方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最优均衡策略，其均衡报酬为（6,4）。政府和高校的博弈过程和结果表明，在大学生就业UIG合作方面，政府与高校的利益目标基本一致，政府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高校重视毕业生就业率对自身以后的招生和长期发展十分有利。因此，政府和高校会达成共识，共同努力，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从而实现双赢的效果。
（二）高校与企业的利益博弈分析
高校与企业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通过对高校与企业博弈的收益矩阵分析可知，对企业而言，无论高校选择“作为”或者“不作为”策略，“配合”是企业的最优选择（理由：3＞1；5＞2）。同理，对高校而言，无论企业选择“配合”或者“不配合”策略，高校都会选择“作为”策略。因此，策略组合（配合，作为）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此时，双方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最优均衡策略，其均衡报酬为（5,4）。企业和政府的博弈过程和结果表明，在大学生就业UIG合作方面，企业与高校的利益目标基本一致，企业需要符合自己发展的人才，而积极与高校交流，有利于企业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是企业在市场立于不败之地。高校重视毕业生就业率对自身以后的招生和长期发展十分有利，而与企业合作，可以共享其资源和平台，将有利于高校科研的发展。因此，政府和高校会达成共识，共同努力，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从而实现双赢的效果。
（三）企业与政府的利益博弈分析
企业与政府博弈收益矩阵如表3所示。通过对企业与政府博弈的收益矩阵分析可追，对政府而言，无论企业选择“配合”或者“不配合”策略，“支持”是政府最优的选择（理由：1＞-2；6＞1）。同理，对企业而言，无论政府选择“支持”或者“不支持”策略，企业都会选择“配合”策略。因此，策略组合（支持，配合）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此时，双方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最优均衡策略，其均衡报酬为（6,5）。企业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与结果表明，在大学生就业UIG合作方面，企业与政府的利益目标基本一致，企业一方面能够招聘到符合自己发展的人才，另一方面参与大学生就业UIG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得政策支持，这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而政府通过在大学生就业UIG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可以降低社会失业率，有利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企业和政府会达成共识，共同努力，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从而实现双赢的效果。
四、研究结论
在大学生就业UIG合作过程中，政府、企业和高校三者既有协调的方面，也存在一些矛盾，总体上，三者之间利益目标基本一致。本文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利用数值模拟讨论了三者在大学生就业UIG合作过程的利益博弈，得到其最优策略，从博弈结果可知，大学生就业UIG合作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可行性，是一种多方“共赢”的模式。
参考文献：
[1]杨伟国.《借重“看得见的手”——谈谈国外对大学生就业的政策支持》，《求是》，2004年第6期。
[关键词]职业教育政策价值冲突执行效力共同体效度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连续召开全国性的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不少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文件和决定。但是，与其他类型的教育政策相比，职业教育政策存在着文本繁荣与实践领域消沉并存的现象。即使在国家强调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形势下，职业教育所存在的不少问题依然难以解决，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源在于职业教育政策的效度不高，而影响职业教育政策效度不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政策制定中决策主体的价值冲突
1．教育政策制定的实质。教育政策的制定实际上就是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教育决策主体的价值选择。一项教育政策的出台必然面临如公平与效率、长远收益和眼前利益等诸多矛盾，因此，政策问题其实就是价值问题。政策的制定过程其实就是决策主体价值寻求、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价值创造、价值分配的过程，是价值矛盾斗争和抉择的过程。教育决策主体的价值是一个复杂的价值体系，由表及里地反映在主体的元价值、隐价值和显价值之中。元价值是主体的最深层、最高层的价值，反映出一种理想和愿望，体现出公正、公平、合法、有效、以人为本等高于一切的标准；隐价值是主体个人真实而具体的价值表现形式，是决策主体在思考、决策和行动中所秉持的、“习而不察”的价值观，对教育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显价值是教育政策表现出的外在的、人人皆知的价值观。教育政策的制定就是决策主体的元价值、隐价值和显价值彼此冲突和斗争的过程，经过三种价值观的妥协和权衡，决策主体的价值最终以整合后的价值形式表现㈩来。
2．职业教育决策主体的三重价值冲突。就职业教育而言，发展职业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政府所信奉的价值观，体现着元价值追求。但政府的隐价值是要在短期内达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政绩的最大化和现有资金效率的最大化。然而，一方面，职业教育是一项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成本、周期长的教育类型，并且其教育对象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会兼顾社会强势集团的支持从而有效地彰显政绩；另一方面，在当今偏离教育目的的观念指导下，教育成败的评价标准往往是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升学率，并且基本上已经成为影响公众对政府满意度的重要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职业教育显然与决策主体的隐价值背道而驰。然而，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上，又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有效参与，因此，在决策主体的显价值上，政府必然表现出非常重视的态度，连续召开会议，出台大量的法律法规，政策文本繁荣，但在经费投入、基地建设、证书制度、就业政策等涉及更为深层和复杂的问题时，容易出现推诿责任、规避矛盾的现象，其元价值在隐价值的冲击下出现扭曲，造成职业教育政策的虚假繁荣，出现了职业教育决策主体“为了公平和人本发展职业教育；追求效率和效益忽视职业教育；回避矛盾和责任淡化职业教育的现象”，反映出职业教育决策主体三重价值的冲突。
二、影响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因素
1．政策本身的效力问题。政策效力不高必然导致政策执行不力。影响职业教育政策效力不高的原因有以下二个方面：(1)职业教育政策缺少科学性。教育政策的效力来自于教育自身的科学性与权威性。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缺失不仅影响着人们正确的职业教育观的形成，而且导致职业教育政策由于缺少科学性而效力不高，带来了政策缺失与执行乏力同时并存的现象。就职业教育法而言，其基本属于“宣言性”立法，法律条文多为原则性的规范，缺少法律应有的强制性效力，无论是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缺少可操作性，因此一直停留在文件里和字面上。比如职业教育法虽然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规定了政府、社会、企业、学校以及个人的义务和权利，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方法途径，制定了职业学校的设置标准和进入条件，但均没有相配套的执行性法规，出现了大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2)由于职业教育自身问题而造成的政策矛盾。如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有关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本意是通过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拉动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健全职业教育体系，但却实行了“一主三不”即“以学生缴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毕业生不包分配，不再使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不再统一印制毕业证书内芯”。在政策制定层面就出现了严重的动机与效果的背离，虽然兼顾市场机制而推进了体制改革，但却在以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为显性目的的政策中，隐蔽性地设置了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障碍”；虽然明确职业教育的对象多数是底层社会群体的子女，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低，但却让他们在教育“市场化”的道路上先行。(3)职业教育政策的行政力量效力不高。教育政策的效力除了内求于教育政策自身的品质和科学性之外，还外求于体制性的行政力量。但由于职业教育政策大多是在未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情况下制定的，因此，其行政的力量不仅效力不高，而且往往还会引起人们的反感而产生消极的情绪，容易敷衍了事，从而影响政策执行的效力。
2．政策执行主体的价值观错位问题。政策执行主体的价值错位必然造成政策的失真。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博土生，为了研究教育政策执行问题专门到一个县级教委蹲点研究，参加教委所有的会议，到基层学校调查政策执行的效果。经过三个月的蹲点，博士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县级教委的工作职能就是在中央的政策与地方的现实之间进行“有机”调和，使教育实践既不完全背离中央的政策精神，又不脱离地方的教育发展实际。乍一看似乎十分科学合理，但实际结果就是通过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科学执行”，使国家的教育政策出现了失真和扭曲。“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就是素质教育政策在地方执行中出现失真和扭曲的最典型、最生动的例子。政策执行主体价值观的错位往往造成政策的表面化、仪式化、程序化，使教育政策成为简单的文本拟订与颁布，使教育政策的执行变为简单的应付和摆设。文本拟订以仪式化的呈现遮蔽了教育政策的实践本性，既造成了教育政策资源的浪费，也阻断了教育政策与鲜活的教育现实对话的渠道，丧失了许多从实践中获得修正的机会和理由。实质上，政策执行的过程便是持续与实践进行对话、相互发现与批判并最终达到彼此适应的过程。在过程中化解冲突与不适，达到默契与融通，从而不断地在实践情境的磨砺中提高教育政策的品质，增强教育政策对现实的理解深度和干预力度，从而使教育政策在生动的执行中变得有效。遗憾的是，职业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扭曲，教育政策的自我反思能力变得困乏，这进一步影响了职业教育政策的信度和效力。
3．政策执行者的素质问题。政策执行者的态度、素质与能力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的效果。尽管职业教育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从事着艰难的职业教育事业，但毕竟由于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没有达到与其功能相匹配的水平，所以在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消极情绪和被动情绪。消极情绪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政策的执行者与政策的价值或利益取向的不一致，从而使政策不能得到执行者的认同；被动情绪的产生则主要是由于执行者知识结构欠缺、阅历浅薄或视界窄小而造成的政策理解上的困难，限制了执行者对政策内涵的理解程度和贯彻水平，或者是由于素质所限难以寻找出有效的途径、工具、方法或资源来执行政策，表现出政策执行的“力不从心”，同样也会带来政策执行的低效。
4．政策执行的监督问题。监督的缺席和不力也使政策执行失去了约束力量。国家虽然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教育行政检查体系和学校督导体制，但在具体实施中，职业教育仍缺乏有效的监控机构。虽然我国从2004年开始了第一次职业教育督导工作，但与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相比显得较为乏力，而且由于职业教育督导是一个新生事物，督导本身的科学性、创新性和专业化程度还不高，使职业教育督导仍然缺乏合理行使权力的条件。
三、职业教育共同体关系的疏离
1．职业教育共同体关系的疏离。职业教育作为一项事业，本质上是集团活动的产物，是一个必须形成从理论到实践的共同体才能完成的事业。职业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在自身的概念系统形成共同的概念范式，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化上形成一种深刻的认同、体验和交流，从而在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等方面形成一种坚不可摧的学术共同体。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层，二是决策层，三是实践层。第一，从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来看，理论工作者由于队伍、经费、理论基础等原因难以开展本土化的职业教育实践研究，不得不大量地引进外来的概念系统或者进行模式移植，造成了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自主性的缺失，从而在职业教育发展实践中出现“话语权”的旁落；第二，决策层决策的依据主要是外在的社会需要，其对职业教育自身的规律或难以把握，或“视而不见”，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本位”倾向，对职业教育理论的依赖度低，存在着“自以为是”的倾向，造成了职业教育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以及与其他教育的和谐度不够；第三，实践层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无所适从的盲目，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种抄袭普通教育模式的“自觉”行动，使得人们对职业教育“没有理论”、“不是科学”的认识在职业教育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论证，形成了职业教育认识和实践的恶性循环。共同体之间的这种“各自为政”和关系的疏离，造成了职业教育特色的丧失、地位的失落以及话语权的旁落。
2．职业教育的理性发展必须依靠自身文化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文化的创新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而职业教育文化体系的形成必须以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为核心，技术是职业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形成相应的“技术文化”是我国职业教育得以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保证。思维方式的革新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也必须通过思维的创新来实现。思维方式不仅包括思想、理想、信念，而且还包括方法体系——产生激情和活力的动力系统。面对职业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只要我们从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上引入新的思维，形成职业教育的思想体系、理想信念体系，并形成让共同体认可和接受的范式，职业教育的自主性必然能够得到提升，职业教育的发展才会实现理性和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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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股票市场股市政策动态不一致性股市波动
中国股市从诞生以来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股市波动剧烈，短短十来年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发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甚至《人报》社论等来调控股市运行，使股市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试图根据股市波动情况来调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围内运行。
政府政策调控股市波动，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连贯、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证券委、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规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实行的《证券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但随后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公众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会造成股市剧烈波动，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几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盘，其原因就有政策出台突然、力度超出公众预期的因素，相反公众预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较温和;3、政策效果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公众的预期和行为就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使政策执行效果也发生改变。典型案例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出台的时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但是由于公众预期股市将受到影响，从而造成股市低迷，这时继续减持国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来政府决定国有股减持暂缓执行。
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对政府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作过实证分析，他们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办法，先鉴别出我国股市运行中的波动点，然后确定这些波动点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结论都是股市政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他们确定的是股市波动点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没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动;二是他们只是对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而没有对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股市波动的做出理论解释。
我们认为，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因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对股市的影响，并实证检验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剧了股市波动。文章是这样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第三部分运用不同于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的方法从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动这个角度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瓶颈，冗余，就业政策，公平与效率，经济理论
一、政府鼓励就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解决我国面临的严峻的就业形势[i]，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就业政策[ii]。然而，由于经济和理论的不完善，使得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缺乏足够的理论判据，因此有些政策没有显著效果，有些政策甚至还损害了市场公平和效率。
例如政府规定，小实体在新增岗中招用下岗工人达到30％的，三年内享受减免有关税收的政策[iii]，显示了政府想要兼顾公平（解决下岗工人的贫困）和效率（增加劳动产出）的意图。但是，这样的政策不仅未能有效增加经济体中的实际就业率，相反还了有限就业机会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这就扭曲了劳动力市场。这样的政策不能减少实际的失业人口数量，只是将有限的就业岗位尽可能让与下岗职工，客观上造成了对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的就业歧视。但一些地方政府还在陆续制定类似的政策[iv]。事实上，我国劳动力市场还非常不规范，政府应该设法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杜绝招聘新职员中的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等不规范的行为，下岗职工就有可能凭借其自身经验优势，达到30％的再就业率。
政府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政策是突破现有理论的一个尝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超前于理论这一普遍现象的实例之一。现有经济理论强调效率，社会理论强调公平，而两种理论都是以社会最大福利为价值取向的，同样的价值取向得出不同的政策制度准则，这就给理论研究留下了空间。从经济理论来说，若我们把下岗职工造成的社会负担视为外部效应，而把税收政策用于外部效应的内部化[v]，这也符合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的原则。可惜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这一内部化政策反而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总而言之，下岗职工只是我国失业人口的一部分，我国严重的失业现象还体现在其它方面，为了制定有效的政策解决我国就业问题，我们还需要有更新的理论依据。
二、成熟经济理论的局限性
宏观经济中对就业问题最成熟的两个理论就是工资刚性假说和菲利普斯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替代的理论[vi]。按照菲利普斯理论，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经济增长来消除失业。但事实是我国经济已经连年高速增长[vii]，而失业水平没有表现出如何缓解的迹象[viii]。而且为了保持就业与经济发展，政府经年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已经是连年预算赤字[ix]，所以即使这是一项有效的政策，该政策也存在难以持续的困难，更不用说加大力度了[x]。工资刚性假说认为劳动力市场工资刚性使得失业不可避免，即失业不是经济学可以解决的问题。由此，失业就由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由效率问题让位于公平问题，让位于政府再分配。依照这一政府再分配理论，西方的福利国家将很大比重的税收用于福利，以减轻失业带来的痛苦。我国政府的许多社会救助政策也是建立在失业难免的理论上。但是，如今福利国家也面临着危机，面临着对这一再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的质疑[xi]。同时，福利增加同时也提高了工资刚性，更恶化了就业形势。我国政府鼓励再就业政策，显然想避免重蹈福利国家之覆辙，避免贫困群体被市场经济所排斥[xii]。政府的这一实践为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理论问题：是否存在兼顾效率与公平、既发展经济又避免两极分化的政策？
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xiii]，他认为经过化的资本积累，经济发展将自然吸收掉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人口。然而，我国当代的经济发展证明：我国工业资本积累率虽然很高，但三农问题依然困扰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资本积累长年来高于其它国家，而我国资产效率却明显偏低[xiv]。按照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工业资本积累可以吸收农业人口。然而，刘易斯理论中城市没有失业人口，而且的潜在失业人口有最低生活保障，故此政府无需任何干预。我国现实与刘易斯假设不同，我国城市失业人口和农村贫困人口都是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是需要政府干预的。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贫困和失业现象的解释性经济理论，我们还需要构造政府制定政策的可操作性行动理论。
三、政策制定中瓶颈和冗余判据的引出
那么，政府有无更好的理论依据来进行决策呢？政府制定促进就业政策时应该根据什么准则呢？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开支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但并没有给出政府如何开支的政策选择判据。如西部大开发中对西部的投入，既是为了解决有效需求的经济运行瓶颈，也是为了消除区域差距和贫困差距。然而，由于很多投资政策扭曲了市场，致使虽然西部资本积累以高速度增加，但这些积累迟迟不能形成具有自生能力的资本[xv]。
实际上，政府更多的开支，应该用于维护市场的公平，如上述例子中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然后再将社会冗余资源用于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瓶颈问题。
为此，我们引入系统中的瓶颈与冗余概念，并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可以依据这一概念进行政策优先排序。
系统科学中认为经济系统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所有资源的有效性，而是取决于瓶颈资源的有效性。例如，兰尼斯－费景汉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模型中，农业人口超过一定水平后，农业人口就成为冗余资源，其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都没有任何贡献[xvi]。这时农业的进步主要是资源利用率的进步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政府提高贫困人口劳动生产率的政策，从系统观点来看仅仅提高了冗余资源（在这里，劳动力是一种资源）的效率，这种效率的提高不能产生正面效果，反而会产生负面效果。
西方经济理论总是假设市场是完善的，而且资源是可替代的。这些假说是一种高度抽象，按照这种抽象基本不用政府干预经济，所以，当政府干预经济时，恰恰不能运用这些西方经济原理，而应该采用系统理论中瓶颈与冗余的概念来指导政策制定。瓶颈概念在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用得比较多[xvii]，而在其它政策制定时则常常被忽略。
四、瓶颈和冗余理论的举例介绍
我们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为什么不是所有要素的效率提高都产生经济效益。例如，一个机加工工厂，其车床24小时运转，使用率为100％，而钻床和刨床的使用率分别是80％和60％，这时车床是瓶颈资源，其效率唯一决定产出。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如何提高刨床和钻床的效率，而是应该考虑如何提高车床的效率。如果我们有办法把车床的效率提高20％，则工厂的总产出也会相应地提高20％，而钻床和刨床在原来的效率下分别达到96％和72％的使用率。如果这一工厂要增加设备，首先要增加的是车床而不是钻床和刨床，增加钻床和刨床只能降低它们的使用效率。错误地增加冗余资源的现象在现实中也不难观察到：1995年我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xviii]，笔者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当地报道有80％的金属硅厂停产，这些案例都跟上例中的钻床和刨床类似。我国一方面缺乏资金，另一方面资本利用率极低，就是因为经济学中要素替代原理的失效所致：由要素可相互替代原理，任何资本的添置都能增加GDP，而实际上只有瓶颈资本的增加和瓶颈资本的效率提高才真正对GDP增长有贡献，而冗余资本的增加只能降低资本利用率。当我国需要大量稀缺紧俏的资金投入以增加就业机会时，盲目提高冗余部门的能力，结果只是南辕北辙，实际上是浪费了我们宝贵的资金。经济学中所有资源的增加和效率提高都是经济进步的假设误导了许多政府政策。像贵州这样的落后西部省份，政府招商引资的迫切性是必然的，但引进了冗余资本反而恶化了招商引资环境。
我们可以将瓶颈与冗余理论初步如下：
1、定理与推论
瓶颈冗余定理：系统总产出是由瓶颈资源的能力和效率来决定的。
瓶颈冗余推论一：无论我们如何提高冗余资源的效率和能力都无法提高系统的总产出；
瓶颈冗余推论二：如果我们把冗余资源用于缓解瓶颈压力，则无论冗余资源的使用效率比起瓶颈资源的使用效率是多么微不足道，对提高系统总效率都是有效的。
2、瓶颈与冗余的判别
判别一：时间利用率低的为冗余资源，反之为瓶颈资源；
判别方法二：需要排队等着用的资源是瓶颈资源，反之为冗余资源。
3、关于冗余资源
冗余资源在要素无限可替代的传统经济学中是不存在的。而且传统经济学基本就是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科学。冗余资源从来就没有被关注过，即使人们经常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中反复用到瓶颈概念，作为与瓶颈对立的冗余资源依然被忽视。我们不能忽视冗余资源，是因为有些冗余资源具有负面外部效应，是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虽然本文主要讨论就业问题，但这一概念甚至可以推广应用于如垃圾污染这样的冗余资源。即使有些冗余资源的存在不消耗任何社会成本，如果能用于提高瓶颈效率，则瓶颈冗余法则依然是有效的。五、用瓶颈和冗余定理批判按一般学原则制定的无效政策
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往往是传统经济学所无法解决的。
例如，在消除西藏贫困政策中，提高牧民的劳动生产率似乎是消除贫困的一般的经济常识，然而，正是这一经济常识导致西藏牧民赖以致富的草原资源被破坏。西藏“草原退化和沙化严重，西藏自治区已有50％以上的草地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草场约占已退化草地的一半左右。还有近三分之一左右的草地已明显沙化。草场的退化及其与此相关的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被人们认为是当今西藏自治区最大的环境问题。”[xix] 西藏牧民劳动强度并不高，闲暇时间也较多，所以劳动力并不是瓶颈资源，其效率提高对于形成具备自生能力的资本积累毫无作用；草原是有限的资源，而且是瓶颈资源，提高劳动力（冗余资源）的生产率只能对瓶颈资源（草原）造成更大压力。所以政府投资政策首先应该关注草原资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如人工草场，变游牧为畜牧，饲料业等），而不应该急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为了提高草原效率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我们还有大量失业人口和潜在失业大军等待就业机会。类似的问题在西部其它地区的开发和扶贫项目中也存在，而且同样已经造成许多生态环境问题[xx]，以至现在西部要实行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政策。西部矿产资源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国家仅仅发展培养西部市场经济而不在同时制定法规以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不单资源会被破坏，而且污染排放也会增加。这里，政府应该关注的是瓶颈资源的效率，虽然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的规划与实施成本都要增加，局部看似不经济，但从人均资源仅仅是世界人均资源的三分之一这一国情出发，从系统总体发展取决于瓶颈资源效率的提高这一原则出发，这些成本大部分是管理人员的人力成本，而面对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我们完全应该根据系统科学原理，不要拘泥于经济学效率概念的束缚，将冗余资源用于提高瓶颈资源的效率，投入更多的人力保护国土资源，才能产生长远效益，才可以避免以后类似退耕还林还草之类的亡羊补牢之举。政府政策不是效率优先，而应该是有效性优先。
又例如，资本存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劳动力是冗余。我们就应该将更多的劳动力用于增加单位资本的效率。比如，政务中，我们的硬件投入很高，但信息系统管理的人力投入不足，致使“全国2500多个政府门户网站中，约有1／3的网站难以打开，1／3的网站价值较低。”[xxi] 多聘用一些信息系统管理员可能会提高电子政务成本，但面临大量的大学生失业，这一成本投入是完全值得的，因为劳动力是冗余资源，而资本是瓶颈资源，信息系统硬件投入即使不用，也会以每18个月50％的速度贬值。政府开支只注意了政府效率提高，没有注意到这一效率提高是由于大量瓶颈资源的投入，而没有利用冗余资源来增加资本的效率，这就造成政府开支和投资政策的失误，这一失误就是人力投入与固定资本投入比例失调，这一比例失调提高了冗余资源的效率而牺牲了瓶颈资源的效率。
再例如，假设一个大学投入100万元资金建立电子图书馆，但电子图书馆由于缺乏管理人员只能从下午2点半到晚上10点开放。如果多雇一个管理员和两个保安人员可以通宵开放，则每年劳动力支出不过多5 万，但这100万的投资可以提高100％的利用率，（其实，通宵开放利用的资本还不只电子图书馆的硬件，因为还有许多资源和网上资料费都是固定成本投入。）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政府开支中对瓶颈资源的利用率不够关心，但对多聘用一个劳动力却往往显得非常谨慎，这都是受到传统经济学“进步”理念的，以为有机构成越高越进步，以为劳动生产率越高越好。就前边两个例子来说，劳动生产率确实很高，但资本产出率却很低，面对我国就业严峻形势产出率和资本积累的落后局面，我们应该尽可能用劳动力替代资本，在可能的条件下，就得牺牲劳动力生产率以提高资本产出率。相比之下，美国资本积累那么高，劳动力成本如此高，哥伦比亚大学还是让图书馆24小时开门，开放包括机系统在内的设施。这也是我国资本昂贵的心理陷阱，越是贵重的东西，越是锁得紧紧，越不能随便聘用常人来管理，结果是资本利用率反而越低，就好像多数中国人一般都不舍得轻易穿用已经买回来的贵重衣物一样。
六、常见的忽视瓶颈冗余定理的政策误区
1、成本核算谬误：
按利润最大化假说，公司所付的工资率W等于劳动力边际产品R。即
W＝R
然而，当失业人口需要消耗政府低保转移支付G时，政府劳动力边际产品R可以低于工资率W，即
R≦W≦R+G
当然这一不等式也不能随意滥用，而应该由于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在前边电子政务硬件效率和电子图书馆系统效率的例子里，就是提高资本（中国情况，因为中国资本积累率低，资本是瓶颈资源）的效率。
2、劳动力人口往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谬误：
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中，劳动力人口往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属于市场自身，无需政府干预。如果政府要干预，也是完善安全网和劳动力市场。政府真正要转移劳动力时，恰恰不能只盯着生产率高的产业，而应该盯着瓶颈产业。让我们用一个小模型来说明这一问题。
假设一个小小的社会，姑且称为“牛郎织女社会”，其中有10个织女织布，10个牛郎耕田，产品都拿到市场上交易。市场均衡时刚好人人丰衣足食。一天，其中一个叫黄道婆的织女发明了织布机，她把纺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倍。于是她以半价出售她的产品（因为她只需劳动半天就能满足全社会的穿衣需求了）。那么，社会总体福利是否提高了呢？按社会学福利提高了，但按照经济学理论，这一发明反而会使社会陷入经济萧条：另外9个织女都由于缺乏竞争力而失业了，由于她们的失业，对粮食的购买力降低了，结果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不足和失业并存，社会进入经济萧条。我们可以把这种技术进步引发的经济萧条称为黄道婆效应。我们国家现在就很有一点黄道婆效应的症状：市场产品多了，失业也多了，结果是多年扩大内需但效果甚微。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牛郎织女社会，如果政府迫于下岗织女生存无保障的社会压力，用转移支付手段进行再分配，无偿供给9个织女衣食费用，这一扩张性财政政策固然是阻止了市场的萎缩，但同时也损害了黄道婆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有技术创新的还要劳动，而不进行技术创新的却接受政府低保支付，这就显然破坏了市场激励机制。但是扩大内需是政府的当务之急，否则另外10个牛郎也会由于粮食市场缩小了9/20 而造成4－5个牛郎进入失业状态。考虑到无偿转移支付可能会破坏市场激励，于是政府制定政策鼓励另外9个下岗织女再就业。这时，纺织行业是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粮食生产是劳动生产率低的产业，政府想把9个妇女都培训得能够使用织布机，这很符合向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的经济学理论。其结果是增加了纺织业的市场竞争，毕竟市场已经不缺纺织产品了，结果黄道婆也得把另外半天用于市场营销，这就势必引起社会劳动强度将普遍上升。黄道婆技术创新的成功无法实现为社会福利。可行的是政府应该将9个织女转移到劳动生产率低的粮食生产部门，使得黄道婆技术革新后的最终市场均衡效果是全社会成员都可以少工作半天，从而实现整体社会福利的提高。但是，经济社会演进的路径是否能够达到这一平衡点，是值得的。 这个模型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制定政策时，不应该盲目地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而是应该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社会的瓶颈部门，无论这一部门劳动生产率是高还是低，这样才能把技术进步的结果实现为社会福利。
和现实往往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技术进步难以实现为人类闲暇时间，相反，技术进步使人们生活更繁忙，物质更丰富，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更严酷。政府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和维护生产竞争的机制中，很可能不是让这9个织女继续在纺织行业内竞争，就是让她们进入另外的创新性的竞争行业，随之而来的是鼓励社会消费纺织品，鼓励，消耗更多的资源，对自然资源进行更多的开发直至威胁生态安全。目前经济学指导下的物质文明进步，使得社会福利的进步大大落后于物质生产的进步[xxii]，甚至威胁到人类文明命运，而所有这些不合理的经济运行都被效率优先合理化了。
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悖论：我们经济运行越来越有效率，但我们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却越来越枯竭；这是因为我们的效率和市场激励只在生产领域而不在消费领域。国家为了维持市场效率而鼓励消费，结果形成对自然资源的加速掠夺和人为浪费。我们进入了消费，其代价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及生态危机的濒临。但是，如果我们应用瓶颈和冗余理论，对自然资源仅提高其单位资源的效率而不增加对它的消耗，人类文明就有可能避免毁灭灾难。
因此，我们在制定政府政策时，依据瓶颈与冗余判据，打破效率优先思维模式，效率优先是市场的事，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旨在弥补市场缺陷，作为斟酌性政策，要将冗余劳动力配置到提高瓶颈效率的地方，才能既不破坏市场激励效率，又兼顾了分配公平。如果9个织女能够技术创新，应用新材料、新能源，开辟新市场，这当然是好事，对此政府应该鼓励。但政府不得已要解决9个织女的下岗就业问题时，就应该用税收政策或补贴政策将他们导向粮食生产部门。这样的政府决策模式，可以使得政府摆脱了既想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又想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就业的两难境地。政府现在并不需要在技术含量高低中做出选择，政府只需在瓶颈与冗余之间做出判断。
作为一个可能的政策应用，我们可以将东部下岗职工视为冗余资源，而西部封闭文化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之一。东部下岗工人实际上技能和知识都高于西部贫困地区人口。可以在淡季，组织东部下岗职工到西部一至三个月传播技术和知识。这时铁路和旅店都有冗余能力，而西部人力资本可以在东部下岗职工频繁的帮助下加快积累，这看起来成本似乎很高，而且效率好象也很低，但实际上利用的都是冗余资源，帮的都是瓶颈的效率，东部下岗和退休职工或许还可以在西部发现许多商机，自己创造就业就会。城市失业人口是社会最大负担，但城市失业人口一般都具备相当水平，有些甚至是工程师水平。只要经过短期训练，大都可以胜任许多提高瓶颈效率的工作。如农村的扫盲和计算机普及工作，一般高中文化水平人员即可从事，这种活动还可以帮助农村了解市场经济信息，进而改变落后观念。对比国外，我国农村人口素质过低且技术推广员比例太少[xxiii]，组织各种利用冗余资源支援西部的项目大有可为。许多农业技术的推广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劳动力经过培训即可胜任。
七、为什么根据瓶颈与冗余理论制定的政策会更有效
通过第4节的例子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瓶颈效率的提高，会促进其它资源的有效利用。或者说，我们将部分失业人口用于提高瓶颈资源效率时，也可以提高其它潜在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并由此可以提高社会总体就业水平。例如，电子政务中提高对网络和信息系统管理人员的人力投资比例，不仅可以提高电子政务中固定资产的利用率，同时政府服务效率的提高能够有效的完善整体商业环境，使得更多的中小得以成活，提供更多的就业率。又例如，如果我们关注耕地产出效率，我们实际上是扩大了农业技术产业的市场，并推动了农产品加工的下游产业链的发育，因为上游的农业技术产业和下游的农副产品加工都受制于耕地这一瓶颈资源的制约。因此，瓶颈与冗余理论，可以解决困扰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不一致性难题[xxiv]。
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如果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就会产生“挤出效应”，会与市场争夺瓶颈资源；然而，如果政府支出主要是利用冗余资源，而且是用于提高瓶颈效率，则不但不会与民间争夺瓶颈资源，而且为社会解决了就业问题，为经济提高了瓶颈效率，因而同时兼顾了效率与公平。按照宏观经济学原理，没有“挤出效应”的财政扩张政策是最有效的政策，能发挥潜在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政策就是增加就业的政策。
八、政府如何依据瓶颈冗余理论制定鼓励就业政策
首先，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低保应该仅仅支付给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而尚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不应该列入享受低保生活补贴范围，除非这一补贴是为了使他能够进入为提高瓶颈资源效率的工作，如必要的培训费用和搬迁费用等。
其次，要对我国瓶颈资源做一个评估。我国最大的瓶颈是自然资源，其次是资本存量。而为了提高自然资源和资本存量的利用率，应该大量发展知识密集型第三产业：包括服务，管理咨询业，质量认证，技术咨询等。因为我国国际竞争的瓶颈是产品质量和管理稳定性性问题，是技术转化为市场价值的问题，而我国中小企业存活率的瓶颈是完善管理和融资环境等降低商业风险的问题。如果产品质量提高了，我们国际市场就能进一步开展，整体就业率就能提高；如果中小企业成活率提高了，经济活跃程度就能提高，就业水平也会提高。
我国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所等帮助失业人员就业的信息服务业，是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必要组织。但在解决就业问题上，这些服务仅仅停留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需求一方。发展知识密集型和信息交流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可以改善商业的金融、管理、技术等服务环境，是为劳动力市场就业供给一方服务的，可以从根本上增加就业机会。由于这些高端第三产业潜在经济和效益如此之大，利润空间广阔，政府只需在建设上制定公平和必要规则，就有可能促进金融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培训服务、法律服务等高端第三产业的发展[xxv]，并由此增加总体就业水平。
为了提高资本利用率，政府应该对产业或行业资本产出率做出一个评估，是否可以考虑对资本利用率低的公司征收轻微的资本闲置税，以时时警示社会不要浪费我国的存量资本；同时，对于以同样装备的工厂，如果其产出比其它厂家更高，而且质量更好，就应该对其多聘用的质量管理人员、质量检测员工以及生产流程控制人员等旨在增加资本效率的附加就业给予政策倾斜。提高产品质量不仅提高了存量资本利用率，也提高了资源原料利用率，也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而质量提高增加的主要是管理人员工作量，相应的固定资本投入并不多。
九、
经济学最基本原则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迄今为止，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对促进物质财富积累已经成效卓著。然而，物质财富的积累对社会福利最大化虽然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我国经济发展伴随的失业增加和贫富分化，就严重阻碍了现有丰富物质转化为社会最大福利。为此，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制定需要一个理论，使得再分配实施既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又不损害物质财富积累赖以进步的市场激励。瓶颈与冗余定理就是为此而构造的一个理论。
市场在经济中最显著的作用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在经济中有两个作用，一是为保障经济平稳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二是为保障社会公平而发挥再分配功能。由于稀缺资源以市场机制配置为最有效，所以政府应该更注重冗余资源的配置。本文建构的瓶颈与冗余理论认为，冗余资源配置的最基本原则，就是配置到有助于提高瓶颈资源效率的功能部位。
对于冗余资源，政府制定政策时一定不能受效率思维定势束缚，应该不计效率地使用冗余资源，并且要用于提高瓶颈资源的效率。例如，如果我们要保护资源的合理利用，就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甚至时高级劳动力来进行规划和管理，这看起来成本似乎很高，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这种知识型劳动力的失业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他们的失业会导致其劳动技能和知识的退化。这种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人力成本是值得投入的。如果市场不能把劳动力用于瓶颈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政府就应该去做。同样是政府净支出，用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的社会效益，要比用于下岗工人再就业的税收减免产生的效益高。两者都创造就业就会，前者是真实的，后者是虚假的。前者看来直接成本较高，但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并且可以有效解决就业和增加内需；后者直接成本虽然不高，但实际上是补贴了公司利润，对扩大内需并无实质性帮助。前者保护了自然资源，维护了可持续发展，综合利用减少污染，提高社会贫富人群都可以共享的生活质量；而后者扭曲劳动力市场，即使不说是饮鸩止渴，也算得上是挖肉补疮，治标不治本。自然环境的监督管理也需要许多人才能落实，如九寨沟内藏民维持环境就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用于维护自然资源的很好的例子。
政府政策制定后，一定要有科学的政策管理制度，以便瓶颈转移发生后能够及时修正政策。如前所举的西藏牧区案例，几十年前西藏给人们的印象是人少地多，草原资源好像不是瓶颈；然而，一旦草原资源成为瓶颈而无相应政策应对，就会造成积重难返的结症。我国西北沙尘暴就是典型的现象。
自然资源和资本存量是我国两大瓶颈，失业人口是我国最大的负荷着沉重社会成本的冗余资源，将失业人口用于提高自然资源和资本存量的利用率，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最佳政策。政府制定政策，考虑的不是冗余资源的效率，而是政策的有效性。而考虑政策有效性的理论之一，理所应当就是瓶颈与冗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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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张车伟/吴要武，《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现状、和对策》，《人口》北京 2003年第6期第33－40页。
[ii]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日报》北京 2004年4月27日。
[iii]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208号）
[iv] 广东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劳动和保障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国税发[2003]67号）。
[v] 洪银兴，《政府干预市场的效率和规则》，《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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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陈育宁主编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83～181页，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年1月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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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 樊怀玉等，《贫困论――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第48页，民族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xxiii] 王怀明/宋怡，《我国农民素质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人口与经济》北京2004年第1期第1－5页。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 会计准则 经济动机
一、引言
会计政策选择是财务会计理论的重要课题，也是资本市场效率研究的焦点问题，还是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重心。在我国开展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对于完善资本市场的监管，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体系，通过会计信息管制合理分配社会财富，完善市场经济中包括管理人员报酬计划在内的一系列契约，具有重要意义。会计政策问题的研究分为了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研究会计政策的一些规范性问题，如会计政策的性质和目的等。二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会计政策选择为重心的实证会计研究，直接推动着会计研究的快速发展。我国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1995年以前的研究较少，近年来逐渐增多，其研究对象从一般性问题到具体问题，研究方法从规范研究到借鉴和吸收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本文拟在回顾、分析国内外会计政策选择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外会计政策选择研究的现状进行客观评价，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二、西方国家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述评
(一)早期会计政策选择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企业发展初期其参与者是为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一个目标。所以，企业管理者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终极目标也在于此，这是一个误区。1953年，赫普霍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的目标并非是使报告的利润最大化，而是使各期的收益均衡化。戈登(Gordon)在1964年进行的实证研究中证明了赫普霍恩的收益均衡化观点。首次提出管理者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有其自身的经济动机。并提出了五个假设：管理当局会选择能提高他们福利的方法；管理当局的福利随职务保障、个人收入和公司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管理当局福利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股东的满意程度；股东的满意程度取决于所报告的利润增长率是否既高又稳定；管理当局会选择能确保会计报表利润增长率既高又稳定的方法。其研究表明，企业管理者并非遵循配比原则或使所报告的利润最大化，而是使各期利润均衡化。关于收益均衡化假说，后来引发了许多相关的研究。
(二)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 到了1978年，瓦茨和齐默尔曼(Watts and Zimmerman)发表了《建立有关会计准则决定因素的实证理论》，认为管理层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而非追求收益数据的均衡化，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契约成本、簿记成本、政治成本、管制成本。1986年，瓦茨和齐默尔曼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经济动机的“三大假设”：分红计划假设。若其他条件不变，对管理者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其管理者更有可能把未来期间的会计报告利润提前至本期确认，从而提高管理者的报酬；负债契约假设。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率越高，管理者就越有可能选择将会计利润从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的会计政策。该假设是基于下述假设推导而来的：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报告数据限制性契约条款紧密相关，管理者便越有可能选择能增加本期会计利润的会计政策；政治成本假设(规模假设)。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规模越大的企业，其管理者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将本期会计利润递延到未来期间的会计政策，以降低或迟延税负等政治成本。正是由于存在能够产生不同结果的替代方法，所以人们会不断尝试不通过改善公司业绩就能递延或提前利润实现的办法。
此后，西方众多学者对三大假设进行了检验。希利(Healy)于1985年研究了分红计划是否会影响管理者对会计程序的选择。他预测，若企业的实际盈利低于目标盈利的下限，管理者则会有“巨额冲销”的动机，利用诸如提前确认费用或递延确认收入的会计方法，以进一步降低当期收益，这样就有望提高下一年度的收益从而提高管理者在下一年度获得分红的概率；若当期的实际盈利高于目标盈利的上限，则会使他们永久性的丧失高出的部分可望形成的分红。所以企业的管理者会采用把高出部分向未来递延以降低当期收益的会计方法；当实际盈利界于目标盈利的上限与下限之间时，管理者就有可能采取增加当期利润并尽可能接近目标利润的会计政策以提高其分红的现值。希利用应计项目检验了分红计划对管理者会计程序选择的影响，结论支持了分红计划假设。斯威尼(Sweeney，1944)选取了1980年至1989年第一次违反条款的130家制造业公司和同行业规模相当的130家未违约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比较。发现前130家样本公司在违约前5年进行自发性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变动比后130家样本公司要多得多。从而支持了债务契约假设。琼斯(Jones，1991)选取了1980年至1985年美国政府进口救济调查中的5个行业里的23家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受美国政府进口救济调查的公司报告净收益的情况。检验发现样本公司会通过应计项目调低收益以获得进口救济的情况，这与政治成本假设一致。泽米鸠斯基和黑格曼于1981年研究了会计程序组合问题，作者调查了存货、折旧、投资减免税和以往服务退休金成本的摊销期限等程序的组合检验三大假设。研究结论证明了管理者对某一会计程序组合的选择，取决于是否存在着以盈利为基础的分红计划、企业的负债与权益的比率，企业规模和所处行业的集中程度，所获得的证据与三大假设吻合。围绕三大假说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检验的实证研究还有很多。如戴利(Daley)1983年对开发费用资本化政策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与红利计划假设和规模假设一致。达利瓦尔(Dhaliwal)史密斯(smith)1982年通过研究折旧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证实了三大假设。
(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业界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类型进行的，即有效契约型和机会主义型。而从早起文献中可以知道，大多数的会计方法选择以机会主义行为为基础。瓦茨和齐默尔曼(1978)就提出管理者游说会计标准来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假设。并通过分析反映管理者对“一般物价水平调整”准则的态度的证据验证了这一假说。切瑞斯特和齐默尔曼(AndrewA.Christie and Jerold L.Zimmerman，1994)发表了《会计程序的效率型和机会主义型：公司控制权竞争》一文。他们以企业契约观为基础，研究会计政策选择的两种类型：效率型和机会主义型。并对效率型和机会主义型进行了界定。鲍尔(1989)，霍特豪森(1990)，瓦特和齐默尔曼(1990)等认为不同公司间会计程序的多样性可能是由于契约效率而非管理者的机会主义。管理当局会选择会计方法来使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公司的价值最大化。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说，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采取所选的会计政策之后对企业价值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管理报酬契约的具体形式等因素都会对管理者在会计政策
选择上的最终偏好产生影响。而在大经济环境下，会计政策选择主要体现为哪一种效应则是一个经验研究的问题。
三、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述评
(一)国内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研究述评 我国会计政策研究起步较晚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关于会计政策及其选择的涵义、本质的研究。一般将会计政策分为宏观会计政策和微观会计政策。黄菊波、杨小舟(1995)认为，实践中会计政策应分为宏观的(或政府)的会计政策和企业的(或微观的)会计政策。有部分学者在不反对会计政策的宏观与微观之分的同时，认为会计政策一般主要指微观会计政策(曲晓辉，1999；娄权，2000)。而刘叔申、王林(1996)则认为会计政策只能是企业会计政策，即只有以企业为主体的会计政策，应当从会计政策与会计法规的区别上理解会计政策的微观性。目前在许多文献中并不将会计选择与会计政策选择加以区分。曲晓辉(1999)认为，会计选择主要是指会计政策的选择，当然也包括对会计估计的选择和其他相关选择，由于后两种选择的影响程度一般不及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深远，因而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也有人将会计选择称为会计政策选择的简称，如汤云为、钱逢胜(1997)。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涵义，一般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在会计准则等有关法规的选择范围内，结合企业经营管理目标，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进行定性、定量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蒋艳霞，2001；林钟高，2001；潘煜双，2002；李姝，2003)。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贯穿于企业从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会计的过程其实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戴奉祥，2000)。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既包括某项经济业务事项初次发生时的初始选择，也包括由于客观环境变化对会计政策的再次选择(邵毅平，2001；潘煜双，2002)。黄文锋(2004)认为，广义的会计政策选择有三个层次：会计政策制定层次的选择；会计技术层面的选择；操纵层面的选择。广义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既包括盈余管理也包括财务舞弊。王运转(2006)认为：会计政策选择首先是一种决策，其主要目的是在于以一定的方式影响会计系统产出的信息；是会计处理方法的整体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一般采用狭义的概念。会计政策选择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会计政策选择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会计问题，是与企业相关利益者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分配经济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李端生，1996)。会计政策选择实质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和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是财务报告的编制者与相关利益者博弈均衡的结果(邬保明，1997；戴奉祥，2000；李姝，2003)。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在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上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种表现，也是企业寻租行为的一种途径(林钟高、章铁生，2003)。黄文锋(2007)通过比较传统会计与现代会计本质差异，透视会计政策选择本质，指出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实质是经济后果的不断博弈。
(2)关于会计政策选择原因的研究。该问题是目前已有的成果中论述较多的问题。汤云为、陆建桥(1998)认为，这实际上是会计准则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是一种两难选择，统一性勿容置疑，灵活性也不可缺少。具体原因：黄菊波、杨小舟(1995)认为主要是会计的模糊性和不同的会计观点的并存；毕秀玲(2000)认为是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的矛盾，当相关性与可靠性相矛盾时，若同时重视相关性和可靠性，只能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戴奉祥(2000)认为，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是一个社会公共选择问题，若事无具细地由政府包罗企业会计处理的全部规则，交易费用过多，就可能会因缺乏效率而流产，因此政府只能就一般的会计规范作出规定，而将剩余的特殊会计政策留给市场主体自己选择会更有效率；唐松华(2000)认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因是企业治理结构、会计准则的不完全性和会计信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王运转(2006)认为，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客观因素，如会计对象的不确定性、计量属性的多样性、会计实务的多样性和涉及利益的复杂性(经济后果)、会计准则发展与会计实践发展的不同步、信息不对称、会计准则的公共契约性等；也有主观因素。
(3)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则、立场的研究。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则：刘叔申、王林(1996)认为包括公认与合法原则、成本与效益原则、适用性原则。其中公认与合法原则，这是所有学者都认可的，实际上企业不可能超出剩余权选择会计政策；张业修(1997)认为，可比性、一致性、重要性、谨慎性、整体优化等都是选择会计政策的原则；曲晓辉、齐平茹(1999)认为选择会计政策应从企业总体目标出发，以公允反映为准绳，以法规制度为限度，以遵守会计职业道德为前提；邵毅平(2001)认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则是合法性和相对独立性相结合，一贯性原则，适用性原则，成本与效益原则，遵守职业道德的原则。笔者认为，合法性原则、公允性原则、遵守会计职业道德的原则、效益性原则是企业选择会计政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主要有投资者立场、经营者立场、国家立场、双重主体立场和复合立场。胡春元(1996)，王文彬、林钟高(1998)等认为，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立场应是一个复合的立场。而李端生、朱力(1996)认为，选择会计政策的正确思路应该是企业立场，“复合立场”只能作为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的努力方向，相反而不应成为现实要求。唐松华(2000)认为，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应是企业管理当局立场，并且强调选择会计政策应考虑的因素与选择会计政策的立场完全相反。笔者认同该观点，因为企业管理当局是会计信息的垄断提供者；企业管理当局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是由企业的委托关系决定的。
(4)关于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企业选择会计政策时，要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胡春元(1996)将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概括为：报酬因素；负债因素；政治成本因素；股价因素。唐松华(2000)认为，与各种不同利益相关方(如股东、债权人、政府等)的合约就是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应考虑的因素。王运转(2003)将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概括为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政治法律因素、企业主体自身因素。黄文锋(2004)提出制约会计政策选择的制度三级链：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产权制度；此外，市场和法律制度、信誉也是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王富利(2005)提出会计准则、公司治理、利益相关者、会计监督和职业判断是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外部因素。
(5)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目标的研究。黄伟华(1997)将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即配比观念；真实收益观念；决策有用性观念。王运转(2003)在此基础上认为作为左右会计信息的会计政策选择，首先要体现会计目标的特性，即会计政策选择要根据会计目标来定位；其次，由于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其目标要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杨成文(2005)撰文
系统地论述了会计政策选择目标，认为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不直接等同于会计目标。宏观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应当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以决策有用的真实收益为核心的目标体系，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宏观会计政策选择与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目标的不一致，决定了会计目标的实现形式。
(6)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效率性等的研究。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胡春元(1996)认为，产权理论是会计政策选择的基础。而绝大部分学者主要是运用契约理论、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经济后果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率性问题，白云霞(2000)认为，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具有效率性，可以降低契约成本，也为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打开了通道；企业会计选择的“自由度”应与企业的治理结构及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段文清等(2001)认为，在一系列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的作用下，会计政策选择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方式。
(二)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述评 在上市公司微观会计政策选择实证研究方面，我国部分学者借鉴西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陆建桥(1999)进行了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通过操纵应计利润项目来达到目的，其中营运资金项目，特别是应收应付项目和存货项目可能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工具。蒋义宏(1999)选取的20例样本公司表明：自发性会计政策变更均对当期利润有重大影响，并且有一些会计政策变更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因此，会计政策的不当选择是当前会计信息失真的又一重要且合法的原因，其动机就是操纵利润。王跃堂(2000)以沪深股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以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存货减值准备以及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为例，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不是西方的三大假设，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闵庆全、刘云中(2000)以存货计价方法为例做了有益的探索。其从契约成本的角度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对存货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的选择，运用单变量和多变量(1ogit模型)分析，以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长期债务比率、利息保障倍数、β系数、资本集中度和存货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等指标为解释变量，得出了有一定意义的结论：规模假设得到全面验证、成本假设得到部分验证、效率假设在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中结论不同。孙铮(2000)提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包括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操纵会计利润的现象：一是配股现象。上市公司为了达到最近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这一“圈钱”配股的资格线，不惜代价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力保，出现了耐人寻味的“10％现象”。二是微利现象。前1年或2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免受特别处理或摘牌的处罚，采取种种手段使本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哪怕0.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亏损就行。三是重亏现象。对于无法做成盈利或是首次加入亏损之列的上市公司，为给下年扭亏留一手，有意做成重亏，以免第二年连续亏损而被特别处理。
蒋义宏、魏刚(2001)以我国20家上市公司为例，例证了政府管制对会计程序选择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利用会计数据制定的上市公司法律条款确实会诱发经理人员选择可提高会计收益的会计程序，经理人员选择那些既可提高会计收益，又不会增加现金流出的会计程序以降低会计程序变更的成本。徐维兰、曹建安(2004)以上海证券市场上的机械、设备、仪表板块类A股公司计提八项减值准备的方法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除折旧方法外，这类公司有逐步采用稳健会计政策的趋势，实证会计理论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三大假设在此类企业未得到证实。上述国内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与国外研究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客观情况的制约是最重要的因素，以至于即使借鉴国外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模型，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关键词：创新型企业 企业价值 现金股利政策
一、引言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最主流的说法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股利政策是企业对其盈利进行分配或留存用于再投资的决策问题，它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以及经营业绩，也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同时股利政策也是一个融资问题，合理的股利政策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资金来源，还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吸引潜在的投资者，最终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所以，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有一定的内在关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更具有复杂性，股利分配形式不一，股利支付水平随意性大，股利政策缺乏稳定性等，造成我国现有股利分配政策的不规范。
在我国，创新型企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各行业中的领头羊，为此，本文选取创新型企业作为样本。希望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创新型企业股利政策的分析，结合我国现阶段具体国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来探索我国创新型企业现金股利分配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试图找到适合我国创新型企业的股利政策，为我国创新型企业股利政策的制定提出一些建议，也为投资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及简要评价
（一）国外关于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文献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勒和莫迪格里安尼在1961年发表了《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估价》，他们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提出了股利无关论，即企业的股利政策不会对企业价值产生任何影响。如果企业的投资决策和资本结构保持不变，那企业的价值取决于企业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水平，而与股利政策无关。完美资本市场假设是股利无关论的研究出发点，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完美市场，而影响资本市场完美的因素主要有不对称税率、不对称信息、交易成本。根据这三个影响因素，很多学者继续放宽完美资本市场的假设条件，使它更接近于现实生活。
Fama 在1969年针对股利变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股利增加会增加股票价格，说明股利政策对投资者的决策有一定的信号传递作用；而林特也对股利信号传递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得出，股利政策的变动能传递公司的盈利情况，最终影响股东权益。
詹森、伊斯特布鲁克以公司的各利益相关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他们各自的利益关系以及分配情况，创立了股利分配理论，指出现金股利可以缓解企业问题。而对于交易成本、成本、股利支付率之间的关系，Rozeff在1982年也做了实证分析，结论为，交易成本与股利支付率呈负相关，成本与股利支付率呈正相关。
Laporta 在2000年提出并证实了有关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问题。实证结果认为：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避免控股股东拥有过多的自由现金流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这样，股利的发放可以限制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
（二）国内关于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文献
赵春光在2000年设计出企业价值系数的衡量公式，为了研究企业价值系数与每股现金股利的相关性，他选取了只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1998年的财务数据作为样本，结果发现发放现金股利对企业价值的提高有正的相关关系。为进一步证明这个结论，他只选取股利政策稳定的公司和不发放股利的公司，结果表明股利政策越稳定，企业价值越高。
2008年，罗宏、黄文华选取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现金股利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在职消费对企业的经营成果有负的效应。通过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降低职业经理人的在职消费，这就从成本的角度解释了现金股利与企业价值的正相关性。
刘梦迪于2008年重新选取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换手率的角度来研究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及股利支付率的高低都会对股票的换手率产生影响，从而股票的价格波动较大，进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价值，总之，发放现金股利对企业价值有重要影响。
杨汉明则站在公司股权结构的角度来研究企业价值与现金股利支付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降低现金股利支付率可以相应提高企业价值。
三、理论假设
（一）“一鸟在手”理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企业未来的经营活动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投资者会认为现在获得股利的风险低于将来获得资本利得的风险，相对于资本利得而言，投资者更加偏好现金股利，因此，出于对风险的回避，股东更喜欢确定的现金股利。当公司支付较少的现金股利而留存收益较多时，就会增加投资的风险，股东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就会提高，从而导致公司价值和股票价格的下降。
（二）信号传递理论
在实际生活中，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管理层拥有更多关于公司发展前景的内部信息，而投资者处于信息劣势，在这种情况下，股利政策恰恰包含了这些信息，投资者通过分析这类信息来判断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变化趋势，以决定是否购买其股票，从而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如果公司提高股利支付水平，等于向市场传递了利好信息，投资者会认为公司的未来盈利水平将提高，从而购买股票引起价格上升。国外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现金股利政策能够传递一定的信息，现金股利增加，股价也上升。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现金股利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发挥信号传递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在我国创新型企业中，现金股利可以作为一种信号，来传递企业价值的相关信息。
（三）委托理论
基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诸多委托―关系。在委托关系中，人拥有内部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在双方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人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损害委托人利益，就产生了成本。成本理论主张高股利水平，通过提高股利支付率，可以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并加强了资本市场对公司内部的监督与约束，可以减少成本，提高公司价值。Grossman和Hart指出，股利政策能够降低成本。增加现金股利支付，将会增加企业从外部筹集资金的机会，这样，管理层受到证券机构及投资者监督的机会将会增加，促使管理者的各种行为倾向都要与股东利益相一致，从而提高企业价值。国内的学者吕长江、王克敏从成本理论的角度研究股利分配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结果表明股利支付率高的企业，公司价值相应越高。为此，本文认为在我国创新型企业中，提高股利支付率能够有效地增加企业价值。
基于这些理论，本文提出假设：创新型企业的公司价值与每股股利呈正相关关系。
四、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为研究方便，本文选取了我国二十家分别代表不同行业且发放现金股利的创新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不同行业的企业，更具代表性，且其股票也是市场中代表性好、流动性高、交易活跃的主流投资股票，能够反映市场主流投资的收益情况。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北京聚源锐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二）研究变量设计与回归模型的设定
1.被解释变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价值，用TOBINQ来表示，由于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不成熟，所以本文采用李志文、宋衍衡、汪辉和杨汉明的研究方法来计算TOBINQ。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每股现金股利，用DIVIDEND来表示，用每股现金股利来衡量股利分配的水平，分配的股利越多，每股现金股利越高。
3.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因素对创新型企业价值的影响，参考已有文献，本文引入每股收益EPS、企业规模来作为控制变量。
4.股利分配水平对创新型企业价值的影响的回归模型为：
TOBINQ=α+β1×DIVIDEND+β2×EPS+β3×InA
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1-表6。
五、实证结论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我国代表不同行业的二十家创新型企业2011-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Eviews软件，对提出的假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来研究我国创新型企业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之间的相关关系。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创新型企业价值与每股股利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Y1=11.39830+0.735051X1+
4.815387X2-0.433632X3
Y2=13.24292-0.178196X1+
4.290040X2-0.506505X3
Y3=4.494567-0.237961X1+
3.040955X2-0.164227X3
这说明我国创新型企业价值与每股股利有关，而这三年的R2 分别为0.605469、0.778176、0.799701，也表明方程的解释能力很强。另一方面，2011的回归结果表明，创新型企业价值与每股股利有正的相关系数，说明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有某种程度上的促进作用。而2012年、2013年回归结果表明，创新型企业价值与每股股利呈现负的相关系数，说明股利政策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企业价值的提高。总之，我国创新型企业价值与股利政策存在相关关系，实证结论与本文提出的假设有一定的出入，可能是由于我国股利政策不稳定性和其他各种原因，造成它们之间正负相关关系不同的情况。
而对回归方程的系数进行t检验，不管取显著性水平α=0.05，或者α=0.01，每股股利的参数所对应的t统计量的绝对值都小于临界值2.3646，这说明创新型企业价值与每股股利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显著。
六、对策建议
要实现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即企业价值最大化，就要在管理层的领导下，对企业各要素合理利用，制定出最优融资、投资、分配决策，增加企业财富。股利政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实现我国创新型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在我国现代企业中，由于存在利益相关者各自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由此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有效股利政策的制定可以减少成本。在我国创新型企业中，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他们控制的股票一般为非流通股，基于此股东们不会关注股价的波动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回购或转让等形式减少对国有股的持有。发放股利，可以减少企业内部留存的自由现金流，约束管理层的一些短期目标行为倾向；在企业有好的投资机会时，如果缺乏资金，企业就会从市场上进行融资，这样就加强了外部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监管，从而促使企业合法、合理、健康、有效的运行。
第二，我国上市企业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况，管理层拥有企业内部信息，投资者相对处于信息劣势。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创新型企业股利政策和企业价值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各种信息传递机制不健全，没有理论上的指导，导致各种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这样不仅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严重干扰了对企业价值的合理评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我国创新型企业的监督力度，最好能将各种要求及规范具体化，真正落实到实处，要求企业对其所披露的各种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这样才有助于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第三，从企业自身来看，我国创新型企业应采取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创新型企业从整体上来看，处于同行业的先进地位，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和持续发展能力，一方面，企业在股利政策制定上不应频繁变动，保持一个稳定的股利政策，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加投资者对企业发展的信心，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另一方面，要从招聘、激励、监督等方面完善企业的治理机制，从而有效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第四，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小投资者利益容易被大股东的某些行为所侵占，为此，中小投资者应该对公司的各种信息进行理性分析，比如，投资股利政策较规范及稳定性较好的公司的股票，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市场投机行为。X
参考文献：
1.吕长江.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9，（12）.
2.赵春光.现金股利、股利稳定性公司价值[J].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学报，2000，（3）.
3.原红旗.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杨汉明.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5.罗宏.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6.张溪.现金股利政策与上市公司业绩分析[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7.连艺菲，祝超.最终控制人，现金股利与公司价值[J].经济视角，2009，（2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中国旅游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快、具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之一。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突出其产业定位与民生性质。2014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部署进一步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旅游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政府运用政策手段干预旅游经济运行，有效地弥补旅游经济运行机制不足、调整和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业超常规发展、提高旅游产业素质（李锋，等，2013）。
国内外有关旅游政策的研究都属于新兴领域（苏振，2011）。Matthews（1975）《国际旅游与政治科学研究》开创了旅游政策独立研究的先河。国外有关旅游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旅游政策（Krutwaysho，et al.，2010；Airey，et al.，2010），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旅游政策（Akehurst，et al.，1993；Minnaert，et al.，2009），减少旅游对环境、社会、文化及经济产生负面效应的可持续发展政策（Logar，et al.，2010）并通过指标来反映可持续性（Castellani，et al.，2010），旅游政策制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人力资源等影响因素（Richter，et al.，1985；Hayes，1981），旅游消费模型（Fritz，et al.，1984）、历时性分析（Soshiroda，2005）、扎根理论（Stevenson，et al.，2008）等政策制定方法（Bramwell，et al.，2007）等方面。国内的旅游政策研究则主要包括日本（蔡万坤，1984；石美玉，2009）、新加坡（曹信孚，2002）、塞浦路斯（马晓龙，等，2003）、韩国（李衹辉，2009）等国外旅游政策借鉴，出境、入境、国内三大市场旅游政策（张广瑞，2005；戴学锋，等，2008），旅游政策演变过程（何丽红，等，2007；钟冲，2009），区域旅游政策（何建民，2006；郅润明，2010）及财税（陈小燕，等，2009）、土地（杜一力，2004）等具体旅游政策的研究。
然而政府在推进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旅游政策的效用进行评估，检验政策目标与实施效果是否匹配，从而保证旅游政策的科学性。因此，深入研究旅游政策特别是关于旅游政策的评价，是保障政策有效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有关旅游政策评价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多是基于评估体系构建（李锋，等，2013）、评估指标遴选（薛福根，等，2013），其评估结果并不清晰，有碍于人们直观认识旅游政策因素对于旅游业发展的贡献度，也不能展现旅游政策的发展状况。基于此，本研究构建旅游政策评价的投入产出模型，运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各个影响因子的弹性系数，进而对政策变量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政府部门旅游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理论借鉴。
1旅游政策评价方法
关于政策评价方法，谭崇静（2010）运用模糊数学原理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对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进行评价；彭向（2014）等利用网络均衡原理和变分不等式理论构建等价的多用户、多准则均衡变分不等式模型，对面向包含小汽车和公交车组成的多方式交通网络税费政策进行评价；李洁（2013）运用数据包络模型，对我国现有生态政策进行评价。常用的政策评价定量研究方法包括简单“前-后”对比分析法、“投射-实施后”对比分析法、“有-无”政策对比分析法、“控制对象-实验对象”对比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效能分析法等，不同的方法有其各自的适用范围与适用程度（廖筠，2007）。
本研究采用“投射-实施后”对比分析法对旅游政策进行评价。将旅游政策执行前的趋向线O1O2投射到旅游政策执行后的某一时间点A1上，并将在A1点得到的投影与旅游政策执行后的实际情况A2进行对比，确定旅游业政策的执行效果（A2-A1）（见图1）。若A2-A1>0，说明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正效应，应将该政策继续推广执行下去；若A2-A1<0，说明政策实施的效果是负效应，应将该政策修正或废止。这种方法通过投影过滤掉一些非政策因素的影响。
2旅游政策评估模型的构建
2.1理论模型与假设
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要素投入引起的；配第、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王亚南，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萨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及赋税原理[M].王亚南，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索洛提出了资本、劳动、技术为主要分析角度的经济增长研究方法罗伯特·M·索洛，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M].史洁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旅游学者构建了不同的旅游生产函数，从而得出旅游经济的增长是源于投资、劳动、技术进步的结论（李仲广，等，2008；左冰，等，2008）。还有学者提出，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基础（Papageorgiou，2008；李连璞，等，2006），但选用模型不同、选取变量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黄秀娟，2009；把多勋，2009）。 （本篇论文篇幅过大，需要更多的可以联系客服）
4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旅游政策评估模型，依据1992年至2013年统计数据，定量分析了旅游业发展水平与资本、劳动、资源、技术、政策因素的关系。通过分析，我们认为：（1） 我国近20年来颁布的旅游政策是有效的。要实现建设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目标，必然需要一套完整全面的政策体系来推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未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可能由政策引领。（2） 制度性政策的作用大于措施性政策。制度政策体系对于确定旅游业发展方向和优化资源配置上具有重要意义，从根本上确定了旅游管理论文 政策的基调。措施政策体系被赋予多重任务，政策引领上缺乏连贯性，引导旅游业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3） 政策评估模型中的非政策因素对于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不尽相同，转变旅游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摒弃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未来要走“资本+技术”的发展道路，支持民间资本投资，支持民营企业、工业、农业、地产业等各种资本进入融资平台，促进新技术不断运用到促进旅游发展上来，提高技术进步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
旅游政策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政策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以及如何测量，目前并没有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本研究的尝试是对旅游政策研究的一种突破，其理论贡献在于建立了旅游政策评估模型，通过历年数据计算出国家颁布的旅游政策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效果。将旅游政策作为投入变量是对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旅游研究应用上的拓展。同时，引入制度性政策与措施性政策变量，考虑了他们在旅游业宏观和微观发展层面上的影响，是对研究模型的进一步细化。政策的实施与发生作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出于计算的需要，把各项政策按年度进行统计。
本文存在的不足：一是模型的时间序列比较短，用旅游企业数据来反映旅游业发展情况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具体的因果关系有待商榷；二是采用德尔菲法对制度和措施政策体系进行赋值，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些问题将在后续研究中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把多勋.基于增长理论的旅游地经济发展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09（3）：6569.
[2]蔡万坤.从日本旅游政策和管理体制看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J].现代日本经济，1984（5）：4953.
[3]曹信孚.新加坡的旅游观光政策[J].上海城市规划，2002（3）：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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