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评价指标体系
“可持续发展”理念，自从它形成、提出以来，就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广大学者更是将其应用、渗透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中。由于贸易与环境的密切关系，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联合国在《21世纪议程》中明确提出了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概念，指出它是一个开放的、公平的、安全的、非歧视性的、可预测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并能使全球生产按照比较优势得到最佳分配的多边贸易制度，对所有的贸易伙伴都是有益的。国际贸易实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而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各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来实现。因此，我国学者对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虽然我国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 的文献很多，但其中大部分只是分析了我国（或某地区、某产业、某产品等）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对策，虽然其中也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比如贸易结构问题、绿色壁垒问题等，但并未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很多甚至没有给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当然，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比如彭红斌的博士论文和专著《论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等。但总体上讲，目前我国学者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而且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一般理论的研究大多散见于众多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及方法各不相同的文献中，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本文将对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和归纳，以期对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有所帮助。
一、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是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两大基础理论。而目前，一方面，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本身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王礼刚，2005），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概念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因此，不同的学者按照各自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运用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来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再加上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不同，其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也就成为必然。
归纳起来，我国学者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运用的基本理论除可持续发展理论外，主要有比较优势理论（李雪峰，2005）、自由贸易理论（刘力，1999）、新贸易理论（姜琳，2000）、循环经济理论（李军，2006）、绿色经济理论（赵晓晨，1999）、系统理论及耗散结构理论（彭红斌，2002；王云凤、石友梅，2005）等。
二、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目前，我国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一般理论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表述有多种，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是套用可持续发展的权威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如：对外贸易持续发展是指对外贸行业建立良性的循环机制，改善我国的出口条件，节约出口资源，控制污染环境，提高外贸行业人员素质，不仅保证对外贸易当前较快地增长，而且也是保证子孙后代适度增长的条件和基础（刘建明，1997）。
二是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多种效益的统一。如：所谓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就是必须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重目标，一方面追求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将对外贸易带来的生态成本限制在一定水平；在遵循外贸发展的内在规律基础上，健全外贸体制，完善外贸运行机制，提高外贸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外贸资源，从而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高度统一，实现对外贸易长期、持续、稳定、健康地增长，并且取得不断改善的贸易条件和持续扩大的国际分工利益（彭红斌，2002）。
三是突出环境保护和资源的节约及有效利用。如：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是一国在保持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可持续性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制定一系列贸易政策，推动包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广义的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在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前提之下实现对外贸易经济利益的增加（苏珊珊，2005）。
当然，还有一些从其他角度的定义，如侧重法制的定义：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在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人民福利；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是法治化的公平的对外贸易，是以保护人权的方式发展对外贸易（李巍，2004）；等。
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也有多种观点，主要有:(1)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不但要追求对外贸易的总量规模，更要实现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技术效益、生态效益和资源效益的持续提高（张作鹏，1998）;（2）可持续贸易至少包括贸易品的可持续生产、可持续贸易商品的构成、可持续贸易的国际市场、可持续贸易运输与可持续贸易政策等五个部分（资树荣，2001）;（3）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包括对外贸易量保持稳定增长及稳定增长的能力、贸易资源保持持续稳定的供给、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商品国际竞争力递增、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较高的贡献率、对外贸易条件不断改善和国际分工利益持续扩大五个方面（彭红斌，2002）;（4）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福利，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消费，也包括环境的改善或避免环境的恶化，不仅考虑物质资本的投入，也关注环境资本的消耗（贾晓蕾，2003）;（5）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促进对外贸易数量和质量的同步增长，并带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李明生、何天祥，2005）;等。
2.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特点
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原则有不同的归纳，主要有：（1）环境成本内在化、自由贸易、公平贸易、贸易产品绿色化4项原则（资树荣，2001）；（2）效率性、持续性和公平性3个基本原则（沈根荣，1997）；（3）可持续性、公平性、共同性3项原则（贾晓蕾，2003）；（4）“以人为本”和公平性2项原则（易瑾超，2005）；等。
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特点有：（1）外贸总量的稳定增长，外贸结构改善和外贸效益提高，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促进自然资源持续利用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4个特征（李雪峰，2005）；（2）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以保护生态为基础并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相协调，时间和空间的结合3个特征（苏珊珊，2005）；等。
3.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研究
王云凤、石友梅（2005）从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出发，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彭红斌（2002）运用现代系统学理论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系统进行了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系统分为量性增长系统和质性发展系统两个子系统，有量性增长较快而质性发展不足的质-量不平衡发展、量性增长不足而质性发展较快的质-量不平衡发展和质-量协调发展的三种类型，只有质-量协调发展的外贸系统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系统的运行机制包括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经济动力、政治动力、文化动力和竞争压力，平衡机制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包括政府管理机制、市场机制、自律机制、社会机制和国际规范机制等。
4.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环境及能力
要素资源的可持续性和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性是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贾晓蕾，2003）。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包括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包括由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等构成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国际贸易本身的特点与趋势等；国内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禀赋状况、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生态环境基本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基本国情以及对外贸易条件等（彭红斌，2002）。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指促进外贸量性增长和质性发展的能力，包括内部发展能力和外部发展能力；内部发展能力主要由系统结构与功能决定，外部发展能力是外部环境对外贸发展的可持续支持能力；可从增强支撑能力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两方面提高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彭红斌，2002）。
5.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如何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国内学者提出了不少见解，如: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点是推进外贸创新；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是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健全出口贸易促进体系、落实科技兴贸战略、实施对外贸易标准化以及推行出口市场多元化;促进进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是优化进口商品结构、保持国民经济相对稳定、鼓励企业投资以及加快进口贸易体制改革等（彭红斌，2002）。
单纯的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都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实行有协调的自由贸易政策才是最佳的选择（刘力，1999）。
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是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加强立法和政策导向是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建立高素质外贸队伍是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刘建明，1997）。
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从计划体制下的粗放型增长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约型和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二是转变传统的外贸发展模式，将环境保护问题作为重点纳入其中，建立有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合理的进出口商品结构（贾晓蕾，2003）。
要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避免跌入“比较利益陷阱”；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是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实施标准化战略，开展绿色营销；加强立法工作，为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证（张作鹏，1998）。
以循环经济为理论基础，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管理模式：改革和完善外贸管理体制，建立科学的环境管理体系和高效的管理机构，构建以综合效益为核心的发展评估体系（赵西山，2004）。
积极改善对外贸易国内地区结构，大力推进出口贸易方式和市场多元化，加强对外贸易管理，促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李红兵、张胜利、赵新平，2005）；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效益型转变，制定与环境政策协调的绿色贸易政策及绿色贸易立法，实行从产品设计、生产到产品营销的绿色一体化（赵晓晨，1999）。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李军，2006）；通过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促使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陈勇兵，2005）；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以促进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周建军、王江，2006）；以“保护人权”的方式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马兴永，2004）；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周洲、吴国蔚，2004）；采取逆比较优势战略促进加工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尹浩华，2005）；等等。
6.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与模型
我国学者在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及模型方面也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袁永友、刘建明（2004）依据科学性、概括性、可行性、导向性和独立性的原则构建了由对外贸易规模总量、服务贸易总量/货物贸易总量比例、贸易收益增率比例、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对外贸易技术效益、对外贸易生态效益和对外贸易资源效益7类评价指标构成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综合运用抽象、系统、定量、比较等方法来建立上述指标体系；
谷志红、刘东晓、王会青(2005)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指标进行了层叠体系的设计，并通过建立多因素多层次模糊优选模型对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研究;
李明生和何天祥（2005）根据全面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和层次性原则，将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为“系统―目标―指标”三个层次的框架结构（第一层次为区域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系统，第二层次为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效益、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资源效益7个目标层，第三层次为各个目标层的具体评价指标），用熵值法进行评价，并对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和2002年的湖南省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缪慧（2006）在李明生和何天祥的研究基础上，将其目标层改为对外贸易的规模总量、贸易效益、经济效益、技术效益、生态效益和资源效应6项，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价；
此外，（彭红斌，2002）从环境资源支撑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平衡能力等方面构建了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周茂荣、周念利（2005）还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建立了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时序评价模型。
三、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我国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其理论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并形成了一些共识：必须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要跳出外贸领域，从社会、经济、生态等整体角度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评价标准，不但要实现外贸规模的增长，还要促成外贸结构的提升，不但要看经济效益，还要看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资源效益、技术效益等；当前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好环境与贸易的冲突；等。可以说，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范式正在形成。
但由于研究中重实证而轻规范，一方面研究成果比较分散、零乱，缺乏系统性，还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很多观点是基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实际的，理论提升不够。比如关于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通常研究的是我国当前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而未能从一般理论的高度探讨一国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和路径选择。因此，在今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要进一步强化一般理论的研究，并使之系统化。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的系统化并不是基础理论的统一化和研究方法的一致化；相反，多种理论的运用和多种方法的使用，对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此外，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尤其是如何评价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技术效益以及资源效益，还需要深入研究。从已有的成果看，基本上是根据产品（包括服务）对外贸易的规模、结构实绩来进行评价的。笔者认为，可从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探索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一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与其实绩并不一定完全对应，而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更能体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技术效益以及资源效益等。二是从要素贸易的角度设计指标体系。贸易活动促使生产要素的禀赋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从社会经济整体角度看，产品对外贸易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对外贸易，我们可以将对外贸易产品的价值分解为自然资源价值、劳动力成本、技术附加值等，进而以要素对外贸易的规模和结构来评价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这样比产品对外贸易规模和结构更有说服力。当然，这需要统计方法和基础数据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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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开放度 回归分析 面板数据
一、引言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8-2005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1978-200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5.6%，2005年进出口高达116921.8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22.4%。显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在不断提高，但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贸易开放度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国内理论界对此―直没有形成共识。关于我国贸易开放度大小的争论主要是集中在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小上。本文通过回归分析法，运用37个国家的数据对外贸依存度和道拉斯法进行了修正，并以此模型测算了中国贸易开放度的理论值。通过对比贸易开放度的实际值与理论值，寻找之间的偏差以及偏差的原因，从而更准确地说明中国贸易开放度在国际上所处的相对位置。本文总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评述了贸易开放度测定的相关文献；第二部分运用回归分析法测度了中国的贸易开放度；第三部分给出了结论及相关建议。
二、文献回顾
从一般意义上讲，贸易开放度是反映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综合性指标，是进行诸如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等实证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变量。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在其度量方法上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对中国贸易开放度的测度，国内学者运用的度量方法都不尽相同，如包群、许和连、赖明勇(2003)选取5种指标具体测算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开放度，其中包括采用Patrick(1998)年提出的模型对外贸依存度进行了修正。胡立法(2004)通过回归分析，运用修正的道拉斯法和修正的对外贸易比率法，对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进行了重新估计。刘似臣(2005)综合了前述三篇文章中的方法，选择了和包群等相似的五种指标分别测度（不包括道拉斯法）了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开放度。这些文章中都用到了回归方程法，而且都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出模型，然后再与自身相比较。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不同的解释变量，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由于回归数据是建立在中国自身的基础之上，所得的理论值也只不过是实际值的“重新分配”，这种理论值与实际值的比较也就显得没什么很大的实际意义了。
因此，我们从全球的角度出发，把中国放在国际这个大的环境中，采用37个国家1985-200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比较中国贸易开放度的大小，从国际的角度对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做出科学的判断。在文中，我们主要选取了国际上常用的指标：外贸依存度和道拉斯指数法，并利用37个国家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这两个指标进行了修正。
对外贸易依存度法。最早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是从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的，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表示贸易开放度。由于这种测量方法比较简单，也很直观，在一般的测度贸易开放度的文章中，都会提及此方法，但是在研究方法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程度还会受到该国的经济规模、市场规模、国内消费和需求等的影响，而贸易依存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贸易开放度的变动，它只是一个很片面的指标，忽略了很多重要的因素。
道拉斯法(Dollars，1992)。这种方法是利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DI）来体现贸易开放度。道拉斯认为，如果一国是处于贸易开放状况的，那么它的商品在世界任何地方其价格都应该是一样的，否则此国的贸易将是不开放的。而商品的价格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作用的结果。因此，通过比较同一商品在不同国家的实际价格，便可获知这些国家的相对贸易开放度。运用道拉斯法，各国的贸易开放度便可公式DI=Pi/（Ei*P）计算出。由于美国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度，很多文献在应用道拉斯法时，都将美国市场价格假定为贸易开放条件下的价格。上式中，Pi、P分别代表特定的某i国和美国国内可贸易性商品价格，Ei是特定某i国货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这里可以看到，当一国DI值较高时，则表示这个国家贸易保护严重，贸易开放度较低；反之，当一国DI值较低时，则说明这个国家贸易保护程度弱，贸易开放度较高。从理论上讲，道拉斯法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因为无论一国采用什么样的贸易政策措施，其结果都会体现在商品价格上。而且这种方法也回避了度量贸易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简化了测量的过程和结果。因此，对于此方法的理论诠释，人们都很认同，但在实际操作中，道拉斯法也有其局限性。由于简单，它简化了一些必要的过程，做了很多理论假设，把价格偏差简单地看作仅是贸易政策作用的结果，忽略了其它的重要影响因素，如运输成本、货币、金融、汇率政策等都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都有影响。另外，该法所需的价格数据在实际过程较难获得。尽管如此，道拉斯法依然有其指导意义，后人对此作了不同的修正和改进。
回归分析法。所谓回归分析法，就是首先利用与被调查国家相类似的一组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该组国家的典型的贸易依存度是多少，然后再拿被调查国家的实际贸易依存度与这一“典型”数字相比较，用比较后的余值来表示被调查国的贸易开放度。如果该国的贸易依存度大于“典型”数字，余值大于零，则说明该国的贸易体制比一般国家更具开放性，余值越大，开放度越高。反之，如果余值小于零，则说明该国的贸易开放度小于其它国家的平均水平，即该国的贸易体制更具封闭性。这种方法有类比的嫌疑，因为它选择被调查国家相类似的一组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而这种“相类似”的标准很难确定，结果也大不相同。
以上分析表明，各种贸易开放度指标都有其片面性和不准确性的一面，都很难准确、全面地反映贸易开放度的真实状态和程度。为此，我们在文中融合了以上这三种方法，根据人均GDP的标准，选择了37个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进行了测度以期对中国贸易开放度做出科学的判断。
三、中国贸易开放度的测算
本文采用三个指标来测度中国贸易开放度的大小。
1.外贸贸易依存度
外贸贸易依存度由各年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而得。贸易依存度反映了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程度，同时也表明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
由表1可以发现，1989-2005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即商品贸易依存度)基本呈上升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但由于中国国内紧缺资源和技术设备的大量进口，导致进口依存度在1990年前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而在1991―2000年间，由于中国开始运用价格、汇率、利率、退税等手段宏观调控对外贸易，使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达到12.4%，也使得外贸依存度也一直在30%以上波动。同时，中国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出口快速增长，使出口依存度的增速开始超越进口依存度。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到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的程度日益加深，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到2005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约为64.13%。
2.修正的对外贸易依存度
考虑到贸易依存度受到一国经济规模、人口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能反映一国贸易的真实情况。本文对贸易依存度进行了修正，以对外贸易比率的实际值Y为被解释变量，以实际关税率（进口关税/进口额）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值）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出对外贸易依存度理论值。本文分别选取了37个国家（不包括中国）1985-2002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并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将这些国家分为三类，低中等收入国家、中上等收入国家和高等收入国家，2005年，这三类国家的人均GDP（按PPP方法折算）分别在4210-8194美元、8480-19408美元、22204-388827美元之间，中国属于低中等收入国家。低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普遍较高，除了巴西、秘鲁，其它国家的外贸依存度都在50%以上，最高的达到200%，而诸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高收入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则不是很高，都在50%以下，波动比较平稳。回归方程中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D1、D2来表示这三类国家。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
Yit=Ai+Xit*B+Cit i=1,2,…N，t=1,2,…T
其中Xit为1×K向量，B为K×1向量，K为解释变量数目；Y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对外贸易依存度；Cit为横截面在时期T的随机扰动项，i为横截面，表示37个国家；t为时期，代表1989到2002年。由于这里是从总体中挑选了37个国家的数据来分析，并且选用的变量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影响贸易开放度因素，则应采用随机效应对模型进行回归，剔除统计意义不显著的变量得到模型回归如下：
TRADE=2.09+0.008LAST+0.17PGDP-0.25D2（1）
（2.1*）（20.04*）（15.55*）（-3.6*）
F-sta=45.25
R-squ=0.871
TRADE=-0.70+0.55PGDP+7.48e-08IMR-0.71D2（2）
（-9.58*）（6.43*）（2.28*）（-3.13*）
F-sta=32.24
R-squ=0.69
上式中，TRADE表示各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LAST表示各国上一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PGDP表示各国的人均GDP（按PPP，美元现价），IMR表示各国的实际关税率（进口关税/进口额）。
模型中“*”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拒绝零假设。分析结果表明，两个模型在整体上通过了检验，拟合度良好。从模型（1）、（2）可以看到，解释变量PGDP的系数都为正，说明人均GDP的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从理论上讲，实际关税率的变动应该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动是呈反方向的，但在这两个模型中，IMP的系数为正近似为零，可能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数据在整合的时候，正负作用相互抵消了，使得实际关税率对贸易的负面影响很不明显。以上我们得出了修正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理论值的回归模型，再将中国的对应的数值代入，求得中国外贸依存度的理论值，即修正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见表2和图1）。
由于实际关税率的数据缺失，根据模型（2）只能计算出中国1987-1995年的外贸依存度的理论值。从图1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由模型（2）得出的外贸依存度的理论值最小，比实际值和模型（1）的结果要小10个百分点左右，说明实际关税率对各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的影响是巨大的，与国际平均水平比较起来，在存在实际关税率因素的情况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明显偏高了，也就是说，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在同样的实际关税率情况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理论值是高于实际值的。而模型（1）的理论值与实际值的差异就不是很大，可能是由于加入了上一年贸易依存度这个变量的缘故，使得这一时间序列的数据趋同，保持一致。由表2可得实际值的平均值为41.8%，略大于模型（1）的理论值41.7%。从图1中注意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在1991-1994年、2002-2005年偏高，基本在5-10%的范围浮动；在1985年、1996-1999年、2001年却偏低，波动范围在3%-7%之间。由于受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为中国营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刺激了国外投资者对我国进行投资，引发投资热潮，在这期间，外资企业及外资的引入不但扩大了我国进出口规模和总量，还优化了中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而且近年来，中国也是积极推行外向型经济战略，为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使得这几年我国对外贸依存度偏高。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严重的影响了全球经济增长，致使外商对外投资进入低谷，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再加上1998年我国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快速发展，而导致中国1996-2001年进出口贸易受挫。
3.修正的道拉斯指数
在前面的文献回顾中提到了道拉斯(Dollars，1992)的单一指标法。由于道拉斯指数的计算公式中贸易商品价格在实际计算时难以获得，因此本文参考Dollars(1992)提出的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替代可贸易商品价格来测算。首先构造相对价格指数RPI=Pi／(Ei*PUS)。其中Pi和Pus分别为i国和美国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然后，以RPI为被解释变量，人均GDP和人均GDP的平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构造RPI的预测值，记为PRPI。最后，以实际RPI值与预测值PRPI的比值来衡量修正的道拉斯指数，记为DI。和前面修正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同，我们也用37个国家（不包括中国）1985-2002年的面板数据对此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剔除统计意义不显著的变量得到模型回归如下：
RPI=-14.78108+2.251284*PGDP-4.100135*D1-6.447931*D2 （3）
（-2.24*） （2.86*）
（-2.71*） （-3.64*）
F-sta=26.4
R-squ=0.622
由公式（3）得到了道拉斯指数理论值的回归方程，下行括号中为对应的Z检验值，*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拒绝零假设。结果表明，模型（3）在整体上通过了检验，解释变量与常数项在9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利用（3）公式对1985-2004年的道拉斯指数理论值PRPI进行推导，得出预期理论值的具体数字(见表2)。
表2 用修正的外贸依存度和道拉斯法表示的1985-2004年中国贸易开放度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比较道拉斯指数实际值RPI和理论值PRPI，我们发现除了1985年的道拉斯指数理论值小于道拉斯指数实际值外，中国1986―2004年的道拉斯指数理论值基本高于道拉斯指数实际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拉斯指数理论值与实际值的差异越来越大，到2002年，DI值已经达到了0.215。依照道拉斯指数指标来看，从理论预测值来看，中国的DI值在1986-2002年间是越来越低的，说明中国的贸易保护程度逐渐减弱，贸易开放度越来越高，而道拉斯指数实际值却是显示偏低的。这说明，贸易保护以及不健全的贸易金融体制等在中国还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贸易开放程度比它实际应该达到的程度显得是要低了。而且两者的比值表明，实际值与理论值的差距很大，我们认为这里不排除人民币一直被低估的可能。
四、结论
以上我们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测度了中国贸易开放度的程度，从修正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来看，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只是稍微偏高了一点点，也就是说，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正常的，并不明显偏高。但是从修正的道拉斯指数来看，中国的贸易保护程度应该是逐渐减弱的，贸易开放度应该是越来越高的，但道拉斯指数的实际值却显示是偏低的，表明从国际的角度出发，中国的贸易开放度是偏低的。这与胡立法(2004)的结论不同，他采用的是中国1993-2000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得出中国贸易开放度不正常偏高。与自身贸易发展过程相比，这种说法有其正确性，但从国际的角度来判断，显然，中国的贸易开放度是偏低的。
鉴于此，我们认为，首先，中国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入世效应，继续稳步有序地扩大中国各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尤其是金融市场，积极、合理、科学的引进外资，优化外资利用结构，促进国内企业的外向型发展。其次，继续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加强国内商品与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保障中国外贸的持续稳定发展。最后，应完善内贸与外贸相结合的一体化政策，整合国内市场，加强自主创新，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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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arrison,A．(1996),OpennessandGrowth：ATimeseries,Cross―CountryAnalysisforDevelopingCountries.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J］.Vol(48)，PP．419-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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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立法．中国贸易开放度的重新估计［J］.世界经济研究，2004，5．
［6］刘似臣.中国贸易开放度的比较分析［J］.统计研究，2O05，6.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wWW.133229.coM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不平衡发展的情况严峻，我国粗放式的贸易发展模式加剧了这一局面。在思考如何融入人文贸易发展的这一时代大潮流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落实中央提出的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外经贸工作的实践，探索借助发展人文贸易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的新思路，研究抗衡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趋势——人文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对策，从而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转变。同时，研究我国如何发展人文贸易，“以人为本”，使人类活动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我国向生态效益型经济发展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一）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及发展
从人文主义对经贸思想的影响分析，人文主义的发展分为传统及现代人文主义两个阶段。
系统化的传统人文主义始于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主要特征是“肯定世俗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推崇人的价值与个性解放；留意人的精神潜能；重视人的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建造一个人类幸福的理想家园。”传统的人文主义是一种传统的主体主义，即“人本主义”，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认为人在一切事物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是一切事物的衡量尺度。与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相伴而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一种经济贸易思想。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其发展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实践为重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
现代人文主义反对传统的主体主义，它更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环境，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建立在对人性尊重的基础上追求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态度，具有强调人的作用和地位，关怀人的历史境遇，致力于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和人与自然的统一等特点。概言之，现代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本、尊重人性需要，并在深沉思考的基础上去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的观念形态，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对美好、真理、自由、民主、公正、仁爱、宽容、和谐等的追求。因此现代人文主义谋求的不是短时的经济利益，而是人类的终极幸福。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如可持续贸易理论、绿色贸易理论及WTO框架下技术标准、社会标准、劳工标准等关注人性化的贸易制度变迁与安排，也逐渐显现出现代人文主义的影响。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在现代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内形成了贸易人文化的价值观。国际贸易人文化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对传统贸易观缺陷的矫正，是指在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一系列活动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尊重人的生命及其价值，以保障人的幸福和尊严为目的，协调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性、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使人类活动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贸易发展观。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强调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要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保持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及人类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传统人文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之一是“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过分地强调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大计，对今后全球的稳定和繁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对传统发展观和传统贸易理论进行反思的结果
传统发展观的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而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也认为，各国只要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能使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增进社会财富和提高社会福利。实践证明，自由贸易确实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另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到，这种基于资源和要素主导型的传统发展观忽略了环境保护的成本，是导致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低价低质竞销的粗放型贸易发展模式在较低社会标准（如劳工标准）的基础上不仅恶化了贸易条件，也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倡导用环境标准、社会标准等原则来约束贸易自由化，探讨现代人文主义精神下自由贸易对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现实”增长。
（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对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于共同利益和愿望，旨在通过权威或约束性制度安排或规范，以促进全球福利和提高交往效率的国际机制变迁，推动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WTO建立后，国际贸易体制也进入了问题结构模式与国际组织模式并存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体制中议题的扩展和延伸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由边境措施向各成员方国内政策延伸，即议题由直接关注限制市场准入的贸易措施，转向各成员方的补贴、政府采购、环境、知识产权等国内立法，甚至有进一步向劳工、人权等社会标准的立法进行延伸的趋势；二是由针对贸易本身转向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如贸易和环境、贸易与竞争等。这为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各国的关注和努力下，极大地促进了其发展；并且以WTO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争端解决机制、政策审议机制的完善，为防止个别国家利用国际贸易的人文化为幌子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保障，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是对人的生存环境和贸易关系进行国际协调的产物
“制度是人所创立的众所周知的规则，其目的在于抵制人可能有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国际贸易使实施较低社会标准的国家工人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恶化及环境资源的负外部性、市场失灵导致的治理环境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等等，为了避免各国免费搭车的费用规避心态及建立在不同生产标准上的“不公平贸易竞争”，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国际绿色、社会规范对贸易与人的生存环境关系进行协调。协调的进程实质上就是现代人文主义与国际贸易准则相融合的过程，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
（四）国际贸易人文化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关
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进程实质上是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相伴而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是20世纪末国际贸易领导中出现的重要现象，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WTO的贸易自由化原则、非歧视原则使得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贸易壁垒作用大大削弱。发达国家转而借助于WTO的例外原则，即允许以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健康为由设置一系列标准，于是各种社会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应运而生，取而代之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律手段。因此，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人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新贸易保护主义披上“人文化”的外衣，采用“人文化”的保护手段（社会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与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关税、配额等）的暂时性、短期性相比，有演变成为长期性、定型化制度机制的趋势，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将注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和妥协中发展。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1．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该假设其实是基于人本主义、功利主义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从“边际革命”以来，几乎不再把经济伦理问题纳入正式的或称标准的经济分析之中。究其因，至少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理性的自利行为被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点，而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似乎成为经济行为的全部内容，其余则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
国际贸易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然而，这样的趋势并不能客观把握经济事实，因而也不断受到冲击，当“经济人”基本假说之局限越发显现，“不讲道德”倾向的“经济学”越来越受到质疑批判；经济发展的冲突还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人人关系），而且直接冲击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天人关系），带来人性、情感需求与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2．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
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不管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还是H-O模型等）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假设生产商品A产生不利的外部效应（环境污染），并且只对生产国的公民造成影响（也就是没有国际间的污染转移）。对于进口国，我们已经发现，贸易的开展减少了国内对商品的产量，因此环境的外部效应也减少。对这个国家而言，将外部效应考虑进来，更加肯定了关于自由贸易有利的诊断。但是，对出口国而言就不是那么清楚了。产量的提高使得外部费用增加，从而降低了贸易带来的净收益。污染外部效应的增加可能大于出口顺差带来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该国面临福利的净降低。因此，需要获取进一步的信息来得出贸易是否对出口国（或者是全体国家）有利的明确结论。尽管如此，生产的外部效应的存在减弱了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自由贸易是否是一个使福利最大化的制度框架成为争论的焦点，Runge(1985)分析指出，国际贸易的增长往往增加人均GDP规模，但如其他条件相同，环境危害的程度与经济产量和GDP正相关。另外一个理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跨越国境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过程必然产生环境污染的国际转移，贸易的自由化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利的后果，并增加控制环境恶化的难度。
因此，对传统自由贸易效应的质疑过程中，特别是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贸易利益评价标准的科学性日益成为当前的研究重点。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国内禁止产品出口或对外投资问题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不同待遇对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了挑战；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还有数量限制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等。众多的多边、双边环保协议，大量的国家环保法规、政策和措施与现有的多边贸易存在很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
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积极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评价体系中去，阻止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也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从是否应该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WTO新一轮谈判议程这一激烈争论中也可略见一斑。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因为如果在WTO中进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要求各成员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发达成员就可以阻止发展中成员低环境标准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发达成员可凭借自身在经济实力和环保科技上的优势，在庞大的国际环保市场中占据领先位置。而发展中成员（包括我国）则普遍反对，因为保护环境固然能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执行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无论从提高生产成本还是从限制出口潜力来说，对发展中成员都是严峻的挑战；一旦发达成员所主张的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发达成员滥用，成为“人文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将无法进入其市场。
四、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的人文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从而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将可持续发展和人文化发展相结合，从指导思想的高度看，经济和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必须是通过依靠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来实现，而不是靠对环境和资源的粗放式消耗来维持，应以追求外贸、经济、生态环境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效益为中心，促使对外开放的各个方面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应努力寻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出口、进口、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技术、海外投资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依靠技术进步和强化管理，大力控制并努力减少对外开放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把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来抓，树立环境竞争力意识。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外开放法规政策体系、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1．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2．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
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3．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
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幼文.《多哈发展议程：议题与对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
摘 要 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方程和Granger因果检验,通过对中国1978-2007年经济增长与进出口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从长期来看,对外贸易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长期来说,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比出口显著,这主要取决于我国当前的贸易结构。
关键词 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 Granger检验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对外贸易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2007年,我国的GDP总值为249529.9亿元,较2006年增长11.4%,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166740.2亿元,较去年增长23.5%。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深入,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研究我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就二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都曾做过大量的研究,其观点大致有三:贸易促进论,贸易阻碍论和贸易折衷论。贸易促进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以威廉・斯塔福德和托马斯・孟的“贸易差额论”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只有出口贸易和贸易顺差才可以带动经济的增长,认为进口贸易会阻碍经济的增长。李嘉图则根据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效率的不同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根据该理论,贸易可以每个国家生产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而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带来经济的增长。赫可歇尔、俄林提出的“资源禀赋理论”认为一国通过出口自己充裕要素的产品,进口稀缺要素的产品,由此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带动经济增长。罗伯特逊和R・纳克斯建立的R-N理论认为贸易可以带来直接的或静态的利益。贸易阻碍论以劳尔・普雷维什和辛格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对外贸易会导致初级产品出口国家的贫困化增长。贸易折衷论以克拉维斯的观点为代表,该理论认为贸易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重要性,不一定必然对经济有益。
国内学者则就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对外贸易同经济增长孰因孰果的研究,另一方面是贸易增长同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通过改进的宏观模型得出了贸易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着促进作用,并且进一步研究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出口贸易则会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林江和王微微(2008)利用1991―2006年的数据得出了GDP与进出口之间有着双向的正向影响的结论。周慧君、韦苇(2008)、裴旭东(2008)、袁晓玲、杨万平、叶林(2008)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赵青霞、温素霞、贾娟(2008)、宋将(2005)则认为经济增长是对外贸易的Granger原因。可以看出,对于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国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本文通过计量的分析和检验,并结合经典的外贸理论,对以上问题加以研究。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78―2007年我国国名生产总值(GDP,亿元),进出口总额(TM,亿元),出口总额(EM,亿元)和进口总额(IM,亿元)为样本,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局网站和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本文以1978年价格为基数把数据进行换算,结果如下表。同时为减小异方差存在的可能性,在作模型分析时把各年数据作了对数化处理。分别表示为LnGDP,LnTM,LnEX,LnIM。模型表示为bLn TM= C + 1LnGDP + b2bLnEX + 3LnIM。
四、模型的设计和调整
1.平稳性检验
首先用单位根检验法对数据平稳性做检验,其结果如下:
由检验结果可知,原序列是非平稳的,表明不能使用OSL法进行回归,在经过一阶差分后lnIM,lnTM为平稳序列,在经过两阶差分后GDP为平稳变量。
2. 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首先用OLS法估计回归方程,然后根据回归残差的单位根检验判断是否存在协整性。结果如下:
回归方程:lnTM=-1.325421+0.329003lnGDP+0.835964lnIM+0.033246lnEX
t=-3.272176 4.357172 18.55717 1.482644
R2 =0.997798 ADR2=0.997543
DW=1.346862 F=3926.293
残差ei的单位根检验值为-3.841263,在1%水平下临界值为--2.647120,可知协整关系存在。但从模型的DW值可以看出模型可能具有自相关性。经White(无交叉项)检验知模型nR2 =4.650742,在5%显著性水平下cc2=7.81473,表明模型没有异方差。下面用广义差分法对模型做出调整。广义差分后模型DW=1.705948,查表得此时dl=1.198,du=1.650,表明自相关已经消除。变换后的方程如下:
lnTM=-1.57761+0.3844997424lnGDP+0.02041242667lnEX+0.8142858265lnIM
t=-3.049682 3.934430 1.006722 14.29730
R2 =0.995585 ADR2=0.995055
DW =1.705948 F =1878.981
此时拟合优度较高,且无自相关和异方差。若协整关系存在,则模型的残差Ei因具有平稳性。对Ei做单位根检验知t值为-4.600004,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下的临界值-2.650145,故认为Ei为平稳序列,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成立。根据该方程,中国GDP、进口总额,出口总额每增长1%,则贸易总额将分别增长0.3845%,0.8143%和0.0204%。
3.Granger因果检验
对各个变量做Granger检验可得结果如下:
由表2可知,在95%的置信水平下,贸易总额,进口量和出口量都是GDP的Granger原因,这与现实和经典的贸易理论也是相符的。另外,滞后期为2期的时候,GDP同时也是出口的Granger原因,且GDP不是Tm和IM的Granger原因。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一些结论:
1.贸易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用经典的李嘉图模型来解释的话就是贸易可以通过交换来提高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所以会带动经济的增长。从我国的实际数据也可以看出,其中进口、贸易总额和出口之间都存在的正的促进作用。用协整方程式可表示为:
lnTM=-1.57761+0.3844997424lnGDP+0.02041242667lnEX+0.8142858265lnIM
2.我国的GDP与出口之间存在着双向的正向影响关系,贸易总额和进口则与GDP之间存在单项的影响关系。且长期来看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出口显著,这说明我国现在已基本摆脱了供给约束,在当前扩大出口是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且我国目前正致力于此。
3.长期来看,出口对贸易增长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显著,这似乎有悖于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而且也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的强调出口的做法不符。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国的对外贸易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短期来说,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投资,二是消费,三是净出口,所以短期来看,出口确实是经济增长的一大原因。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原因则要归功于要素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我国目前的贸易结构则是以进口激素密集型的生产设备为主,出口则以初级产品为主,所以从长期来看,进口可以有效的刺激生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而出口则是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作用。这也提醒我们要改善我国的贸易结构,加大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参考文献:
[1]林江,王微微.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分析.商场现代化.2008(533).
[2]周慧君,韦苇.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协整理论和误差分析模型的检验.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4).
[3]裴旭东.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及因果关系检验.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08(4).
[4]赵青霞,温素霞,贾娟.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国际经贸.2008(549).
[5]宋将.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6(1).
关键词：制度差异；引力模型；对外贸易流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9yja790198）。
作者简介：阚大学（1982-），男，安徽合肥人，南昌工程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吕连菊（1982-），女，湖北武穴人，南昌工程学院教师，经济学硕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罗良文（1966-），男，河南商城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055-06收稿日期：2011-10-08
一、文献综述
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各国政府和学者们极为重视本国的对外贸易流量，因此，对于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影响的理论研究较为深刻。新制度经济学者最早从历史角度考察了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的作用，认为制度可通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对国家间对外贸易流量产生影响，并提出了制度启动对外贸易的命题；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提出，制度作用于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从而影响对外贸易流量；新贸易理论则认为政府通过制定制度影响本国对外贸易流量。
关于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是利用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将制度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到引力模型中进行实证，得到的结论多是制度质量和对外贸易流量是正相关关系，制度差异和对外贸易流量是负相关关系。anderson 等（2002）在引力模型中引入一系列经济制度变量来实证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交易成本与阻碍对外贸易的非安全因素显著相关。de groot 等（2004）利用1998年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在引力模型中引入制度变量包括政治稳定性、政府效能和监管质量等六个方面，就制度对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结果发现两国制度相似可提高两国间对外贸易流量13%，依进出口不同，制度质量提高一个标准差可提高两国间对外贸易流量30%～40%；beugelsdi 等（2004）以102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制度差异与对外贸易流量是非线性的负相关关系，制度差异是以递减的比例减少对外贸易流量。linders 等（2005）则考察了制度质量和制度差异对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发现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制度质量均增加了对外贸易流量，也发现制度差异减少了对外贸易流量。
国内学者潘向东等（2004）采用假设因素检验模型对2002年133个国家与我国双边贸易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对双边贸易影响最大的制度因素不是交易国的经济制度，而是交易国影响企业运行费用的制度和正式约束的法律制度。潘向东等（2005）还采用ces函数，推导了包含制度安排变量的引力模型，然后采用1998年～2003年我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该引力模型，发现进口国制度安排对两国间高技术产品出口有显著影响。潘镇（2006）建立了一个包含制度变量的扩展引力模型，利用1995年～1999年1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制度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制度质量越差，双边贸易越不活跃，制度差异对于双边贸易起阻碍作用。吴丹（2008）则以东亚10个经济体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制度对东亚经济体间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对东亚经济体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因素并不完全相同。
国外学者的研究局限于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流量，其研究结论对我国是否适用尚不清楚。国内学者更多地就具体制度质量对对外贸易流量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而对于制度差异对对外贸易流量影响的实证文章，并不多见。那么，制度差异和我国的对
外贸易流量究竟关系是怎样的？笔者利用1996年～2008年我国与其他28个国家的数据就制度差异对我国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又由于制度差异也可以细分为6个子指标差异，故笔者就6个制度差异子指标对我国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实证研究
关键词： 国际贸易 教学内容与方法 改进
《国际贸易》课程是当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非常重要的一门专业课。《国际贸易》课程总体而言是偏向于宏观理论和政策的学习，因此初学者往往不容易产生很大的兴趣，并且常常会对它的有用性或有效性产生疑问，进而失去学习的动力。这就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何使学生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并且正确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国际贸易领域的热点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从事《国际贸易》课程教学的教师遇到的共同问题。本人在多年《国际贸易》课程教学实践的基础上，认为只有合理规划教学内容及改进传统的知识灌输型教学模式才能解决上述问题，提高《国际贸易》课程教学效果。
一、与时俱进，调整教学内容
国际贸易由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两部分构成，其教学内容必须顺应、跟踪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贸易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贸易关系以双边贸易为主，多边贸易为辅;国际贸易竞争领域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国际贸易对象从单个国家或地区转为区域经济集团；国际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政策转至协调管理的中性贸易政策；国际贸易方式、国际贸易规范、国际贸易摩擦呈现多、杂、深的特点，进行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如何及时、全面地将这些变化趋势引入教学中，是国际贸易教学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在整个课程教学内容宏观设计上，还是在具体每个章节教学内容的安排上都要精心组织。
（一）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结构。
1.国际贸易理论方面。长期以来，一些教师将古典成本理论和新古典要素禀赋理论作为重点内容介绍，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只作一般性介绍。笔者认为，教学重点应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有所转移，加大对新贸易理论的讲授力度。一方面要加大国际贸易新理论课时，另一方面要改变以往定性分析的授课方式，要充分运用经济模型定量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来阐述国际贸易新理论的思想，使之在数量基础上的结论更完整、清晰、透彻，以提高学生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2.国际贸易政策方面。第一，加大国际贸易政策新的变化趋势――管理贸易政策的讲解。目前在国际贸易中，绝对的自由贸易政策或保护贸易政策是不存在的，管理贸易政策融合两者于一体，其核心内容是强调政府对外贸的积极介入作用。博弈论是这种政策的理论分析方法，然而大部分教材缺乏对这方面知识的介绍。第二，增加区域经济集团共同外贸政策的具体内容。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建立区域经济集团，促进成员方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并以联合的整体经济实力与其他国家或区域经济集团竞争。因此，这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教学内容。在现有教材还没有这方面内容的情况下，为适应国际贸易发展对教学的要求，教师应通过搜寻、整理有关文献资料，将区域经济集团共同外贸政策的有关知识介绍给学生。特别还应提到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以及中国在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方面的最新成就。第三，增加新非关税壁垒措施的课时。技术性贸易措施、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环保例外措施等“新非关税壁垒”，有其合理合法的成分，也是WTO规则允许的壁垒。正因为如此，新非关税壁垒已成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内市场的普遍做法，对国际贸易影响也越来越大。一般而言，教材编写或教学中只注重介绍新非关税壁垒内容、特点及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而忽略了对其合理合法性的公正评价和实施措施真实背景的深层次分析。对这部分内容，教师应结合我国当前外贸领域遇到的新壁垒案例来分析这些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双重影响。
（二）结合国际贸易发展调整教学内容。
近年来，国际贸易方面有许多新的变化，如WTO的最新进展、电子商务等在国际贸易中的运用等在教材中还没有体现。为培养学生的经济敏感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应根据时事热点来适当调整教学重点，以朗读报刊的形式引导学生关注经济焦点问题，结合教学内容指导学生分析原因，找出对策，如中欧倾销问题、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和加工贸易问题等。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学习，更新知识，将国际贸易方面的最新知识反映到教学中来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结合本省本地外贸情况增加教学内容。
一般高校学生多来自本省，他们对当地的经济状况比较熟悉也对此很感兴趣。国际贸易课的教师应在教学内容中适当增补一些本省本地的素材，以及省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经营的情况，如所在省支柱产业、工农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情况，目前经济开发区、保税区、旅游业等发展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现状。同时在讲授具体内容时，还可以结合本地一些鲜活的实例，以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例如，在讲到出口配额的概念时，本人就提到由于中日之间就紫菜出口数量限制达成谅解后，江苏由于是紫菜生产大省，江苏产的紫菜出口到日本的数量快速增加，给紫菜生产企业带来了巨大商机。再如在讲到技术贸易壁垒时，本人向学生提问有没有吃过南京桂花牌盐水鸭，因为南京的盐水鸭堪称江淮一绝，大家很感兴趣，表示吃过而且觉得味道很独特，很好吃。但是本人又提出，作为在国内很知名的品牌食品，早在上个世纪就酝酿出口欧洲至今未成功。然后本人就详细讲解其中的原因。由于是发生在身边的事例，学生兴趣倍增，同时也增加了对技术贸易壁垒的理解，教学效果比较理想。
二、提高《国际贸易》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的改进
（一）利用案例教学，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如“绿色壁垒”概念，笔者在课堂中没有直接讲解，而是引入茶叶案例：德国、英国、荷兰、西班牙等国家最近对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进行了调整：将茶叶中的氰戊菊酯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由每公斤0.1毫克提高到了每公斤0.05毫克;欧盟宣布禁止茶叶中使用农药从旧标准的29种增加到62种，部分农药残留标准比原标准提高100倍以上。这些使得近两年浙江对欧盟的茶叶出口明显减少，给浙江的茶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接下来笔者提出：“绿色壁垒”既然会对农产品出口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那么究竟什么是“绿色壁垒”？在学生议论纷纷的基础上笔者和学生一起分析该案例，得出的结论每一个学生都能理解、接受，这样，把本来教师要讲的内容转变为学生主动学习的对象。通过这样的讲解，学生很好地掌握了“绿色壁垒”这个知识点，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之效，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再例如，在讲反倾销部分时，如果仅仅讲解倾销的定义、反倾销的程序手段等内容比较条框化，学生理解和掌握都有一定的困难。可以以“中美彩电反倾销案”等为实例，从事情发展的起因、来龙去脉、最终结果来具体探讨倾销的裁定、反倾销的应对、我国在反倾销中的地位以及作为政府和企业而言面对“倾销第一大国”的严峻形势和可吸取的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学习和讨论。由于将内容具体到某一案例中，学生对此会有更直观的认识，达到豁然开朗的效果。
（二）采用启发式和专题讨论法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提问启发式。即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运用课堂提问的形式促使学生学习的方法。提问应在吃透教材和抓住重点的基础上，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选择适当的内容和适宜的时机提问。如在讲到关税的局部均衡分析时，如果以直接讲授的方式阐明在一进口国对某种产品征收关税后，该国国内同种产品的市场价格会上涨到等于进口商品的价格，即世界市场价格加上所征收的关税，学生听过之后理解不深。如果首先抛出问题“你认为对某种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后，该进口国同种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什么？”学生思考的答案通常会有价格不变、价格上涨、价格下跌等几个，然后再通过教师讲解排除错误答案，得出正确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加入了自己思考的过程，对问题的理解会更加深刻。
2.专题讨论式。指在教学中，教师针对教学内容设计一个讨论的专题，然后将这一即将讨论的专题分解成几个小问题布置给学生，指定一定的参考资料，给予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课堂上进行专题讨论的教学方法。如在讲到贸易顺差时，本人就设计一个专题“中国外贸易顺差的解读”，要求学生从本轮顺差的特征、产生的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的途径等方面入手查找资料来解读中国当前的外贸顺差。这种方式通过组织学生对所学问题动脑思考，查找资料，进行分析对比，进而由表及里地去追根求源，可较好地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从而培养锻炼其独立思考和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
（三）采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资源，增强课堂效果。
多媒体的辅助教学手段由于信息量大，形象、生动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教学过程。因此制作精良多媒体课件与教师的口头讲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学生仿佛置身于真实的情景中，又从具体的感性材料中掌握了概念的内涵，加强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的提高。比如在讲授《国际贸易》第一章的重点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之前，可通过各种形状和颜色的图片：柱状图、蛋糕图、曲线图、表格等，来展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如各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率、外贸进出口总值及增长情况、顺差或逆差及变化情况、我国贸易伙伴的变化情况、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我国出口商品国别分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变化情况等等，再配合教师的讲解，学生就能很好地理解，也不会觉得这些知识距离自己的现实生活很远、学而无用。另外还可利用播放一些视频图像，如在讲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关于组建自由贸易区问题，可以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相关节目录像或知名经济学家的有关言论放给学生看，这种引入直观的、故事性的教学手段将增强其直观认识，能更大程度地调动学习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张小萍，付文斌.《国际贸易》课程的实践教学［J］.商场现代化，2006.4，（465）：279.
［2］成蓉.《国际贸易》课程教学中应重视的几点问题［J］.文教资料，2006.7（中旬刊）：37-38.
［3］李盾.国际贸易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改革探索［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158-159.
[论文摘 要]在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这种重要趋势的背景下，研究其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所带来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探讨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成人文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文献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微观层面 质量差异 异质性
一、引言
本文就论文选题的理论依据及现实依据进行说明。第一节是对经典贸易理论及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综述，交代论文选题目的理论背景，阐述选题的理论意义；第二节通过对研究对象总体情况的分析，介绍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二、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兴起
传统贸易理论，将国际贸易产生归结于国家间的差异性。传统贸易模型都是以国家层面上的差异性为出发点，并假设了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其中古典贸易理论从绝对比较优势、相对比较优势出发，要素禀赋理论从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性出发，两种理论都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与国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但是随着更多的经验事实的发生，传统贸易理论的说法逐渐受到了挑战。比如依照传统贸易理论预测，发达国家应与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更为活跃。但从国际贸易的实际发展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大量增加，并且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又占了很大的比重。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相近，且在产业内贸易中所交易的大部分是要素密集度相近的相似产品。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这些经济现象。
新贸易理论则重点对发达国家之间方兴未艾的产业内贸易现象进行分析，指出除了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之外，规模经济也是国际贸易起因和贸易来源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新贸易理论以产业层面为分析出发点，引入了产业组织理论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设。新贸易理论虽然通过引入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所产生的产业内异质性，解决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企业规模不确定的问题。但是在新贸易模型中，企业都是同质的，即每个国家都是由多个将多样性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代表性企业”组成的经济体。这个假设显然与经验现象相悖，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而且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生产效率或规模的差异。因此源起“企业同质性”的新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是，为何同一行业内，只有部分企业进行着国际贸易，而另一部分企业只服务于国内市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产业内企业异质性理论的研究，正是源于新贸易理论中的“企业同质性"假设与经验现象相悖。
基于微观层面的经验文献进一步发现，贸易自由化导致了产业内资源的重新配置效应，如迫使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或关闭、导致市场份额向较高生产率的企业重新配置 (Bernard and Jensen，1999：Clerides，Lach and Tybout，1998：AW，Chung and Roberts，2000：Pavcnik，2002：Bernard and Jensen and Schott，2003)。这些经验事实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相当普遍。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正是在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对一些经济现象无法解释的情况下产生的。首先是Bernard(1997)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企业服务国外市场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应用实证研究发现运输成本，工厂层面的固定成本，企业层面的固定成本，关税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选择服务国外市场方式。Melitz(2003)将垄断竞争模型与企业异质性假设结合起来，完整论证了企业的异质性理论模型，分析了企业选择是否出口的临界生产成本（即生产效率水平）条件，从而在理论上解释了为何行业内只存在一小部分企业进行出口。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拓展了Melitz模型，将异质性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FDI）相结合，考虑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是以出口还是FDI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另一框架是由Bernard（2003）创立，他们将随机生产率引入到Eaton 和Kortum（2002）的多国李嘉图模型中。
在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以Melitz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最具代表性，它成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基石。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正是从微观层面―企业出发，探讨企业层面的出口贸易决策行为。它不仅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无法解释的经验事实，弥补了贸易理论所存在的空白，更是开拓了贸易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
三、企业异质性模型
企业异质性模型认为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对国际贸易中异质性企业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位学者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均表明：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都只有很小一部分企业选择从事出口，而且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较高且规模也较大。各企业生产效率及规模的差异成为企业异质性。异质性企业是如何进行自我选择从事国际贸易的，贸易对企业的生产和利润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异质性企业模型探讨的问题
1. Melitz模型
Melitz（2003）以Hopenhayn(1992)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并在Krugman（1980）贸易模型的垄断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下，嵌入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建立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每个企业面临着出口的固定成本。每个企业也都面临着内生的生产率水平。企业在了解其生产率状况后才会做出是否出口的决策。贸易能够促使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谋求更高利润，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损失只能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同时贸易进一步使得资源重新配置，使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占据更高市场
份额 。
Melitz将异质性企业引入不变替代弹性（CES）偏好的垄断竞争模型，发现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结果。例如，一个产业部门的贸易开放度提高将会抬高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生产成本的上升使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除生产成本外，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还能够承担开辟海外市场的固定成本并开始出口。生产率居于中游的企业将继续为本土市场服务。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使资源重新进行分配，更多得流向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从而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因为贸易而得到了提升。Melitz的研究揭示了产业的总体生产率由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获得了提高，这种社会福利是传统贸易理论没有发现并解释过的贸易利得。
因此Melitz模型尽管建立在微观结构上，却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上理解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一个亮点在于它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产品根本没有被出口。
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中的零值问题，却无法解释贸易价格的空间模式，即平均单位价值随着距离明显增加的事实，且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预测却与该事实相反。
2. Melitz-Baldwin-Harrigan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出口产品平均单位价值（出口价值/出口数量）常被用来衡量产品质量。认为企业同时以质量和价格为基础竞争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经济学中由来已久。早在1961年，Linder就将质量作为影响贸易方向的决定因素引入。在他的理论中：单位资本收入相近的国家由于在生产、消费模式上的相似，而使这些国家间的双边贸易更
活跃 。
在解释质量和国家贸易模式时，主流文献多采用引力方程对双边贸易流进行建模，解释双边贸易流的构成（如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及平均单位价值）因贸易伙伴的特征（距离、市场规模）变化而产生的反映。引力模型预测：国家间距离越远，双边贸易流越小。但在部分研究中发现，平均单位价值与距离呈正相关关系。
为了更准确的理解进口国特征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解释贸易价格的空间模式，Baldwin 和Harrigan将质量差异纳入到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形成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或QHFT模型）。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重要创新是引入了一个严格为正的质量-成本弹性，并假定各企业在边际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上都是异质的。在同样的产品中，高边际成本使产品具有高质量和高价格。由于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企业根据自身生产成本及产品质量对是否进入出口市场进行自我选择。在他们的理论中，当时，成本的增加使质量产生不均匀的提高，从而高成本高质量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成为出口市场上的一员。而低成本低质量的企业则只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随着贸易成本上升或进口市场规模缩小，进入出口市场的质量门槛被提高了，市场对企业的选择更强烈了。因此，产品平均质量和FOB价格均随距离增加而提高，随市场规模扩大而降低。当时，传导机制则是反向的：低成本低质量的企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距离增加和进口市场规模缩小使产品平均质量和FOB价格下降 。总的来说，在Baldwin and Harrigan(2007)中，市场规模，距离和单位价格的关系如表1所示：
自从Baldwin 和Harrigan的初稿在2007.3首次公开以来，许多“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被开发出来或正处于开发阶段。Richard Kneller and Zhihong Yu(2008)改变Melitz-Baldwin-Harrigan模型中CES效用函数的假设，并放宽Melitz-Ottaviano中垄断竞争的条件，允许非对称的商品种类及产品质量与成本间的正相关关系。作者将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影响分为两种机制（Baldwin-Harrigan的理论模型只有一种机制，没有细分）：选择效应与价格区别效应。当质量弹性时，企业为“质量竞争型企业”，此时选择效应导致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正向作用；当质量弹性时，企业为“效益竞争型企业”，此时选择效应导致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负向作用。而对价格区别效应而言，无论与1的关系如何，距离、目的市场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均呈负向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Melitz模型与质量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区别在于：Melitz（2003）模型将生产成本作为衡量企业异质性的标准，而质量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同时将质量和生产成本作为衡量标准，在该模型中高成本不一定是坏事。Melitz（2003）模型扩展到多个非对称国家后能够很好的解释出口零值，但是无法解释价格的空间模式。QHFT模型的零值空间模式新的内涵在于价格与距离之间的关系。由于高质量意味着强的竞争能力，边际成本界值随距离增加而增加，而不是Melitz（2003）模型所预测的下降。
以微观层面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并结合质量差异的企业质量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出现为研究质量对双边贸易流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Hallak and Schott(2008)开发出的度量商品质量方法则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为接下来就中国工业制成品质量及其贸易流量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 Bernard, Andrew, Bradford Jensen, Steve Redding, and Peter Schott, 2007, “Fir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21(3), pages 105-130, Summer.
[2] Baldwin and Harrigan, 2007, "Zeros, Quality and Space: Trade Theory and Trade Evidence", [OL]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3214
[3] Eaton, J. and S. Kortum (2002),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J] Econometrica, 70,1741-1779.
[4] Hallak, Juan Carlos, and Peter Schott, 2008, “Estimat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 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13807 (February)
[5] Hallak , Juan Carlos , 2006 “Product Quality and the Direction of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1), pp. 238-265
[6] Melitz, Marc,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71(6), pp. 1695-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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