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土资源；管理；新农村；土地；建设；意义；
我国国土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各个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可能截然一致。如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我们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首先考虑的，是新农村建设用地过程中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一、国土资源管理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1、新农村建设需要国土资源部门强化农村土地管理
（1）国土资源部门在土地管理上首先不能有重国有土地管理，轻农村集体土地管理的思想，要将农村集体土地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不能偏废。其次是法律法规要到位。重点要制定和完善农业承包经营管理，农村宅基地管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等法律法规。第三是管理措施要到位。农村土地管理体制要加强，乡镇土地管理机构要加强，基层土地管理人员素质要提高，以利农地保护和管理。
（2）完善土地用途管制，严格限制农地转用。要按照用途管制的原则，确保农地农用，确保农村各项用地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用途使用。要按照科学性和现实性的原则，建立农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代替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要编制科学性、指导性、操作性较强的乡、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鼓励土地承包权的合理流转，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在确保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千方百计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3）全面推行农村土地整理。农村土地整理包括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整理。它不仅改善农、林、水、路排灌系统，增加耕地面积，而且还可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是维护农村风貌和自然景观，增进农村休闲游憩功能的一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工作。
2、新农村建设需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全面支持
（1）新农村建设需要科学合理编制乡镇土地利用规划。新农村建设要在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编制好土地利用规划或村庄建设规划。通过优化镇村布局，合理安排农村建设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引导居民适当集中，从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上为广大农民进行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
（2）新农村建设需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力度。国土资源部门通过组织农民开展农村建设用地以及农用地的整理，不仅能够迅速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整治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而且还可以大大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防范自然灾害，实现增产增收。
二、国土资源管理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站在全局高度，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有能力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促进农村的阶段作出的伟大战略决策；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农民、惠及子孙后代的宏伟工程。这项战略，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国土资源部门是建设新农村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一直十分重视支持 “三农”工作。尤其近几年，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把土地“闸门”，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加强规划和计划管理，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大力推进土地整理，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加大地质灾害监测预防力度，为“三农”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我国大部分国土资源分布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土资源部门责无旁贷。无论土地管理、矿产资源管理，还是地质工作，都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新农村建设中，国土资源部门任务十分艰巨。要积极开展农村用地规划工作，主动介入新农村建设的各类相关规划工作；要在进一步摸清农村用地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布局和规模，搞好县级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要合理安排新农村建设用地，要在加强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及时保障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新农村建设用地，特别是急需的基础工程建设用地。
三、加强国土资源管理 积极服务新农村建设
1、加强农村用地的规划管理，为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保障。要充分发挥好土地利用规划对村庄、集镇等专项规划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努力提高土地规划的实用效能，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制定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合理安排新农村建设用地，重点安排生、生活、公共基础设施等急需的基础工程建设用地，进一步提高审查报批效率和服务水平。国土资源部门要主动介入新农村建设的各类相关规划。
2、严格保护基本农田，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国土部门支持新农村建设，首先是保护耕地，保护基本农田。要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严格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纳入各级政府领导任期目标考核的内容，并签订责任书，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同时通过在土地证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标注的形式落实到承包农户，确认基本农田面积、位置和质量，明确承包农户保护基本农田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要加大违法用地执法力度。加强土地执法巡查，坚决查处违反规划，侵占基本农田的违法用地行为。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降低。
3、深入开展“完善体制、提高素质”活动，提高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能力和水平。重点加强乡（镇）国土资源所的建设，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落实基层国土资源所的机构、编制、经费，减轻乡（镇）的负担。加强基层国土资源管理，充分发挥乡（镇）国土资源所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各级国土资源部门都要进一步转变观念、转变职能、转变作风，不断提高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结束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工作的重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国土资源管理与新农村建设密切相关，建设新农村对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支持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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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临萍；；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土地制度创新 [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08期
[3]张现勇；；平阴县强化国土资源管理促进新农村建设 [J]；山东国土资源；2008年01期
内容提要: 我国以城乡规划法为代表的法律中存在大量土地使用限制的法律规范。本文以土地使用的权利与规划权力关系为视角，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进行体系性解读，为我国提供制度的借鉴和研究的框架。本文揭示了德国基本法赋予立法者确定所有权内容和限制的权限，基于土地所有权的特殊社会义务，构建了关于土地建设性使用的建设法体系；考察了城市规划法的内外部结构及其基本制度，指出空间规划法、建筑秩序法和以《建设法典》为核心的城市规划法构成了公法建筑法。城市规划法的核心制度是市镇制定的建设管理规划，可分为土地利用规划和管建规划。其中营建规划作为建筑许可审查的依据约束着土地的私人使用。市镇在特定的条件下能够根据其对土地所有权人颁布城市建设性命令。实现营建规划能够成为征收的合法目的。私人通过建设管理规划制定过程中的双层次的参与程序或针对规划合法性提出规范审查或附带审查来控制规划权。针对土地使用的规划限制，土地的权利人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要求给予规划补偿。
引言
随着我国土地利用制度的改革，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逐步建立。对于私主体而言，土地及房屋上的权利是其财产权利的重要形式；对政府而言，在现有的财税制度之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人来源。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围绕着土地及土地上的房屋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成为众多利益博弈的领域，备受社会关注。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土地和房屋。然而，我国即使在对土地和房屋保有使用权或者所有权期间，绝对占有的权利和绝对所有权也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于土地和附着其上的房屋使用的限制散见在我国许多法律之中：比如《城乡规划法》设立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制度限制城乡的私人建设行为，使得建设活动需要遵守控制性详细规划、乡规划、村庄规划等城乡规划所建立起来的公共秩序；[1]《物权法》第89条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可见国家工程建设标准也是对于建设行为的限制之一；根据《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的规定不得在建筑活动中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否则将无法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和竣工验收，由此对于建设行为方式和建筑材料都有着法律上的限制。[2]以上仅是我国法律关于土地使用的公共限制的一小部分，相比起征收引发的物权的丧失，法律对于土地使用权利的大量限制更为广泛地影响着日常的私人土地利用活动。就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来看土地所有和使用的权利已不再是绝对的权利，而是在私法的限度之外，有着大量的公法规定。
相较于私法上物权的研究，我国对于土地使用中的公共限制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待深入。[3]随着土地和附着其上的房产的财产权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梳理和研究散见在各法律条文中的庞杂的法律规范，形成框架和体系，将成为今后相关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纷繁的土地使用的法律限制中，城市规划是其中重要的类型，并已有了制度的框架和实践，[4]因而城市规划是研究和认识土地使用公共限制的重要领域和极好样本。
我国现行城乡规划法的核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方法最早起源于德国，[5]德国也已形成了以《建设法典》为核心的城市规划法律体系，是当今城市规划法制体系最成熟，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规划学界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的研究起步较早，[6]其关注点在于德国城市规划法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城市规划法的框架、内容以及与中德两国现行城市规划法差异的比较。[7]这些研究介绍有助于了解德国城市规划法制度的概貌，但是缺乏法学所注重的“权利一义务”研究框架，并且尚无法认识城市规划法在整个德国法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相较于规划学界，法学界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的研究相对较晚。《城市规划行政法》一书作为对于城市规划法的专题研究，其中有关德国城市规划法律的介绍在已有研究中是比较全面具体的，[8]但是体系性略显不足。在关于行政规划和城市规划的法学研究中，有部分论及德国城市规划法的具体问题，如德国城市规划的法律性质问题，公众参与程序问题以及规划程序问题。[9]已有研究将德国作为城市规划法比较研究的典型国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未从土地使用权利与规划的公共限制间关系的角度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做全景式的法学研究。
因此，笔者试图以土地使用的权利与规划权力关系为视角，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进行了体系性地解读。一方面，这对于我国城市规划法制建构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一般将城市规划法归入行政法的范畴，我国的行政法学受到德国的影响很深，而本文采用了德国城市规划法学研究的一般体系和研究角度，这对于我国城市规划法研究体系的建立可能也将有所助益。
本文首先将从土地使用公共限制的合法性为切入点，特别揭示所有权与城市规划法之间的关系，之后讨论在土地使用的公法限制的体系中城市规划法的定位以及城市规划法与其他公法限制之间的关系，接着考察城市规划法内部的结构和内容，最后着重从权力—权利的角度探讨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的权力与受到限制的土地使用上的权利间的制约机制。本文将从体系性的角度和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框架下认识和解读德国城市规划法的基本架构。
一、土地使用规划限制的宪法依据
（一）宪法中所有权的性质—基本权利与法律制度
《联邦德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14条第1款规定：“财产权和继承权受到保障。内容和限制由法律予以规定。”德国学者对于该条文的主流解释认为，宪法上的所有权“不同于其他的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其他这些基本权利被认为一方面是先于法律存在基本权利的内容架构，另一方面授权进行例外性限制的法律保留；相对而言，如果没有立法者的活动，所有权是无法想象的：其是在法律框架之下的所有权，谁能够在什么形式下，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边界之内，以什么样的物为载体，这些都是由法律规范所确定的。”[10]
这也就是说，《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的规定蕴含了所有权两方面的特质：“一方面宪法在该款的第一句中直接地将所有权作为基本权利也就是主观权利，进行保护；另一方面随后即在第二句中将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的确定分配给了立法者。这意味着所有权既不是一个能先行察觉的、脱离于法律已经成立的自由，而是其能被法律事后确定和限制的；同时所有权也不是仅由普通法律设置的法律地位。第一个想法低估了财产自由对于法律秩序的依靠，并且误解了宪法给予立法者的立法委托。后者轻视了宪法的自身的作用，并且排除了普通的所有权规定是否符合基本权利的审查。”[11]
根据上述对于《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的理解，宪法上的所有权同时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由宪法所保护的（私人所有权的）自由可能；二是立法者在所有权内容上的塑造的自由。[12]也就是说宪法确定的是既作为基本权利又作为法律制度的所有权。[13]
这也就是说，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设定了所有权的具体内容和限制，使作为基本权利的所有权的内容得以完整。传统的自然法理论认为，私人财产权是自然权利、先于国家的绝对权利，而基本法的规定和解释却明确了宪法所有权的基本权利和法律制度的双重性质，表明了所有权概念对于法律的高度依赖，只有依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才能清楚确定所有权的具体内容；所有权不是自然权利，天赋的权利，不存在脱离了实定法律制度的所有权。
（二）所有权在土地领域中的特别社会义务—不可再生和不可或缺性之下的公共利益
虽然《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的规定表明了立法者有权制定法律，设立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但是立法者在塑造所有权时也并不完全自由，其受到宪法总体上的限制，也就是要求立法在形式和实质上都不违反宪法。这些限制在法定原则上体现为比例原则、平等原则、信赖保护等。[14]
当然，立法者还受到了来自于《基本法》第14条第2款、第3款的限制，尤其是其中该条第2款中规定的所有权的社会义务，也就是所有权的行使应该同时要服务于公共利益。因此当立法者规定所有权的内容时，需要考虑公共利益。现在所有权塑造中，立法者不仅有权也是义务注意到所有权的社会义务。[15]
正如联邦宪法法院曾强调的，土地所有权有着特殊的社会限制，“不可再生和不可或缺的土地不允许听任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力量的竞争”，“公共利益相较于在其他的财产权上应该更强程度地适用”。[16]也就是说，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和对于每个个人生存的不可或缺性，土地的使用不仅对于所有权人存在意义，同时其中还包含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比如在德国多数人依赖于租赁他人所有的房屋作为自己住宅，这就要求通过社会福利性的租赁法给住宅所有权人设置义务。[17]对于租赁房屋作为住宅的租赁人的权利，立法需要作出区别于一般的租赁的特殊考虑，这种考虑明显注意了其中社会福利的性质。为此立法设置了这类房屋的所有权人的特别义务，这些可能对于别的租赁法律关系来说是不需要的或者说是不正当的。因为此时所有权的社会义务要大于一般租赁关系中的社会义务。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义务在土地所有权的塑造中有着相比其他所有权的立法而言更加重要的意义。
立法者在设定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时，相比起其他所有权立法更需要考虑所有权人在该物使用上的可能性以及社会需要，在比例原则的帮助下达到一个平衡。当然，并不是每个公共利益都能使针对土地和房屋权利的限制合法化，是公共利益在宪法上的重要性决定国家塑造（所有权）职权的范围。[18]
（三）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之一—城市规划法
宪法中所有权的规定决定了不存在任意使用土地的自由，也就不存在任意建设的自由。由于不存在任意的“建设自由”( Baufreiheit)，人们只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在土地上进行建设活动。同时，基于土地特殊的社会义务的宪法认识，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在法律规定上表现出特殊性并且复杂于一般的所有权规定。因此，土地所有权成为立法者最重要的日常工作领域。[19]由此形成了体系庞大的有关土地建设的法律制度，在德国统称为“建设法”( Baurecht)，其是重要的法律部门，描述着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的边界。
在公法私法两分的视野下，建设法被归为公法建设法（Offentiliches Baurecht）和私法建设法(Privates Baurecht)。私法建设法是处理私法主体之间的土地建设使用中的问题，确定在什么样的范围内一块土地允许在不利于私的第三方之下被建设性使用。[20]例如关于土地所有权和相邻权的《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第903条及以下）属于私法建设法；侵权法（《民法典》第823条及以下）也有建设法上的意义；此外基于《民法典实施法》第124条所颁布的联邦州的相邻权法，包括了关于建筑物的边界间距、窗户采光权、日照权、邻里围墙和界墙的规定，这些规范通常也被归入私法建设法。[21]
公法建设法则是指在公共利益之下的土地的建设和其他使用应服从的规范和限制。其是指在建设性设施的建设、符合规定的使用、拆除和改建中关系到土地的建设性使用的允许、边界、秩序和促进的相关法律规范的总和。[22]城市规划法则是典型的公法建设法的体系的一部分，是立法者试图根据土地之间的位置关系，平衡土地之上的使用权利和其承载的特殊的社会义务的结果。
二、城市规划法的内外部体系
（一）城市规划法的内部体系—法律渊源及内容
城市规划法（Stadtplanungsrecht）在德国通常被称为“建设规划法”(Bauplanungsrecht) 、“城市建设法”(Stadtebaurecht)，主要是关于土地使用的地方性规划的规范。[23]城市规划法设定了城市规划，而通过规划明确了土地使用中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从而规范了地块的建设性使用和其他使用的准备和引导。[24]其是根据城市建设的视角针对市镇内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利用的法律规范。[25]
城市规划法主要的联邦法的法律渊源是《建设法典》(Baugesetzbuch)。《建设法典》既规范了作为过程的城市规划，也规范了作为结果的城市规划。[26]具体而言在其第一章“一般建设法”中规定了市镇（Gemeinde）制定建设指导规划（Bauleitplan）时的程序性和内容性要求，建设指导规划又分为两个层次，即土地利用规划（Flflchennutzungsplan）和营建规划（Bebauungsplan）[27]。之后建设法的规定围绕着根据建设指导规划一块土地是否是可建设的，并根据城市规划的观点应如何建设，比如确定使用性质、楼层数等问题展开。一般建设法中还包括了规划补偿法的内容和大量的土地秩序的规范，这些规范服务于确定的规划想法的实施，比如土地重划（Umlegung）、征收(Enteignung)、土地开发准备（Erschlie3ung）以及自然保护的措施（Naturschutz）。
针对特别的城市建设问题，《建设法典》制定专章—“特别建设法”，设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在更新措施的帮助消除使用陈旧建设材料的城市建设的不良状况；在发展措施的帮助下扩建、发展和新建定居点；通过城市重建措施和社会福利城市的措施，保障持续的和社会福利适当的城市发展。[28]
除《建设法典》和散落在其他法律中补充建设法的事实构成的法律规范比如《联邦环境保护法》(Bundes-Immissionsschutzgesetz) 、《联邦自然保护法》( Bundesnaturschutzgesetz)等之外，根据《建设法典》第9a条的授权，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可制定法规命令，这些法规命令也成为城市规划法重要的法律渊源，比如《建设使用法规》（Baunutzungsverordnung）和《规划图例法规》( Planzeichenverordnung )。前者确定了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概念和具体，规定了重要的控制指标的概念，比如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体积率、建造方式等，这些规定细化了建设指导规划的内容，此外还针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确定了部分控制指标（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体积率）的上限参考数值，使得建设指导规划的内容得到了具体化和补充。《规划图例法规》则是规定了在建设指导规划中的规划资料和规划图例以及其在实践中的意义。[29]
在《建设法典》等法律中授权市镇制定规章，由此管理土地使用这一地方的事务。这其中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城市规划中的营建规划，这被认为是市镇自治权的核心领域。[30]其包含了对于城市建设秩序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它针对居民的土地使用进行法律的规制。[31]以规章形式出现的营建规划构成了城市规划法在地方法中的重要渊源。[32]
（二）城市规划法的外部体系—土地所有权的其他公共限制
除城市规划法外，在公法建设法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对于空间形态或建设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这主要包括空间秩序法和建筑秩序法，它们与城市规划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1．空间秩序法（Raumordnungsrecht）
《空间秩序法》（Raumordnungsgesetz）是制定联邦、州和地区层面的空间秩序的联邦法律依据。根据1945年的《基本法》第75条的规定，联邦在《基本法》第72条的前提下对于空间规划有框架立法权，之后在1954年的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律意见中，明确了联邦对于整个国家的空间进行规制的权力，但是联邦并没有制定针对全国范围的空间规划，而只是在1965年制定了联邦空间秩序法。该法设定联邦空间规划的原则和各州制定空间规划的目标和州规划的义务。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各州相继制定了州规划法。[33]虽《空间秩序法》至今几经修改，[34]但并未改变联邦空间秩序法和州规划法所建构的在联邦层面的全国空间规划目标和原则、在州层面的州规划与州与地方市镇之间的区域规划的三级规划体系。
空间秩序规划的核心内容就是定居点、开放空间和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安排。[35]它涉及联邦、州、市镇的空间意义的规划和措施之间的协调。根据《建设法典》的规定，城市规划也要符合空间规划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上下层级之间规划的相符的要求使得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等不同层次的规划结合成一个紧密的规划体系。[36]
此外，空间规划还可能影响城市建设中建筑许可，因为根据《建设法典》第35条第3款的规定，城市规划不覆盖且不是建成区的地区为地区，在其中进行建设的私人申请者有义务遵守空间规划的目标。
可以看出，空间规划法建构起来的空间规划约束着城市规划制定者并且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影响着私人的建设行为。空间规划法的目的在于超越地方的层面全局地协调个人和集体的关于空间使用的不同的要求，因此与城市规划的地方性不同，空间规划侧重于跨地方性；空间规划对于私人行动的直接约束力小于城市规划，空间规划的约束主要通过规划之间的约束实现，只在极少数情况下，直接对私人产生作用。
2．建筑秩序法（Bauordnungsrecht）
城市规划对于私人的约束具体到城市的具体地块上，而建筑秩序法则是针对建筑物的普遍适用的规定。建筑秩序法的主要目的是危险的防止，提出关于建筑形态的要求以防止外观丑陋以及社会福利上的和环境生态学上的标准的保证。[37]比如为了危险防止的目的，建筑秩序法规定了对于建筑设施的防火、防潮、防害虫或者防止其他化学、物理或者生物的侵害的要求；为了防止外观丑陋，大多数的建筑秩序法要求建筑符合通常的建筑艺术的标准，对于户外广告提出要求等；为了实现社会福利的标准，规定建筑设施便于残障人士出入等。
至今，所有16个州都参照联邦协助各州达成的“标准建筑秩序”(Musterbauordnung)，制定了各自的建筑秩序法，其中包括了规范行政机关的组织、职权以及程序，特别是建筑许可颁发程序的程序性建筑秩序法；还包括了建筑的实体内容性要求。这些建筑秩序法还为大量的行政法规命令所补充。[38]
建筑秩序法和城市规划法在实体法上相互交叉并且在程序上相互衔接。涉及具体土地的城市规划法对于具体地块之上的建筑物会提出实体法律的要求，而涉及建筑物的建筑秩序法也会对建筑物的建设形成要求。因此当个案中城市规划的规定和建筑秩序法的规定涉及同一个规范对象而又不一致时，就会出现应该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比如在规划关于土地的可建设面积的规定和建筑秩序法的关于保持不建设的间隔规定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这样的冲突需要根据总则性（《基本法》第31条）和特别性（《标准建筑秩序法》第6条第1款第3句）的冲突规范来得以解决。在具体的建筑计划申请许可和行政机关进行建设监督时，城市规划法和建筑秩序法还存在程序上的关联，也就是在一个建筑计划的合法性审查过程中，行政机关需要确定计划在城市规划法和城市秩序法两个方面都符合规定。[39]
3．公法建筑法的立法权限分配
如前所述，《基本法》第14条第1款授权了立法者制定法律，塑造所有权。然而，这一抽象的立法权力需要在联邦和州立法之间进一步分配。
根据基本法规定，联邦和州立法权限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如果没有将立法权授予联邦时，则州有权立法；同时基本法明确规定了联邦的专属立法权以及联邦和州可竞争立法的范围。在专属于联邦的立法权事项中不涉及公法建设法的规定；而城市建设性土地交易和土地法立法（第74条第1款第18项）、土地细分（第74条第1款第30项）和空间规划（第74条第1款第31项）则属于第74条规定的竞争立法领域；但针对土地细分和空间规划问题，《基本法》第72条第3款第3、 4项规定了州的背离性权限，即州有权就此制定与联邦法律不一致的州法律。
然而对这些权限条款并不是完全清晰且没有异议的。联邦立法机关最初试图通过联邦建设法在全联邦内一体性统一规定规划法、土地法、道路相邻人法和土地重划法。为了澄清联邦的权限范围，联邦众议院、参议院和联邦政府要求联邦宪法法院作出法律意见。联邦宪法法院在1954年6月16日的答复[40]中解释了当时《基本法》第74条第18项中的“土地法”概念。[41]其认为“土地法”不应被理解成为私法上的法律规范，而应该是城市建设性规划、建设土地重划、土地合并、土地评估、土地开发准备[42]和土地交易法[43]。由此城市规划法成为了联邦和州竞争立法的领域，此后联邦在1960年制定了《联邦建设法》，排除了州对此的立法权。
同时该联邦宪法法院的意见还解释了当时《基本法》第75条第4项的规定，认为联邦由于事务的本质而拥有一个专有的完全的对于全国的空间的规划权限，对于此外的空间规划（州规划）联邦仅有框架立法权。但联邦并未制定全联邦的空间规划，仅于1965年4月8日制定了空间秩序法，规定了州空间秩序的框架。在2006年的基本法修改中，空间规划划属竞争立法领域，而在联邦空间规划法之下的州规划的权力仍然属于州。[44]
建筑秩序法的立法权限相对比较清晰，由于没有明列在专属和竞争立法权中，因此有关建筑秩序立法事项属于各州所有。
三、城市规划法的基本制度
（一）城市规划法的核心—建设管理规划
德国城市规划法的核心是建设指导规划制度，其又分为“准备性的建设指导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约束性的建设指导规划”—营建规划。《建设法典》第一章的第一部分（第1～13a条）就是关于建设指导规划的内容、制定等，第二部分（第14～28条）是关于建设措导规划的保障实施。其他大量的城市规划法的制度也都是以建设指导规划为基础的，比如土地重划、征收和土地开发准备。[45]因此建设管理规划被称为“现代城市建设法的核心部分”。[46]
建设指导规划的功能在于市镇之内的土地建设性和其他使用的准备和引导。第一层次的土地利用规划，是根据市镇的考虑城市发展预计的需要，对整个市镇内的土地框架性地确定预计的土地使用的用途，[47]它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一方面要将跨地方的空间秩序转化到市镇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对营建规划的控制。
“约束性的建设管理规划”即营建规划确定了市镇部分土地将用于建设并且明确了在营建规划适用范围内允许的土地建设性使用的种类和规模，由于建设法明确了其法律性质为规章(Satzung) ，[48]也就是说营建规划的规定是直接有对外的法律约束力。同时《建设使用法规》细化了营建规划中使用用途种类和规模的指标以及设定了部分指标的上限。[49]这些规定随着营建规划将具体土地的归人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落实到市镇的具体土地上，形成了土地使用的限制。[50]依法作出的营建规划通过建筑许可（Baugenehmigung）中体现出实际的约束力，也就是说在存在营建规划的， ， 范围内，只有不违背营建规划的建筑计划才能被许可，营建规划是建筑许可的依据，是市镇控制建设行为的重要工具。
（二）建设管理规划对于私人土地的作用—使用的限制和所有权的影响
1．使用的限制—建筑许可的依据
建设管理规划描绘了土地未来使用的蓝图，其也意味着对具体的私人土地所有权设置了内容边界或者说限制，其通过建筑许可制度约束着土地的使用。
土地利用规划虽然通常是营建规划的依据，但是其法律性质与营建规划不同，它没有被明确规定为规章，只是市镇议会的决议。通说认为土地利用规划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并且也没有为所有权人设立权利义务，因此也不认为其是行政行为。[51]一般可认为是内部行政规定（Verwaltungsvorschrift）。该规定约束着其他的规划制定者，比如专业规划和营建规划的制定者。但是在地区中，土地利用规划将构成审查建筑计划是否损害或者阻碍公共利益的依据，从而可能使得建筑计划不予许可。[52]这种情况下土地利用规划不是通过营建规划而是直接在建筑许可中对私人的土地使用直接产生了对外的法律效果。
作为市镇规章的营建规划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通过建筑许可直接约束着土地使用活动。根据《建设法典》，建筑许可在规划法上分成以下几种类别：第一种是在合格的或者计划相关的营建规划适用范围内的许可；第二种是在营建规划外的建成区相关的计划许可；第三种是在地区，也就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地区之外的建筑许可的颁发。[53]
在第一种类别中，建筑许可又存在三种可能：一是建筑计划在符合条件的营建规划的范围内，只有符合营建规划才能够被允许；二是建筑计划在仅涉及该建筑计划的营建规划范围内，也必须符合营建规划才能够被允许；三是建筑计划在简单营建规划的范围内，由于简单营建规划可能缺乏建设类型、大小或者允许建筑面积的规定，建筑许可则按照建成区或者地区的许可要求来进行。
可以看出，营建规划所设定的建设类型、规模、允许建筑的基地面积等指标是确定时，营建规划原则上约束着建设开发行为，也就是设定了土地所有权者如何使用土地的秩序、规则；违反了这样的秩序、规则，将无法获得建筑的许可，由此建设也不得进行，即使进行了也将构成违法建筑（Schwarzbau）。当然约束业存在法律上的例外，《建设法典》第31条就规定了建筑许可不适用营建规划的例外和豁免；第37和38条规定了不需要获得建筑许可的建设行为。
在营建规划之外的建筑许可中，对于建成区的建筑许的主要原则是必须与周边的环境特征相符合；在地区的许可则有比较多的限制，考量的标准主要是不能违反公共利益，限于一些非工业的相对低强度的特定的使用用途。虽然营建规划未覆盖的地区也并不意味着没有约束，公共利益是颁发许可的重要考量。
2．使用的限制—城市建设性命令
在申请建筑许可时，营建规划对于土地使用的约束是严格的。然而除此之外，营建规划还在其他方面影响着土地使用或者所有权。市镇还可以依据营建规划主动作为。具体而言，当出于城市建设性理由需要立即执行营建规划时，市镇能够颁布城市建设性命令，比如建设命令、现代化和修缮命令、种植命令和清除命令。这些命令使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土地使用的自由，需要按照营建规划或者建成地区的情况使用土地。[54]虽然符合一定的条件时，一方面所有权人[55]可以要求补偿[56]或者补助[57]，也可要求市镇接管土地得到补偿，另一方面市镇在所有权人不履行命令的情况下可以征收土地。[58]
3．所有权的影响—规划附属性征收
在私人按规划进行建筑和行政积极做出城市建设性命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实现城市规划的制度，这就是征收。[59]合法的征收目的之一就是实现营建规划，这类征收在理论上被称为规划附属性征收（planakzessorische Enteignung）。当然，与营建规划不一致的土地使用，并不必然引起对该土地的征收，因为根据《建设法典》的规定，征收的目的之外还有其他的征收允许的构成要件，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征收个案，征收的目的在其他的合理方式下无法实现，个案的情况要求此时必须进行征收。[60]营建规划在制定时综合权衡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两者相互之间和各自内部之间的重要性，在第一层面抽象地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决定征收之前根据“必要性原则”对于具体征收的个案进行判断，是否此时必须要征收，这是将公共利益的判断进一步具体化。[61]
不符合营建规划的使用并不是规划附属性征收的充分条件，而是其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说营建规划对于所有权人是否能够继续保有土地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私人对于建设管理规划的制约—规划权的控制与规划补偿的可能
《建设法典》对于土地的建设性和其他使用建立了规划，也就是设定了建设活动的限制，这使得建设自由成为一种“潜在”的自由。[62]但受到制约的不仅是建设自由，同样还包括制定规划的权力本身。
1．公众参与的过程控制
建设管理规划的制定需要考虑一系列在《建设法典》第1条第6款列举的公共性的利益，还需要根据第7款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互之间做一个公正的权衡，其中，所有权保护是最需要衡量的私人利益，要考虑这些规划性的规定将给土地所有权和它的使用带来什么样的后果。[63]此外，还存在别的需要考量的私人利益，比如作为被规制的土地的邻里的利益。
在公共利益之间、私人利益之间和公共与私人利益之间三方面的权衡中，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都没有绝对的优先性。为了实现公正的权衡，建设指导规划的制定程序设置了详尽的公众参与和机关参与的制度，特别是规定了双层次的公众参与，即规划草案形成前的参与和规划草案形成后的参与。[64]
《建设法典》第3条第1款规定了早期的参与，此时并不存在建设指导规划的草案，但市镇对于规划的总的目的和目标已经有了成熟的考虑。参与者不受是否与规划相关的限制，市镇应该告知规划的目的和目标，不同的方案以及规划可能产生的不同效果，由此参与者可以提出建议和批评，目的是为了使规划材料更完善。
第二阶段的参与是在规划草案以及理由的公示阶段。根据《建设法典》第3条第2款的规定，在一个月的公示期间内，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对于草案的意见，市镇应对这些意见进行审查，并告知审查的结果。这并不不意味着期限后不能够再提出意见，而是没有在期限内表达的意见，可以在规划制定决策中不被考虑；并且在草案形成参与中应该能够提出但是实际没有提出意见的，根据《行政法院法》第47条的规定，之后又申请规范审查的，申请将不被接受。
2．司法的控制
除了制定程序的控制外，建设指导规划作为城市规划过程的结果通过不同的方式受到法院的审查。
首先根据《行政法院法》第47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高等行政法院能够针对依据《建设法典》颁布的规章，根据申请审查其有效性，这就是所谓的规范审查（Normenkontrolle）。作为规章的营建规划由此能够成为高等行政法院规范审查的对象，而土地利用规划由于不属于规章因而不在规范审查范围之列。
根据《行政法院法》第47条第2款的规定，规范审查的申请可以由自然人、法人甚至行政机关在规范颁布后一年内提出。只有因法规或其适用而遭受损害，或在可预见时间将遭受损害的自然人和法人才能够提出审查申请。也就是说与营建规划直接相关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可提起外，在利益权衡中认为其权利被损害的也可以作为申请人。
规范审查依据联邦法、州法，对营建规划针对其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进行审查：其中包括是否遵守关于营建规划制定、批准、公布等程序要求；在实体方面是否符合了土地利用规划，是否遵守了建设指导规划的原则性要求，是否遵守了权衡各种利益的规定。法院认为营建规划不具有有效性的，宣布其全部或者部分无效；对于存在瑕疵的，可以通过增补程序进行补正。
在规范审查之外，还存在针对规划的合法性的附带审查（Inzidentkontrolle）机制，这是指在具体行政争议时，营建规划作为一个先决问题来处理。如在义务之诉中，原告提出营建规划违法而无效，由此依据营建规划的不予许可也是违法的，这就产生了对营建规划的审查；在撤销之诉中，原告认为营建规划违法，要求撤销据此颁发的建筑许可，这时也可审查该规划是否合法有效。[65]附带审查的审查范围与规范审查相当，但是审查效果只是针对个案，审查对规划作出的否定性评价没有普遍的约束力。[66]
行政法院的规范审查和附带审查使得当事人可以对已发生效力的规划限制付诸司法，获得救济。虽然两者对于规划效力的阻断有所不同，但都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建设指导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的权力。
3．使用限制的平衡—规划补偿的可能
规划制定的参与和司法审查试图保障过程和结果两个层面的规划的合法性，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规划限制都是无偿的。《建设法典》第39条至第44条系统地规定了规划补偿问题。
第40条规定了为了公共利益的使用，比如交通用地、公共绿地等，如果造成了保有土地或者继续现有使用的经济上的不可接受或者困难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土地所有权人可以要求市镇给予金钱补偿并接管土地，或者要求建立共同所有权或某项他物权，又或者保留所有权但给予一定的金钱补偿。这种补偿制度的设定实际上是在土地未被市镇征收前，弥补土地所有权人的财产价值损失。因为规划发生效力并不意味着现存的使用方式或者不使用违法，也就是说先前的使用状态仍能继续但是规划可能导致经济上或者事实上的价格的实质减损或者使用性的丧失。宪法允许基于公益制定规划，但并不排除其需要公正的补偿。[67]
与第40条规定的营建规划设定补偿相类似，第41条第1款规定的为了他人在土地上设定通行、行车和管线权利时，土地所有权人可以要求补偿。[68]第41条第2款则规定了市镇做出种植命令时，由此产生的非必要的费用以及造成土地价值实质性减损的补偿。第39和第42条确定的是营建规划变更或者终止时，应当进行补偿的情形。
结语：我国法的借鉴角度
德国作为城市规划法制发达国家，城市规划法体系相对于我国而言十分完备，甚至可以认为精密而复杂。
德国土地使用的法律问题早已突破了传统的民法中所有权、使用权和相邻权的讨论。以城市规划法为代表的公法建设法已经形成了结构严谨、内容丰富的法律部门。这些起始于对于所有权认识的深化：基本法对于所有权的规定和法律研究的共识确定了作为基本权利的所有权对于法律秩序的依赖，同时作为基本权利的所有权对于权力的制约。在此大前提之下，土地使用的公法限制的各项制度得以展开。其中城市规划法以解决土地使用权利和公共规划权力之间关系为脉络展开，基于土地的社会义务对于土地使用权利干预边界的确定和机制的建立成为城市规划法的核心问题。
德国城市规划法关切的城市建设性使用的规划限制的正当性和正当性保障机制的问题，能够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土地使用早已脱离了绝对自由的状态，公共限制已经成为法律共识和常态，问题转化成为解决公共限制的正当性和边界的确定。而这个问题转化的基础是对于宪法上所有权的认识。我国的土地所有和使用制度正处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把握土地权益，尤其是如何看待来自法律的限制，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德国的经验提示我们研究土地使用的公共限制、城市规划法时，必须加深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研究；在认识和把握土地使用权利和土地所有权时，需要关注以城市规划法为代表的公共限制对于土地权益的构成作用。同时，德国法讨论城市规划的公共限制对于土地使用权利的作用和土地使用权利人对于规划的制约的角度对于构建我国城市规划法研究的框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参见《城乡规划法》第40条、第3条和第41条。
[2]参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11条第3款、第12条第3款、第13条和第17条。
[3]例如利用中国期刊网中跨库检索，在“政治军事与法律”目录下，在“摘要”中以“土地”以及“限制”搜索，得出论文795篇；在“摘要”中以“土地使用”以及“限制”检索，得出论文49篇；在“摘要”中以“土地使用”以及“公共限制”检索，得出0条记录。这些论文中的大部分针对单项土地权利或制度，比如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征收制度等；此外，对土地使用公共限制的研究或偏重于宏观层面，偏重于理念和原则，比如金俭的“论不动产财产权自由的公法限制”一文，《河北法学》2008年第9期，或偏重于制度介绍和制度评价，比如郜永昌的博士论文《中国土地使用管制法律制度研究》。
[4]1989年制定的《城市规划法》在2007年得以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城乡规划法》，各地方也大都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了配套的城市规划条例或者办法。
[5]参见殷成志、杨东峰：“德国城市规划法定图则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形成”，《城市问题》2007年第4期；夏南凯、田宝江编：《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6]1996年第1期的《国外城市规划》和1996年第1期的《城市规划》杂志中就刊登了吴唯佳的“德国的城市规划法”和“中国和联邦德国城市规划法的比较”两篇论文，而在笔者阅读的范围内，此时我国大陆法学界基本还没有关于德国城市规划法的研究成果。
[7]参见吴唯佳：“德国的城市规划法”，《国外城市规划》1996年第1期；吴唯佳：“中国和联邦德国城市规划法的比较”，《城市规划》1996年第1期；吴唯佳：“德国城市规划核心法的发展、框架与组织”，《国外城市规划》2000年第1期；殷成志、Franz Pesch:“德国建造规划评析”，《城市问题》2004年第3期；前注[5]，殷成志、杨东峰文；前注[5]，夏南凯、田宝江编书，第15～16页；《城市规划资料集—第四分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8]参见刘飞主编：《城市规划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参见刘飞：“城乡规划的法律性质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董秋红：“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以城乡规划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0]Brun-Otto Bryde， in: Munch-Kunig(Hrsg.)，Grundgesetz-Kommentar， Bd 1， 5. Aufl 2000，912.
[11]Walter Krebs Baurecht， in E. Schmidt-Aβmann F. Schoch (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 14. Aufl2008，472.
[12]Vg1. Walter Krebs Baurecht， in E. Schmidt-Apmann F. Schoch（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14. Aufl 2008，472.
[13]Vgl. K. Finkelnberg Bauplanungsrecht， in: ders/Ortloff（Hrsg.），Offentliches Baurecht， Bd I， 4 Aug11996，18 ff.
[14] Vgl. Brun-Otto Bryde， in: Munch-Kunig(Hrsg.)，Grundgesetz-Kommentar， Bd I， 5. Aufl 2000， 917ff.
[15]同上，第929页。
[16]BverfGE 21，73 (82f.)．
[17]Vgl．Brun-Otto Bryde， in: Munch-Kunig( Hrsg.)，Grundgesetz-Kommentar， Bd 1， 5. Aufl 2000， 893.
[18]Vgl．Walter Krebs Baurecht， in E. Schmidt-Aβmann F. Schoch (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 14.Aufl 2008，472 f.
[19]Vgl. Brun-Otto Bryde， in: Munch-Kunig(Hrsg.)，Grundgesetz-Kommentar， Bd I， 4. Aufl 1992， 833.
[20]Vgl. K. Finkelnberg Bauplanungsrecht， in: ders/Ortloff（Hrsg.），Offentliches Baurecht， Bd I， 4 Aufl1996， 1.
[21]Vgl. Walter Krebs Baurecht， in E. Schmidt-Aβmann F. Schoch（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14. Aufl 2008， 458.
[22]Vg1. Krautzberger， in Battis/Krautzberger/Lohr， Baugesetzbuch， 9. Aufl 2005，2; Urlich Battis， in Offentliches Baurecht und Raumordnungsrecht， 5. Aufl. 2006， 1.
[23]Vgl. Winfried Brohm， Offentliches Baurecht， 1997，1.
[24]Vgl. Alpmann Schmidt， Offentliches Baurecht， 2. Aufl. 2004，2.
[25]Vgl. Michael Brenner， Baurecht， 3 Aufl 2009， 4.
[26]行政计划、行政规划可以指一种独立的行政活动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计划、规划行为是一个行为过程；也可以指为实现预定结果的文案，是计划、规划行为的结果。借用这种分类，城市规划也可以理解为作为行为方式的和作为行为结果的城市规划。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9～186页。
[27]“ Bebauungsplan”一词尚未形成统一的中文翻译。笔者采用了“营建规划”的译法，一是与该词的德语原意保持一定的对应性，二是“营建”一词除了具体的建筑物的建造之外，还可以指气氛、环境的营造，突出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城市空间的形成功能。
[28]Vgl. Walter Krebs Baurecht， in E. Schmidt-Apmann F. Schoch（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14. Aufl 2008，459.
[29] Vgl. Michael Brenner， Baurecht， 3 Aufl 2009，46 ff.
[30]城市规划法体系除了涉及规划权与土地所有权这对重要的关系之外，还涉及到市镇自治权和国家权力之间的重要关系。本文的观察主要观察城市规划法和土地使用之间的关系，对于市镇的规划自治权与国家法律的制约之间的关系不做具体展开。就此问题可参见Walter Krebs， Baurecht， in E. Schmidt-Aβmann F. Schoch(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 14. Aufl 2008，464ff.
[31] Vgl. Walter Krebs， Baurecht， in E. Schmidt-Aβmann F. Schoch（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14. Aufl 2008，501.
[32]Vgl．K. Finkelnberg， Bauplanungsrecht， in: ders/Ortloff（Hrsg.），Offentliches Baurecht， Bd I， 4 Augl1996， 16.
[33]Vgl. Winfried Brohm， Offentliches Baurecht， 1997， 27 f.在德国，除了三个城市州以及Saarland没有制定州规划法之外，其余12个邦均有州规划法。
[34]现行的空间秩序法是2008年12月22日制定的，在2009年6月30日全面替代了1997年版的空间秩序法。
[35]Vgl. Michael Brenner， Baurecht， 3 Aufl 2009，19.
[36]Vgl. Walter Krebs Baurecht， in E. Schmidt-Aβmann F. Schoch（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14. Aufl 2008，458 f.
[37]Vgl. Walter Krebs Baurecht， in E. Schmidt-Aβmann F. Schoch（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14. Aufl 2008，459 f.
[38]Vgl. Winfried Brohm， Offentliches Baurecht， 1997， 35f.
[39]Vgl．Walter Krebs Baurecht， in E. Schmidt-Aβmann F. Schoch（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14. Aufl 2008，459 f.
[40]参见BVefGE 3，407ff。
[41]第74条第18项的内容成为现行基本法的第74条第1款第18项的内容。虽然经历了基本法的修改，但是“土地法”仍然是联邦和州的竞争立法事项。
[42]关于土地开发准备法，在1994年基本法的修正案中，将开发费用分担的权力排除出竞争立法权，而仅属于州所有。
[43]在此土地交易法（Bodenverkehrsrecht）的概念是指在什么程度上土地所有权或者其他土地上权利的变更要服从于获得许可义务的建设性秩序。这不同于基本法74条第18项中“土地交易”(Grundstticksverkehr)事项。
[44]Vgl．Walter Krebs Baurecht， in E. Schmidt-Aβmann F. Schoch（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14. Aufl 2008，461f
[45]Vgl．Krautzberger， in Battia/Krautzberger/Lohr， Baugesetzbuch Kommentar， 9 Aufl. 2005，24.
[46] Schmidt-Aβmann， BauR 1978， 99.
[47]参见Michael Brenner， Baurecht， 3 Aufl 2009，50。
[48]根据《建设法典》第10条第1款，营建规划是市镇制定的规章。
[49]参见《建设使用法规》第1～15条细化了营建规划能够规定的土地建设性使用的种类和各种类中允许的使用用途，第16～21a条细化了营建规划能够确定的建设性使用的规模的指标和部分指标的上限。
[50]Vgl．Michael Brenner， Baurecht， 3 Aufl 2009，46 ff.
[51]Vgl. Michael Brenner， Baurecht， 3 Aufl 2009，46ff；K. Finkelnberg Bauplanungsrecht， in: ders/Ortloff(Hrsg.)，Offentliches Baurecht， Bd Ⅱ， 4 Augl 1998， 37 ff; Walter Krebs Baurecht， in E. Schmidt-Apmann F. Schoch(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 14. Aufl 2008， 499ff.
[52]参见《建设法典》第35条第3款的规定。
[53]参见《建设法典》第30、 34、 35条的规定。
[54]《建设法典》第175～179条详细规定了城市建设性命令。
[55]在特定情况下，所有权人之外的其他物权权利人也有权主张权利，比如租赁人等。
[56]《建设法典》第178条规定，市镇能够根据具体的营建规划要求所有权人种植植被。但根据《建设法典》第41条第2款，种植植被超出了通常必要的费用或者因为种植命令造成了财产价值的实质性减损时，市镇需要对所有权人进行补偿。第179条第3款规定，所有权人、租赁人等由于清除命令有了财产上的不利，可以要求市镇给予补偿。
[57]《建设法典》第177条规定，现代化和修缮命令引起的费用应该由土地所有权人承担，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市镇应给予补贴资助。
[58]《建设法典》第176条第4款规定，颁布了建设命令，但土地所有权人认为自己在经济上不能承担时，可以要求市镇接管其土地并给予补偿；第8款又随后规定了，建设命令不被执行时，市镇可以启动征收程序。
[59]《建设法典》第1章的第5部分，也就是第85条至第103条对征收作了详细规定。
[60]有关征收构成要件的分析，可参见Battis， in Battis/Krautzberger/Lohr， Baugesetzbuch Kommentar， 9Aufl. 2005，919ff。
[61]参见Battis， in Battis/Krautzberger/Lohr， Baugesetzbuch Kommentar， 9 Aufl. 2005，929。
[62]参见Krautzberger， in Battis/Krautzberger/Lohr， Baugesetzbuch Kommentar， 9 Aufl. 2005，26 f。
[63]参见Krautzberger， in Battis/Krautzberger/Lohr， Baugesetzhuch Kommentar， 9 Aufl. 2005，27。
[64]Vgl. Walter Krebs Baurecht， in E. Schmidt-Aβmann F. Schoch（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14. Aufl 2008，519.
[65]Vgl. Alpmann Schmidt， Offentliches Baurecht， 2. Aufl. 2004， 33 ff.
[66]Vgl. Michael Brenner， Baurecht， 3 Aufl 2009，72f.
关键词 社会转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9-005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09
中国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当前经济社会正向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化工业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放多元的文化、主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转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是中央政府为指导各地方政府开展土地利用规划工作的方针、依据、战略等方法论的集合。此背景下将“治理”（本文中，公共治理与治理的涵义一样，可以通用）理论引入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探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涵义，分析我国社会转型特定时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发展历程与存在问题，提出实现与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对策建议，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模式奠定理论基础。
1 “治理”视域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职能1.1 “治理”（Governance）理论的内涵
“治理”英文单词为Governance，也可称为“公共治理”，原义为“控制”、“统治”或“操纵”，国外多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1990年以来，“治理”成为非常流行的概念、思潮和理念。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报告提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我国学者对“Governance”翻译不尽相同，如“管治”、“治理”、“协同治理”等。俞可平教授提出“治理”含义：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需要。“治理”强调的是合作，认为政府不是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会也同样是合法权力的来源［1］。现在，更多公共管理研究者认同“治理”概念的新解释: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乃至私人机构在内的多个主体，协同处理公共事务，以满足公众需求，实现最大化公共利益的过程［2］。
从以上对“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理解可以看出三个共同内涵：第一，认为社会公共资源与事务管理的权力主体不是唯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等，强调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平衡再分配理念；第二，治理是对公共资源与事务的网络状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标是多元的，最终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第三，主张社会公共资源与事务管理是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以补充市场机制失灵和政府自上而下管制两方面的不足，最终达到“双赢”管理格局。
1.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政策属性分析
在私有制的西方国家没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称谓，与之功能和作用大体相似的有“土地规划”、“国土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可称之为“土地利用规划”，是国家（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基本手段。从1960年后Dvidoff的“倡导性规划理论（Advocacy Planning）”至现今在规划领域中提及的“公众参与”，都是针对土地利用规划的复杂性、政策性和社会性而采取的一种Governance思维。所不同的是，Governance已愈来愈成为国外规划过程中明确的理念得以确立，并成为主动的过程和不可替代的工作方式。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实践，对土地利用利用总体规划逐步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概念：即对一定区域未来土地利用超前的计划和安排，是依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的自然历史特性在时空上进行土地资源分配与合理组织土地利用的综合性的技术经济措施，其特征表现为政策性、整体性、兼容性、折衷性和动态性。
实质上，国内、国外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案是一个土地利用的决策，也是一定时期内土地利用管理政策，其根本目标是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资源，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和公共利益。各国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制度化进程虽然不同，但是土地利用规划己逐渐成为各国政府控制和参与区域社会经济活动（土地利用）的重要方式，所以土地利用规划过程己成为政府行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基于这一认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是技术支撑的国家（公共权力）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具有对未来土地利用的导向性，有限理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特征［3］。
根据治理理论内涵与土地利用规划公共政策属性，可以理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是指政府、各种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利用与管理土地资源所做出的智慧的集体选择，通过这种选择来确定稀缺土地资源（在中国尤其是耕地资源）的配置，以使其符合实现公共目标的战略方向［4］。既包括政府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土地政策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土地制度安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功效、主要表现、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功效方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不仅是描绘未来变化的图景，更重要的是通过土地利用管理的共同行动纲领和政策的制订，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导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方向、行动步骤，促进社会经济在客观规律和规划的综合作用下，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并为各种公益性土地利用活动安排合适的用地数量与用地范围，使土地利用符合未来发展和战略的要求。
第二，主要表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通过协调和调节土地使用关系，包括不同利害关系人的文化理念、政治观点和经济利益等的综合协调，从而建立社会经济和环境要素在土地使用上的关系以及共同行动的行为准则（政策制度），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提供空间支持［5］，避免区域内土地权益者产生相互的干扰和由此而带来的利益的抵触和损耗。
第三，基本特征。为充分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其编制实施过程中是公共权力和社会的互动过程，此过程中，政府的公共权力居主导地位，通过协商和谈判，与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共同构建土地资源配置的协同纲领，并为社会和业主（土地使用者、所有者、权利者）的经济活动提供高效服务。
2 转型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发展历程述评
2.1 “第一轮”（1986-200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86-2000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依据《土地管理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要求编写的。1993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先后编制完成了19个省级规划，9个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的县级规划也大部分完成。《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基本方针是“切实保护耕地；保障必要的建设用地”。基本上体现了当时处在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服务型土地利用规划特点。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和乡的五级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和符合中国国情的规划方法。这一时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具有较强的计划指令性质，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规划治理职能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相适应。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规划研究能与科学的规划理论相联系的十分鲜见，规划编制缺少技术指导和规范。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政府是唯一的主体，严重缺少社会公众和部门组织的参与（因为假设公众利益是一致的，下级政府只须提供信息、执行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规划指标），致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然带有较为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公共治理职能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第二，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是严格保护耕地的单一职能。注重土地自然资源利用规划，强调保护耕地，从而导致许多人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看成是保护耕地规划，这种观念束缚了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内涵进一步的发展；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规划缺乏有效的建设用地调控机制和农用地非农化的约束机制，限制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和作用发挥。
第三，缺乏相关法规条例使规划没有得到良好实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社会地位和市场经济下的法律约束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尽管有《土地管理法》作依据，但是没有制定规划实施具体法规条例，致使规划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其公共治理职能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导致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建设占用耕地现象越演越烈。至1992、1993年“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等经济过热现象出现时，耕地减少速度达到高峰。
2.2 “第二轮”（1997-201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997年，国务院了11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根据此通知，新的以耕地保护为重点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1999年l月实施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更是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了详细规定，同年3月，国土资源部颁布了《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到2000年底，全国各地普遍完成了五级规划并开始正式实施。
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职能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以耕地保护为主的目标，并以一套高度集权的、复杂的行政审批制度保证这套指标的实施。这轮规划对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等都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社会转型、经济发展迅猛及加入WTO、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热衷以及规划本体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规划的公共治理职能实现效果也有诸多不足之处。例如，指标常有突破，一些地方擅自或变相修改规划，使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了挑战。原因如下：
第一，规划治公共理职能制定主体单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治理职能制定主体是政府（包括公务员）和国家职能部门，公众参与和市民力量未被充分发挥。这种自上而下、缺少足够“回应性”（Responsiveness）的单向规划制定流程一方面缺乏程序上的公正，无法做到实体上的公正；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发展和管理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从而影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科学性。
第二，规划公共治理目标不够全面。在规划治理目标上过分强调对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以“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为目标。各类用地指标层层分解下达，各级政府都按指标制定规划，致使对国民经济发展必须的建设用地需求保障不够，对生态环境变化影响和需求研究不多，使得规划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合理性。
第三，实现规划治理职能过程中存在上下级政府间的博弈。土地归国家（政治抽象物）所有，所有权由国务院（行政机构）通过各级政府层层（科层制）方式来实现，导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是从中央及地方两个层面进行。例如，中央通过部级规划对一定时期土地利用进行规范，规范的主要是地方政府行为；土地制度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利与弊也是在规划的调控与反调控间产生的，这就涉及到了两个主体间的博弈［6］，发生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及较高的成本。
第四，法缺乏多种规划综合运用的协调配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市（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专项规划之间如何协调没有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可循。发展规划侧重于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城市（乡）规划侧重于城市（乡）空间布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侧重各类用地平衡，要求后两个规划协调一致，存在较大难度。专项规划间的协调，实质是部门利益的协调；专项规划与地方规划的协调，实质是条块利益的协调。部门条块利益的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中的难点［7］。
3社会转型期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影响3.1 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内在要求第一，规划治理内容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转变。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到2020年，我国将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治理内容将相应逐步由大而全的控制模式转变为以土地利用的外部效应控制和实现公共利益为主导的模式［8］。
第二，全球化背景要求规划治理职能的市场化程度提升。2001年我国加入WTO，意味着开始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逐步形成与全球统一的、网络化的市场体系，以保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要求我国各地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步运用价格规律的独立性，从开放的国际市场中选择土地开发的机遇，将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积极融入到国际经济竞争进程中去，以市场为基础引导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市场经济下规划治理职能地域边界的弱化。市场经济促进了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我国社会转型期土地利用系统的各种要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以“源”和“流”的空间存在形式，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尺度产生空前超越，并且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效应表现为不平行的空间拓展［9］，致使规划治理职能地域边界日益弱化。同时，市场机制中，供求信息横向传播和市场横向调节资源分配，但是，目前土地供需信息是政府通过规划纵向集中和下达的，土地面临着两种不同质的配置方式运转，磨擦成本是很高的。
第四，城市化发展对土地规划治理职能有特殊要求。转型期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户籍对人口迁移限制作用力的减弱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涌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并向农村地区延伸。在这一过程中，城乡空间结构将不断整合，土地利用也会随之而调整和改变。这样一种与土地利用有关的“二元”结构变化，对规划治理职能有着特殊的需求：即应有利于“二元”结构转变过程中土地的再配置和再利用，并且降低这种结构转变过程中土地再配置的交易成本［10］。
3.2 社会转型期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条件分析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政府管理内在矛盾的运动与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加入WTO促进了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正是市场化条件下政府和市民社会加强土地资源与资产管理的新理念。因此，这一时期有以下条件有利于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
第一，市场化经济奠定社会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后，各级政府职能逐步转变，经营性用地由原来的政府行政与计划管理模式向市场机制与政府服务监管模式转变，国家把本应属于社会的权力重新归还给社会；同时，市场经济的运行使社会利益主体和要求趋于多元化，促进了相关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公众平等权利的实现，使其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过程中发挥所应具有的决策和参与作用，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因此，逐步建立起公民社会自我管理、服务的意识和社会中介组织体系，为实现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奠定了社会基础。
第二，民主化进程奠定政治基础。伴随经济改革的是政治改革。对原有的政府集权政治结构进行调整，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政府行政观念与模式由“政府中心”、“全能政府”向“公民中心”、“有限政府”转变，表现为政府权力的稀释与下放，非政府组织、民间精英对土地利用决策和行政过程的直接参与［11］。现阶段一些大、中型城市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逐步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创建了电子网络信息流动渠道与信息反馈机制，集中民智以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规划过程，有利于国土行政部门职能行使的最优化，为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奠定政治基础。
第三，全球化背景提供动力源泉。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开始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参与国际竞争。转型时期，我国国土行政管理部门、土地相关的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土地权益者能够根据WTO规则和市场分工，通过沟通交流、合作与伙伴关系，与世界土地资源与资产管理方式的接轨，并参与全球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了国家制度供给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创新能力。因此，全球化背景为中国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提供了外部条件，同时也是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动力源泉和压力所在。
4实现与完善土地利用规划治理职能的对策建议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单一的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正逐步走向以人为本的公共治理，成为国家公共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根据上述分析，为了更好地实现与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4.1 科学确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公共治理目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目标的确定应充分考虑本区域社会概况、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在科学的制度和规则安排下，允许并鼓励非政府行为主体以多种方式和途径，与政府分享政治权威和公共权力，共同决定规划的目标与战略方向；政府应从土地“经营管理”理念向土地“公共治理”理念转变，并将这种理念作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基本理念。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配置全部土地资源的公共规划，不是保护耕地与城乡经营性用地供给的专项规划，它要满足社会发展和加入WTO等各方面的要求，要按“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发展观来确定规划公共治理目标，从而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良好治理职能。
4.2 规划编制实施中树立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理念
我国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土地利用方式和结构要求适应市场供求变化进行调整，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会影响国家和个人的土地利用决策行为。因此，要求规划决策者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高度，考虑规划地区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分析规划实施状况，以利确定规划地区适宜的土地利用发展战略和土地利用调整的原则。应在遵循“供给制约、引导需求”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跳出规划地区本身，从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从市场的角度等考虑经济发展与土地调配的协调问题。避免主要用地指标采用平均或均衡分配方法，造成一些地区规划指标明显偏离实际的问题［12］；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动态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国际（WTO规则）两个市场对规划公共治理职能进行结构调整和不断优化。
4.3 构建与经济体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规划内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对地区发展实行调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转型期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与完善，规划内容和职能应从政府管制走向公共治理。在构建和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内容与治理职能方面，要在服从于经济发展为主导走向的同时，更要满足自然条件适宜、经济有效、社会接受、环境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向。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统筹协调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保障发展、保护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各类用地矛盾，从致力于“物”的物质建设规划转向更注重于“人”的社会全面发展规划，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4.4 规划编制中发挥公民社会的网络治理作用
所谓公民社会介入，首先是各种社会力量和公民个人以多种形式直接举办与土地相关的社会中介组织或资助公益事业；其次，从法理上讲，每个社会集体或公民都对土地享有一份所有权，以适当方式参与土地公共治理与监管应是其本分［13］；最后，市场经济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则要特别强调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规划编制中，公民社会网络治理就是要政府部门、社会中介组织、私营部门和公众等多元共同行动主体通过彼此合作，共同编制与协商规划方案的互动过程，在协商过程中充分反映和协调他们的利益，从而，因地制宜、富有灵活性和创造性地制定适合本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并愿意贯彻执行。
4.5 规划实施中加强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功能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一种引导地区发展的规划形式之一，其实施过程实质上是要通过规划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保证市场运作的长期有效，即在政府必要的干预下（纠正市场失灵）让市场机制对土地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得到自觉发挥。这就要求在规划的实施中，变革简单的行政实施方式，借鉴西方国家市场机制对土地公共治理作用，改变政府作为建设用地的“地主”和土地经营者的角色，提高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竞争性；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直接参与土地一级市场谈判，确保农民主体地位和不同主体之间是平等、自愿和协商的利益关系。从而降低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转变过程中土地配置交易成本，即被征地农民有一个合理补偿与安置，例如，将征地与开发通过资本运作联结起来，走政府、失地农民和企业共赢的新型土地开发之路，保证农地所有者分享城市化带来的收益。
4.6 完善规划法律法规，加强对微观主体规制
依法建立规划体系并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土地利用规划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改进。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为了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地位，应尽早出台《土地利用规划法》或《土地利用规划条例》，进一步肯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性。同时，在多方主体参与、践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过程中，即放松进入规制的同时，更要加强对这些微观主体的质量规制和约束规制。需要对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作用、职能等做出法律条文上的规定，约束和监督规划审批与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最后，“违法必究”是实现土地利用规划目标的重要保障，加大执法力度严格依法行政。
4.7 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其它类规划的协调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其它类规划的协调是指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及空间规划之间的协调。可以将主体功能区规划作为协调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关系的主要载体。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关系较为明确，而且编制的部门是一致的，协调难度较小；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于有共同的空间载体，协调难度相对较小。因此，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连接，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城乡规划及空间规划的协调更加科学，也更加具有实际意义。一方面，它使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变得更加密实；另一方面它也是针对我国现行规划相互割裂的现实状况的一种尝试性统筹与策略性完善，更是由政府出面干预“空间规划体系割裂”窘境的重要举措之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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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ublic Governance Functions of Land Use Planning During China's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WANG Yubo TANG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19, China）
关键词：土地利用规划；实施评价；兴义市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08-04-03
Abstract：In all aspects of the 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the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lanning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The article in 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 of the main indicators of the 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 in Xingyi city made the evaluation analysis，providing suggestion for the upcoming launch of the the 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 changes of Xingyi City.
Key words：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plan；Xingyi City
1 研究区概况
兴义市位于贵州省西南部，地处黔、滇、桂3省（区）结合部，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部向广西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形起伏大，地势由西向东南逐步下降，形成了由西北向东南逐级阶梯状降低的多级台地。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境内岩溶景观与非岩溶景观交错，类型多样，山丘广布。地跨北纬24°38′～25°23′，东经104°32′～105°11′之间。是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全市国土总面积290 821.03hm2，占全省的1.66%。兴义市现辖5个乡、17个镇、8个街道办事处，共356个村民委员会、13个居民委员会、22个社区居民委员会。
2014年全市总人口84.2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43.58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1.70%；农村人口40.68万人，占总人口的48.30%；全市平均人口密度为270.61人/km2，人均耕地0.10hm2。全市国内生产总值282.8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36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 12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 190元[7]。
2 兴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概况
《兴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于2012年5月编制完成，并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报国土资源部备案，截至2014年已实施8a。在实施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作为规划重要基础的土地资源现状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全面掌握规划土地利用目标的执行情况，客观分析规划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适应能力，客观研判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分析规划调整完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适时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评价。显得尤为必要。
3 兴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指标选取
本文针对上级下达给兴义市的各项约束性指标的执行情况，及其规划实施以来对土地资源开发和保护的作用，主要选取了建设用地控制规模、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新增耕地面积等限制性指标，以及规划期内土地利用的结构变化等进行评价分析。
3.1 主要规划目标的执行情况
3.1.1 建设用地指标执行情况 规划确定，2020年兴义市建设用地总规模目标为22 690.00hm2。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10 900.00hm2，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为4 340.00hm2，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11 790hm2[6]。2014年末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兴义市建设用地总规模为21 412.78hm2，占2020年规划目标的94.37%，建设用地规模剩余空间1 277.22hm2；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11 786.38hm2，占2020年规划目标的108.13%，超过规划分解下达指标886.38hm2，已突破2020年规划目标；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为4 853.91hm2，占2020年规划目标的111.84%，已突破2020年规划目标513.91hm2；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9 426.40hm2，占2020年规划目标的79.95%，还剩余指标2 363.6hm2。
3.1.2 建设占用耕地指标情况 规划建设占用耕地指标是现行规划执行的核心指标之一。根据上级的指标分解，《兴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确定规划期内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指标为4 590.00hm2，其中建设占用耕地指标为2 890.00hm2。截至2014年底全市实际新增非农建设用地占耕指标为2 200.90hm2，是规划控制指标的76.16%，指标剩余689.10hm2。由于受到建设用地报批进度的影响和占耕比例的限制，在新增建设用地快速增长的同时，建设占耕指标得到有效控制，但随着兴义市社会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建设用地需求量的增加，建设占用耕地的需求量与控制指标的矛盾将会凸现。
3.1.3 耕地保有量与基本农田保护情况 经济增长必然要付出土地资源的代价。兴义市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环境，耕地与基本农田的保护受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巨大，保护形势非常严峻。现行规划确定 2020年末的耕地保有量为83 700.00hm2，规划实施至2014年兴义市耕地保有量为83 547.96hm2，比规划目标少152.04hm2。现行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64 250.00hm2，到2014年底，兴义市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是63 839.86hm2，保护率达到了99.36%，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还相差410.14hm2，规划执行期间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得到了落实，但由于一批国家、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生态退耕力度的加大，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被少量占用，保护面积将有持续减少的趋势。
3.1.4 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新增耕地情况 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基本途径。确定在规划期内，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量为2 400.00hm2，其中土地开发补充耕地1 920.00hm2、整理后补充耕地480.00hm2。规划实施至2014年，全市实际完成补充耕地量为1 512.26hm2，占控制指标的63.01%。规划实施以来，耕地补充任务已过50%，符合规划预期，随着高标准基本农田整治项目和零星土地开发项目的实施新增耕地目标任务能有效完成。
3.2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现行规划实施到2014年，耕地面积83 547.96hm2，比规划基期年（2005年）减少了3 792.11hm2，与规划目标年（2020年）相差152.04hm2；园地面积7 679.19hm2，比2005年增加了6 322.74hm2，与目标年相差916.28hm2；林地面积84 484.99hm2，比2005年增加了11 827.38hm2，与目标年相差21 191.64hm2；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11 887.30hm2，比2005年增加了2 979.11hm2，在规划目标控制范围内，还剩于用地指标3 352.70hm2；交通水利设施用地面积8 682.25hm2，比2005年增加了128.23hm2，在规划目标控制范围内，还剩于用地指标846.93hm2；其他土地33 770.99hm2，比2005年减少了12 327.89hm2，与目标年相差25 734.77hm2。规划实施至2014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见下表1、图1。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现行规划执行到2014年，兴义市耕地面积减少较为迅速，主要是近年来的农业结构调整和退耕还林等政策占用了大量耕地，园地、林地面积增长速率较快；规划期内城镇化建设、工业发展、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占用了一定数量耕地和大量未利土地。在剩余规划期内（2015-2020年）的6a间，要完成林地面积增长21 191.64hm2，建设用地尤其是城镇村及工矿建设用地面积不突破规划目标，且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要核减规模压力较大。随着土地开发利用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对农业、林业资金的大量投入，兴义市低丘缓坡土地特别是未利用地得到有效合理的开发利用，未利用土地比规划预测初期的面积大规模降低。
4 规划实施成效
兴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14年）实施以来，从规划控制指标的执行情况来看，耕地、基本农田保护指标完成非常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在规划期内将得到实现，建设占用耕地等规划指标未被突破，现行规划实施效果较为理想。现行规划的实施对土地利用的约束性、规范性以及时空上的引导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原有土地利用混乱、无序的状况，遏制了浪费土地的现象，确保了重大建设项目、城镇建设等必要的建设用地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划的执行，因生态环保理念的增强，技术水平成熟和涉农资金的大量投入，未利用土地将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经济和生态效益进一步得到显现。总之，规划的实施对兴义市经济、社会、生态建设，合理布局用地，促进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促进了全方位的协调发展。
规划剩余期内（2015-2020年），是兴义市“十三五”规划提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站在新的历史改革转折点，紧紧围绕国家、省的政策方向，兴义市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的发展有了新的定位，一大批重点项目建设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将占用土地，而主要的约束性建设用地指标只剩余1 277.22hm2，城乡建设用地已突破规划目标886.38hm2，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指标突破规划目标513.91hm2，严重影响规划的执行和兴义市未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随着兴义市必须守住生态底线，打造国际山地旅游城市，让石漠化山头绿起来，建成天蓝、地绿、水清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新政策导向的实施，兴义市将执行25°以上坡耕地和未利用土地进行造林还草保护生态机制，耕地特别是25°以上的坡耕地退耕还林后，兴义市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兴义市迫切需要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或调整完善。只有根据退耕还林的实际调查图斑向上级申请核减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才能更好地推进兴义市的平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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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兴义市国土资源局.兴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文本及说明[Z].
关键词：土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问题；措施
土地是一切生物繁衍生息的摇篮，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以它为载体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土地的规划利用后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评价更是给予极大的重视。当今社会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数量也随之快速增加，在对土地的合理利用和规划中，要注重其对环境影响的评价，有助于进一步做好生态建设。
一、土地规划中环境影响评价的意义和必要性
虽然我国的社会经济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同时也面临很多环境问题，比如泥石流、沙漠化严重、水土流失以及酸雨等问题。但是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人们往往忽视对生态环境的建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对土地的利用没有考虑到其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在进行土地规划时规划过程和其对环境影响的评价要密切的配合，经过探析得出有利或是不利的影响。对土地进行规划主要是对土地资源以及其用途的组织再利用，这样就会打破其固有的状态，对环境必然产生有利或是无力的影响，进而使当地的生态环境或是人们生活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土地在规划利用前要采用科学的依据，全面、理性的分析研究，以便使土地规划和环境协调发展。
1.土地利用规划对环境的影响深远。
它对环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并且也是日积月累的，甚至有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如果是不计环境破坏后果的，很可能引发滑坡、泥石流，甚至给生物的多样性造成严重的危害，也容易引发水资源的枯竭。因此，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以科学性为原则，科学合理的利用和开发土地资源往往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样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也有积极的影响。
2.土地规划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
近些年，虽然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环境建设，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存在。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任重而道远，目前较为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水土流失现象严重；（2）土地干旱严重，沙漠化现象不断扩展；（3）生态环境恶化，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人类的居住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等。
二、土地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1.目前我国只是着重于小区域范围内的对土地规划的环境评价，主要考虑的是土地建设对当地的土壤、地质酸碱度以及水质等方面的影响，只是很小范围内的影响，所以，仅仅靠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很难对其影响进行大范围的研究。
2.对于负面影响没有有效的治理措施。环境保护评价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预测评估，对不同的土地规划中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提出相应的措施。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些措施只是存在于评价结果中，缺少对实际解决措施的专门研究。我们应该了解的是土地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面对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并且深层次的探究土地规划给环境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在这过程中，要善于利用科学的理论成果，比如可持续理论、地质环境学、生态学等，进行深入的、全面的综合分析。
3.目前的情况是，土地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人们对此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所以，这就使这项研究变得更加紧迫，急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对于不同类型的土地规划要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层次、多因素全方位的进行考虑，这样才能使土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更加的科学、合理。
三、土地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
在国内外已积累了丰富经验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做法，就是综合评价前需要对建设项目的环境要素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土地规划的环境评价可以借鉴国内外比较有效的针对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和理论，举例子来说：回归分析法、加权比较法、灰色预测、有无对比法、费用效益分析法、有无对比法以及敏感性分析等。土地规划利用环境影响评价可以依据区域范围的大小，把图形叠置法和指标法紧密结合的方式。图形叠置法主要反映的是土地规划的空间布局变化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而指标法主要体现的是土地结构数量变化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部级土地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可以着重采用指标法。
四、土地规划的环境评价的类别
土地规划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即土地利用专项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项目规划。根据以上类别可以把土地利用规划环境评价相应的也分为三种类型。具有全局性影响的规划就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它居于最高位，是其他两项规划的主要依据；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手段便是土地利用专项规划和项目规划这两项规划，这都是一些经常性的工作。
五、土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
我国的土地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着巨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环境指标数据的定量化和难获取性以及我国土地规划指标自身的综合性这两大方面。我国的土地规划利用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刚刚起步，还属于探索阶段，在很多方面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1.建立相对完善的土地规划利用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和基础数据库。土地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数据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那么从广义上来说主要有四大类型，即土地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库、土地规划利用数据库、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土地生态环境本底数据库。
2.对于土地规划环境评价的应用基础要强化研究。土地规划环境评价是一门应用性科学技术，而基础数据的质量和数量、评价方法的合理性、评价指标的科学性这三大方面是评价效果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对土地规划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土地评价的方法研究都极其重要，因此，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应该进一步加强。
3.土地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是需要多学科之间的密切配合的，与此同时也要积极鼓励公众参与进来。多学科人才，多学科知识，多学科的力法的结合才能对土地规划的环境影响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的需要，土地的使用主体要积极的参与到对土地的规划利用中来，这就是要提高公众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意识。
4.对土地规划的环境影响的评价方法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众所周知，土地规划的环境评价涉及的范围比较广，也比较宏观，所以导致很多定量指标的获取存在一定的难度，结合案例的研究探讨规划的方法，然后在对比、分析不同评价方法适用性的基础上加以采用。
关键词 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辅助决策 规划模型 信息系统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传统的土地利用规划信息系统一般包括规划编制和规划实施管理两个方面，利用信息系统对土地利用规划辅助编制涉及到的应用分析模型是一个十分值得单独研究的系统工程。要研究开发一个土地规划辅助决策信息系统，须分解土地利用规划模型群为切入点形成系统的辅助决策功能。
对土地的利用规划进行辅助决策的模型群集，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结构分析模型、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模型以及土地需求预测模型。
二、基础数据预测
（一）人口预测。
人口预测有人口自然增长法和劳动平衡法。人口自然增长法是根据基期年的人口数直接推算未来时期人口数。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规划区域的人口数基本上是按照一定比例增长，并假定该地区人口今后仍然按此平均增长率继续增长下去。而劳动平衡法是以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力为基础，按基本人口、服务人口、被抚养人口三者之间比例关系预测未来人口（适用于城市和城镇居民点的人口预测）。
（二）城市化水平预测。
1、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城市化的量度一般可采用主要指标法和复合指数法。复合指标法采用反映城市化水平的四个方面指标，即:规划区域的城市人口占其所在区域总人口的比例、人口密度即单位城市土地面积的人口数、城市(建成区)的大小、城市(建成区)之间的平均距离。
2、城市化水平预测模型。
城市化水平的预测方法主要有: 商品粮供应率预测法，理论依据是: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的规模和速度取决于农业生产水平和粮食商品率；国民生产总值预测法；基建投资规模预测法；农村人口转化预测法，根据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机械迁移人口数、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数进行推算；多指标综合预测法，常采用农业生产发展水平预测(商品量增长预测、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预测)、国民收入增长率预测、基建投资数额预测等多指标综合预测法，根据预测结果加以综合得高、中、低三种方案，再结合其它相关因素，最终预测城市化水平。
三、土地利用结构分析
（一）各类用地比例。
面积比是指某一区域内各土地类型的面积占其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即：
Ki=ai/A*100% (3-1)
式中：K，为第i种土地类型的面积比;a，为第i种土地类型的面积；A为区.域土地总面积。其计算结果多用直方图、饼状图表示。
（二）土地数量结构多样化。
根据吉布斯―马丁的多样化指数来度量，其模型为:
(3-2)
式中GM为多样化指数，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若某一地区只有一种土地类型，则多样化指数为0;若土地均匀地分布在各种类型中，则多样化指数为1。
（三）土地数量结构区位意义。
利用区位指数分析区域土地的意义在于这一指数可反映某一地区各种土地相对于高层次区域空间的相对聚集程度，区位指数是综合性指标，计算公式为：
(3-3)
式中Qi为区位指数，fi为区域内第i种土地的面积，Fi为高层次区域内第i种土地的面积。若Qi大于1，则该种土地具有区位意义，若Qi小于1，则不具有区位意义。
（四）土地利用空间布局。
可运用景观生态学中的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破碎度指数作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指数，对规划地区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进行定量分析。
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H)反映了土地利用类型的多少和各种类型所占的比例，当土地利用各种类型所占比例差异减小时，多样性上升。土地利用优势度指数(D)用于测度土地利用结构中一种或几种类型支配整个土地利用的程度，与多样性指数成反比。多样性指数和优势度可以用来描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分配方式，反映土地利用是否以某种或某几种方式为主。土地利用均匀度指数(E)是描述土地利用类型的分配均匀程度，可用Romme相对均匀度计算。土地利用破碎度指数(C)用于测度土地被分割的破碎程度。空间格局指数的大小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的干扰程度，随干扰强度增加，土地利用的多样性、均匀度、破碎度提高，优势度减少。
四、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一）土地利用数量变化。
1、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K)表达的是某研究区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这一指数的意义在于可以直观地反映类型变化的幅度与速度，同时可以比较不同类型间变化的差异，从而探究其变化的驱动力和约束因素。
2、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LC)反映区域内某一研究样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变化及其转换程度，着重变化的过程而非变化的结果，意义在于反映出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剧烈程度。可以应用于局部与全区的对比以及区域之间土地利用变化程度的对比。
（二）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
我们可以用各区域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相对变化率及各区域土地利用动态度(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的不同来反映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
（三）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变化。
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化，可以用土地资源分布重心变化情况来反映。其方法为:把一个大区域分为若干个小区，在大比例尺地图上根据居民点的分布及地形特点确定每个小区几何中心的地理坐标，然后再乘以该小区该项土地资源的面积，最后把乘积累加后除以全区域该项土地资源总面积。重心坐标可以用地图经纬度表示，也可以用大地直角坐标表示。
五、土地需求量预测模型
（一）土地需求量预测数学模型。
1、年平均变化率法：此法依此式计算土地需求量：an=a0(1r)n，其中，an为预测期末土地的面积； a0为预测期初土地的面积；r为预测期土地面积的年变化率(增加为正，减少为负)；n为预测年期。
2、趋势预测法：研究区域的土地面积变化是在时间序列上展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得到一系列依赖于时间的数据Y=f(t)，以时间为参数的数列成为时间序列。
3、回归预测法：城市土地的变化与许多因素都有关系，如经济发展速度、人口、城市化率等等。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Y=f(x1,x2,…xn)表示。
（二）耕地需求量预测。
l、粮食安全条件下的最小耕地需求量是粮食自给率、食物消费水平、食物综合生产能力等因子的函数。
2、基于耕地社会保障功能的需求量预测耕地，对于城市而言主要表现为耕地是城市农业人口及“两栖人口”的重要生活保障，因此，城市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定位为满足农业人口及“两栖人口”的粮食自给自足，其需求量为达到这一条件的耕地需求量
（三）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
l、城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需求预测。通常采用城市规划中确定城市建设用地的方法：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
2、独立工矿用地需求预测。通过区域经济发展、生产要素享赋、土地集约利用发展趋势的研究，确定单位土地的工业产值，在分析预测经济发展规模的基础上确定产业用地总需求，在总需求的基础上扣除城镇内部合理的产业用地需求，即为独立工矿用地需求。
3、交通用地需求预测。城市交通用地需求中，公路交通的需求是其研究和考虑的重点。公路交通用地取决于其长度和宽度。其长度依据选线方案在图上量取。公路的宽度与其技术等级有关。依据公路技术等级即可确定公路的路面宽度和路基宽度，从而计算得到公路的占地面积。
4、水利设施用地需求预测。水利设施包括水库水面和水工建筑物用地，其中水工建筑物的用地需求根据长度和其断面要素计算;水库水面用地可依据水位――库容关系曲线和水位面积曲线估算。
六、辅助决策功能模块实现
（一）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通过提取土地利用现状图中的各种用地类型的属性信息，将属于同一大地类的用地类型的面积字段值进行加和汇总，并将汇总的结果赋到土地利用现状表的面积字段位置。将各种土地利用的现状地类数据汇总之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各个地类占规划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重，从而有效的进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的分析比较；同时系统也提供了生成统计图表的功能，来更形象直观的对各类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进行分析。
（二）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主要是根据选定的规划方案，将各种地类的用地情况信息录入系统之后，系统可实现对这些规划用地信息的计算分析功能，自动的计算规划近期、远期与现状地类的面积增减数值；同时也可以采用生成统计图表的方式来对土地利用情况进行分析，以得出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合理与否，并进行相应地类用地情况的调整。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分析以及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变化分析。
（三）人口预测。
在人口预测子模块中，可以完成总人口和城镇人口的数量预测，总人口预测中可以用自然平均增长法和回归预测法来完成总人口的数量预测，当选择相应的预测方法之后，系统会显示此方法所对应的预测公式，在文本框中输入公式所对应的各数据项后，点击计算按钮，系统就会自动计算规划目标年的总人口数；城镇人口的计算设计了劳动平衡法和单因素分析法两种预测方法，其计算方法与总人口的计算方法类似。
（四）土地需求量预测。
本模块在人口预测的基础上进行各类用地的需求量预测，然后将各类用地的预测数据信息录入相应的位置，并进行规划近期面积和规划远期面积预测结果与现状数值的分析比较，从而得出预测结果合理与否，以辅助规划预测方案的拟定。
七、结束语
土地利用规划修编需要建立土地利用结构分析、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土地供需预测、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土地利用分区等模型，这些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土地的供需关系以及土地的合理布局，是土地利用规划信息系统中辅助决策模块的建立的基础，是编制与实施规划的基础。
（作者：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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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云南国土资源遥感综合调查.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
一、公权与私权划分的意义及局限性
（一）公权与私权划分的意义
在法律上，有公权与私权之分。公权与私权的提法，最早源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公权是公益方面的权利，或者保护公共利益方面的权力；私权是公民之间或私人团体之间，涉及私得、私心、私欲等方面的权利。这种公私权划分一直被西方政治家、法学家所沿用。我国理论界在几十年前也有过公权私权的说法，后来很少。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发展，法学界关于公权与私权的划分又讨论得非常热烈。
区分公权与私权的意义在于确定权利的性质，应从何种角度进行法律规定，采用何种救济方法，以及案件由何种性质的法院或审判庭审理，适用何种程序等等。公权与私权划分的意义，还可以从法律观念层面剖析。公权观念认为，国家应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国家利益应绝对优先于一切个人利益，一切法律、法规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一切权利、权力都源于国家的授权。一切领域、一切关系都应受国家行政权力的支配，个人的一切行为都须得到国家的许可，国家拥有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力。公权观念支配之下的国家行政，强调政府对社会、对人民的“管理”，属于“管制行政”。私权观念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的私权，个人的私权神圣不可侵犯，非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和依据法定程序，不受剥夺和限制。国家公权力的活动范围主要是政治生活领域，民事生活领域实行私法自治原则，即由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原则上不作干预，只在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时，才由国家司法机关出面裁决。一切法律、法规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私权观念支配之下的国家行政，强调对社会、对人民的“服务”，属于“服务行政”。为进一步理解公权与私权区分的意义，有必要从与公权、私权相对应的另一对范畴来把握。公法、私法是与公权、私权相对应的一对范畴。一般理解，公法上的权利即公权；私法上的权利即私权。由于社会生活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不需要国家公共权力参与的关系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需要国家公共权力参与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作为不同调整手段的私法、公法。[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法、私法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对它作出适当的区分也是必要的。私法的实质在于保障合法的私权利，公法的实质在于正确运用国家的公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既要有私法，又要有公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承认公法、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它们的界限。[3]同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也必须正确划分公权与私权。
（二）公权与私权划分的局限性
公权与私权划分具有积极意义，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基本上属于私人自治的事情，国家或政府基本上不加干预。所以，公权与私权的区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发挥的作用非常突出。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传统私法领域不得不由国家或政府介入，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变得模糊、完全自由的私权受到国家或政府的干预和限制。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使得法律形态发生新变化，公权与私权的区分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现代社会进程发展中出现了“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的现象。“传统的公法、私法同时适用于某一经济领域、某一经济关系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公法、私法划分本来就较为笼统的美国、英国，而且发生在公法、私法划分十分严格的法国、德国。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形态——资本主义经济法。”“现代经济法的社会公共性特征，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适当协调，正是公法、私法两种法律因素有机结合的结果和表现。”[4]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因土地用途改变、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城市化、工业化所牵扯的土地利用问题，反映出土地利用利益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利益表明现代土地问题较之以前的土地问题更加复杂。现代一切土地问题的基础，莫不从土地所有的社会利益与私利益之对立与调适上予以展开。因此，面对如此多样化的现代土地问题，如仅依赖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的权利滥用禁止与公共福利理论，或以十八、十九世纪土地所有权的绝对性理念予以回应，显然将不可能且不具有现实适宜性。[5]新的土地利益关系的出现必然导致法律关系的新变化，仅沿用传统的公权与私权二分法来定性土地发展权，已经显示出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二、国外土地发展权定性及评价
从国外土地发展权的法律规定来看，有的国家规定土地发展权归政府或国家所有，有的国家规定土地发展权归土地所有权人所有。国外关于土地发展权归属的不同规定是否可以认为土地发展权既可以被设计成为一种公权力而进行规范，又可以被设计成为一种私权利而进行规范呢？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联系一国土地发展权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目的和内容来回答。
（一）公权力的定性及评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基于国家重建和人口增加的压力，加强了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管理方面的研究以及法律制度建设工作。1942年公布了《阿斯瓦特报告》（UthwattReport）。《阿斯瓦特报告》的许多成果和建议，特别是有关配置土地发展权的建议，对英国土地征收制度方面的改革起了关键作用。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规定，一切私有土地将来的发展权移转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独占，实行“土地发展权国有化”。[6]法国1975年颁布法律规定了土地发展权的法定上限密度限制，即“建筑权”。超过法定上限密度限制的“建筑权”属于地方政府所有，建筑开发人若想超过上限密度限制进行建筑，须向政府支付超过密度限制负担款，即购买超过标准的建筑权。
英国土地发展权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关注“公平”，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对土地开发进行有限控制的机制。这种土地发展权的设计思路实际上构成了英国土地用途管制方式，体现了英国土地发展权创设中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国家所有或国家独占表征了国家是土地发展权唯一的权利主体，从而凸显出土地发展权的国家和政府的公权力属性。[7]
政府警察权又称“警察权”，是公权力的代表。政府警察权是当个人的权利与促进和维护的公众健康、安全、道德和一般福利相冲突时，所允许的国家对个人进行干预的权利。警察权设置的目的在于保护公共卫生、公共道德、公共安全和社会福利。就土地开发利用来讲，为了向居民提供良好的环境，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存阔敞的历史文化空间和古迹等公共目的，国家行使警察权对土地的开发利用进行调节管制。[8]虽然土地利用规划或土地用途管制等政府警察权也能导致物质利益的产生，但土地利用规划与土地用途管制等政府警察权本身不是财产权利，不具有有偿性且不可让渡，而土地发展权则是一项财产权利，具有物权性和有偿性且可以让渡，这凸显了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用途管制等政府警察权相区别的重要特征。
鉴于警察权的公益性与行政管制性，土地利用规划或土地用途管制，对于被规划或管制对象的土地损失无需进行补偿。这不仅降低了政府对土地开发利用行为的管制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消减了土地权利人对土地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不利于保护土地私权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英国实行土地发展权国有化后，虽然使土地开发速度减缓，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对城市效区农地的蚕食，但土地市场的买卖几乎陷于停顿，急切需要使用土地的开发商不得不通过黑市交易获得土地。土地发展权国有化使土地市场萎缩，阻碍了土地的正常使用，影响了经济发展。法国法律规定，超过法定上限密度限制的“建筑权”归地方政府。这一规定实行初期，由于上限容积率水平限制过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私人开发土地的积极性，后来法国政府将密度（容积率）限制一再调整、逐步放宽。上述情况说明，将土地发展权定性为公权力并进行制度设计，其功效并不十分理想。
（二）私权利的定性及评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在土地分区管制基础上，仿照英国的做法，创设了土地发展权制度。与英国土地发展权制度不同的是，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通过两种形式运行，即土地发展权移转（TransferofDevelopmentRight，简称TDR）和土地发展权征购（PurchaseofDevelopmentofRight，简称PDR）。这两种土地发展权的制度设计尽管有一定差别，但都规定土地发展权归土地所有权人所有。土地发展权归原土地所有权人所有，无论土地发展权被政府征购，还是转让给其他市场主体，原土地所有权人在得到一笔收入的同时，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原来土地。
不仅如此，美国土地发展权的私权性还可以通过判例得到认证。在WestMontgomeryCountryCitizensAssoc.v.Maryland-NationalCapitalParkandPlanningCommis-sion一案中，法院判决认为，土地所有权是一束权利，它包括对土地再开发和提高土地利用度的权利。[9]
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包括移民）的大量增加，促使不堪重负的城市急剧向外扩张。城市向外扩张，占用大量农地，给城市周边的土地（特别是耕地）保护带来巨大压力。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政府学习德国土地用途管制的做法，强化政府对土地利用的管理。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政府（主要是各州及地方政府）逐渐意识到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对减少农地流失，控制城市建设对郊区农地的蚕食作用不明显。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不能完全奏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缺乏激励机制。政府要求农地所有者按照规划不对土地进行开发，或不允许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但并没有给予农地所有者以经济上的补偿。农地所有者认为，政府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不仅使他们背上了不公平的负担，而且侵犯了他们的私有财产权，越来越多的农地所有者对政府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不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政府在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基础上，仿照英国的做法，设置了土地发展权，建立了土地发展权制度。
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注重“效率”，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土地保护的激励机制。将土地发展权定性为一种财产性私权利，体现出保护土地所有权人土地发展性利益的诉求。美国土地发展权转移（TDR）和土地发展权征购（PDR）两种制度，都规定土地发展权归原土地所有人所有。在土地发展权归原土地所有人所有的制度条件下，无论土地发展权被政府征购，还是土地发展权转让给土地开发者，原土地所有权人都能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这样做既保护了耕地，又调动了土地所有人保护土地的积极性。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实施40余年来，遍及全美国。[10]到2008年，美国有30个州建立了土地发展权移转制度，受保护的农地、自然保护区和开放空间等达30万英亩。[11]土地发展权移转制度和土地发展权征购制度的实施，不仅对城市郊区的优质农田起到了保护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内容由最初的保护城市郊区的耕地，扩展到生态环境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界标等。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成功经验，被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借鉴。
三、土地发展权具有二重性
（一）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具有私权性
英国土地发展权归国家所有的制度设计和法国超过法定上限密度限制的“建筑权”归地方政府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是将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利，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换言之，土地发展权是作为一项能够与土地所有权分割处分的财产权利。美国土地发展权归原土地所有者所有的制度安排，是将土地发展权规定为土地所有权人所有，但可与土地所有权分割处分，也是一项财产权利。由此可见，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是将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财产权利。这符合土地权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土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动产，从罗马法开始就形成了一套有关土地所有与利用的法律制度。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土地所有权理论也已经或正在发生一系列变革。“所有权并非一个不变的概念，而是相对于争论中的特定法律程序变化的。”[12]法律发展史表明，所有权最基本和简单的形态，是个人所有权，即个人对其财产排他的直接支配的权利。所有权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全面性，准确地说是针对这种个人所有权处于静止状态而言的。当所有物上存在他物权时，所有权的特性便发生了变化，其权能和特征已不再是绝对的、排他的和全面的。当所有人变为复数时，这种个人所有权便成为共有权。法人制度产生以后，所有权又发生了新的突变，创设了法人所有权。原来的个人所有权变为选举、监督法人管理人员之权和按资取得收益权。[13]当一栋楼房被区分为若干个部分时，又产生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当地下矿藏的开发利用为人们所重视时，采矿权又与土地所有权分离，产生了采矿权。当人们对土地的利用不限于土地表面时，又产生了空间所有权和空间利用权。总之，个人所有权、共有权、法人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采矿权、空间所有权和空间利用权，都是所有权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结果。所有权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表明，土地权利的设置必须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有所变化。现代的物权法更重视使用权的地位和作用，从所有权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来看，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符合土地权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可以说土地发展权是具有私权利性的财产权。
所不同的是，英国、法国基于土地开发“涨价归功”的理念，将土地发展权收归国家或地方政府所有，私人土地所有权中不再包含未来的土地发展权，私人进行土地开发或提高建筑容积率时需向政府购买土地发展权；美国则允许私人土地所有者按一定规划将其受限的发展权（不能进行实际开发利用的发展权）出售、转移。
（二）土地发展权作为国家对土地利用关系的干预，又具有公权力性质
土地发展权与法律赋予政府利用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的政府警察权有一定联系。基于政府警察权的存在，土地所有权受到限制，从而形成可与土地所有权分离的土地发展权。把土地发展权放在整个土地权利体系和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来判断，土地发展权无处不显示政府警察权的“身影”。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土地发展权产生于国家对土地利用实施用途管制、规划控制等公共干预的需要，在国外已经成为城市土地开发的规划控制、分区管制的一项重要制度手段。”[14]从这个意义上看，土地发展权具有警察权的色彩，因此，土地发展权与普通财产权不同，普通的财产权具有相当的“自由性”，而土地发展权的主体对客体土地开发的利用具有明显的“限制性”。可以说土地发展权又是公权力性质的政府警察权。
四、我国土地发展权应当定性为经济法意义上的权利
鉴于土地发展权具有二重性，我国土地发展权应当定性为经济法意义上的权利，这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能够准确反映土地发展权的本质特征，有利于正确设计土地发展权制度内容，正确运用经济法的原则和手段，恰当地采用经济法的救济方法，保证我国土地发展权制度的贯彻实施。
（一）经济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部门之一
从可行性来看，经济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部门之一。法律部门的划分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而不是人们主观想象的。关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划分，学术界和官方的意见基本一致。学术界的观点是，“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之下，主要有六大法律门类：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社会法和诉讼仲裁法。”[15]官方的意见首先见于1999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王维澄的讲话。在该讲话中王维澄指出：“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16]2001年3月9日委员长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17]2004年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立法工作会议上再次肯定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划分，“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法律部门、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组成的协调统一整体”。[18]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法律法规全书》都按照“七分法体例”编写，“经济法”为其中一类。不难看出，学术界和官方关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划分基本一致。经济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部门之一。在我国，不仅“实践意义上的经济法”客观存在，而且官方的意见已将经济法定义为“调整因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19]“经济法作为上层建筑，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比起其他法来，它是直接地针对经济领域内的矛盾。调整有关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律，行为的动机是经济的，内容是经济的，发生或要求其发生的效果也主要是经济的。”[20]
（二）准确反映土地发展权的本质特征，有利于土地发展权制度贯彻实施
将土地发展权定性为经济法意义上的权利，能够准确反映土地发展权的本质特征。现代土地关系的新发展，使得公权与私权划分的局限性凸显出来，而经济法的出现克服了这一局限性。“经济法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的基本方式就是公权力介入市场的自发秩序，将权力因素与资源、财产因素相结合，以实现社会正义。”[21]经济发展权是指国家、组织和个人参与、从事经济建设，并能够享受这些发展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发展权包括两个方面的权利：一为参与权；一为收益权。发展权的实质在于对人类社会经济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即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获得增量利益并享受这些利益。[22]国家干预是土地用途法定形态变更的实质，土地发展权制度遵循国家干预之经济法理念。
关键词：土地资源利用；城镇化建设；作用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4-0000-01
土地资源利用的合理与否对于我国城市的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更是具有较大的影响。就当前来说，我国土地资源利用并不合理，与新时期城镇化的建设并不适应。下面，笔者将对我国土地资源利用情况以及土地资源利用分析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展开探讨。
一、科学开展土地资源利用分析之意义
土地资源是我国城市化建设的重要依托，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土地资源的利用会影响我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也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土地面积广阔，但是人口基数较大，人均土地面积并不多。充分认识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特征，探索合理的土地资源利用模式在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意义重大。科学合理地开展土地资源利用分析工作，有利于充分发现当前城镇化建设中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以及存在的问题，从而能够对症下药，解决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农业化进程的加快，科学分析土地资源的利用，节约、集约用地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对于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来说，我国土地资源用地紧张，资源枯竭现象日益加剧，必须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土地资源利用与城镇建设、发展之间的关系，走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为我国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二、我国土地资源利用的现状
就目前来说，我国土地资源利用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土地资源利用与当前城市发展规划并不一致。目前城市的发展规划是由城市规划发展部门来负责，而土地规划则是由土地管理部门负责，两者各自为政，遇到问题并不能立即沟通和解决。加之，两个部门在同一块土地的作用与定位方面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使得土地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问题，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从另一方面来说，土地资源利用并没有与城市发展保持相同的节奏，存在程序上的冲突，使得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也面临较多的问题。
第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土地利用不合理。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我国很多地区的土地资源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土地浪费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土地市场化的规范与城镇整体的发展规划并不一致，也不能发挥土地资源的最大价值。
第三，城镇化建设过度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满足广大居民的居住需求，大量房地产商不断地“收集土地”，使得城镇的土地资源大量流失，原有规划下土地资源的利用率较低，不利于城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总之，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示出当前我国土地资源利用十分不合理，不利于城镇发展与建设。
三、提高城镇土地资源利用率的对策
根据上文，我们得知，当前城镇土地资源的利用并不合理，不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顺利推进。这也成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工作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受到广泛的关注。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将对提高我国城镇土地资源利用率的对策进行分析与探讨。
首先，要完善城镇土地规划，促进城镇用地的协调发展。城镇土地资源的规划与利用要重视土地效益的发挥，还要注意与周围的环境、设施等相协调，致力于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做好城镇现有土地及未来延伸的发展规划，选择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做好住宅区域、道路系统的布局。
其次，完善城镇土地资源管理的相关政策，促进城镇的健康发展。要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改变传统的土地管理理念，充分发挥政策导向对城镇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积极作用。要做到城乡统筹兼顾，对城乡的土地资源进行统一管理，提高城镇用地的整体效益。城镇土地的私有化程度较高，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就要积极出台相应对策，提高城镇居民住宅区整改等的积极性，并完善城镇的基础设施，推动城镇化建设进程。
再次，要合理规划城镇的绿地建设，维护城镇的生态环境。城镇建设必然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要制定合理的保护措施，尤其是在那些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区域；要合理布局城镇绿地，完善动态城镇生态结构，保护区域内生物的多样性；要采用节能战略，节约能源资源，实现城镇“生态化”建设。另外，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可以按照效益最优的原则，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为了充分满足城镇居民的生活、审美需求，要建立类型多样的生态绿地系统，充分发挥绿地的生态效益。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必须注意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性，做好土地资源利用的规划，从而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率，更好地应对土地资源枯竭的尴尬局面。
四、结语
土地资源的特殊性质使得其更为宝贵，而经济的发展也使得现有的土地资源日益紧缺。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地矛盾也日益突出，制约着部分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做好土地资源的利用分析工作，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合理规划土地资源，从而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要珍惜现有的土地资源，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节约用地。要注意维护区域内的生物多样化，在利用土地的同时，也创造出更多的景观效益与生态效益。相信在多方努力之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土地资源一定能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
参考文献：
[1]周恩静.新型城镇化对金融支持的需求、难点和路径分析[J].西南金融.2013（10）.
1 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在新一轮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时，要把确保耕地总量基本稳定、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作为规划修编的前提。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对于经批准占用耕地的非农建设也要压缩其建设用地规模，并且与开发复垦挂钩，实行“占一补一”原则。
2 严格控制非农建设用地扩张
目前，农村居民点建设普遍缺乏规划，布局杂乱松散，要逐渐对村庄进行规划治理，规划期内各村均不能再扩展居民点用地。要充分利用村内闲散地和旧宅基地，消灭空心村，挖掘内部潜力，提高居民点的集中利用程度，鼓励农民建楼房，充分利用低丘缓坡和四荒地，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积极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布局调整，逐步撤并小型村、整理空心村、缩减自然村、搬迁偏远村，进一步优化村庄布局。要加强农村环境建设，农村环境治理涉及大量的宅基地、基础设施用地、公益服务设施用地等，要充分挖掘现有的土地潜力，合理规划。
3 加强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规划编制
土地利用要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次生盐渍化为前提，要因地制宜。在一定耕地数量的基础上，通过耕地质量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逐步提高耕地产出能力，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耕地保护。土地开发整理要本着确保耕地占补平衡条件下，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并正确处理好开发整理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4 做好重点项目用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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