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小组面试还是辩论赛，要考察的目的都是考生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素质，而不是辩论的技巧。或者说，管理者需要一定的辩论才能，但有了辩论才能，却不一定能成为管理者。可以参见本章附一的2004年清华大学MBA面试评分表，就可以知道即使是以辩论赛著称的清华MBA面试要考察的也没有辩论技巧这一项。当然掌握了辩论技巧对体现综合素质是有帮助的。我们看看一些参加过MBA面试的考生写的心得体会，实际感受一下辩论赛面试的技巧吧。
我在SUCCESS参加模拟面试的经历
昨晚在SUCCESS培训中心的的联系下，一位03学长过来，选了八位同学进行一场所谓的“辩论”形式的模拟。
模拟结束后，我们大家最深的体会就是，此“辩论”绝非彼“辩论赛”！！！
清华考的是“综合素质”面试，因此考官们并不打算在考场上欣赏到专业的辩论比赛。所以，我们印象中的关于大专辩论赛的程序和形式对于我们这次应对清华的面试可以说不仅毫无帮助，甚至是负面的影响。
以昨晚的模拟为例，讨论一开始，大家就陷入了辩论赛的误区，没有体会模拟考官让大家将名字写在牌子上的用心，而是直呼“对方辩友”。
其实，我们都曾经在企业里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会议，会议在做决策时，总是难免出现各种意见的分歧和纷争，所以，我们事后都感觉，清华这次团队面试如果采用和去年不同的形式，更有可能是以【董事会开会】、【投标】、【谈判】等类似的，企业行为的方式来展开。因此，【解决问题】和【得出更优方案】可能才是团队面试的真正目的，绝非像辩论赛那样，以辩论技巧和方式来争高下输赢。换句话说，究其根本，团队面试还是考的团队协作和分工。
只是过去那种形式的团队讨论，现在演变成了两个团队的讨论，而且两个团队有可能秉持的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当然也有可能是有待完善的观点。所以，两个团队之前各自的讨论时间其实和原来的小组讨论形式是一样的，团队仍然需要协作、配合与分工。两个团队之间也仍然是有合作的可能性存在。
另外，我们都认为，两个团队正式讨论前，各小组的内部讨论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不排除正式面试时，会安排考官旁听打分。因为内部的分工，四个人每个人从那个角度来表达本组的观点，这是必须在大家对问题有了统一的整体性把握前提下才能很好进行的。所以，面试官对我们的考察绝对不可能当两队正式讨论时才开始，而是从两队各自讨论时就已经在打分了。
论文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因其丰富的人物个性、诗词歌赋和战争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和军事价值。在其中的人物塑造中，诸葛亮杰出的军事和辩论才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不灭的印象。本文从传统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了在他江东之行劝说孙权联合抗曹，与江东的众谋士舌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为当今的修辞辩论技巧提供一些借鉴和方法。
一、引言
《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文学著作取材于历史，但又不为历史所限制。 它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惊心动魄的战争描写深深打动着中外的读者。在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中，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一片段向读者展示了诸葛亮非凡的才华和气度，他运用其清醒的辩论策略和技巧一一驳斥了以张昭为代表的江东众谋士的降曹思想，为孙刘联合扫清了道路。在传统的西方修辞学中，修辞的概念始于演讲与辩论,被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劝说的技巧”（the artificer of persuasion），本文以传统修辞理论分析了诸葛亮在其辩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修辞策略，意在开拓些以逻辑为基础的巧妙有力而又行之有效的辩论技巧，为现在的演讲与辩论提供些方法和策略。
二、西方传统修辞学理论概述
传统修辞学起源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主要以论辩和演讲的方式用来影响法庭、集会上的听众，或者称赞、颂扬某些人或事。修辞被当作一种劝说的特别技巧。著名的修辞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修辞理论对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理论依据。
柏拉图（plato）在其书中列出有关篇章结构的文章：以引言开头，进入说明，直接或间接的论据、或然性、证明和补充说明、驳斥指控和辩护。他对修辞学的主张在演说者须知晓真理；基本勇于应该界定；词类应恰当安排等等。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则坚持修辞的生成性（genesis）和分析性（analysis），这种特性后来成为现代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他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是“劝说的技巧”，在辩论中，为了说服别人，要采取一定的战术策略，并且这些战术策略要随听众和场合的变化而变化。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西方修辞最著名的一位修辞学家，他的著作《修辞学》（rhetorique, rhetoric）是最古老和最有影响的修辞学专著，为西方古典修辞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世界修辞学提供了经典著作。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提出一系列三分法描述：演讲者，主题，和听众。演说要想打动听众，需要三个因素：一是内容，二是文辞；三是演说技巧。他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说者的人格，和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以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劝说的风格特征包括：清晰（clarity），适体（propriety）,和正确（correctness）.他还将演讲的过程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认为修辞学是一种反诘的方法，是一种工具，人们借助这种工具来面对或然性和可能性（problematicity）的问题。
三、诸葛亮舌战群儒之修辞策略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曹操统兵百万来讨伐江东，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诸葛亮随鲁肃来到江东劝说吴主孙权联合抗曹，吴主孙权并不了解诸葛亮的雄韬武略，对他的才能持有怀疑的态度，因此才想出用江东的谋士试探诸葛亮。而且江东的众谋士对诸葛亮是只听到传闻但未见其人，对他也是半信半疑，有些人认为他更是徒有虚名。相反，诸葛亮却心怀坦然，他十分了解江东吴主和他属下的心理，对他来说，来江东有两个任务：一是要说服孙权不能降曹的利害关系，二是要自下而上使江东所有人的意见保持一致，也就是不能让孙权的谋臣产生任何动摇孙权意志的举动，所以他已经想到了对策，可谓胸有成竹，对全局已有了成熟的判断和掌握。在与吴主孙权和众谋士的辩论中， 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修辞策略：
（一）先徐后速法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入脱兔，敌不及拒”。意思是知己知彼而后动，欲速则不达。在与众谋士的辩论中，诸葛亮没有急于求成，主动向众谋士讲明降与战厉害关系，而是蓄势待发，等待他们来发问，然后一一驳斥他们的偏见和错误思想从而证明自己的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远见卓识。这样，循序渐进地从心理上使众谋士消除对曹操的恐惧，了解抗曹生降曹灭的道理，加深对联合抗曹的认识。
（二）擒贼擒王法
在江东谋士中，张昭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当年孙策临终时，曾对弟弟孙权说过:“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在主战主降的立场上，他主张降曹。因此，使他心服口服地主战就相当于说服了大多数的谋士，对孙权的决定其到关键性的作用。诸葛亮深知这一点，因此与其的辩论也最激烈和最尖锐。他阐述了刘备兵败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诸葛亮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而是因为刘备的贤德贻误了战机才导致现在的窘境，一方面驳斥了张昭对刘备的不公正的指责和对诸葛亮才能的怀疑；另一方面又指出刘备的境况只不过是一时，一旦养精蓄锐，一定会重整旗鼓，前途无量；也从侧面指出张昭的鼠目寸光的局限性和力求自保的降曹思想的错误。
（三）旁敲侧击法
在驳斥薛综和程德枢时，诸葛亮没有从正面指出他们的错误，而是以儒家思想为道德准则，“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和“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后世，名留后世。若小人之儒，惟物雕虫，专工汉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义正词严得指出他们不为国家和社稷着想而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的唯诺性格，使他们理屈词穷，无话可说。诸葛亮以其丰神飘洒，气宇轩昂的气度和豪迈自信、爱恨鲜明、才华出众的人格魅力的赢得了这场舌辨的胜利；并将众谋士的心态调整到正确的状态，用充分的论据唤起了众谋士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和必胜的信心。亚里士多德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讲者的人格力量，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这一修辞理论在此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四）机智激将法
在舌战群儒后，吴主孙权为诸葛亮的口才所折服，但他仍旧对孙刘联合抗曹的可能性和成功性持有怀疑的态度，使他举棋不定,烦躁不安。诸葛亮洞悉他的心理，借助《孙子兵法·始计篇》中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的激将法，故意夸大曹操的势力，让孙权对曹操俯首称臣的方法来激怒他，从而推动事态向抗曹的方向发展，使吴主孙权明白唯有下定决心与刘备联合抗曹才能挽救江东。诸葛亮为孙权分析了抗曹的必要性以及曹操失败的必然性，坚定了孙权抗曹的信心。
诸葛亮的江东之行无疑是成功的，这都归结于诸葛亮非凡的才华，他纵观寰宇的全局意识使他能够站在更高处去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结论
诸葛亮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和辩论技巧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多为读者提供了广博的学习资料，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为现代社会待人接物，辩论演讲提供了诸多的技巧和方法。只有巧妙的运用这些技巧，才能打动听众，使人信服，达到演讲及劝说的目的。
参考书目：
[1]从莱庭 西方修辞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墨子；辩论；语言艺术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先秦时期继孔子之后出现的第二位文化伟人，开创了墨学，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明鬼等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思想。为了宣传他的主张，墨子四处游说，言传身教，广征博引，以理服人。墨子的辩论与众不同，技巧高超，既不像孟子那样气势奔放、咄咄逼人，也不像庄子那样纵横跌宕、变幻莫测，而是朴实无华、推理严密。墨子的辩论讲科学、重事实，有理有据。“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明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以辩来别同异、明是非，形成其独特的“墨辩学”。墨子的辩论用词准确、语言缜密、百无疏漏，这在先秦诸子中是首屈一指的。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墨子辩论的语言艺术。
一、墨子辩论语言的表达特色
语言是辩论的物质手段。先秦时期，诸侯争霸称雄，造就了大批能言善辩的社会活动家、论辩家，他们的论辩语言各具特色，有的言简意赅，循循善诱；有的恣意纵情，奇特浪漫；还有的驳难离析，淋漓尽致等。墨子的辩论，语言简朴、平实，准确、生动。如在《墨子·非攻下》中，针对许多好战的国君常借商汤、武王的征伐行为，为自己的掠夺行为辩护，“今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战为不义，非利物与?昔汤放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墨子辩驳道：“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在这里，墨子明确区分了“攻”与“诛”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其语言准确击中对方要害，墨子以简朴平实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可谓一字千金。
墨子的语言不但准确，而且精炼。《墨子·修身》篇说“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就是要求论辩语言要精炼。有一次墨子的弟子禽滑厘问他：“多言有益乎?”墨子回答：“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辟然，而人不听之。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墨子十分精炼地说明了墨家反对说大话空话，但不反对说有用的进步的合时宜的话。
墨子的语言不但简炼，而且生动感人。例如，有人反对墨家“兼爱”的思想，并再三向墨子发难。因而墨子与他们展开辩论，《兼爱下》记载了这次辩论，对方说墨子的“兼爱”主张虽然好听，但不实用，“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墨子立刻反驳道：“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墨子认为如果“兼爱”思想只是好听而不实用，别说你们，就连我自己也要对它进行批判、指责，并进一步指出，哪有好东西只是中看不中用呢?墨子的语言简明生动，在先秦诸子中，是无与伦比的。
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评价墨子的语言“意显而语质”，也正是总结了墨子辩论的语言特色：准确、简炼、质朴、生动。
二、墨子辩论语言的逻辑技巧
墨子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的辩论博大精深，涉及到哲学、文化、逻辑、语言、思维、心理、角色等方方面面，尤其是强大的逻辑力量，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就先秦时代而言，中国形成有自己独特特点的关于思维本质与规律的理论，墨家的思维形式结构论是中国‘辩学’或‘名学’的奠基。”墨子在辩论中创造性地制定了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学说，揭示了逻辑所构成的这三种思维形式的区别。墨子的辩术是我国古代辩论科学的精华。《墨子·小取》所谈“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及“以名取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假”、“效”、“譬”、“侔”、“援”、“推”，以及《墨子·大取》讲的“故”、“理”、“类”等，都成为墨子的辩论法宝，体现了他高超的辩论语言技巧。下面从“假”、“譬”、“援”、“推”四个方面探讨墨子辩论的逻辑技巧。
(一)“假”式反证法
《小取》：“假者，今不然也。”《经下》：“假必悖。说在不然。”《经说下》：“假必非也而后假，狗。假霍也。犹氏霍也。”“假”就是假使、假若、假如、假设，指在论证一个命题的时候，先假定与这个论题相反的命题存在，然后根据这个命题的虚假来证明原来的论题的正确性。简单地说，“假”就是为了证明某个论题，就先假说它为相反的论题并由此推出错误来的证明法，即我们今天说的反证法。“它是通过确定与论题相矛盾的判断(即反论题)的虚假，然后根据排中律，由假推真，来证明论题的真实性的一种论证方法。”在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墨子强调，要注意假定的命题必须是错误的，才能证明自己的论题是正确的，即“假必非也而后假”，否则，不但不能证明自己的论题，相反，倒证明了论敌的论题。例如，要证明狗是没有姓的，就假定狗姓霍，而霍是霍氏人的姓，姓霍的人是不允许狗姓霍的，他们会反对这个荒谬的命题。于是，就证明了狗是没有姓的。又如在《节葬下》中，说当时的贵族统治者主张实行“厚葬久丧”，“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厚葬久丧”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墨子对此用“假”驳斥了厚葬久丧者的谬论：“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晏退；使士大夫行此，则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人，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纫。”为了批驳“厚葬久丧”，先假定它是对的，让国人都去遵守、执行，然而依从了这种主张。将会给国家造成一系列的恶果，执政者无法正常治理朝政，士大夫、农夫、百工、妇人都不能各司其职，根本无法富贫众寡，由此证明了“厚葬久丧”的荒谬。
(二)“譬”式证明法
《小取》：“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譬”就是譬喻，是说明道理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它不同于一般的举例和形象比喻，它所举的事例必须是双方已知和公认的，而且必须以承认此物与他物属同类为前提，否则就不能达到“举他物而以明此物”的证明目的。《荀子·释难篇》：“谈说之术，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譬喻就是因为直言不能将其事讲清楚而产生的，对于别人不信之“故”用譬喻来讲明。所以墨家将其借来作为“明故”的证明方法，这正是王充在《论衡·目纪》中所说的：“何以为辩，喻深以浅。”墨子喜用譬，也善用譬，他根据不同的“譬”式要求，经常采取三种譬式证明法。第一，取像于其物，以说明一般的规律。如《墨子·所染》：“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墨子认为，人的思想犹如一块白布，时刻受周围环境熏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于善人则善，染于恶人则为恶，比喻习染可以改变人的性格，交游不可不慎。第二，取譬于成事，以指导人们的行为。如《墨子·耕柱》：“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县子硕问墨子谈辩、说书、从事三种为义的方式中，哪种最重要?墨子以现实生活中人人皆知“筑墙”一事为譬，巧妙地说明，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把墙筑起；为义和筑墙的道理一样，喜于谈辩的就谈辩，长于说书的就说书，善于从事的就从事，只有谈辩、说书、从事三者同时并举，通力合作，才能达到为义的目的。墨子如此譬喻，形象生动，使人有推窗观日、开门赏月的明快之感，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第三，以寓言作譬，以明辨义理。如《公输》：“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子墨子曰：‘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墨子以寓言作譬，铺张扬厉，步步进逼，穷理析义，不容不信，终于使喜好攻战的楚王不得不大呼“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墨子运用“譬”式证明法，或说理以阐明自己的主张，或驳斥以攻破敌人的谬论。或譬醒以激发他人的觉悟，取譬明理，把精当的论述与摹拟形象的描绘融合于一体，既给人以哲理上的启迪，又给人以艺术上的美感。
(三)“援”式推论法
《小取》：“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孙诒让据《说文·手部》所云：“援，引也。”解释为“谓引彼以例此。”“援”就是援引例子，即引彼证此，这种推论方法，就是逻辑学中的类比推理。
墨子“援”式推论所用的前提必须是对方说过的话或行过的事，或者是某人说过的话(如“圣王之道”、“先王之书”、“古书之言”)或行过的事并已为对方所承认和肯定了的。根据这个前提，墨子进行推论。如在《鲁问》中，鲁阳文君对墨子说反对“食其子而赏其父”的恶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岂不恶俗哉!”墨子道：“虽中国之俗，亦犹是也。杀其父而赏其子，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者哉!”在此，墨子以鲁阳文君所深恶痛绝的恶俗——“食其子而赏其父”作为前提，巧妙地推论出“杀其父而赏其子”同样是恶俗，有力地鞭挞了鲁阳文君好攻伐，使人民战死，又从而赏之的罪恶行经。这样的类比，入情入理，雄辩有力。
由于墨子的“援”式推论只要求其“然”必须相同，而不要求其“所以然”也相同，如只要承认“楚人非人”与“白马非马”这两个命题属于同类性质的命题，就可以由“子之然”类比推出“我之然”，至于为什么要承认“楚人非人”或“白马非马”的原因和根据等，就不便追究。所以，在使用这种推论方法时，可以暂时难倒对方，使自己获胜，但却不一定得到真理。超级秘书网
(四)“推”式推论法
《小取》：“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推”就是类推，类推是就同一类型的事物中，把还没有取得判断的这一部分和已经取得判断的那一部分相比较，从而给这一部分也定出判断来。“是犹谓”(这如同说)是用来表示相同意义的命题可以类推，“吾岂谓”(我难道说)是表示不同意义的命题不可以类推。孙中原认为“推”，“即以对方所不赞同的和所赞同的属于同类这一点为根据，来反驳对方的观点。这是应用矛盾律的归谬式的反驳方式……从推理形式上说，这是一种归谬式的类比推理。”如《天志下》载，“其所取者”“为不仁不义也”；“人人之场圃，取人之桃李瓜姜者”；“穴人之府库，窃人之金玉布帛者”；“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逾人之墙垣，拘格人之子女者，不义”。所以，凡行窃者即“凡不与其劳获其实皆不义”。据此类推：今王公大人“攻伐无罪之国，入其沟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是“非其所有而取之”，故王公大人攻伐无罪之国是不义的。又如《公孟》载，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礼。”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就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这其实是归谬和类比的结合。
1.“头脑风暴”小组活动。即指在一段时间内让大脑毫无拘束地就某一个主题进行密集的想象和思考。该活动员有价值的地方在于能够激发高层次的创造意念,包括“原创性”和“补充性”创意,以及格个人的意见和想法清楚明确地表述出来,能够帮助学生将大家零散的、不成逻辑的思想火花汇集整理成完整的有价值的思想、方案、行动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法。“头脑风暴”小组活动最佳规模在5一1o人之间,活动的组织者首先必须交给小组明确、并有激发学生开动脑筋的主题。它应与其它活动联系起来进行。
2.“同伴互助”小组活动。该活动的最大价值在于能够使学生通过少年儿童特有的交流、解释和答疑方式,使未能从教师的讲解中完全掌握知识和技巧的学生能够掌握知识和技巧,还能够增加学生的复习和操练机会。该活动是教师运用最多的小组活动,操作中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首先,这种小组的组织应该是小范围的,三、四个人最佳。其次,小组讨论的问题要集中、明确,每次最好只有一个很小、很具体的主题,以便于学生相互解释、演示和说明。再次,必须挑选适合的组长,组长的职能是提出适当的问题,鼓励同学问问题、解决问题、讲解和演示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巧,辨别同学的见解,给同学及时的反馈。
3.“角色扮演”小组活动。这种小组活动能够通过参与者扮演活动的过程,他们从所承担角色的角度和立场去学习、理解和表达。活动规模应按活动内容决定,但是三至七人更为适宜。活动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重点是学习讨论和尝试练习,即由小组成员集体探讨扮演活动主题和角色意义以及练习角色表现方法;第二个部分的重点是表演,将小组成员的理解和表现能力展现出来。
4.“仿真课题”小组活动。活动过程是:由教师向各小组布里研究课题,给予必要的说明和资料,然后由学生活动小组研究问题,制定解决的方案,最后将结果(可以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作品等)展现出来。是否需要采用“仿真课题”小组活动,取决于教学内容与目的,如教学内容涉及教学生如何决策,涉及让学生认识人与人、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涉及学生在常规教学过程中难以获得的经验等,皆可采用这一活动方式。在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综合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中,都可运用“仿真课题”小组活动。该小组活动的选择广泛,学生生活中的问题,如“学生会年度活动及财政计划”,社会生活课题,如“社区环境调查计划”、“少年航天科研项目选择与设计”等都可用作仿真课。
5.小组“辩论”活动。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过程中,辩论活动尤其有用。课堂教学中使用辩论活动,通常把所有学生分为四组。两个正方两个反方,辩论两个问题。辩论的时候两组同学先辩,另两组同学先听;然后再交换。所有的学生又都有了发言、评判的机会。组织辩论活动,教师要注意以下技巧问题:(1)小组成员实力要均衡,人员性格要多样;(2)每组选一名主辩手,其他人也必须作为副辩手发言,并促使他们结成逻辑关系,使个人的发言产生“拓展”、“强化”、“补充”等结构联系。(3)论题必须明确、中性,以陈述句形式出现为佳。(4)教师要提供数、质量相当的资料和资料线索。(5)正方、反方抽签决定。(6)辩论发言的时间严格公正地控制。(7)评价胜负结果由评判的学生投票决定,每人一票制。(8)评判的标准是:①论点、论据是否充分合理;②发言是否明确有力。(9)教师自己,或投票选一位主持人。主持人的重点应该在于肯定学生在思维、语言和智慧方面的优点,尤其是学生的精彩之举。)。
关键词：小学生;口语交际;培养途径
口语交际是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技能之一，每个人从幼儿启蒙时期就应该开始口语交际能力的相关训练。而由于现在的小学多数都重视知识教育，忽略了综合素质的教育，所以现在的小学生普遍存在口语交际能力差的特征。因此，在小学启蒙时期，学校和教师应该肩负起培养其口语交际能力的责任，使每一个小学生都具有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
一、模拟交际情景
口语交际技巧是一种较抽象的知识概念，不能直接转化为具象的知识点供学生学习，且小学生的理解能力较差，如果直接向学生教授口语交际技巧，难免会使学生感到疑惑。而如果利用情景模拟的授课方式来训练学生的口语能力，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口语交际课程的效率大幅度提高。在模拟交际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先提出问题，然后引导学生解答，同时注意让每个学生都有回答的机会。
教师可以先让学生熟读课文，熟读课文是为了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口语能力，在学生口语能力过关的基础上才能开始训练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在熟读课文的情况下，让学生以分组的形式进行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表演课文中的故事，这种小游戏的方式既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还能在学生做游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因此，教师应该使用新的课堂方式来活跃课堂气氛，从而达到训练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目的。
二、开设比赛
小学生的口语交际技巧应该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因此在学生课堂学习的过程中也应该融入更多口语训练。在阅读训练的课堂上，可以开设辩论赛来引导学生练习口语交际的技巧，让学生在辩论过程中逐渐提升口语交际的能力。
还是以《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这一课为例，教师可以以此文章为论点开展辩论赛。正方：汤姆应该把鱼放掉;反方：汤姆应该把鱼带回家。正反两方展开讨论，同时，重点依然是每个学生都必须参与到辩论中来，让学生在辩论赛中不断突破自我，提高自身的口语交际能力。辩论赛的方式能够有效减少阅读课堂上的枯燥感，在辩论赛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还可以拉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教师也可以参与到学生的辩论赛中，帮助处于弱势的一方，巧妙地延长辩论赛持续的时间，让学生在辩论赛中充分体会到交际的乐趣。
三、在实际生活中训练
除了在课堂上，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口语交际能力是应用在实际生活中的，因此提高口语交际能力的更有效途径就是在实际生活中展开训练。虽然小学教材中每个单元都有口语交际的课程训练，但是这种训练方式犹如纸上谈兵，因此收获的效果并不明显，而学校可以多开设各种活动，例如踏青、植树、征集志愿者或学雷锋做好事等，与教材中的口语交际训练相结合，从而提高教材中口语交际内容的利用率。小学生在活动之后，心态通常都会比较兴奋。在这种兴奋的状态下，往往就会产生倾诉的愿望，这时教师或家长应该耐心倾听孩子的倾诉，并引导孩子多说出内心的想法。同时，为学生搭建一个良好的口语训练平台，在班级范围内展开演讲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说一说活动中的体会，鼓励学生演讲，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口语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演讲能力。
总之，培养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不仅是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必备内容，还是培养小学生各项基本素质的首要任务。小学生正处于启蒙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对小学生进行系统的综合教育，而口语交际能力决定着小学生未来的求学道路以及职业生涯，更对其一生的道路都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无论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应把培养小学生口语交际能力放在首要位置。
论文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名着之一,因其丰富的人物个性、诗词歌赋和战争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和军事价值。在其中的人物塑造中,诸葛亮杰出的军事和辩论才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不灭的印象。本文从传统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了在他江东之行劝说孙权联合抗曹,与江东的众谋士舌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为当今的修辞辩论技巧提供一些借鉴和方法。
一、引言
《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文学着作取材于历史,但又不为历史所限制。 它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惊心动魄的战争描写深深打动着中外的读者。在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中,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一片段向读者展示了诸葛亮非凡的才华和气度,他运用其清醒的辩论策略和技巧一一驳斥了以张昭为代表的江东众谋士的降曹思想,为孙刘联合扫清了道路。在传统的西方修辞学中,修辞的概念始于演讲与辩论,被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劝说的技巧”(the artificer of persuasion),本文以传统修辞理论分析了诸葛亮在其辩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修辞策略,意在开拓些以逻辑为基础的巧妙有力而又行之有效的辩论技巧,为现在的演讲与辩论提供些方法和策略。
二、西方传统修辞学理论概述
传统修辞学起源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主要以论辩和演讲的方式用来影响法庭、集会上的听众,或者称赞、颂扬某些人或事。修辞被当作一种劝说的特别技巧。着名的修辞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修辞理论对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理论依据。
柏拉图(Plato)在其书中列出有关篇章结构的文章:以引言开头,进入说明,直接或间接的论据、或然性、证明和补充说明、驳斥指控和辩护。他对修辞学的主张在演说者须知晓真理;基本勇于应该界定;词类应恰当安排等等。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则坚持修辞的生成性(Genesis)和分析性(Analysis),这种特性后来成为现代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他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是“劝说的技巧”,在辩论中,为了说服别人,要采取一定的战术策略,并且这些战术策略要随听众和场合的变化而变化。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西方修辞最着名的一位修辞学家,他的着作《修辞学》(Rhetorique, rhetoric)是最古老和最有影响的修辞学专着,为西方古典修辞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世界修辞学提供了经典着作。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提出一系列三分法描述:演讲者,主题,和听众。演说要想打动听众,需要三个因素:一是内容,二是文辞;三是演说技巧。他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说者的人格,和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以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劝说的风格特征包括:清晰(clarity),适体(Propriety),和正确(correctness).他还将演讲的过程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认为修辞学是一种反诘的方法,是一种工具,人们借助这种工具来面对或然性和可能性(problematicity)的问题。
三、诸葛亮舌战群儒之修辞策略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曹操统兵百万来讨伐江东,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诸葛亮随鲁肃来到江东劝说吴主孙权联合抗曹,吴主孙权并不了解诸葛亮的雄韬武略,对他的才能持有怀疑的态度,因此才想出用江东的谋士试探诸葛亮。而且江东的众谋士对诸葛亮是只听到传闻但未见其人,对他也是半信半疑,有些人认为他更是徒有虚名。相反,诸葛亮却心怀坦然,他十分了解江东吴主和他属下的心理,对他来说,来江东有两个任务:一是要说服孙权不能降曹的利害关系,二是要自下而上使江东所有人的意见保持一致,也就是不能让孙权的谋臣产生任何动摇孙权意志的举动,所以他已经想到了对策,可谓胸有成竹,对全局已有了成熟的判断和掌握。在与吴主孙权和众谋士的辩论中, 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修辞策略:
(一)先徐后速法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入脱兔,敌不及拒”。意思是知己知彼而后动,欲速则不达。在与众谋士的辩论中,诸葛亮没有急于求成,主动向众谋士讲明降与战厉害关系,而是蓄势待发,等待他们来发问,然后一一驳斥他们的偏见和错误思想从而证明自己的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远见卓识。这样,循序渐进地从心理上使众谋士消除对曹操的恐惧,了解抗曹生降曹灭的道理,加深对联合抗曹的认识。
(二)擒贼擒王法
在江东谋士中,张昭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当年孙策临终时,曾对弟弟孙权说过:“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在主战主降的立场上,他主张降曹。因此,使他心服口服地主战就相当于说服了大多数的谋士,对孙权的决定其到关键性的作用。诸葛亮深知这一点,因此与其的辩论也最激烈和最尖锐。他阐述了刘备兵败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诸葛亮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而是因为刘备的贤德贻误了战机才导致现在的窘境,一方面驳斥了张昭对刘备的不公正的指责和对诸葛亮才能的怀疑;另一方面又指出刘备的境况只不过是一时,一旦养精蓄锐,一定会重整旗鼓,前途无量;也从侧面指出张昭的鼠目寸光的局限性和力求自保的降曹思想的错误。
(三)旁敲侧击法
在驳斥薛综和程德枢时,诸葛亮没有从正面指出他们的错误,而是以儒家思想为道德准则,“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和“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后世,名留后世。若小人之儒,惟物雕虫,专工汉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义正词严得指出他们不为国家和社稷着想而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的唯诺性格,使他们理屈词穷,无话可说。诸葛亮以其丰神飘洒,气宇轩昂的气度和豪迈自信、爱恨鲜明、才华出众的人格魅力的赢得了这场舌辨的胜利;并将众谋士的心态调整到正确的状态,用充分的论据唤起了众谋士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和必胜的信心。亚里士多德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讲者的人格力量,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这一修辞理论在此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四)机智激将法
在舌战群儒后,吴主孙权为诸葛亮的口才所折服,但他仍旧对孙刘联合抗曹的可能性和成功性持有怀疑的态度,使他举棋不定,烦躁不安。诸葛亮洞悉他的心理,借助《孙子兵法·始计篇》中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的激将法,故意夸大曹操的势力,让孙权对曹操俯首称臣的方法来激怒他,从而推动事态向抗曹的方向发展,使吴主孙权明白唯有下定决心与刘备联合抗曹才能挽救江东。诸葛亮为孙权分析了抗曹的必要性以及曹操失败的必然性,坚定了孙权抗曹的信心。
诸葛亮的江东之行无疑是成功的,这都归结于诸葛亮非凡的才华,他纵观寰宇的全局意识使他能够站在更高处去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结论
诸葛亮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和辩论技巧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多为读者提供了广博的学习资料,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为现代社会待人接物,辩论演讲提供了诸多的技巧和方法。只有巧妙的运用这些技巧,才能打动听众,使人信服,达到演讲及劝说的目的。
参考书目:
[1]从莱庭 西方修辞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学员在写好毕业论文后，对还要举行毕业论文答辩不很理解，对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的态度也不那么积极。因此，有必要对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和意义先作一讨论。
一、什么是毕业论文答辩毕业论文答辩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以下简称答辩老师)和撰写毕业论文的学员面对面的，由答辩老师就论文提出有关问题，让学生当面回答。它有“问”有“答”，还可以有“辩”。答辩是辩论的一种形式，辩论按进行形式不同，分为竞赛式辩论，对话式辩论和问答式辩论。答辩就是问答式辩论的简称。与竞赛式辩论相比，论文答辩有以下几个特点：1．答辩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首先，人数不对等。毕业论文答辩组成的双方人数是不平等，参加答辩会的一方是撰写论文的作者，只有一个人。另一方是由教师或有关专家组成的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人数有3人或3人以上。一般地说，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始终是处在主动的、审查的地位上，而论文作者则始终处在被动的、被审查的地位上，并且双方的知识、阅历、资历、经验都方面都相差悬殊。2．答辩委员会具有双重身份。竞赛式辩论除了参加辩论的双方外，还设有专门的裁判，即有个“第三者”对辩论双方的高下是非作出评判。而论文答辩虽然也要作出评判，但它不是由特设的裁判员来评判，而是由参加答辩会的一方——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对另一方即论文作者的论文和答辩情况作出评价。可见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答辩老师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既是辩论员，又是裁判员。3．毕业论文作者的答辩准备，范围广泛。为了顺利通过答辩，毕业论文作者在答辩前先需要作好充分准备。然而，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的题目是由参加答辩会的一方——答辩老师根据另一方提供的论文拟就的，所要答辩的题目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一般是三个或三个以上，并且答辩小组拟就的题目对另一方——论文的作者事先是保密的，到答辩会上才亮出来。答辩老师提出问题后，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让学员即论文作者独立准备一段时间(一般是半小时以内)后再当场回答；另一种情况是不给学员准备时间，答辩老师提出问题后，学员就要当即作出回答。因此，虽然在举行论文答辩会以前，学员．也要为参加答辩会作准备，但难以针对答辩会上提出的问题(因为事先不知道)作准备，只能就自己所写的论文及有关的问题作广泛的思考和准备。(这个问题将在本章第二节详细讨论)4．表达方式以问答为主，以辩论为辅。论文答辩一般是以问答的形式进行，由答辩委员会成员提出问题，论文作者作出回答。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作者与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观点相左的情况，这时也会而且也应该辩论。但从总体上说，论文答辩是以问答的形式为主，以不同观点的辩论为辅。
二、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对于组织者——校方，和答辩者——毕业论文作者是不同的。校方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简单说是为了进一步审查论文，即进一步考查和验证毕业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论述到的论题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进一步考察毕业论文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审查毕业论文是否学员自己独立完成等情况。第一，进一步考查和验证毕业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是高等学校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之一。一般说来，从学员所提交的论文中，已能大致反映出各个学员对自己所写论文的认识程度和论证论题的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问题没有充分展开细说，有的可能是限于全局结构不便展开，有的可能是受篇幅所限不能展开，有的可能是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以为没有必要展开详细说明的；有的很可能是作者深不下去或者说不清楚而故意回避了的薄弱环节，有的还可能是作者自己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的不足之处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提问和答辩就可以进一步弄清作者是由于哪种情况而没有展开深入分析的，从而了解学员对自己所写的论文的认识程度、理解深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第二，进一步考察毕业论文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是组织毕业论文答辩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二。通过论文，虽然也可以看出学员已掌握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考查学员掌握知识的深广度，而是考查学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和锻炼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学员在写作论文中所运用的知识有的已确实掌握，能融会贯通的运用；有的可能是一知半解，并没有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还有的可能是从别人的文章中生搬硬套过来，其基本涵义都没搞清楚。在答辩会上，答辩小组成员把论文中有阐述不清楚、不祥细、不完备、不确切、不完善之处提出来，让作者当场作出回答，从而就可以检查出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是否有深广的知识基础、创造性见解和充分扎实的理由。第三，审查毕业论文是否学员独立完成即检验毕业论文的真实性是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之三。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学员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但它不像考试、考查那样，在老师严格监视下完成，而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一般为一个学期)内完成，难免会有少数不自觉的学生会投机取巧，采取各种手段作弊。尤其是像电大、函大等开放性大学，学员面广、量大、人多、组织松散、素质参差不齐，很难消除捉刀、抄袭剽窃等不正之风的出现。指导教师固然要严格把关，可是在一个教师要指导多个学员的不同题目，不同范围论文的情况下对作假舞弊，很难做到没有疏漏。而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有三名以上教师组成，鉴别论文真的能力就更强些，而且在答辩会上还可通过提问与答辩来暴露作弊者，从而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对于答辩者(毕业论文作者)来说，答辩的目的是通过，按时毕业，取得毕业证书。学员要顺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就必须了解上述学校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然后有针对性的作好准备，继续对论文中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究，把论文中提到的基本树料搞准确，把有关的基本理论和文章的基本观点彻底弄懂弄通。
三、毕业论文答辩的意义通过答辩固然是大学毕业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所要追求的目的。但如果大学毕业生们对答辩的认识只是局限在这一点上，其态度就会是消极、应付性的。只有充分认识毕业论文答辩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才会以积极的姿态，满腔热忱地投入列毕业论文答辩的准备工作中去，满怀信心地出现在答辩会上，以最佳的心境和状态参与答辩，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水平。第一，毕业论文答辩是一个增长知识，交流信息的过程。为了参加答辩，学员在答辩前就要积极准备，对自己所写文章的所有部分，尤其是本论部分和结论部分作进一步的推敲，仔细审查文章对基本观点的论证是否充分、有无疑点、谬误、片面或模韧不清的地方。如果发现一些问题，就要继续收集与此有关的各种资料，作好弥补和解说的准备。这种准备的过程本身就是积累知识、增长知识的过程。再说，在答辩中，答辩小组成员也会就论文中的某些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或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这样，学员又可以从答辩教师中获得新的知识。当然，如果学员的论文有独创性见解或在答辩中提供最新的新鲜材料，也会使答辩老师得到启迪。这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的：“如果我们彼此交换想法，本来各自只有一个想法，而现在大家都有几个想法，因此一加一就等于四了。”第二，毕业论文答辩是大学生全面展示自己的勇气、雄心、才能、智慧、风度和口才的最佳时机之一。毕业论文答辩会是众多大学生——包括已走上工作岗位的电大、函大学生——从未经历过的场面，不少人因此而胆怯，缺乏自信心。其实毕业论文答辩将是大学生们在即将跨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关键时刻全面展示自己的素质和才能的良好时机。而且毕业论文答辩情况的好坏，对于国民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影响的不仅仅是毕业论文的成绩，而且还很可能影响工作分配的去向。人生能有几回搏?毕业论文答辩就是大学生们的一次重要拼搏。大学生们应该用自己的拼搏，为今后自己的发展奠定基础，为组织上合理分配自己的工作提供依据。对于在职学习的函大、电大毕业生来说，虽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来改变工作岗位的机会较少，但它也是人生中二次难得的经历，一次最宝贵的体验。所以，大学毕业生们对毕业论文答辩不能敷衍塞责、马虎从事，更不可轻易放弃。第三，毕业论文答辩是大学生们向答辩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学习、请求指导的好机会。毕业论文尤其是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是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专业水平的教师和专家组成，它们在答辩会上提出的问题一般是本论文中涉及的本学科学术问题范围内带有基本性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论文作者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却又是论文中没有阐述周全、论述清楚、分析详尽的问题，也就是文章中的薄弱环节和作者没有认识到的不足之处。通过提问和指点，就可以了解自己撰写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研究其他问题时的参考。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还可以直接请求指点。总之，答辩会上提出的问题，不论作者是否能当场作出正确、系统的回答，都是对作者一次很好的帮助和指导。第四，毕业论文答辩是大学毕业生们学习、锻炼辩论艺术的一次良机。在当今社会，人们愈来愈认识到，能言善辩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一个人如果掌握了高超的辩论技巧，具有雄辩的口才，他在事业上，在人际交往中就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逢凶化吉、遇难呈样。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那些胸怀大志的人，都非常重视辩论素质的训练和培养，把拥有精湛的辩论艺术视为其事业成功的得力臂膀。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能言善辩更是竞争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在学校擅长交际、善言能辩的学生要比一个成绩优秀但性格孤僻内向的学生被聘用的机会多，在社会上成就事业的可能性更大。既然善于辩论，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这么重要，我们的大学生就应抓住每一个学习辩论的机会。毕业论文答辩就是大学毕业生学习、提高辩论技巧和辩论艺术的重要机会。毕业论文答辩虽然以回答问题为主，但答辩，除了“答”以外，也会有“辩”。因此，论文答辩并不等于宣读论文，而是要抓住自己论文的要点予以概括性的、简明扼要的、生动的说明，对答辩小组成员的提问作出全面正确地回答，当自己的观点与主答辩老师观点相左时，既要尊重答辩老师，又要让答辩老师接受自己的观点，就得学会运用各类辩论的技巧。如果在论文答辩中学习运用论辩技巧获得成功，就会提高自己参与各类辩论的自信心，就会把它运用到寻找职业或工作的实践中去，并取得成功。
【关键词】语文课堂;辩论;探究
司马迁《史记・平原君列传》中说：“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本句大意是：毛遂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口才，胜过百万雄师发挥的作用。这里运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借三寸之舌象征人的口才，平原君的舍人毛遂在谈判中临难不退，运用自己的口才与胆识，迫使楚王与赵签定了盟约，得到平原君的夸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辩论的重要性。
辩论可以训练学生思维，发展言语。只有学生摆脱思维定势，打破传统经验束缚，对教师或书本的现成结论敢于怀疑，提出挑战，才会有质疑精神，教师抓住这种契机，充分利用，日积月累，就能逐步培养学生大胆质疑意识和创造性思维。辩论的过程是言语交际训练过程。辩论客观上打破了师生问答式课堂教学局限，在学生你来我往的平等交流中营造和谐融洽的学习氛围，更为个性内向孤僻而平素沉默寡言的学生提供了发言的机会。
中学生的心理逐渐显示出闭锁性，心里的话常常是不愿对长辈说的。中学生的年龄越大，这个特点就越为明显，久而久之，教师就会感到学生越来越难管理，越来越抓不住学生的心。看看我们的课堂，学生要么认真记录教师对文本的认识，要么积极抢答还是渗透了教师认识的问题，或有同学谈到了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其他同学只是赞赏，至于自己有何看法，或同学的看法到底怎样，我们的学生很少去在意，有时意识到了对方观点的矛盾，碍于面子，也只是埋在心底。我们的语文课堂需要“百家争鸣”，需要学生激烈的辩论。笔者经过了实践探索发现，以下方法可以提升中学生的课堂辩论能力。
一、多准备
我认为提高辩论能力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增加知识量，有时候有很多想法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浪费了许多机会，更有甚者人家说一点高深的东西就摸不着边了，试问这样如何能和别人辩论。要增加知识量，可以通过阅读的方式，阅读可以吸取很多丰富的知识，比如读一本小说，其实在你读小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一个作家的生活，感受着作家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感慨，往往一本书中所涵盖的知识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典型的如《红楼梦》，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未必能读懂其中滋味。在不断的阅读中我们经历了许多人生故事，许多爱恨情仇，许多沧海桑田，在享受知识甘露滋润的同时，我们的情感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变了，我们在知识中不断成长，不断成熟。还可以多读名人的著名发言稿、事实新闻、历史时间、人间故事、名人事迹，学会组织语言。这有助于在讲的时候有更多的内容与材料。说白了，完善的准备工作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二、多倾听
提高辩论能力就要学会倾听。这里的多倾听不是叫大家去听录音，而是去听不同的东西，去吸收不同的知识。辩论前听名人演讲的录音，可以去菜市场听别人如何还价杀价，可以在家听别人是如何用更好更妙的词语来描述事物，以此来增强自己不同方面的知识及词汇。辩论中更要学会聆听和记录，倾听老师讲什么，倾听学生讲什么，对方哪些地方讲的比较有道理，哪些地方有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收集起来，哪些地方自己不认同，自己为什么不认同，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捋顺自己、对方思维，快速从对方的论证中找出漏洞并反击。但在实践教学中笔者发现，好多同学不会关注对方的说法，对方说对方的，自己想自己的，等对方说完了就紧跟阐述自己的理由，不会倾听造成了辩与论的脱节。可以说，倾听是连接思维与思维的桥梁。
三、多团结、竞争
在课堂辩论中，教师要善于利用学生之间的团结力量、竞争意识，将这种潜在的优质资源转化为学生辩论的巨大动力。团结是小组学生利用小组合作学习的优势，做好充分准备，在合作中产生集体意识，积蓄打胜仗的力量，利用众人的智慧去还击对方。竞争则是组与组之间的竞争。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当学生凝聚了团结的力量时，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同时，这种团结与竞争，既能使学生认识到凝聚的重要性，更能带动整个班级的前进、成长。
四、多掌握
熟知并掌握多种辩论技巧。有效的辩论技巧有很多，如：先声夺人、连环发问、巧设陷阱、请君入瓮、出奇制胜、层进推进、对比论说、泰山压顶、以谬制谬、借力打力等。每一种论辩技巧都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庄暴见孟子》一章，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的相对之句“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了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对高中生来说，以上方法都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作为哲学系的教师，我自然对逻辑、修辞学和雄辩术怀有一定的兴趣。据说，古希腊的德谟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来发愤苦练，竟至于把石块含在嘴里练习发音，结果成了古希腊的第一雄辩家；也据说，当时智者派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普鲁泰哥拉和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扔标枪的运动员，还是主持竞技会的人应该对不幸被标枪刺死的人负责。古希腊人的这种论辩的热情尤其表现在苏格拉底的身上，这位自诩为“雅典的牛虻”的哲学家整天蓬头赤足，到处找人辩论，柏拉图的三十余篇脍炙人口的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辉煌的辩论业绩。这些夹杂着滔滔雄辩和奇妙神话的记录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辩论术中卓越的范本，更何况，正是在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才产生并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传统形成经久不衰影响的辩证法精神！
然而，哲学上的关注和实践中的参与毕竟是两回事。当我成为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代表队的领队和教练；当我搁下正在研究的数个科研项目，全身心地卷入辩论队队员的选拔、训练，并带领他们赴新加坡参加辩论会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辩论中的种种酸甜苦辣，在华丽动人的辩论词背后，发现了准备辩论必然会付出的艰辛的劳动。
换言之，我在实践中获得了一些辩论经验，虽然是一孔之见，也未经过认真的提炼和总结，但对类似的辩论说来，或许会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可能是出于专业的限制吧，我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力图从哲学上来理解并阐明这些实证的经验，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下面，让我们逐一讨论在辩论中必然会遭遇到的这十大关系。
人格形象与辩论员形象的关系
由双方各组织四名队员，确定题目进行辩论，无疑地具有游戏的性质。道理是明摆着的：双方都不是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辩论，他们只是给听众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都在为真理而辩论，实际上，双方的立场都是由抽签决定的。比如，“金钱是万能的”这样的辩题，不管哪一个队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为它辩护，哪怕每个队员都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也不得不维护这一辩题。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斯多葛派哲学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给我一个学说，我将为它找到论证。”所以，在辩论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坚持了真理，而在于哪一方能够在理论上自圆其说，能够表现出高超的辩论技巧，尤其当一个辩论队抽到很不利于立论和发挥的辩题方向时，它的队员不得不采用种种诡辩的手法进行辩论。因此，作为比赛的辩论和历史上已发生的、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辩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正因为这种差别，不少人把参加辩论比赛仅仅看作是一种游戏。
既肯定辩论比赛从根本上具有游戏的性质，又反对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游戏，这是否是一种逻辑矛盾呢？不，一点也不。这是因为，辩论比赛不光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从更深沉的思想层面上来看，也是辩论队与辩论队之间的文化交流；辩论队员在辩论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辩论技巧，更应该是他的光采夺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种蕴涵于辩论之中，但又超越于辩论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东西，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东西。
无论是训练的实践，还是这次参加首届国际大专华语辩论的实践都告诉我们，如果以”玩辩论”的态度来对待辩论，难免会“走火入魔”，最后成为辩论的输家。
首先，“玩辩论”必然导致对对方人格的蔑视乃至否定。众所周知，一个人的人格要得到他人的尊重，他首先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格，“玩辩论”的人由于把自己和对方都仅仅理解为辩论员而不是理解为独立的人格，就容易在辩论中说出一些有辱对方人格的话来。在这次新加坡辩论中有一个辩题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辩论的双方是香港大学队（正方）和台湾大学队（反方）。在自由辩论的过程中，台大队指责对方关于“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观点是像哈巴狗一样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港大队在反驳中说出了“天下的男人都是好色的”这样的句子，虽然孔子在《论语》中也有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说法，但不管如何，在辩论中出现“哈巴狗”、“好色”这样的词，而且明显地是指向对方的，总是在人格上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其次，“玩辩论”必然会导致在辩论中的胡搅蛮缠。如前所述，由于辩题的限制，在辩论中进行某种诡辩是难免的。比如，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但如果辩题要你证明“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你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诡辩的手法进行论证，但这样的诡辩不等于胡搅蛮缠，后者的涵义是：当一方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时，另一方仍然听而不闻，继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对方的身上。在台大队与我队辩论人性问题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方已再三阐明：“恶”就是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然而台大队却硬说我们的观点是把恶和人的本能、欲望等同起来。他们先是制造了一辆“风车”，然后就像唐·吉诃德一样拚命地与这辆“风车”作战，这样的胡搅蛮缠在高水平的评委面前，不但不会得逞，反而会大大地失分。
最后，“玩辩论”必然会导致辩词的庸俗化、贫乏化，使之失去理论上和知识上的丰富内涵。凡是把辩论看作是技巧游戏的人都不会花力气认真地去阅读有关资料，认真地从理论上去解剖分析辩题，而是借助一些庸俗不堪的实例和趣味低劣的噱头进行辩论，甚至以感情取论，故作姿态地煽动听众的同情心。偶尔，这种低劣的辩论手法也会得逞于一时，但从根本上看，它已步入误区，如不幡然醒悟，必将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
按照我们的观点，辩论队员犹如一棵树，如果他的人格力量是树干的话，他的辩论技巧不过是枝叶。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具有光采照人的人格力量，其辩论技巧才能臻于游刃有余的上乘境界。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训练队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如下的原则：先学会做人，然后才学会做辩论员；先学会尊重他人的人格，才学会遵守辩论的规则。这里的“先”不是时间在先的“先”，而是逻辑在先的“先”。也就是说，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不论是在何时何地参加何种辩论赛，尊重他人人格，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都是先决条件或绝对命令。
在训练中，当有的队员使用一些品位不高的实例和语句时，我们就马上进行纠正，我们甚至不允许队员指责对方“篡改辩题”，觉得“篡改”这个词用得太重，有损对方的人格，我们主张用“改变”这个中性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只能用“偷换命题”的说法；我们也不允许队员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说法去批评对方；在新加坡参赛的过程中，队员们在台上台下都显得彬彬有礼，不失大家风范，给听众和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轮比赛获胜，我们都告诫队员不要骄傲，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参赛队的队员。
在平时的许多生活琐事上，我们也努力要求队员们尊重他人，学会做人。
赛事结束后，好几位队员都有这样的体会，即在选拔、训练和整个参赛的过程中，不光学会了如何辩论，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做人，而后面这一点是终生享用不尽的。所以，辩论比赛虽然具有游戏的性质，但是我们却不能用纯然游戏的态度去对待它，只有确立起良好的人格形象，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魅力的辩论员。
自我表现与听众接受的关系
我很同意王沪宁教授打过的一个形象的比喻：辩论好比是捧在两只手中间的一汪水，如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出色，水是不会漏掉的；反之，如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差的话，捧在手中的水就一点点漏掉了。从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出，每个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关系到辩论的胜负。
那么，一个辩论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又以什么衡量呢？众所周知，在辩论过程中，在台上表现的是双方八个队员，而在台下观看的则是评委和听众，评委当然也是听众，但是特殊的听众，他们的评分将决定对垒的哪个辩论队取胜。评委主要根据双方队员的表现，如立论是否严密，陈述是否条理清楚，语言是否形象、幽默，姿态是否大方、潇洒等来打分；但事实上，评委在对辩论气氛和双方队员表现的感受和理解中，常常受到听众情绪的影响。听众好比“无冕的评委”，他们虽然无权给队员打分，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左右评委的打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队员的自我表现是否出色，并不依据于他自己的感觉，而是依据于评委和听众是否接受并认可了他的表现。正如人们不会根据某个人发表的宣言去评价这个人一样，评委也不会根据辩论队员自己的感觉去评价他们。
当然，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困难，但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一个辩论经验尚不丰富的队员身上，最易见到的是以下两种冲动：一是自我表现的冲动。
队员在上场前已经准备好一套辩词，他上场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把辩词统统倾倒出来，特别是对辩词中他自认为是比较精彩的部分，总是希望能在场上说出来。打个比方，这种心情就像一辆装满了黄沙的翻斗车，一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把车上的黄沙全部卸下来，卸完之后，十分轻松，便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不妨把这种心理称之为“自我表现中心主义”；二是说服对方的冲动。既然是辩论，每个队员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试图说服对方的意向。殊不知，对方队员是不可说服的，他们既然来辩论，就一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即使他们的观点已陷入矛盾之中，也会千方百计地进行辩护，甚至进行诡辩。所以，在辩论过程中虽然对对方的基本立论要进行有力的打击，但要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立论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把这种冲动称之为“说服对方中心主义”。无论是“自我表现中心主义”还是“说服对方中心主义”，其共同的错误都是以自己在辩论中的主观意向去取代评委和听众的评价意向，这常常会导致场上的失误。
这两种中心主义有点类似于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把自己置于中心的位置上，把评委和听众看作是围绕自己旋转的行星，事实上，我们应当像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样把这种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即放弃“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确立“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新思路。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十分注重引导队员们完成这一观念上的“哥白尼转变”，从自我表现的立足点转向评委和听众接受的立足点，从我想说什么转向评委和听众希望我说什么。”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解构既能使队员们迅速适应场上的气氛，对自己的陈词作出切合评委和听众理论取向的改变，又能达到相互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团队精神达到最佳的发挥。
在与台湾大学队的决赛中，我方的立论是“人性本恶”。在国内准备这一辩题时，我们已撰写了陈述词的初稿。这一初稿主要从我方立论的主观意向出发，片面地强调人性中的恶根，比如，在分析历史中的恶行时，辩词中有这样的话：“纵观历史，又有哪一页是用玫瑰色写成的？”辩词初稿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对人性本恶的论证是有力的，但似乎把人性看得漆黑一团，有一种强烈的悲观主义情调，这显然不利于听众和评委的接受。在新加坡决赛的前一天，我们拟出了“人性本恶”辩词的第二稿，这一稿较多地加入了人性通过教化可以后天地向善的内容，虽然冲淡了初稿的悲观主义的味道，但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性本恶的主题反倒显得语焉不详了，这当然也不利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最后，从评委和听众的最广泛的接受性出发，我们斟酌出第三稿，即把辩题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事实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事实，讲真理，理直气壮地把人性本恶阐释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二是价值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价值，讲理想，大声疾呼要通过好的教化来使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把这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突出了人性本恶这一鲜明的主题，又表达了我方抑恶扬善的主张，从而使评委和听众觉得，我方的立论是合情合理的，更易于接受的。相反，台大队在立论时，只是一味地颂扬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对荀子的人性本恶说则予以简单的否定，这就使评委在接受他们的立论时，心理上产生了阻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摆脱“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确立“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视角，乃是辩论取胜的重要前提。
知己与知彼的关系确立了“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思路，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撇开对方，我行我素。辩论不同于唱歌之类纯表演艺术，它毕竟是两个队的对垒，要是在场上回答不出对方提出的问题，在理论水平和气势上压不住对方，怎能赢得辩论的胜利？如前所述，要说服对方是不可能的，但使对方理屈词穷，明显地处于劣势却是可能的。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上是如此，辩论上也是如此。然而，要在辩论前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先说“知己”。这里的“己”当然不仅是指每个辩手自己，而且是指整个辩论队本身。毋庸讳言，每个队员都弄清楚自己在辩论过程中说什么是很重要的，然而，每个队员作为”小我”更重要的是把自己融入辩论队之“大我”之中，是对“大我”的一切意图都了如指掌；同时，每个“小我”对其他“小我”的意图也要有充分的了解。
为了达到“知己”这一境界，我们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训练。一是角色流动和定位训练。四个辩手就是四个不同的角色，从理论上看，一、二、三、四辩要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但从实践上看，当四个队员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要马上确定哪个队员充当哪个角色显然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让每个队员都有机会去充当一、二、三、四辩手，“角色流动”有一个好处，即让每个队员对一、二、三、四辩的角色的地位和作用都有充分的了解和体验。在“流动”的基础上再来“角色定位”，已定下来的角色（如第二辩手）就不光知道自己这一“小我”，而且对第一、三、四辩手之“小我”也能了如指掌，这样，相互配合也就比较容易了，而每个辩手在有利于自己担当的角色位置上，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辩论技巧和才华表现出来。
二是整体配合训练。这里说的“知己”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第一，对辩题的基本概念获得一致的理解，如“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的基本概念有“人”、“性”、“人性”、“本”、“恶”五个，每个辩手对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应有确定的、一致的认识；第二，对辩题立论和思想境界的一致认识，如“人性本恶”的立论是：人性先天地、与生俱来地是恶的；思想境界则是：人性本恶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并不鼓励恶，我们主张抑恶扬善；第三，对自由辩论中的主要战场的一致认识：如我们设计哪几个战场？这些战场的次序如何？由哪位辩手开辟哪个战场？等等。为了使队员们做到透彻地“知己”，每次辩论前，我们都要求每个队员把我方立论、思想境界、基本概念涵义、自由辩论的战场等独立地表述一遍，凡有模糊不清之处，马上进行纠正。由于每个队员对我队在辩论中的总体意图都有明确的、一致的认识，真正做到了“知己”，因而团队精神发挥得比较好，队员们在场上能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比如，在与台大队辩论“人性本善”时，台大一辩引证了一段康德的语录，这段语录对康德的人性理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我方二辩和三辩几乎同时把自己做下的关于康德人性理论的另一段语录卡片递给我方一辩，供其反驳时使用。更有趣的是，为了论证“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熟读金庸小说的我方二辩引证了《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而这一点，未能赴新加坡辩论的一名候补队员居然也想到了。可见，由于我们在“知己”上下了较大的功夫，四个队员都配合得十分密切，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只要听到一位辩手说什么，就马上知道他（她）的意图和下文是什么了。”
总之，“知己”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说来，训练有素的队伍在这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刚组成的队伍则明显地比较差，有的队员只关心自己的陈词，对其他辩手的陈词漠不关心，他们在陈词中出了错也不马上去弥补，这就很容易给对方队抓住矛盾，各个击破。当然，光是“知己”还是不够的，还得“知彼”，方是真正的取胜之道。如果只对自己的情况了如指掌，一片光明，对对方的情况则一无所知，漆黑一团，那对方只要提出一个新概念，使出一个新招，我方就会招架不住。
在场上最忌讳、最令人难堪的情况是：对方提出的问题、概念或资料，我方压根儿没有考虑过。碰到这样的情况，不仅失分，而且会失大分。
与“知己”一样，“知彼”的难度也是很高的。在“知彼”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了解：对方可能采用怎样的思路来立论？如我们和剑桥大学队辩的题目是：“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剑桥队是正方，我们分析它可能以下面三条不同的思路来立论。第一条思路是”欲望理性说”。这条思路认定，在前温饱阶段，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主要是欲望，也就是说，欲望压倒了理性，所以在这样的阶段不可能谈道德；等到温饱实现了，基本的生存问题解决了，这时谈道德才变得可能，因为在这一阶段，人的理性已压倒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道德作为自觉的理性意识才可能真正地确立起来。这一条思路的前提是：当人们为生计所迫而谋求温饱时，谈道德是不现实的；其弱点是：在前温饱阶段，如果欲望支配着一切，人人都能心想事成的话，恐怕连人类社会都已不存在了，又何言温饱状态的来临。第二条思路是“道德认同论”。这条思路主张，在前温饱状态，每个人面对的直接问题是生存问题，当时不可能形成具有整体社会性的道德学说，于是，谈道德也无从谈起。达到温饱状态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出现了分工，这时，才可能出现真正的道德学说和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谈道德才是真正可能的。这一思路的前提是：真正的道德学说是在温饱的前提下形成的，所以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前提；其弱点是：“谈道德”的“道德”并不一定是系统的道德学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作为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观念，却是人类一诞生就已有了的。把这一点澄清，对方的立论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条思路是“习惯——人格——道德论”。根据这一思路，道德是主体的自觉意识，在普遍的独立人格形成之前，换言之，在独立的主体确立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道德的；在前温饱阶段，维系人际关系的是外在的风俗习惯，因而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只有在达到温饱，确立普遍的人格后才能谈。这一思路的前提是风俗习惯不等于道德；其弱点是：把道德概念窄化了，用一种比较高级的道德学说（如受主体良心制约的康德的道德学说）取代了一般的道德概念，其实，道德同时也是受外在社会舆论制约的，所以，虽然风俗习惯不等于道德，可是，在它之中却包含种种道德观念，所以在前温饱状态我们仍然可以谈道德。
由于我方充分地设想了对方可能采取的三条思路，因而在辩论过程中能够从容应对，不为对方所乱。“知彼”还不止于了解对方的基本思路，还要了解对方对辩题基本概念的认识。在“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辩题中，涉及到“温饱”、“谈”、“道德”、“必要条件”这些基本概念，出于论题的需要，对方会把“温饱”的概念无限扩大，特别是把“温饱”和“生存”等同起来，而我方则要确定“贫困”（相当于“生存”）、“温饱”、“富裕”三大生活状态，尽量把“温饱”限制在确定的意义上；同时，对方又必然会把“道德”的概念无限窄化，从而为“谈道德”设置种种障碍，而我方的目的则是把“道德”概念尽量宽泛化，从而为我方之立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谈道德创造条件。
最后，“知彼”还要分析清楚对方在自由辩论中可能采用的战术。第一，“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比较接近于唯物主义和经验论的立场，对方可能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来驳难我们，于是，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主要是肯定马克思也强调道德对经济状况的反作用；第二，对方力图把辩论纳入到“温饱”的前提下，我方则竭力把讨论扩大到“前温饱”和“走向温饱”状态，从而扩大自由辩论的空间；第三，对方可能引入“禁忌”、“风俗习惯”、“自然法”、“自然宗教”、“人权”、“伦理”等新概念，与“道德”对应起来，而我方则要强调，所有这些概念都蕴涵道德，谈这些东西，也就是谈道德。
我们还全面地分析了剑桥队队员的年龄和知识结构。他们的年龄总和比我方大22岁，因而擅长说理，但说多了，很容易把自由辩论的时间早早用完；另外，年龄大了，学历高了，相互之间又不易统一，相互之间会出现矛盾，反应也不一定会很敏锐。钟对这些情况，我们采用了相应的战术，比赛的结果自然是比较理想的。
一言以蔽之，“知己知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对双方的情况都了然于心，才能真正地确立获胜的信心。
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的关系
如前所述，从根本上看，辩论赛是一种游戏，因而辩论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辩论技巧，在场上是不可能表现得很出色的。反之，一个人如果光有辩论技巧，但其知识底蕴很差，可供调动的东西很少，那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纵有最高超的辩论技巧也无法展示出来。所以，把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
先讲知识积累问题。在选拔辩论队员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队员在知识结构上都比较弱，他们可能对本专业的问题比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专业的范围，就有邯郸学步，寸步难行的味道。一个人如果知识很弱，去参加辩论，就像一个没有钱的人去做生意一样，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好知识积累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训练阶段中考虑较多的问题。我们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过专家讲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识。人们常常把文科的知识比喻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宽泛的知识背景，想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想在辩论中运用自如、应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知识背景的学科非常之多，如哲学、历史、伦理、政治、经济、宗教、艺术、逻辑、修辞、生态、社会学、医学、文学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识积累工作呢？光是一门学科，就可以讲上几个学期，通过一、二次讲座，队员们能把握住吗？“知识快餐”可能吗？实践证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讲座中，我们要求专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讲：1．本学科的基本概念；2．本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3．本学科研究在当代的热点问题。把这三个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话讲清楚了，队员们就能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者的结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门学科的概况和问题之所在。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关于这门学科的背景知识。采用这种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专家为队员做了五十多次讲座，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选为辩题的当代热点问题，重点理清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在当今世界上，热点问题是不少的，如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发展的问题、世界政治新格局问题、南北和南南关系问题、当代新儒家问题、亚太经济圈问题、艾滋病问题、安乐死问题、联合国作用问题、人口问题、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市民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就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一些专家讲座，有针对性地讲；另一方面，也借阅了一批图书和刊物，供队员们阅读，使他们对这些问题尽快获得感性认识。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