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方哲学 哲学终结 价值重建 存在 批判 上帝
一 引言
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上帝死了，哲学终结是一个热门话题。其实对于哲学终结的话题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专利。自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于19世纪中叶解体之后，西方哲学家们就有危机感。维根斯坦和黑格尔不约而同得出“哲学终结”的结论。希腊人发明哲学之后，人们就对几千年来的西方哲学而为了同样的问题进行争论不休。事实上，这些争论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面对危机，后期维根斯坦从日常语言分析入手，他认为：“哲学是一场反对语言困惑思想的战斗。” 维根斯坦还说：“没有一个方法，但确有类似于各种治疗的方法。” 后人把这种哲学观称之“治疗性哲学”，它通过消除哲学问题来治疗“哲学病”。然而，哲学问题被消解之后，哲学将不复存在：“哲学病”被治愈将不再有职业哲学家，所以也有人称之为：“自杀性哲学” 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哲学，面对各种危机，如何寻找出路。上帝真的死了吗？哲学真的终结吗？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同时在反思过程之中是否可以寻找出路。
二 马克思和签发“哲学死亡”通知
哲学家罗蒂说要取消哲学独特地位；德里达甚至说：“哲学死亡的问题应该是那些称之为哲学家的人的共同体的惟一问题。 热衷决不是后现代的哲学家，现代西方两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维根斯坦和黑格尔也是积极鼓吹者。
其实“哲学的终结”谈论决不是始于现代西方哲学家，在此之前，就有不少人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其中最砌底的当属马克思。 事实上，在1844年之前，马克思像传统哲学家一样，对于哲学予以最高的热情和尊崇。马克思在“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中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藏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
不久之后，情况有所变化。这个明显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把哲学的现实功能具体化，进一步强调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哲学在马克思眼中的现实功能就是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他认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就是哲学，它的心脏就是无产阶级”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他认为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并且认为只有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也是最后一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他与恩格斯将一切哲学都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因为它属于现存的意识形态，必然要随着现存的制度消亡。 他们两人都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的最大成者，也是哲学的终结。 其实他们两人在宣布“哲学的终结”的同时，却代之以一种新的哲学。正如一位以色列哲学家说的，哲学史只是“哲学死了，哲学万岁。”的永久呼喊。 事实上，恰好回应一位以色列哲学家说的，“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的不可能，但是同时又是矛盾的。证明哲学的死亡时候恰恰是通过哲学的论证和哲学的方法得出的。
在维根斯坦看来，“历来关于哲学事物所写的大部分命题和就此而设置的问题并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因而我们根本就不能回答哲学问题。而只能确定它们的无意义性。哲学家的大部分问题和命题都是因为不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引起的。” 维根斯坦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语言问题，并且证明这些问题是不存在任何意义的。他目的是希望获得一种“正确的逻辑观点”，理解能说的东西以及其界限。这样，哲学没有自己的特殊命题和特殊内容，而是完全变成功能性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他在通过自己论述达到取消哲学，但是他这种论述恰恰在构建一种元哲学的理论。在事实上，这种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哲学主张，只是改变哲学主题，形式，也就是用一种哲学代替了另一种哲学。
海德格尔始终认为，“存在是哲学真正命题的和惟一的主题”。哲学不是存在者的科学，而是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 海德格尔关心是存在问题，只有存在的哲学才有意义的，并且还强调哲学是存在的科学，而不是存在者的科学。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思想就把存在视为存在者的根据，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存在。 在研究存在问题时候，我们总有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存在。当我们去追问什么是存在的时候，而这个“是”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是”等同存在，所以对于这个“是”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按照海德格尔观点或者他的思想，那么哲学就是存在哲学。鲁迅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的这句话是论证存在者是什么，其实意义都是在于人。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种东西它的存在是先于它的本质的，它是在可能被任何概念所界定以前就已存在了的，这样的东西，就是人，也就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实在性。 这种思想本质上是说明这个世界的意义就是人的世界，离开人的存在，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不存在任何意义与价值。海德格尔这里讲的决定论不是对个别存在者的决定，而是对作为全体的存在者的决定。
在晚年的海德格尔却认为哲学在现时代已经终结了，同时他也把哲学的终结叫做哲学的完成。在现代，人们把哲学变成经验科学，哲学不再胜任思考的任务。因此，哲学终结是必然的，是一种归宿。
马克思觉得哲学与宗教，道德，政治和法一样，不是永恒存在的东西，而是属于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他的观点是如果产生哲学或者所属的社会制度注定是要消亡，那么哲学又怎么可能永久存在？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现实生活的同时也一定会“改变着自己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哲学是希腊人发明的，那么就不是从来就有的，所以消亡也是必然的。马克思关心是实践问题，如何改造这个世界。他还指出自己毕生关心和为之奋斗的只有一个问题，一个事业，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体人类的解放。他从来不关心“重建本体论”或者“本体论转向”之类没有实践意义的问题。他使哲学变成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哲学不再存在思辨。于是，哲学也就终结了。
三 上帝死了，面对价值重建问题
尼采曾大声疾呼：“上帝死了！”他接下来说：“假如上帝没死，我就没法活！”当他说完这话不久就精神失常，很快就一命呜呼了。上帝死了，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上帝的尸体，还是留下一种终极的价值。上帝为什么会死？到底是谁把上帝杀了，为什么要杀上帝？那么死去的上帝会不会复活，耶稣死了，但是耶稣又活过来。我的死是为了我的复活，但是上帝复活了吗？上帝是什么？是一种终极价值体验，还是一种超验的存在。这些问题都是困惑现代西方哲学，也是现代西方哲学面对危机。面对签发死亡通知的现代西方哲学如何超越，如何走出困惑，这就是一种价值的反思。人们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上帝的儿子人把上帝杀了。
人们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只是把上帝杀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让哲学终结。那么哲学并没有终结，只是在上帝死了之后面对各种困惑。上帝死了是不是价值轮回的表现，而这种价值是如何轮回的。在价值轮回过程是不是出现取代上帝的值体系，或者某种价值体系在重建之后实现这种取代。如果上帝没有死了，尼采就没法活下去。但是上帝死了，尼采也就发疯了。或许当人把上帝杀的同时也把自己杀了，这是价值的互毁。于是人们需要回归上帝复活的价值。
在这里，要面对的问题不是追究是谁把上帝杀了，或者谈论上帝死的原因，而是关注价值重建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思潮，重建本体论面对种种困惑，价值重建出路在何方？如果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超验的存在，而超验的东西属于纯粹理性。纯粹理性如何避免理性的独断？康德认为：“纯粹理性在它的理念里并没有存在于经验范围以内的特殊对象，它所要求的只是理智使用在经验总和的完整性。但这种完整性只能是原则的完整性，不能是直观和对象的完整性。” 反理性思潮出现是因为纯粹理性本身不去认识某个特定的对象，或者是无法突破这个完整性而使用范畴到自在之物上去。 其实现代西方哲学是一个传统主题和主体性慨念不断被消解和解构过程。有一位学者说过，“实践的观点所突出的便不可避免地是能动性或主体性方面。”
从哲学史上看，西方哲学已经经历过三次危机，每次危机之后，哲学都获得了新生和繁荣。现代西方哲学危机已经进入了第四危机时期，而这次危机是否可以再次获得新生和繁荣？西方哲学传统三大主题———上帝，心灵和世界之后是否面临丧失的危机。努力重建本体论，复活上帝，或者再造上帝是否解决摆脱哲学危机。
现代西方哲学要至少面对三个问题，第一是“重建本体论”，第二是“本体论转向”，第三是“终结论”。重建本体论主张复活上帝，保留传统三大主题。本体论转向是主张哲学转变为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学科和边缘学科。终结论主张纯哲学的终结。
价值重建在发展过程不再是纯粹的重建本体论，在很多时候是本体论转向。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将沿着跨学科，跨文化的大哲学的方向，最终将摆脱纯哲学带来的危机，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本体论转向只是解决哲学危机的方法，最终还是会回归到“重建本体论”。一个人病了就必须吃药，但是康复之后就不再吃药了。我觉得西方哲学就是这样情况的，必须通过“本体论转向”获得新生和繁荣。
四 结束语
现代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各种困惑，经历过新康德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原先流行的思潮突然失去影响力，但是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兴起，给原来现代西方哲学带来冲击。结构主义的哲学加入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入哲学领域。
作为“后结构主义”的哲学代表人物福柯认为作为知识的主体和知识的对象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人只是近期的产物，并且正在走向消亡。”“人像是画上在沙滩上的肖像，是可以被抹去的。” 福柯自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他也喊出了“人死了”这一命题。
现代西方哲学需要走出危机，作为一种思辨方式，必须选择本质性的精神进行拯救，前提是人类精神能够全面自由的达到反思状态。 只有这样，现代西方哲学才可以最终实现“重建本体论”。
主要文献
[1] 《良知与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版
[2]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德勒兹曾经差点酒精中毒，有很长的吸烟史，长期深受肺疾折磨，气喘难忍，到了晚年，只有常人肺功能的八分之一还在轻微地发挥作用，不得不带着人工呼吸器，必须躺着延续生命，健康每况愈下，每天用于工作的时间微乎其微，以至不能再做研究，不能再阅读，不能再写作。他好几次在给我的书信中叫苦，我则每次都立即去信安慰他。他曾说，人如马，必须天天早上咀嚼燕麦，必须每天在大地上奔跑。他没有一天不读和写，读和写是为了飞翔和游牧，为了创制和增产。他实在不能像马咀嚼燕麦那样思考和阅读了。这是他自杀前的受难状态。一瞬间的毁灭把他带入不再有病痛的永恒世界，这里是游子（lenomade,游牧民）的理想国。
在表面上，德勒兹哲学主要是一种生命哲学，但实际上德勒兹在哲学上对生命和死亡是同时全面肯定的，总是在相互对立的东西之间寻找到新的思想资源。WWW.133229.COM这是他的风格。就自杀而论，德勒兹早在1947年关于休谟的处女作里肯定了自杀。可见，他早已思考了他当时还不需要的东西，这就是那种隐藏于内心的秘密。这一丝青年时代的观念痕迹有助于我们理解他48年后终结生命的方式。自杀是一种人类自救的本能行为，是自我意志的极限体验，用自己的力量有意识地终结自己的生命，其方式有自缢、跳楼、投水、服毒、刎颈等。人的生命过程本就是自我耗尽、自我消失、自我毁灭的过程，人在追求生命、健康与幸福中死亡，美丽的生命诉说着忧伤的死亡。能够有意识地选择死亡和死法是人的福气。德勒兹的死是理智性的死、意志性的死，早年在哲学上对死的肯定性思考表明他有死的偏好。
只要自杀被自杀者认为是做了一生中应该且乐意做的事情，那么并不是一件悲剧性灾难性事件，而是从生命到死亡的演变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突变现象，因为它为一切深陷苦海的人给出一条唯一的道路，意味着新形式的来临，成为改变命运的手段。自杀是为了结束战斗、超克苦难和实现死亡作准备，是符合生命的自然律令的，同样符合生命的创造者和思考者的意愿。自杀的成功是死亡，死亡与生命同外延，是对生命的大总结，是向一切人开放的内在而好客的领域。人一诞生就向死（为了结束生命）而生，趋向于自我解放。向死而生的自我解放一旦胜利就意味着人不再受生存、劳动和言说之累。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因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哲学系研习福柯哲学而认识了德勒兹。德勒兹与福柯彼此钦佩、欣赏和尊重，在哲学思想上互相依赖，热情为对方的著作写书评，德勒兹还写了一部专著《福柯》，纪念亡友，满含情谊与相知。他依据自己的思想对福柯哲学进行了呼应性重构。正是这部专著使我在福柯研究方面获益匪浅，也使我对德勒兹本人的思想发生浓厚兴趣而由此阅读了几部他的其他著作。
用德勒兹的话来说，他写福柯就是画福柯，为自己所钦佩所欣赏所尊重的人画一张像，这是他内心的深刻需要。目的是为了画出一幅因死而中断了哲学事业的福柯肖像，一幅哲学画像，画者的线条要出于自己的本心（originalintention），就是“从心里流出来的”，被画者也一定要出现，这便是律动在心底的“和谐”与“会意”，否则，画像是难以成功的。在德勒兹心目中，福柯总是同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这是一种无法想像的真诚和由衷。德勒兹评论《知识考古学》时指出，福柯是一位新档案保管员，评论《监视与惩罚》时说，福柯是一位新地图绘制者。而在福柯一方，同样表达了自己的由衷敬佩，在评论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和《意义逻辑》时作出了这样的惊人回应：“有朝一日，德勒兹时代也许会来临。”这是一种圣经式的铭文。他还把自己的《监视与惩罚》一书归功于德勒兹及其与拉康派精神分析学家加塔利（félixguattari,1930－1992）合作的成果。[1]这种互相倾慕立即引起评论界的严厉批评乃至恶言恶语，说他们在互相拍马。面对批评，德勒兹机智地回答道，人们根本想不到福柯此话是一句写出来的笑谈，让喜欢他们的会心一笑，让讨厌他们的人嘀嘀咕咕。批评者进而对德勒兹进行人身攻击，指责他不修剪的长指甲以及他的着装（农民装）。关于他那受到恶意指责的长指甲，他明确告诉人们，他的指尖没有保护性指纹，触及到物体，特别是织品时，致使他疼痛难忍，因此，他留的长指甲的确起到了保护指尖的作用，并且自然得如同长大的种子，生根于他的指尖。[2]
在福柯那里，死亡成为一种与生命共生共存的力量，死亡与生命都是主体化过程中的终极主题。德勒兹充分认可了这一点。福柯以十分特殊的方式将死亡与生命概念引向更深处，就是说，在法国医生比夏（xavierbichat,1771－1802）死亡观的基础上强化、改造和发展了尼采早已反思过的“人之死”观念，使人进入死亡与生命这两种对抗性力量的交织关系之中。这是一种深刻的“下沉”，如同大鲸鱼潜入5海里处一样。像大鲸鱼那样努力下沉，是一种高难度的危险动作。历来的思想下沉者都是在两眼充满血丝后才有力量上浮到水面的。福柯始终在以生命为代价的冒险动作中追求真理，其生活与思想都充满危险性。在德勒兹看来，下沉与上浮生成一条事关生死的交织线，这条线把真理的追求者卷入激流旋涡。德勒兹无疑喜欢下沉，所青睐的与历史上哲学家培根同名同姓的英国画家培根（francisbacon,1909－1992）擅长画下落的人体。[3]在培根画笔下的死者给人们留下的是那种介乎有无之间的微笑，这种微笑大大淡化了死亡现场的惨状。德勒兹的勇敢下沉（纵身跳楼），包括如今一代巨星张国荣跳楼自尽，正是这种卷入状态的脚注。
“向死而生”与“向生而死”这两种趋势总是在此不断接近和碰撞，从而获得了共同的审美背景。这便是生死相通相依的真正风格。主体在生死相通相依过程中拥有了创造未来世界的可能性。在德勒兹看来，“人之死”并不是人的危机、绝望与悲剧，而恰恰是经历危机、绝望与悲剧之后的人的复兴、希望与喜剧。人不停地出游与归返、迁移与定居、展开与折叠、工作与休息、分离与结合、起床与躺下、起飞与着陆、上升与沉沦、上浮与下沉、晋升与堕落、生存与死亡，游牧地存在着，从而将自身置于这种对折性状态，充满危险和忙乱。对折性状态实际上是出游区域和归返区域之间（以及一切对立性区域之间）的变异性连通性区域，具有多调性和谐性风格。区域与区域之间互相嵌套，互通有无，互相发送信息。主体肩负着建立连续性复杂性平台或平面的使命。
《哲学是什么？》是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总结性著作，也是他们的谢幕式著作。他们将艺术、科学和哲学作为沉思的三种形态并赋予它们不同的任务：艺术创制了感觉，科学创制了函数，哲学创制了概念。他们认为，lechaos“混沌”、“块”、“堆”、“乱”（拉丁词chaos，希腊词khaos）有三位后裔：艺术、科学和哲学，它们构成chaoïdes（混沌状、混沌型、混沌式样），也就是formesdelapensée（思想形式、思想库）或formesdelacréation（创造形式、与宗教的混沌相连的创世形式、大自然状态）。混沌状就是出现在平面上的现实，平面重新分割了混沌。[4]chaoïdes一词很重要，它与差异－多样性、重复－一致性、强度、无器官体、机械态、游牧（游子、游牧民）、分裂、褶子相关。
艺术、科学和哲学都与混沌相关，并且依据各自不同的因素与混沌发生的不同关系相互区别。艺术以感觉、合成图式和感性人物形象与混沌接合，科学以函数、指示图式和部分观察者形象与混沌接合，哲学则以概念、内在图式和概念性人物形象与混沌接合。艺术、科学和哲学以自身的风格在混沌那里生成自己的方向和道路，从而并含、卷入、展开、游牧，然而，它们又是相互连通的区域：因变化和差异而发生联系，感觉从变相出来，函数从变数出来，概念从变异出来。变相、变数与变异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艺术、科学和哲学从而获得了等价关系或相似关系。混沌并非简单的无序，而是不断出现又消逝的景象，不断出游又归返的速度，不断上浮又下沉的线条，不断生存又死亡的实体，不断忆起又忘却的意念。可以说，混沌是一种具有巨大潜在性力量的存在，标明了原地游牧，真正跨越了区域和时代。
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差异中发现了重复，发现了超越不同领域的可能性，艺术、科学和哲学因与混沌保持着如此密切的联系而变得难以辨别，差异与重复一体化，模糊性与明晰性一体化。游子（lenomade）的影子从混沌中来。这个影子被他们呼为“该到来的民众”。艺术、科学和哲学共同拥有这个影子，因此变得不可分割。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把宗教和政治嵌进其中。这是一种积极的大共鸣或大共振，差异概念与重复概念合成事件发生的大场面。差异是德勒兹哲学的主要概念（主要登场人物），差异哲学是德勒兹的大胆尝试，这种尝试延续了他的一生。柏格森著名的绵延、记忆与生命冲动正是以差异为中心展开的，德勒兹在展开过程中，看到了差异与重复相互依赖、缠绵和归属的动人场景。绵延是一种与自身相关的差异，记忆是差异的各种层次的重叠，生命冲动是差异的分化、走叉、分岔、分配、转换、分裂、游牧。差异的力存在于分散和不规范的取向中。
差异的走叉、分化、变异、转换等是常见的生命冲动。异性之间合法的“性取向”是被强制性规定的，这种严格规范的“性取向”禁止超越已经规定了的性生活范围，特别不允许超越性别。只有不规范的“性取向”才能实现超越自己的性别局限。张国荣在自己的艺术和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分化或转换为若干部分，分化或转换是逐渐完成的，并且导向了性别混沌状态而成为无器官体――人与人本身的事转换为感情与感情本身的事。从开始的异性恋到后来的同性恋的过程就是一个走叉或游牧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完成就把原来单向（单数）的性变成了多向（复数）的性（至少有三条线缠绕着分化的主体）：异性恋的维持或继续、分化出来的同性恋和这两种性取向的合成状态。这三条线都是欲望机器生产出来的，前一条线是一条正面线，后两条是负面线。这三条线一旦产生就始终相互交织，体现在演艺生活、日常生活、文学生活、绘画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等领域。这意味着“我这样也可，那样也可。”或者“我是男还是女？”性别失去了距离。这致使主体在不同区域之间忙乱和彷徨，并成为不定者（不定的主体或游子），处于未分化的神经质的黑夜，处于高度紧张的游牧状态。
游牧是为了充实身体，充实的身体决定了社会的充实性，因为社会由人体构成。人体充满各种欲望，是一架欲望机器。社会无非是布满种种欲望机器的工厂。社会充满性别，但性别距离因受到自然欲望的挑战而发生分化、变异和转换。人的欲望处于混沌的游牧状态，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追求整体欲望，欲望之流涌向了部分，因此，人始终是以部分姿态出场的，以部分表现了整体，这并不意味着部分的整体化，而是横断性整体的产生。与此同时，男女性别界线模糊了，被婚姻规则严格使用的性别类型受到冲击，原来明确以性别类型划分的自我不知在何时何地发生了神奇的转换：直线的性分裂为多条曲线的性。人在原来的欲望线上逃走了，进入了新的领土。人作为欲望机器在扩大领土的过程中开辟了多条战线和多个战场，如同战争机器在广阔的世界范围发挥作用一样，其中既生成了逃走的可能性条件，又带来了死亡的可能性绝境。同性恋无非是性爱的分化线条（多样性）的体现，开辟了超越性别的欲望领土。不过，这块领土承受着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的强度是异性恋领土所不具有的。只要我们深入思考，就不难理解这种强度只不过是生命的原初状态的还原。生命的原初状态就是母胎景象，母胎景象是欲望机器的出发点，性别的界线并没有完全形成，具有多种可能性或多条欲望线，有待分化。分化是逐渐完成的，分化的完成并非一劳永逸，很可能发生新的分化。
人们通常认为张国荣是同性恋者，不如说他是性转换者或横断性爱者。性转换即性游牧。男女之别是以雌雄因素的多少来决定的。男人是雄性因素占优势者，同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雌性因素；女人是雌性因素占优势者，同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雄性因素。男女各自的雌雄难辨表明了雌雄两种因素发生了交迭混合，完成了重新分配的任务。这种重新分配为性的多样化和复数化提供了基础。即使在异性恋者之间也会形成多个侧面：男人的雄性因素与女人的雄性因素之间的交迭，男人的雌性因素与女人的雌性因素之间的交迭，男人的雄性因素与女人的雄性因素和雌性因素同时交迭，女人的雌性因素与男人的雄性因素和雌性因素同时交迭。欲望之流是错综复杂的。其中任何一种欲望之流都可能被切断，致命欲望主体发生走叉现象。张国荣在其艺术、生活与社会等方面都显示了这种现象。自杀是内心早已存在的极限游牧或极限分化的总暴发。人们不是一直在追问张国荣死因真相吗？其实，向死而生与向生而死之间的痛苦转换是一切死亡愿望的真相，而死亡愿望的成功实现绝对可以结束这种痛苦转换。与死神相遇并响应死神的召唤是无法抗拒的差异性力量。死是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只是在采取何种方法的问题上才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在柏拉图那里，同一是善，差异是恶，德勒兹对柏拉图哲学进行了颠倒，差异升华为肯定性的哲学对象，不再背上恶的阴影。只有差异是不行的，必须依存于重复，即必须从混沌中来。这是德勒兹对差异的重新规定和理解。差异在哲学上得到积极肯定，是德勒兹与柏拉图决战后的大胜利。这表明，自然获得游牧性分配。这种分配并没有改变自然的位置，这是原地游牧或就地旅行。一切皆游牧。游子往往被认为是迁徙的民众，德勒兹却尝试把不动的民众也规定为游子，他本人很少出门旅行，力图做一名不迁徙的哲学家。他以“原地游牧”这一原则建构了自己的生活与哲学。他的“原地游牧”卷入了战争机器、国家装置、资本主义、世界史、地球史、情报机构以及自己的死亡，从而对这些复杂且庞大的主题现状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分析。这种分析为西方哲学开辟了一条向未来开放的新道路。在此意义上讲，德勒兹哲学潜藏着巨大的思想繁殖力和坚韧性。
游牧是推动世界的力量，是一个事件，亦即一个过程。世间充满事件，文本中充满事件。事件是一个过程而非瞬间，如同掷骰子。游子之出游时刻与归返时刻，如同骰子之抛出时刻与落回时刻。游子的未来命运如同掷骰子、卜卦。游子之“出游－归返”可与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之“敞开－遮蔽”对接，可进一步扩展到其他一切可能的领域。物和人皆游牧。游牧生活是物和人的自由生活。我是游子，我游牧，我已游牧过，我正在游牧，我将要游牧。游子是敞开－遮蔽其整个存在的在者，去各处漫游又从各处归返。游子有能力超越界线，创造出许多逃走线，具有巨大的辐射力。游子（nomade）实际上是莱布尼茨的monade(单子)中的m与n互换位置而成。德勒兹在《褶子》一书末尾这样写道(杨 洁译)：
“问题仍然是要居住于世界，然而斯托克豪森的音乐居所和迪比费的造型居所都不允许内部与外部的差异、私隐的和公开的差异继续存在，他们将变化和轨线视作同一的东西，并用游子论(nomadologie)替代单子论(monadologie)。音乐仍然是房子，而发生变化的是房子的结构和它的性质。我们仍然是莱布尼次哲学的信奉者，尽管表现我们的世界或我们的歌词的不再是和弦了。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折叠方法和新的包裹，但我们依然是莱布尼茨哲学的信奉者，因为涉及的仍然是折叠、打开、再折叠。”[5]
我们完全可以用“游子”取代“单子”。物和人与他们所居的世界或大地，统统都是游子（游牧的物、游牧的人、游牧的世界、游牧的大地、游牧的在者），并且共同生成超游子（大游子），并且彼此取得了有机联系。游子也许永远处于如是来回往返的运动过程之中：出游、归返、再出游，或者折叠、打开、再折叠。
德勒兹一开始就是事件的沉思者，自杀与游牧是德勒兹哲学中的重要事件。自杀与游牧在德勒兹那里艺术化哲学化了。他以“缺席”为代价表现“出席”。
在法国当代思想界，有两类哲学家，一是公认的，一是自称的。德勒兹属于前者。前者在大学任教，通过教学活动进行哲学创作和传播，后者没有大学教席并拒绝教书。后者以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lévy,1948－ )为代表，形成一群新哲学家，他们的操作方式是全新的，宣称自己的哲学为新哲学。这些新哲学家虽无大学讲台，但非常自觉地介入广播台、电视台、报刊等新闻媒介，从而传播自己的思想。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勤奋著书，多面立说。今天，他们仍然很有市场，其思想依旧新奇。他们给我们中国哲学工作者以重要启示：不要死守讲台，而应大胆加入有广泛影响的大众媒介，寻找新的学术空间与学术环境，有利于提高大众的哲学素养。德勒兹曾经对法国新哲学家一族不屑一顾，而是走自己的路，只要目光向前。他坚定地恪守自己的哲学信念，终有大成，有功于法国当代哲学，定会使未来哲学家深受其惠。他的几部重要著作已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其思想影响远至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在中国思想界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青睐。
附录：德勒兹著作汉译目录：
1．解读尼采，张唤民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版，10.80元
2．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7月版，12.00元
3．福柯 褶子，于奇智 杨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24.00元
在西洋哲学史中，柏拉图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哲学家。在他庞大而完整的哲学体系中，他处理了自然哲学、人生哲学、存在论（理型论）、宇宙论、知识论、政治论、道德论、灵魂论、艺术论、范畴论、辩证法、几何学、修辞学等等的问题；而他所提出的很多哲学概念如理型(idea)，回忆说(recollection)及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等等，对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二千多年来仍不断引发哲学上的讨论，可以说西洋哲学的问题很多是源自柏拉图的。无怪乎现代哲学家怀海德(whitehead)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1]正由于柏拉图在西洋哲学史中有那么重要地位，故此便选择了柏拉图作为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那么，为甚么要讨论柏拉图的人生哲学呢？因为一般学者较为集中研究柏拉图的存在论（特别是理型论）、政治哲学、知识论及道德论，至于人生哲学的问答却相对地较少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另外，人生哲学的问题亦非完全可以独立于其它哲学范畴之外而作单独的研究，当中亦涉及宇宙论、理型论、道德论、灵魂论及自然哲学等等内容的讨论，所以在内容上比较丰富。决定了论文的研究范围之后，要交代一下论文的研究方法。其实，一般学者在阐述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时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对原典逐篇解读，一是将其思想作为一个系统来加以概略式的描述。笔者现在会将两者结合，先以生死爱欲这些概念作为柏拉图人生哲学的切入点，然后以三世的时间框架配合人生三大问题来建构起一个简单的分析架构，然后再将柏拉图五篇对话录[2]中相关的材料套入这个分析架构中加以分析讨论，务求能整理出柏拉图较具系统性的人生哲学思想。最后以佛家有关人生哲学，特别是生死轮回的思想与柏拉图的系统作一比较，藉此对柏拉图的人生哲学作出一个客观而合理的评价。
至于这个分析架构究竟是怎样的？亦要在此作一简单的交代。首先，「人生究竟是指甚么呢？一般来说，人生是指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一段生命历程，而在这段生命历程之人人总会有大大小小、程度不同的吉凶祸福，当中如何处理？如何面对？如何活出人的意义？如何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些全是人生哲学所要面对及处理的问题。既然说是人生哲学，当然以作为存在主体的人作为问题讨论的中心，以人作为问题的起点。于是我们便会先问「我是谁？的问题，要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及地位作出界定。当我们问「我是谁的时候必定会涉及到前世问题，正如佛家所提出的疑问：「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3]既然问及前生，亦必会再追问来世的问题，于是乎便会出现人生存在的时间三向度：前世、现世、来世。关于人生存在时间三向度的问题，科学不能够回答，因为科学建基于经验，对三世问题无法肯定，当然亦没法否定，那么只有哲学中的道德进路及宗教进路可以处理。针对人生存在三向度的问题，引发出三大问题，就是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今生当若何？第一个问题是问「生的问题？第二问题是问「死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问如何在现世活出生命意义及价值追求的问题，这涉及爱、欲的问题。基本上，人存在的时间三向度就是本论文的主要分析架构。只要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界定清楚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知道自己死后的去向之后，就可以为现世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确立安身立命之所，然后突破人生的局限，展现生命存在的价值。
二)柏拉图对「生、「死问题的看法
1.有关「生问题的探讨
在人生哲学中，有关「生问题的讨论亦即是处理「人从何而来的问题。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处理了人的结构是怎样及构成人的元素是甚么这两个问题。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借蒂迈欧之口，十分详尽及有系统地论述了整个宇宙（包括人在内）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构的问题。柏拉图指出整个宇宙是由宇宙创造者德谟革（demiurgos）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创造神依照永恒不变、自我同一的模型，配合水、火、气、土这四种元素（材料）及场所（空间）创造出整个宇宙。基本上，创造神是先创造出世界灵魂作为推动宇宙运作的力量，再按几何结构来创造出天体，然后再创造时间，使可感世界的一切都能发生在时间之中。可以说，创造神是先创造出世界灵魂，然后再创造出世界的形体。[4]接着，创造神又创造了各种动物，包括天上诸神的族类，飞翔在天上的鸟类、水族类及陆地上行走的生物。[5]创造神在最后阶段才创造出人。在造人的过程之中，亦是先做出人的灵魂，然后再造出人的肉体。可以说，人跟宇宙的构造一样，是由灵魂与肉体这两部分构成，而在构造的过程中，神是先创造精神性的灵魂，然后再创造物质性的肉体。至于构成人的元素，亦是水、火、气、土这四大元素。[6]谈到这里，我们已处理了人的结构（灵魂与肉体的组合）及构成人的元素（肉体由火、水、气、土四大元素组成，灵魂是诸神摹仿创造者制造的，当中有不朽的理性及可朽的情绪、欲望和感觉）是甚么的问题。解答了这两个问题之后，「生从何而来的答案已不言而喻：人就是由神所创造出来的。不过，有一点要交代清楚的是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所讲的创世纪并不是基督宗教所讲的那一套，当然其中有些观点是基督宗教继承柏拉图的。再者，柏拉图所讲的创造神亦非基督宗教所讲的上帝，因为柏拉图所讲的神是哲学上、逻辑学上的神而非人格神，况且柏拉图的神不是全知、全能的，它亦需要借助永恒的理念、模型及四大元素及空间才能创造宇宙。
2.有关「死问题的探讨
a.死后往何处去
有生必有死，柏拉图处理了「生从何处来的问题之后，接着就要处理「死往何处去的问题。「死是人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没有人可以避免，故此有「生是否一定会「死这个问题是没有讨论意义的；但是人死之后往何处去这问题却不同，不同的哲学家及宗教都会提供不同的答案，甚至有人更会认为人死如灯灭，「人一死甚么都没有，又何需处理死后往何处去这问题呢？珍惜当下，及时行乐就够面对死亡问题，柏拉图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
上文曾提及人是由灵魂及肉体这两部份组合而成的，而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先创造出人的灵魂，然后再造人的肉体，所以灵魂的存在是先于肉体的，而且柏拉图更认为灵魂与肉体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存在的东西，灵魂先验地是理型界的存在，肉体是现象界的存在，所以人死后灵魂未必一定会落入轮回之中，如果能够行善积福，遏制欲望、净化灵魂的话，灵魂就可以永远脱离肉体的束缚，再返超越的理型界之中，可以说，在柏拉图的思想之中，理型才是永恒存在的世界。所以，柏拉图认为死亡并不可怕，它并非一件苦事反而是一件乐事，因为死亡正是代表灵魂可以从肉体的枷锁之中释放出来，虽然灵魂的可朽部份会跟肉体一同死亡，但是不朽的、纯洁的部份却会重获自由。柏拉图在《斐多篇》(phaedo)中说：「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对吗？死亡无非就是肉体本身与灵魂脱离之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和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以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对吗？除此之外，死亡还能是别的甚么吗？[7]虽柏拉图认为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的分离状态，但是灵魂解放出来之后是否一定会返回永恒的理型世界呢？答案是不一定的。如果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时已被肉体的欲望（如情欲、物欲、性生活享受）、仇视、畏惧等不良因素所污染了的话，灵魂不会超升而返回理型界，反而要落入不断的生死轮回之中。[8]有关灵魂如何轮回的情况，留待下文详作论述。相反地，如果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是纯洁的，没有带着肉体给它造成的污垢的话，灵魂就可以不需接受轮回之苦，返到理型界或比这个世界可能更加美好、更加昌盛的世界。[9]
至于我们要怎样做才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呢？柏拉图说要训练自己从容面对死亡，训练的工具就是追求哲学，透过哲学的追求就可净化灵魂。可以说，实践哲学可以令我们禁止一切身体的欲望，不受欲望操控，这样灵魂就可以得到净化。[10]至于如何实践哲学，如何净化灵魂，柏拉图在《会饮篇》(symposium)中有详尽的论述，故不在此赘述。
b.灵魂不朽的论证
由于人的死亡只代表灵魂与肉身的分离，并不代表灵魂必定是从肉体的牢狱中获得释放，重新进入永恒的理型世界。柏拉图为了令灵魂重返理型界有可能及使人的行为必定具有善恶因果的价值一致性，所以一定要说灵魂不朽，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提出了六个论证。
一)生成是对立物的不断循环[11]
柏拉图说：「凡有对立而存在之处，对立的事物产生对立的事物，例如美是丑的对立面，正确是错误的对立面，还有无数其它事例。……这是否为一条必然的法则，凡有对立面的事物必定从其对立面中产生，而不会从其它来源中产。既然生与死是对立的事物，所以两者理应交互生成，从生有死，从死有生，生生死死，不断循环。由于生死交互生成，不断循环，所以灵魂再生，不朽存在就成为可能。
二)从知识的回忆说来推论出灵魂不朽[12]
柏拉图认为我们对于理型界的知识客观而真确，而这些知识的获得与感性经验及现象界无关，而现在寄寓于肉体之中的灵魂绝不可能认到这些真确而具客观性的真理。故此，这些关于理型界的知识必定是灵魂在前世已经有，只是现世通过回忆作用把这些前世已有的知识重新召回来。故此，有关理型界知识的成立就足以证明灵魂曾于前世存在，甚至之前几世存在过。根据此理，现在世亦将会成为未来的过去世，现在的知识将来亦会成为来世回忆的对象，由此可以明灵魂是不朽的。
三)从灵魂的神性导出灵魂不朽[13]
柏拉图将存在的事物分为两类：一类是神圣的、不朽的、理智的、统一的、不可分解的、永远保持自身一致的、单一的；另一类是凡人的、可朽的、不统一的、无理智的、可分解的、从来都不可能保持自身一致的。灵魂与肉体相比起来，柏拉图认为灵魂与前一类事物最为相似，肉体却与后一类事物相似。既然现在灵魂跟第一类事物同样具有不朽的、统一的、单一的、不可分解的属性，故此灵魂就不可能有任何变化、也不可能被毁灭，所以它必然是不死和永恒的存在。
四)从语意分析证明灵魂不朽[14]
柏拉图认为灵魂是生命原理，生命既然是灵魂的生命原理（本质属性），故此应该是不朽的，否则生命原理与灵魂在语意上会出现矛盾，因为如果灵魂是可朽、是死灭的话，就会与生命构成矛盾。
五)从道德伦理角度证明灵魂不朽[15]
柏拉图认为任何存在物的坏灭衰亡，必定由内在而固有的恶因所造成。灵魂之中虽有恶的成份，如无知、怯懦、放纵等，但是灵魂却不会被这些恶的成份影响而灭亡。可以说，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于灵魂的恶都不能使灵魂坏灭衰亡，灵魂仍是永恒地存在着。故此，灵魂一定是不朽的。
六)从灵魂的自动性来证明灵魂不朽[16]
柏拉图说：「一切灵魂都是不朽的，因为凡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的事物都是不朽的。那些要由其它事物来推动的事物会停止运动，因此也会停止生命；而只有那些自身运动的事物只要不放弃自身的性质就绝不会停止运动。还有，这个自动者是其它被推动的事物的源泉和运动的第一原则。由于灵魂是一种自动的存在，亦是推动其它事物的源泉及第一原则，故它无生灭可言，一定是不朽的。
c．对灵魂不死论证的批评
柏拉图要设法论证灵魂不死，但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透过理性的方法去证立灵魂不死呢？。如果以康德批判哲学的立场来看的话，灵魂根本是超越经验范畴的形上存在，我们对它根本没有任何的感性经验，如果我们强行以理性范畴去证立超验的灵魂存在的话，这就是理论理性的误用，最后只会变成独断论(dogmatists)。柏拉图对灵魂的论证亦一样，因为我们对灵魂缺乏经验，所以同样地可以其它理由来证立「灵魂可朽的命题。事实上，柏拉图这六个论证亦存在着缺失的。例如第一个论证：生成是对立物的不断循环。对立的概念我们可以说是互相相对地交互生成，如有「生的概念时就预设了有「灭的概念，有「灭的概念时亦预设了有生与之相对，这只是概念上的相对互生，但是在经验上是否真的有生就一定有灭，有灭就一定有生呢？这是存疑的，生死问题亦是同一情况。再者，生死是互相交互生成，亦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生证明了死，死再证明生，然后生又再反过来证明死。这不是循环论证吗？又如第六个论证：从灵魂的自动性来证明灵魂不朽。虽然柏拉图说「凡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的事物都是不朽，并以此作为论证灵魂不朽的大前提，但是我们如何建立「灵魂是自动的这个小前提呢？所以最后亦是推不出灵魂不朽的必然结论。其它的论证亦存在着不同的缺失，但我们没有必要将之逐一指出。
另一方面，柏拉图虽然要证立灵魂不朽，但是他自己所说的不朽却并非指所有的灵魂，而只是指灵魂的理性部分。基本上，柏拉图将人存在的灵魂区分为三类，分别为理性、激情及欲望。其实，如果柏拉图将灵魂不朽作为宗教上的信仰或道德上的设准来看待的话，就可避免以理性范畴去论证灵魂不朽而引致的缺失。但无论如何，柏拉图的灵魂不朽说为现实人生的生命超升及道德行为的因果价值统一性提供了必然的保证。
三)柏拉图对「爱、「欲问题的看法
当我们处理了「生从何处来及「死往何处去这两个问题之后，就要处理「今生当若何的问题，究竟在现世存在，我的责任和使命是甚么？我完成了这些责任没有？如何生活才可以提升生命的质素活出生命的意义？
1．爱欲与生死轮回的关系
柏拉图要我们过着公义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提升生命的质素，否则就会沉沦下堕。而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真、善、美。真与美、与善是有等同的价值，但只存在于理型界之中，人生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就是哲学。那么追求真、善、美的动力是甚么呢？就是爱(eros)，爱的本质就是要追求美、善，而智慧是最美的东西，所以追求美、善亦即追求真善美。可以说，对真善美的追求亦是欲望(desire)的一种，不过这种向着美、善进发的欲求是正面的，层层超升的，是由最低层次的肉体上的「爱超升到追求精神上的「爱，追求真、善、美的绝对统一。这样，透过哲学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的灵魂就可以净化，死亡时就可以摆脱肉体的束缚，直接到理型世界之中。相反地，如果人只沉沦于肉体上的爱物质生活的享受及过着不正义的生活的话，欲望只会使人不断向外索求，最终只会沉沦于各种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亦需要在生死之间不断轮回，直至灵魂得到净化为止。
2．贯通三世的生死轮回观
柏拉图虽然说「死亡是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的状态，但是灵魂从肉体解放出来时未必一定是完全纯净的，不是纯净的灵魂是不可以立即重返永恒存在的理型界，反而要在生死之中不断轮回，直至灵魂完全净化为止。以下将对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人的轮回情况作一介绍。
a．轮回的原因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讲了一个神话，他说：「纯洁的灵魂若不能跟随神，甚么真理都看不见，而只是碰到不幸，受到健忘和罪恶的拖累，并由于重负损伤了它的羽翼而堕落地面，那么它就会遵循这样一种法则沉沦。可见，如果人不追求真理、追求智慧，最后只会受到罪恶的拖累，沉沦于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生命质素不断地下降。[17]柏拉图亦说如果人「转向一种比较卑贱的、非哲学的生活方式、渴慕虚荣，那么当灵魂不谨慎或醉酒之时，两颗灵魂中的劣马（激情及欲望）就很有可能乘其不备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做那些大多数凡人以为是快乐的事来充分满足欲望。做了一回，他们以后就不断地做。[18]可见当人追求非哲学的生活方式、渴慕虚荣及耽于逸乐时，就会失去智慧，并会为满足欲望而要于生与死之间不断轮回。
b．不同形态的轮回
柏拉图指出人依据自己所做的不同行为而投生到不同的肉体。「那些不去努力避免而是已经养成贪吃、自私、酗酒习惯的人，极有可能会投胎成为驴子或其它堕落的动物。至于「那些自愿过一种不负责任的生活，无法无天、使用暴力的人，会变成狼、鹰、鸢。而那些「养成了普通公民的善的人……通过习惯和实践来获得，而无需哲学和理性的帮助，……可能会进入某种过着社会生活，受纪律约束的动物体内，比如蜜蜂、黄蜂、蚂蚁，甚至可能再次投胎于人。[19]而那些第一次再生的灵魂，柏拉图说他们不会投生于任何兽类之中而只会投生为人，不过他们会因应自己看见真实存在的程度多少而投胎成九类不同的人。看到大多数真实存在的人会成为智慧或美的追求者，看到最少真实存在的人会成为僭主。现将这九类灵魂投生为人的情况表列如下：[20]
类别 灵魂所投胎成的人 对真实存在的认识
第一类 智慧或美的追求者 最多
第二类 守法的国王或勇士和统治者 少些
第三类 政治家、商人或生意人 少些
第四类 运动员、教练或医生 少些
第五类 预言家或秘仪祭司 少些
第六类 诗人或其它模仿性的艺术家 少些
第七类 匠人或农人 少些
第八类 蛊惑民众的政客 少些
第九类 僭主 最少
柏拉图又在《斐德罗篇》249a中指出，所有投生于肉体的灵魂，如果是依照正义而生活的话就可以获得较好的命运，若不依正义而生活的话，命运就会较差。换言之，人若依正义而行事的话，生命质素必定可以得以超升。那么要多久才可以脱离生死轮回呢？柏拉图说是要一万年，不过如果人能用爱欲来追求智慧的话，只要三千年就能得到解脱（恢复羽翼、高飞而去）而返理型界中。
3．如何透过爱来净化灵魂
其实，柏拉图探讨「生从何而来及「死往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确立现世的意义，要为现实人生找寻安身立命之归宿。正正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前世、今生及来世的生命走向，亦意识到自己灵魂的不死，于是人生就有希望，人才能够有意义地生活下去，才能够选择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去做，逃避自己认为不应该的事情，逐步逐步提升自己生命存在的质素及价值。
对于现世（生），柏拉图提出了「爱(eros)的学说，「爱的问题在《会饮篇》中讨论的最多。基本上，人是有追求美善的天性，于是乎便产生了「爱。「爱是生命的动力，亦是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动力。有了「爱，人可以依恃着它去过合乎正义的生活，去认识真理，去追求人生的美善。「爱作为一种欲求(desire)，可有两方面的发展方向，如果追求美善的话生命就会超升，灵魂就会得到净化，如果追求逸乐、沉迷于逸乐的话，生命必定会向下堕，当中的关键全在人自己自由意志的抉择。
《会饮篇》中所提及的爱可有精神上及肉体上的分别。精神上的爱是指对真、善、美的渴求。肉体上的爱亦即是性爱，性爱之中又有男女之间的异性爱及男男之间、女女之间的同性爱。其中同性爱比异性爱更为高尚，因为异性爱只是为了性的满足及繁殖下一代，但是同性爱却以精神上的智慧和美德作为自己渴求的目标。当然，柏拉图并非只停留在同性爱之上就满足，还要再作突破，从肉体上的追求层层突破至精神上的追求，即从肉体上的生育求不朽，升华至精神上的生育，追求智慧和美德的不朽，直接把握真、善、美的理型。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提出了一种名为「向上引导(epagoge)的方法来认识「理型，即从具体事物开始，层层向上转化，最后达到「理型界。这个对「理型的认识及转化过程，可表述如下：
步骤 层层超升、突破的情况
第五步 突然跳跃而到达最后的目的，直接把握美善的理型。(absolute beauty and the good)
第四步 再由对美的灵魂的追求，进一步转向追求美的制度和学问(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第三步 突破对某一殊别的美的形体的追求，认识到掌握灵魂的美是高于肉体的美。
(from the physical body to the spiritual)
第二步 从美的形体认识了美的道理，认识到各个美的形体都共有的美的形式。
(general beautiful body)
第一步 人开始爱一个殊别的、具体的美的形体。
(particular beautiful, physical body)
总之，最初我们是认识美的形体，然后是美的灵魂、美的制度、美的学问、美的智慧，最后直接把握美的自身，即美的理型。透过这种层层超升的方法，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得到净化，就可以突破生命之中的种种局限。直接达到理型界的存在。而这种净化灵魂的过程，亦是哲学的学习过程。可以说，透过哲学的训练就可以将生命转向，获取真实的知识、智能，直达理型界。因此，柏拉图认为人应该学习哲学，社会亦应以「哲学王来统治，提升自己及别人的灵魂，发挥其中的圣洁本质。这亦即是柏拉图所讲「洞窟之喻的精神。[21]
四)柏拉图人生哲学与佛家哲学的比较
柏拉图的人生哲学主要是从「生、「死这两方面确定了生死轮回是人存在无可避免的必然处境，而人之所以要堕入生死轮回之中完全是基于自己对欲望的渴求及沉沦，不愿过合乎正义的道德生活，故此现实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学习哲学、追求真善美、由肉体上的「爱开始层层超升突破，转化为对精神上的爱，追求真、善、美的理型。这样去作哲学的实践，净化自己的灵魂的话，死后必定能够脱离肉体的束缚返回理型的真实世界之中，获得最终的解脱。这种由现实人生要面对生死轮回的处境而追求生死解脱，超越生死轮回的思想跟佛教同出一辙。以下尝试以表列的方式将佛教的轮回思想跟柏拉图的思想作一简单的比较。
佛教（原始佛教） 柏拉图 备注
1．「人作为存在主体的构造 人是由四大（地水火风）及五蕴（色受想行识）所组合而成。当中有物质性的元素（四大及色蕴），亦有精神性的元素（受想行识四蕴） 人由灵魂及肉身这两部份组成，灵魂是精神性，肉身是物质性的。而人的肉身是由火、水、气、土这四大元素所组合而成。 两者均认为人是由精神性及物质性的元素组合而成，佛教的四大跟柏拉图的四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2．人之所以
要轮回的原因 被贪、嗔、痴等无明烦恼障蔽，不断起惑造业，这便要偿付错误行为的代价：生死轮回。 被欲望、罪恶拖累、渴慕虚荣、耽于逸乐，甘于过比较卑贱及非哲学的生活方式。 两者都是以自己生命中的不良因素作为轮回原因，大家都是自作自受的。
3．贯通三世
的轮回主
体 原始佛教说无我，只是以业作为贯通三世的媒介，后来瑜伽行派吸收部派的思想而安立阿赖耶识(ālaya vijñāna)作为轮回主体。 以精神性的灵魂作为贯通三世的轮回主体。 佛教是无我的轮回思想，柏拉图是有我（灵魂实我）的轮回思想。
4．轮回的界
域 佛教认为众生是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之中轮回转生的。 认为人会在畜生、昆虫及人这几类个体生命存在的形态中投胎，在人这界域中分为九等高低不同的投胎。 在轮回的界域上，佛教比较丰富，基本上，柏拉图只划分出人及畜生二趣。
5．超越生死
轮回的方
法 消极方面：受持五戒、十善。不犯错，不作恶因。
积极方面：修八正道、积习善因、以求解脱。 学习哲学、以「爱去追求真、善、美藉以净化灵魂。
两者的方法虽有差异，但目的都是一致的。
6．解脱的境
界 超出六道、断除生死，证入涅盘境界。 灵魂脱离肉体的束缚进入理型界的真实存在。 彼此的目的地虽有不同，但是同样有超越生死轮回的要求。
从上表的比较可见柏拉图的轮回思想跟佛教所讲的十分相似，尤其是在精神上大家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认为人自己行为上（生命中的恶及烦恼影响）的偏失引至到生死轮回，最终的理想都是要在现实人生上好好修行，突破自己生命的局限，最终脱离生死轮回的束缚。不过，在某些地方，如轮回的原因、轮回主体的具体运作及轮回的界域这几方面，佛教的论述是较柏拉图的要精密。佛陀所处的年代比柏拉图要早二、三百年，当时柏拉图有否机会吸收到佛教的轮回思想呢？[22]这有待历史学家去作进一步的考证。虽然，柏拉图的轮回思想跟佛教的相比是较为逊色，但是柏拉图不竟是哲学而非宗教家，所以他的不足是可以理解的。柏拉图能够以哲学的角度去探讨前世今生的问题，并为现实人生确立方向、价值和意义，这已是柏拉图哲学的一大成就，这亦是他的人生哲学的价值所在───起了指导人生、安顿人心、确立人生超升方向的宗教意义。
五)结论
柏拉图的人生哲学可以放在过、现、未三世的时间框架中以生死爱欲作为切入点来加以分析讨论。三世其实是处理三个主要的问题，在生死的交互循环之中引发了「生从何处来及「死往何处去这两个问题。前者是生命的起源问题，后者是终极归向，终极关怀的问题。对于生命的起源，柏拉图提出了创造神创造之说，指出神不单创造人的肉体，还创造了人不朽的灵魂，亦对人的结构加以分析。对于生命的终极归向问题，柏拉图提出了灵魂脱离肉体束缚而重返理型界永久实存的主张。在处理了生死及轮回的问题之后，便可安立现实的人生，突破生命的局限而展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在现实人生中，柏提图提出「爱与「欲这一对概念，提出人人皆有欲望，如果沉沦于物质享受及欲望之中，生命必定会下堕并沉沦于生死轮回之中，相反地，如果人能够遏制肉体上的欲望、突破肉体的爱而将之升华为精神上的爱，透过哲学的追寻而获得智慧，把握真、善、美的埋型的话，生命必定能突破局限，层层升进，待灵魂完全得到净化后便可摆脱肉体的束缚而与永恒真实存在的理型界相契相入，进入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虽然柏拉图有关生死轮及超越解脱的思想没有佛家那么精密，但柏拉图不竟是一位哲学家而非宗教家，所以他的学说较佛教逊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柏拉图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思考而能起着指导人生，安顿人心的宗教功能，这是柏拉图人生哲学成功及值得被肯定的地方。
参考书目
1．柏拉图着、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卷一、二 左岸文化 2003年4月初版
2．柏拉图着、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卷三 左岸文化 2003年7月初版
3．柏拉图着、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 商务印书馆 2004年1月初版
4．柏拉图等着、刘小枫等译《柏拉图的会饮》 华夏出版社 2003年8月第一版
5．程石泉着《柏拉图三论》 东大图书公司 1992年6月版
6．曾仰如着《柏拉图的哲学》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8年4月2版2次印刷
7．汪子嵩等着《希腊哲学史》 第二册 人民出版社 1997年5月1版第2次印刷
8．傅伟勋着《西洋哲学史》 三民书局 2004年3月二版
9．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10．邬昆如着《西洋哲学史话》 三民书局 2004年1月增订二版
11．段德智着《死亡哲学》 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4年8月初版一刷
12．冯沪祥着《中西生死哲学》 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1年2月初版
13．杨绍南着《人生哲学概论》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6年3月初版第七次印刷
14．alexander nehamas & paul woodruff, “plato’s symposium”,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15．brian proffitt, “plato within your grasp”, wiley publishing, inc, 2004.
注释：
[1]转引自段德智着《死亡哲学》，页70。
[2]这五篇对话录分别为：《斐多篇》(phaedo)、《斐德罗篇》(phaedrus)、《会饮篇》(symposium)、《国家篇》(republic)及《蒂迈欧篇》(timaeus)。
[3]见《顺治皇帝归出词》。
[4]参阅《蒂迈欧篇》，27c-36d。
[5]参阅《蒂迈欧篇》，40a。
[6]有关神造人的具体过程，可参阅《蒂迈欧篇》，44d-46c。
[7]引自王晓朝译《斐多篇》，64c。
[8]详见《斐多篇》，81b。
[9]详见《斐多篇》，80e-81a。
[10]详见《斐多篇》，82c。
[11]详见《斐多篇》，70e-72d。
[12]详见《斐多篇》，72e-77d。
[13]详见《斐多篇》，78c-80c。
[14]详见《斐多篇》，102a-107b。
[15]详见《国家篇》，611a-611c。
[16]详见《斐德罗篇》，245c-d。
[17]引自王晓朝译《斐德罗篇》，248d。
[18]引自王晓朝译《斐德罗篇》，256c。
[19]引自王晓朝译《斐多篇》，82a-b。
[20]详见王晓朝译《斐德罗篇》，248d-e。
[21]即突破自己的局限，从感觉经验开始层层突破，最后直接把握理型的真实。并且当自己的生命超升了之后，还返回洞窟救度其它人，教他们认识理型的真实世界。
大专毕业生跳槽外企
1990年，李哲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公岭镇一个贫苦农家，父亲李永启和母亲查玉兰皆为农民。为了赚钱养家，李哲两岁那年，父母便双双去外地打工，将年幼的李哲交给外公外婆照顾。每年只有在春节时，李哲才能与父母团聚。
由两位老人拉扯大的李哲本分老实，是个听话的乖孩子。2007年9月，李哲高中毕业后，考入安庆理工学校五年制大专班就读。
2009年春节，李哲的父母从杭州回老家过年，一家人团聚闲聊，谈到李哲找对象的话题，李哲的母亲叹了口气：“唉，现在的女孩找对象都要看男方的家庭条件怎样，有没有房子车子。我们家这么穷，哪个女孩看得上呀？”
这句话似乎提醒了李哲的小姨，她建议李哲的父母在安庆给李哲买一套房子。可是在安庆买一套房少说也得二三十万，以他们夫妻俩的积蓄，就是砸锅卖铁也买不起。李哲的小姨劝道：“房价一年比一年高，你们现在不想办法买一套，以后就更买不起了。”李哲的舅舅也支持这个提议：“是啊，你们可以先付30%的首付，其余的找银行贷款，以后再慢慢还。”
考虑到儿子毕业后要在城里找工作，娶妻生子，肯定得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思来想去，几个月后，李哲的父母在李哲小姨所居住的小区购买了一套110多平米的房子，总价30多万，首付10万。李哲的父母拿出所有积蓄，又找李哲的小姨和舅舅借了几万元，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下来。
2012年交房后，李哲的小姨受李哲父母的委托，请装修队对新房进行了简单的装修，随后购置了一些家居用品，又花费了好几万。为了这套房，李哲的父母不仅欠了亲戚近10万元债务，还欠下银行20万房贷，每月雷打不动地要还银行1700元。为了还债，他们打算趁还干得动，再打几年工。同时，他们也希望儿子快点毕业工作，为他们减轻压力。
2012年初，即将大专毕业的李哲在学校的安排下，前往上海一家企业实习。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繁华景象深深吸引了李哲，毕业后，他决心在上海求职，费尽周折才在一家企业找到了工作。然而，一千多元的工资除了每月租房和吃饭外，根本没有一点节余。想着父母购房欠下的债务，还有每个月1700元的房贷，他忧心忡忡。
2012年10月，李哲从表哥那里得知，安庆市环新集团下属的谢德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底将要招聘一批技术工人。这是一家中德合资企业，工资待遇在安庆当地算是比较好的。表哥觉得李哲具备专业知识技能，劝他回安庆应聘，李哲便听从表哥的建议，回到安庆，顺利地进入了谢德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房贷压力大，
再苦再累也不敢轻言辞职
进入公司后，李哲被安排在模床车间。他的工作是磨削汽车弹簧，即把一个个重约20克的弹簧放进磨具中，让机器自动打磨。这个工作必须一直站在模床边进行，一干就是四个小时。工作期间，除了上厕所，中途严禁外出。午休时间也只够吃个盒饭。因为业务量大，人手不足，还要经常加班，加班两到四个小时是家常便饭。虽然每周有一天休假，但忙的时候一个月也只能休息一天，而且经常要上夜班。高强度的工作让李哲总是累得四肢酸痛，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虽然第一个月就拿到3000多元的高工资，李哲有了坚持的动力，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到身体越来越吃不消，于是萌生了换个工作的念头。为此，他专门打电话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劝道：“儿子，还是克服困难好好干吧，毕竟一个月有三千多元收入。如果辞职找别的工作，哪能挣这么多钱呢？挣不到钱，咱家的房贷怎么还？”
李哲觉得父母说的有道理，只得暂时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2012年年末，当父母从杭州回家过春节时，身心疲惫的李哲再次表示，还是想换个工作。但听着父母挂在嘴边的房贷和欠债，看着父母期盼的眼神，李哲又沉默了。
2013年春节过后，李哲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无奈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由于跟小姨住在同一个小区，下班后李哲经常去小姨家吃饭，有时也会在小姨面前抱怨工作太累。有一次，他央求小姨做父母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允许他辞职，可小姨不但没答应，还批评了他一通。
进入6月，气温猛地上蹿，而车间没有安装空调，室内气温比室外更高，站在车床边磨弹簧的工人们个个热得大汗淋漓。6月10日，李哲去小姨家中吃饭，再次央求道：“这几天持续高温，我实在受不了了，您帮我劝劝我爸妈，准许我辞职吧。”小姨劝他：“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这么年轻，又有文凭，好好干，说不定以后在厂里会有好前途！”李哲不以为然：“这样干下去，说不定哪天就累死了，还指望什么好前途？”小姨说：“别瞎扯了，看你这大高个，身强力壮，哪能累死？不过，这几天实在太热了，你要注意休息。”
“累死”一语成谶，
失独父母悲痛欲绝
6月14日，同学朱亚琨来电，说几个同学约了一起吃晚饭，要李哲也去。刚下班的李哲本来已经很疲惫，但又不想失约，匆匆赶去见了同学。大家看他头发蓬乱，满脸憔悴，话也不愿多说，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生病倒是没有，就是太累了，双休日也不能休息，感觉可能会累死。”
经过两天的加班，李哲感到心力憔悴，周日晚上回家后倒头就睡。周一早上，他硬撑着从床上爬起来。那天是6月17日，安庆最高气温34.2℃，最低气温31.1℃。车间里像个热气腾腾的大蒸笼，忙着赶活的工人们个个满头大汗，工作服都能拧出水来。下午，李哲感觉呼吸困难，突然眼前一黑栽倒在地。同事连忙将他扶到一边，掐他的人中。在工友的照顾下，他渐渐苏醒过来，随后向车间主任请假回家，但遭到主任的拒绝：“今天这批货急等着发出去，现在人手本来就少，你还是坚持一下吧。”
晚上8点多，李哲打卡离厂，大约9点到家。刚到家，小姨便打来电话，问他吃过晚饭没有。李哲说已经吃过了，随后告诉她下午中暑的事。小姨焦急地问他现在感觉怎样，得到他已经没事了的答复，连忙说：“那你早点休息！”随后，李哲又与母亲通了10多分钟的电话。母亲听儿子说话有气无力的，担心地问了一句，他说：“没事，有点累了。”
6月18日早上，车间主任见李哲没来上班，便拨打了他的电话，但手机无人接听。上午8点多，李哲的小姨来到他独自居住的家中，用钥匙打开门后，发现窗户紧闭，李哲躺在床上吹着电扇，单腿弯曲，手机拿在手上。小姨想，一定是太累了，就没有叫醒他，转身离开了。
中午1点左右，李哲的表哥去他家里拿东西，开门后却发现本该在上班的李哲睡在床上。他心中纳闷，叫了几声李哲的名字，但都没见回应，于是上前想推醒他，却怎么也推不醒。表哥顿感不妙，匆忙拨打了120和110。
过了一会儿，120赶到了。急救医生对李哲进行检查，发现李哲已经停止了呼吸。随后，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也来到现场。经过检查，判定其死亡时间为6至12小时左右，并排除了自杀和他杀的可能。
李哲的小姨和舅舅闻讯，都感到无比震惊和悲痛，李哲的小姨更是自责不已，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她马上给李哲的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李哲“出了车祸”，李哲的母亲在电话那头焦急地询问到底有多严重，她哭着说：“你就别再问了，不管想什么办法赶快回来！”
李哲的父母花2000元包了一辆车从杭州连夜赶到安庆，当他们踏进家门，得知儿子已经离世，顿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栽倒在房门前……
李哲的父亲承受不了失子之痛的打击，第二天便住进医院。李哲的母亲则变得神情恍惚，时而捶胸顿足地痛哭，“我儿子是活活累死的，当天他都中暑了，工厂还是强行要求他加班。”时而目光呆滞地喃喃自语，说是她害死了儿子，因为儿子曾多次对她说想辞职，她都极力阻止，没想到儿子真累死了……李哲的小姨也深感自责，因为就在几天前，李哲还求她给自己的父母做工作，让他们同意自己辞职，却被她骂了一顿……
在清理李哲的遗物时，家人发现一张他5月份的工资条，上面显示加班工资是1504元。按照谢德尔公司加班一小时10元计算，这意味着李哲一个月加班时间超过了150小时，是国家规定加班时间上限（每月平均不超过36小时）的4倍多。
李哲的家人认为李哲是活活累死的，他们与李哲生前工作的谢德尔公司交涉，希望为孩子的死讨要一个说法。可对方认为李哲的死与加班劳累无关，不肯赔偿，并表示如家属认为是加班劳累致死，必须拿出法医鉴定。
之后，双方达成协议，家属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尸检查明死因，企业表示同意；待死因查明，如确与工作无关，在家属不再追究企业责任的前提下，企业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给予一次性补偿15万，并在遗体火化后3日内支付；如与工作有关，则由家属通过法律程序追究企业责任。
7月31日，法医尸检报告终于出来了，在鉴定意见一栏中写着：李哲系心脏潜在性疾病发作导致心源性猝死，劳累等因素可以诱发其心脏潜在性疾病。
“李哲果然是累死的。”知道这个结果后，李哲的亲人们原本伤痛的心变得更加沉重，他们决定拿着李哲的尸检报告，找李哲生前工作的公司和相关部门讨要说法。但大观亭派出所只让李哲的亲属看了一眼，就将尸检报告收了起来，不让他们拿走。尽管尸检报告显示李哲是因劳累而死，但因为迟迟拿不到尸检报告，李哲的家人至今仍然无法通过法律程序追究企业的责任……
其实，无论李哲的父母最终能拿到多少赔偿，儿子那年轻鲜活的生命已经永远地逝去了。儿子的离开，带走了他们所有的希望和梦想，留给他们永远的遗憾和悲伤。
编后语：
当今社会的快节奏、高压力，让累死的劳动者群体在扩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80% 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经常加班的现象。而2012年10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每年因过劳致死的人数高达60万，平均每天“过劳死”的人数为1600多人。这个惊人的数据让“过劳死”，尤其是青壮年“过劳死”现象，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李哲的累死或许有其身体方面的因素，却也暴露出劳动者权益生态的恶劣，反映了当下年轻人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在这样高压的工作环境下，李哲仅仅是渴求父母准许他辞职。但高额的房贷堵住了他的“求生之路”，父母和亲人的不理解，掐断了他的最后一丝生机。
关键词：哲学教学；哲学课堂；学习方法
哲学相对于其他应用性强的学科来说，比较难理解和掌握的原因在于哲学的概念抽象难懂，尤其对于初步接触哲学的学生来说，尽管对哲学充满好奇，但由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的能力不足，导致对概念无法真正理解，时间一长，学生对于哲学产生厌学、甚至恐惧的心理。所以要提高哲学课堂效率，首先就要想办法培养学生对哲学的兴趣。
一、哲学教学的现状
近年来，哲学教学在教学模式、授课内容、考核方法都存在一些不足，使学生丧失对哲学学习的兴趣，课堂教学效率下降。
1.教学内容传统，无创新
目前，我国哲学教材大多采用“概念+原理”的模式，例如教材中对于马哲中三大规律的介绍并没有加入与时俱进的时代内容，导致哲学成为一门封闭式的学科，造成学生误以为哲学是一门与实际生活接触极少的学科，提不起兴趣。
2.教学方法保守
大部分哲学教师按照课本的编排顺序，采用“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方式，教师依然是课堂上的主角，学生机械记笔记和听课，没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和机会。尽管经过“实践教学法”“拓展教学法”等创新教学的创新，但实际取得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并没有主动学习哲学的动机和兴趣。
3.考核标准不合理
目前，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的哲学课考核依然以单选、多选、填空、分析简答题的形式出现，学生只需将背诵的原理与题目一一对应即可，题目本身没有给学生预留自由发挥的空间。这种忽视哲学应用性的考核方式，让学生对哲学的学习沦为死记硬背原理。
二、提高学生对哲学兴趣的策略
1.用趣味性强的故事帮助学生理解哲学概念
抽象的哲学概念无法靠简单的背诵来掌握，所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通过趣味性强的小故事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兴趣。比如，在讲授哲学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重点时，就可以讲述古代的“白马非马”的故事，讲完之后，不忙着分析，可以再讲个幽默笑话：“黑马向白马求婚，说：如果咱俩结婚，一定能生出一个黑白相间的什么活也不用干的斑马。”在学生兴趣被提起来后，紧接着提问：“白马是马吗？”由此展开对个性与共性的阐述，让学生通过这样一个轻松的小故事，更快更容易地理解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而且还可以逐步吸引学生参与到材料的分析中，使学生慢慢改变学哲学难的认识，从而提高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2.知识点与实际相联系，打造生活性哲学课堂
研究发现，将知识点与生活中的实际案例相结合，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点，也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开发。教师要尽可能结合哲学知识点采用情境教学法，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通过生活中的实例来归纳、总结、分析哲学知识点。例如，在教学“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时，播放10分钟视频呈现我国的探月进程，让学生自己结合理论来分析讨论，从而真正领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例如，在教学第一课第一框“生活处处有哲学”时，可以这样导入。电视剧《武林外传》热播以来，男女老少都爱看，影响面很广。播放视频《武林外传》第29回“吕圣人智斗姬无命”中那段吕秀才说死姬无命共3分钟的视频。学生看完了很兴奋，教师借机分析：为什么一个书生能把一个武林高手说死，用的是哲学思维，靠的是知识力量。视频中的经典名句“谁杀死了我”“我杀死了我”，用到的哲学思维是人的个体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构成……学生一听，太有意思了，从而很想了解哲学这门学科。哲学到底是什么？把学生引进来，让他们在兴趣中自己找答案。
三、提供学生辩论机会，提升学生的思辨性
激烈的辩论和交流往往能加深对哲学问题的理解，学生能够在辩论中发散思维，运用所学到的哲学知识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现有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实现“记知识”到“用知识”阶段的晋升。所以，教师可根据实际教学任务和学生对哲学知识的掌握情况，适时开展以小组为单位的哲学辩论课堂，从一定程度上提升自主学习哲学的兴趣。
综上所述，对于培养学生对哲学的兴趣，教师应优化哲学课堂，用寓言、故事等分析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的原理和规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帮助学生打开对哲学的兴趣之门，让学生对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愿意自主学习，并运用哲学中的原理解释生活中的实例，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内在潜能，提高教学质量。当然，教师在重视学生兴趣培养时不能脱离教材内容，过分关注学生感兴趣的东西，而忽略了对基本理论知识的讲解。只有这样学生才不会缺少基本的哲学知识。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1
一、前言
从古至今，长生不老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到近现代的各种养生，长寿似乎都是一个热满红火的词。虽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明白长生不老显得不切实际，可是人来一世不易，谁不想在这个美好的花花世界多留恋一会呢。所以长生不老成为一个古老而又有强烈吸引力的愿望，但千万年生生死死的事实让人们作出了一些哲理性的归纳：如杜甫在其诗《曲江》中写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里写下了“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这样的辩证的论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概括得更简短：“生就意味着死”。如此话语都说明人的寿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同自然规律一般，人类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规律，而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顺应规律，在智慧的引领下通过某些方式达愿，留存于世间久一点。
二、哲学与长寿
人类越进步，科技更发达，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的富足，各种疾病层出不穷，这可是长寿的一大阻碍，要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呢？光靠现代医理可不行，所谓治标还得治本，关键在治心。心要如何治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哲学。据调查发现，北大哲学系被公认为“长寿系”：原因在于90岁以上学者占1/4，85岁以上学者几乎占一半。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介绍，北大哲学系包括在世的教授，90岁以上的有十余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等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85岁以上的人更比比皆是，超过20人，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近半数。长寿和专业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不过，长寿在哲学系的确比较普遍。从这些例子看来，长寿和哲学确实存在起着某种关联，起码它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正面的信息，谁说学哲学无用呢？在他们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他们思考，边冥想，边进步，不知不觉老之将至，恍惚之间已是长寿。
三、哲学长寿的秘密
哲学有时候不能够让你一见钟情，但是它可以让你受益终生，起码可以让你活得更久一点，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哲学到底以什么魅力让人们长寿呢？
仁者寿，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不斤斤计较，达观所以长寿。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也说，哲学家长寿可能跟哲学系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哲学是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除此之外，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是心灵的启迪，能让现世的许多疑问得到解答，能让人更清明。中国哲学的精髓，北宋张横渠将其用四句诗表述出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有着重大的使命，需要有着崇高使命感，历史责任感的先哲来奉献，长寿的哲人们将自己奉献给了哲学，哲学以其特殊的回报方式来感恩，那就是让他们更长寿。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往往让人火气暴躁，人与人之间失去那份推心置腹的交流，更多的是带着虚伪的面具在表演，忘了本来的自我，随着欲望潮流滚滚向前。哲学可以使人浮躁的心平静下来，沉寂再沉寂，不因世俗纷扰而困住自己的内心，哲学以一种大超然的态度教人治世之理，既入得世也出的世，帮助人们正本溯源，回归本心，以此锻磨自己，不知不觉间，时光已如白狗过隙。
古希伯来先知视人类对上帝的信仰的意志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础；古希腊哲人视人类对知识的掌握和追求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础；古中国圣人视人类对彼此的仁爱的情感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础。按笔者今天的理解，第一种信仰精神的善其实应是古希伯来人对于人类求真的意志精神的原创；第二种求知精神的善应是古希腊人对于求善的理智精神的原创；第三种仁爱精神的善则本应是古代中国人对于人类求美的情感精神的原创。古代人把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意志、理智、情感等的内在精神全都归之于追求相反于“恶”的人类内在的善“心”，它们全都是发生于人们内心的求善（好）的精神力量，这些力量对于人们的原恶和原欲都具有某种抑制、约束和调控的作用，所以它们都可以被看作是人类的道德精神力量。
在世界的神创一元论和对上帝的执一的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最初和后来的神学；在世界的心物二元论、概念的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推理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最初和后来的哲学；在世界的浑沌学说、阴阳五行说和天、地、人大小宇宙循环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最初的人学。东方最初的人学理论在中国的秦汉之后便基本上停滞了，而西方最初的神学和哲学在中世纪的相互结合之后，则不仅进一步推进了神学，而且也进一步发展了哲学。神学与哲学的结合产生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神会学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等），神学的信仰精神在与哲学的求知精神相互斗争相互磨合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人类近代科学实验或实证的理性精神，同时也产生了社会功利的实用或工具的理性精神。此后，在19世纪末期，神学的信仰精神在与哲学的求知精神的历史矛盾中，首先走向了衰退，最后并导致了神学与上帝的“死亡”。这种“衰退”和“死亡”均导源于人类通过理性对上帝的审视。上帝，作为一种人类心中的神秘力量，愈来愈受到理性力量的怀疑和排斥，终于在尼采的一声惊呼：“上帝死了！”之后，使“上帝死了”成了人类的一种不可逆转的共识。失去了上帝也即神的信仰本身也愈来愈只剩下了虚有其表的宗教仪式甚至陋俗，从而愈来愈受到后来人的轻视。
人们没有意识到，由于上帝的死亡所导致的信仰精神的丧失，其实也是人类的一种原疲乏德精神的消亡。这种原德精神曾由于人们在对上帝的无所不在的信仰中所感悟到的某种恐惧和希冀，而在人们的心中生发出某种制约自身原恶和原欲的内在自律的力量，也即成为生发于人们内心的求善的力量的源泉。现在，这种生发于人们内心的善的力量的源泉已纪枯竭了。人们发现，原来曾恐吓自己的上帝（神）只不过是虚无，而人们对于虚无是不必恐惧的，人们发现，原来曾恐吓自己的上帝（神）只不过是虚无，而人们对于虚无是不必恐惧的，所以人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甚至犯罪也不必感到自咎，正是因此，近现代的人类变得愈来愈不知羞耻，愈来愈不知自责。千万年来，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原恶本性的魔鬼终于冲破了“潘杜拉盒子”的第一道防线——上帝神秘的盒盖，从而导致了由于信仰而生发的道德精神的死亡。这种道德畏神的死亡的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历史后果，即是20世纪前半叶在欧洲和世界几乎连续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人类公开亮出了从种族清洗到阶级清洗的明确的恶的意志，并从此开始了后来半个多世纪的世界两大阵容的冷战的局势；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末，冷战结束，即又几乎立即开始了新的种族清洗，如前苏联的分裂的战争，甚至发展到以更大的国际间的种族清洗取代一般国内的种族清洗的丧尽人道的战争，如北约和美国对南斯拉夫的狂轰监炸，这种战争均由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国家担纲。丧的了因于恐惧和信仰的上帝的道德精神的西方人，要用人们对最先进的暴力武器的恐惧来重振“道德”，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倚仗强权的道德，已经不可能再是道德，而是更深刻的道德的死亡。这应是后话。随着上帝的死亡，曾经沾沾自喜于为上帝挖掘坟墓的理性的哲学自己也终于岌岌乎殆哉了。
发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求知精神也曾经是人们追求发自内心的善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最早，它为表现在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70年）所提出的关于“逻各斯”的观念之中，赫拉克利特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了宇宙论伦理思想体系的人。赫拉克利特强调“逻各斯”不仅是宇宙的普遍法则、规律，而且也是人人都应当遵循的共同的行为法则和命运的“守护神”。在柏拉图的哲学中，“逻各斯”是理性的法则，是最高的理念，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中，“逻各斯”是逻辑之母。在后来的斯多葛派的哲学中，“逻各斯”成了世界万物的命运，在再后来的神学家的眼中，“逻各斯”成了神圣的智慧，成了一神论宗教的理论依据，到了最后黑格尔的哲学中，“罗各斯”又回到了柏拉图的理性精神的表达，而且成了人类绝对唯一的精神。
由于逻各斯也即理性精神最早所曾表达的某种神秘性，以及人们对于支配宇宙、自然、社会、人类等万物运动和生命的法则、规律的无限敬畏，使得哲学的研习也曾具有可能帮助人们克服自己内在焦虑的迷茫和任性的狂燥等原恶本性，而获得内心宁静的某种精神的效能，所以，哲学的求知精神也曾成为人类追求发自内心的善的某种精神力量的源泉，从而，历史上的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也一直曾经充当人类的某种原道德精神。然而，这种曾经作为西方人类的一种原道德精神的哲学的理性精神，在经过了近几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之后，却愈来愈变成了仅仅外在物质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它虽然是人类用于改造自然乃至改造社会的强有力的物质主义的形式工具，但同时也愈来愈离弃了它曾经充当的人类原道德精神的基础或源泉。这时候的哲学已经与人类的道德精神、与人类所追求的发自内心的善的精神毫无关系，而彻头彻尾变成了一种人们用以追逐世俗功利的物质主义、理性主义的工具。
哲学的死亡正是发生于它对人类道德精神、情感、生命的愈来愈绝对的离弃，以及与此同时，它的愈来愈只变成了个人在社会历史中争权夺利的形式主义的工具。正如笔者在本书中所描述的，这种哲学工具的不断强大和发达，次第造成了人类中种族、宗教、民族、国家、阶级、友谊、家庭，最后乃至个人自身的人格的分裂。在现代哲学的氛围中，人类的人性不是被高扬了，被升华了，而是恰恰相反，人愈来愈变得不成其为人，变得愈来愈寡廉鲜耻，变得愈来愈无视善恶，变得甚至不如畜牲，至少，在畜牲中尚很少发生同类的自相残杀，更少发生象人类中所曾呈现的，愈是大规模地提高自相残杀的力量，便愈是显示出人类自身的某种“进步”、“高贵”、“优等”。近五个世纪以来，人类即明显地是在不断地发展杀人的武器的过程中显示出其“进步”、“高贵”和“优等”的。
愈是过去的西方哲学家往往也愈是更显示其某种道德精神性，从而也更显示出他们对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关切，而愈是靠近今现代的哲学家则往往相反，他们更显示出对人类情感的冷漠，甚至冷酷，变得似乎只知求真，而不知求善，甚至变成一味只知寻求符号精密运算的怪物，变成冷漠的语言、语句、语义的分析专家。其中不仅包括一些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也包括某些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他们愈来愈只感兴趣于对“真”的愈来愈精密的思考，而把对“善”的思考愈来愈只局限于原子化的个人自身，局限于只考虑个人自身的善的外在条件的规定，而根本忽视了其内在自律力量的发生机制。这种个人主义的“善”显然已与人类的道德精神和情感毫无关系。说白了，西方哲学从它的一开始就继承了西方神学的人性本恶的个人主义传统，所以，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并走向离弃人类群体道德的后果，也本来就是必然的结局。关于西方哲学在近代逐渐由盛而衰，以至到本世纪末最后走向终结的过程，在本书的第二部、第一章的第一、二节曾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讨论。在那里着重说明的是，当哲学以完全离开神学、排除信仰的方式自行发展到独立的顶峰之时，实际上也是它完全过滤掉道德精神，不再具有帮助人类从内心深处生发出自律的善的精神力量之时。这时的哲学要么变成了概念真值运算的纯粹的逻辑主义工具，要么变成了一味只为人们的世俗利益从事诡辩的理性主义工具。过去的哲人曾考虑的支配宇宙、自然、社会、人类整体的和谐存在的法则、规律意义之下的“逻各斯”，现在只剩下了为个人、为小群体（如阶级等）的利益辩护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绝对理性作为上帝已经被子黑格尔非常礼貌地请出了现实的舞台，至于信仰的上帝、仁爱的上帝则早就已经被人们宣判了死刑。说得干脆一点，这样的上帝压根儿就不曾存在过。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即是说，信仰精神与仁爱精神的绝对性价值，在哲学的理性法庭中是不被承认的。如果说，在笛卡儿、康德那里，还为这些绝对性价值保留了上帝信仰的位置，或作为“绝对命令”而被加以肯定，那么，在黑格尔那进而，理性已被宣布主宰一切，而且上帝即是绝对理性精神，绝对理性精神即是上帝，这足以说明，信仰精神与仁爱精神的被无视的下场。至于到了维特根斯坦，判定一切形而上学均无意义，实际上也即判定信仰精神与仁爱精神无意义。西方哲学到了维特根斯坦，基本上等于完结了。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宗旨只不过是“对思想进行逻辑解释”，“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论”，实际上是等于宣布，哲学属于纯粹的理性工具，完全与人类的信仰精神和仁爱精神无涉。“对于说不明白的事情就应沉默”，“迄今为止就哲学问题所写的大部分句子和命题并不都是错误，而是没有意义”。这等于明白宣布，一切涉及人类“心灵”问题的形而上学均无意义。可怕的是，也基本上等于说，人生毫无意义。历来的哲学本来是希望为人类寻找到某种意义的，特别是某种原道德精神的意义，现在全都完蛋了！
后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的任务定格为设法使人类的思想摆脱语言为它设下的陷阱，哲学应放弃解释一切的企图，而只成为“纯粹的描述”，这等于实际上结束了哲学，结束了哲学试图关切人类命运走向的一切可能性。维特根斯坦为后来的“哲学家”们准备了大量关于对语言、语义、语句等等进行分析的任务，哲学本身则成了一种智性游戏的工具，或工具的智性游戏。
可以说，近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儿开始，经过康德的开拓的创造性的工作，到了黑格尔，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后的顶峰，此时此刻，上升的路已经断绝，只有沿着山峰的另一面自由下坠了。二十世纪，是西方哲学走向终结的世纪，传统意义下的哲学家事实上正在变成人类思想界的累赘，剩下的人们除了进行一些语言、语义、语句等等的分析游戏之外，实际上已经对人类未来的事业无足轻重了。
有人指出，德国古典哲学是在理论上论证人类自由精神权利的哲学，其实，西方哲学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也即在确认人类精神自由的权利。然而，哲学的死亡，则是因为它把绝对的自由唯一只判定给了本来只应属于相对性的人类的理智。在哲学的道路上，英国人首先在思想上、言论上要求自由权利，法国人最先在社会行为上、在权利斗争中争取自由权利，德国人则最早在理论上论证人类精神自由的权利。在康德，这种自由的绝对性并不属于人类的理性，而是属于信仰、仁爱的上帝和道德的情感，而自由的相对性才是属于人类的理性，或理智，在康德那里，人类的理智是受到限定的，它不可能认识物自体和上帝，虽然它有相对的自由权利，但它绝对不是自由本身，因为它不可能成为绝对者自身；可是到了黑格尔，理笥成了一切的主宰，成了上帝自身，上帝即绝对理性，绝对理性即上帝。理性被黑格尔抬上了绝对的宝座，理性成为绝对，也即被认为是自由本身。无限夸大人类的物质性工具的自由，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取消了人类理性赖以成长的道德情感和信仰意志的精神自由，取消了人类灵魂的精神性的自由。取消人类灵魂精神性的自由，实际上也即是联消了哲学自身存在的前提。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哲学最初的诞生是密切相关于人类的道德精神的。失去了道德精神前提的哲学，必死无疑。西方近代哲学从怀疑一切开始它的使命，然而它却以取消一切可怀疑的对象来宣告自己的终结，想起来这很可笑，但的确这就是命运。
当西方哲学借助于维特根斯坦向世界宣告，一切形而上学均无意义，对于一切说不清楚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此时此刻，哲学不死还更待何时？
如果哲学只讲哪些明明白白的东西，还要哲学何用？哲学只讲个人主义、物质主义、逻辑主义、现世主义、总之，理性主义，它不死，还更待何时？
更可怕的是，西方哲学先天地即继承了西方神学的人性本恶的个人主义的传统。古代希伯来人认为人类是“恶”的自由灵魂的人，所以必须要有上帝；古希腊一罗马人认为人类是“恶”的自由政治的人，所以必须要有议会、选举、法典；英国人认为人类是“恶”的自由经济的人，所以必须要有宪法保障公民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权利，保障公民有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的权利，保障公民有结社自由的权利；美国人认为人类是“恶”的自由文化的人，所以必须要有最畅通无阻的信息网络……。
通过上面所述，我们不难理解，西方近代数百年的进步，无不根源于西方神学，继而西方哲学对人性本恶的确认。当这种人性本恶被哲学推向了极端之时，也即被推向了最极端的恶的物性之时，“恶”的人性将何以自救？人还成其为人么？事实上，今天的人类已经开始了面临这种危境：严重的人类心态危机，也即道德精神的严重丧失，更直接循环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生态危机（如人类中刑事犯罪案件的剧增等）和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哲学的发展迄今已帮助打开了一切“潘杜拉盒子”的盒盖，让一切非人的物性的恶都自由地流窜于人世间，可是它却无能把它们再驱赶回去。哲学本身也被这种物性的恶消灭了，哲学早就与追求人性的善毫无关系了。哲学不死，更待何时？
关键词：冯友兰；情感；哲学；地位；作用?
冯友兰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他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明确保留了程朱等人有关情的若干说法，给予情感和意欲等精神因素以一定的地位。并进一步指出情感等在哲学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从现代哲学观念出发，提升了情感等在哲学中的地位。这是冯友兰哲学思想中的一个特色，但却被学术界所忽视，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以利于对冯学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
一、冯友兰论情感与发展民族哲学的关系
民族哲学在冯友兰看来，就是用某民族的言语，照着某一民族的哲学史去讲的，但是它却不受某一民族的言语支配。然而民族哲学中的概念，至少大部分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哲学概念是共通的，否则即没有哲学。因此说民族哲学的总的特征也应该是理性的、思辩的、抽象的和形而上的。冯友兰说：“哲学本是纯理智的产物，不过其中名词亦可能引起人情感上的联想。至于这一类底名词，哲学家是否必需避免应用，则是一可讨论底问题。”①就是说哲学仍然包含着情感的因素，这是一个尚需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冯友兰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区别我们要讨论的是哲学本身，抑或是就哲学对一般人的影响而言。如果就哲学本身说，哲学是讲普遍的、公共的义理，至少是探求如此的义理。这些义理固然须用某种言语去论述，但这某种言语对于义理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不过就哲学对于一般人的影响来说，虽然也是偶然的、不相干的，但是对于用某言语的某民族的人来说，则很有关系。“因为用某种言语底某民族底人，对于某言语中底有些哲学名词，可以有些情感上底联想，由这些联想要可以得到许多情感上底满足。所以就哲学说，名词之可以引起人的情感上底联想者，可以不用，或不可以用，但就哲学对于一般人底影响说，这一类的名词，又是可以用，而且又是不能不用的。”②也就是说在民族哲学之中，哲学名词以某种语言出现时就具有情感上的联想功能，并且这种联想能够带给人情感上的满足，所以说这种被赋予情感色彩的名词不仅是可以用的而且又是不能不用的。
因为哲学对于人生的一个重要用处，就是不仅使人对于宇宙人生有理智的了解，并且能够使人对于宇宙人生有情感上的满足。冯友兰指出，哲学中所用的名词，在本民族的语言中，的确能够使人产生丰富的情感上的联想，这就是哲学方面的极为重要的用处。我以为冯先生的这个认识是十分正确的，特别具体到中国哲学，所使用的名词概念和范畴，多为“明晰不足，暗示有余”，比如说“道”、“理”、“气”、“心”、“性”、“知”、“体”、“用”等等，无不能给人以多方面的联想和启示，因此留下巨大的思维空间，使人能通过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思维向度以及运思需求，而得出不同的认识结论。这些新角度、新视野、新想法，当然不会完全是抽象的和形而上的，而会产生出许多想象和形象，比如说“气”这一概念，至少有十多种的解释，其中像汉代王充所说的“气”，就有天气、地气、日月五星之气以及阴阳合和生人之气等，无不带有形象性，因此就不会不使人产生情感上的联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即使是孟子、荀子的著作，在冯友兰看来，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由于名言隽语的简短、比喻例证之间无相互联系，因此就充满了种种暗示，即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中国哲学就和中国艺术具有密切的关联，而中国艺术也浸润了中国哲学的这种富于暗示的理想。同样，“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③。
当然，冯友兰学贯中西，他不仅考察了中国哲学的这一特征，同时他对西方哲学也提出相同的认识，他说：
“维也纳学派以为形上学不足以与逻辑学或科学比。因此逻辑学或科学中底命题，都可以逻辑上底真假论，形上学中底所谓名题，则不可以逻辑上底真假论，亦是些没有意义底话而已。由此方面说，形上学只可以与诗比。诗中所说的话，亦不可以逻辑上底真假论，亦是些没有意义底话。诗说无意义底话，但其无意义底话，可以使人得到一种情感上的满足。形上学亦说无意义底话，其无意义底话，亦可使人得到一种情感上底满足。例如说：‘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都是些没有意义底话。这些话虽然没有意义，但人听了这些话可以得到一种情感上的安慰。由此方面说，对于人，形上学与诗有相似底功用。所以维也纳中底人说：形上学是‘概念的诗’。照维也纳学派的说法，这是形上学的真正性质。形上学的真正底性质。形上学如在人的文化中有其地位，亦是由于它有这种性质。”④
我们知道冯友兰把哲学定义为人类精神的自我反思，显然我们对这一定义不能够作狭义的理解，人类精神不仅包括抽象的、理智方面的东西，同样也寓以情感、暗示、联想、意欲等方面的内容。显然冯友兰这样提出问题，指出情感等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功能，丰富了哲学的内涵，消除了人们对哲学偏狭的理解，因此是对哲学学科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当然，在冯友兰之前，西方一些哲学家也指出过情感在哲学中的作用，比如穆勒（john scuart mill）说过“情感的培养成了我的伦理学的哲学信条中的基本观点之一”⑤；孔德（augast cornte）则认为情感具有某种至上性，实证哲学的作用就是“凭借使情感、理性和活动达到永久的和谐，而形成了一个规范我们的私人和公共存在的整个过程的系统”⑥。很显然穆勒和孔德则是将情感的作用局限于某种哲学思想和体系之中，而冯友兰则将情感在哲学上的地位和作用做了一个总体的、概括性的阐释，这样的话，哲学的情感性就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性质，这对哲学的普及和提高都指出了一个重要的运作方向，因此是超迈前人的。
冯友兰对情感在哲学中的现实意义也做了充分的论述。他说：“阶级哲学，能予其民族中底人以情感上满足。无论在民族方面或阶级方面，公同底情感上底满足，可以引起精神上底团结。”⑦冯先生说这番话正值民族危难之际，全国军民奋力抗战，而哲学家则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唤起民众，这样哲学的情感性就形成了一股民族的凝聚力，使精神上的团结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显示了冯友兰不仅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具有一种崇高的人格魅力。他认为：“一个哲学家，接着以前底大哲学家的哲学讲哲学，其工作是旧日所谓‘上继往圣，下开来学’。这两句话，就哲学说，其意义完全是理智底，但就民族哲学说，其意义不仅是理智底，而且是情感的。”⑧这里面确实包涵了诸如民族精神、爱国热情、民族操守和气节等多方面的情感内容。
冯友兰还认为，哲学总是要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的，总是要用某民族的言语说的。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对于哲学是偶然的，表面的，但对于某民族的人的情感上的满足，及精神上的团结却是有大关系的。他说：“所以某民族底哲学家，就其是哲学家说，他接着任何哲学史讲，用什么言语说，是没有关系底。但就其是某民族的哲学家说，他必须接着他的民族的哲学史，讲他的哲学，以他的民族的言语，说他的哲学。某民族的哲学家如此讲底，如此说底哲学，不论其内容是哪个派别底哲学，它是此民族的民族哲学。”⑨因此说，世界性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的，因为任何哲学都具有某种民族性，因此任何哲学体系、任何哲学思想都具有哲理性和情感性相互依存、相互融和的基本特点，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冯友兰对情感在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论述，充分显示了一代哲学大师对精神现象所做出的深刻和全面的反思，他把“情感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团结”视为哲学的重要功能，将会给我们以多方面的重要启示。
二、冯友兰论对情感的处理方法
在冯友兰看来，情感既然在哲学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如何处理情感也必然成为他十分关注的问题。通观冯著可以看出，冯友兰在怎样较好地处理“情”与“理”之间的关系做了不少论述，并认为使二者处于动态的平衡与和谐的状态则是情感处理的最好方法。
当然，作为一个真正的哲人就必须具有真情实感。因此在冯先生看来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强调圣人无情以及邵雍故做快乐都属于矫情与做作。比如他认为：“康节诗云：‘尽快意时仍起舞，到忘言处只讴歌。宾朋莫怪无拘检，真乐攻心不奈何。’（‘林下五吟’《击壤集》卷八）‘花谢花开诗屡作，春归春至酒频斟。情多不是强年少，和气冲心何可任。’（‘喜春吟’《击壤集》卷十）攻心而使之无奈何底乐，大概是与哀相对底乐。与哀相对底不是真乐，康节有点故意表示其乐，这就不够风流。”⑩就是说邵雍这里有些强颜欢笑，苦中做乐的意味，并不是情感的真实流露。另外像《庄子•刻意》中所谓：“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认为心有悲乐、喜怒、好恶之情，存在忧乐之心，都损害德，也损害道。无忧无乐，才能体道存德。这些认识在冯友兰看来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人不可能离开人情去空谈仁义道德。当然，冯友兰有时在对道家无情问题的表述上运用了比较含蓄的措辞，因此受到了当时的一些学者的责难，比如李文湘就说：“冯先生进一步又说：‘对于宇宙，及其间的事物，有完全底了解者，即可完全无情。其所以完全无情者，并不是冥顽不灵，如所谓槁木死灰，如土块然，而是其情为了其了解所化，即所谓以理化情也。’字里行间，认为无情是做人的最高标准。”(11)为此冯友兰做了这样的解释：第一是“以理化情”的说法，是别人把他引叙以备批评的说法当成了他自己的观点；第二是圣人的完全无情是否是好的，是值得打问号的；第三是圣人的完全无情，在事实上是否完全可能，也是很成问题的；第四是说宋明道学家主张的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之说，虽然具有道家以理化情的好处，却没有关于圣人无情问题所带来的理论困境。所以冯友兰坚持不论是圣人还是凡人都是有情的，只是圣人能够“有情而不为情所累”。并认为这一命题比“以理化情”说是进了一步，是有好处的。
关于情感的具体论述，冯友兰集中在《论风流》一文中。“风流”是一种人格美的充分体现，也是名士的主要表现。“是名士，必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假名士只求常得无事，只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他的风流，也只是假风流。嵇康阮籍等真名士的真风流若分析其构成的条件，不是若此简单。”(12)在冯友兰看来这些真名士也是哲人需要有四个构成条件，除了要必有玄心，必有洞见，必有妙赏之外，那就是必有深情。我们这里就着重谈一下第四点。冯友兰说：
《世说新语》说：“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因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言语》）又说：“桓公北征，往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言语》）又说：‘王长史（?Q）登茅山，大痛哭曰：‘琅琊王伯?终当为情死。’”（《任诞》）桓温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八个字表示出人对于人生无常的情感。后来庾信《枯树赋》云：“桓大司马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⑩虢?丁J饔倘绱耍?撕我钥啊?K淙恢挥卸??母鲎郑??侵饕?谆怪皇恰笆饔倘绱耍?撕我钥啊卑烁鲎帧?13)
冯友兰先生认为上引这段话中，体现了人生无常的情感，也体现一切事物无常的情感，还体现了一往情深的情感。总之这些都是认为人生有情的情感。真正风流的人因为其有玄心，玄心是指一种超越感，其实质也是一种理性的体现。所以当深情与玄心加以碰撞之时，就能够超越自我。这就叫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底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桓温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是说‘人何以堪’，不是说‘我何以堪？’假使他说‘木犹如此，我何以堪’。他的话的意义风味就大减，而他也就不够风流。王?Q说，王伯?终当为情死，他说到他自己。但是他此话与桓温卫?的话，层次不同。桓温卫?是说他们自己对于宇宙人生底情感，王?Q是说他自己对于情感底情感时，虽说到他自己，而其话的意义风味，并不减少。”(14)就是说这种“有情而无我”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小我”的情感，因此这种情感与万物之情必然会产生一种共鸣，因此其对万物都会有一种深厚的同情。因此冯友兰说：“我的主张是‘有情而无我’。我的主张是：一个人若没有无益底感情，可少受许多累，多做许多事……我们有个办法，叫人能免此累，岂不亦好？至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感情，正是，‘有情而无我’。若其有我，他一定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15)因此，冯友兰非常重视“有情无我”与“有情有我”二者的区别。在他看来，有情有我，是为个人而有的喜怒哀乐，是为个人的一己私利出发的。而有情无我，是为国家社会的公利而发的。前者谓之情，后者谓之忠爱或义愤。其实，忠爱或义愤就是一种道德情感。
具体说到对于情感的处理方法问题，冯友兰比较赞赏程颢的观点。在大程看来，不仅一般人，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的，而且这是很自然的。诸如程颢这样涵泳深沉的理学家，因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喜怒之类情感发生了，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他的心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这种东西产生的结果是，只要对象消逝了，他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这样圣人有情而无累，冯友兰非常欣赏这种圣人有情而无累的情感处理方法，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它，多次表明“我赞成‘有情而不为情所累’之说”(16)。然而这毕竟是专门对“圣人”而言的，也包括像程颢这样的“醇儒”，情感的来去就像照镜子，照之则有，不照则无，这面镜子有些像《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可谓神奇和神秘，然而它的可信性就成为问题，颇有些小说家言的味道。由此可知，冯友兰也还是有些浪漫主义情调的。
然而一贴近现实，冯友兰关于情感的理论就显得更为平实可信。比如他说，如果单纯从理智的观点来看，则一切送死的礼节，当然都是毫无意义的。行这些个礼都是“愚之至也”。反之若专凭情感，则我们尽可以种种迷信为真理，而否认理智判断。因此冯友兰说：“我们对待死者，若纯依理智，则为情感所不许；若专凭情感，则使人流于迷信，而妨碍进步。其有折衷于此二者之间，兼顾理智与情感者，则儒家所说对待死者之道是也。”(17)如何平衡情感与理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让其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不要任何一个方面发生倾斜，这就是冯友兰反复强调的“有情而不为情累”，不为情累就需要理智的调控，越是激烈的情感越需要高度的理智来加以制约。所以冯氏这里特别提出了亲人长辈的去世这样一个人生都要碰到最感到悲恸的大事，儒家强调的“哀而不伤”则是对待死者的能够“折衷于此二者之间”的中庸之道。冯友兰毕竟是一位当代大儒，他的立身行事总是不会偏离孔孟程朱等先贤所确立的范围。其引《礼记•檀弓》之文：“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神明之也’。”“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之后说：“专从理智之观点以待死者，断其无知，则为不仁；专从情感之观点以待死者，断其有知，则为不智。折中于二者，为死者‘备物而不可用’；‘为之备物’者，冀其能用，所以副吾人情感之期望也；‘不可用’者，吾人理智明知死者不能用之也。儒家对理智明知死者已矣，客观对象方面，固无可再说者也。”(18)所以在冯友兰看来，儒家对于丧礼之理论，儒家对于祭祀之理论，亦全就主观情感方面立言。祭祀之本意，依儒家之眼光观之，亦只以求情感之慰安。而这样做的原始动力，却不能不说是来自理智。当理智和情感发生冲突时，常常会影响到人的身心健康甚至正常的生活秩序。现代心理学已经指出，情绪和情感的激动度往往与刺激的意外程度相联系，也与自我控制的能力相关。越是出人意料的刺激，越是违反本来愿望的事件，越是超出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引起情绪的激动度就越大。过度的激动不利于智力活动的进行，平静的情感则有利于智力活动的持续进行，因此冯友兰依据儒家学说提出的处理情感的方法，既符合现代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同时更凸显了中国哲学所特有的那种实用性和现实性品格。
冯友兰关于情感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虽然根源出自儒家，但也融会了西方哲学的一些观念，当然他本人所做出的创造性的理论转换，确实独具匠心，发前人所未发，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与探讨。?
?注释?
①②④⑦⑧⑨⑩(12)(13)(14)(17)(18)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36、436、559—560、438、438、438—439、617、610、614、614—615、136、137页。
③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一只煤炉引来两家人恩怨
“呜――呜――”，2013年1月5日上午9点，一阵急促刺耳的救护车鸣笛声打破了江苏省盐城市黄海街道某小区的宁静。很快，一个人事不省的中年男子被几位救护人员抬上了救护车，紧急地送往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中年男子是该小区的业主张大民。张大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年轻时曾多次发作心绞痛。与妻子孙倩结婚后，在妻子的精心呵护下，他的病情得到了很大好转，近五六年几乎没再发生过心绞痛。然而，就在这天，他多年未发作的心绞痛在邻居钱哲的言语刺激下发作了――
张大民与钱哲的家在同一单元的顶楼，属于对门邻居的关系。两家相处多年，一直相安无事。他们的关系虽说不上有多近，但平时见了面，也会友好地打声招呼，偶尔有急事也相互帮着照应一下。然而，两家的友好和谐却因为楼道里的一个煤炉而破坏掉了。
2012年11月12日，张大民将自己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从老家接来，想让母亲在自己的家里住上一段时间，也算为母亲尽下自己的孝心。张母原来一直住在农村，平时烧惯了农村的火灶，城里的煤气灶她不敢用，张大民教了她几次，她还是没有学会。于是，张母就向儿子提出，能不能在楼梯拐角的平台上给她支个小煤炉？张大民原本想拒绝，可看到年迈的母亲每次点煤气时手足无措的样子，他又不忍心了，于是就在旧物市场上淘回了一个煤炉。
从此，煤炉燃起的煤烟弥漫整个楼道，邻居自然怨声载道，钱哲更是“深受其害”。因为煤炉离钱哲家的防盗门不远，钱哲担心煤炉会将他的防盗门烤坏，于是找到张大民交涉，希望他将煤炉收回。
看到钱哲找上门来，张大民忙将他拉到防盗门外，向他解释：“我妈岁数大了，不敢用煤气，为了老人方便请忍一下吧。”对此，钱哲却不认同：“你不能因为照顾你妈就不管我家吧，这不是损人利己吗？”见钱哲言语不善，张大民也生气了：“我怎么损人利己了？我妈在我家也就待两三个月，照顾一下老人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偏不收，就放那儿了！”两人言语不合，最后不欢而散。
12月的一天中午，钱哲出门走得急，一不留神一脚带翻了煤炉，炉子上面放着的一壶水不偏不倚地砸在钱哲的脚上，将他的棉鞋湿透，万幸的是壶中的水刚刚温热，并没有烧开。钱哲很恼怒，砰砰地敲响邻居的家门。然而，此时只有张母一人在家，钱哲不想和老人理论，只好悻悻离去。不料，到了晚上，张大民却找上门来，质问他为什么要踢翻煤炉。白天的事让钱哲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这下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气冲冲地指着张大民的鼻子说：“你赶紧把煤炉收起来，不然我打电话报警f”张大民却无所谓地耸肩道：“你报警啊，看警察能不能把我抓起来？！”
钱哲一气之下果真报了警，派出所民警赶来后，在他们的耐心劝说下，张大民终于同意将煤炉收起来。看到煤炉被撤走，钱哲心里的疙瘩终于解开了。
然而，让钱哲没想到的是，舒心日子仅过了几天。一天早上，他发现张大民竟然又将煤炉摆了出来，只不过这一次，张大民在两家门的过道上隔了一块硬纸板，单独为煤炉隔了一个小间。“简直太过分了！”钱哲心里渐渐平息的怨恨再次被激起，他又去找张大民理论。张大民却说：“楼道是公共的，我的炉子又没占你家那边，我凭什么不能摆？”
一个小煤炉竟成了“钉子户”，警也报了，架也吵了，却始终无济于事，越瞅煤炉越不顺眼的钱哲决定想办法报复他。
张大民的妻子孙倩做的是保健品直销业务，经常有客户到家里前来拿货，其中不乏男客户。一天傍晚，钱哲下楼的时候，正好遇到张大民和两个朋友上楼，他们在楼道门口迎面撞上。钱哲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故意大声说：“老张啊，怎么才回来？我刚看到有个男人从你家出来，你老婆那么漂亮，可得看紧点啊！”说罢，不待张大民回应，他已径自走下楼去，气得张大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指桑骂槐惹出人命
2013年1月5日，星期六。上午九点多，张大民吃过早饭来到小区中心广场散步。走到一处长廊，看到钱哲和几个有点面熟的邻居在聊天，他便有意要躲开。不料，钱哲却看到了他，热情地向他招手：老张，过来过来，一起凑凑热闹。张大民碍于情面，只得硬着头皮过去。
聊着聊着，其间有个人讲了一个“荤段子”，几个人大笑过后，钱哲接过话头道：“女人勾引男人可不在于漂不漂亮。咱小区里我认识的一个邻居，天天就有不同的男人上她家门呢。”听着钱哲的话里有话，张大民的脸上挂不住了，他涨红着脸争辩道：“老钱，你不要太过分了，找我老婆的男人都是她的客户！”
钱哲装着不解地反问：“我又没说是你老婆，你急啥？不过，说到客户，这年头，客户客户，上床进铺，也是司空见惯的。”钱哲的话引得几个人哄然大笑，谁也没注意到张大民脸色铁青，非常难堪。钱哲继续发挥：“这年头，男人戴绿帽子也得有资格才能戴上呢，这说明他的老婆多有魅力啊！老张，你说是不是啊？”
然而，钱哲却没等到张大民的反驳。只听“扑通”一声，张大民竟如软泥般一下瘫倒在地。见张大民出了事，钱哲吓坏了，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将其送往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抢救。虽然经过医生全力抢救，张大民还是因受到外界刺激引发了心肌梗死，当天晚上抢救无效死亡。
孙倩忍着悲痛料理完丈夫后事，得知丈夫的死与钱哲的羞辱有关后，当即去找钱哲讨说法。钱哲面对孙倩的质问，反驳说：“你丈夫有先天性心脏病，突然发病致死，找我何干？！”孙倩表示丈夫的心脏病是受其羞辱才诱发的后，钱哲拒不认账：“我又没有指名道姓羞辱他，是他自己愿意对号入座的。既然你说他的心脏病发作是我羞辱引起的，那么请你拿出证据来！”
孙倩自然提供不出证据，可她知道丈夫的死与钱哲的“羞辱”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无奈之下，孙倩找来丈夫的生前好友以及亲友，隔三差五地就去钱哲家里闹事。可闹来闹去，事情仍然没有解决。
多次上门讨说法无效，身心俱疲的孙倩无奈之中听从朋友的建议，聘请了江苏海华律师事务所徐海华律师为丈夫打官司。考虑到两家以后仍要作为邻居相处，徐律师建议先以调解方式解决。
“骂死人”要承担法律责任
2月5日，面对徐律师的调解，钱哲说，其实他对张大民的意外死亡也深表同情，但对于赔偿一事，他无法认同，他表述了自己的三个理由：其一，张大民死于先天性心脏病；其二，他当时只是开玩笑，并没有指名道姓地羞辱他；其三，孙倩手中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张大民的死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因钱哲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几次调解不成，徐律师决定走法律诉讼程序。于是，孙倩一纸诉状将钱哲告上法院。
3月12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钱哲与张大民有矛盾在先，张大民擅自在楼道内摆煤炉，妨碍了钱哲，且屡不改正，张大民自身存有一定的过错；导致张大民死亡的原因系其自身疾病所致，故张大民对其自身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钱哲用语言暗讽张大民，导致张大民情绪激动，诱发所患疾病致其死亡，钱哲的行为与张大民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应承担次要责任。遂依法一审判决，钱哲赔偿张大民妻子各项损失的20%即76327.2元，其余损失由张大民（妻子）自行承担。
法院判决后，钱哲不服判决，准备提起上诉。徐律师多次向钱哲陈明利害关系：“即便你上诉，其实还是败诉的可能性大。再说，死者为大，你们两家又是邻居，如果一直闹下去，只能让两家的关系越来越僵，事情永远没有尽头。”
经过耐心的努力，钱哲终于同意接受法院判决，他当着律师的面将款项交给孙倩，愧疚地对她说：“老张的事，对不起啊。”孙倩则哽咽地说：“人死不能复生，真希望当时我们两家都能退一步……”
俗话说，“骂死人不偿命”。那么，羞辱他人致死，是否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记者就此采访了西南政法大学田进教授。田教授针对此案，分析认为，羞辱与辱骂是同一个概念，“骂死人不偿命”这句话是基于大家的一种常识：人是骂不死的。但假若明知他人有心脏病，羞辱后极可能会导致他人死亡的后果，而且在主观上存在骂人致死的恶意，那么辱骂者则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羞辱者是否要承担责任，民法中一般适用过错原则，主要是看辱骂者是否存在过错。如果死者家属能够证实辱骂行为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辱骂者需要承担赔偿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民事责任。
如果不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鉴于“骂死人”属于生活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在双方对死亡后果均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法院可依据公平原则要求辱骂者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但辱骂者在这种情况下无须赔偿精神损失。至于赔偿责任的大小，主要是看骂人致死的过错程度，辱骂行为对死因所占比例。法院可根据具体情节确定赔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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