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美术考古 叙事特征 宗教美术 学科关系
在关于美术考古学科关系的认识中，目前学者较多涉及的是与考古学、美术学、社会学、历史学、图像学等学科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学科的本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的意义等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谓不广、不可谓不具体。遗憾的是，在这些关系的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的特殊关系。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相同之处，而且在研究资料的获取上也有相同之处；同时，在接受的影响上也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提出美术考古的叙事特征和与宗教美术的学科关系作为理论深入的探讨视角。
一、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叙事逻辑
这是一个关于叙事逻辑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如果作为分支学科看待，那么，从叙事逻辑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
1.美术考古是将研究对象作为美术史现象来描述的。“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1]（P5）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在美术考古的研究过程中，这些美术遗迹和遗物转化为美术发展史上的叙事遗存，围绕美术遗迹和遗物展开的研究是关于构图、造型、色彩和主题、风格、艺术进步等美术学科范畴的研究。
2.考古学的学科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的研究趋势。目前学术界中，不论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考古学学科还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美术学学科，学者们都希望美术考古拥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这种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要求。
3.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影响。这一点最好理解，美术考古将美术史的研究进入到石窟艺术、墓葬艺术、岩画艺术等考古遗存的领域，美术史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许多文化遗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术史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因此，我们认为美术考古不应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作为美术学的分支学科。通过对美术考古定义的讨论，我们提出一个求教大方的表述：美术考古是一门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在美术史层面上展开研究活动的美术学分支学科。
二、与宗教美术相关的叙事特征
这是一个从叙事特征角度讨论学科关系的问题。
1.从逻辑关系上对叙事特征的讨论。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在概念上存在的关系是交叉关系。从叙事特征看，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因为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古建筑遗址、被掩埋的艺术作品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深入于艺术活动之中，留下了丰富的美术作品。
2.关于美术作品埋葬方式的叙事认识。
在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无疑问是美术作品完成叙事的重要内容，可是这一点目前没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研究论文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常常是侧重于从作品的发现角度来认识的，即考古学的角度。
3.关于叙事意义的理论认识。
叙事作品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系统。[2-6]通过学科逻辑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从逻辑角度认识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通过作品埋葬角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作品存在的角度认识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同时，两学科的结合思考还可以在操作层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论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认识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学科特征的基础上突出两者结合思考后的指导意义，即强调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所具有的叙事意义。
3.1叙事主题的单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中，叙事的结构往往都显得非常宏大，几乎所有的构图都试图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间和世外，这是指导的必然结果。
3.2情节的真实性。
宗教美术是描写另一个世界的，与现实世界对照，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宗教美术作品能够存在的理由却是来自于宗教经验，即这些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现了情节的真实性。情节的真实性当然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宗教经验对这样的真实是支持的态度。宗教美术作品的构图体现着这样的“真实性”。
3.3物象的符号化。
在宗教美术作品中，物象符号化的手法无处不在，每一个物象都拒绝随意的理解，必须从某一个已经存在的特定的概念来入手，从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义。
综上所述，就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言，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这两门学科的共性可以使我们在认识学科性质上寻找到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在接受的影响上所存在的相同叙事结构，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学科定位。
参考文献：
[1]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阮荣春，主编.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
[3]朱浒.全国首届艺术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国美术研究，2007，（3）.
[4]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一)教学上重文学史轻文学作品,重教师主体轻学生个体
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主要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文学作品是核心。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学生可以逐渐熟悉中国文字的特点、古代汉语的基本规律、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理解古代作家的创作用心、创作手法和古代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分类及其不同的文体特点。然而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仍然偏爱文学史教学,他们乐于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占用大量面授课时,向学生讲授文学史基本知识,梳理文学发展脉络;而对于作品教学,则多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印证文学史的辅助材料,泛泛带过,错失了培养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能力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居于主导地位,其讲授内容往往被视为“金科玉律”,难容质疑;学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实际学习能力和不同兴趣诉求常常遭受漠视。课程教学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授课教师的一厢情愿,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考核上重知识轻能力,重终结性考试轻学习过程考察
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授受教学情况相对应,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也相对较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构成上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倾向,即以期末终结性考试的成绩作为课程成绩认定的绝对标准,忽略学习过程的监控和考核。考核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其二是考试内容编设较为教条。教师的命题多依据平日的教学讲义或教材,命题内容多限于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风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等,这样的问题限定性、指向性强,难以让学生开展独立评议,提出创造性的识见。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学的评价模式。平时作业的批阅、考试试题的评阅,一般都是由教师独立完成的,即便有学生参与其中,也多是根据教师提供的标准答案来评判,从而忽视了文学评论的多元性特征和学习的个体化特点。考核完成后,则多是通报成绩了事,很少有针对性的考核分析和评价反馈。
二、地方文献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积极作用
地方文献指的是记录某一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技、教育、风俗等内容的地域性文献资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样性、长久性、稀缺性等特点。地方文献因其“包罗万象”的内涵,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适当引入地方文献,既可以推动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学术含量,提高课程的关注度,扩大课程的影响力,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一)树立作品教学观念和研读原典意识
地方文献汇集了某一地域长期科技文化发展的成果,内容庞杂,其中很多属于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研读这样的地方文献,可以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调动丰富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让学生能够研读地方文献,教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就必然要将教学重心从文学史转到作品上,通过作品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地方文献多是第一手的资料,将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研读原典的意识和不从俗众、唯己是信的科学探索精神,培养研究性学习习惯。对于教师而言,地方文献的原始性特点也可以督促他们积极关注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科研水平,实现教学相长。
(二)深化课程考核改革,克服学习功利化倾向
近年来,基于高校过于注重实用的专业及课程体系设置、以分数为核心的较为单一的考核评价标准和脱离学生学习实际的教材编设等多重因素,很多大学生缺乏内在学习动力,在学习上越来越功利化。中国古代文学所面临的学习功利化现象更加严重,“陈旧无聊”、“脱离实际”之类的评价甚嚣尘上。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引入地方文献,可以在内容上增加课程考核的深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归属感和成就感,促进学生良好学习动机的形成,克服功利化倾向。如针对浙江嘉兴地区的学生可以根据《万历嘉兴府志》、《光绪桐乡县志》等地方志的相关记载编设关于明清时期嘉兴地区佛寺兴废、民间兴学等方面考题;针对杭州地区的学生则可以根据《湖山便览》、《西湖志》等地方文献编设诸如西湖的历史沿革、西湖历代名人题记等方面的考题,让考题充分体现出地域特色,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期待。
三、地方文献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教学策略
一、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性
古诗词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遗产之一，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而珍贵的。从小学开始进行古诗词的教学，不仅对于小学生人格的养成起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对于小学生来说，从小学开始接触和学习古诗词，能够培养对语言美感的感知。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接触的语言不仅包括日常用语，还有很多的例如音乐、诗歌等艺术语言。而对艺术语言的感知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的，语文素养的提升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积累。小学生对于古诗词的接触，能够帮助其了解中国古人不同的语言风格和用词方式，能够帮助小学生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而诗词的韵律、用典等，则对小学生的审美能力、历史知识等方面都能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
二、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现存问题
（一）过分注重知识教学，缺少情景体悟
在小学语文的课堂上，很多教师在讲解古诗词时仍按照知识点的方式进行讲述。课堂中的大部分时间用花费在了对于重点字词的讲解，以考试考什么作为课堂教学内容设置的指南针。虽然古诗词中一些字词的用法与现代汉语有一定的出入，例如“走”、“发”等词在古代都有其不同于现代的意义，如果不加以解释和了解，学生很难读懂诗词。但在必要的讲解之外，刻意的去解读一些字词的用法，将一些词语的固定搭配按照像背知识点似的进行反复的背诵记忆，会使得学生缺乏对于诗词美感的鉴赏能力，很难领会到诗词当中所描述的情境，无法与诗词融为一体。这样无疑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使古诗词的学习变成了知识点的记诵，减弱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对古诗词过分分割，缺少整体感知
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解古诗词时，常常为了引导学生而将古诗词人为的切割成几段，学生依据教师分割的段落，进行逐句地理解和学习。这无疑会将诗词的整体意境和魅力进行削弱，使学生很难从一首诗或一阕词的整体角度进行诗词的赏析和意境的体会。学生的“体验感悟”是指对一个具体的对象有一个整体而直观的把握，分割式的教学显然无法满足学生对于诗词的整体感知。同时，古诗词的特点使得诗句的上下文之间有着起承转合的关联，分割式的教学会切断句与句以及段与段之间的关系，很难领会诗词整体的意义和魅力。
三、提升小学古诗词教学的策略
（一）减少功利意识，运用情境教学
教师不应以升学率或是考试来作为课堂教学的指挥棒，忽略学生感受而以考试为最终目的的教学是本末倒置的。因此，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应当减少功利意识，不再以练习册上的题目或是知识点的背诵为圭臬，而是应当以让学生具备了解和鉴赏诗词的能力为基本原则，对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精心的设计，以适应学生的需求。
在诗词的教学过程中，情境教学的运用能够在一定帮助教学的进行。例如在课堂上辅助一些音乐渲染，借用一些古风歌曲或是影视剧作品来对诗词进行配乐的赏析，能够让学生在音乐的意境下，更容易进入诗词的境界当中，更加近距离的感受诗词的意蕴。利用呈现图画的方式来对古诗词所描述的场景进行重现，也能够使古诗词中的意境更加的形象化。
（二）提高诗词修养，整体感悟诗词
教师在对古诗词的讲解中的水平受到教师自身诗词修养的影响，当教师具有较强的古诗词功底，那在讲课过程中多会“口吐莲花”，也更能够准确的把握古诗词的内容和主题，对相关用典的历史知识有所了解。教师对于自身素养的提高一方面体现在对古诗词的掌握能力上，教师需要自身有丰富的古诗词积累，掌握必要的鉴赏能力等；另一方面体现在教师需要定期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从而提高自身的教学素养，能够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水平，使课堂更加贴近学生的特点。对于诗词的讲解应当整体与部分相配合，不仅对重要的词句进行讲解，更要从整体的角度来对诗词进行赏析和理解。
参考文献：
[1]黄红华.古诗词诵读教学方法的运用与思考[J].阅读与鉴赏（中旬），2011（09）.
[2]李慧.论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北方经贸，2010（12）.
[3]陆云峰.素读视野下重构“文包诗”的教学策略[J].江苏教育研究，2014（28）.
一、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虽然古诗词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但是一些学生并不喜欢，甚至非常讨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1.传统的死记硬背式的教学模式仍然存在。由于受到传统教学观念和模式的影响，一些语文教师在讲授古诗词时，仍然是主张让学生死记硬背，只是注重字词语法的讲解，将诗词讲解得支离破碎，毫无意蕴、内涵可言，以为让学生理解字面意思，再背诵下来就是完成了教学任务，根本不顾及学生的情感体验。有些语文教师尽管使用的是新教材，却是“旧瓶装新酒”“穿新鞋走老路”，仍然延续已经不符合实际的教学方法，固定僵化的教学使得古诗词教学变得枯燥无味，使学生产生了抵触情绪，不爱学习古诗词，更不要谈提高学习效率了。
2.一些教师的教学方法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有的语文教师对教学理论研究不深，没有新颖的教学方法，对古诗词知识了解不够透彻，鉴赏能力低下，根本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具体来说，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教学时普遍停留在讲解字词句、翻译句意的浅层次上，根本就讲不出诗词的文化内涵和韵味。二是过分重视标准答案，分析与结论讲究统一性和标准性，忽视诗词本身的审美和情感的共鸣，根本就不顾及学生自身的情感体验。三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只是针对高考考点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并花大量时间去探讨，而那些不常出现的知识则很少讲解甚至忽略，使古诗词教学成为枯燥的语法讲解。
3.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的认识不足。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潮流文化和速食主义大肆横行，这对学生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高中生由于年龄的原因，比较喜欢新鲜有趣的事物和快节奏的感觉，而古诗词由于节奏慢，需要慢慢体会、品味，因而与学生的思维模式是格格不入的，学生也不喜欢这些“咬文嚼字”的东西，觉得学了这些古诗词也没有什么用处，多数时候是带着抵触的心理、浮躁的态度进行学习的。同时，学生的诵读目标相对单一，只指向高考的几十首诗词，对于与高考无关的则一概不读，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二）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1.教学理念出现偏差。由于受到传统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教师都是以高考为指挥棒的，高考考什么就着重讲解什么，注重分析高考解题技巧，帮助学生揣摩高考出题的指向，甚至炮制出一些“标准答案”，让学生去套用。比如，古诗词鉴赏的表现手法包括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动静结合等，教师让学生背诵下来，在考试时去套用，或者都写上，以便得分。这样的教学就是走上了歧路，出现了偏差。还有一些教师对新课标理解不透彻，从而出现偏差。如新课标规定：“文言常识的教学要少而精，重在提高学生阅读古诗文的能力。”对此，一些教师就把文言常识讲解一带而过，甚至根本就忽视了这些讲解。
2.教学方法走进误区。主要是对古诗词阅读鉴赏的指导，出现了两种误区：一是重讲轻学。也就是说，教师生怕自己遗漏一个知识点，上课时一直都在滔滔不绝地讲，务必把知识点讲解得细致入微，恨不得把自己脑海中的知识一股脑地灌输给学生，完全忽视了学生的领悟和学习。二是采取“放羊式”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美其名曰是为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为了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实际就是教师撒手不管，很少进行指导、启发，致使看起来热热闹闹的个性化阅读，学生却没有学到有用的知识。
3.应试教育仍存在较大的影响。虽然现在普遍提倡素质教育，注重能力教育，但是只要高考还是主要的人才选拔途径，那么应试教育的影响就会依然存在，对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的影响也会存在，使得一部分教师过于重视考试结果，唯分数论英雄，甚至作为唯一的评价手段，使得古诗词的教学完全沾上了功利色彩。分析高考试题、解读高考指向、分析高考答案等等行为，对学生素质的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都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增强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有效性的具体措施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学生对古诗词学习产生了兴趣，就能产生学习的内驱力，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因而在教学中，教师应千方百计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或者注重诗词的情感解读，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来引发学生的积极性；或者联系相关的历史背景、历史典故等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或者努力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学生进行自主感知，从而提高学生的主动求知的欲望。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目的都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学习兴趣的驱使下积极探索，主动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二）引导学生多朗读、多背诵
诵读法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教学方法，在今天的古诗词教学中仍然非常有用。通过诵读，可以使学生理解诗词的大概意思，加深对诗词的理解，而且可以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思想意蕴进行体味。可以说，诵读古诗词的好处是非常多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诵读古诗词的步骤分为：（1）让学生整体读一遍，做到有个大概的印象。（2）教师将这首古诗词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情况进行简要介绍，让学生有个比较深入地了解。（3）让学生展开诵读，在诵读过程中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沉浸在作者所描绘的画卷中，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感受作品的思想意蕴。这样的步骤下来，学生对诗词就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教师再进行点拨、指导，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加强情感交流，探索诗歌意境，提高学生的鉴赏力
古诗文阅读历来是学生的一个软肋，繁琐、难记、枯燥，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努力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积极化“压力”为“魅力”，让“学生喜欢学习语文”，这样学生学习语文就会变消极为积极，进而走向主动积极地学习。课堂教学中我们对于大的知识点可以分解一个大目标为若干小目标，把学生能够实现掌握语文知识作为前提，通过每一个小目标的掌握使学生感受成功的喜悦，真正做到“信心是成功之舟”。心理学证明充足的自信心是人们完成任何一项工作的重要心理因素。在语文学习中学生如果有了成功的感觉，内心就会有一种积极的暗示，会不断地鼓励自己勇敢拼搏，攀登一个又一个更高的目标。也可以通过奖励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心理学家研究证明，“奖励可以提高学习效率，至少不会降低其效率”，“奖励是人的一种本能追求”，通过多种奖励方式，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使学生成为积极的语文学习探究者。
传统的语文教学在古诗文学习时，多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语文教学一般遵循这样的三大模式：大量讲述；大量训练；对学生大量地、不断地否定。殊不知古诗文本身距离学生生活的年代较远，存在着语言的距离，难以成为生活语言。传统的古诗文讲练是一把“双刃剑”，枯燥的学习一旦使学生丧失语文学习的兴趣，后果难以想象。要真正改善和提升教学质量，教师就应精讲，坚持先学后教，学生积极参与，以学促教的方法。不能简单地对这部分知识进行“回锅”，而是要有针对性地、启发性地给学生必要的指导和帮助，给学生解决部分疑难问题，给学生留出一定的思考时间，以便启发学生自主学习。教师要敢于“忍痛割爱”，少讲，精练，考试要有质量、有效果。给学生留出充分学习的时间，这样学生才有可能主动选择学习，才能有较强的针对性，才能有充分思考的空间，才能有质疑和解决问题的机会，才能避免“地毯式轰炸”的学习形式，学生有了学习的主动权才能提高效率，教学才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古诗文阅读教学应该着重强化知识点。高考语文试题与高中语文教材的关系本质是“流”与“源”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题目在课外，答案在课内”。高考试题虽不直接取材于课本，但考查的知识大多是课本直接或间接涉及的内容。复习古诗文，就要求学生能够准确掌握高中必修课本中的古诗文，理解选修教材中的重点篇目，从课文中积累古诗文的知识。在文言文的复习上，教师应该与学生共同归纳考试大纲要求掌握的120个实词、18个虚词的意义和用法，然后交给学生解题的技巧，同时加强文言文阅读训练，通过阅读训练，一方面让学生积累文言文知识，一方面让学生熟悉文言文解题的技巧，当然也要因材施教，甚至到每一个学生。文言文的考查在高考考纲中有明确规定，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和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分析综合考查筛选文中的信息，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鉴赏评价包括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复习时需要关注的是，课本中常见的实词、虚词和句式在历年考题中出现的频率，复习要立足课本，抓住重点，更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并且认真体会，做对这类题目的难度也不会太大。
古典诗词部分的复习，《考纲》规定学生能够鉴赏古诗词的形象、意境、语言和表达技巧，并且能分析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观点态度。试题一般“忠实”体现《考纲》，因此复习时一定要搞清考纲规定考什么，怎么考，以及常见的提问方式，剩下的就是加强古诗常见知识的储备了。
新课标考纲在古诗文背诵上略有变化，但是默写题重点一般是高中的，初中为次要的。教师要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地、有效地学习和复习，让学生从学习者变成求知者，主动去理解和欣赏古诗文。同时，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狠抓考试大纲要求必背的文言文，尤其是明确规定的初中50篇文章和高中14篇古诗文。
古人常道：“教无定法，学无定法。”凡事应该因人而异，因教材而异。用合适的方式来指导合适的学生，才是最合适的教学方法。高中语文教学必须渗透新课改这一理念，抓好双基，重视古诗文阅读。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必须努力去践行这一理念，因势利导，把高考命题和平时的教学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扣住新课程理念。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20下半叶以来，考古学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了很大的飞跃，尤其是通过对中外考古学理论的对比研究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考古学理论在以后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道路上一定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说，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是迫在眉睫，我们一定要对考古学理论的认识上升到一个高度，因为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是我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它决定着我们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影响，而且也决定着考古学以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
古今中外，人们对古代的事物似乎都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怀。其中有人们对古代事物的好奇，有对古代事物的崇拜，有对古代事物的喜欢，等等。这也许是科学考古学形成的原因之一。科学考古学在形成之后就在技术和理论的影响之下慢慢前行，其理论的发展过程更是曲折，可以说考古学的理论是在不断的否定基础上前进的。下面就谈一谈关于考古学理论方面的认识。首先有这两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第一，考古学的研究需要理论吗？第二，考古学理论是什么？
考古学的研究需要理论吗？这个问题在现在看来犹如废话，可是在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它确实是缺失的。如果考古学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那么无论我们在这上面花费多大的时间和精力，那都只会是徒劳。结合我国考古学的形成和早期的发展来看，考古学的理论在我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张光直教授曾在特里格《时间与传统》的中文译本的序中提到，最近两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固然是对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很可靠的反映，而在这里面根本没有“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①考古学理论在我国早期的考古学的研究中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形成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当时受国内的“五四”运动和古史辨运动的影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上古史提出了质疑，而且还对史籍中对早期国家的记载提出了质疑，于是这就遭到传统史学派的反对，但是他们又没有具体的实物证据。所以，双方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考古实物。其次，我国早期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也陆续回国，他们大部分在国外学的是地质古生物学。李济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人类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他决定开始在山西省沿汾河流域进行初步调查，并与1926年10月到12月开始了对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关于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的动机我们可以在《李济文集卷二》里找到，受当时安特生在对我国进行的一些考古发掘基础上形成的对我国史前文化的认识和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李济先生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调查与考古发掘找到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进行的考古发掘为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掀开了帷幕，也正是他的这一动机或发掘目的使我国的考古学在一开始就走向了历史学的范畴，其在发掘过程中对地层和出土物的观察和分类的方法还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梁思永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并受了现代考古学的专门训练。1930年夏季毕业回国之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发掘，其主要贡献之一是依据考古地层学的证据，确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大问题。由于这些早期的学者将中国考古学坚定的放在了历史学的范畴之内，将考古学引上了一条有别于西方考古学的发展道路。最后，再加之史学研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至尊的地位，于是我国的考古学在一开始就走上了同金石学有着共同目标的证经补史的道路，也就是说考古学的发展是为历史学提供服务的。它的目的只是通过考古发掘来填补历史上的空缺。所以早期我国考古学所运用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都是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考古学理论在我国早期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并不代表考古学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对于考古学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分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考古材料的积累，这其中又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获取考古材料的途径，二是对获得的考古材料作基础性的研究，为后面的进一步的研究打好前提和基础。第二是对考古材料的解释或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关于第一个方面，主要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与发掘以及对发掘现场遗迹和遗物的基本信息的获取，在发掘过程中对考古地层学的应用以及对出土遗物所进行的类型学的分析，而且从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大部分重大考古事件的发生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例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和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都是在无意中发现的。所以在第一个方面即考古材料的积累方面对考古学理论的涉及很少。但是在第二方面也即对考古材料的解释或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方面对考古学的理论要求非常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考古学具体理论的指导，那么对考古学的解释可能就会停滞不前。而且衡量考古学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它对考古材料的解释能力，而并不是看考古材料的积累的多少。这就如同在一些自然学科里一样，如果我们只是积累现象而不去总结规律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那些对后来影响巨大的定理。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是一门学科，其目的也同其它学科一样在于探索在某一领域的规律，而考古学要探索的规律不只是简单的还原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力求了解人类在过去是如何生活的，力图探索考古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解释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换句话说，如果古代人们的生活是现象，那么我们就要探索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现象的发生。而我们现在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人们生活的全部遗留。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再加上由于某些物质材料不易保存的原因都导致了我们现在所发现的不可能是古代人们的全部遗留物。所以我们要通过仅存的不完整的遗存去探索古代人们生活的规律，其难度无疑使非常大的，如果再加上没有理论的指导，那么其结果就微乎其微。我们可以把考古发掘的遗留物划分为物质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遗留物，对精神方面的遗留物的研究更加需要理论的指导，因为它不直接作用于物质生产对象，它反映的都是人们的日常精神生活。考古学探索的问题被西方考古学家用6个“W”来表达，它们是Who（谁）、What（什么）、When（何时）、Where（何处或从何而来）、How（怎么回事）和Why（为什么）。②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考古学家把他们研究的重点越来越放在了后两个方面，也就是对产生事物内在原因的探索，既然是探索事物产生的内在原因而不是对事物外在方面的观察和总结，所以考古学的理论是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越来越被重视的一部分。
[关键词]美术考古；叙事特征；宗教美术；学科关系
美术考古学的学术概念来自于西方，郭沫若1929年翻译的《美术考古学发展史》首次将其引入到中国。之后，学术界并没有关注学科定义、学科归属等方面的内容。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首次出现“美术考古学”的内容，以后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学》卷中也出现了“美术考古学”的词条。在专著中明确为美术考古学作定义的是刘风君1995年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孙长初2004年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不过，这些学科定义上的工作还只是停留于浅尝辄止的层面上，并没有专门的讨论。
学科定义涉及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时，一个学科性质的准确认识，也需要涉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通过学科之间的关系梳理，可以突出学科的特征，同时也可以完善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在关于美术考古学科关系的认识中，目前学者较多涉及的是与考古学、美术学、社会学、历史学、图像学等学科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学科的本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的意义等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谓不广、不可谓不具体。遗憾的是，在这些关系的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的特殊关系。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相同之处，而且在研究资料的获取上也有相同之处；同时，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上也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提出美术考古的叙事特征和与宗教美术的学科关系作为理论深入的探讨视角。
一、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叙事逻辑
这是一个关于叙事逻辑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如果作为分支学科看待，那么，从叙事逻辑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
首先，美术考古是将研究对象作为美术史现象来描述的。“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1](P5)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在美术考古的研究过程中，这些美术遗迹和遗物转化为美术发展史上的叙事遗存，围绕美术遗迹和遗物展开的研究是关于构图、造型、色彩和主题、风格、艺术进步等美术学科范畴的研究。以我国西域龟兹石窟为例，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它是关于石窟的考古对象；而在美术考古的研究中，它就是石窟艺术的研究对象，研究者是将它作为美术现象来研究的，学者们从龟兹石窟感受到了多元化的艺术影响。比如，希腊艺术的影响:“在龟兹石窟的早期壁画中，人物显得非常突出，与后期山水鸟兽等附加景物的比例较大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受希腊以人为本艺术思想的表现。有些形象与希腊神话传说似乎也有联系，如克孜尔石窟新1窟中的人面兽身的金翅鸟，荷马史诗中也有生动的描写。被学术界所注目的龟兹裸体壁画，显然也是有希腊裸体艺术影响的痕迹。希腊艺术是推崇裸体的，认为这是健康、力量和美的象征。龟兹艺术家接受了这样的审美观点，而且也对小乘佛教的禁欲主义给予了突破。”[2](P137)这些研究内容，已经完全是在美术学的学科范围中进行。其他著名的敦煌石窟艺术、汉画像石墓葬艺术等，在进入美术考古视野后，都是作为美术发展史上的美术现象、叙事风格和艺术成就来研究的。
其次，考古学的学科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的研究趋势。目前学术界中，不论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考古学学科还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美术学学科，学者们都希望美术考古拥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这种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要求。中国传统的田野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标型学、器物形态学)，这两种方法都借鉴于自然科学的手段和理念。自然科学是以物为研究标的的特性，这一基本点决定了田野考古学只能是“见物不见人”。美术考古如被作为田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虽然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研究中的特殊对象——美术作品，但是它从属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决定了其在方法论上必然是以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为主要研究手段，在研究过程中强调过程的客观性，禁止运用描述性语言，从而忽视了这种特殊人工制品所具有的主观性内容。有学者认为:“许多考古人不做研究，将考古发掘报告当作研究成果，那是不妥的。任何学科都离不开研究，否则就不是什么学问了。而且，考古界禁止用描述性语言也是错误的。”[3]在强调客观性的制约下，美术考古归于考古学缺少可操作性。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考古学前辈和权威性的观点中得到旁证。比如，前辈夏鼐认为:“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由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又由于作为遗迹和遗物的各种美术品多是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所以美术考古学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4](P9)目前，“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已经不能覆盖美术考古的全部研究成果，相反，“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国目前美术考古取得的学科影响主要是在美术学领域。其一，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美术史的研究内容。在美术考古发挥影响之前，我国美术史的研究依赖于传世的美术作品和相关文献，这些作品和文献在传播过程中指导创作，形成流派，后人由此而产生的理解也直接推动美术理论的发展。但是，在美术考古学科形成后，情况发生变化，大量的美术考古作品进入美术史的研究领域，不仅增加了传统美术的作品数量，而且美术史的理论认识也得到了普遍提高。在目前流行的美术史教科书中，美术考古的内容已经进入到了所有朝代美术发展的认识中。其二，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新的美术史研究模式。对于传世美术作品的研究，美术史更多的是依靠传统的文化研究模式，比如知人论世的考释，比如师承关系的梳理，等等。对于美术考古作品，考古学的地层学方法和类型学方法则被学者们热情地引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也被学者们广泛地运用，目前甚为流行的图像学、叙事学等，皆为美术考古研究常用方法。其三，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影响。这一点最好理解，美术考古将美术史的研究进入到石窟艺术、墓葬艺术、岩画艺术等考古遗存的领域，美术史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许多文化遗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术史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因此，我们认为美术考古不应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作为美术学的分支学科。通过对美术考古定义的讨论，我们提出一个求教大方的表述:美术考古是一门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在美术史层面上展开研究活动的美术学分支学科。
二、与宗教美术相关的叙事特征
这是一个从叙事特征角度讨论学科关系的问题。
首先，从逻辑关系上对叙事特征的讨论。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在概念上存在的关系是交叉关系。这样的关系与全同关系不同，具有反自返性、对称性和非传递性的性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学术界并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实际上，在它们的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宗教信仰有关，同时，它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通过考古手段获得的，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从叙事特征看，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因为宗教信仰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古建筑遗址、被掩埋的艺术作品等。这两部分作品中，从目前的研究条件看，宗教信仰原因的考古对象占有着极大的比重。这一现象，也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延承有关。自三代开始，人们就将与自然、先人有关的祭祀活动和与自己有关的埋葬活动作为了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以后的各类宗教思想发展不仅没有降低这项活动的重要性，而且还从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不灭和生命的转化等方面予以丰富和细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宗教信仰深入于艺术活动之中，留下了丰富的美术作品。
宗教美术的研究对象也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第二部分则是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而保存、流传的传世作品。与美术考古一样，宗教美术的第一部分占有极大的比重，而且第一部分的作品与美术考古的第一部分作品完全重叠，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这些美术作品都是通过考古的手段而获得，这就使得这两门学科有了更加紧密的学科关系，我们因此而可以提出这样的关系命题:对于这部分作品，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是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活动。“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是主项，“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活动”是谓项，主项之间的关系是对称性的性质。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所具有的对称性关系，虽然是有条件的，不能覆盖两学科的所有内容，但是考虑到这部分重叠的内容具有很大的比重，而且这部分作品中优秀作品的比重也很大，所以这样的对称性关系使得两学科的共同性有了特别的意义。在建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关系命题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许多共同性的方面来深入思考它们的学科性质了。
其次，关于美术作品埋葬方式的叙事认识。
在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无疑问是美术作品完成叙事的重要内容，可是这一点目前没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研究论文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常常是侧重于从作品的发现角度来认识的，即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则认为，作品的埋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这是一个关于作品本体的角度。当然，作品埋葬和作品发现都是属于作品存在的范畴，作品发现也已经反映了作品的部分埋葬情况，但是埋葬的角度是一种直接性的观察，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收集和反映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就作品的流传而言，作品的埋葬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原作品所有人的主观愿望可以得到最大可能的实现；而作品的发现，则可能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其中的一些环节是原作品所有人不可预期、不可掌握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与原作品所有人的愿望是没有关系的，极端情况下还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作品的发现不考虑这些因素，那么认识原作品所有人的创作就有了一个信息损失、甚至歪曲的可能。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汉墓壁画，墓主人将反映自己社会地位、日常生活和对另一个世界想象的绘画作品置于自己的墓室之中，他的目的是表现自己的长生思想。对他而言，长生思想的表现是一个长生行为，是对长生信仰的体验，同时，这一定是一个个人的行动。他绝对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现象:考古学的发掘活动，发现了他的行为或研究了他的思想。也就是说，墓主人墓葬绘画行为的目的只是后人理解中的一部分内容，另外的内容为后人所加。墓主人的内容和后人的内容之间的叙事结构完成，在新信息得到的同时，也可能会因为叙事结构的转化而损失了一定的信息，比如误解，比如疏忽。所以，作品的埋葬与作品的发现，是一个存在一定意义差别的不同角度。
作品的埋葬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品为什么存在?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作品，其创作是在信仰的指导下完成的。作品的所有人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个人的魂魄并不随着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结束，而是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继续，所以他要为那个世界的存在而作这个世界的准备，因此他的行为就涉及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研究对象——具有宗教色彩的美术作品。这样的美术作品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创作而直接参加宗教行为的作品，如石窟中的造像和壁画；一种是之前创作而间接参加宗教行为的作品，如墓葬艺术中的一些帛画、雕塑、冥器等作品。这两类作品就创作过程而言，有着不同的创作性质，第一种是宗教行为性质的创作，完全是在宗教信仰的指导下进行，为宗教体验服务是它的唯一目的；第二种是世俗行为性质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并不一定接受宗教信仰的指导。这两类作品能够有叙事上的同构，是因为埋葬活动提供了条件，为宗教信仰服务是作品完成整个叙事过程之后才得到的创作意义。这两类作品在考古学的活动中，都是以历史遗存的形式出现，就作品的发现而言，它们是以相同形式的遗存出现的，它们的主题也都是为墓主人或供养人的宗教信仰服务的创作行为。但是，宗教行为的创作行为和世俗行为的创作行为是存在着区别的，世俗行为成为宗教行为必须有一个结构演变的过程。
从逻辑关系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有着部分对称性的关系，其意义是肯定两学科的共同性，从共同性的角度出发认识它们的优秀作品；而从埋葬角度出发，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被考虑的则是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当然，这个差异性是部分的，而且是在共同性的前提下展开的，目的是从两学科的关系层面上思考学科性质。但是，如果我们在了解、分析埋葬美术作品时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学科之间的差异，那我们的认识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错误的。
再次，关于叙事意义的理论认识。
叙事作品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系统。[5]通过学科逻辑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从逻辑角度认识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通过作品埋葬角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作品存在的角度认识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同时，两学科的结合思考还可以在操作层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论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认识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学科特征的基础上突出两者结合思考后的指导意义，即强调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所具有的叙事意义。
其一，叙事主题的单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中，叙事的结构往往都显得非常宏大，几乎所有的构图都试图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间和世外，这是宗教信仰指导的必然结果。如我国最早的黄帝图像就出现在山东武梁祠的画像石中，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孔子等先秦圣人，他们之上就是西王母的图像，墓主人用这样的构图说明西王母对世界的控制和自己对西王母无所不及的期待。无所不及是一个多么大的结构，墓主人能够在有限的画面上和有限的手段等条件下完成这样大的结构吗?显然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要求，但是宗教美术可以很轻松和很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叙事主题的单一，或叙事主题的集中。在所有的宗教美术作品中，作品的主体都是至上神或主宰这个世界的神灵。在构图上，这个主体占据着作品的最重要位置和最大的比例，甚至是唯一的形象，比如我国四川和北方河南、山西的一些大型石窟中，常常主体就是一尊佛的造像。以单一的形象反映丰富的世界，在世俗美术创作中是非常难办的，似乎有悖于一般的艺术创作规律，但是这在宗教美术创作中却是普遍的现象。在宗教美术创作中，至上神与其所代表的世界表现的是终极关怀，艺术审美感来自信仰经验。如此，净化的世界也同时产生了简化的世界，叙事主题自然就显得单一，显得集中。当美术考古的作品涉及宗教美术的范畴时，相关的叙事同样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进行的，丰富的世界可以作为创作的背景存在，但就作品本身而言，其主题是单一的，是集中的。宗教美术作品的叙事主题单一、集中的特点，可以充分反映、同时也充分论证了宗教行为的性质和影响的存在。
其二，情节的真实性。
宗教美术是描写另一个世界的，与现实世界对照，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宗教美术作品能够存在的理由却是来自于宗教经验，即这些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现了情节的真实性。情节的真实性当然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宗教经验对这样的真实是支持的态度。宗教美术作品的构图体现着这样的“真实性”。在我国神话传说中，女娲是一个大神，有着极高的地位。我国早期的历史书籍中，几乎都有关于女娲的文字记载，在各地的民间传说中，女娲也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料。关于女娲神话的发展，学者们的研究是将女娲的神格分为始祖母神格和文化英雄神格两大类。为什么女娲在这两方面作出贡献?因为她是女神，这一点充分表现在艺术形象中。她能够如现实世界中的女性一样造人，而且她有着许多神奇的造人方法。主要有三种造人法，即化生人类、抟土作人和孕育人类[6](P29)。就神话的流传而言，女娲的这些情节都是真实的。汉画像石中，女娲所拥有的与生育有关的情节也是真实的。在汉画像石里，女娲的形象一般被描写为人首蛇身状，有着非常浓郁的原始气息。因为在原始社会，女性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生育，蛇是卵生动物，生育力特别强，女娲蛇身就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寄托。在原始神话中，蛇的生育本领往往要被移植于造物的神话里，许多造物的大神因为本领大、功劳大而与蛇产生联系。在造物的神话人物中，烛龙是个大神，他就有着蛇的形态。
因此，在宗教美术和美术考古的作品中，情节的真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特征，这一点与世俗美术有相似的地方，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宗教美术并不是依靠写实来达到真实的，也不一定是依靠夸张来达到真实的，更多的依靠联想，依靠联想来获得情节的真实，联系最直接的说明，就是物象的符号化。
其三，物象的符号化。
在宗教美术作品中，物象符号化的手法无处不在，每一个物象都拒绝随意的理解，必须从某一个已经存在的特定的概念来入手，从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义。一是因为宗教美术有着强大的象征体系，天边的云气是象征仙界的符号，飞翔的鸟是象征使者的符号，地面行走的神兽是象征宗教行为某个过程的符号，每一个物象都与象征体系有着对应的关系，有了符号化的运用，物象的意义不仅更加明确，而且接受也有了流畅的表达过程；另一个原因是宗教美术所包含的宗教仪式内容，仪式支持宗教美术，但对艺术创作有约束的要求，这个要求并不是生硬的，而是通过符号的联系来实现，这样的联系在宗教的象征体系中就产生了艺术的联想。当然，我们也同时注意到，世俗与宗教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象征体系，所以宗教物象与世俗物象是有区别的。比如蟾蜍，在宗教的象征体系中，它是长生的物象，使信徒联想到与长生有关的美好事物，于是蟾蜍就可以与嫦娥有了联系。特别是在汉代，画像石中有将嫦娥与蟾蜍联系在一起构图的现象，而且这种图像非常普遍。但是在世俗世界，因为形象的问题，嫦娥和蟾蜍是被分开的。如白居易的《虾蟆》诗，不仅对嫦娥与蟾蜍作了区别，而且还特别提出害怕将虾蟆拿来联系嫦娥，认为这样会玷污嫦娥的美名:“常恐飞上天，跳远随妲娥。往往蚀明月，谴君无奈何!”因此，物象的符号化不仅反映出宗教美术的叙事路径，而且也可以很好地说明宗教美术区别于世俗美术的艺术特征。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就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言，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这两门学科的共性可以使我们在认识学科性质上寻找到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上所存在的相同叙事结构，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学科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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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关键词： 高中语文 古典诗词 教学情感 教学技巧
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然而一些老师在教学古典诗词时，总是对教材中的每首诗词按照介绍作家背景、诵读诗歌、理解诗歌、分析诗歌、背诵默写诗歌等环节按部就班教授学生，到了高考复习才发现，之前所讲解的知识除了积累一些诗词名篇之外几乎作用不大，学生的能力并没有多大提高。这种现象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如何才能在教学过程中真正提高学生对古典诗歌的鉴赏能力。
一、我国高中古典诗歌鉴赏教学现状
（一）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前一些学生对古典诗歌的鉴赏学习存在兴趣不浓厚的现象，此外，学生的阅读面较狭窄，知识的积累不足。在日常的生活中，很少有学生能够将阅读古典诗歌作为爱好，很多学生甚至是被迫进行阅读，内心存在抵触情绪，从而失去了自主阅读古典诗歌的积极性和热情。这样就使得古典诗歌鉴赏教学时，学生普遍存在惰性，在学习过程中，变得十分被动，很少同教师进行交流，使得知识的迁移受到了限制。
（二）教师的教学目标功利。
近几年来，对于学生古典诗歌鉴赏能力的考查在高考中几乎成了必考题，就使得高中的语文教师在进行教学时目标变得比较功利，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教师一切都以教材和考试的重点为基础展开教学，只是将自己认为的重点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需要做的仅仅是将这些知识记下来并且加以背诵，应付考试。通常都是考试考什么学生背什么，没有正确引导学生怎么欣赏古典诗歌中的美，领略古典诗歌中的美。
二、提高高中学生古典诗歌鉴赏能力的几种方法
（一）注意积累古诗词的背景知识。
诗歌背景知识主要包括诗人的生平经历、思想感情、艺术风格等，掌握了这些内容，我们在鉴赏诗歌时就能对诗歌进行居高临下的分析。譬如说杜甫忧国忧民的人生，沉郁顿挫的风格；李白愤世嫉俗的人生，清新飘逸的风格；辛弃疾抗金复宋的大业，在气势雄壮的主调之外，也不乏婉转悱恻。其他诗人如王维、杜牧、李商隐、苏轼、辛弃疾、陆游等，都需要我们在平时的复习中做研究性的总结概括。
（二）注意诗歌提示性的信息
如题目、背景提示、注释等信息。这些提示性信息很重要，有的可能是理解诗歌的关键。例如：朱庆余的《近试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只看这首诗的内容，似乎只是写一个新媳妇准备第一次见公婆时梳洗打扮的心理状态的，只有看了题目中的“近试”，我们就知道是作者朱庆余把主考官比作公婆，把好友张水部比作新郎，从而含蓄地表现自己应试时内心的不安与期待，希望张水部帮助自己考试过关心情。还有典型的例子，如张旭的《山行留客》：“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这首诗如果不看题目，就可能使人错误地理解作者的写作目是赞扬山中的美景，或劝人留下来欣赏山中美景。只有看了诗歌的题目，才能明白。这首诗表达的是作者希望同友人共赏美景的愿望，并蕴含要欣赏最美景致就不能浅尝辄止的哲理。
（三）借助各种知识和信息，分析诗歌的情与景。
文学作品中抒情的最好形式是诗歌。我们鉴赏诗歌就是要品味出诗歌中所抒发的情。诗歌中的情是隐含在各种描写中的，不是平白直露的，这就要求我们目的性明确地从各个角度剖析诗歌。例如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胄》：“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这首诗看题目就知道是送别诗歌，自古诗人伤离别，作者在表达离别之情时，寓情于景，以景衬情，达到了极好的效果。
（四）掌握一些必要的典故和惯用的意象。
古诗常用典故，用典故可达到言简意赅的奇特效果。例如：“青衫司马”、“豆蔻词工”、“封狼居胥”、“关河”、“三山”、“楼兰”等。例如，严蕊的《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这首宋词用了一个著名的典故，他出自谁的什么作品？由此可知这首宋词写的是什么事物？抒发的是什么感情？回想初中所学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知道了“人在武陵微醉”一句用了“武陵人”的典故，并由此推知这首宋词苗描写的是桃花，表达了作者心地高洁、超越世俗的感情。古诗中的一些惯用意象有特定的用法，如送别诗中常用“柳”、“月”、“长亭”等意象，抒愁写恨诗常用“流水”、“春雨”、“春草”等意象，表达思念的常用“雁”、“红豆”等，表现志节的常用“竹”、“兰”、“梅”、“菊”等。
一、历史感的养成和史学功底的培养
历史学习从某种程度而言需要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是对历史学习的一种心境、一种直觉和一种领悟。历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一种尴尬之境，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历史学，且有些人还认同它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只不过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远离了它，有的甚至敬而远之。其实当今社会的学习心态是扭曲的，功利主义日盛，在很多人看来，学习就是一种应迅速带来效益的活动。历史学习是无法满足这种功利需求的，《中国古代史》学习则更加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历史专业学生从进入大学开始《中国古代史》学习时就应该养成一种泰然处之的心态，不为外界所干扰，平和又平静地学习历史知识，这是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心理基础。历史知识的学习有时亦需要一种直觉，这种直觉是研究深化的指引，是达到某种成功的可能性。在研究性学习中，这种直觉很可能让专业学生抓住研究的切入点，从而让研究性学习易于产生积极结果。历史学习需要一种领悟，要能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某种有意义的释读，通过历史学习把握和揭示隐含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后面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规律。从历史中所得之规律既要能解释过去，又要能理解现在。这种对历史的领悟是把历史相联系，把古今相通，但绝不是把历史作为一种工具，让历史服务于自己功利性的需要。研究性学习说到底是基于问题提出和问题解决的学习，历史专业学生要能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性学习中提出问题，并不是随心所欲之问题，也不是无关痛痒之问题，要的是基于历史感基础之上的能深化思维和提升能力的问题。专业学生进行《中国古代史》研究性学习必须有比较扎实的史学功底，当然这种史学功底是需要慢慢养成的，但是是必须养成的。要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要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能板凳要坐十年冷，要“天长地久”而非“一朝一夕”。如前所说，历史学习所遇的阻力是比较大。一方面，整个社会做事言必称效益，《中国古代史》学习很明显不可能带来我们这个社会所期望的效益，它的学习只是对人的一种思维养成，一种能力提升，一种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对学生而言学历史没前途，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毕业难找工作，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包括《中国古代史》在内的所有历史课程学习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要进一步开展历史研究则更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只有厚积才能薄发。其次，史学功底的形成需要历史知识的积累和提升，学生在学习《中国古代史》时不单纯只是历史知识的识记，需要更深、更透地对历史知识加以认知和理解。最后，必须培养较强的文字功力和整合能力。《中国古代史》学习过程中须查询大量的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文字表述采用的是文言文，其中有些生僻字，有些句子又不易读懂，有些句意难以理解和把握。这种情况往往容易使新时代的学生产生挫败感，他们学习《中国古代史》的热情减少以致冰封。专业学生在学习《中国古代史》过程中必须慢慢培养文字功力和整合能力，这也是日后要成为史学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素养。
二、深化知识的把握能力和提升问题的提出能力
进入大学后，在《中国古代史》学习中，绝大多数学生对知识的把握能力还停留在初级水平，亦相比于中学阶段而言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这也许是许多刚刚走入大学的历史专业学生困惑所在，中学学的东西似乎在大学仍旧在重复，难度没有陡然增加，层次没有截然不同。造成历史专业学生在学习《中国古代史》时知识把握能力不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囿于时间限制，教师在授课时往往会出现蜻蜓点水的现象。以衡阳师范学院历史学专业《中国古代史》为例，此课程共开设三个学期，第一个学期60个课时，每周4课时，共上15周；第二个学期54个课时，每周3课时，共上18周；第三个学期48个课时，每周3课时，共上16周。笔者承担第一个学期先秦、秦汉部分的教学任务，明显感觉时间上捉襟见肘，如果面面俱到的话，那所有问题都没有讲深讲透。没有教师深入的引导，学生也就无法更深入地把握知识。其次，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宰，一本讲义、一张嘴、一支粉笔写到尾。整个教学过程是学生以被动接受知识为满足。最后，对学生的评价机制也影响到了学生把握知识的能力。目前高校对学生专业学习的评价机制比较单一，一般而言就是考试。《中国古代史》考试绝大多数都是笔试，考试一般都在期末进行。考试出题比较呆滞，某些试题在书上或笔记上可以直接找到答案。通过记忆就能应付考试，甚至能得到高分，学生也就缺乏去追索的激情，绝大多数的学生对知识的认知也只是停留在记忆层面了。如何在《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中提升学生的知识把握能力，教师和学生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其一，教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做到以点带面，深化知识讲授。《中国古代史》的内容相当丰富，从纵向来说，中国古代史要讲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容。从横向来看，各个社会形态和朝代的内容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从涉及的学科来说，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美学以及自然科学等等。《中国古代史》时间跨度又非常大，从远古到1840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中国古代史》学时相当的少，教师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庞大的教学体系，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教师应当对《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有整体把握，抓住重要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要具有典型性，能把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串联起来；这些知识点要具有启发性，能带动学生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思考，探寻历史知识后面的东西。学生通过对这些精心挑选的知识点的学习，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对《中国古代史》知识的把握能力。
其二，学生要能够拓展和延伸知识。《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单纯靠教师传授和阅读几本教材是无法取得进步和成绩的，知识的延伸和拓展显得尤为重要。学生要能主动去了解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动态，这样才能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知晓研究程度，为自己以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学生要能大量阅读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名家之作，要学习名家扎实的史学功底，学习名家的历史视野，学习名家的历史思维，学习名家的历史慧眼。学生在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中要持之以恒地阅读原著，如二十四史等文献资料和简牍、帛书等考古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读出新意，才有可能独辟蹊径。学生在知识的延伸和拓展过程中，实质也是在提升自己对知识的把握能力。笔者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明显地感受到学生做笔记非常认真，但思考少，提出问题更少，这显然不符合研究性学习的要求。研究性学习把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摆在了突出的位置。造成专业学生提不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其一，学生对历史学习本来就不感兴趣，更何况是离现代社会那么远的古代中国。笔者曾经做过调查，历史专业班学生在高考专业志愿填报中，历史作为第一志愿的班上只有一两个人，大多数学生是从别的专业调剂过来。本来就没有选择你，叫我怎么爱上你，学历史成为一种不得已的应付。
其二，专业基础薄弱，无法提出问题。历史课在中学教学中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而且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中学历史学习停留在一种单一的记忆层面，直接为考试为分数服务。另外虽然现在中学历史学习针对性更强了，但是历史学习的内容较之过去大为缩水，学生接触的历史知识少了，头脑中的素材少了，进入大学学习《中国古代史》可以说多数人是处在补课状态，这也就无从提出问题了。
其三，目标简单，缺乏专业思考。怀着对历史迷茫和轻视的思想来学习历史，学习自然就缺乏动力，学习的目标也会相当简单，考试能过不挂科就行。进入大学后，很多专业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社会现实所需，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历史以外的功课上，平时根本就没有对专业课程有所思考。
其四，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在历史教学上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传统的讲授法，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往往是一个人成为课堂的主宰者，没有让学生提出问题的机会。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就要学会思考，学会提出问题，这里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知识的掌握和扩充，问题的提出能力是建立在知识的把握能力基础之上的；二是思考能力，对所接触的东西要比较、存疑，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三、突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并高度强调师生结合
在《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中，专业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专业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符合研究性学习的内在规律。但是我们在变革《中国古代史》传统教学模式时，或者说我们在提倡研究性学习中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中国古代史》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学活动是一种单向活动。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性教学模式下，学生由被动学习者变成主动学习者，教学是一种双向活动。从传统教学模式向研究性教学模式转变过程中又容易产生一个新误区，即片面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忽视教师的作用。这种错误让学生的主体地位流于形式，学生学习容易出现无内容、无目的的后果。专业学生在《中国古代史》学习中要避免这种错误，要高度强调师生结合、师生配合和师生合作。学生进行《中国古代史》研究性学习时教师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也是师生结合、师生配合和师生合作比较好的诠释。
首先，《中国古代史》教师要擅于进行课堂设计。《中国古代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时间跨度大，知识点难把握，这给学习者出了难题———学什么？教师要对《中国古代史》所有内容进行全盘的考虑，抓住一些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来设计课堂教学。教师通过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的精心设计，寻找一个恰当的切入点，激发学生去思考，去主动完成学习任务。在课堂精心设计下的教学中，教师成了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辅助者，而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动者，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演变成为了学生与教师的合作与交流。
其次，《中国古代史》教师要擅于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国古代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时间跨度大，这给学习带来困难同时又给学习带来优势———怎么学？纷繁芜杂的历史，汗牛充栋的史料其实给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教师就要擅于引领学生提出问题，针对问题展开学习和研究。通过问题提出与解决的学习，可以让专业学生构建起《中国古代史》宽厚的知识基础，能够对《中国古代史》的知识体系进行调整和重构，最终实现深化思维和形成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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