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30 10:25:58
导语：在中医学的哲学思想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 物理化学 唯物辩证法 辩证唯物的认识论
认真研究和把握自然科学课程中的哲学思想，是高等院校自然科学专业授课教师从事教学的必然要求。这一方面是因为哲学是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类科学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关于客观世界普遍规律的学问，自然科学各专业课不仅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而且是相关哲学思想在专业学科的具体外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科学所内涵的哲学思想为其各学科的发展、从而也为各门专业课的研究和教学，提供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不言而喻，各门自然科学专业课都是寓含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载体，哲学则是引领各门自然科学专业课教学的思想旗帜。各门专业课的成功教学，无一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完美结合。谁准确地把握了自然科学课程中的哲学思想，谁就获得了从事相关教学的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也就掌握了教授学生领会和运用该课程科学原理、科学思想、科学品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钥匙。
本文立足于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就高校物理化学课程内涵的哲学思想，谈谈自己的两点体会。
物理化学蕴涵和体现着以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为总特征的唯物辩证法
物理学和化学本来是自然科学领域本质各异、区别明显的两大分支学科。但是，随着人类实践的进步和这两大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物理化学这门全新面貌的学科竟然脱颖而出。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客观世界存在的两个总的基本特征，从而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1]。物理化学学科，作为一门从物质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的联系入手来探索化学变化基本规律的科学，不仅蕴涵着以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为总特征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具体实践体现。
物理化学是普遍联系辩证思想的实践体现。自然科学史显示，物理学与化学虽曾有过约定俗成的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但并非互不相干的孤立存在。相反，它们相辅相成，联系普遍而紧密。在客观世界，物质的任何一种化学反应总是伴随着物理变化，任何一种物理运动也都会引起相应化学元素的化合或分解。据此，“化学和物理合在一起，在自然科学中形成了一个轴心”。历史上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研究总是在相互合作、彼此促进中进行的。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兼及物理学和化学。每当化学家们对取得的实验结果试图作出解释并提高为理论时，每当他们在研究中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总是求助于当时的物理学成就，而且受益良多。自二十世纪以来，化学发展由于近代物理学的出现而如虎添翼，化学与物理学的交叉也越来越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科学家们对物理学与化学之间普遍联系的深入研究、把握和总结，使物理化学作为一门聚合物理学和化学特点的独立分支学科破土而出。显而易见，物理化学是物质的物理现象与化学现象相互制约和促进、从而也是物理学研究与化学研究彼此依赖和渗透的结晶。科学史还表明, 物理化学的形成与进步也得益于数学基本理论与技术的支持，得益于物理学、化学与数学的相互作用[2]。毫无疑义，物理化学课蕴涵和体现着物质世界普遍联系的哲学思想。
物理化学也是永恒发展辩证思想的实践体现。唯物辩证法所说的发展，不是指事物的循环往复、简单重演，而是量变引起质变，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不是单兵独进，而是在与其他事物的广泛联系中变化；不是时进时停，而是永无止境的持续物质运动。这种永恒发展，正是物理化学的存在形式。其突出表现：一是突破，主要指探索新的科学规律，实现物理化学内容的质的升级。比如，从经典的平衡态热力学发展到非平衡热力学，从宏观反应动力学发展到微观的分子反应动力学，从体相到表象，从静态到动态，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等等，这些都是探索物理化学规律成果的一个又一个飞跃，是物理化学内容的波浪式、螺旋式质变。二是融合，主要指各学科相互交叉，多学科共同研究，形成边缘学科。比如，在对生命现象的解释上，经典平衡热力学的结论与达尔文进化论是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现今的物理化学吸纳或借助其他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创立了“耗散结构”理论。[3] 这一理论将生命现象视为一种逆反熵增，指出在非平衡的开放条件下，通过体系内部耗散能量的不可逆过程而产生或维持时空有序结构，而生物结构就是这样一种有序结构——在空间性方面表现为方位排列的有序，时间性方面表现为周期变化的有序，二者体用一源，协同互补，不可分割。耗散结构学说是物理化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发现，但它的意义同时也是哲学上的。它不仅蕴涵和体现着物理化学与生物学的融合，也蕴涵和体现着物理化学在与其他诸多学科的广泛联系和包容中持续发展的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物理化学的持续跨越进步，是蕴涵其内的唯物辩证法的永恒发展思想的具体外化。
物理化学蕴涵和体现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4]仔细剖析物理化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同其他学科一样，它是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体，蕴涵着“实践—理论—实践”这一螺旋式循环上升的辩证认识过程，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实践体现。
首先，物理化学蕴涵和体现从实践到理论的基础认识过程。在物理化学研究中，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根据已知的原理或定律先进行演绎推断，做出某种设计，然后再进行探索性的实验和观察。有人将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认识看作是物理化学研究的全过程，这是片面甚至本末倒置的。因为，作为演绎推理依据和出发点的已知原理或定律，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或科学家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研究者从人类长期大量经验事实和科学实验中归纳推理得出来的。物理化学中的许多基础性原理或定律，如物理化学中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本身就是唯象理论，只能从人类长期大量经验事实中归纳产生，而无法从已知的原理演绎导出。迄今为止，在宏观世界还没有发现与之相矛盾的事实出现，实践验证了它们的正确性。毋庸讳言，没有大量经验事实，没有大量科学实验，不可能产生物理化学理论。任何一般性的物理化学命题，无论怎样抽象或表面远离个别经验事实，都无一列外地以实践为源泉，以个别经验为基础。实践的观点，这一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从事物理化学教研之第一观点。从实践到理论、从个别到一般的基础认识过程蕴涵和体现于物理化学的研究实践。
其次，物理化学蕴含和体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检验真理过程。物理化学的发展历程昭示人们，它的原理或定律之所以是真理，不但在于它来自于大量科学实践，更在于它创立后再返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证实，在于它在接受检验中被实践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这突出地表现在化学动力学的发展上。1918 年，物理化学家路易斯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运用当时已建立起来的气体分子运动论来分析化学反应的动力学过程，提出了碰撞理论，认为反应物的分子通过简单的碰撞而完成化学反应，只要能量足够、取向合适，就可以发生反应。但是，当碰撞理论返回并运用于实践时，却只能解释实验事实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从而证明它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为了克服这一理论的不足，20世纪30年代，物理化学家Eyring和Pelzer又经过大量科学实验，在碰撞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化学反应的过渡态理论，认为反应物的分子并不是通过简单的碰撞直接发生反应的，而是在分子相互接近的时候会首先形成旧化学键部分断裂而新化学键部分生成、而且能量处于极大点的过渡状态，它极不稳定，会马上释放能量并过渡到生成物，从而完成化学反应。科学家们将这一理论投返于科学实践接受检验，检验的结论是：过渡态理论是对碰撞理论的深化，它解释了在碰撞理论中取向合适的碰撞为什么能量“足够”就能够发生反应，这个“足够的能量”以活化能来定量衡量；但过渡态理论尚存在无法回答某些新问题的不足之处，还需要后人在实践基础上提出更新的理论去发展和完善。科学的任务在于不断地排除谬误、获得真理。而实践是辨识谬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物理化学发展的过程，就是在物理化学领域通过科学实践不断发现真理，又通过科学实践不断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辩证过程。
参考文献：
[1]王革,武育香,郑庆林.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2.
[2]魏光,曾人杰,马兆海,杨意泉,廖代伟.重新认识“物理化学”课程的战略地位[J].高等理科教育, 2001,1: 21-24 .
[3]周秋蓉.对耗散结构理论的思考[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2:20-23.
【关键词】中庸思想 管理哲学 意义
一、中庸之道
《论语·雍也》中最先提出“中庸”这一概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庸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论语·尧曰》提出“允执其中”的中庸实践要求。朱熹解释《中庸》题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所以，“中”可以理解为“中和”“庸”即常、用。可见，“中”是求证中庸内涵的关键，而“中”的规定性又离不开“和”的本质界定。从中庸的本质内涵出发，学者们对其管理学意蕴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并达成一定的共识。中庸之道的管理学意蕴集中表现在两个基本理念之中：一是中庸辩证论，二是中庸适度论。
（一）中庸辩证论
中庸辩证论，即中庸思想包含一定的辩证因素。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棘子成，卫国大夫。“鞟”即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好勇而不安分”就是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所谓的“直而无礼”。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孔子把符合中庸的道德规范称之为美德，反对走极端，主张从两个极端中寻求中正而不偏，而这个中正并不是两端的正中间、折中点，而是要达到适合事物的合理状态，中庸体现了事物“质”、“量”、“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中庸美德的人就要善于把握事物的“度”。
（二）中庸适度论
中庸适度论是中庸辩证论的集中、具体的阐释。它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论语·先进》中记载“过犹不及”。这是他们“中道”观共同的核心思想。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在评价别人的道德情操时，不“毁”不“誉”，主张“直道而行”。不难理解中庸思想认为离开实际则偏，则失中，均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亦即“过”或“不及”。现代企业管理者把中庸这两个基本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经过反复实践，提炼出“执两用中”、“君子时中”、“和而不同”等管理伦理法则。这不仅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是辩证的方法论，而且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总结，它在现代企业管理领域中仍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庸之管理哲学
从现代管理的观点看，中庸思想是一种与科学管理哲学交相映辉的人文管理哲学。中庸思想以尚中为逻辑起点，以时中为内在本质，以中正为规范原则，以中和为理想目标。“中庸之道”是古代管理文化的重要思想，必须进行现代性转化，才可以在管理活动中普遍适用。中庸首先作为一种伦理化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存在，中庸的方法论有着巨大的作用：抽掉中庸的特定具体伦理内容，中庸即有了作为一般方法论的意义——“中庸理念”。“中庸理念”内涵着对矛盾和发展的深刻理解，其有关发展原则、策略、主体及地位的思想及其思维框架的特点对我国现代化管理方式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庸在管理中所体现的哲学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诚实依道管理；整体合一管理；适度适中管理；时中权变管理。具体诠释如下：
（一）诚实依道管理
实践“中庸之道”，首先要做到“诚”。《中庸》中子思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王淄尘解释为：“天道运行，尽夜四时，无一间断，最为诚实。”诚是实践“中庸之道”，实践“中庸之德"的根本条件。而“诚”的本意即“无伪”性。无伪即真，真即事物的本来面貌。换言之，诚要求我们遵循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天地，要遵循天地之间的客观规律；在人世，要遵循“君君臣臣”的人道原则。天依天“道”，人依人“道”，此乃诚的实质。因此，在管理过程中，要实现“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中和"境界，就要遵循依据管理之道，实施“诚”的管理。管理学之所以能在西方被尊奉为一门科学，也正因为管理有“道”。管理科学存在的宗旨就在于去认识和利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所以说，“中庸之道”的理念和行为与科学研究的宗旨是不谋而合的。因此，“中庸之道”体现在管理中，就要求人们在管理活动中要遵循管理过程中的各种规律：管理客体客观的规律、主体的行为规律等等。因此，依“道”管理，应该成为我们在管理实践中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行为理念。在现实的管理实践中，依道管理就是要求我们遵循依据“中庸之道”的管理理念，实事求是地去认识和利用事物的规律，既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从而最后达到管理的最高境界——和谐，使管理组织稳定、和谐、持久地发展。
（二）整体合一管理
中庸具有“执两用中”的整体原则；儒家讲求“天人合一"观念，所以中庸管理具有“整体合一"的特点。中庸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和谐”，强调的是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也就是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追求“整体合一’’的和谐，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因此，在管理过程中，在追求和谐管理的同时，我们必须将和谐置身于一个整体的系统内，从整体的角度来评价和谐，追求和谐。因此，要实现“中庸之道”的和谐管理，还必须实施一种整体的合一的系统的管理模式。在管理行为中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将个人的社会接纳性及与人为善的能力相融合，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在管理中个体要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做到与己和谐，坚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外还要做到与环境和谐，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
（三）适度适中管理
“中庸之道”要求一个人为人处世、对人对物，既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一切都要做得恰到好处。因此，要达到和谐状态，首先我们应树立适度适中的观念，使事物的质处于合理的度的范围之内，并尽可能朝向最佳的度的方向努力。在管理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中庸的思想，实行适度管理。中庸是对管理者最高的要求，管理者把握成功的最要紧的是掌握一个“度”。只有动中求静，静中思动，才是中庸之道。”要做好“中庸之道”首先要树立“度’’的观念。管理者注意管理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其次是选取最佳度。管理者要想实现最优化的管理，就必须在多与少、大与小、长与短、快与慢、动与静、松与紧、宽与严、张与弛、刚与柔、进与退等等之中作出最佳度的选择。因此，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的适度适中管理原则，也应该成为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准则。
（四）时中权变管理
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的“可与立，未可与权”中的“权”字，其基本含义就是通权达变，也就是说凡事要审时度势，道出了“中"的灵活性。所以说它的不变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每一种形势对应的合理行为都有一个度，而度应该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如果形势变了，度也会随之发主变化。在不同的时间，“中”也不同。因此，同样一种制度、同样一种行为，在某种形势下是在度的范围内，而另外一种形势下可能就处在合理的度之外，也就是说，可能成为了“过”或成为“不及”。在现实管理中，无论是管理制度的制定还是管理技术的使用，乃至一切的管理行为，都要在把握形势的情况下，进行变化。这种管理模式就是所谓的权变管理。目前，权变管理的理念已经随着西方70年代权变理论的提出而广泛地为人认知。而实质上，这一思想早己包含在“中庸之道”的内涵中。
由此可见，掌握中庸这种技术管理，就要做到：诚实依道、整体合一、适中适度、时中权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得掌握中庸、实践中庸。
三、意义
中庸管理哲学是一种新的视野。它既是古代中庸思想和现代管理思想这两种视野的融合，又是对这两种视野的超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在现存社会矛盾同益高涨的今天，中庸作为一种兼顾哲理性、行为和目标性三重性质的管理模式，更是具有其深远的意义。
（一）中庸管理哲学是对古代中庸思想的融合与超越
我们说过，中庸思想本身包含有“管理”的因素。但是古代儒家心目中的管理乃“治国”，即对国家的管理。我们运用现代管理理论重新解释阐中庸最一般最普遍的管理学意蕴，同时也就赋予了儒家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使之不仅适用于国家的管理而且也适用于现代的各种管理形式，诸如企业管理形式、经济管理形式、行政管理形式、社会管理形式等等。儒家管理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人文性，它以对人的管理为中心，发展出一套自成体系的管理思想，这就赋予了管理以人文的意义，丰富了现代管理的理论思维。
（二）中庸管理哲学是对现代管理理论的融合与超越
中庸思想博大精深，包含多重含义，其中对人对事的中庸和对己修养上的中庸是它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对人对事的中庸要讲“忠恕”，对事要尽心尽力尽责，对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抛弃自私自利的陋习，爱广大民众，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做这一切时都要有一个“度”，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否则就会走向极端。只有在社会上保持了对人对事中庸态度，才能从本质上协调群众，建立理想的社会伦理关系。中庸的另一个含义是“修己”。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君子义以为上”，“喻于义”，而非“喻于利。总之，中庸主张人应修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成人”，一个“君子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孔子的中庸思想能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睦。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启发我们在经济政策上要注意做好宏观调控，从整体上着手，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特点的利益协调机制。经济的飞速发展必导致激烈的社会竞争，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给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中庸之道"反对过激行为，讲求理智，对社会的不良现象要凭借制度合理解决。对于为人处世，“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及”，主张不要盲从，也不要唯唯诺诺。强调为人处世要有自己的原则，这样在处理各种矛盾时，“叩其两端”，“执两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和睦。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对现代管理制度的超越。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意象，在国际国内现代心理学、文学艺术与思维科学中，是个广泛应用的概念。它是指大脑中所保持的对事物的一种映象。比如，当我们闭上眼睛在想象中看见大熊猫时，在我们大脑里就会出现代表大熊猫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建立在对大熊猫先前知觉记忆的基础之上，已经成为一种心理现实，所以不必依赖大熊猫的真实出现。因此，意象纯粹是一种内心活动的表现。它通过抽象的主观的“意”，反映具体客观的“象”，是“意”与“象”的对立统一。
一、意象的分类和特点
一般按照对事物的映象程度把意象分为特殊意象和一般意象。所谓特殊意象就是对它们所代表的那些物理对象的忠实再现。换句话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意象可以像照片那样把以前见到过的东西再现出来。这种清晰的意象也称为遗觉象。在一般情况下，真正适合思维活动的意象不是忠实地再现，而是不完全的复现。比如，意象中的大熊猫并不像它出现在你眼前那样清楚，这就是一般意象。一般意象是由记忆机制提供的，通过记忆机制可以把事物从它们所处的环境中抽取出来，加以独立的展示。而对创新思维具有特别意义的科学意象指的就是一般意象。“科学意象主要包括记忆意象和创见意象。所谓记忆意象是指对客体的一种主观经验（视觉的、听觉得等）这个客体对于经受这种经验的人来说，曾经作为一种刺激物存在过，但现在并不存在于其知觉领域。所谓创见意象，也是对客体的一种主观经验（视觉的、听觉的和其它的），但这个客体对于经受这种经验的人来说，从来没有作为一种刺激实物而存在过；它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客体。”
从思维科学角度来看，意象都具有下列几种基本属性：它是主观性、心理性、意识性、精神性的东西，是思维的产物，只存在于人的头脑当中，是形象思维的基本单元；它是客观事物的具体形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不管多么离奇、怪诞、荒唐的意象，都不是主观意志完全、纯粹、凭空的自由创造，而是有一定的客观根据的，但它也不是客观事物本身，只与客观事物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意象是一个整体，是由若干特征按照一定的结构组成的，但不是那些特征的机械总和，而是有由一系列特征按照一定结构组成整体时所“突现”出来的新的属性。
意象具有较大的易变性和可变性。一个人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保持一种意象，当再次唤起这种意象时就会以稍为不同的形式出现。除了特殊意象以外，一般意象都是朦胧、含混、模糊的。不仅如此，意象还可以随意地移动位置，很快与那些在时间空间上同它接近的其它意象联系起来，从一种情境快速变成另一种情境。意象倾向于再现在空间上与前一个意象刺激物相接近的事物的形象。有的意象具有显著突出的部分，可以导致产生具有同样特征的意象。一片残垣破壁容易产生地震过后的意象或者战争过后的意象。有的意象没有显著的特征，而是一连串容易相互代替的部分。有的意象则是现实世界中本来分离的一些形象的融合或凝缩，龙的意象便是如此。意象不仅是再现或者代替现实的第一过程，而且是创造非现实的第一过程。当意象再现那些实际存在而又不可得到的事物形象时，就可以促使人去行动、探索，找到那个渴望获得的事物；如果这种事物实际上并不存在，就可以促使人去创造它。因此，意象不仅可以忠实地再现现实，而且能够创新，能够产生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
二、意象在创新思维中的一般功能
一般说来，意象具有三种功能，即意象作为纯粹的记号、意象作为绘画和意象作为符号。
1.意象作为记号。如果一个意象仅仅代表某种特定的内容，但又不能反映这种内容的典型视觉特征时，它就是一种纯粹的记号，换句话说，这种意象只能起着记号的作用。例如，代数中的x、y、a、b等字母，它们除了代表不同的项（如已知项和未知项）之外，与自己所代表的东西之间再也没有别的相似之处。因此，这些字母在代数中只能作为一种记号。当然，严格地讲，我们还找不到一个只能作为记号而丝毫不具有其它功能的意象，因为每一个记号都是一个视觉形象，这种视觉形象或多或少带一点描绘的性质，即使上面谈到的x、y、a、b等记号，也有自己的形象，它们多少也能起一点再现或象征作用。“书面的或口头的文字似乎不起任何作用。作为思想元素的心理的东西是一些记号和有一定明晰程度的意象，它们可以由我“随意的”再生和组合。这种组合活动似乎是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形式。它进行在可以传达给别人的、由文字或别的记号建立起来的任何逻辑结构之前。上述的这些元素就我来说是视觉的，有时也有动觉的。通用的文字或其他记号只有在第二个阶段才能很费劲地找出来，此时上述的联想活动已经充分建立，而且可以随意的再生出来。”按照意象的记号功能，我们不难看出，当某种意象被选择作为一种记号时，它就只能作为一种间接的媒介使用，它的作用也仅仅是使人们看它就想到它所代表的内容。因此，仅仅作为记号的意象本身不能作为思维活动赖以进行的媒介。
2.意象作为绘画。如果把作为纯粹记号的意象进一步“加工”，使它们接近意象对象的形象，那么这种意象就可以“描绘”事物，成为这些事物的“绘画”。作为绘画的意象，总是捕捉被描绘的事件或事物的某些突出性质，加以再现。换句话说，作为忠实复制原物的绘画几乎是不存在的。比如，在人们对大熊猫的意象中，大熊猫那肥胖的体形、黑白的颜色，以及憨厚、可爱的各种姿态与其它方面相比，就显得格外突出。作为绘画的意象一般比它再现的实际事物抽象，而且，不同的绘画意象的抽象程度也不同。按照阿恩海姆的观点，儿童从一个无区别的世界中区分出某物，就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抽象。对于一般的观察者，当他的眼睛具有注视能力时，当他的心灵具有足够的警惕性，能使精力高度集中时，他就已经具备了抽象能力。当他能够从刺激材料中抽取一种相当简化的形势时，他就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抽象能力。因此，通过具有抽象风格的绘画意象，人们可以把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再现题材从物理现实中转移出来，使实际事物的特征摆脱物理现实的约束。例如，记忆意象就明显地具有这种绘画功能。物理世界中实际发生的向某人头部的猛烈一击，在绘画意象中已经变成了抽象的攻击动作，而且被击人的反应也完全变成为一种抽象的痛苦表情。由此可见，绘画意象所描绘的是一切思维活动所关心的那些性质，尽管这些性质具有非现实性，但却是从物质实体中抽象出来的。正如笛卡尔所说：“意象本身不会产生科学，但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求助于他。首先，它可以使我们的思想集中于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它还能使我们从沉溺的思想中醒悟过来……在用推理解决问题时，意象的作用是首要的。因为在把推理过程中的结果一一罗列之后，就需要记住它们，而记忆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些暂不用的资料贮存起来，但若这些被考虑的资料既不按意象的方式经常在脑海中出现，又不将它们在各个例子中全部奉献出来，那么这些资料就有被忘掉的危险。”[2]因此，意象的绘画功能是一切思维活动必须具备的。
3.意象作为符号。如果意象能为一类事物或某一类力的作用赋予具体的形状，并且能用它代表一类事物时，它便有了符号的功能。例如，如果用一头大熊猫的形状来代表大熊猫类的概念，那么这个形状变成了大熊猫的符号。不仅如此，许多高度抽象的意象也具有符号的功能。比如，在物理学中，常用矢量来表示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用电力线来描绘电场的大小、方向和电荷分布等。矢量使抽象的力的概念赋予了具体的几何形象，电力线使抽象的电场结构赋予了具体的几何形状。因此，它们都是具有符号功能的科学意象。是否使用符号进行思维，是人的心理功能与其它动物的心理功能的主要区别。其它动物的认知过程虽然也具有学习、记忆和理解等功能，但它们完全依靠直觉来接受信号，学习、记忆和理解的也仅仅是某种刺激信号，人则不同，人不但使用信号，而且使用符号。通过符号，人们能够把像电力线、磁力线这些从未存在过的东西创造出来。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科学家通过运用多种符号，并且按不同的前后关系或比例配合使用符号，使这些新的关系或比例配合成为某些从未被表征过的事物的符号，成为在此之前是用不同方式被表征的事物的符号。因此，创造性科学思维过程实际上包含着符号化过程。这种符号化过程，有些是原始的符号，有些是高级的象征符号，其中科学意象所代表的符号属于符号功能中最原始的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讲，科学意象是进行创造性科学思维的第一因素。科学意象的对象一般是不在场的或不存在的事物，人们要与这些事接触，就必须通过心理呈现，赋予这些事物的心理存在。因此，在科学思维中，如果科学意象再现出那些实际存在，但又不可得到的事物形象时，就会促使科学家去探索，以便找到那个渴望获得的事物；如果这种事物从未存在过，也会促使科学家去创造它；如果这种事物即找不到，也暂时不能创造出来，科学家就会通过科学幻想逐渐认识它，然后再一次地探索或创造。例如，爱因斯坦在思考惯性与重力的关系时，通过视觉意象“看到”了坐在自由下落的电梯里的观察者，在其附近不存在着重力场的图像，从而在心灵中再现了两个同时下落的物体的情景。同样，法拉第在描绘静电场时，通过视觉意象“看到’”了静电荷周围的状况，揭示了从未存在过的电力线，从而形象的描绘出静电场的性质。必须指出，一种特定的科学意象总是同时行使着绘画和符号两种功能。作为绘画的意象，其抽象水平比它再现的经验要高，而作为符号的意象，其抽象水平又比它所代表的经验低。所以，一个好的科学意象通常是绘画和符号两种功能相互补充。例如，物理学中的受力图，既再现了研究对象与其它物体间的联系，又表征出研究对象的受力情况。在受力图上，研究对象要比它所代表的实物抽象得多———用一长方形或正方形表示，但反映研究对象的受力情况又不如实际受力那么抽象———各种力都由代表力的矢量来表征。可见，一个受力图同时行使着科学意象的绘画和符号功能。
三、意象在创新思维中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意象的研究已经表明，任何思维，特别是创新思维，都是通过意象进行的。一般说来，无论是有方向的或无方向的思维，都包含着意象和别的符号元素的处理和相互作用这样一种连续流程。比如，当我们求解一个引起思维的问题时，与问题相关的元素就会以不同寻常的和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大脑中不断地组合、再组合。在这种思维过程中，元素的一些组合建立起来又被打破，然后又被重建起来。一些元素还可能从它们正常的或熟悉的周围联系中被抽取出来，以无限多的方式被改变。正是由于元素的这种改变和重建，才使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科学思维中不仅存在着意象，而且这些意象还可以与思维的其它记号相互作用，随意的再生和组合。由于代表现实世界的各方面的元素具有无限多的组合形式，因此，这就导致了人类丰富多彩的科学发现。当然，科学意象仅仅是科学发现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把科学发现的过程仅仅理解为科学意象的产生过程，而把它与逻辑思维完全脱离，其结果可能会陷入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的科学意象也可以限制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阻碍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在科学研究中，每个科学家根据自己的经历、生活状况、文化背景和从事科学的习惯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意象方式。一般说来，科学家在其科学研究中，很难摆脱自己所形成的科学意象方式。有时，这种意象方式也会使科学家不能在一条全新的途径上来思考自己的问题，不能从别的可能是更有成效的路子上去探索。换句话说，科学家成了自己所特有的那种观察世界的方式的俘虏。
【关键词】哲学基本观点 思想品德课 渗透 教学方法论
哲学是一门对学生进行基本理论教育的课程，同其他政治课一样不是单纯的理论教育课，更主要的是思想教育课。讲清哲学原理是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基础。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是讲清理论的归宿，是哲学教学的目的。怎样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透哲学原理，让学生感觉到这门课的趣味性、实用性是我们的责任。因此，在教学中单凭空洞的理论说教、不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不结合学生实际是不可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的。必须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合理地、适当地贯彻思想教育，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初中生，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人才。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和要求，初中思想品德课应以学生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和人文素质。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它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让初中生了解一些哲学思想和方法，有利于他们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成长中遇到的各种烦恼和困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实践能力。
笔者认为，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思想，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在对初一学生进行“锻炼坚强意志，积极对待挫折”的教学时，可向学生提出“挫折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思考题。多数同学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坏事。”首先应肯定学生的回答，指出挫折本身并不是好事，也可以说是坏事；然而，也有人能战胜挫折，成就一番事业。如我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曾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失败了，但李时珍并没有因此消沉，他立志学医，终于写成了流芳百世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又如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研制炸药屡遭失败，甚至因此失去了亲人，但他坚定不移，继续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之后，请学生思考：我们应怎样正确看待挫折？通过讨论、分析，学生体会到挫折是有负面效应的，但只要我们正确对待，挫折能对人产生促进作用、增力作用、清醒作用，能对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许多有作为的人，都是在挫折中成长起来的。这时，适时地进行点拨小结，其实世界上许多事物和挫折一样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要学会“一分为二”地、全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消极不利的一面，又要看到积极有利的一面。努力克服不利的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一面，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转化。这样，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观点，使学生懂得了培养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的重要性，对学生起到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违法和犯罪是初二法律知识教育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违法是犯罪的前提，犯罪是违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一个人如果经常做违纪违法的事，不思悔改，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犯罪。有这样一个案例：王某从小经常打架、破坏公物，还逃学到网吧或游戏厅上网玩游戏，没有零花钱就偷拿同学的钱物或敲诈小同学，经老师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没犯罪，犯点小错误没事。后来，因偷窃邻居的财物被公安机关送去劳教所劳动教养。但劳教回来后，仍恶习不改，一次因参加一团伙抢劫被逮捕，经人民法院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引导学生分析王某“违纪——违法——犯罪”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上的“量变与质变”原理。指出大量的违纪是违法的前提和准备（量变），违法则是违纪的必然结果（质变），违法之后不思悔改，继续行窃，就是在做量的积累（新的量变），久而久之必然导致走向犯罪的深渊（再次发生质变）。
在仔细的分析中，使学生认识和理解了违法和犯罪的联系，懂得没有“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只有“小错不断，大错必犯”的道理。因此，我们平时要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以防止违法犯罪的发生。
又如，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九年级教材中有多处体现。“改革开放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即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对外开放的必然。教学中，可一方面介绍党的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学生获得直观感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将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等观点穿插其中。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和外因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我们在观察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要既看到内因，又看到外因，坚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观点。使学生知道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内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外部条件（外因），引导学生对改革的重要性和开放的必要性进行理性的思维，懂得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但是，独立自主并不是盲目排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综上所述，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入哲学思想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我们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年龄特征、认识特点和理解能力，用简明通俗的语言、生动有趣的事例，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实践中表明，在教学中把握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第一，寻找机会，适时渗入。在进行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时，我们要认真研究教材，挖掘教材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揭示出相关的哲学思想，使学生的认识和理解更进一步，由特殊具体的知识上升到一般普遍的原理，体会到哲学基本观点和原理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指导意义，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第二，把握尺度，适当渗入。初中思想品德课毕竟不是哲学原理课，我们只是想让学生对哲学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因此，只要抓住与教材内容紧密相关的哲学基本原理，用通俗的语言和适当的方式予以介绍即可。让学生在对比的基础上有所感悟，从而训练学生的思维，增长学生的智慧，使学生更灵活、更聪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避免脱离学生的实际将哲学原理讲深讲透的做法，以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达不到预定的目的。
第三，循序渐进，逐步渗入。初中思想品德课教材，特别是九年级教学内容蕴涵着许多哲学思想，如普遍联系的观点、矛盾分析的方法、量变质变原理、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实事求是的思想等。我们一方面渗入哲学思想，另一方面要启发引导学生经常运用已了解的哲学原理学习新的内容，达到温故知新。在经常运用中，加深哲学思想的理解，使学生懂得哲学并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论。
【摘要】在中国美学史上，由于魏晋六朝这一时期是中国的美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这一时代的诗歌绘画都对以后的艺术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美学史的研究往往就跳过了对先秦和汉代的美学思想的研究而直接从魏晋六朝开始。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曾存在过丰富的美学思想，并且这些思想与六朝以后有很大的不同，这些都能从出土的文物器具和古代的文献资料中得以验证。他们将美的理解倾注于被塑造的物体，即工艺品、古代文献上，从而得到美与工艺、文学相结合的成就。
【关键词】美学；先秦；工艺美术；古代哲学；文学
一、学习中国美学思想时需把握的特点
讨论美学思想学习的特点前我们要先明确一点，即美学与美学思想是不同的，朱光潜在其晚年著作《美学拾穗集》里,作出了这样一种用语上的区分:“美学”与“美学思想”。他认为, 1750 年鲍姆加登的《美学》这本书出版,“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 而“美学思想”却与“人类历史一样的古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美学作为学科的时间并不很长久，但美学思想却一直都存在，无论是魏晋六朝时代的诗歌、绘画还是书法，比如谢灵运、顾恺之、王羲之等人的作品，对于后世艺术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而这个时代所酝酿的各种艺术理论，如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等都为后世的文学、绘画理论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过去对于美学思想的研究就从魏晋六朝开始。而先秦两汉时的美学思想则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其实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这段时间里，美学思想也曾如花朵般静静绽放过，并且这些思想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后世。因此，为了对中国的美学思想有更全面与深刻的了解，我们在学习美学思想的时候就要注意两个特点：第一，中国历史上，美学思想不仅仅是存在于哲学作品中，而且历代的诗人、建筑学家、画家……所留下的各种理论中也都有丰富的美学思想。这样就要求我们在学习美学思想时要开阔眼界，广泛涉猎，搜寻更丰富的材料来分析研究；第二，各门传统艺术，比如绘画、诗文、戏剧、建筑等各自都有自己的独特体系，而且各门艺术间相互影响，有时候甚至会相互包含。因此，在学习美学思想时要充分认识到各门艺术之间的相同之处和相通之处。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美学思想研究的难处变为它的优越之处，并且赋予这一研究更特殊的意趣。
二、先秦时期的工艺美术及其中体现的美学思想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若论造物工艺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那时由于生活的需要，人类对各类的石、骨、角进行加工制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在脑子里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器物形态，形成了造型的观念。
先秦时期的雕刻艺术充分展示了古人对于美的追求。如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石峡遗址出土的几件玉琮，其中一件就是在简单的转动轴上机械操作得来的，这证明当时的人类已有了简单的玉饰钻孔打磨的技艺了，并且对于玉饰的造型有所考虑，尽管只是处于极简的形态。到了商周时代玉器的制作则不仅是只考虑其用途，其外形也更加精美，如河南殷商妇好墓中出土的755 件玉器，有各种礼器、柄形器及配饰等，其中多是平雕、圆雕的动物、人物，形象生动，线条流畅。
先秦时代的陶器制作也是艺术与美学的巧妙结合。人们在打磨光滑的陶坯上以天然矿物颜料描绘，再经高温煅烧，经过这般制作纹饰色彩愈加鲜艳，与器物的造型形成高度统一，从而达到了美化装饰的效果。原始陶器的造型并没有很大的突破，直到快轮工艺的出现，陶器的造型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龙山文化黑陶中的“蛋壳陶杯”，造型挺拔规整，器壁匀薄。这一时期的陶器造型技艺均是原始审美进一步发展的体现，因为人们不仅表现了高度的技巧，同时还表现了他们自身的艺术构思以及对美的理想追求。陶器在商代后的发展，又出现了贵族专供的高级陶器，如白陶，是由高岭土烧制而成的，扣之有声，色泽皎洁，代表着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也是我国瓷器的前身。在这些陶器的制作中，工匠们从技术结构的设计到外形的设计都必须达到合理、美观，这就要求他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思维艺术使得作品既要体现出工艺美、形式美，又要具备时代的特色。因此在先秦陶器制作工艺中，美学思想始终贯穿其中，美与生活在工艺文化中相互结合，相互发展。
青铜器是先秦时期人们的又一重要发明，主要是利用采冶或铸造的方法制作。青铜礼器的制作在商代可以说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1939 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做工极其考究。《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剂）。”即铸造钟鼎一类的器物，铜与锡的比例应为6 : 1( 铜占85 .7% ，锡占14 . 3% ) ，这样可使器物呈橙黄色，比较美观，并且可以敲击出美妙的音响。由此可见，古人在青铜器的制作中，首先考虑的是其造型、色彩是否符合审美，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更高的理想即创造新技法力求使青铜器的敲击声响亦达美境。
先秦时期虽无明确美学思想提出，但每个人、每件工艺作品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发展、新作品的创作。而通过对各种新作品的外形、原料、合理性的考虑，工匠们在先秦工艺作品中不断融合了文化的精髓以及审美的观念，从而使每件作品都成为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三、古代哲学文学及其中体现的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人民不仅在创造新式器具上展示了高超的技艺，在哲学文学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与体验。在先秦时期就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哲理中不可或缺的都有探讨关于美的问题，谈到对艺术的理解。其中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子、儒家学派的代表孔子和孟子，以及先秦著作《淮南子》《礼记》等都提出了各自对于艺术及美的个性理解，比如孔子善用绘画来比喻礼，用雕刻来比喻教育。当然中国哲人的思想中体现的美学思想与西方哲学中的美学有着相当大的悬殊，中国古人惯以自身的生活与自然结合的体验而得出哲理，而西方人则非亲身感受，而是根据已有的经验规则利用严密的逻辑来演绎推导出观念与哲学体系。在先秦诸子哲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中有着与自然相契合的浑然天成的大气之美，即美学中的“自得”思想。从美学的角度看，“自得”意味着审美体验的超越前人，不依藩篱，更意味着个性的独立，破除已为僵硬外壳的既成模式。当这种自得思想被先秦诸子百家所吸收后，表现出来的就是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孔子之类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此类尊重艺术尊重美，寻求礼乐的本质和根源，于自然之中体验大道而得真理。另一类则是墨子、庄子之类的“非乐”、“见独”思想，他们对于艺术与美持有的是一种否定、批判的态度，认为对于艺术与美的追求是物质欲望的表现，应该坚持精神的朴素与升华。但是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尊重美和艺术，积极探寻美，还是持否定批判的态度，都为先秦时期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对后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四、总结
中国历史的划分使得中国美学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先秦时期中国虽未正式出现美学的分类，但美学思想已然萌发。诸子百家常用艺术作比喻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工艺品中所表现的无论是《考工记》中所形容的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一种状态，还是魏晋六朝之后“初发芙蓉”以素为美的理想追求，都是中国古人对美的感悟与理解。乃至后世其与文学、绘画等艺术形式重叠交织共同演变发展出今时中国的独特美学思想。可见，先秦时期的工艺美术与哲学、文学是中国美学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出版社，1980.8页.
［2］范琪. 论先秦工艺文化中的科技与艺术.焦作大学学报，2011 年第4 期.
［3］宗白华.《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3 页.
一是保持中医学理论的原汁原味，不与西医学相融合。以匡萃璋先生的“两种牛不人工授精论”为代表。强调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中医学有自己的原理，即整体论，认为目前应强传统之体，宏中医之用。
二是强调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中药，使中医中药脱离其传统理论，成为世界公认的科学。部分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及中医学习西医的人员，持此种观点。引以为荣的代表成果如日本的小柴胡汤制剂获得美国FDA认证。此观点遭到传统中医学者的抵制，认为似乎是“废医存药”之风重来。但因研究药剂有客观的经济效益，目前此风难止。
三是主张在保持中医学特色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即强调充分继承挖掘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与创新。只要研究的核心、本质是中医学的，所用的方法既可以是传统的思辨，也可以是现代科学的调研、分析、实证。我认为这是中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下面谈谈我对中医学理论发展目标及创新思路的理解。
1中医学理论的创新目标
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总体目标，一般说来是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要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以下5个方面的分目标必须优先实现。
1.1中医学理论范畴中基本概念的规范化
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的内涵是确切的，外延是清楚的，表述是统一的，没有概念的泛化或歧义。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有利于中医学的发展，有利于中医学的对外交流，有利于提升中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与中医学作为一门医学科学的身份相符。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虽然对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做了一些相应的工作，如正在建立中医学名词术语及其英译的国家标准，但尚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如:①精与气概念的混用；②精、气与古代哲学范畴中关于宇宙本原的精、气概念的混淆;③阴虚与精虚、血虚、津液不足分不清，阳虚与气虚难区别，并出现气阴两虚与气阳两亏等有悖逻辑的术语；④脏腑之精、脏腑之气、脏腑之阴、脏腑之阳的内涵不清，关系不明等。
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不清，其原因有多种。而解决的办法，应是调动全国的中医学基础、文献学科的专家和中医临床学家来共同研究，在调查大量的有关文献和临床资料之后，共同讨论确定。
当然，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不是限制人们的思维，而是在培养我们的学生时，有一个规范的说法;在编写教科书时，有一个可遵循或参照的标准；在对外交流时，有一个可让国外友人容易理解的相对规范的表述。
1.2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及诊断标准的确定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诊治特色，证候也就成为中医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近几年对证候的研究，包括对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和证候内在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①证候的概念内涵至今不甚明确，某些中医专家，甚至《中医内科学》教科书中，仍然将证候规定为“症状和脉象”与现行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教科书中的表述不符。②证候的分类仍然有待改进，证候分类的层次应该清晰，从类证（如虚证、实证、热证、寒证、表证、里证、阴证、阳证等八纲证，太阳、少阳等六经证，卫、气、营、血证，上焦、中焦、下焦证等)到一个实施治疗的具体证候，一般都有几个层次。③某些中医证候诊断术语概念不清。一是由于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内涵不清而导致的证候诊断术语不确切和不规范，如上面提到的气阴两虚、气阳两亏等;二是由于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滞后而出现的概念内涵不清的证候诊断术语，如脾虚、肾虚、肝虚、心虚等等。④证候的诊断标准应该统一规范，但现在仍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⑤证候的诊断以症状、体征和行为异常的描述为主，微观指标在辨证中仍然难起作用。
解决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和确立证候的诊断标准，应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虽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并组织起草了国家标准中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但尚需不断地改进、发展和完善，以增强其科学性和权威性。
1.3将中医学的相关概念独立于古代哲学概念并确立其自然科学的属性
确立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并不否定其人文社科属性),有利于中医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有利于将中医学的某些概念与古代哲学的相关概念分开，成为中医学自身的概念。
如精、气、神的概念，在古代哲学范畴中与在中医学中是有严格区别的；中医学的生命本原说与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也是不同的；中医学的精气概念及其生命本原说、中医学的天人相应说，都具有自然科学属性，都可以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揭示其内涵。
1.4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
中医学理论要达到现代化的目标，理论创新必须要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新理论、新假说的诞生一般都在实践过程中，或在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过程中，或在实验研究积累的过程中，或在文献研究的分析过程中。就中医学来说，临床实践过程对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理论创新不仅仅是基础学科的事情，也是临床学科的事情。只有理论学科与临床学科的专家联手协作，才有可能发现新的规律，构建新的假说。“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因此，要求临床学家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理论学家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技能。中医学理论要创新，要现代化，必须造就一大批理论与临床兼通的专家。
1.5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统理论的改造和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标志着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传统理论的改造，多是建立在否定某些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操作起来较为困难，且难以得到公认。
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对某些传统理论作了改造，如：①三焦是六腑之一，是人体上中下三个部位的划分，还是温病辨证纲领的问题;②膀胱是盛尿的脏腑还是藏津液的脏腑的问题；③主管人的心理情志活动的脏腑是心，是脑，还是肝的问题;④脏腑的功能是以脏腑的结构为基础还是以脏腑之精气阴阳为基础的问题；⑤正气与邪气的概念问题;⑥阴阳失调与调整阴阳的概念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均是中医学理论中较难处理的问题，也是临床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在“脏腑气血阴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研宄而构建的“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是在发掘《内经》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与传统理论相统一，但与后世的脏腑气血理论有某些冲突，也属于对传统理论的改造。
另外，对证候的深化研究，也可能与传统的“异病同治”理论发生冲突。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寒饮蕴肺证可出现在哮喘、COPD和肺水肿等疾病中，并且用小青龙汤治疗均有效，但实际上寒饮蕴肺证在上述不同的疾病中应是有区别的，用药自然也应有所区别。至于用何方治疗更为合理，只有通过实验研究去探索。因此，“异病同治”仅仅是说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证候，用大致相同的方药可能都有效，而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一个完全相同的证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哮喘、COPD、肺水肿等疾病中出现的寒饮蕴肺证，实际上也是一个类证，其在不同的疾病中也存在着差异，这实际上是发展了对“异病同治”的认识。
传统理论改造的目的，是对传统理论的发展和提升，使其科学性更能体现出来。
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2中医学理论创新的思路
2.1明确中医学的学科属性与其现代化的关系
中医学是发祥于中国古代，用以研究人体的生命、健康、疾病的科学。它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具有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但仍应归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
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又具有很强的社会科学属性，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融的学科。
将中医学的学科属性定位于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自然科学，并在整体观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其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将有助于中医学自身的发展和现代化。
在通过文献整理研究明确了中医学某些范畴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以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其理论概念的微观机制，不断创建和发现新的假说，方可使传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不断得到发展和更新。同时将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部分，尤其是古代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加以科学的改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吸收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方可使其更能指导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2.2正确认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思路
继承性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走继承与创新并行的发展之路。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只有重视继承，才能将中医学的传统理论传承下来，为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需要，是中医学新理论、新观点的产生之源，也是中医学的生命之源。没有继承，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将得不到延续，也就无从谈创新发展，即便是创新，也不是对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但若没有创新，则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就得不到更新和发展，自然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因而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切实操作好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工作，是关系到中医学前途的重大工程。
2.3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理论和概念的影响
在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研究中，要科学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我们既要承认精气、阴阳、五行等古代哲学思想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又不能把中医学说成是古代哲学的衍生物。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起了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主要有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整体观念等。这些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学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地评价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中的历史地位，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医学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
2.4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以明确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的内涵为中医学理论研究之目标，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藏象、经络、精神气血津液、病因病机和防治原则等，是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应下大功夫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明确其基本内涵。这是中医学理论研究应达到的基本目标。当然，中医学基础理论和概念内涵的确立，应建立在充分掌握和分析有关该理论和概念的几乎所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文献资料掌握得越全面，得出的结论就越可信。但决不是一些文献资料的堆积和列举，而应下一番比较分析的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杂乱的材料中归纳能反映该理论和概念之本质的内涵和外延。
如对肺行水理论的研究，首先要明确肺行水理论的基本内涵。经过对文献资料与临床实践的研究分析，发现肺行水概念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①通过肺气的宣发和肃降运动，调节肺脏本身水液的输布，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密切相关;②通过肺气的推动作用，调节肺系统（尤其是皮毛）之水液的代谢，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一般无明显的相关性。
肺主行水理论内涵的确定，对临床肺疾病的辨证治疗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有关肺主行水理论的科研设计具有奠定理论基础的作用。
【关键词】 中医现代化；中西医融合；西医中化；现代中医学
中医药学的现代化研究，是中医生存与发展的重点。因为，中医学由于受闭关自守政策以及师徒传承模式、四大经典理论等因素的影响，在学术上常常是坐井观天，只知其然，不问其所以然。思维方式显得既陈旧、又僵化，根本无法引入国外新的思想与思维方式，尤其是近代物理、化学、生物学的思维方式等。因此，传统中医学已经显得非常陈旧。而作为当前主要的中医现代化方法中西医结合研究，却由于思路不清、方法不当，始终结而不合。甚至有导致中医西化之嫌，故遇到了挫折，受到了怀疑。这使得政府和国民用不同方式方法，都投入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关注。所以，探讨中医现代化的方法，是摆在中医药学工作者面前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探索中医现代化的方法，事关中医药学的未来和命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调整或重新确立中医现代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才能拯救中医，才能使中医达到现代化。为此，笔者提出用逆向思维，以中医理论思想去研究西医西药的西医中化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和促进中医学的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现论述于下。
1 西医中化的基本原理和内容
西医中化之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医现代化，而中医学的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要把传统的中医学变成一门现代科学，这样就能与现代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相互交流、相互带动，从而获得活力与进步，进而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再创辉煌；为人类的健康与长寿，建功立业。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观察方法和各项标准，来重新整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保持中医哲理学的优势及精髓，替换陈旧的思想、方法和内容；填补现代医学解剖、生物及化学理论知识；引入现代哲学思想，强化哲理与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等。这样，才能让中医与时代同步，才能把中医学变成一门现代学科。可见，中医学的现代化，其本质，又是对传统中医的深入化，也就是要以中医哲学理论为核心，以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为参考，对传统中医学的基础医学理论进行具体化、西医化。确切地说，也就是对西医学理论体系进行的中医化，就是吸取西医学的医理，继承中医药学的哲理，就是要运用中医思维研究西医、应用西药，把西医西药中医化，而不是目前的中医西化性研究方法。故称之为西医中化。因为西医学已经拥有或具备了很完备的现代科学知识及思维方法，更具备了医学生理、解剖、生化等人体科学的现代最新认识，与中医现代化的标准和要求、目标和体系相比，只差未融入哲学思想，没有和哲学相结合或相渗透，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与研究方法。所以，只要我们把中医西化的中西结合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立即改变思维和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运用逆向思维方式，对中西医结合研究进行全面而系统性的西医中化式西中结合研究方法，就能保持中医学原有的哲学性基本特色，又可防止把中医真正被西化；既能充实中医的医学理论内涵，又能使中医学兼具各种优点于一身，使中医学达到真正的现代化。试想，中化后的西医学，和传统西医学还一样吗？同样，西化后的中医学和传统中医学一样吗？那么是该称作现代医学，还是该称它为现代中医学呢？因此，把中医理论具体化、深入化；把西医理论哲理化、系统化，使中医哲学思想之理论精髓与现代西医学理论相互交融，使哲理与医理之间、哲学名词与医学名词之间形成紧密的对应关系，就可以把传统中医学理论变成现代中医学理论体系，并可把它称为现代中医学。从而，就能实现中医的现代化、科学化。这是最简捷、最合理、最容易的中医现代化方法，而且这样建立的医学理论体系，兼有中、西医二者的各种优点于一体，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因而西化也变成了现代中医学的又一大特色，但中医并没有完全变成西医，它仍有着自己哲学思维之特点。这就正符合一些专家的思想。例如，陈镜合在《现代中医之路》中说：“现代中医是指以中医为主的中西结合医。它既不同于不懂得西医的传统中医，更不同于以西医为主的中西结合医。它是源于传统又超出传统，来自中医又超出中医；是以‘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为指导，按‘先中后西、能中不西、中西结合’的原则……。”其中，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的切入点和核心，正就是西医中化，也就是西医哲化，从而拉开了中医研究西医西药的序幕，引导中西医结合研究与中医药学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2 西医中化是中、西医学发展的转折点
发展是所有学科共有的必然性历史特征。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我国传统中医学之理论与临床，面临着必须与现代科学技术之发展，相协调和相同步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要让中医进行现代化。因此，在党和政府以及中医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医学的现代化工作，不断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以中西医结合为代表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无论在中医的教育、医疗、科研以及中药制剂方面，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以西医学为特征的现代各种科学或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方法。这使中医之理论思维与实践方法、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中医人才既具备了较高的综合技术，又具备了西医学、现代生物学等多学科的丰富的综合知识。这些便为我们进行中医学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基本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1］。那么，接下来，中医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该是什么呢？是中医药学的完全西化吗？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西医学的未来发展。目前，西医学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从细胞理论产生到现在才一百多年的时间，就已经深入发展到了分子水平。那么如果再发展几百年，它将会深入到什么程度；将会发展到什么水平呢？未来的医学将是个什么样呢？可以预测，再有一百年左右，现代西医学在微观领域的认识和发展将会达到极点或顶点，那时，它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与各种理论，同样也会面临挑战，因此，其发展方向或发展结局与古代的医学一样，必将被迫由微观转向宏观；其科研和思维方法也将由分析式转向综合式；由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由具体化转向抽象化。可见，这种规律、这种模式，同远古时期之医学及中医学的形成过程及发展规律，没有任何差别！而且，这一方式，也是任何一门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必然模式。所以说，我们中医学如果能提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规律，把微观与宏观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共同研究，协调发展，积极吸取西医学的微观研究方法与成果，再按自己的体系和思维进行宏观的综合整理与哲学研究，用不了50年，就可以赶在西医学的前面，并站在西医学的肩上；必将会成为世界医学的先锋；成为时代科学的楷模；为人类医学的全面进步和自身理论的迅速发展作出贡献。否则，等到西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认识到了中医医哲融合之科学性与优越性，并吸收或仿照之。那么中医也将会像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虽生长于国内，却开花于外国。到那时，传统中医学将会被彻底遗弃，彻底被外国医学替代掉；到那时，中国人可能又不得不到国外去学习现代中医了。由此可见，未来中、西医学的发展趋势和体系，都需要的是现代中医学这种体系模式。只要我们用西医中化理论和方法，进行新型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就能跨入中医现代化的第二进程之中，也就能使中西医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 西医中化利于体现中医内涵的特点与科学性
现代中医学与传统中医学的体系一样，都由哲学和医学两大部分组成，但传统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属古代哲学，医学也属古代之解剖、生理和药学等理论内容；同时还有古代其他自然和社会学科理论。虽然特别重视哲学思维与宏观抽象思维方法在医学上的应用，却忽视了医学理论的主导地位。但还是古代医学与古代所有学科的大综合。有学者认为：中医因其具有抽象性的特征，而不能现代化，也无法现代化。那么试想：中医学中的这种抽象性理论与概念，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古人凭空想象的完全抽象，还是以医学规律及概念为基础，而进行的医理哲学化之抽象性认识呢？显然是后者，是我们的古人，在对当时的人体解剖及生理规律认识比较全面的基础之上，又运用了哲学原理和思想，进行的一种医学原理之抽象性解释和描述。并非是哲学概念的随意引入，也并非是无根无据的创造发明；既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这就表明：中医学的抽象性名词对其现代化毫无影响。况且，现代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应属于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综合体，医学部分却属多学科渗透的现代之生理解剖、生物、数理和化学等综合性理论知识；思维方式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是直观与抽象的融合，是模糊与具体的兼具。其体系是以医学理论与方法为基础的哲学思维之应用，因而是医学与现代所有学科的大综合与渗透体。然而，西医学的理论仅仅是医学与现代生理解剖、生物、数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而形成的理论，却没有渗入哲学理论，思维模式也仅仅是微观领域的直观、机械方式。因而就是医学与现代多种学科交融的小综合。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现代中医学含有更全面、更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内容；也具有很全面、很先进的思维方式方法。因此说它才适合于人体科学之复杂与综合的特性。其体系具有似中（医）非中，似西（医）非西，比（传统）中（医）更深，比西更广的特点。所以，从体系上说，中医学比西医更科学更完善［2］。可见，现代中医学的体系模式，是现代科学和未来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最具有前途和生命力的学科模式。由此看来，中医学是正宗的科学！只不过还停留在古代科学、近代科学水平罢了。因为，科学是发展的，所以，医学也是发展的；科学都是有历史的，那么医学就没有历史了吗？而一些中医药学的医盲们，要么说中医不是科学，要么说是经验医学等，这些说法，真是荒唐。
4 西医中化有利于西药的中药化
西医西药是从化学合成技术中发展起来的，但到现在却还包含了各种生物制品；天然动、植、矿物成分；微生物制品；基因制品等，也能够变中药为西药。从而显示了极大的兼容性与开放性，为其取得有效的临床治疗效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中医中药为何也不按此思维方法，把所有的西药按中医的理论、思维、概念、机制、用法进行抽象化和系统化整理与研究，从而，中化成中药，为我们中医的临床实践建功立业！如阿托品及其他M胆碱受体阻断药，可概括为性温，味辛，归肺、胃、心经；有温中散寒，理气燥湿，祛风止痛，回阳救逆之功效；从而可仿照附子、细辛、干姜等温里类中药的用法应用于临床，既能扩展阿托品的应用范围（治疗冻疮或感冒及风湿等），还能深化附子、细辛等中药的治疗范围（治疗泌尿系病或急救及改善微循环等）。同时，还为认识与研究这些中药的毒副作用提供了参考，更为西医理论的中医化和中医理论的西医化奠定基础。又如异搏定及其他钙拮抗药，可概括为性寒，味苦，归心、肝（即脑）经；有定惊安神，缓急止痛，平肝潜阳，活血通脉之功效；故可仿照羚羊角、天麻、决明子、冰片等平肝息风类中药的用法应用于临床。同样，既能扩展异搏定的治疗范围（治疗惊风或头痛），也能增加羚羊角、冰片等中药的应用范围（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其实，中药本来也是化学合成工业的先驱，如：发酵业的神曲，炼丹术中的丹药；并且，中医中药从产生就非常重视不断增加自己的药物种类，如：藏红花、西洋参、血竭、冰片等都属于外来引进之品种。回顾中医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医理论与临床的发展无不与其药物的发展相适应、相关联。只可惜，由于闭关自守思想的束缚，中医一直没有吸收西药的一个品种，曾有张锡纯的石膏阿司匹林汤，开创了西药中用的先河，然而，后学者却简单地理解为中药与西药的相互配合，即中西医结合。从而，把中药与西药隔离开来，把中医药学引入了歧途，导致了中医中药学的畸形发展。所以，我们要利用中医药理论，吸收并中医化自然界各种能治病的物质，丰富和增添自己的药品成员，完善和发展现代中医药物学，才能实现中药学的现代化。因此，未来的药物学，都应当是资源共享性的，即中医可以按中医方法应用西药和其他各种药物（包括：藏药）；西医也可以按西医理论应用中药和其他各种药物。因为，任何一种医学，它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体，故其结构、功能和代谢也应当是一样的。因而，凡是能够治疗人体疾病的物质——即药物，其具有的治疗范围与作用机制一定是客观的、是固定不变的规律或真理。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或者是藏医，都能够用自己的理论思维，去认识和理解其药理机制、药物性质与功效等，自然就可以按自身的方法应用于临床实践。所以说医分中、西、藏……而药物却是世界通用的。这如同人类的食物一样，虽有中餐、西餐之分，但仅仅是加工与未加工，中式加工方法与西式加工方法的区别，然其成分都离不开蛋白质、脂肪、淀粉，离不开小麦、玉米、大豆等，自然它也是世界通用的。
5 西医中化的作用及意义
西医中化使传统西医理论与临床，得到了进一步的系统和提高，使西医能客观、正确地认识中医学整体联系观等理论的科学性，既促进了中医同时向纵、横两个方向的不断发展，又促进了西医学自身的发展。因为，现在的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中西医在医疗工作中的合作共事，或者是中西医的两法治病，无关于学术上的中西医结合［3］。目前的中、西医结合，仅仅是表面上的共存，并非是实质性的细胞水平上的整合；仅仅是中国患者得到了另一种治疗方法，而中国中医学并没有得到新的发展与创新，甚至，使中医学有被彻底西化之危险。所以，寻找中、西医学新的结合点，是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当务之急［4］。相反，西医中化的方法，却能使传统中医吸收到现代医学之各种理论与思维，使传统中医学跃居于现代医学之列，也能使传统中药理论与剂型科学地吸收现代医药学理论与剂型之特色，为中医药学的理论内涵，又增添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还能使中医药学的宏观理论具备现代医学微观理论的根基，使中医药学中的基础医学（西医）理论得到宏观性综合。综上所述，西医中化既能促进中医的现代化发展，又能防止彻底把中医西化。既实现了中西医结合向中西医融合之转变，又实现了研究中医向中医研究之转变，还实现了由中医西化向西医中化之转变。同时，西医中化的思想和方法，无论是对中医的现展，还是对西医的未来发展，乃至现代其他自然学科的未来发展，都能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正如钱学森教授所说的“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中医现代化的成功，“终将引进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中化西医的思想，正是要让西医走到中医医学与哲学相结合性多维辨证论治的道路上来；正是要提示和引导所有的学科理论，都应当与哲学理论相互交融，并以哲学理论为指导，进行发展和创新自己的体系模式或研究方法。可见，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越所有学科常规单纯而直观研究方法及理念的学科体系性革命！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医药工作者，要从中医学之医学和哲学两大支柱体系入手，运用现代思维与传统东方哲理思维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与临床两大方面，把中医学现代化，把西医学中医化，既全面又深入地整理和提高中医理论体系，最终达到中西医学两大理论、两大思想的恰当融合。才能使中医学脱离危机，得到发展，从而使中医学真正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为此，笔者即将出版《中化西医》一书，以便更详细地介绍这种思想和理论，介绍这种方法与临床。
参考文献
1 姜爱平，崔蒙.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思考.中医杂志，2007，48（8）：742.
2 中国中医药报社.哲眼看中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62.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转贴于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 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阴中有阴， 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 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 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 “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 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 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转贴于
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体论的哲学承诺以太极生八卦的方式进行推定和以“太极图”方式的推定，进而以“八卦图”与“太极图”的复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数”表达《周易》哲学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数”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观的意义，其中表达出《周易》关于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学力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中国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但是，对中国哲学的这种推定方式，却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
把“太极图”和“八卦图“结合到一起，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极图，也没有人将其与八卦结合在一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创了这一推定的方式。把两者的结合，即把“太极图”放到“八卦图”的中心，使“八卦图”的推定统一于“太极图”的逻辑推定，这从哲学的承诺和推定而言，“太极图”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具特色的方式。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故在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象西方哲学的那种被系统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为对这一部分的认识是与主体的形下性关联且发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2，“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由此承诺了哲学的主体论形式。由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推定出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卦”的推定表明了这样的承诺：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卦而中者谓之人。显然，这是指对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可见，主体之人为天地之间的中和者也。如果说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并且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的承诺和推定，及其由“卦”来推定主体承诺的方式，那么，主体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谓之用，用而中者谓之真，真而中者谓之得道。由于卦象的中间两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这一哲学推定极其重要，他承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在具体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组成和对此所作的判断都是主体推定的结果，而人要想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分的把握它，应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则，难以掌握对事物的主动权。由于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又由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天和地同为有形之物，人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不会超过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谓之用，主体推定的形而中者谓之卦承诺了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可以通过卦而推定道。主体要想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使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中和者也，以此作为主体的形式推定，即实现主体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的统一，就是所谓用而中者谓之真──真的认识只是中的主体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可见，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的体用之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卦而中者谓之用，是推定“卦”承诺的主体方式。以八经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成为卦的主体论承诺和推定的方式。可见，对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由“形”的承诺推定形而中者谓之卦，对于卦所承诺的主体性而言，有“形”承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由“卦”的三才之道的承诺，推定卦而中者谓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统一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是形而中论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用，是主体对事物的对应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体选择了用的方式，从而为主体服务，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中的制式，如果不顾事物对主体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规律即对应和中的限度，将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对某一哲学观及方法论崇拜并推到绝对时，不但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还将由于违背对应和中的规律而带来错误的结果。
所以，由形而中论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尤其当我们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承诺去推定《周易》的哲学思想时，将失去《周易》的本来面目（实践说明，用这一方法对待问题的研究，给我们的理性带来的困难和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实在触目惊心）。以形而中论推定所谓的唯心唯物之争，因为器为物，人为中，心为形而中之心，物为形而中之物，所以，无论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就实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易传》）的承诺。所以，以中和为方法，可谓主体行之达道也。西方哲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的误区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上达到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离道越来越远，最终由于物质社会的功利性需要，使之对物质的过度掠夺达到危及人类的生存。
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都是在本体──时间和空间的承诺下推定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具体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易经》研究的方法》载于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页）
显然，以形而中论作为哲学反思并对中国哲学进行的外化表明，中国哲学是时空对应和中的方式性的形而中论，比较之下，西方哲学是时空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形而上学” ，所以，不能以西学东渐而来的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 形式、概念和范畴阐解对应和中的方式性哲学命题、方式、概念和范畴。“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表明，形而中论的方式性能承诺和推定形而下论的形式性，以此显示出形而中论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历史将表明，形而中论哲学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之后人类的主导性哲学。由于这一论题不是本文的重点，笔者将另文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