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撒拉族民间音乐;多元音乐文化;衰微
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民族音乐多元地兴起并发展,在我国对于世界民族音乐多元文化的发展呼声也日益高涨,在学界许多有识之士也已为此做出了大量工作,如成立相关的学会组织,翻译、介绍、发表了国外有关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著述,出版了大量教材,有些音乐高校还专门开设了“东方民族音乐”“世界民族音乐”等课程和讲座。这些做法不仅对推动和促进我国世界民族音乐多元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且对于推动我国重视本土民族民间音乐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也呼吁学界同行提高了“本土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意识”。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元音乐文化”的国家。但是我国的各民族音乐文化还未融入世界国际化的多元音乐文化中,世界对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音乐更是缺乏认知及深入的研究。这对于世界多元音乐文化而言,如果缺失中国多民族音乐文化将是极其不完善的,而且还有可能对发展我国音乐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与教学,使其融入世界多元音乐文化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笔者将以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为例,介绍撒拉族民间音乐的概况,同时指出其现存问题,并提出具体实施的设想与建议。以点涉面反映我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滞后性以及传承的现存问题。
一、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及其研究概况
在我国的众多民族中,除汉族之外,已确认的少数民族共55个。据2001年我国人口统计,在全国13亿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约占8%。与汉族音乐的研究相比,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则一直处于滞后的状态,以致于在长时期内造成“中国音乐史”即是汉族音乐史,一谈“中国音乐”即以汉族音乐“概全”的尴尬局面。这是由历史、社会、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政府倡导下,在音乐界共同努力下,上述情况逐渐有了改变,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工作的全面展开,首次大规模地对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和整理。然而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与汉族音乐相比,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文化研究还是处于滞后的状态,尤其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音乐集成的工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各民族宝贵的音乐资料,同时涌现出一批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的理论人才(包括少数民族音乐人才),出现了许多学术论文与理论著作等研究成果。但对于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对于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只有数篇论文(包括笔者研究成果)。2000年范晓峰《撒拉族音乐研究》;2002年郭德慧《撒拉族民间音乐文化构成因素初识》;2005年韩建业《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5年郭德慧《撒拉族民歌的种类及其音乐特征》;2005年张静轩《撒拉族民歌及其音乐特征述略》;2008年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调试旋律分析》;2009年王海龙《青海撒拉族哭嫁歌研究》;2009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宴席曲的音乐研究》;2010王海龙主持校级课题《青海撒拉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2010年王海龙《青海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措施》;2010年王海龙《审美视角下的青海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以海北门源回族宴席曲为例》等。
二、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衰微的原因
1.民族音乐生存环境日益破坏。在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今天,大量的拓宽城市面积,建设现代化都市,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生存地域环境日益破坏。放眼全国各地都市的建设大同小异,走到哪里除气候不同外,风格都如出一辙。完全没有东西南北的地域特点。因此各民族特有的传统风俗文化也逐渐消失。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在它的生命流变中显得战战兢兢,可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话就是一场博弈的过程,许多传统文化在这场博弈中被冷落,被革新,甚至消亡。本土音乐文化被渐渐地冷落,很多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和社会环境,慢慢地走向频危、走向消亡,动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危机,静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命运艰难。
2.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撒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甚至一些民俗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致使原来依附其间的音乐品种迅速消亡或逐渐衰微,撒拉族的“哭家歌”(撒拉语“撒赫斯”)以及婚俗中的仪式随之改变或消亡。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在人口与地区分布、经济与文化发展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平衡状态,许多当地青年人外出打工,又随着媒体网络的发展,在农村的年轻人也追求时尚,不屑于自身的传统文化,纷纷涌入城市导致了该民间音乐文化没有传承人。
3.审美情趣的改变。随着现代娱乐文化的扩散,很多撒拉族民众现代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乐于接受现代化的产品,例如服饰绝大多数年轻人喜欢的是现代服饰,很少着撒拉族服饰了,甚至在撒拉族地区很难找到完整的成套撒拉族服饰。就连撒拉族建筑也大多改为修建砖石二三层小楼。随着交通和现代化的文化传播手段的发展和更新,原来某些处于封闭状态的民族地区加强了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受到外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冲击, 致使年轻人的审美趣味有了较大的改变,因而把本民族的音乐艺术渐渐淡忘了。如问当地年轻人为什么不学唱撒拉花儿?他们回答得很直率:“不如电台电视里播放的歌曲好听!”现在撒拉族当地的婚俗与过去大不一样,“撒赫斯”已经再也听不到了,甚至婚礼中的音乐都由流行歌曲来替代了。
4.大规模开发当地旅游产业导致传统民俗的变形。当地旅游产业在民族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过程中,起到了一些积极地推进作用。但由于片面强调市场效益与经济利润,许多地方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口味,也出现“伪民俗”的现象。在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误区,缺乏科学管理,并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外流失的现象。许多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进行科学地考证与统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对非物质文化认识不够,家底不清、缺乏规划、片面注重市场运作、任意包装、掠夺性开发、干涉性开发等。
5.音乐方面的学术研究尚待深入。尽管音乐学家们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与少数民族音乐本身所具有的精深博大相比,仍有着不小的差距。在搜集整理方面还很多不足,有时在编辑过程中由于篇幅关系而未能收入大量曲目,还有很多空白点。如:对尚未确定族属的不少族群的音乐研究;对跨境民族的音乐比较研究等等,对于撒拉族这一迁徙民族的特殊性,就应与中亚土库曼斯坦民间音乐进行比较。
6.当地民族音乐教育处于严重的滞后。前面所提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教育与汉族地区所进行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不仅为数很少,而且多处于自发状态,故使有的地方原已开展的少数民族的音乐教育,因种种困难而停步,原本实行“双语”音乐教育的民族地区或学校,也如同语言教学一样,由“双语”变成了“单语”教学。至于在音乐、艺术院校实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可以说还处于起始阶段;而高等师范院校中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则多为空白状态。
三、传承与保护撒拉族民间音乐的设想与建议
1.中小学音乐教育在小学低年级,多采用本地区的、与民族语言或方言相结合的、具有乡土特色的音乐资源,使音乐审美熏陶建立在乡土意识的基点上。随着年级的升高,逐渐引导学生认识中华民族多元音乐文化的总貌,确立体现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兼容沟通的中华母语文化的全局性基础地位。
2.根据我省的省情及地域特点。我省音乐艺术院校中属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艺术院校,应当专门开设相关民族的音乐课程,办出自身特色,并有利于民族音乐弘扬与传承,在教师的科研工作中,对相关民族的音乐研究应占有重要地位。
3.是从政府方面的扶持与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特别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要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这些措施需要政府行政手段来实施。目前,青海撒拉族自治县通过领会国际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循化县也开展了相应的保护工作。表现了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当然,要有效保护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依靠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民间共同的参与。
4.民间方面的传承与保护。首先对公民进行有关教育,树立理性的遗产保护与传承观念,提高社会民间对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参与度,提高当地撒拉族青年人对本土文化的传承意识和保护意识。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撒拉族在其历史中创造并延续下来的文明成果,它对认识与了解这一民族的文化、风俗、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保护和传承撒拉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持整个中华文明完整性、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措施。此外,非物质文化遗的保护还是应当以政府力量为主导,以社会民间力量为重要补充力量大力宣传。民间力量与政府行为相比,更具有自觉性与主动性,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极其有力的。
5.学术方面的传承与发展。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它存在着的合理性、强有力的背景支持以及深厚的文化意蕴。撒拉族民族音乐独特的生存土壤、特性功用和艺术审美,尤其是它的基石――民风和民俗,是该民族灵魂的栖息地,同时也记录着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并维系着这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文化结构、伦理观念以及审美心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及学术理论,在储存形式与记录方式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更完善的保护。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的文化形式完全记载下来,并用学术理论诠释这些文化形态,并进行有效的保护。
6.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法律、法规保障。因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资源流失状况严重,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各地城市的发展,大面积占用和改造农村土地,严重破坏原生态非物质文化的生存环境,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应的法律保障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及保护机制急需完善,需要建立一套较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上述建议说明,一种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防止它成为一种博物馆文化,更重要的是从这种文化中寻找出值得后人借签与学习的东西,帮助后人更好的生活。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撒拉族人民集体智慧创作的结晶,是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样式。在千百年中延续并流传下来,自然有它强大的生命力,显然,这种生命力寓含了撒拉族这一民族的生命力与潜力,这种活力在今天仍散发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魅力,对撒拉族的全面剖析为研究其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有利于更进一步认识撒拉族社会生活的内涵性特征。
作者简介: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乐教育；幼师；豫剧；德育
中国戏曲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门我国特有的民族艺术，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许多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受全球一体化及西方音乐的影响，传统戏曲观众逐渐萎缩，面临严重生存危机。如何对我国传统戏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务院于2011年6月1日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第34条进一步指出：“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明确规定了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责任和教育的必要性。
1 幼儿师范院校开展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传承的意义
1.1 中国传统戏曲是幼儿师范院校开展音乐教育的资源宝库
音乐类课程是幼儿师范院校的主干课程，长期以来，西方音乐类课程占据幼儿师范院校音乐类课程的主导地位，导致学生对本土音乐文化陌生。我国传统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繁多、品种丰富，具有极高的艺术、科学及社会价值。昆曲、粤剧、京剧、皮影戏等中国传统戏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务院公布的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戏曲占186项（含扩展项目28项）；豫剧、曲剧、越调、大弦戏、罗卷戏等48项河南本土传统戏剧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许多传统戏剧适合在青少年儿童中开展。近年来，河南许多地方出现了“儿童豫剧热”，涌现出了孔莹、邓鸣贺、邓鸣璐等全国知名的豫剧童星。幼儿师范院校是培养未来幼儿园教师的摇篮，而目前却很少开设中国传统戏剧类课程，导致学生对中国传统戏剧陌生，毕业后无法承担对幼儿进行戏曲启蒙教育的重担。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幼儿师范院校尚未开发的资源宝库。
1.2 有利于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受全球一体化及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国传统戏曲出现观众人数萎缩、在青少年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后继无人、面临失传的局面。河南省统计局一项调查显示：城市居民中戏曲音乐欣赏者仅有27.2%。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喜欢戏曲音乐的老年人占大部分比例，中年人占少部分比例，而青少年几乎没有[1]。如何使青少年了解戏曲、热爱戏曲是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亟待解决的问题。幼儿师范院校作为未来幼儿园教师培养的摇篮，培养的学生将承担对幼儿进行启蒙音乐教育的重担，在幼儿师范院校开展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培养的学生毕业后能够在工作岗位上对幼儿进行戏曲启蒙教育，这对于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3 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当前受网络负面信息、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青少年中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普遍存在，传统道德缺失，家庭观念淡薄。在学生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传统的教条式德育工作方式不利于学生接受。而中国传统戏曲在发展过程中，承载者对大众进行道德教育的功能，涌现大量诸如《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国主义的优秀作品。在幼儿师范院校开展中国传统戏曲教育，使学生在戏曲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学会明辨是非，规范约束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恋爱观。
1.4 有利于丰富学生业余文化生活
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创作的结晶，在幼儿师范院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传统戏曲的表演、演奏技巧，更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另外，幼儿师范院校通过在学生中成立豫剧社团、越调社团等戏曲类校园文化社团，开展有关传统戏曲类表演和比赛，有助于提高校园文化的品味和校园文化的竞争力，丰富了学生的业余生活。
2 幼儿师范院校进行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方式及途径
2.1 开发适合幼师培养目标的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
幼儿师范院校音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胜任幼儿园、幼儿培训机构从事幼儿音乐启蒙教育的学生。这一特点决定了音乐教研室教师应根据幼儿音乐教育的特点对我国传统戏曲进行筛选。选择那些容易在幼儿中普及推广的内容进行教学。编撰相关幼儿戏曲教材、教案。在教学形式上可以采取开设豫剧、越调等戏曲类课程选修课，课后开设中国传统戏曲第二课堂、兴趣小组，逐步建立符合幼师培养目标的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体系。
2.2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队伍
从我国音乐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幼儿师范院校音乐教师以声乐、钢琴、西方器乐等方向为主，而从事民族音乐的教师较少，而熟悉传统戏曲的幼儿师范院校音乐教师凤毛麟角。因此，要在幼儿师范院校开展戏曲类非物质文化教育，一方面应鼓励音乐教师到民间采风，向传统戏曲表演者学习。另一方面，可以聘请豫剧、曲剧、越调等传统戏曲演员到学校担任客座教授，兼职开设相关课程、讲座，向师生传授中国传统戏曲。同时可以利用大学平台，开展中国传统戏曲研究，提高民间艺人的艺术修养，完成从“艺人”到“大师”的转变，促进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2.3 通过学生社团建设，建设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文化
幼儿师范院校可以根据学生的生源地不同，组织学生假期对当地传统戏曲进行文化采风，让学生深入民间，零距离接触、学习中国传统戏曲。在学生中成立豫剧社团、越调社团等戏曲类学生文化社团，定期开展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及汇报演出。在学生中开展戏曲传承人制度，鼓励学生之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过学生社团建设，建设校园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长效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遗”项目实践者和载体。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是要实现好对传承人的保护。这些个体或群体目前的生存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为此，我们开展了吉安市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状态调研，力图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冲击下的真实生活，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 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现状
目前，吉安市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人，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4人，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9人。其生存现状和结构构成如下：
（1）从年龄构成上来看，传承人年龄普遍比较大。80岁以上的有8人，占8.9%；70～80岁之间的有24人，占26.9%；60～70岁之间的有21人，占23.5%；50～60岁之间的有15人，占16%；40～50岁之间的有14人，占15.7%；30～40岁之间的有1人，占1.1%；30岁以下的无一人；离世的有6人，占6.7%。从这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绝大多数为中老年人，40岁以下的仅有1人，而且有一部分传承人体弱多病，健康状况恶化。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着年龄老化，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
（2）从职业构成来看，绝大部分传承人为农民。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农民有52人，占58.4%；公职人员有29人，占32.5%；自由职业者有8人，占8.9%；绝大多数传承人为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农民群体的“非遗”传承人主要经济来源以种地为主，由于生计所累，大多没有时间和精力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有些年龄虽然比较大，但仍要下地务农，维持生活。公职人员由于有工资收入作保障，衣食无忧，大部分能够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活动。自由职业者则大部分以打工收入为主，只有极少数以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
（3）从家庭年收入来看，大多数生活困难。仅以吉安县为例，截至2013年底，吉安县共有省、市、县非遗传承人16人。从家庭收入看，年人均收入高于3000元的有6人，仅占37.5%；低于3000元的有10人，占62.5%，其中低于2000元的有5人，占31.25%。大部分传承人生活困难，入不敷出。全市80%以上的传承人希望政府给予资金支持或能长期得到上级部门适当的生活补助。
（4）从培养接班人情况来看，有部分传承人找不到接班人。培养了接班人的有83人，占93%；没有接班人的有6人，占6.7%。现代娱乐方式和人们追求享乐的现代物质生活使得部分传统非遗项目因不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和受众群体，无法形成广阔市场而少有学徒。还有的非遗项目劳动强度大，年轻人怕吃苦不愿学。
（5）从举办企业或机构情况来看，大多数没有建起自己的传承机构或利用传统技艺产生经济效益。拥有传承机构或创办企业的有17人，占19.1%；没有传承机构和企业的有72人，占80.9%。由于传承人大多数为农民，学历低，传授能力不高，没有自己的传承机构，又不善于利用现代传媒如网络、电视、视频等进行宣传，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技艺传承大多数局限于本地狭小的范围，传播范围小，传承效果不好。这就使得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既不能产生社会效益，更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窘境。
（6）从各个不同门类传承人的传承经济效益来看，传统技艺类传承人境况较好。这类人员有家传技艺在手，忙时务农、闲时务工，家庭经济结构多元，一般生活较普通农民富足。例如，吉安薄酥饼，因为创制时间久，生产厂家较多，又有吉安月饼“香、甜、薄、酥”的特色风味，早已融入吉安市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民俗中，不仅节日期间有大批薄酥饼上市，平时也有这一传统糕点出售，甚至远销北京、香港等地。青原区东固畲族乡的刘氏家族创立东井冈华艺雕刻工艺厂，其产品已经远销福建、广西、广东等省。而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传统体育等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类的传承人生活状况相对较为困难。
2 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乏人成因分析
随着社会变革、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变，文化生活也日趋多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乏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其中既有非遗自身难以传承性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社会环境变化因素。根据调研分析，传承人濒危状况主要有以下成因：
（1）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大批青壮年“非遗”受众群体转移流失。近年来，随着吉安市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批青壮年劳动力都向沿海发达地区和本市城镇流动转移，许多非遗项目的表演者及传承人也带着对城镇物质生活的美好向往，纷纷外出打工或外出经商寻求发展，不少人长年不归，有的还迁移到沿海或本地城镇生活。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数是老幼病残的人，他们一方面要耕作好自己的田地，一方面要照顾自己和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有的还是带着疲病之躯在农村坚守，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2）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导致一些传统技艺和文化被遗弃。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等多元并存的道德文化与价值观念交织碰撞的新格局，也形成了文化消费多元化的新格局。新一代青年更热衷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物质生活和现代精神文化生活，逐渐被“异化”，对民间传统技艺和文学艺术逐渐失去兴趣，脱掉了传统文化服饰，换上了流行文化装，成为现代物质文明的奴隶。电视、网络、手机等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和多元化的现代精神文化生活也让传统非物质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年轻人更热衷于玩微博、微信、游戏等，热衷于网上淘宝购物，运用现代科技产品消遣娱乐生活。传统文化在现代物质文明、商业文明及科技文明的冲击下，不断被蚕食消亡。
（3）政府资助力度不大导致传承人难以把主要精力放到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目前，国家、省、市虽然都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但主要用于开展非遗传承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只有部级项目传承人才有1万元补助。大多数传承人在生活困难、缺乏稳定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只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上来。市、县两级均没有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乡、村也没有多少传习所，少数简易传习所，传承硬件也较差，无法满足传承培训需要。加上传习资金得不到保证，传承培训场所设施及传习资料购置经费缺乏，开展工作困难重重。
（4）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不高导致无法吸引年轻人从事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近年来，尽管我们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每年都要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大型宣传展示活动。但对传统文化遗产多半是利用大于保护，索取多于给予，缺少人文关怀，通常授一个牌，发一个证书了事。没有对非遗保护工作者特别是民间非遗保护工作者进行隆重的表彰和奖励，对掌握精湛技艺的民间艺人没有从经济和精神上给予实实在在的资助和支持。在传统文化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很多传承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没有因为从事这项工作而产生荣誉感和自豪感，有的甚至会产生失落或迷茫的情绪，年轻人更是对从事这项工作失去信心。
3 加快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长效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核心，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着眼点首先放在对“人”的保护与传承上，加快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长效机制、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营造尊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良好社会生态，建立起一个以代表性传承人为核心、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1）加快完善法律保障。2011年6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该法尚未涉及传承人的培训支持、传承人对非遗创新的奖励和经费保障等重要领域。地方政府应该根据该法加快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对非遗法律保护进行细化、补充和完善。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对非遗保护和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支持做出具体的强制性规定。明确将非遗保护资金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设立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保护专项资金，单独列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非遗传承人，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相关预算。同时，在传承人培养、传承人认定、创新奖励、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出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
（2）加快完善生活保障。面对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政府应有所担当，给予相关补偿，完善生活保障政策。对传习多年的老传承人应该按照传习年限给予补偿，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尊重和认可。对农民和老弱病残等弱势非遗传承人群体应出台特殊政策，提高最低生活、养老保险、医疗保障标准，省、市、县级政府应分别对本级传承人特别是弱势困难传承人发放生活补助，彻底解决其后顾之忧，保证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开展传承工作。
（3）加快完善阵地保障。首先，免费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政府兴建的传习场所。市、县两级应当普及建设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乡、村两级则应鼓励传承人利用现有乡镇综合文化站、农村文化活动室、农村祠堂开展传习活动，对于需要改建才能开展传习活动的危旧文化活动室、祠堂、社区文化中心或传承人利用自家住房改建为传习所的政府应给予一定补助，让每个非遗传承人都有一个发挥自己技艺和才能的平台和阵地。其次，支持非遗传承人开办传承机构。对于非遗传承人开办非遗传承机构和培训机构的，应给予大力支持，按照机构大小给予奖励补助。鼓励他们面向社会招收学徒，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培养一批新型的非遗传承者，对于濒危传承项目或不能应盈利的传承机构政府还应按招收学徒的人数给予一定补助。再次，支持建设现代传播平台。鼓励文化部门或传承人个人开办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利用网络、微博、微信等现代科技手段，宣传传承人的技艺、绝活、事迹等。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社创办电子期刊，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的宣传与研究，促进非遗研究人才涌现，切实提高非遗传承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4）加快完善产业保障。首先，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向市场。鼓励传承人发挥自身优势，开办文化企业，发展文化产业，给予享受文化产业方面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传承人与民间资本融合，以自己的技艺技能入股，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非遗领域，支持民间资本结合文化旅游、民俗节庆活动等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馆、传习所等基础设施。研究制定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税收、信贷、融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扶持办法。鼓励民间资本捐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助代表性传承人及学艺者，对企业捐赠非遗保护工作、非遗传承人的应予以免税或减税。其次，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融入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其民间性和地域性，只有入乡入土，走进“祠堂”，走进社区，紧接地气，深深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才能在广袤的民间土壤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发扬光大。应围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鼓励传承人参加本地原生态的民俗活动、节庆活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大赛，开展活态传承，创建文化生态保护区，不仅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更要留得住文化。
（5）加快完善人才保障。一是拓宽传承人认定范围。坚持认定从宽、管理从严和国家省级传承人认定从严、市县级传承人认定从宽的原则，扩大非遗传承人的候选范围，对于市、县级传承人只要掌握了相关技艺、绝活即可认定；对国家、省级传承人则应具备技艺熟练精湛、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传承谱系清晰等条件。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列入传承人候选范围。二是完善传承人培养机制。建立非遗教育示范基地，将非遗技艺、绝活、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等编入教材，在中小学和职业技术学院开设非遗传承课程，推进非遗进校园活动；鼓励学校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活态教育培训。鼓励传承人和大中专院校教师走进农村祠堂、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通过公益讲座、现场技艺传授，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工艺，逐步喜欢传统文化。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技艺档案库，对非遗传承人技艺进行完整录像归档，并以传承人个人姓名命名制作光盘进行传播或传习。设立专项资金，对学习非遗技艺的学生学费予以资助或减免，尤其对学习濒临灭绝非遗技艺的学生则给予全额资助或减免，加快培养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和接班人。
（6）加快营造尊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良好社会生态。各级政府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提升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政治上，应该大力推荐非遗传承人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让他们参政议政，为非遗保护代言发声；每年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表彰大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或参与支持非遗传承的其他个人进行隆重表彰，颁发非遗传承与保护突出贡献奖或“民间艺术家”荣誉称号。在经济上，对专职从事非遗保护传承人或其他个人，参照事业单位人员分级评定相应职务职称，对技艺精湛或有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应可享受相应的政府特殊津贴。在社会生活中，定期组织传承人开展活态展示、定期交流、技艺比赛等活动。通过报纸、网络、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开设非遗保护宣传专栏，大力宣传代表性传承人，大力宣传社会各界参与、支持非遗保护的行为，形成全社会的价值认知，使各级非遗传承人在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保障，社会上受认同，努力营造尊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一切参与支持者的良好社会生态，激发更多的青年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现在业内人士有这样一种看法：在未来，非遗将成为“软黄金”。因此，很多企业和资本也开始关注非遗，但“软黄金”如何形成，其核心还是要看这条路该怎么走。
《经济》记者翻看数据发现，以2016年的数据来看，浙江省的非遗数量位居中国各省份首位，其中有9类人类非遗项目，217项部级非遗项目，788项省级非遗项目。
5月初，记者到非遗市场化较有代表性的浙江省，走访了丽水市、龙泉市、青田市、温州市、绍兴市、杭州市的代表性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发现与之前走访的其他省份相比，浙江省的非遗呈现两极分化现象――有生命力的非遗发展越来越好，生命力较弱的非遗或将被淘汰。
规模化、产业化的背后
为什么有些非遗能被传承，后续不愁传承人，不愁市场？主要是现在的传承人就已经能在市场上得到认可，并且物质条件也很充裕，学徒们学这个觉得有盼头，未来是一片光明的。这才有了后续的规模化和产业化。
在青田市就是这样。记者来到青田，走到哪儿都能看到青田石雕，似乎每家每户都在做青田石雕。
青田石雕厂徐伟军告诉《经济》记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青田几乎都是做石雕，随便一家雕出来的石雕作品就能卖10万-20万元。”现在青田石雕厂的年产值能达到5亿元，这些年来，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外在的影响。
记者走进青田石雕厂，看到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在做石雕，虽然需要机器来把石头劈开，但雕工这些细节都是厂里的员工用圆规、2B铅笔等一点点在描绘。
“石雕的工艺都是采用传统工艺。”徐伟军说，石雕在青田的高校中设有专门的专业。每年都会有大学生愿意来学习石雕技艺，“他们的年薪基本在30万元。”
徐伟军是怎么让青田石雕厂一步步走向上述规模的呢？
13岁时，徐伟军与石雕结缘。19岁，他成立了石雕工作室，“从一个学徒、两个学徒……来建立自己的石雕创作团队。”23岁，他承接了青田一个石雕公司，并担任总经理，在此期间，他看明白了石雕行业的发展前景。30岁（2007年），他通过与中国银行、农村信用社合作，开设了首家青田县侨乡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为石雕提供质押担保服务，在行业内小有名气。2009年，他成立了石雕艺术馆。2012年，在政府帮助下，他把青田石雕厂成功转型为青田县石雕厂集团有限公司，“这是集石雕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是目前四大国石（寿山石、青田石、鸡血石、巴林石）中唯一一家集团公司。”
但徐伟军并未满足于此，他时刻保持危机感。2013年，他开始与中国民生银行、中国银行合作，到全国各地办展销会，并把石雕作为银行的一项理财产品，向大中城市推广。
对于石雕作品，徐伟军如数家珍。记者在现场看到，他的石雕作品造型大气，粗中见细，取色精巧，突出力强。很明显能感受到，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与现代审美的结合。
国内外知名的绍兴黄酒也是如此。不了解的人只知道绍兴黄酒很有名，但其背后的故事少被提及。现在绍兴有3家三足鼎立的黄酒企业，分别是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记者了解到，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主要是思维不断保持创新。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俞关松告诉《经济》记者：“我们在保持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努力顺应时展的需要。”
他们以包容的胸襟和宽大的格局建设了绍兴黄酒小镇，形成产业集聚和工业旅游为一体的空间。
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依托1976年浙江口岸开启的契机，成为以出口贸易为主的绍兴黄酒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其总资产已达9.4亿元，年出口量已超过7000吨，创汇1200万美元，占全国绍兴酒总出口量近半。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是秉承“非遗工艺不变，工具更新换代”的理念发展企业，并结合养生和定制，在黄酒市场站稳了自己的脚跟。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是黄酒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主要以民族产业振兴和黄酒文化传播为己任，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的传承基地。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非常重视产品质量，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冬季前后开始酿黄酒，“这是一年之中最好的酿酒时节，冬季绍兴鉴湖水体溶氧值高，水质清冽甘甜，水温低，水质稳定，变化幅度小，含杂菌较少。”绍兴黄酒传统酿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中国酿酒大师潘兴祥向记者解释说。
绍兴黄酒需要人才的时候，企业都自己想办法拓宽培养渠道和方式，比如采取“一帮一”师徒帮带的传统方式，邀请国内酿酒专家授课，借助专业院校委托培养，与科研院所合作，借用外脑来培养等。
此外，绍兴黄酒的酒瓶大部分都是用龙泉青瓷来盛装。青瓷和黄酒的结合，更能增加文化积淀和拉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
龙泉宝剑的“诉说”
“我们可以不要政府的补贴资金，但一定要争取更多的市场空间。”龙泉沈广隆剑铺第五代掌门沈州坦诚地告诉《经济》记者。
春秋战国时期欧冶子开创了铁剑的先河，之后出现了干将、莫邪等优秀铸剑师，此后各种民间铸剑技艺世代相传。浙江省龙泉市的龙泉宝剑就是这一脉传下来的。
明清时期，龙泉市就有各种艺人的剑铺。解放后1956年-1978年，龙泉成为宝剑生产小镇，并在1978年-2003年成立了国有的龙泉宝剑厂。2003年行业混乱，市场瓶颈难突破，该宝剑厂进行了改制。张叶胜买下了龙泉宝剑的商标使用权，直到现在，他一直是龙泉市宝剑厂有限公司的掌门人。沈州等其他几家宝剑厂的负责人也是从2003年之后分出来单干。
可以想见，当一个产品有刚需的时候，其比较容易发展。很明显，龙泉宝剑不属于此类产品，但其对人精神层面的支持是其他产品无法替代的。沈州忧心地告诉记者：“宝剑的销售主要在北京等一线城市，但平时北京会议较多，管制情况多有出现，好不容易接个单子，但运输成问题，这生意做起来确实不容易。”
这也是其他几个宝剑厂负责人的心里想法。他们还不约而同地表示，龙泉宝剑的传承发生了更为细分的变化。
张叶胜对此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他17岁开始做学徒，“以前龙泉宝剑培养的是全才，我们各种各样的宝剑都会做。而现在一个学徒只学一两样技艺。”
沈州也表示：“以前培养的是‘全能冠军’，现在培养的是‘单项选手’。”从企业的发展来看，没有必要培养“全能冠军”，而且这种好苗子很难找，出师时间也较长，“企业和学徒都拖不起。”
此外，张叶胜作为龙泉宝剑的商标持有人，他这些年仅龙泉宝剑的打假案件合起来就将近30起。而且这些年很明显感受到“宝剑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少”。现在公司的骨干主要靠40多岁的人，他预测“5-10年后会出现断档”。
尽管如此，张叶胜还是坚持着，“好在一直走中高端路线，效益还算可以。”实际上，张叶胜并不是为了用宝剑来赚钱，而是为了传播宝剑文化。他告诉记者，2003年-2009年，他一直在做市场铺垫、技艺传承等基础工作，那时候自己投入了1000多万元。2010年才开始有了一点效益。与此同时，他在宝剑厂旁边建立了龙泉宝剑工业旅游基地，“每年能吸引一些学生来参观、学习宝剑文化。”
在龙泉市，龙泉宝剑是当地的支柱性产业之一。龙泉宝剑的几个龙头企业起到带头作用，带动其他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当地政府也向记者表示：“每年龙泉宝剑相关的产业能给当地政府增加3000万左右的财政收入。”
谈及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沈州坦诚地说：“应该有选择性的保护，集中精力把有生命力的非遗做得更强更好，形成国粹，其他没有市场空间、对当代没有价值的非遗可以走进博物馆，以免资源浪费。”与资金相比，他们更需要空间。沈州希望“国家能够给出明确的规定，像刀剑类的产品运输到底应该怎么规范，支持什么样的刀剑在市面上流通等”。
瓯绣的困境与挣扎
在市场化浓厚的氛围中，并不是所有的非遗企业都能完成自己的自造血。这体现在浙江非遗的两极化非常严重。
客观来说，在记者走访的这些非遗项目中，温州市瓯绣遇到的问题比较大，面临的困境也比较急切。
瓯绣传承人施成权告诉记者，她曾带过20个学徒，但由于瓯绣的技法较为复杂，学会所需时间较长，其物质收入也无法满足现代年轻人的需求，这些学徒相继离开。
作为瓯绣世家的她，已经从事瓯绣有46年的时间，“对母亲来说，瓯绣就像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施成权的儿子王施告诉《经济》记者，她母亲不愿意瓯绣这门技艺就此消失，于是，她釉弊约荷肀咭磺锌梢远员的力量来帮助瓯绣传承和发展，包括她的丈夫、妹妹等。“她说服我继承瓯绣，希望我能设计出更多更好更新的瓯绣作品，为此我重新修读了艺术设计的大学课程。”王施说。
2015年，由王施设计、母子共同完成的瓯绣历史上第一张双面异色绣作品《荷墨》问世，“这张作品的问世让瓯绣的整体技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2017年，双面异色异样绣作品《王者雄风》两面的万兽之王雄狮问世，“这对瓯绣是历史性的突破，也表明只要用心就能创造出不一样的作品。”
与其他绣相比，瓯绣最大的特点是色彩鲜艳，绣出来的作品动感十足、栩栩如生。但就在收入这一项卡住了瓯绣发展的咽喉。施成权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一幅瓯绣能卖1万多元，但需要绣将近4个月。“这对于工薪阶层的消费者来说是有购买难度的。”
施成权也想明白了，与日用品结合，开发瓯绣衍生品系列是一条不错的路子。他们从小企业开始做或者寻找有瓯绣技艺的爱好者，一同开发了云裳新语系列瓯绣服饰、包包、书签等衍生品系列产品。
记者离开时，问施成权最需要得到什么帮助。施成权说：“人才是核心，但瓯绣技术难度较大，制作时间成本长，很多学习者的生活保障是最大的问题。”她希望政府能给予学习人员一定的经济补助，让学习的人安下心来学习瓯绣直至学艺完成，“我会无偿教他们。”
瓯绣最终能否市场化成功现在还未可知。但由此引发出来的思考是“到底什么样的非遗支持方式才更加好一些”。
浙江的“非遗观”
龙泉青瓷的大师们集中在一个大师园中，其中有以研究和恢复青瓷技艺为主、走收藏级路线的毛正聪大师，也有根据市场需求不断优化青瓷产品的大师。正因为研究与市场的结合，“目前龙泉市做青瓷的大大小小企业有100家，带动当地就业2万人。”龙泉市非遗中心负责人告诉《经济》记者。
毛正聪的儿子毛伟杰告诉记者，龙泉青瓷的核心工艺是原矿多元配置技术，其突出特点是釉色似玉，符合中国人崇玉文化的审美情趣与道德观。“但往往培养出一个在青瓷上有悟性的人至少需要十几年的时间，现在能静下心来做研究的人少。”
毛伟杰现在做的事情是找到龙泉青瓷更深一步的价值，为龙泉青瓷进一步发展做准备。“我们主要是恢复宋代以前的水平，尽力使龙泉窑的产品完整。”
龙泉青瓷本身价值的提升和工艺的突破，才是其他衍生品发展的基础，才有了以3D打印技术、机器替换人的方式来进行工业化生产的青瓷企业。
在浙江省，有像毛伟杰这样想法的人并不多。每当记者和他们谈到一件作品是否是非遗时，大家似乎才恍然发现“哦，这也是非遗”，但从其言谈举止、屋内的陈设等很少看到非遗的相关痕迹。
甚至在传承人补助这一项上，也表现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与其他省份不同的是，浙江省对省级以下的非遗传承人的补助有一个条件是“年满65岁”，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这条政策从2007年已经开始实行。
［关键词］池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状 思考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7－0066－02
一、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概况
（一）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自然因素
池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元化格局，中原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和佛文化对池州为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了深刻影响。俗语“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是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鲜明的真实写照。历史上陶渊明、李白、杜牧、坡、王安石、朱熹、包拯、岳飞等文坛巨擘、哲人政要曾游历池州，留下许多宝贵的文化瑰宝。傩文化、戏文化、歌文化、民俗文化等交相辉映，构成了池州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使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格外丰富、厚重。
（二）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根据池州市文化局的普查结果来看，目前池州市被录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4项，占我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目的6.67%。17项入选省级非遗名录，占我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的6.23%。公布了29个市级非遗项目，85个县（区）级非遗项目，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四级名录体系基本建立。
（三）池州在非遗保护传承方面的努力
1.抓紧抢修，加强了基础保护
近年来，池州市积极指导、扶持和帮助农民自觉地传承非物质。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修，各级政府，文化部门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保证抢修的顺利进行。目前，池州市政府正在制定《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中管理的实施细则，对“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进行了细化分解。
2.成功申报了一大批非遗项目和继承人
成功申报了一批部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传承人（部级4项、传承人3人，省级17项、传承人19人）。落实了部级、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补贴。还积极申请了部分部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有利于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保护与传承。
3.积极完善了文化设施建设
一是规划建设池州傩戏传习所、青阳腔传习馆等“非遗”场馆，成立了池州市民歌研究会、青阳腔专业剧团、农民傩戏演出队等保护、研究、传承组织。青阳县在县文化馆专门开辟了特色鲜明的非遗展厅。贵池区墩上街道创办了罗城民歌学校，供村民娱乐传习。二是池州市文化馆、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三馆一中心”正在投入建造中，预计改造费用将近两千多万元，添置的基础设施费用大约546.8万元。其中文化馆部分占地4000平方米，设备投资115.05万元。
4.围绕“非遗”保护为主题，加大了推介、宣传力度
一是以展览、演出、印发宣传手册等形式，组织开展了围绕以“中国文化遗产日”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二是组织交流学习，积极配合中央电视台的《华夏文明》栏目、中国教育电视台《地方文化》栏目和韩国、澳大利亚以及香港等采访团对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现场报道，这些举措加大了池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
二、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工作难以落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项长期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具有工作量大、涉及知识面广等特点。其丰富的内涵需要从业人员具有优秀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的运用能力，以及爱岗敬业和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如果没有专业人才做支撑，工作只能流于表面。纵观“非遗”保护领导小组成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只有4个人的学历背景与非遗专业有关，其他均为美术专业、人类学等专业。我们亟需的人才是既有一定非遗理论基础、又有实践调研能力的人。
（二）保障机制尚未建立健全
经费是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前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普查到挖掘提炼，从人员培训到资料整理，从保护规划到发展利用，都需要资金作支撑。虽然池州市政府仅在“非遗”普查工作中就投入了八万余元，但这远远不够。后续工作保护经费不能及时跟进，很难保证非遗保护工作有效开展，需要政府加大经费的投入。因池州市财力十分紧张，导致市、县级非遗传承人仍存在补助不能及时兑现，组织开展活动经费保障压力较大。
（三）群众尚缺乏意识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问题，我们随机对200人发放了问卷调查。根据发放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有24.7%的受访者表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太了解”，其中61.2%表示“了解一点”，仅有9.7%的人“非常了解”，还有4.4%的人“完全不了解”。而在随机的口头采访中，许多民众都知道池州市的一些重点文化建设保护工作，但却不知道它们属于“非遗”内容。群众意识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一）加强人才培养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专业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是“非遗”保护工作的关键。要做到，第一，在扎实理论基础和文化专业素养上，提高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第二，加大资金投入，建立人才保障制度。政府应加大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落实人才优惠政策和资金保障，鼓励学生从事相关工作和专业的学习。第三，发挥学校的教育资源，设立“非遗”相关课程的学习，对学生们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承担起传承和保护的使命。
（二）完善保障机制
政府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有了资金的投入，才有切实的保障。一方面，政府本身要尽早落实资金保障机制，加大资金投入，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投资，成立专门机构对外筹集资金。呼吁社会各界来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后，政府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开发，充分发挥它的经济价值和消费价值，将收入再注入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去，达到良性循环。
（三）鼓励民众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财富，除了政府的保护外，相关工作单位还要用媒体、电视、网路、报刊等多种资源加强宣传和报道。鼓励地方政府及民间团队积极举办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和演出活动，唤起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关注，使其理解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待和开发，全民学习，深入到课堂，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权利并不仅仅在少数人的手中，大众传承更有利于对古老文化进行保护。
（四）不断推陈出新
池州的中原文化，有天下大同的文化气度，主张天人合一，具有很大的兼容性。要实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九华金地藏的佛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池州九华山佛文化。这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利于我们的传承和保护。而吴楚内容多鬼神，巫风盛炽，想象奇特。祭祀中多有歌、舞、乐伴随，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均有此特色。对于这类文化，我们形式上可以传习，但是对于他们的原始作用我们在传承的时候就要有所改变。
【参考文献】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对策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卷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情趣，展现了中华民族永不枯竭的创造力，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我国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明确的定义：“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通过对苍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欣赏和理解，可以领略苍南地方民间文化精华。由此，应对苍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一、苍南县文化概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回顾
苍南县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个县，有“浙江南大门”之美称。县境介于北纬27°10′至27°41′、东经120°7′至121°7′之间。东南宽80公里，南北长51公里，海岸线长168.8公里。总面积1261.08平方公里。东(东南)濒临东海，西邻泰顺县，西南毗连福建省福鼎县，北与平阳县、西北与文成县接壤。境内有山脉、丘陵、平原、河流、岛屿、滩涂等复杂的地貌类型，兼具山海之利，物产十分丰富。
苍南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即有先人在此繁衍生息，唐宋时人才辈出、文明彰显，现较好保存着赤溪五洞桥、广福寺双塔、金乡卫城、蒲壮所城等诸多名胜古迹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甑、宋代的青瓷莲花瓣纹瓶等珍贵文物，以及夹缬印染、布袋戏、八仙戏等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县开展民间艺术“十大集成”工作，收集整理大量的民间音乐、舞蹈、曲艺等作品，编印《苍南民间音乐集成》，出版《浙江苍南县正一道教普度科范》《浙南民间民俗音乐选编》等。在全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浪潮的推动下，苍南县近年来积极响应号召，在保护本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并配合社会各界为打造和谐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
苍南党政领导在国内外重视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大背景下，开始把民族文化的保护纳入重要工作的范畴。政府办公室相继出台有关办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规范化。2005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县政府下发了《苍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了对保护苍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提出苍南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目标和方针，并对如何建立有苍南县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做了重要阐述。该《意见》成为了苍南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方针，有效指导了各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2005年以来，苍南县文化部门大力开展民族民间艺术普查工作，按“不漏村居、不漏种类、不漏项目”的要求，对全县民族民间造型、表演艺术及民俗活动进行深入排摸，整理出富有民族民间艺术特色的项目32项，较为全面地了解各类民间艺术的形式、内涵、种类、项目和相关的人文背景，理清各乡镇的民间艺术资源的分布情况，运用录像、录音、图片等视觉和听觉形象的配置，较好地记录和保存民族民间艺术的原始形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规范的档案资料，并落实有关可行的保护措施。项目共32项，其中造型艺术20项、表演艺术10项、民俗活动2项。经过细致的比较、提炼，在梳理、整合、取舍过程中，理出文化艺术特点突兀的7个重要项目：苍南夹缬、苍南布袋戏、苍南渔鼓、苍南矾塑、苍南八仙戏、点色剪纸、蒲城拔五更。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法规宣传教育不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2007年5月25日，浙江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从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但社会各界对此知之甚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大多数单位和部门未将此项列入议事日程，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化部门的“一家之事”，不知道这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共同职责，没有在全县上下形成共识，没有在全社会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力。
(二)保护机制不完备，专业队伍人才缺乏。全县保护工作刚刚起步，组织机构不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和保护体系尚未真正建立，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规划至今未制定出台，而现有的工作机制不能适应保护工作“综合性、多部门协作性、专业性、广泛性、长期性”的要求。缺少一支挖掘、整理、研究的专业人才队伍，乡、镇没有专职工作人员，日常普查工作只能临时找人帮忙，其它工作无暇顾及，无力应对。
(三)保护经费难以保障，技术装备严重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没有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政府也没有设立普查、发掘、整理、征集、抢救、补助、展演、宣传、培训等专项资金。临时申请的工作经费，常常不能及时足额到位，缺少正常办公经费和技术装备。许多失去市场支撑而又缺乏开发利用潜力的传统绝技，缺少持续的保护经费投入。
关 键 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4）01-0071-03
依据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次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广义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活态”传统技能或经验，涉及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并世代相传的，除物质形态以外的多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与表演艺术，礼仪、节庆等民俗活动，口头传诵的民间传统文学等。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以37项的成绩成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河北省有其悠久的历史根基与厚重的文化底蕴，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何将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并有效传承下去，是我们当代人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
一、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状况
河北省位于华北平原的腹心之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自古有“燕赵多有慷慨悲歌之士”之称。历代勤劳善良的燕赵儿女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 同时也留下了大量门类齐全、形态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享有“农耕社会图解大全”之美誉的武强年画，风行一方的井陉拉花，享誉中外的曲阳石雕，还如吴桥杂技、沧州武术、蔚县剪纸、永年吹歌、衡水内画、西河大鼓、河北梆子、徐水狮舞、女娲祭典、耿村故事、磁州窑烧制工艺等民间传统技艺， 无一不浸透着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 这些凝聚了深厚河北地域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展现燕赵文化魅力的平台，也是沟通世界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桥梁， 更是维系人民群众精神与情感的纽带， 为文化遗产的薪火传承做出了突出贡献。
据统计， 截至2013年底， 河北省有五批共计600多个项目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河北省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在相关部门与广大文化工作者的支持配合下，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健全组织体系。成立了以主管副省长为组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等多部门领导为成员的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专业指导与项目经费支持。此外，建立了省、市各级民族民间文化研究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等组织机构与工作部门，并通过微博、 网站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方式，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普查等常规工作数字化。
第二，名录制度与政策保障并行。当前河北省已初步形成部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为继承和弘扬河北省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收藏，河北省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资料和实物征集与管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有效的政策保障。
第三，成果展示与交流。2008年起至今，河北省已成功举办六届河北省民俗文化节。为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中专院校的传播，命名包括河北大学在内的10所大中专院校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基地，旨在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选取包括乐亭县“河北省刘美实业有限公司”在内的17家单位为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序传承与合理利用。为使更多更优秀的传统文化活跃在舞台上，河北省定期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内外展演活动，让广大群众了解、喜爱传统民间艺术，从而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强大合力。
二、国内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验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比如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深刻；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受到“洋文化”的冲击正在悄然流失；传统技艺手工业者产出较少，收入下降等。应积极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促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深入开展。
第一，政府倡导，全民参与。俄罗斯具有鲜明民族气质的传统文学、美术、音乐、戏剧源远流长，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技艺精湛的马戏表演艺术，精美的民族编织手工艺，特别是极具传统风情的套娃工艺品等木制品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政府积极鼓励民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设立“国家文化遗产特别基金会”， 以奖励在文化传承方面做出贡献的人士，加强国民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意识。俄罗斯文化部与媒体设立青年文艺中心，定期免费对青少年普及民族工艺知识与培训。
第二，迈出国门，走向国际。“翡翠岛国”爱尔兰，处处弥漫着艺术气息，从手工羊毛制品的编织到凯尔特民族音乐的传唱， 无一不成为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缩影。为了弘扬爱尔兰民族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政府到国民都非常重视寻求与世界沟通的途径， 将素有民族史诗之称的《大河之舞》搬上了世界舞台，全球巡演一万余场，成功突破了全球化与现代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禁锢的瓶颈， 使传统的民族舞蹈焕发出新的活力。
第三，产业带头，学研共赴。浙江省为了攻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过程中的难题， 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产业化之路， 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案。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科学开发与合理利用，划拨专项经费，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运作的双向互动和良性循环。同时，加强民俗文化学术交流，创建“立体化、综合性、学术型”的文化遗产传承模式。在庆祝传统节日的同时，开展民俗文化研究、学术讲座等活动，由公众、学术团体、院校、博物馆等机构共同完成，从而为促进传统技艺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智力支持。
第四，开展普查，人才为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 是奠定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基础。 近年来， 蒙古政府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普查与全面普查相结合，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分布状况，出台了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以人为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核心。 陕西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之契机， 建立民间艺人数据库， 记录其姓名、住址、年龄、所学技艺、取得成果及传承状态等信息。印度政府成立传承人基金会，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视为“国宝级大师”，授予荣誉称号，并注册认定。 无论是工艺技术的传承者还是表演技艺的传承者，都能获得国家专款艺术津贴资助。此外，印度中央邦、 北方邦等各邦政府也出台了相关保护非物质文化的制度， 规定各级代表性传承人至少带五个徒弟，并定期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开放日，向民众宣讲工艺的制作过程或表演。
三、 强化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政策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应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之路，即以人为本，以保促传，以新代旧，以动换静。具体包括：
第一，掌握传统技艺的手工艺者信息是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核心。 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而丰富着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重视民俗文化创造者、持守者和继承者的主体性，关心他们的现实境遇与要求， 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的关键。通过建立“部级工匠大师”制度，明确传统手工艺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掌握能力和传承责任，促进其对产品的不断创新、创造的能力。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专门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涉及的项目应包括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民间文学、传统舞蹈等方面，广泛吸纳对传统艺术感兴趣的青年人，并从中培养、挖掘继承人。
第二，对传统技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传承的根本和基础，通过保护工作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针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和规律，采用合适的保护方式和手段。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处于濒危状态和传承困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抢救性保护，记录、拍摄、整理、保存、建档，建立有效的传承机制，力争保存、保护好这些代表民族历史记忆的文化遗产；以生产性方式保护具有可生产性质和经济效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具体的生产实践活动得以传承和保护；以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对传统文化积淀丰厚、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设定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建立整体保护的思路和理念。
第三，创新传统手工艺产品，增加民族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在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合理引进现代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观念。在坚守传统的同时，设计研发具有流行气息和时尚感的产品，赢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与喜爱，提升“老”产品的“新”活力。以河北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州白瓷”为例，定窑瓷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独具一格，生动自然，有浅浮雕之美，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定瓷经典之作莫过于“孩儿枕”。造型为一俯卧的儿童，双臂抱拢，枕于头下，双足拱起。以儿童俯卧形成的弯曲下凹的背部为枕面，构思巧妙，细腻传神，把稚气未脱的童子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惹人爱怜。而今打造出许多小巧玲珑的“孩儿枕”产品，方便携带，是远销海内外的馈赠佳品。
第四，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应树立动态的、立体的传承理念。以各地传统节日的活动，如庙会、赶集、汇演为契机，展示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民族文化魅力， 使观众在欣赏各种技艺的展示和表演的同时感受传统、继承民俗。以资源所在区域为重点建立产业园开发区，组织规模加工，积极拓展全省乃至海内外市场，打造“泛华北民间手工艺圈”，发挥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 创建影响国内外的民间手工艺制作和销售产业中心。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造福子孙的巨大工程，应大力推进保护传承方式创新，加大生产性保护工作力度，将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促进河北省传统民间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Abet，P A. Planning and Building the Infrastructure for Technological Entrepreneurship[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2（7）：129-139.
[2]陈淳. 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视野[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122-129.
[3]黄宏智. 历史街区价值认识评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资助街区保护实践研究[M].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03.
[4]陶伟. 世界遗产中古城研究方法与内容初探[J]. 地理研究，2002，21（2）：210-218.
[5]许力生. 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 （5）：17-20.
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现象：
中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文化的国家之一，中国本身也拥有着众多的传统文化，但是随着中国历史长河的起起伏伏，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沉浮。中国的传统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主要是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或者是人类文化遗址，例如秦兵马俑和故宫，另一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例如中国的书法、中国的剪纸以及中国特有的呼麦技艺等。但是随着高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青少年对潮流的追捧心理，导致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面临着消失的境地，使得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传面临着没有人去欣赏甚至是没有人去学习这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相关文化保护部门应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思想政治工作。
2、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
2.1有利于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是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发展与交流的媒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往往都是掌握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与实质内容的人，所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将他们的这些优秀技艺传承给下一代传承人，通过一代又一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的不断传承，有利于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同时也有利于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断奔涌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健康发展下去。
2.2有利于相关非物质文化的创新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是学习与掌握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精髓的人，所以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充分了解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并且他们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缺点了解透彻，所以相关文化保护部门应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加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紧跟时代的步伐，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去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不适合现展的东西，加入当代所需要的一些因素，。所以说加强相关文化保护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更有利于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的延伸与发展。
2.3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是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关键之一。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象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代表着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许多中国古代的色彩，导致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受众面小，不利于人们广泛的、大面积的进行学习，所以加强相关文化保护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的人数，从而扩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面，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大家广泛的接受，同时也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加强针对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3、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方式：
3.1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创新思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应该加强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创新思想，使其做到“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在原有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入相关的现代因素，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时俱进，同时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的适应现代的发展，进一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3.2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持续发展思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与发展全部是靠一代又一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薪火相传，所以应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持续发展思想，让这些传承人充分了解到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可以进一步认真培养下一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样才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发展。
3.3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播思想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的长河中保留下来已经是非常不易的事件，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面小，不容易被大家广泛的接受，所以应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播思想。例如少林寺作为第一批入选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员，少林寺的代表性传承人利用现代的多媒体技术，以少林寺为背景，拍摄了多部有关少林寺的电影和电视剧，并且通过旅游景点的方式来宣传少林寺，从而加强少林寺的文化传承。
2006年6月2日，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同德化瓷烧制技艺、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等89项传统手工技艺共同“金榜题名”于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上，是首个入围部级“非遗”名录的茶(凉茶是非茶之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茶)。从此，拥有双“世遗”的武夷山，又多了张“非遗”的新名片。在《名录》出炉的当年，“非遗”一词就蹿红网络，成为网络热门词语之一。同时，在政府、媒体、学者和企业等各方的推波助澜下，这种“热”也从“线上”波及到“线下”，各地风风火火地开展“非遗”项目发掘与申报工作。因而，在2008年6月14日公布的第二批《名录》中，西湖龙井、铁观音、祁门红茶、大益茶等几乎涵盖六大茶类的13只名茶制作技艺一举入围，较之首批武夷岩茶的“孤芳自赏”，大有“井喷”之势。继之，福鼎白茶与安吉白茶鼓其余波，列入第三批《名录》的推荐项目。此外，列入全国各级行政区划“非遗”保护名录的制茶技艺更是数不胜数，“申遗”热还在持续升温。
有学者认为：“申遗”不啻为国人的文化寻根寻源之举，是对灿烂文明的追忆。“申遗”热的出现，则反映了正处于经济发展快车道上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自觉”的抬头。然而，在这此起彼伏的“申遗”热潮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如过度开发、商业味过浓等问题。同时，来自业界内外的质疑声也不绝于耳……针对种种不同的观点，本期的“观茶论”则为读者全方位解读中国茶界的这股“申遗”热。
制茶技艺何以榜上有名?
中国人植茶、制茶、饮茶历史上千年，茶叶在历史上长期是连接中国与东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产品和文化纽带。可以说，茶不仅彰显着特定的历史、区域或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晶，甚至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因此，承认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的重要地位，保护中国茶传统制作工艺，意义非凡。
至于如何承认和保护?“申遗”便是途径之一。近年来茶业发展迅猛，为了提升茶叶的生产效率和满足市场需求，越来越多的茶企使用机械制茶，久而久之传统的制茶技艺开始被人遗忘甚至濒临消失。申报“非遗”是把那些有价值、有文化背景和历史沉淀的制茶工艺记录和保护起来，由此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期待传统文化的回归。
大红袍
武夷山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全国茶文化艺术之乡，拥有适宜茶叶生长的气候、土壤和自然环境。武夷岩茶(大红袍)为国家原产地域保护产品，分布在武夷山市的10个乡镇，面积达10万亩。其传统制作技艺及习俗主要分布在星村、兴田、洋庄、吴屯等乡镇。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工艺流程共有10道工序，即采摘、萎凋、做青、双炒双揉、初焙、扬簸晾索以及拣剔、复焙、团包和补火等。武夷岩茶(大红袍)既有绿茶的清香、红茶的甘醇，又独具“岩骨花香”的乌龙茶神韵。
大红袍的传统制作技艺萌芽于16世纪，茶农在漫长的制茶过程中总结创造出独特的手工制作工艺，全凭人工实践经验、现场感觉来进行手工操作，是现代机械无法完整替代的。大红袍属于半发酵茶，与其他茶类相比，制作工艺更加繁杂，每道工序对茶的品质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需要特别讲究。
大红袍手工制茶技艺的非物质文化内涵，重点在于其不可复制性，如“看青做青，看天做青”、“两晒两晾”、“低温久烘”等，这些技艺依赖于大红袍独特的生长环境与原料的地域性，与武夷山脉地理地貌、以及特殊的土性是分不开的，在武夷山区域外无法应用。
在武夷山，从事茶叶生产制作的人口约有4万，其中，栽种制作“大红袍”的只占到百分之六七，大约不到3000人。而且大红袍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需要长年累月经验的积累和几十年如一日的恒心，年轻人大都不愿尝试。现在传统大红袍的一线制茶工人多在60岁上下，面临着断代的危险，这也是大红袍制作技艺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益茶
大益茶的制作工艺独特之处在于：勐海茶厂每年都要采购大量毛茶，然后储存起来，一两年后再使用。尽管这么做对企业的资金积压很大，但用陈年毛料制作普洱茶，品质能得到很好的保证。勐海茶厂对毛料的选择相当严格，仓库里的茶叶按200多个级别堆放的，每个茶山的茶叶按10级分级堆放，10个茶山的茶就要分1D0堆，而且详细记录了茶叶的信息，便于日后查找。
除此之外，大益的发酵工艺也是一绝。这除了和勐海当地的气候条件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经过几十年的沉淀，茶厂酵池的微生物组成已近乎完美，经验丰富的发酵师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级别的茶叶进行控湿控温，有效适时地翻堆、解块，恰到好处地掌握发酵的熟度。
另外，拼配也是大益的成功之处。每个单一茶青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而根据各个茶叶品种的特点进行合理的组合，取长补短，可以弥补单一茶青滋味变化不够丰富的问题，而且有效地将各个茶叶品种的优点尽情展示出来。
普洱贡茶
清雍正七年(1729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在普洱府宁洱县建立了贡茶茶厂，采摘普洱困鹿山皇家茶园中的女儿茶，制成团茶、散茶和茶膏，敬贡朝廷。史料记载：普洱茶成团，有大中小3种。大者一团5斤，如人头式，称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普洱金瓜贡茶，是现存的陈年普洱茶中的绝品，被称之为“普洱茶太上皇”。现今真品仅有两沱，分别保存于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与北京故宫博物院。
制人头贡茶的茶叶，据传均由未婚少女采摘，且都是一级的芽茶。采下的芽茶一般先放之于少女怀中，积到一定数量，才取出放到竹篓里。这种芽茶，经长期存放，会转变成金黄色。所以人头贡茶亦称“金瓜贡茶”或“金瓜人头贡茶”。
普洱贡茶因为独特的原料优势和制作技术，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制作形式，现代的普洱贡茶的制作技艺其实是中断后重新恢复和创新的。1840年之后，由于历史原因，贡茶的制作就已经渐渐隐退在历史的硝烟中。至今，作为进献的贡茶已经不再制作，而现在坊间传闻的贡茶制作技艺，是经过后人改良的。
普洱茶的制作，约定俗成为相对固定的4个程式，分别是祭祀茶神、原料采选、杀青揉晒、蒸压成形。普洱贡茶的第八代传人李兴昌是掌握贡茶制作技艺的极少数人之一，尽管他已经收了几个徒弟，但李兴昌仍然希望儿子能够把自己的独门手艺传承下去。李兴昌坦言：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不应只着眼于获得名号本身，其意义更应该落实在抢救和保护上。
千两茶
“千两茶”，即花卷茶，历史上是安化边江刘姓家庭不外传的神秘产品，是安化独有的历史传统产品，也是中
国茶文化的宝贵遗产，被誉为“世界茶王”。
据史料记载：千两茶最早出现在清道光年间，至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独特，系纯手工制作。采用新鲜篾片制成花格篾篓箍严，包装与成型同步进行，前后有30多道工序，只有得先人真传，技艺精湛的踩制师傅才能主持制作。通常由一班身强力壮的男子进行踩制，配上粗犷有力的调子，只进不退、只紧不松，有“千两茶浸水七年茶心不湿”之说。产品成型后，需置于凉架上，经夏秋季节49天左右的日晒夜露，自然发酵、干燥，吸天地之精华、集日月之雨露，历时越久，品质更佳。
“非遗”背后的那些事儿
自从制茶技艺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那些“传承人”、“纯手工”、“传统工艺”等字眼频繁走进人们的视线，越来越多的传统制茶技艺正在逐步走向回归。
事物总是有两面性，也有人对制茶技艺印上“非遗”名片提出质疑，更是对跟风进行后续申报的行为进行批驳。而“商品”和“非遗”之间又该如何平衡?看来，“非遗”、“申遗”的背后还有很多事儿……
传统制茶技艺正在回归
2010年8月，福州市农业局为了找寻福州茉莉花茶的传承人，呼唤传统花茶制茶工艺的回归，特别策划主办了一场福州茉莉花茶工艺传承大赛。茉莉花茶属于福州当地的传统茶类，大多数老福州人的成长记忆中都充满着茉莉花茶的馨香。大赛的消息一公布，马上引起广泛的关注，不仅关注大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重新拾起这门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手艺，让当地人感到欣喜和感动。
来报名参加比赛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在茶厂工作过的老茶师，也有是从小看着父辈做茶长大，耳濡目染了制茶手艺，抱着一份参与和见证的心情参赛。在报名现场，有一位名叫陈光富的茶师已经从事茉莉花茶制作20多年了，他告诉记者，一直希望能把自己的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他还特别透露了他的杀手锏，“我擅长害花，这也是多年工作的经验积累。什么时间的花，什么样的茶坯，决定下多大的花量；单害还是连害，也决定下花量的不同和起花的方法和时间。我学做茶那会儿，厂里的条件好，已经有机器了，当时只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傅还用纯手工的做法在做。机器和传统手工做出来的茶在口感和香气上有挺大的差距，要做精品茶还是需要手工，手工做出来的茉莉花茶才有其特有的冰糖香。”国家茶叶质检中心名誉主任骆少君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福州茉莉花茶界不乏人才，这次选出来的6位传统工艺传承大师就是制作福州茉莉花茶的状元。我一直都说不只是茶，中国的很多传统手工都要传承下去，不能断掉，所有从事这些行业的能工巧匠都应该得到尊重。福州茉莉花茶曾经很辉煌，现在能恢复到这样的水平实属不易，我为此感到高兴。”
“福州茉莉花茶，历史上曾名噪一时，如今它却濒临着制作技艺失传和制茶技术人才断层的危险。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有着千年历史的福州茉莉花茶制作工艺得到有效地保护并传承下去。福州市农业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据介绍，福州茉莉花茶制作工艺与目前国内其它地方的茶制作工艺迥异。根据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工艺要求，窨制花茶需要“四害一提”以上，高档的福州茉莉花茶要经过“六窨一提”甚至“九害一提”后才可出厂。如此复杂的工艺掌握起来难度相当大。此前陈师傅提到的冰糖香也是作为福州茉莉花茶特征和品质的评判标准。目前，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工艺已被列入市级‘非遗’名录，相关方面正组织力量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争取将它列入部级‘非遗’名录。”
茶王赛也是茶师技艺较量的比赛。顶级好茶非机械之力所能成就，必须凭借茶师们实实在在的手上工夫。第八届中国(福州)安溪铁观音茶王赛结束后第二天，记者约见了茶王赛的组织者、福州市泉州商会安溪茶叶分会秘书长王桂林先生。落坐后，王先生拿两款茶叶供我们品尝，其中一款是莲苑茶叶公司的茶，这茶在茶王赛上过五关斩六将获得韵香组别的冠军；另一款则是普通的市价200元／斤的铁观音茶。品尝过之后，无论从外形、香气、滋味上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王桂林介绍说：安溪铁观音的制作技艺积淀了茶农几百年的智慧，无法完全用现代机械模式套用。顶尖的好茶一定需要从传统工艺上去把握每一个细节。
好的铁观音茶要有明显的兰花香，且汤水柔顺，回甘持久，有喉韵。我手中的这款冠军茶是参赛者寄来的茶样，不予定价，专门赠人品评，如果要定价也要上万元1斤吧。导致如此悬殊的价格差异，虽有茶树生长环境自身的影响，后期加工却是最主要的因素。
莲苑茶业有一位姓高的师傅是炭焙茶的高手，此次的茶王正是出自这位高师傅之手。今年约莫50岁、貌不惊人的高师傅出生于安溪制茶世家，自小与茶打交道，拥有30多年的炭焙经验。他将炭焙繁杂的工序概括为“玩火”和“闻味”两个环节。简单地说，就是从茶的味道判断出焙茶时间的长短和火势的大小。炭焙要常翻拌，至于如何掌握翻的时间，全靠高师傅一张鼻子。据莲苑茶叶公司的技术总监张先生介绍说：
“炭焙不仅耗时费力，又需专业性和经验，是一种不容易控制的茶叶烘焙方式。因此，它已随着现代电焙炉的出现而消失。但近年来，随着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的回归，和养身观念的改变，一度消失的炭焙茶重新出现在大众面前。”
第八届中国(福州)安溪铁观音茶王赛上，青香组和浓香组的茶王分别由天马山茶业和帝菀茶业获得。天马山茶业的林彩桦是本次比赛最年轻的女茶王。她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制茶中机器无法取代的环节是做青。摇青与摊置相间进行，合称做青。做青技术性高，灵活性强，是决定毛茶品质优劣的关键，有长期经验累积的制茶师，才能感受得到茶叶特有的生命气息。在摇青一静置的往返过程中，需要闻青、看青，来决定轻重和次数以及下一步的炒青。对此，帝菀茶业的陈历生也有着同样的体会：许多人觉得这些工序都很简单，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制茶过程中，每一个小细节都要做到恰到好处，而且小细节的处理是机械无法替代的。
“申遗”的误区
“非遗”从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古代农业社会流传至今，在展示其非凡魅力和顽强生命力的同时，也表现出“脆弱”的一面：在商品经济时代，商业运作无孔不入，
“非遗”自然也就很容易成为一些政府、商业集团赚钱敛财的“摇钱树”。因此，当某个“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榜上有名时，除了赢来欢呼与掌声之外，还会受来自商业社会的觊觎。就以民俗类的“非遗”项目为例，一些以民俗风情表演为卖点的旅游项目，常常扯着“非遗”的幌子向游客兜售纪念品，甚至咄咄逼人地让游客掏钱，令人十分反感，导致原汁原味的“非遗”因沾染了铜臭而变味。
“‘非遗’本身不是也不可能是商品。产生于农业社会的‘非遗’，它是属于文化，并无商品属性，只有通过特定的载体，它才具有商品的属性。就像茶和制茶技艺，茶是制茶技艺的载体，二者是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非遗’保护是公益性质的，政府“申遗”成功
后，就应投入人财物去保护，而非颠倒本末倒置，变成商业运作的工具。”福建省文化厅社文非遗处梁祥霖说。由此看来，上述现象的存在，究其根源，就在于人们对“非遗”的误读，混淆了文化与经济特有的内在属性。安徽农业大学茶业系詹罗九教授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申遗”是文化事业，而非文化产业。文化归文化，经济归经济，文化不是经济的奴仆，不能被经济所践踏。
不可否认，“申遗”热之所以会形成风起潮涌之势，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和不少地方政府将“申遗”成功与否与政绩相挂钩有关联的。“这种带有功利心的‘申遗’在各地、各行各业中都普遍存在。”梁祥霖如是说。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事例：在承担国家项目――中国乌龙茶传统制作技艺申请联合国人类“非遗”的过程中，因为地方领导过份注重当地的品牌，而一时难以统一多个地方的思想认识，从而延误了申报工作的进程。从这个事例中不难看出，追求政绩、追求影响(品牌效应)，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申遗”的出发点之一。若照此方式申请，那就应该是×××制作工艺，而不是中国乌龙茶制作工艺了!它的内涵、外延和属性都将被大大压缩，与既定的目标南辕北辙。
“非遗”“政治化”的另一种倾向亦不可轻视，例如，列入《名录》的传统节日或特色节日，由于政府的介入，原本应由民间主持操办的活动就变成由政府导演的一场文化活动，变成了某地政府的形象工程。政府的支持固然不可或缺，但来自于民间的“非遗”仍然要回到民间，政府在“非遗”保护中只能是扮演“协调者”或“合作者”的角色，而非“主导者”。
在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申遗”热潮中，各级政府不辞辛劳地发掘本地的“非遗”，然后一级一级地向上申报，都希冀能在《名录》中占有一席之地。一些地方政府几乎是为“申遗”而“申遗”，他们看中的只是“非遗”的“名”而忽略了它的“实”，错误地以为，只要进入《名录》就算完成任务了，获批“非遗”后就没有了下文，甚至将其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总理曾指出：“非遗”之所以能传下来、千古不绝就在于它有灵魂、有精神。灵魂和精神就是“非遗”的内涵，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形式只不过是个躯壳罢了。“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好“非遗”的内涵，传承民族文化的文脉。为此，梁祥霖很形象地举例说：武夷山正因它有自然风光，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获得“双世遗”。而诸如影视基地、人造公园之类的人造景却很少能长久地保留或闻名，其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拥有内涵。如是观之，“申遗”“重外轻内”的倾向实为荒谬之举。
正解“申遗”
制茶技艺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之后的那些事儿，有好的现象，也有出现误区。而为了让这项悠久的传统技艺能代代相传，继续为人类造福，“中遗”者和传承人十分有必要拨开“云雾”，认清摆在眼前的首要问题：“非遗”究竟是要保护什么?
拨开“云雾”
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与矛盾是世界性的难题，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指南》中也感喟道：“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形式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并受到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影响。”如此看来，不遗余力地保护“非遗”是全人类的当务之急，而就茶业而言，亟需保护的“非遗”正是传统的制茶技
传统制茶技艺的每一道工序是由劳动人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经验总结，其传承需要回归落实到人。就此，詹罗九教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地解构：“所谓遗产，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沿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文化包含精神、制度(行为规范)、物质三个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中，精神层面是占主导地位的。制度的灵魂在精神，物质是精神的载体，是人思想、思维的具体化。什么人创设了什么制度，发明了什么技艺，制造了什么茶品，都是人的思想和思维起主导作用。”因此，“人化”的文化是“非遗”的精神财富，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本质。
事实上，以人为本的“非遗”保护根本性原则在“非遗”传承人的评审上就能看出一点端倪。据梁祥霖介绍：在评审“非遗”传承人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在呈递申报材料时，经常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和错误观念。有人认为，传承人要有学历、要有职称或者要获过什么奖。其实不然，我们评审认定传承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他身上是否拥有独特技艺，且这技艺是否正宗并具有代表性。梁祥霖在参与评审中医“非遗”传承人时，曾遇到一名医生的质问：“我是医学博士，还是主任医师，资历、学历都比他(坐堂中医)来得高，为何他被认定为传承人，而我却不行?”对于这名医生的不解，梁祥霖直截了当地回复道：“就西医而言，你的水平可能要比他高得多，但是中医不见得你会比他更精通。评审传承人不是评职称、评学科带头人，更不是评模范、评先进。我们不看资历、不看文化程度，而是要看你身上是否拥有‘非遗’的技艺。”
“非物质”的制茶技术经过人类的智慧和行为作用于“物质”的茶，形成了花色各异的茶叶品种，同时也因融入了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而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饮茶文化，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茶艺、茶俗，抽象表现形式则为茶道。人们在着手保护传统制茶技艺的同时，还要保护表现为泡饮方式、饮茶习惯的“茶道”，如潮州功夫茶艺、径山茶宴的“非遗”保护就可以借鉴。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福鼎白茶、福州茉莉花茶都和它们诞生的地域文化密切相关，使得这些地方的饮茶方式、饮茶茶俗也不尽相同。
针对福建各名茶茶艺的发掘现状，梁祥霖坦言：目前福建茶艺存在趋同性，而且对表演性的注重超过了其内涵的挖掘，譬如说，岩茶茶艺和铁观音茶艺都有十八道程序，几乎都有“韩信点兵”、“关公巡城”，或者在表演方式上大同小异。这不见得是好事，像武夷岩茶本身就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完全可以去深入挖掘和它历史、传说联系紧密的、能充分凸显武夷山文化特色的茶艺，如将彭祖传说融入岩茶茶艺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
把“根”留住
与世界上“非遗”保护起步较早的韩国、日本等国相比，目前我国的“非遗”保护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规范之处，尤其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政绩工程的误导以及学界、文化界的过度解读或误读，导致一些“非遗”项目丧失了本真，成为某些地方提高经济效益、提升政府形象的牺牲品。甚至有人戏言：“‘非遗’生于民间，死于庙堂。”
“过度开发在‘非遗’保护尚不成熟的我国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识之士能坚守住传统的阵地，保留住传统文化基因。”梁祥霖说。当记者问及现今福建传统制茶技艺保护情况时，他对安溪铁观音制作技艺传承人魏月德和王文礼的做法赞许有加：“魏月德和王文礼都充分认识到了保护传统工艺的重要性。像魏月德就恢复设立了制茶小作坊，平时带着一些徒弟手工做茶。当有客人来访时，他就拿出他们用传统手工艺制的茶，而没有拿机械化生产的
商品茶，这就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很好证明。王文礼也一样，他在坚守传统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运用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技术。我相信他们都会走得更远。”
“非遗”本身就有的“软肋”――“非遗”因人而存在，以技艺、声音、形象、习俗、知识等为载体，传承只能通过言传身教，一旦断层就很容易后继无人，这些“活”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非遗”的传承。以武夷岩茶为例，要制得一泡纯正的大红袍，非那些熟练掌握并灵活应用大红袍制作技艺的茶师所不能。“即使我们将茶师制茶的全程仔细地拍下来，至多也是作为子孙后代作为参考的资料，而茶师在现场制茶的手势、力度以及对制茶程度的掌控都是无法复制的，必须通过技艺的传承来实现。”
中国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曾说：“非遗”是每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基因，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人类创造力的重要因素，它只有存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才具有生命力。正如前文所述，“非遗”保护的核心和本质在于保护传承人，“非遗”传承的关键也在于人的“活”传承，若无薪火相传，任何“非遗”都将失去其固有的价值。因此，梁祥霖说：“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为何?就是因为手艺断代了，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根’留住。希望传承人能多花些时间和精力，传授一批徒弟技艺，争取每年做一批手工茶，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技艺发扬光大。”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