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G63[文献标识码]1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9―0026―05
2001年秋《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实验稿”)伴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走进中学历史课堂，进入课程标准的实施阶段。十年课程改革的实践探索，构建了义务教育新的历史学科体系，教、学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教师也在不断总结、反思，为课标的完善，献计献策。终于，在201 1年底，《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2011年版”)面世了。
“201 1年版”与“实验稿”相比变化何在?笔者以中国古代史的内容为例作比较分析。
一、课程内容和体例的比较
笔者按时序、分时期对比“实验稿”和“2011年版”的主要内容、“2011年版”新增的内容、“2011年版”减少的内容。为方便对两稿内容的知识要点进行对比，“2011年版”的内容顺序进行排列，对“实验稿”内容呈现的顺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1.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版”与“实验稿”相比，新增加29个知识点，减少11个知识点。新增加的知识点，如西汉的建立、文景之治、东汉建立、南北朝的更替、隋的统一、隋朝的灭亡、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北宋建立、元朝统一、李白成起义、满族入主中原等，弥补了“实验稿”割裂历史的状况，使中国古代各时期基本完整，便于学生清晰把握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新增的知识点“东汉建立”，突出了东汉在大一统国家中的地位，“隋的统一”和“元的统一”强调了统一对国家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因此，有利于学生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历史，有利于学生掌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减少的11个知识点，如元谋人、九章算术、赵州桥、齐民要术等，不影响学生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学习和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感悟和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2.“2011年版”的课程内容体例与“实验稿”不同。“实验稿”以“学习主题”的形式构建了历史课程体系，为突出学习内容与主题的关系，个别内容跳跃性大，历史的时序性和系统性不强，不利于学生对历史发展基本脉络的把握。同时，主题式编排理性较强，不符合初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初中学生应该在掌握具体史实的基础上认识历史。“2011年版”则还原历史学科的时序性和线索性的特点，建立在时序发展的基础上，弱化学习主题，采用“点――线”结合的呈现方式。“点”是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线”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时代特征，以“线”穿“点”，以“点”连“线”，使学习内容按照历史发展线索循序渐进地展开，有利于学生形成较为清晰的历史时空意识，更好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
二、学习要求的比较 笔者对“实验稿”和“2011年版”的中国古代史内容中相同学习要点，不同的学习要求进行了比较，旨在通过比较，窥探其变化。
1.在17个学习要点中，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了解”“说出”“知道”“简述”等识记层次的，“实验稿”与“2011年版”各有9个；在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的“概述”“认识”“理解”等理解层次的，“实验稿”有4个，“2011年版”有8个。在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的“探讨”“评价”“分析”等运用层次的，“实验稿”有4个，“2011年版”没有。相较之下，识记层次两个课标相当，“实验稿”中属运用层次的，“2011年版”均变为理解层次。说明“2011年版”降低了学习的难度，重视学生对历史的感悟，符合初一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充分考虑到学生是否能够通过学习达成课程目标的要求。
2.即使是同一层次的学习要求，“2011年版”所提出的学习重点与“实验稿”也不尽相同。如“北京人”，“实验稿”要求“了解中国境内原始人类的文化遗存”，而“2011年版”要求学生理解“北京人发现的意义”和“知道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旨在引导学生注重证据意识，掌握历史学习和思维的基本方法。“实验稿”中要求“简述河姆渡遗址、半坡遗等原始农耕文化的特征”，“2011年版”不再要求学生了解原始农耕文化的特征，因为对初中学生来讲，理解文化特征实在过难。
又如“远古传说”，“实验稿”要求“了解传说和史实的区别”，“2011年版”要求“了解传说与神话中的历史信息”，虽同属识记层次，但两者的价值取向迥异，“实验稿”力图要让学生区别传说和史实，旨在说明传说不是史实，但是“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现实，特别在古代，是历史记录和传递的重要途径。要求初中生真正认识传说和历史的区别有难度”。而“2011年版”是让学生感受历史呈现方式的多样性，让学生除关注历史考古、历史文献等传统的历史资源外，还能更多地去关注其他历史载体，并掌握各种历史载体的特征。
还如“商鞅变法”，“实验稿”要求“认识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即让学生认识到战国时期是社会的变革时期，可初中生怎能理解“变革”这样的术语?“2011年版”要求“认识改革使秦国逐渐强大起来”，虽同是理解层次的“认识”，但难度大大降低，因为学生能通过具体的史实，如秦国经济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增强去认识到“改革使秦国逐渐强大起来”这样的论断。
再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实验稿”要求“概述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2011年版”要求“初步理解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将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融合”的提法，改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因为“融合”有合成为一体之意，而“交融”则是相互融合，更符合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情况，也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从而增强民族平等和共同发展的观念，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
三、“2011年版”的价值取向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国家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应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课程标准体现国家意志，因此课程标准的价值取向应该体现国家对义务教育的目标要求。 通过对《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分析，笔者认为“2011年版”体现了如下的价值取向：
1.追求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承担着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人格教育和国际意识培养等教育责任。“2011年版”继承“实验稿”的优点，并根据课程改革发展的要求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精神，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课程，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
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拓展国际视野，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凸显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古代史内容无处不渗透着这样的思想。“北京人”一课，不讲元谋人，笔者虽尚不知为何，但从学习要点中看出，本课更主要定位于北京人发现的意义，而不是说明中国大地上已知的最早人类是何。“青铜器和甲骨文”一课，了解青铜工艺的成就，知道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汉字。青铜器和甲骨文是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传承文明，感受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利于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北魏孝文帝改革”一课，要求“初步理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旨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由此理解到民族交融、民族和睦、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的重要意义，尊重和热爱祖国的历史与文化。
2.回归历史学科的特点，建立基于时序的课程内容体系。
新世纪历史课程改革，其目标之一是“改革课程内容过于强调历史学科体系”。从初中“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到高中完全抛弃历史学科体系，于是便有了初中主题式、高中专题式的课程结构。“实验稿”中国古代史各学习主题，“照顾到古代文明的各个侧面，以某一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内容来反映这个时期的特点。”如，“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主题下，选取了“了解三国鼎立形成的史实”，“说出人口南迁和民族交往促进了江南开发的史实”，“概述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三个内容，以突出主题特点：政权分立和民族融合。于是在这一部分就缺失了西晋兴亡、东晋兴亡、南北朝的政治等内容，显得从三国到南北朝的史实零乱无序，教师教学、学生学习都感觉跨度较大。此外，通过学习内容去理解主题的思想，对以感知为主的初中学生来讲，增加了学习难度。课程改革的十年来，历史学者、历史教育研究者、中学历史教师等各层次研究人员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初中学生学什么样的历史?到底要不要学科的体系?需不需要尊重历史学科的特点?《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面世，回答了这些疑问。历史事件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只有按照时序建立的历史知识，学生才能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内化为情感态度。没有了时序，没有了学科基本的体系，学生如何去理解历史事件的背景?不理解背景，又怎能去正确认识历史?那一切，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不面面俱到，但要突出历史的重点和精华。通过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点”，连成历史发展的“线”。因此，“2011年版”抛弃“学习主题”采用“点一线”结合的呈现方式。“点”是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是精选的历史知识，点与点之间按时序排列；“线”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时代特征，线使点之间构成联系。通过“点”与“点”之间的联系来理解“线”，“使学生在了解基本史实的过程中感知历史，感知历史发展的脉络；注重感性知识的积累，避免概念叠加，避免初中内容高中化、成人化。”从而使学生在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2011年版”中国古代史内容涵盖从远古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各时期的重要史实，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社会生活，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各个侧面，注重不同领域发展的关联性。点―线呈现方式，符合初中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符合义务教育普及性的特点，充分体现义务教育历史课程的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能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历史兴趣。扎实的通史学习基础，有利于高中专题史的学习，实现初高中历史学习内容的有效衔接。
3.追求科学的历史学习方法，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正确的历史学习方法是历史课程教学中尤为关注的内容，“2011年版”提出：“初步学会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对历史事物进行考察”，“了解多种历史呈现方式”，“初步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等术语，充分表达出“2011年版”重视学生历史学习方法和能力的形成。这在中国古代史内容中，也有所体现。如“知道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知道考古发现是了解史前社会历史的重要依据”，让学生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来解释历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历史证据的意识。
“2011年版”还要求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逐步学会运用时序与地域、原因与结果、动机与后果、延续与变迁、联系与综合等概念，对历史事实进行理解和判断。”这是对学生理解历史、分析问题能力培养的重视。在中国古代史部分，由原“实验稿”规定的识记层次，“2011年版”上升为理解层次的知识点有3个，即：理解百家争鸣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理解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理解皇帝专权的弊端，涉及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通过理解，让学生认识到：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群星璀璨的时代，百家争鸣促进了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经历了东晋南朝、隋唐五代，至两宋时期得以完成，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经济重心的南移影响到近、现代甚至当代。理解皇帝专权的弊端，认识从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意识教育。
总之，“2011年版”体现了历史课改的进步、课程观念的逐步成熟、课程体系的渐趋完善、课程内容的日渐科学。诚然，“2011年版”的进步，正是因为有“实验稿”十年实践的经验和成就。对“2011年版”，现仅仅是初识。课改，我们仍在路上…
【作者简介】袁从秀，女，1968年生，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教育教学研究。
参考文献：
[1]杨润平-历史课程标准・内容标准(实验稿)商榷[J]，历史教学，2003(2).
[2]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中国拜占庭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有学者对拜占庭进行研究。郑玮的《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史研究综述》一文对2000年以前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概括，对发表的文章、专著、译著等进行了分类，并对其研究重点给予了详细的说明阐述。文章指出中国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前，这一阶段基本是照搬苏联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和经济基础和上层关系建筑理论为指导，分析拜占庭封建化过程和封建社会。第二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至今，即改革开放之后。这一阶段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涉及拜占庭文化、军区制、拜占庭金币等八个方面。这里就不加以详述。本文着重叙述的是2000年以后至今（2010年7月），中国学者对拜占庭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统计、分类、总结。
近十年来，我国对拜占庭学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学科基本建设的速度逐渐加快,科研实力迅速提高,各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和人才队伍进一步扩大,培养体系渐趋完善。我国专门从事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展了积极的对外交流活动,不仅参加相关国际会议,而且与国际一流拜占庭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中国学者这十年中发表的论文、译著、撰写的专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叙述更加详细，研究领域更加广阔，史料挖掘更加深入。
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的著作、译著大约总共有二十余部，包括论述拜占庭的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经济制度等，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专著、译著，分别是：（1）《拜占庭帝国史》，陈志强著，2003年，商务印书馆；（2）《拜占庭文明》，徐家玲著，2008年，人民出版社；（3）《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厉以宁著，2006年，商务印书馆；（4）《拜占庭简史》，（美）特里高德著，崔艳红译，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5）《兴盛与阴谋：拜占庭帝国》，美国——-时代生活公司著，张晓博译，2003年，山东画报出版社；（6）《拜占庭币（东罗马帝国币）——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文库》，李铁生著，2004年，北京出版社；（7）《古战争—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战记〉研究》，崔艳红著，2006年，时事出版社；（8）《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全二卷）》，（拜占庭）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2010年3月，商务印书馆；（9）《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埃及基督教史研究）》，田明著，200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科普性的文学、艺术、插话的著作等；这里不可能把所有著作一一介绍，只是有针对的叙述一些。但这足以说明我国近十年在拜占庭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2000年以来，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论文数大约是300多篇，这些发表的论文不仅对拜占庭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物质文化继续关注，而且还开拓新的研究内容。这一时期论文涵盖了对拜占庭经济制度、商业活动、染织艺术、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器物装饰造型风格、拜占庭音乐、圣索非亚教堂建筑、拜占庭式家具、拜占庭式园艺、农业、拜占庭教育、拜占庭史诗文本、拜占庭性别史研究、拜占庭法学教育的论述等等。
从讨论的课题来看，研究本文由收集整理拜占庭政治制度的观点有所降温，特别是对军区制的研究。宗教文化、物质文化成为学者关注并进行研究的课题。这显示出我国学者既探讨以往的、旧有的内容，又积极挖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突出了兴趣和关注点的多样化，研究领域扩大化，研究视角的新颖化，研究内容的实用化。下文就这十年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
一、对拜占庭文化领域研究持续扩大，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畴
郑玮在其《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史研究综述》一文指出，对拜占庭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并对拜占庭文化的特点，形成和繁荣的原因，影响和地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并基本达成共识。他在这里对拜占庭文化的定义还是引用1986年，程志强、徐家玲在《试论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文化发展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所论述的概念，“所谓拜占庭文化，是指古典的希腊与罗马在拜占庭帝国内与基督教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融合、发展而成的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学者们对拜占庭文化的理解还大体局限于精神文化。郑玮在其一文里，他基本是肯定这一定义的。但是最近十年，有关拜占庭文化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我国拜占庭学者从理论层面上突破了传统的“狭义文化”概念，以“广义文化”的概念界定拜占庭文化研究的范围。使拜占庭文化的概念不断扩大，突破了仅仅局限于精神财富这一命题。使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由拜占庭文学、艺术、雕刻、音乐等方面扩大到了拜占庭社会物质生活及其相关制度的其他方面。下面对其文化研究做一简要分析。
（一）对拜占庭宗教文化的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既不放弃传统的研究重点，即对拜占庭圣像破坏运动的起因、性质、影响和历史意义的研究。同时也积极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如把圣像破坏运动与基督教传统相结合、圣像破坏运动和拜占庭帝国军事帝国外交相结合研究等新的研究方向。此外，学者们还探讨整个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宗教政策，基督教的传入，以及东正教在拜占庭的发展，对景教的研究，拜占庭圣像画、拜占庭教堂壁画等都有论述。在这些文章中，《世界宗教》发表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长篇论文对拜占庭史学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文突破了拜占庭史学研究笼统谈论拜占庭宗教及其作用的传统方法，深入探讨遁世修道理念在拜占庭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分析了其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入世主义修道观的特点。《世界历史》在2005年第六期刊登的《景教东渐及传入中国的希腊—拜占庭文化》一文，分析了景教的起源并东传波斯，中国境内，介绍了对我国宗教、文化等的影响。
（二）对拜占庭物质文化的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拜占庭（东罗马）在我国境内出土的金币的研究，这一方面是从2001年我国学者康柳硕发表的《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一文拉开了序幕，文中系统地论述了从我国境内1914年在新疆和田发现第一枚金币开始一直到1998年在甘肃陇县发现的39枚金币截止，从这些金币出土概况、埋藏年代的确认、历史背景的考察、真币、仿制币辨析、流通用途的分析五方面进行了详细确凿的考察。在这之后我国学者陆续发表了这方面研究论文。如f.蒂埃里；c.莫里森；郁军2001年在《中国钱币》发表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帝国金币及其仿制品》，牟世雄在2001年《考古学》发表的《甘肃陇西县发现一枚拜占庭帝国金币》，以及2009年林英在《中国钱币》发表的《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和南北朝史料中的“金钱”》等文章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视角对拜占庭金币进行了论述。陈志强2004年在《考古学》第3期上发表的《我国所见拜占庭铸币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对我国2007年以前发现的铸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除对拜占庭钱币研究外，我国学者还对圣索菲亚教堂、拜占庭建筑等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研究。如《规划研究》2008年第4期刊登的蔡颖佶；林驹发表的《东正教“圣母大堂”折射的拜占庭建筑艺术》一文。该文系统地阐述了拜占庭建筑风格，结合东正教在我国的传播情况以及东正教遗留在我国的教堂仔细地作了对比，详细确凿地论述了我国东正教教堂的建筑风格与拜占庭建筑的渊源，并提出了如何保护历史建筑的一些思考。《长沙铁道学院学报》在2009年9月第3期刊登的由张煜琼、张声扬、佘果辉、共同发表的《由圣索非亚大教堂看拜占庭建筑与其结构的整合》一文。通过对圣索非亚教堂结构详细的分析，图文结合，明确结构的进步对建筑形式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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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拜占庭文学、艺术的研究
这十年对拜占庭文学、艺术研究也有想当多的研究论述。如《艺术探索》2009年第3期刊登了王莹《拜占庭圣咏的分类》一文，对拜占庭的音乐进行了论述，并对圣咏分类，分为诗篇吟唱、颂诗、颂歌三类，并归纳了每一类圣咏的艺术特征。突显了拜占庭音乐在西方音乐逻辑延续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从全新的角度掀起了为西方艺术音乐寻根溯源的浪潮。刘建军在其《拜占庭的历史文化特色与文学成就》一文对拜占庭文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指出“任何缺失拜占庭文化的欧洲文学史都是不完整的历史文本。拜占庭的历史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它是在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东方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此外，20世纪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在其晚年创作了以拜占庭为主题的诗歌《驶向拜占庭》与《拜占庭》。我国学者对这两首诗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林嫱，刘须明的《追求艺术与灵魂的不朽家园》，又名《论叶芝”拜占庭诗作的主题嬗变》，分析和比较了《驶向拜占庭》与《拜占庭》在关键词、象征符号、哲学辩题这三方面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有的学者还从地缘因素出发研究早期拜占庭的美术，《从地缘因素看早期拜占庭美术》就是这一研究主题的代表，文章指出“历史上大量不同的民族都来到君士坦丁堡，书写自己民族光荣的历史，留下他们伟大文明的痕迹。独特的地缘因素注定了拜占庭帝国的艺术是多元化的。
三、对拜占庭政治制度、经济、军事、法律、外交等的研究
这十年凸显的特点是对政治制度研究逐渐弱化，但是也没有放弃研究，只是研究的侧重点和以前有所不同而已。经济、军事成为研究热点。不仅有相关专著出版，发表的论文也相对较多。特别是对其经济、军事研究成为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特点。
（一）对经济方面的研究
经济最为突出的内容是对金币的研究，金币既可是经济方面的内容，同时又可以把它归纳到物质文化方面。在前面的物质文化内容中已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下面简要分析一下和经济有关的论文。如：东北师范大学葛晓鸾硕士论文《12—14世纪拜占庭与威尼斯、热那亚的贸易争端（兼论拜占庭衰落）》，论文从经济方面论述了拜占庭衰落的原因。东北师范大学张爽博士论文《公元前3—公元6世纪亚欧大陆丝绸贸易（以罗马—拜占庭、中国为中心）》；论文从汉与罗马—拜占庭进行丝绸贸易方面论述了拜占庭的商业政策。2000年《历史教学》刊登的东北师范大学徐家玲《论4至6世纪拜占庭帝国经济复苏与转轨》，文中指出：“5世纪后期,即在拜占庭皇帝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期(491—518年),东西方地中海世界已经分道扬镳。在西方,东西哥特人占领了意大利和比利牛斯半岛部分地区，在没收罗马元老贵族土地的基础上建立了封建制度。在东方，拜占庭帝国在自身独立发展的基础上也在向封建制转轨,社会经济复苏并走向繁荣”。除此之外还有：南开大学罗春梅2009年在《江西社会科学》刊登的《12世纪末威尼斯企图征服拜占庭帝国原因探析》。东北师范大学徐家玲2009年在《世界历史》发表的《试论拜占庭的拓殖运动》。北京大学厉以宁2005年在《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等论文都是这方面代表作。都从不同侧面、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对拜占庭的经济制度进行了论述。
（二）对拜占庭法律、军事、外交的研究
这一时期对拜占庭法律、军事、外交的研究是最新的研究视角，关于法律研究的论文以王小波为代表，最新研究成果是他发表的《9世纪后期至10世纪拜占庭立法活动》。这篇论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拜占庭重要法律本文由收集整理文献研究”(批准文号:08jc820032)的阶段性成果的一部分。论文从9世纪后期到10世纪对拜占庭的法律、法规进行了概括总结。并论证了拜占庭立法活动的兴盛的原因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此外还有他2008年在《前沿》发表的《拜占庭影响古罗斯法律形成的途径探析》等。
四、拜占庭教育方面研究
有关拜占庭教育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起步较晚，最早有关拜占庭教育的研究论文见于1997年郭建在河北大学学报发表的《拜占庭教育概述》，这一论文的发表揭开了拜占庭社会状况决定了其教育特征；世俗教育体系和教会教育体系并存，构成了拜占庭教育的基本特色；当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教育在西欧受到野蛮摧残，几乎绝迹时，拜占庭担当了古典文化教育的继承者、保存者和传播者，并深刻地影响了东、西欧各国和古代伊斯兰国家的教育。《拜占庭帝国法学教育探析》从三个方面分析拜占庭帝国的法学教育非常发达，其教育水平远远超过同时期其他国家原因。
五、拜占庭妇女地位的研究
《11-13世纪拜占庭皇室妇女地位探究》表明11-13世纪是拜占庭社会的一个转折时期，经过马其顿王朝短暂的中兴，拜占庭帝国开始走向没落。在这个时期动荡不安的局势，皇室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操纵着一定的权利，其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比以前有所提高。《论拜占庭皇室妇女在帝国政治中的角色-安娜-达拉西妮个案分析》则以安娜-达拉西妮作为阿莱科修斯一世统治前期拜占庭帝国的真正掌权者为例，主要分析她拥有政治权利及原因，并通过与其他皇室妇女参政途径的比较显示其政治地位的特殊性，探讨拜占庭皇室妇女在帝国政治中的角色。
六、关于瘟疫的研究
为了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精神，2017年要全面推进考试招生制度的各项改革，而《考试大纲》作为考试内容与形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进行合理修订。前不久，教育部考试中心正式了2017年各学科《考试大纲》。其中，语文学科考试内容出现较大调整，引起了社会和中学师生的广泛关注。
《考试大纲》（以下简称《考纲》）是高考命题的规范性文件和标准，是考试评价、复习备考的依据。这次修订语文《考纲》，其基本思路是要体现语文学科的基础性和综合性，调整选考模块，优化考查内容，凸显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全面考查考生的语文能力。修订后的《考纲》力图有针对性地解决语文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具有正面的导向作用。《考纲》调整的时间节点不仅和正在推进过程中的高考制度改革同步衔接，而且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实时对接，说明这次《考纲》调整不仅是深化高考改革、固化命题改革成果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化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
这次《考纲》调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引人关注：其一是取消选考模式，将“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均作为必考内容；其二是在“古诗文阅读”部分增加“了解并掌握常见的古代文化知识”的考查内容。上述内容调整进一步明确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拔、导向教学”的考查立场。高考是“基础教育链”中的重要一环，考生备考、应试的过程其实也是接受教育的过程。因此，高考同样承担着“立德树人”的责任。同时，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其基本属性是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取消现代文阅读的选考模式，适度增加阅读量，其目的是要考查信息时代和高校人才选拔要求的快速阅读能力和信息筛选处理能力。修订后的《考纲》充分体现高考对教学的导向作用，把“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列为必考内容，全面考查考生的阅读能力，将对中学阅读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功利化倾向起到纠偏作用。一个时期以来，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呼吁要明确语文阅读教学的价值定位，这次调整也是对社会合理诉求的回应。而将“古代文化知识”作为考点明确列入《考纲》，无疑使高考命题有据可依，考查更加合理。
高考语文要求考查考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用和探究六种能力，具体分为ABCDEF六个层级。新《考纲》对其中的四个能力层级进行了调整（鉴赏评价D、表达应用E的考查要求没有变动）。
识记A。原《考纲》：指识别和记忆，是最基本的能力层级。新《考纲》：指识别和记忆，是最基本的能力层级。要求能识别和记忆语文基础知识、文化常识和名句名篇等。
理解B。原《考纲》：指领会并能做简单的解释，是在识记基础上高一级的能力层级。新《考纲》：指领会并能作简单的解释，是在识记基础上高一级的能力层级。要求能够领会并解释词语、句子、段落等的意思。
分析综合C。原《考纲》：指分解剖析和归纳整理，是在识记和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的能力层级。新《考纲》：指分解剖析和归纳整合，是在识记和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的能力层级。要求能够筛选材料中的信息，分解剖析相关现象和问题，并予以归纳整合。
探究F。原《考纲》：指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有见解、有发现、有创新，是在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发展了的能力层级。新《考纲》：指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有发现、有创见，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在创新性思维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考纲》调整后，考核目标更加明确、具体，能力要求与相关试题的联系更加密切，进一步凸显了学科化的特点。“探究F”的表述删除了“有见解”，因为既然是“探究”，当然应该“有见解”；调整后的“探究”考查要求明确指向“创新性思维方面”，考查层级有所提升。
关于考试范围与要求，新《考纲》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
1.由于取消了选考，新《考纲》的文本体例有所调整。原《考纲》中的“（一）现代文阅读”专指“论述类文本阅读”，新《考纲》改为“（一）论述类文本阅读”，使之与下面的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并列起来。
2.将原《考纲》“阅读一般论述类文章”改为：“阅读中外论述类文本。了解政论文、学术论文、时评、书评等论述类文体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表达方式。阅读论述类文本，应注重文本的说理性和逻辑性，分析文本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
3.将原《考纲》“分析综合C”的第（2）点“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和第（3）点“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整合为第（2）点“分析文章结构，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增加“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考查要求。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
1.将原《考纲》中的“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注重审美体验”一句改为“阅读鉴赏文学作品，应注重价值判断和审美体验”。
2.增加“理解 B”能力的考查：（1）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的含义。（2）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
3.将原《考纲》“分析作品体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改为“分析作品的体裁特征和表现手法”。
4.将原《考纲》“鉴赏评价D”的第（2）点“欣赏作品的形象，赏析作品的内涵，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改为“鉴赏作品的文学形象，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第（3）点“对作品表现出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做出评价”改为“评价作品表现出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
1.关于文本类型，原《考纲》依次表述为“传记、新闻、报告、科普文章”，新《考纲》调整为“新闻、传记、报告、科普文章”。
2.新《考纲》增加了“应注重真实性和实用性”的要求。
3.删去原《考纲》“评价文本产生的社会功用”一句中的“产生”、“筛选、整合信息”中的顿号。
4.新《考纲》增加“理解 B ”能力的考查：（1）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2）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
（四）古诗文阅读
1.删去原《考纲》“古代诗文阅读”中的“代”。
2.在“理解B”能力中增加“了解并掌握常见的古代文化知识”的考查要求，原来的四点要求变成五点要求。
（五）语言文字应用
1.新《考纲》将“语言文字运用”改为“语言文字应用”。
2.将原《考纲》“表达应用E”中的第（1）点“正确使用标点符号”调至最后，变成第（6）点。
3.将原《考纲》的第（4）点“扩展语句，压缩语段”、第（5）点“选用、仿用、变换句式”整合为“（3）选用、仿用、变换句式，扩展语句，压缩语段”。
（六）写作
新《考纲》没有调整“基础等级”的要求。“发展等级”有两处变动：将“深刻”中的“揭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一句改为“揭示事物的内在关系”；将“有文采”中的“用词贴切”改为“用语贴切”。
新《考纲》关于现代文阅读的多处调整值得关注。在“论述类文本阅读”部分，原《考纲》中“一般论述类文章”的提法比较笼统，新《考纲》表述为“阅读中外论述类文本”，明显拓展了阅读文本的取材空间；将政论文、学术论文、时评、书评等列入考查范围，细化了考查的文本类型；同时，要求了解上述文体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表达方式”，强调“注重文本的说理性和逻辑性”“分析文本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说明这一块的考查内容较以前有所增加。
在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中增加“理解B”能力的考查，一方面体现了阅读的考查属性，因为只要是阅读就离不开理解；另一方面，即便原《考纲》没有列入这个考点，但实际上一直在考查理解，调整后为考查提供了依据。文学类文本阅读增加“应注重价值判断”的考查要求，体现了“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实用类文本阅读增加“应注重真实性和实用性”的考查要求，进一步强化了考查内容与文本特征之间的联系，对备考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古诗文阅读、语言文字应用、写作等处调整，使相关表述更加准确、合理，逻辑性更强，考查依据更加明确。
因为出现取消选考的重大调整，所以新《考纲》与原《考纲》相比，其主体部分的文本体例有了较大的变化。具体内容见表1：
根据《考纲》修订的具体内容，2017年语文高考试卷（全国卷）可能会在总体结构、考查内容、板块赋分、题型配置等方面出现一定的调整。其中，现代文阅读板块可能出现较大的变化，其余部分应该会以稳定为主，适当微调。具体情况见表2、表3：
2017年高考语文科《考纲》调整，对当前高三语文教学备考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学调整复习备考策略。根据现阶段的教学实际，笔者提出如下备考建议。
1.在全面总结2016届高三备考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与实际学情无缝对接的备考计划，以加强备考的针对性。同时密切关注考情变化和改革动向，尤其是《考试说明》出来后，要认真研读，及时跟进。
2.盘活存量，激活增量，稳中求进。古诗文阅读、语言文字应用两个板块要狠抓落实，同时注意复习的覆盖面。在夯实基础、精细梳理的过程中，应有适当的迁移宽度和探究深度，引导考生将学科主干知识有效转化为实际应试能力，切实提升考生的学科素养和得分效率。
3.阅读板块应注意整合多种阅读方法，提高考生快速筛选、整合、加工信息的能力。《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早已对阅读提出了明确要求：“能阅读论述类、实用类、文学类等多种文本，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针对不同的阅读材料，灵活运用精读、略读、浏览、速读等阅读方法，提高阅读效率。”取消选考模块，预示着明年高考试卷中现代文阅读量会有适度增加，要根据新的考情及时做出合理安排。可以制定“小目标”，构建“小模块”（如“现代文阅读35分训练”），注意题材、体裁、题型等方面的有效覆盖。应精选素材资源，重点抓好“内容类”试题和“鉴赏类”试题的针对性训练，引导考生积累用时、得分等方面的经验，形成有效的“考场直觉”。
4.明确写作备考的定位，注意从思想、思维、表达等角度入手，抓好作文备考训练，提升考场作文的得分层级。思想、思维和表达是考场写作的关键。在提高考生审题能力的同时，应注意指导考生积蓄思想，紧跟时代律动，贴近生活实际，积累鲜活的现实素材，写出情感真挚、见解独到的原创作文。议论文应引导考生学会说理，思维要有过程性展现，避免简单的“以叙代议”的考场模式作文。叙事抒情文要引导考生从日常生活中提取能够拨动读者心弦的素材，立意可以“低”一点但低而不幼，切口可以“小”一点但小中见大；注意指导考生运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和平实自然的语言来展示人物性格，表达真情实感。
5.精准实施教材复习策略，有效转化教材备考价值。应采取有效手段和个性化策略，挖掘教材在文言文阅读、古代文化知识积累、诗歌鉴赏、名句默写、写作等方面的备考价值，引导考生通过课内篇目的复习，实现课内外迁移拓展，从而强化语文基础，补强薄弱环节，生成新的“备考附加值”。
浙江省2011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外建筑史试题
课程代码：06216
一、填空题(本大题共11小题，每空1分，共20分)
请在每小题的空格中填上正确答案。错填、不填均无分。
1.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______，颁布于______(朝代)。
2.我国江南私家园林的基本设计原则与手法是：园林布局、______、______、建筑营构。
3.我国木构建筑正面相邻两檐柱间的水平距离称为______，正中一间称为______。
4.中国古代建筑以群体组合见长，______是群体建筑布局的灵魂，是由屋宇、围墙、走廊围合而成的______空间。
5.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活动中，影响与制约建筑发展的观念有______的宇宙观、______的自然观、阴阳有序的环境观。
6.法国古典主义者根据帕拉第奥的理论，强调构图中的______、______、讲求配称。
7.______柱式刚毅雄伟概括了男性的体态与性格，______柱式柔和端丽概括了女性的体态与性格，古典时期还产生了第三种柱式______，柱头宛如一棵旺盛的忍冬草，象征顽强的生命力。
8.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第一个纪念物是______,带有前一个时期的色彩;它的最后一个纪念物是______。
9.古罗马流传下来的建筑学著作《建筑十书》的作者是______。
10.凡尔赛宫被称为法国绝对君权最重要的纪念碑的建筑，它的最的也是最主要的大厅被称为______。
1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庄园府邸——圆厅别墅的设计者是______。
二、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北京天坛祈年殿属于哪种屋顶形制?( )
A.重檐攒尖顶 B.歇山顶
C.重檐庑殿顶 D.悬山顶
2.我国现存唐代木建筑是( )
A.天津蓟县独乐寺 B.西藏布达拉宫
C.河北正定隆兴寺 D.山西五台佛光寺大殿
3.我国自然式山水风景园林的奠基石时期是( )
A.宋朝 B.唐朝
C.东晋和南朝 D.明清时期
4.江苏苏州的拙政园始建于( )
A.元朝 B.明朝
C.宋朝 D.明清时期
5.以下哪种彩画是级的，仅用于宫殿、坛庙的主殿、堂、门?( )
A.和玺彩画 B.旋子彩画
C.苏式彩画 D.清式彩画
6.的吉萨金字塔群中的金字塔是( )
A.哈弗拉金字塔 B.昭赛尔金字塔
C.库富金字塔 D.门卡乌拉金字塔
7.以下哪位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巨匠?( )
A.帕拉第奥 B.拉斐尔
C.维特鲁威 D.米开朗琪罗
8.17世纪古典主义建筑成了欧洲建筑发展的又一个主流，发源地和中心是( )
A.法国 B.意大利
C.英国 D.德国
9.下列哪种结构方式和艺术形式不属于拜占庭式建筑?( )
A.帆拱 B.鼓座
C.穹顶 D.骨架券
10.英国国会大厦是哪种风格的建筑?( )
A.罗马复兴 B.希腊复兴
C.哥特复兴 D.折中主义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3分，共15分)
1.悬山
2.生起
3.缠柱造
4.柱式
5.帕拉第奥母题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5分，共20分)
1.中国古人主要从几个方面来处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2.简答我国宫殿建筑发展的四个阶段。
3.雅典卫城建筑群从哪几方面突出帕提农庙的中心地位?
4.简述哥特式教堂的外部处理特征。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共25分)
关键词：区域；书院；研究综述
本文得到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科研项目（编号KYB110611）、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课题（编号KT2011359）、绍兴市哲社科课题（编号125200）、浙江省社科联合会课题（编号2012N151）的资助。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教育组织，在培养人才、研究学术、传承文化、化育人生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书院名称最早出现于唐初其职责多为收集整理、校刊修订图书，而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出现在唐末五代。宋元时期书院与理学相互推动发展，这时期形成了书院的大发展时期。明清时书院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以往。在清末科举改制浪潮中，我国古代书院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被其他形式的新学取代。许多学者都给予古代书院以高度评价。曾以书院为楷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认为书院的好处，一来是师生关系甚笃；二来是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是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1]又如胡适指出：书院并不拒绝科学，如清代书院的课程，亦有天文、算学、地理、历史、声、光、化、电等科学。并认为光绪变政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而以在德国已行一百余年的学校代替使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自20世纪以来，国内外出版发表了不少与书院有关的专著和论文，对书院的历史、书院与学术的关系、书院的教学、书院的藏书刻书、书院的经费筹措、书院的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众多研究中，我们发现书院发展与当地文化、经济、政治等紧密相关、彼此影响，本文拟从区域性书院研究的视角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一、涉及的研究地域
地域范围有大有小，有长江流域[3]、江南地区[4]、两湖地区[5]、西北地区[6]、岭南地区[7]。有一省为界，广东[8]、广西[9]、甘肃[10]、陕西[11] 、湖北[12]、江西[13]、河南[14]、湖南[15]、海南[16]、福建[17]、云南[18]、江苏[19]、贵州[20]、山东[21]、台湾[22]、四川[23]、河北[24]、安徽[25]、山西[26]、浙江[27]等。再缩小些，广东的有广州[28]、越秀[29]、梅州[30]、潮州[31]；湖北有荆州[32]；湖南有长沙府[33]；福建有闽北[34]、泉州[35]、福州[36]；江苏有苏州[37]、扬州[38]、江阴[39]；安徽有徽州[40]；浙江有宁波[41]等。曾出现著名书院、著名学者、著名学术思想或最早进入新时代思潮影响和改制的区域，相对研究量多且深入，主要是由于研究价值显化以及研究素材丰富推动。当然，有一批专门的书院研究学者，对当地区域书院研究发展的促进性不言而寓，像湖南书院的研究繁荣就很大得宜于湖南岳麓书院中国书院史研究中心的存在。
二、涉及的研究年代
不少区域性书院研究是对该区域书院从唐至清的整体追述，如周玲的《广西书院文化研究》、杨远征的《陕西古代书院研究》、叶其声的《福州地区书院研究》，但也有不少是断代研究，涉及宋代、北宋、宋元、元代、明清、清代、晚清。其中以宋、明清和清代为最多。庞亚妮写有《近三十年清代书院研究综述》[42]、郑升等写有《近三十年明清云南书院、文学研究综述》[43]。
三、涉及的研究内容
一些区域性书院是围绕书院的四大功能做宏观的概述，但许多区域性书院研究较有针对性，或切入点较小。如从学术思想出发，如刘平的《长江流域书院的学术研究》、卓进的《地域儒学与书院发展》[44]、衷海燕的《宋元时期书院与理学的发展――以江西吉安府为例》[45]；从书院教育思想、教学模式与管理出发，如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俞梓炜的《苏州书院教育思想研究》、周文娟的《清代湖南书院考试研究》[46]、陈吉良的《清代湖南书院课程研究》[47]、谢丰的《晚清湖南书院改制研究》等。蒋建国对清代湖南书院的内部管理如教学、祭祀、藏书、刊刻、教职员选拔及其教学实践的规范、学田和经费管理等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48]；从书院的社会影响出发，如简虎的《论宋元之际江南书院对社会的教化》、慕容勋的《清代广州书院城市化研究》。还有不少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了专题研究，如周郁的《清代长沙府书院经费研究》、张维的《清代前期广西书院藏书研究》[49]、江凌的《试论清代两湖地区书院的刻书业及其兴盛原因》、蔡志荣等的《清代湖北书院的祭祀特点及意义》[50]、张莹莹的《山西书院建筑的调查与实例分析》[51]等。《江阴书院史话》介绍了江阴自宋代至晚清的地方教育史的发展过程，侧重记述了庙学的产生及发展演变为书院、高等学堂的情况，书中还涉及江苏学政驻节江阴的相关内容。
四、涉及的研究方法
概括区域性书院研究方法，有两种书院研究范式比较突出，一是研究书院本身问题，而是通过书院研究问题。第一种研究范式，多集中于书院的建立背景、官立私立、学术大师、教学管理等聚焦于书院本身问题的研究，这是书院研究中基本范式；第二种研究范式，不是以书院本身为聚焦对象，而是通过书院的分布、学术、教学组织、祭祀对象等等自变量来研究文化学术、地域、时代、政治等等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第二种研究以第一种研究为起点。李洁的《宋代福建路书院研究》的研究范式可作代表性说明，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宋代福建路的书院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书院的地域及时段分布、书院类型、书院建修者身份的考察，力图对宋代福建路书院的分布及创建形成一个总体性的认识；其次通过对书院师生的构成、学规的制定及其经费的来源等进行分析，以具体考察书院的运转情况；再次通过对书院里由于求学原因而形成的祖孙、父子、兄弟同事一师及学术婚姻等的考察，为研究宋代学术流派的巩固与发展及当时社会的人伦理念提供一个相对独特而有意义的视角；最后通过考察杰出人物和社会变动等对福建书院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书院和理学的密切联系以及书院在面临社会巨变时所做出的反应及呈现出的面貌。周文娟在《清代湖南书院考试研究》中
对湖南书院招生人数、生徒分布、年龄结构、家庭举业情况等都借助了图表的分析方法。此类量化研究是对书院传统研究的一种丰富。
五、整体述评与展望
纵观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对区域性书院的研究，有如下特点：（1）对书院整体综合性的研究如对书院演变、发展历史和书院制度形成、沿革方面非常深入；（2）对地方性书院的研究近年来出现热潮，涉及到的区域更为广泛，但专著较少，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特定地区书院的研究尚未全面铺开；（3）在对特定某一书院的研究上，多集中在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鹅湖书院等著名书院的研究上，对其他书院关注较少；（4）对和书院有关的义学、家学、族学的研究还相对较少；（5）在对个人和书院的关系研究方面逐渐重视起来，尤其是对朱熹和书院关系的研究，但其他名人涉及较少；（6）关于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虽颇有成果，但将地区的书院建设，与学者、学派和书院相结合来考察地区文化渊源的论著尚不多见。由此，我们可以对今后的区域性书院研究做出展望。原有的基础性研究和综合性研究还将会继续，但研究的潜力已经大不如昔，但专题性研究仍大有可为，区域性书院研究的热点将从上述6个特点突破和补充中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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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数学教育传统数学
一、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研究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主流。《周礼》有“九数”和“六艺”之说，儒学讲经兼教数学，教育儒学化、经学化使数学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经书兼讲天文、历法和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一部分”。[1]
古代的中国数学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论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大都处于儒家思想的氛围之中。古代数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思想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在儒家价值理念的影响下，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主要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注重的是数学的实际性。即重视实践的实际效用，注重实际效用的思想反映在古代思想的知行观中。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数学观中，他们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学习和研究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效用。中国数学的实用性的特征实际正是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
由于古代数学家的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数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从根本上说，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一是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二是出于“仁”“孝”之德，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三是出于经学的目的，要发挥儒家之道。
魏晋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夏侯阳算经》序中说：“夫博通九经为儒门之首，学该六艺为技术之宗。”《颜氏家训》“杂艺”篇说：“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说：“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秦九韶在《数书九章》序中说：“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经世务、类万物”。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因此，研究数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二、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教育
1.教学目的之“经世致用”、“注重符验”
“实用主义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大致是遵循着‘经世致用’的观念展开的。古人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极深的实用主义色彩。‘经世致用’成为数学教育的一大特色，对中国传统数学造成相当大的影响。”[2]
儒家要求“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即联系实际来思考，强调力行，付诸实践。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篇》）把能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看作是认识的最高阶段。这种学以致用，注重符验的儒家思想，反映了他们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态度，是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在认识方法上的表现。
2.教学方法之“举一反三”“以一知万”
孔子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举一反三”。《论语·述而》说：“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认为启发要建立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基础上，当学生的头脑中出现了问题，有所感悟又还不很明朗的时候，即是进入了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的“‘喷”“‘啡”状态，这才是进行启发的最好火候。孟子主张引导学生达到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但不要代替学生去解决。“举一反三”在《论语》中有时又叫“闻一以知十”（《公冶长》），又叫“告诸往而知来”（《学而》），其方法论的意义是通过对类的本质的把握去推知该类的其他事物。这一方法到了荀子又演化成了“以一知万”的命题，而“以一知万”的具体内容，则是“以类度类”和“以道观尽”（《荀子·非相》），即通过弄清一类事物的基本道理，以求得“观尽”并把握该类的所有事物。显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维本质，就是从一般推向个别的演绎方法。
数学具有内容抽象的特點，如何能使学生在数学活动中深刻理解并掌握数学知识、领悟数学思想和发展数学能力，启发诱导正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开启学生积极的数学思维活动，使数学教学充满活力，避免因抽象难懂导致思维停滞和因简单注入而导致思维僵化。因此，儒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想方法，就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数学教育领域。
3.教学要求之“苟求其故”、“善学尽理”
与西方的所谓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中国传统思维（儒家思想）的根基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和经典思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维——整体思维的最典型的理论形式，强调天和人的联系不可分割，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
儒家虽然注重经验，强调应用，却并不截然排除对对数学上的逻辑演绎方法事物内在原因和规律的追求。孟子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这里的“苟求其故”，便是要求去探索天地星辰的所以然之“故”。苟子也说过：“辩则尽故。”（《正名》）又说：“善学者尽其理。”（《大略》）可惜这种“求故尽理”的思想在先秦儒家中没有成为主导的思想。导致了后来的中国传统数学侧重于模式推理而不注重命题推理，使数学实践与数学理论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失去赖以发展成长的源泉而枯竭。
参考文献：
[1] 周瀚光.先秦儒家与古代数学[J].北京：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第151页。
关键词：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特点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6-0266-02
我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和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同西方国家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方法相比较，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研究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特点，吸收其优秀成果，对新形势下不断完善和发展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伦理方法政治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基点是伦理方法。儒家的伦理方法政治上，主张实施“德政”，坚持“德治”；对民众，采用“道之以德”的教民方法，以“道德教化”为根本，对家族，教以人伦，讲究孝亲；对自己，修身为本，强调克己与内省；对师长、朋友和他人，提倡尊重亲和、讲究修睦。可见，其方法理论是逻辑十分严密的体系。该方法体系还特别强调两个原则：一是强调个人修养、家庭管理和国家治理相结合，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机构，把握了伦理方法的政治方向——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二是强调宽以待人与严于律己相结合，提出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和合”、“中庸”原则。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提倡这种原则方法，既有利于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处理地区与地区、民族语民族之间的关系，客观上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的政治稳定。实质上，儒家思想既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伦理思想，又是一种以伦理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其区别于宗教和其他学派方法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古代的伦理方法与西方的宗教伦理方法也不同，中国属于政治伦理，是伦理道德与政治统治紧密结合的产物。譬如周公就提出过“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的思想。孔子继承和弘扬了这一思想，主张政治上实行“德政”，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意即统治者只要将德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人间的秩序就会像天上的星系那样有序而和谐了。孔子的后继者始终坚持把伦理与政治紧密结合，为政治服务，强烈体现了伦理方法政治化的重要特色。
二、伦理方法的传承性
中国的伦理方法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周朝统治者认为商纣的灭亡是暴虐无道，所以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倾向于实施“德政”。春秋时期，孔子继承周公思想，进一步提出“仁”和“礼”的思想，“克己复礼为仁”把恢复周礼作为“仁”的目的，并将这一伦理思想推及政治，明确主张政治上实行“德政”。战国时期的孟子发展孔子仁政、重民思想，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政治上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认为只有以德服人才能“得民心”。汉代董仲舒，借“君权神授”之名，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巩固并发扬了儒家思想，使儒家伦理道德及其方法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传承，以此作为统治思想，儒家伦理方法也就被推上了“独尊”地位。
此后，伦理方法体系在数千年封建统治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出现了诸如“三纲”、“五常”、“四维”、“五伦”、“三从”、“四德”等具体伦理规范和修养方法。但其方法的内涵品质一直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其为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服务的方法本质更是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三、方法途径的内在性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以伦理教育为代表，其教育方式特别强调“内化”、“内圣”。因为儒家伦理的核心，是强调内在的人格意识。认为人要讲人格，既要肯定自己的内在价值，也要肯定别人的内在价值，即人格价值。并认为人的内在价值是铸造道德观念的核心依据，所以为人处世应该保持自己的内在价值，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要把它看得比生命还宝贵。
在治国、教民方面，儒家反对才外部武力征服，强调“以德教民”，让民众从内心归顺、服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上》）。所以，孔孟的治国教民方法，在方法途径特征上是一种追求内在价值的教化方法，是征服人心的内化方法。孔孟把这种方法有国家推及家庭，有政治推及道德，一以贯之。并且还指出，如果不采用道德教化方法，家庭出不了孝子，国家不会有顺民，动乱就会发生。“鞭扑之子，不从父之教；刑戮之民，不从君之政，言疾之难行。故君子不急断，不意使，以为乱源”（《说苑杂言》）。
四、方法使用的强制性
儒家的伦理方法同中国古代政治的专制主义相结合强制推行，不允许其他理论和方法与之抗衡，正所谓“独尊儒术”。政治上的独裁专制是伦理专制统一的前提和保证，伦理专制统治则是政治独裁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政治上的等级制和伦理上的等级制是一致的，政治上的控制盒伦理上的教化是相通的。在基层组织措施上，也实行政治与伦理的双重管制。户籍制度，设立学校，制定家规、乡规民约、礼俗民俗都必须以儒家伦理方法为依据，如有违反，必受制裁，同时还要群起而攻之。其伦理教育方法实施的强制性一遍及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落实到每一个家庭。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在特定的封建社会环境下，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也限制思想多元化的发展程度。封建王朝依靠思想理论来统治国家，将文化烙上政治的印记；儒家思想的“独尊”，让其他学派得不到良好的发展，我们的伦理思想发展的就很片面，但是长达千年的儒家思想的统治却给我们带来了文化的延续性；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思想的支柱，“人”“仁”“义”对后世影响甚大，对人的内在修养要求，更是突出；儒家思想长期作为封建统治工具，必然有其强制性，教化趋于统一性。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这些主要特点，培植了中华民族的含蓄、仁慈、善良、勤劳、朴素等传统美德，孕育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优良的德性修养，这种美德至今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须大力弘扬的先进美德。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采用“自省、慎独”方法的精华，更要根据现今时代的要求，创造性地将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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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邹兰香.“修身为本”伦理思想在现代德育中的借鉴[J].湖南社会科学，2002，（04）.
[4]吕耀怀，卢军.古代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简析[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02）.
关键词：高中语文 古代散文 审美价值 教学策略
引言
高中语文教学情况的现状不容乐观，特别是在古代散文教学中，学生多表现为兴趣不高；老师上课套路陈旧，缺乏教学方法和策略的创新。同时应试化教学现象严重，忽视审美教学。这些都导致学生的审美能力不强，这不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为此，本文主要分析了高中语文教材中古代散文审美价值的体现。
一、 言简义丰的语言特色可以让学生追求语言美
在古代文学中，散文和诗歌是两种很重要的文体，他们在国家的历史、政治、外交活动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尚书》是用六种朝廷公文体裁记载国家大事的文件汇编，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点。在古代，“学而优则仕”，这导致古代官吏大都由文人担任，这同时也就导致古代散文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从而使古代散文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语言文字呈现出简练的特点。古代散文“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其语言“准确凝练，辞简意丰”，这常常让读者在诵读时感受到一种简洁有力、掷地有声、畅快淋漓的美感。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代散文选文大都是名家名篇，这种阅读感受就能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如，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当然，高中语文教材的古代散文中类似语句不甚枚举，从上面的例句我们就可以窥看出文辞的简练美。古代散文的语句言简义丰，不管是事件记述，还是景物描写，完整的意思表达都是用最少的文字。古代散文短小精悍的特点与《论语》《孟子》等先秦诸子散文中的表述特点有很大的共同之处。
从性质上来说，语文是一门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学科。语文的实用性要求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的特点，因为在言语交际中，我们的语言要高效的表达清楚意思，如何组织文字成为一个关键。高中语文古代散文言简义丰的语言，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模板，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启示。在日常生活交际中，有些人的表述过于嗦复杂，甚至词不达意，以致语句条理不清，无法理解，与古代散文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高中语文古代散文的语言表达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同时，在写作中，为了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学生作文中的语句往往嗦复杂，艰涩难懂，影响了整篇作文的美感，所以，古代散文言简义丰的语言特色对学生书面表达的提升的具有借鉴意义。综上所述，在学习古代散文时，其言简义丰的语言特色可以让学生追求语言美，无论是口头交际还是书面表达。
二、崇尚真实的情感特点可以让学生追求情感美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每个学生对作品审美感受都不尽相同，甚至他们对权威审美的观点也会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新课程标准就强调了应重视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然而在实际的课堂教学时，教师容易忽视教学民主，往往视学生为一个被动的听众而不是读者，因此，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改变角色，作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组织者，明确学生才是作品阅读的主体，应该让学生有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因此，语文课堂应该打造成民主的课堂，让每个学生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允许不同看法的存在。当然，对学生的独特情感体验，教师应评价指点，以免天马行空，与当今正确的价值观背道而行。只有建立民主的语文课堂，才能更大程度的调动学习主体性，才能保障良好的审美意识学习环境。古代散文中的情感是自然流露和自由抒发的，尤其是在抒情类古代散文中，这一特点可以说表现到了极致。文章是用来以表意传情的，写文章就要抒发自己真情实感。要引起读者共鸣，就要有见情见性的语句。《归去来兮辞》中，我们感受到的是陶渊明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
高中生在语文学习中较少汲取来自古代散文的情感力量。目前，在高考的压力下，教师在高中语文作文教学中，往往讲授一些容易操作的写作方法，或者讲解一些作文技巧，讲解一些比较稳固的写作框架，以便学生尽快掌握写作技能。但是，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在平时作文批阅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学生习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习作中情感流露不自然，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缺乏真情实感，套作现象严重。所以，在高中的古代散文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赏析真实客观的情感美，让学生在感受“美”的过程中认识哪种语言能够体现情感美，让学生分组交流学习体验，并和同学一起分享自己独特的鉴赏体验和情感体验。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将教学内容和平时的作文教学结合，对学生在作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出指导，让学生在体验情感美之时，对自己所写的作文缺少情感美的问题也能有新的认识，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如何在作文中也能体现真情实感”的问题。
三、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可以让学生充实作文美
高中语文古代散文作品中，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是很鲜明特征。如，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左传《烛之武退秦师》）。该例句运用了很多的修辞手法，这是古代散文大家写作的亮点。古代散文运用比喻、借代、夸张、对偶、对比、比拟、排比、设问、反问等修辞手法，使其语言
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大大增加。高中生的作文存在主要问题：文意枯燥乏味，修辞手法单一，行文不连贯，文辞缺新意。古代散文灵活多变的修辞技巧正好可以作为一个教学内容。在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分析文中灵活句式、修辞手法、成文结构等，并让学生加以运用就完全能够为写作提供很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在古代散文的学习中，探究古代散文审美教育功能，就应该充分注言简义丰的语言表述，自然真实的情感诉说，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结合学生的审美心理，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丰富学生的审美结构。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理解透古代散文中所包含的各种美，提升学生发现美、认识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古代散文不仅承载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传承了中华民族对美的独特认知和思想精神，因此，通过古代散文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参考文献
一、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鉴赏之“道”的多元化
1.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审美之“雅”与“俗”
民间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中国古代汉族的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无论其音乐创作人员是民间艺人、文人还是宫廷乐师、宗教人士，也无论其表现目的是反映人民日常生活还是服务于文人修身养性、交际言志，是为宫廷享乐或为宗教服务，从其音乐表现因素来划分的话，可大致归纳为普通民众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等。故中国汉族古代传统音乐之审美归属，一为普通民众，二为文化精英或上层阶级，三为宗教民众，其中宗教民众又与普通民众群体有所重叠。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关系密切，如将宗教音乐视为民众音乐，这意味着中国古代的汉族传统音乐，按照音乐风格与受众群体来区别，主要可划分为“雅乐”与“俗乐”两大部分。当然，此处的“雅乐”非指中国古代宫廷祭祀活动与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而是指审美意蕴与审美表达均符合儒家“中和”之道的音乐，也就是所谓的文雅类的音乐；此处的“俗乐”泛指古代各种民间音乐。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当中，可视为文雅类音乐的，主要包括魏晋以来的琴乐、宋词调音乐、清宫廷音乐以及昆剧等；俗乐则最大量地涵括了历朝历代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唐代宫廷燕乐、民间说唱音乐以及绝大多数的戏曲音乐、宗教音乐等。
“远古时期，属于娱乐形式的‘乐’是没有雅俗之分的。”[3]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逐渐分为雅和俗两大类。这样的音乐文化格局本属中国古代音乐常识，但目前众多的有关中国音乐审美的文献，总是或强调中国传统音乐“和静、简易的审美观”[4]，或强调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特征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气盛化神”的审美追求、“立象尽意”的最高境界[5]等。从最大范围、最高艺术特征的美学角度论述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特点，难免使人觉得中国古代汉族的传统音乐，全是那些乐简意深、文质彬彬的音乐作品，而忽略中国历代汉族俗乐文化的审美特点。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当中写到：“……我们应当注意到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与中国思想史的学术研究传统相类似，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学者们，主要关注着中国古代文雅类的官方主流音乐文化的审美特点，坚守着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雅正”传统，从而使雅致音乐文化的土壤――全民化的民间俗乐消失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虚无当中。
2.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多元组合
历经时间考验而传承至今的中国古代普通民众的俗乐其实并非低俗的音乐。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当中的雅致之乐，它的最初往往也是俗乐。俗乐的生命力就在于“俗”，俗得有民族特色，有大众品位，俗得清新又活泼。雅致的音乐如果没有俗乐的滋养与洗刷，必将走向雕章琢句、绵软气弱的萎靡不振的地步。虽然雅俗也可相互转化，但俗乐精品，往往俗中见雅、大俗大雅、雅俗共赏，这也就是所谓的“俗到家时便是雅”[6]。
我们承认，“在中国历史上，抒情美典是最为上层文化所赞许，又对整个文化圈最具影响力。”[7]中国古代儒家推崇雅正之乐，隆雅鄙俗，致使中国古代官方音乐理念始终崇尚着“中和”之道。但“大体上，任何文化有上层的美典，也必须有低层的美典。中国经过几千年的演变，终于以中国文化型的抒情美典为主导，但其他美典或同时并存，或在某一集团、某一时期甚至成为主导美典”[8]。在任何人群聚居之地，一定会存在许多并不优雅也不含蓄更不精致但却是普通民众甚为热爱的音乐。中国古代传统音乐的历史是如此悠久，中国地域是如此辽阔，人口是如此众多，音乐文化大一统于“中和”之美只可当作如是观，圣人们的宏大的音乐美的追求，与中国丰富的生活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古代官方所提倡的主流音乐思想并不能左右汉民族全部的音乐格调布局，古代汉族传统音乐文化是多种思想文化的组合，这是历史的真实。
学术界对汉民族的起源问题现已持多元论。秦汉之际方成型的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汉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以其先进的经济制度与高文化结构，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将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以及蛮、俚、僚、等西南少数民族逐步汉化；又在宋辽金元时期与契丹族、女真族等北方少数民族长期杂居，在民族大迁移运动当中将不少少数民族同期同化。[9]汉民族文化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文化汇聚的历史，古代汉族传统音乐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入后的音乐文化产物。
二、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鉴赏之“术”的多样化
丰子恺曾明确表示，对于不同的艺术类别，“应当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的美学特性而具有不同的鉴赏方法，应当掌握各类艺术鉴赏活动的特殊性。”[10]鉴赏者对同一类音乐进行鉴赏，因为艺术鉴赏本就有审美创造差异，所以鉴赏差异客观存在；且不同类的音乐鉴赏途径与方法，技术层面的差异也比较大。
1.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雅致音乐类的鉴赏之“术”
前面提及的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当中的文雅类音乐，主要包括魏晋以来的琴乐、宋词调音乐、清宫廷音乐以及昆剧等。
文雅类的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的鉴赏有一些具体的鉴赏技术要求。如琴乐，它用不同音色、不同风韵的泛音、实音与散音音点，吟揉绰注、轻重疾徐的演奏合成了一条虚实相间的旋律线，又用如生命脉搏般的自由散板节奏，营造出了琴乐律动的从容。在古琴音乐当中，虽然散板的精神贯穿始终[11]，实则是“形散而神不散”。这种浓淡相间的音乐时空布局，构建出了一个“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心灵与自然相映衬的审美空间，丰沛的艺术张力从中或激越或悠缓地布局了出来。所以琴乐的鉴赏之“术”，主要应当注意它的“美点”至“美（旋律）线”，它的节奏律动、音乐曲体空间布局之美，等等。
虽然宋词保存至今尚有两万多首，但我们现在能够鉴赏到的词调音乐仅有南宋姜夔的词调音乐作品17首（其中自度曲14首）。姜夔的词调音乐作品被视为中国的古典艺术歌曲，品鉴它的时候，除需要运用中国古代文学鉴赏常识、词调美学知识以外，在歌曲曲调的分析处，鉴赏者还应知晓宋词均（“韵断”）与乐句的音乐布局关系，用均的疏密与音乐表情之间的关系，均处即是歌唱表演的击节处等艺术常识。词调音乐作为文学与音乐之双璧，字调与曲调是否合律还需要音韵学的基本修养。
昆剧的腔词声韵关系与词调音乐基本一致，昆剧的文学性强是这个剧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与词调音乐不同之处应当是它的戏剧性，鉴赏它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中国戏曲艺术特质的分析与欣赏，如所谓的超时空、程式化、虚拟性、综合性，等等。另要注意昆剧亦歌亦舞的表演特点，昆剧音乐构成的基本规律。昆剧的歌唱风格也迥异于其他剧种，明代沈宠绥的《度曲须知》曾叙述其歌唱特点为“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清圆，收音纯细”。如要比较简易地揭示出它的歌唱特点，罗艺峰所谓的“川剧的‘叫’，秦腔的‘吼’，昆曲的‘吟’，越剧的‘唱’”[12]可资鉴别与审美。
大多数人都认为，培养一个人对精致艺术的鉴赏能力相对比较困难，因为精致艺术的意境、神韵、气势等审美构成品格较高，品鉴它对鉴赏者的文化修养、联觉通感等音乐鉴赏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古代汉族音乐当中的雅正艺术，如琴乐、词调音乐与大部分宫廷音乐、昆剧等均吻合言近旨远之艺术要义，如将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结语所云的“深文隐蔚，馀味曲包”，陆机《文赋》当中所言的“石蕴玉而生辉，水怀珠而川媚”，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篇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诸多言语，用于阐释雅致艺术的审美特点，这将大大提高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雅致音乐的审美成效。
2.中国古代汉族传统民众俗乐的鉴赏之“术”
如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汉族民歌文本进行研究，很容易得出“到了明代（主要指明中期以后），民歌才算是完全解放了自己”[13]的文本民歌研究观点，因为《诗经》与《楚辞》《乐府诗集》等历史性的民歌文本相比于明中后期的民歌文本而言，更具规范性与蕴藉有度的文学特征。笔者相信，中国历代的汉族民歌元典都是清新活泼、真挚动人的普通民众的心声。我们现在所读阅到的历史性的一些汉族民歌文本，绝大多数是经过文人润笔、官方许可才采编流传至今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是儒家教化思想的产物，而民歌作为民众艺术的一种普通体裁，在生活当中“矢口寄兴”“放情长言”，整体的艺术特点应当是真切而生动，简朴而深刻。“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14]民歌地方风味浓郁，沁人心脾，文学价值并不低。对于民歌的鉴赏之“术”，固然文词与曲调均需鉴赏，但其人文性、民族性的鉴赏才是民歌鉴赏的根本。
清代说唱音乐可供鉴赏的主要有京韵大鼓与苏州弹词。这两种说唱曲种的共同艺术特征，是唱腔的叙述性、抒情性较强，口语化明显，地方语音的音韵美完全渗透在说唱音乐的唱腔当中，演唱极具个性，等等。[15]要鉴赏好这两种说唱艺术，一定得适当了解它的唱词框架特点，句式组合特点，语音的辙韵与用韵特点，唱腔的板式、腔型特点，伴奏音乐的艺术特点。在此基础上才能详细了解刘宝全的京韵大鼓表演特点，清中叶之后的苏州弹词陈调、俞调、马调的演唱特点等。说唱音乐的鉴赏，尤要注意其说中有唱、唱中有说的独特艺术组合方式，享受说唱音乐因为语言与音乐的丰富结合而产生的音韵美。
清代戏剧音乐鉴赏主要鉴赏中国早期的京剧艺术，但京剧第一代“老生三鼎甲”既无录音又无录像保存并流传他们的京剧表演艺术，我们只能从“新三鼎甲”之一――谭鑫培的极少录音当中了解中国早期京剧的某些艺术特点。京剧艺术自谭鑫培开始才统一使用京剧的音韵规范，这也有利于我们鉴赏现今存在的京剧艺术。鉴赏谭鑫培的京剧表演势必得了解京剧板腔体声腔结构特点，西皮、二黄两种主要声腔及其音乐特点，伴奏乐器与伴奏音乐特点，京剧行当与脸谱，京剧的“唱、念、做、打”有机结合等相关的艺术因素。除去戏剧艺术的基本特点，如要熟悉这种戏曲音乐，得从唱腔的外部形态入手。如同昆曲可从一支支曲牌入手，秦腔可从一种种板式入手一样，“而行当分腔发展得比较完善的多声腔的剧种如京剧，则又加了一个‘行当’的层次，所以在京剧的每一个唱段前，总要标上行当、声腔、板式三项内容。如旦腔西皮二六、生腔二黄散板，等等。”[16]所以应注意京剧每一个行当的唱腔唱词结构、基本句型与其他变化板式等艺术内涵与艺术形式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艺术表演特点；且同样的行当唱腔板式，在每一位优秀的京剧演员的表演当中又独具魅力。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深化戏曲程式化的艺术认识，提高京剧艺术的审美能力。
文雅的古代汉族传统音乐与普通民众的古代俗乐并非绝对对立。且不说那些不同类的音乐文化之间决不会壁垒森严、泾渭分明，单说雅致的上层人士们享受的音乐文化与普通市井民众的民间音乐文化之间，历史上始终处在一个相互影响与相互交融发展的态势当中――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实为一个多元化的音乐文化整体。
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具体的鉴赏之道与鉴赏方法的多样，并不说明鉴赏之“道”与鉴赏之“术”的截然对立。严格而言，“术”在“道”的具体范围之内，“术”是“道”的具体体现。但在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的鉴赏当中，如果只有“道”而没有“术”，此“道”将为“虚道”。我们强调，古代汉族传统音乐的鉴赏教学一定要加强各种艺术品种鉴赏方法的研究，即必须向学生介绍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鉴赏的基本程序与鉴赏途径、鉴赏此类音乐需具备哪些文化修养、取何种文化视角进行多维认识（此中涉及到了审美之“道”的具体对应），等等，至此方可评论其鉴赏教学真正做到了“授人以渔”的教学水准。在“术”的训练基础上，学生升华形成对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审美之“道”的音乐文化的认识，即对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的整体文化特征有所把握，依此才能确定音乐鉴赏主体的中国古代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知识，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稳定性质的内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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