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态势
本文考察的范围是公开发表的1993至今的有关对外汉字教学研究的成果，成果的主要来源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界的六大专业核心期刊（包括《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汉语学习》、《语文建设》、《语言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汉字文化》两大期刊及国际汉语研讨会论文。本文的研究涵盖的范围是对外汉字的教学研究，不包括汉字本体研究及汉字规范化研究。
首先我们从数量上进行考察。八类期刊中所刊载的有关对外汉字教学的总数是186篇，国际汉语研讨会论文是18篇。通过对八类期刊上的对外汉字教学篇目数占总篇目数的比例来看，学界对汉字的研究极少。平均占有率还不到万分之三，其中《语言研究》的比例是最小的，仅为十万分之八；而《语言文字应用》中所占比例稍多，也仅有万分之五。另外，笔者对八类期刊中对外汉字教学的论文进行了一下统计。《汉字文化》中对外汉字教学所占篇目最多，为33篇。而《语言研究》篇目最少，仅有2篇。
从对外汉字教学20年来（1992-2012）的学术趋势来看，对外汉字教学的关注度分别在1994、1997、1998及2007年有极其显著的提高，而从2010年开始，又有小幅度地降低。1994是对外汉语学界重要的一年，在1994年1月，在南开举行了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而在1997年6月，国家汉办在湖北宜昌召开了首次汉字和汉字教学研讨会。1998年2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和法国汉语教师协会联合在巴黎举办了国际汉字教学研讨会。这两次研讨会对汉字教学的地位、任务、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人热烈的讨论。但由于汉字和汉字教学研究的难度较大，对外汉字教学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直至2007年才有了起色，汉字教学关注度自07年起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趋势。
二、近二十年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成果
根据近20年的期刊论文和研讨会的状况，对外汉字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汉字字形教学研究；汉字教学模式研究；汉字教学方法研究。另外，也有对汉字教材的编写、汉字的国别教学、文化与汉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在此，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仅探讨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的教学方法是对外汉语学界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因此论文也比较多。如：柯彼德（1993）《关于汉字教学的一些新设想》、郝恩美（1994）《现代汉字教学法探讨》、卞觉非（1999）《汉字教学：教什么？怎么教？》、王晓光（2002）《在甲级字解析基础上的对外汉字教学构想》、黄雪梅（2004）《关于联想式对外汉字教学法的构想》。蔡富有（1996）《小学识字教学理论探微―兼论“字族文识字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张学涛（1997）《基本字带字教学法应用于外国人汉字学习》及陈曦（2001）《关于汉字教学法研究的思考与探索――兼论利用汉字“字族理论”进行汉字教学》都是从“字族理论”的角度来探讨对外汉字教学。
除上述教学方法，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字本位论”和“字理识字法”。下面，对这两个比较流行方法进行一下概括阐明。
（1）“字本位论”
字本位理论是针对汉字教学中的基本单位的讨论而提出来的，在印欧语系里，教学的基本单位是词，中国语言学界借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在汉字教学中也援引词本位的教学理念，但徐通锵、赵元任、白乐桑、吕必松等人则主张字本位的教学方法，认为字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字的教学。（徐通锵 1998《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王若江 2000《由法国“字本位”汉语教材引发的思考》、贾颖 2001《字本位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以上几篇文章都是肯定了字本位的教学理论，主张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在具体的教学中应该以字的教学为基础。
但是任瑚琏的《字、词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单位及教学策略》（2002）文章否定了字本位的说法，其认为汉语的最小造句单位是词而不是字，对外汉语教学也应该以词为基本单位进行教学。
另一观点是认为将字本位与词本位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刘社会2002《对外汉字教学十八法》、施正宇2008《词、语素、汉字教学初探》）
（2）“字理识字法”
“字理识字”教学法自诞生以来，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首肯和教育工作者的青睐。张田若先生认为“‘字理识字’自成一派”，并鼓励说希望其继续发展。“字理识字”教学法是依据汉字的构形规律，运用汉字形与义的关系进行识字教学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对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方法的分析，运用联想、直观等手段来突破字形这个关键，达到识字的目的。这种教学法得到了广大学者的认同。贾国均（1995）《“字理识字”是解决汉字初学繁难问题的有效途径》、王宁（1997）《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部件拆分》、安雄（2002）《构建对外“理性汉字教学方法”的基础研究》及安雄（2003）《谈对外“理性识字法”的构造》、李宝贵（2005）《汉字理据性与对外汉字教学》、赵妍（2006）《现代汉字的理据性与对外汉字教学》、石传良，罗音（2007）《理据识字法是对外汉字教学的重要方法》、姚敏（2011）《现代汉字理据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都认为“字理识字”法能够指导对外汉字教学。
三、结语
回顾近二十年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我们获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有一系列的教学法的诞生，对汉字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本体研究，还拓展到了应用层面。研究成果不再是仅以文字阐述，而是用定量的方法统计分析、用实验的方法来证实结论的可行性与可靠性。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我们汉语走向国际的一大难题。如何进行汉字教学仍然是我们需要继续进行努力探索的一个方面。汉字教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来说，却仍然有所欠缺。我们希望学界的泰斗及奋斗在一线的教师编纂出更符合实际需要的对外汉字教材，也希望将来有更多针对国别的汉字教材的涌现，更期待有实践价值的系统的教科书或视频软件等指导国内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如何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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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卞觉非.汉字教学：教什么？怎么教？[J].语言文字应用，1999，01：72-77.
[4] 陈曦.关于汉字教学法研究的思考与探索――兼论利用汉字“字族理论”进行汉字教学[J].汉语学习，2001，03：70-75
[5] 陈绂.日本学生书写汉语汉字的讹误及其产生原因[J].世界汉语教学，2001，04：75-81.
[6] 陈慧.外国学生识别形声字错误类型小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02：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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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吕必松.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01：17-24.
关键词：汉字理论 汉字起源 汉字性质 构形方式 演变规律
一、绪论
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字的产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人类已经从蒙昧步入文明。几千年来，汉字是世界范围内唯一没有间断发展的文字，在历史长河中，汉字经过多次演进，成为当代一种独特的文字符号类型。
汉字研究可以追溯到周秦，汉代《说文解字》的出现表明汉语文字学的正式创立，清代以说文四大家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把传统文字学发展到巅峰。20世纪各种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开拓了古文字学研究的领域。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推动了近代汉字学理论的探索和体系的构建。[1]
文字学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为今后如何确定研究方向、途径、方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开拓更多新的研究领域，取得超迈前贤的成就做了铺垫。本文是对近十年学术史的总结，反映了文字理论研究在各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标志着文字理论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笔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即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性质、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2]，对近十年的新成果作简略的概述。
二、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问题，历来倍受关注。近十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阐述的角度不尽相同，现列举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
（一）阐释《说文》中观点
陈文敏根据甲骨金文研究六书，发现六书原来竟是一个“五步相生”的造字程序，而运用六书“相生”之法创造出来的甲骨金文(古汉字)群落则是一张连环相生、纵横交错、辗转相注、交互说史的古汉字关系网络。作者在书中明确申明，他是通过“古汉字关系网络”强大而严密的“文字互释功能”来揭示华夏文明发祥史真相的。[3]
刘薇、张松竹认为，许慎《说文》把八卦归入文字萌芽范畴，并非毫无根据；肯定文字诞生之前结绳记事的存在，并推测其可能对文字起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慎不取天授汉字的神话，主张受鸟兽之迹的启示也是合理的。[4]
宋瑞卿立足于汉代班固和许慎的六书说的差异，从细目到次第，对汉字起源问题进行了一个合理、全面的认识。[5]
（二）时间角度
连登岗提到，汉字产生于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创制期，二是形成期。汉字创制于母系氏族时期，时间界限为距今10000年至5500年前后，这个时期的汉字属于当时华夏文字的一种。汉字成熟于父系氏族时期，即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时间界限为距今5500年至4000年前后。[6]
包和平、黄士吉从考古学角度论证了后红山文化时期（新时期时代晚期）石棚山陶文的发现，表明四五千年以前的西辽河流域已露出了文明的曙光。据考证，创始汉字的是陶工，他与传说中的仓颉均为皇帝时人。陶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7]
（三）地域角度
李立新认为，伏羲依据河图洛书而画成八卦，形成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并引发汉字的发明，最早的一批汉字应是族徽文字。从文献记载看，无论是伏羲画八卦、造书契，还是仓颉造字，都发生于中原地区。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四方远古文化在中原地区不断交汇、融合、发展、升华，首先在中原地区形成汉字体系，露出中华文明的第一线曙光。[8]
（四）符号学原理
叶其容指出，汉字符号的形成问题，应从它的前提条件讨论起：其一，远古汉语已经存在；其二，原始思维的发展；其三，原始造型艺术的发展；其四，社会的发展需要记录语言。具备这些条件，只是有可能产生汉字符号，但并不具有必然性。[9]
（五）特殊形态
在汉字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几种特殊的形态。庄建东提到，作为皇帝的史官，仓颉造字说是基本可信的。“仓颉”是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的一种形态，仓颉因发明这种形态而得名。[10]
王立民认为陶文符号和图形是汉字的萌芽期，金文徽族和“集形短句”是汉字的初始期，殷商时代金文及甲骨文是汉字的成熟期。从金文中保存下来的族徽和“集形短句”看，可以推测出在陶文符号、图形与甲骨、金文之间的文字应是与族徽和“集形短句”相同的形态。[11]
（六）宏观角度
连登岗认为，汉字包含于华夏文字之中，探讨汉字的起源，应该把视野扩大到华夏文字的范围，且要考虑到关乎文字起源的诸多方面。例如文字起源于社会治理、文化传播的需要；文字产生于农业经济确立、氏族公社出现之后；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华夏文字起于多源，汉字是华夏文字多元起源的优胜者。[6]
（七）考古学角度
黄德宽从考古学的角度，通过对商代后期甲骨文发展水平的论证，确立探讨商代前期文字的起点。他认为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功能完备、成熟发达的文字符号体系，它不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符号，也是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此外，他还获得了关于商代前期文字发展情况的基本结论，如：夏商周在文化上有相当程度的共性特征，三代使用的文字属于同一体系；商代前期陶文可以作为考察汉字体系发展的珍贵样本，它们对衡量各阶段文字发展水平具有珍贵价值；商代前期的文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其后各时期陶文符号的相同性大于差异性，这也进而证明当时的文字已发展到成体系的成熟阶段。[12]
对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寄希望于新资料所提供的新线索，汉字起源研究和考古历史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文字起源的比较研究将是寻求研究突破的重要途径，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了新的进展，但作为汉字研究的重大疑难问题还将长期被关注。
三、汉字的性质
汉字性质问题是汉字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核心。20世纪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争论：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提出的表意文字说，周有光最早提出并比较系统论证汉字的意音文字说，姚孝遂提出的表音文字说，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和赵元任分别提出的表词文字说和语素文字说。[13]关于汉字性质的争论几经高潮，近十年，有代表性的争论有以下几家：
（一）“三方面”说
张玉金对于汉字的性质是遵照“三方面”说提出的。提出“三方面”说的是王伯熙，他在《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可以从“文字的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文字的符号形式”、“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这三方面去讨论一种文字的性质。[14]张玉金由此得出结论：古文字阶段的汉字是语素+形意音+图符文字，隶楷阶段的汉字是语素+意音区别+字符字。[15]
张爱萍也是从三方面对汉字性质进行了阐述：汉字是理据性和审美性完美结合的形体结构；从文字单位和语言单位的关系来看，一个汉字就是一个独立音节；从字形层面考察汉字特点，汉字是方块字。[16]
（二）“两方面”说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提出“两方面”说。裘锡圭认为，考察文字的性质，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方面是看一种文字使用什么字符，字符包括意符、音符和记号是第二方面即看文字在所表达语言中是什么单位，裘锡圭认为汉字应称为语素――音节文字。[17]
（三）构意文字说
李剑影提到裘锡圭关于汉字性质的两个观点：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意符音符记号文字，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用图表的方式综合两个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汉字是构意文字。[18]
（四）构形原则说――表意体系文字
郑振峰认为汉字的性质只能根据它的构形原则，而不能根据文字体系中单个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确定。它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形体与意义之间存在着理据性。[19]李莹也认为，汉字性质应该从汉字构形原则的角度出发，把汉字概括为具有一定表音功能的表意体系的文字。[20]
（五）共时历时说
项科旭提到，汉字的性质是表意文字，这是运用共时方法得出的正确结论之一；若从历时的角度看，汉字的性质应从汉字构形方式的演进方面进行考察。两者不应互相排斥，应合理共存。[21]
（六）语素文字说和意音文字说
寇延年对裘锡圭提出的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说提出几点质疑，认为赵元任等提出的音素文字说和周有光提出的意音文字说是比较合理的。[22]
（七）符号工具说
连登岗提到文字的性质应该这样表述：文字是视觉图形符号与语音听觉符号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人工制作的以视觉图形为存在形式的主要充当语言符号、同时也兼备思维符号、物象符号、艺术符号、文化符号等功能,以系统为其结构形式的社会交际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工具。[23]
（八)批判周有光意音说
仝国斌提到，不少学者在汉字性质表意、意音甚至表音的选择上纠缠不休，皮尔士的三元符号模式能有效地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事实上，表意和表音是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符号抽象化的程度不同而已。意音文字的提法不科学，因表意表音本身就处于“理据性理据性・约定性约定性”的符号链中。表意文字是最大强度的理据性与最大限度的约定性的完美结合，表音文字是最大强度的约定性与最小限度的理据性的完美结合。[24]
近些年，也有学者针对性质定义不一的情况作出一些思考，例如，王德寿对汉字性质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不同观点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汉字性质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25]杨世铁也提出了解决汉字性质问题的五点意见；讨论汉字的性质，不能只就汉字论汉字问题；不能撇开汉字和汉语的关系；要兼顾汉字发展的几种字体；不能只就汉字构成方式之一种来认识；不适合从文字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认识。[26]
关于汉字性质认识之分歧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讨论问题所依据的材料、理论根据、研究方法等的不同造成的，在进一步研究中应注意对各种不同的意见予以合理的吸收和整合，作出更符合汉字实际和理论逻辑的阐述。
四、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
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的研究是中国文字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六书”作为最早阐释汉字结构原理的理论，在汉字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六书”本身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现代学者相继提出“三书说”，动摇了“六书”的绝对权威地位。[27]随后，刘钊古文字构形学，黄德宽构建形声谱系，王宁构建汉字构形理论，李圃字素理论使汉字结构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新“三书说”
陈梦家在其《殷墟卜辞综述》的“文字”章里提出了他的新“三书说”：象形、假借和形声。裘锡圭在其《文字学概要》里也提出了“三书说”：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17]裘锡圭对汉字结构的研究全面深入，举例丰富，分析精确，材料可靠，表明汉字结构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刘钊古文字构形学
刘钊在《古文字构形学》中第一次把对古文字构形的研究称作“古文字构形学”。在书中，刘钊分析了甲骨文、早期铜器铭文的构形特点，介绍了西周金文中“声符”的类型、 “变形音化”、“一字分化”以及古文字中形近易混形体的区别形式等构形规律，还总结了古文字考释方法和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古文字基本构形构成演变谱系举例”、“秦汉篆隶资料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古文字考释举例”三部分则是用来检验上述理论的实践性工作。[28]
（三）黄德宽构建形声谱系
黄德宽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以殷商到秦汉的古汉字形声字为研究物件，比较全面地考察分析了形声结构及其发展，揭示出形声结构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29]他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对同声系内部具有亲缘关系的同源字进行考辨确认，试图比较全面地揭示古文字阶段汉字体系内部字际关系，为进一步揭示汉字发展演变规律奠定基础。[30]他还提出，不同汉字构形方式构成一个互补的系统，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内不同的构形方式此消彼长，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经历着内部的功能调整。[31]
（四）王宁构建汉字构形理论
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核心是，用系统的观点看待汉字，用系统的方法描写汉字，用系统比较的方法观察和总结汉字的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认为汉字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元”。在汉字使用的每个历史时期，“形位的数量都大致在250－300个左右，它们分别或完全具有表音、表义、表形、标示四种功能”。几百个形素又可以组成上万个汉字；汉字的结构方式主要有两种：层次结构与平面结构。汉字有五类属性：汉字的基础构件在不同汉字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汉字的基础构件有不同的组合样式；汉字构件的组合过程；结构的级层数和各级构件；汉字的构形模式。[32][33]
（五）李圃提出字素理论
李圃在《甲骨文文字学》中指出：字素问题是基于汉字与汉语语素之间的关系提出来的。字素系统由静态系统和动态系统共同构成。字素的静态系统指字素进入造字过程以前的字素系统，字素的动态系统指字素进入构字过程之中的字素系统。一个合体字结构类型的分析要以语素的音义为出发点和归着点去确定字素及其组合的上位层次，即直接显示语素的音或义的层位。[34]
由于历代汉字资料极为丰富，汉字结构的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许多研究古文字的学者满足于依据旧说而就字论字，他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文字学理论问题；而研究语言文字学的学者对古文字资料和研究成果钻研、吸收不够，从而影响了理论的总结和深入探讨。全面研究分析历代文字尤其是古文字资料，是汉字结构理论研究获得新的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五、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35]
汉字发展演变的研究，一方面在字体形态发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另一方面学者们突破长期以来只注重描述形体发展的局限，开始致力于揭示汉字内在的发展变化。例如，讹变与讹混、双声符字、饰笔、借笔、规范问题等等，将建立单个汉字发展历史档案和汉字系统发展沿革谱系、描述并揭示其发展演化轨迹和发展规律作为研究的重点。
（一）字体形态演变
1.隶变研究
刘凤山的博士论文《隶变研究》对“隶变”问题作出阐释，细致地描述了各个阶段的特点。[36]张晓明对春秋金文字体的演变规律、特点以及原因作了考察。[37]杨宗兵考察了出土的秦文字材料，认为秦文字“草化”不仅完全属于自然书写状态下的“草书萌芽”，而且与“狭义草书”相距不远，对汉代草书的形成与趋于成熟具有“导源”意义和“示源”作用。[38]于丽萍阐述了汉字构形的发展和字体的演变之间的关系。而今文字阶段字体的发展演变破坏了汉字的构形理据，使构形系统不断地进行调整以实现新的平衡。[39]
2.字体演变总规律
王宁提到汉字字体演变总规律，字体风格的形成由微而显，两种主流字体交替必有一个过渡带。类别风格常被说成是个人的创意，言小篆则以李斯、许慎为代表，言隶书则以程邈为代表。字体形成的渐变说，对汉字学、汉字史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40]
3.古文字发展谱系
黄德宽以国家“九五”重点项目“商周秦汉汉字发展谱系研究”为阵地，组织课题组成员在2005年完成最终成果《古文字谱系疏证》。它科学地揭示了汉字发展的规律，为汉字发展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疏证》的出版必将为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带来新气象。[41]
（二）讹变与讹混
文字形体讹变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古敬恒、李晓华从形近相混、字形的离析与粘连、误形为音三个方面探讨讹变的原因并追溯了讹变形体所折射出的文化意蕴。[42]沙宗元分析了这两类讹变在古文字各个阶段的情况。[43]魏宜辉用大量字例论证了楚系简帛文字形体中笔势变化讹变、简省讹变、增繁讹变等六种类型的讹变现象。[44]方勇细致地分析了战国楚文字中31组形近偏旁混同现象。[45]闫华梳理出“西”、“勺”、“百”等字及与之相关诸字的讹变脉络，并总结归纳了支配这些讹变现象的规律。[46]
综上来看，“讹变”与“讹混”、“变形音化”这三个概念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刘钊在《谈讹混》中指出：“‘讹变’既包括独立的字和偏旁的讹变，也包括笔划的讹变，而发生‘讹混’的构形因素基本是指可以独立的字和构形偏旁；‘讹变’一般是指构形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大都是不能逆转的单向发展，而‘讹混’则不光有单向的发展，还有两种形态之间的混用，有时是可以互换的双向互动。”[45]“变形音化”是人有意识地对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进行改造[28]，而“讹变”则是无意识的，发生讹变的形体可以是笔划、偏旁，也可以是独立的字。
（三）双声符字
刘钊在其博士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指出：双声符字是指一个形体的两个构形因素，对于所记录的词来说都是标音的声符，而没有形符、意符或其他别的成分。[28]陈伟武将双声符字分为两类，同时在考辨一些字例的基础上，他还阐释了双声符字的结构原理、双声符字与形声字的关系等问题。[47]许文献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十二例楚文字中的双声符字。[48]宋鹏飞指出了一些殷周金文中的纯双声符字例。[49]黄丽娟也把双声符字纳入其研究范围，指出了七例双声符字及其来源。[50]黄天树指出了甲骨文中的双声符字。[51]
（四）饰笔
刘钊在其博士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指出：饰笔，又称装饰笔划、羡画、赘笔，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中，从对形体美化或装饰的角度看，添加的与字音字义都无关的笔划，是文字的羡余部分，并在最后在第十四章“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中他总结出二十一条关于“饰笔”的演变规律。[28]
张振林考察了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期间文字的发展及使用情况，认为羡符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在隶变期间还存在饰笔、羡符，只是未规范的古文字的孑遗。[52]
湛玉书将文字羡余现象分为字素、非偏旁构件、表意偏旁羡余三类，又进一步指出文字羡余现象的五种成因：为增强文字形体的区别性、为求字义表达的彰显性、因文字类化、受民族心理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书写习惯等而增加羡余成分。[53]
（五）借笔
吴振武的《古文字中的借笔字》是最早的关于借笔的专题性文章。他认为古人写字用借笔，求简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有时可能也有“玩”的意思。[54]
刘钊的《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在理论上对“借笔”作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借笔是古文字为书写简便而产生的一种变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装饰化的意味。[55]
（六）规范
龚嘉镇提到新时期的汉字规范的重点需放在现代汉语通用字种的分级定量和简繁对应上。[56]潘文国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汉字规范问题。[57]王宁指出，在规范汉字表研制的过程中，对汉字简化的怀疑论也再次提出。[58]费锦昌认为现代汉字规范的两个热点问题：偏旁类推简化、“同音代替”简化。[59]黄德宽认为汉字应用中“繁、简二元并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60]王宁提出制订规范汉字表的重要性与迫切性。[61]沙宗元认为对汉字的规范和统一既是本身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汉字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主流倾向。汉字系统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在多因素制约下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62]
汉字发展历史的研究，目前已具备较为充分的条件，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汉字系统内在发展规律的揭示和断代研究两个方面。开展这项工作时正确确定汉字发展研究的视点也显得尤为重要。从哪些角度、依据什么标准来衡量汉字的发展，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前提问题。
六、结语
以汉字为研究对象的汉字理论研究，是21世纪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时显著的学科之一，各个方向发展的全面性，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已发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引人注目，呈现出良好势头。但是总体来看，汉字理论研究仍是较为薄弱的环节，无论重视程度还是所取得的成果，都与汉语文字学整体的发展不相适应。世纪之交，汉字理论研究呈现出的新态势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的研究水平会跨入开拓创新、科学建构自身学科体系的新阶段。
注释：
[1]黄德宽：《汉语文字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2]黄德宽：《从转型到建构：世纪之交的汉字研究与汉语文字学》，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第9-12页。
[3]陈文敏：《汉字起源与原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4]刘薇，张松竹：《从析许慎关于汉字起源的理论》，说文解字，2008年，第8期，第308-309页。
[5]宋瑞卿：《汉字起源考略》，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第34-35页。
[6]连登岗：《华夏文字与汉字的起源》，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9年，第6期，第36-44页。
[7]包和平，黄士吉：《原始陶文――汉字的起源》，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第93-96页。
[8]李立新：《试论汉字起源于中原地区》，中州学刊，2010年，第9期，第186-189页。
[9]叶其容：《从符号学看汉字的形成》，咬文嚼字，2010年，第1期，第62-63页。
[10]庄建东：《汉字起源新说――“仓颉”：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期的记事方法》，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8期，第105-109页。
[11]王立民：《“集形短句”――汉字形成过程中由萌芽到成熟的重要形态》，北方论丛，2005年，第5期，第60-63页。
[12]黄德宽：《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3]郑振峰：《20世纪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62-67页。
[14]王伯熙：《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中国语文，1984年，第2期，第108-116页。
[15]张玉金：《论汉字的性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第65-68页。
[16]张爱萍：《汉字性质与汉字类型研究的辨正》，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第87―89页。
[17]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页。
[18]李剑影：《论汉字的性质――裘锡圭之读后感》，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第44-45页。
[19]郑振峰：《“六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兼评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理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35-39页。
[20]李莹：《浅议汉字的性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2期，第64-66页。
[21]项科旭：《汉字性质的共时和历时观》，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57―60页。
[22]寇延年：《再论汉字的性质》，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31页。
[23]连登岗：《关于汉字的性质》，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21页。
[24]仝国斌：《汉字性质的符号学观照》，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52-56页。
[25]王德寿：《关于汉字性质研究的一些思考》，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0期，第110-115页。
[26]杨世铁：《有关汉字性质研究问题的几点认识》，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17-119页。
[27]张先坦：《“三书说”比较说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08-113页。
[28]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9]黄德宽：《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
[30]黄德宽：《对古代文字发展沿革内在关系的探索与揭示――关于》，学术界，2005年，第292-295页。
[31]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7期，第1-8页。
[32]曾昭聪：《王宁学术思想述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69-75页。
[33]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3页，第15-21页。
[34]李圃：《甲骨文文字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35]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2辑)(繁体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6]刘凤山：《隶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37]张晓明：《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
[38]杨宗兵：《秦文字“草化”论析》，《汉字研究》（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537-544页。
[39]于丽萍：《汉字构形的发展与字体的演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00-103页。
[40]王宁：《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的》，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25-29页。
[41]党怀兴：《构建汉字形体流变谱系》，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80-83页。
[42]古敬恒，李晓华：《试析古文字的形体讹变》，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第70页。
[43]沙宗元：《古汉字字形讹变现象初探》，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44]魏宜辉：《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45]方勇：《战国楚文字中的偏旁形近混同现象释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46]闫华：《古文字中的讹变现象举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47]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39页。
[48]许文献：《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彰化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49]宋鹏飞：《殷周金文形声字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50]黄丽娟：《战国多声字研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184页。
[51]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二分册），2005年版。
[52]张振林：《古文字中的羡符――与字音字义无关的笔划》，《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3]湛玉书：《论文字羡余现象》，语言研究，2005年，第64-66页。
[54]吴振武：《古文字中的借笔字》，《古文字研究》（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8-337页。
[55]刘钊：《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古文字研究》（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97-410页。
[56]龚嘉镇：《关于新时期汉字规范问题的思考》，中国语文，2005年。
[57]潘文国：《从语言学角度谈汉字规范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2期。
[58]王宁：《从汉字改革史看汉字规范和“简繁之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第42期。
[59]费锦昌：《现代汉字规范的两个热点问题》，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
[60]黄德宽：《论汉字规范的现实基础及路径选择》，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11期。
[61]王宁：《再论汉字规范的科学性与社会性――关于制订规范汉字表的思考与建议》，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11期。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最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体系完整的甲骨文，说明甲骨文只是汉字的流而不是源，汉字的起源还应上推一个历史时期。汉字起源的准确时间无从得知，具体过程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结绳契画说，有八卦易符，有仓颉造字说，但不论怎么说，汉字都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汉字的发明可以堪称是史上一件非常伟大的史实。
汉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这与汉字的构字规则或俗称造字法有关。关于造字法，也有很多学说。如“六书”、“三书”、“四体二用”等，现有的学者还把“六书”细分为十种造字法，可谓见仁见智。不过这些观点都始终没有摆脱“六书”的影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给“六书”下定义的：“……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拙，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一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释似乎不是按六书出现次序排列。最早出现的应是象形字，不但汉字如此，其他民族的古文字如苏美尔的稧形文字，埃及的纸草文字，最初也都是象形字。这是人类先民对自然界的共同反应。但能够画成象的文字毕竟有限，后来就出现了指示和会意。这大大扩大了汉字的范围，也使汉字从图形化向符号化迈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讲，这三种造字法能造出一切汉字，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扩大，造字速度远跟不上思维和语言的发展。于是依声托事出现了假借字。假借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极具挑战的关键。其他古文字在假借字大量涌现后，纷纷转向了拼音文字，惟独汉字英雄不改本色，从此汉字走向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解决假借字带来的困扰就是后来的转注字和形声字。因为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汉字表达新事物，所以一个汉字就会有数个几乎毫不相关的意项，这很容易造成混乱，转注字就往这些身兼数职的假借字上填加不同的义符把它们区别开来。到后来造字干脆就择取义符和声符拼起来便成为形声字。形声字的出现，使汉字最终定形，使汉字几乎不可能向表音文字发展了。从象形字到形声字，这是汉字构字的特殊思维方式，所谓文字，就是“盍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与此同时，汉字的字体也历经数次变化，一般认为是经过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隶书以前是古文字阶段，其字体非常繁杂，也颇有争议，从隶书起是今文字阶段，意见较为统一。汉字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一步，它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几乎可与仓颉造字相媲美。隶书从秦代开始逐渐形成。秦始皇“六王毕，四海一”，但他最大的贡献应是“书同文”。因为文字的统一，使后世中国基本上处于团结统一的大局面。当然秦国最初统一的是小篆，但小篆的统一直接推动了隶变。隶书使汉字的象形意味大为减弱，却大大增强了汉字的符号性，也使汉字更加整齐统一，更加简化，便于辨认和书写，为汉字的推广和运用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汉字进行了简化，这是继秦始皇后第二次运用行政手段对汉字的整理。简化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八种：保留轮廓；部分代整体；更换形声字部件；形声字与非形声字互变；同音代替；借用古体；草书楷化；记号代替。这些方法都是“古已有之”，并不是随意简化的。简化字的作用是明显的，至少在扫除文盲方面有积极意义。不过繁体字在现代仍有很大的市场。秦始皇的“书同文”被历史证明是伟大进步，简化字的意义也将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简化的结果是普及，使汉字从统治阶级的特权中解脱为大众使用的工具。符号化的结果丰富，使汉字能表达记录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是没变的，那就是汉字的表意性。无论是秦汉的隶变，还是当代的简化字，都还保留了表意性质，表意性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相区别的本质特点。汉字之美，汉字之神，几乎一切汉字现象都可以从它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表意去寻根究底。
二、汉字演变中遭遇的种种现实挑战
在古代，中国人虽没有狂热的，但绝对信奉自己的文字，几千年来几乎没人怀疑过汉字。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力衰退，列强侵凌，汉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倔强的汉字毕竟经受了这严峻的挑战，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汉字依然屹立于东方大地。
汉字所遇的第一次挑战是拼音文字。当晚清被迫卷入世界，大量洋文随着洋货涌入中国时，因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读音方面不如拼音文字那么直观，加之难写难认，汉字一时显得那么手无足措，孤独无援。为了图强救国，不少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包括汉字拼音化。连鲁迅也不可置信地说过“汉字不灭，国家必亡”。汉字拼音化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乃至建国后还有拼音化的言论。可是汉字没灭，中国也没有亡。但这场争论确实促进了中国对汉字注音的反思。汉字的单音节虽然和谐，但我们长期缺乏为汉字注音的好方法。所以汉字音韵有受外来语滋乳的传统，东汉魏晋时印度佛教梵文的传入促进了反切的形成和发展，这次西方文字的输入则促进了汉字音韵的更大发展。
当时，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曾出现很多种注音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套“注音字母”，这套注音系统，除了书写不同外，其他都很接近汉语拼音方案，而且与汉字有直接联系，故当时很受欢迎，现在的字典也同时用“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195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取代了“注音字母”。《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从此不难看出，汉字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拼音只是辅助认读的手段，我们成功地处理好了汉字读音的问题。
“文字改革”的含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说的是记录汉语的文字要“改革”，由现行的属于表意性质的汉字改变为表音性质的拼音文字，也即“拼音化”。这是文字制度的改变。在实现拼音化之前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由此可知，“文字改革”的确切含义就是记写汉语的文字的“拼音化”。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这三件事情本身，都不属于文字改革，而是文字改革的准备工作。其中汉字简化是在文字拼音化实现之前“以利目前应用”的一种非长远措施。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为在全国实现拼音化扫除障碍。汉语拼音方案，起初是作为拼音文字来设计的，叫做“拼音文字方案”，但由于许多技术问题并没有解决，1954年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其功能相应地改变为汉语拼音工具，并用于某些汉字不方便使用的地方，同时也可用作拼音文字的试验。
文字改革论辩的根本问题是：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究竟有没有必要改变为拼音文字。这个问题的根子出于对汉字和拼音文字两种文字制度的比较。汉字在中国使用数千年，本来不存在褒贬问题，自从19世纪末跟拼音文字的比较，出现指责汉字落后的言论，然后才有维护汉字的论争，贬低在前而褒扬在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两种相反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优越论”。
汉字简化工作，在要不要简化，如何简化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起对汉字的基本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是次要的。
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从提出口号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实验，再到实验停止。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过行政力量推行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辅助措施。第三阶段从1986年转入新时期，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文字改革转为语言文字规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发展的三个时期阐述，汉字简化问题争鸣作为附带问题单独阐述。
摸索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
五四时期，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把国力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汉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代替汉字，于是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转引自：王力1957）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纪事:85）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纪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克服的困难。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曾在跟斯大林谈话时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纪事:125）这个论点好像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具有阶级性、以及大众难以掌握汉字的认识误区而发的。
不同意见的对垒，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逐渐深化和全面，诸如汉字可以立刻废除，文字具有阶级性的一些偏激认识也逐渐得到克服。
推行阶段：1950－1985年
新中国建国以后，主席曾多次表示过赞成文字改革的看法。在1951年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在讲话中提到：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20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纪事:219）
文字改革工作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先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1949），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这三个机构前后相承，下文简称为“文改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并试验拼音文字，因拉丁化新文字不宜再推行，于是重点改为设计新的拼音文字方案；1950年又遵照主席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以便当前使用。
当时主流派对汉字的基本评价，是对于五四时期认识的延续。吴玉章为五四纪念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再次提到：“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有许许多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它太繁难：难认、难写、难记，是中国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纪事:128）罗常培（1952）说现代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读音，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意义。这对于提高大众文化是一有阻碍的”。（纪事:164）
50年代初，也曾出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大公报》（1950-9-3、4）曾连载张锐光的《斯大林论语言学对于中国语文问题的启示》，表达对汉字拉丁化的不赞成意见。李仁发表《拼音文字必须有类符》（《中国语文》1951-6），对拉丁化新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批评。反驳文章有曹伯韩《新语文运动中的一些思想》（《人民教育》1951-2），针对不同意见，就有关文字改革的六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反驳汉语同音异义的字太多，拼音文字行不通的观点。二、认为所谓文字的民族形式并不在于文字的笔画或字母，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语言。三、反驳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因而谈不到建立拼音文字的观点。四、批评把文字改革看得过分容易的认识。五、反驳拼音文字不如方块汉字易识易记的观点。六、批评先把新文字研究好了再推行的认识。（纪事:151）仁言信（周有光）发表文章批评李仁“把拉丁化新文字说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败’了，这都完全不是事实”。
1957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上半年，大鸣大放；下半年，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因为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分子”。
1957年上半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以及《中国语文》、《拼音》等杂志陆续刊登了一些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对文字改革持不同意见的文章。文改会于5月16日、20日、27日三次召开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多数参加者表达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批评性的文章和意见，总括下来大概有这些观点：
一、汉字是优秀的文字，并不见得那么难学难认。
唐兰（1957b）：“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来说，我始终坚持中国文字有很大的优点，它的繁复难学等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他认为采用拉丁字母，势必把“每个人民习惯了的形式全部撇开，重起炉灶，根据语言来造文字”；“这种移山倒海的气魄是雄伟的，能否做到，是否值得去这样做，都还是要很好考虑的。”
陈梦家（1957d）：“汉字是有好处的。（一）汉字是统一的，超方言的，不论什么地方的人写的东西大家都能看懂，不象拼音文字那样。（二）汉字在辨认上容易。（三）汉字有注音成分在内，如松、柏。（四）汉字的笔画很少，英文的one，汉字写作一；英文的man，写作人；英文的university这么一长串，汉字只“大学”两个字。我们对汉字的评价应该是公平的，不要光说自己不好。（五）中外各国的语言都是变的，但文字不能经常变，文字要定型，不能随便拼，不然就不能作为工具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骆瑛的文章说，一位五十余年从事英语研究的人切身体会到，汉字并不难学。还说，曾研究汉字三十余年的奥地利文字学家罗逸明，曾经把十种外国文字和汉字比较，证明汉字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容易学。（杜松寿1957）
二、表意汉字是历史的选择。
陈梦家（1957a）：“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
陶坤：没有理由可以断言“象形文字一定就落后于拼音文字”，也没有理由说“文字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汉字的存在就是文字并不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的例证”。（倪海曙1957）
关锡来信：〔说到汉字何以未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主要是方块汉字符合汉语的条件，拼音文字绝不符合我们的语言。”（陈梦家1957c）
翦伯赞发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改变是历史的过程”，“我激烈反对废除汉字。要废除汉字，除非决心把历史文化遗产丢掉不要，从野蛮人干起”。（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对群众来信意见的综述提到汉字有优点，拼音化有困难：“汉字望文生义的优点，是任何拼音文字所没有的。拼音文字则需要先经过音的阶段，然后才能达到知意的阶段”；“汉语中同音词很多，拼音化无法克服这个矛盾”；“汉语的方言复杂，对拼音化很不利”；“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方块字不难学”；“汉字不便于打字拍电报的缺点，是可以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的”。（倪海曙1957）
蒋善国（1957）抽象地赞成文字要改革，但具体论证却意在阐明汉语不宜采用纯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内容极为丰富，历史非常悠久的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拉丁字母只注音记音所能担起这个千斤胆子。”
三、汉字还要使用。
陈梦家（1957a）“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
唐兰发言：“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他。”“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倪海曙1957）
四、希望“文改”工作要谨慎行事
陈梦家（1957b）：“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周祖谟发言：“没有把文字为什么要改革这个根本问题提出来讨论，对于如何来改革的问题也没有好好地讨论”，这是文改工作中的缺点。（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事实上在文字改革的宣传中，已经出现过‘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唯心主义者才反对汉字改革’之类的吓人的论调。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人敢于坦率地写反对意见的文章，也必然会遭到‘围剿’。”“不赞成汉字拼音化的人不是少数，但过去都没有说话”。（倪海曙1957）
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章伯钧说（文字改革问题）“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杜松寿1957）
支持文改的文章中，李振麟（1957）的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广。其基本思想是：（一）“我们不但承认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也承认今天它仍然在起作用。即使将来有了拼音文字，汉字仍然要作为汉民族的古典文字为人们学习。”但是“汉字在今后作为全民交际工具是不适合的。”（二）“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世界文字有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从图画文字经过表意文字而到拼音文字（中间还有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两个阶段）。跟表音文字来比，汉字在文字发展史上是比较过时的东西，不能把它的优点夸大，说得比处于文字发展高级阶段的表音文字还好。”（三）“认为汉字是决定于汉语的特性这个错误论点的必然结论就是汉语不适于用拼音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所说的“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指的是假借字的使用和形声字为主的现象。（四）“汉字不是不能改动的汉‘民族形式’”。（五）“既然现在的文字有的是进步的，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原始的，既然文字的本质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工具，它跟任何民族和任何民族语言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谈不到什么‘民族形式’，那末，当咱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或是原来有文字而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字，也完全应该用政令来推行这种文字。这叫做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六）“我们主张文字改革的逐渐过渡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在长期共存中，逐渐走向以拼音文字为全民交际的书面语。”这篇文章立足于说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李振麟强调了从“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发展规律来看问题，这是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发展。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 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 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用最少的符号写出任何复杂的语言。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从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用繁难的符号书写，也可以用简易的符号书写，可以用意音制度书写，也可以用拼音制度书写。更正确地说，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后来有人指出，“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两个最大的不同系统。认为西方的这个文字演进三阶段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字，这个结论，完全是靠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以前和现在的所有论者皆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事实根据。”（刘光裕1985）
1957年的论战，是因不正常手段而终结，文字改革（汉字简化）工作错过了惟一一次早期修正和完善的机会。从此人们噤若寒蝉。直到拨乱反正，学术上一般问题的争鸣才开始正常化。
1958年1月，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有关汉字前途的问题，他说：“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这个提法是稳妥而合理的，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阶段：1986年以来
新1985年12月，国务院将原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确定当前已经进入了以“四化”建设为重点的新的历史时期。会议宗旨是在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指导下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中央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汉字地位和文字改革问题，新的提法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必须强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这是明确表明现行汉字的合法地位，并表明汉语拼音不具有文字性质。这是对“汉字过时论”的否定。二、“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这表明文字改革不是当前的任务，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
在“不同意见可以讨论”的气氛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汉字优劣及文字改革运动的得失，出现不同意见的争鸣是正常的。而且，只有充分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1989年，由袁晓园任社长兼主编、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主办的《汉字文化》杂志创办。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学派气味的刊物。该刊旗帜鲜明地鼓吹“汉字优越论”，反对“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出于学术争鸣的需要，《汉字文化》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许多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学者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1991年10月23日，由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电视合摄制的电视系列艺术片《神奇的汉字》在北京举行首映式。该片热情赞颂汉字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卓越的现实价值，对文字改革运动加以反思。其中对于汉字优越性的表述，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引起争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字应用管理司于1992年1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并以《〈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纪要》作总结，对《神奇的汉字》予以较严厉的批评。随后《汉字文化》发表文章《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以反驳。
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讨论汉字问题的文章很多。下面摘录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和观点（按时间为序；摘录难以全面反映该作者的观点，请阅读原文）。
张志公（1984）：“汉字生命力之所以这么强，我想第一是由于汉字同汉语这种语言相适应。”又根据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教育的连续性规律，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不能废除，也废除不了”。
高家莺（1986）：“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视觉符号系统，它的基本职能是供阅读。据统计，现代科学研究有30％～40％的时间是花在阅读文献资料上。随着人们阅读需求量的空前倍增，阅读速度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她从“四个方面对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视觉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间小，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虽然方块汉字的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响了阅读速度，但就总体来说，方块汉字的阅读速度还是比拼音文字快。”
许嘉璐（1989）：“现在摆着两条路。一条就是继续沉浸在汉字落后论中，冥想着一个世纪、两个世纪，或者更多世纪之后，实现拉丁化。因为汉字也是约定俗成的，也是进入了民族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一朝之间改，天下大乱。恐怕得随着一代一代人的辞别人世，即使拉丁化，慢慢要到几个世纪。可是时代不等人呀。这一条路就要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拖我们迎接挑战的后腿。另外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来研究汉字的特点、汉字的优势，充分利用它，发挥它的优势，来迎接挑战。”（转引自：《汉字文化》1996-3:1）
周祖谟（1991）：“过去很长时间，很多的学者认为汉字难认，难念，难写。其实呢，对于汉字的性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的特殊性并没有很好的深入地去研究，去理解。”“对汉字而言，第一我要说它是科学的，第二是容易学。关于容易学就是指的刚才讲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的安排。”
袁晓园（199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所谓表形表意表音的人类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不存在的，建立在这个不存在的规律的基础上的‘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丁字母万能论’是错误的，由此而制定的走向拉丁化拼音化方向的‘文字改革’，也是完全错误的。”
苏培成（1992）：“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自源文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还要继续使用下去。”
尹斌庸（1992）认为汉字的习得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与拼音文字比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基本符号数太大。二是类推率太小。“尽管如某些人所说的，汉字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但是习得效率低的这个大缺点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文字工具，来弥补汉字习得效率低的缺点”。
王开扬（1992）：“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史表明，无论是改良汉字，还是改革汉字，其动机都是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而不赞成的人都是从少数人的方便和好恶出发的，两个阵营划然有别。”
伍铁平（1993）：“既然我们现在和可见的未来用的是汉字，教的是汉字，自然应该歌颂汉字。如果我们仍然像上引名家（按指瞿秋白、鲁迅、吴玉章等）那样贬低汉字，或者像当代个别人有个时期那样，宣称‘汉字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并在课堂上这样教学生，学生还会好好学习汉字吗？爱国主义教育中包括热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我所翻阅过的文献来说，我国大陆40多年来很少进行热爱汉语和汉字的教育，这是严重的失误。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某君对‘赞美汉字’如此反感，说它是‘一风吹’是‘为少数人着想’。”
侯一麟（1994）：“哪种语言用哪种文字，决不是随意的，是由这种语言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自然选择、适应、修正过程的。一但用了一种文字体系，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和制约，汉字源远流长，已经对汉语有巨大的影响，并业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仅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角度讲，汉字拼音化也行不通。”
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1994）选辑了一批讨论汉字评价的论文，其中较多是批评“汉字优越论”的文章。《汉字文化》发表了一些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思“汉字落后论”的文章，如汤云航的《“汉字落后论”评议》，谢晖《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等。
平心而论，新时期关于汉字问题的讨论，从语言文字学专业水平来看，持汉字优越论的作者群当中非专业人士相对较多。不过，专业水平较低，不见得眼光也一定较低。当年陈梦家（1957c）曾说：“群众对于语文的知识，可以是不高的，但不能说成是幼稚的。可以是不很正确的，但不一定象专家那末有成见——那些可能是对的成见，也可能是极错误的成见。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汉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说话的权利；他们说的话可以是不在行的，但不一定都是错的。”所以，对于非专业作者的意见宜从大处着眼，而不应纠缠于细枝末节问题。
我们注意到，讨论文章有的还存在感情用事的缺点，或火气较大，或语含讥讽，有的还扣帽子，甚至上升到“立场”问题。但是总体上看，这是一场思想解放以后出现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将有助于语言文字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本着追求真理的信念，客观、理智、科学地看待汉字评价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必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并逐渐接近认识的一致。
汉字简化问题
1950年，根据主席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改会开始着手汉字简化的工作。汉字简化是汉字的“改良”而不是“改革”。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一些专家和群众还就汉字简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简要摘录如下：
陈梦家（1957d）：“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关锡来信：“文改会仅仅是为了简化而简化，单纯地把汉字笔划减少了而已，所以这个工作变得不理想了。甚至比原来的汉字难学难认了。”（陈梦家1957c）
杨晦发言“现在小学生学简体字，实际上是双重负担，因为我们不能把小孩子看的书都印成简体字”。（倪海曙1957）
叶圣陶（1957）主张：“汉字简化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尽量采用群众已经通用的简体”，而“不要随便创造简体”。“还不到约定俗成的地步的同音代替，或者给某个字一个新任务，让它代替同音的另一个字，我都不赞成。”
《光明日报》综述群众来信意见提到：“简化汉字工作做得不够好，已经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有许多人任意生造简化字，随便用同音字代替”；“一些青年人受文字改革宣传的影响，认为将来汉字必废，就不认真地学习现行的汉字”。（倪海曙1957）
施蛰存《倒绷孩儿》（《文汇报》1957-4-26），以杂文形式反映简化汉字（主要是同音代替字）造成混淆和阅读困难。（倪海曙1957）
有关汉字简化问题的不同意见，应该说大多是中肯的，遗憾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展开，那些意见都没有被接受。这表现在1977年12月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一味求简，乃至大量采用同音替代字和俗字，影响了文字的稳定性，加重了社会用字混乱的现象。
1986年初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汉字简化工作问题上有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宣布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据傅永和的报告，在“需要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的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有的主张“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简化字“给人们的认读和书写带来不少方便”，但“简化的字数并不多”，“笔画简得还不够”。2、“从印刷铜模刻制，手工检字、刻字，工业产品名称的漏铸，以及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点阵字模的设计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来看，也需要继续简化汉字。”3、“从汉字的演变看，汉字字形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违背这一规律，人为地停止简化汉字工作。”
有的主张“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如果继续简化汉字，有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简化汉字，实际增加了现行汉字的数量。青少年学的是简化字，被简化的繁体字有好多不认识。当他们阅读简化以前出版的书籍时，碰到不认识的繁体字，就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这样，他们就需要学习两套汉字。这不仅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而且也影响了阅读效果。如果继续简化下去，简化字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而简化字的数量越多，青少年的负担就会越重。”2、“从语文工具书及其他专业工具书的性质来说，它们的用字应严格遵守文字的规范。但大型工具书的出版周期长，使用的时间长，不可能一两年一变。如果汉字不对简化，为了保证工具书用字的规范，就要不断改版重印。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印刷技术条件和财力来看，是达不到上述要求的。这样，势必出现国家公布了新的简化字，但在已经或正在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中仍然使用被简化的繁体字的局面，从而造成社会用字的混乱。”3、“从有利于目前计算机的汉字存贮考虑，也不需要再继续简化汉字。”
在新时期，汉字简化方案已推行三十年，但对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
周有光（1978）很早就意识到简化字带来的一些问题。他说：“简化笔画，不是有利而无弊的。笔画越简，近形越多。新造声旁，声调难准。同音代替，意义易混。笔画简化如果造成读音繁化、意义混乱、形体难辨，那就得不偿失。”“一个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学了简化字，能否不学繁体字？能否使小学生和中学生只接触简化字，不接触繁体字，等到进入大学以后再接触繁体字？没有正式的答案。但是，群众知道：不能！教科书以外，简化字读物少，繁体字读物多；一进图书馆，几乎是繁体字的世界。汉字的特点是：死而不僵，废而仍在。简繁并存，简繁都学，是否增加了负担呢？”
吴小如曾对青少年不识繁体字的后果感到担心：“流传了几千年的繁体字在我们青少年中还需不需要认识？如果可以不识繁体字，则本世纪（按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任何一种报刊杂志和图书典籍将有无法查阅使用的可能，这对今后是很不利的。”（《新民晚报》1996-1-19）这个耽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简化字客观上形成海峡两岸用字的不统一。袁晓园在1988年提出“识繁写简”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受到一些激烈批评。
詹鄞鑫（1991）曾指出简化字中不合理的问题：“由于不能任意类推给学习和使用带来的不便几乎足以抵消由于简化带来的方便。用字不规范现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类推错误所导致。”（p305）后来（2002）又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汉字简化历史作反思：“如果我们要对简化字作评价，并不是简单地把简化字跟繁体字作比较，而应该是对整个汉字体系，也就是增加了简化字的汉字体系，跟还没有增加简化字的汉字体系作比较。这样就会发现，简化字的推出大大地增加了汉字的总数。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学习的负担，对计算机的汉字处理尤其不利。”“简化字（偏旁）类推原则势必造成计算机字符集的严重膨胀而且还不能应付使用。如果取消类推法，又将造成汉字偏旁体系的混乱和不统一，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在电子文本简化字和繁体字相互转换的时候，由于简化字和繁体字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就不能实现完全的自动化，不得不采用人工检查逐个判断处理。这就给计算机处理的效率提高带来极大的障碍。……这是简化字带来的又一个严重后果。”
对于关系亿万人民日常应用的汉字问题，出现争论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真理从来就不害怕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相信，经过历史的冲刷，真理必将越来越明。让我们引两段话作为结尾：
张志公（1984）：“汉字有功劳，有它特有的长处，并且凝聚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许多人不肯改革。另一方面，到了清朝后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有很多知识分子，想通过科学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他们感到，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汉字难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种感情出发，他们急于要改革汉字。这两种感情，一种要爱护汉字，一种要改革汉字，看上去是矛盾的，对立的，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爱祖国。两种感情都是可爱的，都是可尊敬的，这正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所看到的不同的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所以在客观地探讨汉字的问题时，就要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加以考察，汉字到底有哪些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不抱个人偏见，不带任何感情，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苏培成（1994）：“对汉字的前途，现在还不能做出结论，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近几年围绕汉字开展的学术讨论，加深了我们对汉字的认识，促进了汉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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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兴初认为，这些难题是方块中文字独有的、不可避免的固有技术问题，不必大惊小怪。凭中国现有技术水平，解决以上问题并无难度可言，是人们思想上千百年根深蒂固的“中文难”的阴霾，影响、阻碍了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前进的步伐。
退休后的华兴初倾全力于解决中文信息处理难题上，经十余年艰苦努力，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终于得出了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主要矛盾是民族化、大众化、规范化、国际化，而解决“四化”问题的关键在于编码的结论。也就是说，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四化”问题，而四个化的问题都可以用编码来解决，编码是所有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这一理论，华兴初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汉字键盘输入法，并以“汉字表征码、编码方法与键盘”为名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并获专利技术交易会特别金奖。可以预期，这项崭新的技术，将以其独特的理论、卓越的性能，开启中文信息处理的全新时代。
背景复杂 要求高远
经华兴初研究发现，中文信息处理一直存在六个问题：第一，中文信息处理没有民族特色，汉字还原率低，加上人们忽视汉字的排序功能，使得中文难学不仅得不到缓解，反而又增加了汉字信息处理难题。把用于教人识字的汉语拼音用来进行汉字信息处理的做法，没有产生预期的对汉语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及汉语走向世界的促进作用，全世界只有很少的人能掌握汉语拼音。
第二，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难度大，门槛高，别说是小孩，就连大学生也不能普遍接受，而至于外国人，那就更无可适从了。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及其产品基本上只占领了国内一些具有汉语拼音条件的地方、单位与部门，国内市场正是因其自身的原因受到了限制，手机芯片知识产权92%在外国企业手中。国际市场更难拓展，中文的信息处理技术产业自然也就无力继续对国民经济形成明显的拉动作用。
第三，到目前为止，几千个有关中文信息处理的专利个个远离“四化”，中文计算机输入技术仍然处于低级无序状态，无法统一规范，直接阻碍了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信息化以及中文信息处理领域一切工作的规范化进程。
第四，汉字信息压缩技术还没有使中文信息的输出问题彻底解决，看不到中文字能像英文那样随意进、出电脑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制约着整个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向现代化、国际化前进的步伐。
第五，英文不需专门建个字库，可我们却是建不完的字库，说明中文信息处理落后到何等地步。
第六，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从无到有，一直处于探索之中，理论的缺失和错误是产生各种问题的主因，纯技术的“万码奔腾”式的研究方法反而使问题的解决离“四化”越来越远，主要理论错误是：
1.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定位不当，人们没有认清它必须与语言文字学和计算机工程学既密切结合却又互相区别的特点及必须赋于面向全球大众的特点，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始终远离全球最大的用户群。
2.盲目渲染汉字的笔画，不能历史地、客观地、辩证地、科学地认识部件，把笔画和部件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中的地位完全搞了个颠倒。
3.对编码的重要性没有认识，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长期走弯路，出现技术倒退。
4.对中文信息处理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不用解决系统工程的办法分析与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讳疾忌医，对创新理论与技术叶公好龙，甚至错误打压。阻碍和延误了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进程约20年的大好时光。
5.滥用智能技术有损中华文化的神圣与尊严，有碍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技术先进 方法简单
中文信息处理与汉字表征码从理论上和技术上科学、辩证地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的诸多弊端与问题。
首先，“表征码”把中文的部件按外形特征分类。它们绝大多数与我们天天见面因而是为人熟知的600多个部件，使人能在浩如烟海的数十万个汉字中见了任何一个字都不陌生，有利于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学习兴趣。
其次，“表征码”又把部件分成26个类型，并与26个键盘字母在音、形、义三方面相符。使中文信息处理达到了犹如英文一样的优异性能。因方块字出现的各种问题就此顺理成章地迎刃而解。
这样的汉字信息输入技术使中文信息处理变得只要像英文要背26个大、小写字母那样理解、背熟26个表征符就能让世界上每个大约9岁以上视力、智力正常的人都能学会进行中文信息处理，如同不懂英文的人打英文字母一样。
中文信息处理有重码字，怎么能说中文赶超英文？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码长只取4位，而英文单词一半以上在8个字母以上。消灭重码，并不很难，无必要盲目追求，只要满足信息处理质量的需要即可。
为了提高信息处理质量，表征码的键盘输入技术，只要几条一听就懂的规则，就能达到见字就查字典，见字就敲键盘进行中文信息处理的效果。
功能卓著 涵盖极广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信息处理与汉字表征码在众多方面都能体现出超越性的功能，以及极度完美的技术链接。首先，“表征码”具备中文排序和信息处理两大功能，而且都超过英文，足以扛起中文走向世界的重任。其次，“表征码”将部件形状、部件外形特征符号（表征符）、键盘字母三者在音、形、义三方面直接进行对应，使汉字能够见字直接翻字典；见字直接敲键盘进行中文信息处理，速度远比英文快；见字就能正确地、迅速地确定任一个汉字在规范化的字库，以及计算机内部码表中的位置。最后，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核心是民族化，而民族化的核心是编码、编码的核心是汉字的部件、部件的核心是它们的外形特征。这五个核心环环相扣，就能确保汉字表征码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化、大众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编码，是真正属于汉字自已的编码。汉字表征码技术能确保中文信息处理能够涵盖古、今、中、外、繁、简所有汉字；所有视力、智力正常的人都能学会并掌握；涵盖所有汉字信息的应用与管理领域；尚未发现以往所有汉字编码存在的缺点。
影响深远 意义重大
关键词：字本位；对外汉语教学；“符号之符号”说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206-01
一、“字本位”的起源
“字本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郭绍虞写于1938年的《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一文,以“字本位的书面语”与“词本位的口头语”相对。《文心雕龙》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在长期的汉语英语对比研究后，于1975年明确指出：汉语是不计“词”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248页）。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1980年也指出：“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从词分析语素；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就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语文常谈》45页）。1994年，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先生在《世界汉语教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和《“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两篇著名论文，指出：英语等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明确提出了汉语的“字本位”理论。（转引自《汉字文化》07年第4期）“词”是印欧系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汉语的“词”是从西方语言学中输入的一种语言结构单位,其内涵与“字”有重要的区别。（引自徐通锵《“字本位”和语言研究》）因此，汉语的字本位与国外学术界所争论的字本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罢。我们还是应当立足汉语的实际来客观地看待这个学术性问题。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字本位
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一百年前创立他的理论时，就注意到了中国汉字汉语的特殊性，他指出：世界上有两种文字系统，一种是表意系统，每个词各有单独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与该词本身的声音无关，每个书面符号都代表一个完整的词，因而，也就代表那个词所表达的观念，表意文字系统的经典范例，就是汉字；另一种是表音系统。“我的讨论将仅限于表音系统，特别是今天还在使用的源起于希腊字母的这种系统。”（转引自《汉字文化》07年第3期）
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上来说，主张字本位还是词汇为中心应视情况而定,印欧语系的文字系统为表音体系而汉藏语系文字系统属表意体系,因此,在确定采用何种教学法为中心时应当首先考虑学生学习汉语的需要。如果仅就汉语的听说等日常交流（即口语）为前提，因汉字符号本身形体与读音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排除在学习内容之外，同时也就撇开了汉字的表意功能，学习过程类似儿童习得母语，词汇教学为中心无疑是操作性强，易实施，并且接受起来较快的一种方式；然而，若以汉语的熟练掌握与运用（口语及书面语）为教学目标，那么，字本位的思想确应是贯穿始终的中心思想，毕竟汉语中无论是语音间隔（此处指音节）所表示的、书写行文中最小的独立个体无疑都指向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字。因此，由字向外辐射所得到的，是最全面、最完备、最适应于汉语语言体系的对外汉语教学策略，更适合于长期学习研究、并有兴趣深入挖掘汉语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的二语学习者。综上，采取字还是词汇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心，应当全面的考量教学对象的程度、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及学习汉语所要达成的目的和效果等多方面的因素。
三、文字是“符号之符号”说
所谓“文字是符号的符号”之说，应当是仅就于表音文字而言罢，中国古字起源于图画，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提出造字法“一曰指示；二曰象形；三曰会意；四曰形声；五月转注；六月假借”，由此不难看出，汉字并非简单的表音或是记音的符号，而是确确实实的表达意义，用于沟通交流的工具，若说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体现，那么汉字同样是思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起初应是如同绘画和音乐一般的独立形式，而绝非表音文字之类，除却了约定俗成以外便一无是处的符号。
四、结语
关于字本位教学，我们关注的是更适用于对外汉语的教授，更利于留学生的学习，更利于汉文化的传播，更利于汉语言的全球化普及，让更多热爱汉语，热爱中国文化的学习者能够有效且得法地掌握汉语这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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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汉字的语境下，汉字字频常常简称为字频，汉字字频是汉字使用的一个重要属性。冯志伟指出：“传统的文字学认为，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但是，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它必须作为一种交际工具而存在，在交际过程中，有的汉字使用得多些，有的使用的少些，呈现出一定的统计规律性。因此，从使用的角度来看，汉字还具有第四个要素——字频。”①顾名思义，字频就是字的使用频度。苏培成在《现代汉字学纲要》（增订本）给字频下的定义是：“字频就是汉字的使用频度，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经抽样取得的文字资料里，每一个汉字的使用次数与抽样资料总字数的比例。”②他所说的“字频”，就是指汉字字频。沙宗元在《文字学术语规范研究》中收了“字频”这个词条，他给出的定义是：“某个汉字在一定语料中使用（出现）的次数与样本总字数（又叫样本容量）之比。”③这个“字频”也指汉字字频。两家的定义大体不错，但表述不够严密。第一，用来作为字频统计的文字资料不一定是经抽样取得的，如《史记》的字频统计这类专书字频统计是根据特定目的选取的，而非“经抽样取得”的。“经抽样取得”不能作为字频统计的必要条件。第二，“总字数”的说法比较含混，应该改作“总字次”。第三，“样本总字数”的“样本”表意不明确。综合学术界的研究，汉字字频可以定义为：个体汉字字符在按特定原则选定的文本中出现的次数与选定文本总字次之比。
对使用中的汉字进行字频统计，并按字频的高低排列汉字的顺序即可以得出汉字的频序，依据频序给汉字分级可以划分出汉字的频级，汉字的频级是对使用中的汉字进行分级的主要依据，对汉字规范、汉字教学及汉字信息处理有重要意义。汉字字频统计是汉字研究中的一项具有实用意义的重要工作。
二、汉字字频统计的主要成果
以往的汉字字频统计与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汉字的研究与应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字频统计一般分综合字频统计及分类字频统计两类。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
现代汉字综合字频统计的主要成果有：1.《汉字频度表》，此表于1976年12月由“七四八”工程查频组完成。本次字频统计使用的语料时间范围为1973-1975年，语料内容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政治理论和新闻通讯四类，统计方式为手工操作。备选语料3亿多字次，选用语料2160多万字次，统计得出6376个字种。2.《汉字频率表》，此表包含在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频率辞典》中，1986年6月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本次字频统计使用的语料时间范围较多选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作品，语料内容包括报刊政论文章及专著、科普书刊材料、剧本和日常口语材料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四类，统计方式采用人工和计算机相结合。选用语料180万字次，统计得出“不同汉字4574个”。（参考该书“前言”和编纂说明）3.《现代汉语字频统计表》，此表由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汉字处研制，于1992年1月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出版署名单位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标准局。本次字频统计使用的语料时间范围为1977-1982年，语料内容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统计方式完全采用计算机自动统计，选用语料13800万字次，抽取出的统计样本语料11873029字次，统计得出汉字7754个。（参考该书说明）4.《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用字总表》，本表收录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中，《报告》于2006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是由国家语委首次向社会的年度语言生活报告，其中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用字总表》是2005年年度用字字频统计表。该表语料时间范围为2005年，语料介质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统计手段采用计算机，共选择892034个文本文件，包括732143010字次，统计得出字种数8128个。（该书把字种界定为“这里的字种，指字形不同的汉字。”④）
古代文献使用汉字的综合字频统计成果主要有《古籍汉字字频统计》，该书由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编写，2008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统计的语料为电子版《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统计方式完全采用计算机自动统计，使用语料8亿字次，统计得出汉字30127个。（在该书收录的“大规模古籍汉字用字统计报告”中“统计结果汇总与初步分析”一节中介绍该书统计出的总字数时说：“1.文渊阁《四库全书》汉字总字数：29088字；2.《四部丛刊》汉字用字总字数：27606字；3.《四库全书》与《四部丛刊》汉字用字合计：30127字。”⑤但是该书《古籍字频统计表》的顺序号的最后一号是30136，比30127多出9个数字。查《古籍字频统计表》中含有部分空格和非汉字符号，如八卦卦符、古琴书中的指符等，甚至有新式标点和网址符@。因此，本书给出的总字数并不准确，只是个大致的数字。）
古代文献专书使用汉字字频统计的成果主要有《史记字频研究》，李波著《史记字频研究》，200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字频统计以汉代司马迁所撰《史记》一书的全部文字为对象，选择中华书局标点本130卷《史记》三家注本作底本，统计方式采用计算机手段。全书计572864字次，统计得出4932个字。
上述字频统计的成果在汉字理论研究和现实应用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理论研究方面，如周有光在字频统计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了汉字效用递减率⑥。王凤阳在字频统计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了汉字常用字笔画递减率⑦。社会应用方面，如1980年由国家标准总局，1981年5月1日实施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是在《汉字频度表》的基础上研制完成的。1988年1月26日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研制参考了《汉字频度表》（常用字部分4152字）、《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汉字频度表》（常用字部分3500字）和《汉字频率表》（4574字）⑧。1988年3月25日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联合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也参考了上述字频统计成果。这些字频统计的结果和在字频统计成果基础上研制的《字表》对汉字教学、汉字水平测试、汉字识别、汉字信息处理、汉字字典编纂、汉字规范等工作都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三、汉字字频统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汉字字频统计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受汉字自身的复杂性以及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目前的汉字字频统计还存在很多问题，影响了字频统计的质量。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些年来多数汉字字频统计依据的是电子语料库，这些电子语料库建库目标主要是为语言研究服务的，加之计算机字库收字的限制，在把纸质文本转换成电子文本的过程中未能保持文字使用的原始状态，影响到统计结果的客观性。比如，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在此之前报刊图书主要使用繁体字（偶尔也用简体字）。1955年12月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以下简称《一异表》），要求从1956年2月起在全国实施，这之前异体字未经整理。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及各省、市、自治区一级报纸发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2月21日《人民日报》开始试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1978年7月停止试用这批简化字，1977年12月21日至1978年7月之间《人民日报》等曾经用过“二简”的字。而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1986年编的《汉字频率表》使用了1956年1月31日前的资料，如1951年1月31日的《人民日报》、1955年出版的《田汉剧作选》、1954年至1955年在《独幕剧选》上发表的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的《子夜》的第五、第十九章、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的《骆驼祥子》第十六章、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巴金的《家》第一、第三十八章、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的《春》第一章等，却没有出现繁体字⑨。使用了1956年2月《一异表》实施前的大量资料，却没有出现异体字。以1951年1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为例，该日报原版中有繁体字“對”、“装”、“數”、“會”等，而《汉字频率表》有“对（频序60、频次5138）”、“装（频序435、频次841）”、“数（频序286、频次1325）”、“会（频序32、频次7075）”，而没有“對”、“装”、“數”、“會”等。该日报纸中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被淘汰的异体“遊（旧字形）”、“鎻”、“週（旧字形）”、“誌”等，而《汉字频率表》有“游”、“周”、“志”等正体，有“鎻”的正体“鎖”的简化字“锁”，而没有“遊”、“鎻”、“週”、“誌”等。该日报原版中文字有旧字形，而《汉字频率表》中的字均为新字形。推测《汉字频率表》的研制者在测查文本时按当时的规范修改了原始文本，用规范字替换了不规范的字。这种测查结果显然不能准确反映社会用字的实际情况。又，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下编）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报纸文本是从网络下载的，没有与纸质版本作比较。”又说：“本次统计不包括以下两种字符：（1）汉字部件。共有25个，计529字次，主要出现在报纸语料或网络语料中。包含以下两类情况中：①讲解汉字中用到的偏旁部首，如‘言语的“语”这个字旁边是个“讠”字旁’。这种部件共出现四个：亻、辶、宀、讠。②拼字，大部分出现于人名、地名，如‘讲述人刘亻思亻思，14岁，树德试验中学’、‘本市宝坻区林亭口镇帐房瞿阝村农民’、‘广东中山南（艹朗）（上下结构）镇横门港码头彩旗飞扬’、‘20岁的广西姑娘小（崩刂）昨天回广州了’。（2）乱码和无法显示的字符。这些字符共出现765个，计23221字符次，占整个语料字符数的0.0026%。”⑩根据作者的自述，本次统计不是依据原始的纸质文本，而是依据电子文本，并且电子文本并未与纸质文本校对，因此，电子文本转录错误的未加改正。受转录者使用的计算机编码字库的限制，字库中没有的字，在电子文本中或用拼字表示，或用替代符号，或根本无法显示，均不能统计。（举例中出现的偲、、蓈、剻四个字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用字总表》中也都未收录。）
2.未能严格规定统计单位，或规定的统计单位不一致，影响到统计结果的科学性，不同的统计结果也无法进行比较。前面提到的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的《汉字频度表》、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汉字处研制的《现代汉语字频统计表》、李波著《史记字频研究》以及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编写的《古籍汉字字频统计》均未明确界定统计单位。只有收录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中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用字总表》的调查报告中对统计单位有粗略的说明：“字种数：8128个。这里的字种，指字形不同的汉字。”（11）这里无论是用的“字种”这个术语，还是“字形不同的汉字”，这样对字种的解释，表意都不够明确。首先，使用的字种这个术语与学术界一般的用法不同。周有光在《现代汉字学发凡》一文中曾用具体实例区别“字次”、“字种”和“字形”三个术语，他指出：“‘从群众中来到羣衆中去，是一条群众路线的原理’。这个句子里有几个字？甲答：20个字。乙答16个字。丙答：18个字。为什么答案不同？甲讲的是‘总字次’，有一个算一个。乙讲的是‘字种数’，同字异形合并计算。丙讲的是‘字形数’，同字异形分别计算。”（12）他在《现代汉语用字的定量问题》一文中又指出：“‘定量’是定‘字种’的总量。一个汉字可以繁简不同，形体不同，但是属于同一‘字种’，以‘正字’为标准。”（13）沙宗元在《文字学术语规范研究》一书中根据周有光的研究设立了“字形数”和“字种”两个术语，并分别给出了定义，他给“字形数”下的定义是：“根据汉字字形而不考虑其繁简、正异等字际关系进行统计所得出的汉字数量。”给“字种”下的定义是：“一个汉字即使有多个繁简体、异体字，也只作为一个来计算的汉字统计单位。”（14）该文中所定义的两个术语也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跟“字种”匹配的术语是“字形”，跟“字形数”匹配的术语应是“字种数”。《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用字总表》中用的字种大致相当于周有光所说的字形。在实际操作中，《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用字总表》繁简字、异体字、新旧字形都作为不同的统计单位来统计的。在该表统计的8128个统计单位中包括繁体字361个，异体字193个，旧印刷字形47个，另有不合现行规范的类推简化字7个。
前面提到的那些未对统计单位作出明确规定的统计，在实际操作中所用的统计单位各不相同。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汉字频度表》的统计单位大致是按照周有光定义的字种来操作的，统计的语料中包含繁简字、异体字和新旧字形，统计结果中有个别异体字和错误类推简化字，但未见繁体字和旧字形，应该是用简化字替代了繁体字，用新字形替代了旧字形。统计出的异体字，包括《一异表》收录的异体字，如，並（276）、并（1766）；黏（1719）、粘（2495）；渺（2321）、淼（4336）等；《一异表》未收的异体字，如，沙（649）、砂1756；衖（1901）、巷（2034）等；错误类推简化字，如，4475号“垅”（2189垄）；4174号飚（当是技术错误）。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中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用字总表》的统计单位近似于周有光的字形，繁简字、异体字、新旧字形均作为不同的统计单位进行统计。表中收录繁体字361个（15），异体字193个（16），旧字形47个（17）。
统计单位的不明确、不统一，不仅影响到字频统计的科学性，也不利于统计结果的正确、有效使用。
四、汉字字频统计的改进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字频统计的理论研究，完善统计原则，改进统计方法，提高字频统计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首先，要实现字频统计的客观性，必须建设满足文字学研究需要的字料库。所谓字料库“是指以文字的整理和文字学的研究为目标，按照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原则，收集实际使用中能够代表特定文字或文字变体的真实出现过的文字书写形态，运用计算机技术建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电子文字资源库。字料库是在大规模真实文本的基础上生成的真实的文字书写形态的有序集合，是利用计算机对文字形体进行各种分类、统计、检索、综合、比较等研究的基础。”（18）只有根据字料库的原则建设字料库，基于字料库进行汉字的字频统计，改变以往基于语料库进行字频统计的做法，才能解决以往字频统计客观性不足的问题，实现字频统计的客观性，使得字频统计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社会用字的实际状况。
其次，汉字字频统计必须明确界定统计单位，划分不同层级的汉字统计单位，根据不同需要对汉字的不同层级的统计单位进行分类分层的字频统计。
汉字统计单位的界定与划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专门研究，不是本文能够全面解决的问题。本文仅以印刷楷书为例，以字频统计为目标，示范性地讨论字的概念界定与划分方法。
学术界不少学者曾经从文字学的角度对汉字中字的单位做过区分，但是，着眼点又有所不同，有的是着眼于汉字规范对字的单位进行界定，有的是着眼于对汉字使用实际状况的调查对字的单位进行界定。前者，如前文所述周有光在《现代汉字学发凡》一文中曾区别“字种”和“字形”。后者，如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构形学系列研究，从文本提取字形进行归纳，实际上也涉及汉字单位。王贵元的《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是最早从文本中提取字进行构形分析的专著。该书第二章“单字整理”，专门讨论从文本中提取字制作字表和进行统计的单位问题。文中先讨论了异写字、异构字、同形字三个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字样认同与别异、通行体与变体、单字统计原则等问题（19）。李运富在《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一书中，也在第二章设立了“单字整理”一章，并进一步把单字整理程序化，专门讨论了字样的提取与辨认问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字样群的处理，设立了字位与符位等概念，把字的单位区别为同体字样与异写字样、同符位异构字、异符位同形字等，已经有了字单位的层级性的思想（20）。到陈淑梅的《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和齐元涛的《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字样提取及不同层次单位的归纳程序基本成熟。王宁先生在为《汉字构形史丛书》写的总序中对此作了理论总结，她说：“对文本中的汉字加以整理，也就是必须对写在文本上实际使用的汉字进行三种性质不同的归纳：（1）字样的归纳。这是将重复出现的汉字字样归纳到一起并进行统计的工作，是将一切文本形式的汉字改变为字库形式第一步要做的工作。（2）字组的归纳，也就是对结构、功能相同书写略有变化的异写字的归纳。这些字属于同字异写，或称同构异写的关系。（3）字种的归纳，也就是对功能相同结构不同的异构字的归纳。这些字或因构件的选择不同，或因构件的增减不同而异形，因而有着不同的构意，但记词的功能是相同的。它们的关系属于同职异字，或称同词异字。”（21）王宁先生所说的“三种性质不同的归纳”如果都把它定义为字的话，也就是三个不同层次的“字单位”。
从规定的角度可以采纳周有光先生的界定，把字的单位划分为字种、字形两级。
字的单位确定了，字频统计则可以根据不同的统计目的规定统计单位，可以以字型为统计单位统计型频，也可以以字样为单位统计样频，可以以字式为单位统计式频，可以以字种为单位统计种频。这样，不仅统计单位明确、清晰，而且每次特定的统计，统计单位统一、等质，便于统计数据的使用，以及不同统计数据的比较，使得字频统计的科学性得到保障。
注释：
①冯志伟：《现代汉字和计算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
②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③沙宗元：《文字学术语规范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2页。
④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页。
⑤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古籍汉字字频统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4-15页。
⑥周有光：《中国语文纵横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⑦王凤阳：《汉字频率与汉字简化》，载《语文现代化丛刊》，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3辑，第92页。
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联合通知》，1988年版。
⑨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编辑说明》，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⑩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第6页。
（11）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第6页。
（12）周有光：《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6页。原载于《语文现代化》丛刊第2辑，1980版。
（13）周有光：《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第339页。原载于《辞书研究》，1984年第4期。
（14）沙宗元：《文字学术语规范研究》，第401页。
（15）（16）（17）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第257-261、262-264、266页。
（18）李国英、周晓文：《字料库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9）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4页。
[关键词]汉字；语文教育；科学认读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1)02-0032－04
热爱母语，学好中文，提升中国教育品质，这原本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现在的情形是：我国大中学生的中文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我们对母语的重视程度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中小学语文教育工作在很多方面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
从某种意义讲，一部汉字的演变史和汉语言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史。汉字及汉语言无论是作为一种载体和工具，还是作为文化和思维方式自身，都与中国的教育如影相随。没有对母语的热爱，没有学好中文的内在要求和强烈愿望，也就没有中国教育品质的真正提升。
一、百年回望：对母语认识的偏差及论争
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一直持一种弱国心态，从而导致了民族文化自信的缺失。很多人寻找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时，误将汉字作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甚至出现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论调。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提出了“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瞿秋白也主张废除汉字，他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
关于这一点，人们意识到，其原因可能首先来源于文字是有阶级性的论断。其次，近百年来，很多人认为汉字难认难学，不利于普及。
正是基于以上两种观点，不但当时有知识的革命者接受，而且一些革命领袖受之影响也赞同汉字改革要走拼音化之路。
新中国成立伊始，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特意给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了“文字改革”的建议。1949年10月10日，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汉字走拉丁化、拼音化道路，汉字实行简化，在当时属于一种主流声音。但也有有识之士反对汉字走拉丁化道路，不主张对汉字过分简化。
195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先后三次邀请学者对文字改革发表意见。会上，现代著名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旗帜鲜明地表示不赞成实行简化字，也反对实行汉字的拉丁化。陈梦家说： “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道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地宣布汉字的死刑。”“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持与上述观点相似意见的知识分子当时还有翦伯赞、唐兰等人。
1958年，汉字拼音化又被热衷于此事的人提起。在为全国政协会议所作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明确指出：“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的讲话使取消汉字的声音有所减弱。
汉字再次面临严重挑战是在计算机普及伊始，一些学者再次呼吁汉字拼音化。1980年，主张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第1期宣告：“方块汉字在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半个世纪前那场废除汉字的狂潮似乎风云再起，而这一次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有信息时代的推波助澜。
直到1986年，这样的争论仍然存在。但这一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还重申了在1958年所作的说明： “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做出绪论。”
仍然是不做结论!仍然是没有定论!仍然觉得实现拼音化不能急于求成，而是需要―个很长的过程1 1981年6月27日，钱伟长教授发起成立了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于电脑汉字输入法问题的研究，并亲自设计了“钱式汉字电脑输入法”。其后，王选等人使铅字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再一次让人们意识到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汉字输入法总数达。到了1600多种。古老的表意文字以其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和丰厚的文化底蕴，焕发出新的活力。
联合国官方正式使用的语言有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中文，重要的文件都会以这六种文字印发，而中文版总是其中最薄的一本。这充分说明汉字的生动表现力与内涵丰富性。
汉字不仅仅是沉默的字块，也不仅仅是简单的书写工具，它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传承，是我们民族的生命承载体之一，是汉民族一种伟大的创造。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与自己辉煌独特的历史一刀两断，我们所要做的，只有热爱母语，学好中文。
我们不反对使用拼音方案，不反对借用人家的文字来为我们自己的文字正音，但是，我们不可以拿别人的文字代替我们的汉字。我们引入过外国先进的东西，像标点符号系统、语法体系等都极有价值。但是，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我们的母语，保持我们对母语的最基本的感情。汉字相对于拼音文字有其独特的魅力，它音、形、义高度结合，可以说是一种视觉语言，对于中国人和中华民族，汉字使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完美结合是别的文字无法替代的。
二、教育反思：当代语文教育传统的缺失与语文教育的回归
如何才能在传统的语言教学中找到当今语言教学与语文改革的良方，从而真正提升当代中国教育的品质呢?
中国人传统的学习语文的方式主要就是阅读与背诵，在阅读与背诵的过程中形成语言的感受力。语言感受力的形成是一个渐进和内化的过程。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与情感、理性与感性、逻辑与想象，这些动态的语言感知与语言能力，它们的形成正是以大量的、长期的阅读和背诵为前提的。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人一直批评语文教学耗时多，效益低，“少、慢、差、费”是语文教学长期以来所遭遇的诟骂。
时至今日，我们的基础教育仍是“两多”“两
少”，即应试太多，读书太少；封闭式教学多，接触自然、了解社会少。应该看到，正是这“两多”“两少”导致了语文教育效率的低下和语文教学质量的下降。、
如何提高语文教育的效率?这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课题，虽然呼吁了那么多年，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
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提高语文教育的水平，就是要把正确的语文学习方法找回来；让语文学习回到遵循语文学习的规律上来，说到底，就是要从传统的语文教学中寻找到那种简单的、有效的方法。
中国当代的语文教育方式与传统的国文教育以诵、读、背为主的教育方式差别巨大。当代语文教育充满肢解式讲解、非此即彼的标准式答题、将文学阅读的情感式体验也化作公式般的填空式试题，这样的语文教育方式以及频繁的语文考试，在不知不觉中把中国传统的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好方法消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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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诗人余光中说，“不熟读古典诗文，就不会见识到中文美到什么程度。”朗读、背诵好的文章就是在感受语言的美，语言的感受力、感悟力的培养就在这种涵咏的过程之中。汉语言的韵律美，汉语言表达的对称与节奏，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演变积淀而成的民族审美心理。匀称的美学效果在中国的经典文章里得到了最充分、最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些经典文章的口口相诵、代代相传，又强化、固化了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汉语言的这一特点从《诗经》开始，一直到唐诗宋词，即使是接近白话的宋元话本与明清小说，也离不开这个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有一种切断中国文化根脉的现象，但是中国语言表达的风格并没有改变，五四以来作家们的诗文，其音韵和节奏的特征仍然十分明显。鲁迅的文章，即便是作为社会性政治论文的杂文，也是非常讲究节奏与语感的，其中的文言色彩和国学内涵，也能够让读者一下子就感受得到。
国学大师钱穆9岁就能熟读仨国演义》，还背熟了(侏子章句集注》，后来把(史记》也背下来了。茅盾也能把《红楼梦》背诵下来。鲁迅幼时就背下了《纲鉴》可以说，这些文化大师在少年时代就形成了非常丰厚的国学修养，构建起自己的国学基础。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的国语学习，就完全依靠了一本《三三国演义》。
当代也有这样的案例。无锡市天一中学被推荐到北大的14岁少年洪欣格，5岁就开始认字读书。在谈到自己的语文学习时，她说，主要是靠阅读《红楼梦》来学习语文的。至于《红楼梦》读过多少遍，她自己也记不清了。洪欣格在11岁时就写出了评价中国古代五个杰出女性的文章，分析评点了秋瑾与李清照等女性，让中学语文教师都刮目相看，自叹不如。
传统的语文教学正是靠大量经典阅读、经典诵读来丰富语言积累，以涵咏的方式来体会语言之美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应该在这方面作一些回归，引导学生主要靠阅读与感悟走进语文情境。
诵读是一种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浸润、熏陶、浸染，是一种语言的习得与享受。经常诵读，大量阅读，然后不断积累，这才是真正的语文学习的方法。
很多人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识，只要一提到背诵，就认为是死记硬背。甚者还有人提出，现在有了电脑，还要背诵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对此，笔者的看法是：电脑不能代替人脑；背诵与死记硬背也不是一回事。一个人总不能在需要讲话时说，让我打开电脑查一查。所有的讲话及相应的语言表达都应该储备在大脑的“磁盘”上，都应该准备在舌尖上，随时都能够脱口而出。这些都是童子功决定的。总理答记者问时，总不能临时打开电脑，寻找屈原的名句“虽九死其犹未悔兮，岂余心之所惩”吧?
背诵是识记，也是体验，要在吟与诵的过程中体验意象的纷繁美丽，体验节奏的舒缓徐疾，体验自然与情感的灵动与共鸣，体验思想与社会的共振与和谐，体验汉语言自身的简洁、对仗、铿锵、整饬等美感。这样的语言感受力一旦形成，它就会化作高超的表达能力，长短徐疾、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感觉便会形成；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的收放自如也就能够习得于心；文思泉涌、下笔成文就会成为一种写作常态；信手拈来、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就会成为人的一种语言常态。
三、科学认读――从学汉字入手提高语文教育水平
寻找并回归阅读、背诵、积累、感悟这一传统的语文教学方式，势必又会遭遇本文开头所讲的问题：汉字是不是难学难认?
我们通过十年的科学认读的教学实践发现，汉语言的现代化进程，使我们的汉字认读教学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境界。
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实施后，有些实验小学、语文教学改革试点学校为了尽快实现学生自主阅读的目标，对低年级学生的识字量及识字要求作了调整，即由过去的800个增加到现在的1200个。识字量的要求提高了，但有些方面的要求则降低了，过去对一个汉字的认识要求是音、形、义三者的统一，现在对有些汉字的认读要求是读出来即可。应该说，这样的转变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环境变了，时代变了，学习的主体也变了。学习的主体变得比过去更加聪明，更容易接受与适应世界的变化和进步。
过去那些主张汉字拼音化的人，对汉字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便是那些不主张汉语拼音化的人，也认为汉字难认难学。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这种错误认识带来了文字教学上的偏差：小学整整六年时间被集中消耗在学习两三千个汉字上面。各种新的小学语文教材虽有改进，但小学12本语文教材课文的选择仍然是以与汉字教学配套为重要的考量标准。
为什么要用6年时间解决两三千汉字的识字问题呢?我们通过科学认读研究发现，说汉字难认难学，确实是一种偏见与误解。
现在，我们所研究的“科学认读――培养儿童阅读素养”的课题，已有100多所幼儿园和小学作，为该课题的实验学校。我们正是充分利用了环境的变化，主动创设认读环境引导学生认读汉字的。10年的科学认读实验证明，汉字的认、读、写、用不必同步进行，可以先从认读入手，在幼儿园可以不让孩子先学会写字，只要学会整体辨认、读准字音，就可以基本上解决超前阅读的问题；到了小学一、二年级，让学生既扩大阅读量，又开始学习书写，在二年级之前扫清阅读障碍是没有问题的；在三、四年级，学生就可以在一、二年级解决了1000多个汉字书写的基础上，解决2500个常用汉字的书写问题；在五、六年级，学生就可以大量地阅读，形成丰富的语言积累。
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也是这样的情形：一旦让孩子认识了大量的汉字，就可以通过经典阅读，使他们在不断的积累中以感悟的方式来进行语文的学习。现在。学生的认读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认读汉字已经不再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很多白话文，小孩子都能读得懂，但我们却要进行繁琐的讲解，这是导致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主要原因。我们不反对分析与解析的方法，但是，对当代白话文课文的教学，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认真阅读。如果二年级结束后，在其后的四年小学阶段里学生能够阅读大量的书籍，则语文教学的功效会超过现在的初中语文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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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读实验，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全程性地解决了汉字到底是不是难学难认的问题，同时也客观地回答了早期教育要不要进行汉字认读的问题。如果说无锡市荡口小学的科学认读实验解决了幼小衔接时期低幼儿童汉字认读的问题，’表明了儿童完全可以进入早期阅读状态，形成初步的阅读能力的话，那么，我们在高港市实验小学的科学认读实验则表明，中国儿童在8岁之后，完全可以进入自主阅读阶段，并为将来初中阶段进入研究性阅读作好充分准备，从而形成一种真正的汉语语文素养。
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都是用母语进行编写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每一门学科都负有语文教学的使命与责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除外语外，每一门学科的教材都是用汉字编写的。所以，相关学科的教师都要引导学生学会阅读本学科的教科书。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汉字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和发展的过程中，已完全融入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之中并继续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前进。汉字在新的时代不仅不会被淘汰，而且越发表现出其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汉字与中国教育如影相随，它既是中国教育的组成部分，又决定着中国教育的特质与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母语充满感情，努力学好中文，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教育，它简直就是提升中国教育品质的前提与条件。
第三，汉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语文教育亦有强大的生命力，语文的现代化与语文教育的传统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
论文摘要：文章针对宋祖英等政协委 最提出的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从汉字的文化特征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汉字的确具有文化的传承性，但是现代汉字的发展演变又使得汉字的理据性有所降低，如果一味强调传承而忽视了文字的发展，也会矫枉过正，我们应该要在尊重文字自身规律和国家有关法规的基础上加强汉字的文化信息分析，从而培养年轻一代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和对本国文化的自豪感。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宋祖英、黄宏等2l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宋祖英等人的理由是：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中国汉字的由来、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 。而汉字的简化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隔断。该提案建议，国家应从小学阶段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比如将繁体字设置成必修课，或在讲授简体字 的同时也教繁体字，这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旺都有好处这个提案一出来，就引起一片争议之声。叫好的反对的彼此争论不休。
毋庸置疑人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非常敬重的，也都希望能够把这个根一直传承下去，但是究竟应该怎样传承，采用什么形式来传承是值得我们好好探讨的。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这个范围来说，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同时又是文化的忠实体现者。所以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在课程总目标第二条就写着“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吸收民族文化的智慧。”说明人们已经把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语文学习与继承民族文化联系起来了。
的确如此，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字都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信息，都是本民族文化的一个载体和体现者，而汉字中蕴涵的文化信息，是其他文字无法比拟的。裘锡圭先生说：“原始汉字的出现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到公元前第三千年末期，随着夏王朝的建立，我国正式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较完善的文字，因此原始文字改进的速度大大加快。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 ，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汉字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夏商之际(约在前 17世纪前后)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几千年的积淀使得汉字的文化 内涵 日渐丰富。汉字还是世界上唯一至今还在使用的表意文字系统，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多数汉字失去了象形的外貌，但在本质上还保留着早期文字的许多特征，而且越古其特征越明显，所以说委员们把繁体字与中国文化的根联系在一起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帕尔默在《语言学概要》中指出，汉字是由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的，汉字书写的书面语是独立于 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的。所 以，在中国，一个学生只要学了4000个左右的汉字之后，几千年的文献就立刻展示在他的面前。而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要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诸如 《荷马史诗》一类的经典。“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入一种字母文字，充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两年学习时间。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 ，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l．r．帕尔默 《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这段话虽然是针对过去有人提出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言论发表的看法，但也恰恰说明了汉字在继承民族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系统，它除了记录语言之外，还具有 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汉字的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价值。“几乎每个汉字都可以描绘出一幅中国历史文化图，或者演绎出一段中国历史文化‘典故’，因而汉字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是一种充满时代色彩 ，地域概念、人文心理特征的文化符号。”(张德馨《关于汉字文化研究与汉字教学的几点思考》，世界汉语教学，1999)正是汉字形体构造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也体现着汉字与其他文字的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1．许多汉字的结构显示了先民的生活和意识。就拿人生的最后一道程序丧葬习俗的有关文字，我们可以很明显地从中看到这种古代习俗随着地域和时代的发展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大圣人孔子虽然曾经反对野蛮的殉葬制度，《札记·檀弓下》“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但他却提倡“厚葬久丧，重为棺椁。”按照封建礼制丧葬实行“事死如事生”的原则，所以丧葬礼节是非常繁缛的。从孟子《许行章》可以看出，孔子死后，其弟子为他守孝三年，按礼制，父母、妻子和长子死后，都应守制三年。其实这种礼节是在封建政治伦理的需求下逐渐形成的，并非自上古就有之，相反，上古时的丧葬极其简略。从汉字的“葬”字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古代的丧葬风俗。“葬”字小篆作 ，字形南帅、死和一这i部分组成。“帅”为草丛(注：舯即草的本字)，“死”义为尸体，“葬”字字形中的“一”表示尸体被抬送荒野时所用的木板之类。这个字形所展示的跟《周易·系辞下》记载的中国远古的丧葬形式完全吻合。“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大意是古代的丧葬是用柴草把尸体包起来，扔到荒野之中，既不堆土堆，也不种树作标志，亦不存在丧期的问题。)“葬”字字形逼真地把远古时代先民们的生活习俗形象地保存了下来。尸体被扔在荒野让飞禽野兽任意撕咬 ，这种现象很快就有 了改变，改变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思维的发展 ，产生了灵魂观念 。认为人死只是躯体的死亡，人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如果对尸体不加保护任凭野兽撕咬，其灵魂就会发怒，从而降灾于活着的人特别是亲属。于是又发展出一种习俗，就是死者的亲属带着弓箭到尸体旁驱赶禽兽，这就是“吊”字的本义 。“吊”字小篆作由一个人和一张弓组成，表示人带着弓守护着亲人的尸体。孝子用弓箭守护尸体不让禽兽侵害，也不是最完善的办法，因为还会受到风吹雨淋 日晒等的侵害，所以继续改进 ，形成了用土埋葬的习俗，有了“坟”“墓”二字。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墓葬是在地面挖坑，尸体放入后把土坑填平，上面不封土堆，称作“墓”。而长江下游的南部地区，因为地下潮湿积水，它的墓葬形式和中原地区不同，不是在地面挖坑，而是在地上用卵石铺砌出一个墓室，上放棺椁 ，然后用土沙把棺椁埋起来，形成大土堆，称作“坟”。以后就吸收了南北两地的习俗合二为一，形成了既有墓穴又有土堆的墓葬。所以我们看到“墓”“坟”二字都以“土”为构件，表示与“土”有关。这种原本是出于需要而产生的习俗发展到后来便成了礼节，人持弓守尸，本是出于驱赶禽兽的需要，改土葬以后这种需要本已失去，而其形式却延续了下来，这就是后代丧葬中的戴孝守丧，也叫服丧。从汉字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古人的生活习俗也知道了今天我们很多文化习惯的由来，我想这是其它文字都无法办到的。
2．有些字形的演变反映了相关事物的发展。文字是用书面符号的形式来记录语言的，它的产生显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高度抽象概括能力，而且这种符号系统一旦建立，就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比如“桥”字，我们从它的构形可以推测出古代的桥是用木头做成的，《说文解字》：“桥，水梁也。”段玉裁注：“凡独木日杠，骈木日桥。”后来石头砌的、砖砌的、钢筋水泥建造的甚至玻璃钢纤等现代化的材料建造，不管怎么变化 ，能够起到沟通作用的建筑物都成为桥，这个本质的东西始终没变，所以“桥”的字形也没有改变。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事实 ，也有一些字随着事物的发展而产生 了相应 的变化 ，我们可以从字形的改变当中了解先民的生活变化，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发展。如“袜”字，《说文》作“鹱”。《说文 ·韦部》“裁，足衣也。”顾炎武《日知录》：“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因为“韦”和“革”都是兽皮，所以“裁”又作“蠛”。后来用布帛作袜，就有了从衣的“被”，简化为“袜”。从“袜”的字形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袜子是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细的发展过程。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一个汉字就是一部历史的原因所在了，学习了解一点汉字的相关知识无疑对于我们的后代还是很有好处的。
3．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反映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马是最重要的代脚力，所以不同毛色不同性别不同特点的马都有自己的专门称呼和用字，如膝以上为白色的马叫做“弄”，黑白杂毛的马叫做“ ”，毛色黄白相杂的马叫做“胚”，赤色马叫做“辟”；牡马叫做“粗”，牝马叫“群”；劣马叫做“骀”良马叫做“弱”“骁”；少壮之马叫做“驹”，千里马叫做“羁”，三岁或四岁的马叫做“蜃兆”，高大的马叫“睐”，马高六尺为“聒”。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马的作用几乎完全被现代的各式交通工具给取代了，现在再学这些字很显然人们已经不知所云，也完全没有必要了解这么多的专用字，所以这里很多从马的字都变成了不再流通的死字 了。而近百年来 ，汉语从西方语 言中吸收了不少音译词 ，汉字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些新字，比如为了记写“咖啡、啤酒、喹啉”和重量单位“吨”，就造了“咖、啡、啤、喹、啉、吨”等从口旁的字。很显然，从“马”的字多的时代应该是畜牧业比较发达的时代，是以马作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的时代，而像“氧、氢、氮、氯、氦”等从“气”的字逐渐增多，说明了这个阶段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这些信息都可以从文字的构成略见一斑。
我们分析汉字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掘汉字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示汉民族思维和语言发展的历史，使我们的下一代更好地认识汉字，了解汉民族文化。如果在汉字教学中能够通过探讨汉字文化蕴涵 ，形象直观的把所教授的汉字展示给学生，使学生从另一层次认识汉字形体和汉字的意义，更深刻地把握汉字的规律和特点，使学生形成有机的汉字知识结构体系。运用这种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的学习方式，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培养学生热爱汉字的情感 ，一方面提高了汉字学习的效率 ，一方面又能够凸显汉字的文化传承性，这当然是我们所有人的美好心愿。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样的现实。汉字产生至今，形体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现代汉字演变成为与整字读音 、意义都没有关 系的记号 ，这使得汉字的理据性大大降低。据有关调查资料，在常用汉字当中 ，带有记号字有 75．67％。许多形声字的意符只能表示宽泛、笼统的概念，甚至有的意符失去了表意性，纯粹成为一个记号。如“笨”，本来是一个形声字，从“竹”“本”声，意为“竹子里面的薄膜”，但是随着语言发展，“笨”已专指愚笨的意思，所以意符 “竹”失去了表意作用，在“笨”字中已经成为记号。如果看不到文字本身的发展，而一味地强调汉字的形体与文化传承的 系又会矫枉过正，汉字的难识、难写，妨碍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许多语言文字学家提出要全面的科学的看待汉字 ，既要看到汉字的优点也要看到汉字的缺点 ，从实际出发探讨汉字的理论问题和实际应用问题 ，从而把汉字研究引上了科学的道路，也使我们对汉字的认识有了一个 比较全面而符合客观的看法。
1986年 1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讨 论并贯彻了中央提出来 的新时期语言文字 作的方针和任务。方针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 ；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 ，制订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研究汉语 、汉字信息处理问题 ，参与鉴定有关成果 ；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2000年 lo月 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语言文字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从 2001年 1月 1日起施行，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我们这里所说的规范汉字就是指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简化和整理，并且由国家主管部门公布推行的汉字。很显然这已经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除非是特殊的需要，简化汉字是我们在学习、生活、工作当中都必须使用的规范汉字，这一点是谁也不能改变的，再到小学生当中去开设繁体字必修课，既增加学生负担，也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对于各位委员的这个提案，为了给大家一个正确 的认识 ，教育部特地举行了新闻会 ，教育部长周济针对有记者提出 “推行繁体字教育是否会列入教育部的计划”这一问题时，回答是：“欢迎大家对教育的讨论，不过请大家学习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法，我们国家有基本国策，就是要使用简化字，就是要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想，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应该说这已经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不管汉字的历史有多么悠久，也不管汉字承载着多少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都不能凭着自己的揣测和臆断，抑或是凭着一种热情盲目地为汉字的前途指手画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汉字还要继续使用下去，它的地位不会发生改变，既不会废除汉字完全拼音化，但也不会再倒退到使用复杂的繁体汉字，汉字将会沿着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我们在学习、使用规范汉字的同时，可以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适当地增加一些有关汉字文化的知识，比如开设汉字文化选修课、书法课或者组织兴趣小组的形式，让我们的孩子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培养他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 ，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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